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贡献率范文

技术贡献率范文（精选11篇）

技术贡献率 第1篇

改革开放以来,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东莞已经从一个昔日鲜为人知的农业小县, 发展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制造基地”, 其发展速度之快、变化幅度之大, 堪称奇迹。1979-2007年, 东莞市地区生产总值从6.5亿元增长为3151亿元 (注:本文所有数据, 若非特殊说明, 均来自东莞市、广东省和中国历年《统计年鉴》) , 按可比价格计算, 增长了120倍, 年均增长18%, 是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三次产业增加值相对比重从39.9:44.2:15.9转变为0.4:56.8:42.8, 经济结构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变;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从1亿元增长为3843亿元, 预算内财政总收入从0.7亿元增长为457.5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不足0.2亿元增长为841.1亿元, 出口从不足0.5亿美元增长为602.3亿美元, 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74元增长为27025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49元增长为11606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5亿元增长为695.9亿元, 人民生活从贫困走向富裕, 从温饱走向小康。根据中科院和广东社科院的研究报告, 2007年东莞科学发展综合评价位居全国地级以上大城市第二位, 综合竞争力名列广东省首位。

东莞经济发展奇迹的关键, 是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 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机遇, 凭借毗邻香港和国际市场的区位优势, 充分发挥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 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将国外的资金、技术与国内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结合起来,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苏格兰皇家银行一项调查显示, 2005年中国大陆制造业平均小时工资为1.06美元, 而美国、日本、韩国、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为12.97美元, 大陆工资水平仅为后者的8% (数据来源:《参考消息》2008年5月16日) 。而2005年东莞市政府所规定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仅为3.91元人民币, 绝大多数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水平仅略高于或等于这一最低工资标准, 按当时汇率折算, 平均小时工资不足0.5美元。在低成本资源要素优势的吸引下, 1979-2007年, 东莞实际利用外资从不足0.02亿美元增长为50.4亿美元, 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达381.6亿美元。目前东莞在产的“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有2万多家, 约45%的地区生产总值和约80%的工业生产总值来自于外资或港澳台企业, 约60%的工业生产总值用于出口交货。东莞已经成为国际产业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其电子、服装和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全球市场举足轻重。全球40%的电脑磁头和电脑机箱, 30%的敷铜板和电脑光驱, 20%的电脑扫描仪和微型马达, 15%的电脑键盘, 12%的电子元件, 产自东莞。IBM、康柏、惠普、贝尔等电脑公司都把东莞作为重要零部件采购基地, IBM大中华区副总经理李祖藩认为:“如果东莞通往深圳皇岗的公路被切断, 全球70%的计算机商将受影响”。

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的快速发展, 引发了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 东莞本地的闲置劳动力首先得到充分利用, 剩余劳动力首先得到转移。但东莞乃弹丸之地, 2006年末户籍人口仅168.3万, 其中从业人口仅103.8万人, 随着外资不断涌入, 东莞本地劳动力的供给潜力很快枯涸, 无法满足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东莞本地劳动参与率 (本地从业人口/户籍人口) 从1978年的49.4%提高到2006年的61.6%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特别是劳动适龄人口比例上升, 也可能导致劳动参与率提高) 。2006年东莞60.3万本地农村劳动力中, 已有53.6万转移到二、三产业就业, 仅有6.7万继续从事第一产业。

为继续维持低劳动力成本优势, 东莞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大规模引进外来务工人员 。本文所说的外来工既可能是外地农民工, 也可能拥有外地城镇户口;既可能是被雇佣者, 也可能是雇佣者。但从数量上看, 外来工中绝大部分是外来农民工。因此在本文中, 外来工与外来农民工基本上是同义词。

1986年东莞外来工为1.6万人, 1987年猛增至25.3万人, 1992年突破100万人, 2001年一年内暴增至200万人, 2006年东莞外来暂住人口达到586.8万人, 是户籍人口的3.5倍, 其中外来劳动力达到567万人, 是户籍劳动力的5.5倍。如果进一步将1985-2006年间户籍由外地累计净迁入东莞的14.7万人仍然看作是外来劳动力, 则外来劳动力是土生土长本地劳动力的6.5倍。除此之外, 还有大量未经登记的外来流动人口 (据估计, 如果加上未经登记的流动人口, 东莞外来人口可能已超过1000万) 。根据东莞市劳动局的数据, 东莞主要行业从业人员中, 外来工在制造业中占90%, 在建筑业中占95%, 在社会服务业中占64%, 在交通运输业中占82%, 在批发零售业中占57%, 在住宿餐饮业中占89%, 在室内装修业中占57%, 在家政服务业中占81%, 在采掘业中占98%。可见, 外来劳动力在数量上已经远远超过了户籍劳动力, 成为东莞产业工人的主力军, 是东莞经济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规模庞大且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的外来劳动力, 使东莞的劳动力价格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 成为“东莞制造”和东莞经济奇迹的最重要支柱之一。

2 文献综述

根据当前主流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 Romer (1986, 1990) 根据干中学的概念, 提出并完善了知识溢出模型, Lucas (1988) 将人力资本作为要素引进生产函数, 建立了人力资本溢出的经济增长模型。以此为契机, 二十多年来, 国外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有了较大发展, 该理论的核心是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而技术进步是内生的变量。

国内关于内生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方面, 即运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分析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当前国内的实证分析存在两种对立的结论。一种结论认为, 技术进步是我国的经济增长重要推动力。蒋佩晔 ( 2006) 认为,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 开放地区经济增长更快, 从而说明技术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韩莹 (2008) 通过对1978-2006年我国的宏观数据进行分析, 认为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突出作用。冯强、曾明星和夏向阳 (2009) 运用索洛余值法对宁波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贡献率进行测算, 结果发现, 技术进步已经成为推动宁波经济增长的第一因素, 技术进步对宁波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0%以上。具有类似结论的还有李维和杨蔚 (2008) 、卢艳、刘治国和刘培林 (2008) 等。然而, 也有其他一些文献认为, 中国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作用很小。例如, 裴旭东 (2006) 、王荣和杨晓明 (2007) 均得出结论, 认为技术进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很小。李建平和谢树玉 (2007) 甚至认为技术进步对我国产出的影响是负的, 平均技术进步率为-0.39%。

3 理论模型与分析

3.1 数据选取

本文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东莞统计局, 其中地区生产总值以GDP平减指数折算成1978年不变价;劳动力为户籍劳动力与外来劳动力之和;资本存量按照永续盘存法kt+1= (1-dt) Kt+It+1计算。

3.2 模型选择

为了定量地分析外来工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 我们以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LαKβ为基础, 对东莞1986-2006年间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增长因素分析。

地区生产总值 (GDP) 、物质资本存量 (K) 和劳动力 (L) 均以对数形式表示, 三个变量都是1阶单整变量, 但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利用Eviews4.1软件中的向量误差修正 (VEC) 回归方法得出的长期协整关系如下 (括号内数字是相应系数的标准误) :

ln (gdp) =1.17+0.64ln (K) +0.81ln (L)

(0.47) (0.08) (0.13)

本文中, 资本存量按照永续盘存法kt+1= (1-dt) Kt+It+1计算, 其中I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指标代替, 并以GDP平减指数折算成1978年不变价。我们假设本期投资到下一期才形成可交付使用的资本, 因此It+1用t期固定资产投资代替。基期选择为1978年, 基期资本存量分别采用了两种估计方法, 一种是采用Yong (2000) 的方法, 以1978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除以10%, 得出1978年的资本存量为23190万元;另一种方法是根据张军等 (2004) 的计算, 1978年广东省的资本存量为204亿元, 将其乘以1978年东莞地区生产总值在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 得出1978年的资本存量为67067万元。d为折旧率, 我们在5%-10%的区间内分别选用了多个折旧率进行测算。测算结果表明, 对于不同的基期资本存量确定方法和不同折旧率, 回归结果差别不大, 因此我们认为回归结果是相对稳健的。这里报告的是基期资本存量为23190万元和折旧率为5%情况下的结果。

4 研究结论与建议

结果发现, 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 但规模经济效应非常明显 (Solow余值或全要素生产率 (TFP) 仅为12%, 但α+β高达1.45) , 这一结果与Kim和Lau (1992, 1994) 对亚洲四小龙等新兴经济体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另外, 统计分析显示, 劳动力增长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 物质资本存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8%。而在劳动力增长中, 东莞户籍劳动力仅增加了34.1万人, 占总增量的5%, 外来劳动力则增加了565.4万人, 占总增量的95%, 劳动力增长基本由外来工支撑。假定本外地劳动力是同质的, 那么仅从劳动力数量意义上来看, 外来劳动力增长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9%。如果进一步剔除户籍劳动力中累计净迁入的部分, 则土生土长的本地劳动力仅增加19.4万人, 占总增量的3%, 外来劳动力增加596.7万人, 占总增量的97%, 外来劳动力增长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9.4%。这说明东莞经济增长战略的主要成功之处, 是将大量资源集中投入到某几个重点行业 (如电子、服装和家具等) , 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以低劳动力成本为基础的、事前的、静态的比较优势, 通过产业集群效应, 转化为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事后的、动态的比较优势。不过, 由于上述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方法是在封闭经济假设下发展起来的, 用它来分析高度开放的东莞经济, 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偏差。实际上,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强调过的那样, 除了独特的区位优势以外, 低劳动力成本是东莞制造的比较优势的最重要基础, 外部资本之所以大量涌入东莞, 产业集群效应或者规模经济效应之所以能够形成, 其实都是因为低劳动成本, 而低劳动成本优势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 是因为源源不断的外来劳动力。因此, 上述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可能严重低估了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知识经济时代里, 技术进步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要解决制约东莞市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实现可持续发展, 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技术进步。建议政府制定系统的技术创新规划, 鼓励企业吸收外来先进技术, 提升本土企业学习国外技术的能力, 通过消化、吸收达到技术进步, 最终实现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的双促进;优化技术发展环境, 构建技术创新体系, 研究和制定适合东莞技术创新政策, 加强政策措施的具体贯彻执行的力度, 营造良好的促进技术进步的社会文化和技术文化, 提升东莞产业层次, 从而提高技术进步在东莞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加大技术发展的资金投入, 走政府与企业合作的道路, 实现政府负责资金运用总体协调和企业具体技术研发的良性运作;加大对在东莞就业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力度, 在资金上对农民工技术培训给予支持, 实施农民工技术人才培育工程, 鼓励和支持农民工不断学习、深造, 创造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 加快东莞农民工技术人才发展建设。

摘要：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的贡献率, 通过调查统计运用向量误差修正 (VEC) 模型对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回归分析, 得出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 约为12%, 但规模经济效应非常明显, 并进一步指出劳动力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

关键词：技术进步,经济增长,贡献率

参考文献

[1]LUCAS ROBERT E Jr.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 (1) :3-44.

[2]ROMER PAUL M.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Journal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 (55) .

[3]冯强, 曾明星, 夏向阳.宁波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因素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 2009 (8) :168-170.

[4]韩莹.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定及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 2008 (4) :11-16.

[5]蒋佩晔.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J].社会科学论坛, 2006 (12) :117-121.

[6]李建平, 谢树玉.基于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J].经济数学, 2007 (1) :50-53.

[7]李维, 杨蔚.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析[J].价值工程, 2008 (6) :38-40.

[8]裴旭东.我国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测算[J].商业时代, 2008 (2) :7-8.

技术贡献率 第2篇

关于科学技术的价值问题,代表传统观点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由于彼此对立而各执一端,社会建构主义则在此问题上作出了颇为独特的有益探索.本文认为社会建构主义的探索性贡献不仅使人们从先前那种看待科学、科学家及其行为的实证主义简单观念中摆脱出来,而且有力地打击了形式理性的绝对性和抽象性,突出了主体-社会的.能动性或建构性,把科学知识的本质导回到历史地变化着的社会方面.本文通过对社会建构主义基本主张的阐述及其分析,揭示社会建构主义在解答科学技术之价值问题上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和原则导向.

作 者：徐琴 Xu Qin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刊 名：浙江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5 “”(5) 分类号：B0 关键词：科学技术   价值问题   社会建构主义  

★ 先秦儒家在义利问题上的心路历程

★ 党员事实承诺

★ 颠倒事实散文

★ 不诉从前,只问你好情感美文

★ 环保主题上的发言稿

★ 论事实真像作文

★ 面试时千万别输在加试题上

★ 事实劳动关系的定义

★ 三个令人震惊的领导力事实

技术贡献率 第3篇

1 林化产品制造业技术进步内涵

不考虑通胀因素, 某产业产量及产值增长原因有两个:一是生产要素、资本等投入的增加, 二是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是指一种存在于一切社会经济活动中有目的的发展过程, 它不仅包括技术发明、技术开发、技术推广和技术应用等狭义生产技术水平变化, 还包括管理技术、服务技术以及智力投资的广义技术水平变化。技术进步贡献率是技术进步率与同期产出增长率之比[6]。林化产品制造业技术进步贡献率反映了技术进步率占林化产品产出增长率份额的大小, 是技术进步对产出量增长的贡献份额。林化产品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 更是一个经济问题, 其实质内容是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林化产品制造业要素的生产效率和降低林化产品的生产成本。

2 林化产品制造业技术进步测定模型

技术进步测定模型研究起源于20世纪初, 目前这方面研究文献已经很多, 但由于技术进步难以量化, 世界经济学界对技术进步测算理论与方法仍存在许多争议[7][8]。1928年, 道格拉斯与数学家柯布首次应用函数式来分析生产理论, 将生产投入要素高度抽象化, 并对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等投入要素与产出关系进行了定量描述, 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简称CD模型) 。但由于受当时经济发展条件限制, 柯布和道格拉斯未意识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957年, 索洛在CD模型基础上提出了余值法, 该方法基本思路是:经济增长中扣除劳动力、资本投入数量增长因素之后, 所有产生作用的其它因素的总和, 都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索洛余值法定量地揭示了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并且简明直观、便于计算, 目前该法已广泛应用于各类技术进步的测定。值得注意的是, 索洛余值法是建立在新古典假设即完全竞争、规模收益不变的基础上, 这些约束条件实际情况往往难以满足, 因而测算不够精确[9]。技术进步的测定模型还有CES模型、库兹涅茨、肯德里克等模型, 这些模型细致、精确, 但缺点是考虑因素较多, 数据采集量大, 难以推广使用[10]。考虑到不同方法测定出的技术进步贡献率肯定不一样、林化产品制造业技术进步影响因素很多及便于定量分析, 本研究采用最常用的索洛余值法。

将林化产品生产投入要素归结为资本量 (C) 、劳动力 (L) 和技术因素 (A) , 建立林化产品制造业的投入产出函数:Y=f (C, L, A) , Y为林化产品的产出量。引入时间变量t, 并且假定技术进步是中性的, A随着时间t而变化, CD模型如下:

Y=AeδtCαLβ 式1

式中α, β分别为资本量C和劳动力L的弹性系数, δ为技术进步率。为了转换为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来求解各参数, 可对公式1两边取对数后再微分, 得到林化产品制造业技术进步率的测定公式为:

δ=Y′-αC′-βL′ 式2

式中Y′, C′, L′分别为产出量、资本量和劳动力增长率。设技术进步贡献率为EA, 计算公式为:

EA=δ/Y′×100% 式3

其中, EA值在下列情况下需要进行修正:当δ为正、Y′为负或δ、Y′均为负时, EA计算公式前要添加负号;当δ为负、Y′为正时, EA计算公式不变。

3 中国林化产品制造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测定的实证研究

3.1 指标界定与数据来源

中国林化产品制造业产出量、资本量和劳动力指标界定:产出量指标通常是指实物的产出数量, 考虑到林化产品制造业产品品种繁多, 且不同产品的价格相差较大, 本研究采用林业系统各地区独立核算林产化学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表示产出量指标。资本量指标通常是指实际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产总和, 考虑到不同企业对资产的利用效率不同, 采用林业系统各地区独立核算林产化学企业工业中间投入作为资本量指标。劳动力指标是通过劳动者的劳动时间, 包括不同年龄、职业及工作时间等反映出来的, 但林化产品制造业包括许多不同的子行业, 各子行业的员工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有差异且难以精确计算, 考虑到数据的可收集性, 采用林业系统内林化产品制造业在岗职工人数作为劳动力指标。

数据来源:选取1998～2007年中国林业系统林产化学制造业投入产出数据作为分析样本, 根据历年中国林业统计年鉴整理计算所得数据如表1所示。

由于资料收集条件局限, 表1中2005, 2006, 2007三年的林产化学企业工业总产出与中间投入数据采用均值补差方法计算所得, 保证了历年数据的分布规律。

3.2 技术进步贡献率计算

中国林化产品制造业产出量、资本量和劳动力增长率指标采用1998年数据为基期计算, 采用SPSS软件对方程2中代入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可知参数α=0.870, β=0.132;R=0.996, 表明回归方程拟合优度较好;F0.05=375.410, 查F分布表可知F0.05 (1, 8) =5.32<375.410;资本量和劳动力增长率T检验值分别为20.653、5.325, 大于t0.0258=2.313;F检验和T检验均表明回归方程显著成立。接着计算林化产品制造业产出量、资本量和劳动力的增长率, 参考国家计委和统计局关于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测算方法, 增长率采用水平法计算出的年平均增长率表示。如产出量计算公式为:

undefined式4

式中Yt为计算期t年的产出量, Yo为基期的产出量, 计算出各类指标的年平均增长率如表1所示。因此, 1998～2007年中国林化产品制造业技术进步率和贡献率分别为:

δ=Y′-0.87C′-0.132L′=-4.04%+0.87×3.56%+0.132×24.08%=2.235%

EA=-δ/Y′×100%=55.36%

4 测定结果分析及思考

一是资本量弹性系数α=0.870, 表明中国林化产品制造业资本量增长1%, 可导致林化产品产出量增长0.870%, 中国林化产品生产对资本量依赖性较强;1998～2007年林化产品制造业资本量平均增长率为-3.56%, 大于产出量的平均增长率-4.04%, 表明中国林化产品生产对资本量依赖性呈小幅增强趋势。劳动力弹性系数β=0.132, 表明中国林化产品制造业中资本量增长1%, 可导致林化产品产出量增长0.132%, 中国林化产品生产对劳动力指标依赖性不强;1998～2007年林化产品制造业劳动力平均增长率为-24.08%, 远低于产出量和资本量平均增长率, 表明中国林化产品生产对劳动力依赖性呈大幅下降趋势。

二是技术进步贡献率EA=55.36%, 表明科学技术进步的发展对中国林化产品制造业的贡献较大。技术进步贡献率可直观反映技术进步对产业发展的贡献。但必须认识到, 科技进步贡献率是一个相对指标, 其大小取决于产出增长速度和科技进步速度之间的关系。同样的科技进步速度, 当产出增长速度较慢时, 贡献率就较大, 而当产出增长速度较快时, 贡献率就较小。本研究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数值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产出的增长速度较慢, 不能武断地评价中国林化系统内林化产品制造业的科技发展水平有多高。事实上, 中国一些主要林化产品 (如松香、活性炭、糠醛等) 的生产技术水平并不高。

三是林业系统各地区独立核算林产化学企业工业总产值呈逐年下降趋势, 但中国林化产品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呈上升趋势, 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9.86% (见表1) 。所以, 本研究的技术进步贡献率与中国林化产品制造业实际技术进步贡献率是有所区别的。考虑到林化系统各地区独立核算林产化学企业在中国林化产品制造业中的重要地位, 本研究成果可作为评价中国林化产品制造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重要参考。

四是战略措施, 中国林化产品制造企业要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人才, 加大对松香、活性炭、糠醛、松节油等林化产品深加工技术的研发投入, 加大新技术开发与推广, 提高中国林化产品制造业技术进步贡献率和技术水平, 提高产品劳动生产率和附加值, 实现中国林化产业结构升级及国际竞争力提升。

摘要：论述林化产品制造业技术进步内涵, 采用索洛余值法对19982007年中国林业系统内林化产品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贡献率进行测定与分析, 得出10年间技术进步对中国林业系统内林化产品制造业贡献份额为55.36%。

关键词：林化产品制造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索洛余值法

参考文献

[1]冯梅.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研究:1996—2006[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8 (2) :67-74.

[2]袁开智, 赵芝俊, 张社梅.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测算方法:回顾与评析[J].技术经济, 2008 (2) :64-73.

[3]李创.中国纺织产业国际竞争力[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7:163-166.

[4]曹旭平.中国松香的国际竞争力评价[J].林业经济问题, 2008, 22 (2) :117-120.

[5]曹旭平.中印马三国棕榈油国际贸易比较之实证研究[J].粮油加工, 2008 (12) :18-21.

[6]成维, 祁春节.湖北省油料作物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定与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 2004 (5) :53-56.

[7]王积业.技术进步的评价理论与时间[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6:200-203.

[8]何锦义, 刘晓静, 刘树梅.当前技术进步贡献率测算中的几个问题[J].统计研究, 2005 (5) :29-35.

[9]李京文, 郑友敬.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概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8:40-49.

技术贡献率 第4篇

信电职鉴字[2007]035号签发人：周明

关于组织开展中华技能大奖 全国技术能手和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候选单位

选拔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大力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加快信息产业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推荐第九届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候选人和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候选单位的通知》（劳社部函[2007]146号）要求，我部将组织开展信息产业系统推荐中华技能大奖（以下简称“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以下简称“能手”）以及“突出贡献奖”候选单位选拔工作。请各有关单位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认真做好“大奖”、“能手”候选人以及“突出贡献奖”候选单位的申报、推荐工作，并指定专人负责，严格审查候选人和候选单位申报材料的质量，确保此项工作有序开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由各地区、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国资委直属大型电子信息企业组织推荐。“大奖”候选人原则上从历届“能手”中推荐：具备以下条件者也可推荐：（1）获得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奖项，并坚持在企业生产一线工作的高技能人才；（2）在生产实践和工作岗位上，贡献特别突出或实现重要发明创造的高技能人才；（3）在国际、国内重大职业技能竞赛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的高技能人才。

“能手”候选人仍然从已取得信息产业技术能手称号的人员中推荐产生。

二、各单位对拟推荐的“大奖”、“能手”、“突出贡献奖”候选人、候选单位要严格把关，排出优先顺序并填写推荐表（见附件1、2）。申报“大奖”和“突出贡献奖”的单位，须同时上报相关音像资料，并鼓励上报“能手”候选人音像资料。

三、对各地区、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国资委直属大型电子信息企业推荐的人选，我部将组织专家评议，网上公示后确定。

四、我部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推荐2名中华技能大奖候选人、4名全国技术能手候选人和2个“突出贡献奖”候选单位。请各单位于8月31日前将推荐材料报送至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五、申报推荐具体要求，请参见《关于下发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候选人和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候选单位推荐申报材料要求的通知》（劳技办发[2007]1号）（附件3）和《关于调整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申报表格式及内容的通知》（劳技办发[2007]2号）（附件4）

联系人： 李薇联系电话： 68208675

传真：68208676邮箱：liwei@ceosta.org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万寿路27号院邮政编码： 100846

附件：

1、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候选人推荐表

2、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候选单位推荐表

3、《关于下发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候选人和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候选单位推荐申报材料要求的通知》（劳技办发[2007]1号）

4、《关于调整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申报表格式及内容的通知》（劳技办发[2007]2号）

北京市技术交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第5篇

技术交易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

从表1可以看到，2000～2005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GDP由3161.00亿元增长到6814.50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16.61%；技术合同成交额由140.29亿元增长到489.59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达28.40%，高于经济增长速度12个百分点。

从图1也可以看出，技术合同成交额的增长速度几乎每年都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由此看出，技术交易对北京地区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但这种作用应该如何测度和计量，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如何衡量技术交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技术交易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反映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在实现技术交易后将技术性收入通过技术出让方的增加值在当年直接计入GDP；第二，技术应用后会增加技术受让方的经济效益，随技术受让方的增加值逐年计入GDP。

从总体上看，技术受让方所得的经济效益要大于技术出让方，这是人们普遍的看法。据此，测度的重点似乎应当放在技术受让方。但是，测度技术交易给受让方带来的经济效益及其对国家(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原因是没有合适的测度方法和缺乏相应的原始数据。

从方法论看，测度每个技术项目应用后产生的经济效益似乎没有多大困难。例如：新材料应用可以用每公斤新材料的经济效益计算，新工艺应用可以用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单位成本等指标计算，新产品投产则可以新旧产品的替代效应计算，如此等等。但是还存在两个难题：一是各个技术项目在技术受让方的应用情况需要进行大量的跟踪调研后才能掌握，二是反映每个技术项目的经济效益指标各异，它们是不可通约的，仅有各个项目以不同的经济指标表达的数据资料目前还无法估算每年交易技术项目的总体效益及其对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

我们也曾设想用经济数学方法计算科技进步贡献率来评估技术受让方的经济效益及其对当地经济增长的贡献。经过反复推敲后，觉得用索洛余值函数法计算科技进步贡献率对于我们的问题并不适用。因为，采用这一方法不仅要收集反映资金和劳动力的许多指标，计算方法繁琐，计算结果亦颇有争议。更重要的是，计算出来的科技进步贡献率，综合反映了所有科技进步的因素（即在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中，剔除了由于增加资金和增加劳动力数量因素以后的部分即为科技进步的因素,也包含科技投入）产生的经济效益，不仅是技术市场的作用，还有其他反映科技进步的因素的作用；因此它无法准确反映技术交易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为此，下面主要从技术出让方的角度测度技术交易对GDP的贡献。

从技术出让方角度测度技术交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首先我们看一下GDP，这是一个增加值的概念，北京地区GDP核算的是全市各个机构增加值的总和。测度技术交易对GDP的贡献必须在技术市场数据库中找到能够对应技术出让方“增加值”的相应数据。

接下来介绍一下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的流程和几个相关指标的关系。技术出让方和技术受让方签订的技术合同要进行登记，可以一次或分次实现。经过审核给予登记的技术合同的标的额即为合同成交额，合同成交额并不代表技术出让方出让该项成果的增加值；要计算增加值，首先必须从合同成交额中扣除由技术出让方提供的硬件设备费用，这部分费用在性质上属非技术性费用，扣除硬件部分后得到的是技术交易额，技术交易额也不是技术出让方出让该项成果的增加值；一项合同可分若干次取得经济收入，技术合同登记处对此进行分次核定，每次核定实现的合同成交额扣除非技术性费用后累计计入实现技术交易额，实现技术交易额仍然不是技术出让方出让该项成果的增加值；实现技术交易额扣除劳务费、原材料费、燃料及动力费、设备购置及使用费、专用业务费和一、二级管理费六项成本后得到技术性收入，那么技术性收入是不是技术出让方出让该项成果的增加值呢？

几个指标都是技术市场数据库中可以检索和统计的，其相互关系如图2所示。相对其他指标而言，技术性收入与技术出让方出让该项成果的增加值相对比较接近。下面我们以收入法为例（也称分配法，是从生产过程创造的收入角度对常驻单位的生产活动成果进行核算。即：增加值＝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看一下北京技术市场的合同成交额等相关数据与GDP的关系。

对照技术性收入和增加值的计算方法，可以形成一个基本概念：技术出让方增加值=技术性收入+劳动者报酬（劳务费）+固定资产折旧（设备购置及使用费）。因为GDP本身是一个增加值的概念，核算的是全市各个机构增加值的总和，对于单个机构来说，技术性收入、劳务费、设备购置及使用费已经计入增加值，所以在全市范围内总的技术性收入、劳务费、设备购置及使用费也已包含在GDP中。但是因为劳务费和设备购置费及使用费无法从技术市场数据库中单独剥离出来，所以用技术性收入近似地代表增加值。可见，技术性收入在数额上低于技术出让方的增加值，所以用“技术性收入占GDP的比重”计量技术交易对GDP的贡献是一种保守的估计。计算结果如表2和图3。

技术交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

从表2和图3可以看出，北京地区技术交易中技术性收入及其占GDP的比重从总体看呈上升趋势。2000～2004年间，技术性收入已由32.24亿元增长到191.10亿元，增长近5倍；技术性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31%增长到3.15%，增长近两个百分点。2005年技术性收入及其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64.20亿元、2.41%比上年有所下降。从这些数字和指标看，技术交易在北京地区经济发展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伴随着技术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对北京地区生产总值GDP的贡献正在逐渐增强。由此可见，在北京市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过程中，技术市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多少? 第6篇

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多少?大多数研究采用全要素生产率 (TFP) 分析方法的结果表明,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有限, 资本驱动式增长不可持续 (Krugman, 1994;Woo et al, 1994;Jeffery等, 2001;Chow and Li, 2002;孙琳琳、任若恩, 2005;Wolf, 2011等) 。不过, TFP能否准确测度技术进步值得商榷。在索罗 (Solow, 1957) 的增长核算理论中, TFP是一个“余值”, 度量产出增长中不能由要素投入解释的部分, 索罗称之为“广义技术进步”。然而, 正如Jorgenson和Griliches (1967) 指出的那样, 如果产出和要素投入数量可被精确测度, 产出增长的绝大部分都可用要素投入来解释, TFP几乎可忽略不计。在徐瑛 (2006) 、王小鲁 (2009) 、翁媛媛 (2011) 等学者的研究中, 随着TFP被进一步分解, “狭义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缩小, 甚至为负。这意味着, 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 TFP代表的技术进步将趋近为零。郑玉歆 (1999、2007) 曾对TFP方法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深刻的批判。

尤为重要的是, TFP方法无法反映蕴含在资本投入内的技术进步 (Embodied) , 只能度量未蕴含在资本投入内的 (Disembodied) 、希克斯中性的 (Hicks-neutral) 技术进步 (Chen, 1997) 。然而, 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 大量技术进步蕴含在资本投入内是不争的事实 (林毅夫, 2007) 。1978年对外开放时, 中国的技术水平落后西方发达国家100余年, 但在之后的27年内 (1978~2005年) 达到了人均GDP平均每9年翻一番, 改革开放至今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高达9.9%。在有限技术水平下仅靠资本投入能推动30余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观点显然令人难以信服。事实是, 中国经济起飞时, 以科技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已进入高潮, 经济增长完全可利用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下先进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与共享, 通过引进技术设备的方式快速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 从而资本投入本身即包含了大量技术进步。

在生产领域, 工业机械材料与装备、工程建筑材料和设备、公路铁路等交通网络和设施、互联网及信息通讯网络设备等资本投入中无不包含了当时先进的技术, 这些技术材料、装备和设施的使用, 使得生产效率大为提高, 产出增长更快。工业革命时期, 美国人均收入倍增用了47年 (1839~1886) , 德国用了39年 (1970~1909) , 日本用了34年 (1885~1919) , 韩国用了11年 (1966~1977) (1) 。后发国家对发达国家赶超的时间日益缩短, 正是技术与资本日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必然结果。在生活领域, 包含当时先进技术的资本品也不断出现, 更新换代频繁的各类家用电器, 从固定电话到可视电话, 家政机器人替代人力劳动等, 新资本品已经成为技术进步的重要体现形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 资本与技术进步间的融合愈发紧密, 大量的技术进步都将蕴含在资本投入内, 而非TFP所度量的外生技术进步。

我们进一步认为, 当新增资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先进技术时, 全部的技术进步都将蕴含在资本投入内, TFP方法不再适用。Pakko (2002) 用资本价格变化测度资本质量改进, 估算美国1954~2001年蕴含在资本投入内的技术进步。结果表明, 随着时间推进, 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 在1954~1977年能够解释38%的产出增长, 而1978~2001年的产出增长几乎全都可用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来解释。注意到, 20世纪70年代以后恰是科技革命进入新阶段的时期, 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奇迹”, 只有增加资本投入才能获得先进技术, 较低的TFP恰好说明蕴含在资本内的技术进步越来越多, 而外生技术进步较少。赵志耘等 (2007) 指出, “高投入式增长意味着技术进步率太低”的论断与我国经济现实明显不符, 关键在于人们把“资本投入 (积累) ”与“技术进步”完全割裂开来, 忽视了资本投入中本来就蕴含着的技术进步。

不过, 目前鲜有文献关注并测度蕴含在资本投入中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赵志耘等 (2007) 通过将设备投资价格指数与建筑投资价格指数和GDP缩减指数比较发现, 1990~2005年中国设备投资中年均技术进步率至少在5.1%~6.0%以上, 中国过去高投入的设备资本投资中包含着大量技术进步。黄先海、刘毅群 (2008) 将TFP增长分为设备资本ETC (Embodied Technical Change) 和非ETC, 通过构建ETC两部门模型, 用发明专利计数量化体现型技术进步, 对26个国家或地区1980~2004年的分析结果表明, 设备资本的ETC对TFP增长的平均贡献为35.82%, 其中新兴经济体的ETC高于发达国家4.78% (2) 。遗憾的是, 这些研究虽然认识到并测度了设备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 却未指出这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如何, 也没有考虑全部资本投入中蕴含的技术进步, 而不仅是设备资本投资。

为此, 本文试图从基准Solow模型出发, 在理论上重构技术进步度量方程, 并通过实证分析测度技术进步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阐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而非资本推动这一事实。

1 文献回顾

1.1 TFP方法测度的技术进步率

TFP方法一直是测度中国技术进步率的主流方法, 这方面的文献颇丰。虽然不同研究结果间存在较大差异, 但较为一致的结论认为, 改革开放前中国几乎无技术进步甚至负增长;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前, TFP有了显著增长;随后TFP增长率不断下降。资本投入是中国30余年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技术进步率近些年来不断下降。

较早时期的代表性研究如, 王小鲁 (2000) 的研究结果表明, 1953~1978年TFP贡献率为-0.17%, 1979~1999年为1.46%。Chow和Li (2002) 估算结果显示, 1952~1978年间, 中国无技术进步, TFP在1978~1998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3.03%, 对经济增长贡献了32%。张军、施少华 (2003) 估算1953~1998年TPF年均增长率为1.1%, 其中, 1953~1978年为-0.24%, 1979~1998年为2.8%, 对经济增长分别贡献了-3.9%和28.9%。Wang和Yao (2003) 的研究结果表明, 1953~1999年间, TFP贡献率仅为0.2%, 其中, 1953~1977年为-26.4, 1978~1999年为25.4%。

在近些年的研究中, 徐瑛等 (2006) 将经济增长过程划分成1987~1992年、1993~1999年、2000~2003年3个时期, 所测算的TFP贡献率分别为29.86%、23.79%和24.56%。Selin Ozyurt (2009) 的研究结果显示, 1979~1992年和1993~2005年, TFP贡献率分别为-31.10%和27.99%。曹吉云 (2009) 划分1979~1988年, 1988~1991年, 1991~1995年和1995~2005年4个时期, TFP贡献率分别为36.29%、-25.53%、46.63%和21.57%, 1979~2005年TFP贡献率为28.95%。翁媛媛、高汝熹 (2011) 的研究结果则表明, 1978~1994年TFP增长率为1.903%, 贡献率4.606%;1995~2008年, TFP增长率为-0.273%, 贡献率-3.194%。

也有一些研究得到了较高的TFP。如王小鲁、樊纲 (2009) 的研究结果显示, TFP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1999~2007年期间对增长贡献了3.6个百分点, 贡献率为37.3%。不过, 他们的研究将TFP分成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市场化改革、外资效应、外贸效应等诸多因素, 也未关注资本投入中包含技术进步的这一事实。而Zhu (2012) 最近一篇文章中的测算结果则表明, 1978~2007年, TFP对经济增长贡献了78%。Zhu还强调, 中国过去30余年经济快速增长来自于生产率的提高而非资本高投入, 资本投入从1978年以来跟上了经济增长速度, 而非导致了经济增长。他提到, “正如索罗 (1956) 所言, 持续的经济增长只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3) 。不过, Zhu的研究得出较高TFP贡献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 他没有按照传统经济增长率分解的做法, 而是将人均产出增长分解为劳动力参与率、资本/产出比、劳均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实际上暗含了通过资本/产出比 (反映生产效率) 这一指标分离出资本中包含的技术进步的思想。

我们认为, TFP显然不能准确反映技术进步, 但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技术进步率和生产要素增长率变动的大致趋势, 进一步认识技术进步的本质。同时, 较低的TFP贡献率和较高的资本投入贡献率也恰好反映了以往研究对蕴含在资本中的技术进步的忽视。

1.2 对蕴含在资本投入中技术进步的测度

最早认识到技术进步蕴含在资本投入内的是Solow, 他在1960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技术进步必然蕴含在新的、改进的资本设备中 (4) 。遗憾的是, Solow这一观点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只有Jorgenson (1966) 回应到, 蕴含在资本中的技术进步 (5) 增长率与没有蕴含在资本中的技术进步增长率几乎很难区分开来, 对经济学家来说, 区分两种形式的技术进步并不那么重要。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 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有关资本中蕴含技术进步的观点一直停滞不前, 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重新引起重视。Aghion and Howitt (1992) 指出, 新的技术几乎总要附着于新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要使用新技术, 就必须投入这些资本。

从研究方法来看, Hulten (1992) 使用新资本品相对价格构造有效单位资本存量, 并参照这一可测度资本存量构建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指数。Hulten在之后的研究中, 将这一指数纳入新古典增长核算方程, 估计了美国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Greenwood et al. (1997) 对Hulten (1992) 提出的模型加以改进, 建立了投资、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和中性技术进步关系的增长方程, 揭示了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Oulton (2006) 提出了一种测度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更标准的方法, 完善了Greenwood et al. (1997) 的模型。Hulten (1992) 、Greenwood et al. (1997) 、Oulton (2006) 等人提出的模型和方法是对Solow (1960) 观点的延伸与发展, 资本中蕴含技术进步的观点也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

一些学者测度了美国若干年份中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6) 。如Gordon (1990) 设计出不变质量价格指数估计美国1947~1983年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 测度出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Greenwood (2001) 、Cummins and Violante (2002) 将Gordon (1990) 的不变质量价格指数区间扩充到1990年、1997年和2002年, 实证结果表明蕴含着技术进步的资本投入的贡献被低估。Jorgensen and Stiroh (2000) 、Oliner and Sichel (2000) 和Cummins and Violate (2002) 的估算结果显示, 美国1993年后的新增投资主要集中于蕴含大量前沿技术的软件设备业, 相对于4%的经济增长率,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只有0.4%~0.8%, 无法反应蕴含在资本中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Pakko (2002) 的研究结果表明, 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在1954~1977年能够解释38%的产出增长, 而1978~2001年的产出增长几乎全都可用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来解释。Gordon在2000年和2002年对美国1947~1983年经济增长的两次估计结果表明, 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 可以解释60%的劳动力生产率和20%~30%的资本生产率的增长。Licandro等 (2001) 用至少包括两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检验美国经济数据, 结果显示, 美国69%的人均GDP增长来自于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这些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贡献。然而, 如何测度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尚未形成标准的方法。

在国内, 除了赵志耘等 (2007) 和黄先海、刘毅群 (2008) 等测度了设备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率外, 鲜有文献进行过此方面的研究。易纲、樊纲 (2003) 、林毅夫 (2007) 、赵玉歆 (2007) 、徐建国 (2013) 等学者虽然认识到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的关系, 提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投入中蕴含着大量技术进步的观点, 但并未提出如何测度这部分技术进步。本文接下来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测度蕴含在资本投入内的技术进步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 研究方法和理论依据

对技术进步定量分析最重要的贡献来自Solow (1957) 。在索罗模型中, 总量生产函数写为Y (t) =F (K (t) , A (t) L (t) ) (7) , 其中, Y (t) 、K (t) 、L (t) 代表t时期的产出、资本和劳动力, A (t) 是劳动效率, A (t) L (t) 则表示有效劳动, 即技术进步, 也被称为劳动增加型或希克斯中性的技术进步。对生产函数进行增长因素分解, 得到, R (t) 即全要素生产率, 它解释了产出增长中不能由资本和劳动力解释的部分, 用以测度广义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虽然索罗模型因人为构造的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希克斯中性的技术进步等缺憾而广为诟病 (8) , Arrow (1962) 、Romer (1986) 、Lucas (1988) 、Aghion和Howitt (1997) 、Barro (1999) 等学者在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中, 都从不同角度对索罗模型进行过拓展, 但是, 索罗模型作为经济增长理论基准模型的地位至今不可动摇。

大多数实证研究都遵循索罗增长核算的技术路线, 沿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总量生产函数, 通过回归分析计算全要素生产率, 以测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有很多研究在重构总量生产函数基础上, 进行增长要素分解。如Hall and Jones (1999) 将一般形式的总量生产函数改写为Y/Pop= (L/Pop) (K/Y) α/ (1-α) h A1/ (1-α) 的形式, 人均GDP被分解为4个因素:劳动参与率 (L/Pop) 、资本/产出比率 (K/Y) 、劳均人力资本 (h) 和全要素生产率 (A) 。Zhu (2012) 使用该生产函数测度了1952~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再如Hulten (1992) 、Greenwood et al. (1997) 、Oulton (2006) 等人在测度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时, 也莫不使用了Solow的总量生产函数。这说明, 尽管存在争议, 索罗模型对研究者来说仍是最好的选择之一。

我们认为, 如果从生产过程本身来看, 产出的增加实际上仅来自于投入的生产要素以及其中蕴含的技术进步。不过, 技术进步是无形的, 正如Solow (1960) 、Aghion and Howitt (1992) 等人指出的那样, 新技术必须通过依附于资本投入进入生产, 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并转化为产出。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一个特殊性还在于, 通过技术设备引进的方式, 使得技术进步从一开始就蕴含在了新资本品中。并且, 跟原有资本投入相比, 新增投资显然在技术水平上有了更大的改进。从直观上看, 技术进步率加快时, 对生产将产生两种效果, (1) 提高单位资本产出效率, 即加快Y/K增长速度, 这反过来也意味着单位产出资本消耗的下降; (2) 降低单位资本对劳动的消耗———反应了要素替代效率, 即放慢L/K增长速度, 这反过来也意味着资本对劳动的替代速度加快。二者同时发生时, 显然技术进步在起作用。因为单独Y/K的上升可能是由于劳动力投入大量增加提高了产出, 而单独的L/K的下降也可以来自于资本的过度投入。过度的劳动力或资本投入显然都是效率低下的。

同时, 由于我们更关注蕴含着更新技术的新增资本, 如果以I代表投资 (即新增资本) 、L代表劳动力、Y代表产出, 上述分析意味着技术进步会加快Y/I的增长速度, 而减缓L/I上升速度。技术进步率将表现为Y/I与L/I在增长速度上的差距, 差距越大, 说明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成分越多, 从而产出增长速度越快。Zhu (2012) 的研究将人均产出增长分解为劳动力参与率、资本/产出比、劳均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的增长, 暗含着通过资本/产出比来分离出资本中包含的技术进步的思想, 从而得到了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

接下来, 我们从Solow模型出发, 寻求以上论述的理论支持。由于产出增加只来自于生产要素和技术进步, 简单的总量生产函数类似于资本增进型 (Solow, 1960;Barro, 2000) , 即F (At, Kt, Lt) =At1F (At2Kt, Lt) 。要素分解后的生产率增长方程即为, gY=gA1+α (gK+gA2) +βgL, 其中, gA1是外生技术冲击, gA2代表资本投入中蕴含的技术进步。实际上, 由于中国经济未曾遭遇过较大的外生技术冲击, 并且, 我们还认为所有的技术进步都要通过资本投入进入生产, 因此, 生产率增长方程更接近于gY=α (gK+gA2) 的形式。如大多数研究所做的那样, 我们假定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 (Cobb-Douglas) 型生产函数, 即Yt= (AtKt) αLt1-α。两边同除以资本Kt, 得到如下方程,

对方程 (1) 两边取对数, 移项得到,

方程 (2) 意味着

其中, , AK=Aα, 代表资本中蕴含的技术进步。方程 (3) 的经济意义是, 当产出增加来自于蕴含在资本中的技术进步贡献时, 单位资本实现的产出增长速度加快, 而单位资本消耗的劳动增长速度放慢。方程 (3) 还表明, 技术进步速度加快有利于延长资本深化时间, 延缓资本边际生产力下降速度。这是由于, 当资本投入中蕴含的技术进步速度加快时, 单位资本投入消耗的劳动更少, 而单位资本投入带来的产出则更多。进一步的, 由于技术进步率主要取决于新增资本投入, 而不是过去积累的资本投入的总和, 由下式表达的技术进步率与产出/资本比和劳动/资本比的关系可能更为准确:

方程 (4) 即为我们需要的技术进步测度方程, 它说明了新增资本和技术进步之间的重要关系。技术进步只有使生产过程同时实现产出增长和劳动节省, 才能有效促进产出增长。否则, 产出的增加可能仅来自于大量追加某一生产要素的贡献。根据索罗的生产要素分解方程, (9) , 可以清楚的看到, 资本或劳动力的增加完全可以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促进产出增长。这也是很多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推动, 或主要得益于人口红利的重要依据。

然而, 这些研究忽略的一个事实是, 投资增加和人口增长在更大程度上应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而不是导致产出增长的原因;增加资本投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技术进步, 而不是因为它可以提高产出。郑玉歆 (2007) 还曾提到, 根据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 资本积累才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作者认为, 这恰是由于资本投入中蕴含着大量的技术进步, 否则, 中国经济持续30余年的高速增长, “投资驱动说”无法给予令人满意的解释。资本积累确实在较短时期内能促使经济以较快速度增长, 但是, 只有技术进步才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很多研究认为, 制度变革、产业结构、城市化、规模效应等都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 从生产本身来看, 只有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才能创造财富。制度变革是影响经济增长较大外部冲击, 它优化了资源配置, 改变了产出增长的轨迹, 但不决定产出大小。城市化、产业结构调整这些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的自然过程, 但不能决定经济增长。

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都认同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的唯一动力。我们进一步的结论是, 对中国经济增长而言, 即便在短期, 技术进步也是产出增长的唯一动力。资本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 不过是为了获取更先进的技术。因此, 看似增加资本投入可在短期内提高产出, 本质却是由于追加资本中包含了更高的技术水平。因此, 方程 (4) 核算的技术进步就是产出增长中包含的全部技术进步。当然, 不可否认的是, 由于技术进步蕴含在资本投入内, 其增长速度在很大程度上与投资增长速度有着很大关系, 而其效率又需通过劳动投入和产出的增长进行评价。如果资本投入使得劳动/投资比率下降速度快于产出/投资增长速度, 技术进步速度显然表现为负值, 这还要看技术进步核算方程中系数α的大小。

3 对技术进步率及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由方程 (4) , 若α、gY/K (t) 和gL/K (t) 已知, 则可计算1953~2011年的技术进步率及贡献率。技术进步率可用单位资本产出效率和单位资本对劳动的消耗来衡量。也就是说, 由于新增资本投入中技术进步的作用, 当投资导致要素投入比例和要素生产效率同时发生变化时, 衡量的就是技术进步。而在实际计算中, 必须将新增资本和产出折算为同期可比价格下的数量。新增资本一般以当年固定资产投资为替代变量。然而, 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92年以后才有官方正式公布的数据, 大多数研究不得不用计量方法构造指数或者用其他价格指数替代。如Jefferson (1992) 等使用建筑安装指数和机器设备指数的加权平均进行构造, 黄勇峰和任若恩 (2002) 等直接用零售物价指数替代建筑与设备价格指数序列, 白重恩等 (2007) 也使用类似Jefferson的方法构造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

为免去构造或指数替代导致的数据上的偏误, 我们对方程 (4) 做一些有用的变换。注意到, 方程 (4) 可写为,

等价于,

进一步, 还可得到,

同样, 还有,

由 (7) 和 (8) , 我们很容易计产出/投资比增长率和劳动/投资比增长率。除此之外, 如果把方程 (5) 写为,

容易观察到, 当投资增长速度快于产出增长速度而使投资的产出效率不断下降时, 技术进步有助于延缓投资边际生产力递减。或者说, 即便投资出现边际生产力递减, 只要技术进步保持一定增长速度, 就足以支撑产出进一步增长。在要素投入比例不变的情况下, 技术进步速度越快, 资本深化速度越慢。

根据方程 (9) , 利用官方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 上的数据进行计算, 可将1953~2011年产出/投资比增长速度和劳动/投资比增长速度绘制散点图如图1所示。显然, 二者具有线性关系。单位根检验表明两组时间序列都是平稳的。因此可用于建立具有经济意义的计量方程。由方程 (5) , 可得到, , 即, , 其经济含义是, 投资的产出效率体现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生产要素投入比率;一部分是技术进步。并且, 由于在经济长期增长中劳动/投资比率下降时必然趋势, 技术进步将成为投资产出效率的唯一决定因素。

资料来源:2004年前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2005～2011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2》。

若以Yt代表产出/投资比增长率gY/I (t) , Xt表示劳动/投资比增长率gL/I (t) , 假定技术进步保持较为平稳的增长速度, 并将改革前后区别考虑, 则可设定如下计量方程:

其中, Dt为时间虚拟变量, 当Dt=1代表1978年前 (含1978年) , 当Dt=0代表1978年后。 (a0+a1) 则是1953~1978年的技术进步年均增长速度, a0是1979~2011年的技术进步年均增长速度。回归结果如下:

根据上述回归结果, 0.8853的可决系数说明方程拟合优度良好。t值和p值表明各回归系数都能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LM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原假设, 说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关性。参数a0和a1大致表明1953~1978年和1979~2011年的技术进步年均增长速度为-0.1939%和4.4313%。如果C-D生产函数的任意变化都不改变参数性质, 这意味着劳动的产出弹性为b=1-α=0.5866, 而资本的产出弹性为α=0.4134。这说明了过去30余年经济增长中, 相对于资本投入而言, 产出增长对劳动力投入更为敏感。2011年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折点, 经济增长在未来20年将进入“负人口红利”期。因此, 到底是投资增长过快引致资本边际生产力下降还是人口红利消失会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更大冲击, 是另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利用方程 (9) 可计算我国1953~2011年的技术进步率, 结果如图2所示。从技术进步变动趋势来看, 其结论和大多数研究基本一致。改革开放前, 技术进步率波动较大, 一直处于极不稳定的增长状态。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技术进步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在1989~1991年的经济改革僵持阶段, 技术进步率出现改革后的低估, 甚至在1990年为负值, 说明技术进步增长受外部冲击影响较大。2003年以后, 技术进步加速增长并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前达到顶峰, 说明中国加入WTO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对中国技术进步有着很大的影响。

由回归得到的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b=0.5866可计算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进一步的可计算出不含技术进步的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劳动力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不含技术进步的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将中国经济增长分为改革前后两个阶段, 1953~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技术进步率、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含技术进步的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具体计算结果见表1。

%

除掉数据波动异常的1960年, 改革开放前 (1953~1978年) 技术进步年均增长速度修正为-0.08%,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61%。由于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有过三次大规模的技术设备引进 (10) , 并且确实对中国重工业发展起到了明显效果, 建立了工业化的初步经济基础, 这里得到了与大多数研究认为技术进步对改革开放前经济增长无贡献相反的结论是不足为奇的 (11) 。陈慧琴 (1981) (12) 还指出, 我国在引进技术与设备的同时, 在科研、设计、施工以及管理等各个环节全面进行了学习和技术培训, 引进技术得到较快掌握、消化、发展、创新, 使中国技术水平由解放前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半个世纪, 提高到40年代的水平。

改革开放后的1979~2011年, 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为4.43%, 对经济增长贡献了44.35%。这说明, 蕴含在资本中的技术进步是中国过去30余年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只不过, 以往研究过于关注资本的高投入, 而忽略了资本中蕴含的大量技术进步。只有当新投入资本中包含更高的技术水平时, 产出才能以更快速度增长。郑玉歆 (2007) 还指出, 中国近年来在基础设施上的大量投资是导致投资率攀升的重要原因。因此, 以增长要素分解法核算测度技术进步时, 资本存量中包含了大量的非生产性投资, 这也是资本的贡献被夸大的重要原因之一。用产出/投资比和劳动/投资比测度技术进步, 除了认识到技术进步蕴含在资本投入中这一重要事实外, 还避免了这种夸大事实的可能。

与发达国家不同, 中国的技术进步主要蕴含在资本投入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起点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典型的“赶超国家”不同。这些国家都是在19世纪中后期开始经济起飞, 其中美国在1839年开始赶超英国, 德国在1870年开始赶超美国, 日本在1885年开始赶超德国, 处于以蒸汽和电气为代表的前两次工业革命时期。而中国在1978年开始经济腾飞时, 第三次工业革命已开始30余年, 全世界经济已经进入科技时代,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已经形成。因此, 中国无论是从国外引进的技术设备还是本土生产的机器, 其中无不蕴含着当时的先进技术。这意味着生产要素本身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而西方主流经济增长理论显然没有着重关注这一事实。因为现阶段的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经济增长的中后期, 这些国家要依靠不断的技术研发取得技术进步,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不过, Szirmai (2001) 、Pakko (2002) 等人的研究依然证明了这些国家的资本投入中蕴含着大量的技术进步, 并能解释大部分的经济增长。

4 结束语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改革开放以来, 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超过50%。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达到了更高的技术水平, 而是资本投入中蕴含着大量技术进步。改革开放前后技术进步率的差异主要来自资本投入中蕴含的技术进步数量和质量上的不同。并且, 由于改革前更多的资本投入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而不是生产社会产品。因此, 资本投入中的“纯资本”成分更多, 而技术进步成分更少, 技术进步率因此更缓慢。而在改革开放后, 中国开始引进国外大批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使得这些资本投入中蕴含着发达国家大量的先进技术, 因此, 蕴含技术进步的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更为明显。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统计测算 第7篇

宏观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一国(地区)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总量或人均产量的上升，其引起经济增长的源泉可主要归结为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分为以劳动和资本投入量增加所引起的外延增长部分(粗放型增长)和由技术进步所引致的内涵增长部分(集约型增长)。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比例大多都在50%～80%，技术进步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浙江作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组成部分，近20年来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6.7%，其发展势头令人振奋，那么，在浙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技术进步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对不同发展阶段的贡献率又是多少呢?本文拟就该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二、传统技术进步的测算方法

1957年，索洛(Solow)利用总量生产函数，提出了测算技术进步的“余值法”，其在中性技术进步的假设下，导出一般形式生产函数的增长速度方程，由于此法将技术进步率作为“余值”来考虑，因此通常称为“余值法”。此后，在“余值法”的基础上，一些学者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对技术进步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的作用进行更细致的分解，以便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因素有更深入的认识这一方向发展，而并没有对测算方法从理论上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因此，其方法实际上基本是“余值法”的推广。

我国学者就次问题展开广泛的研究，史清琪等 (1985) 、史清琪和尚勇 (2000) 、李京文和郑友敬 (1989) 、狄昂照 (1997) 等对索洛模型在中国的实际应用都作出了推动性的工作。后来的学者进一步讨论模型使用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杜希双 (1998) 、黄燕 (2001) 等具体研究了索洛模型中变量选取、参数确定等有争议的问题，并试图给出适合我国的解决办法;易纲等 (2003) 讨论了测算新兴经济国家 (地区) 全要素生产率时要注意的特殊问题;郭庆旺和贾俊雪 (2005) ]则利用索洛模型及其他一些方法对我国1979—2004年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并比较了不同估算方法的结果。

国内研究者在技术进步贡献率计算结果上存在明显差异。这一方面是因为对索洛模型中各个参数的估算方式不同，另一方面是因为有些学者对索洛模型的合理性提出疑义。

首先，索洛在推导增长速度方程的时采用了一些苛刻的假设条件，提出这些假设的目的就是使“余值法”中用到的生产函数尽量符合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函数的定义(如成本极小化、产品极大化，完全竞争市场等)。这一假设在西方发达国家也难满足，更不符合我国经济转型的过度时期特征。

其次，中性技术进步的假设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从增长方程可以看出，其假定产出弹性是固定不变的，实际上，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要素的产出弹性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这一隐含假设也是不合理的。传统索洛余值方的弊端说明需要寻求更科学合理的度量方法。

三、非参数Malmquist方法

1、基本原理

在本文的分析中，首先运用费尔(Fare)等人(1994)提出的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来估计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状况。使用Malmquist指数分析法，不但可以分析不同时期决策单元的效率演化，而且可以将Malmquist指数分解为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变化率，以找出它们各自的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技术效率指某个经济体实际所处的生产曲线同技术前沿之间的距离，越接近技术前沿，说明效率越高。在实践中，技术效率最主要的表征为X效率和配置效率。技术前沿指在现有技术水平下，所能够实现的最大可能产出。显而易见，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向技术前沿的逼近，后者指技术前沿的外移。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主要具有三个方面的优点：(1)不需要相关的价格信息和经济均衡假设，从而避免了较强的理论假设约束。这对实证分析特别重要，因为，一般情况下，相关投入和产出的数量数据比较容易得到，而要素价格等信息的获取通常比较困难，有时甚至不可能。(2)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通过分解，可以更加详细地了解提高综合生产率的源泉，避免对于效率的变化只归因于某一个指数，而忽视另一个指数的作用。因此，在本文的分析中，运用基于D E 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来估计浙江省技术进步率的变动状况。

2、数据处理

众多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的不同是导致研究结果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分析所使用的基本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1950-1995》和《中国统计年鉴》(1980-2004年)、《浙江省统计年鉴》(1 9 8 0-2005年)。

(1) 资本存量的估算

测算资本存量一般采用戈德史密斯于1951年所开创，现在被OECD国家广泛运用的永续盘存法，基本公式为

其中Kt代表t年的资本存量, It代表固定资产投资, Pt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为折旧。由 (1) 式可见, 资本存量既与每年的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有关, 又要考虑以往资本存量的折旧因素, 是一个逐年累积的过程。《中国统计年鉴》中关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较完整的数据是从1980年开始的, 因此本文将基期确定为1980年, 并将不变价格设定为1 9 8年价格。对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张军和章元 (2003) 根据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基本相同的波动规律, 直接以前者代替后者指数进行测算, 本文可在其基础上推算出以1980年为基础的各样本年度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至于资本折旧水平, 理论界的认识比较一致, 无论根据统计年鉴上列出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 还是根据浙江省实际情况进行的判断, 基本都以5%作为折旧水平进行估算 (王小鲁, 樊纲, 2000;郭庆旺, 贾俊雪, 2004) 。本文也采用这一数据。

(2) 劳动力估算

劳动投入量包括就业人数、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劳动质量等方面的内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工资报酬能够比较合理地反映劳动投入的变化。在我国，由于分配体制不合理和缺乏市场机制的调节，使得劳动收入难以准确地反映劳动投入的变化。从较长的时间看，由于社会的发展、科技水平进步、劳动者教育水平的提高，劳动质量是有所提高的;由于社会文明的进步，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一般又会减少，两者相抵，用劳动者人数代替劳动投入量的变动，误差估计不会很大。因此，在度量时采用年末从业人数来代替劳动投入量。

(3) 产出水平

目前，国内学者大都选择工业增加值和工业净产值作为产出的指标，工业增加值与总产出比较，缺少了中间产品转移价值，而正是由于中间产品价值的重复计算，反映了规模节约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经济效能，所以，用工业增加值代替总产出，改变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功能，是不妥当的。用工业净产值指标代替总产出，有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核算范围不一致，一是价值构成不一致，因而也存在改变TFP指标功能的缺陷，所以本文选择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产出的价值指标。

3、测算结果

为了研究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 F P)的动态变化，并寻求变化的源泉，本文计算了每一年T F P逐年变化的情况。结合相关数据，我们先来考察浙江省经济增长中T F P总体增长趋势。在浙江省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期间，虽然在绝大多数年份里T F P增长始终伴随着总量经济增长进程，但是，TFP增长的速度并没有在总量经济增长进程中出现逐步提升之势。由此可以推出的一个判断是，20世纪90年代的浙江省经济增长中，TFP增长呈现减缓之势，更确切地说，这种减缓之势在90年代后期呈现显著加剧之态势。由此还可以进一步引申出的一个判断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经济的总量增长主要是依靠提高要素积累的速度来推进的，而不是依靠要素效率或要素生产力的改进来推进的。

浙江省TFP增长基本上都是由技术进步所推动的，而不是由技术效率改进所推动的。在1980-2003年期间，技术进步的累积值达到了202.64%，而技术效率改进的累积值却是负的1.16%。由此亦可见在改革开放期间，在浙江省的T F P增长的构成中，技术效率改进并没有得到显著提升，T F P增长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来推动的。本文的结果和张海洋(2005)、赵伟(2005)分别对工业部门和全国范围测算的结果一致，都发现技术进步增长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

此外，单就技术进步这一项而言，本文计算的数字表明，在改革开放期间其增长速度也正趋于下降之势，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的增长速度显著地高于90年代。技术进步增速的这种减缓之势，从另一个角度也为上面所说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TFP增速的减缓提供了合理解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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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对广东省经济增长贡献研究 第8篇

1 测度方法和模型选择

从索洛开创测算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方法后, 国内外众多学者提出了一系列的在假设前提下的测算方法, 主要有索洛增长速度方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C-D 生产函数) 、替代弹性不变的生产函数等。我国为了使各地的测算结果具有可比性, 规定了经济增长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定量测算方法, 将“增长速度方程法”作为最主要测算方法加以推广。

1.1 模型及变量的选择

1928年美国数学家Cobb和经济学家Douglas提出了描述资本和劳动投入量与产出量之间关系的方法, 就成为了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基本方法, 简称为C-D生产函数。1942 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荷兰经济学家Jan Tinbergen认为C-D生产函数中反映技术对经济贡献的A 是随着时间呈指数变化的, 将C-D生产函数改成:

Y = AertKαLβ

式中:A为初始科技水平;t表示时间;ert称作广义科技进步因素, 是考虑了引入时间因素后, 广义科技进步对产出的影响作用。

1.2 索罗增长速度方程

1957年由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利用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生产函数提出的, 用“余值法”测算技术进步。索洛余值法也称为“增长速度方程”, 也是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上, 只是没有对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做出任何假设。他把生产函数写成一般形式为:

Y=F (K、L、T)

式中:资本投入量K、劳动投入量L、产出量Y、t表示时间, F为K、L、Y之间的函数关系。

对改进的生产函数两边取对数, 并进行微分得:

Y/Y= r△t +α△K/K+β△L/L

取时间增量△t=1, 两边的△Y/Y, △K/K, △L/L即为y、k、l的相对增量, 则得到增长速度方程:

y = r +αk +βl

其中y为产出的年增长速度, r为技术进步的年增长速度, k为资金的年增长速度, l为劳动的年增长速度, α为资金弹性系数, β为劳动弹性系数。

1.3 劳动和资本弹性系数α、β的确定

假设规模报酬不变, 即α+β=l 。对改进的生产函数取对数, 并移项可得:

Ln (Y/L) = lnA + rt +αln (K/L)

通过最小二乘法 (OLS) , 估算出α和β。

1.4 投入要素的经济增长贡献率

由增长速度方程可得到 :

1= r/y + αk/y + βl/y

设Er= r/y;EK =αk/y;EL=βl/y

其中Er、EK、EL分别表示技术进步、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

2 广东省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2.1 数据的选用和处理

根据公式需要, 选择1978年的数据为基期数据, 将数据时间序列确定为1978-2008年。

2.1.1 产出量 (Y) 指标

衡量国民经济整体产出增长率的指标应该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本文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 基础数据取自广东省统计年鉴2009, 并按不变价格进行换算。

2.1.2 劳动投入量 (L) 指标

目前, 劳动投入量采用全社会从业人数最为合理。为了提高数据的稳定性, 提高测算的准确性, 全社会从业人数这一项数据取平均值, 具体做法是:基年和末年数据保持不变, 其余数据是本身及前后相邻两年数据三者之间的平均值获取。

2.1.3 资本投入量 (K) 指标

资本投入量即资本存量, 这一指标的确定, 不同的专家学者各自采用不同的思路和方法, 导致所测算出的结果相互之间差异很大。目前已被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普遍采用的测算资本存量的方法是戈登-史密斯在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

本文中对资本存量没有进行直接的测算, 1978-2000年数据来源于文献5, 2001-2005年数据由上海财经大学的张学良博士按照张军等的方法更新。2006-2008年数据是作者通过滑动平均取得。

2.2 模型回归

借助于Eviews6.0软件对基础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得出的方程为:

在方程检验过程中, 残差能够通过正态分布检验, 但是在进行自相关检验和异方差检验时无法获得通过, 需要对模型进行修正。

2.3 修正模型

模型引入 AR (1) 消除一阶序列相关得 :

2.4 统计意义检验

经检验, 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查表可知 F检验显著通过, 拟合度达到0.999015。C, T, LN (K/L) , AR (1) 的T检验都显著通过。用德宾·沃特森检验法检验自相关, 在 0.05显著水平下, 模型无序列自相关。在经检验0.05的显著性水平下, 接受不存在异方差的原假设。

2.5 回归方程以及α和β的确定

回归方程:LN (Y/L) = -0.8441 + 0.0268T + 0.6715LN (K/L) + 0.8241AR (1)

将求得的参数:α=0.6715, β=0.3285, r=0.0268及A代入原生产函数方程可得:

Y=-0.8441e0.0268tK0.6715L0.3285

其中:α=0.6715, 表示广东省资本投入增长1%可以带来广东省生产总值0.6715%的增长。β=0.3285, 表示广东省劳动投入增长1%可以带来广东省生产总值0.3285%的增长。r=0.0268, 表示广东省技术进步的年增长速度为0.0268% 。

3 技术进步对广东省经济增长贡献的分析

3.1 测算周期的动态状况

结果表明, 从 1978-2008年间广东省经济增长因素中, 资本投入增加对总产出的贡献率明显高于劳动贡献率和技术进步贡献率。在给出的连续 30年的样本数据中, 资本贡献率高超过60%的年份有22年, 资本贡献率高达到70%的有17年。由此可见, 资本投入仍然是广东省目前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

图1表明,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的不稳定, 波动性较大。最高值为1980年的51.07%, 其次是1987年的50.06%, 最低值为1987年的-25.57%, 2005年广东省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72%。从这30年的数据来看, 当产出增长出现明显减缓, 此时技术进步出现负增长越明显, 如1983年产出增长率从1982年的10.69%下降到6.76%, 1989年产出增长率从1988年的13.64%下降到6.69%, 2005年产出增长从2004年的15.85%下降到9.03%。

如此大的波动性, 与广东省作为全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地带和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密切相关。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初期, 广东省先行一步、率先实践, 同时中国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中有三个就在广东。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广东省迎来了新一轮大发展, 发展经济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 追加资本投资的形势一直没有改变, 而且广东省是中国改革开放、对外联系的窗口, 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形势, 经济发展增长面临着种种挑战, 经济体现出明显的波动。

3.2 阶段发展状况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伴随着相应的投入而发生的, 而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阶段性。因此, 以年为时间段来计算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必然随经济发展的稳定程度有着自身波动的态势。

从结果来看, 邓小平南巡讲话前, 广东省经济发展的资本贡献率占到70%以上, 劳动力贡献率所占比重较小, 但是这个时期技术进步的贡献却超过20%。1992年, 广东省进一步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向纵深发展。此时资本投资效益占据经济发展效益的大部分, 劳动力和技术比较快, 进步贡献率下降比较明显。2002年, 广东省努力调整经济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 资本投资所占的份额下降了14%, 这个时期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和科学技术的需求增加, 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上升比较迅速, 劳动力贡献率的上升幅度超过了6%, 技术进步贡献率的上升幅度超过了8%。

4 广东省加快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通过上述的实证测算研究可以发现, 自从2002年以来, 资本的投入在广东省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持续下降, 而科技进步的作用日益加强。尽管如此, 广东省技术进步所占的比例仍然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80%的水平。因此, 在今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广东省要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营造良好的技术进步环境, 努力使经济走出于高投入、高消耗的老路子。

4.1 加大科技投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从理论上分析, 经济增长是科技进步的物质基础, 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 科技进步不仅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还能起到延长经济周期上升期、缩短下降期、减少小波动幅度的作用。

数据来源:广东省科学技术厅统计数据。

广东省科技活动经费的支出情况也是以企业为主体, 2008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中企业支出总额占92.8%, 而科研院所占2.4%, 而高等院校支出为20.49亿元, 仅占4.3%, 其它方面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仅占0.4%。从表2、3可见, 广东省科研创新能力在提高, 但是按国际组织的评价仍属于缺乏创新能力的地区。

4.2 健全人才机制、注重科技人才培养

从2005年开始, 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数量稳步上升, 在全国各省市排名中, 位居前列, 从2005年次于江苏位居第二位, 2006年的第三, 到2007、2008年的第一位, 但是每百万人中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比例不高, 2006年位居全国第六。2004 年全省技能人才队伍的高级工以上技能人才所占比例为4.78%, 与发达国家占35%的比例相距甚远。人力资源过分集中并流向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 而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则存在人力资源的不足和流出。人才的缺乏会大大限制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科研人员要对社会需求有足够的了解, 产品要适应市场的需求。在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同时, 也要提高普通工人的技术水平。

4.3 加快科技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近三十年来, 广东省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珠江三角洲一枝独秀, 粤北、粤东、粤西奋起直追”的区域发展格局。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相比, 粤北、粤东、粤西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差距。从区域发展考虑, 应该认识到广东省东西两翼以及北部山区发展落后的现状, 充分挖掘各自的潜力, 推动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源的空间转移, 充分利用其靠近珠三角的区位优势, 改善投资软硬件, 提供良好的配套设施, 将其打造成珠三角的后花园。

4.4 关注国际形势、合理制定科技政策

根据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形势, 全面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动向, 及时制定符合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政策, 以技术进步为主导推动广东省经济社会走内涵型、集约型的发展道路。

5 结论

虽然资本投资在广东省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较大, 技术进步贡献的作用也没有呈现规律性的增长态势, 但是从总的趋势来看, 目前已经出现了转变的迹象, 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提高的重要保障, 而技术进步是使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 也是影响和决定经济效率的关键和核心因素。同时, 所采用的广义技术进步, 也包括了不可预测的政治因素和自然条件的影响, 这些不确定因素造成了测算得出的结果具有较大波动性。本文仅是对广东省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初步测算, 深入的、精确的研究工作有待进一步探讨。

摘要：广东省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最早的地区, 也是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前沿地带, 技术进步在广东省经济增长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采用基于改进的C-D函数, 运用索罗余值法对广东省改革开放后的技术贡献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 广东省技术进步贡献率波动性较大。在此情况下, 提出解决这一难题的对策, 寻找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技术手段和方法, 对促进技术进步、全面推动广东省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技术进步,索罗增长速度方程,贡献率,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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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贡献率 第9篇

一SHOT的创立

技术是社会变迁中一个系统的组成部分,人们逐渐认识到不能站在社会之外去理解技术,历史学家尤其是技术史家已经逐渐认识到文化、政治和经济价值在形成技术创新中的地位。在对技术和文化相互作用方面的理解所做出的较大努力就是对技术进行“语境化”解释。因此,更好地理解技术的过去有助于技术的祛魅,有助于对未来技术的规划,技术史也逐渐为学者所关注。

在20 世纪上半叶,对于技术各方面的探索还没有形成气候。自然科学类的期刊不愿意把评估技术在历史中的地位作为自己的主要目的,工程类出版物的读者更关注技术的设计而非历史,工程类期刊对技术史的零星贡献无法完成对工程与文化之关系的系统性阐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类期刊关注社会学数据、人类学解释、经济学问题、哲学思索或者美学思考要甚于对技术要素的关注［1］。所以,对技术与社会和其他各种文化要素之间的研究还非常欠缺,这种欠缺亟待技术史专业组织和理论研究的传播阵地的建立。

以下三个最为重要的要素促成了SHOT的创立。

1. 俄亥俄州凯斯理工学院( Case Institute ofTechnology) 的工程教育。

工程教育和历史学的联系要追溯到19 世纪晚期的一批自觉的工程教育者。当时,美国工程教育者努力在大学课程中把技术、专业课和通识教育课程结合起来。到20 世纪初,美国工程教育已经完成了学院化的转型,但是工程教育课程存在巨大压力和挑战。首先,如何在已显拥挤的课程中再添加进去不断产生的新技术。其次,工程师为了获得认可、声望和社会地位,他们要将自己与工匠和工人区别开来,所以他们期望学习一些人文学科的知识。最后,人们普遍认为专业人员应该知道自己所在学科领域的背景、历史和传统等。在这种背景下,技术史第一次与工程教育结合起来［2］。

二战后,凯斯理工学院以一种特殊形式展现出对工程教育的重视。1951 年卡内基公司为凯斯理工学院赞助15 万美元用以资助工科大学生通识教育项目,该项目设置了大学二三年级学生修两年“西方文明”课程,该课程更多地关注艺术、技术和科学成就。从事欧洲史研究的克兰兹伯格( MelvinKranzberg) 于1952 年从斯蒂文理工学院( Stevens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调到凯斯理工学院教授“西方文明”［3］。克兰兹伯格加入凯斯之后,他转向技术史的研究和教学,大力推动了凯斯技术史课程的普及。从1961 年秋季,凯斯理工学院开始培养科学技术史专业的研究生,在美国,这是第一次把技术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来进行建设和发展［4］。

2. 专业技术的历史研究和工业博物馆的建立。

在20 世纪20 年代以后,部分学者陆续开始了专业技术的历史研究。第一位美国技术史家厄舍尔( Abbott P. Usher) 于1929 年出版了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机械发明史》。1934 年,美国历史学家芒福德( Lewis Mumford) 的成名作《技术与文明》问世,并很快成为技术史和技术哲学的名著。1948 年,瑞士艺术史学家吉迪恩( Sigfried Giedion) 的《机械化掌控》的出版,成为设计史的奠基之作。也基于此,莫勒拉( Arthur P. Molella) 称厄舍尔、芒福德和吉迪恩为第一代技术史学家［5］。同一时代,还有一些欧洲和美洲的具有开拓精神的学者,比如从事蒸汽轮船历史研究的亨特( Louis Hunter) ,专注于技术在美国历史中的形成作用的布尔斯廷( Daniel Boorstin) 和研究美国早期技术的马克思( Leo Marx) 等。这一批技术史研究的先驱者分布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已经有意识地对专业技术的历史进行梳理,形成了SHOT创立之前技术史研究的独特风景。

20 世纪初期,欧美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期间产生的技术成就引起部分工程师的关注,他们认为有必要收集和梳理这些技术成果,并且建立专门的工程与工业博物馆。工业博物馆开设的目的有三个方面: 一是向民众展示工程师、发明家和科学家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二是为受教育者提供一个更为具体的关于工程和工业方面的展示;三是通过对技术成就的梳理,展示工程技术的历史发展脉络,并激发人们从历史的视角研究工业产品的热情。在20 世纪20 年代,米特曼( Carl W. Mit-man) 和波特( Holbrook Fitz-John Porter) 两位工程师积极向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馆(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高层、政府和投资者推销他们关于建立美国工程与工业博物馆的理念［6］。在他们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一批优秀的博物馆逐渐建立起来,比如纽约科学与工业博物馆( 1936) 、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 1933) 等。

工业博物馆的建立,一大批对工程、工业和技术进行管理的人员参与进来,他们是第一代工程管理者,他们建立的技术史的概念模式集中于技术硬件。典型的具有历史思维的工程师不满足于经济学家、普通历史学家和非工程师人员撰写的技术史,他们开始关注工具和机器部件的进化。由此,也促成了一批工程师进入技术史的研究阵营。

3. 历史学家梅尔文·克兰兹伯格等人的抱负。

SHOT的创立主要源起于美国工程教育学会中的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953 年,由纽约卡内基公司资助美国工程教育学会( American Societyfor Engineering Education,ASEE) 下的人文社科部进行一个关于“人文社会科学对工程课程的阻碍”的调查。调查报告指出,对于工程教育而言,技术史的学习具有特殊的益处和重要性,报告建议鼓励技术史的教学工作。一个由克兰兹伯格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被任命来执行调查报告的汇报任务。委员会很快发现技术史课程在许多学校里只是零星地开设,也没有组织机构和专门的刊物进行技术史的研究。不过,尽管缺少系统的研究成果与方法,但是很多人已经对技术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兴趣［7］。

1957 年6 月17 日,ASEE年会在康奈尔大学召开。趁此机会,克兰兹伯格和宾夕法尼亚科学史教授休斯( Thomas P. Hughes) 、西北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康迪特( Carl Condit) 、麻省理工学院人文学科教授瑞伊( John Rae) 四人前去拜访了科学史学会( 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HSS) 主席盖拉克( HenryGuerlac) 。克兰兹伯格一行四人和盖拉克商讨,希望HSS能够将其研究范围扩展到技术史领域,并且HSS机关刊物ISIS能够开辟一个新的专栏专门用以刊发技术史的论文,以此促进技术史学科的发展［8］。但是,盖拉克拒绝了克兰兹伯格等人的请求,因为科学史关注的是那些“非常重要的思想者即智力突出的人”,而那些喜欢捣鼓小发明的技术人员则不值得考虑［2］。克兰兹伯格等人失望而归,在离开盖拉克家的路上,克兰兹伯格说: “既然HSS不愿意屈尊容纳技术史,ISIS也不愿意刊出任何技术史方面的文章,或许我们应该成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会,这个学会集中于技术史的研究,并且创办我们自己的会刊。”［9］1这个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由此SHOT的创立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在与盖拉克会面后的当天,由克兰兹伯格领头的小组就技术史的研究主题展开了讨论。该小组由1957 年5 月29 日克兰兹伯格邀请的19 位学者组成,他们担任由克兰兹伯格发起的“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的筹备咨询委员会。他们把技术史的研究领域分为五个方面: 技术与科学、技术史与社会、技术与工业、技术与艺术以及技术的过程［10］。克兰兹伯格发现,咨询委员会对创立技术史学会和会刊的热情要甚于创建“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也因此“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此后再无人提及,而技术史学会的创建已经是在弦之箭。

对SHOT的创立起决定性作用的活动是咨询委员会于1958 年1 月30 至31 日在凯斯理工学院举行的会议,会议决定创立SHOT,并组成了由当时杰出的学者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克兰兹伯格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大会确定了SHOT机关刊物名称为“技术与文化”,明确提出T&C的目的是“支持技术发展及其技术、社会和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10］。SHOT于1958 年5 月23 日在俄亥俄州注册成为一个正式的非营利性教育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接收会员。学会的成立采取召开学术会议的形式进行,1958 年6 月16—17 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召开了SHOT和ASEE下的人文社科部的联合会议。由此,SHOT学会创立的标志性活动完成。1958 年12 月29—30 日,学会在华盛顿举行第一次年会,在会议上选举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 W. F. Ogburn) 为第一任主席［11］。

至此,SHOT正式创立,学会首任主席奥格本,副主席戴维·斯坦曼( David B. Steinman) 和林恩·怀特,克兰兹伯格任会刊主编兼学会秘书,秘书处设在凯斯理工学院。学会的常规活动是每年12 月份召开年会,一般情况下年会都是与AAAS和AHA联合举办。

二SHOT的发展

SHOT的发展是与T&C相伴而行的。社会学家沃尔蒂( Rudi Volti) 认为,SHOT在建立之初做出了两项明智选择,一个是将会刊命名为“技术与文化”,另一个就是推选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奥格本担任学会第一任主席［12］。但是,这两方面的发展一开始并非一帆风顺。

在1958 年12 月份的会议上1,马尔特霍夫曾质疑学会刊物“技术与文化”这一刊名,他认为真正实践中的工程师是回避甚至厌恶“文化”这个词的,应该将会刊名称改为“伏尔甘2,技术和技术简史”。一个临时建立起来的特设委员会就此问题展开商讨,认为这个名字是可供选择的,但是,在这个特设委员会对工程师群体进行问卷调查之后得出结论:工程师没有回避文化［10］。可见,会刊取名为 “技术与文化”不是一个草率的选择,它展示了“文化”这个词语定义的宽泛性,也表达了SHOT组织人员认识到技术各个方面关系的复杂性。因为技术是人类最特殊最重要的能力,研究技术如何发展以及技术与其他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1］。

克兰兹伯格认为,学会起始阶段应该在一位杰出学者的带领下才能更顺利地发展,在他的努力下,奥格本被推选为SHOT第一任主席。奥格本一生从事跨学科研究,20 世纪30 年代至50 年代,他引领一大批美国学者展开了发明与社会之关系研究,形成了颇具有影响力的奥格本学派［13］。他担任SHOT首任主席应该最为恰当,不过,非常遗憾的是,奥格本还没正式就职就于1959 年4 月去世,这是学会的一大损失。马尔特霍夫后来分析认为,学会首任主席的年龄选择是有问题的［4］。T&C创刊号上刊登了学会主席奥格本的讣告,与奥格本同样在任期内去世的还有学会首任副主席斯坦曼。5 年后,在T&C第六卷上刊登了SHOT第二任主席厄舍尔的讣告。这对于学会发展来说似乎是不太吉利之事,所幸的是这些看似不好的预兆被第三任执行主席德鲁克( Peter Drucker) 驱逐走了,他带领学会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

T&C后来的顺利发展,得益于它异常开放的视野。在T&C第二卷上就刊出了苏联作家兹瓦里基涅( A. Zvorikine) 的文章。T&C刊出的文章体现了学会和会刊编辑支持技术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例如,2014 年7 月出版的T&C刊出了5 篇学术论文,论文研究的时间段、国家以及作者所在国家见表1。这5 篇论文的研究内容覆盖三个国家,时间跨度400 年,作者来自于三个国家。这反映了T&C编辑的一贯风格,他们一直鼓励不同国家的学者积极投稿。期刊读者通过T&C刊出的论文获取了广泛的技术史知识,直到今天,T&C始终是国际技术史研究交流的最为重要的平台。

学会发展一开始就面临一个关键的论争,即技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是从技术内部来研究技术的产生,还是从技术外部来研究技术的进化? 实际上就是两个视角———技术的和历史的视角问题之争。这场争论演变成后来的技术自主论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分歧。坚持采用历史的视角来分析技术的学者认为,单纯从技术设计本身来研究技术的产生很难解释技术产生的复杂性,应该从技术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去看待技术与社会的复杂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SHOT和T&C在半个世纪的发展中致力于调和这场争论,并且广泛采纳使用不同研究方法的论文,以此来说明这两种研究进路并非完全对立,而且对技术的研究都是必要的。20 世纪80 年代之后,随着社会建构论的兴起,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关注与认可,但是从T&C刊出的文章风格可以看出,对技术的内部和外部研究的两种进路一直是并行不悖的。

学会发展中后期,SHOT和T&C在对待技术案例的选择态度上做出了一个重大转变,那就是不仅要研究成功的技术案例,也要研究失败的技术。失败的技术案例更能揭露出在技术产生的过程中,复杂的、偶然的意外因素如何影响了一项技术的产生。由此,T&C不时刊出一些不同于之前作者习惯选取成功技术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章,比如比格斯( DavidBiggs) 通过分析越南利兹平原上的水利工程建设失败的原因,以此来揭示一项工程的顺利实施不仅仅涉及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还涉及历史与社会环境、当时的政治背景等各种要素,任何一项工程的实施都是多种行动者参与并相互作用的过程［14］。

SHOT建立不久,克兰兹伯格认识到,在冷战的紧张局势下,迫切需要另外一个论坛来集中跨越东西方思想交流的无形屏障,技术史这个新兴学科虽然还不能承担传播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的任务,但是它却是东西方学者能够共同交流的一个理想舞台。于是,在1968 年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巴黎夏季国际会议上,在法国学者多马斯( Maurice Daumas) 、波兰学者奥尔谢夫斯基( Eugene Olszewski) 、苏联学者斯库卡丁( S. J. Schuchardine) 等人的帮助下,克兰兹伯格创建了国际技术史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ICOHTEC ) 。ICOHTEC定期举办年会,并且在1995 年创办了会刊ICON,主要用来刊出年会上讨论的文章和议题。ICOHTEC的学术活动深刻地影响了欧亚地区的技术史研究,在不同学科的专家间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促进了东西方技术史学者的交流与合作。由此,SHOT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愈加深远,技术史学科发展日渐蓬勃。

三SHOT对技术史的贡献

技术史研究的需要推动了SHOT的创建,SHOT建立之后加速了技术研究的发展。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SHOT及其会刊为技术史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促进技术史学科发展与国际影响

大多数学科以及分支学科都是从早期的主流学科中衍生出来的,然后通过更加深入和透彻的研究来展示它们与其他学科的区别与特色。早期SHOT会员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从较为宽广的视角来界定技术史学科,吸引不同领域的学者参与到技术史研究中来。相比较SHOT的包容性,早期HSS则稍显狭隘。

SHOT的创立及其会刊的创办为富有活力的技术史学科提供了一个讨论平台。通过公开的学术讨论,SHOT历史学家们完成了体现本领域基本方法论的经典著作,也明确了该领域一些核心研究问题。早期的技术史与经济史和科学史相联系,后来逐渐与环境史、性别史、商业史和劳工史等相互交叉,技术史的研究主题不断扩大。虽然到目前,在美、英、法、日、中等国家大学和科研院所似乎还没有独立的“技术史系”,但是在SHOT的影响下,技术史研究已经逐渐嵌入到大量的研究项目和大学院系中去了。不管是冠以科学史、科技史还是更加模糊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名称的机构,其中许多都有从事技术史研究的学者。世界范围内数十所大学拥有科技史、科学技术与社会等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计划。毋庸置疑,T&C、SHOT及其年会共同为技术史学科发展提供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通过大量与高层支持者的通信,克兰兹伯格一直竭尽所能推广和宣传SHOT和会刊,提升其声誉,最终使得技术史学科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克兰兹伯格对这一新学科的推动力量也逐渐为广大学者所知晓［15］。大量T&C的作者同时也是SHOT的会员,他们不仅在杂志和学会的年会上不断挖掘新的研究主题,而且服务于学会、评论新书并且为杂志审阅稿件。他们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网对于技术史学术研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9］xvii。

2. T&C和SHOT年会深刻影响国际技术史研究。

T&C和SHOT年会成为技术史研究的风向标。T&C刊出的文章,总体上反映了国际技术史研究的历史走向以及主题变化。T&C是技术史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刊物,它集中于技术与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它涉及主题之广泛,是同类刊物如《社会中的技术》( Technology In Socie-ty) 、《科学技术与人类价值观》( Science,Technology& Human Values) 所无法相比的。在T&C创刊以来的50 多年的时间里,投稿人数连年上升,目前稿件录用率在30% 左右。截止到2009 年7 月,T&C论文引用达到4738 人次［16］。T&C是交叉学科的刊物,主题涉及自然科学、政治学、社会变迁、经济学以及艺术和人文学科。T&C被美国以及美国之外的本领域学者所熟知,为技术史、技术哲学等相关领域提供了大量资料,并成为技术史热门研究话题的首要展示平台。

自从1959 年第一届芝加哥会议以来,SHOT年会在学会领导的精心安排组织下从未间断,并且每届年会都吸引了大量学者参加。会议的主题和T&C刊出的文章一样,基本上反映了当时技术史研究的最新动向,而且这种动向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各地的学者。比如,在过去50 多年里,年会主题和T&C论文反映出技术史研究主要呈现出三个发展阶段: 20 世纪50 年代后期至70 年代,主要讨论发明———发展———创新［8］; 20 世纪80 年代到21 世纪初,随着社会建构论的兴起,技术史研究者开始采用社会学的视角,把技术作为一个系统或者系统中的一个部分来看待,从微观层面上分析技术的产生过程; 近10 年以来,以荷兰屯特大学技术哲学教授维贝克( Peter-Paul Verbeek) 为代表的学者开始思考科学、技术、工程与伦理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技术哲学和技术史最近的一次转向。SHOT的年会和T&C呈现出来的研究阶段的变化对国际学者的影响,从中国科技哲学权威期刊《自然辩证法研究》刊出的文章就可见一斑。据统计,在1994—2003 年的10年期间,《自然辩证法研究》上刊出的关于工程、技术伦理方面的文章有128 篇,而同类文章在2004—2013 年间共刊出351 篇,可见国内学者对技术史的研究动态和SHOT年会主题以及T&C文章动态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一致性。

3. 设立多种奖项和奖学金鼓励学者进行技术史研究

SHOT建立后,为了促进技术史的发展,表彰在技术史研究中取得卓越贡献的学者,并鼓励更多的学者参与到技术史研究中来,SHOT设立了不同种类的奖项和奖学金。学会最早设立的奖项是厄舍尔奖( The Abbot Payson Usher Prize,1961) ,以此纪念SHOT第二任主席厄舍尔并感谢他的《机械发明史》对后来的技术史研究所产生的影响。此后,SHOT相继设立了达·芬奇奖章( The Leonardo da VinciMedal,1962 ) 、埃德尔斯坦奖( The Edelstein Prize,1968) 、罗宾逊奖( The Joan Cahalin Robinson Prize,1980) 、莱文森奖( The Samuel Eleazar and Rose Tar-takow Levinson Prize,1985 ) 、迪布纳奖( The DibnerAward,1985) 、伯纳德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理事奖( The Bernard S. Finn IEEE History Prize,1987) 、哈克奖( The Hacker Prize,1999) 、弗格森奖( The Eu-gene S. Ferguson Prize,2005) ,等等。这些奖项中荣誉最高的是达·芬奇奖章,用于奖励在技术史的研究、教学和出版等方面做出卓越成就的学者。学会奖项的设置,一方面肯定了研究者的杰出成就,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光辉典范; 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激发了学者们对技术主题的研究兴趣。

SHOT设立了三项奖学金,以此来鼓励年轻学者从事技术史研究,奖学金资助的对象覆盖博士、博士后以及未攻读博士学位的学者。为了纪念学会主要创建者克兰兹伯格对SHOT的努力和对技术史学科的贡献,SHOT设立了克兰兹伯格奖学金,用于资助技术史方面博士论文的撰写。此外,还有辛德尔博士后奖学金( The Brooke Hindle Postdoctoral Fel-lowship,1999 ) 、SHOT-NASA奖学金( SHOT-NASAFellowship,2008) ,等等。［17］

技术贡献率 第10篇

【关键词】高新技术；产业；经济增长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提升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按照“有限目标、改进创新、总结重点、形成优势”在原则进行。高新技术产业是一个富有超强生命力与竞争力的增长点。首先，高新技术产业的附加值较高、更新速度快、投资收益高和投资风险较低这样一种产品，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占据很大的优势；其次，高新技术产业也有效的提员工的劳动生产率；最后，高新技术产业的出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改变了传统的技术面貌，也带动了一些新企业的发展。因此，高新技术产业对我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高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意义

当今的社会经济在不断的变化，高新技术产业的出现已经成为了推动世纪经济增长的重要技术。高新技术对于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都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一个国家的发展的规模与发展水平都和高新技术产业有着重要的关系，高新技术产业甚至决定着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

1.高新技术意义

高新技术产业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在各地区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高新技术是不仅仅是将高技术与新技术结合起来，从而体现出一种高技术与新技术的“高”与“新”的统一，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一项顶端新技术。高新技术强调的是我国各地区的新技术，它具有超强的商品化能力与经济效益的实用技术。高新技术是一种知识与技术密集度非常高，可以使产业快速发展，从而提高产业的生产高新技术产品。我国在使用高新时时采取了较为宽广的技术领域，在一些传统产业上进行创新、应用，使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2.高新技术产业的特征

高新技术是人们通过不断的研究总结出来的搞科学、高智慧和高技术的结晶，它反映出人们生产活动以及管理的最高水平。一些国内外的专业学者通过不断角度对高新技术进行了分析，有以下几种：（1）高智力：高智力是高新技术的主要特点，同时它也决定了技术产业的成长；（2）高创新：它是产品的原动力，是技术产业核心内容。将原有技术进行叠加，通过不断的研究形成高新技术；（3）高投入：在研究高新技术时投入了大量的技术、资金与人才，从而使高新技术快速发展；（4）高风险：高新技术本身就具有超强的先进性与超前性，但是高新技术还有存在着一定的缺点就是生命周期较短、更新速度快，从而加了市场在使用过程中的风险：（5）高效益：从经济学上来讲，高新技术的高效益与高风险的成正比的，虽然它具有高风险但是它的收益也是极高的。同时，在使用过程中还要具有对市场需求规模、产业状况、技术成熟度等，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才能更好的促进经济发展。

三、高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作用

只要有不断的创新理念才能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通过经济周期的变动而实现的。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高智力、高创新与高效益的特点，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变量关系

高新技术产业是一个高智力、高效益与高创新的技术产业，高新技术具有横向扩散与纵向发展的特点。首先，通过我国工业技术不断的研究，从而提高经济发展。高新技术在技术生产在过程中会投入许多顶端的科技领域，通过研究将这些新进技术与高新技术结合，从而改变产业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等问题，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其次，高新技术产业可以促进我国的产业的创新，同时也完善了我国的传统产业，在这个竞争激励的竞争市场上保留一席之地。最后，高新技术自身就带有较高的生产效率，通过不断的创新，将传统技术进行不断的完善，提高技术自身结构，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2.数据的选取的贡献

各地区在开展高新技术产业工作时，需要根据相关理论对当前经济状况进行研究，选取合理相关数据，从而提高我国综合实力。高新技术产业对我国工业环境、结构、资金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可以增加社会的经济效益，提高高新技术对工业环境结构的贡献。在使用高新技术时，要选取使用的工业环境，比如说密集度较高的技术结构，从而增加其生产效率，为我国的经济市场做出巨大的贡献。

四、总结

随着世界经济市场竞争激烈，我国有很多地区都在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并在取得了良好效果。通过对高新技术产业不断的研究，可以提高我国各地区的整体经济实力，使更好的发展下去。高新技术产业的可有效的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国内外的学者也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王敏晰.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启示[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04：54-57.

[2]葛磊，程琪.高新技术产业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J].科技和产业，2014，08：61-66.

[3]朱云鹃，涂敏，陈晓艳.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3，09：912-915.

[4]张泽，周脉伏.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01：70-75.

技术贡献率 第11篇

世界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经济的来临使国家和企业的竞争都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新变化。宏观来看, 无论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还是新兴工业化因家, 都在谋求以新技术为支撑的国家竞争优势;微观来看, 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多地体现在他们创造和运用知识、技术的能力的竞争。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除了传统的资本和劳动力外, 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推动作用。世界各国, 尤其是发达国家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国民经济增长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美、法、英、德等发达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高达70%~89%, 而我国1979年~2000年, 这一贡献率年平均仅为30%。

从宁波地区近年来的科技开发和应用情况来看, 宁波市根据自身的特征, 大力实施科教强市“一号工程”, 重点以发展高新技术企业为龙头, 来带动科技研发和科研成果转化, 从数量上看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截至2004年底, 全市累计市级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45家, 2004年新增市级高新技术企业57家, 比2003年多增14家;新增省级高新技术企业49家, 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累计已达237家;新增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15家, 比2003年多增6家,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了53家。有7家高新技术企业在内陆、香港股票市场成功上市。同时, 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利税不断增长, 2004年, 我市高新技术企业在宏观调控形势下仍保持高速发展, 全市高新技术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447.2亿元, 比上年增长36.3%;实现销售收入384.5亿元, 比上年增长32.9%。其中, 2004年总销售收入超亿元的企业达88家, 比2003年增加了12家, 超亿元高新技术企业总销售收入达315.3亿元, 占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收入的82.0%;超2亿元的企业有40家, 超5亿元的企业有7家, 10亿元以上的企业有2家。53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04年实现产值、销售、利税和创汇分别达到292.3亿元、240.5亿元、31.2亿元和6.1亿美元, 分别占245家高新技术企业的65.3%、62.5%、52.6%和35.3%。与此同时, 2004年全市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经费总支出为19.9亿元, 占高新技术企业总销售收入的5.2%, 比上年提高了0.1个百分点;在科技活动经费投入增长的同时, 我市R&D活动人员也保持着稳定增长。2004年, 全市高新技术企业中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员共有9384人, 比上年增多760人。 (以上数据来源于宁波市科技局统计年报)

当然,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以及产值、利税的增长既有企业投入资本和劳动的结果, 也有企业科技开发和投入的结果。如何精确地考察, 在高新技术企业增长过程中资本、劳动力特别是科技投入的贡献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为高新技术企业自身今后发展提供决策基础, 也为揭示宁波市科技产业化的现状和内在规律, 制定下一步的整体科技投入、产业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数据参考。

二、宁波高新技术企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

测算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关键是测算模型的选定和各经济量的最佳选择。在研究宁波高新技术企业科技进步在其经济增长中作用大小即科技进步贡献率时, 一定要注意经济模型的适用性, 在进行经济量选择时, 要特别注意理论上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实践中的可操作性, 力求科学、准确、方便和实用地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大小。下面我们从模型的选取开始参照前人的测算方法对宁波高新技术企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测算。

在导致总产值增长的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三个因素中, 在分别测算劳动增长率和资金的增长的基础上, 采用两种指标作为参数;测算出在高新技术企业2001年~2004年间的增长中, 由技术进步创造的贡献43.55% (2002~2001) , 20.53% (2003~2002) , 6.55% (2004~2003) , 三年平均科技进步贡献率为23.54%。

三、宁波高新技术企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评价和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对策

1. 宁波高新技术企业科技贡献率的分析、比较和评价

(1) 宁波高新技术企业的科技贡献率测算结果的分析:

从测算结果可以看出, 2001年~2004各年间, 宁波高新技术企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技术进步创造的贡献43.55% (2002~2001) , 20.53% (2003~2002) , 6.55% (2004~2003) , 三年平均科技进步贡献率为23.54%。

从测算过程可以看出, 2001-2004年间宁波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值增长, 除了2001年~2002这一年, 有超过一半来自科技进步贡献之外, 其余两年多来自于资本和劳动的贡献率。 (当然, 我们不能仅仅根据上述测算的结果单纯判断宁波高新技术企业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变现为下降。根据前面数据, 这是因为宁波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2002年开始大量增长, 按照一般的规律, 新成立的企业总是以资金和劳动这两个因素作为产出的主要推动因素, 技术进步在短期内很难得到完全体现。这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跟踪调查和研究) 。

和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贡献率相比, 我们测算出来的结果表明, 作为我国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中的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宁波市, 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还显得相对较低, 距离国外50年代的科技进步贡献水平差距仍然很大。其实这在微观上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整体上还是建立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上, 造成资源利用水平低, 浪费严重。据统计, 我国万元产值能耗分别是日本的26倍、美国的3倍、韩国的5倍;万元产值钢耗率分别是日本的27倍、美国的8倍。而我国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致使相当一部分增长成为无效增长。从这一点看, 宁波要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 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显得十分重要。

(2) 和国内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的比较:从国内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来看, 根据史清琪、秦宝庭、陈警同志于1985年测算, 1965年~1982年, 全国技术进步对工业产值的平均贡献率为20%, 最高的是上海为34%;另从沈思、施亚苹、宋艳涛、吕婷婷等研究结论来看, 从1990年~2000年间, 全国工业企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平均水平大约在30%左右, 其中广东省和北京市的科技贡献率超过了40%。和以上数据相比较, 宁波高新技术企业近4年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全国水平相对持平, 但是和广东、上海相比较, 还有所差距。

2. 提高宁波高新技术企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对策

如何使宁波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的生产力作用, 以经济优势带动科技进步, 以科技进步巩固经济优势,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抓起:

(1) 明确高新科技进步的方向和重点

科技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所在, 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因而对产业升级, 企业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高新技术产业能够提供高技术、高性能的产品和服务, 从而突破现有的需求约束, 创造出新的需求, 带动经济增长;同时高新技术产业又具有极强的渗透性, 通过对传统产业及其生产要素进行科学、合理、高效地改造、重组, 促使其更新换代, 使之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高的效益。宁波市在制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时必须与自己的发展现状相结合。一方面, 要发挥高新技术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力, 利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把高新技术在传统产业改造中的实际应用作为主战场。另一方面, 要不失时机地加速发展有市场需求和前景的高新科技产业, 带动和促进新兴产业的崛起。借鉴其他先进省市的经验, 宁波市高新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向和重点内容如下:

首先, 要抓好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高新技术产业建设。重点行业有电器机械及模具制造业、电子及通讯服务制造业、特种车辆及改装汽车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新兴合成材料制造业等。力图使这五个高新技术行业的产值就占全市高新术产业产值的70%以上。

其次, 要抓好高新区的发展。近两年来, 宁波高新区快速发展, 开发区工业企业产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10.5%。今后, 要继续把加快高新区建设作为牵动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龙头任务摆在首要位置, 切实落实高新区经济管理权限和相关政策, 把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成为聚集创新人才的载体、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孵化基地以及改造传统产业的辐射源。有条件的高新区还要探索市场化的发展模式, 面向社会筹集建设资金。

第三, 巩固建设一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 抓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创汇。2000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创汇为40亿美元, 虽然增幅达到20.6%, 但仅占全省出口总额的5.4%。大力引进和实施市场在外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型的高新技术项目, 开展计算机软件开发“外包”业务, 扩大软件产品的出口规模, 同时抓好高新技术产品的标准化和国际化认证, 重点抓好机电产品的国际质量认证。

(2) 建立科技创新的动力机制

要调整科研机构的所有制结构, 使之由过去单一的政府办科研, 调整为政府、社会、企业等各方面力量办科研。把科研机构逐步由事业法人变为企业法人, 并逐步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决策机制, 自负盈亏的经营机制, 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 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及内部监督机制, 增加技术创新活力。

第一, 把科研机构推向市场。市场需要是技术创新的第一动力源。从发展趋势看, 国际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市场对产品的性能、质量、品牌等要求也越来越高。科研单位对所承担的科研任务要从符合市场经济规律、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实际出发。引进现代化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以及服务体系, 加强应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

第二, 重视发挥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关键作用。企业家具有远见卓识、敢冒风险、积极进取的人格特征, 对于某些技术经济现象的好奇心以及寻找市场利润的渴望, 都会激励企业家实施创新行为。

第三, 敢于给突出贡献者以重奖。对在科技创新中做出重大贡献的科技人员及其组织者给予重奖, 调动科技人员和优秀管理者的积极性, 真正体现知识的价值, 促进科研人员积极地投入经济建设主战场。不断开发研究出有竞争能力的产品。

(3) 建立科研经费保障机制和人力资本投资

经济落后归根到底是科技落后。而科技落后与多年来科技投入少有直接联系。因此, 建立经费保障机制是非常重要的。科技创新包括技术科研攻关、新产品设计、技术改造、设备更新, 具有投资多、风险大的特点, 因此, 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各级党政领导的思想, 树立科技投入是战略性投入的意识, 逐步形成以政府投入为引导, 企业投入为主体, 银行贷款为支撑, 风险投资做后盾、社会融资为补充的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的科技投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