张贤亮小说范文（精选6篇）
张贤亮小说 第1篇
一、主题和取材
张贤亮和从维熙的作品, 高扬着“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主题。素材大都源于自己劳改农场的亲身经历。不论是张贤亮笔下的章永璘, 还是从维熙笔下的高水和索泓一, 无一不是“右派”的身份出现在小说中, 他们都生活在劳改农场。过着“非人”的生活。但都对自身进行着深刻的反省。他们相信自己是无辜的。他们对党的忠诚丝毫未改。他们虽然生活的很艰苦。可他们从未放弃过对真理的追求。繁重的农场作业, 无休止的政治学习, 饥饿的困扰, 爱情的挫败构成了他们的生活。
不管是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还是从维熙的《泥泞》《风泪眼》都是作者对自己所亲历的苦难生活的讲述。作者在讲述历史创伤时带着极为浓厚的政治说教色彩, 这无形中对作品的审美造成了破坏。这当然与作者本身的文学修养与所处时代环境有关。“ (他们) , 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社会转折时期确立他们的政治信仰、文学立场的, 他们投身左翼的革命运动, 接受了关于人类理想社会的许诺, 愿意以‘阶级论’和‘集体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 也接受文学对政治的‘服务’的文学观。”因此, 他们的文学创作在主题和取材上, 是指向政治层面的, 具有政治干涉的性质。因此, 作者有时在作品中会情不自禁地发一番议论, 而大多又是空洞的, 进而破坏了作品的自然美和整体美。
二、艺术风格和文学样式
创新、探索是80年代文学界普遍的文学意识。然而创新和探索又侧面体现了文学界的浮躁。读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从维熙的《泥泞》《风泪眼》都会让人感受到作品内的沉重与凝重之美。但是二人在艺术风格追求上却有着很大的差异。张贤亮是将内心涌动的激情冷却后来表达自己的辛酸, 给人心灵上形成巨大的震撼。而从维熙则不同, 他往往将长期被压抑的情绪肆无忌惮的释放、宣泄出来, 以达到“激情的作用往往胜过技巧的效果”。因此, 他的情感是炽热的, 所以读他的作品往往催人泪下。”小说不仅应当“‘引起人哲理性思考’, 而且应当‘给人以美的享受’”这是张贤亮创作的立足点。张贤亮经历的严酷生活与他深沉的哲理思考造就了他独特的艺术魅力——沉郁、苍凉、严峻、雄浑之美。他的作品呈现着伤痕痛苦中的“缺陷美”, 粗犷质朴的内心美, 西北塞外的风情美。而从维熙似乎更大关注的是人性美。他长于运用理想化的手法来歌颂人性中的真、善、美。从维熙笔下的人物更多地注重道德的自我完善, 从而使作品有了“庄严的毁灭”的悲剧效果, 如石凤妮死在批斗会场而完成精神与人格的升华。
如果我们说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通过主人公内省的意识和潜意识活动、自我意识的冲突以及灵与肉的搏斗来结构的话, 那么从维熙的《泥泞》、《风泪眼》则是通过将原本复杂的生活现象条理化、清晰化, 为两种对立的道德体现者的冲突来结构的。总之, 不论是张贤亮哲理思辨, 还是从维熙无力的“煽情”都在无形中破坏了作品感性的浑然状态。而作者似乎过分钟爱主人公, 使他们过于理想化, 而这也难免不削弱作品对现实的反应力度。
三、光辉灿烂的女性形象
张贤亮和从维熙都成功地塑造了光辉灿烂的女性形象, 他们笔下的女性勇敢、泼辣、能干、痴情、善良、质朴。他们在男性精神崩溃时给予了最无私的爱, 拯救了他们, 成为他们超越苦难的力量。张贤亮在《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成功地塑造了马缨花和黄香久这两位可爱的女性形象, 她们是章永璘苦难中不可低估和不能缺失的人物。
如果说张贤亮笔下的两位女性是为了陪衬男性“自恋”的阳刚之气的话。那么从维熙笔下的女性则是和男性一样独立演出的角色。张贤亮传统封建的三从四德思想通过章永璘的表述体现了出来。他写女性是作为“女人”而非和男性平等来独立写出的, 而从维熙则站在了男女平等的立场上来塑造女性形象。石凤妮虽然是从妓院走向革命的, 但她的坚强和对爱情的忠贞会让读者肃然起敬, 她不顾世俗的嘲讽, 不惜在政治运动中失去生命。在特殊的政治时期毅然主动向高水求婚, 最终二人走向婚姻的殿堂, 而他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出的正义和骨气, 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使得她的人格得以升华, 在批评会上红卫兵乱棒将她打死, 完成了她生命的涅槃。李翠翠这一女性, 她身世悲惨, 无父无母, 但她勇敢、知恩图报。在李翠翠身上所体现出的报恩思想是最闪亮的一面。黄丽薇是从维熙着墨不多的一个女性形象, 她对爱情的态度上让人钦佩。她赤裸裸地无遮无掩地追求高水, 她的爱是火热的。但她的不幸悲剧却令人同情, 她深爱高水, 她愿为高水牺牲自己, 而她始终在爱情和婚姻上是个失败者, 她的性格造成了他的悲剧。
张贤亮和从维熙是同时代知识分子苦难史的讲述者, 他们也是同类作家中的佼佼者。研究他们的小说, 有利我们更清醒的认识人类文化上的那场劫难。还是尤凤伟在《中国1957》中说得好, “反右岂是能用扩大化就可以概括得了的呢?”今天我们重新讨论“反右”题材的小说是很有必要的。
摘要：1957年, 至今在老辈子知识分子心里铭刻着。这一时期知识分子苦难史书是80年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张贤亮和从维熙两位作家具有代表性, 他们出生在同一时代, 有着共同的“右派”劳改经历。本文从张贤亮的作品重哲理思辨, 从维熙作品重道德特点入手, 论述张贤亮重“缺陷美”, 而从维熙重人性的真善美的作品艺术风格、小说结构及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小说,“反右”运动,劳改生活,艺术风格,小说结构,女性形象
参考文献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张贤亮小说 第2篇
关键词：张贤亮；女性形象；审美特征
在张贤亮的小说中，始终贯穿着一个形象群体——女性，作者着意于刻画女性形象群体，就好似具有一种创作情结，类似于沈从文的湘西情结、孙犁的荷花淀情结，我们可以称之为女性情结。整体上看，这些女性形象汇聚了张贤亮小说表现女性的母性、柔美、善良、坚韧、淫荡、开放、大胆等多重内涵的复杂叙事。
1作者渲染的女性形象特征分析
张贤亮的作品中大都是以其自身的“苦难经历”为素材创作的，作品中男主人公就或多或少的带有着自传色彩，同时又都具有一种“不振奋”的软弱的文人特征，身心上都在承受着社会的不公带来的痛苦与磨难。在这种苦难的背景下，正如有人指出的：“张的女性系列似乎皆有如下柔美气质：近乎母性的怜悯、施舍和爱；而且她们对男人的宽恕，并非出自深究原委后的通达，更多的是近乎溺爱的迁就，夹着怜爱的姑息。”11］
2女性形象与男主公关系
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可以说都不是孤立的，大都是和男性形象相伴出现的，二者相互关联，二者的关系也往往隐藏着作家创作的潜意识。张贤亮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绝不仅仅是现实生活中某几类女性的写照与升华，更被作家突出了叙事学理论中的“角色”和“功能”的功用。她们是作者幻想的“女神”——满足男主人公生理和心理需要甚至“拯救”男主人公灵魂的化身。
2.1生理上的“救世主”
在张贤亮的作品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古典文学模式，即公子落难，下层女子相救，这是张贤亮的作品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之一。这些女性形象大都以泼辣、勤劳、善良而又痴情的形象示人，在与男主人公的相处中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扮演的“救世主”的角色。她们用自己坚韧的生命力、灵魂美和执着动人的爱情，抚慰了那些在西北贫瘠的土地上经受着饥饿、性的饥渴和精神困顿的落难知识分子，拯救了他们濒临崩溃的生命，给予了他们超越苦难的力量。
2.2心灵沟通上的“局外人”
尽管那些善良泼辣的劳动女性在生理上拯救了他们，给予了他们生存下去的资本和战胜苦难的力量，然而她们却永远无法走进他们的内心，他们只是那些知识分子心灵生活的“局外人”，正如张贤亮自己说的“女人永远得不到她所创造的男人”。［2］
2.3“工具化”了的牺牲者
张贤亮笔下的女性男性关系成为了救赎与被救赎的关系，“从中涌现出了不少对女性的动人的温情印象，但也涌现出了更多的关于背叛的阴暗记忆”【3】。因此，这些女性虽然在关键时刻拯救过落难的知识分子，抚慰过他们的心灵，但充当的却无非是男权话语下的牺牲者，是被“工具化”了形象。她们的“工具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要用自己的爱情和善良拯救或者说弥补男主人公的需求，填补他们的精神生理空白。［3］
3张贤亮小说女性形象特征的成因
在张贤亮的小说中存在的女性形象作为他所倾心刻画的意象群体，具有复杂的形象内涵，同时又在与男主人公的关系中，展示出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方面他们用近乎完美的品质抚慰着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却又要充当男权下的工具化了的角色。正如有人总结的：“张贤亮的小说一开始就表现出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不同，没有‘伤痕的细描，也没有直接的历史反思，而是将笔触侧重到女性形象的塑造，而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却烘托出了一个男性主人公的鲜明的形象。”［4］
3.1“苦难”的排解与生命力的宣扬
知识分子的苦难在于，高度的专政和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带来的双重痛苦，在精神上被剥夺了思考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话语权和对时代和社会的思考权，在这种重压之下，他们感到的是被“阉割”的不完整的人。对待劳动和劳动人民，“右派”知识分子的感情比较复杂。按照“被改造”的政治要求，一方面必须要虚心接受劳动的锻炼和劳动人民的再教育来达到改造的目的，另一方面却又自认为凌驾于他们之上，在知识水平和认识水平上高于劳动人民，于是他们会经常表现出对劳动人民的鄙夷和尊重的交替。张贤亮正是将这样的知识分子心态以及在特殊时期的苦难心境及其排解转化到小说的虚构之中，转化到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女性形象的塑造之中。
3.2“苦难”的转移和作家的“白日梦”
弗洛伊德曾说过：“精神活动是与当时的印象与当时的某种足以产生一种重大愿望的诱发性的场合相关联的。从那里回溯到早年经历的事情（通常是儿时的事情），从中实现这一愿望；这种精神活动现在创造了一种未来的情景，代表着愿望的实现。它这样创造出来的就是一种白日梦，或称作幻想。”
根据这一理论，张贤亮的“白日梦”创作可以理解为，他把自身的苦难经历转移到了章永璘等男主人公身上，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实现了苦难的转移，因而带上了浓厚的白日梦性质。张贤亮的小说对“右派”知识分子在农村生活中的种种尴尬和精神痛苦做出了特殊化的处理：不以知识分子物质生活中的苦难为主要描写对象，而是以其在农村苦修马克思原著为精神支撑；对农村妇女形象表现出一种男人欲望的“白日梦”表达特点，突出了男作家或者男主人公幻想女性成为他所想象塑造的完美女性。
参考文献：
［1］汪冬梅.“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论张贤亮小说的女性意识、苦难意识及其“类士大夫”气质［J］.文学研究.
［2］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论张贤亮的小说创作［J］.上海文学，1986（2）.
［3］石世明.作为牺牲者的女性魅力——再论张贤亮的创作［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95.
张贤亮骨灰安放在西部影视城 第3篇
几天以来, 不断有人来到殡仪馆向他敬献花圈。遗体告别会开始前, 400多个花圈摆满了告别厅, 张贤亮躺在鲜花丛中, 像是熟睡了一般安详。
78岁高龄, 已算是寿终正寝, 因此张贤亮的家人看起来并没有过度悲伤;反倒是影视城的老员工们, 个个双眼哭得通红。其中一名工龄达17年的女性员工, 在送老爷子最后一程的路上抑制不住悲痛, 放声痛哭, 口中还一直在喊:“主席啊, 不要丢下我, 你睁开眼看看我……”等情绪恢复平静后, 她哽咽着说:“主席待我们不像老板, 像家人。”
当地百姓也有不少赶来送行, 虽然有些人此前并没有见过张贤亮本人, 但说起老爷子, 他们会说:“他是我们的恩人。”
张贤亮远去的“堡主” 第4篇
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历经沧桑。但他从不抱怨命运和苦难，反而感激那段荒唐而悲情的岁月，让他与宁夏的一切溶为一体，并在這片土地上成就了人生传奇。
2014年9月27日，一代文学大家张贤亮因病猝然离世，享年78岁。
从养尊处优的名门少爷，到饱受22年劳教之苦的“右派”，再到名震中外的伤痕文学作家、拥有亿万财富的西部影城董事长，乃至整个宁夏的“形象代言人”，张贤亮用他的经历告诉人们，人的一生可以多么悲惨，也可以多么辉煌。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人生经历其实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说。”
没落贵族因诗劳教22年
1936年，张贤亮出生于江苏南京，祖父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父亲张友农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后弃政从商，开过工厂，做过证券交易，与张学良、戴笠等人都有交情；张贤亮的母亲同样出自官宦世家，曾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
张贤亮的童年是在上海高恩路的花园洋房里度过的，无忧无虑。他不会自己系鞋带，但他的脚能分辨出羊毛地毯和化纤地毯。家里有两辆车、两个司机、六个厨子、一个英国管家和一个教书先生，下人们都称他“少爷”。
上海在日军炮火中沦陷后，父母带着张贤亮兄妹俩移居重庆生活了9年。1945年，一家人又回到上海，但因当时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和迫害，他父亲很快又被排挤到了北京。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张友农作为旧官僚被投进监狱，不久就去世了，张家从此衰落。自古雄才多磨砺，一系列家国变故，让张贤亮这个昔日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名门少爷，迅速成熟起来。
1954年，张贤亮18岁，在北京读高中。因为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家庭”，上学期间备受欺辱。毕业前夕，老师找到他，说学校经常丢东西，又查不出是谁，你的“帽子”多，多背一个也无妨。为了保住读书的机会，他答应了，不久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学校开除。
当时，北京要打造一个红色首都，把一切不符合条件的人都迁离京城。已是家中顶梁柱的张贤亮与母亲和妹妹一起，加入了被“迁移”的千人队伍，在宁夏贺兰山脚下定居下来。
母亲在宁夏所表现出的坚强乐观，深深影响了张贤亮。“当年，她是打麻将打到腿肿掉也不下桌子的富太太，但在贺兰山脚下，蚊子有蜻蜓那么大，一家人吃了不少苦，母亲却连一滴眼泪都没掉过。相反，以前从不下厨的她开始给家里人做每一顿饭吃，每天都笑嘻嘻的。”
自小受家庭熏陶，张贤亮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一直对古典文学十分着迷。1956年，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会气氛相对宽松，这一切燃起了张贤亮对新时代的期望。当时，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诗人，也是宁夏干部文化学校的语文教员，于是，他写了一首诗—《大风歌》，来歌颂这个时代。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首诗竟将他打入了人间地狱！
1957年，席卷全国的“反右运动”如火如荼，21岁的张贤亮因在《延河》杂志上发表《大风歌》，被认为是在怀疑社会主义。很快，《人民日报》专门组织文章对《大风歌》进行批判，张贤亮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银川郊区的西湖农场，开始了长达22年的劳改生涯。
劳教3年之后，他被分到离西湖农场40华里的南梁农场。这时恰恰赶上大饥荒，人们饿得走不动，开始大量死人。睡在屋里一个炕上的两个人，早上一睁眼起来一摸，另外一个身体凉了，然后就抬走。
有一天，张贤亮坐在农场的土坯墙下晒着太阳，看他所有书籍中惟一被带进农场的那本《资本论》，突然脑袋一歪就饿晕过去了……人们以为他死了，就把他与死人一起扔到停尸房。
到下半夜，张贤亮醒过来一看，满屋子死人，他挣扎着从屋里爬到门口。西北的门和其他地方的门不太一样，开门需要抬一下，才能从屋里出来。他就拼命地爬到门底下，把那个门抬倒了，才被人发现。
但大难不死的张贤亮并没有迎来后福。从1958年到1978年长达20年的时间里，张贤亮始终没有摆脱被关押的命运。“那个时候，每一次运动来，都要抓一个人，没死没活地折腾你，不像拿刀子割肉，而是像拿锯子锯肉那样难受。”
一直熬到了1978年，全国开始普遍地给“右派”平反、摘帽子，一些文化文艺界的人物都得到了平反，比如王蒙、刘冰雁、刘绍棠等。可张贤亮不但没平反，还升级为“反革命分子”。
苦难记忆造就当代文学经典
张贤亮虽然没被平反，但他还是明显感觉文化环境相对宽松了。他惟一的本事就是写作，于是就四处投稿。
他的一篇小说投到第三次的时候，转机出现了。这篇小说就是后来被谢晋拍成了电影的《老人与狗》。
《老人与狗》被宁夏惟一的文学杂志《朔方》刊发，引起了当时宁夏主管意识形态的副书记陈斌的重视。他说张贤亮是什么人啊？小说写的不错，你们下面查一查。公安局、检察院就组成了一个联合调查组，一查才发现，加在张贤亮身上的很多罪名，都是历次运动中反复弄的，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右派”。
澄清真相后，1979年9月，张贤亮终于被平反了，并进入《朔方》杂志社当了编辑。第二年，44岁的张贤亮娶妻生子，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妻子冯剑华是《朔方》杂志主编，比他小14岁。
婚后不久，张贤亮写出了小说《灵与肉》，一夜成名。小说随后被导演谢晋拍成了电影《牧马人》，在当时物价低廉的背景下竟创下亿元票房，相当于每个中国人都看了一遍。
1984年，张贤亮发表了中篇小说《绿化树》，再次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共鸣。一时之间，张贤亮这个名字红遍大江南北。有人为他天生的乐天派所动容，有人为他不幸的遭遇潸然泪下，也有人对他夸大“文革”的遭遇嗤之以鼻，而张贤亮只是平淡地回答：“我只是想在政治条件允许的前提下，还原那个让人记忆犹新的年代，让更多的读者去全面了解那段历史，从而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生活。”
nlc202309040151
此后，张贤亮在文坛上一发不可收拾，前半生所遭受的苦难和22年来的人性反思，都成为他创作的财富。继《绿化树》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肖尔布拉克》《我的菩提树》等小说也先后走红，有人说他的作品就像是一曲冲锋的号角，为当时的文坛注入了反思和革新的力量。
在当时的文坛，张贤亮创下过很多“第一”：他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第一个写知识分子的没落感，第一個写关于男欢女爱的小说，第一个写无厘头闹剧。他的作品总能在国人的阅读中激起巨大波澜。特别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标新立异的写作风格，以及对当时大众道德观念的挑战，一度在全国引起很大争议。
毫无疑问，张贤亮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伤痕文学创作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先后三次获得国家级小说奖，有九部小说被搬上银幕，其作品还被翻译成27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在国外，他一度被认为是中国的“米兰·昆德拉”。
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成就之后，张贤亮也走上了领导岗位，担任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主席。
贩卖荒凉成为中国“首富作家”
1993年，全国兴起下海经商热，根据当时的政策，张贤亮想给文联创办一个经济实体。但文联没有资源，就几个毫无实权的穷酸文人，怎么办？
这时，张贤亮想起一件事情。几年前，张军钊导演为自己要拍摄的电影一路选景来到宁夏，张贤亮就派人带他去了贺兰山下那片有大漠、残阳、古堡的神秘之地。张军钊一去就惊呼，这正是他要的那种粗犷、荒凉的感觉！于是，他就和电影的总摄影师张艺谋一起，在这里拍出了《一个和八个》。
张贤亮由此想到，那地方距银川市区只有30多公里，可否办一个影视基地？早在南梁农场劳教时，他就曾到那地方买过盐巴，“在荒漠和鹅卵石沙砾之中，突兀地出现两个巨大的土城堡！土城堡和周围的土地都呈现出了黄色，光线一照，有一种别样的震撼和辉煌。”
张贤亮说，第一次看到那两座土城堡，就觉得它们跟自己的命运一样，衰而不败，破而不坏。他考证后还发现，那两座土堡竟是明代遗留下来的戍边城堡。
张军钊拍完《一个和八个》以后，张艺谋拍《红高粱》也选择了那个地方，这更让张贤亮信心大增！但文联没钱办影视城，向银行借钱必须得有抵押。文联最有钱的就是张贤亮了，当时他的作品在20多个国家发行，积攒了大量外汇，他就拿着全部外汇到银行抵押了78万元，买下了那片土地和古堡。
从此，张贤亮的人生进入另一种模式。他一边创作，一边营造西部最大的文化旅游景点—宁夏镇北堡西部影城。
大漠黄沙、沧桑古堡、百年老树、客栈酒肆、骆驼马匹、银月弯刀……张贤亮完全按照一个文人对市场的理解所建造的这座影城，果然获得电影人的青睐。一个又一个剧组在这片西部风光中尽兴地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先后拍摄了《新龙门客栈》《双旗镇刀客》《关中刀客》《大话西游》《牧马人》《黄河谣》等100余部影视作品。
在此过程中，张贤亮又用了聪明一招。他不仅要让西部影城成为单一拍摄电影的场所，还要使这里成为一个文化景点。那么多电影电视剧组到这儿拍摄，他从不收费，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留下景物和道具。
比如，张艺谋在拍摄《红高梁》时打造的月亮门，徐克和李惠民导演拍《新龙门客栈》时搭建的客栈以及都督府等场景，都成了影城招揽游客的好去处。而且，剧组留下来的任何一点东西，包括场景、道具、演员行头、明星轶事等，都被影城转化为旅游资源。比如张艺谋拍摄《红高梁》时穿烂的一双球鞋，巩俐使用过的水壶，至今都摆放在展厅中供游客参观。
1999年，张贤亮通过一个活动，把影城事业推上了顶峰。那一年，镇北堡西部影城承办了中国最重要的电影节—金鸡百花奖颁奖仪式。张贤亮把中国电影各个时期的重要人物全部请来，然后为自己的影城发布了一个响当当的“广告词”：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
张贤亮被认为是同代文人中从商最为成功的人。到2012年，在他给儿子张公辅交棒之时，影视城全年的参观人数已达到107万，门票收入8000多万元。这一年，公司价值2亿元，有400多员工，每年还向周边农民提供500多个就业机会。
而早在2004年，张贤亮就被称为“中国作家首富”，对此，他本人也欣然接受。“作家一般都是穷人嘛，就像丐帮一样，大家都穷，相对来说我这人是最富有的也没什么不可思议，充其量是丐帮首领，又不是中国首富。”他说。
惊世成就到头“只是玩玩而已”
“荒野一堆土，居然八阵图。捉刀写世界，仗剑走江湖。大隐何妨市，立言未必书。壮哉镇北堡，真是不含糊。”这是易中天为西部影城题的一首诗。
到西部影城视察并留下题词的各级领导也有很多，张贤亮最欣赏的是文化部原部长孙家正的三个字：“真好玩！”
很多人向张贤亮讨教成功的窍门，他语出惊人：“我只是玩玩而已。”
在西部影城，张贤亮确实把他爱玩的心性发挥到了极致。张艺谋在镇北堡拍《红高粱》时，曾在那里搭建了一个酒作坊，张贤亮把它进行了进一步加工，不仅按原样复制了这个酒作坊，而且把整套制酒工艺也搬了过来。游客不仅可以亲见电影的拍摄场面，更能亲历繁复而又有趣的酿酒过程。
为了复制影片《黄河谣》中的古戏台，张贤亮专程赶到山西买了一个残存的古戏台，原封不动地迁到了影城。
即使平时在影城散步的时候，他也在琢磨一些好玩的点子。比如安装在塑料身体里的喇叭，刻在石头上的明星签名，“来时是游客，走时是明星”的MTV制作，还有被命名为“轻松一处”的厕所，都是他休闲时想出来的杰作。
生活中的张贤亮也有着很多爱好。他65岁学会开车，不久便成了飙车一族，车开不到100码不过瘾。作为连任5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张贤亮经常要去北京开会，自从买了车，每次进京他都是自己驾车。
在经商的同时，张贤亮也并没有忘记写作。
nlc202309040151
1997年，张贤亮发表了20万字的长篇文学性政论散文《小说中国》，阐述了公有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首次大胆提出“私有制万岁”，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
2010年，74岁的张贤亮发表了描写未来精子危机的长篇小说《壹亿陆》，他以未来世界中人类遭遇精子危机为主题，描写了社会各方人士为争夺某个优异“人种”展开的一场争夺战。作品一发表，便引起极大反响与争议，有人甚至指责他的小说荒诞而低俗。对此，张贤亮回应说，他写的是时代问题，直指当代现象，意在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比如在《壹亿陆》中，我反映人类的衰亡趋势，精子危机是一个严肃的话题，许多人却觉得有些荒誕可笑。我相信我写的比那些美女作家含蓄。”
张贤亮还十分热心于慈善。他曾表示，“我不是最有钱的中国作家，但一定是做慈善最多的作家！”他要把慈善做成时尚，“为什么大家把钱花在奢侈品上就叫时尚？做慈善就不叫呢？我就是要开这个先河！”他说。
从2010年3月起，张贤亮发起了“救生行动”，旨在救助宁夏因病致贫的困难群体及在宁打工者。“从死亡线上挽救一条生命是社会每一个人的责任。”他说，“在农村很多地方，几千元的花费都是很大的问题，这让他们对医保或新农合自费的那部分仍然望而生畏。再加上很多人没有保险，更需要社会关怀。”
张贤亮对幸福的理解很简单：人渴了有一口水喝，饿了有一碗饭吃，困了有一张床睡，这个人就是幸福的。除此之外，所有的荣辱得失都是身外之物，不必太在意。
2012年底，一向身体硬朗的张贤亮查出了重大疾病，烟瘾很大的他不得不戒烟。不久之后，他30出头的儿子张公辅担任了西部影城总经理，开始替父亲打理生意。
张公辅早年师从韩美林学画，后来回到银川生活。前几年，张贤亮夫妇还收养了一个小女儿，两人对幼女极其钟爱。
2014年9月27日下午两点，一代文学大家张贤亮因病猝然离世，享年78岁。
很多名人通过不同方式悼念张贤亮。崔永元说：“‘文革’中，他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为了活着，他受尽了屈辱。‘文革’结束，他拿起笔以小说的方式开始了对那些荒唐岁月的回忆与反思。张贤亮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宁夏名片’，一路走好！”
作家陈村说：“张先生是中国作家中少有的真土豪。他将写作、行商、参政、行乐结合得那么无隙，卖出西北的荒凉，很难得。”
9月30日，张贤亮追悼会在银川举行。在迎来送往一批又一批与丈夫告别的亲朋好友后，他的妻子冯剑华首次接受了媒体采访。她表示张贤亮走的很安详，还透露打算在影城建一个纪念馆，里面有张贤亮的作品、手记等，并将张贤亮的骨灰存在纪念馆里。
张贤亮的儿子张公辅说，按照父亲的交代，父亲的碑文将写上这句话：“他来了，又走了。”
张贤亮小说 第5篇
旷野、荒漠、古城堡
镇北堡地处银川西郊, 从市区出发也就30多公里, 透过车窗, 路边的古城墙与泥人军士已经让人兴奋了起来。下得车来, 忽觉天昏地暗, 狂风劲吹卷着沙粒, 间或雨滴扑面, 在这荒凉的田野上, 劲风、飞沙、走石、古堡、枯木、贺兰山阙, 构成了可遇而不可求的奇绝景致。旷野漠漠, 风沙迷漫, 纵横交错的黄土高坡, 一览无遗地裸露着泥土最本质的存在, 无言地诉说着难以言表的荒凉、荒芜和苍茫。
辕门设计独具特色, 粗木为架, 绳索开拉出诺大的牛皮背景, 上面书写着镇北堡西部影视城几个大字, 道路两边矗立着土筑的烽火柱, 透着一股瓦凉。摸一下那厚重的坑坑洼洼的古城墙, 神思遐飞, 一下子让人感到了千百年前的冷兵器年代, 刀光剑影, 战马嘶鸣, “踏破贺兰山阙, 渴饮匈奴血”雄壮威武的气势。再往里走, 是一堵斑驳的土墙, 谢晋、张艺谋、张纪中、张国立等著名影人的签名密密麻麻, 无言地传达着这里的文化底蕴。在这个古堡中, 奇特、雄浑、悲壮、残旧, 衰而不败的景象, 将它的荒凉感、黄土味及原始化、民间化的审美内涵, 尽情地呈献给每一个能读懂它的人。
据镇北堡的老乡介绍, 贺兰山口一带, 曾是古代重要的边防要塞和交通要道, 镇北堡曾是一个重要的经济贸易中心, 当时有一户周姓人家在此为方便行人开办了一间车马大店, 名为“周家店”, 专门为过往的人们提供住宿服务。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 由于周边经济的发展, 镇北堡逐渐失去了贸易中心的作用, 周姓人家搬走了, 现在这里只留下这段残破的城墙, 如今已是镇北堡历史的最好见证者。
步入城中, 不由得让人想到了创始人张贤亮, 最早了解他, 还是从他的创作的《灵与肉》 (电影《牧马人》原作) 开始, 继而读了他的小说《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 深深感觉到“坎坷催人奋进”, 是张贤亮最鲜明的人生符号。意想不到的是, 在写作事业已经非常成功的时候, 他却突然做出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举动——依托镇北堡古迹创建了西部影城。
敏锐、传奇、张贤亮
张贤亮本身的经历就曲折坎坷, 而他创办和经营西部影视城的过程, 更为他的人生增添了传奇色彩。镇北堡西部影城, 它诞生在两座曾被世人遗忘的古堡中。沿公路边的古堡俗称“老堡”, 始建于明代弘治年间, 是古代军事要塞的兵营, 在清乾隆三年 (1738年) 被地震摧毁, 距今已有500年的历史。到了清代为防御外族的乘虚而入, 在震毁的“老堡”旁边不到200米处的地方, 又修建了一座比“老堡”略大一点的土城堡, 这就是所称的“新堡”, 它大约落成于旧堡被震毁后的两年, 距今也已有近300年的历史。这种古堡, 在当地俗称“土围了”, 是中国西北地区特有的“覆土建筑”。古代人也讲究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 城堡墙体没有一块砖石, 完全用黄土夯筑而成。经过数百年的雨雪风霜以及人为的破坏, 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 边防要塞的雄姿已经荡然无存了。
1961年, 在南梁农场劳动的张贤亮, 去附近的镇北堡集市买东西, 那时候这地方周围都是荒野, 附近没有任何建筑物, 甚至连树也没有。当他走近时, 就看见从黄土地迸发出来这么一个大土堆, 有一种衰而不败的雄浑气势和发自黄土地深处的顽强生命力, 透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给人一种难以言说的震憾。张贤亮以艺术家敏锐的眼光, 发现了镇北堡特有的审美价值。看到这独特的场景, 他当时就觉得这样耸立着两组古堡的废墟, 要是作为一个电影的画面, 一定会给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随后创作的小说《绿化树》当中, 他把这个场景写了进去, 叫镇南堡。
最先来这里取景拍片的是张军钊导演、张艺谋摄影的《一个和八个》, 那时候张艺谋还默默无闻。这部电影想从西部找一个合适的古堡废墟来当外景地, 来到宁夏选景时, 张贤亮就把他们带到镇北堡。1981年, 谢晋导演在拍张贤亮原创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牧马人》时, 理所当然又把外景地选在了这里。从此, 镇北堡西部影视城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可以说, 镇北堡以充满浓郁的西部风情被人们所熟知, 张贤亮也如是说过:“如果没有智慧和艺术, 镇北堡就一钱不值。我出卖的并非真正的荒凉, 而是经过文化艺术装潢过的荒凉。”
天然、民间、生命力
进入镇北堡, 也许还有些眼花缭乱, 没关系, 如果是50年代出生的人, 提起《牧马人》你是再熟悉不过了;如果是60年代出生的人, 《红高粱》你肯定看过;如果是70年代出生的人, 《乔家大院》、《黄河谣》你应该有所耳闻;如果是80年代出生的人, 《新龙门客栈》、《大话西游》相信很多人不但看过甚至连其中的经典台词都能倒背如流;如果是90年代出生的人, 《刺陵》、《锦衣卫》、《越光宝盒》更不陌生。镇北堡西部影城最大的特点是:纯天然, 纯民间化, 连道具家具也追求真实感, 既有电影美学价值, 又极少雕琢痕迹。所以到西部影城拍片, 演员一致觉得最容易“入戏”, 表演时更为动情, 因为他们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 一下子倒回到几百年前去。镇北堡西部影城以原始、古朴、粗犷、苍茫的独特韵味, 吸引了一大批不同风格与类型的重头戏来这里取景拍摄, 留下了一批批优秀影人的身影和足迹, 也使一部部电影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经典之作。
进入“文革”区仿佛就回到60年代, 虽然对于现在的人来说是个非常陌生的年代, 但从父辈们经历过故事里能拾取一些印象。在这个并不大的院子里呈现的场景有人民公社、露天电影院、样板戏、大食堂等。一般人看到这些场景更多的是好奇, 但想想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来到这里, 一定会唤起对于那个“又红又专”的年代无限的回忆。穿过拍摄《关中刀客》的城门, 就是《新龙门客栈》的拍摄地。龙门客栈原场景, 客栈的特点是一层没有窗户, 只有二层有几个像炮眼一样的小窗, 凸显出客栈神秘诡诈的气氛。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知道, 故事中张曼玉饰演的泼辣而仗义的老板娘, 最终帮助解救良相之后免于魏忠贤毒手的重要故事情节就发生在这个小客栈中。透过不同导演的不同镜头语言, 镇北堡也在人们的视觉与想象中逐渐丰富起来。在镇北堡西部影城摄制的影片之多, 升起的明星之多, 获得的国际、国内影视大奖之多, 皆为中国各地影视城之冠, 所以有“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美誉。
张贤亮卖天价水 第6篇
著名作家张贤亮,堪称中国文人“下海”经商的成功典范。由他创建主持的西部影视城,经过数十年苦心经营,已经成为著名影视拍摄基地和旅游胜地。滚滚财源不但把张贤亮由一个穷文人变成了“大儒商”,而且使他担任主席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也成了全国很牛气的文化单位。
张贤亮的成功,引发了不少人的“红眼病”,有人四处告状,要求政府把他的企业收归国有;有人使绊子,想让他栽倒;更多的人是暗中中伤,说张贤亮的成功并不是他会经营,有多大本事,而是运气好,靠出卖荒凉赚了大钱。而张贤亮却不这么认为,觉得说自己卖荒凉是事实,但是,真正的荒凉是卖不出去的。他卖的是自己的创意,也就是说是在出售“荒凉文化”,如果没有文化创意,荒凉便一个铜板都不值。可是,说得再漂亮也不能堵住别人的嘴巴,为了证明自己在出售创意,张贤亮特地作了个试验,以事实告诉人们什么叫创意。
其时,西部影视城旅游相当火爆,有时一天的游客竟然比天安门广场的游人还要多。旅游业兴起,拉动了旅游纪念品小商品市场蓬勃发展,西部影视城到处是贩卖旅游纪念品的店、摊。张贤亮看到市面流行“中国结”,所有的商店摊子上都摆满了红红的“中国结”。但是,市场竞争激烈,“中国结”卖不出价钱,一只最多就卖个十来块钱,利润空间相当有限。于是,他别出心裁推出了一款新型“中国结”。先找一个厂家生产一批造型精美的小瓶子,再到黄河壶口瀑布打来黄河水,将黄河之水灌入小瓶再密封,然后把装有黄河水的小瓶子挂到“中国结”上,既起到了装饰作用,又寓于了“卖中国结,带回母亲河的祝福”之深意,价格比单纯的“中国结”翻了10来倍,产品推向市场就卖疯了。一小瓶黄河水提高了“中国结”的品位,人们不得不佩服张贤亮的创意,再也没有人说张贤亮是出卖荒凉赚大钱了。
一只装了黄河水的小瓶子,如果扔在地上,肯定不会有人捡,哪怕送上一桶黄河水,游客也未必肯要,但是,装有黄河水的小瓶子一挂到“中国结”上,为何就身价成倍涨呢?关键在于张贤亮注入了“爱国文化”的内涵。“中国结”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情结,而黄河流域又是中华文化发祥地,黄河向来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国结”加上“母亲乳汁”,那是怎样一种情境啊?面对母亲的祝福,谁不动容,谁不虔诚之意顿生,谁还会在乎价格昂贵而拒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