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结构范文

2024-09-18

社会经济结构范文(精选12篇)

社会经济结构 第1篇

国家统计局在2007年10月10日发布的《从十六大到十七大经济社会发展回顾系列报告》中指出, 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明显得到改善, 依据是, 2006年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中恩格尔系数下降, 分别比2002年下降了1.99%和3.2%, 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比重提高, 服务性支出增加, 尤其是农村居民货币消费支出从2002年的1468元提高到2006年2415元, 增长了64.6%, 这充分说明中国人民和生活水平消费确实有所提高。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则指出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全年人均纯收入5153元, 剔除价格因素, 比上年实际增长8.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 实际增长9.8%。农村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41.0%, 城镇为3 6.5%。

这里首先有一个问题, 即恩格尔系数在我国经济发展条件下应用存在着一定局限性问题。

1.1 单纯应用恩格尔系数的局限性

恩格尔系数是在19世纪中叶, 由德国著名统计学家厄恩斯特, 恩格尔 (ErnstEnge l) 在研究了法、法、德等国不同阶层的家庭调查资料时得到了一系列数据, 在此基础上, 他发现一个家庭或个人收入越低, 其食品支出在其总支出的比例就越重, 反之其比就越小, 对一个国家而言也是同一道理, 并用公式表示如下:恩格尔系数= (食品支出/全部生活消费支出) ×100%。由此看来, 恩格尔系数的原理非常简单, 那就是一个家庭或个人维持生存的必须的食品, 数量基本不变, 在此前提下, 其系数值越小即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越小, 其生活水平就越高, 反之则表明其生活水平越低, 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将恩格尔系数作为评价国家贫富和地区生活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 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绝对贫困, 50%~60%为温饱, 40%~50%为小康, 30%~40%为富裕, 30%以下为最富裕, 中国政府对这一系数也极为重视, 政府机关很多工作计划的依据就是本地的恩格尔系数, 中国宣布“总体达到小康”所依据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恩格尔系数, 由此可见, “恩格尔系数”之重要。

1.2 与发达国家相比的差距

其实就是以恩格尔系数为标准, 我们也应当看到虽然除个别年分异常外大多是在逐年降低的, 但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 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仍明显偏高。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计算, 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5.78%, 农村家庭为43.02%, 而美国在2003年就已降到了13%, 欧洲多数国家以及日本也都在30%以下。这表明中国人的消费层次还是较低的, 娱乐教育、旅游、服务等高层次的消费比重未能得以增长, 就必会影响人们的消费质量, 消费品种少自然就形成了消费结构的单一现象。

2 中国不同消费群体结构

中国做为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其实际的购买力已超过了12万亿元人民币, 国家统计局在2009年10月发布的系列报告之四中就曾对农村按五分组, 对城镇按七分组进行了生活消费水平的比较, 但笔者认为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如果仅按城乡来区分, 还过于笼统, 因为不仅在城市或者在农村, 都有各自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加大的现象, 而且从消费市场上来看也已形成了各具特征消费群体, 他们有着不同的消费特点, 对此笔者将之归纳为五大消费群体, 这五大消费群体是:极高收入的“豪富型”消费群体;高收入“导向型”消费群体;中等收入“跟进型”消费群体;中偏低收入“稳定型”消费群体;贫困收入“温饱型”消费群体。

3 优化消费结构的对策

我国消费体制改革滞后, 制约了消费结构的转变, 割裂了巨大的市场消费需求潜力与现有供给能力之间的联系。因此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3.1 增加劳动者收入推行鼓励消费的政策

经济学有很多原理, 但其中一个原理极为重要, 那就是单纯的经济增长, 并不代表其能创造新的或者是有潜力的市场, 最多只是一种规模的扩大, 因此创造一个有效需求的总量和消费结构都较为合理的市场才是中国经济下一步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持, 而创造这样一个市场最根本前提就是人民收入的增长, 因为消费的前提就是收入, 只是人民收入提高, 打牢夯实消费的基础, 其最终消费率才能提高。

3.2 加快改税步伐天平向“贫弱”一方倾斜

和谐社会必须以纳税人和国家之间和谐的税收关系为基础, 而和谐的税收关系应当以科学、合理、公平的税收制度为基础。完善分配领域的税收体系。通过税收增减来调节和缩小社会贫富差别, 是最有力的减少社会阶层矛盾的有效手段, 要改变我国在初次分配中把过多资源分给强势群体和大企业的做法, 并在二次分配中加大向民众倾斜。我国现在实行的是一种在分类所得税制, 一个科学、合理、公平的个人所得税法必须以分类综合所得税制为基础, 在分类所得税制的基础上很难实现科学、合理、公平的税收制度设计。

3.3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增强消费信心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健康发展的标志和条件, 也是提升居民消费结构的重要前提。多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远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 政府存款达1.7万亿, 但公共财力被滥用。我国各级部门行政开支过高, 行政开支比例占财政收入竟达26%, 而日本只占不到3%, 欧洲许多国家也不到4%。这些年我国GDP每年增长不到10%, 但税收和行政开支的增长速度却是百分之二三十, 显得极不正常, 地方政府还拥有数额庞大且缺乏监督的卖地款等预算外开支。其实与其花几万亿搞基建, 不如扎扎实实把钱直接投到民生上来得效果更好。因此在财政管理上, 要细化社会保障预算安排, 解除制约消费的瓶颈, 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只有当消费者不再承担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花费的时候, 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才会解除, 消费者才会放心地增加消费, 内需才能拉动起来, 私人投资才能重新恢复, 经济向内转型才有真的希望。

总之, 笔者认为, 中国要想实现经济转型, 完成一次重大的转身, 就必须从提高民众收入, 优化消费结构入手, 才可能切切实实获得一定的实效。

摘要:金融危机的出现, 使我们有机会理性看待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本代价以及隐藏在数据背后的深刻问题, 那就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隐藏着的需求滞后的不争事实。如果说, 在改革开放前期, 长期处于贫困的中国, 最为重要的是增加财富, 那么现在最为重要的则就是如何让更多的民众能够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增加消费财富的能力,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彻底改变投资财政体制,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从根本上解决普通民众消费难的问题, 只有当政府推动中国经济从积累型向分享型转型, 从投资型向消费型转型, 中国的经济才能焕发出新的活力, 所以优化消费结构, 制定向高层次的消费资料需求转变的消费政策, 应当是今年及未来几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第2篇

经济结构调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在经济结构调整中,通过技术进步、产业转移、体制和组织创新,一方面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我国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进入必须通过结构调整才能促进经济发发展为目标,积极主动、全方位地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坚持在发展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保持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实现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在物质上保证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实现,从而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一是,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更好适应全球需求结构的重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一度带来严重冲击。这种冲击表面上是对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对过多依赖外需的增长结构的冲击;二是,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对资源进口的依赖程度明显上升,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有效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

社会经济结构 第3篇

2008年以来,河南省积极推进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粮食生产核心区等国家战略,倾力发展产业集聚区,积极构建三个体系一个平台,大力实施开放带动主战略,积极承接产业转移,逐步扭转了经济分散发展的旧格局,加快了经济集聚发展和转型升级,激发了经济增长的活力和动力,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但是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河南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严峻形势。

2007~2012年,河南省投资效果系数持续下滑至全国平均水平之下,投资增速由2003~2012年年均30%左右下降至2013年前三季度的23.5%,经济增速由2003~2012年年均12.5%下降至2013年前三季度的8.7%,经济增速已经滑出了9%~11%的潜在经济增速合理区间。横向对比,河南也出现明显反差,2006~2012年,全省投资增速从全国第3位下降到全国第21位,从中西部地区第2位下降到倒数第2位,从中部六省第2位下降到倒数第1位;河南省经济增速从全国第8位下降到第22位,从中西部地区第2位下降到倒数第1位,从中部六省第1位下降到倒数第1位。

出现以上问题固然有国内国际外部大环境的影响,其根源还在于内因,即河南省内部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在新阶段新形势下集中爆发,尤其是工业化水平低、城镇化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层次低、产业集聚化程度低、产业升级迟缓、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动能不足,等等。

为了遏制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趋势,河南必须坚持“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方针,以调整投资结构为着力点,推动经济结构升级,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活投资主体,实施“创新驱动”主导战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等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一、调整城乡投资结构,提高城镇化的规模、质量、效益和水平

城镇化既是扩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重点,又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和两极分化的根本途径。根据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和诺瑟姆“世界城市化进程公理”,城市化率在30%~70%是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未来几年,河南省仍处于城镇化加速的中期阶段,应汲取世界城镇化经验教训,避免陷入城市病怪圈,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走绿色、低碳、智能、健康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力争2020年河南省城镇化率接近55%,与全国的差距缩小到5个百分点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缩小到5个百分点左右。

首先,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效益。一是引导人口和投资向城镇集聚。加快构建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促进自由流动,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城镇化进程。二是治理城市病。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对交通拥堵、雾霾天气、污染排放、垃圾围城、城市内涝等城市病进行综合治理,提高城镇承载能力,建设宜居宜业城镇。三是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乡之间、城市内部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城乡之间以及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

其次,应加大改革力度,破除阻碍城镇化的体制机制约束。实行户籍自由迁移制度,实行建设用地有序流动和自由交易制度,实行低房价政策,实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政策。

二、调整区域投资结构,提高区域经济和城镇布局的集聚发展水平

河南省应实施非均衡集聚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走“集中式”城镇化道路,构建“集聚集中集群集约型”城镇体系,推动中心城市增长极、都市圈、都市带、城市群集聚发展。把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打造成为河南省城镇体系的主体形态。

把郑州打造成为“世界级超级中心城市”。应遵循“增长极”理论,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借鉴东京都市圈发展经验,按照2000万人口规划大郑州都市区,首位度提高到30%以上,发展战略定位应提升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和“世界级超级中心城市”。

把中原城市群打造成为我国第四增长极。城市群已经被确立为我国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中原城市群在二级城市群中规模最大,缺点是大而不强。中原城市群未来目标定位应为二级城市群的领头羊,远期应进入国家一级城市群之列,力争成为我国第四经济增长极。为此,应实施郑州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同时实施中原城市群一体化战略。

构建区域中心城市(省辖市)都市圈。以其他省辖市为中心、以周边县城为卫星城市,构建区域中心城市都市圈。积极谋划都市圈地铁轻轨网络建设。

分类发展小城镇。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功能的小城镇应科学定位、区别对待、分类指导、适度发展,城市周边的小城镇可发展为卫星城镇,工业型小城镇可发展为小城市,大量的农业型小城镇发展的重点在于完善服务“三农”的功能。

三、调整三次产业投资结构,加快创新型现代服务业集群化升级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1955年提出“倒U形”理论:在工业化中期,第二产业占比上升至50%左右时,达到“倒U形”曲线的顶点,之后开始下降;同时第三产业占比开始上升,呈现服务业化趋势。河南省应遵循“倒U形”一般规律,加快三次产业结构服务业化,以服务业升级带动经济升级。重点发展现代物流、信息、电商、创意、文化旅游、房地产、金融、健康、商务服务等九大现代服务业主导产业。围绕现代服务业建立一批特色产业园区,支持中心城市中央商务区、中小城市和县城商业中心区建设,将产业集聚区发展的政策全面引入服务业园区。引进一批战略投资者和国内外知名企业品牌,培育形成100户大型龙头企业,重点抓好100个重大项目建设。

构造一批跨越三次产业的链式产业集群。遵循产业“融合发展、关联发展、互动发展、集群发展、创新发展、升级发展”的规律趋势,以河南省现有的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为基础,链式整合,沿产业链纵向或横向扩展,构建具有河南特色、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重点构造以下八大创新型产业链式集群:信息产业链式集群、汽车产业链式集群、食品产业链式集群、房地产业链式集群、金融产业链式集群、健康产业链式集群、电商物流产业链式集群、创意产业链式集群。endprint

四、调整工业投资结构,加快创新型工业集群化升级

调整工业投资结构的目的是为了升级产业结构,河南省已经进入新的转型阶段,必须重新审视原有产业体系,积极构建新的现代产业体系,明确战略产业、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夕阳产业。

构建“4664”现代工业产业体系。一是着力培育四大战略产业(战略新兴产业)。战略产业大都处于快速起步阶段,亦称“新兴产业、战略新兴产业、或朝阳产业”。战略新兴产业就是有可能成为未来主导产业的产业,具有技术进步快、起步快、发展快、前景广阔等特点,据此,河南省应选择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命科学等四大战略产业。二是倾斜发展六大主导产业(高成长产业)。高成长性是主导产业重要特点,主导产业亦称“高成长性产业”。电子信息产业是河南省近年来增长最快且潜力最大的产业,未来具有无限发展可能,建议将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河南省的战略型主导产业。同时,汽车、装备制造、新型建材、食品产业、生物医药等产业符合主导产业选择的特点和原则,应确定为河南省的“支柱型主导产业”。三是改造升级六大支柱产业(传统优势产业)。河南省应重点改造提升有色、钢铁、纺织服装、轻工、化工、能源等六大支柱产业。四是限制淘汰或转移四类夕阳产业。主要包括资源枯竭的能源原材料采掘业,高耗能的低端加工业、高污染的低端加工业、产能严重过剩的落后产业等四类产业。

五、调整农业投资结构,加快创新型农业集群化升级

农业规模化是快速城镇化的必然结果,农业集群化是农业规模化、企业化、标准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农业现代化的最优组织形态。应加大土地流转力度,促进土地向种植大户集中,加快农业基地建设和集群化发展。一是提升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水平,力争每年建设标准化高产示范田200万亩,到2020年完成50%以上的中低产田改造任务,每年增产粮食20亿斤。对粮食基地县政绩考核要单列,对粮食生产的综合补贴水平应逐年提高,提高农民种粮收入和种粮投入积极性。二是做大做强一批特色农业集群。建设现代农业基地也是国家战略,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两大基地建设,其重点任务是培育特色农业集群,应把工业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政策引入到农业之中,着力打造100个名优特肉蛋奶畜产品产业集群,打造100个名优特蔬菜、油料、林果、苗木花卉、中药材等种植产业集群。三是做大做强一批农业规模化龙头企业。培育一批种养规模化龙头企业,培育一批农产品加工业龙头企业,培育一批种养加科工贸一体化的龙头企业,打造一批链式产业集群。争取中央财政每年投入5亿元支持河南省创新型农业规模化龙头企业发展,重点支持500家龙头企业标准化建设和研发推广中心建设等。推广双汇经验,培育一大批国家级、省级知名品牌和农业上市公司。

六、调整物化资本与人力创新资本结构,全面实施“创新驱动”主导战略

当前,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步消失、资源枯竭、环境容量极限等制约,依靠劳动力和资本低成本规模扩张的“外延型、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必须加快向“创新驱动型”的内涵集约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一是重构河南省经济升级版的战略体系。打造河南经济升级版必须提升“创新驱动”的战略层次,应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导向战略,“科教兴豫、人才强省”为基础战略,“开放带动”为主导战略,“创新驱动”也属于主导战略,共同构成河南省的战略体系。“开放带动”主导作用主要通过汇聚外来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依靠外来投资驱动增长;“创新驱动”主导作用主要通过人力资源提升和技术创新来驱动经济增长。二是构建河南省“创新驱动”战略体系。以市场为导向,以加快升级现有产业和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为目标,以创新型产业集群培育发展壮大为核心,以打造创新型企业为主体,以创新型产业集聚区、特色产业园区、创意园区为载体,以各类创新平台建设为重点,以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为基础,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密切产学研结合、构建产业创新联盟为路径,以知识产权专利发明及其经济社会效益为评价标准,形成内生的自主发展的体制机制。将“创新驱动”绩效纳入政府考核体系。

利率结构的调整与经济结构的调整 第4篇

一、我国利率发展现状

利率市场化主要是指利率在发展和改革的过程中, 减少政府的干涉, 更加侧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主要包括利率市场化以及取消信贷配置的约束两大方面, 利率市场化的各个环节都能够实现市场化, 例如:利率的确定等。利率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利率的变化要随着资金供求与金融市场的变化而调整, 并将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作为核心标准, 将货币市场的利率作为媒介, 由市场确定存贷款利率体系, 并逐渐形成利率机制。

1.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

我国利率改革方向应该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相吻合, 并且以我国经济改革为核心基础。马克思理论体系对利率的改革做了明确阐述, 他认为利率应该由平均利润率与借贷资本之间的供需来确定, 其变化在本质上就是资本的变化。因此, 我们不难发现, 马克思理论认为利率是由市场的力量来决定的。通过马克思对利率的阐述, 充分的体现了利率具有双重性质, 利率不仅能够由金融市场内部决定, 而且还能够由外部政策决定, 二者互相协调、相互作用, 不偏重其他任何一方。此外, 利率量具有一致性与差别性统一的特点, 利率体系是在利率管制与利率差别下发展的。因此, 利率具有一致的量, 表现在银行中的存款无论多少, 利率量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而贷款则与存款不同, 存在一定差别, 但是, 这种差距不能够满足企业公平竞争需要。因此, 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 就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差别性利率体系。总而言之, 利率市场化就是市场与政府干涉合作产生的结果, 将市场力量作为核心, 政府配合宏观调控, 进而建立一个具有一致性与差别性共同发展的利率体系制度。

2. 利率市场形成机制

利率体系的建立是一个繁复的过程, 尤其是体系中包含多种利率形式, 目前, 我国已经形成多种利率并存的现状, 例如:中央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等, 而每个利率中还能继续详细到具体利率表现形式中。面对如此庞大的利率体系, 其中不仅包含着正规利率体系, 还有一部分非正规利率活跃在金融市场中, 对正规利率的发展构成一定威胁, 为我国确定利率标准增加了难度。

在经济发展相对良好的发达国家, 普遍稳定一个基准利率, 而其他利率都将围绕这个利率展开工作, 但是, 我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利率形成机制。首先, 我国一般以存款利率为主;其次, 一年期存款利率为金融产品定价奠定基础, 投资者也以此作为参考, 并确定其购买哪种理财产品。

总而言之, 对利率市场进行管理, 是引导利率健康发展的必要手段, 而不是阻碍其发展的因素, 但我国利率体系却与之相背离, 将存款利率作为核心, 并决定货币市场额利率, 对利率机制的形成带来了消极作用。这种利率核心错位的现象,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实际利率长期持续低估, 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十分不利。

3. 利率发展不平衡

政府通过对利率体系进行干涉, 促使市场均衡利率高于实际利率, 这样金融机构用低利率就能够吸收大量居民储蓄资金, 然后将市场均衡利率的贷款利率放给其他需要的国有企业, 在本质上是为银行和国有企业提供了发展资金, 被称为利差租金, 近年来, 利差租金一直持续上升。资本的租金成本实质上就是资本实际发生的成本, 作为实际成本, 一旦租金成本低于使用成本, 就说明了资本付出的较少, 但却提高了租金效益,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也证明了资本的实际价格低于市场均衡价格, 对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十分不利。除此之外, 也会扰乱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导致资金偏向行政部门等现象的发生;而且政府通过干涉利率, 能够引导资金流向, 进而造成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歧视, 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因此, 低利率对资本要素市场的良好运行造成了一定影响, 扰乱要素价格, 促使分配不合理。

4. 利率市场化改革

利率市场是由多种利率形式组成的, 而存款利率作为利率市场改革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其改革一定要谨慎。通过对国际利率形势发展情况的观察, 利率市场化之后导致存款利率持续上升, 充分说明了利率市场化之后造成的利率上升是必然趋势。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利率低估的状态。因此, 提高我国存款利率具有现实意义, 首先, 一旦利率持续低估, 那么势必会对我国经济结构造成一定冲击, 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是十分不利的;其次, 如果不限制存款利率的上限, 银行之间为了能够吸收更多闲置资金, 就会提高存款利率, 提高利率是可以预见的情况;最后, 相比较而言, 我国在利率市场化之后, 存款利率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上升, 但是上升的幅度会保持在一定范围之内。

二、利率结构调整与我国经济发展

1. 利率市场化对银行利差、货币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银行利差进行研究分析可知, 存款与贷款余额的差额在逐渐上涨, 充分证明银行内部流动性过剩, 造成了银行负债, 甚至引发通货膨胀, 我国通过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 缓解这种现象, 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利率市场化通过影响银行利差进而控制经济传导, 目前主要采取银行信贷以及金融创新的手段来进行。所以, 我们研究利率与经济的过程中, 就要加强银行信贷方面的内容, 银行信贷对利率市场化的具有决定性作用, 银行信贷的方式的变化能够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首先, 中央银行作为主导, 制定货币等相关政策, 其他商业银行就会将其作为核心, 满足安全等要求, 对非金融经济主体进行不同程度上的调整, 并影响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 进而优化经济结构, 最终实现对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的影响。

2. 利率市场化对我国经济结构的影响

面对我国转型的情况, 利率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要将利率理论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从金融角度来看, 我国经济结构表现在两大方面:首先, 经济金融化现象日益突出, 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本价格的影响, 进而促进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分化, 并在各自轨道上独自运行;其次, 由于金融市场是由众多金融企业、机构等主体组成, 而这些金融企业在各自的位置上发挥着作用, 互不影响, 造成金融市场不断分割。因此,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共同作用对经济造成了一定影响。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而言, 资产价格的变化是随着利率的变化而变化的:首先, 信贷资金供求与资产价格成正比, 但变化并不明显;其次, 银行为了能够获取更多的效益, 信贷需求更加关注利率的变化, 并在资产价格的促进下, 迅速上涨, 进而提高实际利率;最后, 投机者之间的竞争, 促使信贷需求更加关注利率的变化情况, 但是, 一旦出现资金供应不足, 资产价格就会下降, 进而引发金融危机。例如: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 充分体现了持续低利率给经济构成的伤害。

近年来, 我国低利率现象一直持续发生, 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 推动我国经济金融化的程度不断加深, 事实上, 我国目前正处于银行为了谋取高额利益, 不断对实际利率进行提升的情况。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 利率与资产价格会呈现反比的发展趋势, 但是, 与传统资产价格相反的是, 消费和投资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并且还有可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3. 利率市场化提高我国经济效率

从理论上来讲, 利率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实际是货币政策对资本运行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 利率传导也是优化金融资源的过程, 投资和产出效率在这个过程具有重要地位, 一旦利率进入实体经济以及微观范围内, 就会通过资本成本扩大企业资金来源, 促使企业投资环境发生变化, 这时, 需要信用机制发挥作用:首先, 通过金融机构的贷款行为影响企业的融资渠道, 改变企业的成本利益;其次, 企业资产负债是导致企业融资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过对利率与资本配置率进行研究发现, 利率越接近均衡利率, 就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相反, 如果利率与均衡利率之间相差的越远, 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在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过程中, 要注重利率的变化能够改变资金流向, 促使资金由低效率企业流向高效率企业, 这时需要市场发挥作用, 但是, 由于市场逐步分化, 资源之间流动量小, 进而导致利率与效率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另外, 利率市场化通过资金在不同的金融市场的流动, 促使金融市场利率逐渐稳定在一个范围之内, 并实现金融市场之间的互补, 降低经济危机的出现, 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生产效率, 提高经营利益。总的来说, 利率市场化提高经济效率体现在两大方面:首先, 通过减少信贷配给, 为小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其次, 通过规范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利率减少小型企业资金利用成本, 从两方面入手,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平稳、均衡、健康发展, 进而有效的促进我国金融企业工作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全面提高。

4. 利率与我国外部失衡调整

利率与国际资本流动主要有两大观点:国际收支理论, 利率随着国际收支顺差额增长而增长, 国内利率的变化能够增加资本流入, 提高我国外汇储备, 但是这个理论具有局限性, 没有将资本价格考虑进来, 利率的变化要充分考虑国际收支顺差以及资本价格;货币主义认为利率是随着货币需求的增加而减少的, 货币供给是由外汇储备与信贷决定的。所以, 当利率提高后, 货币需求就会相应减少。

总而言之, 利率与资产价格要通过货币的变化来影响国际收支的变化, 相对于传统观货币主义思想, 存在许多差距, 但是, 传统主义思想中的作用机制是可以保留并被推广的, 即便利率与资产价格之间并不是减少货币需求, 而是减少货币超额供给完成的。因此, 利率能够更好维持我国内外平衡。

三、结论

本文主要在对我国利率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与介绍的基础上, 深入而细致的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利率结构调整与经济结构调整两者之间的关系, 并重点对我国利率结构调整和我国社会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性作用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通过对利率结构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进行研究以及从多个角度分析、论证利率对货币政策的落实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笔者发现, 社会市场中利率结构的调整对我国金融市场与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之间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 当市场中的利率结构科学、合理、平衡时, 社会金融经济市场就会发展的较好, 有利于更好的维持我国经济发展的平衡, 反之则会阻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其重要作用不可替代, 在其进行变革的过程当中, 经济体制也在逐步健全, 金融体系也紧随其后占据主导地位, 而利率作为金融体系改革中的关键环节, 其在结构调整方面虽然取得了重大发展, 但由于我国利率发展还不够完善, 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因此, 加强研究利率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的调整势在必行, 本文将对我国利率发展现状以及利率结构调整与我国经济发展进行研究, 并以此来提出建议, 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关键词:利率结构,经济结构,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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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姜再勇, 钟正生.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的体制转换特征——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考察[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1, 10 (8) :158-159.

经济结构调整 第5篇

经济结构有多重含义:

(1)从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来考察,则主要通过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成分的比重和构成来表现。

(2)从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的组成和构造考察,则包括产业结构(如一、二、三次产业的构成,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构成等)、分配结构(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及其内部的结构等)、交换结构(如价格结构、进出口结构等)、消费结构、技术结构、劳动力结构等。

(3)从所包含的范围来考察,则可分为国民经济总体结构、部门结构、地区结构,以及企业结构等。

(4)从不同角度进行专门研究的需要来考察,又可分为经济组织结构、产品结构、人员结构、就业结构、投资结构、能源结构、材料结构,等等。

核心问题

结构调整应着力解决核心问题

首先,要立足扩大消费调整结构。在处理好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增加投资与扩大消费等关系的前提下,着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努力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为此,就要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消费能力。要保持政策连续性,进一步做好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工作,继续实施家电和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购房需求,加大农村危房改造支持力度。要适应群众生活多样性、个性化的需要,引导消费结构升级。

其次,加快推进致力于结构调整的自主创新。推进自主创新,就是找到了调整经济结构的支点。如何贯彻以科技支撑作为一揽子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推动技术改造,加快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大力培育新兴战略性产业,都是关系到经济结构调整是否成功的重要环节。

其三,尽快实现全国范围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漂移”。经过统筹规划,使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联手发展。发达地区可为欠发达地区提供技术支持和项目拓展;欠发达地区可为发达地区提供广阔市场和发展支撑。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漂移”,借机淘汰部分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型企业,同时加强企业对科技的投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这样既能够顺利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又能够推动不发达地区的发展。

明显问题

第一、产业结构的失衡。产业结构的重工业化,导致了资源、能源的高消耗,温室气体的高排放,对环境造成了高污染。

第二、内需和外需的比例失调。在中国现在的经济结构下,外需高速增长、内需萎缩;而在内需中,又主要是依靠投资,造成了消费萎缩。就一个大的经济体制来讲,如果经济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在一定条件下,就会诱发很多问题,比如说外部条件变化,一旦外部消费没法提供,经济就发展就会很困难。

支撑这种生产模式的生产要素有四个方面: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劳动、管理和技术创新。高资本投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技术创新不足,都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要不要转型的问题,而是必须要转型的问题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被动式的了。在金融危机之后,出口部门的压力越来越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摩擦时有发生。欧美市场吸纳中国制造产品的能力下降了,出口很难恢复到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所以经济必须转向内需,这是被动式的。

第三,投资消费比重失调严重影响经济的内生动力。投资和消费的问题,计划经济时代就注意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已经提出来了,当时采取了很多措施试图解决,但不彻底。最近几年这一情况有所恶化。经济的重化工业化必然是投资高涨,消费受到挤压。从储蓄率来看,在政府、企业、居民当中,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增长得远比居民的储蓄率要快,政府和企业的储蓄呈上升的态势,居民的储蓄呈下降的态势,这是高投资的来源,高储蓄才有高投资,高出口。

第四,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各阶层收入差距扩大,社会消费倾向降低。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直接造成消费需求不足。

主要阻力

经济转型的阻力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点、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特殊阶段。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发达国家也经历过。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很难逾越重化工业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经济重工业化,“三高一资”产业处于主导地位,这个发展阶段所具备的特性我们难以避免。但是,中国的特点是,与相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我们的城市化和市场化程度发展不足,服务业严重滞后,重化工业比重畸高。

第二点、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其实这个很早就存在,在内需中,投资的比重过高,消费的比重过低,而且消费比重处于一个持续下降的地位,属于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在内外需的关系上,我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过度地依赖外需,这对于一个大国经济而言,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很难再现危机之前出口高速增长的情景,这就迫使我们必须要加强国内制度建设、信用体系建设,引导出口部门的产品转向内需。

第三点、政策上的问题。我国一直以来鼓励出口,鼓励加工制造业。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过剩劳动力的就业,提高了从业者的收入,但也有很多负面效应。我们国家对出口部门的鼓励实际上是建立在比较低的资源价格、劳动力价格上,出现了为了出口而出口的现象,客观上就造成了政府鼓励经济结构畸形化的结果。

特殊性

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过热通常是指总产出大于充分就业时的产出水平,即国民经济的生产活动已经超出了一国资源可支撑的水平,这种现象的出现,通常有两种原因,其一是过度的需求增长,其二是结构性问题,而经济过热在现实生活中通常的表现是通货膨胀。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兴起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看来,经济过热的出现,无论是需求过度还是结构问题,其最终的原因都是战后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的结果。特别是美国,6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时过度使用了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致使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并且这种通货膨胀通过固定汇率制度传播到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此之后,盛行于英美的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开始对西方的经济过热进行治理,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久而久之,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便自然成了治理经济过热的主流经济学思想,这种思想概括而言无非如下两点,其一,治理通胀和经济过热要以紧缩为手段,其二,治理通胀和经济过热要以牺牲经济增长速度为代价。无论是在拉美,还是在东亚,一旦这些经济体出现过热或危机,国际货币体系总是以紧缩政策作为首选方案推荐,甚至作为国际经济组织援助的前提条件;在原苏联国家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通胀现象,美国经济学家也是推荐以“休克”疗法来应对(即以经济衰退为代价来治理通胀)。

然而,与英美等发达国家形成对比的是,单纯的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在发展中国家治理经济过热的实践中效果并不理想,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发展问题,而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发展问题与经济增长问题的最大区别在于制度因素的变化对产出量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思维来思考发展中国家经济是否过热及其治理问题。

调整目标

持续多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给低迷中的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经济增长背后的结构失衡问题也在不断地暴露和显现,特别是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投资扩张,引发了中国土地、能源及原材料的紧张;更为严重的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经济原有的二元结构状况非但没有改善,相反城乡之间的差距在经济增长的年份中正在逐步拉大。为此,中央政府从新世纪伊始便开始关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问题,这是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经济增长方式两个转变之后,再次对经济增长问题提出的新要求。

基础缺陷

为了落实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战略,年一季度,中央政府开始对违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进行全面干预,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对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进行治理,特别是对土地征用和信用扩张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这轮治理投资过热无论从目标、对象还是手段的选择上都是无可争议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次治理也遇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各种对本轮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的不同理解、分歧和预期也相继产生。产生这种分歧的核心问题在于这轮经济结构调整暴露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制约因素,即微观经济基础的缺陷。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培育民营经济。但是,在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总体格局稳定之后,前者自身发展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从民营企业内部来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试点始终集中于国有大中型企业而未进入民营经济部门;就民营经济的外部环境看,无论是直接融资市场还是间接融资市场,对民营经济的开放程度依然不够充分,因此,民营经济对资源的依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各地地方政府来实现的。本轮经济结构调整暴露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民营经济离开了地方政府的支持是否还能够生存和发展,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支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就缺乏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大型垄断企业,而大型垄断企业的发展是通过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而逐步发展形成的,技术优势在市场上能够在一定时期中维持垄断利润,而分工与协调又要求在垄断企业的周围产生中小企业群。因此,在国外一个大型垄断企业一旦技术优势形成,企业的生命周期往往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上。然而,中国民营企业与西方企业相比,明显地缺乏技术优势,特别是一些原创技术的优势,也就是说在技术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单纯的规模增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的时期很短,因此要能维持住规模经济的优势,必须要依赖于政府的行政手段的扶植和保护所产生的行业或地区垄断优势,即便如此,中国民营企业的规模优势的维持期也非常短暂,企业规模一旦做大,资金问题、管理问题、市场问题就会接踵而至,各领风骚三五年的状况是中国民营企业生存周期的真实写照。没有大型企业可以依托,因此中小民营企业就只能选择地方政府,作为企业争夺资源、市场和项目的依靠。而在这方面地方政府的政绩追求与民营经济的利益追求是相一致的。

社会经济结构 第6篇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节能降耗是否会付出经济增长的成本,取决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存在由经济增长向能源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则节能降耗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比较小;如果存在能源消费向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或者双向的因果关系,则节能降耗将会付出经济增长成本,使经济发展受到影响。本文将对经济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为实现经济增长与节能降耗之间的统筹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首先利用协整理论来分析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总量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并分析长期与短期的影响程度,同时对能源消费总量与GDP、各产业能源消费与增加值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其次利用主成分回归法来分析经济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得出两者关系的量化结构。

一、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总量协整性分析

(一)分析方法、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运用目前在学术界广泛关注的计量经济方法——协整理论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研究这一问题。之所以采用协整理论,是因为时间序列都很有可能是非平稳性的序列,非平稳的序列不能用平稳时间序列的统计方法,否则分析时会出现伪回归(Spurious Regression)现象,以此做出的结论很可能是错误的。

协整关系(Co-integration)基本思想在于,尽管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量序列为非平稳序列,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呈现稳定性,则这两个变量之间便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如果两个变量都是单整变量,只有当它们的单整阶数相同时才可能协整。协整的意义在于揭示了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满足协整的经济变量之间不能相互分离太远,一次冲击只能使它们短时内偏离均衡位置,在长期中会自动恢复到均衡位置。

根据格兰杰(Granger)定理,如果若干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这些变量必然有误差修正模型(ECM)表达式存在,反之也成立。对变量进行单整性检验来检验序列平稳性后,然后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性关系,如果存在协整关系的话,则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误差修正模型可以将长期关系与短期动态特征结合在一个模型中,利用该模型来分析能源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协整关系。关于协整理论的检验和估计有许多方法,如E-G两步法、Johansen极大似然法、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法等,本文采用E-G两步法。

选取1980-2008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与GDP的数据,同时为了进一步分析各产业与其能源消费的关系,选取1980-2008年的各产业的增加值与所消费的能源数据来进行分析。

(二)分析结果及启示

通过协整性分析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到以下分析结果:

1、能源消费和GDP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GDP每增长1%,能源消费增长0.5571%,能源消费弹性相对比较高。

2、尽管在短期内,我国能源消费与GDP之间存在波动关系,但是从长期来看,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通过误差修正模型进而发现,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当能源消费短期偏离均衡状态时,误差修正项将能源消费向长期均衡状态收敛。

3、通过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变化是能源消费变化的原因。

4、从三次产业来看,三次产业增加值与能源消费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也有所不同,第一产业增加值是第一产业能源消费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第二产业能源消费是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而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能源消费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从上述分析中得到如下启示:

1、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经济增长是能源消费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因而加快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是建立节能型工业、节能型社会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实现节能降耗目标的关键所在。

2、从能源消费对各产业的影响来看,第一、二产业增加值与能源消费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而第三产业增加值与能源消费不存在因果关系,这说明我国应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使产业发展政策向第三产业倾斜。

二、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结构主成分回归分析

(一)分析方法、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第一部分分析表明,能源消费与经济总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未能明确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数量关系,即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结构是如何相互影响的。由于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所以各因变量之间存在比较高的相关关系,建立普通回归模型就会出现多重共线性,造成模型的失真,不能很好分析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结构间的影响程度,所以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与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即主成分回归法来进行分析。

选取1980-2008年各产业增加值与各能源品种消费量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由于部分数据无法获得,我们利用插补的方法进行补齐。

(二)分析结果

从分析结果可知,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发展结构存在着强相关性,并且各个结构对各自总量影响也比较大,其影响结构图如下:

从图1-1可以看出,经济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相关程度达到0.987,经济结构与标准化能源消费总量相关程度达到0.988,同时标准化国内生产总值与能源消费结构相关程度达到0.993。各产业增加值对我国能源消费影响的重要程度依次为: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这说明经济结构对能源消费有比较大的影响。在其他因素不影响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增加值与标准化的能源消费总量相关程度达到0.985,其次是第二产业,相关程度达到0.983,最小的是第一产业,相关程度达到0.973。各类能源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的重要程度依次为: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这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对能源消费依赖性比较强,特别是对清洁能源消费的依赖性最强,所以必须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为未来经济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从上述分析中得到如下启示:

1、从整体来看,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有比较大的相关性,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但是目前我国是能源消费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分析表明能源消费结构是经济结构的单向因果关系,要实现节能降耗,将会付出经济增长成本,使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因此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应该逐渐改变这种高能源消费高产出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低能源消费高产出的产业,使我国能源消费的产出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

2、从经济结构对能源消费影响来看,经济结构对能源消费有着比较大影响,其影响程度更加趋向于合理化,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第三产业与能源消费关系最紧密,其次是第二产业,最后是第一产业,而这也符合节能降耗的要求,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和优化工业结构,提高能源消费的利用效率。

社会经济结构 第7篇

三大地区在我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引领着全国的经济发展,但是三大地区在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上存在差异,研究三大地区经济增长存在差异的原因,不仅可以为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找到合理的发展方向,而且可以为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以往研究三大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文献和课题报告,主要使用宏观省级层面的数据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三大地区在宏观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差异,但是这样的研究始终犹如“雾里看花”:虽然能够确信三大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始终未能揭示这种差异在哪里。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为我们研究三大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差异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数据资料。

一、三大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比较分析

从经济总量、人均GDP、人均收入方面来看,长三角地区排在第一位,珠三角地区排在第二位,京津冀地区排在第三位。通过对三大地区经济增长、自然资源禀赋、人口与就业、投资、消费和出口、科技实力等方面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

京津冀地区的主要优势在劳动者素质、矿产资源,主要的劣势在于水资源和耕地资源比较匮乏。从经济发展模式来看,京津冀地区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是效果并不好,第二产业发展落后,第三产业有一定的优势,消费水平、人均收入、人均GDP都没有表现出相应的优势,总体经济运行效率不高,发展较慢。

长三角地区除了矿产资源相对匮乏之外,在经济增长、劳动就业、科技实力和投资、消费与出口的协调发展等方面都具有绝对的优势。从经济发展模式来看,长三角地区也是一个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第二产业非常发达,第三产业有一定的优势,而且经济发展成效比较显著,人均GDP、人均收入都很高。

珠三角地区在水资源、耕地资源、城市化水平、出口等方面表现出了很强的优势,珠三角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别于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主要是依靠消费和出口拉动的经济,第二产业较为发达,第三产业发展也均衡,经济总体运行效率比较高,在人均GDP、人均收入、科技实力方面也表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但珠三角地区对出口的依赖程度较大,从而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存在一定的隐患。

总体而言,京津冀地区第三产业发展较快,但是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持,第三产业发展并未带来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没有带来新兴产业的发展。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因为具有高度发达的第二产业,并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使整体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二、三大地区产业结构及其变化趋势比较分析

1. 地区经济区域分布特征。

根据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资料,无论是法人单位数量还是从业人员数量,长江三角洲在三大地区均占首位,甚至高于其他两个地区之和。

三大地区都形成了一个经济的核心,在核心区域内企业和从业人员分布密度极高:京津冀地区核心是北京和天津,长三角地区是上海,珠三角地区是广州。其中,长三角地区形成了一个以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京、杭州和宁波为核心,以其他地区为依托的分层次的发展态势,区域内发展协调,区域整体实力较强。但是京津冀地区仅仅在核心区域发展良好,没有形成对广大腹地的带动作用,区域内协调发展表现欠佳。珠三角地区的核心地区的辐射区域也不大。

2. 三大地区主导产业与产业结构的差异。

京津冀地区第二产业不论是单位数还是从业人员的比例都不到40%,说明京津冀地区的经济是以第三产业为主体。在第三产业中大部分行业,其单位和从业人员的比例均高于其他两个地区。

长三角地区是3个地区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特别是制造业和建筑业均占优势地位,第二产业的单位数占法人单位总数的40%以上,从业人数的比重超过了2/3。

珠三角地区的经济也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其比重和长三角接近。与长三角不同的是,该地区的制造业比重很高,但建筑业在三个地区的比重却是最低的。确切地说,珠三角地区的经济是以制造业为主的。

3. 三大地区产业发展方向与动态调整。

与2004年相比,三大地区的法人单位数与从业人员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从法人单位数的增加来看,珠三角增加的比率最高,4年间增长了49.02%,京津冀、长三角增长的比率分别为31.04%和29.85%。从就业人数的增加来看,全国法人单位的就业人数增加了27.61%,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增加的比率分别为18.02%、32.11%和35.37%。从增长比率来看,以珠三角地区最高。京津冀地区的就业增加最低,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绝对数来看,无论是法人单位还是就业人数,都是长三角地区数量最大,是京津冀和珠三角地区之和,占全国的比例为17%以上。

三大地区经济发展的共同点是第三产业在产业的比重中有提高,特别是与基础建设有关的交通运输和为生产服务的行业发展较快。

京津冀地区制造业增长放缓,建筑业出现了负增长。第二产业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比重下降;服务业在进一步上升,但在向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存在工业发展不足,对就业量的扩大、区域经济的拉动有限。

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制造业继续发展,同时实现了企业数目和从业人员的增长,而且在全国各地区中的优势进一步巩固,但由于第三产业的单位和从业量增加比例更高,所以制造业在各行业的比重有所下降。两个地区有所不同的是长三角地区的建筑业(可能是由于上海世博会的建设缘故)增长很快,所以第二产业在全行业的比重几乎不变。珠三角地区最近几年加快了第三产业发展的步伐,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

三、三大地区企业生产效率比较分析

根据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资料,我们对三大地区不同行业的生产效率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不论从企业层面还是加总数据分析来看,三大地区工业和服务业生产效率表现出相同的规律和特征,三大地区生产效率不存在显著的、较大的差异。

1. 三大地区劳动和资本对生产效率的贡献。

三大地区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对生产的贡献差异较小,长三角地区工业和服务业劳动贡献略微大于京津冀地区和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有利于就业增长和劳动者收入增长。

三大地区工业的资本对生产的工业也较为相近,差异较小,珠三角地区工业资本贡献略微大于京津冀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工业,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偏向于资本驱动型。此外,三大地区服务业资本系数基本无差异。

总体而言,长三角地区在劳动密集型生产中占有一定的优势,平均生产效率更高,而珠三角地区在资金密集型生产中占有一定的优势,平均生产效率略低,京津冀地区介于二者之间。

2. 三大地区平均生产效率差异。

从三大地区平均生产效率来看,不论是工业还是服务业,长三角地区的生产截距项最高,珠三角地区的截距项最低,即长三角地区平均生产效率最高,珠三角地区平均生产效率最低。最后要指出的是,三大地区平均生产效率的差异并不是很大,也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三大地区经济增长结果的差异。

3. 三大地区产业集聚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产业集聚对三大地区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影响也基本相似,从企业微观层面来看,工业行业产业集聚对企业生产效率的贡献不大,平均贡献为5%~7%,服务业差异集聚对企业生产效率影响较大,平均为10%,但是从宏观加总数据来看,产业集聚对工业和服务业行业生产都有较大影响,平均贡献在16%左右。

4. 总结。

三大地区的各行业的企业生产效率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大,也就是说微观企业的生产效率差异不应该是形成三大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实际上三大地区企业生产效率有较多共同的地方,这表明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市场经济逐步完善,市场制度,企业竞争,要素流动都逐渐按照统一的市场化方向发展,最终使得三大地区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生产效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趋同。

四、结论

本课题的研究表明,三大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和产业集聚差异,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以工业发展为主,京津冀地区以服务业为主,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工业行业中具有高度的产业集聚,形成较强的规模优势,而京津冀地区产业集聚程度不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三大地区的产业集聚和经济增长,仍然处于外延增长的方式,是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驱动型的经济增长,因而三大地区企业在生产效率方面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转变三大地区经济增长方式,从外延经济增长向依靠技术和效率为主的内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内容。

1. 三大地区经济增长方式与国际金融危机。

三大地区经济增长在外向型经济增长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京津冀地区外向型依赖较少,而长三角和珠三角表现出了较强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出口依赖程度很高。

在第二次经济普查期间,正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期间,依赖出口的外向型产业受到较大影响,但根据2008年的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发现,长三角地区的金融业、珠三角地区的房地产业从业人数下降,这可能与国际金融危机有一定的关联。但必须指出,由于经济普查只是几年一次,数据断续,所以一时还难以清楚地看出金融危机的全面影响。

数据显示,与上次普查相比,全国,包括三大地区的法人单位、从业人数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这表示我国的经济继续保持着活跃高涨的态势。同时也证明了中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措施积极有效,不但保证了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也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

2. 重大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们的分析主要是根据第二次经济普查的调查结果,由于经济发展会受到偶然因素的作用而发生波动,所以有些结果不一定表示经济发展趋势,但应该充分认识到一些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例如,京津冀的建筑业从业人员的一时减少,可能是受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的影响,相反,长江三角洲地区建筑业的从业人员有较大幅度增加,可能是受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影响。上海金融业从业人员的减少可能是因为股票价格下跌的影响、从事证券业的机构和从业人员减少的缘故。

3. 良好的区域经济协调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保证。

在三大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综合实力要明显高于京津冀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这是因为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江三角洲已经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为两翼,苏州、无锡、宁波等中小城市为骨干的格局,具有区域整体优势。而京津冀地区主要限于北京和天津两个城市点比较发达,其他地区发展一般,有的地区还比较落后,北京和天津两大发达城市对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带动作用不显著。珠江三角洲虽然有广州、深圳、东莞等经济发达城市,但辐射区域比较小。

鉴于此,在全国其他经济区域的规划中,应当借鉴和采用长三角地区城市空间的协调发展的成功经验,在一个区域经济增长中,各城市应当适当分工,并注意协调发展,而不能像天津和北京在很多产业布局方面存在竞争和重复,影响了京津冀地区的整体辐射能力。

4. 对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判断。

中国经济尚处于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的发展中,工业中的制造业在促进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中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统计表明,除了依赖于天然资源的石油生产企业集中的城市外,我国人均收入较高的城市都是制造业占优势的城市[1]。长江三角洲凭借长期积累,在工业中的大部分行业都有着比较优势。珠江三角洲乘对外开放的先机,在如电子通讯等新兴行业中占优势。而京津冀在3个地区的工业中,只是采掘业占比较优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实力要低于长三角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实力又稍逊于长三角地区。

长三角、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产业的集聚,同时也充分利用了当今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造就了这些地区今日的经济繁荣。但本课题研究表明,这些地区生产的扩大,主要还是依靠生产的外延(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投入),生产效率在地区之间并没有很大差别。“福兮,祸之所伏”,产业过分集中在局部地区,导致了长三角,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部分地区和城市土地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水资源短缺、污染加剧等一系列问题,所以,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看,经济结构的调整、生产方式的调整势在必行。淘汰那些资源消耗大、产能低的产业,把那些过分依靠劳动力投入、土地资源投入的产业转移出去,依靠这些地区的资本和人力资源的积累,发展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提高生产效率,应该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今后发展的选择。而京津冀地区则需要根据本区域的条件,培育和发展优势产业,特别是工业,促使产业集聚,以增加生产总量,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就业。

在这样的条件下,落后地区应当积极促进经济增长。长三角地区已经在许多行业实现了高度的产业集聚,是中国许多产业的集散地,必然导致长三角地区行业经济和整体经济高速发展,而且这种竞争优势是不能完全复制的,其他地区要想发展同类型的行业,必然在竞争上处于劣势地位,因而其他地区只有以集聚的行业推动产业的整合和培养,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参考文献

成渝经济区空间经济结构分析 第8篇

一、关于空间经济结构及其测度的研究

针对空间经济活动区位进行研究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德国古典空间学派(Thurten,1826)。时至目前,关于空间经济问题的研究逐渐形成了比较清晰的学科领域: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这些学科对空间经济的总体结构都有一定的认识和偏向于本学科的理解。

经济地理学主要是以地理的方式来研究经济问题,往往从经济布局理论出发来谈论空间经济的布局优劣,缺乏对空间经济总体结构的把握,更没有就空间经济结构的测度问题给予正式的答案。区域经济学缺乏学科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分析工具,而且主要是在局部均衡视角下研究区域的微观经济问题,这使得区域经济学不可能真正认识比较宏观的空间经济结构,也不会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测度方法。虽然从一般均衡角度来看,城市经济学关于城市区位选择的分析依然是不成功的。相比之下,城市经济学比较接近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在实证研究上所做的贡献也是很大的,尤其是关于城市空间结构的规模-位次法则一直经受了多方考验。因此,城市经济学基于城市区的规模变量对空间经济结构进行测度。

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来看,对于空间区位选择研究最规范的学术流派是空间经济学。自克鲁格曼(1991)始,到Fujita et al(1999)和Baldwin e al(2003)两本专著的问世,其理论框架日趋完善。克鲁格曼认为,标准的多层级的中心-外围空间经济结构尽管缺乏微观基础,但一直是空间经济学思考多区位空间经济关系和组织思维的基础。大部分空间经济学家也认同这一观点。

虽然空间经济学成功地促使空间区位问题回归了主流经济学视野,但是依据掌握的文献与资料,仅仅发现《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1]提出空间经济结构的测度指标体系。报告把空间经济分布的主要特征概括为密度、距离和市场分割,对于不同规模的区域经济而言,三者的相对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其中,密度是指每单位土地上的产出规模,是区域经济考察中最重要的维度;空间距离,在国家层面上具有重要意义,落后地区和先进地区之间的距离是空间区位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而市场分割是影响全球范围内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的最重要因素,不可逾越的边界、货币差异和贸易规则差异产生的分割将远比距离重要。

二、空间经济结构的测度指标和统计单元

1、测度指标的选择。

《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对空间经济结构的测度框架虽然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如在测度的解释和应用中带入了太多的经济地理学所关注的人文内容,如宗教与种族差异等。但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来看,该测度框架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依据空间经济学理论,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随着产业集聚的逐渐发展,该区域经济活动的密度在逐渐增加。因而,应利用密度而不是规模来测度空间集聚程度。但是从产业集聚内在动力来看,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都会促进产业集聚,密度变化只是表达了由金融外部性产生的结果。从技术外部性来看,要素和产业的集聚将带来知识交流的便利,因而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会提高。在微观技术水平难以知晓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状况也是反映产业集聚的一个好指标。对于偏离了标准的多层级中心-外围空间的经济结构来说,其测度除了注重不同区域的集聚程度及其相对水平外,还应考虑空间上的差异。我们选择与国内外主要市场之间的旅行时间作为空间差距的替代变量。鉴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将以产出密度、劳动生产率作为产业集聚程度的测度,以距离作为空间差异的测度,来展示成渝经济区的空间经济分布特征。

2、基本的统计单元。

从整个空间经济的分布特征来看,是一个多层级中心-外围结构。因此,在描述这一结构时,所用的测度指标应该选择单一的中心-外围区域为统计单元。就中国来说,统计的空间口径基本上是按照行政区来划分的。乡级是代行管理职能,基本不具有吸引产业集聚的条件,也不会形成鲜明的中心-外围乡域经济结构;而地级市范围将是一个多中心经济结构,省级区域更不用说了。县城作为中心城市的中心-外围县域经济结构比较明显,比较适合作为空间经济研究的基本单元。

三、成渝经济区空间经济分布的特征与规律

为了估计四川盆地区县层面的空间经济结构的特征,依据2009四川统计年鉴和2009重庆统计年鉴,采集的数据如下:除四川省攀枝花市、阿坝州、甘孜州和凉山州外的17个市与重庆市所有区县2008年GDP、人口、就业和地理面积。当然,该区域范围比规划的成渝经济区略大,即增加了四川的巴中市和广元市,而重庆包括了所有的区县。一般来讲,经济区没有行政区域界线,辐射半径会随着区域经济发展逐渐扩大,而且地处四川盆地的这些地区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相对独立的系统。

从区县层面来看,共有168个市辖区、县级市和市辖县。有16个县和13个市辖区在川西平原上,有38个县10个市辖区在盆周山地上,其余56个县和35个市辖区处于丘陵地带。从四川盆地的地貌分布来看,尽管呈现平原、丘陵和山区的不同状态,但除了南部长江的阻隔、并且已建设多道桥梁外,内部并无大山阻碍,四川盆地依然是一个无缝的世界。为了遵从统计单元是一个独立的单中心结构,我们把各个辖区市的市区作为一个统计单元,与市区存在地理分离的辖区另外作为一个单独的统计单元,共有147个统计单元。

1、产出密度的分布特征与“齐普夫定律”。

产出密度(GD,亿元/平方公里)用GDP除以地理面积得来。为了获得更直观的认识,可以对数据采取可视化处理,在此限于篇幅,不再列出该图。从计算的产出密度分布可以看出,成都市区、青白江区、龙泉驿区、新都区、温江区以及郫县等10区县与重庆市6个市区的产出密度都达到每平方公里3000万元产值的高水平,从而是四川盆地“双核心”空间结构的真正两极。在两极的周围分别涌现了产出密度800万以上的区县,包括分布在成都市周围的德阳市、绵阳市、眉山市、双流县、新津县、彭山县、广汉市、什邡市,以及分布在重庆市周围的长寿区、渝北区、北碚区、璧山县以及永川区。

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具有什么样的规律呢?美国地理学派和城市经济学派在研究美国空间经济分布时,提出地区经济规模与其所处的位次之间具有一个经验性规律。即所谓的“齐普夫定律”或“规模-位次法则”:把所有的城市按照规模进行排序,位次高的规模大,反之亦然,则随着位次下降,城市的规模呈现幂指数下降。即

其中,Nj表示j城市的规模,Rj表示j城市的规模位次,k为常数,按照齐普夫定律,b为接近于1的常数,称之为规模衰减系数。值越大表示衰减速度越快,也即经济整体集聚程度越高;而值越小反映衰减速度越慢,空间经济活动趋于分散。

国外研究一般采用人口规模作为城市规模的替代变量。在我国,由于人口规模是以行政区来统计的,因此,在此我们用区域产出规模对该区域所处位次进行回归。此外,从理论上来看,由于各个统计单元的地理规模不同,产出密度比产出规模更能代表空间集聚状况,从而对于空间经济结构的测度来说,即使借用齐普夫法则,也是密度-位次法则,而不适合用规模-位次法则。即如下关系成立:

其中,Denj表示j区域经济活动的密度,Rj表示j城市的密度位次,k、b含义如前。为了估计位次与经济密度之间的对应关系,采用双对数线性计量模型:

对区县层面的空间经济结构分别按密度和规模法则进行估计,结果显示,产出密度衰减指数的估计值是1.23,R2=0.99,DW值为1.48;而产出规模衰减指数是0.84,R2=0.98,DW值为2.61。

尽管国内外对齐普夫定律的实证研究大都基于规模来进行的,结果也多数支持齐普夫定律(Stevens,2003;杨开忠、陈良文,2008;等)[2],但本文的研究显示,无论是规模变量还是密度变量,其衰减系数估计值都偏离了1,没有显示出对齐普夫定律很强的支持性。

2、劳动生产率的空间分布。

劳动生产率(LP,元/人年)是GDP与就业数之比。从总体上来看,成渝经济区内产出密度和人口密度较高的地方,其劳动生产率较高,其中产出密度与劳动生产率的相关性更高。有些地区的人口密度较高,劳动生产率却较低,如盆中的南充市、广安市和遂宁市的大部分区县。与盆南的自贡市、内江市、宜宾市及乐山市相比,尽管盆中地区与“双核心”的距离较近,但是缺乏良好的对外交通,尤其是水路交通,从而对面向全国或出口的企业而言,不具有区位吸引力,劳动生产率较低。再者,由自贡市和内江市共同构成的经济区,无论从产出密度还是劳动生产率等角度看都应该是四川盆地的一个次中心。

为了进一步探索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2008年区县劳动生产率(LP)对产出密度(GD)、人口密度(PD)、地貌虚拟变量(D1、D2分别为平原和丘陵)和行政级别虚拟变量(B1、B2分别为市辖区、县级市)进行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在方程(1)的估计中,劳动生产率对产出密度的弹性达到0.36,说明随着产业集聚的发展,其劳动生产率将会上升,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技术外部性,二是在集聚过程中同时出现了边际扩散现象。但是对平原和丘陵虚拟变量的弹性反而是负值,说明在同等的产出密度情况下,平原和丘陵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山区,这一结论超出理论估计。但是,考虑到盆周山区有许多采矿业,其劳动生产率往往较高,这一结论也就十分合理。

在方程(2)的估计中,把人口密度纳入后(虚拟变量不显著,略去),劳动生产率对产出密度的弹性提高到0.85,方程的估计精度也大幅提高。对人口密度的弹性却为负值,说明从劳动生产率角度看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未必是产业集聚的目的地,实际上笔者通过对要素跨区域流动的简单估计发现该区域劳动力跨区域就业现象比较明显。

3、与中心城市的距离及距离衰减系数的估计。

为了进一步探索空间经济结构,笔者效仿Hansen(2005)[3]对美国县域经济距离衰减系数所做的估计,来估计成渝经济区产业集聚程度随空间距离的增加而变化的趋势。成渝经济区地处四川盆地,盆地内部相对平坦,但四周环山、且与周边省份的经济中心距离较远。既然类似“孤立国”,那么就忽略国外和与国内其他地区对该地区的经济影响,而只考虑中心城市的作用。即对于其它145个县市分别获取该地区中心城市到成都市和重庆市的最快路线的距离,然后比较距离哪个中心更近,则认为这一地区是那个核心的外围区域。比如广安市距离重庆市较近,尽管这一地区属于四川省,我们认为广安市是重庆市的外围区域。由于重庆市仅仅是1997年分离出去的,即使一些与行政挂钩的第三产业的市场边界可能存在,本文依然坚持认为:总体来看,四川盆地内部是一个统一的市场。按照这样的划分,南江县、巴中市、营山县、西充县、蓬溪县、遂宁市、安岳县、内江市、自贡市、宜宾县、高县和筠连县是双核的“集聚阴影”分界线。那么在这一分界线以西的市县,该市县到成都市的最快路线所经过的公路里程数作为与核心城市之间的距离,以东的市县取到重庆市之间的最快距离。利用各市县与双核的空间距离,我们分别对密度变量和劳动生产率变量进行回归。

对于劳动生产率来说,对地貌虚拟变量不敏感,对空间距离的敏感性为-0.34。对于产业密度来说,产业密度随距离的衰减系数估计值为-0.69,也比较显著。就是说,测度指标产出密度、劳动生产率依然遵循“双核心”空间经济结构的分布特征,随着各市县与双核之间的距离增加,其产业集聚程度降低,并且显著性较高。

四、小结

关于空间经济结构的测度,目前还没有比较合适的指标体系。基于《世界发展报告》的开创性贡献,本文选择产出密度、劳动生产率及到“双核”的距离等指标。以区县为统计单元,对地处四川盆地的成渝经济区的空间经济分布特征及规律加以研究,发现成渝经济区的确是以成都市和重庆市为“双核”的空间经济结构。而由自贡市和内江市构成的经济区,无论从产出密度还是从劳动生产率角度看都是四川盆地的一个次中心。众所周知,标准的空间经济结构是单核心的,作为对标准经济结构的偏离,要想保持双核结构经济区的稳定性,从长远看来,核心城市的交流与协作就非常重要,只有突出自身优势实现错位发展,才能带动整个区域协调发展。

此外,成渝经济区的产出密度数据没有显示出对齐普夫定律很强的支持性。密度衰减系数估计值为1.23,相对于齐普夫定律来讲,似乎衰减速度过快,即大城市集聚程度过高,而其他城市发展不足。产出密度和一些外生因素如地貌特征、行政层级等对劳动生产率的空间分布有显著影响。此外,产出密度和劳动生产率衡量的集聚状况随着与“双核心”的距离明显衰减。

摘要:分析空间经济结构有助于把握区域空间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以成渝经济区的区县为统计单元,运用产出密度和劳动生产率等集聚指标,发现成渝经济区的确是“双核”结构;产出密度数据没有显示出对齐普夫定律很强的支持性;产出密度和一些外生因素如地貌特征、行政层级等对劳动生产率的空间分布有显著影响;集聚状况随着与“双核心”距离的增加明显衰减。

关键词:成渝经济区,空间经济结构,产出密度,劳动生产率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R].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杨开忠,陈良文.中国区域城市体系演化实证研究[J].城市问题,2008,3:6-12.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 第9篇

经济发展方式是指一国或地区实现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质量提高的方法和模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就是由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 从低级经济结构到高级、优化的经济结构, 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转变。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各组成部分的地位和相互比例关系, 从宏观看包括社会总需求结构、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等, 从微观看包括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等等。经济结构调整就是通过经济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 使其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结构的合理与否, 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经济发展的质量, 所以, 经济结构的调整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条件。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的紧迫性和战略性

在我国,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既十分紧迫, 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原因在于:

其一,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是进一步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巩固和发展经济良好势头的当务之急。2008年以来,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我国先是出台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大措施, 同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继而出台了一揽子计划。这些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 2009年国民经济保持8%以上的较快增长。但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定, 经济结构不合理, 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的矛盾凸显, 国民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 而消费需求不足的格局没有实质性改观。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 2009年前三季度, 在GDP的增长中, 投资贡献了7.3个百分点, 而最终消费虽然比上年有大幅提高但仅贡献了4个百分点。因此, 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是当务之急, 任务还相当艰巨。

其二,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是保证我国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增强竞争力、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措施。如果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属于短期政策, 那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则需要在较长时间才能取得成效, 是具有长远性根本性的措施。经济结构变化会形成新的产业链, 带来新的发展格局和更好更快的增长。所以, 在我们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而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 必须谋划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 把短期政策同长期措施结合起来, 以保证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 实现可持续发展。

其三,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是迎接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挑战, 增强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发展潜力的战略措施。世界经济发展变化很快, 多国经济将向低碳经济转型已提到议事议程。科学家预测, 未来十至二十年, 以绿色、智能、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新的科技革命将会发生。历史经验表明, 谁能够未雨绸缪, 抓住机遇, 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 并主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 谁就能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 日本利用模拟技术, 调整产业结构, 赢得了持续几十年的快速增长, 一跃成为经济大国;20世纪90年代, 美国抓住信息革命的机遇, 发展数字信息技术和高科技信息产业, 实现了持续118个月的繁荣。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前夕, 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是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激烈国际竞争的关键举措, 是实现经济发展以人为本最终目的的内在要求。

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思路和措施

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容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主要方面:一是结构优化, 二是结构升级。结构优化是指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协调、合理;结构升级是指依靠科技的重大突破和创新, 实现国民经济结构的高度化或高级化。结构优化、结构升级一般通过两个途径进行:一是对国民经济的存量进行调整, 主要是对已形成的各种传统结构进行改革、改造和优化升级;二是对国民经济的增量进行优化和升级, 主要是把握好投资方向、投资结构, 努力提高经济效益。

经济结构调整的依据首先是要从我国实际出发。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发展, 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重大成绩, 近年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出台的措施也收到了明显成效, 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积极变化, 但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依然存在, 较为突出的是:国民经济总需求结构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而消费需求作用偏弱;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内部依靠自主创新的高科技产业缺乏明显优势。同时, 经济结构调整还必须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 各国正在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 全球将进入一个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的新阶段。我们要把握这样的世界发展大势, 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战略目标, 把占领经济科技制高点作为战略重点, 依靠科技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 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使新兴战略性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基于上述原因, 调整经济结构要采取的重大措施主要应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 继续调整国民经济需求结构, 加快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我国国情所决定, 在过去较长时期内我国保持了高投资率、高外贸依存度和较低的消费率。据世界银行数据, 1990年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基本稳定在77%-79%, 而我国大致在50%左右。这种“双高一低”的格局曾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优势, 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看, 持续的高投资、高出口而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相对较弱, 既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 也会产生对国外市场的过度依赖。因此, 要下决心调整原有的需求结构, 在保持适度投资率和出口的同时, 完善促进消费和提高居民收入的各项政策, 积极推动最终消费的增加, 提高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增强内生发展能力。

其次, 继续调整三次产业结构, 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 第三产业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越高意味着经济发达程度越高。例如, 2006年第三产业在GDP中占的比重, 美国是76.5%, 日本为69.5%, 我国是39.4%;在国内, 2007年第三产业的比重北京市72.1%, 上海市52.6%,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所以,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应是我国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为此, 要认真实行有利于第三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包括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 促进和支持高技术服务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积极拓展新型服务领域, 稳步发展传统服务业, 不断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再次, 继续调整产业内部结构, 大力支持重点产业发展, 加快产业升级, 实现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资消耗向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转变。创新能力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和由此导致的产业低层次, 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因素之一。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契机, 应认真实施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推动企业兼并重组, 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压缩过剩生产能力, 同时要着眼于未来发展和下一轮国际市场竞争, 科学选择新兴战略性产业, 鼓励和支持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生物、信息等产业的发展, 尽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除上述内容之外, 还有调整所有制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国土开发空间结构、外贸结构等方面的调整与完善。

必须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要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落到实处, 使之收到预期的成效, 需要处理好几个重要关系:

一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但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发展, 如果经济结构调整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就既不能保证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 也不能实现效益好质量高的经济发展。从近两年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态势看, 2008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滑, 2009年第一季度进入谷底, 第二季度开始上升, 至今“V型”恢复已成定势。在此背景下, 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2010年和今后中长期的着力点, 对于国民经济的长远持续发展就显得十分重要。相应地政策取向上, 要在强调稳定增长的同时突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结构调整。

二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与自主创新的关系。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能否取得成功, 关键在于科技的发展、应用和自主创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为科技创新提出需求、提供动力, 科技重大突破和创新会极大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我国要赶上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 就必须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制高点, 这就不能只是被动地学习模仿, 而必须依靠自身力量走中国特色道路进行自主创新。

三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与改革开放的关系。改革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在深层次上必然涉及经济关系、经济利益的调整、国内国际关系的调整, 而经济关系、经济利益和国内国际关系的调整, 必须依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例如在总需求中提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就涉及中央与地方、积累与消费、城市与乡村等分配关系, 涉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劳动收入比重等。所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必须与改革开放相结合, 从制度上得到促进和保证。

论农村社会结构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第10篇

当前农村社会中不同群体、阶层之间的关系, 可以具体区分为三种不同的关系。一是“县、乡、镇政府”、“村两委会”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二是“经济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示范基地”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三是“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的关系。

“县、乡、镇政府”、“村两委会”、“农户”之间的关系, 是当前我国农村现实社会关系中的核心内容。在如何推进本区 (县) 域农业经济发展的问题上, “县、乡、镇政府”、“村两委会”、“农户”三者之间的关系怎样, 是制约着一定区 (县) 域中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么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是, 当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处于怎样的结构状态时, 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对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方式的形成, 才是起促进作用的呢?反之, 则必然会起阻碍作用呢?

经济学界认为, 农村中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应该是农户、而不应该是县、乡政府。从一般意义上讲, 也不应该是村干部。因此, 可以认为, 在“县、乡、镇政府”、“村两委会”、“农户”三者关系中, “农户”自主决定自己各种农业生产资源投向的权力越大, 这种三者关系的状态就越“好”, 就越有利于农村中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反之, “农户”自主决定其资源投向的权力越小, 三者关系就越处在“不好”的状态。

“经济合作组织+农户”、“龙头企业+农户”、“示范基地+农户”等等旨在推进农业生产“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组织方式, 也逐渐成为当前农村社会关系中新的序列, 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经济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示范基地”与“农户”之间相互关系的状况, 是当前农村中与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甚至是区域专业化的发展状况关联性更为紧密的内容。那么需要研究的问题是, 这些经营模式中, 农户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处于怎样的状况时, 对本区 (县) 域中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呢?

如果农户获得了自主决定其资源投向的权力, 但目前这种分散、以小农方式经营是不可能面对市场需求实现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的。经济学界认为, “经济合作组织+农户”、“龙头企业+农户”、“示范基地+农户”是当前我国农业实现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的有效途径。也就是说, 农户只有加入到“经济合作组织”中、加入到“龙头企业+农户”、“示范基地+农户”的生产关系中, 农户的生产才可能是适合市场需要的。

可以说, 当前农村中这种关系如果不能实现整合, 那么农户即使获得“自主决定其农业资源投向的权力”也不可能产生明显意义。而究竟应该如何促进农户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这种具有基本整合性的相互关系, 则是当前非常需要研究的问题。

“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的关系, 是当前农村社会中的第三种关系。当前在许多农户的生产过程中, 基本上是依赖以往的经验“靠天收”, 没有多少常规农业技术的支持, 更不用说高新农业技术的支持。而农村中的农业技术人员, 由于当前农技推广体制的问题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 技术资源闲置, 导致农村中一方面是农户迫切需要技术, 而另一方面是农业技术人员或转行干别的事情, 或做起了涉农的生意, 无人为农户的农业生产提供技术支持。这种状况是当前导致农户的种植、养殖结构难以进行合理调整, 农产品质量和产量都难以提高, 因而收入也难以增加的重要原因。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户之间是否能构成稳定的技术服务与被服务相互关系, 对每一个农户的农业生产是否能够真正增收, 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从农业经济学角度看, 当前我国的农业必须是技术、信息推动型农业, 农业技术支持必须成为每一个农户生产过程中的基本环节。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必须形成稳定的服务和被服务关系。形成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市场化途径, 也可以探索由非市场化途径逐步过度到市场化途径。非市场化途径指通过政府支持途径为农户提供基础性、常规性农业技术的支持。养成农户依赖农业技术进行农业生产的习惯。对于部分农户的高新农业技术支持则主要以市场化途径解决。但就目前农村中广大农户的情况看, 政府投入是启动农业技术支持机制的关键。农业的技术投入必须成为一种国家的制度创新, 而不能仅仅依靠市场选择和农民自身。

基于上述三种关系序列都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具体内容有着明显的关联性, 因此, 概括起来讲, 关于农村社会结构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可以作如下解释:一定的区 (县) 域中农村社会结构的状况 (三种关系的整合程度) , 制约着该区 (县) 域中既有的农业经济资源 (土地、资金、人力、技术等) 的配置方式, 制约着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组织方式可能产生的效率和效益, 因而制约着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形成合理调整的程度。

二、我国农村社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关于县、乡、村与农户的关系问题。当前的现实情况是, 计划体制时期形成的忽略广大农户利益的价值取向, 在仍未得到明显改变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支撑下, 依然主导着县、乡、村干部的行为方式。资源配置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然集中在县、乡、村干部手中。相当数量乡、村都存在“角色错位”或“角色混乱”的情况。其结果导致沿用计划体制下行政命令的办法推动本社区的农业产业化、规模经营, 用行政手段强行搞集资、搞摊派, 办政企不分、财务约束软化、效率低下的企业, 强迫农民接受劣质服务, 随意收回或调动农民承包的土地等等现象大量存在。

而另一方面, 自农业经济体制转型以来, 随着市场机制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逐步渗透, 培育了广大农户作为独立市场经营主体、要求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价值取向。但由于当前农村“村民自治”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 导致农户在农村社区中的“权利——义务”实际上并未发生明显变化。普通农户的经济行为经常受到来自乡镇、村干部行政权力的干预。这就使得经济体制转型所要求的农业生产资源配置权向市场经营主体分散的局面一直难以实现。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其核心就是还土地于农民, 充分调动农户的农业生产积极性。通过农村经济体制转型, 政府退出对农业经济的直接计划指令和计划调节, 让市场来有效地配置农业生产资源。

我国社会结构的重建 第11篇

关键词:社会结构;橄榄形;重建

中图分类号:C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7-0030-01

一、我国的社会结构

(一)何为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这个术语在社会学中经常出现,从广义方面来讲,它可以指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多方面的结构状况,从狭义方面来讲,它在社会学中主要是指社会阶层结构。具体地来说社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社会结构组成方式及其关系格局,包含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若干重要子结构,其中社会阶层结构是核心。社会结构具有复杂性、整体性、层次性、相对稳定性等重要特点。

(二)我国的社会结构。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结构变化的推动下,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动。社会阶层结构,已经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转变为由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十个阶层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

二、社会结构的现存问题及成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是这么一个形势: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政治基本比较稳定,社会矛盾日益凸显,文化繁而不荣。在这么多的矛盾当中,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不平衡这一矛盾处在核心和急需解决的位置,这也就使得社会结构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

就这个问题而言,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结构性矛盾,也是产生诸多社会矛盾问题的重要原因。这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太快,社会结构没有及时跟上它的步伐,没有及时的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因此社会结构没有得到及时的修正。这也就出现了一些列的社会问题,如社会事业很薄弱,体现为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等问题。如果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长期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就会出现有些社会学家说的“社会利益格局定型化”、那就是“金字塔”的固化,或“社会结构断裂”的局面,所谓的断裂就比如,生活在一个小区里,有的人是高官,有的是企业老板,有的是普通白领甚至有的人是为这些家庭而服务的家政人员,他们之间永远没有共同的生活圈子。

(二)社会结构的“金字塔”形。

一个理想的现代社会机构,应该是公正的、合理的、开放的。我国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形,在这之中的三个阶级的比例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年薪百万的人才属于中产阶级,但是这个比重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是比较少的。根据有关数据,现在我国的中产阶级的比重大约达到了23%,和预期的、正常的40%比重还差了一大截。按照每年中产阶层以1个百分点增加计算,还需要十年左右才能达到这个水平,这时,我国的社会阶层就差不多稳定了。中产阶级所占的比重少导致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还没有发展成为橄榄型的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三、社会结构的重建

由于我国的“金字塔”形状的社会结构越来越严重,也出现了一些列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大,分配不均,住房难,看病难,官民关系紧张,贪污腐败问题日益突出,等等。面对当今社会结构所引起的一些列社会问题,应该加快提出社会结构的调整、重建方针使其朝着“橄榄形”变化,对于社会结构的重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一)扩大中产阶级的比例。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落实,主要目标也是扩大中产阶层的比例。目前,依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我国中层阶级还在发展中,没有完全的定型,为了使它成为主要的部分,不仅需要市场经济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还需要社会政治制度提供基本条件。完善当前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以初次分配为主体,二、三次分配为调节和补充的主次有序、调节有效的收入分配政策体系,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实现优胜劣汰,破除行业垄断,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我们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怎样使得老百姓过的好,那就要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我国的社会保障建设和西方国家相比,可谓相差甚远。社会保障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四个部分构成,其中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部分,社会福利是社会保障的最高层次,社会救济是社会保障的最基础的部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立足于提高保障水平、增强保障能力、逐步实现全面覆盖的目标要求,以完善制度、强化管理为重点,进一步做好各项社会保障工作。

(三)增加社会事业的投入。

社会事业是社会发展的载体和硬件,社会事业投入的多寡与社会病的发病率成反比。为了降低人类社会病的发病率,只能这样硬性规定。事实上,在西方的发达国家,有不少社会秩序比较好的国家,他们在社会事业的投入上都是高于50%的。但是,相比他们,我们国家的社会事业投入不仅比重少,而且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也不紧密。

(四)社会组织需要壮大。

我国的国家建设有一条基本经验,那就是中央在决定了战略任务以后,都必须在组织上落实,要有组织、有干部去贯彻执行才能实现。也就是说,社会事业是要人去做的。人一旦组织起来,其力量会呈几何级数上升。如今,中国的各类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七、八年间就翻了一番。可是,以每千人拥有的社会组织的数量同别的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政府要积极主动的地扶植社会组织茁壮成长。

四、结束语

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谐社会的可持续,我们不能放任社会机构的畸形发展,必须要进行社会结构的重建;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老百姓真的能当家做主,真正的能享受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业有所就”过上好的生活,必须要进行社会结构的重建;为了使我国的国家地位在国际上屹立不倒,处于良性的发展大国,必须要进行社会结构的重建。

参考文献:

[1]孙立平.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二期

[2]蓝宇蕴.论阻碍我国社会结构健全分化的主要因素.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三期

[3]田毅鹏.社会重建的真意.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9月,第五期

浅谈低碳经济与经济结构调整 第12篇

由于人类活动导致温室气体增加, 全球气候变暖。人类面对全球性的安全威胁,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 保持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必须改变自身的社会经济结构, 减少对于物质生活基础的环境资源的破坏。因此, 各国开始着手建立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发展体系, 以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

(一) 国外的低碳经济行动

早在2003年英国首先在其能源白皮书上提出了“低碳经济”的定义。英国在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 减缓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态度都十分积极。在英国国内, 政府通过国家税收来触动重工业能源企业通过新的投资等手段, 实现较低的温室气体排放。挪威长期对于气候信息进行投资, 明确表态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进行长期稳定的补贴。挪威政府采取设立经济示范区项目与区域试点方式, 进一步促进低碳技术的创新, 激励企业采取环保措施, 政府采购低碳技术, 制定相应法规, 从各方面保证本国低碳行为。

(二) 我国的低碳经济行动

我国中科院在《200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 明确提出:到2020年, 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降低50%左右。这也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目标。从报告中, 可以看出,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有责任有义务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我国大力拓展新的能源项目, 投资鼓励研发低碳新技术, 新型机械, 充分利用金融行业的导向作用, 下大气力负担起淘汰落后产能、减少煤、石油等不可再生的能源消耗, 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重任。

(三) 低碳经济的内涵

低碳经济包括:低碳能源系统、低碳技术和低碳产业体系。低碳能源系统是指通过发展清洁能源, 包括风能、核能、太阳能、低热能和生物质能等替代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 以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低碳技术包括对于人类社会现有能源技术的改造, 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的开发、煤的清洁高效利用, 油气资源与煤层气的勘探开发利用、二氧化碳的捕获与埋存等领域的开发、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及能源效率等。低碳产业体系包括火电减排、建筑节能、新能源汽车、工业节能与减排、循环经济、资源回收、节能材料、环保设备等。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是低碳经济的实质, 能源的技术创新、经济结构的制度创新是低碳经济的核心。

二、低碳经济背景下如何调整中国经济结构

(一) 我国经济结构面临的问题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经济结构目前存在着诸多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 我国的经济增长在相当长期里主要依赖进口与出口。国内经济消费对于拉动经济的作用不明显。内需与外需不平衡, 投资与消费不平衡。第二, 产业结构不平衡。作为能源物质的生产者, 生产性的服务业发展较滞后。第三, 生产环节的结构性不平衡。经济的大力发展长期依赖于高强度的生产投入, 科技进步与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第四, 城乡结构的不平平衡。城市作为经济的中心, 掌握的资源与信息多, 经济建设速度较快。相对于城市, 农村地区没有信息与资金优势, 经济发展较慢。最后, 区域结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相对中西部内陆地区及欠发达地区, 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从总体来看, 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不平衡, 能源利用效率低, 环境损害大, 地域空间布局不合理。三大产业发展不协调, 农业基础薄, 工业大而不强, 服务业发展滞后, 城乡发展不平衡, 中西部地区发展落后。资源消耗大, 环境保护压力大。这种种矛盾会导阻碍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经济结构的不合理, 资源在生产过程中就会产能效率不高, 造成能源浪费, 影响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 不利于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为大量的自然资源和要素的投入。经济转型的宗旨是必须扩大国内需求, 调整经济结构。引导经济发展,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科技创新, 人民生活水平与经济发展同步提高, 最终达到:经济、社会与环境和谐发展。

(二)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几点建议

1. 尊重我国经济的客观情况

我国虽然是经济发展增速较快的国家, 但人口众多, 经济结构层次低。在借鉴其它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模式的过程中, 不能照搬照抄, 只是一味强调发展科技含量高的产业。要遵循我国资源较丰富的客观事实, 在参与国际竞争时, 资源优势是我国的长处。

2. 加强教育与鼓励研发

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必须持续不断的支持与加强。社会研发带有公众性, 民间组织很少能给予资金帮助。政府可以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 鼓励全社会进行科技研发与创新。在科研项目的管理上, 加大审批力度, 注重科学技术的创新性与实用性, 加强审核力度, 合理利用科研经费。注重维护知识产权也是促进社会创新的重要内容。

3. 减少区域间差别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都要考虑, 合理控制生产规模, 使产品在两个市场竞争中, 都具有较强实力。出口产业可以向东部大城市与大港口转移, 合理规划, 控制发展密度, 不能盲目向西部地区迁移, 避免造成新的地方经济的不均衡。

4. 合理引导民间投资

在低碳经济引发的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 政府相关部门可以积极引导民间资本的介入, 促进产业转型与结构调整。民间资本可以采用私募投资基金, 在经济结构优化与升级过程中发展作用。在政府部门的合理引导下, 民间资本会推动低碳经济产业的调整。

5. 合理调整出口结构

出口量的增长必须建立我国自主品牌, 提高产品附加值, 减少一般贸易出口比例。促进自主创新, 大力发展高产品附加值与新生能源产业。

参考文献

[1]项俊波.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选择[J].理论参考, 2009 (12) .

[2]付文军.在应对危机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N].人民日报, 2009-11-02.

[3]英国政府.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R].英国文书局, 2003.

[5]徐瑞娥.当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政策的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 2009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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