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调查

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调查（精选10篇）

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调查 第1篇

进入新世纪之后, 农民工群体本身开始经历代际更替的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走上了历史舞台, 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 在全国1.45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 新生代农民工大约占到60%, 数量约为1亿, 规模十分庞大。数据显示, 河南省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已经达到了65%, 人数约为2600万。

本研究数据为大学生科研立项对新乡市的农民工随机问卷调查和访谈所得, 本次调查主要以新乡市牧野区、卫滨区、长垣县、辉县等务工的农民工为分析单位,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涵盖制造、建筑、交通运输、仓储、餐饮、批发零售等不同行业中的农民工, 并发放500份问卷, 收回482份问卷, 其中符合条件的问卷465份, 问卷收回率93%。本文以1980年作为划分两代农民工的依据, 其中新生代农民工人数为224, 在所有有效调查问卷的比例为48.17%, 第一代农民工占总人数的51.83%。

一、农民工的现状分析

(一) 农民工市民化的配套制度不完善

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等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有重要影响, 但当前农民工市民化急需的诸多配套制度供给不力乃至缺失, 从而导致农民工市民化陷入“进入难”“融合难”的困境。户籍制度的羁绊是一种不平等的身份制度, 也是造成农民工不能平等享受城镇公共服务的最大障碍。

(二) 居住环境差, 住房保障低

根据调查显示, 住集体宿舍仍然是新乡市农民工居住的最主要方式。住集体宿舍占46.8%, 个人或家庭单独租房占22.51%, 与他人合租占15.86%, 自己购买房屋仅占9.97%。很多农民工住在工棚、板房、地下室和棚户区, 居住条件恶劣。而住房保障中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公共租赁房等政策对农民工开放程度不高, 而农民工的住房补助也很少。

(三) 农民工子女教育难

在日常消费中, 新乡市农民工每月支出的最大项目依次是饮食费用29.16%、寄钱回家养家22.76%、住宿费用17.9%和子女教育费用16.9%, 在子女教育的调查中, 约三成农民工没有子女, 剩下接近七成的农民工要负担子女的抚养、教育费用, 其中大多数的子女在老家的学校接受教育, 23%的被调查者表示“城里的学校要收取高额的借读费或者择校费”是子女入城上学的主要障碍。

(四) 农民工社会保障较低

在关于保险的调查问题中, “未参加任何保险”的人占到了25.54%, 其他购买保险依次为工伤保险21.43%、城镇职工养老保险17.14%、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15.36%。结果显示除了工伤保险的比例略高之外, 其他参加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险比例都没有超过20%。

二、农民工市民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一) 有利于缓解用工荒问题,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近年来东南沿海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地区部分产业呈现疲软态势, 发生了劳动力回流现象, 很多农民工在春节返乡之后不再回到原打工城市而选择回乡发展, 使得部分地区出现了用工荒的现象。而市民化的农民工流动性大大降低, 具有相对高的稳定性。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发展的同时, 推动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居民生活水平以及消费水平的提高, 对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优化升级, 他们将成为产业优化升级的积极助力。

(二) 有利于扩大城市规模, 助力经济发展

刘世锦等学者在2010年提出建立农民工、农村居民以及城市居民的理论基础, 试验并证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可以通过扩大城市的规模、缩小城市的差距以及增加城市人力资本的积累等措施促进我国经济实现经济增长的更高水平, 而且应用等CGE等模型研究发现:每年市民化程度增加1000万人就会促进经济增长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董延芳等学者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 对两代农民工进行流动打算的实证分析, 研究表明:现阶段, 只有推动我国中西部的中小城市的城镇化发展, 对农民工市民化进行大力的推进改革, 才能确保我国微观个体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双赢。

三、推进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研究

(一) 完善与户籍制度相挂钩, 与农民工现实工作和居住地相协调的公共服务体系

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目前户籍制度改革工作最重要的要遵循规律、因势利导、统筹配套、有序推进, 由各地因地制宜研究制定差别化的落户政策和实施方案。

(二) 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创造平等的就业机会

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制度, 推行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 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 严厉禁止克扣, 拖欠工资行为。

(三) 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提升农民工职业竞争力

政府提供资金, 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 实现输入地和输出地政府的双向联合。农民工个人应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 实现自我学习, 提高自身竞争力。

农民工市民化是难题、挑战与机遇并存。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民工市民化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 必须实事求是、切实可行地确定目标, 不能急于求成, 遵循客观规律, 因势利导, 顺势而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这个问题, 将会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突破点。

摘要：尽管改革开放以来, 大量农民工潮水般的涌向城市, 从事第二、三产业, 寻求生存与发展。经过对新乡市及周边地区的调查, 我们发现农民工群体的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举步维艰。他们在城市处于边缘化或底层地位, 这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城镇化发展的巨大瓶颈, 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与进步。

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调查 第2篇

对××市农民市民化与文明城镇建设的调查2007-02-10 16:50:07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加快城镇化进程”，实现“城镇人口比重的较大幅度提高。”处于××××的××市，认真贯彻落实市委二届三次全委会精神，统一思想、加强领导，把推进城镇化作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建设具有××万城镇人口现代化山水园林大城市的重大战略，把农民市民化和文明城镇建设作为加快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措施。

一、关于农民市民化与文明城镇建设的理论依据

（一）农民市民化与文明城镇建设

所谓农民市民化，指的是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借助于工业化的推动，让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活动，由分散的乡村向城市转移，进入城市非农产业，其身份、地位、价值观及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等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社会过程。文明城镇建设，主要是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为核心，以创造优美环境、维护优良秩序、提供优质服务、丰富文化生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内容，努力提高市民素质、城市文明程度和群众生活质量，打造先进城（镇）市文化的过程。

（二）农民市民化与文明城镇建设是辩证统一的

文明城镇包含两个要件：即优美的城市环境和文明的生活秩序。优美的城市环境是文明城镇的物质基础，又需要良好的城市意识和文明素质与之协调。城镇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农民市民化。

根据世界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规律，我国城镇化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大量农民“洗脚进城”了，可精神上却并未脱贫，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仍保留着落后的传统习俗。因此，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对推动文明城镇建设至关重要。农民进城后，面对全新的生产生活环境，要尽快融入城市生活，必然会自觉改变诸如乱吐口痰、乱丢垃圾等很多不良习惯，所以较高的城镇文明程度也能加速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促进进城农民文明素质的提高，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二、××农民市民化与文明城镇建设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的情况分析

××市幅员面积××平方公里，总人口××万，辖××个镇、×个街道办事处。该市的城镇化进程从—某年经历了萌芽、起步、快速发展三个阶段，城镇化水平从年的提高到某年的，城镇人口达××万人。而农民市民化主要集中在某年

这一阶段。在推进农民市民化和文明城镇建设的进程中，××市确立了“由过去限制农民进城转向主动引导农民进城和由过去主要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出路转变为优化城乡社会经济结构、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提高人的素质”的战略思想。

（一）发展现状及做法

⒈以环境建设为基础

规划前导。××市确定的城镇化目标是：本世纪前年，城镇化率以年均的速度增长。到今年城镇化率达到；到年达到；到年达到，主城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全市城乡全面实现小康。

目前，该市已经完成了《××市域城镇体系规划》，确定了“一心、两极、四点”带动一般镇发展的城镇发展格局；完成了个镇的城镇规划修编以及个镇的城镇风貌设计和个片区的近期建设性详细规划；开展了土地利用规划、商贸流通规划等专项规划编制工作。规划工作的超前性为××广大农民进城镇后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可靠保证。目前××有国家级

试点镇个、××市级试点镇个、××市中心镇个，农民新村也适度发展。

建设奠基。××距××主城×公里，已有个国家级内河深水港口，××、××铁路交汇境内多公里。公路通车里程多公里，其中高等级公路公里，基本形成了××最大的区域性“一纵、一横、两循环”的公路网络，城区道路也初步形成了“三纵”、“五横”的网络。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交通总体规划》和《××××的规划》，引进××市高投司等企业投资对多条主骨架公路进行改造。以××、××滨江路防洪堤工程建设为龙头，改变城市景观，推进和完善大城市功能。完成了××市城市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工程建设，新增日处理污水和生活垃圾能力分别为万吨和吨。

先后引进××、××等知名商家，完善了××建材市场等专业市场配套功能，连锁经营深入到镇街，形成了物流配送和连锁经营的商贸流通网络体系。体育场、图书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文化阵

地建设大力推进，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充分发挥了阵地育人功能。城镇基础设施实现了合理功能分区和配套完善。

产业支撑。为了引导农民进城，××市坚持“土地向业主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企业向园区集中”的思路，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实施“工业强市”战略，强化城镇产业支撑。出台了工业强市等相关政策，引导和支持企业做大做强，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不断加快农民进城镇的步伐。目前该市规模以上企业发展到家，规模企业完成总产值也从年的亿元提高到某年的亿元，工业总产值也已突破亿元。某年，该市新引进项目个，引资亿元，形成了以机械、建材为主的产业群、延长了产业链。大力发展业主制农业，建成以花椒、柑橘、青果、苎麻等为主的一大批产业化和农产品加工基地。采取开办职业培训班、加大内外劳务输出力度、发放小额贷款鼓励进城农民自谋职业等措施，解决了

农民进城后的安稳致富问题，没有进城的农民也看到了希望，累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万人，流转土地万亩，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元，比××市平均水平高出元。失地农民就地转移成为企业工人已达数千人，他们的平均年收入在元以上。大力实施“商贸旅游活市”战略，完成了《主城区商务区的规划》和《专业市场的规划》，形成了“一个中心”和“三个次中心”的格局，促进了城镇三产业的迅猛发展。该市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从年的万人增加到某年的万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从年的亿元提高到某年的亿元。以××风景名胜区等为主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规划建设为重点，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经济得到蓬勃发展。

体制保障。××市搭建了以城市建设开发投资公司为龙头、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等为辅助的城镇建设投融资平台，吸收更多民间资本进入，盘活了城镇土地资源和存量资产。构建政府信用体系，仅某年就争取到国家开发银行的政府信用贷款亿元。改革户籍制度，进城农民只要在城镇购房就可以转户口，孩子就近入学并和城里孩子享受相同待遇。××在就业市场化机制、社会保障等方面也进行了大胆探索。扶持包括进城农民在内的个体私营业主，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为进城农民提供更多的创业就业机会，形成多元化的就业格局；进城农民可以保留其原有承包地；对进城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政府实行补贴，提高其职业技能；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让农民享受到初级卫生保健，解决了因病返（致）贫等问题；农民进城后无生活来源可以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强大的产业支撑、宽松的政策环境，解决了进城农民生产生活的后顾之忧，因此××农民进城的步伐越来越快，改变了过去政府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农民进城的局面。如今，农民已经意识到他们想生活得更好的个

人愿望不但能够实现，而且城乡经济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小。

⒉以城市管理为主线

结合市情，××市发布了涉及个人行为规范、市容市貌管理、生活垃圾处理、户外广告等七个行政规章。充实调整环卫监察、城管监察、食品卫生等监督队伍，配备多名义务城管员，设立了“红领巾卫生监督岗”，形成了较完善的城建、城管、卫生执法体系。

推行“两道合一”的清扫保洁制度，整治裸露垃圾，强化公厕以及卫生死角的监管力度；加强窗口行业的容貌卫生管理，推行垃圾袋装化；开展“交通法规进万家”宣传教育活动，实施“畅通工程”；大力整治集贸市场；统一规划，规范户外广告；以××路为重点，安置景观灯，着力展示××独具特色的依山傍水的灯饰景观线；积极探索建立公众参与城市发展的策略和机制。

⒊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着眼点

在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把提高市民生活质量作为农民市民化和文明城镇建设的着眼点。

随着中国加入，国外对农产品设置的“绿色”壁垒越来越高，××市把大力推进无公害蔬菜基地和优质粮食基地建设作为政府保障市民生命质量的重要举措。通过完善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体系，为市民的身体健康打造“绿色通道”，实现以人为本的城市理念。

通过在公共地带和小区内建设各种文化娱乐设施，努力为进城农民和市民搭建文化娱乐的平台，先后建成了人民广场、体育馆、图书馆、电影院、阅报栏等一大批文化娱乐设施。如今，城市老居民和新进城的农民，均可以在广场、小区内散步、打腰鼓、跳交谊舞，累了还可以进洗脚城、请盲人按摩……极大地满足了不同层面、不同年龄结构市民的文化需求。

通过有目的地举行街头宣传、清扫卫生死角等群众性道德实践活动，开展

公民道德教育，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娱乐方式。“××××”周末文化广场的综合文艺节目，露天电影专场，书画、楹联、摄影作品展览、比赛，“三下乡”等活动的开展，吸引了市民广泛参与，为打造××先进的城市文化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加快了农民市民化的进程。

餐饮、美容保健行业的快速发展，家政、职介等中介机构的不断增多，为城市居民和进城农民新的生活需求提供了广泛的空间，既为进城农民带来大量就业岗位，也为促进进城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提供了可能。钟点工、保姆已逐渐成为进城农民家庭的重要成员，农民进城后开始享受到与城里人完全相同的生活滋味。该市仅从事家政服务的人员就从年的不足人增长到某年的人。

（二）目前农民市民化和文明城镇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

⒈统筹意识不够。××市在推动农民市民化和文明城镇建设方面作了较为科学的规划，但是部分镇（街）在具体

实施上存在急于上马、准备不足等问题。一是盲目铺开，罗列项目多，针对实际的规划确定、资金运作、矛盾问题、对策措施研究少；二是定位不准，造成产业结构趋同；三是建设存在随意性，表现在总规和建设性详规实施随意性大，一届政府一套规划；城镇风貌雷同；建设过程中注重了修房造街，忽略了系统运筹，基础设施薄弱；四是城建资本运作不够，未能形成招商引资的良好局面。

⒉自我发展能力不强。由于财税体制等问题，该市多数镇（街）仍属“吃饭财政”，可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较少，基础设施完善难，城镇发展后劲不足，难以进行招商引资。同时，多数镇（街）以农业生产为主，工业、商贸发展缓慢，提供的就业岗位少，造成部分进镇农民在城镇当农民。

⒊人才缺乏，体制不完善。人力资源严重不足，特别是专业管理技术人员相当缺乏，加之现有从业人员素质不高、配置不平衡以及交叉使用等原因，制约

了农民市民化与文明城镇建设的进程。

⒋重建设轻管理。当前，一些镇（街）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舍得花大力气投入，但在管理和服务方面停留在一般水平，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

⒌农民进城面临多种障碍，农民与市民不对等。

乱吐乱扔、横穿公路乃至偶尔出现的小偷小摸等现象，市民认为皆进城农民所为，因此进城农民得不到认同和尊重，有时还受到误解和歧视，造成了农民进城速度缓慢；户籍制度、农村的土地政策、城市的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还需要不断完善，需要建立更为有效的促进机制；缺乏有效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劳动力盲目流动，实现异地转移难；由于农民的整体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不高，进城后就业竞争力较低，多数从事脏、苦、累、险等工种，使得整体收入偏低。

三、推进××农民市民化与文明城镇建设的对策建议

如何实现农民市民化，怎样加快文明城镇建设，涉及到政策、体制、管理制度的改革与调整，也涉及到经济发展、政府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方方面面，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站在战略高度，统筹规划，整体联动，开拓创新，方能在文明城镇建设过程中加快实现农民市民化。

（一）统一认识是关键

人们对农民市民化和文明城镇建设的认识需要走出种种误区。对农民抱有偏见，不公正地责难农民的进城行为，这种认识和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农村和城市，农民与市民本来根本不存在鸿沟。城市原来是由农民创造的，城市的市民原本都是由农民转化而来的。一部城市发展史，就是农民创造史，农民演变市民史。××每年上万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一方面固然为了挣钱，为了使生活过得更美好；另一方面也是农民向往城市文明，是向先进文化学习的表现，是他们求进步，求发展的表现。广大进城农民 的智慧和创造力充分发挥出来，也能成为文明城镇建设的推动力量。近年来××城市建设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无数高楼的拔起，广场的扩展，××路的延伸，农民工功不可没。可以说没有数十万农民工出大力、流大汗，就没有××这座城市基础设施的飞速发展，没有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只看到进城农民占用城市基础设施的一面，而看不到他们对城市贡献的一面，这是不公正的。至于有的人认为农民进城抢了城里失业下岗人员饭碗的认识同样缺乏根据。在加快文明城镇建设中实现农民市民化，可促进建筑业和城市服务产业的大发展，农民向城市转移，不仅不会过多的挤占就业岗位，而且会带动劳动就业岗位的增加。

（二）发展经济和加快建设是基础

经济建设是环境现代化建设的物质保证，环境建设是经济建设的动力。建设三个文明，首要是物质文明，当物质文明达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就更加迫切。而经济的快速发

展，需要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作为像××一样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必须坚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以农业产业化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只要农民进城有了就业机会，能够安稳致富，能够享受到好于农村的物质生活，城市就能吸引更多的农民。只有加速发展地方经济、提高综合经济实力，才能确保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并与大量农民进城镇相适应。

同时，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非常强的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功能；我们不仅要认识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增加消费、扩大内需的作用，更应该重视其对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贡献。同时，城市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也解决了农民进城而带来的“城市病”问题。为此，××要在文明城镇建设中，进一步完善包括住房、水、电、气、路、通讯等在内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投资问题上，可考虑让国有资本、民间资

本、外资共同参与，实现基础设施投资主体多元化；在基础设施经营机制问题上，运用市场化的方式完成，探索基础设施经营机制创新。

农民市民化不仅是农民由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不只是居住环境的改善和物质生活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城市意识的树立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农民市民化需要接受先进城市文化的熏陶，文化阵地作为城市文化的有效载体，建设是基础。因此，像文化广场、电影院、大众体育场馆等文化、娱乐设施的建设必须满足大量农民进城镇的文化需求，社区文化建设更要丰富和发展。

（三）制度改革是保障

当前，××农民进城镇的藩篱正在被逐步拆除，城乡二元结构在不久的将来也将不复存在。农民只要在城镇有固定住所、有稳定收入就能够办理常住证，成为城镇居民。但是由于一些政府官员和城市居民心中存在城市仍然是“城里人的城市”这种思维，导致农民进城镇后

在就业、劳动保障、医疗等各方面享受不到同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要消除这些障碍，就应该建立统一的、流动的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一体化的就业、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农民本身文化素质不高、就业信息缺乏以及农民进城镇后重新回到农村等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为农民进城镇提供可靠保障。

要在保持转移农民原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的前提下，赋予基层更多的灵活性，妥善解决城镇建设用地和工业发展用地的矛盾，确保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用地不受影响，为城镇扩容创造条件，为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创造空间。与此同时，要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步伐，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为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创造条件，为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创造机会。推行土地股份制，农民以土地折股，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或股份制农业企业。或允许土地转让，允许农民将年的土地承包权一次性有偿转让第三者或村委会使用，受让人同转让方的农户

达成协议付转让费。还可以实行土地置换的办法，即政府建立土地置换公司，进城农民可以将农村承包土地使用权与城市住房基地按照：或：或：等具体情况置换。

农民要变市民，进城农民不仅应有就业的平等权，而且还应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尽快享受与城市市民统一的福利待遇。在开放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加强失业保险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建立城市包括下岗职工和进城农民在内的就业困难群体扶助体系和制度。从××目前的实际出发，一是可以尝试为进城农民工建立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其相对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与医疗保险所要缴纳的保险费金额较低，单位和个人均能承受。二是应吸收进城就业时间较长（年以上）的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单位与个人，缴纳的数额与缴纳的办法可等同于城市职工，按有关规定按时征缴。三是为已进城落户并将承包土地一次性转让的农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享

受城市职工待遇。

另外，还应该建立鼓励进城农民自主创业和外出农民返乡创业的相关政策制度，为农民创业提供更多的优惠。

（四）管理服务是手段

推进农民市民化，建设文明城镇，需要的周期长，涉及的范围广。要真正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目标，既要切实加强对农民进城工作的统一管理，又要想方设法为进城农民提供良好服务，实现管理与服务的统一，方能使农民市民化与文明城镇建设规范、有序，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近期内，××市政府的管理与服务工作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考虑：一是根据文明城镇建设的现有规模和发展目标，以及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承受能力，对吸纳农民进城落户变市民的数量、分实施计划的时间表作出具体规划。同时将进城农民的住房、公有设施包括其子女上学等问题，纳入城市总体建设规划，从长计议，统筹考虑。二是积极

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调查 第3篇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现状；问题；建议

農民市民化即农民进城变市民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是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必要途径，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本文根据河南省荥阳市农民进城变市民的现状，深入分析了当前影响农民市民化的突出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加快农民市民化的建议，供参阅。

一、河南省荥阳农民市民化的发展现状

随着荥阳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总人口迅速增加，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2013年底荥阳市全市总人口约61.5万人，人口密度为652人/平方公里，其中，市区总人口14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3%。市区总面积48.3平方公里。全市约有农民32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50%。据调查，全市有意向由农民进城变市民的人数约占46.9%，总量约为15万人。

二、影响荥阳市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因素

1.城市能提供给农民的就业机会有限

农民在城市里有没有合适的较稳定的职业和工作是决定他们能否变成市民的重要条件。目前，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较低，城镇劳动力就业也普遍较难，农民在城市谋到合适的职业是相对不容易的。已经找到工作的人员由于各种条件限制，其工作也有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收入水平也相对不稳定。这就需要城市要有足够的就业能力来确保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否则，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将会很慢，甚至止步不前。

2.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制约

农民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综合能力的状况是决定农民市民化的又一重要制约因素。据调查，文化水平或综合素质较高的农民，到城市后会很快融入城市、适应城市生活，能较快地找到属于自己的工作，相反，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特别是个人综合素质较低的农民，在城市会感到工作难找，生活无所适从，最终不得不又回到农村。但在我市农村农民的受教育情况都比城市低，据统计资料：荥阳市农业从业人员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占91.1%。

3.体制问题

影响农民市民化的体制问题，一是户籍制度的影响，二是农村土地制度的影响；三是社会保障制度问题。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它会严重影响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使农民在就业、教育、医保等方面享受不到市民福利保障待遇。现在的土地制度也使农民变市民存在心里障碍。目前，部分农民还把土地看做最后的生存保障，由于农民承包土地只有使用权，不允许进行土地买卖，土地流转在这些农民眼中只是暂时性的权宜之计，影响到土地大规模集中转让。而大量的分散经营的土地又制约着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和现代化，束缚着大量农民留守在土地上。

4.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承载能力问题

当前，河南省荥阳市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另一个制约因素在于供水、供电、供热、供气、交通、教育、卫生等城市配套设施及服务的承载能力有限。比如教育问题，据调查，每3-4个进城的农民中，就有1个学生有意向到本城市就读，但是，目前荥阳市中小学校能容纳学生的数量有限，每个学校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极限，无力再增加农民工子女就读。

三、加快农民市民化的建议

1.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充分就业

农村富余的劳动力的充分就业，一是要发展传统简单技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对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和行业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二是要大力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比较强；三是对民营企业的发展要给予大力支持，要在市场准入、产权保护和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四是对于劳动要不求不高的小微企业，要创造优良的发展环境，在规划指导、担保贴息、财税等方面实行优惠。

2.对农村劳动力实行定向培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根据各种劳务市场的直接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民培训，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方面，树立自己的特色和品牌，使劳动力由盲目流动向定向输出为主的“市场劳务”转变，相关部门要建立职业中介机构，职业教育机构要根据情况开设就业指导与创业教育专门课程，对农村劳动力在就业形势、职业道德、专业技术等方面进行再教育再培训。

3.要不断完善社会各项制度和政策

一是要改革户籍管理制度。要重点改革原有户籍制度的不合理的方面，特别是要改革不利于农村人口各种利益的规定，剔除反映城乡居民的各种经济差别的条条框框，最终实现城乡居民在各种社会福利待无差别。真正形成城乡居民社会身份的统一性。二是要完善土地政策相关政策。要在确保农民土地承包制度稳定不变的前提下，促进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速度和规模，积极探索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的运行模式，适度发展规模经营，尽量创造机会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在明确界定集体产权的前提下，要积极推动农村集体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保留进城农民继续分享集体积累收益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三是要促进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逐步改掉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不利于农民的相关政策，缩小城乡保障差距，实现农村社会保障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全一致。

4.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提高城市的承载和吸纳能力

要不断完善荥阳市供水、供电、供热、供气、交通、教育、卫生等城市配套设施及服务功能，提高城市的承载和吸纳能力，为加快全市农民市民化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5.要从各个方面逐步改善进城务工农民的居住条件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研究现状分析 第4篇

一、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研究进展

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问题,学者们从具体内容、测算指标、测算方法、测算结果、分担机制、资金筹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笔者仅从具体内容,测算结果和分担机制三方面进行说明。

1.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主要观点。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具体内容范围广阔,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学者们基本从承担者角度加以细分。如徐红芬[1]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为公共成本和个人成本,公共成本主要为政府承担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公共管理成本、随迁子女教育成本、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的社会保障成本,而个人成本则主要为个人住房成本、个人保险支出成本和城市生活成本。这一划分方法最为普遍。陈一非[2]则将企业所承担的部分从公共成本中区分出来,即为企业成本,公共成本仅指政府所增加的投入。胡桂兰[3]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中个人成本为负数,因为农民工在市民化后享受了政策优惠和免费的公共服务,个人负担的成本不增反降,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应仅为企业成本和政府成本。总的来说,按照政府、企业和个人主体的不同,总成本划分为三部分。其中,对于与农民工最为密切的个人成本,学者们不仅关注了个人的货币支出,还从心理、制度等方面加以丰富,即分为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4,5]。

另外,张国胜[6]根据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性质,将其分为私人发展成本和公共发展成本。其中私人发展成本是指农民工向城市居民转换所付出的私人生活成本、智力成本、住房成本与社会保障成本;公共发展成本是指在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为保障城镇健康协调发展所必须的城市内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与公共管理等基本功能要素的投资成本。曹兵[7]虽然也同样划分为这两类,但将社会保障成本划为公共发展成本部分。

2.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结果。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结果是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研究的核心,也是各方关注的重点。但由于指标、假设、数据来源、测算标准的选择差异,研究结果往往难以收敛,甚至相差数倍。

部分学者关注政府支出部分。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8]通过对重庆、郑州、武汉、嘉兴4个城市进行调研,得出每个农民工市民化的政府支出基本公共服务成本约在8万元左右。研究还特别区分了以子女教育和保障性住房为主的短期支出和以养老保险补贴为主的远期支出。张占斌[9]以2011年全国外出农村转移人口15863为对象,以政府社会保障支出、随迁子女的教育支出、保障性住房支出和就业服务支出为内容,测算出,将“最急需那部分人”纳入“最基本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各级财政将为此新增支出为18091.6亿元,但这只是一种“底线计算”。屈小博[10]通过衡量与户籍直接相关的公共服务和福利的成本,即户籍价值,得出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的户籍改革总成本,在静态情景下(物价不变)为7.3万亿元,约相当于全国财政累计用于与民生密切相关支出的10.7%。在动态情景下接近30万元,约为静态方案的4倍。刘洪银[11]则专门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地市级政府所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成本。以农民工5项指标达到城市居民水平的成本,全国平均为1.3万元,如果每年2000多万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为2144.8亿元。周小刚[12]以江西省为例研究了中部地区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通过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养老保障的社会支出成本、医疗保障成本、失业保险成本、子女受教育城乡差异成本、公共管理成本6个指标,测算出江西省平均每进入城市1人,公共成本支出约3.6万元。如果再考虑住房公积金补贴、经济适用房、最低生活保障的城乡现实差距等因素,成本将上涨到3.8万元。总的来说,这些研究仅以政府为承担主体,可使政府明确自己承担职责,认清形势,适时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部分学者则研究了社会承担的总成本。如,申兵[13]以宁波市为例,重点研究了跨省流动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主要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测算了教育、公共卫生、就业扶持和权益维护、社会保障、住房条件改善等方面的支出。结果表明,宁波市在“十二五”时期5年人均需要政府补助13507.4~25507.4元,年均投入为128.0亿~241.7亿元,5年共投入640亿~1208.8亿元。魏澄荣[14]在考虑到社会所承担的保障成本、教育培训成本、安居成本、私人增加的生活成本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成本的情况下,测算了2010年福建省农民工市民化平均成本为164402元。徐红芬[1]研究了河南省郑州、洛阳、鹤壁3市农民工市民化中基础设施、公共管理、社会保障、教育、住房、城市生活等方面产生的成本。结果显示,郑州、洛阳、鹤壁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总成本分别为6.3万元、6.0万元和4.8万元。张国胜[15]采用人均社会保障成本、人均城市住房成本、人均城市生活成本、人均教育成本和人均基础设施成本5个指标,测算了全国43个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并按地区和类型归类得出:东部沿海地区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别为10万元和9万元,内陆地区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别为6万元和5万元。陈一非[2]以东莞、佛山、中山为例研究了广东省农民工市民化成本问题。通过测算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子女教育、社保、住房、基础设施、个人生活方面的支出,得出东莞、佛山、中山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别为31677元/人、36799元/人和32194元/人,结果非常接近。

3.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学者们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分担主要是按照承担主体划分的,即政府、企业、个人三方分担。政府是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的最大主体,承担着公共成本的绝大多数。企业按照相关政策规定,为农民工缴纳养老、医疗、工伤等企业分担的相应社会保障费用,以及劳动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此外,刘斯斯[16]和魏澄荣[14]还认为企业在改善住房条件方面,可以通过提供租房补贴、建设农民工宿舍或参与公租房建设发挥积极作用。个人则主要承担个人生活成本、部分社会保障和住房成本。总的来说,学者们对于三方职责界定明确,观点一致。但当学者研究的仅是政府支出成本时,则根据事权讨论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担机制。一般来说,随迁子女的教育、社会保障属于中央政府的事权范围,而社会救助、保障性住房、就业、城市管理等则属于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此外,考虑到一些农民工集中流入地区财政负担过大,中央应通过转移支付,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对占比较高的保障性住房的投入,以平衡地区间的实际负担水平,促进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相匹配[17-18]。

另外,许多学者还对分担机制做了重要补充。《太原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其分摊机制研究报告》课题组[19]认为应该发挥市场活力,将建设投资巨大、回收期较长等特点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交给市场运作,以使政府能集中财力,加大对纯公共产品的支出。周向东[20]和高拓[21]认为近年来社会福利机构不断发展,也应成为成本分担的重要主体。张国胜[22]认为还需通过制度创新,为分担机制提供制度保障。

二、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研究的不足

基于以上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学术界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研究众多,成果显著,但也存在如下三个问题,即关于测算过程的规范性、测算结果的准确性和整体研究的全面性。

1.缺乏统一的标准。

由于学者们的研究目的和侧重点的差别,致使采取的测算标准不同,这些不同主要体现在名称与内涵、指标选取、指标计算方法等方面。

关于名称与内涵。一方面,部分学者以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作为政府、企业和个人承担的总成本[1,2,14],而部分学者则以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代表政府和企业承担部分[3,13],甚至仅仅是政府成本[23],即名称一样内涵不一样。另一方面,部分学者以户籍改革成本[10]、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财政支出[9]、社会成本[7,15]等指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即名称不一样内涵一样。

关于指标选取。学者们一般都选择了教育成本、社会保障成本、住房成本和就业成本,但对于其他成本如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是否也应纳入指标体系存在分歧。在许多学者将其作为一项重要成本指标时,部分学者认为现有的基础设施已经考虑到农民工事实存在的现象,已基本满足了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市常住人口需要,城市扩容新增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城市未来基础设施改造只要是改善所有城市居民生活环境,不能算作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成本[8],[11]。

关于指标计算方法。基于指标选择,学者们对于同一指标的具体计算存在不一致。如随迁子女教育成本,多数学者在测算时涵盖了小学义务教育支出、初中义务教育支出和新建校舍支出三方面,但徐红芬[1]认为新建校舍应包含在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中,不应成为随迁子女教育成本的一部分。而且,教育人均成本应为城乡普通小、初学生人均教育投入之差,而非单指城镇小、初学生人均教育投入。由此,得出的结果相对较小。再如住房成本,《太原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其分担机制研究报告》课题组[11]在各类保障性住房支出的基础上还加入了“城中村”拆迁费用,并占据较大比重。

总的来说,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在这三个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标准也无可厚非。但标准的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后来研究者和政府的分辨难度,间接增加了时间成本和风险成本,不利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有序推进。

2.部分研究结果与实际成本不符。

目前的文献多考虑的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新增市民享受公共服务增加的支出,而忽视了农民工在农村享受公共服务支出的相应减少。另外,许多城市的农民工在市民化之前其实已经享受了部分公共服务,如农民工随迁子女已经享受了义务教育、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管理费用已经考虑了农民工长期稳定存在的事实、农民工可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因此,市民化所需要增加的实际成本可能并没有计算的那么多。

现有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是以当年物价水平计算的,但考虑到CPI变动和房价上涨等因素时,现有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研究成果则缺少时效性。另外,随着经济发展,财政补贴水平和范围的变动、纳入社保范围的扩大、农民工人口基数的增加等都可能使实际的成本高于现有的测算结果。

此外,测算成本的假定与实际存在一定差异。学者们测算一般是假定涵盖所有外来农村常住人口,但实际上大城市以上区域可能会采取积分入户的办法,对养老、住房保障等支出大项会采取较为审慎的控制措施,因此,政府支出门槛还是会存在的。实际支出应该是逐年递增。

这样,部分因素的忽略可能会夸大实际成本,部分因素的忽略将低估实际成本,究竟我们的理论结果是大于还是小于实际值尚不能确定,不确定性影响了数据的真实性和可参考度。

3.研究范围有待进一步拓展。

学者们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研究较晚,主要成果也集中于近几年,可以说,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研究力度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明显不足。

在量的方面表现为:现有的研究多以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障碍、路径等为研究对象,而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成果集中于少数学者身上。而且,在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具体内容、测算指标、测算方法、测算结果、分担机制、资金筹集等环节,已有的研究多集中于测算结果与分担机制,而关于资金筹集的文献极少。显然,所需资金筹集是农民工市民化能够顺利完成的根本,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因此更需要学者们去关注。

在质的方面表现为:正是由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研究的数量较少,加之学者们研究过程相似,造成了现有的研究不能全面解析农民工市民化成本问题。(1)缺乏借鉴国外的积极经验。国外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外来人口基本公共服务与本地人口基本公共服务不存在双重性,实现这种公共服务均等化所需成本的分担与筹集机制已经成熟,这就为学者们对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研究提供了借鉴。(2)缺乏对全国的差异化分析。学者们多以单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少部分以全国为研究对象,考虑到我国不同地域经济、人口差距巨大,公共服务标准参差不齐,直接进行点或面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3)研究与时代发展的滞后性。现在国家出台的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完善很快,各种公共服务的标准、范围不断变动,致使学者的研究与现实情况相脱节,缺乏时效性。

三、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研究的展望

笔者认为关于农民工成本研究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统一的标准。

首先,应规范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名称、测算指标和方法的使用,采取最为学者们认可的标准。如可以一致使用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指代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成本,用公共成本表示政府和企业成本,用政府成本仅表示政府支出,指标则限定为社会保障、教育、住房、就业和个人生活5方面,并在计算具体项时使用同一方法。其次,充分考虑成本中的遗漏项和应剔除项,根据目标城市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在考虑物价变动和经济增长的可能走势,对年度工资收入的速度适当调低,如可由通常的10%调减为8%的水平进行动态分析。对于未来农民工数量的扩大,可通过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年龄结构来判断未来变化,以期得出更加科学的数据,以资政府参考。

2.多层次、多角度丰富成本研究。

首先,适度调整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研究重点,从定性向定量方向,更多地关注资金筹集,特别是农民工个人所需资金的筹集。农民工是市民化的直接受益方,也承担着巨大成本,但由于技能培训缺失、人力资本短缺等原因,农民工收入少,增长慢,相对于个人成本的不断增长略显乏力,因此对于如何增加农民工私人收益,降低农民工私人成本应该是今后研究重点。其次,不断丰富对全国地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差异化分析,如按地域和经济发展水平分为东、中、西部;按照城市规模分为大、中、小城市;按行政等级分为全国、省、地方三级。通过对比分析不同部分,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变化规律,并为不同地区、不同层次政府提供参考。最后,紧跟时代发展的变化,密切关注政府政策的出台,不断修订标准,更新数据。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和其与老一代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应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以增强研究成果的适用性。

3.乡村工业化区域外来农民工问题。

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整体现代化进程推进较快,乡村也基本实现农村工业化,并主要吸引大批跨省外来人口。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有约1000万外来农村人员在长三角、珠三角乡村地域务工,其主体是小城镇周边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乡村。按照我国居住地登记原则,他们不属于农民工市民化对象。这部分人口离开户籍所在地,不算在农民工市民化范畴内,也不能享有当地农民拥有的基本公共服务。虽然居住成本较低,但子女义务教育、养老、医保等社保入保率既低于本地居民也显著低于城镇外来人员,成为缺少关心的夹心层,这不利于稳定现有乡村外来务工人员。这个成本应该由谁负担,同样值得学者们关注。

摘要：本文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研究现状入手,对学术界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主要观点、测算结果和分担机制三方面进行梳理归纳。同时从测算过程的规范性、测算结果的真实性和整体研究的全面性三个视角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研究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意见,以期进一步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进程。

市民社会公德现状调查报告 第5篇

我的家乡大连市长海县，近几年来由于旅游业和养殖业的发展，经济变得繁荣，各种现代化的设施一应俱全，文化也逐步发展起来。同时，社会的变化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改变，人们需要快速的去适应现代化发展的社会，所以一些涉及社会公德的问题现在层出不穷，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了我们社会前进的脚步。社会公德成为我们不可忽视的一大问题

那么什么是社会公德呢?社会公德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在历史长河中，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积淀下来的道德准则，文化观念和思想传统。社会公德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约束着我们的.行为，只有遵守社会公德的人，才会被人们所尊重;那些违反社会公德的人，将会被社会所不齿。社会公德的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历史的演变其内容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必须共同遵循的准则，是社会普遍公认的最基本的行为规范，.社会公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以及社会凝聚力，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外部标志。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大力弘扬社会公德，倡导文明新风，对于培养人的高尚品质，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创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如今世界各民族的竞争已经从军事、经济领域延伸到文化领域，所以民族文化中的公德素质就显得尤为重要，一个民族性格中的修养、素质，足以彰显这个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内涵。所以树立良好的社会公德，是中国屹立于民族之林的根本。

人民的道德素养、文明水准是整个民族素质的体现。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要从小事抓起，从点滴做起，养成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公民道德素质也才能不断得到提高。只有公民道德素质提高了，构建和谐社会才有了坚实的基础。

大连市长海县民风相对来说是比较淳朴的，在经济还为完全对外开放之前，这里的人们的素质水平比较高。但是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长海县涌入了大量的外来人开口，而且在节假日期间外来旅游人数也越来越多，我们可喜与于经济的繁荣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这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我们不难发现，路面上的垃圾越来越多，酒驾案例攀升，污水乱排放导致河流污染，打架闹事等现象屡见不鲜。由于社会存在上述问题，我想通过所学的知识和方法了解当前社会现状，改善目前社会公德问题的最有效办法、一个人的价值取向、那些违反社会公德的现象比较严重、目前存在违反社会公德现象的原因等方面的问题。为此，我们围绕长海县人民社会公德做了一次社会调查，看看有哪些方面可以继续改进，共同创建和谐美丽的新长海。

二、调研目的

公德的培养是一项事关重大的事业，因此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这项事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就明确指出国民公德“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国家也提出了“八荣八耻”,明确区分破坏社会公德的行为和高尚的社会公德行为。公德的培养关系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与每个社会成员息息相关。公德的教育是其他道德教育的基础，因而全社会都有责任将社会公德建设好。

如今大连市长海县已经被当作旅游胜地重点建设，我们海岛人民就更应该加强对自身的要求，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构建和谐美丽新长海，从而使外来旅游者感受到我们的淳朴民风，也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人到长海县观光旅游，为长海县的经济腾飞做出贡献。因此，我利用暑假长达40天的时间，进行社会调查，假期的时间比较充裕，我会充分利用时间，拓宽调查渠道，通过多种途径收集准确的资料，以此来确保调查结果的精准。

三。调研范围和对象

(一)调研范围

我把长海县的大长山岛镇作为主要的研究区域，并且侧重对人口密集的社区进行调查。当然一些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也是重点调查地点。

(二)调查对象

根据研究课题，我把调查对象归纳为上班族、学生以及老年居民。通过对调查对象的层次划分，有助于更好的梳理调查现象和结果之间的联系，从而更深刻的认识并解决问题。

四。 调研方法

(一)调查方式和方法

此次调研，我主要采用的调查方法有：抽样调查法与问卷法相结合，访谈法，观察法等。这次市民社会公德的调查主要采用抽样调查法，首先对样本进行分配。计划所调查的样本数为100,针对不同的调查对象(老年居民，学生，上班族)进行分层抽样。其次对样本进行布点，以社区为单位发放调查问卷包括：塔山社区、东山社区、中山社区等，主要采用街头拦截式方法进行问卷发放，为了调查的顺利进行，为接受调查者赠送小礼物(一支笔)。

在调查中期，采取观察法对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进行观察，以此获得作直观的资料;分别从不同层次的调查对象中选取一人作为访谈对象，获得大量意见观点。

(二)分析研究方法

1.审核问卷

检查回收的问卷是否齐全，有无重复、遗漏，剔除空白问卷，统计有效问卷数量。

2.分组整理

对经过审核的问卷分别归入适当的类，根据调查问卷中的问题进行预先分组分类。

3.统计分析

对于分组整理的信息，计算相应的频数与百分比，在此基础上分析。

五。 经费预算及进度安排

(一) 经费预算：交通费用50元，问卷印刷费20元，礼物费用100元。

(二) 进度安排：7月20日至22日查阅资料，设置问卷;7月23日至26日发放问卷并回收;7月27日至31日对问卷惊醒整理分类、统计分析。8月1日至8月10日分析结果，撰写调查报告。

六。 调查结果

此次调查活动共回收有效问卷100份，经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目前长海县地区人民社会公德现状呈现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和趋势：

(一)大多数被访者认为，改善目前社会公德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强舆论监督、制定和宣传各类文明公约、实行严厉的罚款制度。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目前社会上有75%的市民认为加强舆论监督、制定和宣传各类文明公约、实行严厉的罚款制度这种办法是最有效的，而只有13%的市民认为要加强管理监督队伍来维护社会公德问题。(注：蓝色部分为强舆论监督、制定和宣传各类文明公约、实行严厉的罚款制度;红色部分为加强管理监督队伍;黄色部分为加强教育宣传;青色部分为其他观点)。

(二)多数被访者认为目前存在违反社会公德现象的原因是人们的社会公德意识比较差。

人们自身社会意识的薄弱引发了一系列违法的行为。下图充分反映了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其中公德意识波若占整体被访者的31%,舆论监督、管理制度、管理措施也占很大比例，分别是18%,29%,22%.可以发现个人公德意识直接影响社会的文明。

(三)多数被访者认为目前违反社会公德现象严重的是：不遵守公共秩序。

不遵守公共秩序包括不文明乘车，随地吐痰、扔垃圾，在公共场所吸烟，大声喧哗等等。违反社会公德的主要现象是不遵守公共秩序，这一项占32.1%;不遵守规章制度占22.3%;不遵守礼仪规范占21.3%没有社会公德意识占24.4%.

七。 结论

社会公德古人将其归纳为忠、孝、仁、义、礼。智、信，这种公德在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孕育延伸，如今他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作为社会公民，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别人，如果每个人都树立高尚的公德意识，那么我们的社会便会少了那些不文明的现象，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和谐美好。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在权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社会真的发展成了传统意义上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么那将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社会啊，生活在那样的社会里人们才会真正地幸福起来。

但是生活中仍然时时可见不文明的行为和现象，例如，公共设施被破坏，拦路抢劫时路人却视而不见，酒驾导致无辜路人丧生，旅游景点建筑上被乱写乱画，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等等。面对这一切，我们热切呼唤良好社会公德的回归和重建。

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调查 第6篇

一、一个持续增长期

关于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文献主要以2006年为分界点, 出现了一个持续增长期。在中国知网中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题名进行检索, 1994～2002年为零篇, 2003年仅1篇, 2004～2005年为40篇。2006年2月,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发布后,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迅速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2006～2009年有335篇。特别是随着这两年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 国家大政方针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重视, 2010年以来, 仅两年多的时间,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文章就猛增了581篇。这些数据的变化表明, 近来年随着国家对农民工政策的范式的转变,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

二、三类研究范式

综观近年来学术界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文献, 学者们的研究范式主要包括下列方面:

1. 在农民工市民化研究内容上, 着眼于农民工市民化内部特征研究, 具体厘清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意义、现状、困境及提出相应对策。

第一, 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意义研究。农民工市民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于乾顺认为, 狭义的农民工市民化指在城农民工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过程。李兴华认为, 广义的农民工市民化指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 农民工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的转化过程。综观学者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研究, 多数学者赞同农民工完全意义上的市民化是指广义的农民工市民化, 分歧主要在于转化内容上。赵立新认为这种转化主要涉及人口身份、社会结构、居住地域、所从事产业、文化 (农民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社会组织形态等) 4个方面。刘传江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包括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和意识行为四个层面的市民化。在农民工市民化的意义分析中, 学者们大多从宏观角度进行探讨, 其代表观点是, 郭庆松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具有牵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神经的全局意义。农民工市民化, 不仅是实现城市化、城乡一体化以及缓解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直接推手, 而且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重大。

第二, 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 障碍因素研究。针对我国农民工市民化与城市化相脱节的现状, 王春光认为中国农民工虽然进了城, 但是并没有被城市完全接纳, 而是处于一种介于回归农村和彻底城市化之间的“半城市化”状态。陈丰把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 农民工由于缺乏户籍制度以及依附其上的相关制度的接纳, 导致其不能改变农民身份, 难以形成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而成为游离于城市之外的特殊群体的状况, 称为农民工的“虚城市化”。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因素主要有几方面:首先是制度抑制。主要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教育制度。刘海军指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已成为制度性排斥的基础性制度。高君则认为社会保障是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制度。其次是思想观念滞后。刘传江认为, 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对农民看法的不客观性, 以及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安排所确定的农民与市民的身份区别, 造成了市民 (包括一部分城市决策者和执法者) 对农民工观念上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和行为上狭隘偏激的歧视。侣传振认为, 农民工进城后由于自身受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古老的生活观念及小农思想的影响也制约着其市民化的实现。再次是农民工自身市民化的能力不强。赵立新提出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与个体素质、个人的关系等有关, 农民工自身的文化、能力、素质等整体状况是制约其市民化的内在因素。另外, 王竹林提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低水平和城市就业容纳能力不足, 客观上也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第三, 针对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 学者们提出了对策性建议。在制度和政策层面, 周红民认为, 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 破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健全覆盖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 为加大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拓宽渠道;整合资源, 为农民工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迟福林认为, 应着力破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和土地制度。申兵提出, “十二五”时期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不在于一次性放开户籍制度, 而在于综合考虑资源分配的可能性、农民工进城定居的需要, 使农民工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 获得与城市原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在思想观念层面, 赵立新认为, 要转变城乡分割思想, 在全社会确立一种城乡开放、平等、统筹观念, 变限制农民进城为支持农民进城, 打造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市民进行互动和交往的文化环境。李兴华提出, 在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上, 要重视教育培训, 为农民工市民化增添素质动力。

2. 在研究思路上, 运用社会学方法, 基于大量社会调查, 对农民工市民化进行分析

第一, 总体调查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基于对全国6个城市的实地考察和20多个城镇6232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发现,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烈, 但不愿意以“双放弃”换取城镇户籍, 每个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成本约在8万元左右。张翼以分层抽样的方法在全国抽取了4个直辖市、27个省会城市、5个计划单列市、46个地级市、24个县级市的122800份农民工问卷, 对影响农民工非农户口转变的原因进行调查, 对影响农民工进城落户的动因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中国近期城镇化道路的路径选择。

第二, 分地域调查研究。王桂新等基于对上海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对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做了交叉表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 证明了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 要受个人因素和区域环境因素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而婚姻状况、在城市居留时间长短等个人因素对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最显著。侣传振通过对杭州市1000名农民工问卷调查, 对杭州农民工市民化现状特征、阻碍因素、路径选择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秦昕应用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理论, 构建了一个基于工作特征的农民工城市融合模型, 并通过对北京地区437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验证了这一模型。

3. 在研究视角方面, 从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角度进行专题研究。

刘慧芳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认为, 农民工处于城市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无归属群体地位, 城市的各种社会组织均没有涵盖农民工, 缺少组织协调的农民工既不能参与城市的资源分配, 也不能有效地维护与保障自己应有的社会权益, 农民工始终徘徊在城市与农村的之间边缘地带。李斌从发展经济理论角度, 提出用“农民非农化理论+农民工市民化理论”的“两步转移理论”取代传统的“农村人口城市化”或“农民市民化”的“一步转移理论”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民工市民化理论模式。张志勇从人口学视角认为, 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工个体同时实现市民化的过程不具备现实性, 农民工的市民化应该是个代际实现的过程。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主动融入城市的渴望强烈, 文化程度明显提高, 务农经历短, 职业变换多且快的特点, 具有较高的城市认同感和价值追求的优势,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势在必行。

除了以上三大类研究以外, 还有许多学者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有学者探讨了“十二五”时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土地问题, 研究如何在二元土地制度背景下, 实现伴随人口城镇化应该带来的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达到既能够保障农民工基本权益, 为进入城镇创造条件, 又能够为城镇化提供充足的土地资源保障。有学者对中国社会政策调整与农民工城市融入关系进行专题研究, 提出加快社会政策的整体性改革和创新, 构建以社会公正为机制的社会主义公民权体系, 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不二选择。

三、四个研究着力点

综合以上分析,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主要体现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在研究内容上, 厘清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和障碍因素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在研究方法上, 突破单一理论研究的局限, 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如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 数据分析法等。总的来说, 新生代农民工和稳定转移农民工的市民化趋势已成定论, 稳步推进, 分步进行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策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的不断加快,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将不断加深。今后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的着力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应拓宽研究内容, 避免重复研究。应深化农民工市民化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及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相结合的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权益保护, 如何避免市民化的农民工被重新边缘化, 欠发达省份和发达省份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的差异及策略等。近两年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颇多, 但重复研究内容较多, 在破解方案上也未能提出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特有的对策。

二是应拓展研究思路, 以农民工为本进行研究。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过程, 国家制度和政策从性质上讲是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外在因素, 其转化的内因还是农民工自身对其市民化意愿的主动实现, 而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还仅限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的测量。

三是应整合研究方法, 进行交叉多学科研究。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项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课题, 单从某一学科或某一视角进行研究, 其结论和成果就显得有些单薄, 今后的研究应综合多种研究方法, 从不同视角进行多学科考察和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调查 第7篇

纵观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 农民由农村走向城市, 最终融入城市, 实现市民化, 这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现阶段我国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或经商, 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他们正面临着如何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的重要阶段。由于历史机遇不同, 以及经济社会条件差异, 我国农民市民化具有很多不同于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的特征。笔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 当前不少农民工离开大城市, 回到家乡的中小城市或县城甚至是条件比较好的中心城镇务工或经商, 从而实现了市民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 大批农民工返乡, 这些农民工在面对“融入不了大城市, 又不甘心回到农村”的现实窘境下, 能动地选择了在老家自主创业, 走出了一条农民工市民化的新路径。我们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回流”农民工市民化。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 众多的研究者将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视角集中在宏观制度安排上, 他们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一是现行政策制约和户籍制度安排;二是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影响, 过分强调农民融入城市的意愿。很少从市民化所面临的外部结构和主体的能动作用视角研究农民工市民化这一问题。现阶段农民工与以往农民个体特征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主体诉求也不同。他们所面临的宏观环境也在变化。由于农民工进城务工, 他们学到了以前所不具备的劳动技能, 并且积累了一定的创业资本, 更重要的是开阔了眼界, 加之中小城市及集镇经济社会的发展, 为农民工就业和创业提供了机会, 为“回流”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客观条件。

本研究样本选择以浙江衢州的开化、江山、龙游、常山四县为重点, 进而扩大到浙江西南的金华、丽水两市的兰溪、武义、宣平、晋云四县。调查方法主要采用调查问卷, 实地言谈相结合。共发放调查问卷1400份, 回收1297份。实地调查对象要求户籍为农村户口, 18岁~50岁, 曾经在大城市务工, 现回到中小城镇并实现市民化的农民工。

二、农民工“回流”市民化的外界条件分析

农民工离开大城市, 回到小城市实现市民化, 与其个人境遇和基本诉求有着密切联系。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1.“回流”农民工在大城市的实际生活状况

根据样本调查显示, 农民工在大城市参加社会保障的约占72.6%, 农民工享受到的实际社会福利较之当地就业人员相差悬殊。养老保险水平较低, 与国家要求的民工养老保险方案存在较大差距。农民工收入水平从总体来看, 农民工收入水平要低于本地从业人员, 农民工工资总额的94%能够按时全额领取, 但仍有6%被拖欠或不能按时发放, 拖欠工资比较严重。调查显示, 农民工中大约有56.7%的农民工子女属未成年孩子, 属于正需要接受高中及以下学历教育阶段, 但是, 由于居住证等因素导致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选择在原籍就学, 只有约23.4%的农民工子女在务工所在城市上学。即便是这些在城市上学的孩子到了初二或初三阶段又都转回到家乡学校就读。其主要原因在于:现阶段, 外来农民工子女可以在大城市接受国家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 也就是到初中毕业为止, 毕业后可以进入当地职业学校学习, 由于居住证等原因, 基本不能进入高中学习, 当然更不能参加高考了。因而对于那些想读高中, 或者进一步想上大学的外来农民工子女来说, 就只好回乡上学。调查显示, 农民工中有74.23%的人员采取“小病自行服药”等方式进行治疗, 这一数据高于国家卫生部公布的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全国平均水平, 农民工得了重病或大病选择回医疗费用较低的家乡医治;还有1.62%的农民工生病后居然“硬挺不就医”。农民工权益保障状况不理想, 有64.83%的人员遇到过有关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 当遇到这些问题时, 各自选取了不同的解决方式。其中通过正常法律途径解决的占24.65%;通过与用工单位谈判或协商处理的约占24.16%;通过向政府劳动仲裁部门或相关单位举报解决的约占7.06%;另外有3.89%的外来农民工遇到这类问题时求助老乡、亲友帮忙协调解决;还有一种不能不引起各方面加以重视的现象, 约有4.17%的外来农民工遇到这类问题时采取“忍了算”。上述统计结果表明, 现阶段外来农民工权益保障状况不容乐观, 主要原因在于外来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不健全, 农民工权益保障组织缺失。调查显示, 在外来农民工中, 加入到工会的人数只占25.32%, 有近75%的外来农民工游离于工会组织之外。尽管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很多单位工会组织的缺失是一个重要因素, 据调查, 有33.15%的外来农民工认为自己未加入工会的原因是单位根本就没有工会这一组织。另外党团组织在外来农民工中的工作也是一个薄弱环节, 没有很好的吸纳他们, 尤其是对他们中的年轻人影响很小, 这种状况亟待解决。

2.“回流”农民工对大城市的归属感评价

(1) 农民工在大城市生活工作的满意度。在调查中, 满意度分值我们采用10制, 很满意10分, 比较满意8分, 基本满意6分, 不满意4分, 很不满意2分。通过调查发现, 农民工对在大城市生活和工作总体满意度评分为6.1分。在各分项评分中, 外来农民工对大城市的社会治安问题普遍认可, 居分项评分之首, 评分值为7.51分;排在第二位的是工作环境, 评分为6.59分, 居住条件居第三位, 评分为5.74分, 排列到最后一位的是收入水平, 评分仅为5.12分。这一结果表明, 外来农民工认为现阶段收入水平普遍较低, 与农民进城预期收入相差较远。

(2) 农民工与大城市的融入度评价。在此次专项调查中, 设计了5项指标来判断分析外来农民工在大城市融入当地的融入度。统计结果显示, 有39.4%的农民工把当地作为“谋生之地”, 8.9%的农民工认为“只是大城市的过客而已”;只有43.5%的农民工把自己的未来与当场紧紧联系在一起, 包括“大城市是我第二故乡”、“大都市是我实现理想的地方”两项指标, 分别占比为26.9%和26.6%。这表明, 农民工在大城市融入当地程度很低没有归属感。

3.“回流”农民工对自己实现市民化的中小城市总体评价

由于我国城市规模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 以及国家行政设置等级不同, 导致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成本不同。从目前的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过程看, 城市越大, 市民化成本越高, 农民工融入城市难度越大, 城市人口的容纳度越低, 政策的吸引力也不大。

从访谈中发现, 市民化的农民工中有98%的人认为, 在当地中小城市 (地级市或县级城市) 政策环境更有利于吸引农民工就业甚至定居, 制度安排相对大城市要宽松的多。主要表现在户籍政策宽松, 入户门槛低;从经济成本上说, 90%的调查对象认为, 中小城市的物价水平, 生活开支, 创业的成本, 找工作的难度都要低大城市。94%的调查对象认为, 当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也是他们“回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县城公共设施比往年好多了, 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共设施及公共服务体系, 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都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在调查中还发现几乎所有的调查对象认为, 在家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 不用担心文化排斥, 地域排斥, 地市民对农民工的接纳程度高。44%的调查对象回来后能被当地政府和市民认可, 并作为创业者进行宣传, 他们被认为是当地能人, 增强他们的城市归属感。这些因素都为回流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结构条件。

三、影响“回流”农民工市民化的主体因素分析

研究发现, 多数农民工选择回老家的城市定居, 城市化意愿强烈, 县城和地级市等中等规模城市是农民工选择定居的主要城市类型;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婚姻状况、社会融入程度、来源地与定居地距离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定居地选择意愿;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举家外出打工、婚姻状况, 以及来源地发展程度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工定居地的城乡选择意愿, 以及城市类型选择意愿。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绝大多数调查对象具有强烈城市化意愿, 不管在哪里, 实现城市化是重要的。预期收益高而成本低的农民工将选择定居大城市;预期收益低而预期成本高的农民工将选择回家乡, 根据对预期收益和成本判断, 大多数选择回老家县城和地级市等城市定居。农民工回流后, 能否顺利实现市民化还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一是就业机会与就业能力是否相统一。回流农民工在本地实现市民化的前提条件是当地有就业的机会, 但是当机会出现, 农民工能否发现并抓住这种机会, 这就需要他们具有相应的能力。当然这种能力也包括创造机会的能力。具体来说, 在影响农民工业机会与能力的诸多因素中, 包括个体属性方面的因素, 也包括农民工家庭属性方面因素。因此, 这种机会与能力的获得同农民工本人、家庭及当地经济发展都有关系。二是农民工非农就业机会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以及农民工所处地域优势。三是影响农民工非农就业能力的因素, 包括:受教育程度, 技能培训情况, 对创业的态度, 年龄、性别、婚姻等都有一定影响。四是当地政府对回乡创业的政策支持, 包括户籍制度, 劳动技能培训, 社会保障机制, 子女上学, 创业政策扶持等多方面。

四、“回流”农民工市民化的机制和路径分析

从前面的调查分析可以知道, 回流农民工市民化这一过程是由于农民工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农民工主体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按照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所描述的:“行动与结构, 个人与社会之间并不是一种谁决定谁的关系, 而是通过实践把结构与行动, 社会与个人相互影响, 相互生产的过程。结构具有制约与使动的双重性, 不应将结构等于制约, 相反结构总是具有一定使动性”这样结构化理论就给回流农民工市民化机制提供了理论解释。

纵观回流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 农民工不仅要具有强烈的市民化愿望, 而且要受到社会结构及自身能力的制约, 但这个制约不是绝对的, 农民工会能动的对自己行动做出选择, 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地方定居。外部结构对农民工市民化既有制约又有能动作用, 自己的意愿与能力的结合, 把社会结构中的制约与资源转换成农民工市民化有利条件。大中城市的制度安排, 市民化成本高, 农民工融入城市难度越大, 城市人口的容纳度越低, 政策的吸引力不大。而在中小城市, 特别是当地地级或县级城市的制度安排, 经济环境, 以及社会资源等方面都会比大城市好, 因此, 经历过从农村出来, 到大中城市务工实践经历的农民工面对现实而理性地作出判断, 能动的选择“回乡”市民化的道路。按照结构化理论解释, 回流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对自身所拥有的能力和生活境遇不断反思, 不断调节的能动选择的结果。

在一定程度上说, 回流农民工采用这种形式实现市民化是当代农民工面对个体“利益与发展”的理性选择结果。从改革开放到现在, 我国经历了三十多年来的变迁,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随之农民进城务工的动机和个人发展目标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纵观农民工行为动机的研究, 众多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认为, 农民工的经济利益动机是其行为动机的重要部分, 它包括生存、效用和利润三方面动机。从当代部分回流农民工来看, 其行为逻辑遵循“利益与发展”的行为逻辑。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能力方面“利益与发展”的行为逻辑中的利益包括个人利益及其家庭整体利益, 发展包括个人发展和家庭发展。在个人、家庭及整体社会结构与行为两方面进行权衡, 并进一步按照“利益与发展”行动逻辑选择市民化的方式和路径。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农民工的生存环境及生存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当前农民工的生活方式, 生活诉求已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 他们的市民化愿望, 以及地域选择的能力都表明, 在社会结构的制约面前不再是完全被动的, 他们融入城市的能力正在提高, 加之社会各阶层对农民工的关注, 各级政府对农民工的政策支持, 城市户籍制度安排的改进, 城乡一体化的深入推进, 为农民工提供了一条向上流动的道路, 回流农民工自主探索了一条融入城市的市民化道路。因此, 回流农民工市民化是一种主动建构型的城市融入。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条比较清晰的回流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强烈的融入城市的愿望———进城务工后思考 (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比较) ———能动地选择中小城市———实现市民化。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知道, 本文所研究的回流农民工市民化道路是一条回流农民工自主探索融入城市的市民化道路, 是一种主动建构型的城市融入方式。我们的研究视角只是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一个侧面, 并不能代表回流农民工市民化的全部。相反, 回流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有其能动的一面, 而且会受到外界条件及社会结构的制约。在这一过程中, 外部环境的改善, 农民劳动技能的提高, 都会提高农民工就业与创业的机会, 这些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促进。因此各级政府应努力改善农民工再就业的条件, 不断构建回流农民工就业或创业的长效机制, 我们认为重点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 改革“二元”户籍制度, 实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各级政府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改革二元户籍制度, 推进城镇化建设, 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落户政策, 让市民化愿望强烈, 有退出农村耕地的农民工变为市民, 并且享有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各项权益和社会福利, 比如:劳动技能培训, 各项社会保障, 子女入学, 医疗服务等等。同时各地应不断完善市场机制, 构建城乡就业服务网络, 合理引导劳动力有序地流动, 实现竞争公平的劳动就业政策,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第二, 创新现有农村土地政策。首先, 采取最严厉的农村土地保护政策, 严格控制土地征用, 在现有制度框架下, 强化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 不断完善土地征用程序, 使土地征用更加规范化和法制化。其次不断完善土地流转经营制度。在耕地保护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长期稳定的制度安排前提下, 促进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 实行规模经营。完善的耕地流转机制能让农民放心地转让土地, 放心地在城市务工就业, 这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措施。

第三, 加快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诉求已经完全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 他们要求的社会保障要高于上一代进城农民工, 但他们的参保率很低, 各级政府应从实际出发, 积极拓展农民工社保领域, 逐步实现社保全国接轨。首先现有的外来从业人员综保制度 (住院、工伤、医药费补贴、老年补贴等) 向外来农民工拓展, 以解决外来农民工的工伤、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并逐步将符合条件的外来农民工纳入“城保”范围, 实现由“综保”向“城保”过度。逐步实现在费率、计发、转接方面全国并轨, 最终实现外来农民工与当地从业人员在住院、工伤、医补、养老等方面享有同等政策。

第四, 加强职业培训, 提高劳动技能。建立公益性的就业服务中心、服务站等, 为农民工就业提供帮助。将全部农民工纳入当地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统筹制定有导向性农民工流向政策措施, 让有一定技术专长的农民工能被顺利吸纳, 为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各地政府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就业培训, 鼓励和引导外来农民工自动参加就业培训和职业教育, 鼓励企业、职业教育机构、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开展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逐步建立完善的农民工管理与服务机制, 引导民工有序流动。

第五, 实施多元城镇化战略, 增强中小城市的吸引力。针对我国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 接受外来农民工压力过大, 政府应实施多元城市化战略, 加快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增强中小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当前应该将中小城市特别是县城作为我国发展经济、调整产业布局, 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点来抓。要抓住发达地区产业转移良好机遇, 坚持不懈地发展县域经济, 促进优势项目及特色产业向中小城镇集聚, 不断提高中小城市及条件好的集镇综合承载能力。同时,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吸引农民工流向中小城市, 在中小城市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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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调查 第8篇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市民化,市民化能力,Logistic回归模型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根据中国农民工监测调查结果显示, 2013年新生代农民工有12528万人, 占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村从业劳动力65.5%。与老一代相比, 文化程度较高、职业期望值较高以及融入城市的意愿较强等。但是由于受到各方面制约难以拥有市民身份, 成为了漂泊在城乡之间的边缘人, 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出路必然是实现其市民化。

学者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颇多, 角度各有不同, 其中涉及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研究主要有:王竹林 (2009) 把农民工的能力划分为劳动能力、城市生存能力、发展能力等。周蕾、谢勇等 (2012) 认为当前农民工已经具备了城镇生活消费能力, 但是他们在城镇长久生活能力以及住房消费能力还存在很大的欠缺。胡杰成 (2012) 的研究表明教育程度越高、关系资源越丰富的农民工, 其市民化能力越强。黄锟 (2011) 通过量化分析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打工时间、打工期间土地处置方式及劳动保护状况对其能力有显著的影响。

通过梳理可知, 有关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文献较少, 市民化能力的内涵学者们观点也不一致, 另外在实证研究上也有所欠缺。因此, 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利用陕西省的调查数据, 分别通过理论以及建立模型量化, 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因素, 并且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1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1.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2014年7~8月西安财经学院社会实践小组对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勒马村的问卷调查。本次问卷共发放500份, 收回的有效问卷494份, 其中涉及到581位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有374人。

1.2 样本描述

问卷中新生代农民工男性有236人, 占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的63.1%。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分布较集中, 19~24及25~30年龄段的各占33.4%、49.5%。受教育程度中初、高中的占了60.2%, 大学程度的也占近33.7%。已婚与未婚的比重相差不大, 分别是46.8%和53.2%。从事餐饮和住宿服务业、建筑业及制造业所占比重较大分别是20.6%、20.1%以及16.8%。获得工作的途径中企业直招和亲戚朋友引荐的居多分别为47.3%及28.4%。另外, 只有33.7%的人接受过企业培训。外出打工的时间多在5年以内, 而且绝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按时拿到工资, 对外出打工的满意度也比较高, 只有24.1%的人表示不太满意。

2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2.1 变量选取

2.1.1 因变量。

本文中农民工是否具备市民化能力是通过考察其是否具有跨越市民化门槛的经济承担能力, 即新生代农民工获得的收入能否支付其在市民化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同时根据调查数据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绝大多数打工的地点在本省以内占79.7%。因此, 本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净值由调查所得的其月工资性收入与陕西省城镇居民的每月人均总支出的差额计算得到, 若净值大于零则说明有能力记为1, 反之则没有能力记为0。

2.1.2 自变量。

本文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因素划分为三个层面:个体因素、工作因素及心理因素。各变量的赋值如表1所示:

2.2 建立模型

因变量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是一个二分类变量, 即取值为1时说明有能力, 取值为0时说明没有能力。因此, 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模型的原方程是:

y=α+∑βixi+εi, 其中y是一个二分类变量, y=1时表示事件发生, y=0时表示事件未发生, 并假设y与x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则由上式变形得到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有市民化能力的Logistic模型:

P=F (α+∑βixi) =1/{1+exp[- (α+∑βixi) ]}+ε, 其中i=1, 2, 3, …, 10。当P=1时表示新生代农民工有市民化能力, 当P=0时表示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市民化能力。Xi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各个自变量, βi为各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α是截距, ε是随机扰动项。

2.3 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根据调查数据以及上述建立的模型, 运用eviews软件进行Logistic回归, 得到表2:

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45, 对于实地调查来说拟合度算是比较高的。这说明了模型总体上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解释程度比较高。其中模型中各因素情况分析如下:

2.3.1 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因素对其市民化能力的影响。

从回归结果看出, 个体因素中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其能力的影响非常显著, 影响系数分别是1.39、0.1和0.13。这说明了新生代农民工为男性且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能力实现其市民化, 也说明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80后相对于90后更有能力实现市民化。他们比90后打工时间较长,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都较高, 因此他们的市民化能力较强。但是婚姻状况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可能与所调查的已婚的与未婚的比重相差不大, 且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较高以及结婚年龄较大有关系。已婚的平均年龄是28.5岁, 月收入平均是2757.9元;未婚的平均年龄是24.2岁, 月收入平均是2733.1元。这说明已婚的月平均收入与未婚的相差不大, 且已婚的大多育有低龄子女, 他们的生活压力较大, 因此他们的市民化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

2.3.2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因素对其市民化能力的影响。

从回归结果来看, 工作因素中只有是否接受过培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影响系数为1.29。这说明了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较高, 同时其就业能力也得到显著提高, 工作的稳定性较高, 则更容易实现市民化。但是, 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工作、获得工作途径、外出打工时间和是否按时拿到工资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工作以餐饮和住宿服务业、建筑业及制造业为主, 月平均收入分别是2362.9元、2826.4元和2946.8元, 相差不大, 且据调查月收入在2000到3000元占的比例最大;其次, 新生代农民工多是通过企业直招和亲戚朋友引荐找的工作, 他们的社会资本构成相差不大, 对其市民化能力影响不太显著;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时间多在5年以内, 而且95.5%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按时拿到工资, 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这两个方面总体的差异性不明显, 因此对市民化能力的影响不显著。

2.3.3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因素对其市民化能力的影响。

从回归的结果来看, 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满意度对其市民化能力的影响非常显著, 影响系数为-0.63, 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是负相关的。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外出打工越满意, 其市民化能力越强, 也说明他们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强, 且他们的收入水平能够支付在城市生活的各种成本, 使得他们更容易实现市民化。

3 主要结论及相关政策建议

3.1本文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陕西省的问卷调查, 并结合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因素, 得出以下结论:首先, 个体因素中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影响非常显著, 而婚姻状况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次, 工作因素中只有是否接受过培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而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工作、获得工作途径、外出打工时间和是否按时拿到工资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最后, 外出打工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影响非常显著。

3.2 相关政策建议

结合本文结论, 笔者认为要使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加快, 更好地促进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全面发展, 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

第一,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知识的学习, 提高其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有显著的影响, 虽然从调查的数据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明显比老一代有所提高, 但是他们与城镇居民的文化程度相比还是低。因此, 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和农民工的教育投资, 强化农村义务教育, 并且开展其他形式的教育如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及成人教育等。其次, 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也应重视文化水平的提升, 以此来增加自己的人力资本水平, 这对于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竞争力的提升都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从调查数据来看, 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多是以体力为主, 对技能的要求不高且工资较低;而收入较高的行业他们因自身的职业技能不强无法进入, 因此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 对于他们的职业向上流动及收入水平的提高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满意度。首先, 政府应该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 如医疗保障制度、就业保障制度等, 使他们能够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保障, 让他们从心理上感觉是和城镇居民平等的。其次, 消除城镇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 让新生代农民工能与城镇居民正常的交往, 营造一种良好的人文环境。

参考文献

[1]王竹林.农民工市民化的目标与总体思路[J].发展研究, 2009 (05) :91-94.

[2]周蕾, 谢勇, 李放.农民工城镇化的分层路径:基于意愿与能力匹配的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 2012 (09) :50-60.

[3]胡杰成.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障碍与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 2012 (03) :33-35.

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调查 第9篇

关键词：西部地区,适应,农民市民化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建设成就斐然, 但是农业和农村却没能实现同步发展, 为了缓解这种状况, 实现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公平, 全国实行了大规模的统筹城乡政策, 目前这一政策成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关键。实现统筹城乡, 重点是政策, 关键在人。如何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让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拥有更多出彩的机会, 成为当前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由于受自身和外部环境的影响, 农民的市民化有“迁徙型”的市民化、被动的市民化和就地市民化三种类型, 目前西部地区的农民市民化仍存在诸多问题。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及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剖析统筹城乡发展中农民市民化的内在逻辑和作用机制, 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建议, 完善农民市民化的支持体系, 对促进统筹城乡持续稳健发展意义重大。

1 相关研究现状述评

农民和市民是两个相互依存的概念, 从经济学角度讲农民变市民是指农民在职业上的地位转型, 他们依赖的主要生存资源发生变化, 农业收入已经不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 农民开始走向现代职业体系;从社会学角度讲是指农民因社会结构变迁导致的身份角色、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化。国外最早有农民市民化现象的国家是英国, 英国的工业革命从早期的变耕地为牧场、合并小块土地到后来的协议圈地等, 迫使大批农民向城市转移, 使大量的农民变成产业工人;期间英国颁布了《济贫法》, 为“流浪人”进行强制的院内救济, 迫使农民进工厂劳动, 从而实现农民市民化。“新村建设运动”初期韩国采取了政府主导型的统筹城乡的途径, 城市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政府逐渐减少对“新村运动”的干预, “新村运动”逐渐由政府主导转向民间主导加政府支持的模式, 韩国的农民实现了向市民的顺利转型。日本政府采用职业技能培训的方式培训农民, 鼓励农民向城市转移, 但日本并未放弃农村的发展, 而是有计划地实现城乡一体化, 实现农民市民化。我国农民市民化最典型的模式是“苏南模式”, 苏南地区经济发达、大中城市居多、人口密度高、城市现代化发育程度高, 农民接触城市的现代因子较多, 现代工商业占主导地位, 这些为农民市民化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此外, 研究者认为影响农民市民化的主要因素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个人, 个人的素质 (文化素质、心理素质) 与个人的适应能力呈正相关;二是政府, 政府能否在政策上 (就业、社会保障) 为农民提供保障, 直接影响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三是社会组织和社会环境, 社会的容忍度和社会组织是否健全也会影响农民市民化。

2 西部地区农民市民化存在的问题

2.1 缺乏对人的行为转变的指导

统筹城乡是西部城市化的重要途径, 是西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路径选择。统筹城乡关键是人的转变, 确切的说是人的行为的转变, 但现实中政府对农村硬件改造的重视程度要大于对农民素质的提高, 就造成了建筑是城市的而生活方式是农村的。在调研中发现, 许多住进新村的村民, 特别是老年人在生活方式上仍然保持着以前的习惯, 随地乱扔垃圾, 随便吐痰, 在花园中开荒种菜的事情经常发生, 新村的生活环境状况堪忧。

2.2 社区管理落实不到位

创新社区管理是推动农民市民化的重要途径, 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创造条件, 提高居民对社区的认同, 是实现由农民到市民的重要方面, 这就需要提高社区管理者的素质。而在调查中发现, 社区干部中,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40%,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60%;大部分社区工作人员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不能满足社区发展所需专业化的老年人护理、心理健康辅导等服务, 并且文化程度偏低会影响动员质量和参与水平。

2.3 缺乏对农民的分类指导

农民市民化是与社会结构变迁紧密相连的。农民市民化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工业化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带动了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变, 是推动农民市民化的主要动力。二是农民被迫交出土地成为失地农民, 农民市民化是农民被迫接受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三是经济条件较好地区的农民市民化, 是政府提供好的住房、教育、社会保障条件吸引农民进城务工, 是农民主动向城市流动, 融入城市的过程。所以, 第一种农民市民化关键是解决农民的市民待遇问题, 即户籍问题;第二种关键是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第三种农民市民化关键是解决新旧市民的融合问题。但在实际操作中, 并没有针对需求进行分类的指导。

3 推进西部地区农民市民化的对策

推动农民市民化, 政府必须加强其在政策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引导和管理服务创新的作为, 更多关注农民生活方式 (居住、交往、习俗) 的市民化、行为方式的市民化、职业的转变, 通过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度, 提高农民的适应能力。农民必须找准个人定位, 主动适应融入城市生活, 生活逐渐从散漫化、无序化向条理性、规范化转变。城市社区和居民要主动调节农民市民化给管理和生活带来的转变, 营造良好的氛围, 以积极的心态对待新市民。

3.1 建立农民向市民转化的保障机制

统筹城乡是农村社区、地域景观等向城市靠拢的过程, 其间农民市民化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近郊农民本身参与非农产业投入, 使有些劳动力实现了非农化;二是作为个人进程务工, 离土进城;三是近郊农民通过征地的方式实现非农化, 即“失地农民”非农化;四是就地非农化, 以农村城市化的方式实现农民市民化。农民市民化是农民继续社会化的过程, 是农民对市民从角色冲突到角色认同的过程, 影响农民继续社会化的因素有社会环境、城市生活方式、职业流动、角色转变等。具体问题包括农村土地流转、住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问题, 另外, 信息不畅、传统习惯、农民素质偏低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政府管理和服务相统一, 成立专门机构处理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 政府和社会应创造条件, 提供平台, 为农民市民化开展参与性论坛和典型示范, 进行价值引导。政府还要加强相关制度政策调整落实, 在农民身份转变的同时, 建立与其相关的住房制度、土地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转变机制, 使农民转化为市民无后顾之忧。

3.2 提高农民自我适应能力

农民市民化不仅是农民对市民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生产方式的适应, 更应关注农民社会心理的变化, 这种适应大体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 即被动的身份转变阶段、价值适应阶段、主动融入阶段, 适应阶段的长短由个人的素质、群体环境和外部环境共同决定。提高农民的适应能力:一是要认识到在农民向市民角色的转变中, 社区是角色转型的主阵地, 要加快新社区文化建设, 使农民逐步认识和认同市民文化。二是政府应在培育新型市民和提供保障上以及信任机制建立、社会关系重构上承担更大的责任。三是创新社区公共服务体制、集体资产管理模式, 培育农民的合作意识, 鼓励新市民参与社区管理, 为农民稳定市民化创造条件。

3.3 要建立充分的就业机制

市民化是一个继续社会化的过程, 但这个过程会出现反复或“倒退”, 甚至会出现确定不了身份的“游离人”, 就业质量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要发挥各级工会的作用, 政府相关部门连同各级工会组织要加强就业援助, 对农民进行技能培训, 使其尽快地适应城市生活, 防止其边缘化。基层各级工会系统应采取各种措施, 指导企业改善生产条件, 优化用工环境。与劳动力输出地合作, 进行劳动力定向输出。采取联合职业技术学校、各级工会干校、农广校的方式, 开辟田园学校、农民夜校、网络培训、短期培训、专业培训等新途径, 通过定向输送、上门预约等方式加强对接, 开展“订单式”的技能培训, 提升本地工人的素质。整合网络招聘资源, 携手企业搞好招聘工作, 在每年春季和秋季举行民营企业招聘周活动, 形成招聘的长效机制。

3.4 提升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能力

农民参与社区管理是其走向市民化的重要步骤, 农民与社区的事务关联度越大农民的适应性就越强, 做到这一点, 一是要注重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根据工作需要, 面向社会公开选拔一批业务素质强、政治过硬、群众工作经验丰富的社区工作者, 及时补充社区工作人员。建立社区工作者考核激励机制, 完善社区专职工作者实绩考评办法, 推进述评结合的考核制度, 考核优秀的给予表彰奖励, 考核不合格的, 予以解聘, 并将考核等次与薪酬待遇挂钩。二是培养居民的参与能力。居民的参与能力是影响社区管理创新的重要因素, 为了使居民从“自我为主”变得“成熟理性”, 由社区管理的“游击军”变成训练有素的“正规军”, 就必须对居民进行引导和训练。一方面, 通过开办居民学习夜校, 开展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 锻炼社区居民的语言表达能力、论证书写能力、谈判技巧以及心理承受能力, 提升居民的政治素养和文化水平, 把社区居民培养塑造成有理性思维的、真正能运用文化知识参与社区政策制定。另一方面, 开展模拟活动, 让居民多参与实际锻炼, 让居民熟悉参与流程, 培养居民参与的自觉性和自信心, 通过及时、准确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参考文献

[1]唐琼.从“游民”到市民: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融入探析[J].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 2013, (01) .

[2]张国胜, 陈瑛.社会成本、分摊机制与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J].经济学家, 2013, (01) .

[3]庄荣盛.维护农民利益应建立农民、企业与政府利益平衡机制[J].上海农村经济, 2013, (01) .

[4]白旭川.我国农村房屋拆迁补偿制度刍议[J].法制与社会, 2013, (01) .

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调查 第10篇

调查团队选取了位于济南市东部的两个安置区——窑头小区和荆山小区作为调研对象。

荆山小区居民孟师傅算了一笔账:给一家小公司开车月收入800元;用补偿款购置了一部车,兼职开出租,每月收入一两百不等;银行存款12万,每月可得利息150元左右,月平均收入一千多点。孩子上小学每月支出100元左右,交通、电话每月100元,一家三口日常生活支出600元。孟师傅的收入平常稍有节余,如遇生病等突发情况,就会“入不敷出”。

“我们除了干些体力活,别的真做不来。”孟师傅说,因为受教育程度的限制,他们中很少有人接受过专业的技能培训。在荆山小区回收的126份有效问卷中,有66%表示需要政府帮助安排工作,只有20%工作已经落实,但大都是司机、保安、环卫等收入较低的工作。窑头小区的情况大致相同。

从常理上讲,安置区居民有丰厚的补偿款、舒适的居住条件,应该过着惬意自如的生活。但事实却是,他们仅仅有了一个居住生活的场所,但“安居”并不意味着“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