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范文（精选12篇）
终结 第1篇
【引言】：近百年来屮国画遭遇前所未有的变局和挑战，是中国画历经磨砺和波折的时期。从20世纪之初对于屮闻画矫枉过正的误区，到20世纪屮后期屮国画终结论的产生，这些都深受外来艺术形式和艺术理论的影响，并逐步得到改正：在当下现实世界里，消费社会和图像时代给中国画带来了生存困境，促也带来了发展契机。
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模式的笼罩下,很多方面都深受照搬照抄、教条主义的危害。在苏联契斯恰科夫素描教学体系的影响下,江丰提出中国画的教学不科学,而且推崇油画,称之为大画种,贬低国画,称之为小画种。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美术界刮起了否定中国画的民族虚无主义之风,许多院校美术系取消了中国画教学,或者将中国画改为“彩墨画”,中央美术学院及华东分院(今中国美术学院)都成立了“彩墨系”,上起了“彩墨画”课。只有在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今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由于傅抱石的竭力维护和大力争取,始终保留着中国画教研室,开设着中国画课程。这一时期,中国画坛一片惨淡,南京竟成了中国画存在的最后堡垒。
中国画的这一重大变故并没有理论的铺垫,直接将“彩墨画”推出和付之于教学实践,几乎以国家之力造成中国画的终结。但很快随着对苏联赫鲁晓夫的批判,客观促使中国走出了苏联模式,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问题,中国画也因此获得重生。1957年9月,中央美院以及华东分院(今中国美术学院)的彩墨画系又改为国画系,同时恢复了山水画和花鸟画的教学;同年《中国画》季刊创刊,还有一大批研究中国传统美术的书籍出版。
20世纪后半期,曾经是中国画最后堡垒的南京,再一次与中国画的命运紧紧相连。这一次是在理论领域对中国画艺术的争论,主要有南京艺术学院李小山提出“穷途末路论”,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林逸鹏提出“废纸论”。这两种观点前呼后应,汇聚成一股强大力量,引起整个中国画坛的震动。此时理论界所关注的,已不是在中、西比照下探讨中国画发展道路的方向问题,而是在古、今语境中思考中国画发展道路的有无问题,是一次考量中国画艺术本体价值和前景空间的重要讨论。
“穷途末路论”和“废纸论”成为中国画史上不可越过的一页,但也是中国画发展必须跨过的一道沟坎。为了彻底破除这一阻碍中国画发展的魔咒,抑或是以此为转机,为中国画艺术的发展拓展出全新领域,就要对它们进行剖析解读,认清这一“终结性”思想观点产生的根源。
若是追本溯源,“艺术终结论”的思想在19世纪之初就已经萌芽。1828年黑格尔在《美学讲演录》中,首度为艺术签发了“终结判决书”,阐述了艺术走向终结的观点:“就它的最高的职能来说,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已是过去的事了。因此,它也丧失了真正的真实和生命,已不复能维持它从前在现实中的必需和崇高地位。”①在20世纪的欧美艺术界和美学界,“艺术终结论”以更为强劲的声势再度兴起,并且旁涉到“艺术史的终结”②、“艺术家之死”③、“审美经验的终结”④、“艺术理论的终结”⑤等更大范围。1984年美国学者阿瑟·丹托在专辑《艺术的死亡》一书中发表《艺术之终结》一文,两年后又写出《哲学对艺术的剥夺》。阿瑟·丹托通过进一步阐述黑格尔的理论来补充说明他的“艺术终结”的含义,他也成为既黑格尔之后艺术“二次终结论”的代表人物。
“艺术终结论”自被黑格尔提出,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让艺术界陷入动荡不安之中。⑥而且在对“终结论”的认识上,“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都存在一个普遍的误解:‘终结’就是‘死亡’!”⑦黑格尔所提出的艺术之“终结”,是德文词汇“der Ausgang”,该词还内在地含有“入口”和“出口”的意义。所以它并非是万劫不复的灭亡,而是毁灭之后尚有代表出路的“出口”和进入新生的“入口”。而且“der Ausgang”一词的原意中否定之后尚有肯定,具有中国老子“有无相生”思想的辩证性。笔者认为,黑格尔所用的德文词汇“der Ausgang”,更近于汉语“革命”的意义,“革命”便意味着毁灭和新生的交替,意味着巨大质变之后的革故鼎新。黑格尔所推演的“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艺术三段论式发展以喜剧为终,“到了这个顶峰,喜剧就马上导致一般艺术的解体”⑧。黑格尔用“解体”来阐释“der Ausgang”,“解体”后的艺术能够获得新生而不是死亡,这也符合“革命”在“解体”旧事物的基础上树立新事物的特点。
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观念被阿瑟·丹托继承了下来,但他有意地利用人们误将其视为“艺术死亡论”的爆炸性效果进行自我炒作,直到他声名大噪时才反过来抨击,“艺术死亡”完全是对他的误解。阿瑟·丹托1993年发表的《艺术终结后的艺术》便宣称:“很显然,‘艺术的死亡’可以解释为美的艺术的死亡,这是一种政治宣言,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呐喊,就像打倒统治阶级!”⑨“无论如何,它不是关于艺术的死亡的,尽管我的论文第一次刊登在一卷以我的论点为献词的论文集中,这本论文集取了一个戏剧化但错误的名称——《艺术的死亡》。我是在叙事的意义上使用‘终结’一词的,意在宣布某种故事的终结。”⑩1997年他在专著《在艺术终结之后:当代艺术与历史藩篱》中继续辩解:“我们(指他与贝尔廷)都没有谈到艺术之死,尽管在《艺术的死亡》这个文集里我自己的文本成为了目标性的文件。《艺术的死亡》这个标题并不是我的,我只是说特定的叙事已走向了终结,我想这已在艺术史中被客观地意识到,不再有艺术这并不是我的观点。”【11】
西方针对架上绘画的衰落,上世纪80年代初就兴起了“新绘画”运动,如英国的“新精神”,德国的“新表现主义”、“新野兽”,法国的“新自由形象”,美国的“新意象”、“新表现”、“新具象”、“新浪潮”、“新象征”等。“新绘画”运动是一种回归绘画艺术本体的现象,也是对“艺术死亡论”强有力的反驳。
国际大环境下对于“艺术终结论”的热点论述和热烈炒作,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很快影响到国内的艺术理论。20世纪80、90年代所出现的中国画“穷途末路论”和“废纸论”,便是在欧美“艺术终结论”呼应下产生的“中国画终结论”,后者几乎是前者的重演,具有诸多相似和一致性。
“穷途末路论”和“废纸论”,也都是依托指向“死亡”意义的爆炸性效应,在美术界产生强烈反响,并使提出者立刻声名大噪。后来提出者对其这种提法,也都无例外地进行了回旋性的解释,或者说是一种自我修正。1985年李小山提出“中国画已经到了穷途末路”,2000年《人民日报》刊登“艺评家李小山访谈”,主标题便是《中国画前途在“新”》,其中明确提到“中国画不会灭亡,不会消失”。李小山不仅认为中国画有“新”的前途,并积极躬行于此“新”途之中,担任了2000年“新中国画大展”的学术主持人。对此,《美术报》刊登的“访‘新中国画大展’学术主持李小山”一文,便直接将主标题定为《中国画走出“穷途末路”》。“废纸论”的提出者林逸鹏,也在积极探索中国画的新前途。他在2009年初《美术报》发表《中国画的新精神》长文,提出“两千年的中国画急需新的精神作为路标”,“中华民族对善与和平的理解和追求,就是未来中国画新的艺术精神!犹如道释文化中回归自然、淡泊于世的思想是传统中国画的艺术精神”。林逸鹏把“新精神”作为指向中国画新前途的“路标”,力求从内在思想精神层面开拓中国画艺术发展的新天地。
艺术实践领域扼杀中国画的民族虚无主义之风无法长存,艺术理论领域“终结论”的观点也渐被破除。21世纪之初艺评家王南溟推出《艺术必须死亡》一书时,人们已经能够较为冷静地面对而不再有任何“死亡”的惊慌。这种“艺术必须死亡论”的叫嚣,已带有歇斯底里的意味,也反过来说明“死亡论”本身正在挣扎中死亡。若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其实世间一切皆不永恒,艺术之终结也是必然,这是一个无限接近的终极结果。但是,在人类可见的未来时长内,人类的艺术将一直与我们相伴同行。如罗曼·罗兰所言:“艺术如同生活一样,是永无休止的,世上无任何东西更能比涌流不息的音乐之泉使我们相信这一真理。它已经流传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直至汇成汪洋大海。”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终结论”也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伪命题。
注释
1[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版,15页;
21981年法国埃尔韦·菲舍尔《艺术史终结了》,1984年德国汉斯·贝尔廷《艺术史的终结?》,两书展开了对艺术历史“终结论”的勘查;
31966年法国米歇尔·福柯提出“人的终结”,1968年法国罗兰·巴特提出“作者之死”,1985年德国约瑟夫·博依斯提出“人人都是艺术家”;
41964年英国乔治·迪基破除“审美态度的神话”,1997年美国理查德·舒斯特曼提出“审美经验的终结”;
5随着欧美“分析美学”在当代的整体性衰微,作为其核心组成部分的“艺术理论”也开始没落,走向一种历史性的“自我解构”和“必然终结”。1964年阿瑟·丹托的“艺术界”理论和1974年及其后乔治·迪基的“惯例论”,都包含着对于“艺术理论的终结”做出的思索;
6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思想,这是其“历史决定论”哲学体系的产物,认为艺术也有产生、发展、衰落的规律。李格尔就否认黑格尔关于艺术衰退的观点。贡布里希和波普尔反对“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决定论”是“先验论”,先验论会导致宿命论。“把艺术看作时代表现的理论和把艺术看作自我表现的理论,在理智上是空虚的”。波普尔提出用“情境逻辑”来代替黑格尔的“时代精神”,认为艺术的变化不是作为精神的载体所致,而是源于文化情境的转变;
7刘悦笛,《艺术终结之后——艺术延绵的美学之思》,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3页;
8[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版,334页;
9[美]阿瑟·丹托著,王春辰译,《艺术终结后的艺术》,《世界美术》2004年04期;
10[美]阿瑟·丹托著,王春辰译,《艺术终结后的艺术》,《世界美术》2004年04期;
心得体会 终结 第2篇
我队名称为济南大学文学院“知识帮扶”暑期社会实践团，共有学生17名，指导老师1名，时间共5天。
到玫瑰中学支教,给我们所有队员带来了大笔的财富。初次踏上讲台的我们,没有经过严格的师范技能训练,也没有先前的经验,所以我们更加认真严肃对待此次支教活动.从撰写教案到试讲,从试讲到完善教案,队员们都倾尽自己的精力与心血,把自己最精华的一面展示和传授给玫瑰中学的孩子们。学生们从见面会的不肯靠近到与我们互相嬉戏打闹，再到临别的依依不舍，这个过程记录着我们之间的情谊。
支教的日子里虽然很辛苦，但也是快乐的。毕竟和这些孩子年龄本来相差不大，我们就像他们的哥哥姐姐一样。他们会在课余时间和我们聊天，或放学后留下来和我们几个老师聊天，唱歌，会和我们说他们的心里话。他们不禁让我们重新体会到了孩子的纯洁真诚，也让我们在忙碌之余、放松之了解到自己的不足„„
活期存款终结者终结者 第3篇
回头来看，本刊在今年年初发出的一些前瞻性判断均成为现实：
其一，在实现市场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货币宝宝的收益率将逐渐走向3%～6%的理性区间，回归其货币基金的本质属性。
其二，各种创新型产品大量涌现，使得互联网金融产品线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上都得到了扩展。
横向来看，货币宝宝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保险类、债基类和股基类产品相继出现。尤其是2014年5月，广发基金推出的“C计划”将偏股型基金拉入了费率变革的阵营，成为向互联网金融2.0时代大步迈进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纵向来看，互联网金融的当家花旦——货币宝宝的现金管理功能进一步深化，成为在储蓄、消费、投资之间实现无缝隙链接的理财神器。
2014年4月以来，中信银行推出“薪金煲”业务，其最大的亮点在于实现了实时取款和实时转账功能，打通了货基理财产品支付功能的“最后一公里”。
这意味着，在互联网公司步步紧逼下，银行希望固守原有存贷差的好日子已经渐行渐远。中信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已经愿意主动放弃存贷差，打破旧有格局。
有人对此大呼，以薪金煲为代表的宝二代产品的迅猛来袭，很有可能带来银行活期存款账户的末日危局。这可能吗？
2011强拆终结之年? 第4篇
这类人间惨剧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发生过多少次,这么大的国家,寻常人等已经弄不清了。令人悲伤的是,几乎整个社会,对这类血淋淋事件显示出的,只不过是短暂的愤怒和无奈。人们的心灵变得麻木,除了当事人家属的哭泣和少数良知媒体的艰难报道,听不到多少权势者和学者的声音。这也是悲剧一再发生至今而无停止迹象的原因。
人们大都知道,今天这种官民近乎水火的糟糕关系源于土地财政,站在开发商背后的是政府,冲在前面的是城管、警察。但问题不止于此,激烈的强拆行动能够持续数年而至今不停,绝对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这个原因中的原因,简单说,就是盘根错节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资源配置关系。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的“减税让利”改革曾使地方政府财政相当充裕,一度占到78%左右。地方政府用这个钱补偿文革欠账,社会公共服务业普遍做得不错,所以80年代被称为中国人心情最舒展的时期。这种资源配置格局本来是建立市场化改革最需要的分权体制的极好机会,却与中国传统的集权体制发生了矛盾。中央政府显然无法忍受自家穷、地方富的局面。当时街面上的流行词“诸侯经济”,正是中央要动手收拾局面的预兆。
到90年代前期,中央政府为了解决两个比重(即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比重)过低,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回收财权、财力的过程。经过一番制度洗牌,中央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重新回到主导的地位,达到75%—80%,地方政府收入直线下降。历经10余年的分权改革,遗憾地画上了句号。中国从此重回集权老路。
问题在于,中央上收了财权,并未同时上收公共服务的责任。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急剧减少,然而,其与民众之间“零距离”的性质,却决定着它承担公共服务责任在不断增加,这就导致了地方财政出现巨大亏空。在短期经济增长无法提供充足税源,而中央转移支付又一时指望不上的情况下,预算外、体制外等非税收入便成了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而卖地,便成为其中最有效、最便捷的手段。这就是“土地财政”的由来。
从此,地方政府便把自己的利益牢牢地拴在了土地财政上,财政来源中土地出让收入达到相当高的比例,有的竟达到50%甚至60%,但给被拆民众的经济补尝却越来越少,部分地方官员的态度越来越蛮横。据对大连市的调查,1993年到2007年,拆迁补偿率由最初的80%下降到现在的不到20%。另一个数据是,且拆迁补偿率普遍的越来越低于市场价格。当初还能做到按照市场价规定补偿率,现在也完全做不到了。地方政府与民众的日益对立,就是从这个问题上开始的,恶性事件愈演愈烈,为1949以来所罕见。
中国苦苦追求GDP,不只是为了全民福祉或上级施加压力,还因为各级政府在此埋金。楼市下来了,影响的首先是政府收入,它不得不较真,所以当不祥迹象露头时,政府救市比谁都急。有人把中国经济比作一辆正在下坡的自行车,停下来就倒了。所以中国宣布明年继续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追求高增长率,但迅速分化的利益关系又迫使决策者不得不考虑民生问题,缓解已然激化的社会矛盾。两相兼顾,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不管怎样,民生都得摆在上位。所谓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过去一直效率为先,今后就得以公平为先,至少再分配环节,它将被作为一个分配原则来遵行。
如果我们还是一个正常的健康发展的社会,如果公平正义还没有远去,就不能再允许强拆事件继续发生;如果想扑灭强拆之火,除了凭良知制定好“新拆迁条例”外,更重要的,还得从体制入手,改革财政资源的配置关系,修复政府与人民之间已被肆意破坏的关系。
所谓财税改革,我想至少以下几条不能少:
第一,不管税制怎么改,不能造成纳税人整体税负加重,如果你让人民感到自己承担的税负在加重,像物业税之类的直接税便很难获得纳税人的理解和配合,地方政府、税务部门就很难操作,原本就很对立的官民关系就会雪上加霜,后果难以预料。
第二,政府应努力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职责,向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这件事比傻追GDP有意义得多。眼下最紧迫的就是居者有其屋,做不好这件事就是失职,就是纳税人的钱用错了地方。学界所谓“财权、财力对应”,是个并不严谨的说法,因为首先应是责任和财权的对应,财权的获得来自于公民及其代议机构的同意和依法定程序之授权。依照财权范围配属的财力也只能用在公共服务上,而不能用于自我培植权力。
第三,决定税收问题不能再绕开法治程序。改革开放已30年,中国的体制应稳定运行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了。人民的意愿须通过各种渠道如听证、质询、问责等程序反映出来,任何人不得遮蔽,政府要给予积极回应,官民互动,良性契合,中国的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市场诸问题的解决才有希望可言。
第四,无论物业税还是房产税,正义不可缺失。如果缺失了,我们宁可不要那个税。税收的公平正义是税制改革的前提规范。无论哪一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只能来自于法定的税收和纳税人认可的非税征收,并且所有收入的使用都必须列入公共预算收支表中,公开、透明地公示于众。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推进“半截子分税制”继续改革,中央政府不要把大部分钱揽在自己怀里,而是要更多地分给直接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地方,用法律划定央、地权力边界,这样做了以后,中国就不要、也不能再发生中央干预地方事务的事情发生。如果还干预,就上法庭告它!
从税理上说,税收的基石是分配正义,它至少包括征税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纳税人权利、公民财产权先于征税权而存在等。税收正义是税收在宪法层面的基本原则,在位次上要高于对税收的强制性、固定性和无偿性的强调。
财政治理权和财政权不是一回事,现在通常拿前者当做后者,忽视了人民对财政资源的所有权和统治权。而这种忽视,本身就意味着缺乏对财政治理权的制约。花钱的权利得不到外力的有效制约,于是人民也就难以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事实上,人民对财政资源的所有权和统治权,加上政府对财政税收的治理权两者结合,才构成完整的财政权。
先慢说2011是希望之年、发展之年,它首先应该是强拆民居的终结之年。今后,不管是谁,不管有多么充分的理由,不要再强拆百姓的房子了,不要再逼着别人上吊自焚了,不要再黑白颠倒拿着不是当理说了,不要再把自己摆在与民众利益相对立的位置上了。
工作终结 第5篇
不知不觉就要进入2012年了，2011年对我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从一个大学生转变成了上班族。这是人生的一大转变。通过半年的工作不仅让我懂得知识的重要性，同时也让我懂得怎样做事怎样做人，这是最大的收获。
2011年7月我真正的成为了一个上班族，刚进公司的时候虽然也清闲自己找到了一份喜欢的工作，可真的接触的时候菜发现有很多与自己想想的完全不同。书本知识给了我一定的积淀，但与实际还有一定的出入。半年的工作让我把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也算学有所用。
刚接触图纸时一窍不通，甚至一度反感那些符号和线条。由于对实物不了解没有形态的概念，就开始搜集资料学习。来到工地，刚开始没有多少事做，所以觉得自己无用武之地，但是慢慢熟悉工作流程以后，我也有自己的分工。而且慢慢能自己独立处理一些简单的问题。看到大家的忙碌，工作的艰辛，生活的不易，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点什么……
从基层做起，从点滴做起。从跟同事一起拆绞车，改天轮，到安装梯子间，罐道和管路，再到维护绞车，泵房。从中学会了许多的知识。看到成果，笑容也蹭在脸上绽放。当然，这点成绩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得到的，我要感谢师傅们对我的帮助和照顾，感谢领导对我的教育和鼓励。
“水藻终结者” 第6篇
获奖者：通州区潞河中学 吕辰
随着人类对化学药剂使用量的加大，一些河湖水域爆发性地长出了大面积的藻类，严重破坏了水域生态平衡，以至于其水质大幅下降，甚至造成饮用者中毒。而严重的藻类灾害——赤潮，每年危害着我国上万平方公里的海域，给海水养殖业和海洋生物造成巨大损失。
这些水体富营养污染往往面积很大，单靠人力很难进行有效的预防，因此通州区潞河中学的吕辰设计了一台“富营养水体协助处置船”，可以有效地消除藻类污染。
如果光看制作材料，根本不会想到它们组合以后，会成为一个行动自如的“水藻终结者”——光盘盒、泡沫塑料、花盆底托、小塑料瓶、吸管、塑料管、绳子、线缆、传感器和电机等。
经过吕辰的巧手，这些东西却“活”了起来，用两个塑料的花盆底托相互扣在一起就成了船体的底座，上面辅之以一些泡沫塑料增加其稳定性，再使用配重块进行平衡。船体上则用塑料管线搭建起活动自如的机械手臂，用以对水质取样、洒药等。而船体上还安装了电机驱动，以驱动由废旧光盘盒改造的划水轮划水前进。此外，整个船体上还安装了4个感知水藻的灰度传感器和2个防止船体撞到岸边的红外传感器。
一切准备就绪后，“水藻终结者”正式出动。在一大片水藻中，这艘小船可以在指定的水域自动巡视、拍照，并在加装摄像头的情况下将水域情况传回指挥中心，在发现可疑浮游藻类时发出警报。在发出警报的同时，它也开始了忙碌的“物证采集”工作。利用机械臂，“水藻终结者”能够采集藻区水质样本，并抓取一定量的藻类，供检验人员化验。化验鉴定后，它的船舱中会满载药剂，再次达到水藻富集处，按照控制指令播撒药剂，达到除藻、抑藻和改善水体营养环境的目的。
调查地铁站商机
获奖者：首都师范大学附中喻岩
近些年来北京地铁迅速发展，可本应与地铁发展齐头并进的地铁过道商业却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与其他城市的地铁站相比，北京地铁的商业气息稍显淡薄。目前，北京大多数的地铁站台都是空荡荡的，除去墙上的广告以及座椅、消火栓外就只有每天熙来攘往的人群了，整个空间显得很空旷，而且也并不便利。而中国香港地铁的拥挤程度应该是不亚于北京的，但是香港的地铁中随处可见自动售货机和各式商铺，有大有小，种类齐全，十分繁华，甚至可以说是地下的小型商业街。
为此，喻岩以天通苑站为例，调查并探讨了车站付费区内是否有条件及如何设置商业设施，天通苑单侧站台长约120米，宽为5米。乘客来到站台后一般到安全门前排队等车，所以站台上少有长期停留的乘客。
为了了解设定商铺的最佳地点，喻岩详细地记录了天通苑站客流的人数和流动方向等情况。通过分析和整理天通苑站站厅及不同时段的客流图，喻岩发现站厅中部的利用率相对较低，乘客一般是贴着站厅中部的边走，所以站厅中部是一个设立商业店铺的理想地点。
调查结果还发现，像天通苑这样的整体站厅面积足够大，站台也有额外空间的站，完全可以在站厅建商店，在站台设置售货机。
必须终结标准答案时代 第7篇
此类“脑筋急转弯式”的命题, 本来具有良好的益智和启迪功能, 如果出题人让孩子做出自由回答, 并给出理由, 只要言之有理, 符合逻辑, 没有偏离常识, 教师即判为正确, 此为值得推广的好题, 而一旦遭到“单一标准答案”的限定, 它就迅速沦为一道臭题、愚题和滑稽之题, 成为中国教育的诸多笑话之一。
《收获》编辑叶开说, 她在上海闵行区就学的三年级女儿, 就遇到过这样一道语文题目:“三国故事里谁最有智慧?”刚看完《三国演义》彩图本的女儿, 很流畅地写下自己的答案——“孔明和庞统”, 不料教师却给了一个大红叉, 因为标准答案是“诸葛亮”, 而写下“孔明”就是犯错。此类“标准答案”之迂腐、粗暴和荒谬, 已经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我曾去旁听过一位优秀小学语文老师的公开课, 时值仲春四月, 老师出题“窗外”, 请学生观察室外景色并报告所看到的事物。有的学生说看到了长出嫩芽的大树, 有的看到了蓝天白云, 有的说看到了摩天大楼, 如此等等。而老师的回答是, 你们都错了, 正确答案应该是:“我看到了春天”。虽然老师的标准答案更具“隐喻”特色和“语文”气息, 但你又有什么理由说孩子们的答案是错的呢?难道他们看到的都是幻景?
这种所谓单一标准答案, 已经成为中国文科教育的基本模式, 被广泛运用于造句 (连词造句) 、修辞练习和作文批阅之中, 令语文学习彻底丧失智慧和乐趣, 而沦为应试制度体制下冗繁而乏味的功课。
文科教育的答题方式, 应该形成自己独特的逻辑。它通常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指涉事实、语法、拼写之类的“硬知识”, 可以设定单一标准答案, 而关于智力、观点、想象力、风格之类的“软知识”, 在整个文科系统中占据70%以上, 则应全面开放答案。简单套用理科教学模式, 过度依赖标准化测试, 放弃了多元开放的教育模式, 只能造成对文科教育的最大伤害。
在西方的语文课里, 除了拼写和文法等“硬件”有单一标准外, 所有的思考题、智力题、作文、社会调查、课堂讨论等“软知识”, 都没有标准答案, 完全开放。学生们在课堂上可自由争论, 老师做后期总结, 仅仅指出那些明显的错误, 但对各种合乎逻辑、自圆其说的回答, 都给予正面鼓励。正是这种良性模式把许多学子送入领取诺贝尔奖的殿堂。
标准化测试对儿童教育的最大威胁, 就是摧毁个人想象和逻辑推论, 严重伤害学生对语文、历史和政治课程的兴趣、消解独立思考的动力和课外阅读的兴趣。而大量错误的“标准答案”, 更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 以“常识”的面目植入儿童心灵, 其祸害往往延伸到数代人之后。此外, 鉴于家长通常会给出自身的不同答案, 而学生对此会变得无所适从, 最终在家长和学校之间形成双重标准和双重人格。对于中国年青一代的人格分裂现状, 标准化教育要承担重要责任。
在文科教育中设置强制性标准, 往往是教育机构无能的表现。一些教育机构或从业人员, 为了降低批阅的“劳动强度”, 避免不同答案可能带来的诸多“矛盾纠纷”, 而用单一标准答案来“一言以蔽之”, 但这样做的后果, 不仅扩大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认知鸿沟, 更引发了家长的严重不满, 制造出更大的“社会纠纷”。
强制性标准的设置, 无疑是应试教育体制的后果。高考制订排他性的单一答案, 而整个应试教育体系必然要适应这种模式, 它把教师、学生和家长一起捆绑起来, 共同揣摩出题者的心理, 猜测出题范围和标准答案, 努力迎合出题者的观点, 而根本无须探求与建构自己的独立见解。正是这种荒谬制度引领整个中国教育, 把它变成以单一标准答案为轴心的考试机器。这架庞大的机器至今还在震耳欲聋地运转, 制造各种“标准化产品”, 把中国送入漫长的“标准答案时代”, 而它的最终结果, 就是中国不再拥有创新和创造人才, 而所谓建设“创造大国”的理念, 以及“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宏伟蓝图, 只能是一个无限美妙的蜃景而已。
地球终结者:林蟒 第8篇
南美洲赤道的亚马孙河流域, 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地域之一。这里森林茂密, 沼泽连连, 水土交融, 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地形, 孕育了世界上种类最多的传奇生物。这里连植物都可能以动物为食, 每一种生物都可能有剧毒。在这样险象环生的生物圈里, 却有一种无毒的爬行在食物链顶端的动物, 它就是南美林蟒。几个世纪以来, 在人们的描述中, 南美林蟒身长百尺, 食人成性, 是世界上最大最有力量的蛇;目前它仅存于南美亚马孙河流域, 是亚马孙河的生命象征, 被当地土著敬为鬼神;并有地球终结者之称。那么, 神秘的南美林蟒是不是真的如此骇人听闻呢?
隐秘一生
20世纪90年代, 许多踏入亚马孙腹地的科学家和探险家都见过这种巨蟒, 他们有的把自己的生命都搭进去了, 尸首无存者普遍被认为是葬身蛇腹。为此, 委内瑞拉中心的沼泽地带一度被划为探险禁区。许多年来, 南美林蟒一直隐没在种种传说的背后。生物学家们经过多年惊险刺激的探索研究, 冒险在沼泽深处与林蟒共舞, 一步步地揭开了南美林蟒之谜, 终于向我们展示了地球上体形最大的巨蛇的隐秘一生。
南美林蟒生性喜水, 通常栖息在泥岸或者浅水中, 因其体型太过庞大, 必须靠水的浮力支撑其体重, 才能敏捷行动, 所以南美林蟒都是游泳高手。南美林蟒可以长到15米左右, 体粗如成年男子的躯干, 没有天敌, 以鳄鱼、龟、水豚、貘等为食, 是世界上最大的蟒蛇。
尽管成年林蟒是极可怕的猎食动物, 但是幼蟒出生时, 长不过6厘米。幼蟒出生后, 几乎可以立即独立捕猎和游泳。幼蟒是胎生的, 有时一胎可达90条左右。这些幼蟒的生命并不因为其母亲的强大而安全, 因为太多, 母蛇根本就顾及不了, 当它们长到70厘米长时, 就成为凯门鳄觊觎的美餐。许多幼蟒被凯门鳄吃掉。幸存的长大后, 就反过来吞食凯门鳄!最大的凯门鳄体长可达到4.5米, 对人类会构成威胁。到三四岁的时候, 小林蟒长大成熟, 新的—轮生命周期又开始了。
凯门鳄是像蜥蜴一样的爬行动物, 栖息在河流和水域的边缘。依靠雌鳄筑窝生蛋繁殖后代。鳄的蛋壳很厚, 产下以后还要受到雌鳄的保护
南美林蟒的眼睛长在它的头顶上, 是为了其在水下移动时便于观察。成年的南美林蟒可以很容易地缠住并吃掉一条4米多长的凯门鳄。南美林蟒没有毒, 捕猎时用发达的身躯缠绕住猎物, 一直勒到猎物窒息。由有弹性的肌腱联结的下颌使它们可以整个地吞下猎物, 无论它们有多大。饱餐一顿后, 它们可以数周甚至数月不再进食。巨大的体形, 惊人的力气, 恐怖的攻击性, 让南美林蟒雄踞在亚马逊从林的食物链顶端而傲视一切, 甚至曾有南美林蟒吃掉美洲虎的记录。
丛林捕蟒
捕蟒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 就连一向以勇敢著称的喀麦隆的格巴亚斯族人, 其年轻人中敢于继承父辈捕蟒传统的都越来越少了。格巴亚斯族人捕蟒一般是集体上阵, 钻进蛇洞中, 以火把晃花蟒蛇的眼睛, 打头一人以缠了兽皮的胳膊为诱饵让蟒蛇死死咬住, 其余人一起发力, 硬生生地把人带蛇一起拖出洞来。场面极为惊险恐怖, 稍不留神就可能造成多人伤亡。同样是捕蟒, 格巴亚斯族人兴师动众, 还险象环生, 而亚马孙河密林里的土著居民却轻松多了。他们一般是俩人一组在森林里搜寻林蟒的踪迹, 发现林蟒后, 他们并不急于下手——谁都知道, 这种庞然大物发起威来可不是好对付的, 就连彪悍的豹子和凶残的鳄鱼都不是它们的对手。有经验的捕蟒人往往会选择盯梢策略, 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守候上几天几夜。
他们到底要等待什么呢?答案很简单, 他们要等待林蟒完成一次捕食活动。一般来说, 腹中还有食物的林蟒会安安静静躲在洞穴里呆上数天甚至数十天, 直到消化完成排出粪便, 这才开始进行下一轮捕食。林蟒捕食时特别专注, 一旦咬住猎物, 任其如何反抗撕咬, 也决不松开, 同时将自己长长的身子一圈圈地绕上来, 紧紧箍住猎物, 直到对方窒息。林蟒这才从容不迫地一点点吞下整个猎物。让人吃惊的是, 林蟒甚至可以吞食超过自身体重许多的动物。
有经验的捕蟒人会等待林蟒完全吞下食物后才出手。一个人扯开大口袋, 另一个人就径直上去拖蟒蛇的尾巴。此时的林蟒正处在饱餐后的松弛状态下, 甚至没有察觉到人类的图谋。等它反应过来的时候, 大半个身子已经被锁进了结实的纤维口袋之中了。失去身体优势无法完成缠绕动作的林蟒并不比一条大黄鳝更难对付, 很自然地, 它只有乖乖地成为捕蟒人的囊中之物。
林蟒猎食
森林沼泽在清晨的第一道霞光中苏醒, 众鸟回应着初升太阳的呼唤。沼泽占整个亚马孙河流域面积的1/3, 雨季来临时滂沱大雨连绵不断, 水漫荒原大地, 广袤、湿润的沼泽俨然成为动物的天堂。但随着旱季的降临, 眼看这片繁茂的草原在转瞬间将变成一片焦土, 沼泽地里的生物把握机会尽情地吃喝。这安详、丰盛的田园诗即将被打断——一条10米多长饥饿的南美林蟒蜷曲盘踞在风信子丛中。那是一条巨大的林蟒, 它已经数月粒米未进。交配季节已到, 南美林蟒急需填饱饥肠才能顺利繁殖, 而且怀孕后雌蛇会立即断食, 直到7个月后小蛇出世为止, 因此现在它非饱餐一顿不可。
南美林蟒天生就是这片沼泽地的霸主, 没有什么生物能够在这里与它们抗衡。此时旱季已经来临, 沼泽里热气蒸腾。残留的水道上, 动物们几乎挤破了头。午后黄昏中, 到处都有林蟒趁着气温凉爽追逐日渐消退的水塘。而那些凉爽潮湿的洞穴可供林蟒熬过旱季的最后几周。眼光昏暗但舌尖锐利的南美林蟒, 从空气中嗅到了啮齿动物的气味, 无眼睑的蛇眼盯上了“大餐”——一只约3米长的水豚。水豚长相似猪, 也算是水域里的一个小霸王了。
然而, 林蟒靠近了, 水豚丝毫没有察觉危险正在逼近。南美林蟒猛然一跃而起, 箭一般地发起突然袭击, 水豚来不及躲避被林蟒俘获。林蟒从来都是以力杀戮, 而不是以毒致死。林蟒盘绕紧缩, 越缠越紧。水豚不断挣扎、拼命想逃离, 它把林蟒咬得血肉模糊。林蟒不为所动, 依旧慢慢地收紧、再收紧, 挤得水豚的血液无法循环, 渐渐地气息全无, 最终生命的颜色渐渐从水豚的眼睛里褪去……这时南美林蟒张开伸缩自如的大口, 开始缓慢进食:从猎物的头部开始慢慢吞咽。然而, 这条林蟒也为这顿“大餐”付出了代价:身上布满了水豚垂死挣扎时咬伤的痕迹。在没有吞食水豚之前这条林蟒已经身粗30多厘米。6小时之后, 当水豚被林蟒完全吞食后, 身材比例让人不寒而栗。因为水豚有毒, 此时林蟒的身体机能需要高速运转, 以最快的速度消化掉这种有毒的食物。于是, 林蟒静静地卧着休养、消化, 如此两个星期以后, 它的身体才恢复原貌。林蟒不经常吞食猎物, 它们吃一餐就能坚持几个星期, 大部分时间都在养精蓄锐。
虽然林蟒吃人的事件从未被证实过, 但在沼泽中失踪的人们常被认为是葬身蟒腹。一旦被林蟒缠住, 你根本不可能指望用手能把它解开。林蟒的牙齿向后弯曲, 如果你的手或脚被这些大家伙咬住, 你必须克制住想从巨蟒口中把自己的手和脚硬拉出来的本能, 否则受伤会更加严重。
林蟒何以能吞下比它的身躯还粗大的水豚呢?原来林蟒的头部有与开合有关的骨骼, 可以向两侧把嘴巴张开到130°左右, 而且左右也不受限制, 这样就可以吞食比自己嘴还大的动物了。它们在吞食前将动物挤挤压压弄成长条, 吞咽时靠钩状的牙齿帮助, 把食物送到喉头。它们的胸部没有串连住肋骨的胸骨, 肋骨可以自由活动, 所以从喉头下咽的食物, 可以长驱直入地进入胀大的肚皮。它们分泌出的大量唾液, 就像添加了大量的“润滑油”, 使它们可以吞下比自己身体还粗的猎物。
传统商业时代并未终结 第9篇
点评:不可否认, “3万亿”正是中国高度成熟的消费互联网迅猛发展的生动写照。用阿里的话说, “自2003年淘宝网成立以来, 阿里巴巴已经初步完成了‘网上经济体’的生态建设。”技术融合、产业迭代, 从就业到“创业式就业”, 从电商扶贫到阿里村淘……阿里的这“3万亿”, 有主动接近、乃至讨好实体经济与民生社会的印记在里面。
当然, “3万亿”也是见仁见智的数字。阿里的3万亿用了13年, 沃尔玛却用了54年, 这就可以论断一个时代的终结吗?其实不然。其实这只是学会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丰富了可选择的面而已, 还谈不上告别一个时代。很多年前, 我们都听过小商贩走街串巷的吆喝;也尝过学校门口小卖部5毛钱一根的冰棍;那时的光棍节是聚会狂欢的好时节, 还不是剁手吃土的岁月;当时的物流配送1星期不算久;周末可以一起去超市捏方便面, 压马路……这些怀念的, 有人情味的, 远比冷冰冰的屏幕要温热得多。
建立道德——政治的终结 第10篇
关键词：权力,精英循环,道德
人类经过启蒙运动进入科学时代的现代社会, 理性占据了人们的思维, 认为世界是可以以科学的方式而全部认识, 从而打破了权力的神秘和垄断, 从君权神授到君权民授。统治者不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而是受到各种各样的条件制约, 这种制约是选择他的人为制约他而设置的, 使其为他们而服务。从而统治者表面上依旧高高在上, 但如有不慎违背赋予其权力的人, 则很有可能从泰山之巅跌落。
一、对于权力的论述
1. 韦伯
权力是指行动者在受他人反对的情况下, 也能够实现其目的的可能性。拥有权力者对行动者具有支配性, 这种权力关系存在的前提是被支配者坚信其受支配的合法性, 是一种合法的秩序, 这种支配关系的合法性便形成一种权威。合法性理想类型分为三类: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
这三种合法获得权威的类型中韦伯认为只有法理型权威才是符合现代社会的标准, 法理型权威是在目的理性或加智力性情境内有意识建立起来的, 拥有权威的个人根据不受个人因素影响的准则行使权威, 人们服从的是一种不受个人因素影响的秩序。这种秩序是规定权威和责任的法规, 并以文字形式明确表达。
2. 马克思
权力是以政权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 公共权力就其本质上看是来源于人民, 而政府各层次工作人员便是公共权力的具体实施者。因此委托授权关系乃是现代社会围绕公共权力形成的基本关系, 执政党的领导者是否具有正确的权力观至为重要。
人类从阶级社会走来, 追求利益的平等分配。真正的民主在于克服个人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异化, 解决市民社会的个体利益与政治生活的社会特性之间二元分类来实现。国家则是追求特定利益的体现, 通过权力启动合乎人们期望的政府功能, 满足人民的需要并赢得公民的合法性认同。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 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 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1]
3. 精英循环论
对精英的界定有两个方面:一是广义的, 指的是全部的社会精英;另一个是狭义的, 仅适用于统治精英。精英论中主要探究的是统治精英, 社会的特点是由精英、尤其是统治精英的性质决定的。
只有在具有理想的社会流动性的、完美的开放社会中, 精英的地位才能与卓越的才智紧密相连。在下层阶级中优秀分子的聚集, 是破坏社会平衡的重大动因。而原有的精英阶层对非精英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可以有两种对应方式:一是消灭非精英阶层中的优秀分子;二是以某种方式吸收他们进入精英阶层。第二种方式是更佳的, 既能够更新精英的成分, 又能够避免革命, 从而维持社会的平衡。
二、权力是僵化还是消亡
法理型权威在如今社会已经发展得较为完善, 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 世界跨区域市场的形成, 完整的官僚体制的建立, 各种理性组织的日臻完善。韦伯这时开始担心, 当这种理性化的结构虽然可以应付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多数事务, 但是这种机制的处理方式会造成足以妨碍事务执行的明显阻碍。官僚的体制和形式与缺乏效率密切相关, 最终人们陷入僵化却无懈可击的制度中。韦伯想只有具有崇高个人魅力的领袖出现才能打破之一僵局, 建立臻于完善的新秩序。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 发现人们经历启蒙运动之后, 人们自身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 反而陷入一种异化的状态:工人无权处置自己的劳动成果, 为资本家所占有, 在生产过程中无利可获;工人的工作不是发自于内心的意愿, 而是为外界所强加, 没有生产的满足感和劳动的喜悦;货币促进了社会关系理性化, 成为一种抽象的准则各种性质不同的事物可以通过货币相互化约, 各种社会关系直线化;人的积极性严重受挫, 完全是为了生存而从事生产活动, 没有想到为了人类群体而改造自然, 完全把自身创造性的属性所淹没。人们从理性走到了僵化。[1]
马克思的实践却不是很理想, 苏联的倒台犹如当头棒喝。精英论者将那场革命称之为新精英对旧精英的取代, 而新精英没有像马克思预想的那样把权力和和荣耀分给那些大众的非精英。革命是为了许多人的权利, 一旦他们赢得胜利, 他们只是作了表面上的让步, 甚至是欺压昔日的盟友。当他们成为统治者的时候开始变得贪得无厌, 鲸吞国家财产, 又不愿意抛弃自己的错误道路。就在这时他们对于捍卫自身权力的能力在减弱, 即使是残暴的统治也只是一种消极的勇气。最终他们从新精英变成旧精英, 为那些依靠人民的新精英替代。[2]
三、我们的出路
近代通过理性建立起来的国家在各种国家活动中会使自己成为一个暴君式的压制性机构, 与个人利益分离。只有壮大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次级群体, 形成对国家抗衡的力量, 个人得到保护, 国家、社会、个人三者互生互利, 用社会的集体意识指引国家这一庞大的载体, 国家保障个人和社会能够通畅地交流思想交换意见, 保护新思想的产生。
涂尔干用职业群体对这种理想的社会群里进行总结。个人是从利己主义开始的, 经过社会化将利己主义掩盖起来。社会化正是社会用道德对个人进行规范, 把利己主义的个人欲望与非个人的思想道德结合在一起。社会中的个人获得社会给予的各种好处和自由, 个人要服从各种社会的道德。这时国家作为一个保障机构, 在社会的道德指引下, 不是某些人的暴力机器而是一个负责提供和保护个人权利为首要任务的机构。[1]
参考文献
[1] (英) 安东尼.吉登斯, 郭忠华潘华凌译.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58-6067-7081-83
摩尔终结“摩尔”？等 第11篇
当外界质疑者与英特尔的“商业领袖”贝瑞特(Craig Barrett)就摩尔定律是否“死亡”的问题，争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2005年4月13日，英特尔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 Moore)预测，在未来的10年至20年内，“摩尔定律”将不再有效。摩尔是英特尔的“精神领袖”，摩尔定律则是英特尔“发家致富”的根本保障。在此之前，英特尔刚刚在旧金山举行了“2005春季英特尔信息技术峰会”，峰会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纪念摩尔定律40岁“生日”。紧接着，英特尔还在eBay上以1 万美元的高价收购一本1965年4 月19日出版的《电子学杂志》。这一期的杂志刊登了戈登·摩尔的一篇文章，而这篇文章正是摩尔定律的基础，在过去的40年中这个定律一直为计算机硬件朝着速度更快、集成度更高的方向作着贡献。
摩尔本人的“倒戈”，让英特尔上下对这个顽皮的老头哭笑不得。发生在英特尔“商业领袖”和“精神领袖”之间的对立，是商业利益与个人世界观的冲突。尽管摩尔定律仍然存在，但贝瑞特眼中的摩尔定律和摩尔心中的摩尔定律，在内容和方向上显然有了本质的不同。（辛云勇）
■ 任正非彰显华为全球影响力
美国《时代》周刊（TIME）的人物榜从来都只记载对世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这个榜单上，你可以找到和平人士、独裁者、恐怖分子、英雄、偶像以及杰出的企业家。而在今年的这份榜单中，出现了一个中国企业家的名字：华为总裁任正非。他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苹果CEO史蒂夫·乔布斯等人一起站在了世界的眼前。
《时代》对他的评价是：“现年61岁的任正非拥有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商业大脑，他在1988年创办了华为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正将华为带向如思科和爱立信一样的全球化大公司。”华为公司去年在海外的销售额超过了20亿美元，任正非认为这一数字今年还有望翻一番，达到40亿美元。从一家默默无闻的小企业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先驱者，华为正在进军世界通信市场。或许，任正非的一句话可以向世界展示其抱负：“10年之后，世界通信行业三分天下，华为将占一份。” （陈钢）
■ 阿尔卡特总裁詹迈廷意外离职
4月8日，阿尔卡特宣布全球总裁兼COO詹迈廷（Philippe Germond）已提出辞职。法国商业日报《回声报》报道称，阿尔卡特将在4月19日举行的董事会会议上正式宣布这一消息。詹迈廷并非由于业绩不佳而提出辞呈。自2003年1月担任阿尔卡特总裁兼COO以来，他一直带领阿尔卡特向3G领域发动冲锋。在经历了3年的严重亏损后，阿尔卡特在2004年终于实现了2.81亿欧元的赢利。对于这家正努力摆脱萧条状况的法国电信设备制造商来说，詹迈廷的去职是一个重大损失。阿尔卡特没有披露詹迈廷辞职的理由，据外界分析，詹迈廷是在与阿尔卡特CEO谢瑞克（Serge Tchuruk）在公司战略上发生分歧之后才决定辞职的。
詹迈廷与中国颇有渊源。他曾几次造访中国，并促使阿尔卡特不断加大对中国3G的投资力度。2004年阿尔卡特将手机业务出售给TCL，詹迈廷也是促成者之一。詹迈廷离职后将由谁接任总裁，目前还没有定论。（陈亮）
“我们现在似乎偏离了最初的方向，而搞起了被一位分析家称作Intel 3.0的东西—在他眼里，我们最初是内存公司，然后是微处理器公司，现在又成了平台公司。这种说法有点道理，但我觉得现在还不能认为转型已经完全成功了。在可以真正宣布从这一根本性的商业转变中获利之前，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终结生命不能承受之痛 第12篇
2013年4月20日,雅安不安,举国同悲。5年前汶川大地震阴影尚未消散,雅安市芦山县的强震再次刺痛了国人的心。名城遭灾,同胞罹难。
然而,在天灾难测的痛心之余,再次让人质疑人祸其害,甚于天灾!本该庇护众生的建筑,却成为助纣为虐害人性命的帮凶,地震中多少本该幸存的人们死于瞬间坍塌的建筑,不仅没有成为护人与羽翼下的“楼坚强”,甚至给不了人足够的逃生空间。看看日本,再比比智利,我们难掩思索,究竟什么样的建筑,才能使我们今后在地震中,可以不再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而怆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