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银行的国际化历程

招商银行的国际化历程（精选8篇）

招商银行的国际化历程 第1篇

澳大利亚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已经29年, 澳元已成为继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后世界第五大货币。澳大利亚经济从货币国际化中受益颇丰, 浮动汇率制度已经成为其抵御外部冲击的有力保障, 尤其是对澳大利亚贸易条件改善影响很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 澳大利亚经济的良好表现, 也说明了货币国际化所获得的益处。

一、澳元国际化历程回顾

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 澳大利亚外汇市场、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还处于封闭状态。1971年,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 澳大利亚没有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立即实行浮动汇率制, 而是分阶段逐渐增加汇率弹性。首先从盯住英镑改为盯住美元, 又由固定盯住美元转为爬行盯住美元。1974年12月, 澳元开始盯住贸易权重指数 (TWI) , 以减少盯住美元所造成的汇率波动。总体上, 本国之外的地区是不使用澳元的, 资本管制要求出口商将外汇结汇并严格限制海外澳元有价证券投资。澳大利亚储备银行限制贸易交易的远期抛补行为, 禁止国内银行向非居民个人和银行的存款支付利息, 只允许政府保留少量澳元周转余额, 目的是限制澳元发挥储备货币的作用。

随着澳大利亚与世界经济紧密度的不断提高, 大量国际资本流动给货币当局的货币调控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货币当局也像其他新兴经济体一样用竭外汇储备。此时, 封闭状态被一些政策和做法打破。首先, 从1976到1980年, 有七只小额澳元债券在离岸市场发行, 累计达1000万至1500万澳元, 购买对象是荷比卢经济联盟和中东投资者, 这类似私募, 但由于上述限制措施以及限制离岸澳元融资的做法, 交易商不能持有和融资存货。其次, 在澳元升值期, 当局允许部分有价证券流出。再者, 70年代中期完全由私人部门参与者建立了所谓的外汇对冲市场, 这是一个不可交割远期 (NDF) 货币市场, 与法定外汇市场并行但是不受当局直接控制, 它是以澳元进行清算的在岸市场, 因没有进行外币清算, 没有违反当时外汇管理规定, 所以货币当局没有选择干预其发展。最终, 这个市场锻炼了银行和企业的避险、对冲能力, 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澳大利亚从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的相对平稳过渡。

最终在1983年, 澳大利亚劳动党在首相鲍勃哈克和财政大臣保罗津廷的带领下, 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与固定汇率制度相配的资本管制也随之取消, 随后, 与即期和远期外汇市场相配套的澳元存款市场在伦敦、香港和新加坡发展起来。1983年初澳元贬值后, 澳元计价的欧洲债券市场再次发行了澳大利亚基础工业银行 (Primary Industr y Bank of Austr alia) 的2000万五年期债券, 此次发行收益高于美元债券3个百分点, 但是仍低于澳大利亚国内五年期债券约1个百分点, 但对澳大利亚当局对在岸主权债券征收的预扣税使得离岸市场投资者愿意从海外低信用评级市场购买较低收益债券。

80年代中期, 欧洲债券市场中以澳元计价的发行者发生了变化, 70年和80年代初, 早期发行者都是澳大利亚机构, 直到1985年, 前四大发行者都还是澳大利亚机构—两家澳大利亚银行、一个澳大利亚零售商和一名澳大利亚代理机构。然而, 1986年, 因市场需求从荷比卢经济联盟零售购买者转向瑞士和德国购买者, 两家德国银行也跃升为五大发行者之一, 到1987年, 多数大型澳元欧洲债券由高信用评级发行者发行, 而且这些发行者几乎不需要澳元融资, 1987年形成的发行模式也就延续至今。例如, 2005年即使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州, 即国内信用评级最高者, 也仅是前五大发行者之一, 这五大发行者包括了世界银行和两家荷兰银行。由澳大利亚住宅抵押贷款支持发行的全球信托 (Crusade Global Trust) 是资产证券的最新发展, 它不是由澳大利亚银行发行, 而是由离岸机构投资者购买了澳大利亚家庭对澳大利亚银行负债所组成的债券。

交叉货币掉期市场的发展对澳元债券市场国际化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实际操作中, 高信用评级的全球发行者利用美元融资发行债券, 之后进行掉期操作, 交叉货币掉期市场迎合离岸澳大利亚债券最终投资者对高信用评级债券的偏好, 事实上, 许多银行通过掉期操作将存款人和最终借款人联系在一起。

到80年代末, 澳元已成为国际货币, 澳元债券市场国际化呈现四个特点:一是基于国内固定收益市场;二是国际投资者需求高信用评级澳元债券;三是交叉货币掉期市场发挥重要作用;四是国际投资者可从其中获得收益。从其顺序上看, 澳元债券市场的国际化取决于国内市场的良好发展态势, 早在80年代初, 政府债券发行的龙头债券就采取了拍卖方式, 政府不再依靠中央银行。即使离岸市场发展了, 国内政府债券市场仍然吸引国际投资者, 虽然在数量上不大, 但在价格发现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 发展良好的利率掉期和货币掉期市场将国内和国际市场紧密相连。虽然, 对大多数国内发行债券的外国投资者征收预扣税, 但在离岸市场对债券不再征收预扣税, 在某种程度上, 这虽然阻止了外国资本进入国内市场, 但实际上却鼓励居民发行者在离岸市场发行债券。

二、澳元国际化的对经济的影响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 货币国际化有助于经济管理, 激发了金融市场发展活力, 推动了商品和劳动力市场改革, 对提高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水平做出了实质贡献。

(一) 金融市场

较之固定汇率中货币当局对汇率的“人为”调整, 澳大利亚金融机构和企业更为适应浮动汇率下的短期频繁波动, 通过在不可交割远期货币市场中 (NDF) 的锻炼, 越来越多的市场者运用市场套期保值工具来规避汇率风险。

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后, 汇率波动不断加大, 但同时, 澳大利亚的名义利率波动下降, 这有助于减少对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当然2012年第12期中旬刊 (总第501期) 时代Times这不能完全归功于浮动汇率制度, 商品市场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等其他方面的经济改革政策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澳元国际化大大增加了离岸市场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 研究表明美国经济事件对澳元债券收益率的影响要大于本土经济事件, 特别是在美国主要经济数据公布时, 澳元与美元之间的波动明显增加。

(二) 货币政策

澳大利亚实行了浮动汇率之后, 没有了经济名义锚, 货币当局试行了很多货币政策管理框架, 最终在90年代初, 采取了通胀目标管理框架, 通胀目标取代了汇率成为经济名义锚, 汇率不再是政策目标, 成为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一部分。

对澳大利亚这样的商品生产国家来说, 在浮动汇率制下, 汇率波动将大幅度减少贸易条件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有助保持内部平衡。以商品价格上涨贸易条件改善为例, 虽然出口部门投入需求增加会增加通胀压力, 但这也会通过收入增加对经济产生扩张性冲动, 汇率升值将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减少进口商品和服务对国内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替代来中和上述影响, 也降低了通胀压力。

除了抵消外部冲击影响外, 汇率对通胀也会产生直接影响。与在固定汇率制下, 澳大利亚直接从盯住汇率的国家或其他贸易伙伴“输入”通胀率不同, 浮动汇率制下, 通过贸易商品和服务价格变化, 输入型通胀已经大幅减小。

两个典型案例可以说明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后, 汇率在宏观经济调整中的作用:第一, 1985年3月至1987年3月, 因澳大利亚贸易条件恶化, 澳元大幅贬值约40%, 1985年2月和1986年7月两次发生大的波动, 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均发生贬值, 实际贬值削弱了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 助力了贸易部门发展, 也替代了国内生产。更为重要的是, 这次澳元贬值催化了一系列包括劳动力和商品市场在内的经济改革, 在随后的这些年中帮助了澳大利亚经济健康发展。第二, 澳大利亚在2003年至2008年贸易条件增加了65%, 这是从50年初羊毛价格上涨以来的最高上涨幅度, 贸易加权汇率在此期间上升了40%, 为汇率浮动后的最大升值幅度, 大幅升值减少了贸易条件改善带来的通胀压力, 在此期间最高通胀率为5%, 远低于50年代羊毛价格上涨时20%的最高通胀率。

(三) 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

在固定汇率制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 货币当局可通过直接调控汇率、鼓励或限制资本流动的方式来影响经营项目账户和资本项目账户之间的国际收支构成。而在浮动汇率制下, 浮动汇率可以准确平衡国际收支, 不需要货币当局直接调整经常项目账户和资本项目账户之间的国际收支构成。

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前, 澳大利亚经常项目赤字平均约占GDP的2.5%, 这与净资本流入量相匹配, 受到资本严格管制资本流出量基本可以忽略。1983年实行浮动汇率制并取消资本管制后, 出现了大量资本流出现象, 但在很短时间内, 由于澳大利亚经济强劲动力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 资本流入增加大于资本流出, 1983年至2008年25年间净资本流入量平均占GDP的4.5%。

总的来说, 浮动汇率制下, 经常项目账户和资本项目账户的平衡是由错综复杂的经济金融活动共同决定的, 其中外国投资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外国投资者认为某一国家经济管理有序并能为他们的投资提供长期良好收益, 就会在这个国家投资更多, 净资本流入增加导致汇率变化, 这也就会使这个国家经常项目账户赤字扩大, 澳大利亚就是这种情况。

虽然一些人认为, 长期经常项目账户赤字同时资本项目账户盈余的情况是不可持续的, 但对于澳大利亚来说, 除了几个短期事件外, 这种状况已经良好运行近百年。只要流入资本被合理使用, 只要消费者、企业和金融机构避免这些流入资本负债的外币风险, 这种国际收支状况是将可持续的。诸如净对外负债占GDP的比例等指标不足以说明国际收支的可持续性, 澳大利亚此比例从浮动汇率之后已经从27%跃升至60%, 但是这并没有伴随经济下行或经济失衡情况的出现。

(四) 金融稳定

浮动汇率制下, 除了个别几次较大汇率波动外, 澳大利亚金融部门和企业均没有受到影响, 这是因为虽然澳大利亚的净对外负债数额不小, 但主要是以本币计价, 未以澳元向外国投资者发行的债务又被对冲回澳元, 因此外部负债的货币风险不是由澳大利亚居民承担而是由外国投资者承担。

普遍认为, 只有美国这些发行储备货币的国家才可以将货币风险转嫁给外国人, 但如果其他国家经济管理措施得当并能保持稳定外国投资者信心, 那么这些国家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对外负债以本币计价, 对外资产以外币计价, 按净额计算, 澳大利亚持有外币长期头寸, 这与美国情况类似, 因此, 汇率贬值减少澳大利亚净对外负债价值, 这对经济运行起到了逆周期调节作用, 与其他国家持有净外币负债的顺周期作用相反。

澳大利亚银行在国内经济和国际投资者之间起到重要的媒介作用, 银行对外负债约占国家总对外负债的50%。由于澳大利亚银行在公司信用评级中位居前列, 因此澳大利亚银行可以比其他澳大利亚公司从外国人手中借贷更多资金。对外负债约占澳大利亚银行全部融资的30%, 净对外负债约占资产的15%。过去学者倾向把对外负债当成是缺点, 对外资产当成是优点, 但其实重点不在于银行是否持有净对外资产或净对外负债头寸, 而是银行如何管理头寸并处理风险。澳大利亚银行首先把对外负债相关的货币风险完全对冲, 其次, 银行通过与国内贷款融合的处理方式来谨慎管理这些贷款产生的到期和利率风险。2008年, 澳大利亚银行在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 也表明了它们的审慎管理风险能力。

三、对我国的启示

澳元国际化的经验表明, 在相对较短时间内, 一国货币可以从仅限本国居民使用转变为国际货币, 这个过程通常需要取消各种限制措施, 同时也要以国内衍生产品市场为基础支撑的活跃固定收益市场为基础, 事实上, 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意味着货币国际化过程将要比80年代的过程快得多。非居民对澳元的需求随着利差变化增加或减少, 因此, 高票面收益的亚洲货币要比较低票面收益的货币国际化进程快。

启示一:汇率制度改革应循序渐进。澳大利亚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 没有立即实行浮动汇率制, 而是分阶段逐渐增加汇率弹性。从盯住英镑———盯住美元———爬行盯住美元———盯住贸易权重指数 (TWI) , 到1983年最终实行浮动汇率制, 汇率制度改革不是按照设定目标一蹴而就, 而是根据实际制度缺陷进行逐步调整。这样避免了汇率制度立即调整产生的大规模市场和经济混乱, 为国内市场参与者提供了逐渐适应汇率波动的缓冲期。

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一是让我国企业对于汇率风险的担忧, 加快走出去步伐,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也将相应增加;二是投机资本减少, 宏观经济稳定和人民币币值稳定得到更大保障;三是有利于促进资本项目开放。当汇率更多地由市场决定, 人民币资产将具有较高的透明性和流动性, 人民币各类金融资产的价格形成才更公允, 境外投资者才更愿意交易或持有人民币资产, 人民币国际化才能获得更大的空间。因此应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尤其是应该扩大人民币对主要货币的日均汇率波动区间 (例如由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交易价浮动区间1%扩大到3%) , 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分化单边升值预期。

启示二:货币国际化伴随着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发展。同很多国家一样, 战后澳大利亚对债券市场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 包括对债券收益率的直接管理和对债券投资者的要求, 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为了降低债务成本, 但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债券二级市场的发展。80年代初, 政府取消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并对债券发行实行竞标制, 虽然最初债券发行需要支付非常高的实际收益率, 但是这些制度安排体现出的公开和透明很快建立了政府的公信力, 包括部分离岸投资者在内的投资者对发行债券的需求大幅增加, 一年后债券收益率就明显下降, 同时, 无风险政府债券收益率曲线建立也为其他发行者债券透明定价做出了示范。其后, 去监管化债券市场与不受资本管制浮动汇率相结合为交叉货币掉期市场发展提供了条件, 投资者和发行者可以规避、对冲信用风险、货币风险和利率风险, 这个市场为国内国外发行者和投资者提供了强大的市场平台, 也大大推动了澳元国际化进程。

人民币国际化, 需要有一个具有足够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作为支撑。首先, 开放的金融市场、丰富的人民币金融产品为国内企业和银行等机构提供了灵活的资金管理手段, 同时也锻炼了微观经济体的风险规避、适应能力, 为人民币真正实现国际化做好准备。其次, 足够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也为境外流通的人民币提供了畅通的回流渠道, 吸纳并管理外溢的流动性, 防止其对国内经济的过度冲击而形成风险。最后, 完善的金融市场是有利于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吸引力。多样化的产品为各国投资者提供了成本低、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金融工具, 有助于提高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信心, 增强境外投资者对人民币的需求。

启示三:货币国际化需要建立完善的离岸市场。McCauley (2006) 指出, 超过一半以上的交易发生在离岸市场 (即非居民之间) , 是货币国际化的标志之一。美元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欧洲美元和石油美元, 应把香港作为海外人民币市场的一个目标来做。如前所述, 到2008年9月, 已经有逾半数的澳元债券在离岸市场发行, 这都证明了离岸市场在货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建立完善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尤为重要。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是国内金融市场和在岸金融市场的一个补充和延伸, 能够促进非居民对人民币的使用, 特别是为境外人民币持有者开辟了投资的渠道。香港的人民币离岸市场, 已经成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最重要的平台。据统计, 2011年, 通过香港银行进行人民币贸易结算的金额已占全国人民币结算额的七成以上。应继续大力培育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 发展人民币债券市场、创新人民币投资产品, 促进人民币在境外的循环使用。使香港离岸市场成为人民币走向世界的一个平台, 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

启示四:适度放开资本项目是推进货币国际化进程的必然选择。澳元在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同时, 取消了资本管制。资本项目的放开未出现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 相反由于澳大利亚经济持续向好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 澳大利亚一直保持净资本流入。

人民币国际化应伴随着资本项目的逐步放开。即使境外投资者对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有投资需求, 但当以人民币计价资产的多元化、风险对冲和流动性等条件无法满足时, 境外投资者也会选择放弃, 人民币的吸引力将大打折扣。这既影响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使用, 也阻碍了人民币成为投资货币。但资本项目放开不能操之过急, 它作为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一个长远目标, 应充分考虑经济金融发展和金融市场体系建设, 并建立与之对应的风险防范体系。在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下, 有步骤的放开资本账户, 丰富人民币投资种类, 满足境外人民币持有者对人民币及人民币投融资资产的需求, 逐步扩大境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 通过稳步推动金融市场开放, 使人民币对境外投资者的吸引力不断上升, 进而加快人民币成为国际投资货币的步伐。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崛起以及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人民币的国际化已成为一种趋势。本文通过对澳元国际化进程的梳理, 总结分析澳元国际化历程、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影响, 进而提出澳元国际化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关键词：澳元,国际化,效应,启示

参考文献

[1]李伟, 乔兆颖, 徐立玲.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制约因素和发展策略, 金融发展研究, 2011, 5.

[2]张明.人民币国际化:基于在岸与离岸的两种视角, 金融与经济, 2011, 8.

国际油价波动的历程、影响和走势 第2篇

2014年年中以来，国际油价快速下跌，今年初一度跌至六年新低，随后又出现大幅涨跌互现局面。这轮油价下跌的原因是什么，油价底部在哪里，当前反弹是否具有趋势性，油价下跌的影响有哪些。本文立足过去40多年油价波动历程、规律和当前的新特点等，结合经济、金融、能源产业发展和地缘政治因素，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一、国际油价波动的历程

19世纪中叶，石油被发现并开始利用，此后10多年油价一度大幅波动。但由于当时数量较小，技术不稳定，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此之后的近100年里，国际油价都在低位稳定运行，主导国际石油市场的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大企业——石油七姊妹。[1]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全面建设时期，汽车等以石油为燃料的交通工具普及，对石油需求不断扩大，1967年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世界主导能源。随着石油产销量的增加，国际市场对石油的争夺和竞争加剧，石油价格进入大幅波动时期。到2015年初，国际油价经历三次“谷—谷”波动周期。

首先，1970—1998年，因石油危机的爆发，国际油价从11美元/桶一直攀升到1980年的104美元（2013年价格，下同），制约石油进口国经济发展，输入型通货膨胀明显，美国一度陷入10多年的“滞涨”时期，日本和英国等经济体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为应对石油输出国操控石油供应的挑战，发达国家在节能、新能源研发、国际石油运输通道建设等领域加大投入，国际石油期货市场建成并开始主导国际油价走势，成立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相对应的由石油进口国组成的国际能源机构IEA。在这一系列举措作用下，国际石油价格从1981年开始回落，此后数年都在30—40美元波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很多国家经济放缓，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石油进口明显减少，国际油价一度跌至18美元/桶。

其次，1999—2009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消退，特别是新科技和房地产等支持，世界经济进入持续较快发展的黄金时期。国际油价在需求带动下不断提高，从1999年的25美元/桶一路提高到2008年的105美元/桶，当年7月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影响下，国际油价达到147美元/桶的历史最高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经济增长受挫，石油需求骤减，2009年初一度跌至46美元的低点，当年平均价格也仅为67美元/桶。

再次，2010年至今油价再次经历一个完整周期。金融危机后各国相继实施了大规模财政金融刺激政策，中国在房地产、重化工业等带动下，经济率先实现高增长，美国、欧洲和日本也相继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投资和工业生产，带动国际油价2012年达到113美元/桶。政策刺激型的经济增长毕竟不可持续，国际金融危机暴露的很多深层次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没有取得大规模突破之前，世界经济将在低位不均衡复苏。世界经济不景气，美国替代能源革命的突破，应对气候变化和加强环境保护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带动国际油价再次从2014年中开始下降，到2015年初，纽约和伦敦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均已跌破50美元。

综观近40多年国际油价的波动，有以下几点启示：一是决定油价的因素包括供给、运输、消费、投资投机、金融和地缘政治等，具体每次波动的主要原因，还要取决于当时上述各种原因作用的大背景和作用程度。1970年以来石油成为世界不可替代的主体能源，且产销分对称分布比较严重。这是石油作为战略性资源被各国争抢的最大原因，也是决定油价走势的最大刚性约束。

二是石油生产和需求通过多种机制不断竞争博弈。在石油不可替代的大背景下，石油生产国一度在国际石油市场具有绝对发言权，产油国组成OPEC协调减产，以及石油危机期间战争和禁运等都减少了国际石油供给，对石油进口国影响很大，美国因此实施了禁止原油出口的战略。但随着石油需求国的联合特别是1974年IEA的建立，美国的控制运输通道、美元计价机制的确立，以及原油期货的推出，很大程度上平衡了国际石油供给和需求的双方力量。决定因素的增加使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更加频繁，波动区间也在变大。

三是油价过高或过低都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过高增加石油需求国的生产成本和物价水平，过低则影响石油生产国的财政经济，进而影响产油国产量决策。因此，石油供求双方除了斗争也有合作，1986年以后，OPEC和美英等国就曾达成限产保价协议，把每桶石油价格定位在18美元的水平上。[2]

四是人类总能找到应对能源价格波动的办法。在上世纪70年代末油价高涨时，石油消费大国难以承受高油价带来的经济压力，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资金，推行节能技术和压缩石油消费，加大本国油田开发，发展各种替代能源。1980年代前五年，世界石油消费量年均下降6.7%，而上世纪50、60和70年代年均分别增长6.3%、7.6%和2.4%。[3]当然这轮油价下跌也有沙特阿拉伯增产的因素。

二、2014年以来国际油价下跌的原因

本轮原油价格的下跌始于2014年6月下旬，在达到本年度高点107.3美元/桶之后，油价开始下行，10月以后下跌速度加快，至2015年1月底跌破45美元/桶，半年降幅接近60%。油价快速深度下跌，使俄罗斯和OPEC中成本偏高国家的经济衰退、物价上涨，美国虽然降低了石油进口成本，但国内页岩油企业经营情况明显恶化，国际石油供求格局发生变化，新能源发展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综合分析，本轮油价下跌，原因主要包括供给增加、需求放缓、美元升值和地缘政治考量等。

一是世界经济特别是主要石油消费国经济增速放缓影响石油需求。过去几十年的规律表明，世界经济增速变动略提前于油价变动半年到一年。世界经济2010年达到危机后的高点5.4%，此后逐渐回落至2014年的3.3%左右，世界石油消费量随后放缓更重要的是，主要石油进口国经济增速下滑，中国经济从2010年的10.5%持续下滑至2014年的7.4%，日本从2010年的4%放缓到2014年的0.1%，欧元区从1.8%放缓到0.8%。[4]与此同时，世界范围的技术进步和环境保护，降低了石油消费弹性。两种力量作用下石油增量大幅放缓，根据EIA统计，2013年全球石油日均消费量增加了130万桶至9050万桶，预计2014年日均增量降至90万桶，其中中国日均增量为36万桶，日本则减少14万桶，欧洲下降更大。 受此拖累2014年经合组织国家的石油日均消费量将减少30万桶。[5]油价因此在2011年的115美元高点开始回落，2014年全年平均为93美元/桶。

二是美国页岩油气革命正在改变世界石油供求格局。首先是美国的页岩油产量快速增长，冲击了原油国际市场的供需平衡。在页岩油量产影响下，美国原油产量五年间从不足500万桶/日提高到900万桶/天，页岩气年产量由813亿立方米上升至3025亿立方米，页岩油气在整个油气产量中的比重提高至40%左右，较2007年提高了近30个百分点。页岩油气、新能源等对石油形成一定程度的替代。2005—2013年，美国新增天然气消费量1.02亿吨标准油当量，新增消纳可再生能源1680亿kWh，相应减少石油消费1.09亿吨。其次是美国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采技术突破，使油气产量大幅增加，2004年以来美国本土石油产量增长56%，2014年美国实行40多年的原油出口禁令已经结束，同时原油库存高企。此外，新能源汽车对燃油汽车的替代，压缩了部分原油需求。

三是美元指数上升带动原油价格下行。美国经济复苏态势相对稳固，QE正式退出，强化市场预期和国际资本流入，相比之下其他主要经济体则增长乏力，美元因此更显坚挺，2014年以来美元指数已累计升值15%以上。美元计价体系中，美元升值必然带动国际油价下滑。

四是俄罗斯和OPEC出于多方面考虑保持产量稳定。首先是俄罗斯既是重要石油生产供应国，又在政治、军事、文化和历史上与美国存在长期较量的可能。油价下降虽然已经给俄带来严重经济困难，但俄罗斯不断通过外交手段拓展经济发展空间，预计不会轻易与美欧妥协。其次是OPEC出于对页岩油气替代石油的担忧保持产量稳定。OPEC诸国大多产业结构单一，石油出口收入占沙特、伊朗、委内瑞拉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达70%、40%和50%，一旦石油出口大幅减少经济将受到严重影响。在美国非常规油气技术革命突破之际，OPEC为防止自身在世界经济中被边缘化，始终坚持不减产，2014年9月原油供给3066万桶/天，创年内新高。这实际上是OPEC通过石油开采成本比拼保障其石油资源的国际竞争力，也为自身产业结构调整预留时间。

三、国际油价未来走势判断

随着美国页岩油气革命的突破，常规石油的可替代性显著增强，国际石油产销分布的对称性明显提高，常规石油在国际能源格局中的地位很可能已经开始弱化，这是判断未来国际油价走势的重要背景。综合判断，国际油价已经进入成本决定的底部阶段，但是由于供求宽松大格局短期难改，油价将在50美元/桶上下继续徘徊一段时间，未来油价走势取决于高成本石油企业去产能进程，以及OPEC产量调整政策。

一是国际油价可能已进入底部徘徊阶段。当前国际石油的供给量总体稳定，库存充裕，供给总体宽松的格局决定价格难以持续反弹。但国际石油开采成本决定，油价继续下行的空间已经很小。近期看，高成本石油企业在价格下行压力下，进入破产重组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随着油价进入临界区间，市场对信息敏感度提高，油价很可能已经结束单边下降态势，进入上下波动的阶段。中期看，美国页岩油减产减少了国际石油供应，美国将增加低成本原油的进口，对油价也会形成一定支撑。

二是石油开采成本和产油国财政预算决定油价下限。研究表明，中东地区的石油开采成本最低，平均约为30美元/桶，原油出口量在全球占45%左右;俄罗斯平均约为50美元/桶，出口原油在全球占15%左右;美国页岩油成本则在65美元/桶左右，基本都用于国内。由此可见，目前油价在40—60美元之间，影响最大的是美国页岩油生产企业。现实中，美国页岩油企业已经陆续陷入经营困境，全美18个页岩油产区中，只有4个区的页岩油公司还能勉强不亏损，页岩油企业基本都重新评估了原来的开发策略和预算。[6]另外，从主要产油国的财政看，俄罗斯、沙特、伊朗和伊拉克财政收入中，油气收入占比在50%—95%之间，为维持必要的财政收支，需要油价保持60—100美元/桶的下限。可见，目前油价不仅亏损企业越来越多，而且产油国政府也多半入不敷出。

三是油价进入回升通道有待市场出清。目前是不同油企和国家相互比拼成本的阶段，只有高成本企业退出达到新的供求均衡时，油价才可能进入新的上升通道。首先，油价回升取决于去库存进程，美国能源署（EIA）数据显示，1月底原油库存大幅超出预期，库存总量达到4.07亿桶，创近80年新高。2014年底OECD国家原油商业库存将达26.5亿桶，比2013年年底的25.5亿桶明显上升，大致相当于当期60天左右的供应量。其次，油价回升时点与去产能进程相关，目前美国页岩油产量约为500万桶/日，相当于全部石油产量的56%。只有大部分页岩油企业都停产才能有效降低美国石油库存，这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再次，沙特为代表的OPEC方面仍然在增加产量，目前看只有6月召开的讨论下一个五年石油产量策略的石油部长会议上，才有可能做出产量调整。综上判断，油价进入稳定回升通道最早也要在2015年年中前后。

四是未来油价还会大幅波动。首先是石油在世界能源中的主体地位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重要战略物资必然被各方关注甚至干预。而且决定国际油价的因素日益复杂，除了供求关系，还包括货币金融，投机因素、地缘政治、市场预期、信息炒作等。虽然石油供应宽松大格局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趋势，但不排除其他因素导致的油价波动。其次是非常规油气和可再生能源对常规石油形成一定的替代，但这是一个长期过程，期间不排除在中国、印度需求带动下油价大幅攀升的可能。就像煤炭早已不是主体能源，但2008年前后煤价依然出现过历史高点。但常规石油在发达国家能源中的地位呈下降态势，欧洲石油消费占全部能源比重从1972年的46%已经下降至2013年的28.9%[7]，2020年前世界新增原油消费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中东等地的石油对美国重要性下降，油价波动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将有所弱化。

五是石油价格竞争将延缓世界能源多元化进程。首先是主体能源的更迭是一个长期过程。煤炭消费占比虽然早在上世纪50年前就已经降至第二位，但煤炭消费并未因为石油成为主体能源而持续显著下降，世界煤炭消费占比1965年为33%，2013年为24.3%，即使亚洲金融危机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普遍放缓，煤炭占比仍在20%以上。[8]其次是价格机制决定下低价石油仍有竞争优势。石油危机以后，世界能源结构呈现多元化，近些年在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合作下，这一进程明显加快。国际油价下跌，将使新能源价格上形成劣势，或者增加相关国家的财政补贴负担。再次是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新能源技术滞后，经济增长仍将需要大量石油作为能源支撑。

注：

[1]包括：埃克森、美孚、海湾石油公司、德士古、加州标准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

[2]史丹，国际油价的形成机制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经济研究2000年第12期

[3]于民，《70年代世界石油工业和国际石油市场的三大新变化和发展前景》，载于民著《石油经济研究报告集》，石油工业出版社，1999年

[4]IMF，WEO， January 20，2015

[5]EIA， Short-Term Energy Outlook （STEO），January 2015

[6]扛不住了 美国页岩油公司开始破产，华尔街见闻，2015年1月9日

[7]数据来源：BP统计数据库

[8]数据来源：BP统计数据库

参考文献：

①管清友.石油的逻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②史丹. 国际油价的形成机制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0（12）

③于民. 石油经济研究报告集[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99

招商银行的国际化历程 第3篇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 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开始关注现有货币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和隐含的巨大风险, 加快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重新被人们所重视。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预言未来20—40年内, 国际货币体系将会发生重大变化, 美元的霸权地位将有所动摇, 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中, 人民币的作用将更加凸显。因此, 在这国际经济、金融、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内, 沿着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变化的趋势、追寻美元、马克、日元等相关货币的国际化经验, 探讨有关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问题, 具有重大意义。下面将有关世界主要货币国际化的历程及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的相关论文进行归纳总结, 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货币国际化涵义的讨论

随着金融全球化发展的不断深入, 有关货币国际化的研究也日益增加, 关于货币国际化的涵义学者们众说纷纭, 但尚未形成一个标准的、统一的概念。大体上来说, 货币国际化最突出特点就是货币的职权将不再受一定行政区域的限制。Cohen (1971) 最早从货币职能角度定义了国际货币, 认为国际货币就是某种货币国内职能在国外的扩展。政府和有关部门出于多种目的, 将货币的使用扩展到其发行国以外的地区时, 该货币就发展成为了国际货币。Hnrtmann (1998) 认为, 当某国货币被货币发行国以外的机构和个人接受并行使交换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职能时, 其国际化之路就开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认为, 货币国际化是指一国货币跨过本国国界, 在世界范围内自由兑换、交易和流通, 最终走向国际货币的过程。

近年来, 人民币国际化的呼声高涨, 国内学者对于国际货币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他们给出了如下定义:游春 (2009) 指出, 货币国际化是随着本国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国外市场的扩展, 该国货币在本币职能基础上, 通过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境外货币自由兑换等多种方式流出本国, 在境外逐步行使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和价值尺度的职能, 从而由国家货币渐渐演变为区域货币、世界货币的过程。战玉峰 (2009) 提出, 国际货币等同于世界市场上普遍接受和广泛使用的特殊商品, 它是指在国际范围内, 全部或部分的承担着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储藏和支付手段等职能的货币。

二、当前货币国际化的主要理论

货币替代理论:货币替代是开放经济中所特有的一种货币性扰动。V.K.Chilly (1969) 提出“货币替代”的概念, 它是指在货币自由兑换的前提下, 外币全面或部分地取代本币行使价值尺度、交易媒介及价值贮藏等职能。Mckinnon (1985) 将货币替代分为直接货币替代和间接货币替代, 前者是指两种货币在相同的商品领域作为支付手段竞争, 后者则是指非货币金融资产在投资者之间的转移。此外, 货币替代又可分为对称性货币替代和非对称性货币替代, 前者是指本国居民和外国居民相互同时持有本币和外币, 后者一般发生在欠发达国家, 它是指本国居民对外币有持有的需求, 而外国居民对本币无需求。货币替代的过程实质上是不同的国家之间主权货币竞争的过程。Calvo, Yegh (1992) 从交易媒介的角度出发, 重点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替代现象, 他认为货币替代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最后阶段。Guidotti&Rodriquez (1992) 提出了货币替代的棘轮效应 (ratchet effect) , 它是指在现实中, 当一国货币完成了对他国货币的替代, 反替代的可能性就变得极小。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优货币区 (Optimal Currency Areas, 以下简称OCA) 理论是关于区域货币一体化及汇率制度安排的理论, 最早由Munddl于1961年提出。具体而言, 最优货币区是指区域内国家在经济趋同的基础上逐步实现货币一体化, 继而拥有一个共同的货币, 或是在区域内保持各国刚性的固定汇率和货币的完全自由兑换, 而对区域外实行浮动汇率。继Mundell之后, Me Kinnon提出了经济开放标准, 即通过测算贸易品占非贸易品的比例来衡量一国经济开放程度, 在经济开放程度较高、贸易联系密切的国家实行单一货币较优。相反, 若采取浮动汇率制, 由国际收支赤字所造成的本币汇率下浮会导致较大幅度的物价上涨, 从而抵消了本币汇率下降对贸易收入的促进作用。接着, Kenen又提出了产品多样化标准, 认为产品多样化程度较低的国家, 抵抗外来经济冲击的能力较弱, 应当实行单一货币。此后众多学者先后提出了单一货币联盟的选择标准。Minz认为政治因素在货币区选择中至关重要;Fleming主张将通货膨胀水平作为划分的标准;Ingram认为应当充分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 提出了金融市场一体化标准。Lars在Tavlas、Baymoumin等人的研究基础上, 将最优货币区理论扩展为一系列标准, 从而避免了单一标准的缺陷, 并将这些标准细分为国家的具体标准和货币联盟的具体标准两类。其中, 国家的具体标准主要有工资与价格的高度灵活性、产品的高度分散性。货币联盟的具体标准有相似的产品结构、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经济活动的高相关性、经济政策偏好的相似性、文化与历史因素的类似性等。

三、对于引入他国货币国际化经验的总结

在引入世界主要货币国际化进程来指导人民币国际化方面, 国内学者的研究并不是很深入, 并且研究大多只是停留在理论分析和设想层面, 缺乏理论支撑和验证。陈炳才 (2001) 分析了人民币可兑换的不对称性问题, 他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应走美国式路径, 即通过提高人民币的声誉和加快人民币可兑换来实现。周林、温小郑 (2002) 对美元国际化、日元国际化, 以及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货币国际化历程进行了概括总结。李建军 (2003) 比较了美元、日元和欧元的国际化路径, 他认为美元国际化依赖于全球性汇率协作制度安排, 欧元国际化依赖于货币主权联邦制的区域性制度安排, 日元国际化则依赖的是经济发展和金融深化政策。李伏安 (2009) 分析了美元演变为世界货币的历史过程以及日元国际化进程受阻的原因, 提出了发行人民币主权债、发展人民币衍生产品, 健全资本市场等建议。

在借鉴他国货币的国际化经验时, 同为亚洲货币的日元, 其国际化的失败经验对人民币国际化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上川孝夫、今松英悦 (1997) 指出, 东亚地区发达的区域贸易带有加工组装贸易的明显特征, 零部件、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的贸易大多集中在区域内, 而最终产品市场仍然集中于以美国为主的外部区域, 这样的分工结构导致日元在亚洲贸易中难以发挥载体货币的职能。Mckinnon (2005) 认为, 亚洲虽然建立了以日本为中心的生产体系, 但由于东亚国家“高储蓄”问题的存在, 使得亚洲国家的自身需求不大, 而是过度依赖美国市场, 因此亚洲国家将货币钉住美元便成了必然的理性选择。多恩布什对汇率超调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 他指出日元剧烈波动, 汇率偏离长期均衡值, 存在贸易交易和资本交易风险, 是阻碍各类交易中日元使用范围的扩大的原因。李晓 (2006) 认为在“美元依附体制”下, 汇率变动在日本的传导效应要比美国大得多, 因为无法维持日元与美元币值稳定, 致使无法形成稳定的汇率预期, 并且国内金融市场缺乏开放和活力, 也阻碍了厂商正常的生产与贸易活动。

此外, 还有一些研究认为, 人民币国际化应追寻德国马克的道路:殷醒民 (1998) , 通过分析德国马克国际化过程说明了金融稳定在货币国际化中的重要性, 并给出了金融稳定的基本条件:低通货膨胀率、完善的金融市场和以技术复杂的制成品为主的贸易结构等。中国金融学会王信 (2009) , 通过研究西德马克可兑换和国际化历程, 提出了以下建议:人民币国际化要在货币政策自主、有效, 国内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基础上进行;允许人民币在未实现可兑换前发挥部分国际货币职能;抑制套得资金单向大规模流动等。

四、有关货币国际化影响因素的讨论与验证

货币国际化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MF) 结合世界主要国家货币国际化的历史经验, 提出了作为货币国际化的发行国一般应该具备如下条件:一是具有一定的经济发展规模和开放程度, 这是一国实现货币国际化的基础;二是具有充足的国际偿付能力;三是宏观经济相对稳定和具备有效调控的条件;四是具有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五是具有合理的汇率水平。一些国外学者试图从贸易结算时的货币偏好出发, 分析一国货币国际化的条件, Mc Kinnon (1979) 从产品竞争力角度对计价货币进行了研究认为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能够形成“技术垄断”, 从而该类商品往往以出口国的货币计价, 而初级商品的出口国则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 这类商品反而以进口国货币计价。这充分说明了出口贸易结构对货币国际化产生的影响。曾康霖、虞群娥 (2002) 认为, 一种货币国际化的条件包括该货币未来的价值可以预测、支持该货币的是一个强大和富有竞争力的经济实体、具有开放和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闵娟 (2005) 则更加强调了政府之间的制度合作, 即通过政治来推动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性。

货币国际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Grassman (1973) 通过观察丹麦和瑞典间的贸易, 发现在国际贸易中人们倾向于使用生产者所在国的货币计价。清华大学李稻葵、刘霖林 (2008) 利用各国央行国际储备、贸易结算、以及国际债券中不同货币的占比情况进行计量分析, 得出了影响一国货币国际化水平的内在因素。并进一步模拟了未来2020年主要国际货币在国际储备、贸易结算及国际债券中的比重, 特别是在假设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前提下, 得出人民币在国际储备和国际债券中的比例可能达到近20%的结论。

五、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时机是否成熟的讨论

我国学者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曾宪久等 (1988) 提出人民币的国际化我国实现金融国际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但并没有对人民币的国际化进行详实的分析。此后, 姜波克等一批学者开始从货币国际化的一般规律出发, 详细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当前的发展阶段、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国际化带来的经济效应等问题, 并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构想。近年来, 人民币国际化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在学术界引发了较大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 随着我国各方面实力的增强, 人民币已具备国际化的条件;而也有一些学者不赞同人民币在近期内国际化, 并给出了相关理由。下面具体来看。

支持人民币国际化时机成熟的观点主要有:A n d r e w Freris (2003) 分析日元和欧元没有美元强势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和欧洲是净债务方, 而中国作为大量持有美国国债的债权国, 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潜力很大。高圣智 (2007) 认为, 中国目前存在巨额的贸易顺差和充足的外汇储备, 可进行资本输出, 这将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朱民 (2008) 同样从国际债权债务关系的角度出发, 指出债权国货币才会成为国际货币和强货币, 中国已从债务国转变成为债权国, 而人民币从弱货币转变成为强货币将是一个最大的变化, 人民币有成为国际货币和强货币的可能。罗熹 (2009) 指出人民币国际化正面临历史机遇, 理由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世界货币体系变革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中国金融体系比较稳定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刘煜辉 (2009) 认为从中期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条件其实已经具备, 这主要是由于近5-l O年中国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 包括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 形成了庞大的逆差, 而逆差的形成是一国货币走向国际化决定性的条件。

持反否定意见的学者大多认为, 目前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还存在着很大的障碍, 他们的观点主要有:Barry Eichengreen (2005) 分析, 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并不容易被他国替代, 至少在未来四五十年内人民币成为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的条件还不成熟。巴曙松 (2007) 利用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国际经济政策工具等货币国际化指标, 来衡量了人民币国际化现状, 发现人民币目前所发挥的国际货币职能有限, 并多限于周边经济体, 所以虽然人民币已经开始了国际化的步伐, 但目前仍处于货币自由化的深入阶段和货币区域化的初始阶段。李稻葵 (2008) 指出金融体系尚不健全是阻碍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障碍, 这是中国在经济改革中采取温和的压抑政策所导致的。丁志杰 (2009) 表明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路径应从区域化到国际化, 目前中国还不具备全面开放的条件, 人民币的货币影响力主要集中于亚洲, 因此立足亚洲, 特别是东亚, 是现阶段现实的稳妥选择。刘曙光 (2009) 总结了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国际环境条件和国内经济、制度政策以及政治军事实力等要素条件, 并提出贸易结算外汇化、人民币不完全兑换和汇率缺乏弹性等制度安排形成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掣肘。张礼卿 (2009) 认为, 人民币国际化的时机还不成熟, 并给出三点原因, 即我国的经济实力还不足以支撑、我国尚不具备高度发达的特别是具有高流动性的国内金融市场、我国的资本账户还没有开放,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外国居民和机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自由和机会, 从而也就限制了人民币的国际化。

六、有关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的研究

不少学者给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和方案:巴曙松 (2003) 指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应当采取务实策略, 从边贸推动下的人民币区域化策略起步, 逐步推进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作为结算货币的便利程度, 提高人民币使用规模, 并相应做好监管方面的准备。人民币国际化研究课题组 (2006) 指出, 要把在华人较多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推行人民币国际化作为近期和中期的目标, 凭借香港、澳门与内地密切的贸易往来优势, 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 继续稳妥推进中资金融机构在境外的人民币业务。巴曙松 (2008) 给出了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经历的三个阶段, 分别是人民币自由化、人民币区域化和人民币全球化。李稻葵 (2008) 则认为, 人民币国际化可以采取双轨制, 第一个轨是立足于中国境内, 实行有步骤、渐进式的资本账户可兑换, 并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第二个轨是在以香港为主的境外, 扩大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市场规模及交易水平, 发展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市场, 充分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 尽快在境外建成与欧元证券、美元证券相抗衡的人民币金融市场。黄海洲 (2009) 提出, 人民币国际化作为新改革开放的推进器, 应该分三步走, 即第一步:支持人民币在双边贸易中作为计价单位, 促其成为结算货币;第二步:积极利用中央银行之间的互换协议, 促进人民币成为投资货币;第三步:创造条件使人民币及早成为SDR的一部分, 促其成为储备货币。

七、文献综述的启示

在大量阅读文献、分类整理后, 我发现在以往的人民币国际化研究中, 关于货币国际化的概念、人民币国际化成本收益的分析、路径和时机的选择等问题是讨论的比较多的。比较欠缺的方面在于:首先, 以往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 而缺乏对货币国际化问题, 特别是对于货币国际化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其次, 关于货币国际化经验方面挖掘的并不是很深, 大多都是简要的回顾一下别国货币国际化所经历的主要阶段, 缺乏对于当时该国经济、金融、包括政治情况的进一步探讨。再次, 前人对于世界主要国家货币国际化经验的借鉴, 大多只是停留在美元、日元马克上的经验研究, 有关韩元和新加波元的探讨却很少涉及, 然而我国作为亚洲大国, 亚洲货币的国际化经验对我们来说有着相当大的借鉴意义。因此作者认为今后有关货币国际化问题的研究, 可以更多的关注上述几个欠缺的方面, 对世界主要货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做出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Mundell.R.The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Vol.51 (Sep) :509

[2]McKinnon, R.The Rules of the Game:International Mon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3, Vol.31, No.1-44

[3]姜波克.关于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几个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 1994 (03) :62-72

[4]张礼卿.国际金融体系:历史、现状与趋势[J].求是, 2003. (22) :58-60

[5]李稻葵, 刘霖林.人民币国际化:计量研究及政策分析[J].金融研究, 2008年第1l期

中国品牌国际化发展历程初探 第4篇

品牌是给拥有者带来溢价、产生增值的一种无形的资产, 它的载体是用以和其它竞争者的产品或劳务相区分的产品和服务的总和, 其增值的源泉来自于消费者心智中形成的关于其载体的印象。

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认识到的品牌是指一个名称、专有名词、标记、标志、设计, 或是一个整体的印象, 它被用于区别一个销售商或者销售商群体的商品与服务。对于消费者来说, 品牌的真正载体是品牌化了的产品, 而这种承载了品牌的产品在这里已经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品牌不仅明确标识了产品的生产者和来源, 产品质量层次与消费水平, 而且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明确的选择范围, 从而缩减了消费者进行产品选择的机会成本。对于品牌企业来说, 品牌所包含的产品、服务以及品牌文化、品牌标识等无形资产, 是企业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由于品牌存在一定的品牌效应, 消费者对同类产品与服务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偏好, 使得品牌企业与普通企业间形成产品与服务的差异化竞争。不论是消费者心理偏好还是优质的营销渠道的占有上, 品牌比普通企业都具有更大的发展优势。

中国品牌即中国的自主品牌、国产品牌, 它是由本国企业原创, 产权归本国企业的品牌。品牌是企业的名片, 影响着消费者购买产品和服务的偏好, 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象征。世界经济一体化使品牌国际化发展成为对一国经济竞争力的重要评判标准。一国或一地区拥有强劲国际竞争力的品牌, 意味它将成为全球资源配置中的最大收益者, 不具备品牌实力的国家则处于被动地位。由此, 当今世界经济的竞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围绕品牌发展的竞争, 中国品牌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 就中国品牌在国际市场上开始出现到初步得到认可, 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回顾我国品牌的发展历程, 大致可以划分为启蒙、发展和提升三个阶段。

二、中国品牌国际化发展历程

建国初期, 品牌在我国的发展非常缓慢。1950年《商标注册暂行条例》和1963年《商标管理条例》的发布和实施, 开启了新中国品牌发展的序幕。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 我国品牌发展才开始步入新的阶段。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通过以及1993年对该商标法进行修改和实施, 使得商标制度在中国逐步建立并走向正规, 中国品牌的注册和管理业日臻完善。

第一阶段, 品牌经济启蒙阶段 (1978-1991年) 。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政府就开始恢复商标统一注册工作。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正式实施。这些措施促使中国企业开始了以注册商标为标志的品牌建设行为。在此阶段, 中国企业对于品牌的认识还普遍停留在商标层面, 认为品牌只是一种识别商品的标记, 对品牌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另外, 企业的竞争环境比较宽松, 企业规模小, 实力不强, 消费者对品牌的理解也处于一知半解。因此, 这一阶段中国品牌建设基本上处于启蒙状态。

第二阶段, 品牌经济发展阶段 (1992-2002年)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之后, 中国品牌建设进入了实质性发展阶段。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指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 创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名牌, 否则就要受人欺负。”199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质量振兴纲要 (1996-2010年) 》, 明确提出“实施名牌战略, 振兴民族工业”。1997年国家经贸委和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企业创名牌产品的若干意见》。2001年6月15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中国名牌产品评价管理办法 (试行) 》。2001年12月29日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发布《中国名牌产品管理办法》。2002年2月26日,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为了推进名牌战略的实施, 进一步规范中国名牌产品标志使用的管理, 根据《中国名牌产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制定了《中国名牌产品标志管理办法》。与此同时, 各地掀起了一股创名牌的高潮。

第三阶段, 品牌经济提升阶段 (2003年至今)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以后, 各类企业更加重视品牌建设。2005年12月, 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进一步提出要发展自主品牌。发展品牌经济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工作, 品牌经济提升加速, 全国掀起了创建自主知识品牌建设的浪潮。商务部及时推出了“品牌万里行”工程, 倾力打造“品牌建设十大体系”, 即品牌评价体系、品牌促进体系、品牌宣传推广体系和品牌保护体系。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 中国企业对品牌战略发展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开始从关注产品质量逐渐上升到注重品牌服务与理念的重塑, 以获得更多消费群体。并积极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培养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 形成更大的无形资产, 进而实现品牌企业的长远发展。在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中国品牌有很多, 如电器行业的海尔、IT行业的联想、乳制品行业的蒙牛、网络行业的阿里巴巴、体育用品行业的李宁、汽车行业的奇瑞等。在这些中国品牌中, 有一些品牌已经迈出了品牌国际化的步子, 开始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品牌。但是中国品牌与成熟的世界品牌相比, 中国品牌的发展与品牌国际化仍旧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美]凯文·莱恩·凯勒著.李奈何等译.战略品牌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4.

[2]徐明阳, 杨芳平.品牌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招商银行的国际化历程 第5篇

在信贷实践中, 尤诺斯教授打破了传统商业银行要求抵押的方法, 创造了一种被称为“格莱明模式”的信贷模式。因为他认为, 传统的信贷模式将会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2 格莱明银行的定位

尽管“格莱明银行”是因“反贫困”而生, 然而它却摒弃了政府“补贴信贷”的做法, 基本上是一个市场性的金融组织, 并具有如下几个显著特征。首先, 采用“小组信贷”的方法, 只向一组大体相近的农村穷人提供小额贷款。其次, “格莱明”总会以一种适合穷人的方式提供信贷产品。例如, 借款人无需到银行去申请贷款, 工作人员就会准备好书面文件来到他们的门前, 这种以顾客需求为中心的信贷对农民有较大的吸引力。最后, “格莱明”以较为“适中”的利率向穷人提供贷款, 通常年利率为20%, 比商业银行的稍高, 但较之“高利贷”穷人则能承受。此外, 银行还向贷款者提供投资咨询、财务管理、技能培训等服务, 因此, 许多村民觉得“格莱明”的利率是可以接受的。

与传统的抵押贷款不同, “小额信贷”的决策是基于小组成员的“可信度”, 或借款人的表现而决定的。在这种模式下, 五个成员自由结合形成“小组”。在形成小组之前, 会员都需要经历一周的培训来学习银行的信贷规则和管理制度。小组形成之后, 每个小组都要选出一名组长和秘书来管理小组内部事务, 并监督成员如期参加分支机构召开的“中心会议”。在发放信贷时, 通常是小组内两名最需要资金的会员首先得到贷款, 当他们按期归还后另外两名会员才能获得贷款, 而组长是最后得到贷款的人。由于这种贷款的金额常常在100美元以下, 因此也被称为“小额信贷”。

“格莱明银行”这种与借款人直接保持持久的联系, 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逐步贷款规则有许多好处, 并成为“信贷偿还”的有力保证。其一, 这一程序能提高银行职员的决策能力, 帮助他们判断谁是需要贷款的人、谁又是值得信赖的人, 因为通过与会员保持紧密的联系, 随着程序的运行, 银行职员能及时地发现和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 从而避免较大的风险。其二, 由于信贷行为是在“中心会议”上公开进行的, 这种操作上的透明度有力地避免了贪污、挪用以及其他增加信贷成本和风险行为的发生, 而这恰恰是传统农业信贷中致命而又难以克服的问题。其三, 为了能够获得未来贷款, 所有会员都想保持一个较好的信贷纪录, 因此小组成员总会相互监督并支持彼此所进行的经济活动, 而那些怀疑自己不能还款的人通常也不愿加入小组。除此之外, “格莱明”还会根据会员早期的信贷纪录提供金额更大、期限更长的住房贷款、技术更新贷款等等。显然, 这项政策也能有力地激励借款人及时归还早期的贷款。储蓄是“格莱明银行”保证还款和减少信贷风险的另一有力的工具。例如, 银行要求每位会员每周要在“小组储蓄基金”中存入一塔卡, 这种强制性的储蓄基金将被用于弥补小组成员的违约。

近年来, “格莱明银行”又开发了一些新的制度和机制。例如, 为了防止因裙带关系而引发的腐败和信贷风险, 银行规定职员不得在本土工作, 银行助理在一年中要轮换到10个不同的村庄服务。此外, “格莱明银行”还开发了一套信息管理系统, 用于分析财务数据以及一些重要的指标, 例如退出者的比例、信贷偿还率等, 一旦发现数据或比例异常, 银行就会及时采取措施。

3 第二代格莱明银行

3.1 诞生的背景

自“格莱明银行”于1976年开始实施“小额信贷”以来, 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过去的30多年中, “格莱明”遇到过许多实施上和制度上的问题, 为了解决发展中遇到的许多危机和问题, “格莱明银行”既抛弃和调整了某些不必要和无效率的方法, 又开发了一些新方法和新技术。

在“格莱明”发展的历程中, 孟加拉遭遇了一些重大的自然灾害, 最严重的一次便是1998年的大洪水, “格莱明”成员和许多其他孟加拉人民的大部分财产都被这场洪水吞噬。洪水过后, “格莱明”启动了“重建家园计划”, 发行新贷款帮助会员重新开展经济活动和修建房屋。但是, 会员们很快觉得分期还款的金额超出了承受能力, 感到了贷款累计的压力。于是, 他们逐渐逃避每周的“中心会议”, 偿还率开始迅速下降。“格莱明”试图改善这种状况, 但收效甚微。尤其是这种洪水后的危机又与1995年的偿还危机交织在一起, 形势非常危急, 许多女会员的丈夫在当地政客的刺激和支持下组织了这次“逃债”计划, 要求“格莱明”改变规则以便他们在退出时能拿到“小组基金”中个人缴纳的“小组税”。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月, 尽管“格莱明”最后通过增加规则的开放性解决了这一问题, 但是偿还率还在下降, 有些会员甚至在问题解决后仍在逃避还款。

在这次危机中, 外部因素使“格莱明”体系内部的一些弊端开始彰显。“格莱明”体系是由一套经过周密设计的标准和规则组成的, 任何人都不允许违背。一旦借款人因某些原因偏离了“格莱明”的规则和信贷轨道, 就很难重回到这个体系中, 因为他们很难达到规则的要求。一位会员停止还款, 就会刺激其他人模仿, 随后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会员开始偏离轨道, 最后乘数效应就会发生。偿还危机为“格莱明银行”的新发展提供了契机, 管理层于是着手设计新规则和新技术, 并启动了“第二代格莱明银行”计划。

3.2 基本原理

新一代“格莱明银行”或“广义格莱明系统” (GGS) , 是紧密围绕着一个被称为“基本贷款”的信贷产品而建立起来的。除此之外, 其他两种重要的信贷产品“住房贷款”和“高等教育贷款”与“基本贷款”平行运行。所有会员的贷款都是从“基本贷款”开始的, 一轮轮地运转下去。然而, 人生并非风平浪静, 穷人尤其如此, 某位会员很有可能在借款之后因遇到“麻烦”而无法按基本贷款的偿还条件还款。在“广义系统”中, 格莱明银行为无力还款的会员提供了退出机制, 不让会员被逼违约或有负罪感。这项退出机制便是“灵活贷款”, 也叫“重议贷款”, 当会员无法偿还“基本贷款”时, 银行、小组和借款人便会通过协商来重新安排偿还计划, 于是贷款人便进入“灵活贷款”计划。

“灵活贷款”实际上就是经过重议的“基本贷款”, 但是拥有另外一套规则。尤诺斯把“基本贷款”比作“小额信贷高速公路”, 只要会员遵守规则, 就能沿高速公路快速运行下去。因为“基本贷款”规则事先既定, 遵守规则的会员就能预知下一轮更大贷款的额度, 并相应地安排自己的商业计划。一旦会员无力履行“基本贷款”的偿还计划, 只能经过“重议”走下“高速公路”, 进入“灵活贷款”这条“岔道”。通常, 经过重议的贷款期限较长、额度较小, 以便发生“困难”的成员能够承受;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 一旦会员完成了“重议贷款”, 可再行进入“信贷高速公路”。

3.3 面向顾客的信贷服务

“古典系统”是一种针对所有会员只提供一种产品的信贷技术, “广义系统”改变了这种方法, 创造了为顾客提供个性化服务的信贷技术。在广义系统中, 会员可以获得三个月、六个月或者任何他期望期限的贷款。在这种信贷技术中, 银行职员具有较大的创造力, 他可以根据会员的需要来安排信贷期限以及偿还计划等等。“银行职员越是一位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 他就越能演奏出更美妙的音乐”, “格莱明银行”也将为具有创造力的职员提供空间。

当新会员第一次使用“广义系统”时, “格莱明银行”象古典系统一样把他的信贷限定在一年, 随着信贷经验的增长, 他将在银行职员的帮助下能够自由地选择。除了贷款期限可以自由选择之外, 每周的偿还额度也可自行确定, 会员可在商业高峰期偿还多一些, 也可在低谷时少还一些, 甚至每个分期偿还额度都可以不同。在贷款发放之前, 经过协商之后, 借款人和银行职员需要签订偿还计划, 计划一旦确定, 借款人必须按计划还款;如果借款人不能按议定的计划还款, 就只能按要求进行“重议”, 进入“灵活贷款”。

即使是经过重议进入“灵活贷款”, 借款人也有一定的选择空间。

4 格莱明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第二代格莱明银行中, 普通贷款、季节贷款、家庭贷款以及其他几十种贷款都被取消了;小组基金被取消了;基于分支机构和地区的贷款上限被取消了;每周的固定分期还款也被取消了;随时可以获得一年期的贷款政策被取消了以及在“古典格莱明体系”中, 其他的一些大家熟悉的特征都消失了。

(1) “小组基金”的消失。

在“广义系统”中, 一项显著的变化便是“小组基金”的消失。从创立以来, “格莱明银行”一直保持着“小组基金”制度, 并作为预防会员违约的重要手段, 但是现在“格莱明”取消了这一重要的制度。因此, 在“广义系统”中, 不再存在类似“小组基金”这种具有“连带责任”的共同账户, 但是每个会员必须拥有三种强制性的储蓄:个人储蓄、特别储蓄和养老储蓄 (借款超过8000塔卡的会员) 。

“广义系统”沿用了“古典系统”中5%的“强制储蓄”制度, 在发放贷款时自动扣除。但是, 它们不再是“小组税”或“小组基金”, 而被称为“强制储蓄”, 其中的一半将被存入“个人储蓄账户”, 会员可以自由使用, 另一半将被存入“特别储蓄账户”, 会员在特定的条件下才可以使用。

(2) 小组责任的变化。

“古典系统”一个显著的特征便是隐含的“小组担保”或“连带责任”, 即如果小组中的一位会员违约, 其余的会员都要为贷款的偿还承担责任, “小组税”等“共同账户”便是这一精神的体现。大量的学者也从“社会资本”、“同伴压力”、“社会担保”、“声誉机制”等各个方面对这一制度进行了较为翔实的研究, 认为这种制度不仅是“格莱明银行”成功的关键, 也是“格莱明模式”的显著特征。然而奇怪的是, “格莱明银行”对此并不十分认同。早在1982年, 尤诺斯教授在《孟加拉格莱明银行的计划》中介绍“格莱明银行”的概念时, 并没有把与“共同责任”有关的机制作为重要的特色。 (Yonus 1982) 按照尤诺斯教授自己的说法, 他从来没有打算让“小组”或“中心”的会员为其他违约成员作“担保”或承担“共同责任”。在他看来, “小组”和“中心”的作用是使会员通过相互帮助以克服和解决那些可能的偿还困难;他认为, 一旦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想象从“小组信贷”来分析“格莱明银行”, 那么“连带责任”就出现了。然而, 一些实地考察则表明“格莱明”确实在使用某些形式的“共同责任”。

“广义系统”设计了一些新规则, 试图改变这一局面, 并强调“无压力的小额信贷”。当会员无法偿还“基本贷款”的分期付款时, 通过退出机制, 问题会员可以通过“重议”暂时退出“信贷高速公路”, 进入“岔道”进行调整。这样, 银行就不必通过小组动员向问题会员施压, 也就避免了小组内部的矛盾, 以及银行和会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 在“第二代格莱明银行”中, 任何会员都不用为他人承担责任, 就连乞丐这类特殊的穷人, 也不需要用类似于“连带责任”的机制来监督他们的行为, 相反, “格莱明”则为他们量身订制了一套特别的信贷方案。

正因为如此, 在自己的网站上, “格莱明银行”明确地宣称:不需要抵押, 也不需要法律工具;不需要小组担保或“连带责任”。“格莱明银行”不需要为小额信贷作任何的抵押;也不需要借款人签署任何法律文件, 因为银行不希望在借款人不能偿还贷款时把他们带到法庭上。尽管每位会员必须要加入一个5人的小组, 但是并不要求小组为它的成员作任何的担保。会员仅仅为自己个人承担还款责任, 而“小组”和“中心”是用来监督会员的行为是否合理, 以防出现偿还问题。因此, “格莱明”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连带责任”, 也就是说, 小组成员不用为其他违约者承担责任。

5 格莱明银行的发展及启示

在所有研究“格莱明银行”成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 几乎所有的分析都是从“小组信贷”开始的。在这种并非“格莱明”首创模式的模式中, “社会资本”的出现激发了大量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社会学家认为, 正象许多传统的“储蓄基金会”一样, 通过利用和培育内嵌于当地社会经济体系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信任和规则, “微型金融组织” (MFIs) 使穷人通过“集体行动”走出困境成为可能。经济学家则更多地关注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 如何利用非市场手段来进行信贷资源的配置。正如许多理论学家所期望的那样, “格莱明银行”和许多其它“微型金融组织”在成功解决小农和穷人信贷约束的同时, 也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因此, “小组信贷”、“连带责任”、“同伴压力”、“社会处罚”等制度和机制既被认为是“微型金融”成功的关键因素, 也是被认为是与“格莱明模式”有关的东西。然而, 这些制度显然不是“格莱明”的发明和创造, 因为在民间传统的“基金协会”中都闪耀着这些被众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盛赞的思想。就连尤诺斯自己都这样说, “我们从来没有打算让‘小组’或‘Kendra’来为成员的贷款作担保” (Yunus 2002) , 事实上他已经放弃了“传统的格莱明银行”, 开始建立一个“无抵押、无法律工具、无小组保证或连带责任”的“第二代格莱明银行” (Grameen Bank 2) 。

倘若“小组信贷”、“连带责任”、“社会处罚”等制度不是“格莱明模式”, 那么什么是“格莱明模式”?或者, “格莱明”有没有模式?如果“格莱明”没有模式, 那么世界各地的复制者在学习“格莱明银行”时又学到了什么?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 当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第一次从“格莱明”复制“微型金融”时便失败了, 最后通过所谓的“复原战略”时才开始好转。放弃了“社会资本”中的一些分配信贷资源的非市场机制, “格莱明”依靠什么来预防违约从而保证“金融上”和“制度上”的可持续性?“格莱明”为什么要放弃这些传统的制度和机制?

在浩瀚的对“微型金融”的研究中, 无论是来自于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 过多的目光都投向了“信息”、“监督”、“处罚”以及“社会资本”等用以维持和保证“交易”、“合作”得以运行的制度和机制上。而很少有人关注农村金融的微观运行基础、穷人和小农的行为, 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制度演化问题。在研究“社区治理”时, 著名的社会学家奥斯特罗姆认为, 当代的集体行动理论都没有关注制度资本的积累过程。这暗含着一个启示, 利用“社会资本”的非市场手段来解决“合作”和“交易”并不是目的, 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这一过程来实现从“非正规制度”到“正规制度”的演化和发展。

事实上, 演化和发展的视角几乎能为我们提供解决以上所有问题的钥匙。例如, “微型金融”为什么在不同的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模式;“格莱明银行”为什么要放弃传统方法;在放弃传统非市场机制以后如何预防小农和穷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在什么情况下, 用什么样的机制才能促进金融制度的演化等等。这一认识与国际主流思想也是不谋而合的, 自“蒙特雷共识”的达成到建立“内生性金融体系”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 UN 2006) , 主流经济学家已经肯定了非正规、半正规以及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中的作用, 并且意识到这一金融制度序列演化和发展的趋势。

然而在中国, 对“微型金融”的认识尚处于起步阶段, 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把握甚至是肤浅的, 一些主要的顾虑是:“微型金融”在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中将扮演什么角色, 是反贫困的政策工具还是另一种制度安排?政府的作用是什么, 如何对扮演不同角色的进行监管?如何通过“微型金融”的制度设计或者金融教育制度, 来促使小农和穷人行为的转变, 进而在促进穷人发展的同时达到制度演进的目的。显然, 准确理解和把握这些重要问题将对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和深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为我们如何借鉴和利用这一模式提供指南。

摘要：通过把穷人组织起来形成小组, “格莱明银行”创造了利于穷人获贷的金融和社会条件。全面地分析了“格莱明银行”的整个发展和演化历程, 并分析了其对中国利用“微型金融”的意义。

关键词：格莱明银行,小额信贷,格莱明模式,社会资本

参考文献

[1]Unite Nation.Building inclusive financial sectors for develop-ment-executive summary, 2006.

[2]Van Bastelaer, T.1999.Imperfect information, social capital and the poor's access to credit.Working Paper No.234, Center for Institutional Reformandthe Informal Sector (IRIS) , Univer-sity of Maryland.

[3]Woolcock M.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and policy framework.Theory and Society27 (2) , 151-208, 1998.

招商银行的国际化历程 第6篇

英国的中央银行为英格兰银行, 成立于1694年, 是世界上最早在真正意义上全面执行中央银行职能的银行, 它通过货币政策委员会对英国国家的货币政策负责。其职能机构分为政策和市场、金融结构和监督、业务和服务。

英格兰银行的组织机构体系完整。其领导机构为理事会, 理事会选举若干常任理事主持业务。理事会下设五个特别委员会:常任委员会、稽核委员会、人事和国库委员会以及银行券印刷委员会。

其银行部门, 只对股东负责, 不对任何人负有法律责任, 可与英国其他商业银行竞争业务。

其发行部门的运行, 使得英格兰银行成为政府的财政代理人, 管理全国的债务, 而且拥有在英国发行纸币的独占权, 有明确的公共责任。

二、英格兰银行的发展历程及原因分析

1694年英格兰银行法案获得议会和国王的批准, 性质为私人股份制的英格兰银行正式成立。它的建立开始打破之前高利贷者在英国信用领域的垄断地位。英格兰银行逐步发展, 它向政府提供巨额贷款, 获得了政府极大的支持。18世纪中, 英格兰银行虽仍未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 却已发挥了在金融危机时减少黄金储备以提高贴现率来掌控形势等等的中央银行职能。在19世纪初期逐渐担负起中央银行的职责, 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中央银行。

英格兰银行在重重阻碍中依旧稳定发展, 是受英国社会经济生产力、政府筹款需要以及英国银行业发展的客观形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随着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开展, 英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 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新兴资产阶级产生, 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为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 英格兰银行应运而生;而动荡的社会环境消耗了大量财政资金, 政府财政开始入不敷出。英格兰银行贷款给政府, 获得了大量的优惠条件以及某些方面的特权及特许状。政府的支持促成了其发展壮大;其他方面, 英国银行业发展的客观形势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英格兰银行的发展。

三、英国中央银行独立性分析

本文衡量与判断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标准有二:一为政策独立性标准, 即通过政府对货币政策决策的干预程度及中央银行行长行使的权力来判断独立性;二为经济独立性标准, 即依中央银行对财政赤字提供财务支持的额度和范围来判断。通过这两个标准来进行分析, 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分为:非常高、比较高、比较低、非常低四个等级, 以此来研究中央银行独立性的高低以及其独立性与经济总体发展有关联的一些主要因素之间的联系。

英格兰银行享有在英格兰、威尔士发钞的特权, 虽然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是由一般商业银行发钞, 但它们都将以英格兰发行的钞票作为准备。同时, 作为银行的最后贷款人, 英格兰银行是保管着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 并作为票据的结算银行, 对英国的商业银行及其他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督与管理。另一方面, 作为政府的银行, 英格兰银行代理国库, 有着稳定英镑币值及代表政府参加一切国际性财政的职能。由以上分析可得, 英格兰银行具有典型的中央银行的“发行的银行, 银行的银行, 政府的银行”的特点。

然而, 英格兰银行一开始就与政府维系着一种特殊而密切的关系, 即一直向政府提供贷款, 负责筹集并管理政府国债, 还逐渐掌握了绝大多数政府部门的银行账户。正是凭借这一关系, 英格兰银行的实力和声誉迅速超越了其他银行。纵观各国中央银行, 在它们的诞生之初, 无一不与政府发生某种特殊关系。英格兰银行也不例外, 从其1694年成立一直到现在的300余年的时间中, 其与政府的关系逐渐演变。英格兰银行从成立之初就与政府关系密切, 它一方面向政府缴款, 补英国连年殖民战争的资金需要。另一方面, 它又以此为代价得到政府特别授予的许多特权, 使其自身力量不断壮大。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6年, 英国政府将英格兰银行收归国有, 一度完全听命于政府 (当年的国有化法案中规定:为了公共利益, 财政部认为必要时, 可在与英格兰银行总裁磋商后, 向英格兰银行发布命令) 。当时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 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争取政府支持以独享货币发行权、经办政府财政收支建立资金往来关系、办理政府借款和公债筹集业务、为政府解决货币经济危机、银行总裁由政府任命。且在政策上亦是完全听命于政府。由此可见, 英格兰银行不仅政策独立性低, 且对英国财政赤字提供财务支持的额度大、范围广, 经济独立性亦低。英格兰银行在建立初期, 独立性是相对较低的。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英格兰银行不断进行改革。1997年5月, 英国工党上台开始就做出了惊人的举措, 同意英格兰银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而随着不断的发展, 英国财政大臣布朗新上任便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英格兰银行有权决定利率, 其基本利率由九人组成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决定, 等等。逐步发展为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 其独立性有了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一系列的措施行为都体现这英国政府对英国货币政策决策的干预程度逐步降低, 其中央银行行长行使的权力逐步加大、范围更广, 政策独立性逐步提高;经济上, 英格兰银行通过不断的改革, 改变了向政府缴款为政府垫款的情况, 只提供少量隔夜的资金融通, 通过每周对国库券招标、卖出国库券筹集资金来解决政府的融资需要, 经济独立性也得到了提升。由此, 随着其经济、生产力的逐步发展, 英格兰银行的独立性日益提高。

参考文献

[1]英格兰银行[EB/OL].http://baike.baidu.com/link?url=B-Kc1y h Js3i Bx Ab AQEB6tf A52tlzm Mr WKKz Uv9P9Mvs Pih SVcnv8PVV16d31ft A-TVO3Dz_-Nld9Ni0Fdqwvu BFUSM8g Pj YHGk KMuhvmd6F34y Xwk5le Qna Amcn1Ou Dm TYdrt Rb R-yv38Qp Ju0n1N_5Wf Mvsa UXm Fekghx IHrc Wuv Cgo08Ny XX2f RGfe2wrwp Mot5Arzj Wxsv Uuo Kfi MMa, 2014-04-02

[2]安月雷.从私人银行到中央银行[D].华东师范大学, 2009.

招商银行的国际化历程 第7篇

一、国际教育成绩评估的发展历程

国际教育成绩评估的历史并不长。如果以国际教育成绩评估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IEA)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这两大机构为参照点的话,可以把国际教育研究所(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IBE)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等机构在1967年之前开展的工作视为早期阶段,1967年IEA的成立到2000年OECD介入国际教育成绩评估为第二阶段,2000年至今为当前阶段。

1933年,IBE首次出版了反映各国教育信息的《教育年鉴》(Education Yearbook),率先进入了国际教育资料收集与比较这一领域。在IBE于1969年并入UNISCO之前,除了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停刊外,《教育年鉴》的出版从未间断。1946年,UNESCO宣告成立,该机构在1955年～1971年间出版了5卷本的《世界教育调查》和19卷本的《统计报告与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初推出了《统计年鉴》和《世界教育报告》,为开展国际教育成绩比较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尤为值得一提的是,UNESCO在20世纪70年代推出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ISCBD),为开展国际教育成绩评估确立了统一的标准(该标准于1997年被更新)。此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出版的《世界儿童现状》,世界银行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也为开展国际教育成绩评估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1959年,在胡森(Torsten Husen)、安德森(C.Arnold Anderson)和布卢姆(Ben Bloom)等人的积极推动下,以开展教育政策和实践比较为使命的IEA在德国汉堡宣告成立。1964年,IEA组织了有12个国家参加的第一次国际数学教育研究。在那之后,IEA相继开展了30多项国际教育成绩测验,涉及数学、文学、公民教育等多个领域。时至今日,IEA组织的多项跨国研究被学界誉为“国际合作研究最好的典范”、“最具探索性的比较教育研究”。[1]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人力资本越来越被看作是本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出于对UNESCO统计能力的不满(UNESCO总是避免直接的国际排名),以及对更广泛、更具有连续性的国际评估项目的追求(不是像IEA那样断断续续的研究),OECD开始介入国际性的大规模评估和指标体系构建活动。该机构在2000年启动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迄今已开展了三次,累计参与研究的成员国和伙伴国已有60多个(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90%),成为当前最受瞩目的国际成绩评估项目之一。

二、当前影响较大的几个国际教育成绩评估项目

出于认识并改进各国教育质量、构建全球可接受的教育质量标准和提升学校教育绩效的需要,以IEA和OECD为代表国际教育组织,一直积极地开展各种国际教育成绩评估项目,涉及数学、科学、阅读、公民教育、信息技术等领域(见表1)。在这里,我们以IEA组织的国际数学和科学测评趋势(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 ence Study,TIMSS)、国际公民素养及公民教育调查(International Civic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tudy,ICCS)和OECD主持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为个案,就这些评估项目的实施背景、基本框架和评估内容做一介绍(见表1)。

(一)国际数学和科学测评趋势(TIMSS)

TIMSS是IEA在20世纪90年代发起和组织的一系列国际教育成绩测评项目的总称。在20世纪60～80年代,IEA先后组织了有十多个国家参加的第一次国际数学和科学测评及第二次国际数学和科学测评。1994年,在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财政支持下,IEA发起并组织了第三次国际数学和科学测评,这次活动被简称为TIMSS。1999年,这项活动继续进行,并被称为第三次国际数学和科学测评再研究(TIMSS-R或TIMSS-REPEAT)。2003年,为了更好地延续这项有意义的研究活动,TIMSS成为国际数学和科学测评趋势(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的缩写,从而使1995年、1999年、2003年和2007年的四次测评有了统一的名称。

2003年,共有46个国家或地区不同程度地参加了TIMSS测评。其中25个国家或地区参加了4年级的测评,45个国家或地区参加了8年级的测评。除了笔试,学生、教师和校长还填写了有关学校和教学环境的调查问卷。此外,TIMSS2007也已于2005年启动。本次测评包括四年级和八年级的数学、科学测评及背景问卷(具体内容见表2)。[2]

(二)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

PISA是OECD在2000年推出的一项国际成绩测评项目。与以往的国际教育成绩评价多集中于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不同,该项目的评估对象为义务教育末期(15岁)的学生,重点考察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完成他们在今后所需完成任务的能力。第一次PISA评估于2000年举行,测评内容包括学生的阅读能力、数学能力和科学能力(2003年增加了解决问题能力),重点放在阅读能力上,同时对学习态度以及学生如何管理他们自己的学习也进行了测评。2003年的重点是数学,2006年转向科学,2009年的重点将重新回到阅读。其中,2006年组织的PISA共有57个国家和地区的40万名学生参加,OECD在2007年年底公布了测评结果,韩国、中国台北和芬兰分列阅读、数学和科学成绩第一。[3]

PISA对阅读、数学和科学能力的测评有三个标准:熟悉知识的内容或结构;阐释所掌握的信息;应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PISA对各学科素养的界定见表3。

(三)国际公民素养及公民教育调查(ICCS)

IEA总共开展了三次公民教育研究,前两次分别在20世纪60～70年代和90年代末。IEA意识到,民主社会中的公民只知道怎样读和写、进行数学运算、以及理解物理事实是不够的,他们应该有能力理解社会现实,必须对人际交往、社会和使社会运转的政治制度持有自己的观点。尽管初期各国政府对国际公民教育评估的兴趣低于对数学、科学和阅读等学科的关注,但随着“9·11”事件的发生,以及随后世界范围内反恐的兴起,各国对即将开始的ICCS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总共有39个国家或地区参与了这一项目。

2006年10月,ICCS首先开始了各国教育背景调查,主要收集每个参与国家的公民教育和相应的背景信息,调查的人群主要集中在8年级或相当年级的学生。从2007年7月开始,研究进入实地测验阶段,主要包括对公民教育中的概念理解和能力测评,收集和分析学生有关公民教育的意识倾向和态度的数据,通过对教师和学校的问卷调查收集教学和课堂管理实践、学校管理和氛围等信息。根据IEA的日程安排,相关研究结果将在2010年6月发布。

三、国际教育成绩评估的相关争论

事实上,从IEA首次开展国际教育成绩评估至今,有关国际教育成绩评估的质疑之声就从未间断,相关争论主要集中在国际成绩评估的目标定位、评估过程的组织实施、评估对推动教育发展的功效及评估本身的影响等方面。

(一)国际教育成绩评估是定位于学术研究目的还是政策变革目的

国际教育成绩评估创始人对开展国际教育评估的目的是相当明确的。正如多年担任IEA协会主席的胡森所言:“跨国比较不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象征,其主要的兴趣不应该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也不应该被当作是在某一年龄段或学校层次学生成绩的公示……。”胡森指出,跨国成绩评估与政策改革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强调要“明确声明,这项研究的设计并不是为了佐证投入产出的因果关系”。[4]从直接的政策价值看,这种研究只具有批判性价值,其目的在于通过比较不同国家教育状况以揭示一些共同的趋势,而这些趋势在单一的教育体制内是难以把握的。

事实上,各国关注国际教育成绩评估更多的却是基于教育政策变革的考虑,在国际测评上取得较好成绩已成为一些政治家竞选时的口号,不能实现其目标导致官员下台的例子也不时见诸报端。强调评估的政策变革导向的人士指出,国际教育成绩评估从一开始就是与国家现实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的。他们举例说,早期参与IEA研究的许多国家就是受1957年“史泼尼克危机”的刺激,当前苏联在世界上第一个把人造卫星成功地发射到太空后,西方国家开始对各国教育水平史无前例地关注起来。另一个经常被提及的例子就是1985美国《国家在危险中》这一报告的出台,许多人认为,该报告出台的直接原因就是美国学生在第二次IEA国际数学测评中表现欠佳。在20世纪60～90年代之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际成绩测评一直被许多国家政策制定者看作是提升本国教育竞争力的动力源泉。[5]

(二)国际教育成绩评估能否准确地反映各国教育水平

国际教育成绩评估一开始就遇到了许多技术上的挑战,涉及评价标准的拟定、试卷设计、学生抽样以及大量的数据处理等问题。首先,由于不同国家对某一学科所应掌握的内容和程度的界定并不一致,某一年龄或年级学生所学到的内容可能差别很大;其次,在学制长短不一和学校类型有别的情况下,抽取哪些学生作为被试才能达致公平和准确的比较结果也有争议;再次,如此大规模的比较研究需要的人力物力能否得到满足,数据处理的质量能否保证并未确认;最后,单纯依靠量化研究所得出的研究结果是否可信,如何看待不同国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因素也尚无一致意见。

支持者认为,这些技术问题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得到解决。借助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样本对象和测试主题的选择可以依标准执行。比如说,PISA就明确以义务教育末期(15岁)的学生为研究对象,从而使测评各国学生适应未来生活能力有了可通约的标准。为弱化社会背景和文化因素对评估的影响,像TIMSS和ICCS等项目还包括了对学校的组织和管理行为的调查及评价,对学生和老师的个性与教学实践的影像资料的分析等等。就数据收集与处理而言,国际资金投入的增加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三)国际教育成绩评估能否有效地推动教育发展

一些学者对国际成绩评估推动教育发展的实际成效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大规模的评估可能导致老师为测评而教学,而将其他科目的教学放置一边。毕竟,主导大多数国际评估的是数学和科学等学科,但它们只是学校教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各国政府所关注的只是国际评估的最后排名,然后再根据排名结果整体地评价教育体制,从而有可能对政府的教育政策产生误导。正如本·利文(Ben Levin)所言,我们不能确定国际评估将怎样帮助我们互相学习,相反,它可能会引发各国盲目的教育改革。[6]

国际教育成绩评估的拥护者对国际测评的功效信心十足。他们认为,对普通教师而言,国际评估可以让他们了解国外同行的工作,反思以前习以为常的教学行为。对教育行政部门而言,评估可以使政府的教育开支更有效率,目标更为明确,帮助父母和公众寻找更好的服务,增进消费者和公众的知情权,推动教育机构和系统间的竞争。对全球教育事业而言,国际评估更是监控全球教育质量,推动全球公民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有效手段。1990年,在泰国宗迪恩通过的《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就提出,“为教育计划确定可接受的知识获得标准并改进和应用评估学习成绩的体系,是十分必要的”。[7]包括IEA和OECD在内的许多国际评估组织正努力拓展其研究对象,试图建立全球性的教育质量标准,将标准化的测评项目引入发展中国家以提升这些国家的教育质量。

(四)国际教育成绩评估是否会危及多样化的教育发展模式

最后一个问题与国际教育成绩评估本身直接相关,即评估会不会催生一种“趋同化”的教育体制与发展模式,从而危及多样化的教育形态。国际关系和教育政策领域的学者对国际评估项目在政治上的影响极为关注。他们认为,国际教育成绩评估是受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所驱使的,评估从根本上说是一项政治活动。国际评估的盛行将会危及原本多样化的教育体制、学校类型、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公布评估的排名次序将树立一个有待检验的学习榜样,向先进国家学习的最终结果可能就是多样化教育发展模式的消失。这些争论提醒我们对国际教育成绩评估的隐性影响要有清醒的认识。

四、简评

尽管存有争论,但国际教育成绩评估在监测全球教育质量,推动各国加大教育改革力度,搭建国际教育交流平台等方面的功绩却是不容否定的。正如阿尔特巴赫(Altabach P.G.)所言,国际教育成绩测评的结果已经被众多教育改革支持者用作推行教育改革的有力佐证。对跨国成绩评价结果的兴趣反映了人们对外国教育制度的关心,并以此作为改革本国教育的一个参考。[8]随着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我们迫切需要构建科学的教育质量监测体系。适应未来生活需要的测评理念,生活化的考查题型和内容,笔试和调查相结合的评估形式,标准化的评估结果处理等,这些都是国际教育成绩评估项目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摘要：国际教育成绩评估在IEA和OECD等国际组织的推动下逐步发展了起来，数学、科学、阅读、公民教育、信息技术是大多数评估项目的首选学科，TIMSS、PISA、ICCS是当前影响较大的几个评估项目。在国际教育成绩评估的发展历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争论，主要集中在评估的目标定位、评估过程的组织实施、评估对推动教育发展的功效及评估本身的影响等方面。

关键词：国际教育成绩评估,国际组织,实施项目

参考文献

[1]Crossley,M.Bridging Cultures and Traditions in the Recon- ceptualisatian of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mparative Education,Vol.36,No.3,2000.319～334.

[2]TIMSS 2007 Assessment Frameworks[EB/OL].http://timss. bc.edu/TIMSS2007/frameworks.html,2008-01-10.

[3]PISA 2006 results[EB/OL].http://www.pisa.oecd.org/docu- ment/2/0,3343,en_32252351 _32236191_39718850_1_1_ 1_1,00.html,2008-01-13.

[4]Torsten Husen.International Study of Achievement in Math- ematics:A Comparison of 12 Countries.Stockholm:Almqvist and Wiksell,1967.30～31.

[5]Heyneman,Stephen P.The Use of Cross-National Compar- isons for Local Educational Pohcy.Curriculun Inquiry,Vol. 34,No.3,2004.345～352.

[6]Ben Levin.An Epidemic of Education Policy.Comparative Education,Vol.34,No.2,1998.131～141.

[7]World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for All.Meeting Basic Learning Needs:A Vision for the 1990s.New York:Inter- Agency Commission for World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for All,1990.36.

台资银行入京:历程、瓶颈与突破 第8篇

京津冀协同发展总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北京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国际交往中心”, 北京将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最快的核心城市。台湾现代服务业起步比大陆早, 其产业体系发展相对成熟, 因此在两岸市场中将享有更多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机遇。在2015年“台资在京企业”随机接受问卷调查的统计数据显示, 在京台企中现代服务业和科技企业占据主流, 高达87%, 符合北京城市的功能定位和未来发展需要, 北京应成为台资企业在大陆北方的聚集地、台资金融投资的首选地。但2014年统计年鉴显示, 北京对台进出口总额高于天津23%, 但在台湾核准对大陆省份的投资总额中, 北京落后于天津25.8%, 台资企业和以银行为首的台资金融在大陆北方的投资重心不断向天津转移, 快速发展的京台经贸往来与京台金融支持的滞后性, 已经成为北京吸引台商投资以及发展对台贸易的一大瓶颈, 影响了台资企业在北京的投资布局与扩张能力。根据2015年“台资在京企业”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显示:随机调查的台资企业中, 小微企业和小企业占比高达87.5%;2014年资金来源构成中, 自有资金来源100%的小企业占比高达75%。大部分企业以自有资金运营, 没有取得台资金融或北京本地的金融支持;调查的台资企业中, 仅有12.5%的企业获得过北京本地的政策拨款或补贴。融资支持的缺乏和市场竞争的选择, 双重因素导致北京台资企业的市场活跃程度不断下降。

2台资银行入京的历程与现状

北京是台资银行最早抢滩“登陆”的城市之一, 根据台资银行入京的时间和发展进程共同考量, 台资银行进京的历程, 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2002年~2006年, 是台资银行进京发展的成长期;2006年~2010年是台资银行进京发展的弱化期;2010年至今, 是台资银行进京发展的衰退期。各个阶段的发展现状如图1所示。

2.1台资银行进京发展的成长期:向心力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 台资制造业开始梯次向大陆进行规模性转移[1]。入世后, 大陆的市场进入开放的加速期, 在逐利动机的驱动下, 台湾本土企业呈现出大规模离岸化趋势。与此同时, 服务于企业的岛内金融机构开始探寻离岸化的可行性路径, 在大陆金融市场开放初期, 台资银行开始迅速“登陆”。大陆的金融监管规定, 最初“登陆”的台资银行可以设立办事处, 面向台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满足一定年限和条件可以升级为分行。在区位选择上, 初期“登陆”的台资银行采取两种策略:一是市场“跟随”策略, 实施“追逐型”的布局。即以服务台资企业、满足其金融需求为新市场选择的切入点, 因此, 台资企业聚集的区域, 也是台资银行最积极进入的地区;二是市场“覆盖”策略, 实施“定位型”的布局。即选定中国内陆的大城市, 作为“登陆”的起点, 再拓展市场覆盖的维度。

2002年台湾合作金库银行北京代表处在长安街恒基中心挂牌成立。当时仅有四家台资银行率先在大陆设点, 其余三家分别是彰化银行昆山代表处、世华银行上海代表处和华南商业银行深圳代表处。北京巨大的商机吸引了大批台资企业。2002年底, 台湾“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也设立了北京办事处。台湾合作金库与“中国信托银行”选择北京作为服务台资企业、开拓华北市场的重要据点。2002~2006年期间是台资企业和台资金融积极“登陆”、涌入北京市场的高峰期。入驻北京的台资银行办事处在搜集信息、资信调查, 帮助“登陆”的企业取得岛内的融资支持等方面,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成为重要的融资纽带。截至2006年底, 入驻北京的台资企业高达2300多家, 由台资银行提供的金融支持, 其投资总额高达25亿美元。

2.2台资银行进京发展的弱化期:向心力减弱、离心力增强阶段

2006年以后, 台资银行进京的发展态势整体呈现出动力减弱、阻力增大的疲态。主要表现为台资银行入京的发展模式发生较大变化, 由最初“市场交流内驱型”的自然模式转化过渡为“协议拉动型”的发展模式。在此阶段, 协议拉动型的签约合作成为主流。“京台金融合作论坛” (Beijing-Taiwan Financial Cooperation Forum, 简称BTFCF) 成为签署两岸合作协议的重要推介平台。在实践层面, 无论是业务进展, 还是台资企业融资都没有形成普惠态势, 缺乏实质性进展。2010年以后, 台资银行在大陆设立了10家分行和6家代表处。而早期设立的台资银行北京办事处, 仍停留在初期的业务范畴, 主要业务仍限于信息收集层面。与北京当地银行联盟合作、为台湾总行开拓潜在市场客户等实质性业务进展明显缓慢。2.3台资银行进京发展的衰退期:离心力阶段

2010年《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 签署之后, 在协议清单中承诺:台湾地区银行在大陆设办事处满一年可升分行;分行满1年且获利可经营台商人民币业务;分行满2年且获利可经营人民币业务。ECFA协议的签订, 对推进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经济合作制度化 (简称“经济两化”) 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2]。在此期间, 直接在大陆申设法人银行 (即子行) 成为主流趋势。同年, 为解决大陆台商的融资难题, 两岸拟设海峡创新银行, 但对于北京一线城市, 银行选址不在考虑范围。2010年台湾国泰世华银行设立上海分行 (2002年设立上海代表处) , 成为第一家在大陆设立分支机构的台资银行。2014年底福建海峡金融资产交易中心 (简称“海金中心”) 开业。截至2014年底, 银监会的数据显示, 台资银行在内地已设立和正在筹建的营业性网点接近50家。台湾银行在内地已有2家子行 (下设3家分行、10家支行, 另有2家支行正在筹建) 、16家母行直属分行及其7家支行和3家代表处, 另有6家母行直属分行及其3家支行正在筹建。从2002年至今, 入驻北京的台资银行办事处, 没有任何一家升格设立分行。台资银行在北京的发展、以及京台之间的金融合作一直停步在起步阶段和论坛 (以及协议) 的推介层面。

2015年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正式推出并成为国家战略。对市场商机高度敏感的台湾合作金库商业银行, 在天津设立分行, 拟向京津冀台资企业和台胞提供金融服务。与此同时, 针对天津的金融租赁市场, 台湾金融租赁公司迅速入驻, 天津成为台湾银行在大陆北方投资的首选之地。2008年以来, 台资金融对天津投资额年均增长20%。截至2015年5月, 台湾金融投资天津的合同投资总额高达156亿美元[3]。北京作为京津冀的核心城市, 处于被台资金融边缘化的态势。由于金融合作不够深入, 台资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不畅通, 向大陆银行和台湾银行的融资都存在障碍[4]。虽然北京以中关村为首的科技产业带来巨大运营商机, 但由于台资银行实质性推进遇到瓶颈, 北京台资企业的数量于2006年达到顶峰之后, 呈现出不断衰减的态势。根据北京市台办的统计结果, 目前北京存量台资企业数量锐减, 从2006年高峰期注册运营的2300余家, 降至800多家在勉强运营, 存活率仅为30%。

3台资银行入京的制约瓶颈及原因

3.1政策管制因素

北京是全国金融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但同时也叠加并承载了更多的政治责任。虽然两岸经贸关系快速发展, 但两岸的政治关系却进展有限, 呈现明显的“经驰政滞”格局[6]。国家顶层的制度设计确定了对外开放金融市场的策略, 可出于金融安全的考虑, 所有的政策兼具指导性和约束性。因此渐进式开放金融市场的进程较为缓慢和谨慎。对外资金融禀承的原则:一是有条件的开放, 二是约束性的管制。早期的监管规定, 台资银行最初只能以代表处或办事处的身份“登陆”, 业务范围限定非盈利活动 (金融咨询、资信收集、市场调查、业务联络等) 。满两年之后 (2010年以后放宽为一年) , 经过严格审核方可升格分行从事商业运营。并且, 台湾正处于民主化进程推进阶段, 台资银行“登陆”需要“金管会”严格的政策管制。政治基础的缺乏、认知存在的差异, 使两岸的合作始终处于自发性与单向的开放。“点对点”的项目合作, 难以有实质性的进展[5]。显性与隐性的制度限制, 滞后了台资银行“登陆”的进程。

京台两地“不明朗的政策因素”抑制了企业真实的金融需求。在京的台资企业言论尤为谨慎, 尤其是对公开自身的经营情况较为保守与慎重。通过北京市台盟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对“台资在京企业”发放的融资需求调查问卷, 回收率只有12%, 企业避而不谈在京融资难的困境。因此, 京台两地的金融合作无法针对企业的需求进行有效联结。

3.2实践的限制因素

在谨慎监管框架下, 京台金融机构之间更需要市场层面的互利合作、双方共赢, 才可能实现质的突破。北京的银行体系是以总部经济为主, 总部银行的政策职能较强, 而业务的市场创新活力较弱。因此, 存在着体制性的限制问题:一是金融市场化的服务意愿与合作积极性不足, 使得台资银行寻求与北京本地的银行战略联盟时, 合作方的市场积极性不高;二是总部银行的求稳避险意识, 对于台资银行联合授信的合作意愿不足。由于台资企业的资信无法核实等特殊因素, 北京中小台资企业缺少在内地征信的基础, 大部分企业依靠岛内的总部解决资金问题。台资银行驻京办事处, 要达成与北京本地银行联合授信的意愿, 在实践中难度较大。北京本地银行在针对台资企业授信时, 多采取意向性的协议授信方式, 实践层面的执行率较低。由于京台两地金融合作的实质性进展缓慢, 客观上也影响了台资银行入京的发展进程。

3.3形式的推介因素

台资银行开始入京早, 但后期的发展进程相当缓慢, 明显滞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应当说从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各个层面引入台资银行的意愿是高的, 积极参与引入台资入京的推介, 但形式推介没有转化为实质性的合作。多年来, 京台金融合作论坛上, 围绕着两岸特色金融、中小企业融资等核心问题进行积极讨论, 也有大量的签约项目, 但大部分的项目仅限于意向性的合作协议, 没有转化为实质性的合作。总体来看, 推动台资银行进京、促进台资企业的融资授信, 仍处于专家学者的讨论层面, 缺乏理论层面的推介向实践合作的有效转换。相比之下, 其他地区的推介是实质性的双向推介。如:福州市政府在台湾举办的推介会, 邀请了几乎所有的台资银行。通过政企双方的直接交流, 搭建项目平台。并针对台资银行的需求, 在监管的框架内, 积极寻求解决本地台资问题的对策, 不断出台细化的地方优惠政策推动两地银行开展实质性合作。

4破解瓶颈的措施建议

4.1从顶层设计层面提升制度的引力, 细化引入台资银行的开放策略

制度设计上, 可以借鉴负面清单管理, 如签署京台金融合作负面清单协议, 放宽台资银行的市场准入。并借鉴其他城市吸引台资银行的优惠措施, 出台细化的政策支持台资银行升级设立分行。由于台资银行在设立分行时, 通常设立租赁公司, 采用分行搭配租赁业务模式“登陆”。因此, 吸引台资银行入京, 需要加大北京金融市场的开放,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适当放开金融合作的政策限制[7]。构建开放、包容、多元、成长的金融体系, 吸纳更多的台资银行以及市场化的台资租赁公司进入北京。例如, 鼓励京台银行机构对台资企业联合授信;扶持满足条件的台资企业在主板、中小板或创业板市场融资, 享受本市企业的“国民”待遇。开放的同时, 也要保证北京的开放利益, 推进两地金融监管的合作。可以根据MOU的指导原则, 针对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服务的重点领域细化监管条例, 优化京台两地金融合作的制度环境。

4.2从民间推介层面发挥推介的引力, 提升引入台资银行的北京效应

北京城市品牌的影响力巨大, 是两岸金融合作推介的重要窗口城市, 涉及两岸重大金融合作的推介大部分选择在北京举行。应充分利用每一次对台资推介的窗口展示机会, 宣传北京的引资政策、优惠措施, 让台资银行全方位地认知一个开放、诚意的北京。尤其应推动京台两地的双向金融推介, 机构合作, 会提供更具体、更有效的合作平台, 构成牢固的、互嵌式的发展模式[8]。还应充分发挥“台协” (北京台资企业协会) 的推介职能, 增强推介平台的推动力和展示力。“台协”双向联结北京政府与台资企业, 兼具沟通、服务、上传下达等多种职能。可以吸纳更多在京台资企业成为会员 (目前已吸纳的台资企业为300余家) , 发挥京台两地金融合作的联结作用。

4.3从实际合作层面增强实践的引力, 寻求引入台资银行的合作项目

产业、投资和经贸合作规模是两岸金融合作的重要基础, 台湾金融机构进驻大陆成功与否的关键是明确服务台商的市场定位[9]。对于入京的台资银行, 需要从产融结合的实践层面, 寻求并构建京台两地金融机构联盟的合作点。北京的台资企业集中在两大类:一是台资科技企业;二是台资零售企业。台湾银行业属于混业经营, 可以就北京台资企业的需求寻求产融结合的合作点, 选定特定的领域定向对台资银行开放金融市场。例如, 针对北京台资科技企业, 构建京台科技园投融资平台, 鼓励台资银行资本流入;针对北京台资零售企业, 充分发挥台资金融业P2P大数据融资平台的优势, 构造一站式自动投融资平台, 引导台资银行业与台资企业通过大数据平台实现投融资对接;针对北京其他台资企业, 京台银行机构可以联合授信。推动实质性项目的金融合作, 是引入台资银行、推进京台金融机构战略联盟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张冠化.全球经济变局与经济一体化[J].台湾研究, 2015 (1) .

[2]宋淑玉.功能和社会意义视野下的两岸文化交流[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4 (4) .

[3]马根.2265家台资企业在津落户合同投资额156亿美元[EB/OL].http://www.tianjinwe.com/tianjin/ms/qjtj/201507/t20150703_856679.html.

[4]张文兵, 庞弘燊, 深化粤台金融合作的对策研究[J].海峡科技与产业, 2013 (9) .

[5]曹小衡, 柳晓明.海峡两岸区域间经济合作的前景与路径研究[J].台湾研究, 2015 (1) .

[6]吴凤娇.“政经互动”思维下两岸经贸关系深化发展的策略研究[J].现代台湾研究, 2014 (Z1) .

[7]黄小满.福建自贸区背景下加强两岸服务贸易合作的思考[J].海峡科学, 2015 (5) .

[8]王玥娟.关于厦金区域合作的研究——第二届两岸区域合作论坛学术观点综述[J].特区经济, 2014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