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社会心理范文

共同社会心理范文（精选12篇）

共同社会心理 第1篇

要确立公交在居民出行方式中的主体地位, 除建设大容量快速轨道交通系统作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主要技术手段外, 必须同时发展地面公交。发展地面公交需要全社会努力, 社会各界积极配合, 包括新闻媒体的大力宣传和推动, 尤其需要具体政策、措施一一落地。

一是大力倡导乘坐公共交通是绿色低碳出行, 功在当代, 惠及子孙, 增强国家综合实力, 提升国家良好形象的先进理念和出行方式, 并形成全民意识和全面行动。

二是公交运营速度要提高, 可靠性要保障, 有效措施是建立公交专用道和专用车道 (又称公交优先道和优先车道) , 路口优先放行。上海城市道路4 865公里 (含支路、小路) , 但公交专用道 (车道) 只有161.8公里。自2010年后, 上海没有增加1公里的公交专用道 (车道) 。看来, 原定的2015年目标显然无法实现了。

三是客运交通结构有待优化。在轨交、公交、出租汽车、轮渡4种客运方式中, 轨交占比39%, 公交43%, 出租汽车17% (相对稳定) , 轮渡1% (近几年都是1%, 可以忽略不计) 。先进国家出租汽车占比只有8%~10%, 而上海最高曾达到22%, 这与出租汽车定位有较大关系。在日本, 乘坐出租汽车因价高会觉得很奢侈。在香港, 乘坐出租汽车感觉运价好贵。城市公共客运交通不仅要多结构, 还需多层次。出租汽车定位应是高层次客运方式, 以满足高收入人群日常出行 (不使用或少使用小汽车) 和一般收入人群特殊出行需求为主。这需要运用价格等经济杠杆调节供求关系。出租汽车正确定位有助于地面公交、轨道交通吸引乘客, 有利于公共客运交通系统功能分明, 层次清晰, 结构完善, 优势互补。

如何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 第2篇

2019年11月13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其中，“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法，受到广泛关注。本期我们特邀3位专家学者，一起来谈谈如何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主持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于“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提法，您是怎样理解和认识的？

杨开峰：共同体意味着成员之间主体地位平等、决策程序民主、资源配置公平、结果共享正义。首先要明确，尽管存在利益格局分化和社会主体多元化，但是矛盾是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要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机制。

其次，“人人有责”解决的是意识问题。政府要转变观念，强调人人参与不仅是因为政府资源有限，更重要的是社会治理格局正在转型，这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体现。同时，公民应该有规则意识、法治意识和参与意识，认识到参与公众事务既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更是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第三，“人人尽责”解决的是行动问题。一方面要用制度保障“人人尽责”的可能性、有效性；另一方面政府要给予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和人民群众更多的信任支持，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调动社会主体的积极性。

第四，“人人享有”解决的是结果问题。要完善相关制度，保障人人享有、人人满意。这既包括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也包括化解矛盾冲突、照顾各方利益，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群体之间、家庭之间更加和谐。

郁建兴：这一提法标志着我们党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已经有了更高标准的战略规划。过去我们讲“社会治理”，通常都假定治理的主体是政府，对象是社会，是“政府的社会治理”。而社会治理的成效、对社会治理成效的评估，大多停留在政府考核的层面，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关系不是很大。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传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将迈向党委、政府、社会、公众共同治理的新局面。进一步说，社会组织、广大人民群众不仅需要在执行阶段参与社会治理，更要共同规划社会治理的目标，共同设计社会治理的政策，共同探索社会治理的工具，共同开展社会治理实践，共同评估社会治理成效。

何艳玲：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强调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对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回应，也强调人民的主体性和责任感。

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社会需求与公共服务供给之间日益凸显出不匹配、不兼容的地方。如何通过治理变革和机制创新来弥合两者间的“缝隙”，需要重新思考。“人人有责”回答“谁来管”的问题，即由谁来主导和参与。“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三个“人人”互为因果、环环相扣，为探索新时代社会治理之道提供了系统方案。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有三个关键点：首先，党建是引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要充分发挥党在社会治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其次，制度是保障。强化各级政府抓好社会治理的责任制，引领和推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再次，落地于社区。社区是社会治理的主阵地，也是人们最能体验到美好生活的空间。这就要求政府的工作重心向下、方式多元、能力提升。

改革机制、创新方式、协同治理

主持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而要真正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还须克服哪些痛点、难点？

杨开峰：一是政府观念和体制机制还须改革。有些地方对建立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认识不到位；有些基层政府权责失衡；部分地区社会矛盾的化解诉调机制不够有力，大量矛盾纠纷没有被消除在基层。

二是协同治理手段缺乏。

食品安全、医疗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等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严重影响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但是这些问题往往超出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职责与能力范围。

三是应对新型社会风险形势严峻。

新型社会风险不确定性大，难以预测，传播迅速而广泛，容易造成金融风险等。特别是网络社会的兴起，使社会舆论、社会情绪、社会行为的机制发生变化，网络犯罪成为第一大犯罪类型，传统社会管理模式面临挑战。

四是社会组织的权能还比较薄弱。

社会治理社会化程度较低，行业自治组织、群众性组织发展不充分，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在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方面表现还不突出。

五是多元参与方式有待创新，公民意识有待加强。

特别是人口流动频繁的地方，社区认同感弱，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淡薄，能动性难以有效调动。

郁建兴：一方面，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激励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即如何让社会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自发地、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共同治理中来。而解决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划分责任。我们都知道公共池塘的悲剧，因为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享受了多少池塘资源，造成了多少污染，所以没办法精确地知道每个人需要承担的维护责任。我们的社会治理也是一样，如果没有办法在操作层面上划分主体责任，那么社会治理将始终是政府的社会治理。

另一方面，要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顶层设计和地方创新的关系。顶层设计明确改革方向和边界，为地方自主创新提供操作空间和制度保障。而地方在此基础上和既定边界内，因地制宜探索治理模式。二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迅速营造多元治理的格局，通过行政推动的手段，选择性地“培植”一些典型。这种“拔苗助长”的方式，不但不能促成社会治理的内源式发展，反而削弱了政府与社会、民众的整体互动。所以，推动社会治理应该多一些耐心和等待，大力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提高政府以外的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力和水平。

民主协商是独特优势，科技支撑是突出特点

主持人：十九届四中全会发展了十九大的理论成果，在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方面增加了“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的要求，您怎么理解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何艳玲：民主协商是基于对“共同”的理解与挖掘，分层次有重点开展工作。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打造，关键是要实现对“共”的理解，它包括三层含义：共同的利益诉求、共同的商议机制、共同的行动规则。具体而言，一是要对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共同诉求和意见主张进行判定和识别，寻找三者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二是共同利益诉求是可商议的，可以通过平台搭建和机制设计，弥补现行管理体制和反馈渠道的不足之处。三是共同的商议结果是可落地的，各主体根据对协商结果的呈现、评估采取共同的行动。

科技支撑是技术治理的重要呈现。对于社会治理格局的打造，科技支撑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实现信息的交流互通。一是打破政府职能部门间的信息壁垒，缓解政府管理过程中自身的结构性紧张，比如职能部门空心化、基层政府工作部门化等。此外，社会事务的复杂性要求建立部门间的横向联合机制，这就需要用科技手段打造跨部门甚至跨行政区划的信息平台。二是打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交流壁垒。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的“点”与社会事务的“面”之间不对应，垂直部门专业化的职能设置与社会事务的多样化变动性之间无法匹配。这就需要信息技术补足两者的差异，通过网格数据的收集和精细化治理，熟知民生民情。

杨开峰：民主协商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解决基层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办法，是坚持群众路线的必然选择，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必然要求。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模式是党领导下的基层多元共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民主协商、依法办事的有机统一。

科技支撑是现代社会治理的突出特点。现代信息技术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生产力问题，是社会本身发生深刻变化的折射，不断冲击和改变社会的边界、结构、关系、机制和认知，也深刻影响了社会治理的客观基础。社会治理的对象、理念和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新的治理问题不断涌现；同时，新兴科技为治理带来广阔的潜力和可能性，为解决一些长期积累的痛点、难点问题带来机遇。我们需要利用科技手段来重塑治理边界、改善治理结构、创新治理工具、改革治理方式，增强社会治理的执行力，提升社会治理的治理效能。

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浙江新样本

主持人：从“枫桥经验”到“三治融合”“息事无讼”等，浙江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方面走在前列。新时代，浙江如何发挥“三个地”的独特优势，结合实际，探索打造基层社会治理新样本？

杨开峰：继续强调党建引领，建立更全面、更有效的党委、政府与社会力量凝聚合作的体制机制，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横向联动整合社会资源的功能。

持续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政府部门是治理的主体，也是治理的对象，是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和服务者。要努力向服务型政府、高效政府和法治政府转变。

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大局中改善社会治理。要把社会治理同浙江其他领域的治理实践结合起来，比如同“最多跑一次”改革结合起来，同美丽乡村建设结合起来，同数字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等。

建立科学评估体系，不断总结经验，实现持续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怎么样才算现代化？社会治理能力怎样才算现代化？我们怎么能保证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评估、问责、学习必不可少。

郁建兴：一项实践之所以能够成为经验，是因为它具有超越属地治理特征的普遍性。社会治理实践要成为经验，除了完善的治理体系之外，还需要与之匹配的治理能力。制度容易学习和复制，而能力的培养需要正确的引导和时间的积累。

家园共同关注幼儿的心理健康 第3篇

关键词：家园；重视；幼儿；心理；健康

一、问题提出

有人会问，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心理不健康呢？其实，幼儿期孩子们正处于性格勾画蓝图的时期，也是个打基础的时期，更多取决于家庭和幼儿园的态度。要让孩子在家庭中，“扮演”好他应当担当的“角色”。在家里，人们对独生子女尤为宠爱，这是人之常情，但不少家庭把它与溺爱相混淆起来，以孩子们为核心，娇生惯养，把孩子惯得不成样。从眼前看，孩子随心所欲，欢欢乐乐，父母高兴，心情舒畅。但从长远观点看，并不利于孩子成长，尤其有害于孩子心理健康。将来一旦失去家庭的保护，势必在心理上遭受更多的冲突与创伤。

二、重要措施

1.让孩子多多感受和睦家庭的温暖。在一个和睦家庭里，人们敬老爱幼，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这种和谐而又温暖的气氛，是有利于幼儿心理健康的。相反，家庭不和睦对孩子的影响更大，研究证明，这样的孩子易患口吃、夜尿症和胃病等。调查表明，少年犯罪出现率多半是家庭破裂的、心理不健康的孩子。

2.正确对待幼儿有口吃等现象。口吃看起来是件所谓的小事，但对幼儿的心理挫伤很严重。所以无论在家还是园，都不能讥笑他，更不要打他骂他，要鼓励他们慢慢纠正。

3.正确对待孩子的过失和错误。孩子小，知识经验少，能力不强，许多是非不清，孩子们也在过失和错误中不断学习和增长见识。所以对孩子的过失和错误要心平气和，教育要耐心细致，要讲清道理，不要损伤孩子的自尊心，孩子就更不易接受批评教育，甚至形成不良的品德和人格。谈到批评，教育时要体现一致性，假如一方批评，一方袒护，就会使孩子是非混淆，不愿接受教育。批评的目的不是出气，不是让孩子服软，而是要引导孩子认识错误，鼓励孩子心情舒畅地改正错误。

4.支持孩子在家、在园多做游戏。游戏是幼儿的主导活动，是幼儿的天职，也是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成人要让孩子多玩自己爱玩的游戏，要支持孩子们一起玩，孩子们多在一起玩，就是学习，就是交际，而且更能饱尝游戏中的乐趣。

5.不要无视孩子的独立愿望。幼儿在心理发展上有个自我中心时期，三岁就可表现出独立的愿望，虽然他们本领不大，但喜欢自己动手，这是孩子们心理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是独立性开始发展的表现。所以我们要因势利导，切不可违背规律。否则不仅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甚至会留下精神创伤，等长大成人易患某些心理疾病。

参考文献：

[1]周俐君.学前儿童家庭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05.

[2]赵恩光.儿童口吃病的矫治原理与方法：谈谈幼儿语言发育中的若干问题.中国康复，1987（03）.

[3]陈鹤琴.家庭教育：怎样教小孩.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08.

家园共同关注幼儿的心理健康 第4篇

有人会问, 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心理不健康呢?其实, 幼儿期孩子们正处于性格勾画蓝图的时期, 也是个打基础的时期, 更多取决于家庭和幼儿园的态度。要让孩子在家庭中, “扮演”好他应当担当的“角色”。在家里, 人们对独生子女尤为宠爱, 这是人之常情, 但不少家庭把它与溺爱相混淆起来, 以孩子们为核心, 娇生惯养, 把孩子惯得不成样。从眼前看, 孩子随心所欲, 欢欢乐乐, 父母高兴, 心情舒畅。但从长远观点看, 并不利于孩子成长, 尤其有害于孩子心理健康。将来一旦失去家庭的保护, 势必在心理上遭受更多的冲突与创伤。

二、重要措施

1. 让孩子多多感受和睦家庭的温暖。

在一个和睦家庭里, 人们敬老爱幼, 互相关心, 互相爱护, 这种和谐而又温暖的气氛, 是有利于幼儿心理健康的。相反, 家庭不和睦对孩子的影响更大, 研究证明, 这样的孩子易患口吃、夜尿症和胃病等。调查表明, 少年犯罪出现率多半是家庭破裂的、心理不健康的孩子。

2. 正确对待幼儿有口吃等现象。

口吃看起来是件所谓的小事, 但对幼儿的心理挫伤很严重。所以无论在家还是园, 都不能讥笑他, 更不要打他骂他, 要鼓励他们慢慢纠正。

3. 正确对待孩子的过失和错误。

孩子小, 知识经验少, 能力不强, 许多是非不清, 孩子们也在过失和错误中不断学习和增长见识。所以对孩子的过失和错误要心平气和, 教育要耐心细致, 要讲清道理, 不要损伤孩子的自尊心, 孩子就更不易接受批评教育, 甚至形成不良的品德和人格。谈到批评, 教育时要体现一致性, 假如一方批评, 一方袒护, 就会使孩子是非混淆, 不愿接受教育。批评的目的不是出气, 不是让孩子服软, 而是要引导孩子认识错误, 鼓励孩子心情舒畅地改正错误。

4. 支持孩子在家、在园多做游戏。

游戏是幼儿的主导活动, 是幼儿的天职, 也是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成人要让孩子多玩自己爱玩的游戏, 要支持孩子们一起玩, 孩子们多在一起玩, 就是学习, 就是交际, 而且更能饱尝游戏中的乐趣。

5. 不要无视孩子的独立愿望。

幼儿在心理发展上有个自我中心时期, 三岁就可表现出独立的愿望, 虽然他们本领不大, 但喜欢自己动手, 这是孩子们心理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 是独立性开始发展的表现。所以我们要因势利导, 切不可违背规律。否则不仅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 甚至会留下精神创伤, 等长大成人易患某些心理疾病。

摘要：现代健康概念, 早已超出人们的传统认识, 它不仅指生理上的健康, 还包括心理和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完好状态。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几年, 孩子们的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获得、身体的健康, 同时更要关心、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

关键词：家园,重视,幼儿,心理,健康

参考文献

[1]周俐君.学前儿童家庭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05.

[2]赵恩光.儿童口吃病的矫治原理与方法:谈谈幼儿语言发育中的若干问题.中国康复, 1987 (03) .

共同社会心理 第5篇

一、学会摆正心态，勇于尝试

当社会实践的课题确立的那一刻，自己开始意识到“两会”课题的社会实践开展起来的难度性会很大。然而，最终团队被批准为重点团队时，我想着，既然批准重点团队，那么我们的可行性分析一定是合格的，当前的关键就是具体执行力的问题了。

在活动开展之前，我们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团队成员共同搜集了大量的“两会”资料，并制定了较为细致的社会实践策划书，在活动策划过程中，经过讨论分析，我提出了设计一份包括团队基本情况介绍、全国及地方“两会”简介、国家“十一五”成就回顾及“十二五”规划目标、主线和任务简介的宣传资料的建议，将活动从单一的调查方向扩展到政策宣讲方向。因为，当课题确立时，连我们自己很多有关“两会”的知识都很欠缺，在活动中一定会受到很多人的不解。因此，在提前预知到此种情形时，就提前准备一份简单的介绍，最终这种方式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节省了我们的时间，同时也提高了我们活动开展的影响力及减少了被访者的拒绝率。从这个小环节中，我体会到，做事情不能总是想象着困难有多大，而是摆正心态，想办法让困难减小，这就要求我们要勇于尝试。同时，在向群众分发调查问卷的过程中，同样需要我们摆正心态。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开始发问卷，遭遇很多人的拒绝，同时在休闲场所，很多

人不愿意配合去完成，因为他们对此不了解并且不感兴趣。在屡屡遇到此种情形时，我们并没有因此而丧气，而是想到了直接走访居民住户，在住户的走访过程中，我们的接受度开始提高，并且很多居民愿意听取我们的讲解，支持我位的实践活动，并向我们提到他们遇到的切身利益问题，有关于子女教育、住房，还有养老保险、医保等急需政府关注并解决的问题。从前往市政府到各个社区的居委会，再到每一个住户家中，这一系列环节中，始终需要不断的尝试，我尝试着改变沟通方式，注重沟通技巧，尝试着新的思路，新方法，尝试着如何让居民更多的关注我们的讲解，尝试着如何听取群众工作生活中所面临的切身实际问题。只有不断的尝试，才能有新的改变，而如果选择放弃，就始终不会有新的机会。因此，社会实践过程中，我学会了摆正心态去面对问题，并勇于尝试，试着去寻找新机会，解决面临的问题。

二、善于换位思考，对方才会更理解

在十堰市城区及郧县城关镇的实践过程中，我们总会遇到一些群众提出“填这个问卷有什么好处呀”，“我要了解这个有什么作用呢”等这样的问题。起初，觉得对这些提问有些让你难以理解，其实，自己在慢慢的实践过程中就会理解，这些被访者没有义务来填我们的问卷，完全是他们自己的意愿，同时，他们也没有必要听我们去给他讲这些知识，这些都是他们的选择自由。然而，我们要取得实践的目的，取得调查成果，就需要从他们的角度来思考，以他们的处境来考虑这些问题。不能简单的就想着，尽快让他们来配合完成问卷调查或听讲解，这样的想法是能很快的完成实践任务，却会受到很多人的拒绝。

因此，在让他们完成问卷之前，应该通过简单的沟通了解他们对“两会”的认知程度，再有针对性的向其讲解相关知识，在这个初步沟通后，再让他们来填制问卷，这样的话，就比直接拦着对方来完成问卷更能让对方接受。同时，在沟通中，要学会按照对方的思考角度来思考问题，这样才能取得较好的沟通效果，对方也更能理解，并配合完成。在走访居民住户时，就需要先讲明具体情况，当对方有个初步了解好，再让其配合完成调查。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简单的采访，了解他们工作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在充分听取他们的情况时，向其讲解“两会”所要解决的问题，增强他们对政策的支持度，并将他们的切身问题及时收集起来，真正清楚群众中迫切希望政府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个环节中，只有换位思考，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及认可，并通过自身的讲解，让他们更多的了解“两会”制度，增强他们参与“两会”的意识。

三、体会到社会实践的重要性

社会实践让我得以更多的了解社会，增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学校的小环境中，我们体会不到社会的复杂程度，以为多读一些书，多听一些讲座，多关注一些新闻就能够了解。然而当自己迈出去做社会实践时，才发现，社会实践为我们的学习打开了另一个窗口，很多问题并不像在学校里想象的那么简单。

很多东西是书本所不能展现出来的，只有自己亲身的去体会，才能有深刻的体会。在学校的很多学习，我们只是被动的听取，听取别人经历过后的讲解，然而那些只能在短时间内对自己有一定影响，而自己亲自去实践过后，自己就会主动的去思考，这些经历才会给自己内心更多的触动，这样的主动学习、主动思考所带来的收获才是最为重要的。

在课堂中学习的知识是间接的、系统的理论知识，这些知识中有很多不能直接的运用于现实生活，而需要我们考虑诸多因素和实际情况，运用多方面的知识去思考、解决问题。我们接触“两会”也是在高中时代，但只知道其中的一些理论罢了，却不知道具体的细节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当自己亲自上网去搜集相关资料时，自己对这一块有了深入的了解，并且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从群众的反馈中我们得以知道他们迫切希望的切身利益问题，开始深入的理解“两会”制度的重要性。社会实践让自己将学习到的东西与实际现实进行对照、比较，可以对这些表象的问题有较理性的认识，从而增强了自身认识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共同社会心理 第6篇

学生的发展是教育的根本需要，而教师的发展是促进学生发展的前提，因此，关注教师的自我成长水平非常重要。教师的成长途径有多种，但课堂这个师生共同成长与发展的主要阵地是任何人都不可怀疑的事实。那么，体育教师如何利用课堂这个主要阵地去完成健康教育，同时又能实现自我成长呢？笔者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认为，善于捕捉现场的教育资源，对发生的教育现象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再利用，是提高教师自我成长水平的关键。

比如，一位腿部有点残疾的女生，在跑一百米的时候，每次都用“外八字”步艰难地最后到达终点，由于动作难看，常常招来同学的嘲笑。我怕她自尊心受到伤害，所以从不提她的成绩，也不提她的残疾，只是在她每次坚持到终点的时候给她鼓励。在一次训练中，我发现平时善于积极拼搏的一名学生竟然漫不经心地和她一起跑到终点，我认为这名学生是在故意消极应对训练，便狠狠地教训了她几句。这位学生委屈地流着泪说：“老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想消极的，我是想陪着那位同学一起跑到终点，她腿不方便，每次都在其他同学的异样的目光中跑在最后，她在课上表现得很顽强，但是你知道吗？她的内心是多么痛苦和悲伤啊？在课后她不知道哭了多少次呢，我想我陪着她一起跑到终点，不就没有倒数第一了吗？”

听完这位学生的哭诉，我的鼻子不由得一酸，只感到眼圈发胀，一种感情的亏欠让我的内心顿时充满着内疚和不安。自以为不提其“短处”，不断给予鼓励是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艺术”之处，但事件的发生却又让我由然感受到这种教育“艺术”的苍白无力。

无独有偶，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另外一次100米的练习中，一位女生由于肥胖，每次练习都艰难地完成任务，但是有一次别的同学都冲刺结束后，那位女生依然在途中吃力地跑着，因为该女同学的“笨拙”大家爆发出一阵狂笑。这位女同学跑到终点后并没有如往常一样停下来，而是继续向前跑了一段距离，然后坐在操场边哭了起来。猛然间我似乎明白了发生什么事，分明是刚才那些同学对她的嘲笑刺激了她。我制止了那些同学的笑声后来到这位女同学身旁，对她进行了心理上的安慰，告诉她其实那些同学的笑只是本能的一种表现，从心底上并不是想真正去伤害她。然后我又让其他学生知道，其实每个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人本来就是有瘦胖、高矮、黑白之分，这不是我们大家的错，希望同学们一定要相互尊重，相互鼓励，而不是相互嘲笑。经过这件事情以后，课堂中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的嘲笑了，相反，大家都能在先完成任务后再主动地帮助和鼓励那位女同学，那位女同学从此也不再自卑，而是很阳光地参与学习。

我们在教育学生的同时，别忘了也是他们教育了我们，以上的案例实际上就是对我们很好的教育：或许我们与那些嘲笑别人的学生进行课前的沟通，让他们知道每个人都存在不同的短处或缺陷，人人都需要尊重，就可以避免某些有身体缺憾的学生受嘲笑的伤害；或许课后多与有身体缺憾的学生进行发自内心的交流，就可以让他（她）在一种真正阳光的心态下表现出顽强的精神，而不至于课上课后两重心情；或许我们在教学设计时就应该考虑学生的特殊性而采用特殊教学手段，让这样的学生感受到全班同学和老师对她的关心与帮助。

然而，应该的往往是现实中容易被忽视的，而关注教学现象，我们往往能从中悟出许多道理。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浅表的认识或某一个表层的教学行为中，教师应该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通过多种途径深入了解他们的心理活动，在不同的个性心理环境下所形成的生生或师生之间的人际关系中扮演多重角色，并不断给予引导、疏导，让他们感受到教学关系中的和谐与适应，从而消除各种心理障碍，以健康快乐的心理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去。

我们深知，教师成长是教育教学的根本保障，但现实是，当我们不断追求培训、自我学习等外在的各种途径时，却往往忽视了课堂教学这种内在的成长环境，习惯性思维中的课堂教学是学生成长和发展的必然场所。其实，对于教师而言，课堂教学“不仅仅是创造别人的精神生命，也应该是自我精神生命的创造者，教师在造就他人的同时也在成就着自己……不是眼望别人成长，而是永远和他的学生们共同成长”。也就是说，课堂教学是教师实现自我成长最具有生命价值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教学事件正是促进师生共同成长的核心要素。

参考文献

[1]袁瑞堂.体育课程践行的探索与理解[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1.

社会资本与教师专业共同体知识共享 第7篇

一、理论梳理与知识共享质素分析

知识共享是指把个人所获得的知识通过各种交流形式和传播途径与组织中其他成员共同分享的行为过程[1]。而教师专业共同体则是以“分享、合作、发展”为核心精神, 以专业理想为纽带, 以促进教师个体、教师群体以及学校发展为目的, 在互动协作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关系的连结[2]。教师之间在共享知识的过程中引发个体对自身专业发展和教师专业共同体发展的有益思考与相关行动, 正是知识共享之对于教师成长的和共同体发展的意义所在。但是, 教师的知识共享过程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理论层面上的知识传递与转移过程, 在实际层面, 它总是嵌入于具体的社会情境, 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并且离不开真实情境中的教师之间的社会互动。正如巴特勒 (Butler) 所言:教师“不是在真空中建构知识, 教师学习的过程以及教师专业知识的建构首先是一种社会性的交往和对话活动”[3]。只是这种教师的指向知识共享的社会互动与一般的社会互动又有着明显的区别, 即社会互动发生在教师专业共同体这一知识密集型组织中, 假若是有效果的, 势必伴随着知识流在共同体内转移与新的知识的生成。唯如此, 教师的知识共享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既促进了教师的个体知识转移为共同体的知识, 又进一步促进个体发展, 完成知识创新的良性循环。

德维泊特 (Davenport) 和朴斯克 (Pursak) 曾这样表述和分析传播和吸收在知识共享中的重要功用:分享=传播+吸收[4]。可见知识共享过程中, 传播和吸收缺一不可, 而知识吸收及内化不好, 知识共享的效果是有问题的。此中, 又涉及另一个问题, 即显性的知识 (explicit knowledge) 是相对容易共享的知识, 然而一些极有价值的知识, 如教师的个人经验、技术诀窍等, 却是另一种形式的知识———隐性知识 (默会知识taci knowledge) 。正如波兰尼的观点:人类的默会知识在人类认识的各个层次上都起着主导性的、决定性作用。但这类知识虽对于教师个体乃至共同体发展极具价值, 却很少、很难被分享。于是, 如何更好地共享隐性知识这一问题也对支撑知识共享的教师间社会互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 (Ikujiro Nonaka) 和竹内弘高 (Hirotaka Takeuchi) 曾提出知识共享的经典范式———SECI模型。在该模型中, 知识通过S-socialization (社群化) 、E-externalization (显性化) 、C-combination (组合化) 、I-internalization (内化) 四阶段, 从而完成知识共享与创新[5] (见图1) 。

知识间的相互转化及知识共享必须有“场”的支撑, 这就是巴 (Ba) 概念, 在Nonaka那里, 巴是一种场所, 在SECI模型的四个知识转化阶段中前后会经历四种场所。即个人彼此交互表露其感觉、情绪与心态的原始场所 (Originating Ba) ;彼此交换想法, 同时对他们自己的想法加以反省及分析的互动场所 (Interacting Ba) ;利用虚拟世界进行互动, 将新的显性知识与现有的资讯和知识组合, 以便再产生更新的显性知识, 并使之系统化的电脑场所 (Cyber Ba) ;以及在资深教师与同事的指导下, 以观摩或实际演练等方式不断地练习, 并持续将知识内化的练习场所 (Exercising Ba) 。我们清晰地看到, 在Nonaka构建SECI模型中, 有一条潜在逻辑是贯穿始终的, 即知识共享必须以高质素的社会互动作为支撑。

同样在知识管理领域, 知识共享被认为是知识创新的关键与难点所在。笔者认为, 如果从社会连结的角度观照这一问题, 知识共享的困难在于:知识共享不是利他主义, 而必须是互惠互利, 贡献和回报是相对应的, 过于强调任一方面都是不当的, 知识共享一定不会是单方面永远付出的。德维泊特 (Davenport) 和朴斯克 (Prusak) 认为, 要实行将个人的知识共享给他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4]。教师中的确存在这样一种认知和行动倾向, 即知识的私有与教师的自治是一种惯常状态, 尤其当知识自身的价值与职称评定或社会地位取得等稀缺资源联系紧密时, 知识共享的意愿会显著降低。笔者认为, 教师如若不能从知识共享中得益或有利于自身的发展, 那么他们自然不愿意和别人分享他们的知识。

通过以上理论梳理与障碍分析, 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脱离了一定质与量的社会互动作为其基础, 脱离了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 知识共享是难以达成的。

那么, 为什么社会资本在驱动教师专业共同体知识共享方面有着独特的力量呢?

首先, 我们有必要讨论社会资本的内含要素。布迪厄 (Bourdieu) 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 这些资源与大家共同熟悉或认可的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占有联系在一起”[6]。他分析了社会资本的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关系, 通过关系的连结, 个体成为群体的一员;二是通过关系获得的有价值资源。综合几位侧重研究社会资本微观层面学者的观点, 如罗纳德·博特 (Ronald Burt) 、亚历山德罗·波茨 (Portes) 、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林南 (Lin, Nan) 等, 笔者认为, 社会资本内含以下几个要素:一是社会参与网络——社会资本的结构基础。社会参与网络 (social engagement networks) 是社会网络的一种, 社会资本根植于社会参与网络和社会关系之中。二是有价值资源——社会资本的行动基础。个体行动者通常有两类资源, 即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但并不是所有的行动者可以利用的资源都是属于他们个人的。实际上, 对于大部分个体行动者来说, 个人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更可能的是, 个体行动者通过社会关系来获取资源。三是信任、互惠、合作——社会资本的行动规范。一定的社会参与网络的形成和维持是受到一定的规范制约的, 它是维持社会互动与社会关系的纽带, 也是社会资本得以形成的前提。信任、互惠与合作是内含于社会资本之中的行动规范, 要获取对个人发展有益的资源, 个体就必须遵守社会资本的行动规范, 而这些规范对于共同体的良性文化形成的确是不无裨益的。

其次, 我们需要强调, 教师专业共同体究其社会学本质乃是以教师的专业理想为指向的教师间的关系连结。而连结的质素高低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共同体内教师知识功效的达成。因此, 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考量, 知识共享问题的关键在于:支撑教师间知识共享行为的社会互动是否是高质素的社会互动?笔者认为高质素互动包含三个层面:其一, 支撑知识共享的教师间社会互动内容包含对教师成长有价值的资源;其二, 教师的社会互动须具有互惠的属性 (唯有互惠互利, 才能形成一种良性机制, 促发教师专业共同体的知识共享) ;其三, 互动结果对教师的“专业”成长有益。

结合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 社会资本理论是一种基于社会互动与社会连结基础之上用以解释个体发展与群体发展的具有独特洞察力和视角的思维架构, 为我们解释教师知识共享的发生机制和可能路径提供了别样的思路。

二、社会资本驱动教师专业共同体知识共享的三维功能模型建构

教师中保护知识的自治现象虽并不是个案, 但是有一种情境却是不可扭转的, 即教师始终处于共同体中且与他人结成社会关系连结并发生互动行为是必然的, 问题是如何提升互动质素、达成知识共享。Nahapiet和Ghoshal讨论了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结构、关系、认知维度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组织发展的影响[7]。笔者在此基础上结合教师专业共同体的知识共享进行了相应拓展, 建构了社会资本驱动教师知识共享的三维功能模型 (见图2) 。

结构性社会资本表现为教师共同体内人际网络及其特征, 例如成员间联系的强弱、紧密度等。教师之间的人际网络虽然区别于组织内的正式结构, 但是它却是教师之间知识、信息、资源流动的重要管道, 这种管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模糊重叠或交叉于共同体之上的组织正式结构的边界, 使得跨校内部门之间、乃至校际间的共同体知识共享成为可能。并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增加人际互动机会而提升知识、信息、资源的流动效率进而提升共同体内部的合作效率。

社会资本的关系性维度指教师专业共同体内部的关系连结的特征和质素, 如信任、互惠与合作。共同体教师之间的信任关系不是发生于陌生人之间的“弱信任”, 它是一种在互惠、合作基础之上, 经过长时间互动而促发并形成的强社会联系, 有学者将这种社会关系成为“关系信任”[8]。众多的研究表明, 关系信任产生的基础是高质量的社会互动。教师之间的社会连结越紧密、互动的质与量越高, 意味着教师间将有更高的知识分享意愿, 而关系性的社会资本也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着促进知识共享的功能。

认知维度的社会资本主要指与教师专业共同体发展相关的成员间共有的认知体系及意义体系, 前者如成员间共用的语言和符号, 后者如共同价值观等[9]。在教师专业共同体的知识共享中, 语言和符号是教师间共享知识、信息的重要前提, 共同的价值愿景是进一步保持和提升知识互动和社会互动质素的基础。若认知维度的社会资本缺失, 教师专业共同体的知识共享会存在巨大障碍, 因为共同体成员可能无法在共有的认知及意义体系之上产生共同的对于共同体发展的预期, 而这种预期产生困难会进一步影响合作及共同体良性文化的生成。因此, 认知维度的社会资本能够有效提升教师专业共同体的知识共享能力, 在促进知识、信息和资源的共享与转移中促发新知识的产生, 而这些新知识, 可能是对于教师专业共同体发展至关重要的引擎力和核心竞争力。

三、社会资本驱动教师专业共同体知识共享的作用机理解析

教师的知识共享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师间社会互动, 它需要满足一系列的条件, 如参与知识共享的教师必须有充足的共享机会, 有较强烈的知识共享意愿以及支撑知识共享的能力, 等等。社会资本对于教师专业共同体知识共享的驱动主要通过三维度的综合作用达成。

(一) 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确保知识共享机会

在考察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时, 我们着重考量两个向度, 即教师间纵向和横向的互动机会。纵向的互动机会主要表现为通过正式活动与非正式活动教师的平均互动时间;横向的互动机会则是指共同体成员互动的范围。需要强调的是, 纵向与横向的互动机会必须都在较高的状况下, 教师的知识共享机会才有比较好的支撑。如果纵向互动强度很高, 而横向互动密度却很低, 那么很容易形成教师的小圈子, 这种小圈子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圈子内教师的知识共享, 但是容易走向封闭, 圈子内与外界的知识共享成本会相应提高, 从远景角度考虑反而不利于广域的教师专业共同体的知识共享。此外, 教师知识共享的动机和意愿往往具有偶发性, 可能瞬时即逝, 因此在纵向与横向互动都较好的共同体内, 知识共享的概率与质量才能够有效保证。如果互动强度和密度都较高, 那么知识共享及信息反馈效率也相应较高, 对共同体贡献知识较多的教师也就能够很快建立知识声誉。这种良性反馈能有效强化教师的共享行为, 因而促进了教师知识共享意愿的产生。

(二) 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促发知识共享意愿

知识共享意愿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教师专业共同体知识共享能否达成, 而教师知识共享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间社会关系的状况。因此要达成教师专业共同体的知识共享, 必须观照的一个维度, 就是教师成员之间是否具有良好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可分享的知识能否为教师成员主动提供和顺利获取。而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关注的就是良好的信任、互惠与合作关系。

尼可拉斯卢曼认为:信任是减少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复杂性的机制[10]。巴伯指出:“当我们说我们信任谁或者说谁值得信任时, 隐含着这种意思, 那他将去做一个有益于我们, 至少不是有害我们行为的概率高到足以使我们考虑和他发生某种形式的合作。”而互惠则是内涵于社会资本的行为规范, 它聚焦于回报与投入的匹配、相称。互惠的确有一种优势, 即基于互惠的合作很容易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而之所以能够达成这种状态, 一是互惠规范符合理性人假设, 二是我们通常所讨论的互惠可能更多地关注回报, 但真正意义上的互惠规范也是投入, 是一种双赢、多赢的良性再循环。

理论与实践都证明, 信任与互惠能够有效推动合作的发生, 促进良好的教师社会关系的形成, 而良好的同事与伙伴关系作为一种优质的社会资本同时也会促发良性教师文化的形成。信任、互惠与合作在经过多次循环后, 会成为一种非正式的、文化性的监督力量, 这种功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正式的知识共享制度的不足。此外, 领导在教师专业共同体中的角色也非常重要, 根据“领导-成员交换 (LMX) ”理论, 领导信任也会激发教师的知识共享意愿。Deluga与Konovsky和Pugh的研究也发现, 领导对部属的高度信任会使部属呈现出更多的公民美德行为[11]。因此, 教师专业共同体中的领导应给予教师成员更多的鼓励与信任, 这种信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知识贡献者向他人提供和共享知识的成本, 从而提升知识共享意愿, 促进教师专业共同体社会资本的积累, 促使教师的信任、互惠、合作行为的发生。

(三) 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奠基知识共享能力

如果教师专业共同体没有共同的认知和意义体系, 成员就很难理解与共享知识, 尤其是较难共享隐性知识。Cohen和Levinthal就曾提出吸收能力概念以阐释主体吸收外部知识是由他们相似的知识基础决定的[11]。通常, 在教师专业共同体中, 教师们具有共同的知识基础, 比如科研团队、教研组、备课组, 相同或相似专业知识结构以及相同的学科背景, 为知识共享提供最根本的保障。但是, 如果是跨专业的教师间的知识共享, 或是隐性程度较高的知识共享则需要更高质素的社会互动来支撑, 因为共同语言决定了知识在共享过程中发出与接受的效率与程度。

此外, 显性知识由于其较易以言语表达及编码, 因此共享相对容易, 但另一类别的知识———隐性知识, 往往根植于教师个体行为本身或结构文化中, 不易与他人共享, 却又常以极有价值的技术诀窍、创造力、价值观、个人经验、团队默契等形式存在。而已有研究表明:知识隐性程度越高, 在共享过程中越容易产生因果模糊性, 而只有共享双方具备更多共有语言, 才可能成功地实现知识共享[12]。如上文论述, 在现实的知识共享中, 往往越难共享的隐性知识, 其可能越具有独特的价值, 而参与知识共享的教师也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而具有共同的认知与价值体系的教师专业共同体, 其成员出于对共同体专业理想、使命等观念, 即使在存在难度与挑战的状况下, 仍然会较积极地进行知识共享。而在共同体发展层面, 一些制度规范、教师文化和惯例类的隐性知识很多时候也需要借助共同的价值观和愿景才能够在教师个体身上得到内化。因此, 高质素的社会互动、构建社会资本过程中产生的共同的认知与价值体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教师专业共同体内隐性知识的社群化、显性化, 显性知识的组合化以及循环内化为个体与共同体的隐性知识, 从而大幅提升知识螺旋演进以及知识创新的效率, 这也正是理论梳理部分所讨论的高质素的社会互动在知识共享的SECI模型中的功能所在。

四、结语

综上, 教师间的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状况影响教师的知识、信息、资源的交换和传递, 进而影响教师专业共同体的知识共享和创新, 通过对知识共享的障碍和社会资本驱动知识共享的模型分析发现, 诸多的知识共享障碍与学校内教师间社会互动和社会连结的数量和质量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教师要达成知识共享, 必须首先从强化教师间社会连结入手, 教师专业共同体需要转变成为一种高通透性、高互动性的社群, 为教师参与社会性的学习提供机会, 使他们能够在互惠的伙伴关系中, 彼此支持与引导, 建构自己的专业知识。而知识共享平台的搭建, 不论是现实的校内校际平台和各种教师共同体, 抑或是基于E-learning以及知识搜索引擎、网络互动的虚拟平台, 则必须秉承一个最为基本的建构原则, 亦即为教师知识共享提供高质素的社会互动支撑。

摘要：知识共享既是教师专业共同体发展的外在要求, 也是教师个体必备的内在质素, 但是脱离了一定质与量的社会互动作为其基础, 脱离了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 教师专业共同体的知识共享是难以达成的。社会资本的结构、关系和认知三个维度促发教师的知识共享机会、意愿和能力, 进而促进教师专业共同体的知识共享包括对于知识创新至关重要的隐性知识共享。

关键词：知识共享,社会资本,隐性知识,教师专业共同体

参考文献

[1]邓志伟.知识分享与教师专业发展[J].教育科学, 2006 (04) .

[2]刘雪飞.“有机团结”理论与教师专业共同体建构[J].教育发展研究, 2007 (11) .

[3]Butler Deborah L, Helen Novak Lauscher, Sandra JarvisSelinger, Beverly Beckingham.Collaboration and selfregulation in teacher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J].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04 (20) .

[4]Davenport T H, Prusak L.Working Knowledge[M].Boston, MA: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8:23-35.

[5]Nonaka I, Takeuchi H.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21-26.

[6]Bourdieu P.The Forms of Social capital[C]//In Handbook of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NewYork:Greenwood Press, 1986:248.

[7]Nahapiet J, Ghoshal S.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J].Academy of ManagementReview, 1998, 23 (02) .

[8]郭毅, 罗家德.社会资本与管理学[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7:44.

[9]郭毅, 朱熹.国外社会资本与管理学研究新进展——分析框架与应用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3 (07) .

[10][德]尼可拉斯.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M].翟铁鹏, 李强,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33.

[11]柯江林, 石金涛.驱动员工知识转移的组织社会资本功能探讨[J].科技管理研究, 2006 (02) .

共同社会心理 第8篇

1 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必须厉行节约

1.1 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必须制定科学的规划

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也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的工作。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角度出发, 应全面规划, 合理配置文献资源。要有一个明确的、可操作性的实现目标, 又要有整体化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规划, 坚持藏书建设稳定发展。图书馆的文献资源管理建设是由办馆的宗旨、方针、任务所决定的。建立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具有本馆特色的、科学合理的文献资源体系必须有科学的规划。

1.2 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考虑成本效益

经费短缺问题一直长期困扰着各个图书馆, 特别是书刊的价格持续上涨, 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图书馆, 经费更是难以满足需要。应合理使用经费, 不浪费资金, 有的放矢地采集文献, 科学配置文献资源, 以期达到文献资源利用的最佳效果。在图书馆文献资源配置过程中, 要对采集的文献和利用值进行分析, 即有计划采集文献资源 (成本投资) , 有目的效益分析 (文献资源利用率) 。根据读者的需求合理预算, 及时调整和重构藏书体系与服务体系。在进行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的建设中应该树立“投入产出”的效益评价观念, 也就是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杜绝不计成本与效益的重复投资, 避免资源闲置等弊端。“投入产出”的依据具体表现在一个馆内部的经费分配要根据不同类型的文献的利用情况决定经费的流向。现实馆藏文献的建设, 必须加强针对性, 保证实现较高的文献利用率, 根据文献利用情况决定文献资源配置, 要有利于藏书建设和读者需求的紧密结合, 避免文献资源的浪费。

1.3 文献信息资源建设要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 尊崇“花少钱, 办大事”的思想, 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图书馆要在满足绝大部分读者需求的原则下, 以较少的经费求得最好的实际效用。同时, 随着多元化文献信息资源和网络信息资源的发展, 图书馆在采集、收藏文献信息资源过程中, 要采取多种载体形式的文献信息资源并重的原则, 纸质印刷文献、电子资源和网络虚拟资源兼收并蓄, 构成多元化文献信息资源体系。

1.4 充分挖掘图书馆现有的文献信息资源,

发挥图书馆的最大效益

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方便读者, 做好读者服务工作是为了满足读者的文献信息需求。应确立“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思想, 改变传统图书馆“重藏轻用”的思维方式。正如刘德有副部长所说的:“馆藏文献再丰富, 不加以开发、应用, 就像埋藏在地下的矿产资源一样, 没有价值。”因此, 文献资源的价值在于利用, 而利用率与文献资源的开发密切有关, 要将蕴藏在其中有价值的现有文献挖掘出来, 进行综合性的开发、整理和重新布局。

2 实现资源共建共享是图书馆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有效途径

随着社会的发展, 各系统图书馆管理上的条块分割, 建设上的盲目重复, 资源上的极大浪费, 已成为图书馆发展中根深蒂固的弊病。通过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网上咨询、网上阅读等服务方式来实现资源共享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有效途径。

2.1 我国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问题

我国的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和缺陷, 还没有形成良好的共建共享的环境氛围,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2.1.1 管理体制薄弱, 共享环境差

文献信息资源共享要求高度的整体化, 但是我国的管理体制长期以来都是条块分割, 各自为政, 相互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 严重制约着我国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的发展。

2.1.2 技术平台兼容性差

许多图书馆在自动化、网络化建设过程中, 不论是图书馆管理系统的选择, 还是网络建设标准, 多是各自为政, 很少从整体化、网络化、标准化的角度考虑, 结果是空耗了原本拮据的建设经费, 而彼此之间的设备和软件又难于兼容, 无法实现资源共享。

2.1.3 数据库标准不规范, 缺乏协调

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前提和基础是必须建立有约束力和规范力的建设标准。在现实中, 有相当一部分文献信息中心及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工作不从总体规划和长远利益出发, 仍处于半封闭状态, 数据库不规范, 机读格式不统一, 操作系统有差异。

2.2 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策略

2.2.1 建立统一的管理体制

要打破图书馆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现状, 实现资源共享, 必须由政府统一领导、统一筹划, 建立具有全国性、权威性、高效率的文献资源管理机构。它应该具有计划、协调、研究和开发以及教育培训等诸方面的职能, 由它组织联合采购、联合编目、馆际互借, 还可以在数据库处理与加工、联合进行馆员培训和继续教育等方面进行协调。

2.2.2 实行标准化、规范化工作

标准化、规范化是实现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先决条件, 贯穿资源共建系统的各个环节, 是进行资源共建和实现资源共享必不可少的链条。标准化工作体现在馆藏发展标准的建立、联合目录编制规范化、数据库建设的标准化、网络信息资源建设的标准化以及质量管理和控制标准化等方面。因此, 书目数据库建设必须遵循国内外统一的文献工作标准, 使文献信息加工的各个环节都有统一的依据。

2.2.3 建立利益平衡机制, 调动各文献信息服务机构资源共享的内在动力

从整体上看, 文献信息资源共享虽然对国家、社会和读者有利, 但具体到不同的服务机构情况就不完全相同。如果忽略了各服务机构的具体实力, 即忽略了服务机构之间所拥有的信息资源量及其价值大小, 忽略了资源共享的实质是一种利益的交换, 就不能激发资源共享主体内部的积极主动性, 也不能完全消除共享中的障碍。因为, 不同的文献信息机构可能隶属于不同的系统, 其文献基础、学科分布、设备情况、经费来源等方面都会有较大的差异。一般来说, 规模大的、设备好的、文献信息资源丰富的, 在共享中“输出”的多, 而“输入”的少, 又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和补偿, 因而不愿与中小服务机构合作;而中小服务机构又有依赖大服务机构的心理。在这种缺乏利益平衡机制的情况下, 比较有实力的文献信息服务机构必然持消极态度。因此, 建立利益平衡机制, 使参加信息共享网络的成员之间利益上不受损害, 并能够使其依据投入和贡献大小获得相应的收获。这样, 才能使服务机构之间的合作基础更稳定, 资源共享更合理。

2.2.4 加强网络信息资源共享的技术平台建设

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的关键是要解决好规范和标准问题, 网络规划要兼顾当前需要和长远发展, 要为未来发展预留空间;网络标准则要侧重兼容和规范化, 确保国际准则、国内标准以及各行业系统条例和细则的兼容, 确保用户截面、数据格式、数据库建设规则、信息交换协议等的统一。所以, 技术平台的规划、选型和配套建设一定要有前瞻性, 即从长远着眼, 尽量关注技术的先进性和兼容性。

摘要：图书馆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环节, 应该为建设节约型社会服务。通过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网上咨询、网上阅读等服务方式来实现资源共享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节约型社会,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参考文献

[1]季拥政.图书馆与节约型社会[J].图书馆学刊, 2007 (4) .

[2]曲盛.网络环境下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策略[J].图书馆学刊, 2007 (4) .

共同社会心理 第9篇

一、历史过程中的“双面人”

人无法脱离他人而独立生存, 永远处于与他人的互动关系之中。人类最初的组织形态是基于血缘关系组成的家庭, 这是最早的“共同体” (Community) 。基于血亲关系或者共同的地域联系, 人们又组成了“部落”这个共同体以获取安全、抵御自然灾害或他者的入侵, 获得更美好的生活。按照鲍曼在《共同体》中开篇的描述, 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 是在外时刻保持警惕的人们可以安心停靠的“港湾”。它给人依靠, 给人归属感, 给人心灵的慰藉。人们可以凭借共同体确认自身的身份, 划定“我们”的界限, 在安全的环境中分享感情, 互相帮助、互相依靠。这种原初的共同体是建立在“自然而然的理解”之上的, 自然形成的社会联系或生活方式。滕尼斯认为, 共同体的建立是人的本质意识的体现, 是在本能的中意、习惯制约的适应或与思想有关的共同的记忆之上形成的, 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1]共同体因能提供人类的基本需要之“安全感”、“确定性”与“归属感”而获得了存在的意义, 其实质就是共同的情感。

然而, 共同体有它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首先, 共同体具有强制性。个体加入共同体在获得了情感上的满足的同时, 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失去了个体的自由, 失去了选择和反思、批判的权力。个体只能出于共同的情感服从共同体行为一致的要求, 不需要理性和个人的意志。为了避免恐惧, 一种无形的纪律在共同体之中自我产生、自我维系, 使人们自愿地放弃了“自由”, 却常常不自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历史想象为一个像钟摆一样的过程:自由与确定性, 这两者都是同样迫切的、不可或缺的, 而它们恰恰是难于做到调和一致的。”[2];其次, 共同体具有封闭性。共同体意味着一个防止陌生人与“他者”的安全环境, 形成了一个隔离区。人们把不确定性产生的情感转移到对“共同体安全”的疯狂追求上去, 形成强烈的排外倾向。共同体通常只局限于小范围内, 自给自足, 因而缺乏与外界的联系和沟通, 造成了共同体的落后和自我封闭。封闭性缺陷的存在, 决定了共同体需要与外界的其他共同体互动沟通;同时, 个人对自由的渴望, 要求解除“共同规范”的约束, 也推动人们跳出共同体的控制圈, 投入“社会” (Society) 的怀抱。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 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的理性被推崇, 现代化的不断推进, 社会作为共同体的对立物出现。“关系本身即结合, 或者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这就是共同体的本质, 或者被理解为思想的和机械的形态———这就是社会的概念。”[3]涂尔干认为, 虽然人们之间的差异日益增加, 但通过分工合作可以将个人与个人相互连接在一起。带有强制性的共同意识将随分工制的扩大而衰落。“劳动分工最大的作用, 并不在于功能以这种分化方式提高了生产率, 而在于这些功能彼此紧密的结合。在上述情况中, 分工的作用是使社会成为可能。”[4]个人之间的差别恰恰形成了社会, 人在社会中发挥功能、实现价值。在滕尼斯看来, 社会是一种机械的聚合, 在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联系, 但本质上仍然是相互独立的。社会的吸引力在于没有那种用“亲密关系”把行动自由约束在共同体内的无限责任和义务。与共同体不同, 个人在社会中能够享有“选择意志”。同时, 当人们从狭小封闭的共同体圈子中跳出来, 他们的眼界开阔了, 人体延伸的范围可以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 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中。从共同体中“分离的时代”到来了。

然而, 社会也有其固有的缺陷。现代性是一个“社会工程”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 自发出现和秩序再生产不会被信任;惟一可以想象的秩序, 是用理性权力设计出来并通过日常的监督和管理来加以维系的秩序。[5]现代社会用人为设计的监控规则来取代共同体的“自然而然的理解”。社会是由以契约、交换和计算为形式组成的联系, 商品和劳务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与由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扩散相关, 强调的是现代性中人的工具价值, 人被简化成了社会及其上的一个零件, 被当成了“理性的经济人”。人们在现代社会中被当做没有感情的原子, 机械地发挥自己的那一部分作用, 人的情感诉求得不到满足。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脆弱, 随时可以出于利益调整而改变;在原子化、碎片化和虚拟的景观中, 个人甚至发出了“我是谁?”的呐喊。在后现代情境中, 逐渐生发出了一种对社会的解构力量:把社会向世界层面和小团体层面拉伸, 国家社会处于危机之中。追求身份认同只会造成社会的分离, “认同的危机”使人们开始重新转向了“共同体”。这种新的趋势是, 在现存的社会结构框架内, 恢复或从零开始创造一种共同体的感觉, “社群”、“法团”、“社区”随之兴起。这实际上是国家社会采取的一种新的管理形式。

人类的组织形态变迁大致可以概括为“原初共同体———现代性社会———后现代情境中的小团体”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本文将后现代情境中的小团体称为“现代共同体”, 以便与“原初共同体”区分:现代共同体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 是人们意识到现代性对人的异化、作为应对工业革命后带来的社会问题的一种手段, 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公共服务或社会治理的延伸, 对现代社会的缺陷起着修补的作用。在这个共同体中, 有一定程度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也存在着参与、质疑与争论的自由。在前述人类历史长河中, 人们一方面要求“对趋同化、机械化的反抗”, 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对“确定性 (归属感) 、安全感的追求”的矛盾之中, 成为了被分裂的“双面人”。当前, 中国广大的农村作为“村落共同体”仍处于被市场力量瓦解的转型过程中, 村落共同体与公民社会的通道问题广受关注, 村落共同体如何才能与社会、城市形成联合体, 成为“共同体”向“社会”转型的困境。共同体向“社会”的过渡就是现代化的过程, 它“象征和表达了人类最深的社会冲突, 也象征和表现了人性本身的深邃矛盾。换言之, 转型必然面临着“共同体”和“社会”两难选择的困境:农民对城市具有“趋向性”, 但他们又无法脱离共同体。[6]这属于“共同体”向“社会”转换的问题。同时, 在已经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的城市“社会”, 中国又存在着“现代共同体”的发展趋势, “国家法团主义”、社区建设等问题进入人们关注的视野。这种“双转型”共存的状况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共同体与更大的社会之间需要形成长期有机联动, 这是人类的未来走向。媒体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必然会受到影响, 同时也起着自身独特的作用。

二、媒体与共同体

我们身处的时代, 可以说是一个媒体包围人的时代。现代资本主义不仅直接对村落共同体造成了经济上的巨大冲击, 同时造就了大量商业化的媒体, 后者塑造了城市与乡村、现代与落后的二元对立景观, 媒体对传统的村落共同体起着解构作用。村村通广播、通电视甚至通网络, 打通了封闭的共同体与外界联系的渠道, 媒体塑造的景观对共同体中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长期局限于共同体狭小范围内的人们突然发现外部的社会是如此“美好”, 可以脱离长期以来的共同体内部无形的束缚, 以独立个体的身份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与享受, 追求个人社会价值的实现。媒体极力强调和鼓吹个人价值与理性, 帮助市场经济和工业化下的社会关系获得认可与接受, 改变了传统村落共同体的地位和结构。传统的共同体控制失灵, 人们与共同体间天然的纽带受到损害, 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早期马克思思想中人的异化理论, 实际上反映的就是人类组织形态这种转型阶段的状态。

另一方面, 媒体对于现代共同体具有建构作用。媒体塑造了以炫目性、瞬时性、碎片性、断裂性和当下性为特征的后现代媒介景观, 改变了人类的传统的时间与空间的感知方式, 人进入了虚拟化的世界, 这对人类的生活进行了重塑。社会中的人越来越需要情感上的归宿、自身身份的认同以及隔离于“陌生人”的安全感。但在现实社会中, 种种控制与限制, 令人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此外, 人们害怕发表“异见”, 被主流意见所排斥, 甘心沦为“沉默的螺旋”。以网络、手机等数字媒介为代表的新媒体应运而生, 为现实中“孤独”的个体寻找“同伴”提供了替代性渠道。这是一个信息接触的过程, 在信息的蓄水池里, 人们能够逐渐发掘出被现实社会所隐藏的个人身份特征, 欣喜地发现自己并不是孤独的“异类”, 而是还有一群人和自己一样, 随后开始了一个群体认同的过程。超脱了时空的限制, 虚拟世界似乎远离了现实社会的冷漠、压抑, 个体发表的任何个人意见都可以寻找到能够引起“共鸣”的人, 逐渐抱团形成一个个小团体, 他们由于共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的行业、共同的性取向、共同的民族、共同的种族、共同的性别、共同的年龄、共同的宗教信仰等许许多多原因结成“现代共同体”。在这样的“共同体”中, 人们找到了自身的“归属”, 得到了独立人格的尊重与思想情感上的满足。并且, 在个人身份的自我确定、找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性即共同点后, 相互行为能力也非常重要。在新媒体提供的互动平台上, 人们可以抱团攻击或抵御“他人”或者另一个团体。这个共同体可以仅存在于虚拟网络中, 也可能延伸到现实的生活里, 在两个层面上继续互动。现实生活中的相互行为表现为“粉丝团”聚会、“影迷俱乐部”见面会等等。更有甚者, 原本互不相识的人可能在网络互动后见面, 进而成为朋友, 在现实生活中结伴行动、互相帮助。

同时, 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业已形成的协会、行会等法团, 各种俱乐部、NGO等社群以及社区等“现代共同体”将人视为有情感的、有理性的公众, 能够在“共同体”范围内实现自我治理。它们有意识地利用媒体提供的技术与平台, 利用媒介空间的地方性尺度制造和增加共同体内部的“认同感”, 强化了人们转向这些“共同体”的动力。

上述“现代共同体”———包括虚拟的和实体的———的产生与发展需要, 冲击了现代传媒, 推动了传媒结构本身的时代变迁, 出现了一些新的媒体形态, 如:网络微博、族群媒体、公共媒体等。它们的出现, 改变了传统的单一信息中心格局, 推动媒体向多传播中心甚至无传播中心转变。“去中心化”与“去主体化”, 使得人人面前都有“麦克风”, 全民传播时代到来。其次, 共同体对于地域的关注, 使得媒体的地方性与本土性也凸显出来。在当代社会, 地方感越来越多地被作为一种“空间文化意象”来塑造[7], 成为了媒介美化过的一种认同的符号, 媒介越来越被当做“共同体”塑造“新地方感”的工具。最后, 一个个“共同体”作为公民自治团体, 改变了媒体舆论监督的环境, 这些小团体将作为舆论监督的利益诉求主体通过媒体这个载体来表达群体中的人的声音。媒体与现代共同体就是在相互的影响中依存共生。

三、媒体与社会

斯宾塞认为, 现代社会是建立在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逐之上的, 人们想要履行自己的职能、实现目标, 就必须与他人发生关系、建立协作。人与人之间形成的是一种交换关系, 一旦目的达到, 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就不复存在了。在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 社会作为仲裁者的形象出现, 提供法律规范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社会的意义上来说, 自由是一系列规范的产物[8], 社会提供的是一种“免于……侵犯”的自由。国家作为现代社会的管理者, 制定和实施法律规范以调节社会关系, 同时, 国家的公共服务功能还为人类最大程度上实现自我价值提供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社会生活资源的保障。媒体基于政治、经济或安全等原因会不自觉地倾向于维护国家社会的统治, 比如在战争问题上, 媒体就会沦落为国家的宣传工具, 过滤少数人的“异见”, 将所有人凝聚在国家权力的周围。大众传播是社会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媒体提供大量仪式化、符号化的“社会剧”, 在对人们的观念建构、利益协调、协议监督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社会意识的整合不断加强。此外, 媒体的历史记忆功能与文化传承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的“社会化”, 一代接一代的“社会人”的培育, 使得现存社会结构得以维持。媒体一方面承担着使“国家”这一社会权威合法化、维持社会秩序的重任;另一方面, 媒体还发挥着宣扬社会道德与责任的观点, 使现代社会得以健康生存的作用。媒体上弘扬真善美、抵制假丑恶, 重温传统美德的历史故事, 分析、评论社会事件的道德倾向, 都起着对法律规范的补充作用, 有利于社会的整合。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现代“宗教”的角色。而媒体上述两个功能的失效将反过来对国家社会起到解构的效果。比如后现代环境文化特征下的媒体, 以生活价值取向的世俗化和文化消费主义的态度塑造人们的思维向度。[9]在数字化的新媒介塑造的虚拟环境中, 人们迷失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迷雾中, 要么狂热地追求自由、突显个性, 要求摆脱国家社会的控制;要么丧失了独立的思考能力与批判精神, 盲目地任社会摆布。但前者始终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而永远生存在虚拟的数字世界中, 除非他们的力量足够大以至于可以推动社会结构的变革。这涉及到媒体对于社会的解构作用。

民主是现代社会所推崇的价值, “公民社会”成为目前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民主最本质的精神就是公共协商, 人人参与到自我管理的过程中来, 实现公民自治。媒体为人们不同利益和文化价值观念之间的协调提供了沟通的平台, 为处在多元社会中的利益主体———人———进行多元价值和理性选择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基础。一方面, 媒体有助于哈贝马斯所说的独立于政府的、可以自由进入进行理性辩论的“公共领域”的形成。媒体提供的“公共领域”平台造就了自由的“观念市场”, 巨大的信息积蓄功能使得每一个个体的声音都可以表达出来。通过人们之间充分的理性辩论, 有助于形成“全体的观点”, 达成“共识”。另一方面, 媒体推动了“公民社会”逐渐发育成熟。通过个体之间最初的协商, 很可能就某一全体成员都关注的公共事务达成一种默许的临时协定。在这种临时协定取得一定的成效后, 人们便开始逐渐认同这种处理事务的方式, 并期望通过修正这些临时达成的原则, 排除前期实施过程出现的分歧, 结合现存的维持社会关系秩序的制度达成可以长期稳定存在的解决公共事务的一致同意的制度。在上述过程中, 媒体始终发挥着平台搭建、讨论空间维护的重要作用。但是, 现代资本主义商业利益至上的精神使得商业化的媒体塑造的公共空间异化, 沦为哈贝马斯担忧的“伪公共领域”。商业化媒体关注的是人的“消费者”角色, 而忽视了其公民身份的参与权和表达权。人们民主自治的积极性丧失, 对一切公共事务采取冷漠的态度, 从而对社会缺乏认可。从这个角度来看, 媒体给了社会一个分解力。

媒体不是存在在真空里的, 它自身也是社会中的一部分,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变迁将深刻地影响传媒的形态、功能、传播手段、资本所有权和组织结构。政治权力决定了媒体生存环境是集中式还是自由式, 商业化改变着媒体的所有权形式, 文化价值观决定着媒体的角色定位。“公民社会”的兴起, 要求媒体履行“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护公共利益”的社会承诺。社会转型与媒体转型相辅相成, 社会的转型方向决定着媒体的转型方向;同时, 媒体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 其转型成功与否对社会转型具有反馈作用。转型后的媒体新闻资源、广告资源、评论资源以及无形的资源能够成为社会转型的助推力量。

四、“跨海大桥”———媒体联动的体现

如前所述, 媒体促使人从“原初共同体”的自然无知状态中挣脱出来, 转向能够自由发挥个人理性、体现个人选择意志、实现个人价值的现代社会之中。同时, 虚拟的媒体世界加剧了现代社会分离、冷漠的弊端, 同时人们又借助媒体的帮助重新组成“现代共同体”。这种新型的共同体要避免原始共同体的缺陷就不能继续实行自我隔离, 必须与其他“现代共同体”之间进行互动沟通, 同时又要保持自身最核心的感情认同优势;必须允许共同体内的成员对内部事务进行思考、发表意见,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个人价值的认可。总之, 现代共同体必须与社会实现功能互补, 在这个互动过程中, 媒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借用莫尔在《乌托邦》中的比喻来说, 共同体可以看成是被大海包围着的半岛, 社会则是广阔的陆地。半岛有四种选择:一、掘开海沟变为孤立的岛屿, 断绝与陆地及其它岛的联系, 即共同体选择自我封闭;二、通过船只与外界进行必要的物质交换, 控制船只的数量和往来的次数, 即共同体保持最大限度的孤立;三、填海造陆, 把所有岛屿都变为陆地, 即共同体融入现代社会, 彻底转型;四、造跨海大桥, 在岛屿与岛屿之间、陆地与岛屿之间建立便捷的交通, 即共同体探索一种与社会间恰当的共存互补方式。[10]显然, 第四种方式是最佳的选择, 共同体与外界可以最大限度地互动, 同时又能够保持各自的独立性, 通过优势互补到达共赢。而媒体就是共同体与社会间的那座“跨海大桥” (具体见下图) 。个人在需要认同感与归属感时可以在桥的一端寻找, 在需要运用理性实现社会价值时可以到桥的另一端, 不用担心在一个方向上走远了回不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媒体实现了它在共同体与社会之间的联动作用, 协调着人的双面性角色冲突, 为人类未来发展构筑了一个“梦想的天堂”。

参考文献

[1][3][7]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146, 52.

[2][5]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19, 44.

[4]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 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0:24.

[6]张领, 高力克.共同体视阈下的新农村建设[J].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9 (4) :17-25.

[8]邵培仁, 杨丽萍.媒介地理学:媒介作为文化图景的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0:15.

[9]邵培仁, 等.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8:245.

共同社会心理 第10篇

中西对比:精神共同体的理论解读与时代阐释

韩洪涛在引出精神共同体这一论题时没有单纯作概念演绎, 而是紧扣时代背景对精神共同体进行理论解读。这些时代背景, 一是古今中外有关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家所生活的时代烙印, 二是当下转型期中国的时代特色。他对中西方思想家、社会学家的共同体思想进行了对比研究, 为论述中国的精神共同体建设作了必要铺垫。

滕尼斯指出, 共同体中包括三种不同形式的结合: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是人类共同体的最高发展阶段, 是人们心灵生活的相互关系的结合体, 需要由共同的信仰和习惯来维系。韩洪涛认为, 精神共同体是一个既符合西方社会学研究规范, 又具备中国社会与文化传统的概念。进而带着这一概念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认为, 人类社会发展经历如下阶段:部落共同体——亚细亚式共同体——古代共同体——日耳曼式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主义认为, 无论先前哪种共同体形态, 终究都要消亡, 取代他们的将是真正的共同体——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从这时起人们开始用自己的精神主宰社会的发展——这种真正的共同体就是精神共同体。在这一框架下, 韩洪涛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比了滕尼斯、马克斯·韦伯、吉登斯、鲍曼等西方学人提出的有关共同体的概念, 梳理了亚里士多德、滕尼斯、社群主义的共同体思想, 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中道家、儒家、墨家以及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的精神共同体设计, 进而走进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共产主义社会, 并对毛泽东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共同体进行评述。

2005年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从“政治、经济、文化”的“三位一体”布局转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四位一体”布局, 在中央提出社会建设问题之后, 探索中国社会建设的理想目标成为每一个有责任感的理论工作者的使命。韩洪涛研究发现, 社会建设问题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 而是一切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面对的。从中西方发达国家解决社会问题的整体思路来看, 其实并非我们想象的是完全依靠法律、制度, 而更多的是要依靠“构筑价值认同”的共同意识, 从而形成社会的“有机团结”,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精神共同体思想与中国现实问题的互动性思考。那么, 中国构建精神共同体要面临怎样的挑战?

现实观照:中国精神共同体建设的客观背景

韩洪涛对转型期的中国从思想层面进行了问题把脉, 认为当下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精神塌陷”。正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是“被动地卷入”而非“主动地开始”, 现代性为转型期的中国带来的问题尤为突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分化”,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资源重新积累, 社会分化走向两极, 出现“断裂社会”的趋势与危险。还有,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与冲突”,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改革开始触及利益关系调整的深水区, 中国社会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 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政治理想, 以及过去压抑和束缚的各种各样需求的释放, 社会的贫富分化”等, 以矛盾、冲突、犯罪、治安事件、安全事故等形式表现出来。

转型期中国“精神塌陷”的另一个表现是信仰危机。近代以来, 新文化运动使儒学在中国的信仰地位遭到了重创, “文化大革命”更使儒学“土崩瓦解”, 中国人的信仰危机加剧。改革开放30多年来,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共同理想的同时, 中国人已经能够对信仰进行多样选择和多样表达, 但仔细观察又会发现, 文化信仰的失落或危机导致一部分人政治信仰“空洞化”、民族信仰“极端化”、个人信仰“反社会化”, 整个社会信仰的“无意义”和“拜金主义化”是目前我国文化信仰面临的严重危机, 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断裂”, 表现为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大幅增加。信仰危机不仅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还对精神共同体进行消解, “一旦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信任的世界里, 共同体就不复存在了”。

分析转型期我国“精神塌陷”的原因, 韩洪涛认为:体制转型是制度性诱因, 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信仰迷茫是文化性因素, 在转型期中国, 多种文化发生交融和碰撞, 共同对我们的信仰产生影响;公共精神缺失是社会性基础, “公共责任感缺失症”成为极其普遍的“社会病”。

实践探索:中国精神共同体建设的路径考察

面对转型期中国现实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 韩洪涛从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出发, 对转型期的中国建设精神共同体进行了路径考察。他提出, 这一共同体的信仰目标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价值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信仰重建上, 韩洪涛认为, 不是要去重新寻找和确立新的信仰对象, 而是要对已有的信仰——共产主义信仰作出更加符合时代特征的理解、阐释、重新论证或构架。具体来讲, 一是重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主导地位, 二是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导下兼容其他有益的社会信仰, 三是在理性指导下追求信仰。在文化引领与价值导向方面, 一是建设和谐文化, 培育共同理想;二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形成共同的价值认同和价值导向。在具体路径选择上, 一是以社区为基础建设精神共同体, 二是以民间组织为纽带建设精神共同体, 三是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为载体建设精神共同体, 从而实现从生活共同体到精神共同体的升华和转化。显然, 对未来社会精神共同体的期许仍然回到了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共产主义社会, 而现阶段转型期的中国强调的则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

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 韩洪涛从精神共同体的角度论述社会建设问题, 在国内尚属首次。从精神共同体的概念界定到对历史上精神共同体思想的总结, 从转型期中国精神共同体的消解原因的分析到精神共同体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原则的建构, 韩洪涛都填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尤其重要的是, 他把精神共同体作为人类社会理想的最高层次加以论证, 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精神共同体的解释模型, 对于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意义重大, 富有很强的创新性。

话题延伸:从精神共同体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精神共同体应该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思考当下中国精神共同体的构建, 需要首先认识中国经济发展对转型期中国“精神塌陷”状况的影响。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 经济飞速发展, 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但“端起碗来吃肉, 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却十分普遍。为什么?如果将经济发展视为“把蛋糕做大”的话, 那么今天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如何分好蛋糕”。邓小平早有预言:分好蛋糕比做大蛋糕更难解决。邓小平在晚年十分关心分配问题, 他说:“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 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蛋糕分不好人们就会骂娘, 因为蛋糕一旦分不好人们就会分心, 就会出现前文所说的社会“断裂”。

反过来,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 上层建筑可以将社会特别是经济关系控制在“秩序”的范围之内, 只有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秩序, 才能实现社会和谐。转型期中国的诸多社会问题是显见的, 许多问题表现得还异常剧烈, 社会冲突更加激化, 政府的维稳成本逐年增加。何以解决这些不断出现的问题?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建设、制度建设固然重要, 但要想深层次化解社会矛盾, 达成社会和谐, 就必须走进人的信仰层面, 亦即在精神上达到和谐。精神共同体在西方社会不是一个全新的命题, 但可以作为我们审视当下中国社会的学术新视角。也就是说, 解决社会“断裂”问题光靠发展经济、法制建设是远远不够的,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是人们信仰的严重缺失, 整个社会需要一个共同的理想信念来凝聚人心, 这也是转型期中国对精神共同体的强烈呼吁。

这一凝聚人心的共同的理想信念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共同体——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有了这一共同的目标, 才能促使社会从分化走向整体, 从“断裂”走向融合。那么, 当下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 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两者有一个共同的凝聚点, 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马克思主义信念与中国国情的具体结合, 它既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 也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要求的集中体现, 有着广泛的社会共识,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就能够获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动力。

中国建设精神共同体是有传统优势的, 中国建设精神共同体的鲜活力量就在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注重人的生命体验。比如, 作为生命的存在, 人们渴望安定, 人心思定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再比如, 中国人向来注重家庭生活, “父母在, 不远游”更是中国人对血缘亲情的无比重视。还比如, 同舟共济使中华民族克服了一个个自然灾难或外敌劫难, 在四川汶川地震面前, “骨肉情、同胞情”使中华民族爆发出了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 亿万普通中国人最淳朴、最真挚的爱心汇集成伟大的民族力量, 谱就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震救灾精神。

共同社会心理 第11篇

关键词：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共同文化

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一书围绕“文化”一词的新义及其整个相关词汇组所展示的新问题展开。威廉斯通过“工业”“民主”“阶级”“艺术”和“文化”这五个词汇的发展演变来论述生活和思想领域发生的广阔变迁。具体审视了从工业革命以来四十位著名作家的文化观念及现代含义，对他们的思想做了客观细致的分析评价，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他自己关于文化的新的定义。

在威廉斯看来，文化主义的精英传统，形成了一个具有主导性趋向的悠久强大传统。英国思想家们对工业革命以来的三百余年的英国社会文化充满了忧思。这一传统认为，英国社会文化以工业革命为界线，工业革命以前，人们以自然和谐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英国有机社会与文化传统；工业革命以后，工业文明以人为方式打破了上述自然性，造成了英国传统社会的分崩离析。因此，思想家们在固守精英主义文化建构立场的同时，对新兴的底层阶级文化持反对态度，对大众文化表现出极度抵斥和蔑视。

威廉斯的文化研究以对精英文化的强烈批判为开端，对文化主义代表的精神化传统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指出其存在问题的根本在于试图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之上，以少数人的文化作为导向來实现他们提倡的文化构想。这一传统精英主义的文化策略，并没有正视工业革命以来的英国社会文化复杂的现状，因而从根本上脱离了文化的现实基础。威廉斯通过对“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概念的界定，肯定了作为文化形式的底层阶级文化和大众文化，以更为完整的概念，以适应新的社会转型，推动思想的大幅度更新。

在威廉斯看来，文化研究的目的不仅是阐发某些文学经典和艺术作品，而是在研究整个生活方式内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中阐明某种生活方式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威廉斯的文化观念最终指向了一种共同文化的理想，这与他关于“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的定义是异曲同工的。威廉斯共同文化的设想即为：创造一个社会，其价值既是共同创造的，又是共同批评的，这就是共同文化的观念。这种以平等的生存权利为重要基石的共同文化，促进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交流，保证着人类社会生存发展并实现民主进程。

在《文化与社会》的结论部分，威廉斯对共同文化的特征做了以下几点阐释：

其一是，共同文化是由差异性的个体共同参与与建构的，因为强调所有成员的共同体验，所以，威廉斯的共同文化的概念显然是建立在平等的社会成员自由的对话和选择的基础上的，并且这一概念强调了文化是大众的，是社会的，而非少数人所独有的，这就必然会超越各不同阶级构造的文化及相关的文化概念。

其二是，这个从整体文化概念进而引发出的共同文化概念，应当指的是一个民族所有人的生活方式或者存在状态，所以文化主义提倡的少数人的文化也理应包含在这个共同文化的概念之中。虽然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抗确实存在，但这种对抗并非是完全的对立，而是在一个更为宏达的包容状态下将精英文化也纳入这个综合体中。

其三是，成员间的共同创造又使共同文化在不断地变化中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这里指出共同文化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的、持续发展的过程，突出了人在文化创建中的积极能动性，而非一种完成式的价值凝结形态。

其四是，威廉斯提出的共同文化的发展，必须要在充分民主的环境中才能积极实施。他认为：如何在日益增强的专业化和真正的共同文化之间找到契合点，这个问题只有在物质共同体中通过充分的民主进程才能得到解决。关于共同文化的民主特性他在文中又提到三方面的内容。首先，社会分工的专门化发展决定了每个人所掌握的技术都是有限的，所以任何个体需要真正的相互责任，不断地肯定他人的技术才能接受不断扩展的共同体。个体的之间的交流和尊重代表的精神内核就是生命的平等。其次，团结的观念是社会潜在的真正基础。威廉斯提到：一个好的共同体，不仅会营造空间，而且也会积极鼓励所有人去协助推进公众所普遍需要的意识的发展。这种团结感要求所有成员共同参的过程，创造可以共享的资源，实现不同阶级的平等对话。最后，他总结道：真正的共同文化是自然成长与扶持自然成长相结合的产物。“自然成长”指共同文化创建过程中，文化资源和所持立场应该是自由的的选择；“扶持”则指的是以共同决定为基础的共同过程，而共同决定的本身包含着生活与成长的各种实际变化。

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共同文化思想，是威廉斯关于未来文化发展的伟大构想，他以极具前瞻性和包容性的视野将大众、民主等置于社会文化之中并给予高度关注，这不仅是一次具有开拓性的成功尝试，而且为后期的文化研究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1][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高晓玲，译.吉林：吉林出版集团，2011.

[2][英]T.S.艾略特.基督教社会观念[M].杨民生，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共同社会心理 第12篇

1.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

追溯利益冲突的渊源, 毫无疑问当属本位主义。总所周知, 社会的组成要素包括个人、阶级和集团, 组成要素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特点, 由此决定了社会的多样性, 利益的多元化特征。利益冲突是利益的突出表现, 即个人、阶级、集团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及其内部间相互利益冲突。在此冲突过程中, 冲突各方得运用习俗、道德、法律等手段维持一定秩序, 如果首先考虑个人利益, 则为个人本位主义;如果首先考虑社会利益, 则为社会本位主义。

为了克服市场失灵, 由国家制定的以社会本位为价值取向的经济法, 目的在于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社会公共性和全局性的经济关系, 是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 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有效举措, 以此实现维护交易公平、宏观效率、社会正义和公共福利之目的。以社会利益为价值导向的现代经济法, 要求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都要对社会负责, 以提升社会经济效益, 加快社会生产力发展为首要任务。由此可见, 社会本位是经济法固有的基本价值, 要求经济法从社会整体角度出发, 协调和处理社会和个体和之间的关系, 注重社会总体的经济公平;在效率问题上注重个人、团体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利益与效率;在秩序问题上兼顾个人自由权利与他人自由、权利和社会正常稳定发展之间的关系。总之, 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

2.经济法确认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当性

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克服市场失灵, 经济法应运而生。资源配置的最有佳方式是市场机制, 然而它并非总是高效率;相反, 市场机制如果导致市场失灵, 就会使市场运行在分配和资源配置上呈现明显的不公平性和非效率性。市场失灵又是市场自身所无法克服的顽疾, 这就必然需要外力的介入, 国家因其特有的经济职能而成为合适的介入主体。但是政府也非万能的, 政府也存在有限理性, 极易陷入干预的泥潭。正是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 提出建构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经济法。国家运用权力对经济发展运行进行适度干预, 国家干预手段的法制化就是经济法。

企业自主经营的价值关注存在不足。企业自主经营对效益的追求与实现, 可能导致企业无视甚至损害社会公平。例如, 企业自主经营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 从而具备参与市场竞争的基本条件, 但与竞争及其所带来的效率相伴随的, 是各种不公平竞争趋向;企业自主经营由于不关注企业之间、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在竞争机会、实力等方面的差异, 因此将产生资源分配上不应有的不公平现象;企业自主经营使企业的内外关系处于一种自我调节的状态, 源于趋利的原始本能, 企业自然就疏于关注诸如社会弱者的不利地位、外部经济、“搭便车”等事关社会公平的社会问题。企业自主经营的这些流弊, 意味着企业在运行问题上, 还需要国家的干预, 履行适当的社会责任。

适用经济法来调控规范市场主体, 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客观必然性。经济法同时又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有效法律手段, 经济法的产生昭示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正当性。

3.经济法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法益目标都是社会公共利益

按照庞德的观点把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 个人利益是指个人并以个人生活名义提出的要求、主张或愿望。公共利益是指政治组织社会生活并以政治组织社会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或愿望。社会利益是指文明社会的社会生活并以此名义提出的要求、主张或愿望。按照庞德的观点, 社会利益还包括个人生活方面的利益、一般安全利益、保护社会资源 (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 的利益、保护道德的利益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进步方面的利益。

在市场经济中, 从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 从而比较容易损害社会利益的角度考虑, 有的学者就提出了社会利益反映公众对文明状态的一种愿望和需要, 应该包括: (1) 经济秩序的健康、安全及效率化; (2) 公共秩序的和平与安全; (3) 社会弱者的利益保护; (4) 公共道德的维护; (5) 社会资源与机会的合理保存与利用; (6) 人类朝文明方向发展的条件 (公共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 。并认为社会风险性因素因市场经济的竞争性而加大, 由此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社会利益作为一种独立的利益形态也就日趋成为受人关注的公共关系问题。

经济法首要保护的目标是社会公共利益, 他同时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特别保护对象, 在利益保护结构上两者是相同的。不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 社会公德、自然资源与生态、消费者、劳动者等的群体利益、城乡公共设施、环境与卫生保健、社会福利与优抚安置、社会救济与社会保险以及社会互助等等都是社会化所带来的新的利益内容, 同时也是当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表明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一种独立的利益形态已经形成, 并且在各国立法上越来越受到重视。无论是经济法还是企业社会责任所侧重的应该是社会弱者的利益, 这一点尤其值得强调。因为与强大的企业或者企业组织比较起来, 他们是弱势, 总是处在容易被侵害的地位。

总之, 体现于经济法中的“社会本位”, 蕴涵着实质性内容的价值定位。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经济法存在着一致的社会观。强调和提倡企业社会责任是为了通过平衡各利益群体来维持整体经济的良好运行, 实质是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 经济法与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共同的法益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