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异质性范文

知识异质性范文（精选10篇）

知识异质性 第1篇

1 知识异质性与科研团队绩效关系

异质性的知识给科研团队在研究实践中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知识性资源, 但在知识碰撞过程中产生的火花在给生产带来创新的革命性的同时, 也会给科研团队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在团队内部, 其重叠的知识能使成员更好地整合协作, 但也并不是越多的重叠性知识就对团队绩效越好;反之, 可能给科研团队创新带来不利的影响。一般来说, 当科研团队的知识异质性在较低的程度时, 其中由于团队认知差异所带来的创新激励与知识资源整合也会较少, 最终导致团队创新性绩效提升的概率降低;同时, 当科研团队的知识异质性在较高程度时, 往往会在整合创新过程中造成团队内部的负面影响, 从而也会影响团队绩效的产出。因此, 协调好团队互动的各个方面, 掌握好团队知识异质性的“度”, 使知识异质性与团队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基于此, 对于知识异质性与团队创新绩效关系, 可以以团队知识冲突为中介变量进行研究。在已有的知识异质性与团队绩效的中介变量研究中, 主要涉及的中介因素有团队冲突、知识共享、团队沟通、组织结构等, 虽然在叫法上有一定的差异, 但是从根本上来看, 都是在团队互动范畴之内的。因此, 本文的研究将从“团队互动”的心理学角度, 提出其中介影响因素和调节因素, 构建了本研究的基本关系模型, 如图1所示。

2 知识异质性与团队绩效转化

基于知识异质性的科研团队在由知识冲突到知识协同创新的转化过程中, 需要做出系统性的团队管理方面的努力。这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2.1 团队冲突管理

团队冲突是指在团队成员与成员之间、团队成员与整个组织之间以及团队与整个组织之间, 由于工作目标、工作观念、认识以及相关利益等方面互不相容或互相排斥, 从而产生心理或行为上的矛盾、对立或分歧所引发的一个过程。它也是组织存在的一种重要形式。冲突在各种组织中普遍存在, 表现为团队成员在行动和思维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 团队冲突通常情况之下, 可以分为关系、任务以及过程冲突为特征的三种类型。

关系冲突指的是由于在整个团队范围内成员之间在思想情感和情绪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由此在进行团队互动等活动过程中, 所引发的一些争吵或者争论等;任务冲突指的是在整个团队范围内的成员实施相关工作时, 在工作目标、工作认知以及工作方法等方面存在思维和行为等方面的差异;过程冲突指的是在实施工作过程中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如何解决过程中的问题等方面存在不一致等差异性问题, 任务冲突更加强调在工作结果方面的差异性, 而过程冲突则强调实施工作过程所运用工作方式的差异性。团队冲突的产生和持续在一定程度上会给团队的和谐、协作带来诸多的负面效应, 从而使得团队成员之间合作和团队冲突表现出负相关关系 (庄贵军等, 2007) 。当然, 团队冲突也有其正面作用, 科研创新团队的内部冲突, 可以促进其内部知识的整合、交叉融合和激发促进, 与此同时, 还可以有效平衡整个团队关系的有效机制。科学认知并对团队成员之间的消极冲突进行有效控制, 充分研究团队冲突效应与团队创新绩效二者之间的厉害关系, 对于有效提升科研团队创新绩效具有重要价值。

2.2 团队沟通管理

团队沟通是随着团队这一组织结构的诞生应运而生的。团队沟通即为工作小组内部发生的所有形式的沟通。多学科交叉的科研创新团队往往因其知识异质性程度较高而形成各种各样的意见, 对同一问题的解决也会出现各种方案, 这就需要参与团队成员之间通过有效的信息沟通、交流整合多样的意见, 并建立起共同完成任务的默契, 以使团队高效地工作, 发挥有利于创新目标的协同作用。知识的异质性也会带来一些理解与交流的障碍, 并由此引发辩论性的互动。辩论性互动一定程度上又增加了团队内部彼此的交流, 刺激团队内部成员的学习动机, 提升其学习和信息收集的行为与能力。

研究发现 (Ancona, 1992;蔡翔, 2011) , 团队成员之间如果进行充分有效的沟通, 团队绩效在此种情况之下往往会较高。科研团队不断对成员之间的有效沟通能力进行定期培养, 对于强化异质性知识的团队互动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 从而进一步提升科研团队的整体创新绩效。因此, 科研团队的有效沟通能力在科研实践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科研团队作为一个全方位的整合协作系统, 其基本条件之一是进行有效的交流、沟通, 并对科研团队的整体创新绩效产生正面影响。

2.3 团队协作管理

团队协作是一种为达到既定目标而显现出来的资源共享和协同合作的精神, 它能够调动各团队成员的个人资源与才智, 并通过强大的凝聚力与归属感自动地驱除客观存在的不和谐现象, 从而使团队能够协同创新, 完成既定的团队任务。科研团队协作的最初原因是因为每个成员之间的经验和知识背景存在一定的差异, 他们所拥有的知识是存在异质的, 而协作可以减少知识冲突, 促进协同创新绩效的产生。

然而, 要建设一个具有凝聚力并且高效的协作科研团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团队凝聚力是在共同目标与共同任务的前提之下由知识背景不同的团队成员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全过程协作过程。总而言之, 在此基础之上所产生的团队凝聚力, 可以让团队成员在共同的归属感之下协作。一个有凝聚力、高效的团队成员必须相互帮助、协作与支持;同时, 学会自如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与弱点, 乐于认可团队其他成员的长处, 各成员通过协作发挥各自所长, 为科研创新团队做出自己的贡献。Keller (1996) 认为, 团队成员如果有较高程度的认同感及归属感, 该团队将成为具有高凝聚力的团队;同时, 也具有较好的效率和弹性, 较容易完成高质量的团队目标。

2.4 知识共享与绩效管理

知识共享是指团队成员彼此之间相互交流知识, 使得知识资源不断从个人的层面扩展到整个科研团队的层面。只有这样, 才可以让团队成员在组织内部寻找知识资源, 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和路径。与此同时, 团队成员最佳的解决方法和路径是通过相应的反馈系统从团队组织中拓展知识资源, 让更多的其他成员来使用, 从而提高团队的产出。但由于个人的心理因素、组织文化和制度因素等制约, 使得知识共享, 尤其是个人隐性知识的共享不容易实现。基于此, 一般需要以制度的形式来界定知识贡献者的相关奖励与报酬系统来解决。因为, 提供高效知识的个体, 往往具有预先学习的个人成本, 在将知识与团队成员共享时, 只有给予恰当的奖励体系, 才能够使得知识共享能够更加顺畅, 也能够使得团队协同创新更见成效。

众所周知, 知识共享是作用于团队互动的一个调节因素, 一方面, 影响着团队互动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 也影响团队绩效的直接产出。一般来说, 当科研创新团队之间具有较高的共享度时, 该科研创新团队在实践工作中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也会表现得愈来愈好, 科研创新团队成员之间也会形成愈来愈紧密的协作关系;反之, 当科研创新团队之间具有较低的共享度时, 这不仅不利于团队任务的及时有效完成, 还不利于自身知识水平的提升, 最终导致科研创新团队整体绩效的下降, 对科研创新团队的知识分享积极性和长期发展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 科研创新团队的基本特征便是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异质性, 而知识异质性对科研创新团队整体绩效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在重视团队知识异质的同时, 也要注重团队互动过程中的中介因素, 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 强化知识共享这一调节变量, 使得知识共享效应对团队绩效有积极的贡献效应。通过协调影响科研创新团队绩效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 对科研创新团队实现多视角的动态管理, 确保其持续的创新能力, 促进高绩效科研创新团队的建设和任务的产出。本研究将后续选取有效样本, 深入调查, 利用相应的统计方法对团队绩效与知识异质性相关变量之间的互动机理进行深入研究分析, 进一步验证本文提出的科研创新团队绩效模型, 探索科研创新团队高绩效产出的正确途径。

参考文献

[1]Amason, A.C.Distinguishing the Effects of Functional and Dysfunctional Conflict on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Resolving A Paradox for Top Management Team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39 (1) .

[2]蔡翔, 史烽.高校科研团队冲突、行为整合与绩效的关系[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1 (12) .

[3]Paul D.Gardiner and J.E.L.Simnlons.Conflict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Projects:Case of Partnering to the Rescue[J].Journal of management in Engineering, 1998.

[4]邱夏.基于知识冲突的高校协同创新科研团队管理探索[J].前沿, 2013 (06) .

[5]Van Der Vegt, G.S.and Bunderson, J.S.Learning and Performance in Multidisciplinary Teams:The Importance of Collective Team Identificat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48 (3) .

[6]汪洁.团队任务冲突对团队任务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 2009.

[7]王兴元, 姬志恒.跨学科创新团队知识异质性与绩效关系研究[J].科研管理, 2013 (3) .

[8]庄贵军, 席酉民, 周筱莲.权力、冲突与合作——中国营销渠道中私人关系的影响作用[J].管理科学, 2007, 20 (03) .

[9]张体勤, 常宏建.高校学术创新团队绩效影响因素研究[J].山东经济, 2010 (01) .

知识异质性 第2篇

关键词：同质性 异质性 团队绩效

团队同质性与异质性一直是饱受热议的话题，近年来，不少研究发现异质性团队在工作绩效上优于同质性团队，也有一些论调，认为在构建团队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同质化”。那么，同质性的团队对于工作的绩效一定有负面影响吗？异质性团队就必然会带来更高的团队绩效吗？下面将分别对同质性与异质性的优缺点及适用情况进行分析和对比。

一、团队同质性与异质性的概念

团队同质性是指在一个团队之中，团队成员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及态度、价值观、经验彼此相同或相似；团队异质性与此相对，是指团队成员之间特征的差异化。

二、团队同质性与异质性的优缺点

同质的团队由于团队成员个体之间比较相似，故没有“另类分子”，大多数情况下团队里较少出现多余的声音，很容易形成共识。因此团队内部和谐融洽、气氛良好。从团队氛围影响团队绩效的角度来说，在一个和谐融洽的团队当中，团队成员完成工作的内部阻力小，工作顺心、愉快，故同质性的团队具有较积极的团队力量、高水平的适应性组织变革能力和低水平的流失率。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团队的同质性很强，专业能力以及性格喜好都很相似，所以很容易造成专业、能力的重叠和重复，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如果引导不当的话，还很容易造成组员的互相依赖（“干嘛非要我去做，他去也可以啊”）。另外，虽然同质性团队中不再有“异类分子”出现，但大家看待问题的视角、做事的动机、出发点都出奇的一致，这也造成了一个人掉坑里，一队人都会跟着往下掉的现象。相同的盲点、相同的误区、相同的陷阱，同质性团队对于这样的潜在危险少了一些可以预警的“异类人”。 由此可见，同质性强的背后，必然导致团队所涉及的专业领域和信息来源的缺少和缺失，从而使得团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遇上很多困难，增加了团队成功的难度。

相比同质性团队，异质性的团队成员之间有着差异化的特征与优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资源互补，使得团队犹如一个多面手，在执行任务时就能够兼顾到方方面面，从容应对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突发事件，对于盲点、误区、陷阱等潜在危险的灵敏度要比同质性团队高得多。如果团队成员能够互相配合，各自展现自己的专业水准和能力所长，团队将有极强的战斗力。当然，由于在异质性团队中团队成员所具有的处世风格以及分析问题的观点和角度多少都会不同，这样在对处理问题和决策上就容易产生意见分歧。如果不能统一思想和意见分歧，那么在执行任务时就很难做到步调一致，从而团队的力量就很难发挥到淋漓尽致。

国内外学者对于团队异质性做了大量深度的研究，研究发现，异质性团队对于团队绩效既有正向影响，同时也有负向影响。例如，对于信息的异质性，多数研究者得到了较为一 致的观点，即认为职能和教育背景的异质性能提高团队绩效。Pelled等人的研究表明，教育背景的异质性与团队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7]。Jehn的现场研究也发现信息异质性对团队绩效有积极的影响[9]。20世纪90年代，Barry对自我管理团队的研究发现，在解决创造性问题上，外倾性与团队工作绩效呈倒“U” 关系，即团队成员中性格外向者过多或过少都不利于团队绩效的提高。Neuman等人调查了82个零售团队后发现，团队中外倾性和情绪稳定性的异质性与团队绩效有正相关，责任心、宜人性和开放性上的异质性与团队绩效负相关。此外，张平学者在高层管理团队的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中指出，在我国企业中，TMT职业经验异质性、年龄异质性与行业动态性的交互作用在各自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负向的调节作用，即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TMT职业经验异质性、年龄异质性越高的企业绩效越差。

三、启示与反思

无论是同质性团队还是异质性团队，都存在各自的优缺点，没有哪个是绝对好或绝对坏的，具体应结合异质性的表现方面，视工作与任务的性质而定。对于工作任务较为固定、风险度低、行业竞争力强的工作，由同质性的团队来完成就会比较顺利；而對于创造性强、灵活多变、风险高、行业竞争力弱的工作，异质性团队更能发挥其价值。

此外，对于任何一种性质的团队，要想创造高的团队绩效，都必须要有团队精神与合作意识。在同质性团队当中，要在内部形成一套完善的民主决策流程和制度，也包括合理的、科学的奖励制度。例如团队完成任务取得胜利时，应该全体人员都有奖励（哪怕有的人在本次没有能力或没有机会出到力），然后才是根据每个人的付出以及所做的贡献分级奖励。而在异质性团队中，拥有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核心人物，能够圆满的作好成员的思想工作，统一团队成员的思想，引导好员工为全体利益着想，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使得团队目标一致、步调一致，则是团队成功的必要因素。

参考文献：

[1]刘嘉，许燕. 团队异质性研究回顾与展望[J].心理科学进展 2006，14（4）：636-640

[2]张平.高层管理团队的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J].管理学报，2007

知识异质性 第3篇

近年来, 关于知识产权创新激励效应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 很多学者关注到了行业差异和技术扩散在不同渠道间转换。问题在于:在研究行业异质性过程中, 往往只是简单分组, 并未充分考虑行业的技术、市场特点;而在研究国际技术扩散渠道时主要考察国际贸易、FDI和技术许可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影响, 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技术转移。

从中国行业层面数据看, 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不断缩小, 但行业内部差距拉大;相对规模在行业内部相差巨大, 2011年达到近56倍;国内技术转移增长速度大幅提升, 如在2001年时, 规模以上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引进费用 (2858659万元) 是购买国内技术 (363335万元) 的8倍, 但是2011年技术引进费用 (4489861万元) 仅是购买国内技术支出 (2205219万元) 的两倍。一系列数据说明, 中国知识产权创新激励的渠道正在发生改变, 而在这个过程中不同行业的技术水平、相对规模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重点考察知识产权创新激励效应的行业异质性, 首先考察了R&D支出、国际贸易、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转移对产业创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 就知识产权制度变革对产业创新及影响创新的因素进行分析;最后, 引入行业技术差距和相对规模, 进一步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激励效应的行业异质性问题。

1文献综述

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已被现代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践所证明 (Lucas, 1988;Romer, 1990) ;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 强调制度对世界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更具有解释力 (North, 1990) 。因此, 知识产权作为激励创新的制度安排受到广泛关注。

早期的经济分析文献证明了, 在封闭的经济体中建立知识产权制度解决创新市场失灵的必要性 (Arrow, 1962) , 研究一个国家和地区内知识产权制度的最优设计问题, 如专利制度的最优期限 (Nordhaus, 1969) 、保护宽度 (Klemperer, 1990) 和保护高度 (Scotchmer&Green, 1990) 问题。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与知识和技术相关的贸易流量急剧增长、国际投资显著扩张, 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伴随着TRIPS的实施及国际组织推动不断提高, 引发了对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技术转移之间关系的重视。有些学者认为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外国直接投资、特许经营和跨国公司的垂直整合获得技术转移 (Mansfield, 1994;Branstette et.al, 2011等) ;而有些学者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增强知识产权保护, 恶化了贸易条件等, 不利于其自身的经济利益, 而是有利于向那些发达国家的持有大量专利的跨国公司转移租金等 (Souza&Batista, 2011等)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知识产权创新激励效应是复杂的、非线性的, 取决于东道国的最初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创新效率、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 (Chu&Peng, 2011;Lorenczik&Newiak, 2012;Hudson&Minea, 2013等) 。

近年来, 更多学者关注到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技术扩散渠道转换的影响和知识产权创新激励效应的区域差异和行业差异。对于国际技术扩散的渠道转换问题, 已有学者的研究多是从国际贸易、FDI和技术许可角度 (代表性学者:Maskus&Penubarti, 1995;Smith, 2001;Maskus, 2004;Ivus, 2012;等) 进行研究, 并未考虑发展中国家行业内部的技术扩散。对于行业异质性问题, 很多学者都进行了积极探索 (代表性学者:Mansfield, 1994;Yang&Maskus, 2001等) , 也有学者研究中国行业问题, 但是他们的研究并未充分考虑行业的技术和市场特征。如Fan et.al (2013) 利用中国数据, 分别对中国行业研发支出和研发溢出测算后, 得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对研发支出和研发溢出效应的激励效应存在行业差异;国内学者如柒江艺、许和连 (2012) 和董钰、孙赫 (2012) 等, 他们运用不同行业层面数据, 也发现知识产权创新激励效应存在行业异质性。

总之, 已有的研究, 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行业内部技术转移、行业自身的技术和市场特征, 下文的分析正是围绕这些被忽视的问题展开。

2产业创新水平描述

结合国内外文献, 经济学家较多使用研发经费和专利等指标。有些文献用新产品销售收入来表示创新, 但是新产品销售收入并不是对创新成果的直接测量。本文为了更全面地反映我国37个产业的创新水平, 将同时使用不同的创新指标并进行比较。本文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国研网的行业统计数据 (下同, 不再赘述) , 37个规模以上行业, 时间跨度为2006~2011年, 6年共计222个观测样本。由于各个产业规模差异很大, 使用相对指标便于比较各产业创新程度的差异, 因而用新产品销售收入份额 (新产品销售收入/主营业务收入) 、从业人员人均专利数量、研发人员人均专利数量和R&D强度 (R&D支出/工业总产值) 来反映产业创新程度。

表1是用这4个指标反映产业的创新水平, 在给出2006~2011年均值的同时, 也计算了4个指标的均值和各自的平均增长率。为进一步说明产业创新水平与产业的技术和发展水平之间的联系, 表1同时也给出了产业的技术和发展水平, 其定义为人均产业总产值和人均拥有发明专利数的平均数。表2是通过各创新指标之间及其与技术和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 检验各个指标的合理性。通过表1, 可以发现如下几点。

(1) 从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百分比 (%) 看, 如果以2006~2011年的均值而言, 创新强度较高的产业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32.31%) 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 (25.69%) ;创新强度较低的是水的生产、供应业 (0.16%) 和电力、热力的生产供应业 (0.21%) 。行业最大差异近200倍, 但是从增长率来看,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速度最快, 而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速最慢。这说明尽管从均值来看电力、热力的生产供应业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百分比较低, 但是近年发展较快。

(2) 从百名从业人员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看, 如果以2006~2011年的均值而言, 创新强度较高的产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和医药制造业, 分别为0.37和0.21;创新强度较低的是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和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他们仅有0.0036和0.0012, 不足通信设备和医药行业1%。行业最大差异达到100倍。从增长率来看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速度最快, 而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增速最慢。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不仅均值低而且发展速度最慢。

(3) 从百名研发人员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看, 如果以2006~2011年的均值而言, 创新强度较高的产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和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等, 分别达到了11.08和8.20;创新强度较低的是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和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仅有0.59和1.35;行业最大差异近20倍。但是从增长率来看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速度最快, 而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增速最慢。

(4) 从研发支出强度 (研发支出占工业产值比例) 看, 如果以2006~2011年的均值而言, 创新强度较高的产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和专用设备制造业, 分别为1.22%和1.16%;创新强度较低的是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和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分别为0.02%和0.05%;行业差异显著, 最大相差61倍。从增长率来看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增长速度最快, 而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速最慢。

考虑到行业发展状况的差异, 引入人均总产值, 综合考量行业的技术和发展水平状况。具体算法:利用2006~2011年, 37个行业的行业数据, 首先计算行业从业人员百人人均专利水平和人均总产值;然后求得两者的算数平均数, 作为衡量行业技术和发展的平均水平。表1中可以发现,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技术和发展平均水平最高, 取值为1.40, 而其人均专利排名却只是第16名;而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最低, 取值为0.116, 但是人均专利却排名第21位。巨大差异源自人均总产值和人均专利数值差距较大, 因此平均后人均总产值起到了主导作用, 如石油、烟草和电力等行业虽然技术创新水平不高, 但是由于人均总产值较大, 导致综合排名靠前。因此可以得出, 选取不同创新指标对实证检验的结果将产生巨大影响。

为了避免盲目选取创新指标所带来的不科学性, 本文进一步探究各个指标的合理性, 表2给出了各个创新指标与创新和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从中可以得出, 百名从业人员发明专利申请量与创新和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最大 (0.28) , 并且与其它各项创新指标的相关系数都比较高, 因此本文选取从业人员发明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技术创新的指标。

3实证分析

3.1渠道间转换

从技术创新渠道看, 无非有自主创新和吸收外部创新, 而吸收外部创新的渠道又可以分为两大途径, (1) 通过国际贸易、FDI和技术许可等获得国际技术外溢; (2) 通过购买国内技术获取国内技术外溢。

表3中RD代表自主创新, 用研发支出表示, 单位亿元 (下同) ;TRADE代表国际贸易, 用进出口贸易总额表示;FDI代表外商直接投资, 用外商投资总额表示;TI代表国际技术引进, 用技术引进支出费用表示;DTP代表国内技术转移, 用购买国内技术支出表示, IPP是根据许春明和单晓光 (2008) 提出的立法和执法结合法求出。

从表3中可以得出, 研发增长速度最快, 年均增速达到121%;其次是国内技术转移, 年均增速119%;之后依次是国际贸易、FDI和国际技术引进, 年均增速分别为115%、102%和99%。这说明, 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不断加强, RD和国内技术转移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国际技术溢出, 技术转移渠道正在发生转变。因此在考虑技术创新过程中中国自主创新和国内技术转移不可忽视。

3.2模型设定

假设1, 自主研发和国内技术转移对技术进步有显著促进作用。由于自主研发投入和国内技术购买支出的快速增长, 可能是由于自主研发投入和国内技术转移对技术进步有显著促进作用。

在假设1基础上, 提出模型1

其中, αi代表个体固定效应;β0代表常数项;uit代表随机扰动项;Ln PAT代表技术创新水平的对数, 用专利申请量表示;EV代表国际贸易, 用出口交货值表示 (行业层面没有进口数据) ;RD、TI和DTP同上;αi为固定效应模型中个体差异;i代表行业, 共37个行业, 同表1;t代表统计年份, 从2006~2011年。

假设2, 随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自主研发支出的快速提高, 说明中国逐步具备了一定自主创新能力, 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是吸收国际和国内技术溢出的基础保障。

在假设2的基础上, 提出模型2

假设3, 技术差距过大不利于技术进步, 而相对规模较大则有利于技术进步。因为技术差距过大, 说明还不具备技术溢出的门限条件;而相对规模较大说明具备技术创新的实力。

在假设3的基础上, 提出模型3

其中, TG代表中国行业与发达国家总体的技术差距, 用2006年发达国家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减去历年中国各行业研发支出占工业产值比重, 表示中国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CCON代表行业相对规模, 用行业工业产值与37个行业总体产值相比。

3.3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表4中的实证检验结果是在用Hausman检验确定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后, 进一步消除了异方差或自相关问题后给出的最终结果, 其中模型1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基础上的AR模型;模型2是固定效应的AR模型;模型3存在个体固定效应, 采用了GMM模型。

注:*p<0.05;**p<0.01

在模型1中, 不考虑知识产权保护和行业技术特征和市场特征时, 研发支出对技术进步促进作用最显著, 即研发支出每增加1%单位时, 以专利申请量衡量的技术创新能增加0.852%;出口交货值对技术进步也存在显著促进作用;技术引进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是负向的, 说明技术引进浪费了资源, 并未对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国内技术转移却对技术创新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购买国内技术支出每增加1%个单位时, 以专利申请量衡量的技术创新能增加0.117%, 因此假设1成立。

模型2中, 引入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后, 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并未发生质变, 只是弹性大小有所转变。知识产权保护取代了研发支出, 成为对技术进步最显著的影响因素, 假设2成立, 并且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每提高1%, 技术创新就能提高2.175%;研发支出则从0.852降低到0.39;而出口交货值系数从0.142提升到0.214;技术引进依然是负值, 且几乎未变;而国内技术转移的系数则从0.117降到0.076。

模型3中, 技术差距系数为负, 说明技术差距越小, 越有利于技术进步, 并且技术差距每缩小1%, 就能促进0.784%的技术进步, 弹性大小仅次于知识产权保护的0.785;而相对规模系数为正, 说明相对规模越大越有利于技术进步, 并且相对规模每增加1%, 就能促进0.09%的技术进步, 至此假设3成立;其它系数大小略有变化, 但是性质未变, 因此模型设定前后具有一致性, 结论具有稳定性。

4结论建议及展望

本文利用中国37个行业自2006~20011年的面板数据, 确定了科学合理的衡量创新的指标后, 综合使用多种模型考察了自主研发、国际贸易、国际技术引进、国内技术转移、产业的技术特征和市场特征对知识产权创新激励效应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 (1) 相比研发强度、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和研发人员人均专利, 从业人员人均专利数量是衡量技术创新的理想指标; (2) 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了技术进步, 并且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的贡献度较高; (3) 技术创新渠道正在发生变化, 自主研发支出和购买国内技术支出的地位正在攀升, 而技术引进并未显著促进技术进步; (4) 技术差距越小越有利于技术进步, 相对规模越大越有利于技术创新, 说明技术创新需要一定的基础条件, 即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创新实力, 也需要一定的产业规模。

据此, 本文建议:在研究技术创新时, 可以选择从业人员人均专利数量作为技术创新指标, 而非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研发人员人均专利水平、研发支出占工业产值比重, 相比而言, 人均专利更能反映创新和发展水平;我国应该加强知识产权执法水平, 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特别是应该加强区域间知识产权保护合作, 打破区域割裂, 逐步形成全国统一的知识产权产业化的创新市场, 进而促进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过程中更应该注重自主创新和内部技术转移, 通过强化自主创新和内部技术交流, 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提升吸收国际技术外溢的能力;同时还应该扩大行业相对规模, 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知识异质性 第4篇

关键词：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货币政策；空间异质性；时间序列；优化；动态模型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974（2015）11-0139-06

作为政策当局的有力宏观调控工具，货币政策在一国经济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通常情况下，货币当局主要依托货币供应量、利率这两种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来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除了上述的两种主要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外，还有诸多的其他形式，如汇率传导渠道、资产负债渠道等.然而，货币政策的传导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整个过程环节多、渠道广，而且还会受到每个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金融资源分布、金融结构差异等不同要素的异质性影响，每一项统一的货币政策在传导过程中往往都会产生区域差异，形成货币政策区域异质性效应.如果不考虑货币政策的区域异质性效应，不仅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会对经济平稳发展带来冲击，进而加剧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腾飞的同时，中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在逐步拉大，各区域间的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资源配置差距也随之扩大，货币政策在中国不同地区、不同省份的调控效率效果差异越来越明显.因此，在研究货币政策在中国各地区的执行情况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时，就必须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异质性.

Beare（1976）认为货币政策之所以会产生区域异质性效应，是由于其传导渠道所导致[1].Ridhwan等（2008）研究了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可以促进区域发展，特别是在欠发达的国家更可以发挥重要潜在的作用[2].Chappel Jr等（2008）分析了地区经济状况对货币政策制定者的影响，认为区位条件影响央行行长的政策偏好[3].Yang 等（2010）基于1991～2002年瑞典数据分析了货币政策对瑞典区域房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对瑞典房地产市场具有显著的区域效应[4].Mamoru（2010）基于企业微观数据研究发现，后危机时代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日本47个地区借贷市场产生了异质性影响[5].Massimo等（2013）研究货币政策对地区债务融资的影响[6].

国内对货币政策区域异质性效应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90年代.葛兆强、郝继伦（1995）基于货币政策区域化角度探寻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问题[7].国内大多数学者是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向量回归模型（包括VAR和SVAR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区域异质性效应的存在性进行实证研究，代表性文献见文[8-11].

不难发现，国内外学者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异质性研究是广泛而深入的，但多数有关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并没有将区域之间的空间关联性和依赖性纳入分析体系.货币政策效应不仅受本地经济基础、金融结构等影响，同时还会受到周边地区诸如金融活动的溢出效应等影响.因此，将空间效应纳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分析更加准确、更具说服力.现有研究表明，纳入了空间效应的GWR模型是一种比传统的OLS估计更适应于分析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空间特征[12-15].对此，本文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来估计中国货币政策产生区域差异性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而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关于货币政策实施的建议和对策.

1 模型构建、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

1.1 GWR模型与本文的技术处理

由于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金融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货币政策效应在各地区相同时期的有效性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这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用空间异质性（Spatial Heterogeneity）来阐释.处理空间异质性的一个主要方法是非参数局域线性回归模型，即英国学者Fotheringham提出的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该模型是用于研究空间关系的一种新方法.中国货币政策区域执行效果的空间差异正好具有这一特征.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一般表达式为：

1.2 指标、数据的选取

综合考虑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其基本的传导过程可为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首先作用于金融体系及各类金融市场，并沿着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两个途径传导，进而影响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并通过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相互作用，最终影响价格和产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体制还在不断地完善，利率市场化改革仍处在渐进的推进过程中，因而以利率指标作为货币政策变量还有待商榷，国内学者的研究中多以货币供应量或金融机构信贷量作为货币政策变量.与信贷量相比，货币供应量是现阶段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以它作为货币政策变量更具有代表性，且信贷规模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关系，信贷量在很大程度上由货币供应量决定，因此本文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作为货币政策变量.由于部分省市缺乏省域层面的货币供应量M2的统计数据，且流通中的现金相对于存款来说所占比重较小，故本文借鉴前人研究

郎雯（2011）详细阐述了省域层面以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数据来代替货币供应量M2的合理性[18].，以该省市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数据来代替货币供应量M2.

为研究货币政策区域异质性效应，还需明确货币政策调整的目标，进而对货币政策在各区域的效应进行比较.因此本文选取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和经济增长变量GDP来度量货币政策调控的“稳物价，保增长”这两大目标.此外，由于央行采取预调微调的货币政策需要根据经济运行环境来实施宽松或紧缩的货币政策，当微观经济层面面临资金困难，内需乏力等问题时，应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引导市场预期和信心，刺激扩大企业的投资.反之可采用紧缩货币政策.可见，企业投资的需求变化主要依赖于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本文还将选取固定资产投资总额I指标来反映货币政策的异质性效应.

本文选取的变量M2，I，CPI和GDP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2002～2011年，实证结果利用SAM4.0软件实现.

2 实证分析

2.1 2001～2010年中国各省域的货币政策变量M2的Moran指数

本文选取2001～2010年中国31个省域的货币政策测度变量M2为统计指标，并对其取自然对数，对M2进行数据变换以减小变幅，利用SAM空间计量软件得到历年的货币供应量M2的Moran指数值，结果如表1所示.Moran指数的检验是建立在正态分布假设之上的，从结果显示看出，在0.1的显著水平下各年份的统计量均显著.自2001年以来，货币供应量M2的Moran指数略显上升趋势，其显著性水平也有增强的趋势.这表明中国各省域的货币供应量M2表现出小幅度扩大的空间集聚现象，但整体上这一指数的数值在0.2附近波动，为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同时货币供应量是非均匀分布的，正是这种空间上的非均匀或非随机分布导致了货币政策效应的空间区域异质性.

同时，图1分别描绘了2001和2010年中国31个省域货币供应量M2的Moran散点图.在这两个年份的Moran散点图中，可以发现，第一、三象限内分布的散点明显多于其他两个象限，且第三象限（高高类型）又多于第二象限（低低类型），这从总体上揭示出中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区域非均质性.通过货币政策测度变量M2的Moran指数值及散点图，可以直观地反映出中国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在各省域上存在着空间自相关性和异质性.

2.2 基于OLS与GWR模型的回归估计比较分析

本文分析了中国31个省域2010年货币政策执行效果情况，得到如表2所示的OLS估计结果.根据OLS回归结果，模型拟合优度达到0.941，表明模型整体上是显著的.但回归模型 OLS 只对参数进行平均意义上的全域估计，不能反映参数在不同空间的空间非稳定性.由于货币政策变量在空间上表现出自相关性和异质性，而传统的回归模型是建立在最小二乘法基础上对参数进行估计的，其估计系数是一个常数，故无法揭示中国货币政策效应的空间区域异质性.因此，忽视空间效应的OLS估计会导致研究得出的各种结果和推论缺乏应有的解释力.

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进行估计，以局部系数10%使用Gaussian核函数得到如表3估计结果.

可见，模型使用地理加权回归的方法时， GWR在统计上非常显著，它可以解释货币政策效应总变异的95.5%.与OLS的结果相比，残差平方和也由1.58下降到0.86，Sigma值也出现了显著的下降.GWR 估计结果显示，处于不同分位点时各个解释变量对每一空间样本点的货币政策变量都有特定的回归拟合估计值，且分位数的参数估计值差异比较显著， 直观地刻画出省域层面上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一定程度的异质性，这也说明各解释变量对区域内货币政策作用的影响是异质的.

表2和表3列出了OLS和GWR估计的回归系数，从所取的3个影响因子OLS估计来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I和GDP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显著的，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指标则需将显著性水平放大到0.15的情况下才显著.利用GWR进行局部参数估计得出的系数可以很好地揭示出货币供应量和各影响因子之间复杂的关系，每一个影响因子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是随着区位的变化而变化，但所有的影响因子在不同程度上有着一致的影响.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对货币供应量有负向影响，而GDP对货币供应量有正向作用，物价指数上涨，在宏观经济中表现出为了抑制通胀，国家将采取适度的紧缩货币政策，从而减少货币供应量，反之亦然.而当微观经济层面的固定投资总额不断扩大时，意味着其流通资金充足，在流通过程中将收缩货币供应量.相反，区域内经济基础越占优势，金融结构越优化，则金融机构的存款及流通中的现金也会越多，意味着货币供应量也就越多，从而进一步刺激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良性循环的形成.这一点可以从中国货币政策调整长期偏向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得到反映.经济增长、物价水平和企业投资都在一定程度上对货币政策区域异质性效应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这也说明了中央将稳定物价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原因所在，不同地区的物价持续上涨或下跌以及自身经济条件基础，会进一步加深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化.

3 结 论

本文利用Moran指数和Moran散点图完整地描述了2001～2010年间中国31个省区货币政策测度变量M2的空间分布特征.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自2001年以来，货币供应量M2的Moran指数呈上升趋势，这表明中国各省域的货币供应量M2表现出小幅度扩大的空间集聚现象，但整体上这一指数的数值在0.2附近波动，为正的空间自相关性.通过货币政策测度变量M2的Moran指数值及散点图，直观地刻画出中国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在各省域上存在着空间自相关性和异质性.

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增长、物价水平和企业投资都在一定程度上对货币政策区域异质性效应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物价水平.由于经济与金融发展和消费水平的区域差异导致了货币政策的区域异质性效应，故统一的货币政策并不能协调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对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进而阻碍整体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

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政策实践经验，本文认为要缓解中国货币政策区域异质性效应问题，第一，应实行差异化的区域性货币政策.比如通过货币政策制定权的适度下放和货币政策工具的区域差别化等操作，以减缓中国货币政策的区域异质性效应.目前的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实践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差别化区域货币政策的贯彻落实仍任重道远.第二，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来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欠发达地区的金融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把握好“流动性”这个总闸门，将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中小企业，提高货币资金的传导效率，从而弱化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区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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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异质性 第5篇

团队异质性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团队成员中可观察到的差异和潜在差异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关系方面,对成员异质性与隐性知识关系的研究国外相对多些,国内却并不多见。因此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以兼并重组企业为背景,构建团队成员异质性与管理者隐性知识水平模型,揭示异质性内在匹配状况与管理水平的关系。

1 理论和假设

1.1 团队异质性

团队异质性是指团队成员在个性、性别、态度、背景或经验方面的差异及分布情况,而这潜在地导致成员间形成不同的看法[2]。成员异质性包括多个维度,性别、年龄、工作年限、专业背景(包括学历)和职业经验方面的异质性是以往研究经常采用的五类异质性[3,4]。本文拟采用张钢、熊立对成员异质性的划分[5],研究团队成员在性别、年龄、工作年限方面能反映人口统计学特征的一般异质性,在专业背景、教育、职业经验方面能反映成员知识储备情况及思想倾向的专长异质性[6]。

1.2 管理者隐性知识

Wagner(1987)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工作场所中隐性知识的基本结构模型是一个三维立体结构:知识内容、知识情景和知识定位;知识内容维度包含管理自己、管理任务和管理他人;知识情景维度包含局部情景和全局情景;知识定位维度包含理想主义定位和现实主义定位[7]。Wagner 和Sternberg以此为基础开发了适合于不同工作领域的隐性知识量表。管理人员隐性知识量表(TKIM, Tacit Knowledge Inventory for Managers)是Wagner和Sternberg等人最早开发的量表,由美国心理服务公司(Psychological Services, Inc, PSI)出版,在国外广泛应用于管理者隐性知识的相关研究。唐可欣以Wagner和Sternberg 等人最早开发的TKIM为修订对象,得到一份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人员隐性知识量表[8]。

1.3 团队异质性与隐性知识

以Sternberg为代表的研究者对管理者的研究表明:隐性知识与经验之间中等相关(0.20-0.40)[9];管理经验越丰富、管理职务越高的管理者拥有的隐性知识水平越高[10],隐性知识水平和管理成功的很多方面(如绩效水平(r=0.56,p<0.05),福利、职务等级、工作满意度(r=0.23-0.29),以及管理潜力测评结果[11](r=0.26))显著相关[9,12],另一研究中,隐性知识与管理人员的报酬及管理者在公司的地位高低有显著相关,分别0.39和0.36[13]。连旭、车宏生、田效勋(2007)的实证分析发现管理者的隐性知识与工作年限、从事管理年限的相关性均不显著,而管理自我的隐性知识与其从事管理的年限显著相关[14]。因此,本文做如下假设:

假设a:团队成员性别异质性与管理者隐性知识水平没有显著相关。

假设1b:团队成员年龄异质性与管理他人隐性知识水平负相关。

假设2b:团队成员年龄异质性与管理自我隐性知识水平显著正相关。

假设3b:团队成员年龄异质性与管理任务隐性知识水平显著正相关。

假设1c:团队成员任期异质性与管理他人隐性知识水平负相关。

假设2c:团队成员任期异质性与管理自我隐性知识水平显著正相关。

假设3c:团队成员任期异质性与管理任务隐性知识水平没有显著相关。

假设1d:团队成员教育异质性与管理他人隐性知识水平正相关。

假设2d:团队成员教育异质性与管理自我隐性知识水平正相关。

假设3d:团队成员教育异质性与管理任务隐性知识水平正相关。

假设1e:团队成员专业异质性与管理他人隐性知识水平正相关。

假设2e:团队成员专业异质性与管理自我隐性知识水平正相关。

假设3e:团队成员专业异质性与管理任务隐性知识水平显著正相关。

假设f:团队成员职业经验异质性与管理者隐性知识水平正相关。

本文的理论模型图如图1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调查程序与样本结构

本研究对山东莱钢集团、河南神火集团等兼并重组企业中的管理团队进行了问卷调查,得到76个管理团队的有效数据。调查方法采用多种方法相结合,包括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培训班问卷调查。问卷选项除了样本的个人基本信息采用选择题形式外, 其他选项均采用Likert七级量表设计。样本特征描述如表1所示。

2.2 变量设计及衡量方法

(1)被解释变量及衡量方法。被解释变量是企业管理团队的隐性知识。实证研究表明隐性知识对管理者的表现是一个最佳的预测指标,对实际工作的成功非常重要,一个人的成功与隐性知识的掌握情况密切相关 。因此本文将团队隐性知识测验上的得分作为衡量管理团队管理绩效的一个有意义且独立的指标。本文只考虑管理者隐性知识量表的内容维度,将管理者隐性知识的评价指标分为3个子指标,即管理自我、管理任务和管理他人。对于子指标的评价采用利克特(Likert) 7分法,即1 - 7分。为了保证其有效性和内容的一致性,本研究采用被修订过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管理者隐性知识量表,通过信度鉴别,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0.50以上,表明量表整体具有较高信度。被调查企业管理团队的隐性知识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2所示。

(2)解释变量及衡量方法。本研究的解释变量有6个,分别是性别异质性、年龄异质性、任期异质性、教育异质性、专业异质性和职业经验异质性。团队成员异质性的测量,采用Herfindal - Hirschman指数,公式为:undefined,其中p 指种类i的人员占总体的比例,n 为种类的数量,H 值介于0 ～1 之间,H 值越低,表示异质性越低。被调查企业管理团队异质性均值如表3所示。

2.3 分析方法

采用SPSS 16.0 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3.1 实证检验

对于团队成员性别异质性、年龄异质性、任期异质性、教育异质性、专业异质性和职业经验异质性与隐性知识水平的关系,采用Pearson分析方式,其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假设a、2b、3b、1c、3c、1d、3e获得支持;假设1b、 2c、 2e系数的变化方向与假设一致,但没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2d、3d、1e、f不成立。

“**”表示在0.05水平下显著,“*”表示在0.1水平下显著。

3.2 结果分析

管理自我是在工作相关环境中,管理者有关绩效方面的自我激励和自我组织;管理任务是知道如何在实际工作中管理好具体工作任务;管理他人是管理者管理自己的下级以及处理好与同事交往及上级的关系。根据研究结果显示:(1)年龄异质性与管理自我、管理任务隐性知识水平(r=0.327,0.264,p<0.05)呈显著正相关;年龄异质性与管理他人隐性知识水平(r=-0.206)负相关。处于同一年龄段的管理者常常拥有相似的经历和相近的价值观,因而他们沟通更容易,关系更融洽;而年龄差距大的管理团队会因为价值观不同而产生冲突,团队的凝聚力下降;但是不同年龄层次的管理者一起工作,可以实现工作中优势互补和自我激励。年轻人思想敏锐,敢作敢为,但是缺乏相应的技能和经验;中年人年富力强,锐意进取;老年人阅历丰富,视野广阔,但是精力不够。他们对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有清楚的认知,因此面对工作中的困难,很容易做到互帮互助、产生团队协作效应。(2)任期异质性与管理他人隐性知识水平(r=-0.295,p<0.1)负相关。不同任期成员组成的管理团队可以以丰富的企业经验和社会经验为基础形成多样化观点,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问题解决能力;但人员任期的异质性程度越大,彼此之间不了解,容易激发冲突,且不容易解决冲突,不利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3)教育异质性与管理他人隐性知识水平(r=0.220,p<0.1)正相关。不同的教育背景,拥有更丰富的社会关系资源和更良好的内外互动氛围;(4)专业异质性与管理任务隐性知识水平(r=0.204,p<0.05)显著正相关。不同的专业背景代表着不同的思维模式,其成员在一起工作,彼此提供了更广阔的社会视野,更前沿的社会动态、对问题有不同角度深层次的看法,在做工作前能对工作期间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有价值的预测。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与我们期望的不同,职业经验异质性与隐性知识管理各方面负相关(r=-0.155、-0.092、-0.171,p>0.1),原因应该是职业经验代表着不同的认知模式,企业兼并重组后,成员价值观、思维方式等在短时间内不能改变,团队还没能很好的融合,成员不愿意分享自己的隐性知识。

4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在管理团队组成特征的一般异质性方面,年龄异质性对提高团队管理自我和管理任务的水平和能力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任期异质性会对管理他人的隐性知识水平和能力产生不利影响。(2)在管理团队组成特征的专长异质性方面,专业异质性对提高团队管理任务的水平和能力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教育异质性对管理他人的隐性知识水平有积极作用。本研究给兼并重组企业的启示有:(1)企业兼并重组后,管理团队本身的构建需要经历组建、激荡、规范、执行和休整的周期过程,要构建合理有效的管理团队,就应注意团队成员的合理搭配以优化团队的隐性知识运用,实现团队成员多样化的知识技能结构匹配。(2)提升管理团队隐性知识水平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是管理团队应对动荡环境的必然选择。要加强隐性知识的学习和管理,主要从年龄、任期、教育和专业异质性的角度入手优化团队知识结构,促进隐性知识的转移,实现管理团队成员动态的信息和知识的深化,提高管理效率,实现管理协同。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局限性:(1)没有区分兼并重组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和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必要针对不同性质和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加以深入研究。(2)本文只研究一般异质性与专长异质性单个因素与隐性知识水平的关系,并没有考虑到的二者的交互影响。(3)本文的数据来源为兼并重组企业,结论不适用于所有的企业。这些局限可能会对本文的结论产生影响,有待于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补充和完善。

摘要：产业结构调整使得企业兼并、重组的步伐加快,提升管理团队管理水平成为当前重要的研究课题。实现管理团队内部异质性的匹配对提高团队管理水平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而管理水平的高低由管理者隐性知识水平决定。本文提出了管理团队成员特征的一般异质性和专长异质性与隐性知识水平构建模型,通过对兼并重组企业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年龄异质性、专业异质性、教育异质性等对隐性知识水平有积极作用,任期异质性对管理他人的隐性知识水平和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知识异质性 第6篇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质性研究常用的目的抽样法,以我院三年制大专助产专业2014级301、302班共125人(均为女生)为研究对象。考虑到研究对象的代表性,选择不同成绩、生源地、家庭背景、性格特点的学生。样本量以资料达到饱和为度,最终访谈15名助产专业学生。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在完成第一学年基础课程学习的基础上,将实用助产技术、妇科护理和新生儿护理这3门助产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点设在三级甲等妇幼专科医院,由临床医生实施临床教学。在相应的教学内容学完后,将学生每3人分为一组,分组分批到产科门诊、妇科门诊、产科病房、妇科病房、产房等科室见习。人均见习4~5次,每次4学时,共计196学时。

1.2.2 研究方法

采用质性研究中的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法。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初步拟订访谈提纲后,对3名助产专业学生进行预访谈,经两位质性研究专家指导后,根据预访谈结果不断完善并确定访谈提纲。如:你觉得这种临床教学和临床见习对你3门核心专业课程(实用助产技术、妇科护理和新生儿护理)的知识理解有什么影响?请你谈谈在这种临床教学和临床见习中,印象最深刻或理解最透彻的知识点是什么?是怎样习得的?你对临床教学安排、见习安排等有什么评价和建议?访谈地点选择在我校比较安静的小会议室,每位研究对象均为单独交谈,每次访谈时间30分钟左右。访谈前首先解释访谈目的和录音作用,并征得研究对象的同意。访谈中,运用试探和引导的方法,并及时记录研究对象的肢体语言、语气、表情等。资料分析方法采用Claizzi分析程序:(1)仔细阅读所有资料;(2)提取有重要意义的陈述;(3)对反复出现的观点进行编码;(4)将编码后的观点汇集;(5)写出详细、无遗漏的描述;(6)整合相似的观点;(7)返回参与者处求证。两位研究者独立分析资料,最后通过小组反复讨论得出结果。

2 结果

经资料分析,提炼出3个主题。

2.1 知识理解

据了解,目前助产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教师教得辛苦,学生学得难受。对知识的不理解会造成思维上的“短路”,从而影响后续知识的学习,周而复始,学生的学习压力变得越来越大。在学习过程中,“理解”起着关键作用,也是学生学习的核心。也只有在理解的基础上内化知识,知识才能真正成为学生自己的。学生11:“如果听了半天都理解不了,内心就会焦躁不安,听课的时候即使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也会感觉上课时间好漫长。如果学的东西容易理解,容易记住,就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学生14:“没见到实物,没有眼见为实,就不好理解。在学校一上完课,书本就丢在一边,不会再去看。”学生4:“在医院上课,注意力集中,教师讲解疾病或某个知识点,不会照本宣科。”学生8:“理论知识不能死板地学,不能死记硬背,而要去理解。”

2.2 临床教学手段

实施临床教学的19位授课教师都是临床一线中级或高级职称的医生或助产士,不仅理论知识扎实、实践技能过硬,而且所讲案例生活化,学生乐于接受。同时,还有逼真的模型演示和临床实拍的视频帮助学生理解。学生3:“临床教师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讲课不用看课本,随手拈来,脱口而出,我们像听故事一样,好有趣,很乐意听,也很容易懂。”学生1:“医院上课的教师跟学校的教师确实不一样,讲课生动易懂。教师好像知道我们爱听什么,就会有针对性地举一些例子,以激起我们的学习兴趣,调节课堂气氛。我们听得入神,有时还会笑,在笑的过程中,理解和记忆得更加深刻。”学生7:“对教师讲的知识很有印象,比如教师讲到子宫肌瘤时,给我们播放了教师自己给病人做腹腔镜下子宫肌瘤摘除术的视频,通过观看视频我们可以直观清晰地看到子宫肌瘤的颜色和形状。”学生5:“学母乳喂养的时候,教师给每位学生发了一个人工乳头和婴儿模型,让我们亲身体会母乳喂养和挤奶的姿势、手法和注意事项,最后还进行了母乳喂养比赛,大家都很认真地练习并踊跃参加比赛。”学生3:“讲妇科护理中的计划生育时,教师一进来就先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避孕套,还有各种宫内节育器等,这样一下子就提起了我们的兴趣,大家充满了好奇,既爱听又爱问,感觉一节课很快就过去了。”学生2:“教师让我们进行病例分析,刚给出病例特征,如月经异常、白带增加、腰酸痛……我脑子里很快就闪现出盆腔炎、宫颈炎等疾病,马上举手抢答,结果全部回答正确,教师当场表扬了我,还给我加了5分的平时分。我感觉比较难的题目都被我很快就解决了,心里特别激动。从那以后,我对这门课就更有兴趣了。”

2.3 临床见习

临床见习是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环节[4],对于助产专业学生来说,有效的临床见习是其学习生涯中非常珍贵的经历和宝贵的财富。学生8:“上午讲完乳腺炎,下午见习的就是一位二十多岁的乳腺炎病人,乳房已经化脓了,医生正在给她做穿刺,把乳房里的脓液抽出来,这使我对乳腺炎相关知识印象特别深刻,记得特别清楚。”学生13:“我一直对胎盘很好奇,很想一探究竟。那天到产房见习,看到胎儿和胎盘都娩出后,教师正在检查胎盘的完整性,我就主动过去一边看一边问。教师也一边做事一边给我介绍胎盘的结构和功能,解开了我对胎盘的疑惑。”学生2:“平时在学校学习新生儿洗澡、抚触都是采用模型,没什么感觉。而在新生儿科见习新生儿洗澡、抚触,都抱着真实的新生儿,使我们对这部分内容印象深刻,还增强了我们的责任心。”学生1:“比如健康评估中的‘满月面容、二尖瓣面容’等内容,光看书很难理解,如果临床上的病人长得稍微与书上的图片和描述不一样,我们就说不出是什么面容。而只要在临床上遇到该类案例,经过脑、手、眼的结合运用,知识就会被理解,且会记得牢固。”

3 讨论

3.1 新形势下急需大批高素质、高技能的应用型助产专业人才,院校合作人才培养是行之有效的培养途径

随着长(沙)、株(洲)、(湘)潭一体化建设的推进,尤其是国家出台“全面两孩”政策[5],助产专业人才需求面临着很大的缺口。助产专业是介于临床医学与护理专业之间的一个特殊专业,专业性、技术性、操作性和实用性都很强。要培养出适应新形势的高技能应用型助产专业人才,必须让学生尽早接触社会、尽早接触专业、尽早接触临床。我校从2014年开始,与湘潭市妇幼保健院就助产专业人才培养开展院校合作,在医院建成了1间能容60人的理实一体化教室和1间集医疗服务与临床教学于一体的教学型产房,由医院经营和管理,正常收治病人,主要完成助产专业学生核心课程的临床教学和床边见习,真正做到了“医院里面有教室,产房里面设课堂”。

3.2 院校合作模式下的临床教学和临床见习中,通过临床真实案例分析、床边(手术台、产床、病床)观摩、实拍视频演示等,学生对核心专业知识的理解更加容易、更加深入

核心专业知识在学生专业知识体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应用有效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对专业课程的学习热情,以促进学生对核心专业知识的理解。教学过程中应使学生对知识形成多角度的、丰富的个性化理解,从而使他们在面对各种现实问题时,能结合、激活、迁移自己的知识学习经验,灵活地利用它们解释新现象,形成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策略。教学不仅仅是一种“告诉”,更重要的是要使学生在知识的情境中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感受主动地实践、体验、理解[5]。本次研究者在访谈中还惊喜地发现,学生对原本较难理解的内容,如前置胎盘、胎盘早剥等,讲起来头头是道。而以往没有参与过院校合作模式临床教学和临床见习的学生,大多数不能理解这些比较深奥又难懂的专业知识。“让学生理解……”是教师在制订教学目标时的常用语,也是教学的首要任务。学生对知识没有理解,教师的教学便是无效劳动。教师的教学行为就是要促进学生理解知识并内化为自己的知识[6]。

参考文献

[1]Vedrana V,Ann-Cathrine B,Ewa I,et al.Parents’experiences when their child is undergoing an elective colonoscopy[J].Journal for Specialists in Pediatric Nursing,2015(20):123-130.

[2]赵文卿,卢淑华,陈丽珍,等.40岁以下乳腺癌患者化疗期间焦虑抑郁原因的质性研究[J].中华护理杂志,2011,46(9):886-888.

[3]彭成华.临床医学生在临床实习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J].教师,2011(23):114-115.

[4]彭小菲.十八届五中全会:我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N].北京青年报,2015-10-30.

[5]梁薇,文雪.教学活动中知识的理解[J].教育导刊,2012(4):75-77.

异质性企业理论综述与启示 第7篇

异质性企业理论是在评判的继承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 其解释了异质性因素对企业贸易模式的影响, 本文对异质性企业理论的基本模型和理论发展进行了归纳和评述, 最后分析了其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几点启示。

传统贸易理论可追溯到Adam Smith的绝对优势贸易理论, 之后经过David Ricardo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和HeckscherOhl的HO理论等发展阶段, 其核心思想在于用技术的绝对或相对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发生以及对贸易国双方福利的影响, 进而指出国际贸易模式应该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垂直贸易。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以Krugman和Brander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化假说, 并建立了战略贸易理论 (Krugman, 1979, 1980) 和垄断竞争贸易理论 (Krugman&Brander, 1983) , 合称新贸易理论 (New Trade Theory) , 其对传统贸易理论中的规模报酬不变、完全市场竞争和同质产品等假设提出了严厉的评批, 他们认为传统理论模型无法解释现实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占大多数的典型化事实。

进入20世界90年代, 国际贸易实践的发展使人们再次反思新贸易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因为大量的经验证明, 并非所有的企业都选择对外贸易。与此同时, 对众多国家的企业的研究发现, 同一产业内部, 存在着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在劳动生产率、资本技术密集度和工资水平上的显著差异。往往是从事出口业务的企业有这较大的生产规模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同时其工资水平也较高。对此现象, 无论是传统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无法提供令人置信的解释。

21世纪初, 以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和企业内生边界模型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 (New-New Trade Theory) 应用而生, 该理论突破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中企业同质性假定, 将异质性纳入对企业的微观分析分析框架中, 并且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 对国际贸易结构和贸易量给予了足够的解释力, 成为当前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新热点。

一、异质性企业理论的典型模型及其发展

事实上, 企业异质性主要表现为企业 (或工厂) 生产率、专用性技术、产品质量以及工人技能方面的差异, 尤其是企业生产率的差异, 而当前对这种差异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自由化对于产业内部结构变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上。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就是探讨异质企业是如何从事国际贸易, 贸易对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和福利究竟会产生哪些影响等问题。Melitz (2003) 建立的异质性企业模型以Krugman (1980) 的贸易模型和Hopenhayn (1992) 动态产业模型为基础, 同时引入企业生产率差异, 用来解释国际贸易中企业的差异和出口决策行为。Melitz认为, 存在异质性企业的垄断竞争贸易格局中, 贸易自由可能会导致企业的再分配, 进而可以提高整个经济的生产力水平。Melitz (2003) 模型考虑了贸易自由化进一步发展下的动态效应, 即效率最高的X型企业通过国内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 不断进行技术、产品和企业组织的创新, 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带来的是市场份额的扩大和利润的增长以及工人工资的增长, 同时也导致生产要素和经济资源向其进一步集中, 而那些效率低下的企业只能被淘汰出局, 整个行业的效率都会因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而得到提升。

在Melitz (2003) 模型的基础上, 众多学者对异质性企业模型进行了大量创新和发展, 并得出许多极具解释力的研究模型和成果, 这其中以Helpman, Melitz和Yeaple (2004) 的研究最为经典。他们三人拓展了Melitz模型, 将异质性企业引入到了多国多部门的贸易与投资模型中, 即考虑企业的国际化策略是选择出口、FDI、或是只在国内市场销售。各个产业都是由生产率水平不同的异质性企业组成。其中生产率水平最高的企业会选择FDI或者出口或者二者结合, 而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则会被挤出市场, 生产率居中的企业只能选择在国内市场销售, 各个产业的对外开放都会使产业内的资源逐渐优化集中, 并产生选择效应 (selection effect) 和利益再分配效应 (Redistributive effect) , 促进产业的优化升级, 同时也提高贸易国之间的福利水平。同时, 他们的研究也发现企业面临着市场效应与母国集中生产效应之间的利益权衡。

Melitz (2003) 模型将企业异质性的原因仅归结为生产效率的差异, 对此Yeaple (2005) 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 将竞争性技术、国际贸易成本、具备异质性技术水平的工人三个因素归结为企业的异质性的原因, 并认为异质性企业会在众多的竞争性技术中选取一种或几种技术, 同时雇佣与该技术相匹配的拥有异质性技术水平的工人, 这样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就具有异质性贸易优势。该模型还很好的解释了不断增加的技术溢价对异质性企业带来的额外收益。

Baldwin&Okubo (2006) 将企业迁移引进到了Melitz (2003) 模型中, 该模型假定贸易双方存在大小国情况下, 由于大国存在规模经济和较低的交易成本, 企业会向大国逐渐迁移, 这中迁移可以是以FDI的形式也可以是产品或服务的外包, 甚至包括完全撤离母国, 在这种情况下, 大国会得到这种迁移所带了额外红利, 小国的市场规模将被挤占, 不过自由贸易对小国来说, 依旧是有利的。

二、简评与启示

Melitz (2003) 创立的异质性企业模型, 后经Helpman、Baldwin等人对该模型的扩展和延伸, 目前已经成为研究国际直接投资和贸易外包等领域的重要理论依据, 该理论突破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对企业同质性的基本假定, 将研究视角从宏观贸易理论延伸到贸易的微观机制, 即异质性企业本身的行为模式和内部特质上, 同时进一步发现生产率、技术、拥有异质性技术的工人是异质性的根源, 结合贸易的固定成本, 解释了出口企业和其他企业生产率差异的原因, 丰富了贸易和FDI的研究类型。

当然, 从Melitz (2003) 的开创新工作算起, 异质性企业理论的发展历程区区6年, 理论体系并不完善, 也没有形成一致的模型框架, 其今后的发展至少还需回答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 异质性企业理论假定无摩擦的自由贸易环境, 而这种假定在现实世界几乎是不存在的, 那如何将贸易壁垒、关税、补贴和贸易政策等行为量化为企业国际化决策的影响因素呢? (2) Melitz等人将企业异质性归结为生产效率、异质性性技术及工人, 并认为异质性决定了贸易的类型和模式, 进而决定了贸易的福利分配, 那么如何将垄断这一普遍现实纳入到模型中来解释贸易模式的差异呢?显而易见, 垄断因素的存在直接导致了企业组织形式的差异, 进而也影响其贸易策略的选择。 (3) 异质性企业模型强调企业组织形式对贸易模式的影响, 并解释了公司内部贸易大量存在的现象, 但是企业是如何平衡企业内部贸易与市场交易的, 企业内部贸易在减少交易成本的同时, 是否又会增加其他成本?譬如管理成本?如果有, 那么如何衡量这些新的成本。

异质性企业理论对我国这样一个贸易大国也有着特殊的政策含义, 截至2008年年底, 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5 7.93%。出口依存度高达32.3%, 对外贸易, 尤其是出口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贡献率一直保持在25%以上。该理论对我国对外贸易应有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国际市场竞争远比国内市场激烈的多, 而往往那些能在国际化市场站稳脚跟的企业有着更为顽强的生命力, 这种生命力就是国际竞争带来的效率、技术和管理的提升。新新贸易理论的研究成果是对我们坚定不移的推进“走出去“战略的最好注脚。中国一些有能力的大企业和大企业集团必须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资源, 在国际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求强大。

第二、竞争性的效率优势是企业成败的关键, 而效率又是由技术、管理、人力资源等共同决定的, 如何形成我国企业自身的异质性核心技术、如何形成科学管理体制、如何充分利用和吸收国际化的人才, 这是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进行国际一体化战略必须首先解决的难题。

第三、自由贸易条件下的优胜劣汰是自发的机制, 企业的贸易行为也单方面受市场调节, 但是现实中, 贸易政策对企业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在促进贸易平衡、改善贸易条件、保护民族工业、引导贸易流向以及形成良性有序的外贸竞争环境等方面, 贸易政策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文翔.国际贸易的新发展——部门内贸易[J].经济研究, 1991 (2) 。

2、[美]保罗·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英]马克·卡森.跨国公司的未来[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5。

4、Fujit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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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elpman, Elhanan and Krugman, Pau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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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ujita, M.and P.Krugman, 1995, “When is the Economy Monocentric?Von Thünen and Chamberlin Unified”, Regional Science Urban Economics Vol.25, No.4, pp.505-528.

[5]、Grossman, Gene M., 1992, Imperfect Competitiona ndI nternationalT rade, C ambridge:The MIT Press.

[6]、Helpman, Elhanan and Krugman, Paul R., 1989, Trade Policy and Market Structure, Cambridge:The MIT Press.

甘肃民勤土壤的异质性分析 第8篇

1 研究区概况和方法

(1) 研究区:位于甘肃省民勤绿洲境内的石羊河下游。绿洲南靠武威盆地, 西、北、东三面被巴丹吉林沙漠与腾格里沙漠包围。该区年均降水量只有110mm, 而蒸发量却高达2646mm, 年均日照时间3028h, 年均气温7.7℃, 昼夜温差15.2℃, 八级以上的大风年均达27.8d。沙尘暴年均37.3d, 在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下, 该区土壤共分为7大块、31个亚类。 (1) 自然土壤包括灰棕漠土、风沙土、盐土和草甸土; (2) 耕作土壤分为灌淤土、盐化灌淤土、沙化盐化灌淤土和沙化灌淤土四个亚类。此种土壤种类养分缺乏, 易遭受风沙、干旱危害。

(2) 研究方法:首先在野外挖掘土壤剖面, 选取样点位置进行分层采样;其次用烘干法将野外所取土样先称重, 再装入烘箱在105℃条件下烘干10h后, 然后使样品在烘烤箱中自然冷却至35℃, 再称其重量, 得到干重;最后用以下公式计算土壤水分:

土壤水分含量 (%) = (S-G) / (S-W) ×100%

其中:S为铝盒子与烘干前土壤的重量, G为铝盒子与烘干后土壤的重量, W为铝盒子的重量。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1 0 c m取样间距的土壤水分变化

从总体上看, 退耕还林地的土壤水分含量少于荒地的土壤水分含量, 显示退耕还林地确实使采样点的土壤具有干化趋势。两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壤含水量随深度的加大其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20cm之前都呈递增的趋势, 其中荒地的增幅大于还林地;从20cm～40cm呈下降的趋势, 仍是荒地的降幅大于还林地;从40cm～60cm又呈上升的趋势 (如图1) 。

2.2 2 0 c m取样间距的土壤水分变化

从总体来看, 农田的含水量高于荒地中的含水量。荒地与农田土壤水分含量在40cm前和80c m后具有相同的变化规律, 40cm前都呈递增的趋势;40cm～60cm之间出现了相反的变化趋势, 农田中水分呈下降趋势, 而荒地中水分仍然呈递增趋势;60cm～80cm之间仍然是相反的变化趋势农田中水分呈略微递增趋势, 荒地中则呈略微下降趋势;从80cm～100cm都呈递增的趋势 (如图2) 。

三种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下, 土壤水分含量最大的是农田, 其次为荒地, 含量最少的是退耕还林地, 对于为什么退耕还林地的土壤含水量最小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土壤20cm与40cm的深度是两个重要的拐点, 对于认识干旱区土壤水分的含量及植物生长研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摘要：利用传统统计学和地统计学相结合的方法对甘肃省民勤地区地区的各层土壤水分的空间变异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垂直分布中土壤水分含量有明显的变化, 即农田最大、其次为荒地, 而退耕还林地为最小值。

关键词：甘肃民勤,土壤水分,垂直变化

参考文献

[1]陈亚新, 史海滨, 田圃德.水盐空间变异性监测的条件模拟[J].水利学报, 2000 (6) :67～73.

[2]潘颜霞, 王新平, 苏延桂, 等.荒漠人工固沙植被区土壤性状的空间分布特征[J].土壤学报, 2007, 44 (5) :943～948.

知识异质性 第9篇

摘要：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基于地区间产业结构、资源状况以及经济体制等原因，外商直接投资效率并不相同。为此，文章在外资与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外资质量并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得出各地区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质量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率存在差异，即资本异质性会直接影响FDI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作用的程度甚至方向。由此得出，在引资及消除FDI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不平衡过程中，必须要转变思路，即从单纯强调增加引资数量转向提高资本的质量，增加外资的投资产出效率。

关键词：区域；FDI；经济增长；异质性；引资转型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14）03001209外商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一直是推动世界经济急速发展的主要因素。截至2013年4月底，中国累计实际吸收外资金额1.3万亿美元，吸收外资在全球的排名居第二位，已连续21年保持发展中国家首位，外资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这些年中国吸收外资的布局也得到了很大改善，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进一步快速增长，比重进一步提高。 近几年来中国东中西部的外资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但中西部外资增速已显著高于东部地区。随着外资规模的逐步扩大，中国吸收外资的主要目的不再是为了弥补资金上的紧缺，而是在保证外资数量的基础上，转向提高外资的质量，增加外资的投资产出效率。关注FDI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仅需要关注数量因素，还需要强调质量因素。

现有文献中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大多学者都假定外商直接投资是一种同质资本，主要从外资规模的分布差异对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增长进行相关性研究。然而除了外资规模上的差异外，各地区外资质量上的差异也不容忽视。例如，从外资技术含量角度看，东部地区引资结构中比较注重高新技术产业的对外开放，中西部地区外资在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投向上与东部地区有显著差距。各地区除了上述外资技术含量上的差异还存在进入方式、来源地以及投资产业等方面的差异。再加上其本身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等条件的不同，很有可能导致这些不同质量的外资对投资地区产生大相径庭的影响。选择与各地区经济发展相适宜的外资质量与管理水平对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特点因地制宜地引导外资转型、提高外资质量、优化产业结构将是下一步的重点。

一、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FDI与经济增长这一课题，国内外众多学者纷纷进行了研究，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致上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以Blomstrom[1]、Globerman等为代表，认为FDI促进了东道国经济的增长，他们通过建立中国各省份的面板回归模型，发现FDI与经济增长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同时证明了FDI对投资国有正的溢出效应，外资的增加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作用。国内学者姜磊 [2]、吴中兵、李松华[3]等也发现FDI有助于投资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从而推动其经济的增长。他们通过ADF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为此提供了相关证据。另外一种观点认为FDI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具有负面效应，Sun[4]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引起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即FDI使中国经济增长不均衡，扩大了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差距。沈桂龙、于蕾[5]则基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视角，通过实际数据得出结论，FDI使用成本过高，阻碍经济内生增长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甚至危害国家经济安全。段科锋[6]通过数据分析得出，FDI加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扩大产业结构偏差，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等一系列负面效应。文翠翠[7]从国家经济安全角度，也得出FDI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与此同时，从外资在区域间的规模差异及区域自身经济状况出发解释区域经济间的差距是研究的另一个关注点。他们主要从外资在区域间的规模差异及区域自身经济状况研究区域经济间的差距。武剑[8]通过建立多维方差分析模型论证了FDI的区域分布差异不能解释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问题。然而魏后凯[9]指出外商投资是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和东西差异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贺文华[10]对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FDI对东中西三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同影响。张鹏[11]通过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得出FDI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十分显著。赵琼 [12]分析得出外资会加大中国区域间经济的差距，FDI的区域分布差异将这种差距进一步拉大。陈海艳 [13]通过对山东省内各地市数据的研究，发现外商投资是山东区域经济差异缩小的主要因素。

然而对外资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则相对较少，Alfaro和Charlton [14]研究了外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不同特征的外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不一样。Sun从外资特征角度分析了外资企业与中国的文化差异。许罗丹[15]通过调查不同来源地外资企业，发现这些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在技术、管理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郭熙保、罗知[16]分析了外资特征（例如外资在制造业部门的投资、外资企业出口、外资技术水平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邹建华、韩永辉[17]对珠三角地区外资质量与区域经济增长进行了面板回归，分析了什么质量的外资更能推动经济的发展。

本文不同之处在于，对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关注更为强调外资的质量而非外资数量，并通过对中国东中西三个区域的外资质量与其经济增长进行了面板回归，并对各个区域外资特征表现进行了比较分析。依此识别异质FDI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差异性作用，从而为相应的引资政策指导提供经验证据。

二、中国外资质量特征与经济增长的经验事实

（一）外资来源地不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图1FDI来源变化趋势1997-2012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10 995.14亿美元，其中港澳台占49.30%，日本占6.63%，美国占5.08%，欧洲占7.34%，韩国占4.48%，新加坡占4.81%。1997-2005年期间其他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明显增加（图1），港澳台资金比例逐年下降。但1997-2012年港澳台每年投资份额占了总外资的一半以上。endprint

FDI的来源国不同会对东道国的R&D、专业化、生产要素的利用比例、全球化战略等多个方面造成不同的影响（Fortanier）。港澳台外资在技术和规模上对比欧美外资企业处于弱势，前者侧重于中国境内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主要投向劳动密集部门而非高技术或资本密集部门且趋于短期投资，属于一种要素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虽然港澳台外资提高了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积极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王洪庆，朱荣林），但是技术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而港澳台受其技术含量偏低的限制，很难带动中国技术水平的上升，故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而欧美外资则较港资和日资来说更多地参与高技术产业，产品更富多样性，有较广阔市场，注重长期发展，技术含量较高。可以为内地企业带来更多学习先进的管理和技术的机会，同时也加大了本地企业的依赖度，对本地资金有挤出作用，从而制约了本地企业的吸收能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港澳台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没有长期推动作用，欧美外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无法确定。

（二）进入方式不同对经济增长的差异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近年来外资进入中国的方式呈现出明显的独资化趋势（图2）。2010和2011年中国外资企业实际使用金额占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达75%以上。截至2011年底，外商独资合同项目已占全部外资实际合同项目总量的68.81%，金额的66.45%。

图2中国外资方式占比变化趋势图现有文献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出发，分析了独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认为独资化有利于中国生产要素数量和质量的提高。胡翊竑、王合绪研究发现独资经营方式改善了中国资本形成质量，推动了人力资源的开发，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了技术进步。吴靖喆分析了外商在华投资独资化趋势的影响，得出独资企业能对当地企业形成更强力的示范作用，对技术进步乃至产出增长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然而没有提高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当外资进入方式为合资合作时，由于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时需保持竞争优势，如在先进技术、管理和营销技能、独占的知识等方面，为了防止技术转移过程中带来上述竞争优势的溢出，跨国公司会倾向于选择技术转移率低的独资方式进入投资国市场。同时另一方面东道国合作方也很可能利用投资方的无形资产（如商标等），不注重产品内在质量，通过这种“免费搭车行为”，东道国合作方享有巨大利益而承担较小成本（Horstmann & Markusen）。本文认为不同进入方式外资对经济增长率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独资方式外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不确定，而合资合作方式外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负的溢出效应。

（三）外资技术与经济增长

高质量外资可以引入较多的高新技术，进而通过技术溢出推动东道国经济的增长，Assanie and Singleton利用102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不同质量的外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得出低质量的外资不利于推动经济增长，高质量的外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的结论。由于过低技术含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不能通过技术转移、示范效应等途径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正的溢出效应，反而还可能将一些“两高一低”产业转移到东道国。另一种情况是针对吸收FDI数量较少的地区，由于受人力资本和其他基础设备不完善的限制可能无法吸收技术含量过高的外资，相反还可能对其经济发展产生负的溢出效应。如果外资技术含量过低便可能如上述情况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对于FDI数量较少的地区其吸收外资技术水平应介于两者之间，寻找与之相适宜技术水平的外资。根据以上分析得到假设条件如下：

假设条件3：外资质量有助于东道国经济的提升，而在外资规模较低的地区，适宜的外资质量有助于其经济的增长。

三、经验理论

Solow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假定模型中只有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表达式为：

其中A是影响生产力水平的所有外生变量，K是资本、L是劳动，α，b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弹性大小，由于假定规模报酬不变故满足b=1-α。从表达式中可以看出外资和国内投资被看成了同质的要素，然而这种假定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其中国内投资存量是一个连续积分，λi表示投入资本的质量，xi表示投入资本的数量，n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和内资的数量之和。如果假定国内资本数量为n1，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为n2。则有n=n1+n2。

设外商n2中资本的租赁价格为w（i），生产者所能获得的最大边际产出为：

外资进入东道国的固定成本为FC，为了方便计算假定外商直接投资第i种资本的单位成本为1。在稳态下，回报率r为常数，厂商获得最大化利润需满足以下条件：

假设资本可以自由进出，则长期利润为零，在此条件可以得到：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为了研究外资异质性与区域经济差异之间的关系，本文在经验模型的基础上参考了现有关于外资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如Borensztein以及Alfaro和Charlton，郭熙保、罗知），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y表示各个省份的人均GDP，inv表示国内固定资产投资，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charac表示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特征，CON表示控制变量，u表示随机误差项。i 表示省份，t代表时间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了除吉林、西藏、贵州、内蒙古、甘肃以及四川之外的25个省份的数据为样本，选取了1997-2011年各省份的经济增长率、外商直接投资、国内投资水平、每万人就业人员中“R&D”人员数量以及衡量外资质量的各项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科技统计年鉴》、《国际统计年鉴》以及25个省份1996-2012年的统计年鉴。

（二）指标的选取endprint

Y选择各个省份的人均GDP的对数值；FDI，即各个省份实际利用外资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inv，即各省份每年新增固定资产与外商投资之差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人力资本用每万人就业人员中“R&D”人员所占比重。

同时，本文选择了以下指标衡量外资的异质性，分别从外资来源、外资进入方式、外资投资产业、外资技术含量等4个方面衡量。

source：用港澳台外资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值以及1-港澳台外资比重分别表示港澳台外资与欧美发达地区的外资。

way：本文用外商独资与实际外资总额的比值、外商合资合作实际投资额和外商实际投资额的比值表示不同的外资进入方式。

ind：用各个省份外资在制造业中的实际投资与外商投资实际总额的比值表示。

tec：用各个来源国的技术指标加权得到，计算公式参照郭熙保以及罗知中所提供的方法，公式如下：

tec=∑iFDIi∑iFDIi·teci，本文从来源国专利数量、百万就业人员中“R&D”人员数量以及科技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表示。

衡量外资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计量方程：

根据上述模型，本文选取了面板数据进行了计量实证分析。

（三）实证结果分析

从表1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各地区外资占比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推动效应，但是结果并不显著，而控制变量（如人力资本、财政支出以及国内固定资产占比等指标）都很显著。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说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此外，中国政府支出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然而加入人力资本与FDI占比的交叉项后回归结果并不显著。东部地区人力资本与FDI的交叉项系数为正，表明随着外资数量的扩大，人力资本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但效果不明显。而中西部地区交叉项系数为负，表明随着外资数目的增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降低。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外资进入中西部地区主要是为了利用该地区的初级要素，造成这些地区的相关产业的要素结构向低端转移，从而产生锁定效应。随着这种锁定的深入，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产业结构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企业创新力得不到提升，从而导致人力资本无法发挥作用（陈飞翔，马立军）。

可以认为，粗放型外资已经不适合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故中西部地区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尽快完成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经济体转型，进一步发挥本地高端人才的作用。且从东中西各地区看，外资的规模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突出，因此在引资的过程中要逐渐从重“量”到重“质”转变。提高引资规模的同时，更要注重外资的质量水平，优化利用外资的结构，提高外资的正向溢出效应。

1.外资进入方式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回归结果分析

从回归结果（表2）可以看出，独资方式进入的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由于独资化给国内同类企业带来了更大的竞争，国内企业要想获得生存发展的空间就必须不断改善其管理水平，在竞争中不断吸取跨国公司先进的经验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在竞争中不断前进。同时，跨国公司也会在中国形成一些配套的产业群，为了与其技术相匹配，激励相关部门改善其产品质量获得市场份额，从而间接地带动了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从宏观层面上，外商直接投资独资化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深度一体化分工战略的基本保证，把中国的生产链条与其母公司以及全球的分公司的生产链条紧密连接，有利于实现跨国公司的交易内部化，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在中国利益的最大化。而以合资合作的方式进入的外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可能由于合资合作过程中外资主要看重的是中国廉价的生产要素，带来的技术水平较低。同时在合作过程中由于文化和管理上的差异很有可能在工作中产生分歧不利于企业的成长。

从实证结果（表3）可以看出，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港澳台外资对经济增长均有正向作用，中部地区效果较显著而东西部地区效果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中国最近几年一直在鼓励“中部崛起”并且中部地区也推出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相关政策，在相关的配套设施和技术的引进方面也较注重。但是，港澳台外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很大一个原因在于，港澳台企业在企业精神、文化传统以及技术含量等方面都与内地企业较相近，很容易融入到内地企业，此外，由于港澳台企业所携带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偏低，故相对容易被内资企业模仿，从而有利于示范——模仿效应的产生，但是内地企业很难从中学到较前沿的技术。而欧美投资公司凭借在技术、管理方面的优势，进入中国市场后可能形成寡头竞争从而挤出本国企业。从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出，欧美外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负，虽然相比港澳台外资欧美地区会带来国际先进技术，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多可供学习的机会，有利于国内企业通过自我调整迅速掌握国际先进技术从而提高经济增长水平。但是，由于欧美地区外资技术水平较高也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挤出效应，加剧中国企业对外资的依赖度，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从而验证了前面的假设2。

企业异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 第10篇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使得企业何以“走出去”等问题成为研究热点。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的视角,以浙江省民营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测度企业生产率的综合指标体系,在准确测度企业生产率和充分控制模型内生性的基础上,就民营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是否具有生产率优势及这种优势是否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这两个问题进行了考察。

异质性企业贸易与投资理论是近年来国际贸易与投资领域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该理论主要由Melitz[1]、Helpman[2]发展完善,解释了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优势,得出企业依照生产率高低依次具备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服务本国市场的能力。随后,基于以上理论,学者们对生产率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总的来说,囿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可获得性,鲜有文献就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率优势进行检验,从异质性企业视角出发,研究中国企业生产率对其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文献目前也并不多。此外,已有文献的研究也存在以全要素生产率表征企业生产率时计算不准确[3]、研究企业生产率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时未充分考虑因反向因果关系产生的内生性等问题。鉴于此,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利用微观企业的数据,以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企业生产率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引入了测度企业生产率的综合指标体系,避免使用单一企业生产率的衡量指标带来的局限性;在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时,充分考虑同时性偏误与选择性偏误,使计算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更为准确;利用面板数据及以企业生产率指标的滞后项代替当期项,控制了因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使研究结果更可靠。

1 模型、数据与生产率指标体系

1.1 模型

借鉴Bernard等[4]的模型,本文构建了以下模型:

通过式(1)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是否具有生产效率优势。

其中prod、klratio分别表示企业生产率的对数形式、资本—劳动比的对数形式,OFDI是表示企业是否对外直接投资的虚拟变量,a是企业存续年限,μ和vt分别表示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模型(1)仅仅检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是否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这一现象。通过构建以二值选择变量为被解释变量的Probit模型:

通过式(2)可以研究企业生产率对其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

进一步考虑学习效应这一反向因果关系,借鉴田巍和余淼杰[5]研究成果,本文构建以下模型

通过式(3)对样本的进一步选择控制内生性[6]。

1.2 数据

本文使用的主要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由国家统计局建立,样本范围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企业信息由企业在每年年末自行上报。该数据库具有权威、样本量大、指标多的优点,但聂辉华等[7]指出,该数据库存在样本匹配混乱、变量大小异常、测度误差明显和变量定义模糊等严重问题。因此本文在筛选出浙江省民营制造业企业后,借鉴余淼杰和李晋[8]的做法对数据作如下处理:删除在本文需要使用的变量上存在缺失值或变量值不合理的观测;删除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不足10人的观测;根据一般会计准则删除流动资产高于总资产、总固定资产高于总资产、固定资产净值高于总资产的观测。为准确衡量劳动和资本对企业生产率的贡献,将工业增加值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固定资本存量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

处理后的数据还缺少企业是否对外直接投资的指标,因此本文将该数据库与商务部统计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名录匹配,得到企业是否对外直接投资的信息。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与数据的质量,本文最终仅采用2005—2007年间浙江省民营制造业企业的106 482条观测,其中有267家企业有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1.3 生产率指标体系

为较全面地研究企业生产率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破除单个生产率指标可能产生的局限性,本文构建了测度企业生产率的综合指标体系。

(1)劳动生产率(LP)。

劳动生产率体现了单位劳动的产出水平,Helpman等的研究中以劳动为唯一的要素投入,因此,其所指的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即为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劳动生产率通过

计算,其中Y是企业的工业增加值,L是劳动投入。

(2)全要素生产率(TFP)。

全要素生产率是总产出中不能被要素投入所解释的剩余,包含了技术水平、管理能力和公司治理策略等诸多因素[9]。通常全要素生产率通过使用普通二乘法估计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获得。但是这样计算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同时性偏误(simultaneity bias)和选择性偏误(selection bias)[10]。同时性偏误是指随机误差项中包含了可以被企业观测到的生产率,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的企业会根据观测到的生产率调整要素投入组合,这就导致了随机误差项与要素投入相关。选择性偏误是指企业在受到低生产率冲击时退出市场的概率与其资本存量相关。具体而言,如果企业的盈利能力与其资本存量正相关,那么资本存量高的企业在受到低生产率冲击时由于对未来有更高的盈利预期而往往不会选择退出市场。同时性偏误和选择性偏误使得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的全要素生产率有偏。本文用OP法(TFP_OP)或LP法(TFP_LP)测算全要素生产率,避免了这两种偏误。

1.4 生产率分布密度分析

对于不同类型企业的生产率,根据构建的生产率指标体系,本文利用核密度图从不同侧面进行了对比(见图1),得到以下结论。

(1)就测度企业生产率的劳动生产率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率最高,仅服务于国内市场的企业生产率次之,出口企业劳动生产率反而最低。这极可有能与浙江民营企业中存在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企业有关。

(2)就测度企业生产率的全要素生产率看,无论是OP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还是LP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总体的生产率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仅出口企业、仅服务于国内市场企业。由此可见,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由于技术进步或制度创新带来的生产要素配置组合的效率提高,因此,全要素生产率更为真实地反映了企业能够国际化运营的深度与技术能力间的关系。

注:从左往右依次表示仅服务于国内市场的企业、仅以出口方式服务于国际市场的企业、存在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

2 实证结果与分析

2.1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率优势检验

为了更准确的比较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与非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率差异,需要控制其他条件相同。表1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还是以OP法或LP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生产率的代理指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都具有生产率优势。由此可以说,生产率优势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但是否是充分条件,还有待验证。

(2)对于企业出口,若以劳动生产率作为企业生产率的衡量指标,由于变量EX的系数符号不稳健,说明对仅以出口方式服务国际市场的企业,其劳动生产率不一定比仅服务于国内市场的企业高,即对于浙江省民营制造业企业,出口企业并不具有劳动生产率优势。这可能与出口企业中加工贸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有关。若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生产率的衡量指标,由于无论是以OP法或是LP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生产率的测度,变量EX前的系数均为正,说明出口企业具有全要素生产率优势。

(3)以劳动生产率作为企业生产率的测度时,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劳均资本占有量的提高有利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企业生产率的测度时,由于变量的系数符号不稳健,说明资本—劳动比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无明显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资本—劳动比越高,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性越强,而如果有偏性的技术创新不利于劳动替代时,资本—劳动比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就无意义甚至会产生负面效应。

(4)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还是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生产率的测度,企业存续年限的符号或显著性均不稳健,说明企业进入市场的时间对企业的生产率也没有明显影响。

3.2 企业生产率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通过前面的实证研究,本文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率优势。利用模型(2)、(3)可以研究企业生产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表2报告了回归结果。表2中,列(7)到列(9)为模型(2)的回归结果。列(10)到列(12)为控制了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内生性后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

注:*、**、***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回归系数下方括号中报告的是Z值。下同。

(1)从生产率看,由(7)到(9)列可看出,无论以劳动生产率还是OP法或LP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测度企业生产率的代理指标,企业生产率的系数显著为正。在充分控制内生性后,由(10)到(12)列可看出,各系数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因此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也高,这与浙江省民营企业中许多高生产率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相符。同时,全要素生产率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也很高,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包含了技术水平、管理能力等因素,说明技术水平、管理能力及其他因素的改善都有利于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2)从出口看,由(7)到(9)列可看出,出口的系数显著为正,在充分控制反向因果关系后,由(10)到(12)列可看出,出口的系数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对于浙江省民营制造业企业,出口促进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对样本的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浙江省民营制造业企业中,有相当比例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开拓国际市场,说明对于浙江民营企业来说,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补性关系。还值得关注的是,通过模型(2),已经证实了出口企业有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倘若这种生产率优势部分得益于企业出口,则可以发现,浙江民营制造业企业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出口———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扩大出口的良性循环。

(3)从资本—劳动比看,由(7)到(9)列可看出,资本—劳动比的系数显著为正,在充分控制反向因果关系后,由(10)到(12)列可看出,资本—劳动比的系数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由于资本—劳动比反映了企业人均资本占有量体现出的企业资本装备水平,说明对浙江省民营制造业企业而言,生产设备等资本投入能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资本的大量投入和装备水平的提高,意味着企业向资本密集度高的生产方式的升级,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资本或技术升级的良性统一。因此,让更多民营企业走出去,进一步优化投资主体,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绩效,需要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资本深化水平。

(4)从企业存续年限看,企业存续年限的回归系数符号不稳健,且不显著,说明企业存续年限对其对外直接投资无明显影响。最后对模型(3)的有效性进行检验。有效性的检验有两方面:一方面,企业生产率各代理指标的当期项与滞后项相关系数均在0.7以上,说明用生产率的一期滞后项代替当期项是合理的;另一方面,模型残差项与企业生产率一期滞后项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生产率滞后项是外生的。因此,模型(3)能够解决内生性问题。

4 结论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民营企业在此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出发,基于浙江省民营制造业企业2005—2007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测度企业生产率的综合指标体系,在准确、全面衡量企业生产率和充分考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其生产率的内生性的基础上,验证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具有生产率优势对浙江省民营制造业企业的适用性,研究了企业生产率对其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浙江省民营制造业企业,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还是以OP法或LP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生产率的衡量,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都具有生产率优势,且企业生产率越高,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大。另外,资本—劳动比越高的企业越有可能对外直接投资,意味着要加快企业走出去,还需要进一步落实转型升级,提高企业的装备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还发现若以劳动生产率作为企业生产率的衡量指标,浙江省民营制造业企业存在出口—生产率悖论;而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生产率的测度,倘若这种生产率优势部分得益于企业出口,那么对于浙江省民营制造业企业,则存在出口—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扩大出口的良性循环。

本文弥补了以往文献缺少对民营企业的研究、企业生产率的测度指标单一、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不准确、鲜有文献就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具有生产率优势的适用性进行验证、在研究企业生产率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时未充分控制模内生性问题的缺憾。但受到微观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未就企业生产率对其对外直接投资额、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的影响做进一步的研究。

摘要：研究从异质性企业贸易与投资理论出发,以浙江省民营制造业企业为样本,通过构建测度企业生产率的综合指标体系,研究了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还是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代理指标,企业生产率越高越有可能对外直接投资。这与异质性企业贸易与投资理论的假说一致。研究还发现,以劳动生产率作为企业生产率的测度时,浙江省民营制造业企业存在出口—生产率悖论。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生产率,异质性,民营企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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