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危机范文（精选6篇）
泡沫危机 第1篇
一位高朋的负责人透露, 除了上海本地, 高朋上海分公司分管的有20个城市基本上都在裁员。事实上, 就在两个月前高朋还在对外招聘。今年3月, 高朋公司刚进入中国的时候, 更是进行了一波疯狂的招聘潮, 甚至向同行高薪挖角。
除了高朋网, 一向对外高调的窝窝团在今年7月初就陷入了“裁员门”事件, 涉及部门有销售部、技术部、人事部、品控部等。截至8月4日, 窝窝团已有两批共20名离职员工在代理人的帮助下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
点评:在这暑气逼人的季节, 团购网却遇到了“寒潮”。今年上半年, 团购市场被人一路看好, 从业人数涨了10倍, 运营成本涨了10倍, 投资金额涨了10倍。但是由于竞争激烈, 价格战优惠了消费者却伤害了企业, 团购行业毛利润从之前的20%降到目前的10%以下, 下半年更是出现了资金链吃紧的危机。
房地产泡沫与金融危机 第2篇
2016年10月12日，中国央行召集17家银行研究住房信贷问题，要求各商业银行理性对待楼市，加强信贷结构调整，强化住房信贷管理，控制好相关贷款风险。此举可视作防控金融风险的一次集体行动。美国的次贷危机、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银行困境、北欧的银行危机等都有房地产的影子，房地产过度金融化的危害不容忽视。《中国经济报告》记者特别约请国内外专家就此展开讨论。
预警房地产信贷风险
中国经济报告：前段时间中国楼市涨势凶猛，造成此轮楼市大涨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西村清彦：中国现在正处于人口红利阶段。很多国家的经验都表明，人口结构改变会对房地产价格造成显著影响，尤其是土地价格。因为在人口红利阶段，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年轻一代想要购买更多的房子，但土地供应是有限的，所以土地的实际价格也会上涨。
此外，实体经济需求疲软，很多行业的利润率在下降，但风险却在上升，再加上股市低位震荡，这时候购房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大量资金转而投向房地产。
中国经济报告：怎样评估中国目前房地产信贷风险？
赵锡军：从2015年开始，央行有关房地产信贷方面的措施，如下调首付比例、降低贷款利率等陆续开展，在2016年一季度发挥了较大作用。
不同地区、不同城市房地产信贷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总体上，各家银行都把房地产按揭做为一个主导业务，住房贷款余额增加得非常快。另外，有些银行是初次按揭，有的是第二次按揭，增值部分的按揭也做了，随着房地产按揭业务量的增加，风险越来越大。但是风险积聚的程度，要看区域贷款的分布以及客户情况。
郭可为：对房市信贷风险我有三个判断。首先，当前房地产行业吸纳了相当多的资金。2016年上半年，房地产企业新增贷款2.93万亿元，占新增贷款总量的38.92%；截至8月末，居民中长期贷款3.63万亿元，占新增贷款总量的40.59%。这意味着近80%的新增贷款流向了房地产开发和消费领域。
其次，资金大幅流向房地产行业会对其他行业形成 “挤出效应”。特别要防范制造业 “空心化”，这种现象已经初露端倪。
再次，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加杠杆行为放大了房地产市场风险。一旦这两个部门由于资金流断裂出现信用违约，极易引发大规模的系统性风险。
西村清彦：中国房地产市场预期不断被推高。当你处于泡沫之中的时候，你是不知道自己的实际境况的。我认为，应该从根本上区分房地产泡沫发展的两个阶段，然后再来考虑如何控制和应对。泡沫的第一个阶段是早期或者预防阶段，第二个阶段则是晚期或者崩溃阶段。
当应对早期或预防阶段的泡沫时，通常的做法包括：首先，应使用各种宏观审慎政策，以遏制市场上过于乐观的预期；其次，如果泡沫真的是恶性的，我们同样也应该毫不犹豫地使用货币政策；第三，在使用宏观审慎政策后，我们应该关注长期资源配置扭曲的后果。但是，在实践中，我对在恶性泡沫中使用宏观审慎措施的有效性持强烈的保留意见。以贷款价值比率（LTV）为例，在泡沫膨胀的鼎盛时期，LTV的分母（即房地产的市场价值）越来越大。因此，LTV无法准确显示分子（即按揭贷款规模）的膨胀。再加上一些绕过限制的工具出现，用LTV限制贷款总量的方法往往失效。20世纪90年代日本出现楼市泡沫就是典型案例。此外，有时使用宏观审慎措施来遏制泡沫发展的效果只是暂时的，最终结果是泡沫再次浮出水面，而且会比之前更具破坏力。所以当前表面上的成功可能是未来失败的前兆。
在泡沫的后期阶段，一方面，存在“太少、太晚”的调控政策使泡沫破灭的时间推迟、影响更大；另一方面，也存在因政策过于大胆而导致经济被严重打击的危险。但最困难的是在崩溃阶段如何正确地应对恶性泡沫。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重要的是在人口增长的同时防止信贷过度放松，以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并限制泡沫形成风险。
政策力度将不断强化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房地产调控措施会有怎样变化？
郭可为：在8月房价涨幅明显加快后，热点城市政策收紧的力度加强。需求端方面，通过限购限贷等措施抑制投资投机需求；供应端方面，通过加大供应，限房价地价、严格预售监管等手段缓解供求矛盾。在政策收紧预期影响下，购房者抓住政策出台前的窗口期，积极入市，将部分城市成交量推向小高峰。国庆节后，随着限购措施落地，住房销售开始降温。
房价过快上涨不利于房地产市场平稳持续发展，未来或将有更多城市加入政策收紧行列，政策力度也将不断强化，有望抑制部分投资投机需求，房价涨幅将逐步趋稳。长远来看，希望继续推动有针对性的税收政策，“针对性”一方面体现为增加制造业经营环节的税收优惠，另一方面体现为坚定推行保有环节的房产税改革。
房地产泡沫与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报告：美国“两房”危机重创金融市场信心，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房价惨烈下跌。房地产泡沫是房地产过度金融化导致的吗？美国和日本的经验对我们有什么借鉴意义？
赵锡军：房地产泡沫或多或少与过度金融化有联系，但即便是美国出现的次贷危机，也并不是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出问题。所以，风险控制还是取决于金融机构自身。房地产泡沫还与市场热度和政府政策相关。
如果金融机构、市场参与者、宏观管理者有一个方面能止得住，那应该就没有太大问题，但日本、美国在这几方面都没有止住，最终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出现资产泡沫，随着泡沫破灭，资产市场价格下降，导致金融机构风险加剧。从宏观政策角度来讲，对这三方面都要有判断。
郭可为：从全球视角看，历史上世界各国由于房地产所导致的危机，大多是杠杆率过高，使风险急剧上升。美国次贷危机的起源，是金融机构给不具备购房能力的人放贷，并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杠杆工具使经济整体负债率急剧上升，最终资不抵债。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居民和企业大量卷入房产和土地投机活动之中。银行、证券公司则推波助澜，使得资产泡沫借助贷款、股票、债券和信托产品循环放大。而一旦政策开始去杠杆，风险便开始暴露。
西村清彦：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确，不是所有的房地产泡沫都会导致金融危机，也不是所有的金融危机都从房地产泡沫开始。
日本当时的崩溃幅度之大令人难以置信。日本房地产实际价格的最低价只是其最高价的三分之一。现在在美国，房地产实际价格比房地产价格最高时低40%还多。
在任何情况下，如此大幅度的价格下降都意味着经济的重大调整。在日本和美国，正在进行着从人口因素的积极面（人口红利）转向消极面（人口老龄化负担加大）的调整。这种调整严重阻碍了常规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此外，过于悲观的预期也弱化了政策有效性。令人不安的是，在恶性泡沫的后期或是破裂阶段，鲜有适当的应对政策。哪些政策工具可以用？其优点和缺点各是什么？这些都是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最紧迫挑战。
有一个易被忽视但又可能是最棘手的问题：与公众的沟通。决策者很难在危机不紧迫的时候说服公众相信我们正面临不断膨胀的恶性泡沫的威胁。回过头看日本房地产泡沫，我不得不悲哀地指出：公共部门是助长公众过于乐观预期的一部分原因。所以中国政府一定要避免这一点。
中国经济报告：对于目前中国房地产是否有泡沫，学界存在较大分歧，你们如何看待这个争论？
赵锡军：考察房地产是否存在泡沫，应该看这个市场的功能是什么。如果是资产市场，判断标准就是投资回报率跟现在市场平均回报率差异有多少。如果是消费品市场，那就看市场供求关系情况。
现在房地产变成既是投资品又是消费品的混合市场，市场功能不清晰，而且跟西方差异很大。从消费品市场满足居住需求的定位来判断，肯定价格高得离谱。若以投资品市场来判断，只要货币政策放松，预期没有下来，那么价格就有支撑。功能定位不清晰带来的判断标准不清晰，导致在判断房地产是否有泡沫时分歧很大。
郭可为：2016年上半年以来的楼市暴涨不断催生“限购潮”、“离婚潮”和部分企业“卖房保壳”等现象。应当看到，随着房地产调控的持续深入，部分中小房地产开发企业融资难度加大，资金状况趋于紧张，资金回笼期限拉长，贷款能否按期归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行业的信用风险有所增大。总体来看，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城市化快速推进所产生的刚性需求、房地产信贷资产占比较低、房地产金融衍生产品较少以及房地产相关贷款结构合理，奠定了中国房地产贷款总体风险可控。
西村清彦：我们可以用三个指标来验证这一问题：第一，适龄劳动人口与剩余人口的比率（逆抚养比）；第二，房地产价格指数；第三，实际贷款总额。
就日本的情况而言，在适龄劳动人口比率中有两个高峰期，它与代表土地实际价格指数的房地产价格指数的两个高峰期相伴而生。在这两个高峰期中，1991年前后的第二个高峰期刚好是一个引发后续经济长期停滞的分界点。那么，这两个高峰期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实际贷款总额也许隐含着一个答案。房地产贷款在第一个高峰期是增长的，但没有第二个高峰期的贷款水平高。
美国与日本非常类似。在适龄劳动人口比率中有两个高峰期，虽然不及日本明显。房地产价格指数看起来似乎有两个高峰期，大致与人口结构的变化相符。同样，第二个高峰期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虽然第一个高峰期也有储蓄和贷款问题，但是对经济的影响远没有那么严重。从新增实际贷款总额中，我们发现美国与日本有非常类似的情形。实际新增贷款总额在第一个高峰期的水平很高，但是远低于第二个高峰期的水平。
再来分析中国的情况。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比率尚未达到顶峰，但也十分接近了。房屋销售价格指数表明2016年有一个明显的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同样，连同适龄劳动人口比率和房地产价格，实际贷款总额也显示出一个巨大的增长。
地产泡沫的心理危机探析 第3篇
在如此背景之下, 中国的房地产业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遇到所谓的“拐点”。这背后自然有着更多的经济因素, 如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 提振需求等。但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 又有着其特有的购房心理特征, 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对本来就已经高居不下的房地产市场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集体无意识
“意识”指的是心灵中唯一能够被个体直接感知的部分。精神分析学家普遍认为“意识的整个本质就是辨别, 它能认识到适当的东西, 并使之与不适当的和无价值的东西区别开来。”同时, 在人类心灵最深处, 又存在着一个超越所有文化和意识的共同基底, 这个基底就是集体无意识。在荣格看来, 集体无意识是通过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传形成的一种认知潜在状态。这类似于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惯习”的概念———“以过去的经验指导当前的实践并指向未来”, 只不过这种“经验”来自于传统文化的“熏陶”。因此, 处于同一文化背景或拥有相同历史传统的人将处于相同的、共同认为是合理的意识之中。
依照上述理论, 我们不难发现, 中国人很自然的已经把购房作为一种常识去接受, 换句话说, 人们已预先给予此种行为以“合理”的价值判断。然而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结果自然是让本已高居不下的房价继续“坚挺”。另一方面, 这种无意识还表现在对于房子的品评标准上, 在英文单词中, house与department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被译为“公寓”而后者更侧重于指代具有政府公房性质的居所。巧合的是, 这种意义上的差别深刻的反映在了国人择房的心理需求上。人们追求的是“家”这种社会设置所能够提供的精神状态的满足, 那么它必定是一种两居室或是更大面积的“奢华型”房屋, 而不仅仅是政府提供的社会廉租房。正是在这种无意识状态的求大心理的催生下, 一种新的供求倒挂现象由此产生。
二、失范状态下的投机心理
“失范”是一个社会学术语, 这一名词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来的。是指“现代化过程中, 因传统价值和传统社会规范遭到削弱、破坏、乃至瓦解所导致的社会成员心理上的无序状态”。金融危机、自然灾害状态下往往会产生这种情形;而“投机”则是一种经济行为, 它是指那些过分自信的人, 频繁的进行交易, 不停的买进卖出, 同时, 又对所获得信息的准确性以及自己的判断能力都非常自信。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大体可以分为“替罪羊”效应、赌徒效应、痛苦最小化倾向、没有规律的规律以及信息迷恋症等五种。在经济学家看来, 投机心理是一种经济生活中普遍的心理反映, 虽然这种心理状态产生的行为可能会造成更低的回报率。
当经济秩序处于失范状态下, 各种投机行为便会应运而生。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 在危机爆发的前几个月, 几乎整个经济版的头条都是与之相关的内容, 大量的负面消息纷至沓来:雷曼倒闭、AIG破产。在这种萧条的经济局面下, 投资家们各个“心事忡忡”, 然而面对风险投资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回报, 又都希望能够在金融市场有所建树;而在实际生活中, 面对日益缩水的人民币, 如何保值增值也已经成为了人们经济生活的主题。一直坚挺的房地业产自然成为了首选, 买房子已经不再是为了满足居住的需求, 更多的是为了投资。于是, 这两类群体迅速转变成了以投机为目的的买房者。对于前者的出现, 主要是由于所谓的“营商环境急剧的恶化造成的”, 他们不再从事实体性的生产, 而是转向利润率更高的房地产。对于后者———普通民众则日趋形成了一种投机心理。正是在此种背景下, 形成了我国独特的近乎“赌徒式”的买房行为。以海南为例, 当地楼市90%以上的购买者来自外地, 凤凰岛房价月涨3万元, 更有部分炒房客半个月净赚千万。这种全民鼓动下的炒房行为在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中都实属罕见。
三、服从心理
在心理学中, 服从指的是在他人要求你做某事时, 即使你不太愿意, 但终究还是做了, 在这一行为过程中信息影响是决定性的。其实, 服从行为本身也蕴含着一种等级关系, 即默认了一种“权威”。实际生活中, 人们通常会把上级或是专家作为“权威”。
在现代社会的某一领域中, 总会有些人被称为“专家”, 他们把持着舆论的导向, 拥有着某一领域的话语权;他们被置于“权利场域”的至高点上。人们越是相信这一群体的信息, 越是关注他们的观点, 就越容易与其保持态度上的一致性。在我国法制化程度不高的经济生活中, 个人言论往往会左右市场的走势。当房价继续上升的预言从这一群体中频繁的发出时, 必将导致房地产市场的人心惶惶。
其深层次的原因往往是共享信息的不平等, 或者说是专业知识不对等的必然后果。正如吉登斯所预言的, 现代性的危机之一就是“专家知识已经渗透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权威导向所产生的盲目服从心理表现在行为上则是听从专家的意见不断的购买, 以避免房价的继续走高。由此房地产市场变进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同时, 这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购物行为过程, 即人们“被”购房。买房这一令人高兴的事情俨然变成了人们“被逼无奈”之举。
四、从众心理
众所周知, 在社会中, 个体常常会不知不觉的受到他人的影响, 而在知觉、判断、信仰及行为上, 表现出服从他人的倾向, 当个体发现自己与社会中大多数的成员不一致或有分歧时, 会感到心理紧张, 一般情况下, 为了消除这种心理紧张, 有些人会放弃原来的立场, 而与大多数人表现一致, 这种现象被称为从众倾向或从众行为。
现如今, 房价会涨还是会跌, 很少人会心里有数, 但是购房者往往存在一种买涨不买跌的可怕心理。每当看到媒体上有关排队买房的报道就会内心激动, 如果发现当初想买但没有买成的房子涨价时, 又会后悔不已。“这种情绪随着人们彼此的交往、接触与摩擦的深入, 极易受到刺激并使人们做出极快的行动, 从而产生循环式连锁式的反应, 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就是集体激动”。[3]这便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塔尔德对从众心理过程的描述, 同时他认为, 从众心理会产生自觉式的模仿行为, “表现为人处于丧失理智的状态, 失去自我控制能力, 彼此模仿, 力求与多数人的行为一致”等。由此可知, 一个人的买房行为会带动周围其他人也参与其中。那么这种从众的心理必将会被激化, 而成为集体行为, 随主流买房者会越来越多。
五、结语
雨果曾经说过“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 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心”。大众心理的稳定必然会带来社会进一步的和谐。因此对于现今的房地产业潜在的危机, 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宏观产业结构上的调整, 合理的引导大众心理同样关键。
参考文献
[1]沙莲香.社会心理学 (第二版)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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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1989年泡沫经济危机的启示 第4篇
事实上，就宏观统计数据、特别是GDP与政府负债比率的变化而言，当今日本失去的或许已经是20年了。总体说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经历过五大经济危机：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1989年的泡沫经济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危机以及最近的全球经济危机。创伤最深者，莫过于1989年末那场似乎祸起萧墙的泡沫经济大崩盘。1989年底至2001年秋，日经平均指数由38915.87点直线下挫到10195.69点，缩水70％；而1991年至2002年，日本住宅用地价格累积下跌36％，商业用地价格下跌了62％，其中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跌幅高达52.1％和76.1％。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不仅刺痛了日本社会，也撩动着许多中国人的敏感神经。因为今日中国与经济泡沫破碎前夜的日本有许多类似的表征：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已经开始向海外大规模输出资本、所谓的“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为许多国际学者所追捧…一在种种“历史惊人的相似”中，人民币面临的巨大升值压力与以房地产为首的资产价格飙涨更让人们疑问：“中国会不会是下一个日本?”本文结合时代大背景来透视1989年的危机，以便更深入地理解日本经济危机的启示意义。
对比：时代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周期性昭示着这样一个论断：发生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它什么时候发生、诱因又是什么。对于1989年日本经济崩溃而言，通过事后的回顾，许多人得出了《广场协定》签署一日元大幅升值——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飙涨一经济泡沫破碎这样一个线性的因果链。有人甚至以阴谋论的解释认为日本遭遇了一场“货币战争”。这也成为某些经济学家担心中国重蹈日本覆辙的基本逻辑。无疑，他们接受了这样一种假设，那就是当年的日本如果能采取更合理和稳健的经济政策，如暂缓日元升值、及时提高储蓄利率以及其他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本可能降低经济泡沫膨胀的风险。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只是，如果站在历史大背景的视角下梳理基本史实，我们或许可以摆脱一味评判经济政策得失的窠臼，对1989年日本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有更全面的理解。
二战后日本遭遇了第一次经济大危机——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这次危机的起点在能源供给领域，对日本整个产业结构的既有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不过相比1989年，日本卷入这场危机具有客观上的无奈性，因为当时美苏冷战正在进一步向第三世界蔓延，南北矛盾激化之下，日本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的一分子被拖拽进这场整体性的危机。石油危机并没有导致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这恰恰是因为日本尽管经济实力猛增，可尚未被要求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承担领军性的责任。虽然美日贸易不时擦出火花，可美国及其盟国(特别是一些东南亚国家)相对开放的市场与原料供给一直是日本维持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根本前提。在金融秩序方面，布雷登森林体系虽然渐渐走向末路，但还在确保日本企业享受固定汇率的便利。
到1980年代后半期，时代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格局多元化的趋势让日本对自身的定位产生了重新判定——它在国际上越来越渴望充当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美国身后的游戏参与者。对此时的日本来说，要实现“政治大国”的身份，首先就要正式确立自己世界经济新中心(至少是中心之一)的地位。1985年，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公告，拉开了日本经济金融全面自由化及国际化的序幕。这是一项壮举，因为在之前的石油危机时代，美日之间曾经就日本减少金融贸易的国内壁垒而进行了拉锯战式的谈判，最后美国是以政治筹码为要挟才取得了有限的成果。由此看来。似乎并不能轻易惋叹说当时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种冒失的经济金融战略，因为就当时历史契机来看，这符合其对自身定位的推断，表达的是一种合理的自信。与石油危机不同，日本1989年危机之所以表现出更大的内源性，而且首先爆发于金融界，是日本自我选择及国际环境暗示的必然结果。
必然：日元升值及经济泡沫膨胀
具体分析时下最热议的日元升值与泡沫经济崩溃，人们将发现两者间并非一种线性的因果关系。就一般定义而言，泡沫经济是指大量过剩资金追逐相对稀缺的投资机会而造成的资产价格膨胀。日元升值对此有影响，但就本质而言，两者是不同的事件。可以说，当时日元升值与美元贬值都是必然之事。
自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登森林体系正式瓦解以来，压迫别国货币升值就变成了美国减少财政赤字与贸易赤字的惯用手法。时至1980年代初，美国经济无法彻底摆脱“滞胀”的困扰，新任里根政府就以减税为核心，通过扩大赤字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则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这些政策增加了投资客对美元的信心，国际游资因此大幅流入美国市场，引发美元升值。结果，美元升值进一步扩大了美国贸易赤字。在1980-1984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从150亿美元增加到1130亿美元。与此同时，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从76.6亿美元增加到461.5亿美元。到1985年，日本对外净资产为1298亿美元；美国对外债务为1114亿美元，它们分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与债务国。这样一来顺理成章的是，美国要求日元承担更多国际性货币的责任，还得到了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解。对于这一点，可以留心一个有趣的细节：1985年9月22日，美、日、英、德、法5国财政部长与中央银行行长聚集纽约花园广场饭店，走过场般地耗时仅20分钟就发表了《广场协定》，宣布包括日元在内的多国货币对美元“有秩序的升值”。达成《广场协定》显然是早有默契的，它只是加速而不是引发了日元的升值。
问题在于，日元并非“有秩序的升值”，而是急剧提升，这导致了国际游资蜂拥而至。催生了以土地投机为核心的资产价格飙涨，也就吹出了经济大泡沫。许多事后的反省认为，日本央行推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应对此负责，但如果根据当时的条件看，这并非愚不可及。这里需要再次考虑当时日本对自身发展前景的信心。自1965年起日本对美贸易出现盈余，至1985年已维持了20年之久，这让大家很难怀疑日元的强大仅是一种表象。面对本国货币升值对经济造成的冲击，日本央行采取了通行的低利率政策。事实上到1987年，这也帮助国民经济度过了升值初期引发的混乱，实现了
快速增长。但是此时为了展现日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信誉与地位，日本央行错失了加息的良机。原来，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市出现“黑色星期一”的暴跌，为了防止可能引发的美元暴跌，日本央行决定维持低利率政策不变。
此外，还有人指出，当时日本央行执行扩大内需战略，过分倚赖于参照CPI的平稳度来决定是否调息，这也是一种失误。因为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使得进口商品及原材料价格下跌，导致CPI出奇平稳。在专注于CPI的情况下，央行忽视了低利率导致的资产通货膨胀。这的确是日元升值造成的一个陷阱。可问题是，对于一国政府而言，扩大内需不仅是一种促进产业加速发展的方法，也是其履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这一义务的必需途径。何况在对日本经济发展基本盘一派乐观的情形下，包括央行总裁澄田智在内的人都没有信心判定资产价格飙涨是否一定意味着整体经济的泡沫。换言之，何为经济快速发展，何为经济泡沫，当局者迷。历经日元升值至经济泡沫破碎的日本银行前总裁速水优检讨说：“实际上，在泡沫扩大的过程中，是否是泡沫的判断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其中的一个理由是，我们无法否定这是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可能性。”这虽有推卸责任之嫌，但可以理解的是，伴随经济实力的真切膨胀，全国舆论都在营造“日本第一”的氛围，即便有个别理智的决策者也很难逆势而行了。
启示：中国会不会是下一个日本
毫无疑问，经济学家热衷的一系列“技术指标”都证明1989年危机开启了一场日本国民经济的灾难。就其社会与政治后果而言，日本不仅未能实现“政治大国”的愿望，连政府威信也大打折扣。然而，日本经济在长期的低迷状态中依然创造了“奇迹”。2000年度，日本GDP总值为40789亿美元，仅次于美国，而人均GDP则为32230美元，高于美国，同时人均GNP高达37528美元，居世界第二。如果继续把视野向下延伸，我们还会发现近20年来日本百姓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受到严重影响。相反，由于资产价格回归理性促使物价下降，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实际工资的购买力不降反升。此外，近20年来日本的基尼系数始终维持在0.27左右，近三年的政府清廉指数也排进全球前20名。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日本经济的困难主要停留在政府财政方面，而其社会的经济实力与活力依然强劲。
所以说在经济危机无法彻底回避这一前提下，日本社会在逆境中求发展的经验才是最值得借鉴的。此处最大的教益在于日本政府在财政收入锐减的情况下，能够不谋求短期效益，帮助日本产业结构保持灵活主动的战略调整。这一点在石油危机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而1989年危机后则有进一步提高。石油危机中，日本大力淘汰耗能产业，同时以政府投资带动扶植循环经济与环保产业，终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1989年危机后，日本政府鼓励发展短期效益并不明显的文化产业，收益良多。比如日本的动漫产业就在危机中崛起，至今已经占到世界市场份额的50％；以东京为中心的时尚产业亦是如此。即便是传统制造业也颇有作为，政府鼓励大企业集团把产业链的中低端部分向海外转移，实行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的战略，不仅获得直接投资带来的收益，而且规避了汇率波动的风险。由于1989年危机首先是金融业的危机，所以涉及金融业的整改格外突出。在组织机制方面，经受住危机考验的日本大财团开始采取强强联合，走资本集约化的道路。在投资导向与盈利分配方面，日资对房地产等行业的投机行为愈加警惕，在海外并购中也压缩此类项目。事实上，这些审慎的资本运作使得日本海外产业在最近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实现了损失最小化。
希望通过总结日本的经验教训来避免未来自身面临的风险，这可能是徒劳的，因为任何历史经验都受限于特定的时空环境。日本的遭遇或许只提醒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挑战乃至危机不可避免。特别是在对国家地位的提升期望值高涨时，精英们不可避免地要试验各种实现理想的手段，这就进一步加大了遭遇风险的可能。在国家崛起时，真正需要的是应对危机而非回避危机的能力。日本的难能可贵在于，其百姓能最大限度地公平分享经济快速崛起的红利，而国家却尽可能多地长期承担危机后的疗伤成本。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本文编辑：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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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大传(插图本I》，扬国桢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65.00元
泡沫危机 第5篇
货币危机与股票市场泡沫
1.货币危机
货币危机是金融危机的重要类型之一, 在1998年《世界经济展望》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货币危机定义为, 对一种货币价值进行投机性攻击所导致的货币贬值, 迫使当局为维持货币而动用大量的国际储备或急剧提高利率。
2.股票市场泡沫
股票市场泡沫是资产价格泡沫的主要表现形式。1998年, 日本金融学会会长三木谷良一将其定义为, 股票价格严重偏离实体经济暴涨和暴跌。
3.货币危机与股票市场泡沫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78年, Kindleberger将危机划分为六个阶段, 而前四个阶段:存在性预期的偏移、信用扩张、新经济宣言和骗局、过度交易和信用危机就是泡沫经济的形成。由此可见, 货币危机与股票市场泡沫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笔者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
实证指标与数据选取
1.外汇市场压力指数
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反映了一国货币市场失衡的程度, 而货币市场的失衡往往与货币危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 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货币危机的识别和测度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笔者选取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作为衡量和测度货币危机的指标,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EMPIt表示第t期一国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 △Et表示第t期一国汇率的变化率, △Rt表示第t期一国外汇储备的变化率, σE表示样本期内汇率变化率的标准差, σR表示样本期内外汇储备变化率的标准差, b为系数, 等于σE倒数与σR倒数之和。本文中的汇率用一国本币/美元表示, 当本币贬值时, △E为正值。外汇储备为不包括黄金储备的所有储备, 当外汇储备减少时, △R为负值。EMPI值越大, 表示一国货币市场的压力越大, 则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越高。
2.股票市场泡沫
股票市场泡沫是资产价格泡沫的一种, 是指股票价格严重上涨偏离其内在价值的部分。股票市场价格泡沫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 BUBt表示第t期一国的股票市场泡沫, Pt表示第t期一国的股票市场价值总额, GDPt表示第t期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3.其他实证指标
确定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和股票市场泡沫这两个指标, 可用来分析股票市场泡沫对货币危机的影响程度。为了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 笔者选取了其他一些指标, 用来说明一国经济基础条件的差异, 是如何影响股票市场泡沫与货币危机之间关系的。
(1) 经常账户余额/GDP (CA) 。选用样本期间一国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重的数据, 反映该国经济的外部均衡状况。通常来说, 该指标越小, 说明该国经济的外部均衡状况越好。
(2) GDP/广义货币存量 (1/M) 。一国广义货币存量占GDP比重的数据, 可反映该国经济的金融深度。笔者选用样本期间该数据的倒数进行实证分析。通常来说, 该指标越小, 说明该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越高。
(3) 消费价格指数 (CPI) 。选用样本期间一国的消费价格指数数据, 反映该国经济的内部均衡状况。通常来说, 该指标越小, 说明该国经济的内部均衡状况越好。
4.数据选取与来源
笔者选取了50个样本国家作为实证研究对象, 采用1993~2012年期间的年度数据进行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WFE世界交易所联合会、各国统计年鉴和中央银行网站。
实证模型设定、检验与分析
1.模型的设定与检验
构建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 检验股票市场价格泡沫与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之间的关系。
其中, 系数α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γ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εi, t则概括了随截面和时间而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项。本文将对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进行分析。方程设定如式 (1) 、式 (2) 所示。模型 (1) 用以研究股票市场泡沫对于货币危机的影响, 模型 (2) 则用以研究加入一系列表示国家基础经济条件指标的控制变量后, 股票市场泡沫对于货币危机的影响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对式 (1) 、式 (2) 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拟合。拟合结果显示, 模型 (1) 方程整体显著性检验F值为1.1980, 对应的P值为0.1376, 统计不显著。对个体固定效应显著性建议的F统计量和卡方统计量分别为0.3545, 与18.5497, 对应的P值均为1, 检验统计量统计不显著。此外, 解释变量BUB的显著性检验t统计量为1.5423, P值为0.1234, 统计不显著。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观测样本的组间存在异方差, 从而导致了方程整体的不显著以及个体固定效应的不显著。类似地, 在加入了一组控制变量后的模型 (2) 的拟合结果中, 也出现了个体效应不显著的情形。
对模型 (1) 和模型 (2) 的固定效应拟合结果进行异方差检验, 对应的零假设为组间同方差。异方差检验结果显示, 模型 (1) 和模型 (2) 的异方差检验统计量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 拒绝了组间同方差的原假设。因此, 上述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中, 异方差的存在得到了实证验证。
针对这一问题, 可以使用GLS估计法 (cross-section weights和period weights) , 分别对模型 (1) 与模型 (2) 的个体 (cross-section) 固定效应模型和时间 (period) 固定效应模型重新进行拟合, 以便对模型中存在的组间异方差进行修正。
2.个体固定效应分析
在上一部分的固定效应回归中, 模型 (1) 、模型 (2) 由于组间异方差的存在, 造成了模型整体不显著以及个体固定效应的不显著的情况。首先单独考虑模型 (1) 、模型 (2) 中的个体固定效应, 即αi, 利用GLS估计法重新对模型 (1) 、模型 (2) 进行估计。
模型 (1) 的回归结果显示, 个体固定效应F检验统计量为2.2782, 在1%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 证明了个体固定效应的存在。BUB的系数值为0.1097, 统计量为6.4473, 对应的P值为0.0000,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这一结果说明了股票市场泡沫与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股票市场泡沫程度越高, 个体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越高, 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越大。在一定条件下, 股票市场泡沫每增加一个单位, 发生货币危机的概率就增加0.1097。
此外, 变量C, 即常数项代表样本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平均水平。在此基础上, 由于个体固定效应的存在, 各国发生货币危机的自发水平与平均水平之间存在着偏离。
引入一组经济基础数据变量指标的模型 (2) 利用GLS进行估计的结果显示, BUB的系数估计结果为0.1122,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常量C的估计值为-0.1073,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达到统计显著。方程整体显著性检验以及个体效应显著性检验均显著, 这一回归结果与模型 (1) 中相应变量的估计结果十分相似, 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为了考察股票市场泡沫对货币危机的影响在国家之间的差异, 分别对模型 (1) 和模型 (2) 的估计结果进行对比, 从而分析各国经济基础条件的不同, 是如何影响股票市场泡沫对货币危机的作用的。模型 (1) 、模型 (2) 利用进行异方差修正之后, 对应的个体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个体固定效应估计值越大, 说明样本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自发水平越高。从上表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在考虑经济内外部均衡情况和国内金融发展情况后, 20个样本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自发水平提高, 28个样本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自发水平降低, 2个样本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自发水平不变。其中, 样本国家中除了挪威之外, 其他所有发达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自发水平均有所降低, 而挪威自发水平的提高幅度也仅为0.004。这充分说明在不同的经济基础条件的影响下, 各国股票市场泡沫对货币危机的影响是不同的。也就是说, 具有稳固的经济基础条件, 实现内外部均衡, 并且具备健康有效的金融体系的国家, 可以大大避免因资本账户开放引发货币危机的可能。
3.时间固定效应分析
为了考虑不同时期下, 发生货币危机的自发水平对平均水平偏离, 笔者对时间固定效应进行了估计分析。利用GLS估计法, 对模型 (1) 、模型 (2) 中的时间固定效应进行异方差修正。
模型 (1) 的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 时间固定效应F检验统计量为2.5722, 在1%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 证明了时间固定效应的存在。类似可知, 模型 (2) 的回归结果中, 时间固定效应F检验统计量为2.4253, 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模型 (1) 、模型 (2) 中的时间固定效应均显著存在。
在未引入经济基础数据变量指标的模型 (1) 中, BUB的系数值为0.0587, t统计量为2.0634, 对应的P值为0.0394,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这一结果说明了股票市场泡沫与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之间显著正相关, 说明了在条件恒定的情况下, 股票市场泡沫越高, 个体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越高, 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越大。在一定条件下, 股票市场泡沫每增加一个单位, 发生货币危机的概率就增加0.0587。
引入一组经济基础数据变量指标的模型 (2) 中, BUB的系数估计结果为0.0952,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 方程整体显著性检验以及时间固定效应显著性检验均显著。由以上结果比较可知, 在时间固定效应的模型设定下, 未引入经济基础变量指标的模型 (1) 和引入经济基础变量指标的模型 (2) , 关于股票市场泡沫的系数估计结果存在着一定差异, 模型 (2) 中变量BUB的系数估计值大于模型 (2) 。这一结果说明在考虑不同时期的情况时, 在基础经济条件的影响下, 股票市场泡沫对于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的影响更大。
下面对模型 (1) 、模型 (2) 设定框架下的时间固定效应进行估计。时间固定效应的估计值如图1、图2所示。
从上述表、图显现的结果可知, 在样本期间, 由股票市场泡沫引发的货币危机平均水平最高的时期是2007年, 其次是1998年;平均水平最低的时期是2004年, 其次是1995年。1997~1998年、2007~2009年是由股票市场泡沫引发货币危机平均水平较高的两个时间段。
模型的检验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在样本研究期间内, 1997~1998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2007~2009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 是影响范围较广、程度较深的两次货币危机。1998年, 各国股票市场泡沫达到一个相对高点, 货币危机的压力也相应不断增加, 这时从泰国开始的货币危机蔓延到其他国家。危机之后, 各国的股票市场泡沫有所减轻, 相应地发生货币危机的几率也随之下降。2007年, 全球股票市场泡沫达到最高点, 货币市场的压力也达到最大, 美国爆发的货币危机向全球传播, 各国股市在达到最高点后开始下滑, 货币市场压力相应有所缓解。
结论与建议
1.结论
通过对50个样本国家1993~2012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可知, 一国的股票市场泡沫有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 但是这种可能性与一国的经济基础条件关系密切。具有稳固的经济基础条件, 实现内外部均衡, 并且具备健康有效的金融体系的国家, 可大大降低因股票市场泡沫膨胀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因此, 为了避免和缓解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 各国应在合理控制股票市场泡沫的同时, 努力实现内外均衡, 深化金融系统改革。
2.建议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股票市场泡沫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在预防股票市场泡沫的问题上, 政府应加强对投资者的教育和引导, 形成正确的金融理财观念, 不盲目跟随投资;要完善股票市场的法规政策, 做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工作, 严厉打击联手“坐庄”、恶性炒作行为;要建立股票市场的对冲机制, 丰富资本市场金融工具, 增加维护股市价格稳定的力量;要控制货币供给, 抑制信用膨胀, 在源头上抑制股票市场泡沫的生长速度。
摘要：笔者采用50个样本国家19932012年的数据, 对货币危机与股票市场泡沫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发现一国的股票市场泡沫有引发货币危机的可能, 而且这种可能性与一国的经济基础条件关系密切。
关键词：货币危机,股票市场泡沫,外汇市场压力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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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危机 第6篇
一、资产价格泡沫破裂诱发次贷危机
资产价格泡沫是指一定时期某项资产的交易价格与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值产生较大幅度的背离, 这种背离的数学期望可以作为泡沫的度量。从资产价格泡沫的角度来看, 次贷危机的爆发过程是一个资产价格泡沫破裂的过程。对资产的需求在与预期相关联的过度投机行为、幼稚投机者交易行为、规范失灵、诈骗行为和道德风险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 即由于不符合经济现实的买卖行为导致的资产价格高估。当价格泡沫一旦被市场认可, 就会产生和原来相反的预期, 市场会出现均值回归的市场力, 价格可能迅速而急剧地下降, 导致泡沫的破灭。这种泡沫破灭集中体现在房地产业便形成了次贷危机, 造成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 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隐约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
二、公允价值计量在资产价格泡沫化及泡沫破裂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按照财政部2006年2月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定义, 公允价值计量是指:“在公允价值计量下, 资产和负债按照公平交易中, 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计量”。
(一) 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应用对上市公司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通过对上市公司2007年年报、2008年一季报研究发现 (见表1) , 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应用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影响上市公司利润: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债务重组。
1、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上市公司利润影响不断加大。
在新会计准则下, 利润表中所设置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 综合地反映了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等公允价值变动对上市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程度。我们从两个角度重点考察:一是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损失的家数变化, 存在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上市公司家数从275家锐减到58家;存在公允价值变动损失的上市公司家数从124家暴增到320家。二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绝对数额以及占公司营业利润总额的比重。2007年末到2008年中期,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从20035326078.37元减少到16678837218.43元, 占营业利润的比重从5.14%上升到2008年中期的9.15%;公允价值变动损失从2007年末的13186366531.53元激增至2008年中期41182630148.88元,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占营业利润的比重也从2007年的3.58%激增到15.67%。具体到上市公司看深市净损失前3位公司分别为, 国元证券 (000728) 、宏源证券 (000562) 、长江证券 (000783) , 沪市净损失前3位分别是中国平安 (601318) 、中国人寿 (601628) 、中信证券 (600030) , 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 这6家公司均为金融类上市公司。究其原因在于金融类上市公司从2007年开始均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方式, 且持有公允价值计量资产数额较大。存在大量投资性房地产的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企业共有64家, 其中仅有15家2007年采用了公允价值计量投资性房地产。所以, 持有大量以公允价值计量资产的金融类公司以及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企业, 由于公允价值波动带来的利润波动尤为显著。可以得出结论:存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公司, 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对利润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效果, 且影响程度亦不尽相同。在向上的市场环境当中, 公允价值计量对利润可以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在恶化的市场环境中, 公允价值计量对利润会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 而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 这种利润的波动并不影响公司的现金流。如果将公允价值应用范围向深度和广度上推广, 对利润的这种影响必将进一步扩大。
单位:元
数据来源:CSMAR
2、债务重组对上市公司利润的影响。
与旧会计准则相比, 新《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主要差异包括:扩大了债务重组范围;引进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改变了会计处理方法。而会计处理方法的变化和公允价值计量是对上市公司影响最大、最直接的方面, 原准则将债务重组收益计入资本公积, 而新制度将债务重组收益直接计入营业外收支, 对上市公司利润的影响更为直接。根据2007年年报沪深两市共有287家上市公司存在债务重组收益或损失, 债务重组收益金额达74.14亿元, 相对于两市10150.36亿元的净利润相比所占比重不大, 但是对于存在债务重组的公司的影响却不可小觑。数据显示, 深市主板公司中ST及*ST公司总计103家, 存在债务重组收益的ST、*ST公司高达50家, 占深市ST、*ST公司总数的比例近50%;沪市重组收益绝对数前30位的公司中, 有24家为ST及*ST公司;而前10位全部为ST及*ST公司, 这10家公司中, 扣除债务重组收益后仍盈利的公司仅有1家。而从债务重组收益占其税前利润的比例来看, 前10位的公司也均为ST及*ST公司。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 债务重组收益直接计入利润表之后, 客观上成为上市公司, 特别是ST及*ST类公司主要的税前利润来源之一, 特别是对于那些原本可能亏损的ST及*ST公司而言, 债务重组收益使他们实现了会计数字上的扭亏为盈。这些债务重组收益为上市公司带来的利润往往是一次性的, 一般来讲只能暂时缓解公司的财务风险, 对化解公司的经营风险作用并不确定, 对利润是否可持续贡献值得研究。
(二) 公司利润波动直接影响信贷与投资
在银行或其他信贷机构向企业授信过程中, 纵然各个商业银行的评分标准各不相同, 财务指标权重也不尽相同, 但影响银行对企业授信额度的主要因素均包括企业净资产、总资产、利润总额、资产负债率、客户信用等级 (风险系数) 等, 这些指标大部分都直接或者间接受到利润的影响, 在公允价值上升致利润增加的情况下, 极有可能导致银行基于评估风险基础上的授信额度超过基于实际风险的授信额度。报表上的利润直接影响了与利润相关的财务指标, 如资产报酬率、每股收益等。在目前国内A股市场上, 仍然有一部分投资者尤其是散户投资者对这些指标不能够深入地了解、分析、把握, 在公允价值上升致利润增加情况下, 投资者极有可能会高估公司价值而做出投资决策。这种公允价值变动引起的利润变动对企业融资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宽松的资本市场环境中,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使得企业能够得到更多的融资, 为企业的盲目扩张和资产价格泡沫埋下伏笔;在紧缩的资本市场中, 公允价值损失带来的利润下降会使企业的融资更加困难, 加大企业财务风险, 进而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
(三) 对存在泡沫的资产进一步贷款及投资助推了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
公允价值计量方法为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新途径, 如果出于某种需要刻意将利润做高, 就意味着这部分资产的名义收益率要高于实际收益率, 也就意味着这部分资产存在泡沫。主要出于以下因素, 潜在债权人和投资者会对这部分存在泡沫的资产或类似资产进行投资, 且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推高这部分资产和类似资产市场价格, 从而使这部分资产和类似资产价格泡沫进一步膨胀。
1、外部环境因素。
(1) 金融自由化。近年来我国金融自由化主要表现在金融创新和金融开放方面。从结果看, 金融自由化推动了全社会信用和银行信贷的增加, 广义货币快速增长, 受信贷大幅增长影响, 信贷和资产价格上涨相互推动, 短短几年时间里把资产价格大幅抬高。 (2) 国际资本流动。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开放, 大量的国际热钱游走国内市场进行逐利, 据估计截至2007年底国内热钱数额在8000亿元人民币左右。当热钱进入我国后, 投资的冲动便会在短期内推高实体资产及建立在实体资产之上的金融资产的价格, 某种程度上这种投资用投机来形容更加贴切, 如我国过去几年房地产和股票价格的大幅飙升不可排除存在热钱不断涌入的因素。
2、内部因素。
(1) 羊群行为。吴卫星提出“对未来回报更加不确定的投资者实际上拥有更大的参与区, 由于非理性投资者在比较小的参与区参与金融市场, 因而他们会在特定的情形, 在金融市场有着对他们来说合味的不确定性时, 他们就会激进地参与金融市场, 从而会形成金融市场的泡沫, 当不确定程度过高或者过低的时候, 这些投资者又会退出金融市场, 引起风险资产价格的低估, 严重的时候就会形成金融市场的崩溃。”笔者将这一结论视为羊群行为。 (2) 信息不对称。资产拥有方存在将资产价值粉饰后抬高价格出售或租赁的动机, 在信息失衡情况下, 信息不对称的一个表现是资产价格偏离其基础价值, 形成泡沫。其中, 最典型的表现是投资者在信息误导或信息忽视的情况下, 反复买卖证券以期获得投机利润, 债权人低估贷款风险, 从而使资产价格泡沫迅速膨胀。
以上几点因素导致潜在债权人和投资者对存在泡沫的资产进一步贷款及投资, 使资产价格泡沫迅速膨胀。
(四) 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危及经济安全
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对经济的影响不应该小视。以房地产和股票为例, 在以房地产和股票为代表的资产价格上升的时候, 人们以各种方式包括从银行取得贷款进行房地产和股票的投资和投机, 加快资产价格泡沫膨胀的速度。一旦泡沫破灭, 在惯性作用下其价格低于市场正常价格, 其结果是:首先, 这部分资产的所有者财富缩水, 可支配收入降低, 进而减少投资与消费支出, 产生“财富效应”, 由于投资支出与消费支出的减少会造成社会经济流动性不足, 从而对经济正常运行造成重创;其次, 随着房地产和股票的市场价格下降, 银行的不良贷款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 银行将减少贷款, 严格信贷条件, 从而导致货币供给量的紧缩, 加剧了流动性紧张;再次, 如果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泡沫破裂导致诱发金融系统危机, 将传导到其他各个行业, 将会导致大量企业破产, 工人失业问题, 使国家陷入更加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当中。
三、控制公允价值计量引起资产价格泡沫的措施
公允价值计量纵然有诸多弊端, 20国集团峰会发表的声明表明了世界各国对公允价值计量的认可, 会计工作者要在实践工作与理论研究过程中不断对其进行完善。
(一) 从公司环节有效抑制资产价格泡沫的过度膨胀
1、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可以通过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个方面发生作用:内部治理机构如董事会、内部审计委员会, 保证公允价值不被滥用, 保证公允价值和风险管理实践的最佳结合;外部治理机构 (如外部审计) , 保证公允价值的准确、与相关制度和规定相一致。目前亟待强化的是这些制度在公司具体运作工程中的执行情况。
2、对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进行充分披露。
应当在报表附注中对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进行列报, 并详细披露公允价值金额的确认方法, 如重置成本法、折现法等, 基本的数据, 如同类资产市价、折现率、折旧率等也应当列示。对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依据以及如何取得该项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也应进行披露, 如该项资产或负债的现实状况及相关市场的活跃程度、同类资产的市场成交价及成交地点和时点的差异等影响计量方式选择的因素。
(二) 从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环节有效控制泡沫的膨胀
1、从会计准则角度完善公允价值的计量基础, 设立公允价值计量模型。
完善会计准则关于公允价值计量的修改, 加快对公允价值模型的研究以及相关市场信息的收集与整理工作, 建立健全监管机制。一是可以对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按照类别重新分类, 按照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 按照资格的市场活跃程度将公允价值的变动分别记入当期损益或资本公积。二是财政部成立专门机构在对宏观环境以及行业运行态势科学分析预测的基础上, 每个季度对各个行业给出一个系数, 对企业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乘以这个系数得出调整后的企业资产状况以及利润状况, 在财务报告附注中予以披露, 作为信息使用者的决策参考。
2、加强市场法制建设。
创造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打击内幕交易、加强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培育, 完善机构投资者管理机制, 从制度上遏制过度投机行为;及时调整资金与资产的供应状况, 清除市场流通障碍, 达到资产的供需平衡, 有效控制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
3、加强投资者教育。
使投资者明确认识到资产价格泡沫的存在以及资产价格泡沫破裂的危害, 这里面存在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如资产价格泡沫程度的计量, 以何种方式使得投资者认识到资产价格泡沫破裂的危害, 如何在羊群效应产生的初期遏制这种势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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