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控制的经济学分析

人口控制的经济学分析（精选10篇）

人口控制的经济学分析 第1篇

一、人口较少民族政策对景颇族的影响

人口较少民族扶持政策的调整, 将景颇族纳入扶持范围, 对景颇族的社会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一) 人口较少民族政策演进及影响。

2004年11月胡锦涛在国家民委《关于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加快发展的情况汇报》作出重要批示, 要求研究并采取特殊政策, 帮助人口在10万以下的22个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 2005年国家《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 (2005～2010年) 》政策出台并开展实施, 全国640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村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群众增收两方面取得较大进步, 基本实现“四通五有三达到”的基本目标, 呈现出生产发展、生活改善、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2011年年初, 国家相关部委提出拟将人口较少民族认定规模从原来的10万以下人口提高到20万以下人口, 随后在2011年6月20日国家民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出台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 (2011～2015年) 》的五年规划新政策, 将人口较少民族认定上限从原来的10万人口以下, 提高到30万人口以下的少数民族, 扶持对象从原来的22个少数民族扩大到28个少数民族, 景颇族自2011年起正式纳入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范围。

(二) 新政策对景颇族人口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景颇族由于受到历史发展、自然条件、生产力水平、人力资源素质等的影响, 生活水平较低, 在政府的帮助引导及外围市场的深入发展影响下, 景颇族社会经济有了较大改善。但与其他民族和地区相比, 景颇族的社会经济整体依然贫困落后。具体表现在基础实施建设较差、农村产业结构单一、人口素质较低、社会陋习影响严重、市场观念淡薄、生产技术知识缺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流失等方面, 而这些问题正是国家人口较少民族扶持发展政策主要扶持的内容, 因此人口较少民族新政策的出台, 必然对景颇族人口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新政策背景下景颇族人口经济发展的模型要素分析

关于人口经济增长的研究模型较多, 其中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应用较为普遍。其模型分析结构为:dYt/Yt= dAt/At + αdNt/Nt + (1-α) dKt/Kt, 其中A表示技术状态, N表示劳动力投入量, K表示资本投入量, α和 (1-α) 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在产出中的份额。因为劳动力来源于总人口, 若用人口增长速度来代替劳动力增长速度, 则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成为人口、技术和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模型:dYt/Yt= dAt/At +αdPt/Pt + (1-α) dKt/Kt , 模型中的dYt/Yt代表经济增长速度, dAt/At代表技术进步速度, dPt/Pt代表技术人口增长速度, dKt/Kt代表经济增长速度。

(一) 技术要素。

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经验再次证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技术的进步和应用解决了世界经济的众多难题, 技术已经被较多用于替代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 是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关键。景颇族经济发展中, 生产技术落后, 广大山区还存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 农村经济科技含量不高, 资源利用率低, 粗放型生产投入方式占主导, 生态破坏严重, 技术要素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景颇族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人口较少民族扶持政策推动下, 在景颇族农村经济发展中加大技术推广和应用刻不容缓。

(二) 人口要素。

人口要素是制约景颇族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但这里的人口要素不再是单纯的人口数量关系。从景颇族历年人口发展数据可以看出, 近年来景颇族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 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绝对数低于去年。在适度人口规模的基础上, 影响经济发展的人口因素更多表现为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方面。景颇族目前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 人口素质无法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而政府和市场倡导的民族特色经济发展模式需要民族人口素质的支撑。因此对景颇族扶持发展规划上, 应加大景颇族人口素质的发展及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 而不能从人口数量上来解决其经济发展的劳动力投入问题。

(三) 资本要素。

资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之一, 是与劳动力相互替代的主要要素, 在不同阶段和地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存在较大差异。如有市场资源优势的地区, 资本投入以投资性为主, 资本产生的经济效益较为明显;但缺乏市场资源优势的地区, 资本的投入主要是基础建设为主, 资本产生的社会效益较高。因此对景颇族扶持发展应区分其市场资源情况, 具有资源优势的地方应加大特色产业的资本性投入, 发展特色产业经济;在缺乏市场资源的边远山区, 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景颇族生活环境, 提高政府扶持资本的社会效益。以上模型要素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无论哪一要素缺少或投入不足, 都会成为制约景颇族人口经济发展的瓶颈。但三个要素的投入也是有重点和差别的, 首先, 人口素质是景颇族发展的第一要素。这是由生产力要素中人的能动性特点决定的, 其他两个要素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外界投入解决, 但景颇族的人口素质提高是外界无法包办的, 需要在外界的支持下, 主要通过本民族的发展来实现。同时, 景颇族人口素质的提高程度, 关系到技术要素和资本要素的接受和利用水平, 起到制约其他要素的作用, 并制约着景颇族人口经济的发展。其次, 技术进步要素是第二要素。景颇族和其他小少民族不同, 景颇族拥有适度的人口规模, 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产方式, 所在山区土地资源丰富, 生态条件优越, 其经济发展落后的主要表现为产出率较低, 因此需要改进生产技术, 加大科技投入, 才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最后, 资本投入是第三要素。资本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 但不是主要要素, 这也是我国多年来少数民族扶贫经验的重要启示。资本投入主要是经济发展的条件支撑, 如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资料投入和生活环境的改善, 但重点应投资到经济增长项目方面, 如特色农业的财政补贴、龙头企业的扶持、“公司+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的推动, 进一步扩大农村市场, 发挥市场机制的引导作用, 让景颇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自主发展, 达到资本要素的“造血功能”目的。因此扶持景颇族这样具有一定规模的人口较少民族, 应该重点提高人口素质, 加大科学技术的投入, 根据区域特点和资源开发情况, 进行有针对性资本投入, 才能提高人口较少民族扶持政策效果, 实现景颇族人口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三、新政策背景下景颇族人口经济发展的策略

我国新制定的人口较少民族扶持政策出台和实施, 给景颇族人口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机遇, 要充分利用政策推动优势, 促进景颇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解决景颇族贫困落后的社会状况。

(一) 抓住机遇,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景颇族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赖于对自然资源的投入扩张, 经济结构单一, 主要以传统农业为主, 其他产业发展落后, 生产目的自我消费倾向比重较大, 缺乏市场经济意识, 要实现景颇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必须转变其经济增长方式。在人口较少民族扶持政策的机遇下, 政府将对景颇族聚居的山村公共事业、社会经济、生活环境等加大投入扶持, 景颇族应该抓住机遇, 将政府投入转变为自身发展的推动力, 积极主动地在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下, 调整生产结构, 提高生产技术含量, 增加产品附加值, 实现景颇族经济收入的增长。

(二) 结合实际, 加强民族人力资源开发。

景颇族主要聚居山区农村, 在传统民族习俗、宗教、教育成本和就业的影响下, 接受教育程度水平较低, 缺乏民族人力资源开发和建设意识。多年来受到“等、靠、要”的思想影响, 大量剩余劳动力人口隐蔽在农村, 缺乏市场就业的思想意识, 导致劳动力市场参与程度较低, 严重影响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结合国家的重点扶持政策, 应加大景颇族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 对隐藏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进行教育培训, 扩大民族人力资源存量, 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源供求市场, 挖掘民族人口红利, 推动景颇族人口经济的发展。

(三) 转变观念, 提高民族人口质量建设。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人口质量建设, 在人力资源缺乏流动性的景颇族聚居地区, 人口质量的提高主要靠本民族的发展, 其他民族穿越语言、习俗等方面障碍较为困难。另外, 人口较少民族扶持政策并不是要求扩大少数民族人口数量, 而是提高民族人口质量, 经济学家萨伊对企业家要素收益的提出, 说明了人口素质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因此, 应转变少数民族人口观念, 加强景颇族科学文化素质建设、思想道德素质建设和身体素质建设, 通过人口质量建设, 提高景颇族对科学技术的接受和创新能力, 才能用市场经济观念来发展民族经济, 才能真正实现景颇族人口经济的发展。

(四) 依托市场, 探索民族特色经济模式。

景颇族长期以来受到居住环境和民族习性的影响, 其族群意识较强, 但族群的开放程度较低, 这种孤立的封闭式发展现象突出。必须结合外界市场发展的特点, 与周边已经形成的市场接轨来发展本民族经济, 才能发挥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作用。对景颇族的扶持, 也应结合景颇族居住环境、市场资源、民族资源等优势来进行规划引导, 依托市场需求, 寻求以景颇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多元化发展模式, 利用自然资源的优势发展生态农业, 利用民族文化价值, 发展以民族文化价值为核心的多元化第三产业, 才能促进景颇族人口经济的发展。

(五) 培育人才, 坚持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开发。

景颇族有着悠久的民族历史文化, 是民族发展的根基, 正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才能使中缅景颇族在广袤的跨国界疆域得以交往合作, 体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凝聚力, 因此景颇族的发展离不开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开发。同时, 在全球经济体一体化的背景下, 任何国家和民族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市场的推动, 景颇族也需要与市场经济接轨, 在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培育大量高素质的民族文化人才, 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对民族文化不断创新, 才能更好为本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李通萍.人口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人口控制的经济学分析 第2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经济影响 对策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早已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但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有别于其发达国家。首先，我国老年人增速快，人口基数大。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我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加之随着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加大，夫妻生育孩子的意愿下降，导致生育率也在下降。同时，随着科学技术和医疗设备的发达，老年人的平均年龄也在不断提高。这些都致使老年人口的增速加快。其次，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区域分布不平衡、城乡差异大。由于各地区经济的发展的不平衡，其老龄化程度也不同，表现为：东南沿海地区人口老龄化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又要高于西部地区，城镇的老龄化要大于农村的老龄化。最后，我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不一致。按社会正常发展的趋势来看，人口老龄化伴随的是经济同步增长，但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处于中下收入国家的水平，这是一种典型的先富未老，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

二、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会减少劳动力数量，降低劳动生产率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一定数量的和质量的劳动力支持，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只有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适应，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导致适龄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劳动力供应不足，将丧失我国丰富劳动力资源的优势，从而在吸引外资方面不占优势，会减少我国的出口贸易。同时老龄化还伴随着劳动人口的高龄化，由于人的生理机能与年龄有着密切的关系，人年纪大了，体力下降，大脑思维能力和记忆能力也在衰退，虽然其技术熟练，但是与同年轻人相比缺乏进取心，思想保守，跟不上技术创新的步伐，从而会降低劳动的生产率，影响经济的发展。

(二)人口老龄化制约产业的技术创新，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的一般趋势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但人口老龄化的出现却制约了产业的技术创新。因为随着高龄劳动力的年龄不断增长，其生理机能在不断下降，伴随的是其创新能力和思维能力的衰退，吸收新技术和新知识的速度放缓，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技术创新能力的下降。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技术开发、创新与推广，才能适应新兴行业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而高龄劳动力的这种状态不符合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从而制约产业结构的调整。

(三)人口老龄化加重了社会和家庭的养老负担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将退出劳动者的行列，离退休职工将不断扩大，社会用于养老、医疗、退休及相应福利事业的资金投入会急剧增加，导致社会经济负担加重。同时，由于我国计划生育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导致现在一个家庭里一对夫妇要赡养四个老人，还要抚养一个小孩，家庭经济负担十分沉重，一旦家庭中某两个或三个老人生病，这对夫妇便无暇顾及。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深入，年轻人口越来越少，老年人口越来越多，意味着越来越少的年轻人需要养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是家庭的经济、养老负担进一步加重。

(四)人口老龄化将对提升内需带来不利影响

一般来说，人的消费行为受年龄、心理和个人收入以及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一方面，随着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增加，青少年占总人口比重不断下降，由于老年人的消费欲望低，加之收入水平的相对减少，老年人的人均消费额随衰老逐渐减少，对住宅以及电视机、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减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老年人消费具有特殊性，比如：老年人在吃的方面，由于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牙齿开始退化、脱落，因而老年人比较喜欢吃方便、质软的食品;在住、穿、用方面，老年人更讲究实用和经济实惠;在身体和精神方面，更需要家政服务、养老服务、文化服务、锻炼身体的医疗器械服务等。老年人口的剧增和与之伴随的特殊消费，使得社会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急需出现一批专门为老年人生产消费品、为老年人服务的行业。

(五)人口老龄化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储蓄的影响

在养老金制度的推广下，一方面，由于有养老金、退休金、补贴津等的保障，老年人更倾向于当前的消费，减少个人的储蓄或不储蓄;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的收入较少，在养老和医疗上的花费使得老年人储蓄有限或者无力储蓄。因此，老年人的增加势必会导致个人储蓄的减少，同时还会导致企业在社会保障方面负担加重，从而减少企业储蓄，最终使整个社会的储蓄都减少，根据西方经济原理有储蓄等于投资，储蓄减少，必然会引起社会投资的减少，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三、相关对策和建议

一、健全和完善现行社会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化储蓄为内需

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老年保障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严重存在城乡不平等，表现为：城市保障金高，覆盖面低，农村保障金低，覆盖面窄。为此，政府需要加大财政支出力度，扩大社会养老医疗的覆盖面，实现城乡平等;建立一种基金型的养老保险制度，政府将收缴上来的养老保险金成立一个养老保险基金，聘请专业人士用该基金进行机构投资，使养老金增值，获取更多的资金为老年人服务。

二、建立新型的多元化养老模式，化政府养老为全民养老

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存在“未富先老”的特点，政府无法提供向发达国家那样全方面的适应老龄化的社会养老体系，而且家庭养老历来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因此，要继续提倡家庭养老的模式。另一方面，发展社区、养老院为辅的养老模式，大力发展社区、养老院等的文化、教育、卫生功能，提供多元化的精神慰藉、兴趣化的学习交流、休闲式的生活，从而向老年人提供全方位、多层次、高品质的服务。这种将家庭养老与其他方式养老结合而成的多元化养老模式课减轻政府、社会的养老压力。

三、适当调整劳动年龄范围，提高劳动力素质

人口老龄化伴随着我国适龄劳动力的数量减少，数量的减少削弱了我国丰富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对于吸引外资不利。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劳动力的身体素质有所提高和预期寿命有所增加，因此，可适当延长劳动者的退休年龄，起到缓解劳动力不足的现象。

四、充分利用老龄人才资源，发挥老年人余热

老龄人由于身体机能的原因，无法像青年人那样工作，但他们拥有自身独特的技能优势和经验优势，这种技能和经验是他们在长期的生活和工作中积累下来的，非青年劳动者所能立即掌握和替代的，是我国经济建设所必须的。因此，可充分挖掘、利用老龄人的这种资源，建立各种专家信息服务机构、技术信息咨询机构等，通过老龄人向青年劳动者提供技术、经验、信息等的方面的服务，既可提高老龄人的收入，增加其储蓄，又可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白洪鸽 梁硕轩.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对策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1,(05)

[2]张桂莲 王永莲.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J].人口学刊,2010,(05)

[3]张媚U.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J].2010,(11)

[4]卢明名.浅析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J].绥化学院学报,2008,(06)

[5]许寅.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J].市场论坛,2008,(05)

[6]陈景.浅析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J].黑河学刊,2007,(02)

[7]于长永.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6,(11)

人口控制的经济学分析 第3篇

【关键词】人口重心；经济重心；环境重心；综述

重心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弗·沃尔克1874年在分析美国人口空间分布特点中提出。其后，国外学者利用重心模型所研究的领域变得越来越广泛。中国的重心研究同样最早也主要集中在人口重心上。由于重心方法可以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与重心发展方向的对称性，直观反映所研究问题的动态转移，因此，该方法被大家广泛认可和接受，国内不少学者也逐渐将重心模型运用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其他问题研究上，方法运用领域不断扩大延伸。

一、人口重心问题研究

人口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关系国际民生的大问题，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一定时期的人口重心反映出该时期人口分布及其演变的动态过程。应用重心概念研究人口重心的文献颇多，主要集中在全国层面和省区层面。李义俊（1983）较早利用了1912年-1978年的统计数据分析了我国70年间来人口重心及其移动轨迹，描绘了现代中国人口的分布特点。随后，张善余（1991）和刘德钦（2002）都对我国人口重心的情况展开了研究。其中，刘德钦采用三维模型、罗伦斯曲线、人口重心、人口潜力等方法分析人口分布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人口分布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口空间分布的内在联系。温军等（1994）和赵军等（2005）均利用重心模型分析了甘肃省人口分布状况，指出其人口都有向经济中心城市聚集的趋势。前者主要分析甘肃民族人口重心的移动及原因，表明受经济等因素影响甘肃省民族人口“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态势正在弱化，且不断中心城市聚集。后者则描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甘肃省人口重心移动的方向和路径，表明甘肃省人口重心的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将更加密切，在今后一段时期，人口重心稳中趋缓的继续靠向中心城市。郑连斌（1995）和刘娟（2007）等都利用历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分别探讨了内蒙和福建人口重心的动态变化过程。研究表明析表明内蒙古人口重心移动速度逐渐减慢，移动方向偏向东北。福建省人口分布一直处在不平衡状态，人口密度东南地区高于西北地区，先西南移动再东南移动。此外，袁祖亮（1999）研究了河南省近两千年来的人口重心变化情况，得出历史上河南共有5次较大的人口移动。学者大都选取人口普查数据作为人口重心的计算指标，侧重于人口重心的测算和分析，这些人口分析数据多以户籍为统计口径，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利用户籍人口不能准确的反映我国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为了统一口径减小误差，有学者在选取数据上进行了改进，选取流动人口数据为指标如王桂新、徐丽（2010）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省级人口迁移变化情况，发现人口分布、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密切关系。李文训和孙希华（2007）同样利用流动人口数据，研究了山东省人口重心迁移情况。

以上文献让我们大致了解我国不同时期全国和部分省市人口的演变轨迹，加深了我们对人口空间布局的直观认识，对后续的深入研究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然而，以上文献存在明显不足，即对人口重心移动的原因和规律缺乏进行深一步的研究和解释，还存在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

二.经济重心问题研究

除了以上利用重心模型分析人口分布状况以外，该方法还被广泛运用到经济布局以及人口与经济的关联研究中。从经济布局来看，主要从产业、就业和消费来评估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向均衡以及评估空间发展政策的效果等问题。

樊杰是最早研究经济重心的学者，他利用农村工业产值详细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工业重心的变动，使我们对改革初期的农村工业化水平的地域差异有了形象的了解（樊杰，1996）。周民良（2000）则主要利用经济重心，分析我国经济重心与区域差距之间的关系，表明我国东西差距远远大于南北差距，且南北差距在不断扩大。此外，樊杰和陶岸军（2010）运用区域重心模型并结合其他统计方法探讨了1952-2005年53年间我国经济和人口空间分布的耦合态势，证明了经济和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差距的大小高度相关。他们在利用重心模型的同时构建了经济、人口重心空间耦合过程的作用机制模型，用均衡点跃迁和势能差转化解释了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过程，揭示了内生和外部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将重心方法运用到极致。

国内学者除了将重心模型对全国的经济和人口分布展开研究以外，还从区域层面分析了经济和人口空间分布状况。包玉海（1998）和关伟等（2014）在分别研究内蒙古和沈阳经济空间演变的同时，还对其驱动因素做了分析；前者指出影响内蒙古耕地重心变动的驱动因素有经济、自然、政策、历史等；后者则发现1992年以来沈阳经济重心的动态演化主要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速度及政策的影响。此外，刘雅轩（2009）和慕晓飞等（2011）等研究了新疆和东北的经济重心和几何重心的演变轨迹，均指出区域的经济重心和几何重心并不重合，存在时空偏离的现象。秦振霞等（2009）和林思宇等（2014）分别分析了河南省和湖南省的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得出河南省的人口、经济分布不均衡，人口分布表现在东西不平衡，经济发展南北不平衡的问题；湖南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在空间上高度相关性。此外，王言峰等（2008）则不仅利用区域重心模型探讨了陕西省1989-2006年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差异，并结合泰勒系数法分解了经济差距的原因。

除了研究全国层面和省区层面的人口和经济重心以外，还有学者从产业重心出发探讨与经济空间布局的关系。孙希华（2001）研究了山东省的产业重心，指出产业重心的转移主要受政策、人口素质和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的影响，为政府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提供了政策依据。还有学者将产业重心和经济重心结合探讨研究。冯宗宪等（2006）对比分析了1978-2003年中国经济重心、产业重心的动态演变轨迹。王欣等（2006）同样探讨了中国的经济和产业重心，认为产业的兴起及空间拓展在经济重心转移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

此外，也有不少学者将重心模型运用到就业分布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大致看出我国的经济空间布局。廉莹（2007）和廉晓梅（2007）都研究了我国经济重心、人口重心、就业重心的演变轨迹，表明人口重心、就业重心、经济重心偏离较大，演变轨迹明显不同，这也是地域差距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重心模型除了在经济和产业上的运用外，不少学者从消费层面展开了分析。张平、文启湘（2009）从重心均值和方差两个角度，表明我国消费重心呈现了“向西-向东北一向西南-向西北一向东南”的移动轨迹，揭示了全国各省市消费的均值和方差显著影响了消费重心移动。还有学者将消费重心与经济重心、产业重心、人口重心结合探讨，如许月卿等（2005）分析了我国人口与社会经济的演变路径与消费重心演变路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重心和社会经济重心空间发展不均衡，东西差距和南北差距都在不断扩大，地区差异显著。李在军等（2014）将消费重心和人口重心、经济重心相结合，利用1952—2011年60年间我国分省的统计数据，揭示了我国省区消费重心的演变路径及与经济、人口重心相互作用关系的驱动机制。另外还有学者利用多种指标与消费重心相结合展开研究，如徐建华（2001）等采用近20年来中国各省的人口、GDP、工业、农业、第三产业的产值及消费额数据，对我国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的演变进行的对比分析。

综上，研究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的文献颇多，学者分别从不同层面，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展开分析。从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人口重心、经济重心、产业重心、就业重心及消费重心的演变轨迹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一个地区人口重心轨迹所表达的方向大体上也是该地区经济发展、产业发展的方向，这是因为经济发达的地区更具有吸引人口的能力，而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相比之下不具有的吸引力。但是还是可以看出不同历史时期经济、人口重心的移动轨迹存在一定差异，说明经济、人口重心的转移方向都与我国的区域发展经济政策密切相关。

三.环境污染重心问题的研究

学者们对人口和经济重心的分析使我们大体掌握了我国人口和经济布局，比较而言，将重心模型运用到环境污染领域并不多见。赵海霞等（2014）分析了泛长三角地区工业污染重心演变路径及其驱动机制，表明泛长三角地区的工业污染重心都不同程度的发生了偏移，其中固体废弃物偏移距离最大，而工业废水、废气偏移的方向最大。研究环境污染重心的文献凤毛麟角，这也为环境污染重心的进步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启发我们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黄建山（2006）等选取工业三废数据作为环境污染指标，描绘了陕西省经济重心与环境污染重心的演变路径，指出社会经济增长、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空间联系。杜改芳等（2014）也许选取了相同的环境污染指标，分析了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与污染重心演变特征。指出该城市群的环境污染、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均不平衡，城市群西南应为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首发。赵小凤、黄贤金等（2007）采用1996-2006年江苏省的COD、SO2、TSP为环境污染重心指标，分析表明江苏省经济重心、COD、SO2和TSP排放重心偏向东南，但环境污染排放重心总体偏移程度大于经济重心偏移程度，且在不同时段表现出不同特点。胡琳、苏静等（2009）采用陕西省近10年（1999～2008年）的统计数据，经济指标选取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值等，环境污染指标选取工业废气排放总量、SO2、烟尘排放量等，分析了陕西省经济重心与大气污染物排放重心的动态演变路径。李想等（2013）选取的环境指标是江苏省1998-2008年间的碳排放量和人均碳排放量，揭示了经济重心和人均碳排放重心在空间上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黄建山，冯宗宪（2006）对比分析了陕西省社会经济重心和环境污染重心的演变路径，通过分析阐明了人口重心、经济重心与环境污染重心空间演变的宏观动态格局，这是利用重心概念来探讨人口、经济与环境的动态演变过程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

综上所述，从整体上看经济重心和环境污染重心大体上移动方向相似，即经济发展势必会造成环境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但是环境污染重心和经济重心迁移轨迹存在脱钩现象，也就是说，经济重心与环境污染各个指标的重心并不是完全一致，说明各个地区所面临的主要环境污染是有所不同的，这种现象是受多种驱动因素的影响。例如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等，但不足的是并未进一步探讨环境污染排放重心移动的驱动因素。

四、未来深入研究的问题

综上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利用重心法的研究已经运用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很多方面，让我们形象的了解到我国人口重心，经济重心与环境污染重心的分布情况，由于重心方法可以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与重心发展方向的对称性，直观反映所研究问题的动态转移，因此，该方法被大家广泛认可和接受。但在研究内容的深化和研究范围的广泛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从研究领域上来说，对于人口重心、经济重心及二者关系的研究、经济重心与环境污染重心的对比分析关注较多，而对环境污染重心的研究较少，人口重心、经济重心与环境污染重心的综合研究则更少。然而，人口、经济和环境三者的关系是值得大家深入研究和思考的。这就为探讨人口、经济和环境三者关系的探讨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启发我们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此外，利用重心模型大体反映了人口、经济和污染的空间分布情况，但重心转移的驱动因素究竟是什么却利用重心模型很难得出。为此，这需要在重心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统计方法进行深入研究，一方面，可以在理论层面使我们对重心移动的特征、原因及影响因素有深入理解，对于治理我国环境污染、合理调控人口、提升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实证分析阐述经济重心、环境污染重心与人口重心移动的驱动机制，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合理化建议，这都是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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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第4篇

我国的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少年儿童占总人口比逐年下降。而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我国社会养老制度的逐步完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开始缓慢上升。第一次人口普查和第三次人口普查相比,15—64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了2.19 个百分点,14 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所占比例下降2.69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上升了0.5 个百分点。进入二十一世纪,2000 年和1982 年相比,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上升了8.65 个百分点,0—14 岁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10.7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上升2.05 个百分点。

至2010 年,伴随着老年人口的缓慢增长,少年儿童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以年均约0.52 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下降。2000 年我国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8811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6.96%,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

一、贵州人口红利基本情况

建国以来,贵州人口依次经历了两次人口结构的转型。至2003 年,贵州省总抚养比为50.33%,首次超过50%,开始迈入老龄化社会。2004—2012 年同期,相较于西南地区其他省份,贵州省总抚养比平均高出西南地区平均水平7.55 个百分点。至2007 年,这一差值甚至高达10.15个百分点(见表1)。由此可看出,贵州省的劳动年龄人口负担较重,人口红利提振贵州省经济增长水平能力有限。

(注:数据来源:Wind资讯。)

自2007 年达到总抚养比的最高峰后,贵州省人口总抚养比以年均1.94 个百分点开始下滑。2007—2012 年,贵州省人口总抚养比高于西南地区省份总抚养比平均水平的部分,开始浮动性下滑。总抚养比由老年人口抚养比和少年儿童人口抚养比构成。2004—2012年,贵州省老年人口抚养比缓慢上升,少年儿童抚养比虽有适度下降,但是,同期和西南地区其他省份相比,少年儿童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居首位(见表2)。例如:2012年,少年儿童占社会总人口比例,四川16%、重庆16%、云南20%、西藏22%、贵州23%。

(注:数据来源:Wind资讯。)

总体来说,相较于临近省份,虽然贵州省的人口负担较重,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小,但是从发展趋势来看,较重的人口负担在逐年缓慢降低,在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贵州省具有抓住人口红利效应末期的能力。

二、贵州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社会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口结构会由“年轻型”逐步向“老年型”转变。随着经济的增长及科学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寿命在不断延长,人们的生育观念在发生转变,对传统的从事家庭生产和供给的劳动力刚性需求也在逐步下降,由此导致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双重下降。贵州省自2003 年开始迈入人口老龄化,且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进一步催化社会的老龄化。截止到2010 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接近752.62 万,占常住人口的21.55%。以户籍人口为计算基数,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也已经达到11.64%,65 岁及以上占7.96%。

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而新生人口转化为现实劳动力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劳动力的短缺。劳动力资源的短缺,很可能会导致部分生产资料和技术设备闲置,社会资源无法达到优化配置,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受到抑制。同时,现有的劳动年龄人口正渐渐趋向老龄化,劳动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弱化,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对新的职业技能的学习能力降低,社会经济活力减退。

贵州省处于我国西南地区,属于“欠发达,欠开发”省份,虽然第一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不及第二产业,但是农业人口占全省总人口超过八成。2012 年,贵州省农业人口约3448 万人,占全省总人口83.42%。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仍然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这主要源于我国农村的传统文化、生产方式和经济水平低下等因素。贵州省一些较为偏远落后的山区农村,甚至还保留着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更决定了家庭养老的主体地位。同时,由于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技术一般较落后,医疗场所覆盖率低,农村老年人的患病率和伤残率也较高。这些原因更加导致其子女经济负担加重,在负担完父母的养老开支后,基本没有剩余进行储蓄。Leff运用截面数据分析方法,对1964 年74个国家进行截面估计,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抚养比对储蓄率均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高储蓄率是我国能实现高投资水平的保障,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陈友华指出:老年人占社会比重高,国民生产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如养老、老年人护理、医疗等支出会大幅上升,反而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公共投资比例会下降,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减少直接导致总产出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

贵州省由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低储蓄率和非生产性消费支出,都直接影响到了贵州省经济的发展,并且随着老年抚养比的逐年上升,其所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

2、低劳动参与率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人口红利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三个途径:高劳动参与率、高消费需求和高储蓄率。具体过程为:在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成长进入劳动年龄阶段后,就为社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人口,这就使得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得以保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为各类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随着这部分人口跨入劳动年龄的时间增加,其也逐渐达到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收入和消费的高峰期。

上个世纪50 年代和60 年代,贵州省经历了两次生育高峰,1953—1964 年,贵州省0—14 岁少年儿童增幅达115.44万人,至70 年代末,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贵州出生率开始大幅下降。但由于在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陆续进入生育阶段,当时0—14 岁的少年儿童人口仍占很大比重。1991—2000 年,贵州人口出生率一直稳定在20.0‰~23.0‰之间,致使0—14 岁少年儿童比重从1990 年的32.68%下降到2000 年的30.17%,下降了2.51 个百分点。自此,贵州少年儿童抚养比在2005 年波动上扬之后,一直在逐步下降。在老年人口抚养比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目前的少年儿童抚养比下跌是有利于经济的短期发展的,但是当现有劳动年龄人口陆续进入老龄化,而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有限时,贵州省未来有可能会出现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均衡的状况。

改革开放后,沿海经济迅速发展,大量西部省份年轻人,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大量外出打工,寻求更高的工作报酬和新的发展方式。在这一时期,贵州外出年轻人口加速增长。至2010 年,贵州省人口净流出量为700 多万人,比十年前增长了将近500 万人,流出的人口中,99.09%为60 岁以下适龄劳动力人口。

贵州省80%的人口属农业人口,基本从事第一产业,这就导致农村存在着大量的“隐形失业”。经济的迅速发展推动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不断向农村扩张,导致很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对于资金匮乏、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以及劳动技能欠缺的失地农民来说,失去了土地往往就处于失业状态,这也是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生育率的降低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大量流失,是贵州省社会加速老龄化的重要因素,这样很难在未来保证实现均衡的社会年龄结构,保证社会总抚养比以及人均消费率和储蓄率较高。即便拥有较成熟的资本市场,但低储蓄率也无法为投资提供保障。

三、社会环境对人口红利的影响

影响贵州省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来振兴经济发展的原因,除了来自于人口红利状况的“先天”不足外,社会环境因素也制约着贵州人口红利的发挥,如:城乡“二元”壁垒阻碍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交通信息闭塞不健全使得劳动力以及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其中,尤其以产业结构不合理带来的影响为甚。

在社会经济增长率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要增加就业主要取决于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由于具有资金需求少,收效快,吸纳劳动力能力强,一般能同时综合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特点,能够吸纳不同层次的劳动力,是一般劳动者较理想的就业场所。同时,第三产业中有许多新兴的朝阳产业,能吸收社会最新型的生产方式,所以也更迎合现代人的生活理念,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从产业创造总值来看,贵州的产业结构基本摆脱了改革开放以前“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畸形发展、服务业水平低下”的局面。三大产业中,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持续快速增长,2002 年贵州产业结构演变为“二、三、一”格局。尽管贵州省的产业结构得以调整,但是目前的产业结构仍存在问题。由于经济增长的后发力不足,增长方式仍以粗放型为主,贵州省产业发展总体水平偏低,第三产业的发展仍以传统的服务业为主,新兴服务业的发展比较缺乏,技术和知识密集程度较低,尤其是贵州先天的旅游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贵州发展旅游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尽管贵州近年来旅游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横向比较,差距还很大。

四、发展建议

1、逐步提高薪资水平,加大本省社保力度

首先,稳步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才能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彰显社会公平。其次,从长远来看,薪资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扩大内需,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对促进贵州经济整体发展意义重大。再次,提高薪资水平虽会给企业造成压力,但也能营造有利于竞争的环境,迫使省内企业逐步摆脱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改走技术创新之路,增强贵州省经济发展活力。当然,薪资水平的提高,必须在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之际,这样才能使得工资增速符合GDP增速。

2、提高本省劳动者的素质

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根据曲玥等人的研究,如果将企业职工的学历由初中以下提高到高中水平,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可提高24%,如果进一步改善为全部是大专学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提高劳动者素质,要同时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高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劳动技术培训水平。借鉴国外经验,可建立健全教育机构与企业的实习培训机制,促进新增劳动力与企业需求顺利接轨。在此基础上,如果未来能够把实际退休年龄加以提高,劳动力资源约束会进一步减轻,从而在第一次人口红利式微乃至消失后,赢取第二次人口红利。

3、充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具体而言,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充分应对“人口负债”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要求政府公共管理部门:一要带头树立积极的老龄化观念,营造积极有利的社会舆论环境;二要出台相关政策,建立健全支持利用老年人力资源的政策法规;三要考虑尝试推行适当的弹性退休制度或推迟退休年龄;四要积极开拓老年劳动力市场,优化老年人力资源配置,充分调动老年人口的工作积极性,让他们发挥余热,对社会发展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同时也是解决空巢家庭、老年人孤独、社会抚养压力等问题,维持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摘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开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带来的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固然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重要原因,但是中国特有的人口红利却是这一奇迹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本文根据贵州省人口增长的特点,分析了人口红利对贵州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提出应对贵州省人口“老龄化”的有效建议。

关键词：贵州,人口红利,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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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控制的经济学分析 第5篇

关键词：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主线;理论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下设立的二级学科，它是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是理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目前，在国外，既未见有以《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为名的著作与教材，也没有把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融合为一体的一门经济学学科。但国外对作为独立学科的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以及把资源与环境融为一体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研究开展较早，相关著作与教科书较多。在国内分别以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为研究对象的书籍较多，把资源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视为一门学科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如以《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为名的著作较多。但是，以《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为名的著作较少，作为教材的居多。但问题是，这些教材大多没有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看成是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而是把它视为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简单相加，在结构上表现为三大板块。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的这种情况，既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二级学科来建设的思路不相适应，也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更与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实际需求不相一致。

无论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实际看，还是从学科建设的需求看，现有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都存在许多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经济学学科性质不突出。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定位一直存在争议，有些学者认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如邬沧萍，穆光宗(2000)提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是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生态学、环境管理等诸多学科的一个综合。也有些学者认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属于经济学范畴，如张象枢(2001)、罗丽艳(2003)。我们认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有其基本的落脚点和明确的研究方向，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应属于理论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因此，学科建设要突出理论经济学的特点。但现有著作大多没有很好反映学科的经济学属性，基础理论薄弱。具体表现为：一是大多数著作与文献对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与理论基础缺乏全面论证，使学科建设的理论基础不牢固，甚至一些教材没有独立的理论章节;二是大多数著作对技术性的、微观性的、专题性的论证比较多，而宏观性的、整体性的内容论证不够;三是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以及经济学说史中人口生存与发展、生态经济思想等的深入分析和论证，甚至一些教科书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四是现有研究文献都是从狭义上理解资源、环境，没有把社会资源纳入资源的范畴，也没有把社会环境纳入环境的范畴;五是现有文献只是研究资源的利用、开发以及有效配置，对资源的培育与创造研究不够，甚至没有研究。实际上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资源的培育与创造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要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与发展。

第二，学科一体化程度不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虽然涉及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学科内容，但它不是这三门学科的简单相加，而是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必须有自己的关键范畴与主要内容，这些关键范畴是有内在联系的，而且是自成体系的。然而，大多数研究文献将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进行简单堆砌，板块化现象严重，对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研究不够。更使人不能理解的是，一些教材在体例上分为三部分，即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在总体上是三大板块，只是对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分而治之的研究。并没有把三者统一到一个科学严谨的分析体系之内，由此成为学科发展的硬伤。

第三，学科体系不完善。现有著作大多对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主线、研究目的、研究任务研究不够，理论体系不完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有特定的研究对象与主线，是有明确的研究目的与任务的。但现实是理论体系不完善，各种版本的专著、教材内容相差很大。

二、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总体思路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本来是不同于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一门独立学科，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内在联系的新兴学科，但是由于理论研究的路径依赖性，在学科建设中人们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搞成了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简单相加。因此，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就是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学科属性，把它建设成为既融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为一体，又区别于三者的一门独立学科，使它真正成为理论经济学中的新兴分支学科。在这里既要解决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建设中的难点，突出该学科的特点，又要为它进行定位，确立其研究对象与主线、明确目的与任务，设计框架结构与理论体系。

(一)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所要解决的难点

第一，如何体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学性质，突出经济学的特点。新的学科体系应当强化理论研究，专设理论章节，夯实学科基础，使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新兴的经济学学科。

第二，如何由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三大板块向一体化转变。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虽然要吸收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研究的积极成果，但又不能把它视为三门学科的集合，只是探讨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认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的经济学，而不是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结合。因此，难点是要建立把人口、资源、环境融为一体的学科理论基础，使原来的三门学科统一在一条主线下。当前的迫切任务是撰写一本反映以人为本，资源环境既为人的发展服务，又保持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权威性的经济学著作，确立新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框架结构。 第三，如何完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新的学科体系应当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主线、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确立研究任务，建立与完善理论体系。

(二)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需要反映的特点

第一，明确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进行定位。一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学，它研究的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人以及人的地位与作用，人的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人口的数量、规模与结构，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二是从学科属性看，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是经济学，而且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经济学学科，在经济学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研究与涉及的问题是经济学学科的灵魂与本质。

第二，明显体现经济学的理论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范畴，因此，要加强学科的经济学理论性建设。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要依托理论经济学的支持，把理论经济学作为它的发展基础。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并不否定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存在，但它们是有明确分工的。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更多的是研究技术层面的问题，而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更多地研究理论层面的问题。

第三，注重学科结构的一体化。在整体设计上彻底改变三大板块结构的局面，在经济学的框架内把人口、资源、环境统一起来;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框架内把生态经济学、气候经济学、灾害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有机结合起来，探讨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四，注重学科的系统性。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应当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成熟的范式。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重点探讨本学科的研究对象、主线、目的、任务等，建立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

第五，反映新变化扩充新内容。在学科建设中，根据新变化，要增加以人为本的相关内容;增加当前气候变化问题、灾害频发问题以及自然灾害与社会灾害的相关内容;增加生态产业、环境产业以及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相关内容;增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与经济学类中其它学科相互关系的内容;增加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灾害经济学、气候经济学之间内在联系的相关内容;等等。

(三)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定位

第一，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学。首先，人的良性(有效或优质)发展是本学科的目的，要通过对人口发展的研究，实现人的良性发展。其次，本学科以解决人类发展中的资源、环境约束，提高资源环境配置与培育的协同效率为任务。在这里既要研究资源与环境的配置效率，也要研究资源与环境的培育，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活动所追求的不是一般效率，而是协同效率，即整体效率、合作效率等。

第二，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经济学类中各种学科的灵魂与本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与经济学类中其它学科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认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在经济学大类中居于核心地位，它是研究人类生存与发展中的资源与环境的有效利用和培育的学科，它既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与核心问题，同时也是其它经济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说，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的`基础与核心，理论经济学的其它分支学科是从不同的侧面与角度去研究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的;而应用经济学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中具体问题的。

(四)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中资源与环境的有效利用与培育，它的主要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八个字：人口、资源、环境、协调。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主线是以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与培育利用的协同效率为主线。具体包括：一是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二是人口、资源、环境的整合配置(高效利用现有资源)与培育(在利用中创新培育新兴资源，改善环境);三是协同效率，即追求综合效率、长远效率、深层次效率。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探讨以人为本条件下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本质与内在规律。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约束，提高资源配置与培育的协同效率。

三、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与方法

(一)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人本理论、生态经济思想以及人口理论为指导，以资源环境利用的协调效率为主线，坚持理论与实践、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全面理解人口、资源、环境的内涵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把人口、资源和环境作为影响协同持续发展的三个有机变量整合起来进行考察与研究，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分析和阐释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内在规律与有机联系。

(二)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方法

第一，突出系统性。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提出来，就是要把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唯有引进系统论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该学科才具有生命力，也是避免其成为相关学科简单组合的唯一有效途径。本学科应以协同可持续发展与提高协同效率为主线，在一定的空间(区域)内，通过一定的载体(产业)配置资源，并注意资源配置的环境与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重点研究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紧密围绕以人为本，将人口经济理论、资源经济理论与环境经济理论统一起来，揭示其内在联系，实现协调发展。

第二，突出基于中国现实的案例分析。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大多数教材都是翻译过来的，大多数以国外案例为主。因此，在本学科教材编写中力求以中国案例来说明，尤其要增加对现实问题的分析。

第三，突出史论图一体化的体例。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教材编写要突出学科特色，采取史论图一体化的方法。系统介绍学科及学科研究问题的演进，全面准确阐释学科基本理论;附加专栏、相关链接、大事记等形式，增加知识量和可读性。

四、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框架结构应分为六篇十八章，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篇为以人为本的经济学，包括三章内容。第一章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定位与研究方法，论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的提出及意义，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学科定位以及与其它学科的关系，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与以人为本的关系等内容;第二章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论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主线、研究目的、研究任务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第三章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理论的产生与演进，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发展思想(含人口理论)以及经济学说史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思想。

第二篇为以人为本发展的主体人及其人口经济思想，包括四章内容。第四章为人本经济学与人口经济学，论述人本经济学与人口经济学的异同;第五章为人口经济思想的演进，论述早期的人口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经济思想以及当代人口经济思想;第六章为人口经济的微观经济学解析，包括人口生育率的经济分析、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以及人口迁移的经济分析;第七章为人口经济的宏观经济学解析，包括宏观人口经济分析、人口分布与城市化、人口转变与人口老龄化。

第三篇为以人为本发展的载体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培育，包括三章内容。第八章论述资源的概念、特点与类型，把资源划分为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其中，自然资源包括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社会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社会关系资源以及心态资源;第九章为资源的地位与作用，分别论述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地位与作用;第十章为资源的分布、配置与培育，论述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区域与行业分布、配置及培养等问题。

第四篇为以人为本发展的环境环境的协调与培育，包括五章内容。第十一章为环境的概念、特点与类型，把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第十二章为环境的地位与作用，论述人类发展(经济与社会)与环境，环境问题的经济与社会原因，中国环境与人口、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等问题;第十三章为环境评价与污染控制，论述环境价值论与经济评价、环境价值的评价方法以及环境污染控制的设计等问题;第十四章为灾害经济学与防灾产业培育，论述灾害的类型及其社会经济特性，中国灾害的基本特征及成因分析，灾害风险最小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以及防灾产业的培育等问题;第十五章为环境与环境产业的培育，论述环境与环境产业培育的意义，环境产业的构成与分类，环境产业的发展模式以及环境产业培育的重点等问题。

流动人口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分析 第6篇

1 潜山县流动人口现状和特点

潜山县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山区县, 也是区域经济区位熵较小的经济欠发达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潜山县普查登记的户籍人口为582 634人, 常住人口为500 292人。10年来, 该县流动人口呈现出一些独有的特征。

1.1 户籍人口增加, 常住人口减少

户籍人口同第五次人口普查569 746人相比, 10年共增加12 888人, 增长2.26%;常住人口同第五次人口普查516 267人相比, 10年共减少15 975人, 下降3.09%。

1.2 外出流动人口比重上升, 县内人口流动空间很大

全县户籍人口中外出流动人口124 619人、所占比重21.39%, 较第五次人口普查外出流动人口70 598人、所占比重12.39%, 增加54 021人, 提高9.00个百分点。其中县内流动人口38 226人, 省内县外、省外流动86 393人, 分别占全县流动人口的30.67%和69.33%。

1.3 经济发展较快的乡镇, 外出流动人口比重偏少

县开发区、梅城镇、源潭镇、黄铺镇出现外出人口相对较少、比重明显偏小现象, 外出人口比重分别为11.45%、15.73%、16.24%和16.53%, 较全县比重分别低9.94、5.66、5.15和4.86个百分点 (表1) 。

1.4 外来人口数量增长较快, 来源地流向比较稳定

外来人口增长较快、女性人口也在增加, 性别比例随之下降, 人口结构趋向合理。资料显示:第六次人口普查比第五次人口普查外来人口增加3 102人, 增长2.07倍;人口性别比下降, 由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26.40%减少到104.46%。省外来的人口增长更快, 比第五次人口普查增加1 352人, 是第五次人口普查的3.12倍 (表2) 。从来源地看, 与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期外来人口主要省份变化不大, 与该县所处地理位置相关, 主要是周边省份人口流入。外省来的人口1 989人中, 来自浙江239人、江苏207人、湖北218人、江西180人、河南179人、福建144人、四川133人等7个省份, 累计1 300人, 占省外来人口的65.36%。从居留地看, 外省来的人口中主要分布在梅城镇 (679人) 、开发区 (274人) 、源潭镇 (166人) 、水吼镇 (177人) 、官庄镇 (165人) 、余井镇 (102人) 等6个乡镇, 累计1 563人, 占省外来人口的78.58%。水吼镇、官庄镇外来人口增长较快, 主要原因是2010年, 外省人员在水吼镇境内六潜高速施工, 福建省投资商在官庄镇内投资石材加工, 并招聘福建、江西2个省的工人在石材厂就业等。

1.5 县内乡镇之间流动人口快增

10年来, 全县乡镇之间人口流动由2000年的13 206人增加到38 226人, 增加25 020人, 累计增长189.46%, 年平均增长6.60%。从乡镇分布看, 主要集中在开发区、梅城、源潭、天柱山、黄铺、槎水等6个乡镇, 累计35 865人, 占县内之间流动人口的93.82%, 其他乡镇县内之间流动人口相对较少, 只占6.18% (表3) 。

(人)

2 存在的问题

从流动人口结构看, 外来常住人口以中青年和劳动年龄段人口为主, 老年人口较少;我国义务制教育在各地得到推广与普及;部分大学生加入到流动人口行列, 在流动中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工作。从县域经济看, 与城区经济相比, 城乡统筹与农村民生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发掘县域经济对全省经济的贡献潜力, 还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和挑战。

(人)

2.1 农业人口比重偏大, 文化程度不高

就业需求比较单一, 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竞争力的提高。全县常住农业户口446 486人, 占总人口比重90.03%, 农业人口在合适的劳动年龄除了在家务农或升学外, 大部分在外务工经商, 并形成比较稳定的地域分布。在15～49岁年龄段, 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有216 196人, 占总人口的43.59%, 这部分人务工经商属劳务型就业。外出6个月以上从事务工经商的人口为54 965人, 占外出总人口的77.86%, 主要集中在苏、浙、广等地。外来常住人口受教育程度虽高于全省常住人口平均水平, 但8成以上还是从事体力劳动, 从事于脑力劳动的人员所占比重不高, 如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重为8.8%。

2.2 流动人口就业行业分布不均, 用工结构性矛盾制约县域经济发展

外来就业人口中, 4个行业占总就业人口的77.8%, 制造业占31.5%, 批发和零售业占19.2%, 农林牧渔业占14.2%, 建筑业占12.9%。此外, 住宿和餐馆业占5.2%, 其他行业就业人口均在4%以下。

2.3 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给县域发展带来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在户籍人口增加前提下, 出现常住人口减少、青壮年人口比重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口红利减弱等问题。中部县域经济发展为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 还有很大的空间亟待提升。

2.4 区域经济发展, 工业经济园区建设力度加大

工业企业纷纷落户投产, 旅游经济和服务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使就业岗位增加, 就业机会增多, 吸引更多的当地劳动力就业。

2.5 县域人口流动与就学、就业、住房密切相关

与全县高中阶段教学布局、就业需求和住房居住条件紧密度较高, 从而产生县内人口内在需求的理性流动。

3 建议

县域是城乡的结合体, 也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点。县域经济处于保障民生、安民富民的第一线, 保障和改善流动人口安居乐业和不断富裕, 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题中之义, 因此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3.1 准确把握解决流动人口问题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更高起点上统筹县域经济与民生事业发展, 用统筹的办法解决民生问题, 以人为本,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要留住县内高技能人才, 避免外流;另一方面要引进省内县外、省外高学历、高技能、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为推进县域经济发展、建设美好乡村储备更多的人才资源。着力解决企业用工的结构性矛盾, 帮助企业获得所需人才。

3.2 打破城乡二元管理模式, 构建新型社会保障体系

党的十八大提出“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首先, 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新模式, 积极创造条件, 让“新潜山人”和当地人共享普惠待遇;其次, 探索社会服务与管理的一体化建设, 扎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构建人人共享的“幸福潜山”;再次, 将潜山县打造成旅游城市, 建设风情小镇、美好乡村、幸福家园。鼓励农民创业, 有效降低城乡差别感, 增强城市归属感和民生满足感, 实现幸福指数与经济指标同步提高。

3.3 大力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

加快小城镇建设, 树立经营城镇理念, 继续抓好县城和重点镇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推进新农村建设, 鼓励民间资本和外资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项目融资、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镇、中心村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不仅有利于拓展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 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 而且有利于启动民间投资, 带动最终消费, 为县域经济“五位一体”持续发展提供增长动力。

3.4 大力发展县域工业, 壮大县域经济

坚持实施工业强县、旅游兴县、生态立县和城镇化四大主战略, 加强潜山县省级工业园区建设, 扩模增效转方式, 形成工业产业集聚效应, 把加快发展小城镇、推进农村城镇化作为引导人口流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一项战略措施来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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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本春, 李国柱, 王亚鸽.河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及差异分析[J].当代经济管理, 2006, 28 (2) :109-113.

[3]冀党生, 张燕友, 卢映川, 等.北京市流动人口现状与对策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 1995 (4) :54-61.

城乡人口控制问题的稳定性分析 第7篇

建立数学模型对人口发展过程进行描述、分析和预测, 并进而研究控制人口增长和老化的生育策略, 已引起社会各方面的极大关注, 是数学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应用领域。在本文中, 我们研究不稳定的人口发展方程

[1]中已经证明了如果B (r, t) =B (r) 并且G (r, t) =0, 上述方程具有唯一解。我们将在本文中讨论Sobolev空间城市与农村人口方程的稳定性, 为人口控制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严格的数学依据。

1 问题假设

我们为了讨论城乡人口问题, 则在 (1) 式中假设

其中 , 表示第i组人群中的每个人所能达到的最大年龄, 分别代表年龄分布密度函数, 变化函数, 婴儿绝对出生率, 起初的年龄模型, 社会平均每个育龄妇女生育率 (比生育率) , 总人口中女性比例 (性比例函数) , t时刻第i组人群中年龄为r孕妇函数 (妇女生育模式) 。

满足标准化条件: , 表示第i组中育龄女性的生育年龄区间, 表示从第j组迁移到第i组的人口比率

这里, 对于所有的 ,

本文中, 我们假设n=2, G (r, t) =0。在这种假设下, 模型 (1) 就可以描述不稳定的城市和农村人口控制系统。当i=1, 2时, 分别表示城市和农村人口函数。特别地, a11 (r, t) 表示迁移出城市的人口函数, a12 (r, t) 表示对于城市来说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的函数, a21 (r, t) 表示对于农村来说城市人口迁移到农村的函数, a22 (r, t) 表示迁移出农村的函数。由于城市和农村系统是封闭系统, 所以可以得到

但是对于一个社会来说, 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人口比例应该远大于从城市迁移到农村的人口比例, 可表示为a12 (r, t) >>a21 (r, t) 。它所表示的不稳定城市农村系统可以用下列方程表示;

一般地, 调查数据显示 , 但是从 (5) , 我们看出如果t>0由于a12 (r, t) >0, 。然后不失一般性地假设 。因此, 可以使

这种类型的问题最早是Song和 所研究的。他们认为式 (5) 和式 (6) 在假设 的前提下与时间t无关的, 这时的问题是稳定的。但事实上, 因为人口函数是依赖时间t的, 因此不稳定城乡人口系统 (5) 和 (6) 能够很好地反应真实的城乡人口变化过程, 进而它对于研究不稳定的城乡人口系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基本理论

为女性比生育率函数的严格下限。

定理1在Sobolev空间中, 存在唯一解P (r, t) 满足下面的微积分方程:

进一步地, 可以用级数更严格地表达

这里

由定义1可得

分别是农村女性比生育率函数的严格下限和城市女性比生育率函数的严格下限。

由定理2可得农村人口方程解析表达式

这里

和城市人口方程解析表达式

3 城乡人口控制问题稳定性分析

应用2中所列人口方程的解析表达式, 我们不仅仅可以近似的计算人口状态, 同时也证明解的稳定性。

根据所定义的在Lyapunov状态下的稳定性, 如果T→∞时, 有界, 因此对应的人口控制系统就是稳定的。

如果 , 那么农村人口控制系统对于任意的初始化条件 , 这里 。由T的任意性和 , 根据 (10) 和Holder不等式, 可以得到下式

一般地,

再根据 (9)

如果 , 级数 收敛, 因此

这样就证明了, 如果 , 农村人口控制系统是稳定的。同理, 可以证明城市人口控制系统的稳定性。

摘要：为深入研究人口控制系统, 本文给出Sobolev空间人口发展方程的解并引用在不稳定的城乡人口问题来讨论其人口控制系统的稳定性, 这对分析真实的人口发展过程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关键词：人口发展系统,稳定性,函数分析

参考文献

[1]Olsder, G.J.&Stijbos, R.C.W, Populaplation Planning[J].Proceedings of7th IFIP Conference Sept.1975, 3 (1)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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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ong J.&Yu J.Y., Stability theory of population systems and critical fertility rate[J], Math.Modelling1981, 2 (4) :57-61

人口控制的经济学分析 第8篇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就业人口素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本文立足于对就业人口素质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得出其间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因此,政府在加快经济建设过程的同时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使社会进入人口素质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提升人口素质的良性循环中。

二、研究现状

国内外对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大方向。

第一,对人口素质定量分析的研究。屈云龙和许燕(2010)在借鉴“人口素质指数”(PQLI)三大指标的基础上,将人口素质划分为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三大方面,并在每个方面中给出了具体的统计指标。然后用主成因分析法计算和分析了江苏省的人口素质,结果发现各省辖市人口素质发展状况存在明显差异。肖周燕(2007)将人口素质分为身体素质水平、文化素质水平、劳动技能素质水平和道德素质水平四个方面,并确定了各个方面的具体指标。在此基础上,用AHP(层次分析法)评价人口素质水平。张强和钱建明(1993)选用标准化总死亡率、婴儿死亡率、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及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四个指标,用多维标度法评价了我国10个少数民族的人口素质。钱金平(2001)选取了平均寿命、维尔威克指数、智商、非残疾比重,6岁及以上人员大学、中学、非文盲比重等7个指标及其权值分配方案,运用灰色系统理论方法,综合定量评价了人口素质。张强,张霜红,钱建明和张菊英(2003)选取了出生时预期寿命、人均工农业产值、婴儿死亡率、生育率、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等5个指标,利用灰关联聚类法对我国14个主要少数民族的人口素质进行了聚类分析和评价,并探讨了此方法的特点和效果。

第二,对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沈百福和杜晓利从人均受教育年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各级教育的人口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两个角度考查了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张邦辉,谭伟和邓淼从人力资本角度,运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法度量了中国各地区不同年份的劳动力受教育状况,并用聚类和线性回归法分析了近20多年来中国各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宋光辉[通过关注研究教育与经济增长作用的重要文献,发现对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四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重视阶段,70年代的争论和置疑阶段,80年代的理性回归阶段和90年代以来的重拾信心阶段。程前昌依据1994年~2006年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文化素质的统计资料,选取人均GDP和接受过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作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文化素质的衡量指标,对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文化素质进行相关分析。黄春燕运用SPSS软件对人口素质指数EDI和GDP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求得GDP增长的预测模型。

三、我国人口素质的实证分析

1. 人口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本文中,笔者把人口素质划分为身体素质、文化素质与劳动技能素质三个方面,在每个方面中,选取了具体的统计指标,最终构建了我国人口素质的综合评价体系,如图1所示。

(1)身体素质评价指标体系。身体素质是人口素质的最基本方面,它严重影响着其他各方面素质的提高。在对人口身体素质的衡量中,笔者选取了婴儿死亡率(‰)(x1)、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x2)、劳动年龄人口比例(%)(x3)、传染病发病率(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1/10万)(x4)、患病死亡率(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病死率)(%)(x5)这五个指标构建了身体素质评价指标体系。这5个指标的数据都来自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2)文化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笔者选取了大学毛入学率(%)(x6)、未上过小学的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x7)、每十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x8)和人均受教育年限(x9)这四个具体指标来综合评价人口文化素质。其中,x6的数据来自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x7和x8的具体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x9的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而得。

(3)劳动技能素质评价指标体系。劳动技能素质的高低决定了一个国家生产效率的高低,严重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和综合竞争力。本文选取了每千人从事研究与发展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单位:万人年)(x10)、每万人专利批准申请量(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x11)和从业中大中专及以上人口比例(%)(x12)来综合评价我国的劳动技能素质水平。其中,x10和x11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x12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2. 我国人口素质水平的主成分分析。

本文选取的一些数据不是比率数据,首先利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接着对标准化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经过KMO与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得到,KMO为0.629,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值为386.465,自由度为66,p值为0.000,这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运用SPSS17.0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如表1所示。在此,根据以下两个标准提取公共因子:第一,特征值大于1;第二,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0%。由表1可以看出,第一个公共因子的特征值为10.705,远大于1,且它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9.212%,大于80%的标准。据此,可以认为第一个公共因子基本描述了所有变量的变化,因此提取的公共因子为1个。

表2为因子载荷矩阵,它能够说明提取的公共因子在各变量上的载荷。从表中可以看出,提取的公共因子对所有变量都有载荷,且载荷绝对值大多数都大于0.9,这说明提取的主成分从各个方面综合衡量了我国的人口素质,代表了我国的人口素质状况,因此将提取的主成分命名为“人口素质综合因子”。

因为提取的主成分只有一个,所以这个主成分的因子得分就是综合得分,综合得分如表3所示。

注:Zscore(每十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表示每十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的标准化值,其余类似。

四、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

1. 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本文中,选取人均GDP(y1)、货币供给量(y2)、中国历年人均收入水平(美元)(y3)、财政收入(万元)(y4)、进出口差额(亿美元)(y5)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y6)来综合衡量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其中,y1、y2、y4、y5和y6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y3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年鉴》。

2.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主成分分析

首先用SPSS17.0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接着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经过KMO与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得到,KMO为0.659,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值为260.088,自由度为15,p值为0.000,这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运用SPSS17.0进行主成分分析,以特征值大于1和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0%为标准提取公共因子。得到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如表4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第一个公共因子的特征值为5.784,远大于1,且它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6.407%。据此,可以认为第一个公共因子基本描述了所有变量的变化,因此提取的公共因子为1个。

从表5的因子载荷矩阵中可以看出,提取的公共因子对所有变量都有载荷,且在六个变量上的载荷值都大于0.9,这说明提取的主成分综合反映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将提取的主成分命名为“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

注:Zscore(人均GDP)表示人均GDP的标准化值,其余类似。

同样,因为提取的主成分只有一个,所以这个主成分的因子得分就是综合得分,综合得分如表3所示。

五、我国人口素质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实证分析

现在分析我国人口素质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在对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主成分分析中,我们都分别提取了一个主成分,且这个主成分综合评价了我国的人口素质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这里用“人口素质综合因子”和“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来代表我国的人口素质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作出人口素质水平综合因子得分与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得分的走势图,发现二者都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运用SPSS17.0对人口素质综合因子和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两者的Pearson系数为0.956,双侧显著性水平为0.000,在??0.01时通过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可知,二者具有高度相关性,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做出人口素质综合因子和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的散点图,如图3所示。从图上可以看出,二者具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因此要对它们作线性回归分析。为了简便起见,用ECOD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用PQL表示人口素质综合因子。设二者的回归方程为

用EVIEWS6.0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二者的回归方程式为

在此回归方程中,RÁ-0.9133,RÁ-0.9054,这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此回归模型是可信的。

通过分析以上回归模型可以得知,我国人口素质水平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人口素质综合因子每增加一个单位,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增加0.9557个单位。因此,我国应该大力提高人口素质,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六、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人口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人口素质又由身体素质、文化素质以及劳动技能素质构成,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为中国经济更好的发展提供以下几条政策建议。

1. 身体素质方面。

身体素质的提高依赖于两个方面,一是提高国家医疗水平,二是加强国民体育锻炼。因此政府应该从这两个方面着手,在医疗方面积极鼓励新药研发,改革医院现存的各种弊制,让人民群众都能“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在国民体育锻炼方面,政府应该加大对居民区体育设施的投资建设,深入促进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并以提升国民整体身体素质为最终目的。

2. 文化素质方面。

文化素质的提高依赖于教育的继续深入扩展,因此,政府应该继续坚持中国教育的扩展政策,促进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重视教育分配问题,一是合理调整三级教育投入比,二是缩小城乡、地区、群体之间的受教育程度差距,重点在于调整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教育政策的偏向。

3. 劳动技能素质方面。

劳动技能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受高程度教育者的产出提高。因此,政府应该用政策鼓励科研活动,在科研环境方面,支持学者潜心钻研学术,调整科研经费分配体制,着重培养思想活跃的年轻人;在科研体制方面,引入以支持人为主的科研支持方式,为科研者特别是青年科研者提供良好的科研条件,同时逐步完善《专利法》、《知识产权法》等法律。

参考文献

[1]屈云龙,许燕.主成分分析法在人口素质评价中的应用———以江苏省为例[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2):5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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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黄春燕.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增长:1990-2001[J].生产力研究,2004(10):83-85

城市人口、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分析 第9篇

1 城市人口、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概念及其关系

发展一直以来便是我国社会的主题内容, 随着人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 生态环境遭受到的破坏越来越严重, 这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制约的作用。因此, 本文把城市人口、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概念定义为, 在不破坏城市环境的前提条件下, 对城市环境进行改善, 促进城市经济的增长, 同时提高与城市经济发展相符的城市人口素质和城市人口数量。

2 城市人口、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指数分析

本文以大连市为例, 采用层次分析对大连市2008年的人口、经济、环境协调发展进行了调查与分析, 发现大连市人口、经济与环境这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首先, 是大连市的人口、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比较高, 通过相应的计算公式可以得到其协调发展总指数大概为81, 比全国的协调发展总体水平高出了12左右;其次, 大连市每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并不是很均衡, 在功能层的子系统之中, 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社会、人口分布不够均匀, 人均资源比较低。

3 制约城市人口、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3.1 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是促进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众多因素当中, 人文发展与经济发展因素对协调发展产生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特别是经济的发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城市的发展。在一般情况下, 经济发达的地区, 其人文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对而言会比较高, 因此经济发展是保障协调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治安、社会环境的治理等方面都需要大量的物质作为保障条件。而大连市的人口分布、人口与社会、人口与环境等功能层具有比较高的得分, 从而提高了大连的协调发展指数。

3.2 人口的文化水平以及人口老龄化是影响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图2中可知, 大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 并且城市人口的比重比较大, 因此其人口的文化水平和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我国的平均水平。而老年人的增加将会提高公共服务的投入和社会保障的支出, 从而增加了财政的负担。同时再加上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问题之一, 因此必须要提高养老保障系统的完善程度, 从而促进人口、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

3.3 人口分布情况

人口分布在一程度上影响协调发展指数的提高, 但是大连市在环境方面上具有很大的优势。大连市主要以山地为主, 平地的面积较少, 同时市区的人口居住比较集中;大连的气候环境比较宜人, 对外来人口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但是在环境方面, 大连市三面临海, 并且努力打造旅游城市, 这使得大连的人口与环境的得分比较高, 从而形成了大连明显的环境优势。

3.4 合理的人口增长是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条件

人口增长因素对于协调发展有着很大的作用。大连市的自然增长率、人口出生率、以及总体生育率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而言, 处于较低的位置。

3.5 人口结构和人口总量是制约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

人口规模的大小是制约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并且由于人口具有惯性特征, 因此人口规模的大小在短期内是无法得到改变的。而大连的人口总量与我国社会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是相对符合的, 人口结构是比较适宜的, 但是年龄结构却偏老龄化,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大连市经济的长期发展。

3.6 就业率与人口迁移对协调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从总体上来看, 大连市的人口迁出率小于迁入率, 仅2008年迁入人口就有八万左右, 而迁出人口只有4万左右。而人口的流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劳动力, 加快产业升级, 但是却提高了大连市的人口数量, 降低了人均资源拥有量, 从而不利于协调发展的提高。

4 促进城市人口、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策略

4.1 提高我国现有人口政策的完善程度

从目前来看, “少生、晚生、优育”, 依然是我国人口发展的主要政策, 这不仅提高了人口素质、优化了人口结构, 而且还对我国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同时依然出现了各种问题。因此, 我国相关的政府和部门应该根据人口系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不断完善和调整现行的人口政策, 以人口数量的控制为中心, 坚持低生育水平、开发人力资源、优化人口结构为目标, 提高我国的人口安全水平。有布局、有计划、有战略的保持人口结构和总体规模的稳定状态, 根据实际国情有条件的开放独生子女的政策, 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完善我国的人口政策。

4.2 加大人口结构的优化力度

众所周知, 现在的人口安全水平的人口数量问题已经成为人口、经济、环境这三者之间协调发展的问题。因此, 人口发展策略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 还需要加大人口结构的化化程度。我国现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快速阶段, 目前的人口结构已经不能满足我国社会的发展要求。因此必须要调整人口发展策略, 根据人口结构存在的问题不断改善和完善医疗机构和养老保障体系, 从根本上对性别比例偏高的问题进行解决, 并且尽力将生育的水平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以此延缓老龄化。

4.3 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首先, 提高劳动人口的生产效率, 对人力资源的开发手段进行创新和改变, 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充分发挥人的优势和作用;其次, 不能着重强调老龄化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 而应利用各种手段对老年行业进行开发, 使大量的老年人能够发挥其真正的作用。例如, 在就业方面上, 我国可以为老年人设置一些既不与当前的岗位发生冲突, 又能合理利用老年人以前相关专业的岗位;又或将利用率低下或者是闲置的幼儿园场地作为抚养老年人的社会资源等。这样不仅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而且还提高了老年人的幸福指数。

4.4 坚持“教育优先”的发展策略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我国的教育对九年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都进行了强化, 这与我国的人口现状基本相符。但是与此同时还需要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对教育制度和教育模式进行适当的改革和创新, 从不同视角、不同层次丰富教育内容, 积极开展素质教育, 促进人口的全面发展。除此之外, 还应该根据现在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系统中所占比例偏低的实际情况,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让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在新的发展形势下能够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

5 结束语

自从我国实施计划生育的政策以来, 我国的人口政策便一直以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随着人口、经济、环境这三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我国现有的人口政策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形式已经不相适应了。因此, 我国应该调整现行的人口政策, 不断优化人口结构, 努力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策略, 从而促进我国城市人口、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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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控制的经济学分析 第10篇

人口问题是全球性的重要问题之一, 世界上的人口众多, 尤其是我国人口数量最多, 而且人口增长也较快。人口数量过多和增长过快对我们人类生存的环境、自然资源尤其是粮食的供给, 以及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同时在今后的发展中, 人口问题是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 人口问题是需要我们深刻重视的问题, 而其核心的问题就是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经济的增长是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研究经济增长对于人口增长的影响,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般说来, 一个社会的人口经济增长情况与其经济的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 人口的增长影响着经济增长, 而经济增长对人口的增长也有一定的影响。经济增长对人口的增长有着重要影响。如何正确处理好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找准宏观经济调控的着力点显得十分重要。

本文选取了我国的31个省市作为分析对象。并选取了从1995年到2007年这13年的统计数据进行了面板数据的分析, 试图通过计量分析, 揭示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且根据所分析的结果, 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解释, 这对于我国以后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数据来源和模型的设定及分析

本文在实证分析中采取的是同时包括截面信息 (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 和时序信息 (1995年~2007年) 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是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劳动力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整理、计算而得。

在因变量的选取上, 笔者考虑了分年份和地区的数据的可得性, 并认为这个指标能较好地反映人口增长, 因而选取了人口增长率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即人均GDP (万元) , 并考虑到除了经济方面的因素会对人口增长有一定的影响之外, 关系到人口增长率变化的两个变量分别是死亡率和出生率, 而影响这两个变量的主要因素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医疗卫生方面的因素和教育水平方面的因素, 因此为了排除医疗卫生条件和教育水平方面的因素对人口增长率的影响, 加入了一些反映这两方面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分别是卫生机构床位数 (万张) 和教育事业费 (万元) 。

根据国内外的相关文献, 本文结合我国各省市的具体实例, 建立以下实证模型:

(1) 式中Population代表人口增长率, GDP代表以万美元现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GDP) , Hospital代表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Education为教育事业费i为1-31, 分别为我国的三十一个省市。β0表示常数项, t表示不同的年份, 即从1995年到2007年。GDPit代表第i个省市在第t年的人均GDP, υit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首先对样本中的全部31个省市从1995年到2007年共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本文使用Eviews6.0软件进行假设检验和模型的回归分析。通过Hausman检验我们可以知道, 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比使用随即效用模型的效果较好。利用固定模型估计的回归模型结果为:

人口增长率与人均GDP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见表1。

根据表1, 我们可以看出:人均GDP对人口增长率的变化有着显著影响。而且是正相关关系, 即人均GDP越高的省市, 人口增长率也越高。经济增长对人口自然变动的决定作用主要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经济增长对家庭、婚姻形式变化以及人口的质量等方面起到了决定的作用, 从而影响到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另一方面, 经济条件是基础性条件, 它决定着人口的再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 从而对人口的出生率与死亡率产生重大影响, 进一步影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的变动。经济的增长通过这两个方面, 来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

此外,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和教育事业费的T检验值不太显著, 分析其原因, 主要是因为经济对人口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 由于经济的发展, 医疗卫生条件对人口自然增长率也是有一定影响的。经济水平的提高, 促进医学的进步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因而会使得各种疾病致死的死亡率下降, 降低死亡率, 延长人口的平均寿命, 从而对人口的增长有一定积极作用。另一方面, 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对控制生育和实行优生优育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从而对人口增长有着一定影响。但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同时, 使得社会面临了严重的人口与资源、环境直接的矛盾。现代化的工业化促进了GDP的提高的同时也导致了环境污染的严重, 环境的污染也进一步影响人类生活的环境, 从而在很多时候都间接造成了一些从未遇到的大规模流行病的传染和发生。由于这些疾病的突发性较强, 即使是在医疗科技发达的今天, 在短时期内也并不能找到治疗这些疾病的方式和方法, 因而对这些疑难病症也无能为力, 从而使得医疗技术对于人口的增长的作用微乎其微。

而教育对于人口的增长也有一定影响, 但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而言, 也有相关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教育对于人口增长的作用相抵, 从而减轻其对人口增长的影响。

三、结论分析与政策建议

采用1987年~2007年这13年来我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 通过构建相关回归方程, 经验分析了我国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经济的增长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对人口增长有着正向的影响的。具体而言, 有以下几点:

第一, 经济增长速度加快, 经济规模扩大, 会促进社会的进步, 以及科学卫生事业的进步, 而卫生事业的进步, 会进一步促进死亡率的降低, 死亡率的降低是人口增长率提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尤其是在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比较充裕的21世纪, 经济的增长对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动的影响还是不可忽略的。但我们也要考虑到不仅仅要从经济的因素上来降低死亡率, 而应该通过改善我国各省市的收入分配不均, 缓解收入不等尤其是低收入水平人群的不利影响的情况, 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质量。

第二, 经济方面的因素对人口自然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它决定了人口的增殖条件和生存条件, 通过改变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来影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在上面的面板数据分析中, 我们可以发现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与经济增长是呈正向关系的。但是在我国现代生产力水平下, 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往往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下降。这里就产生了一定矛盾。但我们仔细分析中国的实情, 不难发现这方面是可以进行合理解释的。我国从八十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 人口的生育率是处于低增长的阶段, 但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发展, 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 人口死亡率也是处于较低平稳的水平。而且针对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实情, 以及各个省市区的经济与人口的特殊情况, 我们可以看出人口增长在目前情况下还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同方向变化的。

第三, 经济方面的因素影响着人口的自然增长。随着科学文学水平的提高, 人口自然增长率趋于下降。分析我国的发达省市尤其是北京和上海以及广州,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趋势尤为明显。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教育的普及, 从而使得人们接受教育的程度增加, 接受教育的年限也延长, 从而导致人们的平均婚龄也会相应推延;二是经济发展及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越高, 就越会注意到自身及其后代各项素质的提高, 就会少生优育, 并且把有限的收入用于将子女培养成具有更高科学文化素质的现代人。这两方面使得我国人口的出生率处于较低的水平。而另一方面, 科学文化水平越来越发达, 人们的所了解和接触到关于生理、育儿、保健等方面的知识就越来越丰富, 因而在这方面也越来越注重, 从而能够使得婴儿死亡率进一步降低, 而由于医疗卫生事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对于控制死亡率处于较低水平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这些综合因素使得我国的人口有着较低的出生率和较低的死亡率, 因而促使自然增长率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处于低增长阶段。

经济的发展对于人口增长是有影响的, 而同时人口增长也对经济的发展有影响的。人口增长过快会导致人均收入水平下降, 从而加剧了消费、产业以及就业之间的矛盾, 同时使得劳动力供给急剧膨胀, 劳动供给与劳动需求的矛盾突出, 加重了就业的困难。另一方面由于教育水平的落后, 很多劳动力在技术上也不能满足某些工作的要求, 因而出现一种矛盾的状况。这些反过来直接影响到人均收入水平, 也限制了相关产业结构水平的提高, 同时使得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投入, 从而又使得人们接受不到足够的教育。如此恶性循环下去, 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有人认为人口增长过快往往是跟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联系在一起的, 但同时我们可以发现经济的发展也会促进人口增长的, 因此我们要正确地看待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

总之,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渗透和互相制约的关系。经济条件是人口存在和增长的基础和奠基石, 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 人口就无法存在和增长。同时人口也是经济行为的主体, 没有一定数量、质量和结构的人口, 经济和社会生活也无法存在和增长。因此我们应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 采取相关措施, 促进人口与经济的和谐、健康发展。

摘要：人口的增长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 而经济的发展对于人口增长有着重要影响。经济的发展是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选取了我国的31个省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均GDP这两个指标, 并且考虑到对人口自然增长率有一定影响的两个指标医疗机构床位数以及教育事业支出作为控制变量, 选取了从1995年到2007年一共13年的数据进行了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 并针对分析结果, 给出了相关解释和分析。

关键词：人口增长,经济增长,面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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