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态范文

经济形态范文（精选12篇）

经济形态 第1篇

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也逐渐的认识到传统的资本雇佣劳动、物质资本所有者享有企业全部剩余的经营模式已经不再满足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成长的需求,这种强烈的需求也使得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不断的增加,人力资本要求享有企业剩余价值的索取权便应运而生了。那么企业由传统的物质资本主导并独享企业剩余的范式逐渐向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共同主导并分享企业剩余的新型范式转变。在各个经济形态,企业中人力资本主导还是物质资本主导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关系。

一、整个社会中各个要素的稀缺度

当社会开始出现了社会分工,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比,分工虽然使得交易费用增加,但是只要分工给社会带来经济收益的增加大于交易费用,分工必然就会取代自然经济。随着农业经济的到来,在这一阶段中,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社会分工也很不发达,主要是依靠体力劳动组织生产。此时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成为了各种生产要素中较为稀缺的生产资料,它的这种天然属性便使得在农业经济中的地位根深蒂固,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的收入分配自然也以土地为中心,封建地租便是这种分配制度下的产物。此时,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可以租给佃农;佃农只有很少的土地甚至没有土地,无法养活自己及家庭,只有租用地主的土地并且缴纳地租。这时的封建地主即物质资本所有者占主导地位,剥削并独享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

随着生产力以及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由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工业革命的爆发,带领人们走向了工业经济时代。在工业性的生产活动中,土地也不再是一种最稀缺的资源,而以机器、原材料、生产技术和资金为代表的物质资本取代土地成为最为稀缺的资源。在这个阶段,社会分工还没有全面展开,专业化水平也较低,企业规模小,生产过程比较简单,各个生产环节之间的协调还不是很复杂,市场规模也有限,基本处于卖方市场。此时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的是资金用来扩张,相对来说,对于物质资本的需求最为强烈,人力资本对于生产的作用不大,还没有体现出来,整个社会对于人力资本的需求并不是很强烈。从供给方面来看,参加工业化大生产的是一般的人力资本,在这个时期,人力资本的整体水平还不高,每个人的人力资本存量差异很小,能力基本上是同等的,形成的途径也主要是干中学,社会还没有专门从事技能培训的机构和部门。因此,人力资本的差异性主要还是来自于天赋,企业家型人力资本和技术型人力资本还没有从企业的大生产中独立出来,仍然还依附于物质资本所有者,一般的人力资本只是从事一般的生产性活动,对企业的贡献不大,而且还存在“搭便车”的现象,此时的人力资本并不占有优势,也没有形成强有势的主导力量。在这个阶段,物质资本雇佣人力资本,在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下,人力资本所有者处于被雇佣的地位,领取固定的工资性收入,物质资本所有者仍然独享企业剩余价值的索取权。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爆发极大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加速了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它的影响范围也极其广泛,从生产领域到人类的社会生活等等,衍生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形态下,生产要素主要集中于知识、技术以及人才,主导产业为信息网络产业、知识产业等。从需求方面来看,对于这种新型的产业,社会分工也不断的深化,分工也逐渐的细化,各种专业化的分工使得对各项技能的需求也增加了。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得产生了大量的生产和交换。市场也跟随着不断的扩张,竞争也逐渐的加剧,企业规模也相应的扩张,生产趋于复杂,各个环节的链接也要求更加的紧密,生产、分配和交换必须能够对于市场的需求做出尽快的反应。因此,各个环节都需要专业的人才进行管理和协调。物质资本所有者仅仅凭借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是很难进行全方位的调控的,这时对于专业型的人力资本的需求逐渐产生了。从供给方面来说,科技革命的爆发使得人力资本的内部逐渐出现了分层,随之出现了技术型的人力资本,参与企业的创造性活动,以自身的专业化技术为企业各个领域做出贡献。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企业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紧密性增强,需要专业的人才对各个环节进行统筹管理,这时企业家型人力资本便应运而生了,企业家型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管理范围较宽,影响更大,因为每个环节都需要管理者进行宏观调控,企业家型人力资本的地位也随之提高。在此阶段,物质的资本虽然仍然是稀缺资源,但是与人力资本相比,已经不再是最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因为从农业经济时代发展到知识经济时代,物质资本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这些相对过剩的物质资本需要投资的对象便是技术型人力资本和企业家型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成为了最主要的稀缺资源,取代了物质资本成为了知识经济时代的第一生产要素,这时的物质资本也不再享有得天独厚的地位,而居于次要地位。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地位的变换也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不再是资金实力的竞争,逐渐转向了对于人力资本的竞争。人力资本的主导性也逐渐的增强,让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企业剩余价值的分配便理所当然的成为了这一经济时代的的产物。

一般而言,不同的生产要素在不同的经济时代的稀缺度是不同的,这与整个社会的分工有紧密的联系,与各个生产要素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休戚相关。在一定的经济时代中,一定的社会分工水平下,哪种资源的地位越高、对生产的贡献越大,那么这种资源的稀缺度就越高,主导力就越强。

二、生产要素的贡献程度

在企业的各种生产活动中,哪种生产要素对企业的贡献率越高,该生产要素的主导性就越强。经济学家巴泽尔认为:“所有权最优配置的总原则是,对资产平均收入影响倾向更大的一方,得到剩余的份额也应该更大。”在哈特看来,由于不完全契约的存在,最有效率的配置是将剩余价值的索取权给予投资决策比较重要的一方。

在工业经济时代,由物质资本所有者出资购买厂房、机器以及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一般人力资本提供劳动力参与企业的生产活动领取工资,物质资本所有者独享企业的利润,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由此便引出了“斯密教条”理论,即“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萨伊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三位一体”公式,如下:

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

价值的创造者为资本、土地和劳动,物质资本所有者为企业贡献资金,获得利润报酬,地主出让土地获得租金报酬,劳动者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性报酬。但是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人力资本内部有了分层,开始出现了以企业家型人力资本和技术型人力资本为代表的高级人力资本。很显然,萨伊的“三位一体”的公式已经不再适用于知识经济时代,不适合作为收入分配的理论来研究。马歇尔在此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马歇尔的“四位一体”分配模式:

马歇尔认为:“利润包括许多因素:其中有的是属于资本适用的利息,而有的属于纯利息,或所谓真正利息;还有的是属于管理能力和企业的报酬,其中包括对风险的报酬;此外还有的属于各要素的组合者,而属于任意要素者少。”这里,马歇尔定义的“组织”比较类似如今的企业家型人力资本,认可了企业家型人力资本对于企业的贡献,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利润的分配,随着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不但企业家型人力资本可以获取利润,根据技术性人力资本对于企业的贡献,也提出了分享利润的要求。“四位一体”的公式为此收入分配打下了基础。

三、生产要素的退出成本

麦克洛伊德认为,在博弈的过程中,博弈的双方都有权选择继续还是退出,其决定性因素就是退出成本。当退出成本比较高的时候,博弈的双方有可能把一次性的合作变为重复性的合作。农业经济时代,土地成为了地主的私有财产,土地这种资产专用性比较强,一旦地主放弃了土地的所有权,那么他将一无所有,可以说此时地主的退出成本是比较高的,因此他在生产中占有主导地位。工业经济时代亦如此,物质资本所有者出资建厂房、购买机器和生产材料,与一般人力资本每月领取固定工资相比,物质资本所有者的退出成本是比较高的。随着科技革命的爆发,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生产链条的趋于复杂、专业化的需求使得企业家型人力资本和技术型人力资本逐渐从一般人力资本中分离出来,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也逐渐的加强,企业希望能够保留人才,避免人才的流失,维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开始愿意分享一部分的企业剩余价值给人力资本,因此人力资本的退出成本也逐渐的提高,同时更具有主导力。

中国经济形态与政策选择 第2篇

--财务管理112班 郭一名 110602021

5摘要:目前，中国经济已悄然进入新“拐点阶段”，进入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这使得我们面临的经济形势更趋复杂，挑战来自“增长减速”和“结构调整”，来自内部和外部等多个方面，经济运行中不确定性、不平衡性和脆弱性凸显。2014年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平衡中长期改革与短期增长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结构调整与防控风险之间的关系，这是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新挑战。

关键词：2014经济形势和政策 改革与平衡

正文：

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没有变，因而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也没有变，这就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必然是全面深化各项改革的重点。

2014年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元年，但也必定是改革与风险相互交织新阶段的开始，因为改革之路绝非一帆风顺。我们必须认识到，改革未必直接惠及短期增长，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经历转型阵痛期，这使得在2014年宏观政策目标的平衡中，“控风险”的重要性增加。中长期看，随着改革政策的落地，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将会逐步提高。然而，短期看，一些领域的改革反而会对短期经济增长和价格带来冲击。此外，真正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意味着政府必须放开对资源要素的过度垄断，政府主导投资驱动模式将有所弱化，如果在一段时期内生产增长的接力棒不能有序交接，那么，就很可能出现经济增长动力的“空档期”。

要做到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就要抓好简政放权的先手棋，进一步完善放管结合的体制机制。

1、重点取消对投资创业就业影响大、对经济社会发展制约明显的行政审批事项，更大限度地向市场放权、给企业松绑，更大程度地让人民群众受益。

2、该下放的事项要坚决下放，充分发挥地方政府贴近基层、就近管理和便民服务的优势。

3、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取消或简化前置性审批，充分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推进投资创业便利化。

4、加快建立和完善权力清单制度。行政审批事项一律以清单形式向社会公开。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

5、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坚持权力和责任同步下放、放活和监管同步到位。应当取消的审批事项，要真正放给市场和社会，不能避重就轻、放小留大。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网络和科学有效的监管机制，严厉惩处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蓄意污染环境、违背市场公平竞争原则的行为。

6、建立科学的抽查制度、责任追溯制度、经营异常名录和黑名单制度，重点监控问题企业和违法违规经营者。2014年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平衡中长期改革与短期增长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结构调整与防控风险之间的关系，这是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新挑战。在宏观经济目标上，2014年中央工作经济会议并未提及。不过，从“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抓住

机遇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合理增长、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努力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的表述来看，似乎释放了一定信号。尽管新一届政府对经济增长减速的容忍度提高使得经济增速的上限下移，但要保证实现202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增长底线在6.8%左右，7%很可能被确定为2014年宏观经济的增长目标，而这也是未来五年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均衡水平。经济增速下一个台阶，关键是要质量上一个台阶，这需要寻找增长动力转换的“平衡艺术”，推动“体制改革－结构调整－稳定增长”进入良性循环。

在这一环节中，要做到着力推进财税价格改革和深化国有企业及科技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1、要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积极推进预决算公开，建设阳光政府，让人民群众看明白、能监督。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公共预算的统筹力度。

2、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建立跨预算平衡机制。同时，继续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促进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3、改革完善消费税制度，抑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消费，合理引导高档消费品和高端服务消费，鼓励居民基本生活消费。坚持正税清费，推进煤炭资源税改革和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立法相关工作。

金融体制改革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

1、加快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2、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

3、有序放宽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引导民间资本参股、投资金融机构和融资中介服务机构。

4、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健全可持续运营机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健全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机制，保护存款人利益。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深入研究和准确定位国有企业的功能性质，区分提供公益性产品或服务、自然垄断环节、一般竞争性行业等类型，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办法，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增强国有经济的市场活力和国际竞争力。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技术经济规律，有序推进电信、电力、石油、天然气等行业改革。

加快科技体制改革要突出以创新支撑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促进产业由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跃升。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鼓励企业设立研发机构，牵头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加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市场对科技创新的导向作用，健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体制机制。

发挥市场机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决定性作用。抓紧清理各类优惠政策，强化环保、安全、能耗、用地等标准，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促进落后、过剩产能退出，推动企业加强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完善设备加速折旧等政策，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建设创新平台，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让人民群众像选择商品一样有更多的服务可选择。依靠改革推动和开放倒逼机制，加快健康服务业、养老服务业、节能环保产业、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现代物流、电子商务、信息消费、物联网和互联网等服务业发展。

在防范债务风险上，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尽管我国总杠杆率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仍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水平，尚处在温和、可控阶段。不过鉴于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债务水平上升速度较快，债务增长空间逐步减少，债务风险不能忽视。

在宏观政策选择上，是在“宏观政策取向不变”的前提下，很可能将尽量少用总量性政策，而更多运用结构性和功能性政策。因为结构性政策在一定程度可能对冲经济下行压力，比如灵活使用再贴现、再贷款、常备借贷便利、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等工具的保持流动性合理适度；以减轻宏观税负，激发企业活力为目标的结构性减税政策等等。

在选择改革突破口上，从兼顾短期增长与中长期结构调整，供给端改革、激发内生动力改革也许更受重视。近两年，中国经济金融呈现“一头冷一头热”分化格局。特别是2013年以来，不断攀升的社会融资总量以及表外融资、债券融资大幅增长，与持续下行的经济增速和宏观经济产出形成极大反差，表现出明显“避实就虚”倾向。

做好短期与长期衔接上，进一步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必须选好改革的突破口，金融、产业、对外开放领域成为“三位一体”的改革，这充分体现了“做强实体经济，做实虚拟经济”的发展思路。产能过剩、金融空转、产业资本回报率下降都与国家实体竞争力低下，改革滞后密切相关。

中央在这几个方面重点发力，围绕服务经济转型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展开，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创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模式，促进产融结合，提高资金使用和资本配置效率将是破解深层次矛盾和经济两难的关键。

“粉丝范儿”催生的新经济形态 第3篇

粉丝范儿源自英文“fandom”，一个非常正式的称呼，正如体育人士的圈子叫体育界，电影人士的圈子叫电影界，政治家的圈子叫政界，魔王的圈子叫魔界。不过，这个词也经常用作一种态度，一种状态，一种在粉丝界生存所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按照《粉丝文化读本》里的说法，fandom这个词在《韦氏大辞典》里的释义有两个，一个是指所有粉丝的集合，也就是上面说的“粉丝界”；另一个是指一种作为粉丝的状态和态度，台本译作“粉都”，用大陆的习惯来翻译，比较像是“粉丝范儿”这个词。

锤子手机发布的盛况，让许多此前不看好的人大跌眼镜。罗永浩，一个和手机这个词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按照他自己的理念做出一款并未见得有多么出众的手机，开个发布会讲讲，就有人为此买了单。

这是真的，我身边就有一位忠诚的老罗粉丝，在发布会后的第一时间下单，她还给我看了预订成功的短信。我尝试从任何专业角度向她解释，即便老罗是文曲星下凡，也不可能凭一己之力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安卓系统手机生态的基本体验。尽管她认可我的判断，但这并不妨碍她坚持成为一名锤子手机的支持者、粉丝和传播者。

“他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她一边说，一边把订单发布在朋友圈里，享受来自朋友那里更多的质疑，并不厌其烦地向后者灌输罗的理念。我亲眼看到她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将一位素未谋面的朋友，转化成了锤子手机的另一位信奉者。

罗永浩此前在采访中说，粉丝文化转换为消费的时候，单品价值必须极低，粉丝能够接受的价格仅限于50块、100块。锤子手机的购买者绝非粉丝，而是拥有同一个价值观的一个群体。

这显然是口不择言。从1900年代有“fandom”这个词开始，粉丝界的门票从未有过一个固定的售价，哈利·波特的粉丝可以为魔法服装一掷千金，约翰·列侬的粉丝马克·大卫·查普曼，甚至为了独占他而一枪打死了他。

史蒂夫·乔布斯曾经说过，“情感的经济”将取代“理性的经济”，产品和市场的竞争将让位于“与消费者产生共鸣”和“制造让顾客难忘的体验”。财经评论者吴晓波在评论小米模式时说，粉丝可以容忍小米的缺陷并共同参与小米的成长，这是一种新的商业逻辑，将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未来一切消费都会娱乐化，一个不会讲冷笑话的企业将会很麻烦。

这种情形不只发生在有意为之的情况下，例如我们所说的“炒作”，还会在无意间发生。例如，美国有线卫星新闻台CNBC研究后发现，微软平板看起来似乎会无人问津，但现实中并非如此，它发布的时候，照样有几百粉丝熬夜排队等待首发，就像苹果粉丝那样。文章认为，这是因为微软的游戏机XBOX拥有大量的粉丝，而后者增加了这个品牌的“时髦度”。

粉丝范儿就是这种“时髦度”的集中体现。滑铁卢大学的一位教授研究了约翰·列侬、约翰尼·卡什和吉米·亨德里克斯的“粉丝界”之后认为，在消费主义文化盛行的今天，“粉”这种行为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一种新的宗教。对已故的名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更类似今天消费文化中的“圣人”，在道德上雪白无瑕，在理念上无比性感。这促使粉丝们用这种理念武装自己，用“粉丝范儿”要求自己，将理念贯彻到底，比如列侬的和平主义粉丝。

这促成了职业粉丝的诞生。我们都见过他们，他们出现在任何应该出现的场合，手拿荧光棒，眼含热泪呼唤偶像的名字，没人能了解他们究竟为何会变成现在这样。《每日邮报》报道了一个58岁的荷兰老人在脑部手术植入电极后变成了约翰尼·卡什的粉丝，并一夜之间拥有了该粉丝界所有的粉丝范儿，但电极关掉，这些全都消失了。

很显然，这项技术并未大规模应用在企业日常的商业行为中，否则我们将看到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世界。但前一阵子凯文·凯利曾经说过，当你拥有1000个铁杆粉丝，你就可以仅靠他们的支持糊口。毫无疑问，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将自己的粉丝界转化为现金，或者反过来，用现金扩大自己的粉丝界。

事实上，Paul Marsden在《如何计算一个粉丝的价值》里写过一个粗糙的公式：一个粉丝的价值 = 由她转化而来的新用户的百分比×新用户创造的收益 ×0.8 /粉丝总数。现在，只要拿出计算器，你就可以很容易地算出成为一个“消费圣人”所需的开销，或者算出自己的“粉丝范儿”所具有的经济价值，下面该做什么，不需要我多说了吧。

经济形态 第4篇

一、现代科技进步使社会生产力系统“软化”

工业社会的特点是生产力系统的“硬化”。此时, 为了增加产品产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大量使用机械化的生产手段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并要求强有力的材料、能源和交通设施为其基础条件。而随着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的发展, 社会生产力系统的诸因素和生产流程以及产品都开始向“软”的方面转化;劳动力由体力型的大量投入, 转变为文化型和科技型的少量人才, 生产工具由粗大笨重的普通机器, 变为精细灵巧的智能机器;劳动对象由天然的原材料变为优质的人工合成材料和新的能源;生产管理由经验管理转变为系统化的科学管理, 生产过程实现了自动化、数字化、虚拟化, 汽车、飞机的设计检验可以在计算机上进行模拟;许多产品的商标、品牌等软的成份在商品价值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 一些传统产业的“软化率”进一步提高。这一切都预示着“硬化”的物质生产力系统, 正在向“软化”的知识生产力系统转变。

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缔造了新型的生产力系统——信息产业和服务产业

知识型软产品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以微软为代表的一批计算机和软件企业, 正在成为一些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据有关资料统计, 近10年来, 全世界信息产业和产品日益扩大, 其销售额1985年为4000亿美元, 1995年则为6400亿美元, 预计到2000年将接近1万亿美元, 从而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这些新型产业大多是高科技产业, 产品是高科技产品, 如办公与通讯设备, 1996年的贸易增长速度达到了26%, 远远高于服装和一般消费品。当今国际的竞争已经主要变成了技术的竞争, 知识的竞争, 谁拥有知识控制权, 谁拥有最先进的高科技产品, 谁就掌握了竞争的优势。这可以由该国获得的专利数目、高水平的科学家的数量、研究和开发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以及其它的技术力量等来衡量。

三、现代科技的发展优化了生产力系统的整体功能

现代科技改变了经济增长的方式, 使人类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向高效、优质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由于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综合科学的发展, 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入, 系统而又细微, 掌握了更多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 促进了知识、技术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改变了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活动的效果。以往依靠大量投入资源和劳动, 消耗大量物质和能量的粗放经营, 正在被更多依靠科学和技术, 注重效率和效益的集约经营所代替, 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 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更加协调。所有的这些将把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带入高效、优质、和谐、公正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境界。

四、知识经济是一种高级的经济形态

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 知识经济实现了以下转变:

1、从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的转变。

知识经济中的第一生产要素是作为无形资产的知识。这种经济不再依托稀缺资源, 它通过知识, 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科学的、综合的和集约的配置, 实现了资源的优化利用, 通过知识, 不断开发出富有的, 甚至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资源, 从而创造出新的巨量财富。因此, 知识成为最主要的资产, 是新一代企业实力的主要标志。现在, 许多国外高技术企业的无形资产已超过总资产的60%, 而美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近三分之一是像微软公司这样的知识企业提供的。微软公司的有形资产规模很小, 原材料的库存量很少, 但企业资产却高达重2000亿美元, 相比之下, 通用汽车公司拥有的庞大设施可谓雄居全球之首, 而整个资产却只有400亿美元。

2、从知识本身的获取向求知能力的开发转变。

在工业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 知识的获取已经是厂商的基本生产要素。在知识经济时代, 单纯地获取知识是完全不够的。知识作为商品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的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性。知识的供方是垄断的, 知识产权和知识保密使知识成本十分高昂, 因此形成自身的知识生产能力就成为至高无上的任务。同时由于技术的更新换代加快, 知识更新的周期缩短, 从而任何知识都只有暂时性的意义。所以, 对企业员工来说, 是否具备不断掌握最新知识的能力, 比掌握多少现存的知识要重要得多。亚洲开发银行在最近的报告中指出, 今后几十年东南亚国家尽管仍然可以把大量劳动力资源用作工业的补充力量, 但关键“要看这些国家能否把人变成人力资源”。这里所说的“人力资源”, 就是那种具有随时掌握新技术、新知识的能力和素质的人。

3、从技术自身的创新向知识生产的基础能力创新转变。

技术创新更多地是着眼于把设想转变为新产品、新工艺、新市场这一应用层面。在工业经济时代, 技术创新的基本模式是技术、设计、制造、管理的一体化, 其源头是市场消费需求的牵动。应当指出, 在这一层面上的创新虽然是自觉的, 但在基础科学层面上, 即在观念、理论这一最后源头上, 创新却常常是不自觉的。当观念上的创新自发地出现时, 社会和企业再随机选用某些创意进行技术—产业开发。因此, 工业时代的创新主要是技术创新, 还不是完整的知识创新, 即还没有形成包括基础信息在内的知识创新体系和知识创新工程。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 那种以推进质量更高、性能更好、工艺更新的产品为目标的“增量性创新”或渐近式创新, 就暴露出严重的弱点。相反, 只有立足于基础性研究的“突破性创新”才能形成全局的牵动力, 形成新的支柱产业, 实现产业结构的更新或调整, 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摘要：知识经济的生产标志着人们获取物质产品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不再由物质到物质, 消耗巨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而是由知识到物质, 以智力资源的开发带动物力资源的开发。这是生产力发展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反映了生产力不断智能化的历史趋势。

经济形态 第5篇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当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现状如何，存在哪些主要问题，该如何应对？

带着这些问题，北京统战理论研究基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状况及对策研究》课题组专家，深入北京市石景山区、西城区、东城区、海淀区、大兴区和山东省、江苏省、河南省、河北省有关部门、单位进行调研，并走访了北京市工商联、民建北京市委等单位，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现状进行了深入了解，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根源，尤其是结合总书记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当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总体向好

我们通过对200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企业家、管理人员的调查发现，同党的十八大之前相比，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近两三年来的意识形态状况一直在好转，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好。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更加心向祖国、心向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不仅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而且做出了独特贡献。

首先，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积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

各地统战部门、社会主义学院、工商联和各民主党派的各级组织纷纷组织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开展集中学习、讨论，使大家更加从内心深处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真正认清了西方的“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本质及危害，进一步凝聚共识，决心为进一步大力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87.50%的被调查者表示认真学习过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并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同；另有11%的被调查者虽然没有系统学习过，但却从内心深处非常赞同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其次，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不少人士开始旗帜鲜明地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红色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红色基因培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不少非公企业家非常注意吸收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智慧，尤其是推崇毛泽东思想。西城区、石景山区、大兴区的不少民营企业家公开表示，最敬佩的人是毛泽东。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工委，以“利用好红色资源、发扬好红色传统、传承好红色基因”为出发点，以学习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为主要内容，探索实施“传承红色基因，提高治理能力”主题活动，引导园区非公企业从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壮大的历史进程形成的红色基因中，寻找自身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依据，进一步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提高了自身治理能力。园区的一些民营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大力培育红色基因，董事长、总经理带领员工重走红军长征路、唱红歌等，使红色成为企业文化的主流。一些企业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毛泽东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积极主动在企业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了很多青年积极申请入党，有的还成为优秀党员。

第三，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通过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积极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等形式，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贡献力量。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许多民营企业家都是创业成功人士，是社会公众人物。用一句土话讲，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们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对社会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要十分珍视和维护好自身社会形象。

调研中发现，不少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都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热心公益慈善事业，通过实际行动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做好表率。北京市工商联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有73.27%的企业家表示，能够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社会义务。有68.18%的企业家认为，参与慈善和光彩事业，是为了扶助弱势群体，使社会更加和谐；43.18%的企业家认为，参与慈善和光彩事业没有任何私利，仅仅是承担作为企业家应尽的责任；此外，选择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以报答党和人民、造福社会的企业家也占到了39.77%。

第四，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自觉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民运分子、法轮功分子等的蛊惑、收买。

西城区一家非公有制企业的总裁是民主党派成员，他应朋友之邀参加一次宗教活动后，活动组织者多次联系介绍他信教，并主动来到企业要给员工进行传教，表示愿意给企业困难员工一定资助，美国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也跟踪甚至参与此事，但这位老总坚决拒绝了这些活动。调研中，不少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表示，不仅要坚决拒绝西方宗教势力在企业进行传教，而且要坚决拒绝西方非政府组织的利益诱惑以及民运分子、法轮功分子的蛊惑等。

二、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问题 当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状况总体向好，但由于西方近年来不断加大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一些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尤其是企业家的思想认识仍存在误区。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当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依然存在以下几大意识形态问题。

首先，一些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缺少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认识、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有的甚至对西方的制度体制充满向往。

由于是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长大，再加上对我国近现代历史缺乏深刻的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机会较少，有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缺少基本的了解，再加上西方的“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导致少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缺乏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拥护，缺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有的甚至认为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会更好。

其次，有些地方的党委、政府、民主党派、工商联等对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忽视意识形态建设，导致部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等缺乏正确认识，缺乏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调研中发现，不少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存在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味强调经济建设而轻视意识形态工作。

如某区委统战部的一位负责人就反映：“意识形态工作很重要，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也非常重要。但是上级对我们的考核主要是经济发展的指标，还有维稳等，我们要随着指挥棒转，根本没时间搞意识形态建设！”

此外，一些地方在抓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时，不仅思想陈旧、手段单

一、方法滞后，而且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导致一些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对意识形态工作有抵触情绪，认为意识形态就是思想管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误解，所以从内心不认可。

第三，受网络上一些“大V”宣扬的流行错误思潮的影响，个别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参与错误思潮的宣扬、传播，有的甚至公然鼓吹“颜色革命”、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前些年，由于意识形态工作抓得不紧，一些网络“大V”比较活跃，其中有一些“大V”是民营企业家，他们中有的人还是民主党派成员甚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这些人不仅在网上公开宣扬错误思潮，而且还经常搞一些讲座、论坛拉拢、影响更多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有个别人甚至公然鼓吹中国应该仿照西方的政治制度搞政治体制改革，更有人煽动应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告别社会主义制度等。

由于没有真正认清少数所谓“大V”的真面目，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经常邀请这些人搞讲座甚至聘请他们为企业的顾问、独立董事等。

第四，有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在“官”“商”交往中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认为自己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就应得到回报，对国家反腐打击“官”“商”勾结的行为有意见甚至非常不满，进而攻击党的领导和国家的现行政策、举措等。

近年来，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力度，对于权钱勾结、权钱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严厉打击。由于不少案件牵扯到部分民营企业家，一些非公经济领域人士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也产生担忧，对申请外国绿卡和到国外发展考虑较多。还有的民营企业家在一些公开场合表达对国家反腐的不满，认为反腐影响了经济发展等。这些言论被国外媒体所利用，产生了恶劣影响。

此外，还有一些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抱着较强的目的性去做一些公益慈善活动，做了之后就向有关部门要回报，希望借此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获得其他更多的荣誉等，损害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的整体形象，也扰乱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

第五，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忽视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共青团、工会等群团组织建设，对西方利用文化产品、宗教、网络等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危害认识不足，再加上有关部门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企业家在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等关心不够，非公有制企业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

调研中发现，有的非公企业中的党员、团员找不到组织，失落感较强。有的部门直接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账户中扣交工会费，但却没有开展什么活动，使得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工会形同虚设。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第六，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个别人士与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往密切，甚至组建一些私密性很强的社团、会所等组织，发表一些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违背的言论或所谓“研究成果”。

调研中发现，由于缺乏正确引导，再加上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诱导，以民营企业主、律师等为代表的部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新社会组织的人士自己组建了“XX会”、“XX堂”、“XX岛”、“XX研究院”等一些私密性很强的社团、会所等组织，定期或不定期举行秘密聚会，在交流时直接攻击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甚至宣称中国应该走西方的道路等。

三、如何加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 根据几个月的调研和以往的研究积累，课题组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

首先，清醒研判当前的意识形态形势，高度重视、科学应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进一步坚定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以及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必然性的认同。要通过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剖析，使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问题、对当前的意识形态形势有清醒的认识，从而深刻认识到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严峻性。

有关部门应该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清醒认识到少数西方国家对中国多年来一直实行和平演变的事实，自觉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与和平演变。

在此基础上，建议有关部门通过各种形式灵活、富有成效的教育、培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尤其是广大民营企业家按照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深入开展以“守法诚信、坚定信心”为重点的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始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在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中谱写人生事业的华彩篇章。

其次，各级统战部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等要大力加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正确认识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问题等，进一步增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共识。

意识形态能力就是通过新的理论观念、理论概括、理论创新来辨别、引领、掌控社会思潮、社会主流意识的实际水平，主要体现为思想辨别力、理论创新力、共识凝聚力和话语支配力。有关部门应通过集中学习、培训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大力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使大家深刻认识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没有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应该坚持和弘扬的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而使大家形成共识：积极、主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的应有责任。并坚决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与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同时，工作中要注意方式方法，反对生硬的教育、影响和感化方式。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使大家深刻认识到，面对新时期的众多新挑战、新考验，只有高度重视、大力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高举理想信念的旗帜，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正确的前进道路，坚决反对“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和历史虚无主义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才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才能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力军。

第三，加强新媒体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影响的研究和应对，积极主动宣传中央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加大对错误思潮的批判，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认清一些在网络受追捧的所谓“大V”、“意见领袖”的真面目，不受其误导甚至主动驳斥其错误言论。

非公有制经济要健康发展，前提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健康成长。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工委联合园内，企业财智谷（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探索了“互联网+党建创新+非公经济+众创空间”的党建O2O模式，创立了“红色星期六”网络党建品牌。

财智谷（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说，在企业实践中，发现党建工作搞好能带动企业文化，我们尝试“互联网＋党建”，通过网络平台召集行业精英、企业高管、党员和员工主动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大讨论活动，并定期组织线下志愿服务活动，有效提升了非公有制企业对党建工作的重视，深化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应该意识到，互联网党建是个大题目，如何有效利用互联网尤其是新媒体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尤其是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开通官方微博、公众号、网站等，积极主动宣传中共中央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加大对新自由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的批判。同时，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认清一些“大V”的真面目。

第四，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清醒认识资本对权力的影响及其危害，摆正自己在“官”“商”交往中的位置，坚决支持中央打击“官”“商”勾结行为等反腐败举措，打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2013年3月8日，总书记同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江苏代表团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告诫说，“官”“商”交往一定要有道，要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2016年3月4日，总书记又把新型政商关系概括位“亲”“清”两个字，并告诫广大民营企业家，所谓“亲”，就是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所谓“清”，就是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并指出，靠旁门左道、歪门邪道搞企业是不可能成功的，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做这种事心里也不踏实。同时进一步强调，守法经营，这是任何企业都必须遵守的一个大原则。公有制企业也好，非公有制企业也好，各类企业都要把守法诚信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依法经营、依法治企、依法维权。因此，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一定要深刻认识到，自身事业的根在中国，随着整个国家政治生态的改善，市场竞争环境必将更加公平、公正，只要守法、爱国，一定能有更好的发展，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有关部门要积极、主动帮助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解决事业中、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使他们更多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第五，进一步大力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工会等群团组织建设，尽快对西方利用文化产品、宗教、网络等形式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和引导。

有些地方、单位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积极探索，值得借鉴。

如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工委非常重视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期间，针对部分年轻企业家信仰缺失、心灵空虚等问题，积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在非公有制企业中通过采用一对一的定制式微党课等形式开展党课活动，以真诚、务实的态度主动去影响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高管等，使他们不仅支持在企业建立党组织，不少人还主动申请入党。如今，整个园区已经建立非公有制企业党支部167家，非公有制企业党委2家，实现了园区党建工作全覆盖，吸引了不少非公有制企业人士积极申请入党，也增强了党的凝聚力。

在此基础上，他们注重充分发挥非公有制企业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使得园区企业对西方利用文化产品、宗教、网络等形式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保持了较高的警惕性。如北京龙达怡和公司党支部坚持党建与企业经营无缝融合，通过多方式、多渠道的政治思想培训、业务培训，带动广大员工掌握新时期党的各项大政、方针、政策以及新知识、新技能，致力于把员工培养成为政治素质过硬的“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得到管理层、管理者以及股东的认可，也大大推动了企业的意识形态工作。这些做法值得借鉴和学习。

第六，大力加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主动加强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学习、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判，对一些主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企业要进行鼓励、扶持。

总书记出席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指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要坚持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一手抓鼓励支持，一手抓教育引导，关注他们的思想，关注他们的困难，有针对性地进行帮助引导，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做到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信、贡献。

2016年3月4日，他又强调指出，对领导干部而言，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真心实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并提出，要注重对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教育培养，引导他们继承发扬老一代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光荣传统。而要做到这些，做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关键。

因此，我们应该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的有关讲话精神，从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中青年人士中发现、培养一批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的典型，引导他们创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方法，打造一批坚强有力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阵地。

经济形态 第6篇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意识形态；路径选择

近年来，营口市经济增速连续多年位于全省前列，总量稳居全省第四位，主要得益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贡献。2014年全市非公有制经济总量1285亿，增长8%，对全市GDP贡献率达到79.8%；非公有制企业户数和从业人员数量均超过全市总数的85%；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全市城镇就业的70%以上。但是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状况复杂严峻，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地位日益凸显。民营企业家队伍群体思想独立性、复杂性、选择性日益增强，行为方式更加主动、理性、务实，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坚定他们的理想信念，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社会的平稳健康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

为全面了解十八大后我市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现状，找准工作中的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对区域内部分非公企业进行了实地走访调研，重点考察忠旺铝材、盼盼集团、可口可乐、辽宁中泰彩铝有限公司、无限极健康食品等8家非公企业，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并通过分析历史资料等方式， 针对非公有制经济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建立健全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保障机制

一是尽早制定出台《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工作条例》，从宏观制度层面对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地位、作用、职责权限、经费保障等提出具体要求，使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有章可循。二是要建立健全企业党组织生活会、党员教育管理、党员发展、党员权利保障、党政工作信息沟通、党建工作考核奖惩等制度，从微观机制上确保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工作有序有效开展。三是建立企业党务工作者利益保障机制。基于党务工作者对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应依托公共财政，采取“市出一点、县（市、区）出一点、乡镇（街道）出一点”办法，建立非公有制企业党务工作者岗位津贴制度，为认真履行岗位职责、考核合格的党务工作者每月发放一定数额的岗位津贴。同时，党委政府联合出台文件，确保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专职书记享有副总经理级别经济待遇，专职副书记享有企业中层管理人员级别经济待遇。非公有制企业解雇辞退党务工作者，规定必须事先向县（市、区）或乡镇街道组织部门说明原因并征求意见。

二、加大企业大学生党员培养和激励力度，优化企业党务工作者队伍结构

调研发现，在开发区，近几年大学毕业后直接到非公有制企业工作的党员（包括预备党员）越来越多。企业中的大学生党员不断增加将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趋势。基于这一现状和趋势，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企业党组织都应高度重视企业大学生党员的培养工作。这些大学生党员普遍文化水平较高且具有一定技能，要充分发挥企业大学生党员在生产经营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从而提高企业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要积极培养大学生党员成为未来的合格党务工作者，逐步优化非公有制企业党务工作者队伍结构。此外，鉴于非公有制企业数量日益增多，就业人数及吸纳党员数量越来越多，非公有制企业日益成为党巩固执政基础的重要阵地等未来发展趋势，很有必要将党政干部培养链延伸至企业，使更多来自企业生产经营一线、对工人群众有感情、善于同工人群众打交道的年轻党员，顺着这一培养链逐步成长为各级党政干部，从而弥补未来党政干部队伍中缺乏熟悉企业工作、擅长群众工作的干部的不足。在发挥优化未来党政干部结构这一功能之余，党政干部培养链向企业延伸的做法也将对年轻党务工作者起到一定的吸引和激励作用，在具体操作层面，可仿效公务员招考专门面向符合一定条件的优秀农村和社区基层干部（一般是书记、主任，或者副书记副主任）做法。

三、完善培训和荣誉评价体系，增强非公有制企业家的政治认同

经济形态 第7篇

当前, 我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一批文化产业园区相继建成。但与此同时, 文化产业及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和发展中出现的低水平扩张、同质化竞争等问题束缚了文化产业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引入总部经济概念, 推动文化产业的布局优化与形态创新为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总部经济概念的提出及其在我国的实践

总部经济是指企业等经营实体将总部布局在资金、技术和高端人才等战略资源高度密集的具有特定资源优势的区域中心或者中心城市, 而将生产制造基地布局在营运成本较低和土地、能源、材料等常规资源密集的周边地区, 最终通过公司总部与生产制造基地相分离的模式来实现价值链的合理分工和区域资源优化配置, 并带动经济效益成倍增长的一种新经济形式。2003年, 我国学者赵弘首次提出发展总部经济的政策建议, 同年, 北京丰台设立了我国第一个总部基地, 首批有80家大型企业总部入驻。随后, 总部经济在国内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纷纷提出发展总部经济。目前, 北京已经形成了商务中心区 (CBD) 、金融街、中关村科技园、丰台总部基地等特色总部经济聚集区。上海陆家嘴、浦东新区、徐家汇等总部经济聚集区建设成效显著。上海在世博园B片区规划建设央企总部聚集区, 预计注册资本将超过500亿元, 年经营收入累计超过1.1万亿元。与此同时, 部分二三线城市也纷纷提出发展总部经济战略。根据《2008—2009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不完全统计, 全国有35个城市提出要发展总部经济。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分列2010年中国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前6名。

发展总部经济, 有利于加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 更好地推进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企业总部通常从事决策、科研、营销、投资、物流等高端知识型劳动, 占据产业链的核心环节。相对于传统制造业而言, 所占区域面积单位小, 产业贡献率大, 它有利于破解土地、能源、环境等要素资源制约, 同时促进人才、资本等高端产业要素的集聚, 激发通讯、传媒、金融、会计、评估、法律、会展等关联产业的发展, 带动住宅、交通、教育、商业服务等配套服务机构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构建区域经济新的发展引擎, 打造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同时, 以总部基地为枢纽, 发挥产业链高端的引领与导向作用, 带动辐射制造业等的技术升级与产业转移, 实现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合理布局与集成发展, 推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当然发展总部经济取决于某一区域特殊的资源禀赋、区位布局、制度环境、现有的经济发展基础、包括与兄弟省市的产业布局协调等。当前, 部分二三线城市不顾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特色, 盲目炒作“发展总部经济、促进产业升级”的时尚概念, 导致了同质性化竞争的盛行与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乏力, 亟需得到进一步规范。但是不可否认, 总部经济概念的引入, 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经济发展视角, 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态。同样, 它对于解决当前文化产业及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总部经济为解决文化产业发展的突出问题提供全新视角

近几年来, 我国的文化产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 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不断浮现, 严重影响了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一是盲目追求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一些地区拥有较好的文化产品制造业基础、或者特色民间文化社团经营经验, 却忽视已有的产业基础与特色, 盲目追求时尚, 提出发展艺术设计、创意咨询、会展等产业门类, 意图通过集中资金投入、模式移植迅速占领文化产业发展高端阵地, 却因为经济基础、区位条件、文化环境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导致“水土不服”而“后继乏力”。同时, 盲目转型使原有的特色文化产业门类失去了良好的资金保障、人力资源供给等政策依托, 竞争力提升受到限制, 形成“优势不优、特色不特、头尾顾此失彼”的发展局面。二是盲目追求产业链的完善性, 搞“大而全”的产业布局。一些地区既要发展文化制造业、又大力推动文化流通业的发展, 同时又积极鼓励发展建筑与装饰设计、信息与软件设计、广告与会展等创意产业。大而全的产业布局, 稀释了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特色, 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战略重点呈现“失焦”现象, 使政府有限的资源供给更加分散, 形成“撒胡椒面”效应, “都有所涉及、而均力有不逮”, 影响了文化产业的科学发展。三是文化产业布局分散, 资源利用率不高。文化产业园区蓬勃兴起的同时, 重复建设、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同类企业进驻不同的园区, 文化产业布局分散, 园区之间关联性差, 在产品结构, 宣传策划, 市场营销等方面各自为战, 无法实现资源共享, 形不成规模效益, 产业集群非但没有生成反而容易形成“同室操戈”的局面, 区位品牌效应和品牌竞争力缺失。四是部分区域文化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部分区域在文化产业更替过程中, 传统的文化制造业因为各种原因向人力资本更加便宜、税收等政策优势更加明显的地区转移, 与此同时, 新兴文化产业门类却没有及时跟进, 形成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断层。五是满足于低水平的“前店后厂”式的产业发展格局。部分地区在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 片面追求发展数量的扩张, 大力扶持作坊型、粗放式的文化企业, 搞“文化创业”人民战争, 忽视文化龙头企业的培育, 文化产业创新度与集成度不高, 产业链处于低层次的循环运动状态。部分文化产业园区甚至盲目引进非文化类、非创意型企业, 对孵化对象缺乏科学合理评估、甚至沿袭传统工业企业及工业园区建设与发展模式, 形成鱼龙混杂的发展局面。

总部经济通过总部与制造基地的分离来实现不同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总部经济的构建直接规制和区隔了总部及其关联区域的产业内容及产业形态, 界定了总部基地与制造基地之间的空间布局, 实现了不同地区文化产业形态的相对“固化”, 避免在同一区域内文化产业上中下游产业链发展重点的频繁置换, 资源的稀释与挤压, 通过新经济形态的确立消除了搞“大而全”产业布局的体制空间与学理基础。通过总部基地的建设, 实现文化产业高端产业门类的集聚, 打造文化产业集群, 推动集约式发展。以总部经济这种新经济形态的确立及其对周边产业带的辐射效应, 有效填补传统制造业基地迁移后带来的产业空白, 构建新的文化产业结构布局。通过总部经济的发展, 淘汰传统的产销合一、粗放型、小规模、低水平的文化产业经营与发展模式, 转而构建文化产业大集团、大项目、大平台, 通过发达的文化企业“大脑”的构建, 及其所主导、牵引的发达的“制造基地”的建设, 实现文化产业综合竞争实力质的提升。

三、以总部经济建设为抓手, 促进文化产业布局优化与形态创新的实践路径

一是要建立文化产业总部经济发展规划, 引导文化产业合理布局与科学发展。在文化产业总部基地建设中, 要立足区域文化产业及经济发展基础、区位优势及特征、政策环境及文化积淀等, 科学编制文化产业总部经济发展规划。要明确文化产业总部经济的类型结构, 根据区域文化产业门类特征, 在管理经营型、技术服务型、经销代理型、仓储物流型等产业门类中确定文化产业总部经济的主导类型结构。要明确文化产业总部经济的层次结构, 在规划编制中, 不能脱离区域经济和文化产业发展实际, 盲目提出上层次、上水平, 意图通过一步到位达到某种发展水平。要建立分期、分批、分层次的发展路线图, 科学判断区域内外、国内外文化产业建设和发展的整体竞合格局, 尊重产业发展规律, 合理确定近期文化产业总部经济发展规划, 在预留足够拓展空间、满足可持续发展需求的情况下, 做好总部聚集区的中远期发展规划, 使产业特色的凝练、发展质量的提升、竞争力的夯实与发展速度实现和谐统一。要明确文化产业总部经济的区域结构。企业总部本身就具有不同的层级定位, 比如全球总部、总部洲际派出机构、总部国家中心等。要依托区域经济发展基础及其周边省市竞合现状, 确立文化产业总部经济面向的层级范围, 即明确总部聚集区吸纳企业总部的层次结构。通过发展量能与层次的合理定位, 更好地衔接区域原有的文化产业发展基础, 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明确文化产业经济的规模结构。总部企业聚集区不能一味求大, 一味追求企业数量的简单群聚, 炒作企业规模体量的数字流水。要根据区域经济承载量、市场前景、文化产业的现有基础、竞合格局等合理确立总部聚集区的规模。

要建立文化产业总部集聚区的整合与退出机制。对于一些定位类同、产业同构的产业园区, 要实行优化整合, 强强联合, 打造旗舰型、示范性的总部聚集区, 避免同质化竞争, 造成资源浪费。对于一些创新能力弱、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差的企业总部要进行升级改造, 在规定时间内达不到相关指标要求的予以撤销;对于背离文化产业发展实际、借发展总部经济之名发展房地产业、商贸流通业或者传统工业项目的园区, 要果断“摘牌”, 厘清其性质, 不再享受发展文化产业总部经济, 推动产业业转型所享受的各项政策优惠。

二是要为文化产业总部经济发展提供完善的政策配套。政府相关职能要建立起文化产业总部集聚区论证、审批机制, 根据区域文化产业总部经济发展的整体布局要求, 对于园区设置与企业入驻进行科学论证, 积极促成建立文化产业总部集聚区建设指标参照体系, 明确园区产值、创新要素等层级界定要素, 国家和地方政府根据不同的发展层级予以不同的扶持措施, 建立园区服务内容、服务绩效考核的指导性意见目标, 更好地促进园区规划建设。要建立园区服务水平动态监测体系、企业经营绩效动态监测体系等, 采取问卷调查、经营数据统计分析等手段, 对一定时期内园区的公共服务质量与满意度、企业经营情况、行业发展态势等进行科学研判。

要进一步协调国家相关政府职能部门, 建立与完善区域性政策法规制度, 完善总部经济实体的投融资、人力资源集聚、知识产权保护等系列政策。比如, 鼓励依法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 (股权投资基金) , 鼓励社会资金通过参股或债权等多种方式参与总部经济实体建设。发挥各级政策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杠杆作用, 引导社会资金投资总部经济实体, 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 探索园区内的中小企业发行集合债券的可行性。鼓励各类担保机构为债权融资产品的发行提供担保服务等。园区可以与相关高校、研究机构签订定向人才合作协议, 鼓励高校教师及其科研团队以多种身份参与园区建设, 通过就业政策、人才引进政策改革调控高端人才流向, 建立和保障以知识产权、技术要素入股的创新机制, 更好地集聚高素质人才。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建立针对文化创意保护与侵权界定的技术标准和法律法规, 明确文化创意保护的构成要件、技术指标, 明确不同层级知识产权侵害的判定标准与依据。制定符合文化特点、具有可操作性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法规。根据不同程度的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 行业主管部门处以勒令整改等的处罚, 通报并处理直接责任人。情节严重可以通过司法渠道予以解决。通过行政、司法和市场手段的综合作用, 为文化知识产权保护、文化产业总部经济区建设营造良好的环境。

三是要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总部经济区的基础设施。要进一步完善现代化办公场所、休闲居住场所、教育文化场所、交通通讯等配套设施的建设, 为文化产业总部经济区建设提供良好的硬件保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 要坚持系统化原则, 对办公、交通、通讯、教育、娱乐等硬件建设的整体设计与规划, 形成功能模式的集成与统一, 避免系统不兼容、硬件不协调、先造再改等对园区建设和发展造成影响。要坚持适度的超前性原则, 立足总部基地高端性、知识性、强关联性的特性, 加强智能化办公条件、现代信息技术等的引进和投入力度, 以适度超前的标准科学设计建设好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文化教育设施等, 为园区聚才聚企、招商引资提供保障、为园区未来发展预留空间。要坚持生态化原则。在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中, 要充分关注硬件设施建设与人文生态的统一。不仅仅单纯满足于钢筋混凝土现代化办公用房的建设, 同时应将营建园区良好的水环境、绿环境作为园区建设的重要内容, 尤其是要结合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发展的特色, 将文化创意的特色外观内容、内在气质等呈现在园区建设的细节中, 将区域文化特色基因传承和植入到园区文化生态的建构中去, 营造良好的人文生态, 用文化影响人、感召人、凝聚人。

论经济法独立责任的具体形态 第8篇

1 经济法责任具体形态的基础限定

对于经济法责任的定义, 很多学者都认同:经济法责任或称经济法主体的法律责任、经济法上的责任, 是经济法主体因实施了违反经济法规定的行为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也有学者从法理学的角度出发, 指出法律责任是法律主体基于其违反法律义务而产生的第二义务。而哈特和凯尔森则指出, 法律责任应该定义为“惩罚”或者“制裁”。

这些定义在揭示经济法责任的本质方面, 都有其合理性和实用性。但是经济法责任的定义应该要明确:经济法责任不同于经济法义务, 经济法责任和经济法义务在性质、对应关系、范围和法律约束力等方面多有不同;经济法责任也不同于经济法制裁, 特别是在发生基础上大不相同。经济法责任是指经济法主体侵害经济法权利、违反经济法义务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

所谓经济法独立责任的具体形态, 也指经济法责任的种类, 是指经济法责任的外在表现, 或者说, 它是落实经济法责任的具体方式。如果进一步从经济法责任的定义出发, 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就是经济法主体侵害经济法权利、违反经济法义务所承担的具体的法律后果的形式。

2 经济法责任的三种形态

2.1 “借用说”

“借用说”强调, 经济法上的法律责任形态只是借用传统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形态, 经济法责任并不独立存在, 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也只是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重现;

2.2 “综合责任说”

“综合责任说”认为, 经济法责任只是传统的三大责任的综合施用, 经济法的责任由行政责任、民事责任 (或经济责任) 、刑事责任构成, 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即是传统法律责任形态的综合;

2.3 “独立形态说”

“独立形态说”指出, 经济法责任和传统法律责任之间虽然具有渊源性联系, 但是经济法责任及其具体形态有符合经济法部门体系要求的独特内涵, 和传统法律责任之间存在质的差异, 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具有独立性。

3 经济法独立形态的论述

3.1 对“借用说”和“综合责任说”的评价

“借用说”和“综合责任说”都认为, 经济法责任不存在独立的法律责任形态。但他们在论证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时都存在着瑕疵:

两者都只认识到经济法责任和传统法律责任的具体责任形式的外在相似性, 认为经济法责任只是套用他法责任的形态, 却忽略了经济法责任和传统法律责任之间的差异性和区别。实际上, 经济法责任是经济法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经济法的重要制度, 相对独立于经济法以外的法律部门体系, 它在背景依赖、价值取向、产生依据、产生过程以及实现路径等方面都与传统法律责任存在着不同:

(1) 背景依赖不同。当代世界各国几乎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并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 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但各类经济问题也日益突出,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 就是市场失灵问题。市场失灵问题的出现, 不仅是市场自己所无法有效解决的, 也是传统法律制度无法有效解决的。这时经济法应遇而生了, 新的法律调整机制主要就是经济法责任。可见, 经济法责任的产生基础有别于其他法律部门责任。

(2) 价值取向不同。“经济法就其价值取向而言, 就是国民经济发展法, 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平衡法, 国家经济法、安全法。”这种以国家和社会利益为本位的价值取向, 既不同于传统法律部门中的个人利益补偿的价值取向, 也不同于惩罚犯罪、恢复社会正义的价值取向, 是一种新的、现代的价值取向。

(3) 产生依据不同。经济法责任产生的直接依据是经济违法行为, 经济违法行为是指调制主体和调制受体违反经济法义务, 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民事责任产生的直接依据在于违反民事法律规义务, 依民事法律应当承当的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产生的直接依据则是行政主体违法行政法义务、依法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

(4) 产生的过程不同。经济法责任产生于调制主体进行调制行为和调制受体进行对策行为的过程中, 这些过程离不开国家的调控和指导;民事责任产生于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进行财产、人身行为的过程中, 以意思自治为基本;刑事法律责任则即可能产生在国家调控的过程中, 也可能产生于非国家干预的过程, 其标准在于过程中是否有严重侵害国家、社会、个人利益,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

(5) 实现路径不同。经济法责任有其独特的实现路径, 其中最主要的实现路径就是经济诉讼。“从性质上说, 经济诉讼应属于'民众诉讼'或者'公益诉讼'的范畴, 因为它的终极目标和任务是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和社会经济秩序”, 相对其他法律责任, 经济法责任有其独立性。

3.2 两者的论证都违反了系统论的规定

“借用说”和“综合责任说”都是通过论证经济法责任所适用的法律责任形态都是传统法律责任的内容, 进而证明经济法责任只是传统责任的借用或者综合。但是, 传统法律责任的形态, 在不同的责任子系统中, 具有新的内涵、形式、性质。正如, 同一把刀如果用来杀人, 就是凶器, 如果用来作手术, 那它就是救人的医用手术刀。

3.3 对“独立形态说”的评价

“独立形态说”正确的指出这些责任形式各自隶属于不同的责任体系, 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因此, “独立形态说”不仅认识到了经济法责任和经济法责任具体形态的相对独立性, 而且符合系统论的规定, 结合前文论述, 本文采“独立形态说”。

综上所述, 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虽然在外在表现上和和传统法律责任相似甚至相同, 但是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和传统法律责任在内涵和本质上是相区别的, 具有独立性。

4 经济法独立责任的具体形态的构建方式

4.1 进行制度创新

这种方式是根据经济法的发展需要, 结合经济法的理论要求和现实生活的需要, 进行制度创新, 发展出和传统法律责任完全不同的具体责任形态。这种方式属于创新, 需要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为支持, 需要实践中的改革来行进, 一般难度较大, 成本较高, 但是一旦完成, 不仅可以为经济法责任具体形态的独立性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更在现实客观层面上证明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和经济法的独立性。如银行同业协会发布公告, 对长期欠债不还的客户予以制裁, 降低对其信用能力的评价, 这种信用减等的责任形式的建立就是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的。

4.2 改造传统责任

在采取第一种方式难以实现或者虽然可以实现但是所需成本过大的领域, 可以在对传统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进行扬弃和改造的基础上, 从中借鉴一些可能用于经济法的责任形式。但是需要特别注意, 这种方式应该严格遵循经济法的体系要求, 扬弃之后, 传统的责任手段在冠名、内涵、精神和理念等方面应该尽可能与经济法相和谐。而且这些改造过的责任形式与传统的法律责任已经分处两个不同的系统, 在内涵和本质上是存在区别的。如惩罚性赔偿责任就是吸收传统的民事赔偿责任的合理成分, 结合经济法体系的社会性要求, 在补偿社会成本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并且区别与传统的民事赔偿。

因此, 经济法的独立责任的具体形态, 一方面来自于对传统法律责任的具体形态的改造, 另一方面更来自于自身体系的创新。

5 经济法独立责任的具体形态的类型化

经济法责任独立区别于传统法律责任, 并能通过不同的方式建立经济法责任的不同形态, 但是现实中经济法违法行为具有多样性, 损害后果也是五花八门, 经济法责任的形式也因此具有多样性, 经济法独立责任的具体形态有多少, 也难有定论。在这一方面, 许多学界前辈已经进行勇敢的探索, 并取得一系列成果。有的学者从经济法责任的内容出发, 认为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主要包括财产和其他经济利益方面的责任、经济行为方面责任、经济信誉方面的责任和经济管理行为方面的责任等。有的学者则从经济法责任的含义出发, 结合经济法的综合性把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概括为角色责任、能力责任、公共责任、财产责任、组织责任和道德责任等。

在汲取前辈研究成果的营养的基础上, 本文认为:经济法独立责任的核心在于对社会关系进行第二次调整, 经济法责任的落脚点也就在于法律责任调整的社会关系。社会关心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其中心在于主体。因此, 要分析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 应该以主体为基础。又因为在社会关系中, 主体是由行为、财产、能力、信誉、人身五种因素构成的。因此, 根据“社会关系主体构成因素”标准, 本文认为经济法独立责任的具体形态有:

5.1 经济法行为责任

经济法行为责任是指经济法主体违反经济法义务而要承担的经济行为上的责任。对于行为来说, 责任的形式主要在于行为模式的改变, 因此根据行为模式的不同, 可以把行为责任概括为三种形式:一是经济行为的履行, 主要是指经济法主体违反经济法义务而不履行应为的行为而给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造成损失时, 应该以自己的实际履行来承担责任, 典型形式是“实际履行”;二是经济行为的禁止, 主要是指经济法主体的行为违反义务而造成损害, 法律禁止其违法行为, 防止损害扩大的责任形态, 典型表现形式是“禁止令”;三是经济行为的否定, 主要是指经济法主体违法行为具有一定普遍性、持续性, 而改变或者撤消原经济行为的形态, 主要形式是“改变或者撤消调制主体经济违法行为”。

5.2 经济法财产责任

经济法财产责任是指经济法主体违反经济法义务, 给其他主体的利益造成损害, 而承担以自己的财产和其他经济利益给受害者赔偿的形式。对于财产来说, 责任的形式会因为主体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负担, 因此根据主体的不同, 财产责任包括:一是调制主体决策失误的赔偿责任, 是指调制主体因其经济决策的失误而由主体及其责任人员承担的财产责任;二是调制受体的赔偿责任, 包括“罚金”、“补偿性赔偿”、“惩罚性赔偿”三种典型形式。

5.3 经济法能力责任

经济法能力责任是指经济法主体因为严重违反经济法义务而承担的失去或者减损经济法主体资格的责任形式。对于能力来说, 责任的具体形式因主体而异, 因此根据主体的不同, 能力责任包括:一是调制受体的能力责任, 典型形式是“吊销、没收营业执照”;二是调制主体的能力责任, 典型形式是“引咎辞职”。

5.4 经济法信誉责任

经济法信誉责任是指调制受体由于其违反经济法义务而承担的信用、名誉减等的责任形式。这一类型的责任形式的承担主体主要是经济法主体中的市场主体。因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 市场经济就是一种信用经济, 因此, 如果对市场主体进行信用减等, 就是一种惩罚, 是一种责任形式。经济信誉责任的典型形态是“专业不名誉责任和制裁”。

5.5 经济法人身责任

经济法人身责任只指经济法主体因其严重的经济违法行为而承担的人身上的限制或者生命的剥夺。这类责任主要是对原有的刑事责任和行政法律责任进行改造的形式引入到经济法责任中的, 针对的主要是严重侵害社会公共益, 严重扰乱经济秩序的行为, 典型形式是“人身自由的限制”和“生命的剥夺”。

6 结论

综上所述, 经济法独立责任的具体形态是经济法主体侵害经济法权利、违反经济法义务所承担的具体的法律后果的形式。虽然经济法责任具体形态在外在表现上和和传统法律责任相似甚至相同, 但是在内涵和本质上和传统法律责任是相区别的, 具有独立性。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的构建可以通过改造传统和制度创新两种方式。经济法责任具体形态可以类型化为经济法行为责任、财产责任、能力责任、信誉责任和人身责任。

摘要：对经济法责任的研究, 特别是对经济法独立责任的具体形态的研究, 有利于经济法理论提高自身的自足性和系统化, 有利于解决经济法法制实践中的可诉性和责任承担形式问题, 也便于对经济利益的保护。

经济形态 第9篇

(一) “意识形态经济化”的概念

意识形态经济化就是运用人民大众先进主流意识形态的能动功能实现经济优化发展的最佳目标, 扩大与强化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 使经济发展在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之内优化组合发展, 以提高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普惠度、满意度、幸福度, 并以此促进人民大众先进主流意识形态在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彰显力、影响力。

(二)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经济化”的特点

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体制的变革活动, 也是一个从经济到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整体性的社会变革活动,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呈现出三个基本特点。

1. 政府主导下的不断完善超越性。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 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两位一体”文明建设, 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三位一体”文明建设的提出, 再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四位一体”文明建设的提出, 进而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文明建设的全面发展, 一直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超越与深化。

2. 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有机结合的互映性。

只有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政府才能在此基础上更好地解决改革进程中前期遗留的矛盾, 使诸多矛盾在方针政策、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完善和经济发展中自动化解。正是由于国家意识形态不断吸收社会意识形态而得到完善和发展, 才为吸引国内外资本的高效投入、吸纳国内外各方面优秀人才共谋复兴大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创造了“中国模式”的发展奇迹。而经济的快速发展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 通过“回溯效应”又增加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凝聚力、吸引力。

3. 不断创新与发展的民族自觉性。

在当前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的引领下, 我国的经济在“阵痛”中保持高速稳定的增长, 而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也经历着一个不断创新与发展的过程。在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 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民族性更加彰显。我们要在确立自己特色的基础上建立具有时代和民族特点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 这既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密切联系, 也与中国人民大众的意识形态民族性理念紧密相连, 这个已经逐步形成并在不断完善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价值理念的中国民族特色是我们倡导生态文明、发展生态经济的新意识形态的基础和起点。

(三)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经济化的功能

在当前“中国意识形态经济化”的进程中, 内在矛盾表现为:“粗放型”经济发展意识与“集约型”生态经济发展意识之间的冲突;外在的矛盾表现为:经济发展全球化背景下, 西方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的“西化渗透”与中国“和平崛起”国际影响力日益彰显之间的冲突。中国意识形态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功能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意识引领当前经济发展。

资源节约型社会意识, 是指以能源资源高效率利用的方式进行生产、以节约的方式进行消费为特征的社会公民意识。环境友好型社会意识, 是通过全社会成员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公民意识, 来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主流意识的构建与确立, 它是以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最优化为先导, 以遵循自然生产规律为核心, 以绿色科技为支撑, 倡导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 追求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发展理念。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意识引领当前经济发展, 必须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要充分考虑人口承载力、资源支撑力、生态环境承载力,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互生共荣关系, 统筹当前利益与长远宏景的契合发展, 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2. 以全体社会公民生态环保观念引领当前经济可持续发展。

当前, 我国大多数社会公民对循环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增长方式, 有了全新的认知。它是有效促进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我国大力倡导的经济发展主导方式。我国大多数社会公民对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艰巨性、长期性有了深刻的认识, 它不仅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而且关系到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

(四) 生态经济发展战略与意识形态的辨证发展趋势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我国生态经济发展有着相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价值追求和最终目的, 二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呈现统一化趋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而生态经济是通过遵循生态经济规律来实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最佳化、公平化。无论是发自主观使然还是客观应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两者统一与融合起来。

1.生态经济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统一的基础:促进生态生产力的有序发展。社会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 却又是人的实践活动能动创造的结果。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 但是人们活动所造成的结果却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主体间的客观效应, 恩格斯用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合力”一词来概括。生态经济是实现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广大社会成员深刻领会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在发展中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关系;充分认识生态保护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进而自觉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生态环境, 促进生产力的高效持续发展。生态经济的发展, 不仅促进了生态生产力的优化发展, 也引发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变化, 但无论是生态经济还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有机统一于生态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之中。现阶段, 发展生态经济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生态经济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生态经济在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实现了有机的统一。

2.生态经济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统一的价值追求:效率与和谐。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 人民群众不仅创造自己的历史, 而且还要对自己创造的历史进行价值的评判。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活动始终都受“历史合力”的人的理性、意志和需要等精神因素调节, 因此, 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对社会的进步有着重要的方向性作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包含着构建生态经济秩序规范的动力价值、生态经济发展的人文动力价值和“道德资本”价值。反过来, 生态经济也蕴含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 如效率价值取向、利益价值取向、主体性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生态经济不仅相互蕴含着彼此的价值, 而且有着共同的价值诉求———效率与和谐。效率是指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愿望和需要。而生态经济是高效整合的节约集约经济发展模式, 对于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 效率是经济生产的价值目标, 那么和谐是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两者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制度的价值基础。

3.生态经济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统一的最终目的:“自然—人—社会”的和谐发展。生态经济的前提是环境保护, 根本是发展, 目标是立足现实、转变发展方式, 积极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现代服务业, 使生态产业在国民经济中逐步占居主导地位, 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生态经济布局, 实现产业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产业化;同时, 生态经济倡导人们多方面的低碳生活需求, 引导人们多样化的环境保护活动, 并要求全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 从而使人的关系日益趋向全面, 并通过人们聪明才智的充分发挥、社会管理活动的广泛参与以科技创新来实现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 为“自然—人—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保障。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的发展上实现对生态经济新的超越, 生态经济的主观追求是生态经济效率, 生态经济公平是它的人性论基础, “自然权利”是它的伦理本质, 使人们的意识性形态以实现“自然—人—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而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二、意识形态与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互动作用分析

(一) 生态经济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每一种经济形式都会在意识形态领域留下深深的思想烙印, 每一种新的经济形式的形成和发展, 又必然会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革新。生态经济的发展促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丰富了社会主义道德意识形态。

生态经济的基本理念:理性、人本、自由、和谐;生态经济的基本原则:整体推进、科学构建、多元参与、持续发展;生态经济的基本要求:生态良好、公平正义、统筹发展、民生幸福。这些基本的理念、原则和要求, 不但形成相应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 而且还决定着与它们相适应的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随着我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生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一系列包括低碳生活、绿色GDP、生态文明、生态文化体系等新的经济道德规范和价值观, 这些围绕着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道德观, 丰富了社会主义的道德意识形态, 也协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关系。

2. 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新的影响力。

现阶段, 我国面临经济和社会全面转型的“深水区”, 经济转型要求构建现代产权关系和经营关系, 社会转型需要形成新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 政府的职能和责任将重新定位, 企业的生态经营管理日益得到关注, 人民群众的生态经济观念也将引领经济生活新潮流, 所有这一切都将会对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带来巨大的影响。

(二)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生态经济发展的作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生态经济的发展起着很强的反作用。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经济功能, 它可以从促进我国生态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 转变为促进我国生态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然对生态经济建设产生重要的导向和保障功能。

1.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够为生态经济良好、快速、持续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任何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任何发展模式的正常运转都需要一个安定有序、民主法治的社会环境。而一种新的政治、经济思想和价值观念的传播和普及, 广大社会成员在对新的制度、体制和发展理念认识上达到某种程度上的一致, 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价值观念的基础。可见, 意识形态可以通过为经济发展提供制度解释和价值支撑来维系社会稳定, 并引导广大社会成员以自觉、自愿、自为的方式投入到生态经济建设的大潮之中。

2.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生态经济的良好运行营造稳定秩序, 提高经济效率。通过意识形态, 能够使国家的经济决策过程简单明了, 使广大人民群众达成发展理念共识, 减少人们在发展生态经济合作中的“摩擦费用”, 降低社会的管理成本;意识形态的伦理道德的约束力, 会减少执行经济制度的运作成本, 提高企业自觉厉行经营活动的生态管理职能;意识形态能够使广大社会成员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凝聚社会巨大正能量;意识形态能强化和约束政府行政部门的“单向度”行为, 更好地统筹区域经济发展, 提高政府部门公共管理效能的公信力。

3.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以保障生态经济的发展方向, 使其健康发展。生态经济本身存在双重效应, 一方面, 它使人们更加务实, 不搞形式主义, 自觉树立生态观念, 按生态经济规律办事;另一方面又使一些人只讲实惠、注重自身利益, 置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不顾, 给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潜在危害。而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纠正偏差的功能, 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 把生态经济发展战略深入落到实处, 纠正将生态经济发展流于形式的做法, 真正实现以生态经济建设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务实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三、以意识形态经济化引领生态经济发展的路径探索

(一) 意识形态经济化要以保障国家安全为前提

国家安全包括军事安全, 经济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等诸多方面。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 而意识形态又是文化安全中最核心的部分。国家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阶级意识的文化, 作为社会的特殊文化系统, 不仅发挥凝聚全国人民“正能量”的轴枢作用, 而且有效抵制和防范西方国家对我国“和平演变”的阴谋。随着我国市场准入的放宽, 不仅国外大量的资本、资金、技术、设备等大量涌入中国市场, 而且大量的外来文化产品随之涌入, 这无形中给中国文化产业带来巨大冲击, 更为重要的是, 某些发达国家把“文化大棒”看做是推行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 它们认为要达到对中国“和平演变”、抑制中国“和平崛起”的目的, 必须大规模地实施文化输出, 通过思想文化方面的渗透达到其“西化”、“和平演变”的目的。如果当前中国意识经济化进程中不能解决好这一问题, 将会导致中国文化产业的萎缩和文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 将会对国家安全带来巨大潜在风险。

(二) 意识形态经济化要以有利于生态经济发展为保障

我国的改革与开放正处于关键“瓶颈”时期, 改革在广度上已经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 在深度上已经触及人们具体的经济利益, 发展方面已由单纯追求GDP上升到追求人文GDP、绿色GDP, 实现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协调发展。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 巩固改革发展的成果, 推动经济特别是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 应积极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和谐, 调整社会关系, 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各组织的创造活力, 有效化解各类社会矛盾, 努力实现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必须深刻认识文化软实力在我国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 在当前中国,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促进生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三) 意识形态经济化要以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为引领

在新世纪、新阶段, 我们要通过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对各种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的整合能力。大力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引领人们确立新的生态文明发展观和生态文明价值观, 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良好转变, 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 必须紧紧抓住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首要任务, 用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生动形象地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产品引领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追求, 为我国生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支撑、坚实的道德基础、良好的道德风尚。

摘要：意识形态经济化是运用人民大众先进主流意识形态的能动功能实现经济优化发展的最佳目标。当前我国意识形态与生态经济呈现协调互动的发展关系。应在保障国家安全、注重生态经济发展、大力弘扬中国特色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上, 促进“意识形态经济化”的深度发展。

关键词：意识形态经济化,生态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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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树青, 陈占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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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与中国经济的未来形态 第10篇

1“互联网+”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互联网+”想要产生结构转型效应,主要还是要从优化市场结构、优化业态结构、优化经济结构这三方面入手。而“互联网+”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向产业服务化方向调整,主要依靠创新驱动[1]。创新驱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互联网+”的过程。差异化供给是产生创新的根本原因,在各行各业当中以需求为导向的创新,都是由“互联网+”这一驱动器来进行驱动的。当然在创新被驱动的时候也能够将互联网产业的优势充分利用起来。以技术研发为辅助,市场创新为主要改革的“互联网+”,也能够将在优化结构过程中出现的高附加值问题顺利解决。这样一来,“互联网+”在新业态中占据的比重变得越来越大,互联网在我国行业中的参与度也在逐年增加,随之产生了更多的多样化增值应用。市场创新因为“互联网+”而产生新特点:首先,具有可沉淀成本的差异化竞争状态更适合“互联网+”,该竞争状态主要表现为应用完全竞争、平台类是“自然垄断”新垄断竞争结构,而不同于同质化的完全竞争状态;其次,“互联网+”提高的不是一般的效率而对效能,指的是效率与多样性并重;最后,提高劳动者的多样性产出也是“互联网+”所特有的,其不仅能够非常直观地创造就业,还能够提供具有创造性的劳动机会。

“互联网+市场”而不是“市场+互联网”,因此可见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互联网+”。真正将“互联网+”发展起来之后,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网络将发挥着主导作用。信息化的驱动作用是互联网能够形成有效资源配置机制的根本原因。市场对资源配置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种作用也在“互联网+”的引领下得到了充分发挥,“互联网+”在这个过程中也显示出了超强的资源配置能力。与政府机制不同的是,配置资源上网络与市场机制是一致的,在配置资源上是扁平化的进行分配[2]。且网络机制与市场机制的不同之处在于,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手段是定量的价格,而网络机制在配置资源的时候主要手段则是定性的信息。如此一来,网络机制在配置资源的时候能够更加精准地对资源进行配置,从而形成情境定价。

2“互联网+”将引领制造业转型升级

我国政策推行的“互联网+”计划中被排在首位的就是“互联网+制造”,其中制造业服务化是发展的重要方向。其实,不仅仅是我国将制造业与互联网之间的联合重视起来,美、德这些世界制造强国也十分重视制造业与互联网之间的关系。美国在近些年推行的有工业互联网,而德国则是实行工业4.0计划。这些制造业与互联网联合起来的计划其实不仅仅能够保持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国经济水平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我国的“互联网+制造”与美、德两国的“互联网+制造”并不十分一致,我国的优势在于市场创新,美国的优势在于技术创新,而德国的优势在于制造业的中间环节。三个国家的“互联网+制造”有相互竞争的势头。我国的“互联网+制造”想要超越其他两个国家获得主动权,就必须要利用自身市场优势,加强服务化环节的创新驱动。目前我国与制造业相结合主要体现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只有行动计划与互联网相结合的力度加大,中国才能有机会在弯道超车。

上述内容从表面上来看属于技术,其本质还是属于新业态。市场创新中包含着发展新业态,想要实现发展新业态这一目标还要依靠商业和技术相互配合才可以。制造业的新业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是由“互联网+制造”形成的,主要是指制造业的服务化,从而达到解决高附加值的稳定来源的目的,服务化和智能化并不是根本目的,它们都只是手段,优化产业结构也只是为了达到最终目的。第二,在我国的“互联网+制造”中制造应用的支撑服务需要加强,由于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因此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形式也有所不同,我国需要先将支撑消费性服务加到制造业体系中来,形成世界级的生产性服务业,比如阿里巴巴那样的世界级平台。中国与美国在生产性支撑服务平台上的实力难分伯仲。利用自己的服务平台来支撑自己的制造业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因此对中国而言,价值互联网的定位和作用非常重要。第三,多样性制造将加强“互联网+制造”的高附加值,制造业的产品更多的向个性化的制造应用服务上发生转变,也是降低复杂性成本、提高多样性价值的根本手段。“互联网+制造”在中国发展,最主要是依靠技术创新,企业技术研发的投入在不断增大,先进的制造业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结合力度也在不断加强,这样使得市场创新和技术创新这两大创新得到了良好的驱动。

在发展“互联网+制造”的时候要做到软硬兼施,将物理的硬与信息的软充分结合,这样中国的制造业才能够做大做强,发展到最优。“中国制造2025”能不能够实现,主要看中国能不能够实现新业态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让中国在比较和竞争中都占据优势。

3“互联网+服务”将强化现代服务业

互联网发展服务业这一发展思路主要是在重点发展支撑服务业上,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支撑服务,通过发展支撑服务业,来刺激多发性发展,使得高度价值的增职业态得到发育。中国服务业升级的一个风向标就是互联网服务业的升级,互联网服务业已经成为现代服务业的先导部队和关键组成部分。互联网中具有生态化和平台化的电子商务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流通业的面貌也因此发生了改变,中小企业的商业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增值应用和基础平台的分离是互联网服务业态上的一个关键特征,服务业的所有子行业只要有“互联网+服务”的出现,那么就必将受到影响,其中就包含互联网医疗、互联网交通、互联网金融等。服务业内部的应用服务业与内部支撑服务业的业态分离实际上就相当于增值应用与基础平台的分离。这种分离对业态的创新主要有以下两点。

轻资产与重资产的分离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将创造多样性的复杂性成本有效降低,为多样性增值创造了轻资产运作的条件。在资产比重中知识形态的虚拟资产比重增多是“互联网+”带来的一个重大改变,改变服务业固定成本中以前主要是固定成本的现象,向无形投入上转移。增值应用的提供者由于这无形资产的零成本复制而不再需要重复构建固定成本。多样性价值的复杂性成本也由“以租代买”的商业模式而有所降低,这与工业4.0的原理上是一致的。

社会分工由于服务业的“小生产”和“大生产”而更加有效。服务业的“小生产”在于增资应用的个性化定制,而服务业的“大生产”则在于基础平台的大规模制造。在“大生产”方面,生产性服务与支撑服务业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生产性服务业中包含有支撑服务业,但是生产性服务业不都是支撑服务业,平台是支撑服务业提供生产性服务的形式,这种直接提供人工服务的形式只能算是简单再生产的生产性服务。欧洲的电子商务与中国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欧洲的电子商务发展不如中国,但是其各方面条件都比中国好。这主要是因为欧洲没有大平台只有应用,而中国有像阿里巴巴一样的大平台,这就属于服务业中的重工业。中国的“互联网+服务”的主要核心就是将中国的服务业从整体的小生产状态向社会化大生产这样的世界级水平发展。

在信息生产力基础上转变产业发展方式是“互联网+”新业态的实质,在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引入生产力,为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提供实际上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够在范围报酬内递增驱动新业态发展。

4“互联网+农业”将提升现代化农业

我国再有几年时间就步入信息经济时代了,这其中能够与信息化驱动工业化相一致的路径选择的是服务化驱动产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新方向就是农业服务化。农业服务化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农业的社会化大生产问题[3],“互联网+农业”要想解决农村家庭经营的精准对接市场与多样性价值之间的矛盾还要依托农村生产化这一基础。依托互联网平台为农民增收并开辟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农业现代水平,而且将信息化作为发展现代化农业的新动力,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有效率将会大大提升。

要想实现“新三农”转型就必须借助电子商务和信息化的力量,这也是我国时间农业服务化的基础任务。就我国目前在农村实行的电子商务进程来看,其还是有利于让农村从差异化上向服务化上进行转型升级的。一旦转型升级成功,就意味着我国农业就不再处于以前的同质化产业化阶段,而是向服务化大力迈进。“信息化+农业”是“互联网+农业”的实质,而“工业化+农业”则是农业产业化的实质,只有真正的厘清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才能够真正实现我国的“互联网+农业”之路,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的两次现代化统一。

服务化只有比产业化马力更强,比产业化效率更高,农业生产率才能进一步提高。农业服务化不完全等同于电子商务,电子商务是农业中的新商业基础设施。这一基础设施在农业中得到应用普及,那么其就成为了劳动力、资本、土地地位相同的核心生产要素,农业生产的流通关系也得到了重新的优化重构,为信息经济下农业升级带来了巨大的能量。中国制造时代中农业发展的思路就是产业化,但是现在,我国的经济也在急剧地向服务化方向升级,这样现代农业在整体经济中的地位也需要有一个提升。我国农业要在产业化机制下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服务体系,这种服务体系不同于其他的服务化,它有助于与政府主导的服务体系共同发挥社会服务作用,形成互补。这让农业向信息经济跨出了伟大的一步。

信息经济要全方面发展,就离不开“互联网+农业”。而农业在电子商务的带动下,主要形成了三种服务业态,第一是农业电子商务支撑服务,第二是农业电子商务服务交易服务,第三是农业电子商务衍生服务[4]。农民增收的主体主要就是依靠第三种——农业商业衍生服务,农民在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时候“互联网+”还可以提供十分有利的服务保障,城乡一体化和农村城镇一体化发展得到促进。

摘要：“互联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主要是因为利用市场优化、业态优化、结构优化等手段的原因,这些手段的使用让我国经济向产业服务化方向进行调整。“互联网+制造”的重要基础是“中国制造2025”,在这个基础上,制造业能够在“互联网+”的引领下完成转型升级;激活增值服务是“互联网+服务”推动现代化服务业发展的主要方向;而我国的现代化农业也将在“互联网+农业”的引领下,提升现代化水平,服务化潜力得到释放,从而带动彼此间的产业化,以实现相互融合。

关键词：“互联网+”,制造业,服务业,农业,产业服务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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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态 第11篇

关键词：下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青铜时代；经济形态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9-0021-04

下辽河流域位于辽宁省中部，地理坐标为北纬40°-43°，东经120°-124°，包括沈阳、辽阳、锦州、抚顺、阜新、鞍山等城市。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十分优越，西侧有医巫闾山，东有千山山地，西侧有柳河、秀水河，东侧有浑河。流经区域东西两侧为丘陵地带，中部为开阔平原，雨量充沛，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暖热多雨，四季分明，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下辽河流域的中心区域是下辽河平原，早在20世纪30年代，梁思永先生对这一地区做过考古调查，由于缺乏系统的发掘资料，只是将沈阳地区作为东北地区考古文化南北分界线，认为此地区之南为农耕文化区，其北为游牧文化区[1]。1956年，东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根据陈元普先生提供的线索，对沈阳市新民县偏堡子沙岗遗址进行实地调查，首次发现了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后被定名为“偏堡子文化”[2]。1973年6月，沈阳市文管办根据孟方平提供线索，在新乐宿舍地区进行了一次考古调查，发现五处文化堆积地点，同年10月，进行了首次试掘，确立了这一地区存在两种不同文化类型叠压关系，暂名为新乐下层（第一期）文化，新乐上层（第二期）文化，根据房址与细石器共存的事实，提出“原来认为凡是出细石器的遗址便统称为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看来是不妥当的”[3]。1973年7月，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对位于沈阳市新民县高台山遗址进行发掘，清理墓葬7座，1974年-1980年又先后对高台山进行了四次发掘，从而揭示了一个新的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后被命名为“高台山文化”[4]。1981年-1982年，沈阳市文管办对因基建施工破坏的新乐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确立了新乐遗址上、中、下三层原始文化的地层关系[5]，为沈阳地区史前文化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地层根据。进入20世纪之后，为了配合城市基本基建，下辽河地区考古工作顺利开展并取得重要成果，发现了众多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期文化遗址，为这一区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提供了新了材料。

自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这一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下辽河流域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的逐渐完善，围绕着不同考古学文化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生业方式等问题的研究逐步展开，成果颇为丰富。本文以新乐下层文化、偏堡子文化、新乐上层文化、高台山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经济形态进行综合分析。

一、新乐下层文化经济形态

新乐下层文化，是下辽河流域首次明确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房址为代表的史前大型聚落遗存，为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树立了一个标尺，将该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从原来的5000年追溯到7000年前，目前明确的属于这一文化的遗址仅有新乐遗址一处，碳十四测年数据并结合有关研究成果，年代跨度在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4000年[6]，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

新乐下层文化经济类型主要包括原始农业、渔猎、采集三种，至于哪种形式占主导地位，目前学术界还存在意见分歧。以郭大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发掘报告以细石器与房址共存，是原始农业定居生活的反应，出土的细石器数量较多，还发现了榛壳、橡子仁、山里红籽等炭化果核，多见石磨棒和石墨盘，由此推定，东北地区传统的采集渔猎经济，在下辽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中仍占主导地位。”[7]周阳生先生[8]也持相似观点；以黎家芳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通过对出土石器的分析，新乐遗址出土的砍伐工具较多，既有一定数量的石斧，又有大量的砍砸器，说明当时是火耕农业，黍与石墨盘、石磨棒共存的事实也是新乐人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一种反应，出土的动物遗骸看只有羊、鹿、猪三种，且出土数量很少，新乐人的狩猎活动远不如农业生产发达，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也不如农业生产重要。”[9]以刘凤芹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新乐遗址出土的石、骨、角质生产工具与兴隆洼不同，出有较多的细石器，磨盘、魔棒与石铲的出土很少，且形制不规整，从镞、尖状器和网坠的大量出土看，当时的人们主要经营者渔猎业。”[10]郝立泉也持有相似的观点[11]；以朱永刚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学界对于新乐下层文化的认识主要依据新乐遗址的发掘所得，该遗址前后经历六次考古发掘，出土有陶器、石器、骨器、煤精制品、木器等丰富的物质遗存，从碳化的黍谷物颗粒、榛子及浆果的果核发现，反映出新乐下层文化除渔猎采集生产方式外，已有诸如烧荒点种等食物生产的经验，这种食物生产应该是早期农业形态。”[12]常乐[13]、彭博[14]、张树范[15]学者也持有相似的观点。

判定新乐下层文化的经济类型，农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是这一问题的关键，目前尚无有关标本测定数据，仅能通过发掘出土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来分析当时的经济形态。近年来伴随浮选法在植物考古学的运用，社科院考古所已经在兴隆洼遗址进行系统的采样浮选工作，出土了丰富了炭化植物遗存，赵志军先生根据浮选结果分析认为，兴隆洼文化处在“似农非农”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即以采集、狩猎为主，农业生产为辅的农业经济形成过程的早期阶段[16]，新乐下层文化年代略晚于兴隆洼文化，这一研究结果也可供参照，而且在新乐下层F2房址中出土了炭化谷物，堆积较厚，数量可观，经辽宁省农科院作物育种所鉴定为黍[17]，以待可以利用植物考古学的方法对新乐下层文化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研究和论证。

二、偏堡子文化经济形态

偏堡子文化，是下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沈阳新民县偏堡子沙岗而得名，距今4500年-5000年，典型的遗址有沈阳肇工街遗址[18]、新乐遗址[19]、新民高台山遗址[20]，偏堡子文化对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近年来，学术界对偏堡子文化比较关注，但关于偏堡子文化经济形态的探讨，限于资料匮乏，学术界讨论较少。汤卓炜从人地关系发展角度探讨，认为“偏堡子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现为陶器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与新乐文化及小珠山文化有明显差异，石器以磨制为主，少量打制石器和细石器，偏堡子文化当时采用的是低强度采集、渔猎经济土地利用方式，生业模式的继承性则与中全新世相对稳定而优越的大暖期气候条件有关，尚无农业经济存在的确凿证据，但是渔猎、采集经济生业模式的存在却是比较肯定的。”[21]

三、高台山文化经济形态

高台山文化，是下辽河流域早期青铜时代的一支考古学文化，最早发现于沈阳新民县高台山，1988年彰武平安堡遗址发掘后，被改称为“高台山文化”[22]，主要分布于沈阳市新民县，法库县，彰武县。根据碳十四测年，距今3335年-4355年，典型的遗址有新民公主屯后山[23]、新民高台山遗址[24]，彰武平安堡[25]等，遗存多为墓葬，灰坑，房址并存，一处陶窑，出土了大量的生活工具，生产工具，动物遗存等。高台山文化是辽西地区魏营子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主要来源[26]。

关于高台山文化经济形态，限于资料匮乏，探讨较少，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发表的《新民高台山新石器时代遗址1976年发掘简报》提到“这种文化类型或可属夏家店上层，是沿辽河、浑河流域分布最广，延续年代最长的，以定居、农耕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陈明焕从人地关系角度探讨，认为“该地区的地形地貌条件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出土的家猪和家犬比例最高，说明有以家畜饲养为主的畜牧业，还有少量的野生动物，也有狩猎活动，食物来源总体来说比较匮乏，高台山文化时期是以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定居农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主的畜牧业为辅，此外还有比重较小的狩猎、采集经济。”[27]曹钰笛从下辽河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生业与技术角度分析，认为“下辽河地区处于北温带，周围河流众多，物产丰富，有着特殊的地理环境，青铜时代早期出土的生产工具中石器最多，出土的生活用具也较多，出土的狩猎、捕鱼的工具有石镞、石锤、棍棒头、石球、网坠、石刀、石斧等，大量陶器的发现不仅反映出了此时制陶业的发展，同时也显示出农业的发达，正是为了满足丰收食物的盛装与烧煮，陶器才大量制作，当时居住在下辽河地区的先民们过着以农业为主，狩猎和捕鱼为辅的生活，渔猎业较为成熟。”[28]汤卓炜从人地关系角度分析认为，“出土的石质生产工具发现的不多，主要有半月形穿孔石刀、石镰、石刀等。而骨器制作却非常精细，出土大量骨器，其中用猪、牛、鹿肩胛骨或下颌骨冠突部分制作的骨铲最具特色，更适合于非旱地农业耕作活动，辽宁阜新勿观池遗址发现的一些水渠遗迹，推测可能用于稻作农业的灌溉，联系大连大嘴子发现的同时期水稻的考古资料可以推测，这里也应当于古代稻作有关，这些干渠、支渠和毛渠的组合说明，3.5kaBP这里曾经存在一套属于高台山文化的农田灌溉系统。[29]”

四、新乐上层文化经济形态

新乐上层文化是下辽河流域东部最早识别的一支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距今3000年-4000年，略晚于高台山文化，因1973年发现于沈阳市皇姑区新乐电工厂宿舍院内而得名，据已发表的发掘报告分析，新乐上层文化分布很广，遗址点密集，主要分布于浑河、蒲河、沙河两岸的台地或河漫滩地上，海拔在50米左右[30]。遗址中房址、灰坑、墓葬并存，并伴有纵横交错的深沟或环壕，出土了大量的生产工具、生活工具。典型的遗址有新乐遗址[31]、千松园遗址[32]、辽宁大学遗址[33]、百鸟公园遗址[34]、郭七遗址[35]等。

在新乐上层文化（或称马城子文化[36]）中，能反映经济形态的资料较少，学术界尚存在分歧，现归纳如下：曲瑞琦认为“新乐上层文化经济模式是一种受黄河流域原始文化影响最深的农业文化”[37]，但并未做详细的分析，徐欣通过对新乐上层文化的自然环境和生产工具的综合研究认为“新乐上层文化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的种类已较为齐全，从砍伐工具、种耕工具、收割工具，最后到加工工具，仅仅缺少翻耕工具，不过石质翻耕工具的缺少并不代表其不曾存在，但是所有事实均证明在新乐上层文化中农业经济在人类的饮食结构中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农业经济作为经济生产的主要部门，在经济成分中占据着主导作用，新乐上层文化是一种以农业经济为主，采集、渔猎、畜牧经济为辅，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的一种经济模式”[38]，刘焕民认为“这一时期人类以农业、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过着较稳定的定居生活。”[39]赵晓刚认为“新乐上层文化的遗址多分布于河流的台地或河漫滩上，非常适合开展农业和渔业经济，从出土的石铲、石斧、石刀、石镐、磨盘磨棒等工具看，原始的农业在社会生活中占到了一定的比例，石镞、棍棒头的大量出土表明狩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有一定的比重，网坠仅在部分遗址出土，表明捕渔业不是社会经济的主要产业。”[40]付永平从出土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上分析认为，“该时期农业经济已经比较发达，占据很大的比例，优越的自然环境通过狩猎、捕渔及采集活动获得食物，做为农业经济的补充，在墓葬中，普遍用猪和鹿的下颌骨随葬，说明畜牧业在此时发展到一定阶段，新乐上层文化的经济类型应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渔猎和采集经济为辅。”[41]此外，陈明焕从生计方式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方面探讨，认为“根据生产工具的种类和制造水平可以推断，马城子文化时期建立了一定发展程度的农业经济基础，山地地区动植物资源丰富，并且遗址靠近河流，为马城子文化时期先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可获取的渔猎资源，马城子文化时期生计方式以农业生产为主，同时存在一定比例的家畜饲养和渔猎、采集经济，山地丘陵地带遗址的渔猎经济比重大于平原地带的遗址。”[42]

对新乐上层文化经济形态基本认同的是这个时期的农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至今尚未发现谷物实物，缺乏这方面的发现来予以证明，对于新乐上层文化经济模式的真正面目还有待考古资料的继续补充和论证。

五、结论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新乐下层文化、偏堡子文化、高台山文化、新乐下层文化时期的经济形态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下辽河流域处于辽西地区与辽东山地之间，为它们之间的文化传播起到了纽带的作用，因此下辽河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呈现出或此或彼，既此又彼，又独具特色，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气候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使这一地区在史前时期、早期青铜时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业、畜牧、采集、渔猎并存的经济形态，同时这一区域的经济结构与黄河、长江流域有明显的不同，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深入探讨该地区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经济形态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下辽河流域古代文明产生的动因与过程的探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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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赵宾福.马城子文化新论：辽东北部地区夏商时期遗存的整合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科学出版社，2007.143-145.

〔37〕曲瑞琦.沈阳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辽宁省考古、博物馆学会成立大会会刊，1981.43-46.

〔38〕徐欣.新乐上层文化经济模式分析.辽宁省博物馆馆刊（第3辑）.辽海出版社，2008.315-321.

〔39〕刘焕民，沈彤林.沈阳城市考古综述.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华诞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320-321.

〔40〕赵晓刚.新乐上层文化综述.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华诞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83-87.

〔41〕付永平.新乐上层文化相关问题的探讨[J].东北史地，2011（2）：24-29.

（责任编辑 孙国军）

Abstract： Since the early 1970s， Xinle site uncovered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new stone age in lower Liaohe river basin， filling the gap of prehistoric culture of lower Liaohe river basin and promoting the study on the origin of the Liao river civilization. With the archaeological work moving forward constantly， archaeological work from new stone age in lower Liaohe basin to early bronze ag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which mainly included Xinle lower culture， Pianpozi culture， Gaotaishan culture and Xinle upper culture， the area of which formed the unique economic form with agriculture， stockbreeding， gathering， fishing and hunting coexisting together.

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功能的理论探寻 第12篇

关键词：意识形态,经济功能,“在场”,和谐社会

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的深入发展, 处在转型期的社会结构深刻变动, 利益格局深刻调整, 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明显, 意识形态工作在新形势下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 传统意义上, 意识形态一般是一种政治宣传, 它突出的是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意识形态与经济的关系有意或无意地被忽视了。为此, 很有必要澄清意识形态经济功能问题上的理论误区, 还原意识形态与经济的共生共存关系。关于意识形态的功能, 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法国哲学家特拉西指出, 意识形态“是一种负有使命的科学;它的目标在于为人类服务, 甚至拯救人类, 使人类摆脱偏见, 而为理性的统治作好准备”[1]。马克思继承了特拉西关于意识形态“负有使命”的观点, 认为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就是实践性和工具性, 也就是说, 直接参与社会生活, 以巩固或改变一定的社会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在场” (presence) , 其固有的经济功能也必须得到充分发挥。

一、影响和决定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 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马克思主义指出,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 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制约, 经济发展与否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这是因为意识形态虽然包含有很多层次的内容, 但它的根本目的是要促进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发展。毛泽东对此也有精辟论述, 他说:“一定的文化 (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 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2]由此可见, 意识形态具有显然的经济功能, 其根本宗旨就是服务于经济基础。从宏观角度而言, 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突出地表现在它能够影响和决定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 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首先,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历程来看, 意识形态仍然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自十七八世纪以来, 自由主义一直是西方社会奉为圭臬的一种重要意识形态。作为资产阶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之一的自由主义, 尽管其内容和表现形式不断变化, 但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与发展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促进作用。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 制度的结构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以及“两种规则之间的相互关系”三个要素构成。而非正式规则是由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伦理规范、价值信念、法理精神以及意识形态等要素构成的约束系统, 其中, 意识形态在非正式规则中的地位尤其重要, 具有制约非正式规则系统中其他要素价值取向的重要功能。新制度经济学较为深入地分析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明确肯定了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其次, 从建国以来中国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 意识形态曾极大地左右着经济发展的方向与水平。建国后, 由于较长时间内坚持了极左的意识形态曾使我们丧失很多经济发展的机会, “文革”十年已经留给我们太多的教训。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 我们党果断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 走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现在, 走进新世纪, 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种种复杂局势的挑战, 党又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战略。它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的飞跃, 又为促进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

另外, 在加强市场管理、规范经济行为和提高市场效率方面, 意识形态建设也大有用武之地。追求效率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是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不过, 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并不必然保证效率和实现利益最大化。在商品生产过程中, 每一个参与者 (包括消费者) 都有一个同样的目的, 这决定了参与者不可能只是一味单向地追求自身的利益, 而需要营造一种共赢共生的局面。这就需要参与者认真处理好利己性与利他性的统一, 在这个过程中, 作为第三者的国家是不能缺位的。国家应该制定确保市场和谐顺畅运行的法律、规章和体制, 营造一种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氛围, 对参与者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 降低社会交易成本, 保证社会整个生产和流通顺利进行。

二、培育现代企业核心价值观, 推动构建现代企业伦理文化

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 现代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 而且“当今世界的人才竞争是全方位的, 不仅包括领导人才、科技人才、管理人才的竞争, 也包括文化人才的竞争”[3]。如何培养具有拼搏创新和奉献精神的高素质的各类人才团队, 离不开在微观层面对企业文化的培育与发扬。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企业文化已经成为众多大企业追求快速和永恒发展的“秘密武器”。它主要表现为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活动中创造的具有企业特色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它包括企业的目标和宗旨、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规章制度以及企业形象, 尤其注重对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提升。而上述企业文化的培育和传播都是在一定意识形态支配下发生作用的, 在这里, 意识形态起着一种激发斗志、凝聚人心的功能。

就企业外部关系而言, 通过意识形态确保企业处理好企业与国家目标和其他社会组织协同一致与和谐相处的关系, 有助于企业获得国家支持和社会认同, 取得企业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各种企业组织都应与国家的总体目标保持一致。

就企业内部而言, 在意识形态的支持与参与下, 可以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团结协作、和谐相处的氛围, 为企业克服危机实现目标提供助力。通过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影响着企业家对待工人的态度, 形成一种新型的劳资关系, 为企业发展奠定一种长久稳定的发展基础。另外, 通过加强企业的法律和道德建设, 提高企业员工的法律意识与奉献精神, 为提高企业的市场效率提供思想基础。

三、引导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 规范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

意识形态不仅在宏观、微观两大层次上对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且还可以通过提升社会成员经济活力, 加速经济发展步伐。如何提高经济活力, 就要通过发挥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来引导社会成员参与经济活动的价值导向, 加强职业道德素养, 激发广大人民的创业愿望和动力, 从而促进社会物质财富极大增加。

首先, 意识形态有助于引导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 为经济发展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任何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统领社会成员的思想, 以此来影响与改变社会成员的观念系统和价值取向, 努力使社会成员树立起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想象, 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 激发他们参与经济生活、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信心。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一再地证明, 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 也就是说, 先进的意识形态对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总是起着一种思想旗帜的作用。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 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说服人。”[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当代世界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 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要论断对于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其次, 意识形态还有助于规范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 为经济发展增添无穷的创造力。伴随着社会劳动分工的深化, 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角色道德———职业道德由此而产生。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培养社会成员的职业道德, 来规范他们的经济行为, 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在道德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究。他认为, “现代资本主义精神, 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 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 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5]在马克斯·韦伯看来, 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就在于人们信仰一种宗教伦理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促进了人们的努力工作、节俭、讲信用等。韦伯所强调劳动是“天职”的观念对于我们今天加强职业道德建设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在实现经济振兴、社会进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培养一种“天职观”, 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已经成为非常紧迫的任务。意识形态没有理由选择“沉默”, 而是应该发挥“灵魂工程师”的作用, 来规范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 为经济发展增添无穷的创造活力。

参考文献

[1]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310.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663-664.

[3]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494.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