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进程范文（精选12篇）
创新进程 第1篇
一个国家存在两种实力，一种是硬实力，一种是软实力。硬实力通常是指国家的硬件设施、GDP等。而软实力即指一国的文化、制度、传媒等。一个国家的实力都是综合性的，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乘积，因此，我们不能忽视“软实力则是硬实力的更深层次的理念.精神.文化.和传统等因素，就一个国家和地区而言，它的软实力就是这个国家和地区的凝聚力，民族精神，公民的爱国热情和综合素质。”即软实力慢慢丧失时，国家的综合国力就趋向零。可见，软实力的建设在当前我国建设创新国家进程中的作用与意义，那么，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的表现，也就是一国国民的创新意识的表现。
创新指对旧的一切所进行的替代，覆盖。创新意识是指人们根据社会和个体生活发展的需要，引起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或观念的动机，并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出的意向，愿望和设想，是创造性思维和创造力的前提。创新意识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当前我国国民创新意识比较薄弱，需要从克服传统思维模式，树立新型学习观念等方面着手改变，如把教育活动和科技工作传播行动视为技术创新的中心环节，重在传播知识，推广技术，培养人才，当务之急乃是提高国民创新意识。
但是，创新意识不是随心所欲的。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一定的模式当中，人类的思想和思维相对比较固执，轻易不能改变。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的人民一旦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故此会形成相对的稳定性和保守性。如从政治制度和文化角度上讲，创新思维方式变化得比较慢，意识形态方面的创新可能最不活跃。我们必须意识到，创新意识是人类所有活动中最容易也最艰难我的做到的事情。说容易，是因为人类的大脑可以随意的思维，说艰难，是从社会制度和管理方面讲，一个国家一种制度(法律)形成，便轻易不能改动，因为人类寻找出一种能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规则很难，一旦找出，必然长久依这种法则办事。任何一种创造和发明都是经过千万次的思考与实验，并非一蹴而就。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有它的客观规律，即具有长久性适用性，不会轻易被颠覆。如果不懂得这些道理，盲目地胡乱创新，其结果只能是创出对社会无用的东西。当今社会就存在这一现象，盲目地淘汰传统，一味崇新、崇洋，其结果使社会的生活质量不但没有改善反而退步，好的成为丑的，丑的成为被大众运用的。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文化界和文化产品当中，同时也出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相对社会科学来讲，经济活动中的创意行为最活跃，技术革新和生产方式的改变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特别是到了工业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创意大大增加。
在各个历史阶段，从事创新产业的人员是不同的。如在农业社会，从事知识产出和创新产业的人很少，生产技术和生活知识变化更新很慢。工业社会以来，知识经济的比重大大增加了，从事知识产出的人员比例大大增加，甚至后来出现了产业化。到现在工业化进程刚刚进入中期阶段，刚刚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从基础设施这一硬件角度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一般来讲，工业化过程对一个国家来说就是打造硬件的过程。我国工业化的硬件现在正在打造过程之中，还需要一段时间。没有硬件便没有软件，有了硬件设施，才会有软件发挥的更大空间。因此，我国的创新产业必须有国民经济实力的支持还要具有实力的创新意识。
2 我国国民创新意识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2．1当前现状
1949年建国之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一时期中国的追赶具有一定的特色，创意意识比较强，自主开发出了一系列高精尖的战略产品，譬如原子弹、导弹等。虽然成就比较大，但是其他产业付出的代价也比较大。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追赶从战略产业转向大众生活消费领域。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对国外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是一个民族产业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必然要经历的过程，然而购买技术是有条件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以“市场换技术”是有难度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创新之路以“引进技术，引进管理”为起点，然后探索了二次创新，集成创新的道路，最终形成了自主创新的道路。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才能获得全球化竞争的主动权，通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在关键技术领域突破国外的技术垄断，大幅度提高科技竞争力，才能保障未来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在更大程度上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历史经验表明，后发优势的发挥必须依靠自主创新。发展中国利用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充分发挥自己的后发优势，可以实现跨越发展，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后来居上，甚至实现超越发展。只有通过自主创新，中国才能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只有通过自主创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得以实现。
因此，中国选择的发展方式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而模仿和引进的时代已经过去。如果我国再不调整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我们的经济结构便可能沦落入发达国家附庸经济的模式。中国必须成为一个自主发展、自主掌握核心技术的大国，在整个国家分工中，中国在世界中的地方越来越重要。中国再不创新，等待我们的将是危机———发展的危机，资源的危机，生存的危机。面对这一切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的创新意识。当前摆在中国创意产业面前的已经不再是如何追赶，而是赶超和淘汰现有的发展模式和旧技术，改造现在不合理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改造不合理的文化消费观念。这就是当前的重大任务———提高国民的创新意识，使国民都有潜在的创新觉悟。
2．2原因分析
封建社会，由于统治者思想僵化，闭关锁国，导致前期中国一贫如洗.没有经济基础支持创新产业从发展历程来看，单一直观的，形而上学的，唯书唯上的传统思维方式长期禁锢着人们的思维观念，使得人们不敢去想，不敢去做的思维模式，以至当前很多人以为创新只发生在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艺术创作中，社会变革是领袖的责任，创新离普通的公务员、社会老百姓很远，这样的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旁观者的角度面对这一问题，以致阻碍了大多数人从事社会创新。同时也是当前中国教育需要改进的地方。如英国重视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在初中阶段就开设创意设计课程，属于义务教育。即使不从事创意行业的人也会对什么是创意设计有基本的了解。而在中国大陆，中学阶段就实行文理分科，限制了求知欲旺盛的中学生的视野，大学的培养目标也以视野狭窄的专业人员为标准，不少专业的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了解很少，近来来，在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又陆续毁掉了一些非常优秀的文化物质产品，使学生缺少了许多的深厚文化传统底蕴的环境中浸染的机会，加上学校间彼此封闭，资源不能共享，大学生创新大赛以科技为主，忽视文化创意，这对于创意人才的培养都是要深思的问题。
3 借鉴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国民创新意识培养的经验
2006年1月1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2005年科学报告》指出，占世界研发活动三分之一以上的美国科研实力居世界第一，日本第二。
3．1美国
它之所以能够维持其第一科技强国的地位，与他的创新型国家体系的建立是密不可分的，是政冶，经济和文化等多种因素有机地结合的产物，其中最主要的特点有以下几点：首先国家重点和大规模投入军事科技发展;其次，官办与民办相结合，政府.大学和公司相结合的科研制度，有效地推动和促进了美国的科技发展;再次，保护竟争反对垄断是美国确保其科学研究与发展充满活力的重要指导方针;最后，从世界各国招纳和挖掘科学技术人才为美国服务是美国发展科学技术的非常重要手段，也为国民创新意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2日本
把“危机意识”、“竞争意识”和“成功意识”作为整个社会的共识，作为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宗旨的精神动力和思想基础。虽日本国土狭小，地震灾害严重，自然资源匮乏，但多年来，该国一直把这些先天不足，作为舆论界和教育界宣传的重点。使日本民众从小就在思想上充满危机意识，即使在今天他们生活富裕了，也始终把居安思危作为民族生存的信念。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在相互依存的同时，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为了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夺得优势，日本二战后把推行“教育优先”和“智慧创新立国”方针放在首位，把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作为高校的第一宗旨。从五六十年代起，大批的科技人才不断地从高校培养出来，他们发愤图强，勇于创新，使得各种各样的优秀产品走俏世界，至今仍长盛不衰。通过这些努力，各国的财源涌入日本，日本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危机意识”、“竞争意识”和“成功意识”形成的良性循环，使日本走向发达、富强。正是这三种意识，也促使日本高校始终把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作为高校的第一宗旨。所以说，这三个“意识”，正是该国高校高度重视培养创新型人才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深刻的社会基础。
一个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必须符合本国的国情，美国的创新型成果和日本的高校教育理念都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特殊性。我们一味的去照搬他们的成功经验是行不通的，但参考和借鉴他们的经验及教训，在此基础上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制度体系，也对我国培养国民创新意识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4 提高国民创新意识的途径
国民创新意识，创新思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竞争的软实力，谁能够在关键时刻先起动这一步，谁才有可能在世界领域占据主动权、话语权。当前我们国家整体创新意识还存在许多不足，那么提高国民创新意识有以下几种途径：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彻底清除我们民族传统观察中“不敢为天下先”之类的因循、保守、封闭思想和囿于传统框架中的思维模式，紧跟时代步伐，善于接受新观念、新事物，逐渐确立起一种以想前人之所未想、干前人之所未干为当然的思维定势和精神状态。
其次，创新意识的教育要从姓姓抓起，他们才是21世纪的主人，重点是着眼于推动学校的教育改革。同时，通过多种形式的社会科技活动和大众传播媒体，从小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
再次，培养将创意与社会产业联姻的能力，提供多种文化背景，形成一种浓厚社会创新意识氛围。
摘要：一个国家的实力包括着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评价一个国家不能只看它物质方面的硬实力, 还要关注到这个国家的思想文化、道德观念、民族精神, 创新意识等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精神方面的软实力。而科技创新的前提是意识的创新, 如何正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之间的差距, 就必须培养一个国家的国民创新意识。
关键词：创新型国家,软实力,创新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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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进程 第2篇
在过去的一年里，法庭贯彻“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指导方针，围绕“公正与效率”的主题，公正高效地行使审判权，化解了大量的社会矛盾，营造了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取得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但是作为基层人民法庭，只有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加强法庭建设，才能为司法惠民多做贡献，促进社会和谐进程。在新的一年里，法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建设：
一、转变工作职能，将人民法庭就案审案的工作方式转变以审判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并重的轨道上来。
人民法庭是国家的主要审判机关，审理案件，以诉讼方式化解矛盾，解决纠纷是其主要工作，但是要真正地实现法律实施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必须加大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指导力度。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又一重要力量，因此要想彻底解决矛盾，最好调动人民调解员的力量，在做好审判工作的同时，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先行进行调解，将矛盾化解在最基层。所以法庭今后将在庭长的带领下继续支持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并且开展如法制调查、法律知识问答等多种形式的法律宣传活动，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工作，为社会和谐创造条件。
二、改变工作方式，由坐堂审案到巡回审理。
为了方便行动不便、地处偏远山区的当事人更便捷地行
1使自己的权利，将审判庭搬到乡、镇、村、社、当事人家中。法庭已建立了巡回审理制度，在巡回审理中，方便了当事人，也方便了群众旁听，接受群众监督，实现了审判一案，教育一片的目的，提高了审判工作效果，同时也是进行法制宣传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法庭将继续实施巡回审理制度。
三、最大化地适用简易程序，加大调解工作力度。
除了法律规定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最大化地适用简易程序，提高审判效率，多做调解工作，尽早化解矛盾。调解是我国司法工作中的传统，只有耐心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才能彻底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实现家庭，邻里，社会之间的和谐，做到案结事了。
四、创新工作机制，建立与基层各单位之间的协调机制。法庭在凭借自身优势进行解决纠纷外，将建立与基层调解组织之间的信息互通机制，加大与派出所、司法所、法律服务所、政府、人民调解委员会之间的合作，经常性的举办学习、交流、培训会，多加沟通，建立和谐的协调机制。
五、建立便民服务措施，多措并举促和谐。
法庭将加强便民设施建设，在法庭门口设置公示栏，法制宣传栏，以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对于各类案件的收费标准、当事人权利与义务，举证需知，风险提示、审理程序等进行公开。在非法庭所在乡镇设立便民服务点，及时指导人民诉讼，方便人民行使权利，建立起方便快捷的服务机制。
创新推进青蒿产业化进程 第3篇
青蒿，为菊科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我国是青蒿的主要产地，占全球总产量的90%以上。而重庆三峡库区武陵山一带，以其适宜的气温、降雨及土壤等条件，特别适合优质青蒿生长，是全国青蒿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该地区青蒿的青蒿素含量远远高于国内其他地区。
近年来，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青蒿产业发展，并取得积极成效。目前，全球公认的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青蒿素近一半出自重庆酉阳，全球有八成的原料青蒿也都产自该地。
良种选育规范种植
“以前家里穷，没钱翻修房子。这几年靠种植青蒿攒了些钱，总算有条件翻修了。”在重庆市梁平县荫平镇乐英村，正在翻修房屋的青蒿种植大户李华平告诉笔者。今年她家种植青蒿又收入两万多元，在乐英村，像李华平这样靠种植青蒿摆脱贫困、走上致富道路的村民比比皆是。
据了解，2015年乐英村发展订单式青蒿1000亩，青蒿已成为村民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由于青蒿种植技术要求不高、时间短、管理简单、见效快和收益可观，早在2006年，荫平镇就开始规模种植。2009年成立了青蒿专业合作社，实行“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的订单式发展模式，让青蒿产业实现了跨越性发展。用该镇相关负责人的话说，十年间，当地青蒿产业的总产值超过1000万元，先后有一批贫困家庭，依靠青蒿产业的“短平快”摘掉了贫困帽子，过上了好日子。
而在被誉为“青蒿之都”的重庆市酉阳县，青蒿种植更是遍地开花。据介绍，酉阳县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种植青蒿，目前青蒿种植面积达8万亩左右，青蒿素年产量达60吨，占据全球病区需求的近一半，而且酉阳青蒿中的青蒿素含量高达千分之十四，超过国家标准一倍。
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自从2012年以来，酉阳县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订单模式发展青蒿种植业，青蒿订单种植遍布全县38个乡镇。2014年，该县发展青蒿的企业有3家，种植面积7.5万亩，产量7500吨；2015年发展青蒿的企业又有2家，即重庆华方武陵山制药有限公司和瑞南农业有限公司，分别发展青蒿4万亩、2万亩，预计产量6000吨。此外，通过推广GAP基地建设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酉阳青蒿成为重庆市第二个通过国家GAP认证的品种，酉阳青蒿已于近日入围首批“中欧地理标志保护清单”。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庆市科委就立项支持开展本地野生青蒿训化技术研究，成功实现青蒿人工种植，青蒿素含量从千分之三提高到千分之十以上。”重庆市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市同时选育出了“渝青1号”“渝青2号”两个良种，已经推广应用到酉阳、黔江、涪陵等青蒿主产区。目前，重庆全市青蒿规范化种植面积常年维持在10万亩左右，年产量150万吨。
科技引领产业发展
加快科技创新，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积极推进青蒿产业化进程，这在重庆已经成为常态。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青蒿产地，重庆市多年来一直坚持用科技手段支撑引领青蒿产业的创新发展，早在2005年就成立了全市青蒿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在种植基地建设、青蒿提取、产品开发和国际科技合作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推荐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据了解，近年来重庆市通过设立科技专项，积极鼓励支持企业开展提取工艺研究和提取物生产，目前有恒星生物、科瑞南海等3家企业专业生产青蒿提取物，年产量达到100吨左右，占到了全国产量的70%。而且，世界上有五成青蒿素来自重庆。
据介绍，青蒿素主要靠乙醚等石油产品提取，危险程度大，为此，重庆市科委大力支持重庆大学建成青蒿素提取技术研究中心，为全市青蒿提取物生产企业提供技术支撑、服务。依托这样的技术支撑和服务，使得相关企业青蒿素提取水平大大提高，纯度由原来的80%提升到99.5%以上。
事实上，为了延长青蒿产业链条，提高产业附加值，提升产业经济效益，重庆市除了全力巩固青蒿素等药品原料提供地的优势，一直都在积极推动实施青蒿素成药的开发。目前，该市相关企业已经开发生产了复方双氢青蒿素、青蒿琥酯等青蒿素药品，而且被纳入WHO（世界卫生组织）采购目录。
相关专家指出，青蒿素具有清热解暑、除蒸、截疟等功效；有研究发现，青蒿素对于人体的寄生虫有杀灭作用；对现有青蒿素类药物进行结构改造，可解决疟原虫抗药性问题……这无疑将成为延续青蒿药用价值的新方向。基于此，在规范青蒿及青蒿素生产、提取，加快走向国际市场的同时，重庆市进一步加快对青蒿素及青蒿的研发，加快在其领域的开发利用，致力于从原材料供应向成品药剂要效益。
目前，西南医院、重医附一院已经在研究开发利用青蒿素治疗白血病、肿瘤的候选药品，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重庆华方制药（华立集团下属华方医药版块全资子公司）也从未停止过研发步伐，而早在2004年，重庆华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就与美国一所大学签约，利用酉阳的青蒿素资源共同研发新的抗癌药物。
扶持龙头参与国际竞争
我国是青蒿的主要产地，青蒿素是中国人最先提取出来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企业多半只能提供青蒿素原料，而成品制剂的大头利润控制在跨国医药巨头手中。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青蒿素90%以原料出口，青蒿素衍生物80%由印度、意大利生产，制剂也集中在印度和欧洲生产。
如何让中国青蒿素及衍生物直接走向国际市场，扩大国际市场占有率，成为政府和有关部门必须解答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依托雄厚的产业基础和优势，重庆市积极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企业在研发、注册和学术推广等方面下工夫，通过支持企业自主创新，促进企业从事青蒿素类药品研发等，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同时，积极拓宽宣传渠道，全力帮助扶持重庆青蒿产业龙头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例如，通过一般物资对外援助、多双边发展论坛等多种方式，扩大对外宣传，搭建平台，帮助企业打开国际市场，进而开展以企业为主体的一般贸易活动；利用多种渠道，推动有关企业通过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有关国家政府的公共采购渠道供应商资格审查，帮助龙头企业进入抗疟药主流市场；推进重庆市医药产业出口创新基地建设，重点发展以复方双氢青蒿素为代表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抗疟药品，进而提升医药产业整体实力；加强行业出口的管理和规范，避免恶性竞争，促进共同发展，树立中国青蒿素类抗疟药自主品牌形象。
据了解，2015年8月，重庆华方制药顺利通过了世卫组织的GMP认证，这意味着该企业离国际市场又近了一步。而在抗疟疾斗争中，重庆科瑞南海制药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商和供应商之一，并且是国际知名制药公司瑞士诺华公司的青蒿素供应商。
“青蒿产业是一个包括青蒿种植业、青蒿素及其制剂生产业、市场商业销售及核心技术竞争力培育的完整的产业链，具有辐射领域宽和行业带动性强的特点。”重庆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发展青蒿产业对重庆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外贸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该市将坚持以创新驱动为引领，实施更加积极的举措，进一步推动青蒿产业做大做强。
（作者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龙溪武陵路70号 邮编：401147）
深圳科技创新进程统计测量及分析 第4篇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 在科技革命的影响下, 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强大的驱动作用, 有助于落后地区的经济起飞和促进发达地区经济增长, 对于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综合实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特区,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 从面积不到3平方公里, 人口规模不到3万, 经济总量只有1.9亿元人民币的边陲小镇, 到2012年城市建成区总面积830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1054.74万;GDP年均递增24.4%, 人均GDP达123247元, 以“深圳速度”创造了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史上的罕见奇迹。然而经过快速的发展, 深圳面临着“四个难以为继”, 即土地、空间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 城市人口重负下的人力资源补给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面对着这些问题, 深圳市长许勤提出深圳要打造有科学发展内涵的“深圳质量”, 实施自主创新主导战略, 全力推动包括生物产业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构建“高、新、软、优”为特征的现代产业体系。科技创新成为深圳打造“深圳质量”的最大的驱动力, 2008年, 深圳成为全国首个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 如何衡量和评价08年以来深圳科技创新 (科技进步) 情况以及科技创新对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本文参考韩兆洲教授的新型工业化进程统计测度及实证分析中科技进步指数对深圳科技创新进程进行分析。
二、科技创新进步指数综述以及其测算方法
1、科技创新进步指数综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科技创新能力是指用科学技术引领未来活动的手段和成就, 特别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 是未来发展竞争的核心。因此, 本文选用了科技创新进步指数来衡量和评价科技创新情况对深圳经济增长影响的测度。科技创新进步指数由5个指标组成:每万人拥有的科技人员数、高新技术产值占GDP的比重、研发经费占GDP比重、每万人拥有的专利批准数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每万人拥有的科技人员数, 指从事R&D科技人员全时当量占总人口数的万分比, 反映投入从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开发活动的人力规模。其计算公式为:每万人拥有的科技人员数=R&D科技人员/总常住人口数×10000。
高新技术产值占GDP的比重, 是指按国家《高新技术产品目录》申报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GDP的百分比, 反映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其计算公式为:高新技术产值占GDP的比重=高新技术产品产值/GDP×100%。
R&D经费投入强度。是指开展研究与开发活动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 的实际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反映一国或者地区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其计算公式为: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支出/GDP×100%。
每万人拥有的专利批准数。是指依法审核合格批准的专利数与总常住人口之比, 反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和设计成果情况。其计算公式为:每万人拥有的专利批准数=专利批准数/总常住人口数×10000。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指技术进步速度与总产出增长速度的比值, 本文选用的是最常用的索罗余值法, 索罗认为在经济增长速度模型:Y=A+αK+βL, 其中Y是产出的增长率, K为资本增长率, L为劳动的增长率, α和β分别为资本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和劳动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对公式进行变换和两边同除以Y, 则:, 其中, 为技术进步对总产出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为资金投入增加对总产出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为劳动力投入增加对总产出增长速度的贡献率, 该模型成为“索罗余值法”。本文α和β参数估计采用国家统计局推荐的经验确定法, 结合深圳以及我国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的变动情况, 确定α+β=1, 资金产出弹性α=0.40, 劳动产出弹性β=0.60。
2、科技创新进步指数测算方法
科技创新进步指数测算方法采用功效系数法, 本文采用改进的功效系数法, 其公式为:
其中:是观测值, 是评价指标的不允许值, 是评价指标的满意值, 变换后的指标称为功效系数。根据国内外对各指标的评估标准, 本文对科技创新进步指数的每一个一个指标设定了一个满意值和不满意值, 分别是:1、每万人拥有的科技人员数的满意值为100, 不满意值为20;2、高新技术产值占GDP比重的满意值为50, 不满意值为10;3、R&D经费投入强度的满意值为4, 不满意值为1;4、每万人拥有的专利批准数的满意值为20件, 不满意值为3;5、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满意值为80, 不满意值为30。
三、深圳科技创新进步的实证分析
在本文介绍科技创新进步指数的基础上, 通过收集和处理有关指标数据, 对深圳2008—2012年间以及2012年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的科技创新进程进行实证分析。根据《深圳统计年鉴》 (2009—2013) 、深圳市2009—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深圳科技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2013》、《北京统计年鉴2013》、《广州统计年鉴2013》等统计资料, 经过有关公式计算和加权平均法计算得到2008—2012年深圳科技创新进步指数以及2012年北京、上海、广州科技创新进步指数的情况, 整理成表1、表2、表3。
从表1、表2、表3可以看出:
(1) 从总体看, 深圳科技创新进步指数不断向上发展。从表3看出, 深圳的科技创新进步指数从2008年84.9分, 上升至2012年的94.7分。平均每年增长2.45分, 虽然期间2010年出现回落, 但随后2011, 2012年快速回升, 并呈上升的态势。
(2) 从科技创新进步指数5项指标看, 深圳5项指标发展表现各异。从表1、表2、表3看, 在2008—2012年期间, 深圳5项指标均稳步上升, 其中, 每万人拥有的科技人员数、高新技术产值占GDP比重、每万人拥有专利批准数在2009年—2012年均达到最高分100分。R&D经费投入强度、科技进步贡献率则到2012年仍未达最高分, 分别为92.2和81.3分, 表明进一步提高R&D经费投入强度、科技进步贡献率将是未来深圳提高其科技创新水平的主要着力点。
(3) 从北上广深看, 深圳科技创新进步指数得分最高, 从表3看, 北上广深的得分均超过80分, 表明这4座城市科技创新处于较高水平, 其中深圳最高分, 为94.7分, 第二名为上海90.5分, 第三名为北京87.8分, 第四名为广州87.2分。虽然深圳在科技进步指数总得分最高, 但科技进步贡献率得分比广州、上海低、R&D经费投入强度得分比北京低, 均表明深圳在这两方面均与其他城市有一定差距。
四、结论
本文通过深圳2008—2012年科技创新进步指数进行测量和分析以及与北上广之间对比分析, 提出以下建议:
1、为了保证深圳市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后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必须继续加大科技投入总量。
2008—2012年统计数据表明, 虽然深圳市R&D经费支出在5年间有了较大增长, 但是R&D经费支出占深圳市GDP的比重依旧较低 (2012年约为3.42%) , 而同期北京该比例为5.95%。因此加大科技投入力度, 有效激发科技投入的巨大潜力, 是实现深圳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要求。
2、继续加大对本土基础创新的支持, 为经济发展提供后续力量。
基础科学研究由于投入周期长、风险大以及见效慢等原因, 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短期内并不明显。但是, 以基础科学研究为特点的自主创新却是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的源头所在。深圳的创新体系以企业为主导, 忽视了基础性研究, 造成科技创新源动力不足。因此, 针对深圳市本土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少、基础研究相对薄弱的情况, 建议加大对本土创新源头的支持。
3、加强技术市场建设, 提高科研成果产业化转化率, 为创新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搭建更为广阔的市场平台, 使科技成果和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 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无论是技术吸纳还是技术输出, 都是在技术市场中进行的活动。规范技术市场秩序、加强技术市场建设, 为科技创新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搭建广阔的市场平台是促使科技成果流通的必要举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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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赵清.创新型城市的理论与实践分析[J].中国国情国力, 2010 (3)
创新进程 第5篇
加快和谐角峪构建进程
角峪镇认真贯彻落实区委“信访基层基础工作年”活动的要求，从狠抓信访工作机制入手，推动信访工作重心下移，夯实信访工作基础，切实把群众反映的问题解决在管区、村，有效降低了越级上访数量，取得了明显成效。今年上半年共接待群众来访16件，处理信访案件4起，结案率达到100%，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一、提高思想认识，强化领导责任
角峪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做到了“三个到位”。一是思想认识到位。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发扬民主、体察民情、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加强基层信访工作，及时就地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从源头上减少信访问题，减少越级上访，是新形势下做好信访工作的治本之策。角峪镇紧密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牢固树立固本强基的思想，真正把信访工作重心下移、关口前移，超前预防、及时化解，把信访问题解决在管区、村和部门，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管区”，为维护角峪形象、促进角峪发展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环境。
二是工作制度到位。为了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的信访工作，使信访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我们加强了信访工作制度化建设。明确了信访工作的指导思想、任务和责任，规定了来信来访的接待、受理、转办、交办、督办、反馈等程序，使信访工作任务明确，责任清楚，程序合法，切实做到有章可循，1
克服了工作上的随意性。
三是领导责任到位。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组长，镇长、分工书记为副组长的信访工作领导小组，认真执行“谁主管，谁负责”、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的原则，镇党委书记亲自抓，分工书记具体管。下设信访办公室，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坚持“分级管理，责任到人”把信访工作摆在突出位臵来，成了全方位开展信访工作的良好氛围。
二、创新工作机制，做好信访工作
一是落实领导包案机制。对重点疑难复杂信访问题成立专题信访工作小组进行集中包案攻坚，组长由分工书记担任。包案领导对所包案件盯上靠上，亲自过问，亲自安排调查处理，亲自听取案件进展情况汇报，督促处理意见落实，做到包调查、包处理、包回访、包稳定，直至息诉罢访。2008年，郭相庆多次上访，反映郗官庄财务问题，为此，镇党委专门成立了由分工书记任组长，纪委副书记、审计站、财政所、管区为成员的包案调查小组，对郭相庆上访事件进行调查。经过包案小组的多次努力，最终处结了该案件。包案小组又对郭相庆进行帮扶，如今郭相庆已成立了一家秸秆利用的合作社，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
二是强化信访风险评估机制。按照“谁决策，谁负责，谁包稳定”的原则，建立决策风险评估机制。成立了由分工书记任组长，纪委、信访、审计、土地、农业、经管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及辖区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等为成员的镇信访风险评估小组。信访风险评估小组根据相关单位或部门提报的材料，通过征询意见、分析论证，形成信访风险评估报告；镇党委对评估报告进行研究审查，经批准同意后方可实行。对群众意见较大，风险较大的决策和项目，暂不批准实施，待时机成熟，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再予以实施，坚决避免决策失误而造成群众大量上访。
三是建立联合办公机制。采取“一站式接待，一条龙服务，一揽子解决”的工作模式，成立了综治中心，作为接待来信来访、处理矛盾纠纷的窗口。目前已由信访办、司法所、综治办、法律服务所等八部门搬入综治中心，实行集中办公，共同解决有可能导致信访、影响维稳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对于一般的信访维稳问题，由分管负责人会各部门共同解决，对于重大的信访维稳问题，均由党政一把手负责协调解决。
四是实行民主评议机制。对借上访谋求不当利益、损害集体或其他群众合法利益以及案已结而访不断的无理信访案件，实行群众评议，聘请在村里德高望重的老党员和热心公益事业的群众代表组成民主评议小组，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谈依据，对信访人的过高无理要求进行道德感化、亲情说服、利害引导，由群众做群众的工作，劝其息诉罢访。对涉及法律法规、政策性强、群众要求过高、难以把握的疑难信访事项，实行专家评审，聘请上级部门分管业务的负责同志为评审专家，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进行解答和评判，给予明确界定，以专家的意见作为处理问题的依据，做到依法按政策治信治访。
三、强化法制观念，坚持依法行政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不但关心经济利益，而且更加广泛地关注民主政治权利，对基层干部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农村基层干部如果还是局限于简单命令方式，就有可能形成新的干群矛盾，只有积极推动民主法制化建设，转变干部作风，办事重民意，决策讲民主，才能真正做好基层工作，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减少群
众上访案件。
一是加强了农村法制宣传，坚持经常性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我们充分利用各村的法制学校，普法宣传一条街，广泛进行法制教育，把信访法规纳入普法教育计划，通过普法赶大集，发放明白纸，举办普法讲座等形式，有的放矢地开展集中宣传活动。
二是严格法律政策落实。在农村土地使用、农村土地承包、集体企业改制、村级财务公开、农民负担、优抚等群众关心的焦点、热点问题上，党委、政府在全镇上下大力提倡“公开、公平、公正”的办事原则，依法办事，按章行事，决不搞违背法律政策的做法，不多收群众一分钱，树立了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有效防止了群众兹事上访。
三是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群众的支持，使党组织的各项工作得到群众的认同。这就要求我们自觉增强工作的透明度，确保党组织的纯洁性和决策的科学性，广泛接受群众监督。一是坚持党务、政务、财务公开制度，特别是影响村级稳定的财务问题，我们做到了定期、全面公开，接受群众评议、监督。二是通过设立举报电话、信访举报箱等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地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自觉接受监督。三是定期举办“政策咨询会”、“民主议事赶集会”等活动，吸引群众参政、议政，大大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促进了角峪经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创新进程 第6篇
现在，世界各国把发展软件产业视为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途径，视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形势逼人，我国明确提出要把信息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先导产业，实行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发展方针。在今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还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而信息产业核心的软件产业更是重中之重。
为什么要提到这么高的战略地位？因为发展软件和信息服务出口对中国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有利于推动中国软件产业自主创新的进程。软件和信息服务是高度国际化的产业，它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当前，世界软件产业正经历一场重大技术和理念的变革，正在呈现网络化、服务化、全球化相互交融的发展趋势。
毋庸置疑，软件和信息服务外包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有力地增强了行业参与者的自主创新能力。
在“十一五”规划中，我国明确提出了2010年服务贸易总额达到4000亿美元的发展目标，为实现这个宏伟目标，我们应该做好以下5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强部门协作。软件产业涉及多个部门，产业链完备和提升需要各个环节的密切协作和配合。政府部门应该整合政策资源、优化政策环境、培育软件市场、改进管理模式，抓住世界软件和信息服务市场不断扩大的机遇。根据软件出口和外包的价值链从投融资、信贷、保险、统计、知识产权保护、税收、人员出入境等环节入手，加快发展我国的软件和信息服务的出口。中国软件交易会由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国务院振兴东北办、科技部、国务院信息办、中国贸促会、辽宁省人民政府等多单位共同主办，就是部门协作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第二：强化工作支撑。主管部门应该逐步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促进出口工作的体系，密切掌握产业动态，关注企业需求，不断提高服务企业，开展国际贸易的质量和水平，加强对现有的6家国家软件出口基地的服务和管理，指导建立公共商务信息服务平台、软件出口联盟指导中心、知识产权咨询中心等。积极推进对国家软件出口创新基地的认定，启动新兴服务贸易示范区的建设，争取我国在“十一五”期间建成15家软件出口创新基地，10家新兴服务贸易示范区，扶持包含跨国企业、本土软件企业、软件外包企业在内的500家重点联系企业，建立定期信息交流机制。
第三：积极推进自主创新。结合软件产业发展的实际，扩大软件和信息服务外包的规模，支持本土企业和跨国公司建立实质性的战略协作关系。学习、积累专门的技术和经验，为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奠定基础，为国内同行业的技术创新和信息化发展作出努力。
此外，还要推动企业树立品牌意识，实施标准战略，建立技术标准体系，参与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制定。要鼓励外商投资软件企业，在华设立高水平的软件研发中心，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监管的力度，为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保驾护航，这不仅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更是自身长远发展的需要。
第四：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与条件成熟的重点国家和地区探讨设立软件合作工作组，制定合作发展规划，协商解决重大问题，搭建软件交流的国际平台。同时，加强与国际知名的论坛、展览和会议的交流，与国际知名中介机构合作，建立国家级促进软件和信息服务外包的权威性论坛，打造国家级、国际性论坛品牌，树立中国软件业的整体良好形象。
第五：加强对软件人才的培养。人才是软件产业的核心，人才的层次决定着产业的发展极限，产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引进高素质的领军人才，另一方面更要注重在实践中培养人才，在现有教育资源的基础上与高校做好协调工作。另外，鼓励重点外包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外包人才培训，扶植建立外包人才培训基地，鼓励国内外相关外包服务培训机构开展合作。全面引进国外先进的外包人才培训模式，强化资格管理，授权中介机构加强对软件从业人员进行资信管理，建立诚信人才的流动机制。
今年是我国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未来5年是我国软件产业至关重要的5年。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要充分关注软件产业调整带来的重大机遇，力争通过软件创新在新的国际化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加快推进我国的工业和信息化融合的进程。
创新进程 第7篇
一、城市化进程判断
城市化是由工业化带动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向城市聚集的动态过程。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水平通常用单一指标法和复合指标法进行判断。单一指标法是用一个国家和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市化水平, 即狭义的人口指标法。由于市镇建制标准和城镇人口统计范围等原因导致城镇人口统计对象没有统一标准, 结合中国实际情况, 马侠、辜胜阻、葛永军等学者对该计算方式进行了修正, 消除与实际城市人口的偏差, 反映真实城市化水平。[1][2]复合指标法从城市化内涵出发, 建立一系列指标体系全面反映城市化水平。欧名豪等认为, 城市化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发展过程, 应该从空间、经济、人口、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方面来综合考察城市化水平。[3]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在《地域经济总揽》中提出一系列指标来测算“城市成长力系数”, 它们包括区域总人口、地方财政年度支出、制造业和商业从业人数、工业生产总值、批发业总额、零售业总额、住宅建筑总面积、储蓄额、电话普及率。如果将不同时期以上指标增减值除以各项指标的全国平均值, 再将所得标准值算术平均, 结果即为城市成长力系数。
诺瑟姆通过分析英美等国家近20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变化规律, 提出城市化发展一般规律即“诺瑟姆曲线”规律, 该规律提出各国城市发展轨迹是一条被拉长的S型曲线, 即城市化进程具有阶段性特征, 当城市人口超过30%则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 城市人口迅猛增长;当城市人口超过70%则进入城市化后期阶段, 城市化进程停滞或略有下降。从阶段划分上看, 城市化率在30%～70%时, 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实践表明, 当城市化水平达到30%且人均GDP达到800美元时, 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直到城市化率70%才进入缓慢发展阶段。[4]
二、中国城市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城市化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又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城市化进程受到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共同影响, 农业剩余为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可能, 成为推动中国城市化的重要驱动。1998年城市化突破30%从而实现实质性飞跃, 进入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加速发展期, 2011年城市化率首次跨越50%的新台阶, 在进入新的城市化过程中, 人口集聚和规模效应更加明显, 生活生产方式、职业就业结构、消费行为活动都发生着变化, 将不断改变中国长远发展方式和格局。
1.中国城市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钱纳里根据二战后100多个国家的统计资料建立了结构转变的多国模型, 从结构转变的角度研究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实证检验了世界主要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化率与人均GDP的对应关系, 基本结论是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正相关, 即人均GDP越高, 城市化水平也越高。[5]除了钱纳里提供的参考标准以外, 其他学者根据国际人均收入水平与城市化水平进行统计发现, 不同发展阶段人均GDP与城市化水平的关联性, 当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时, 城市化率为30%到50%;人均收入在3000美元到7000美元时, 城市化率为50%到70%;人均收入在7000美元以上时, 城市化率在70%以上。[6]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第二、三产业转移是一个普遍经济规律。与世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相比, 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劳动力就业的非农化不足。日本、英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巴西、台湾等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城市化进程都表现为劳动力进入第二、三产业超前发展的趋势, 而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劳动力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并同步跟上, 与非农就业水平比较, 即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并没有真正成为城市市民, 地域已经迁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没有融入城市产业和现代社会。
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中国城乡差距并未彻底扭转,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从1985年的1∶1.86拉大到2008年的1∶3.31, 中国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25拉大到2008年的0.47, 居民分配问题较为严重。[7]《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1) 》指出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与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 二元劳动力市场阻碍了农民真正实现城市化的机会, 使得城乡劳动力市场失去平等的就业和公平的收入待遇机会。农业产值和农业劳动力比重双双偏高, 农业部门所吸收的劳动力就业所占比重较大。现实中大量农民工依旧迁徙于城市和农村之间正是他们尚未真正城市化的表现。
2.中国城市化发展面临深层次制约
城市化顺利推进需要创新土地流转制度和完善配套政策。中国城市化过程使用土地需要处理好粮食安全、转移农民就业、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展问题。加速城市化的体制障碍之一在于农村土地制度, 包括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和农村宅基地制度。目前, 许多农民长期工作生活在城市, 依然保留农村宅基地和自建住房。中国推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以来一直强调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即使农民从地域上转移到城市, 也很难转化为市民。实践中农民转化的最大障碍是集体所有权性质的宅基地及住房不能直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
二元社会管理体制直接阻碍农村转移人口与转化步伐, 城市和农村在户籍、就业、教育、医疗、福利等领域存在明显政策差异, 这种城乡差异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城市化进程。社会保障二元结构使得农民土地作为最后生存保障被动存在。城市就业民工大部分并没有真正向城市集中, 在中国传统恋乡恋土情结浓厚的社会, 更加需要认真处理该问题。在要素实现快速城市化后, 今后中国城市化的挑战是如何创造条件实现人的综合城市化, 这是中国城市化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三、以土地制度创新顺利推进城市化进程
为推进城市化进程, 在“十二五”期间甚至更长时间, 中国应该根据“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 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的总体要求, 以土地制度创新来推进城市化进程, 给予农民永久的土地使用权, 逐步消除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 以加速土地流转推进土地集约化利用等措施, 实现城乡统筹, 切实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 (1)
1.依法自愿有偿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和集中, 并结合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市化进程
加速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流转和集中是创新农村土地政策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应根据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的客观需求, 充分借鉴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的经验和做法, 建立区域性农村土地交易所或交易中心, 为统筹城乡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坚持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 使土地流转管理工作正常化、规范化, 实现农业规模经营,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增加农民收入。
将农村土地流转与户籍制度改革相结合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 切实保障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合法权益。农民户籍制度直接关系其宅基地、承包地、林地林权等利益, 因为户籍所带来的制度福利和涉及的利益, 使得中国城市化过程没有解决城乡户籍制度问题, 即使农民可以在城乡自由流动, 但在劳动报酬、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市居民待遇不同, 并不是直接意义上的城市居民。为此, 需要推进综合配套改革, 在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和集中的同时, 配套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农民的承包地、林权地、宅基地及农房等在自愿有偿流转和集中后, 农民可自愿转为城镇居民, 充分享受城镇的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等政策, 让农民成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真正受益者, 真正让农民完全实现城市化。
2.推进宅基地集约利用和城乡建设用地整体优化, 实施农村转移战略和加速城市化
推进宅基地集约利用和城乡建设用地整体优化, 加速推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和城镇转移。在城乡土地规划先行的前提下, 按照结构调整和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 突出抓好中心城镇规划建设。充分利用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 鼓励通过村内合建、村镇合并等方式节约用地, 以彻底改变目前城乡规划分割、建设分开、管理分治状况, 抓紧抓实编制城镇村一体化规划。
根据农村宅基地集约利用的客观实际需求, 可以借鉴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交易的经验和做法, 推进宅基地集约利用和城乡建设用地整体优化。地票是指对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用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后可用于建设的用地指标。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总体规划的区域内, 可以凭地票将农用地按规定程序转为国有建设用地, 具有与国家下达的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相同的功能。地票交易制度创新在推进宅基地集约利用和城乡建设用地整体优化的同时切实保护了“三农”利益。一是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其他建设用地的复垦, 必须权属清晰、农民自愿且拥有稳定住所、生活来源并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书面同意;二是地票成交价款全部用于“三农” (可规定绝大部分价金归农民, 其余部分全部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三是宅基地复垦后形成的耕地, 农村集体所有权性质不变, 交由农民耕种。
统筹城乡发展, 优化村庄空间布局。地票交易制度创新所带来的资金效应, 可以逐步将散乱自然村落集中建成具有地域特色、基础设施基本完善的农村新社区, 形成基础设施配套的规模效益, 使农村居民充分享受现代化基础设施带来的便利。
3.在引入市场机制前提下依法推进农地征地制度改革, 促进和谐有序的城市化进程
依法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是创新和改革现行农地征用制度的核心。政府应根据市场机制修改现行农地征地补偿标准, 补偿标准应该考虑被征用地的区位条件、区域发展和基础设施等因素, 让补偿标准与市场直接对接。集体所有土地和国有土地应当同地同价, 非公益性用地按照市价进行收购。严格区分征地过程中的行政行为和民事行为, 充分尊重农民土地产权, 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社保、住房、医疗等问题, 落实被征地农民长远生计, 实现和谐的城市化进程。
改革城乡二元就业管理和培训制度。改革针对外来劳动力的就业限制, 形成公平、竞争、统一、有序的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 保障劳动力具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将农村富余劳动力纳入职业培训计划, 落实相关职业培训补贴政策, 完善包括针对农村务工青年在内的就业培训制度。将就业培训与农民迁移有机结合, 完善迁移农民服务体系, 加强就业技能指导。对于进城农民工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向但未能就业者, 应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享受同等就业扶持政策。
摘要：中国城市化率在突破50%以后的新发展时期, 改革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创新土地流转等事关“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内中国城市化顺利推进与城乡和谐发展。以土地制度创新顺利推进城市化进程, 是实现城乡统筹、推进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内在要求。重庆统筹城乡改革在这些方面提供了良好借鉴。
关键词：城市化,二元结构,土地流转,土地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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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葛永军, 许学强, 阎小培.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判断[J].人文地理, 2003,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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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亚臣, 周健.基于“诺瑟姆曲线”的我国城市化进程分析[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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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靳东晓.城市规划原理[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3.
创新技术推动生物质型煤产业化进程 第8篇
生物质型煤是指在煤中按一定比例加入秸秆等可燃生物质和添加剂后压制成型的洁净能源产品。它可以把我国有限的煤资源, 尤其是低质煤高效化、洁净化利用, 把农村大量的秸秆、林木废弃物资源化、能源化利用, 是一种洁净能源产品, 可代替煤、燃油、燃气, 是解决我国散煤锅炉对大气污染较为理想、经济的洁净燃料之一。
推广生物质型煤, 可以“一箭双雕”。一方面可以使煤, 尤其是劣质煤高效化、洁净化利用, 从源头上解决散煤锅炉污染物的排放;另一方面可以使农村大量的秸秆、林木废弃物资源化、能源化利用, 变废为宝。与普通锅炉使用散煤相比, 1.2吨至1.5吨生物质型煤可替代1吨标准煤, 可节煤15%~30%, 减少烟尘排放量50%~70%, 烟尘浓度减少60.74%, SO2浓度减少41.86%, 减少空气中各种有害气体。若配套使用生物质型煤锅炉, 还可省去引风机和送风机, 节电95%, 而且噪音低、占地少, 综合节能效应更加明显。此外, 生物质型煤燃烧后的灰块还可当作肥料进行回收再利用。
形势好, 市场鱼目混珠
据北京市环境科学院专家介绍, 目前我国节能减排任务十分艰巨。一是能源结构不合理, 导致污染排放严重, 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排放占废气总排放量的70%以上, 居世界第一位;二是用能效率低下, 尤其是直接燃烧原煤, 有效利用率低。发展洁净煤技术是解决中国煤烟型污染问题、能源利用率低,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洁净煤技术中, 生物质型煤又是生产技术中成本低廉、最现实有效的技术, 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国内一些地方政府也都出台了许多鼓励发展生物质型煤的政策、措施。但是, 生物质型煤在国内市场发展较慢, 主要原因是型煤加工设备存在产量低、配件易磨损、能耗高等一些不足, 导致生产成本高。
另外, 目前国内市场上真正成熟的生物质型煤工艺技术设备不多, 而且存在散、小、乱的问题。如一些企业只销售生物质型煤的加工设备, 或卖专利、卖添加剂或配方, 甚至是“炒项目”、“炒设备”, 设备根本用不成, 添加剂也不行。其中有很多设备提供商, 原来是生产秸秆饲料成型机或木炭机, 看到现在的新能源行业发展形势好, 就直接转型生产生物质型煤设备, 生产出的产品质量不过关, 给生物质型煤产业的发展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专家认为, 要发展国内的生物质型煤产业, 一定要结合市场需求, 不仅要在工艺技术上创新, 在经济上也要变得可行。
创新工艺, 产业步入快车道
北京文新德隆有限责任公司在国内外首创“湿法低压成型生物质型煤”生产新工艺, 并研制出具有“免烘干、防水、固硫”三重功效的TX系列添加剂, 适用于国内外所有的无烟煤、烟煤配方使用, 是改进生物质型煤质量的一项重大技术突破。新工艺技术采用湿法粘合, 原料无需烘干, 低压成型, 能耗低, 设备投资小, 生产规模可大可小, 不仅解决制约国内生物质型煤发展的技术瓶颈, 而且将会带动国内洁净燃料, 以及节能、环保型锅炉的普及推广。
现在, 国内市场上的洁净型煤锅炉技术和市场已较成熟, 发展势头很好, 但是为之配套的洁净燃料发展滞后, 市场供应不足, 阻碍了新型锅炉的发展。国内众多城市锅炉限制或禁止烧散煤, 使用洁净型煤成本又高。引入新工艺生产的生物质型煤, 不仅降低生产成本, 而且热值高达4200至5000大卡左右, 能适用各种工业、民用锅炉, 以及户用炉具使用。
另外, 生物质型煤新工艺技术还有一大特点是在原来成熟的洁净型煤生产工艺基础上, 可以根据用户要求掺入10%~80%的秸秆、林木等生物质废弃物, 在同一条生产线加工出任何类型的型煤, 这在业内是决无仅有的。该公司的系列产品已通过国家科委组织的《国家级科学技术成果鉴定》, 整体技术及节能环保效益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创新进程 第9篇
考查世界其他国家的城市扩张过程, 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都以征收土地作为扩张途径。但并未发生非常严重的群体性冲突事件。那么, 我国的农地征收制度存在哪些缺陷呢?
1.1 被征地农民土地权利欠缺法律保障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农村土地的权利主体是集体。但到底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村农民集体所有”还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未明确规定。如果土地被征收, 到底应该补偿给哪一级集体并不确定。同时, 作为集体组织成员的农民, 其与集体又是什么关系, 享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土地一旦被征收, 由于农民只享有土地使用权, 不能行使所有人的权利, 所以实际上剥夺了农民对征地补偿进行协商的权利。地方政府对农地的征收, 实际上成为与所谓的集体代表人私人之间的交易。这也是出现多个诸如河北满城县某村主任贪污3 000多万土地补偿款的案件的根本原因。农民争取权利缺乏有力的法律支撑, 是导致征地矛盾发生的根本原因, 是农地征收制度的根本缺陷。
1.2 农民利益被过度分割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所有的土地归国家或集体所有, 不属私人, 所以开发商要取得土地使用权, 就必须从政府手中购买。地方政府也因此获得几倍甚至几十倍农民补偿的土地利益。如河北省某市给予被征地农民的补偿款每亩9万元, 而在出让给开发商时, 拍卖价格却达到100万。有调查表明, 我国目前对征地的收益分配严重不均等。其中, 地方政府占20%~30%, 企业占40%~50%, 村级组织占25%~30%, 农民仅占5%~10%[1]。
1.3 征地补偿标准过低且不一致
依照《土地管理法》, 其补偿标准是按照被征收宗地年产值的一定倍数计算。但由于年产值的计算方法、依据等不同, 每宗地的年产值额差异较大, 所以标准非常不统一。在河北某地, 征地单位采用包干地价法, 直接由征地单位与被征地方进行协商包干地价。然而这样造成的结果却是, 即使是同一地区, 不同时间, 不同的地块征地补偿价格差异也较大, 使失地农民对征地价格的期望值不断攀升, 人为增大了征地矛盾。
1.4 征收程序缺乏公开性和参与性
我国法律规定的征地程序是:首先由地方土地管理部门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用地申请, 上级主管部门受理并审查有关文件后, 由地方土地管理部门拟订补偿安置方案报批, 获批后组织实施并公告。由此可见, 在整个征地过程中, 被征地农民完全不参与, 征收过程完全是政府行为。获批后的土地征收方案公告, 只相当于征地的通知, 并未赋予被征收人任何质疑的权利。虽然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中规定要听取意见, 但被征地人也只能对补偿面积提出疑义, 对补偿安置标准无权提出任何意见。
1.5 被征地农民缺乏生活保障
在土地被征收后, 被征地农民原来的生活区域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农民变市民。但这种身份的变化并没有带来社会福利的变化, 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医疗、养老等各种社会保障并没有落实到失地农民身上。对于世世代代以耕种为生的农民而言, 除种地外没有其他任何生存技能, 失去土地意味着丧失了生活来源。如果征地制度不能保障其长远生计, 失地农民一旦生活无着就会引发社会矛盾。
2 农地征收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对策
2.1 创新土地利益的分配机制
考查西方发达国家的土地征收过程, 发现群体性冲突事件几乎未发生过。其主要原因在于, 这些国家的土地大多私有化, 如果是非公益项目, 开发商可以直接与土地所有人协商, 避免了土地利益被分割。在我国, 集体作为土地所有人, 拥有排他性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等权能。农民通过承包合同只取得了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以及部分处分权。所以建议以立法形式界定并确定土地征收时农民可分配的土地利益, 从而确认和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2.2 提升被征地农民社会地位
被征地农民市民化并不意味着被征地农民真正的城镇化。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农民在各种社会保障方面的待遇都不及城镇居民, 在获取资源和维护自身利益方面都处于劣势, 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因此应该设计使农民真正市民化的制度, 使其能够享受城镇居民应有的各种待遇, 提升被征地农民的社会地位。
2.3 改革补偿范围和标准
合理确定征收补偿范围是公正补偿的前提。在国外, 加拿大等国家将土地补偿、残余地分割损失、正常营业损失及其他因征地引起的各种附带损失均列入补偿范围, 美国甚至把一些无形资产的损失也计算在内。其补偿标准以市场价值为准。相比而言, 我国的征收补偿仅限于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 范围显得相对狭窄;补偿标准按照“产值倍数”法计算相对过低。因此, 建议根据土地的不同类型和地域, 把土地产值与区位价值相结合, 将土地补偿费、地上物补偿费、邻接地损失费等主要补偿项目结合土地市场价格, 综合确定土地补偿标准, 统一计算方法。
2.4 创新安置补偿机制
首先, 将征收补偿与安置分开, 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议明确规定补偿是对土地及相关财产的损失赔付, 安置是对被征地农民进行失地救助和长远生活的保障。从而避免被征地农民在补偿数额上提出过多争议, 又可以培养被征地农民的自身发展能力[2]。为了被征地农民的长远安置, 政府应当积极为他们拓展就业渠道, 加大就业培训力度, 提高被征地农民的职业技能。并采取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安置被征地农民,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对暂时不能就业者按城镇失业人口对待。
其次, 预留土地安置与货币安置相结合。据课题组调研发现, 在河北保定市, 将征收的土地留出10%作为农民安置就业的发展用地, 由村委会根据村民的具体情况, 承包给村里的纯农户, 使土地能够稳定地掌握在实际耕种者手中, 效果良好。这种方法不仅有利于地方政府迅速推进城市化进程, 更可以有效减轻失地农民向城市居民转变的不适, 提高其对政府的满意度。
2.5 改革土地征收程序
首先, 应当保障被征收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虽然农民对土地只享有承包经营权, 但征收涉及到农民基本的生活保障问题, 因此, 应当严格执行事前征地公告、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制度, 充分听取农民意见。根据河北省国土资源厅调查统计数据, 被征地农民信访的问题有34%是知情权问题。因此, 规范土地征收程序, 创新征地协商机制, 改变只由征地单位和村委会责任人双方谈判的做法, 由被征地农民选派代表直接参加征地协商过程, 确定征地补偿方案, 以保障被征收农民的知情权。
其次, 确定先补偿安置后征收程序。在国外, 英美等国均规定了事先补偿原则。目前, 我国很多地方也建立了事前补偿制度。据课题组调研, 在河北省保定市某区, 当地政府2009年在征地前6个月就公布了补偿标准, 与被征地农民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 在1 000亩的征地项目中, 未出现一起钉子户。由此可见, 先补偿安置可以减少征地矛盾。
2.6 创新多元裁决机制体系
首先, 将人民调解作为解决征地纠纷的前置程序;其次, 通过行政复议彻底纠正错误行政行为;对行政复议裁决不服的向法院起诉。同时, 建立专门的土地纠纷裁决机构, 比如在基层法院设立征地纠纷法庭, 由专门机构专门人员对争议进行审查, 以期实现效率性与正确性的统一。由于农民普遍欠缺法律知识, 建议设立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基金, 专门为征地法律关系中弱势一方提供法律援助, 协助他们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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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进程 第10篇
1. 云南省城镇化现状
城镇化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必然趋势, 近年来, 云南省委、省政府一直把推进城镇化作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来抓, 2009年底, 云南省城镇化水平为34%, 建成区面积为2045平方公里;初步形成1个特大城市 (昆明) 、1个大城市、3个中等城市、12个小城市、108个县城、1 175个小城镇组成的城镇体系。截至2012年底, 全省城镇化水平达39.3%, 城镇人口达到1 700万人左右, 城镇化水平总体上呈逐步上升的趋势, 由城镇化的初期的发展到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期, 数年来, 云南城镇化建设取得了较大发展, 全省城乡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 城镇建设水平整体得到很大提高, 初步形成了城镇布局更趋合理, 区域更加协调, 体系进一步完善, 功能相互衔接的城镇化发展格局。
2. 云南省农村经营体制现状
云南省自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是中国的基本经营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包含两个经营层次:一是家庭分散经营层次;二是集体统一经营层次。双层经营体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近几年来, 云南省大力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数量持续增长,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 截至2012年12月底, 云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达15 767个, 合作社成员35.14万户, 比2011年增长38.9%。其中大理州注册登记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2 634个, 合作社成员总数达7.18万个, 占农户总数的8.5%。玉溪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达251个, 种植业147个、林业42个、畜牧业35个、渔业两个、服务业25个, 基本覆盖了玉溪的优势产业, 成员发展到2.5万人。
二、云南省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经营体制的问题
1. 农业仍然是弱势产业
在云南省, 农业始终是最基础的产业, 75%的国民收入、70%的财政收入、60%的创汇收入和80%的轻工业原料, 直接或间接来自农业。但是由于农业基础设施脆弱、粗放式生产方式、农业产业化水平较低, 农业仍是云南省经济发展中的的弱势产业。由于云南省山多地少, 山区、半山区占全省总面积的94%, 坝子 (盆地、河谷) 仅占6%, 所以云南农业一直具有小、散、弱、差等特点, 尤其是云南大部分地区为自然资源条件、交通不便、信息封闭等贫穷落后的地方, 农户商品意识不强, 信息流通不畅, 农户在生产经营中收益较低。而家庭承包经营规模较小, 农户务农成本不断增加, 农民粮食生产增产不增收的现象造成农业生产对农民而言越来越缺乏吸引力, 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市场竟争日趋加剧, 小规模的农户家庭承包经营越来越难以满足大市场的需求。
2. 经营主体弱化
云南省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不景气, 农户土地规模较小, 土地经营细碎化, 农业比较效益低、农民社会化地位普遍不高, 近年来,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 据统计, 2011年度全省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2 049元, 年收入达25 588元, 是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6 977元的3.7倍, 城市发展的巨大吸引力造成大量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向城市或者城镇, 造成农村劳动力日益短缺, 农业生产农民老龄化、生产兼业化、土地经营零碎化、劳动力资源”空心化”现状。例如, 就大理州而言, 2010年外出半年以上劳力有20万人, 常年外出的有12万人。农村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或城镇迁移, 农业人口数量下降, 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大多为留守的妇女、老人等非劳动力, 农业经营主体弱化, 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矛盾突出。
3. 集体功能弱化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高原地区, 农村人口比重较大, 山多地少, 可供种植的耕地少之又少,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农业现代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农村剩余劳动力闲置或盲目流动大量存在, 当前大部分集体经济组织无力兴办企业, 又无力引导农村剩余劳力合理流动。虽然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呈加速态势, 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是面对云南省地广人稀、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现状, 目前大多数集体经济服务组织运行不规范、市场驱动力不足, 只能承担农民少量的生产服务工作, 大量的产前、产后服务缺位, 而无法满足在农业市场化、社会化背景下农民多样化经营的服务需求。个体农户由于抗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弱小需要依赖集体经济服务组织来发挥功能, 但是由于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弱小导致农民绝收或因市场因素造成产品无销路积压腐烂的现象时有发生。
三、云南省城镇化进程中创新农业经营体制的对策建议
在农业市场化、专业化和现代化的新背景下的城镇化进程中, 针对目前家庭经营的小规模不经济的实际, 农业经营体制该如何进行与时俱进的完善和创新成为有效引导家庭经营向着适度规模的专业化、企业化方向发展的关键。
1.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指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 经营规模大、集约化程度高、市场竞争力强的农业经营组织和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农民。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解决的是今后“谁来种地”的问题, 当前云南省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 农业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 农业生产经营已面临严峻的形势, 针对传统的小农户家庭承包经营与大市场多层次需求之间的矛盾,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成为当务之急。近几年来云南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等多元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虽然不断增多, 但所占比重仍不高, 单个实力仍然不强。因此创新农业经营主体, 就要不断培育和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和服务主体, 鼓励农业创业及从事农业开发投资, 通过流转土地等多种方式, 扩大生产规模。大力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引导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壮大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整体实力, 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
2. 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云南省地处中国经济发展最落后的西部地区,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也受限于较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虽然农业社会化服务呈现主体多元化、服务多样化的上升态势, 但总体上看, 相较于东部与中部仍处于较低级水平,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规模小, 服务领域较窄, 服务内容单一, 应对市场风险能力较差, 生存空间有限, 规范化程度低。因此构建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 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成为创新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内容, 目前统一的农业服务成为农户的普遍需求, 包括良种、农资供应等产前服务, 病虫害防治、新技术应用等产中服务和储运、销售等产后服务, 面对内容全面、形式多样、层次拓展的农业综合服务需求,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也应从基本的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等公共服务组织外, 大力发展创新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市场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大力拓展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领域, 由农业为主向服务农业、农村和农民全方位拓展, 改善服务条件, 增强服务功能, 开展农业生产性全程服务和专业化服务。
3. 推动适度规模经营
适度规模经营是在一定的适合的环境和适合的社会经济条件下, 各生产要素 (土地、劳动力、资金、设备、经营管理、信息等) 的最优组合和有效运行, 从而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目前云南省农业生产经营具有细碎化、小规模和高分散等属性, 农户生产难以克服规模不经济的局限, 因而无法实现农业发展的机械化、标准化, 导致专业化、商品化程度较低。随着云南省城镇化快速推进, 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涌入城市, 大量耕地被抛荒或粗放经营, 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 推动进城务工农民的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 将农村分散的、闲置的、低效的土地进行整理规划从而集中利用优化起来, 将有限的土地资合作源集中到种植大户、农业社等经营主体, 充分挖掘土地的最大潜能, 促进土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耕地产出率, 进一步加快实现农业生产由小规模、粗放型的传统生产经营模式向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的新型经营模式转变, 从而提高农业生产能力。
4. 发挥政府在经营体制中的主导作用
根据云南省人多地少、农业人口比重高, 贫困人口多的实际省情, 在面对传统农业经营体制中传统的小农户家庭承包经营与大市场多层次需求之间的矛盾, 面对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 面对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 农业农村资源要素流失严重等现象, 政府应在政策上发挥在经营体制中的角色主导作用, 加大扶持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财政政策, 增加省级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专项, 突出产业导向, 全面落实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的各项政策, 打造颇具品牌竞争力的本土高原特色农业龙头企业。增加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金投入, 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 加大对农户和新型生产经营主体信贷资金支持, 在财政政策上大力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从而达到创新农业新型经营体制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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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进程 第11篇
摘要：现阶段的社会管理研究必须以当前的社会发展大背景为依托，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正确理顺政府与社会和公民的关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改变观念，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培养社会组织能力，加强信息化管理，形成国家与社会合作治理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将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点任务。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40-02
一、我国城乡发展轨迹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必经的过渡状态。建国以来，由于各时期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城乡关系也随之不断发生变化，我国大致上经历了“产生差距—差距缩小—差距扩大—协调发展”的过程。具体来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8年，这一时期以城市优先发展为主，重点推行“以农补工、以乡养城”的城乡发展政策，城乡差距产生并呈扩大趋势，城乡二元结构凸现；1978—2003年，这一时期以城乡互助发展为主，重点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城乡改革”的城乡发展方针，城乡二元结构在波动中调整，时而相互扶持，时而彼此分离；2003年至今，这一时期主要以城乡统筹发展为主，重点实施“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城乡发展政策，城乡关系逐渐走向统筹、实现融合。
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
由《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可知，在2000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253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280元，城乡收入差距相差接近3倍，收入差距较大。而在2006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10493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3587元。直到2013年，虽然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呈上升趋势，但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依然远远高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在2000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9.40，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9.10，农村居民明显偏高。直到2013年，我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一直大于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但是无论是我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还是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
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管理问题
（一）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尚未根本消除。
在市场经济需要自由、竞争、互动，城乡二元结构僵化、封闭切恰恰与市场经济相对立，压抑了人们的积极性，使城乡发展在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处于不平衡，虽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一直在进行，由于长期的积累和影响，二元结构的弊端虽还有很多的遗留，盘踞在人们的观念中，限制了城乡一体化发展，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下，限制农村的土地资产的市场准入；阻碍乡镇企业的资金自由流入市场；束缚了农民进行土地流转和生产资料流转的自由，同时市场经济对很多对象都是不自由的半封闭管理，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进城务工，不利于农村经济的灵活性和科学性发展，缺乏应有的活力，限制了经济发展的潜力，不利于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
（二）对于城乡一体化的“城”和“乡”定位有偏差。
城乡一体化实践的深入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也逐渐地暴露出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和一定的范围内对于城乡一体化的“城”和“乡”的认识不到位，实践偏离目标，因此，对全国范围的城乡一体化推进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对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实现已经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城乡一体化中的“乡”必须是走向农业现代化的乡村，决不能是依旧维护小农生产结构的乡村。在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中，对于“乡”是有两个方面的具体要求的：一是乡镇新型工业化，二是乡村农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中实现的“乡”必须是走向农业现代化的乡村，决不能是依旧维护小农生产结构的乡村。这也就是说，不能实现新型城市与依然落后的乡村的一体化结合，不能实现新型工业化与小农经济的城乡一体化结合。
（三）农村文化价值观与城市文化价值观相冲突。
随着我国政治文明的不断深入，城乡居民的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价值观、道德观、民主观等各个方面开始有所冲突，城市文化和价值体系试图淹没乡村淳朴的自然民生主义价值体系。对于新转化为城市居民应该进行怎样的价值观教育，怎样引导他们与城市生产和生活相适应，融入到现有的生活中去，怎样保留农村原有的美好而淳朴的价值体系，怎样实现城市价值体系与乡村价值体系的完美结合，这些都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四）城乡公平制度和公共服务的建设不健全。
目前的城乡一体化政策中，政府把重点都放在经济方面，保证农民增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上，但是真正的城乡一体化离不开城乡公平制度的建设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均等化，实现城乡居民不止在经济上更是在社会保障上的一体化，政府对城乡发展不平衡背后的因素了解的比较少，忽视了没有公平制度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化。没有一个公平的制度作保证的城乡一体化会使城乡一体化矛盾重重，难以向前发展。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空缺，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平衡，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要从财政上向农村地区倾斜，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建设，才能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管理创新
（一）加强政府干预力度。
第一，要加强的市场导向和调节。政府应通过城乡一体化相关体制机制制定来实现新型工业化、城市化模式转变，实现产业、城镇、生态等空间布局的优化与协调。要改变生产要素流向城市的单向状态，需要政府引导各种资源在城乡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以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益；政府应及时做出就业导向，出台有力的促进就业措施，缓解就业压力，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二，要提高服务意识和完善服务体系。政府要改变财政投入方式。政府应考虑转变支持方式，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等加大投入。强化农村乡村治理机制，加大对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普法工作支持力度。
（二）实现社会各界参与式管理。
从城乡基础性一体化建设向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发展的过程，城乡一体化的内容愈加丰富，发展阶段也获得深化，但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治理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即社会管理的治理结构，是一元化的主体釆用强制性的行政手段进行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过程。因此要积极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强调自下而上的参与，通过参与式治理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的突破与创新。
因此，在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中，一方面必须创新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城乡社会管理组织体系，强化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创新的领导；创新以社区为依托的城乡社会管理体系，夯实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创新主体力量。另一方面，必须创新以保障民生为方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覆盖城乡和社会各阶层的公共产品均等化服务，通过创新以和谐为目标的社会稳定治理体系，以有效地保障城乡居民和社会各阶层的合法权益。同时，坚持“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改革，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情交给社会、交给市场，实现社会公共管理的社区化、社会化。
（三）重视工农业的共同发展。
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化是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和起点的，在工业化发展初期，是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没有农业的支持，工业化难以为继。而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工业部门已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通过自身发展对农业进行反哺，工业化加速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使农村中的大批劳动力流向城市，流向二三产业。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必须重视工农业共同协调发展，农业的发展为城乡一体化解决了粮食需求、提供原料和扩大国内市场等方面的需求，城乡一体化是建立在一国农业的基础之上的。
（四）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并重。
高效的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社会建设的不断进步，必将增加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和谐，减轻社会管理的压力。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不但会制约经济发展，而且将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社会管理创新，必须与社会建设相互配合，共同推进。当前，我国的社会建设要着力加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深入推进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消除城乡居民在公共事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为创新社会管理创造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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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进程 第12篇
人总是需要创造力的, 可人们的一贯做法又极容易扼杀创造性。表现在教育工作中则更为突出。教育既有培养创造精神的力量, 更有巨大的压抑创造精神的力量。所以, 教育对于创造力, 犹如逆水与行舟, 要么我们教育是培养和解放创造力的, 要么, 我们的教育是压抑和扼杀创造力的。其中, 没有任何中间道路。作为一名教师, 如果你所从事的教育没有解放和培养创造力, 那么, 你的工作一定就是在扼杀创造力, 或者换种方式, 你在给我们的民族灌下慢性毒药。
创造力是不能教的, 能“教”的东西, 肯定不是创造力。实行创新教育, 首先在于我们怎样去认识创造力。尽管目前我们对于创造力的内涵仍然争论不休, 无法定论,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人的创造力是一种混合物, 而并非单质。它是人的各种能力的融合。比如, 从智力因素方面说:有思维的独特性, 流畅性。对新生事物的敏锐感受性, 对复杂事物的洞察, 对传统问题的再定义能力, 对旧观念的怀疑性和批判性等等。但是, 创造力不仅仅与智力因素有关, 更本质的地方, 是创造力包含了许多非智力因素, 如人的个性, 人的独立性, 求异性, 冒险精神, 坚韧的意志, 良好的心理控制能力和协调性, 高度的直觉和自主性等等。因此, 有些专家干脆把创造力与人格联系在一起, 也是不无道理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吉尔·福特曾指出:“从狭义上讲, 创造力是指最能代表创造性人物的特征的各种能力。创造力决定个体是否有能力在显著水平上显示出创造性质的结果, 还取决于他的动机和气质特征……也就是创造性人格问题。
基于以上认识, 我们做为一名人民教师, 没有任何一个时候像今天这样感觉到肩上的担子更重, 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更紧迫。创造力与个性品质的突出关系又在时刻提醒我们———创造性和学校教育是紧密联系的, 而这正是我们学校教育工作的软肋所在。我们在这张白纸上, 还有很多需要书写的空间。
二、我们是这样做的……
首先, 必须用创造意识武装我们的头脑, 这是前提。只有用创新的头脑去指导我们的创新教育, 才能够最终胜利。用创造性的思想去创造性地做教育工作, 大胆抛弃学校教育教学中一切旧的、不合时代发展和新形势下要求的东西, 打破一切束缚人全面发展的条条框框, 以“革命式”的变革求得发展。在具体工作中, 我们要紧紧抓住学校教育中“课堂教学”和“班级管理”这两个最重要的环节, 在对教师和学生的教育教学工作中, 全面引入“创新教育”理念。
1.在课堂教学方面。首先, 我们学校打破了多年的传统观念, 重视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 注重孩子们在学习中表现的自主意识, 牢牢树立“学习知识过程的开展”远比“学习知识结果的取得”更重要得多的观念。
例如五年级教授《鲸》一课, 按照传统的观念和要求, 老师会先让孩子们阅读文章, 然后逐步讲解文章有如何的层次, 讲授了如何的关于鲸的知识。学完之后, 若哪一个学生能合上课本, 把书中所介绍的鲸的知识“重复”一遍, 那么无论老师或家长都会乐得合不拢嘴, 心满意足。而我们认为, 既然是课本上有的知识, 还何必去讲授呢?学生课内用40分钟仅去读一篇文章, 他的各种收获就算放大了又有多少呢?
我们却并没有去“教”这一课, 而是留下作业:“自己准备你认为有用的图书资料, 写一篇关于鲸的研究报告。呵, 这下可热闹了。每个学生都动起来了:找来一大摞书, 翻书、阅读、勾画、摘录、选材、分析、总结……两天下来, 每个人都完成了一份自己的“研究报告书”, 里边自然涵盖了课本《鲸》中所有的知识点。你说, 孩子们不是在创造性劳动吗?之后哪怕留出十分钟时间让他们去自主学习《鲸》一课, 效果会怎样呢?——老虎都捉住了, 猫就更不在话下。当然, 关键不是孩子们在这两天的学习中了解了多少关于鲸的知识, 那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孩子们从一开始就是在自己“创造”, 从收集准备图书, 到查找书中有用的章节, 再到选材, 总结, 孩子们始终处于一个学习状态。他们必须依靠他们自己, 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用尽自己“吃奶”的劲儿去完成任务, 这个“学习知识过程”的收获, 要远比能“重复”出鲸有多大、多重要有价值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