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矛盾范文（精选5篇）
政策矛盾 第1篇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矛盾分析,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目前,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存在着一些矛盾, 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加以认识和分析, 任何只强调矛盾的某一个方面的观点与做法, 都将影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质量的提高。
一、教学内容上:时效性与学术性的矛盾
时效性与学术性, 是“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上存在的一对比较突出的矛盾。“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目的, 是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 针对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思想特点, 帮助大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 教育和引导大学生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自觉认同。但是, 它毕竟不是一门理论学科, 它是以通过分析国际国内重要形势的方式来阐明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时效性。
然而, 仅仅重视教学内容的时效性还是不够的。时效性是重要的, 但并不是“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全部内容。“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基本理论, 基本形势和热点问题。自1987年教育部决定在普遍高校思想品德教育课程中设置“形势与政策”必修课以来, 全国高校普遍将形势与政策教育列入教学计划, 开设了“形势与政策”课程, 教育部社政司每年印发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 这实际上起到了与教学大纲类似的作用, 对“形势与政策”课起到了重要的规范作用。但由于形势与政策教育内容的时效性非常强, 没有也不可能有较稳定的具体的教学大纲和教材, 因此, 如何把握教学内容的时效性与学术性的统一, 就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 解决此问题需要具体做到三个统一:
1. 政治性与知识性的统一。在“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中,
要突出鲜明、正确的政治立场和观点, 同时还要符合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 宣传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就形势与政策课内容而言, 与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 涉及许多学科的知识体系。为了深刻而全面地认识形势与政策, 需要教师在备课时注重有关学科的前沿成果, 在教学中注重知识性与学术性, 如:讲台海局势, 需要运用国际法学知识批判所谓“法理台独”的阴谋;讲伊朗核危机, 需要讲解有关核武器生产、尤其是铀的生产情况的知识。注重知识性与学术性的统一, 将大大提升“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水平和课堂效果, 更好地贯彻其政治性。
2. 变动性与稳定性的统一。
该课程既具有不断发展变化的一面, 又具有相对稳定的一面, 形势与具体政策, 往往是不断变化的, 但基本方针与战略、理念是相对稳定的, 要求学生在基本方针与战略、理念的相对稳定之中去把握对党和国家政策的认识, 要求学生在规律的认识之中去观察和追踪国内与国际形势的演变过程。如在当前国际形势的分析中, 增加有关中日古代交往的历史背景知识, 使同学们了解中日两国关系的实质与发展趋势, 对两国的未来发展有一个基本的轮廓, 体现了“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变动性与稳定性的统一。
3. 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形势与政策”课本质上属于政治理论课程, 自始至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和教学。我们要指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形势、把握政策, 并在教育教学中, 紧密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 分析学生感兴趣的现实问题, 善于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要体现“形势与政策”课的针对性与学生的思想实际相结合, 应紧紧围绕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焦点、敏感话题、突发事件等问题, 确定每学期“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重点, 做到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 通过与学生共同探讨, 使学生学会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分析和解决问题。
二、教学方法上:多样性与规范性的矛盾
在以往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 普遍存在着诸如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手段单一等不足, 教师上课“一言堂”、“满堂灌”的现象较为普遍, 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为了强化“形势与政策”的教学效果, 许多学校在“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方法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突出“变革、创新”的特点, 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一些教师在教学方法和形式上, 力求多样化, “五花八门”, 花样迭出, 只求学生感兴趣、满意, 只求教学方法与形式的新意, 而课堂教学 (第一课堂) 本身应具有的规范性与严谨性, 便日益式微了。
因此, 我们要在重视教学方法的多样性的同时, 强化必要的科学性与规范性, 只有达到了规范性, 才能真正实现“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目的和要求。我们具体要在三个方面达到“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规范性:
1. 加强规范的教学研究工作。
学校和有关教学部门, 应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有关形势与政策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 研究学生关注的热点, 难点问题, 密切关注国内外大事, 及时准确地把握社会和国际动态, 不断增强“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的敏锐性和实效性。学校应积极组织和鼓励有关教师开展形势与政策的科学研究, 对相关研究科研课题予以必要的支持, 并为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一定的经费和园地。
2. 建立规范的考核机制。
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考核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第一, 对任课教师的考核。由有关教学职能部门按教学制度统一管理, 确保“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正常开展。任课教师讲课应有规定的教学文件, 如:教学大纲 (可自编) 、教案, 不能以布置班级学生工作、处理学生具体问题等方式代替课堂教学;第二, 对学生的考核。“形势与政策”课的考核内容与形式, 各高校、各教学单位应结合本校、本院系实际情况, 采取灵活的考核方式, 不应强求一律。根据学校教务处有关考试的要求, 可以采取开卷考试、论文考试等方式进行考核;也可以参加社会调查、写调查报告的方式进行考核, 既突出“形势与政策”课的特点, 又体现课程教学的规范性。
3. 推进师资队伍建设。
学校要重视“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素质建设, 坚持“精选、重用、严育”的原则, 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同时, 要加强师资结构建设。要建设一支以专职教师为骨干、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为主体、专兼职相结合的教师队伍, 这样, 才能适应规范化教学的需要, 为确保“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质量与水平, 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教学过程中:主体性与主导性的矛盾
在“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过程中, 我们越来越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地位, 改变以往学生被动地接受教师的讲课、提问、测验与考试的情况, 要求教师适应学生的特点和要求, 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 确保学生是教师的服务对象、是教学过程中名副其实的主体。许多学校还通过一系列措施予以保障, 如:召开学生座谈会, 征求大家对授课教师的意见;有的学校还由学生直接给任课教师打分, 作为教师学期考评的主要依据之一。如此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地位,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教师地位的下降与作用的削弱, 最终将影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正常开展与教学质量的提高。
“形势与政策”课像其他大学课程一样, 需要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参与才能保证其正常进行教学。在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地位的同时, 我们千万不能忽视教师的主导性作用。我们要在以下几方面明确与发挥教师的主导性作用:
1. 提高认识, 加强领导, 正确把握“形势与政策”课的特点与定位。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和重要阵地, 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 是学校德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学校对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高度重视, 是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工作的良好基础。实践表明, 将课程纳入教学计划, 保证课堂教学课时, 重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并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或优惠政策, 是学校对形势与政策教育高度重视的直接体现。
2. 改革教学方法, 加强师生的互动与交流, 增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实效性。
多年的教学经验告诉我们, 师生互动的课堂教学最受学生的欢迎。课堂教学需要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增强教学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活跃课堂气氛, 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提高大学生对形势的认识。我们采取以下几种教学形式:第一, 讨论式教学;第二, 辩论式教学;第三, 直观式教学。
3. 重视师资队伍培养, 提高师资水平。
第一, 加强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培养, 确实提高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第二, 鼓励学校党政干部、有关专家和思政课教师、辅导员, 积极承担“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工作, 在时间、经费等方面给予一定支持和倾斜。第三, 确保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过程与师资建设的投入, 在教学中真正发挥教师的主导性作用, 切实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效果与质量。
参考文献
[1]殷一璀.开拓创新, 切实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J].思想理论教育, 2007, (3) .
[2]余双好.努力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主导性[J].高校理论战线, 2005, (4) .
[3]钱广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探讨[J].思想理论教育, 2007, (2) .
[4]里光年.试析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魅力[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0, (3) .
[5]陈华栋.关于加强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的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0, (11) .
政策矛盾 第2篇
一、国外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演变所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就是在预测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方面能够提供有用信息、从而指引货币当局进行政策操作的变量。就像看病一样，医生并不直接知道病人到底患了什么病，他们只能通过对病人脉搏、血压的分析来作出判断，并据此开出药方。通过对中介目标变动的分析，货币当局也可以了解到国民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以及其偏离调控目标的方向和程度，从而为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指导。引入中介目标概念以后，货币政策实施过程就通常被划分为政策工具――中介目标――最终目标3个相互关联的阶段。
二战以后，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研究方法和角度虽然在不断演进，但中介目标的选择标准却一直比较稳定，其基本选择标准就是：（1）可控性，即中央银行要能够实现对该经济指标的有效控制；（2）相关性，即人们要能够从中介目标的变化中，比较准确地预测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情况；(3)可测性，即中介目标要能够被及时、准确地测量到。
从战后各国的经验看，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经济变量可分为总量指标（货币量、信用总量）和价格指标（利率、汇率等）两大类。并且，随着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和认识的不断深化，充当中介目标的金融变量也处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当中。
受维克塞尔和凯恩斯理论的影响，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各国货币当局主要是通过调节再贴现率来影响市场利率水平，并以此来调节国民收入、维持“充分就业”。长期推行低利率政策导致了通货膨胀的不断发展（奥肯在事后曾承认，70年代对自然失业率的估计偏低，从而导致宏观经济政策过于宽松）。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英美等国的物价上涨幅度急剧上升，从而使稳定物价的问题空前尖锐起来。
通货膨胀的不断发展促进了新货币数量论的复活。经过弗里德曼等人的理论努力，在学术界、决策圈乃至公众范围内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思想潮流：只要控制了货币增长，就可以实现物价稳定和潜在的经济增长。在这种背景下，英、美等国转而采用货币量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在美国，美联储自1971年开始正式定期公布M1、M2、M3的目标增长幅度。1979年，美联储正式开始采用货币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英格兰银行也于1976年正式采用货币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在美联储采用货币量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同时，货币量指标却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纪60年代以来，各种结合了付息特征和随时支取特征的金融创新产品不断涌现，这不仅模糊了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的界限，也模糊了投机性货币持有和交易性货币持有的界限，使不同层次货币量变化同实体经济运行的稳定联系趋于破裂。不仅如此，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也使英美等国越来越难以控制货币总量。到1982年，美联储放弃了M1，转而利用M2充当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1993年7月，格林斯潘宣布转向盯住实际利率（但此后，格林斯潘再也没有讲过美联储推行的就是盯住（真实）利率的货币政策），从而彻底放弃了货币量指标。同样的事情在英国也发生了：英格兰银行最初监测和控制是M3，此后不久就转向了￡M3和国内信用扩张，1986年又改为M0，1990年，英格兰银行开始推行固定汇率制，从而彻底放弃了货币量指标。
货币量指标的失效使货币经济学家再一次把注意力转到金融价格指标上，宣称利率、利率价差具有更好预测作用的文章大量出现。但是，这些研究多以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所表明的因果关系为依据，而这种因果关系本身并不足以表明其对实体经济运行乃至物价变动具有较高的解释度。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还表明：在美国，利率、利差对实体经济乃至物价水平变动的解释能力自80年代后期以来又纷纷解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证明：虽然一些金融变量（价格或总量）对通货膨胀或产出具有一定的预测力，但到底哪些变量可以具有预测力、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它们才会具有预测力都是难于预测的。要提高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预测的准确性，就必须同时利用多种经济变量所包含的有用信息。而这又与中介目标应具有的简单明了、易于理解的特点产生了尖锐冲突。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一些国家取消了中介目标（如美国、日本）（在美国，一直有人主张通过推行“盯住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以消除货币政策操作的个人色彩。在米什金看来，美国货币政策的基点，就是对物价稳定的高度关注，因此，他把美国的货币政策称为“暗含的‘盯住通货膨胀’”。在日本，则有人主张通过推行通货膨胀政策来改变市场预期，使日本经济摆脱长期衰退的困扰），而另一些国家（如英国、新西兰等）则走向了“盯住通货膨（Inflation targeting）”。
1990年，新西兰国会与其中央银行（新西兰储备银行）通过协商谈判，确定了当年的反通货膨胀目标并把该目标公诸于众；同时，又明确了储备银行的责任：如果通货膨胀水平未能降低到事先确定的目标区域，而储备银行又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则储备银行行长就有可能被解职。这样，新西兰就成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盯住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国家。此后，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泰国、韩国、南非等国先后宣布“盯住通货膨胀”。到初，“盯住通货膨胀”的国家已达到30多个（“Inflation targeting:“ Remarks by Edward M Gramlich
www.federalreserve.gov/boarddocs/speeches//20000113.htm.）。
“盯住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确定、设置物价稳定的标准，并向公众公布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的通货膨胀率；（2）央行建立模型预测通货膨胀的发展趋势，并以此指导货币政策的操作；（3）加强央行同公众的交流，增加政策透明度；（4）增加央行独立性，强化央行的责任。同货币量、利率乃至汇率充当中介目标相比，“盯住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操作直接指向政策最终目标（物价稳定），从而打破了传统货币政策实施理论的三分法。由于公众注意力被引导到对物价稳定的关注上，其对信贷总量、利率、汇率水平的关注程度自然会有所下降。这样，央行就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综合利用信贷、利率、汇率乃至股票价格变化所提供的信息，对本国的经济运行和物价变动作出更加准确的预测和判断，在此基础上，中央银行可以灵活运用利率、汇率乃至信用控制等政策手段，对经济运行和物价变动进行灵活调节。这样，“盯住通货膨胀”就克服了传统货币政策框架过度依赖单个特定金融变量的弊端，实现了政策操作规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正是基于此，米什金等人宣称：“盯住通货膨胀”已不再是货币政策规则，而是一种新的货币政策框架（AFramework,NotARule）（BenS.BernankeThomasLaubachFredericS.MishkinandAdamS.Posen:InflationTargeting:
LessonsFromtheInternationalExperie
ncePrinstonUniversityPress.）。
二、我国货币量指标充当中介目标面临的困难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通货膨胀多次发作，也由于宏观调控方式逐步向以间接调控为主转变，要求选用货币量充当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呼声不断提高。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是货币供应量、信用总量、同业拆借利率和银行备付金率。……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灵活地、有选择地运用上述政策工具，调控货币供应量”。自1994年第三季度起，人民银行开始逐季公布不同层次的货币供应量指标，这标志着我国开始向利用货币供应量充当中介目标过渡。，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正式采用M1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M0和M2为观测目标。
但英美国家所发生的货币量指标有效性下降的现象在我国也出现了。
从相关性角度看，我国货币量增长同名义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比较低；并且，不同层次货币量的变动存在着严重的非同步性，货币量指标难以为我们提供明确一致的指导性信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清楚地表明：影响我国货币需求（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主要有：（1）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交易量。它不仅取决于国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也取决于经济的商品化、货币化程度；（2）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在带来消费强劲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居民储蓄的超常规快速增长；（3）以股票、债券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导致资金流通渠道发生变化。同时，品种更加齐全的金融工具也影响到居民对金融资产的持有行为；（4）金融资产收益率的相对变动会对居民持有金融资产的行为产生影响；（5）居民对未来的预期既影响到居民消费，也会对居民资产持有量和持有结构产生影响。这五种因素对货币需求产生影响的性质不同，影响的力度和发挥作用的时间也不一样，因此，我们不能期望货币变动一定要与国民经济变动保持相当高的相关性、从而使我们能够从货币量的变动中比较准确地预测到国民经济变动的趋势。同样，伴随着居民资产（金融资产）持有的日益多元化，我们也不能期望不同层次货币量变动之间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这一点，已经被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所证实。根据1979～间货币量与GDP增长率数据，我们可以知道：M0增长率与GDP增长率、M1增长率与GDP增长率、M2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只有0.614、0.305、0.54（具体如图1所示）。根据1979年到993年货币增长的年度数据，我们还可以知道：M0与M1、M0与M2、M1与M2的相关系数分别只有0413、0.269和0.5。根据1994年第一季度到20第四季度货币量增长率的季度数据，我们可以知道：M0与M1、M0与M2、M1与M2的相关系数也分别只有0.705、0.513和0.539。
图1 货币量增长与GDP增长的低相关性?
从可控性角度看，人民银行对货币量的控制能力也比较低。我们知道，货币供应量是由流通中的现金和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存款组成的。而中央银行能够直接控制的只是基础货币〔具体由流通中现金和商业银行持有的准备金（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组成，亦称高能货币〕，在基础货币量和货币供应量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商业银行为了牟取更大经济利益、利用手中持有的超额准备金发放贷款、创造存款的货币创造过程。这个“两步走”的特点就决定了央行对货币供给只具有部分的控制力。央行对货币供应量不具有完全控制力的集中体现就是货币乘数的多变性。从货币乘数的计算公式，我们知道：货币乘数取决于法定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居民的存款结构等因素（其中，法定准备金率还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所以，货币乘数能否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或按照中央银行的意愿发生变化，就取决于超额准备金率（商业银行对超额准备金的持有）和现金漏损率（居民对现金的持有）是否稳定、取决于居民对不同流动性金融资产的持有比率是否稳定或具有可测性。
从商业银行持有超额准备金的角度看，在90年代初以前，在经济高涨时期，中央银行在“倒逼机制”作用下，投放了大量现金。当经济走向低谷时，随着贷款规模的下降，这部分基础货币就过剩了。但在国债市场规模很小，中央银行持有很少国债的情况下，中央银行不可能通过抛售国债的办法将这笔多余资金灵活收回，这就导致了银行超额准备金的被动增加。反过来，当经济转向高涨时，各商业银行则把资金拆借给下属信托公司，通过迂回的办法把这笔超额准备金贷放出去，从而造成信贷规模的急剧扩张。1992年上半年，在基础货币投放减少的条件下，M1的增长仍能较上年同期增加32.8%，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银行系统超额储备的迅速下降。随着商业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债券市场的发展，商业银行对超额准备金的持有越来越依赖于其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而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的考虑，各商业银行更是普遍增加了对超额储备的持有。
从居民金融资产的持有行为看，我国居民持有现金的行为取决于收入、利率、金融资产多元化程度、对未来的预期等因素。1988年，人民银行调高银行存贷款利率，并对3年期以上定期储蓄存款实行保值。结果，极大地调动了群众储蓄的积极性，加快了现金的回笼。开展保值储蓄服务以后的4个月中，城乡储蓄的增长比前8个月高出?15.89?个百分点(景学成、沈炳熙等：《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P69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以后，国家多次降低利率以刺激居民消费，但居民储蓄存款却大量分流到股票市场上，其根本原因就是股票投资收益率和银行存款收益率的差距被拉大。另外，迅速发展的金融电子化浪潮在方便居民现金存取和交易支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现金流通。银行超额储备和居民现金持有行为的复杂多变性，决定了我国货币乘数的复杂多变性。我国货币乘数的变化情况具体如图2所示(图表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各期和中国人民银行网页公布的数据计算而得)。
图2 我国货币乘数的无规则变化
由于体制、制度乃至市场发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发放的控制力也不强。这一点，可以从图3我国基础货币的无规则增长中得到印证。在党的“十四大”以前，“放权让利”的改革使地方、企业和个人独立的经济利益不断凸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但与此同时，我们却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约束机制，整个社会充满了强烈的投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贷款规模难以控制，现金投放计划也很难得到严肃地遵守。党的“十四大”以来，财政与银行的关系逐渐理顺、四大专业银行商业化经营取得进展、企业市场约束和风险意识逐步强化……，这种种变化为人民银行通过间接手段控制基础货币的发行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恰恰就是自1994年以来，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渠道发生了重大变化：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投放的影响越来越大。1994年以前，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发行中所占的比重一般都不到10%，但1994年以来，由于出口和国外直接投资的强劲增长，人民银行通过购买外汇投放的基础货币迅速增加，并发展成为我国货币发行
的主渠道(1994年，我国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货币占当年基础货币投放量的55.5%，并且此后连续数年，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股市泡沫破灭、恐怖袭击事件导致的世界性经济衰退等因素的作用下，～20，我国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货币量有所减少。但自年起，我国外汇储备又恢复了迅猛增长的势头，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货币量又开始迅速增加)。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当外汇市场供求失衡时，人民银行只能放弃对基础货币发放的完全控制权，通过被动的外汇买卖来维持供求总量的平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加入WTO以后，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将更加密切，跨国资本流动也将更加频繁，这必然会进一步增加央行有效控制基础货币增长的难度。
图3 1985年以来我国基础货币的无规则增长(根据王煜：《中国货币政策趋势》P164和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整理)。
无规则的货币乘数变化和对基础货币的低质量控制相结合，决定了我国货币供应量计划目标的完成情况只能是较差。1994年以来我国货币增长计划的完成情况具体如图4所示。
图4 货币量增长率偏离计划的情况
其实，即使在推行信贷规模管理的1985～1995年，信贷规模管理的具体实施情况也很不理想，根据王煜的统计，在1985～1993年的9年里，信贷实际增长幅度偏离计划增长的程度占计划增长速度的比率（绝对值），有3年超过了60%，有3年在24～40%之间，有两年在15～20%之间，只有1年低于10%(资料来源：王煜：《中国货币政策趋势》P134～135中国金融出版社19)。
不久前，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完善货币指标统计体系，决定把股票交易保证金计入货币供应量M2。需要指出的是：股票交易保证金属于投机性资金需求性质，它的变动主要受资产相对收益率变动的影响，与实体经济运行和物价变动没有什么相关性。当货币供给M2的变化主要来自居民金融资产持有行为的变化时，其在预测实体经济运行方面的有效性也必然会消失殆尽。
三、可行的对策思路
那么，解决问题的出路何在呢？在笔者看来，“盯住通货膨胀”应当是好的选择。但“盯住通货膨胀”要以央行具有高超的经济运行预测能力和高度的政策独立性、以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乃至产业政策之间密切配合为前提。所以，“盯住通货膨胀”在目前的中国还不具备现实性，它只能是远期目标和努力方向。当前，可行的选择应当是在进一步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强化央行独立性（如自主调节利率等）的同时，淡化对货币量指标的关注，转向综合利用多种金融变量所提供的信息来指导货币政策的操作，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宣称的那样，考虑用利率取代货币供应量充当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今后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应当体现以下要求：
（一）央行责任更加明确，对央行的约束进一步强化
这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赋予央行变更货币政策工具的自主权，不断增强央行的独立性；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强化对央行的外部约束。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中央银行就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作出的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这表明我国央行并不具有真正的独立性。相应地，货币政策委员会，这个在国外通常充当货币政策决策者的机构，在中国也只起一个政策咨询机构的作用。这种做法，有利于中央政府综合各种政策手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乃至直接的行政管制等）来维持物价的稳定，但却使中国人民银行面临着权利与义务不对称的尴尬局面。其结果，就是当物价出现波动时，没有明确的主体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应根据时势的变化，赋予央行更多的决策自主权，明确相应责任，不断完善我国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
目前，中央银行公布的月度和季度金融数据，基本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公布标准所要求的范围、频率和即时性要求。但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相比，我国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在以下方面还显得不足：（1）在人民银行网站上，对货币政策作用机制的说明不够简洁、形象，增加了公众理解上的难度；（2）货币当局虽然已经能够就货币政策的变更作出公开的解释，但对于货币政策决策的`具体过程却缺乏说明，对货币政策改变对经济运行和物价变动的影响，也缺乏可信的、比较准确的预测。这种种差距为今后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指明了方向。
（二）更加强调消费、投资等实际经济因素变动对货币政策操作的指导意义
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带来了货币流通渠道和规则的变化以及货币量指标有效性的下降；另一方面，资金流通环境的变化也改变着利率的作用环境，降低货币量指标有效性的因素也会降低利率指标的有效性，使利率调节作用表现出不确定性。货币量、利率等金融指标相关性的下降，不仅要求我们降低对货币量、利率等金融指标的关注程度，也要求我们寻找到新的、更有效的经济运行预测指标（体系）。物价变动是全社会供求总量对比态势发生变化的结果，因此，要准确预测物价变动趋势，就必须更加倚重投资、消费、进出口乃至设备利用率等实体经济指标所提供的信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一反过去侧重于从金融变量预测经济周期的传统，把经济变动的根源归结为资本、劳动、技术进步等真实变量的变化上，并且能够逐渐流行开来，在一定的程度上就反映了这种趋势(MankiwG.:RecentDevelopmentsinMacroeconomics:aVeryQuickRefresherCourseJournal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21,1988 pp.436～49.)。
（三）央行政策操作的手段应当更加灵活多样
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完善。所以，要扩大内需、消除通货紧缩的压力，就不能单纯依靠降低利息率、放宽贷款条件的办法，而应把着眼点放在理顺关系、疏通渠道上，放在鼓励金融创新、不断完善金融服务和开拓新的信贷业务增长点上，放在调整信贷结构、以结构调整促进总量增长上。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不仅要依赖三大传统工具（公开市场操作、改变再贴现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更要因地制宜，着力通过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加强制度建设、加强窗口指导等方式来实施货币政策，如通过发展个人消费信贷体系，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通过完善助学贷款体系，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通过完善贷款担保体系，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支持；改进农村金融服务，完善农村小额信用贷款方式，增加对农业的支持力度；适时发展民间银行，促进金融体系竞争等。
（四）突出政策操作的“前瞻性”和“预防性”，注重对真实利率的调节
只有真实利率才准确反
映了借贷双方的利益分配关系，因此，能够调节经济运行的，自然是真实利率而不是名义利率。相应地，货币当局也应当把政策的着眼点放在对真实利率的调节上。真实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借贷期间的物价上涨率，所以，要调节真实利率，央行就应当突出政策操作的“预防性”和“前瞻性”，根据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物价变动趋势的预测来决定其名义利率的调节幅度。相反，仅仅根据上一阶段的物价上涨幅度，对名义利率进行适应性调整，往往会因为物价变动幅度发生变化而导致实际利率调整不到位，发生货币政策“名紧实松”或“名松实紧”的现象。今后，应尽力避免这类现象的发生。
（五）区分外部冲击的来源和性质，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
导致物价变动的原因，具体可分为带来需求变动的需求冲击和带来供给变动的供给冲击。冲击的性质不同，对均衡国民收入水平和物价变动的影响也不一样：需求冲击会导致国民收入、物价与需求的同方向变动；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对总需求的逆向调节使物价恢复稳定，把国民收入保持在潜在水平上。而供给冲击则带来国民收入与物价的逆向变动，我们不能简单地通过调节社会总需求的办法，在保持物价稳定的同时，把国民收入均衡在潜在国民收入水平上。从维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角度看，当发生供给冲击时，我们选择的只能是以一定程度的物价稳定为前提，尽可能把国民收入维持在潜在水平上。这样，在发生有利的供给冲击时（如进口原材料价格大幅下跌），我们就应该适当降低物价稳定标准的上限门槛，及早采取相应的紧缩性措施，防止物价比较稳定但经济已经过热现象的发生（具体如80年代后期的日本经济）。反之，当出现大的负面供给冲击时，为了防止国民收入的过度下降，央行应适当提高物价稳定标准的上限门槛，容忍稍高程度的物价上涨（具体如70年代的联邦德国经济）(这种因外部负面冲击而带来的物价上涨，在德国曾被称为是不可避免（unavoidable）的通货膨胀)。此外，根据外部冲击持续时间的不同，我们还可以把外部冲击分为瞬时的（或一次性的）外部冲击和持久的外部冲击。如果货币当局对瞬时的外部冲击作出敏感反应的话，那么，由于货币政策存在明显的时滞效应，也由于外部冲击对物价的影响是暂时的，货币当局稳定物价的举措不仅不可能消除已经发生的物价波动，而且还会对后期的物价稳定产生负面影响。相反，对于持续性的外部冲击而言，由于其对价格的影响也是持续的，货币当局应及时推出适当的应对措施，以维持物价稳定。
（六）切实加强与财政政策、进出口政策乃至产业政策的配合
政策矛盾 第3篇
【摘 要】为减缓全球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冲击,政府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但我国经济复苏进程中出现经济指标背离,引发了市场对当前经济复苏的担忧,经济指标背离现象隐藏的经济深层次根源值得关注。
【关键词】经济矛盾 矛盾根源 建议
【中途分类号】F23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09(2009)11-0-01
1 宽松政策下经济矛盾
1.1 投资大幅增长与工业利润下滑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去年下半年政府出台了4万亿刺激计划,从当前效果来看,我国投资拉动经济效应逐步显现,国内呈现旺盛的投资需求,但最能反映我国企业整体盈利水平的工业利润却出现大幅下滑。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91321亿元,同比增长33.5%,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7.2个百分点。与此形成对比的是,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仅实现利润8502亿元,同比下降22.9%,表明当前经济复苏迹象更大程度上是政策性复苏,而非市场自发性复苏。
1.2 资产价格攀升与物价萎缩
自今年年初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快速上升,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不仅已远高出今年年初制定的17%的目标,而且高出名义GDP增速20个百分点以上。但在当前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近期资产价格同CPI等物价走势呈现出明显背离现象。CPI与PPI已持续数月萎缩,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下降1.1%;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下降5.9%。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房地产价格和股票市场却重拾升势,6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这些现象表明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的资金更多可能流向了资本市场,而对缓解目前实体经济通缩局面的效果有限。
1.3 储蓄率过高和消费者信心不足
尽管近期我国经济已出现回暖迹象,但当前国内经济增长的复苏更多是依赖于大规模的政府投资计划,特别是基础建设投资来保增长,而与此对应的居民消费仍然持续低迷,社会消费增长仅有34%来自于居民消费的贡献。同时,我国储蓄率依然处于高位,这与当前消费者信心持续低迷形成鲜明对比。居民消费不振导致政府刺激消费政策效果在短期内难以显现。今年上半年各月我国储蓄存款增速均超过28%,然而,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已持续数月低于90分水领。
1.4 新增信贷快速增长与中小企业融资不足
为配合国家4万亿元投资计划,当前我国信贷增长创有统计以来新高,今年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7.4万亿元,是去年同期的3倍,已远超过年初制定的全年新增贷款预期目标。然而,宽松信贷政策在日常实施过程中更多地偏向资源、航空、钢铁、公路等具有国企背景规模较大企业,并没有大量流入和有效解决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融资压力,当前私营企业贷款占比显著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2 经济矛盾下深层次根源
2.1 国内有效消费不足
经济结构调整是全球经济危机深层原因之一,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美国居民收入下降以及过度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美此前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维持的早期平衡模式被打破。这种转变迫使中国此前赖以增长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选择。自去年下半年中央政府出台4万元亿经济刺激计划以来,虽然各项经济刺激措施有效遏制国内经济过快下滑势头,但在国内消费持续低迷情况下,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今年上半年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33.6%,比去年同期加快6.8个百分点;然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去年同期回落6.4个百分点。如果目前高速增长的投资水平所形成的产能不能被国内消费增长所消化,则未来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加严重产能过剩风险。
2.2 二元经济结构矛盾
近几年我国GDP增速每年以近10%的速度快速上升,经济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部分投资过热部门推动,这些部门主要涉及推动地方政府GDP政绩的投资、提高地方税收相关的部门,如钢铁、水电、房地产等,这些部门投资占比超过了一半,而长期陷入经营困境的民营制造业则陷入投资较冷局面,最终导致社会最终消费总额仅占到35%左右。此外,大量外贸顺差造成的外汇储备迫使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进一步打击以民营经济为主的经济较冷部门。虽然当前国家提出前所未有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但是大部分资金的投向仍倾向于基建、钢铁等过热部门,而民营经济部门的投资并没有得到改善。
2.3 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少突出问题都与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有关,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导致社会矛盾有所加剧、内需不足以及居民消费下降。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相对于资本所得呈现不断上升态势,劳动实际所得有所下降。收入分配结构的倾斜,导致投资和消费结构失衡。对于收入较高的部门,其消费倾向相对较低,增加的收入大多转变为资产投资;而对于收入较低的部门,消费倾向相对较高,但缺乏消费能力,导致其消费行为受限。目前我国最终消费占GDP 比重从80年代的62%下降到2008年的48.6%,贫富差距也有所扩大。
3 建议
3.1 注重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当前我国政策调整方向应坚持以产业结构和产业升级为主,促使国家的产业结构由原先的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在当前国家经济尚未完全复苏之际,过量的资金和资源流入钢铁、房地产企业会造成较严重产能过剩,以及对于陷入融资困境的中小企业势必产生排挤效应,所以政策调整方向应注重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
3.2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政策矛盾 第4篇
(一) 金融深化程度的区域异质性
尽管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已由直接调控为主逐步过渡到了以间接调控为主, 但是, 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来看, 目前, 银行信贷渠道仍然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 中央银行对利率、汇率以及财富渠道的驾驭能力仍然是十分有限的, 在微观金融运行市场化程度较低, 国家对金融拥有较强控制力的情况下, 这一状态无碍于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然而, 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 融资方式与融资渠道趋于多元化, 银行信贷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力减弱, 依赖银行信贷渠道传导货币政策的效果必然降低。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所出现的区域金融二元结构特征集中表现为金融深化程度的显著区域差异, 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仍然高度依赖于国有金融的同时, 发达的东部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与金融对外开放的深化, 极大地促进了市场金融的发展, 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不仅能从传统的银行信贷渠道获得, 而且还可以至多地借助于资本市场筹资、民间借贷及引进外资等方式来满足。这样一来, 融资渠道多元化使这些地区微观经济主体对经由银行信贷渠道传导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反应必然弱于欠发达中西部地区的反应, 由此造成统一货币政策传导效力出现区域差异。
(二) 经济金融总量与结构的区域异质性
首先, 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中西部地区的存款增值能力远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 因此, 按同一比率缴存准备金势必加剧中西部地区资金缺乏的状况。同时, 受经济与金融扩张能力的影响, 当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时, 中西部地区货币供应量减少的幅度要比东部地区大得多, 而当中央银行降低法定准备金率, 中西部地区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幅度却要比东部地区小得多。
其次, 在统一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条件下, 现金漏损率的区域差异会导致货币乘数效应的区域差异。货币乘数的大小取决于现金漏损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高低。现金漏损率的大小受信用发展水平、交易方式、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由于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信用化程度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较大, 现金交易比重较高, 此外, 东西部地区资金利润率的客观差异, 使得西部地区的资金大量流向东部地区。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中西部地区现金漏损率比东部地区更高, 货币乘数则更小, 这样一来, 统一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在各地区所形成的货币乘数效应就是不同的, 同样的货币政策措施在不同经济区域的扩张或收缩程度显然不同。
最后, 从经济全局金融结构来看, 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较大、金融市场发育程度高、企业筹资渠道广, 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主要的经济成分仍然是国有经济, 金融市场发育缓慢, 企业融资主要依赖国有银行, 这样, 以商业银行信用渠道为主的货币政策传导, 对经济欠发达地区企业的影响远比对经济牧发达地区企业的影响要大, 因为中央银行的紧缩措施通过国有商业银行首先传导给国有大中型企业, 而对国有商业银行依赖程度小的非国有企业受到的影响则较小。同时, 由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更高, 国有金融与市场金融均更为发达, 金融体系更为全面与完善, 企业融资渠道较为广泛, 地区内投资扩张空间大、速度快, 受国家宏观政策调控的影响更不显著。这样一来, 同样的货币政策调控就会在不同地区形成不同的扩张或收缩效应。
(三) 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区域异质性
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 外向型经济对国民经济运行与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就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来说, 自1993年末国家外汇体制改革以来, 在新的外汇管理体制下, 中央银行的“人民币外汇占款”资产取代再贷款, 成为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货币投放主渠道的这—变化, 使得地区出口及创汇能力成为决定本地区货币资金宽松程度的关键因素。在东部地区几乎垄断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情况下, 出现了东部地区基础货币投放量充足, 而创汇能力低的中西部地区基础货币投放不足的非均衡格局。不仅如此, 1994、1995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大幅度的双顺差, 导致外汇储备急剧增加, 相应地以“人民币外汇占款”方式投放的基础货币也急剧增加, 通货膨胀压力显著。对此, 中央银行采取了收回对商业银行再贷款的方式来对基础货币的过快投放进行冲销。这对于经济已经过热的东部地区起到了必要的降温作用, 而同样的货币紧缩政策对于资金并不宽松的中西部来说, 无疑是雪上
加霜。
(四) 金融内生成长能力的区域异质性
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区域不同步性, 赋于了不同区域不同的经济与金融发展动力和活力, 东部地区因为拥有了改革的优先权而表现出更大的发展活力, 获得了强有力的改革初始推动力, 从而拥有了改革“先入者”通常能够获得的显著的经济增长绩效。“先入者优势”赋予了东部地区在经济市场化与货币化中的领先地位, 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相比, 这些地区货币化程度更高, 市场机制也更加完善, 东部地区由此走上了一条经济与金融自我成长的良性发展道路。这种经济与金融自我成长能力的获得, 使其能够在国家诸多优惠或倾斜政策取消以后, 仍能保持经济与金融持续稳定地增长。与东部地区相比, 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市场经济改革的滞后, 不仅限制了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活力, 而且发达地区的相对发达, 使中西部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区际生产要素流动与区际贸易分工中处于竞争劣势。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由此走上落后便更落后的恶性循环道路。在区域经济与金融内生成长能力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 国家货币金融政策却基本上采取的是全国一刀切的调控措施。比如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条件的全国统一、企业上市审批条件的全国统一等。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显著缺乏金融自我成长能力的情况下, 不考虑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单一货币金融政策调控, 必然会使这些地区的金融深化与金融发展因为面临更多的约束条件而难以拓展。由此可能会使已经落后的中西部金融更加落后。
摘要：区域金融二元结构导致不同区域对统一货币政策的反应不一致、不均衡, 统一货币政策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以区域经济金融运行一体化为假设前提的传统的单一货币政策在新的区域金融发展二元结构特征下遇到了挑战。
关键词：金融二元结构,货币政策,金融深化,金融总量
参考文献
[1]张企元.区域差距与区域金融调控[J].金融研究, 2006, (3) .
[2]张宗新.经济转型期融资制度绩效的经济解析[J].管理世界, 2002, (10) .
[3]张谊浩, 陈柳钦.银行业市场结构、利率决定和信贷风险[J].南开经济研究, 2004, (1) .
[4]张杰.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与融资次序[J].经济研究, 2000, (4) .
[5]张捷.中小企业的关系型借贷与银行组织结构[J].经济研究, 2002, (6) .
[6]张霖.货币政策体系的国际比较[J].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0, (7) .
[7]张兴胜.商业银行信贷变化及其宏观影响[J].管理世界, 2001, (3) .
政策矛盾 第5篇
1 企业“招工难”与农民工“就业难”并存现状
虽说春节期间农民工大量返乡过年导致企业缺工属于正常现象，但目前许多企业却是常年缺工，而且不仅东部沿海面临“招工难”问题，四川、湖北、安徽等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也出现了用工短缺的现象。据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安徽缺工超过50人的企业达2300余家，缺工总数达25万人[1]。中国人力资源市场监测中心对全国117个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信息进行的统计分析显示，2011年四个季度，监测城市市场用人单位招聘人数平均每季度约517万人，进入市场的求职人数平均每季度约489万人，平均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为1.06。与2010年同期相比，市场用人需求略有增长，而求职人数却有所减少，求职人数同比减少了25.4万人，下降了5.2%[2]。2012年春节刚过，全国各地务工人员招聘会—“春风行动”就已经开始启动了，但是很多地方的招聘现场却出现怪现象，即招聘的人比应聘的人还多，比如2月份进入鞍山市人力资源市场进行招聘的用人单位所提供就业岗位达16738个，而各类求职人员却只有14946人，平均100个人竞争112个岗位[3]，就业岗位数超过求职人数;2月1日，广州市“春风行动2012”首场外来工回乡返岗专场招聘会开始的第一天，共有50家企业提供了大约1500个岗位，但一整天下来，大约只有1800人进场[4]。从行业来看，当前制造业用工需求缺口最大，其中制衣、电子电器、食品制造等三个行业用工需求缺口程度排在前三位;从工种岗位来看，用工市场紧缺岗位主要是普工和技术工人岗位。
在企业招工难的同时，许多农民工却面临就业难的尴尬境地。农民工就业难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返乡过年的农民工在春节后不打算回原务工城市就业，但在家乡又不想从事农业生产，而一时找不到非农工作机会，如2009年春节前，南昌地区返乡农民工约8.8万人，春节后返回原就业地上班的有4.7万人，其余除参与政府技能培训和职业介绍找到工作的约5000人以及部分农民工自主外出择业外，截止2009年2月8日，仍有近2万人没有明确的就业去向[5]。另一种情况是，春节之后返回原务工城市的一些农民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回原单位上班，却又找不到新的工作，如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末全国约有7000万农民工返乡，2009年春节过后80%的农民工返城，其中4500万找到工作，另外1100万人却难以就业[6]，但他们宁可在城里“瞎混”，也不愿意回乡。在城市中无法找到合适工作岗位的农民工，主要有两类人，一是年龄偏大者，一般情况下年龄超过45岁就很难找到工作，统计显示，2012年2月份鞍山市用工单位对45岁以上求职者群体的需求倍率仅为0.69[3];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新生代农民工，即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无论年龄大小如何，文化程度低、缺乏技能的农民工在城里越来越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常常面临就职无门的境地。
2 企业“招工难”与农民工“就业难”现象并存是多种矛盾综合的结果
当前企业“招工难”与农民工“就业难”并存的怪现象，或许还不能用刘易斯拐点已到来进行解释，因为总体而言，农村劳动力的供给在数量上仍然远远大于城市企业的用工需求。如果说“人口红利期”已近尾声，那么应该不会出现农民工就业难的问题。现实的情况是，一边招不到工人，另一边却是找不到工作。事实上，出现企业招工难与农民工就业难并存的尴尬局面，是由多对矛盾综合生成的。
2.1 农民进城务工的成本与收益的矛盾
近年来，国家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出台，提高了农民在家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从而提高了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而目前企业的低工资和低福利没有达到农民工劳动力供方的预期价格,导致了劳动力供给的减少,这是导致企业招工难的一个重要原因。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家出台了一揽子方案，通过扩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不少基础设施项目快速动工上马，给农村劳动力带来了就近的就业机会。与前往大城市找工相比较，就近就业无疑节省了进城就业的直接成本，客观上降低了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动机。另外，不少地方加大了对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支持力度，一些掌握一定技能农民工回乡创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城市农民工劳动力的供给。中西部省份劳动力输出格局虽不会改变，但省内转移增长较快，回乡创业和技术熟练工选择性回流有所增加。一些省份设立农民工回乡创业示范项目，出台创业培训和政府小额贷款担保等政策，吸引了掌握一定技能的农民工回乡创业。仅陕西省截止到2011年，全省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就达22.4万人，创办企业9.8万个，吸收农村劳动力就业59.5万人[4]。此外，第一批农民工年龄已跨40岁，面临子女教育、父母赡养等问题，背井离乡的机会成本提升，一些农民工开始放弃在城市的就业机会，回乡务农或从事其他工资性职业，客观上也减少了农民工数量供给。
2.2 农民工素质技能与企业需求的矛盾
就劳动力市场而言,整体上“供大于求”应毫无疑问,虽然目前企业缺工缺的不仅是技工，而且普工也比较难招，但紧缺的主要还是技能型、高素质的农民工。由于国内许多企业长时期使用人而不培养人,且教育领域的高昂收费又造成民工和贫困人口接受教育的高门槛,致使技术型民工逐步走向短缺。现实中“就业难”和“招工难”几乎同时并存,“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几乎同时存在,这类现象正是目前工作难度和劳工素质不相匹配、产业发展与劳工素质出现结构性错位的深层问题的现实写照[7]。一方面，企业招不到所需的技工;另一方面，缺乏职业技能的农民工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特别是一些刚走出校门的新生代农民工几乎没有任何技能，虽然具有年龄优势，但因为没有技能而难以被企业聘用。农民工素质水平与企业的技能需求之间矛盾导致结构性用工短缺。
2.3 就业年龄门槛与农民工年龄结构的矛盾
企业招工难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与企业在招工条件中设置年龄门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经验表明，几乎所有企业在招工时除了设置学历条件之外，还增设了年龄门槛，即便有些岗位对年龄并没有实际的严格要求，即年龄高低并不影响工作效率，却也设置了年龄条件，这无疑缩小了劳动力供给范围，把一些年龄偏大的求职者拒之门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用工荒其实是年龄荒”。出现这种状况跟我国中小企业从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关，不少企业只满足于接订单，然后招几个年轻、体力好的，让他们加班加点完成任务，招年纪大的，怕体力吃不消[8]。虽然，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成为农民工队伍的主体，但上一代农民工仍然占据着一定的比例，在招工条件中设置年龄门槛，年龄稍大的农民工即使经验丰富也可能无缘所求职的岗位，而刚走出校门的新生代农民工往往缺乏技能，从而导致企业招不到合适的农民工，产生所谓“招工难”的问题。
2.4 企业用工苛刻与新生代农民工逸乐享受的矛盾
2011年全国外出进城农民工达15863万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估计超过1亿人，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农民工大军的主体力量[9]。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不同的是，他们进城就业目的不只是为了挣钱，而是向往城市的繁华，追求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多为刚走出校园的青年，几乎没有参加过农业生产，缺乏农业生产经验，也承受不了从事农业生产的辛苦，相反，他们对于逸乐享受却似乎有着天生般的偏好。新生代农民工对就业普遍有着较高的期望，他们希望工资高、不加班、有休假、有社保，并且看重发展前景和社会地位。但是，企业所提供的待遇却满足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要求，在物价和综合生活成本上升的背景下，一些企业招聘工资甚至低于劳动者保障工作生活的最低成本支出。目前广东普工招聘工资一般为每月1800—2000元，而求职者普遍期望在2200元以上[4]。一些企业在计算工资待遇时过分苛刻，比如有的工厂对待请假的方法是，累计时间扣除工资，若工人月工资1400元，按每月25个工作日，每日12小时计算，每小时仅4.67元;若工人请假一天，工资便减少近50元。因此，有事有病的工人们只得一忍再忍。这种现象在日韩台资企业最为严重，其苛刻程度已到对工人吃饭和上厕所时间都进行规定，如果超出规定时限，便按照上述方法扣除工资[10]。这些企业本身提供的工资待遇并不高，还通过如此苛刻的方式予以克扣，别说贪图安逸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忍受，就是打工为了挣钱的上一代农民工也接受不了。这是不少企业招不到工人的重要根源。
3 政策建议
由于目前世界经济增长恢复乏力，各国都存在贸易保护倾向，导致国际市场需求呈下降之势，同时，中国经济发展遇到内部资源紧缺、环境约束和结构调整等严峻现实，吸纳就业的能力面临新的挑战。“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就业形势仍然严峻，据预测，“十二·五”时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历史最高峰，为9.97亿。城镇平均每年需就业劳动力约为2500万人，岗位缺口每年将在1300万以上。此外，还有1亿多农村富余劳动力，每年需转移就业约800—900万人，可以说就业压力是长期存在的[11]。企业“招工难”与农民工“就业难”同时并存的现象将长期存在。缓解“两难”问题，应该多管齐下，政府、企业、社会、个人均应有所作为，比如，“招工难”倒逼企业要通过技术创新和经营模式创新，尽快实现转型升级，摆脱劳动力资源的约束;而农民工个人自身要意识到提高技能才是求职之本，等等。本文暂不探讨企业和个人的应对措施，仅从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管理者促进就业的角度，提出应对之策：
3.1 加快户籍制度实质性的改革步伐
城市生活成本日益高涨，而在家乡就近就业的收益却逐渐提高，进城务工还须承受思乡念亲之苦，总之，进城务工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不断攀升，在城市务工的预期收益下降或不明朗的情况下，不少农民工作出了留在家乡或从城市返乡就业的选择。进城务工的预期收益不仅包括货币形式的收益，而且包括身份上的收益，特别是依附在身份上的一系列收益，表现为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希望能够取得城市户籍，在住房、医疗、社保、子女教育等方面享受与市民同等待遇，但现实与他们的预期存在较大差距，农民工在这些方面仍然仍然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享受不到应有的尊严。在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的情况下，返乡就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导致城市农民工劳动力供给的减少。所以，要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具有可持续性，保障城市企业获得充足的农民工劳动力来源，必须加快户籍制度实质性改革步伐，确实消除依附在户籍制度上不平等的待遇，让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有明确的奔头，能够在城市中留得下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地地道道的城市居民，有学者甚至断言：由于我国劳动力总体上供大于求，如果解决了农民工有尊严的生活，我国十年都不会出现招工难[12]。
3.2 完善禁止用工年龄歧视的法律法规
城市企业招工难的一个原因是年龄歧视，用工单位只把目光盯住16-35岁的青壮年农民工，对年纪大的嫌体力不好，对年轻的又嫌没技能，这样真正符合企业要求的农民工数量就少了。其实一些年纪大一点的农民工往往掌握丰富的职业技能，是能给企业创造效益的宝贵人力资源，企业应该善于珍惜利用。年龄歧视不仅使企业作茧自缚，使自身陷入了“招工难”的困境，而且也剥夺了年纪稍大一点农民工平等受雇的权利。建议国家加快完善禁止用工年龄歧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除特种行业外，在招工时不得设置年龄条件，否则对招工企业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
3.3 提高农民工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各地都有开展程度不等的针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技能培训，一般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委托社会机构对拟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不少农民工反映，在这些培训机构所学的技能到城市之后用不上，因为许多培训没有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而有针对性地进行，造成所教授技能与企业需求脱节，既耗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又未获得实际效果[13]。培训机构考虑的是经济效益，根据培训人数从政府获得相应的补贴。要改变这种没有实效的培训状况，政府应该以培训加成功推荐就业为作为考核培训机构的标准，以参加培训后实际就业的人数作为补贴发放的依据，以此来提高进城务人员职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从而增强农民工的求职能力和职业技能，解决农民工就业难的问题。
3.4 积极发展职业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难，主要是因为缺乏技能又不愿接受低工资、脏苦累的岗位，属于“高不成，低不就”的原因所致。为了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有必要在初中阶段开设实用性较强的职业技能课程，或者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让那些无法升上普通高中的农村学生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当他们走出校门进入城市之后，能凭着职业技能而被企业聘用并从事技术性工作，获得较丰厚的报酬和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实现在城市就业的可持续性。
对于解决“招工难”的问题，有些地方采取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做法，笔者认为此措施值得商榷。由于农民工领取的工资一般已经高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而不是按最低工资标准领取，即使制定政策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仍达不到他们的工资预期。农民工不是因为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低而离开企业，而是因为实际工资离自己的预期差距大才离开的。
摘要：近年来,我国企业“招工难”与农民工“就业难”现象并存显得较为突出,这是多对矛盾综合的结果,包括农民工进城就业成本与收益矛盾、农民工素质与企业需求矛盾、就业年龄门槛与农民工年龄结构矛盾、企业用工苛刻与新生代农民工逸乐享受矛盾。解决企业“招工难”与农民工“就业难”问题,应该多管齐下,各方都应有所作为,本文从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管理者促进就业的角度,从户籍制度改革、禁止用工年龄歧视、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等几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