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下的历史范文（精选4篇）
镜头下的历史 第1篇
校园里的微电影镜头下的教育梦:公‘将生硬、直白、单调的叫卖式宣传, 丢进那无人问津的故纸堆。用更软性、更灵活、更易接受的方式, 定制专属于学校和师生的微电影。把学校待色和品牌理念与微电影的故事情节巧妙结合, 用精彩的视听效果与观众情感共鸣, 您只需一个电话和微小的投入拾点文化传播机构, 凭借自身对教育和传媒的专业理解, 为全国中小学及幼儿园量身制作精美的校园微电影、学校宣传片。权威、专业、诚信:1.国家一级导演倾心指导, 带领一流拍摄团队竭诚为广大学校服务, 邀请国内知名影视后期制作机构参与后期制作。2.知名教育专家学术把关, 诚邀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分会、全国教育策划学术委员会、四川省教育学会教育管理专业委员会、四川学校文化建设研究会等研究机构及专家参与策划。TEL/028-66771313 66771332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11号省科技协会6楼
楚鹏镜头下的多彩历史 第2篇
为此，我翻阅了国内外很多资料和书籍，但一直没有发现给予它的明确定义，但其中一句话足以概括它的内涵——用你的相机留下历史，即用相机记录下生活中真实的一面。
初次在网上发现楚鹏，还是因为他亚历山大城的风光片，通透、干净带着灵性。但深深打动我的心灵，撩拨我的视觉神经的却是那些人文片子。人文摄影作为一表达方式，照片传达的是摄影者的思想，或者摄影者想传达给观者的他们看到的思想。
在楚鹏的摄影世界里，有人类个体或者群体的居住环境；生产生活；宗教或者其信仰；民风节俗等等。那些图片中，或者忧伤而深邃的眼神，或者快乐而狂野的节日，或者宁静而圣洁的祈祷，或者美丽而羞涩的新娘，或者胡子拉碴但眼神坚毅的苦行僧，或者……这些都构成了楚鹏镜头下独特的历史。
我问楚鹏现在为什么更喜欢拍人文图片，答曰：“走的地方多了容易产生审美疲劳，拍下的那些美丽风光无非是明信片。而人文摄影不同，人文是不可复制的，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味道，每一张片子都是一个历史片刻。”
楚鹏正是在利用摄影纪实的这一特性，将他的见闻与感受利用相机记录下来，将这他看到的历史真实呈现给读者。
点评人：李树峰
《中国摄影家》杂志社总编辑，摄影艺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人大复印资料《造型艺术》顾问。
《苏菲舞》
拍摄时间：2009年1月10日
拍摄地点：埃及开罗固力宫
器材：尼康D80
数据：光圈F5.6 速度1/100秒
李树峰点评：瞬间抓的较准，构图较好，画面中心为那双眼睛，但眼睛作为聚焦点结像还不够牢固，四周都可以虚，唯此处必须非常清晰，这样照片才够“硬”。
《祈祷》
拍摄时间：2007年9月28日
拍摄地点：西藏大昭寺
器材：尼康D80
数据：光圈F3.5 速度1/1000秒
李树峰点评：此图最可贵的是作者发现了墙上的影子，这些影子占成一排，正在做膜拜的动作，而迎面而坐的喇嘛神色沉着，服装抢眼，双方呈对峙状。这是无声的对话。构图和角度还有改进之处，上面的建筑变形太多，右上角窗户部分不舒服；角度可以再向左侧加大、机位可以更低，影列会更加显著、整齐，而喇嘛的脸部呈现更好。
楚鹏，新浪首位摄影之星，旅行摄影名博，印度2010年度最佳摄影师提名。23岁开始独自远行，六年来足迹遍布中国11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84座，100座中华名山的70座，以及五大洲的22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处于旅行摄影并行的生命状态。在实践“环游世界”梦想的同时，心态日趋平和。行走于他，就在于繁华看尽后，得到心灵的自由。
《虔诚》
拍摄时间：2011年2月2日日
拍摄地点：缅甸仰光
器材：佳能60D
数据：光圈F1.4 速度1/250秒
李树峰点评：一个小喇嘛的专注神情，构图、焦点都没问题，光圈再小些更好。
《大象节》
拍摄时间：2010年2月28日
拍摄地点：印度斋普尔
器材：尼康D80
数据：光圈F11 速度1/80秒
李树峰点评：仰拍的角度很好，构图也很好。在光比很大的情况下，人脸部稍曝光不足，现场可用闪光灯补光。。
《苦行僧》
拍摄时间：2010年2月13日
拍摄地点：印度哈里瓦
器材：尼康D80
数据：光圈F5.6 速度1/250秒
李树峰点评：特写镜头，构图、焦点没问题，曝光欠些。。
《新娘》
拍摄时间：2011年1月30日
拍摄地点：斯里兰卡尼甘布海滩
器材：佳能5D2
数据：光圈F5.6 速度1/125秒
葛亚琪 用镜头定格历史 第3篇
与老兵结下因缘
葛亚琪在展览感言中说：“当我推开山村小屋的木门，一位高瘦的老人正站着看书，他孤寂的背影让人怜惜，而转身之后显露的勋章又证明了他的遭遇：年轻时参加抗战，后被迫害，村里人的冷眼相对，甚至连小孩都把他当做坏人。于是，当志愿者们把自制的抗战纪念奖章戴到他的胸前，他就再也没有摘下来过。这是我用相机定格的第一幅老兵照片，正是从那时起，我与抗战老兵结下了因缘。”
1986年出生的葛亚琪是杭州《都市快报》的一名摄影记者。在一次采访了一位抗美援朝的老兵后，让他开始关注“老兵”这个群体，并由此关注到了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
后来，葛亚琪联系到了杭州“我们爱老兵”志愿组织，开始在志愿者的带领下走访、拍摄老兵，至今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他拍摄了60多位生活在杭州周边的抗战老兵。他说，这些老人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却都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青春投入滚滚抗日洪流之中。如今，大多数的人早已化为尘土，幸存者也都八九十、上百岁了，很多老人还受到病痛、贫困的折磨，而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得到国家、社会的认可。
希望大家牢记历史
拍摄抗战老兵以来，葛亚琪也经常受邀去进行讲座，讲述他拍摄的照片背后的故事。他说，自己拍这些照片的目的并不只是希望大家去资助、捐钱。“现在幸存的抗战老兵越来越少，在世的也大多是风烛残年，他们在物质上需要的资金是有限的。我更希望藉由这些照片提醒人们记住那段历史。”
葛亚琪说，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关于抗战那段历史的内容是很简略的。很多年轻人是小时候看“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影视作品中来感知抗战历史的。而现在的很多电视剧则完全不尊重历史，“手撕鬼子”“裤裆藏雷”，“石头击落飞机”……完全把抗战史娱乐化了。葛亚琪说，不光是自己，许多记录抗战历史的摄影师，都是为了让人们铭记我们是怎么打赢这场战争的，打鬼子并不是像电视剧中演的那样手到擒来，是非常艰苦卓绝的。现在，葛亚琪已经不光是拍摄老兵，他也成为了“我们爱老兵”志愿团队中的一员。但令人遗憾的是，志愿者们发现老兵的速度远远比不上老兵离去的速度。可能这个星期刚刚完成认定，下星期去送物资，老人已经去世了。“7月份杭州这边有十个老兵先后去世”，葛亚琪的声音有些低沉，他说，每个老人离去，志愿者都会去为他们送行。
“现在在世的抗战老兵平均年龄都在八九十岁了，等到抗战胜利八十周年，还在的还能有几位呢？”葛亚琪说，他会把这个和时间赛跑的公益事业继续下去，希望拍摄一百位老兵，让老人们在晚年能得到肯定，找回自己应有的尊严。“很多老人在后半生一直被误解，被当成坏人，当我们找到他的时候，给他戴上我们制作的勋章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的一生值了。”
周福康
92岁的周福康站在自家院子里。17岁参军的他1945年随军到台湾接受日军投降，在那里认识了日本女教师边见须惠子，二人日久生情，但错误的时代让他们最终没能走到一起。临别时，边见对周福康说，自己是战败国的女人，配不上他。后来，周福康听说，边见乘坐的船在去日本的海上碰到了水雷，生死未卜。1947年，周福康的部队被调回大陆，他在战斗中被俘，两年后回乡。1955年周福康又被认定为反革命罪，判刑15年，到内蒙古乌兰农场改造，20多年后才回家。现独居于祖上老宅，以捡废品为生。
詹春松
独臂抗战老兵詹春松孤独地走在养老院里。1944年，20岁的詹春松在桂林战役中炸伤截肢，却因此死里逃生，他所在的团几乎全军覆没。解放后的数次政治运动，詹春松都受到了冲击，因此儿子和儿媳对他不孝。2015年3月5日，詹春松因长时间没有进食导致器官衰竭死在了医院的病床上，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此前他一直靠志愿者的资助住在养老院里，直到被查出患有肺癌才被儿子接回家等死。去世前两天，他被志愿者送到医院，但为时已晚。
叶增炎
浙江桐庐县的一座山上，88岁的抗战老兵叶增炎独自住在没有通电的小屋里。1943年，在亲眼目睹了父亲被杀和妹妹被强暴致死后，年仅15岁的叶增炎写下血书要求加入部队抗日，并被国民革命军28军62师破格录取。1944年，叶增炎被调任至71军88师，参加了攻打龙陵的战斗，他多处负伤。抗战胜利后，叶增炎与时任88师师长彭锷之女彭木兰结婚。然而一场战斗中叶增炎身负重伤，被误传阵亡，年仅18岁的新婚妻子在接到通知后，当晚便饮弹自尽。为了弥补为自己殉情的爱妻，叶增炎终身没有再娶。
镜头下的巴黎 第4篇
“我敢保证我收藏了整个老巴黎”，这是法国摄影家尤金·阿杰特（Eugène Atget）对自己摄影生涯的描述。的确如他所言，他用一台笨重的18×24英寸的大片幅相机为旧巴黎留影8500张左右。
作为法国的首都，巴黎经历的最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始于阿杰特出生前5年。1952年，拿破仑三世委任奥斯曼（Baron Haussmann）主持改革，奥斯曼在自己任期内，突破重重阻碍，对巴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奥斯曼的改革犹如切蛋糕一般在巴黎开辟出一条条宽敞的大道，完善了城市的干道网，他非常重视绿化，主干道两侧都种植高大的乔木，形成林荫大道，并在城市中规划若干个大型公园，打造“城市之肺”。在奥斯曼的改造之下，巴黎从一个中世纪风貌的城镇，蜕变为一个现代化都市，这是对巴黎城市格局影响最大的一个规划。从这些成就来看，奥斯曼的改革无疑是成功的，但是在他“切蛋糕”的同时，牺牲掉了大量的古建筑，这也是此次改造争议的来源。雨果在1932年完成了《向拆房者宣战》以表达对与破坏历史遗产无异的大拆大建式的城市建设的愤怒，当时法国是一个新右翼保守势力强盛的时代，在许多人看来奥斯曼的改革是对古建筑毁灭性的破坏。阿杰特的“老巴黎”是奥斯曼改造后的老巴黎，他1979年进入巴黎国家戏剧学院学习，毕业后在剧团里扮演一些小角色，一直未能取得大发展，直到40岁的时候，他才拿起了相机。
巴黎的城市改造集合了崇新和怀旧两种情感，随着摄影术的发明和普及，用图像记录过往似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和这种矛盾，虽然这种拍摄是守旧的，不够时髦，但总有那么一批怀旧的人。这种情愫给阿杰特的照片创造了市场，或许也是阿杰特在画意摄影（模仿绘画形式和理念而成的一种摄影风格）盛行的艺术界一直坚持真实记录所见的原因。当然最初阿杰特也没有把自己定位为艺术家，在他位于蒙帕那斯的大道外的工作室门上写着“为艺术家提供资料”，他认为其作品是艺术家们的灵感源泉。阿杰特对巴黎的老街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计划用30年时间，1万张照片去记录清晨的巴黎。他是一个怪老头，当时聚集在蒙帕那斯的年轻艺术家们对他都避之惟恐不及；他是一个老古董，用着古董相机拍着古董题材。
作家詹姆士·沙尔特（James Salter）在《一种运动与一种消遣》（A Sport and a Pastime）中这样描绘他：“拂晓前出门，从那些占有者手中，慢慢地偷走一座城”。阿杰特的镜头偷走的大多是那些将被迅猛的城市化进程所吞噬的景象，世纪之交的巴黎日新月异，阿杰特对新东西却毫无兴趣。他常常会回避掉那些著名的地标，锁定日常生活橱窗、院落、市场、小街小巷均能入画，安静的画面中总是透着怀旧的忧伤。阿杰特还是一位迷恋细节的摄影师，他熟知自己相机的局限性，在不断的拍摄过程中，他对于对象的捕捉也越发精道。不过，设备的限制也给阿杰特的拍摄带来了些许不便，如他所使用的玻璃底片感光度较低，就需要更多的曝光时间，在拍摄人像的时候又不能要求被拍摄者定格，所以他拍摄人物的作品较少。
阿杰特的照片有着繁复且清晰的分类，他有不少客户，甚至包括巴黎市政府，他将这些照片卖给不同的需求者，如舞台设计师、画家，以及官方的图书馆、美术馆，并以此为生。显然这些照片在被交易的时候并没有人真正意识到它们的艺术价值，所以阿杰特生前没有做过任何展览，且生活拮据，每当人们提起他，总会用悲情、不幸、失意等词汇来形容，其生前无人知晓，去世后被认可的遭遇也常常被拿来和凡高类比。我想阿杰特生前一定未料到若干年后自己在摄影史上所处的位置，这一切并非有意为之，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世纪之交的巴黎选择了阿杰特。
与阿杰特几乎同时为巴黎留影的还有被称为“夜间摄影鼻祖”的布拉塞（Brassai），阿杰特行走于尚未醒来的巴黎，布拉塞穿梭于真实的夜巴黎。布拉塞拿起相机的理由正是夜巴黎打动他的地方，“我在1924年来到巴黎时，有一段时间过着夜间游荡的生活；日出时休息，日落时起床。在那2001个夜晚的波西米亚式生活中，我踏遍了巴黎的每一个角落。我为这不夜城不断展现在我眼前的景象感到震惊。我想用什么办法把它记录下来，终于有一个女人借给我一台业余相机，我用它捕捉了这些缠绕在我心中许久的景象”。
在布拉塞看来，夜幕下的巴黎人会脱下伪装，尽情的表露他们的欲望，他本人也对巴黎的夜生活十分迷恋，“夜晚给人以联想，它不是在表现。夜晚让我们心绪不宁，我们惊讶于它的奇特，它使我们释放出一些在白天被理智所驾驭的力量……”尤其是在巴黎。
布拉塞同样忠实于摄影的记录性，在他的作品中从来不夹杂任何个人情感，他说自己从不用相机去评论，他只是透过相机看不同的人。可以是咖啡馆里的情侣、路边的守夜人，也可以是酒吧里的妓女、倒卧街头的醉汉。通过相机看到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即是结果。在拍摄时布拉塞隐藏了自己，在生活中亦是如此。布拉塞是他的艺名，关于自己的背景他从不愿多说，他改掉自己的名字因为他认为这样可以逃离单调的正式身份，摆脱身份的枷锁，他甚至认为自己重要的出生日期并非布拉塞的1899年，而是巴黎的1932年，是他作为艺术家找到自己的道路和声音的那天。即使拍摄的是夜晚，布拉塞依然坚持使用自然光，在那个使用镁光灯和最笨重的老式相机的年代，一个毫无摄影基础的人如何捕捉到夜光下动态画面，一直是个谜。
布拉塞感兴趣的是普通的人性，是与人类状况有关的某种东西，黑夜帮助他获取了那种在白天无法得到的真实。任何一个繁华都市的夜总是藏匿着若干最为躁动的秘密，巴黎的夜尤其暴露其真实的灵魂，那是一种自由与向往、享乐与安逸、欲望与抒发、解放与真实。
上世纪30年代，阿杰特和布拉塞拍摄巴黎的画册分别出版，布拉塞还因此声名鹊起，此时，一位法国天才摄影家——罗伯特·杜瓦诺（Robert Doisneau）正为雷诺汽车工厂广告部打工，不过坐班打卡的节奏实在不适合艺术家，合作4年后，杜瓦诺终于因迟到被辞退，也因此杜瓦诺有了成为了自由的艺术家的机会。在法国摄影界杜瓦诺与布列松齐名，但他在中国的群众基础远不如布列松，不过他拍摄的《市政厅前之吻》堪称世界上最流行的图像之一。
《市政厅前之吻》是杜瓦诺应美国《生活》杂志之邀拍摄的“巴黎恋人”系列照片之一，咖啡馆里的杜瓦诺被窗外热吻的恋人打动，几天后他请这对恋人在巴黎市政厅前摆拍了这张经典之作。虽然这对恋人的恋情只维持了8个月，但是照片本身所传递的浪漫之都的永恒爱情主题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丝毫没有减弱。
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是杜瓦诺最为关注的，他说“我喜欢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尽管他们身上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我并不在乎。我们会在一起谈得融洽，挺热乎，亲如一家。”他一生只拍过他居住的城市巴黎，他的作品低调谦和，时而玩世不恭，时而讽刺调侃，他总能抓住生活中感动，抑或幽默风趣的瞬间。以其《观画》系列为例，杜瓦诺蹲点在一个朋友的古玩铺里，拍下了不同人观看橱窗里人体油画的反应，由于橱窗玻璃反光，看画的人并看不到店内拍摄的杜瓦诺。我们可以从照片中看到表情各异的观者，乃至洞察他们的心理活动，其中最有意思的一张是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乘着他夫人兴趣盎然地评论某画时，斜眼偷看那幅裸女人体。正如杜瓦诺所言，“日常生活里的奇妙情景是最动人的。你在街道不期而遇的事情，哪一个电影导演也不可能在镜头前给你安排出来。”
杜瓦诺一生留下了45万张底片，一个庞大的巴黎图片库，2011年6月《罗贝尔·杜瓦诺：黑匣子中的法国》被引进出版，它既是一本摄影集，也是一册万年历，365张照片以“时间影集”的方式展现在中国读者的面前，有读者在翻阅后写下了这样的文字，“这部经典影集带我走过一年的巴黎，市政厅前的爱吻开启了时光旅行之门；布鲁内大街上的摩托车手一路狂奔演绎波西米亚式的风情；红磨坊里的法国康康舞；里沃利街上的衫队；玩滚球人的背影……这样的法国是一场幻梦，我仿佛从中寻找出了波德莱尔式的放荡，窥视了落魄艺术家的静谧安详之心。这样的法国是一种震惊，图片里没有诉说完的故事带我走进了《巴黎圣母院》，和巴黎的历史一并，用爱与包容领悟这个仍然悲惨的世界”。
同样热爱着巴黎的还有维利·罗尼（Willy Ronis），2007年4月12日至5月12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举办了罗尼的摄影作品回顾展，在开幕式上罗尼说，“我15岁时拥有了我的第一部照相机。两年以后，也就是1927年，拍下了我的第一张巴黎：艾菲尔铁塔，这理所当然。由于我生于巴黎，我的城市以及我在我的城市所遇到的，不管是辛苦劳动的还是悠闲玩乐的人，成为我的素材是很自然的事”。
罗尼出身于底层小资产阶级，从幼年起就了解工人的处境，年轻时的罗尼并不喜欢摄影，但由于父亲身患癌症，罗尼不得不勉为其难接替父亲经营自家的照相馆直到父亲去世。当时巴黎每年都会举办国际影展，展示一流的摄影师在过去一年里创作的作品，罗尼通过这些展览了解到还有一种不同于照相馆内的摄影存在。离开照相馆之后，罗尼带着相机走上街头，他拍摄的第一组照片是1936年的法国国庆大游行，慢慢地开始有媒体刊载他的照片，甚至达成固定的合作。随着合作越来越多，罗尼拍摄的题材也越来越宽泛，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有点变成了一个全科摄影师，拍摄所有让我觉得值得拍的东西，或主动或受周刊所托”，关注当代生活的所有侧面。
罗尼的拍摄持续70年之久，他见证了资本主义和社会发展矛盾最尖锐的时代，经历了法国被从占领者的压迫下解救出来后整个民族的乐观向上。他曾经在新闻界将目光从社会性主题转移到无聊琐事和轰动新闻的时候无所适从，而被迫从事“实用”摄影，拍摄一些工业题材的作品，也曾转身离开巴黎，前往法国南部投身于学校从事摄影教育工作。他一直抱有一个信念，“即使改变世界的不会是摄影，我仍然觉得独立摄影师的工作可以充当时代生活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