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消逝范文

童年的消逝范文（精选10篇）

童年的消逝 第1篇

古人究竟如何看待儿童, 我们知之甚少。比方说, 希腊人把童年当作一个特别的年龄分类, 却很少予以关注。有个谚语说希腊人对天底下的一切事物都有对应的词汇, 但这个谚语并不适用于“儿童”这个概念。在希腊文中, “儿童”和“青少年”这两个词至少可以说是含混不清的, 几乎能包括从婴儿期到老年期的任何人。虽然他们的绘画没有能够流传到今天, 但希腊人不可能认为替儿童作画是件值得做的事。我们自然也知道, 在希腊人流传下来的塑像中, 没有一尊是儿童的。

——摘自《童年的消逝》, 第7页

在古希腊, 人们普遍缺乏对儿童的同情心和怜悯心。此外, 从“没有童年的概念、没有儿童的画像、没有儿童的塑像”可以看出在古希腊还未建立起童年的概念。但有一点, 希腊人为建立童年概念作出了重要的铺垫, 就是“学校的创办”, 学校是一个把孩子们聚集起来教他们作战、知识、勇气和美德的场所, 虽然当时作为教育者的成人依然缺乏同情儿童必要的心理机制, 学校的管教方法更是近似于“折磨”和“虐待”, 但是这意味着希腊人已经模糊地认识到“未成年人的特殊性”。

如果说古希腊的学校为童年概念的建立迈出了起源性的第一步, 那么罗马人的“羞耻心”则是童年概念演化过程中关键性的一步。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正是, 成人开始承受巨大的压力, 把各种冲动 (特别是性冲动) 私密化, 在未成年人面前维护“保持缄默的密约”。

然而, 欧洲的中世纪并没有延续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童年概念发展历程, 不仅是停滞, 而且是消退了。原因有以下三点:读写能力的消失;教育的消失;羞耻心的消失。对于读写能力的消失, 其中的原因人们有多种推断, 比较可信的有两个:一是在黑暗的中世纪, 统治者推崇“工匠识字文化”而不是“社会识字文化”, 即把识字掌握在“特权阶级”手中, 这使识字和大多数人之间树立了一道屏障。二是中世纪战乱不断, 严酷的生活同时消耗了人们制作纸张的资源和热情。因此, 中世纪大多数学者的阅读能力竟和今天我们一年级的小学生类同。这直接导致了“口语文化”在中世纪占据了统治地位, 人们回复到“听、说、唱”的自然状态来进行交流。在口语世界里, 童年在7岁就结束了, 7岁的儿童已经能够驾驭语言, 像一个成人一样生活。又因为口口相传, 人们根本不需要建设以培养“读书写字”能力为目的的学校, 社会生活所需要的技能一般是以学徒制等方式通过师傅的面授完成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会导致“教育的消失”和“羞耻心的消失”。因此, “儿童”这个词在中世纪代表的是亲属关系, 与年龄无关。17世纪之前没有任何资料提到儿童的专用语。在文学作品里, 儿童的主要角色是死亡或被遗弃。塔奇曼在谈到中世纪与现代社会的区别时, 特别指出了“中世纪对儿童缺乏兴趣”这一条最引人注目的差别。

印刷术与童年概念的产生

简单地说, 当时所发生的一切意味着“文化人”已经诞生了。由于他的到来, 儿童便被留在了身后。在中世纪, 年幼者和年长者都不识字, 他们的事情局限在这里和现在, 用芒福德的话来说, 是“此时此地”。这正是当时不需要有儿童概念的原因所在, 因为人人共享同样的信息环境, 生活在同样的社会和知识世界里。当印刷术开始大行其道时, 显然需要创造一个新型的成年。自从有了印刷术, 成年就变得需要努力才能挣来了。它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成就, 但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成就。自从有了印刷术, 未成年人必须通过学习识字、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 才能变成成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们必须接受教育。因此, 欧洲文明重新创造了学校, 从而使童年的概念也变成社会必需的了。

——摘自《童年的消逝》, 第53页

15世纪中叶, 印刷术的发明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符号世界。这个符号世界要求确立一个全新的成人概念, 而新的成人概念里不包括儿童, 当儿童从成人概念里“驱逐出来”, 他们必须寻找另一个安身之处, 这个安身之处就是崭新的“童年概念”。英尼斯曾说过传播技术的变化产生三种结果, 即改变人的兴趣结构、符号类型和思想来源。也就是说, 当我们创造了某一种技术后, 会惊恐地发现, 这项技术开始逐渐控制和改变我们。如果说钟表消灭了人类有关“永恒”动态而模糊的概念, 印刷术则使“永恒”又重新成为可能, 它使一个人的思想能够万世流芳, 从而创造了一个崭新而普遍的自我观念, 让有限的生命以“作品”的方式延续下去成了许多人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印刷术的发明不仅关注了作者, 与此同时, 这种“自我意识”也相应地蔓延到了读者。因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 由于书籍的匮乏, 阅读大都采用的是口语模式, 即许多人聚集起来一起高声朗读, 而当人们普遍拥有书籍时, 人们开始习惯于一个人安静地阅读, 不希望有人打扰, 在阅读中每个人开始尝试与自己的心灵对话。换而言之, 印刷术使作者与读者仿佛达成共谋, 在这种环境下, 对个性的要求变得无法抗拒。印刷术给予人们自我的概念, 而这种强化了的自我意识便导致了“童年概念”的诞生。

正因为如此, 波兹曼在书中得出一个结论:凡是重视识字能力的地方, 就必然有学校, 而凡是有学校的地方, 童年的概念就能迅速发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童年概念在英国很早就出现。16世纪, 英国的学校星罗密布, 印刷术使分阶段的学习成为必要和可能, 当时就有初级学校、免费学校和文法学校, 儿童不再被看作是成人的缩影, 他们的特殊天性被挖掘和发现, 人们开始研究如何针对不同年龄儿童的特殊性并对他们实施适合的教育, 如平奇贝克等所说“童年有史以来第一次作为一个成长阶段而出现, 而且变得日益重要”, 而且年级制产生了“同龄群体”和“同伴文化”, 这些都加深和丰富了“童年概念”。

然而, 印刷术和学校尽管启蒙了人们对“童年概念”的认识, 但是“童年概念”的成熟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其中一些教育家和思想家的观点是不容小觑的。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 “洛克派”和“卢梭派”对童年的观点尽管截然不同, 但是洛克的“白板说”激起了成人对儿童成长所负的责任感和敏感性, 卢梭的“自然教育”则引发了成人对儿童世界的好奇心, 这对于“童年概念”的成熟都是大有裨益的。19世纪末, 另两个重要人物出现了, 弗洛伊德和杜威的共同点在于, 他们都认为儿童阶段是有价值的, 不应该作为“未完成性”被鄙视, 本能和天性需要被承认和重视, 同时成人世界需要为儿童的发展提供条件和创设环境, 使儿童自我控制、延迟满足、逻辑思维等能力得到发展。

童年的消逝

那么, 我想开门见山, 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 即儿童已经基本上从媒体, 尤其是电视上消失了。 (广播电台或唱片上是绝对没有儿童痕迹的, 但儿童在电视上消失更加发人深省。) 当然, 我不是说年纪小的看不见了。我是说当他们出现的时候, 都被描绘成十三和十四世纪的绘画作品上那样的微型成人。我们暂且把这种状况称作“加里科尔曼现象”。我这么做是指, 凡是认真观看情节剧、肥皂剧或其他流行电视节目的人都会注意到, 那些节目里的儿童和成人, 他们在各自的兴趣、语言、服装和性欲上的表现都没有什么区别。

——摘自《童年的消逝》, 第172～173页

当莫尔斯第一次在“萨利号”上发送了人类历史第一份电报时, 欣喜若狂的他根本不知道同时他也埋下了“童年的消逝”的伏笔。电报的传播速度和广度超越了人类感官触及范围的有限性, 将所有人融入一个同时性和瞬间性的世界, 电报使信息比信息源更重要, 同时使信息变得无法控制, 信息脱离了地域特征而呈支离破碎的形态到处肆虐。在以后的一百年里, 照相机、电话、留声机、电影、收音机、电视等“电子媒介”不断推陈出新。与电子媒介同步发展的是“图像革命”, 两者相结合就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影像世界。如果说语言是经验的抽象表述, 那么图像则是经验的具体再现, 它们代表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图像直观明朗、显而易见, 要求我们去感觉, 而不是思考。

虽然在《童年的消逝》一书写作时, 电脑并没有像今天这样普及, 但波兹曼预测了这一趋势。电脑本身在他看来是未来世界里“唯一”具备挽回童年存在可能的媒介, 因为使用电脑要求掌握某种有序的、逻辑的和复杂的分析技能。然而, 他提到媒介本身所具备的潜在结果, 完全可能因为它的使用方法不当而不起作用, 波兹曼又不幸言中了。今天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根本不需要了解软件背后的复杂原理和步骤, 人们面对着的是电脑屏幕上一个个有待点击的花花绿绿的图像。如果说, 印刷意味着一个放慢速度的头脑, 电子则意味着一个加快速度的头脑。

电子时代破坏了童年概念赖以生存的土壤, 电视侵蚀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 不需要训练和教育, 人人都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懂电视, 电视敞开了秘密, 在保密这一点上甚至连口语时代都不如, 如果说口语时代成人尚可以压低声音, 而电视连轻声低语也做不到。没有了秘密, 成人的权威和儿童的好奇便同时分崩离析, 孩子们通常还未来得及提问, 就已经被电视上的一堆答案给困住了, 他们不是依靠权威的成人获取信息, 而是从电视节目摄取和吞咽“知识”, 于是好奇被愤世嫉俗和狂妄自大所代替, 这时我们的身边便没有儿童了。

波兹曼请我们关注一下身边的儿童, 电视上“小大人”们唱着RAP谈情说爱, 孩子们穿着三件套和高跟鞋去赴宴, 少年棒球和足球锦标赛已经非常职业化, 球场上发生着和成人比赛一模一样的事, 包括欢呼和斗殴, 原本属于儿童的游戏变得异常严肃, 比赛不再是为了趣味, 而是负载了名望、金钱、荣誉等成人的价值观, 脏话从孩子们口中爆出已经不再让人惊奇。

不仅是童年概念在消逝, 如波兹曼所说, 成人概念也在消逝。因为没有一个清晰的成人概念, 就不可能有一个清晰的儿童概念, 反之亦然, 电子时代也正在使成年消逝, 人生变幻为三个阶段, 一端是婴儿期, 另一端是老年期, 而中间的一长段我们称之为“成人化的儿童”。电视鼓励的是孩子气的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 波兹曼嘲讽美国社会对政客的长相、姿势、微笑、绯闻的关注已经大大超过了对政客的思想和政见的关心, 政治判断从一个逻辑判断贬值为一个审美判断。而短小精悍、骇人听闻、似曾相识的每天不断滚动播出的新闻很难让观众有时间去认真思考各种事件的来龙去脉、价值判断以及与自我生活之间的关系。而电视广告已经用光鲜的偶像、迷幻的图景、夸张的表情等模糊了商业的一个最基本假设, 即购买是一个衡量性价比的理性行为。电视媒介本身的特点造就了成人化的儿童, 不需要深刻连续的思考, 只考虑即刻的满足, 只注重眼下的情绪反应使成人的智力与儿童的智力趋同化。

那么, 究竟有没有方法可能抵制“童年的消逝”的现象?对这个问题最感兴趣的也可能有所作为的就是学校和家庭。先看学校, 随着电视电脑的“入侵”, 作为知识源的学校越来越显得底气不足, 但是波兹曼说:“无论学校的努力多么微不足道, 学校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成为防止童年消逝的最后一道防线。”前提是校长和教师首先要身先士卒地抵挡电子世界的“侵袭”。

童年的消逝 第2篇

——以《喜羊羊与灰太狼》为例浅析动画片对儿童 “成人化”的影响

【摘要】人类社会进入电子媒介时代，以电视为中心的媒介环境模糊了成人和儿童的界限，儿童逐渐成为“成人化的儿童”。本文以时下热播的《喜羊羊与灰太狼》为例，通过对动画片文本中成人化的体现，从传播学、儿童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动画片对儿童“成人化”的影响及应对策略。【关键词】童年 动画片 儿童 成人化

引言

1982年，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出版了《童年的消逝》（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一书。书中提出了这样两个命题：一是印刷媒介有效地将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相隔离，由此发明了童年；二是以电视为中心的媒介环境模糊了成人与儿童的界限，由此导致了童年的消逝。书中还提到：在电视时代，人生有三个阶段：一端是婴儿期，另一端是老年期，中间我们可以称之为“成人化的儿童”。他把“成人化的儿童”定义为“一个在知识和情感能力上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成年人，尤其是在特征上跟儿童没有显著的区别”。1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大众媒介特别是电视媒介几乎陪伴着儿童成长，是儿童获取信息、学得知识、提供娱乐的主要渠道。但是，电子革命与图像革命相结合的电视，作为一种视觉媒介，利用其形象手段，将成人的世界一览无余地暴露在儿童面前，从而导致儿童过早的“成人化”。动画片，作为儿童世界特有的产物，却也模糊了儿童和成人的界限，并悄悄地改变着儿童的世界，导致了儿童的“成人化”。本文将以正在热播的《喜羊羊与灰太狼》为例，分析动画片对儿童的“成人化”影响。

一．动画片中“成人化”的体现

1.语言的成人化 语言是人类表达情感、思想和观念的主要媒介，也是 1 〔美〕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1页 认识世界和了解社会的主要途径。正如斯图尔特•霍尔所言：“语言，是具有特权的媒介，我们通过语言理解事物，生产和交流意义。所以语言对于意义与文化是极为重要的，它总被看作种种文化价值和意义的主要载体。”2在片中，灰太狼和红太狼之间的称呼基本上是“老婆”、“老公”，在《兔年顶呱呱》中还多次出现类似“我爱你，老婆”、“我有一个爱我的老公真是太幸福了”的语言，而且这些语言出现的频率很高。“老婆”、“老公”是已婚配偶之间的称谓，“爱情”显然也是属于成人世界而不是儿童的世界，却频频出现在动画片中，这将导致儿童提前进入了成人的世界。另外，为了追求新潮和流行，动画片中还充斥着流行于网络的时尚语言。如“很傻很天真”，“升级了就会黑屏，现在外面很流行的”等等出现在动画片的台词中，这些成人们才能懂得的语言，对于儿童来说是无法理解的。在《虎虎生威》中灰太狼说：“我吃的不是饭是寂寞。”《兔年顶呱呱》中，灰太狼在见到喜羊羊一家团聚后说：“喜羊羊一家团聚，我就要妻离子散，我一声就是个茶几摆满了餐具（惨剧）和杯具（悲剧）。”片中还出现了“秒杀”、“浮云”、“见证奇迹的时刻”、“一份蛋炒饭引发的惨案”等。这些网络用语也开始侵蚀纯洁的儿童世界，模糊了成人与儿童的界限。

2．行为的成人化 在《喜羊羊与灰太狼》中也存在不少成人化的行为。首先来看一下片中设计的人物的形象：涂着紫色的眼影、鲜艳的口红，身着红色毛皮大衣的红太狼，这明显是一副成人摩登女郎的形象，却也搬上了动画片的荧屏。另外，在这部动画片中也出现了一些暴力镜头，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狼羊大战，这部动画片至始至终贯穿的主题就是狼要吃羊，羊群在一次次的反抗中获得成功。在狼羊大战中的拳击、枪和其他的暴力行为随处可见。另一类是红太狼对灰太狼的暴力，片中红太狼总是拿平底锅打灰太狼，这正是成人世界的“家庭暴力”的影射。这部动画片与其他不同，特别是在灰太狼和红太狼的角色定位中，红太狼作为女性角色是占强势地位的，在她的身上看到了女性集权主义的影子。

3.动画片产生的“成人效应” 《喜羊羊与灰太狼》中的一些情节设计是对现实世界特别是现实成人世界的反应。灰太狼背负着各种生活压力：老 2 〔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页 婆的抱怨、领导的批评、还贷的压力。同时他还肩负着养家糊口的重任：为老婆抓羊吃、给儿子（小灰灰）赚奶粉钱等等。这部动画片不仅受到了广大少年儿童的喜爱，也备受成年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女性的青睐。白领是这部动画片巨大的潜在受众群体，片中 “灰太狼”的角色，深受白领观众尤其是女性白领的喜欢。网络上曾流传着“做人就做懒羊羊，嫁人就嫁灰太狼”的说法，这些人认为灰太狼是新时代好男人的代表，虽然对小肥羊很凶恶，但对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却任劳任怨，疼爱备至。动画片中，即使表现儿童的天真，也是装饰成人的社会，表达成人所要表达的思想。

二．动画片对儿童的“成人化”影响

动画以绘画或其他造型艺术形式作为人物造型和环境空间的主要表现手段，借助于幻想和象征，反映人们的生活、理想和愿望。电视通过所呈现的内容，以一种艺术的形式，再现了社会现实，它对儿童起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不仅成为儿童获取信息了解社会的重要渠道，也是将获得的这些信息内化为自己语言和行为的重要平台。但是儿童不同与其他的成人观众，正如《童年的消逝》中所说：“印刷创造了一个新的成年的定义，即成年人是指有阅读能力的人，儿童是指没有阅读能力的人。”3儿童的身体、智力、心理尚不成熟，容易受到动画片某些镜头和场景的影响。另外，儿童的媒介素养水平较低，对信息的判断、辨别和反馈能力极为有限，而不能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待动画片传播的信息。面对成人世界被一览无余地曝光，成人对儿童的权威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动摇。

1.儿童的主动选择与被动接受

主动选择是“使用与满足”理论模型的一个固有的假设。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儿童利用其特定的媒介来满足其情感需要和社会需要，对电视是使用主要是指儿童获得信息、自我娱乐等方面的各种选择。满足是指儿童运用信息技术时实现的各种需要。一方面，动画片的色彩鲜艳，配音效果强烈，人物造型夸张。儿童的生理和思维发展都需要不同性质和程度的感官刺激，因而特别喜欢能引起视、听、动觉多通道感官刺激的动画作品。另一方面，动画片一般都包含扬善惩 3 〔美〕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75页 恶的情感，这一点与儿童的价值观相契合。然而，儿童对好坏的分界相当清晰，成人世界中过于复杂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通常会让他们不知所从。

但从另一个角度，儿童是陷于被动的。大多数的儿童研究者认为儿童是媒介的被动接受者。电视视听同书刊阅读相比较，前者是“被动性”的，后者是“主动性”的。因为理解电视的形式不需要任何训练无论对头脑还是行为，电视都没有复杂的要求。因此看电视使得太多的儿童养成“被动性”的习惯，儿童对媒介信息的接受几乎是 “皮下注射论”的，认为儿童在电视面前是脆弱不堪、完全被动的，可以完全被媒介所左右，非常容易被电视俘虏。儿童面对动画片中各种成人化的信息，几乎没有选择权利也没有抵御能力，是一个完全“被动”的接受过程。

2．对儿童潜移默化的影响

传播学中的“培养理论”指出，“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由于大众传媒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很大的偏离。同时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中制约者人们的现实观。”4在现代人的头脑中，电视提供的“象征性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发生了巨大的混淆。儿童对于动画片通过艺术化的方式建构的现实缺乏必要的判断力，往往混淆节目现实和社会现实两者之间的差异。根据儿童心理学研究成果，儿童心理特征主要有模仿、好奇、常乐、不理解等具体的特点。这也就为电视节目影响少年儿童知识、态度、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动画片中呈现一些带有“成人化”的信息的内容，就会是儿童产生模仿甚至崇拜的心理，在不知不觉中会将这些心理、语言甚至行为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2010年1月27日在《北方新报》07版刊载了这样一则消息：“1月26日，家住包头市昆区美洋小区的张女士无奈地向记者说：“因为迷上了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5岁的儿子不但常常感叹‘灰太狼为什么总被红太狼欺负’，还总喊我‘老婆’之类的话，我怕这样下去会对孩子的心理产生不利影响。”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担忧：兰州的宋佳佳表示，“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小的孩子懂的竟然那么多，才12岁的年龄竟然有了‘老婆’。原来，孩子非常喜欢班上的一个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226页 小女生，平常就以‘她是我老婆’来称呼。”5在2004年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国家广电总局等主办的媒体与未成年发展论坛上，通过各种统计调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青少年的价值观，90%以上的内容是由媒介给予的。”6《喜羊羊与灰太狼》中呈现的“家庭暴力”和“女强男弱”的这种不和谐的家庭关系，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儿童人际关系的处理和对家庭观的塑造。在各种成人化的信息中，儿童逐渐被塑造成了“小大人”的形象。

3.对成人权威的挑战

由于电视肆无忌惮地揭示一切成人世界的秘密，它对成人的权威和儿童的好奇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波兹曼认为，“羞耻感无可估量的价值构成了儿童正规或非正规教育中珍贵而微妙的一部分。儿童沉浸在一个充满秘密的世界里，心中充满神秘和敬畏的感情；他们最终会了解世界，但要通过成人分阶段地教他们如何将羞耻心转化为一系列道德规范。”7电子媒介迅速、平等地揭示成人世界的全部内容，导致羞耻心的概念被冲淡了。关于权威和好奇之间的微妙平衡，波兹曼引用了玛格丽特•米德的重要著作《文化与承诺：代购的研究》：“我们正进入一个日新月异、信息公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成人已经不能扮演年轻人的导师的角色，因此导致了一种危机，她称之为‘信仰危机’。”她还提到“现在长辈对年轻人的经历，没能比年轻人有更多的了解。”8成人之所以有权威，主要是因为他们是知识的主要来源，他们知道儿童所不知道的信息。但是现在，电视也成为儿童获得知识和信息的主要渠道，这种权威性甚至取代了父母。同时，由于媒介传播的成人化的信息，儿童眼中“成人世界”早已不那么神秘崇敬。媒介已经悄悄地削弱了家庭在塑造年轻人的价值观和情感发展上的作用。

三．捍卫童年的策略分析

1.媒体——增强社会责任

由于大众传媒在青少年的成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必须加强传媒的社会责任感，优化媒介的信息质量，为青少年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的传媒环境。56 引自：http://news.163.com/09/0211/02/51RBF6EM00011229_2.html 张衡：《电视儿童节目对现实的建构思考》，《新闻传播》2011第02期 7 〔美〕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3—124页 8 同上，第128页 大众媒介应该成为丰富、充实和扩展童年生活的工具，而非缩短童年的工具。媒介在生产儿童媒介产品时要遵循儿童主体论原则。儿童主体论的基本含义是：儿童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其童年生活的经历和思想应该得到成人社会的尊重和高度重视；儿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与成人不同的身心发展需求，儿童媒介应该重视、发现、研究并满度这些需求。9满足儿童需求本身应该是儿童需求本身应该是儿童媒介发展的根本目的，而不是一种手段。另外，媒体应尝试细分针对未成年人观众群体。针对数量庞大的未成年观众群体，电视传媒需要更进一步细分传播对象，提供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欣赏趣味、认识水平的系列化和专业化儿童节目。

2.家庭——做好“把关人”

波兹曼认为，我们对时下发生的一切，个人并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而家庭是捍卫童年最主要最坚强的力量。2009年初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兰州家长组团状告央视动画片” 事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10一方面，家长要培养孩子建立正确使用传媒的态度。具体的做法有限制儿童暴露在媒介面前的时间、仔细监督儿童所接触的媒介内容等。家长要帮助他们解读媒介信息，并对他们接受的信息做积极地引导，培养儿童主动及批判性地使用媒介的能力。另一方面，家庭要为孩子的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氛围。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说：“夫妻间的和睦是成功地教育儿童的首要条件。”和谐的家庭关系能给孩子以安全感并满足其孩子归属感，使其不会把电视的虚幻世界当作缓解紧张的“避难所”，不会依赖电视来躲避现实世界的难题和宣泄自己的情绪，因而会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3.儿童——加强媒介素养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卜卫给媒介素养教育下的定义：媒介素养教育是培养公民媒介素养的教育，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①基础的媒介知识以及如何使用媒介；②学习判断媒介讯息的意义和价值；③学习创造传播信息的知识和技巧；④了解如何利用大众媒介发展自己。媒介素养教育的理想情况是，受众的媒介使用将成为自我发展的一种动力，而不会因为媒介使用而沦为大众媒介或 910参见卜卫：《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49页 杨智勇等：《兰州家长欲组团状告央视 多部动画片打入黑名单》，载《西部商报》，2009年2月11日 信息的奴隶。11媒介包括成人化内容在内的各种不良信息渐渐侵蚀着媒介素养较薄弱的儿童群体，这些信息只是满足了儿童休闲消遣的需要，那仅仅是浅层次的生活需要，在儿童全面发展需要、个性塑造、自我实现需要、自我提升需要等高层次需要方面呼吁儿童的媒介素养教育。

铺天盖地的成人化信息不断涌向儿童的世界，童年的概念正在消逝，捍卫童年就成为了一项艰巨而崇高的使命。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协作，这需要媒体加强自身社会责任感，同时家长对儿童观看电视的行为善加引导，培养儿童的媒介素养，确立一个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取向，重塑儿童纯洁快乐的童年。

童年的消逝 第3篇

就在前不久，我在教学《匆匆》时，学生谈感受：第一段写出了草木荣枯留下的痕迹，表达了作者的留恋与无奈。再问其他同学，全班的感受竟然惊人的一致。后来发现，这一理解是从《教材全解》中抄来的。后来，我发现从三年级到六年级几乎每个孩子都在用《教材全解》;回想在北方听课，也经常可见孩子上课时不看教材，而以《教材一点通》取而代之;老师竟是默许的，甚至有些老师还要孩子抄写其中的解释、中心思想、学法导读……多位老师异口同声：考试需要这样的标准答案。从北到南，竟又是如此惊人的统一。

我们早已步入信息社会，我们的国家正在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跨进，可是我们的教育却仍如大规模生产的流水线，生产着如此标准的“零件”。当我们口口声声讲“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时，我们想到的只是成人眼中的所谓的“未来”，可曾想到过学生作为儿童的具有价值的“当下”呢？

我不禁想起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课堂上，他没有听我讲蒲公英花瓣的张开与合拢，而是用彩笔在手心、手背涂抹颜色：手心是黄色，手背是绿色。就在我用眼睛瞪着他，准备批评他的时候，他举起那只手略有些胆怯，却又不无得意地向全班展示着，“瞧，蒲公英的花就像手掌，张开时是黄色的，合拢时就成了绿色。这就是金色的草地的秘密。”这就是儿童，这才是儿童！他们天生就是发现者，他们天生就是创造者，他们天生就是充满诗意的！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这是全班最令人头疼的捣蛋鬼。

在儿童的世界里，一事一物都有内在的生命，都是和自己密切相关的。他们的天真使他们对新鲜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哪怕只是文章里描绘的，他们也要用自己的想象去解读。对于儿童而言，阅读就是发现，阅读就是创造。

卢梭说：“自然所希望的，是要儿童变为成人以前，先成为儿童。”而我们却在学生童年的时候，剥夺他们童年的幸福生活，并美其名曰为了他们未来的幸福生活，这是怎样混乱的逻辑！鲁迅先生在《风筝》中所讲述的扼杀儿童天性的一幕，在今天确仍然上演着。可悲的是，甚至许多乖巧的孩子已经觉得这是父母、老师为了他们的好。

童年的消逝 第4篇

1. 童年的概念

在尼尔·波兹曼看来，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并没有“童年”的概念，那是“一个没有儿童的时代”[1]。童年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和心理条件，大约在16世纪产生，经过不断提炼和培育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

英国的教育学专家大卫·帕金翰在他的《童年之死》(After the death of Childhood)一书中指出：“童年的观念本身是一个社会的、历史性的建构。”[2]

我国童年期的界定是从6岁到12岁。本文所指的儿童就属于这个阶段。

2. 童年存在的意义

童年不只是一个自然生长阶段，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完整的文化意义和精神意义。童年的纯真和无限想象力是个人成长的宝贵财富。我们的基本人格是在童年形成的，面对世界的方式、态度和立场的形成也都能在童年里找到依据。常言道：“初生牛犊不怕虎。”童年蕴藏着了解和征服世界的勇气和力量。

二、童年消逝的表征

童年的出现是由于童年和成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同样的，“童年的消逝，也正是因为童年和成人共享了信息”[2]。电视节目将一切文化秘密不加区分地向所有观众公布，儿童与成年人一样置身于暴力、色情的画面中。因此，他们不需要像过去那样，靠窥探来了解成人世界里的“秘密”，他们被成人的世界所包围，成为“小大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传统儿童游戏的消失，以及儿童活动的功利化。

儿童游戏文化曾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过家家、丢手绢、捉迷藏、跳房子、跳绳、踢毽子、老鹰捉小鸡等丰富多彩的游戏活动占据了孩子们的闲暇时光。而如今的街头巷尾早已看不到这些传统的儿童游戏。铺天盖地的选秀节目把儿童推到了镜头前，儿童模仿成年人的才艺表演往往能够出奇制胜。在回答主持人提问时，在成人看来司空见惯的答案由孩子回答出来则往往“效果斐然”，充满了“幽默感”，孩子们在无形中成为大人们娱乐的对象。

2. 儿童失语。

传统的儿歌在儿童中早已不受待见，现在的孩子，张口就是周杰伦、李宇春，所演绎的多为情歌，小小年纪就开始“为情所困”。那种发自天然稚性的妙音渐行渐远。“Fuck, Shit”等电影中的不文明词汇在儿童中颇为盛行。“低龄写作”在媒体的炒作下被冠以“新新人类”的名号，写作内容却是成人化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就在作品中大谈情感与欲望，甚至用三角恋、婚外恋的模式来描写青春期情感。[2]

3. 儿童过早成人化。

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王富仁先生说：“成人的社会，成年人的文化从他们出生那一天起就骚扰着他们幼小的心灵，几乎是一集装箱一集装箱地倾倒在他们懵懂的心灵中。我们的儿童几乎在没有做过幼年梦、童年梦和少年梦的时候就懂得了成年人才会懂得、才应懂得的东西。他们在距离独立生活还很远很远的时候就知道了金钱和权力的重要，他们在还没有感受到实际社会矛盾，甚至不知道社会是什么的时候就知道了战争、暴力和犯罪。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他们精神发展上的畸形化。”[2]

4. 儿童犯罪率上升。

据调查，“成年人犯罪和儿童犯罪之间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这几乎完全可以归结为未成年犯罪以惊人的速度呈上升趋势”。“据统计，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占全部刑事犯罪嫌疑人的比例，2000年为6.7%，2001年上升至7%，2002年上升为8%，2003年又升高到9.1%”。[2]许多儿童长期受到电视媒体、电子游戏中暴力镜头的侵蚀，一旦生活中遇到矛盾或挫折，就不知不觉地模仿电视镜头中的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题，作案方式几乎与电视中的手法如出一辙。

三、童年消逝的原因

1. 应试教育。

应试教育使儿童成为考试的工具，为了取得好成绩、进高校，许多儿童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被迫去参加各种培训班、辅导班。他们没有时间玩耍、嬉戏，失去了儿童特有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变得死气沉沉，没有活力。而其家庭迎合于学校教育，成为学校的附庸，表现出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

2. 电子媒体的介入。

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指出：“电视的一览无余的特性使成人世界不再拥有秘密，成人与儿童都变成了‘大众社会人’。电视图像能够直接迎合人的感性需求，满足人们追求新奇的欲望。然而不断变换的图像产生连续的、通常也是强烈的视觉冲击，使观者的注意力多集中于事物表象，来不及作深度的思考，而容易被它们牵着鼻子走。”[7]很多研究表明，儿童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越来越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儿童与同伴交往和游戏的时间，剥夺了儿童充分体验生活的机会，使儿童远离他们自己的文化，最终可能导致童年的消逝。

不仅电视成瘾，电子游戏成瘾、网络成瘾、手机成瘾等也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现代电子媒体的出现，满足了儿童寻求新奇与刺激的心理，但儿童的社会情感发展也因此而变得迟缓和滞后。[7]一旦儿童沉浸于电子煤体所营造的虚拟世界之中难以自拔，就会渐渐失去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感受，变得对社会冷漠，对他者不关心，最终迷失在虚拟世界中而难以与真实社会和谐相处。

3. 时代的变迁。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更斯的这句话恰当地描述了我们所处的时代。现代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享受高度的自由，但是却“迷失了方向，迷惘于价值与人生的意义，不知道未来的归向”。[2]

马克斯·韦伯说：“这是一个世俗化的时代，是一个除昧的时代，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是一个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的时代。现代社会将成人世界的功利理性法则发挥到极致，同时成人却在价值的丛林中迷失自己，每个人只好各自盲目地探索一种满意的生活方式。”

4. 城镇化及家庭结构的变化。

城镇化将以往开放式的居住环境(如大杂院、弄堂、胡同)换成了紧闭的单元房。这种单元式的楼房具有“封闭式”的特点，限制了儿童与外界环境的接触，使儿童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严重压抑了儿童个性充分自由的发展。如今，儿童从事休闲活动的主要场所已经从公共空间(例如街道)转至家庭空间家里的客厅和卧室。冰冷的防盗门阻断了交通事故与其它可能威胁到儿童安全的事物，也阻断了儿童与大自然的接触、与同伴的交往。电视、网络、游戏机等科技产品的出现，转移了孩子们的注意力。

5. 社会的变化总是远远落后于技术的变化。

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曾说：“人类历史中的许多灾难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的变化总是远远落后于技术的变化，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人们十分自然地欢迎和采纳那些能够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新技术，但是，人们拒绝接受新技术所必需的社会变化，因为采纳新思想、新制度和新做法总是令人不快的。”[10]

电子媒介的技术变革给人们的生活、思维与行为带来一系列社会影响，这些社会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人类发明技术的初衷和人类驾驭技术的能力。为了适应技术变革下的社会生活，进而需进行相应的社会变革，但在技术变革与相应社会变革之间存在着时间滞差。[10]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正是这时间滞差，造成了困境。一方面，电子媒介传播速度快、信息含量高，深受人类欢迎，另一方面，电子媒介传播对诸多“羞耻”“禁忌”内容的深度挖掘和大幅展开，导致了缺乏驾驭信息能力的儿童的现实模仿，造成儿童犯罪、早孕、吸毒等的出现，而人类还没有相应的社会变革来制止这类恶性社会影响。

四、如何应对

尼采关于精神健康、疾病及其治愈方法都是基于这样一种人性假设：“对生命的保持”必然需要“一个特定的界限”。人们“只有在一个限定的界限之内才可能健康、强健和成功”。尼采通过“保护性大气”的隐喻来表达他的观点：“所有的生物周围都需要大气，一种神秘的雾气。”只有在保护层里面，生命才能生长，一旦毁灭了这个大气保护层，生命也就消失了。心智尚不成熟的儿童，需要一层保护性的大气，过滤掉成人世界的不良影响，以安全的、合理的方式进入成人世界。

首先，国家应当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通过法制手段禁止不健康节目的播出;其次，传媒工作者应自律、自觉地以职业规范和职业伦理为限进行媒介从业活动;最后，社会应提升儿童的媒介素养，通过教育让儿童能在良莠不齐的电视节目中选择对自己身心发展有益的内容，排除不健康的内容，以正确认识世界和指导生活。

同时，新技术推广之初对可能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的忽视与无视，导致相应社会变革的滞后，这无疑是在告诫我们，任何一项新技术发明的应用都应该获得对其可能的社会影响的全面深入的预测与评估，以方便尽早启动相应社会变革，缩短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之间的时间滞差，减轻人们的困惑。

五、结语

尼尔·波兹曼说：“至于童年的概念，我相信，长远来看它一定会成为当今科技发展的牺牲品。”他认为现代技术特别是媒体新技术直接导致了童年的消逝，那么，导致童年消亡的罪魁祸首就是电视吗?在现代社会，儿童既受到电子媒介内容的影响，又受到其它媒介形式的影响，流行读物、网络文化都有可能导致童年的消逝。而且，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电视节目能促进儿童认知发展的可能性。当然，尼尔·波兹曼得出的结论虽值得商榷，但足以表明电子媒体已经渗透到儿童的日常生活，对他们的语言、思维等产生深刻的影响。他的话语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值得我们深思。

电视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只是一种传播工具，是信息的载体。不是电子媒介而是电子媒介所传达的观念影响着儿童。如果在我们的文化中没有童年的概念，那么即使没有电视这种工具，成人也会利用其他手段从儿童身上获取利益。童年是在消逝，但童年的消逝不是单纯的媒介形式的问题，而与整个社会的观念、文化传统有关。媒介作为文化的一个方面，当然会影响到儿童的观念。

世事喧嚣，儿童受到侵染是很正常的。保护孩子们不受侵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提高儿童的鉴别力和自制力，帮助他们去伪存真，去粗存精，为孩子们提供一个荡涤心灵的精神家园，赋予他们回归本真和自然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尼尔.波滋曼著.吴燕筵译.童年的消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123, 78, 65, 123, 123.

[2][3][4][5][6][9]戴金花.现代童年的消逝及原因[J].现代教育论丛, 2010, (2) .

[7][8]王凡.从《洛丽塔》看童年的消逝[J].考试周刊, 2008, (31) .

消逝的童年作文 第5篇

小时候，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幻想着自己能够早一天长大，可能是对那所有的未知数都抱有无限的憧憬吧。现在人怀念那时，都说想长大的原因是能去实现自己伟大的理想与抱负，可能是我的想法稍有不同吧，我认为是，长大后就不用再上学了，因为我小时候成绩一直不好，非常贪玩，经常被老师叫家长，所以……

岁月如梭，以前只是听到父母或长辈经常感慨时光飞快，自己却从不这样认为。现在我们毕业了，年纪虽不算大，也是奔三的人了，怎么经常感觉到最近这几年不知是怎么过的，自己仿佛还是17岁。后来在校的几年生活都是三点一线，千篇 一律，回想起来除了学习，真的想不到其他有意义值得留念的事情。现在，唯一能让自己感觉到曾经能让我们有着深刻回忆的时光，那便是我们的童年。

这仅对于我们80后90后的孩子来说，并是生长在农村。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每个家庭里面都不只自己一个孩子，父母每天下地务农，没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来照看我们，于是，每当周末，写完老师布置的作业后都会到村里去找小伙伴，扔沙包，踢毽子，下河摸鱼掏虾……一玩就是一整天，回家后满身泥土，也没有人会吵我们。现在想起来，都是我们宝贵的回忆。可惜，只能追忆童年，那时的乐趣我们再也无法看到。自从00后开始，孩子少了，生活条件日益提高，家长对孩子的要求越来越严格，目标都是重点大学，之外还要学习一技之长，孩子每天几乎除了上学都不会出门，唯一能休息的时间，大多是交给了电视或电脑，高科技取代了我们儿时的游戏，可那些孩子都乐意沉迷其中。

时代在改变，发展与生活可谓蒸蒸日上，我们的追求越来越高，都是努力去追寻自己所向往的生活。同时，我们也失去了原有的那份快乐，现在，我们只有怀念。

再见童年：消逝的人文世界 第6篇

母 教

中国人重视家教，所谓“养不教，父之过”。在孩子四五岁，未正式读书前，父母若有能力，会承担一些教读之责。由于中国字比较繁复，所以认字是孩子未入学塾之前最宜学习的一项。传统中国流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知书识字的母亲相对较少，即使出于书香门第，也不一定满肚诗书，但倘若不是文盲，那么认识几百字，以应付小儿的识字教育，还是绰绰有余的。据所见，教孩子认字的工作不少由母亲负担。浦薛凤、陈立夫、黄炎培、赵元任都是由母亲教识字；沈从文由母亲教了六百字，一边认字，一边还有外祖母喂吃糖；胡适的母亲出身农家，本来不识字，由胡适之父教会一千字，到胡适学认字时，就充任助教，父没空时代其教胡适，也教会了七百字。至于教读书和作文，则较少由母亲负责，纵有也只是代理性质。

母亲教读的现象，乃由于父亲往往有自己的活动，有时营商，有时外出，或宦游，或坐馆，总之，不一定时常在家，因此教子之责就由母亲来承担了。例如冯友兰的父亲做官事忙，所以虽然很重视儿子的教育，但是根本没有时间来理会，送到小学上学又不放心，就设想出由母亲课读的方法。冯友兰的母亲读过几年书，识一些字，但有时会音不会义，就等父亲在家时问。到父亲有空时则出题作文。这种教育当然是不完整的，不过当时读书重视背诵，所以还能对付过去。茅盾读书未有如此支绌，父亲既非为官，也不营商，更无种田，但是忙于自己的学问计划。家中虽有家塾，却不愿送儿子入读，嫌其教法陈旧，想以自己安排的新学教育儿子，而恰好茅盾的母亲不当家，有空闲时间，而且未婚时曾读书，有才女之名，所以就由母亲课读。

另一项经常由母亲教的功课是念诗，郭沫若、柳亚子、俞大维、钱歌川均由母亲教过念诗。中国为诗教之国，母亲在其中也有一些功劳。许多妇女没有读过很多书，但读诗都琅琅上口；若读过书的，除了《烈女传》等妇女思想守则之类的书之外，诗是必读课程；至于有才女之名的，诗更是烂熟，甚至能自己作。妇女对孩子的诗教有很大作用。

俞大维说：“我对文学的认知，主要是来自我母亲的启蒙。……很多诗词在我们幼年时便由母亲口授而能背诵，这些文史知识的传习，经由母亲教授，有如母乳一般的滋补，其影响也最为深厚弥远。”钱歌川“从三四岁开始，母亲就教我念一些唐诗五言绝句，自然也能背诵好些首”。

在幼儿教育上，除了母亲，还不可忽略祖母或外祖母的页献。沈从文的外祖母喂吃糖哄学字；王安上学之后，祖母仍在课余教他文学和伦理；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由祖母带在身边，与每一房的第一个孩子，无论男女，一起由祖母教看报，聘人教国文和外文。祖母当然也可以教诗。

至于母亲不会读书写字的，虽然不能教子认字，但中国父亲多是寡言有威，中国孩子多与母亲亲近，母亲之慈爱和以身作则的德教，是许多人笔下常常提及的。

诗 教

蒙学书中，诗集和教对对的书自成一大宗，《声律启蒙》是教对对的，学过做诗的人都读过；《神童诗》、《千家诗》也是蒙学书名著。《千家诗》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三百千千，流传很广。

在学塾中，学作诗往往后于学作文，是较大的学生的功课。对于小学生来说，诗课是神秘而可羡慕的。张恨水没有遇上一个好的塾师，对学习兴趣不大，十一岁时却“莫名其妙的爱上了《千家诗》，要求先生教给我读诗……（先生）并无一个字的讲解。但奇怪，我竟念得很有味，莫名其妙的有味”。除了读诗，小学生会学对对子，也叫做对课。什么年纪开始对课，没有规定。社会活动家李匀庐七岁时，放学之前就练习对对，先对一个字，然后加到七个字，并且要学平仄声。马叙伦在十一岁开始学做三个字的对。不少小孩子要求提前学对对，而且往往因为对子对得好而第一次得到老师或家长称赞。唯有郭沫若则将对课视为诗的刑罚，称它为家塾里所受的非刑。郭沫若约在六七岁开始学对对，由两个字渐渐做到七个字。他以为连说话都不能条畅的孩子，是难以了解虚实平仄的，更不能了解音律对仗，但做不出对来，先生还是要做。不过，郭沫若虽然不喜欢对课，却喜欢读诗，“读《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虽是一样的不能全懂，但比较起什么《易经》、《书经》、《周礼》、《仪礼》等，那要算有天渊的悬隔了”。

中国的诗教并不是在学塾才开始。在正式的学塾教育之前，儿童往往就跟从家人学念诗：

我（齐如山）三岁尚未学认字时，便跟着老太太们学数嘴儿，数嘴儿即是学民歌民谣，我会的很多，约有好几十套。……我从三岁上，就从着先父在枕头上认字号，并带着学念诗，是光用嘴念，不认字。……多念五言绝句，尽因绝句短而易记也。

家庭是一个比学塾更易诱发对诗的感情之地，诗人臧克家说：

我的家庭……诗的气氛很浓。……（父亲）喜欢诗，他的气质、感情、天才和诗最接近。我常常怀着悲伤的心情侧耳倾听，听他用抖颤的几乎细得无声的感伤的调子，吟诵着他同我的一位族叔唱和的诗句。……（祖父）板着铁脸，终天不说一句话。……但他也特别好诗。……有时，他突然放开心头的铁闸，用湍流的热情，洪亮的嗓音朗诵起《长恨歌》来，接着又是《琵琶行》。他的声音使我莫名其妙地感动，不是他的声音，是他的诗的热情燃烧了我幼小的心灵。这时，他简真变成另一个人。他曾热心地教我读诗。

诗人易君左约在十岁由他的名诗人父亲教作诗。潘大逵的长兄是革命人物，在外读书，只要回家逗留较久时，就为弟弟讲《诗经》和唐诗。

中国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少，在教下一代读书上，担当的角色本不及男性重，但母亲或女性长辈经常教幼儿读诗，女性在中国这个诗的国度中，曾做出超过她们受教育机会的贡献。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书大可不必读，唯独是诗的教育则不限于科举有望的男孩子。而中国诗短小易记，也为女性和幼儿提供了欣赏文学的空间。据郑逸梅回忆，正因为有这些诗教基础，所以，近代初办妇女杂志时，妇女投稿写文都很幼稚，唯有写诗较好。但一本杂志不能都是诗，结果很多篇幅是找男人代写的。

自然中的游戏

小孩自然是喜欢玩的，游戏本身除了玩乐之外，还可以有教育作用。相对于今日的小孩来说，由于居住环境的自然气息比较浓，而兄弟姐妹或同龄玩伴较多，所以传统的童年一般颇不寂寞，玩耍的兴致也很高。

要论玩具，当然不及今日的繁多和精美。婴戏图是传统绘画题材，画的游戏题材有“下棋”、“击球”、“藏迷”、“歌舞”、“戏水”、“吃梅”、“捉蝶”、“逮鸟”、“捕鱼”、“踢毽”、“采桑”、“斗蟋蟀”、“耍刀枪”、“玩傀儡”、“看击乐”等等。可见玩具都是比较简单的，有棋、毽、刀枪等，大部分的游戏不待玩具而行。

在传统社会，大自然自有恩赐，充满了玩耍花样。姚拓在《美丽的童年》中写道：“我的童年，虽然没有一件自动的玩具，虽然没有一块可口的糖果，可是，我们游玩的天地，却也是城市中孩子们所不能想象的事情。我们家的房屋及庭院并不广阔，但出了大门就是一望无际的原野，就是我们永远玩之不尽的乐园。”

这里所说的城乡之别，是就现代的大城市而言的，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城市，还没有发展成庞然大物，大自然近在咫尺，自然之乐，连城市的儿童也受其惠。北京旧日儿童的游戏，城内和郊外的都有。城内的是比赛性的，也可以说有赌博性的，郊外的则是探讨自然的，也可以说是俗野的，包括黏知了、捉蜻蜓、灌屎蜣螂、掏苇柞子、摸鱼、捉泥鳅、拉家雀、掏蛐蛐等。这些都是农村中典型的游戏。爬树爬山，到水塘稻田中玩，是农村小孩共有的经验。在这样的环境中，玩具是不必要的，对大多数孩子来说，物质缺乏，昂贵的玩具也买不到。环境逼着他们创造，把随手可以利用的都用来玩，又何况可以玩的材料俯拾即是：野果、石块等不虞匮乏，经过个人的智巧，这些平凡普通的东西都可以创造价值。上山打柴本是工作，几个孩子砍下柴枝，却可以玩打柴叉游戏。“三个人把柴放在中间，一头着地，一头靠在一起，就算是‘叉’。用柴爬远远掷过去，掷倒了叉就算赢。因为三捆柴并在一起，柴爬又不是很重，掷倒那柴叉并不是很容易，所以一捆柴的输赢总要玩上好大半天。”这是穷孩子不用花钱的娱乐，所以齐白石高兴玩。这种游戏有一点点赌博的性质，因为掷赢了可以得人家的两捆柴。柴之外，挖壕沟打野战，互掷土块，以至于到田垄间偷东西吃，都入于小孩子的娱乐花样之列。或许有点不足的是，这些富有创造性的游戏，还是比较原始的、劳动的创作，未形成复杂的创造，或许曾经促进科技，但最后没有扭转中国重文轻技的倾向。这种创造性发展出的，主要是利用厚生的精神。

传统游戏本来就多集体的性质，自然中的游戏也是这样：“吾村儿童甚多，常同游戏，余幼时常偕三哥五弟于晴天早饭后往大晒场与他家小孩集会，三五成群，捉迷藏，调草龙，放风筝，掘荠菜，溪沟捕小鱼、泥鳅……游玩节目四季不同，兴高采烈，乐趣无穷，使我身体强健，并养成我爱好旷野山林之生活。”沈宗翰先生回忆道。

一大堆小孩玩耍，打架自然不免，尤其是逃学外出的，能打架是必须的本领。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写道：

照地方风气说来，一个小孩子野一点的，照例也必须强悍一点，才能各处跑去。……尤其是到一个离家较远的地方看木傀儡戏，不准备厮杀一场简直不成。你能干点，单身往各处去，有人挑战时，还只是一人近你身边来恶斗，若包围到你身边的顽童人数极多，你还可挑选同你精力不大相差的一人。你不妨指定其中一个说：“要打吗？你来。我同你来。”照规矩，到时也只那一个人拢来。被他打倒，你活该，只好伏在地上尽他压着痛打一顿。你打倒了他，他活该。把他揍够后，你可以自由走去，谁也不会追你，只不过说句“下次再来”罢了。可是你根本上若就十分怯弱，即或结伴同行，到什么地方去时，也会有人特意挑出你来殴斗，应战你吃亏，不答应你得被仇人与同伴两方奚落，顶不经济。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小孩打架也有它不成文的规矩，要能打，也要能挨，打架必须拼命打，不能低头。尽力而打架，往往可以以小胜大，纵使输了，也可赢得对方的尊敬。而且据在农村长大的人说，打架是不打对手的要害处的，某种意义上打架是一种比强。

在自然的游戏中，四季有不同游戏，小孩子可以认识时序；不同环境各有游戏，山中之戏、水中之戏，小孩子可以认识处身的地方；有不同的生物游戏，植物之戏如斗草、挖野菜，动物之戏如捉鱼、取雀巢、捕鸟，除了玩，也可以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甚至可以做食物。小孩透过游戏，对外界、对物候的认识都有增加。不过，除了蒋梦麟外，没有几个人认为这些游戏对他们的自然科学兴趣有促进之用。可能中国小孩的教育中，向科学开启的路太少，而好奇提问得到的答复，往往是“小孩子不要多问”。认识大自然所促进的大约是对自然的敏感，是一种诗的感情，当时的教育内容（重视诗文）和社会取向，都倾向于这种文人感情的发展。

读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有感 第7篇

关键词：大众传媒,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童年

《童年的消逝》是尼尔·波兹曼1982年出版的媒介批评三部曲之一。他用童年的发明和童年的消逝两部分来说明电子传媒所营造的媒介环境导致了童年的消逝。在他看来,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是没有童年的, 印刷术的发明促使童年产生, 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导致了童年的消逝。

一、“童年”的含义及其产生

尼尔·波兹曼认为“童年不同于婴儿期, 是一种社会产物, 不属于生物学范畴”。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明“童年”这个词汇在古希腊时期是不存在的, 但是古罗马人提出了童年的部分含义, 即“宣称童年需要回避成人的秘密, 尤其是性秘密”。洛克则是从书本学习和童年之间的种种联系出发, 主张对儿童进行教育, 注意儿童的智力发展并培养儿童的自控能力。卢梭认为, 应坚持儿童自身的重要性而不只是把儿童作为达到目的方法, 因为童年是人类最接近“自然状态”的人生阶段, 所以要了解儿童的知识和情感并进行教育和培养。儿童是一个有待发展的、非理性的、不成熟的“未成年人”, 而非正常的“人”, 童年则被视为个体由不成熟向成熟转化的过渡时期童年。因此给儿童一个纯洁、美好的童年是非常重要的, 将儿童的成长环境和信息接触过度成人化则是对儿童的成长不负责任的表现。

印刷术的发明使童年成为一个社会而非生理的概念。英尼斯强调传播技术的变化无一例外产生了三种结果:它们改变了人的兴趣结构 (人们所考虑的事情) 、符号的类型 (人用以思维的工具) 以及社区的本质 (思想起源的地方) 。首先, 印刷术在激起作家日益强烈且无须掩饰的自我意识的同时, 它也在读者中创造出类似的态度。印刷术给予我们自我, 使得我们以独特的个体来思索和谈话。而这种强化了的自我意识便是最终导致童年开花结果的种子。其次, “知识差距”的产生。传播环境在有读书能力的人和没有读书能力的人之间产生了明显的界线, 这就产生了信息等级, 儿童没有经过一定的教育阶段是不可能窥视到成人的秘密的, 于是童年产生了。

二、大众传媒对童年消逝的影响

尼尔·波兹曼认为1850年到1950年这个阶段代表了童年发展的最高峰, 随着电子媒介的发展, 到世纪末由于童年概念诞生的符号环境慢慢地被瓦解, 童年开始被定义为生物学的范畴, 而不是文化的产物。在波兹曼看来, 正是莫尔斯发明了电报, 给人类带来了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电子传播环境, 没有人知道电子传播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他“主宰了人们处理事情的方式, 以及引导人们意识的方向”。电报的发明使得信息变得无法控制, 儿童作为信息的接受者深处媒介环境中, 童年便不可避免地受到信息环境的影响。对于维护童年的概念, 波兹曼认为应该有赖于信息管理的原则和有序的学习过程, 但是电报的出现则改变了家庭和学校的信息控制权。同时, 这个时期图像革命展开, 信息的形式变为从散漫到集中, 从提议式到呈现式, 从理性到感性。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出现加剧了童年消逝的速度, 因为电视无法区分信息使用权:第一, 因为理解电视的形式不需要任何训练;第二, 因为无论对头脑还是行为, 电视都没有复杂的要求;第三, 因为电视不能分离观众。所以在电视面前, 信息的等级制度崩溃, 媒介毫无保留地将信息同时传达给儿童和成人。区分儿童与成年的信息分界线消失了, 儿童能够了解成人的秘密, 当儿童和成年接受同样的信息时, 童年便不存在了。

尼尔·波兹曼认为:“电视瓦解了童年和成年人之间的分界线。一方面, 它不需要指导观众如何去把握它的形式;另一方面, 它不对观众做任何区别。”就像童年的产生一样, 波兹曼曾说:“印刷术如何创造了童年, 电子媒介又如何使之‘消逝’。”从18世纪童年概念的“发明”起, 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变化, 现在人们对儿童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和理解, 社会也赋予了儿童更多的权利, 以法律制度等形式对儿童进行保护, 儿童的地位和发展有了一定的保障。但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科学技术的进步, 儿童与成人接触的符号世界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 儿童在语言兴趣上变得和成人别无二致, 童年也因此正在消逝。童年概念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危机, 波兹曼竭力主张要开始捍卫童年。

三、《童年的消逝》引发的思考

在波兹曼看来, 印刷术的发明在成人与儿童之间划出了一条明显的界限, 成人能掌握儿童所不能分享的技巧:阅读和写作。成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的隐私和秘密收藏起来, 使成人社会与儿童社会成功地分离开来。与此同时, 儿童也应该有自己生存的独特价值, 即需要到学校学习阅读和写作技能, 才能一点点地长大成人。因此, 只要我们回到阅读、写作的理性时代, 我们就能捍卫好童年。

尼尔·波兹曼表面上是对童年的消逝的担忧, 实际是对大众传媒所构建的社会环境的担忧。作为大众传媒的受众, 儿童受到大众传媒所营造的拟态环境的影响, 这是由于儿童具有模仿性强、自我意识模糊、自制力较差等特点。媒介的信息是面向社会大众的, 儿童自身还不具备正确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能力, 因此有些信息并不适合儿童接受。如果儿童的言行举止上过多染上成年人的特点, 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是不利的。同时培养孩子们学习延迟满足感的磨炼, 以及举止、语言和风格上的自我约束, 就是把自己放在几乎与一切社会潮流相对立的地位。在他看来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导致了童年的消逝。

当然也有人激烈地反对波兹曼这种说法。大卫·帕金翰在《童年之死》强调“童年的意义是什么以及童年如何被经历。很显然是由性别、‘种族’或民族、社会阶级、地理位置等社会因素决定的”。当然学术的观点应该是更加追求片面的深刻性, 避免全面的中庸之道。大卫·帕金翰强调儿童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 在电子媒体面前也有选择性;此外, 社会也有一定的原则与义务充当信息的把关人, 考虑受众的特殊性来营造有利于儿童发展的传媒环境。

既然童年是作为文化的概念来进行讨论和规定的,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产物, 随着社会的进步, 童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坚持童年概念, 就应该看到它的变化。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 儿童赖以生长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儿童的身体和心理发展也都有了很大变化, 他们的需求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于是带有时代文化特征的新的特质产生了, 童年的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因此, 波兹曼所捍卫的18世纪的童年, 这本身就有悖于真正的童年概念, 因为真正童年概念的核心在于儿童是独立于成人的个体, 他们应该享有与自己身心发展相适应的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童年随之发生变化, 要求儿童回到18世纪的童年生活, 实质上是以成人头脑中的童年生活来否定现在儿童的生活, 是一种孤立、静止的观点来看待发展、变化问题的, 这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

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是1982年出版的,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 大众传媒飞速发展, 电视、广播、互联网、手机等媒介无时无刻不在传递信息, 儿童作为大众传媒的受众也处于大众传媒所营造的媒介环境之中。2013年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风靡全国, 这是一档亲子栏目, 在节目播出之前很多父亲都认为自己一直忙着赚钱养家就够了, 但是他们不知道父爱的缺失对孩子的成长会带来多大影响。有人认为没有父爱的童年是不完整的童年, 这档节目让很多父亲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并尽力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从这个角度来说电视媒介是有利于儿童的成长的。

四、结语

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童年”, 面对大众传媒的发展我们应辩证地看问题, 既要看到大众传媒的发展所带来的问题, 也要看到它给我们带来的积极影响。儿童作为大众传媒的受众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性的接触自己感兴趣的信息, 但是由于儿童的认知、判断能力较差, 对很多信息难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判断。因此, 大众传播媒介要做好“把关人”, 如不在少儿频道播放不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广告、音乐和有暴力、犯罪画面的节目, 面对儿童这一特殊的受众群体, 营造有利于儿童发展的拟态环境。此外, 父母应该也成为“把关人”, 让儿童有选择地接触媒介。波兹曼在书中最后提出了父母最具有反叛意义的方法:“一是限制子女暴露在媒介前的时间;二是仔细监督子女接触的媒介的内容, 并持续为他们提供有关媒介内容的主题和价值方面的批评。”以此来帮助儿童在媒介环境中健康的成长。

参考文献

[1]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M].吴燕莛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程福财, 董小苹.童年的本质:现代儿童观的嬗变与超越[J].当代青年研究, 2010 (2) .

大众传媒影响下的“童年的消逝” 第8篇

一、童年是半消逝,半革新

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指出:童年的消逝是因为儿童和成人在趣味和风格上越来越融合一气;儿童的“成人化”现象同样发生在电视和电影里;儿童从各个角度越来越趋同于成人,因此童年被认为是消逝了。

然而波兹曼也曾意识到,儿童本身并不认为童年已经消逝,他们并不同意将儿童与成人的界限模糊化。也就是说,儿童满足于当下所享受的资源与待遇。基于此,笔者认为:童年处于“半消逝、半革新”状态。

1、以电影为例

电影在现代教育里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当前可供儿童观看的电影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不仅有动画片,更有家庭片、爱国片、科幻片等。

观看了这些影片的儿童并不能因此变为成人,儿童思想的不断开阔并不能等同于成人的思想。儿童的视角有时更纯粹直接、更不容忽略。电影的发展不但没有使童年消逝,更加丰富了儿童的认知世界、提高了儿童的欣赏水平。此为童年的“革新”状态。

当然,媒介的使用也使儿童有了性冲动以及暴力倾向。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率明显升高,儿童模仿电影桥段而发生的危险无处不在。因使用媒介而出现的儿童“成人化”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促使了童年的消逝。

2、以电视为例

1)儿童电视节目的优势。儿童从初懂事起就开始接触电视,已经成为最大、最固定的电视收视群体。电视的发展为儿童的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引导。作为大众传媒的电视对儿童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并对他们日后的道德行为、思想观念、知识结构等诸多方面产生影响。大众传媒工具的变革引发了童年生活的革新。

2)儿童电视节目中存在的问题。(1)数量不足。调查统计显示:我国已有三千余家无线、有线电视台和教育电视台。这些台开办了几千套节目,每周播出几万小时,而少儿节目在整个播出中约占3%。电视剧年产超过6000部(集),其中儿童剧屈指可数,不成比例。(2)精品不多。孩子们喜欢看的国产动画片和儿童电视剧偏少,吸引力又不够强,造成少年儿童收看成人节目比较多的现象。(3)“成人化”现象。成年人主持的少儿节目目前仍然占据着中国儿童电视的多数栏目。多以成年人的思维去创作儿童节目。儿童电视节目中还反映许多社会问题,诸如:广告商追求广告效应、制作方传播色情和暴力等。人们已经越来越难以分辨什么样的电视节目才是为儿童量身定做的?哪里才是成人与儿童的分界点?由此观之,“童年”处于濒临消逝的状态。中国当代儿童可以说是收获媒介福利最大的一代,但也是受媒介戕害最深的一代。

二、大众传媒对儿童的影响

1、大众传媒影响儿童的媒介需要和媒介选择

施拉姆认为:在儿童与媒介的关系中,儿童是主动的选择者,而非被动的接受者。

儿童的不同需求决定了其对媒介的选择,而选择什么样的媒介往往又为新媒介的创造提供了动力。儿童在媒介使用过程中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自身学习、交往、情绪刺激、缓解焦虑和消磨时间等的需要。

2、大众传媒影响儿童的消费观和价值观

大众媒介的运营无不体现着经商思维。无论是热播电视剧的广告植入,还是春节“抢红包”,无不牵动着儿童的消费观与价值观。大众媒介引领了儿童新思潮、拉动了儿童行业经济增长。当然也带来某些负面影响。有些商家和广告商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不惜违反广告法和儿童广告审查标准,利用儿童天真诚实的品性向儿童推销商品,对家长施加购买压力,展示其拥有某种产品后的优越感。这是在利用超出儿童判断力的设计来诱导儿童进行消费。

3、大众传媒影响儿童的人际交往和情感需求

贴着“独生子女”[1]标签的儿童在人际交往上有一定的优势和劣势。大众传媒影响下的独生子女利用各大社交媒体,如:微信、QQ等与同龄人交流情感。但在面对面交往时,却丧失了沟通能力。儿童的人际交往越来越局限于虚拟网络而非现实世界,其情感需求由多元化走向单一化。

三、未来努力方向和应对之策

1、传者层面

加强传媒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在进行儿童节目的制作播出时,要常想是否会对儿童造成负面影响,不以牺牲儿童的利益为代价来获取经济效益。完善管理,净化传媒。设置专门机构对儿童传媒进行监督管理;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或法律法规,严格审查和控制不利于儿童成长的内容传播;对违反规定的行为主体实施惩罚。鼓励优秀、健康的传媒内容和手段。暴力新闻的报道应采用特殊报道手段,如:马赛克;儿童影视应当严格禁止暴力色情等内容、鼓励积极健康的内容;在宣传时注意引导儿童正确的消费观和价值观等。

2、受者层面

儿童应努力适应新时代的大众传媒。未来新的传媒产品将不断涌现,对于儿童来说,接触各类媒介成为了他们与社会互动的必要技能。儿童只有提前适应、努力掌握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家长和老师加强引导。儿童的辨别能力和自控能力弱,需要成年人引导儿童如何正确使用媒介。一旦辨别出大众传媒的消极方面,应当第一时间杜绝,不给侵害儿童身心健康的坏分子留有余地,必要时候向国家相关部门反映或举报,共同营造健康的儿童传媒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1]《普通人与媒介——民众化转向》[澳]格雷姆·特纳著,许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2]《童年的消逝》[美]尼尔·波兹曼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

[3]《电影艺术教育问题》籍之伟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

童年的消逝 第9篇

我校始建于1775年, 已有230多年的历史。现任校长景盛在高度总结历任校长办学思路的基础上, 提炼出“教学研训一体, 明育人之道;学思行创合一, 明成人之道”的办学思想。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 明道小学就以“数学特色”而闻名, 曾涌现出百余名省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等级奖获得者。陈省身数学奖获得者、青年数学家吉敏的小学时代就在这里度过。可以说, “数学教育”特色这棵参天大树枝繁叶茂, 已成为我校素质教育中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新时期下, 如何开发适合我校特色发展的校本课程, 是摆在每一个数学教师面前的一个话题。

二、校本课程开发的内容选择

艾利奥特说:“课程的改革是人的改革”, “课程的发展是人的发展。”它在内容上应该不同于学生的课本知识, 形式上也要有所突破。基于给学生“打造永不消逝的数学童年”的开发理念, 在校本课程开发的实践过程中, 我们遵循了五大基本原则。具体内容如下:

1.趣味性

数学活动中, 寓教于乐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这是符合儿童年龄特征和心理特点的。我们通过讲故事、听童话、玩游戏等形式, 让学生感受到数学的无穷趣味。另外, 还分年级设计了“‘六一’游艺系列活动”和“做回小侦探系列活动”。比如“六一”游艺系列活动, 先后安排了走数字迷宫、猜数学谜语、玩数学魔术、逛数学超市、走数学长廊、我当小评委等, 这些内容既有知识性, 又有情趣性, 孩子们都很喜欢这样的学习内容。

2.操作性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儿童的智慧就在他的手指尖上”。这说明, 好动是孩子的天性, 同时, 通过动手又可以启迪儿童的智慧。我们安排了一些操作活动, 让学生在动手和动脑的过程中, 发展他们的思维能力。比如, 一年级的《巧摆小棒》、二年级的《巧数图形》、三年级的《制作叶片画》、四年级的《奇妙的拼转》、五年级的《多姿七巧板》、六年级的《我是小小设计师》。这六种操作活动, 既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又能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3.应用性

“数学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 用于生活。”校本课程的内容也要突出数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 使学生感受到数学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比如, 《贺卡中的数学问题》、《合理安排时间》、《超市里的学问》、《设计购房方案》等。

4.发展性

培养学生良好的数学能力, 是数学教学要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 尤其在校本课程内容的设计上, 系统而有步骤地渗透数学思想方法, 让学生通过观察、操作、实验、猜测、推理与交流等活动, 感受数学思想方法的奇妙与作用, 逐步形成有序地、严密地思考问题的意识, 养成探索数学问题的兴趣与欲望。如教材中渗透了对应思想、转化思想、假设思想、分类思想、数形结合思想、函数思想等。

5.本土性

社区、家庭中有大量的与数学教学相关的课程资源, 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开发并合理利用, 这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大有好处。如为了弘扬我校的“数学教育”特色, 每年学校都要举行为其一周的数学节活动, 6个年级的主题分别为“数学童话伴我成长”“24点擂台赛”“秀我数学日记”“数学主题班会”“学编数学小报”“学写数学小论文”。为了从小培养学生热爱学校的意识, 我们设计了“爱我明道”系列活动, 具体包括:参观校史室、绘制明道校园平面图、我的地盘我作主、心中的明道、编制明道方位地图等。

三、校本课程开发的价值体现

开发校本课程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它对主题的确定、课时的分布、素材的筛选、结构的统整等诸多环节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路走来, 我们品味着开发过程中的“酸甜苦辣”, 在一次又一次的否定, 一回又一回的重构中, 对开发的过程经历了一个从肤浅走向深刻、从繁杂走向简约的过程。我们深刻地意识到:数学校本课程资源开发充分体现了“学校、教师、学生在新课程中共同成长”的过程。

1.学校:办学特色的再突破

2005年前, 我校的数学竞赛成绩在全县甚至南通市都保持高位走强的优势。不仅获奖人员多, 而且获奖级别高。当前, 随着“竞赛热”的降温甚至是取消, 我校数学教育的内涵、操作模式都面临着较大的转型。为此, 我们在编写这套校本教材时, 突出教材的实用性、普及性、发展性、活动性。实用性是指选用对学生来说是有效的、有用的内容, 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普及性是指学习内容面向全体学生, 而不是指向于少部分尖子生。发展性是指着眼于学生的知识、能力、思维、情感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活动性是指让学生在活动主动建构知识体系。可以说, 这套教材是丰富我校数学教育这一特色的重要载体。

2.教师:专业发展的再深化

教师是校本课程开发过程的直接受益者。主要表现在:

(1) 课程意识得到提升。

校本课程的开发, 激发了教师们自我发展的需要, 催生了教师创新思维。

(2) 合作意识得到增强。

在编写过程中, 教师之间的交流多了, 合作多了。“在合作中学习、在合作中进步、在合作中发展”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3) 研究能力得到提高。

教师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反思, 不断扬弃, 其研究能力不断提高。如今, 在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中, 我校逐步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数学骨干教师群体, 为创建学校办学特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学生:个性成长的再拓展

学生是校本课程开发的最大受益者。在校本课程实施过程中, 学生真正成为了学习的主人, 拥有充分的从事数学活动的时间和空间, 在动手操作、自主探索、亲身实践、合作交流的氛围中, 张扬了个性, 发展了思维。许多学生切实感受到:数学是美丽的、有趣的、好玩的、神奇的。这种感受犹如一颗美丽的种子播撒在学生的心灵深处, 给学生的数学童年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总之, 校本课程开发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 而是长期的、反复的过程。我们将会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发展、创造、完善与提升, 让它成为一套具有较好含金量的活动课程。

摘要：从校本课程开发的背景描述、校本课程开发的内容选择、校本课程开发的价值体现三个方面, 对小学数学校本课程内容开发进行了探讨。

童年的消逝 第10篇

90后诗人（或曰“世纪末一代”）正在成长起来，他们的写作代表了中国诗坛蓬勃生长的“新力量”，也必将以各自的面貌重构中国诗歌的未来版图。因此，对他们的关注、研究和鼓励需要及时介入。这一点，诗评家夏汉做了一些工作，他自称已关注到三百多位90后诗人，并进行了专题研究。选发在这里的是他关于90后诗歌长篇评论中的一节，以童年记忆和童年的消失为切入点，以丰富的文本为举证，写出了年轻诗人们将逝去的童年寓于写作中，抵达时光的挽留和诗意的救赎。夏汉的工作值得点赞。（沈苇）

罗兰·巴特在《西南方向的光亮》这篇文章里，对于童年有一个机巧的表述，他说：“在刚记事的那个年纪，我就只记下了那些‘主要的现实’所带给我的感受：气味、疲劳、嗓音、路途、光亮，总之，一切现实中无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和后来只构成对往事回忆的东西。我之所以这样说西南方——就像记忆把它折射在我身上那样，是因为我相信作家茹贝尔说过的一句话：‘不应按照感觉，而应按照记忆来表白自己。’……因此，童年便是我们认识一个地区的最佳途径。实际上，只有童年才谈得上家乡。”我认同他的观点，就是说，唯有童年的记忆里才有故乡，而在诗人那里，关乎故乡的童年记忆才是最真实、最可贵的——哪怕是一个可怕的童年经历，也会成为诗人经久不衰的主题表达，不妨说诗人在这里显现了精神层面上的诗的救赎或依恋的有效转化。而阿德勒“精神生活结构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产生于童年早期。这并不是什么惊人的发现，所有时代的伟大学者都有过相同的发现。这一发现的新奇之处在于，它使我们能够把童年经验、童年印象和童年态度与往后精神生活的种种现象联结在一个不容置疑的、前后关联的模式中”的说法也为我们探寻诗人的童年包括回忆在内的发现提供了依据或一种内在合理性。郑纪鹏有一句诗说得好：“一系列即将发生的事情，留给童年的火焰全面处理”，这意味着未来世界的一切，进入诗，都要在童年的火炉里淬火、锻造。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具有最诡谲的社会情景，通过恢复高考进入工作岗位的青年人，陆续步入婚姻与生育的季节，而他们在单位多居住公寓楼，房间极其狭小，有了孩子后，需要保姆，但无法解决住宿的难题；工资低，难以支付工钱也构成一个主要因素；再加之工作太忙，无暇抚养孩子，故而便把这幼小之身托付给家中老人：或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还有一种情形，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正值疯狂之际，对于不幸超生者几乎带来灭顶之灾，所以，为了保住他们的“铁饭碗”，就不得不悄然将婴孩送至远方的乡村亲人家里抚养，而亲生父母却不敢公开去看望。这就导致一些儿童失去了父母之爱，而同时又在更为传统的那代老人的管教下成长，故此他们的童年多是不完整甚至是畸形的。蒋在或许就是在此荒诞不经的时代，享受着童年的孤独。在钟硕的访谈《做好自己，等待“神谕”》里，她说：

我的幼年和童年是在姥姥姥爷家度过的。姥姥是传统的山东人，家教很严，吃饭说话走路，都有要求。……依着我那样的年龄，我一直生活在惶恐之中，我用尽我所有的眼睛放在我妈妈身上，希望她常回来看看我，抱抱我，不要急着走。每次她回来，我总用我的方式注视着她，但不知道为什么眼神还是抓不住她。她依然是把我独自丢在姥姥家里。

我每天中午等姥姥姥爷睡觉以后，我就坐在电话机旁边等着妈妈的电话，但是妈妈却一次都没有打来过，我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我盯着电话机上方的钟，那是一只猫头鹰的挂钟，我总看着时针就这么转来转去的。姥姥不允许随便看电视，我只可以坐下来等妈妈的电话，走来走去，望着窗外等人走过，他们说话的声音会给我带来无限的安慰，有时候我站在一张凳子上，就能透过姥爷的花盆看见，在静静的午后阳光中偶尔出现的人，我会随手拣起花盆里的一块石头或土块扔下去，那个人很快就发出了声音，我兴奋又快乐。有的时候我会发呆，一个人站在窗台前，或坐在沙发上。没有零食，没有玩具，不能外出。

儿童心理学与生育实践告诉我们，婴幼儿在母胎内的血肉相联成为其母爱的天然依存者。离开母体后的哺乳期，婴儿就拥有先天的寻找性，而整个儿童期对母亲都有一种依赖本能。故而，但凡强迫割舍母爱都会对儿童造成伤害，而这伤害几乎会造成畸形性心理的终身存在。

蒋在还说：“书自成了一个世界，我不用和任何人交流，一副广阔的或者晦暗的人生就展现在我的眼前，我有一种渴望，那种感同身受的渴望，去体验一种比现实还绝望的人生。”在这里，蒋在透露出一种无奈的选择和对于现实的逃避，不妨说，她愿意用更“绝望”的书中的人生遮蔽与分离身边孤独的悲哀，而这无异于借酒浇愁般的不可忍受的痛苦。她事实上又一次验证了“阅读……在某种意义上，它创造了成年”的论断一一这是童年消逝的又一个看似正常实则极其残酷无情的行动。在这貌似正常的行为中，我们不得不谴责荒唐的时代给予儿童享受快乐权力的剥夺与摧残。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怀念卢梭伟大的思想：童年是人类最接近“自然状态”的人生阶段，因而在儿童教育上，他只允许儿童读一本书《鲁滨逊漂流记》，仅此一本，因为该书展示了人如何能生活在一个自然环境里，并对它进行控制。因而，随之而来的浪漫主义学派确认，“儿童拥有与生俱来的坦率、理解、好奇、自发的能力，但这些能力被识字、教育、理性、自我控制和羞耻感淹没了”。以此为镜可以看到我们的时代是如何的比西方前两个世纪的教育理念还要落后。

从客观上讲，蒋在其实拥有了童年的爱与童趣的双重消失——远离父母，祖母又管教严厉，限制了很多本该属于她幼小心灵的喜好，自然这都是时势阴影下生活的无奈，对于家人而言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对蒋在这样一个敏感的内心却是不幸的，因而才有那么多跟童年有关的诗。比如《离家很近》，终日在关闭的房间里，任凭苦苦哀求，窗帘从未有过敞开，而小蒋在偷偷掀起后，看到了一片沼泽地，她是欣喜的又是绝望的，因此才有如此凄惶的想象一一

我愿将你想象成

一件没有缝补的毛衣

裁缝都无法修补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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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将它放入沼泽

再看着沼泽将他全部咽下

童年的生活对一个诗人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很多诗人和批评家那里都得到了确证，而且还将被继续确证。那么，在我们的时代，尤其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诗人的童年或许就遭遇到了与他们的父辈不一样的生活，最为凸显的莫过于尼尔·波兹曼所谓的“饱受早来的、强加于他们的成年的影响”了，以至于导致其“童年的消失”。而这一悲哀的主题的上演仅仅是他们的不幸之一。正如尼尔在另一处所说的“儿童是我们发送给一个我们所看不见的时代的活生生的信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文化忘却自己需要再生繁衍都是不可想象的”。弗洛伊德与杜威也认为：“儿童天真可爱、好奇、充满活力，这些都不应被扼杀；如果真被扼杀，则有可能失去成熟的成年的危险”。这里似乎也道出了诗人的来历，就是说，诗人是那种葆有艺术童心的一类人。借此足可以考察童年消逝的人，或者说其天性受到扼杀则会失去“成熟的成年”，从而也就解释了童年的不幸往往意外地诞生一位诗人的可能，从艺术的角度去判断，这真是天意使然。故此，我们在为诗人的遭遇悲叹之际，也会为他们成为诗人而庆幸——这真是悖谬之果。蒋在的诗之路径几乎就如此。难怪，在蒋在的母亲翻阅其诗稿之际，会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泪，那一刻，或许缘于内心的愧疚被女儿早熟的心灵所补偿，继而庆幸她的祸福所倚——不妨说这泪滴是复杂的。

无独有偶，苏笑嫣也是一位早慧女孩，四岁就口述出儿童诗，九岁就发表作品。而她的童年也是远离北京的母亲，她在一个访谈里说：“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写诗，正是从家乡辽宁来到北京母亲身边的时候”， 那么，推算起来这一年大约是10岁左右，这样，童年的孤独在她心里是否存在？从《风把我吹涨》这首诗里，我读出她童年的孤独、思念与恐惧：“孤灯咀嚼着我的影子”，那是何等的长夜，何等的无助与孤寂！我从“你挑起那盏灯 奔跑在童年的废墟里/很多次 很多次 把往返的车票当作/一种抵达”看出小笑嫣对远在京城的母亲的思念；“夜风把我吹涨，看见一袭逆风的白衣/将乌鸦和蝴蝶一同塞进去，醒目的红使15岁尖叫”，这些诗句则确切无疑地显露了恐惧，而沿着小路咯咯笑着，跑得欢喜，玫瑰“把她的刺冲我这个小毛孩子比划几下，于是笑了”的恶作剧般的笑声犹如童话中的魔鬼加重了恐惧的氛围。诗里面披显出来的破碎感尤为强烈：草本植物挣裂的辛辣气味，那张忽明忽暗的脸突然粉碎，长椅上的自己，被一阵风吹得粉碎，我揣测这破碎感来自童年孤独心境的幻觉。年轻的诗人却因了这份孤独而拥有了诗的“唯一的深度”，也让苏笑嫣比同龄人更加显得早熟。诗人还以孤独为题写了一首诗：《孤独的王者》，在诗里，我们体验了虚无而导致的孤独：

那种充实着我 又将我流落得更远的

虚无 无边无际

如同一场不止息的大雪……

在这个冬天 我是孤独的王者

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人

…………

在这个冬天 我是一个

正在忘掉的人

正是在这一向度，我几乎不能认同苏笑嫣被称为阳光女孩的称谓，不妨说，阳光只是其灵魂展现的一角，她还有更多的侧面掩映于阳光的背后。

王尧这位著名大学的在读大二学生，不幸成为赫胥黎担心的“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的极端例证。他说“每天不停的接受观念的暴力和语言的暴力，社会从来不是温和的。”这恰恰暴露出童心剥夺的罪恶，以至于小小年纪就“不再相信那些所谓人类的救赎”，从而走上不归之路。在王尧的作品里更易于窥见其厌世的心境和对社会、环境的无力抗争，比如《白色挂满钟表》这首诗里，

默默地滴答中

指针在纷纷飘落

便是一个死亡暗示。在《瓶子》里竟然看到“黄昏的秋天结满瓶子”而“瓶子内是一片空寂”，故而在金色里“哭泣”。在我们读到的王尧不多的诗篇里，毁灭、沉默、黑夜、破碎、黑色、葬礼、钟声、锁链等不祥字眼布满诗里行间，“黑暗就这样訇然落至头顶”，“噩梦吐着噩梦”，预示着死亡的“猩红的舌头”从天空飘落。正像有论者说，死亡是生命个体自身的权力，对其作道德伦理的评论是不人性的。然而，一个生命的终结总会有原委，从常规意义上去看，我们概约能推测到失眠、抑郁的病理性因素，失恋、友谊与误会的感情因素，但从王尧现有的文本里，恐怕只能归咎于“被污染的人世”这个社会性因素，归罪于失败的教育导致的童年的消逝“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然后扭曲成为伪成人的劣等面目，这是令人痛心和尴尬的，而且尤其可悲”。

与蒋在、苏笑嫣等不同的是那些出生在农村而父母又是农民的一群诗人，或许他们清贫，但没有远离双亲，因而享用了完整的童年。那么，他们成年后所产生的回忆，就其时间来讲多是童年，而内容取向则来自于故乡及其人事。这看似温暖的情感，其实质是对于童年的怀念与印证。这其实是缘于“我们的童年诱惑着我们，这样的事会发生，因为童年是诱人的岁月，童年自身也被诱惑，这黄金时代似沐浴在灿烂的光辉中，因为这光辉不曾显露过，它同显露无关，也无可显露，这是纯净的反射，只是某形象光彩的光芒。”从布朗肖这过于弯曲而晦涩的阐释里，我们似乎也能体会到童年回忆的原由和魅力，因而作为这一代诗人，他们常常会陷入童年的回忆里并因此获得其最得意的诗篇就不再让人惊奇与意外了。

兰童的童年生活是在豫东的一个乡村度过的，在他的潜意识里还依然有着童年的记忆，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最吸引人的诗篇还是那些回忆性的主题。他写了一组诗《流民图》，记述了家乡几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乡民。《万齐舅》是一个“百步而乏的跛腿”老人，有着“鹦鹉的舌头”，但却是个老光棍，只有在梦中“像剥鱼一样撕开她的双腿”，读来让人悲哀；而《韩五魁》是“百无一用的书生”，却偏偏长寿，而“寿者相每涨一分/穷，便向肉里嵌入一分”，穷到一棵烟居然也买不起，终生贫困潦倒，唯有耽妄于诸如《三侠五义》的书卷中。“老弯腰”总是脸上抹上石灰，像块墓碑“常年坐在街前的柴禾堆里/听收音机几可乱真的嗓音”，夜晚回到他的屋子，狭小、潮湿“宛若古墓”，而“活着只是为了人鬼不分”。诗人笔下的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如在眼前，可见其童年之记忆尤为深刻与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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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度过童年生活的诗人，对过往事物的记忆往往历久弥新，在偶然里，那些物事就会发酵为诗的情愫。高爽的《邮差》就是如此。只是诗人写得过于曲隐，乡村物象淹没在语言的虚幻之中。但你仔细阅读后，还会在“邮差”、“鸽子”以及“退回雏形时的吊诡之美/而从一束月光上卸下邮包”，“村镇卷起身子/被薄雾裹起”和庙宇、土豆这些专有词语和诗句里体会出乡村韵味来。在《恩赐》里，我看到田野边“颤抖的野花”，看到“愉快的小母鸡/啄榆树的影子”，尽管诗人身处都市，这些乡村记忆依然犹如童话般在其心灵里不断生根、发芽，以至于在回忆中，像“剖不开的香楠，浸着绿”。而从玉珍冷峻的诗句里，我分明看到了诗人对童年的寄宿地——故乡的炽爱，《在我出生之地的大树下》，她写到：

秋日盛大，荒凉盛大

我坐在一棵开了花的树下

像颗沉默的星星

我的故乡，一个踏实的隐喻

被我靠着

——如此真切

将沉沉安睡到老死

从玉诊的话语里，我们又一次验证了童年记忆的诗意转化，她说：我诗歌的启蒙就来自于出生之地，那个地方的大自然。是大自然培养了我生命中诗意的部分，熏陶我用诗歌的方式接近和发现世界的美。她乃至于说，家乡在那之前的十几年是我人生最快乐最美好的十几年。那种真善美和对生命的思考足够我抒写和体悟一辈子。甚至为了诗与那份童真的记忆，她愿意一辈子在那个偏僻的小山村。陈汐的童年几乎也与玉珍有相仿的记忆，他是这样描写的：

……大人们去山里取竹子造纸。

下过雨的山峰也不甚清楚，白雾从 山谷里

流淌下来，好像清晨洄游的白鲫。

他就在如此白描般的述说里，让那段美好的生活真实地展现在诗里，进而显现出童趣：“我们还假装钓鱼，假装有鱼饵，/假装有牢靠的塑料线，假装水塘里有鲫鱼”；当然，他的记忆也有沉重的部分——那是跟死亡相关的记忆。诗人在《光荣物种的爱情》里，“我第一次知道死亡，是看见灶台上的鸡胗皮”，

那时只有三四岁，连胃痛都不知道， 正在乡下过年。

过了除夕，灶龛里多了一块鸡胗皮。

我这才想起井台上的鸡毛。后来上 了学

我又发现，那是我第一次目睹鸟类 的死亡。

一年下来，灶台上攒了好几张鸡胗皮。

在这看似平静的记述里，分明透出一种童稚心灵里对于生命的悲悯。

在诗里，往回看是回忆的一个近乎于变相的举动，而这举动对于一个年轻的心灵，确定无疑的是童年的记忆或对童年记忆的艺术幻觉一一而恰恰在这记忆的幻象里多了几分知性的凝重。我们看高爽的《家人》 ：

十月匍匐如灰暗的瓮

鸽子被我放飞在云霓的蹄下

我的家人如此走出了傍晚

犁耙和碌碡在暮色里淡如鱼卵

此刻如果借着秋风把谜底拼读出来

我们会看到黑夜的衣袍

仿佛这片河滩上翻卷起了石头的河

今天映衬在草籽冰凉的哀鸣里的死 者——

使天空变得单纯

宛如我活着的家人拂去脸上

比目光柔软的水星。我知道

我们之所以缅怀乌有盖因时间开放 的特质

我们沿着明烛不眠的边缘

走向苦楝树那圆睁着阴沉的浓荫

墙亘上间或浮着一叶深井

仿佛天空在同一片叶上开凿的梦境

要向我们敞开。

这首诗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接近于当下梦幻的语言真相，或者说它体现了几近于成年智慧的童话快感，这可以从瓮、云霓的蹄下、黑夜的衣袍、翻卷的石头、草籽里的死者等意象里感觉得到，甚或从所有阴郁的诗句里解读出比死亡还命定的沉静之境。不啻说，这首诗体现出超乎于童话的知性之境一一诗人已经从语言的向度迈向了成人心智，这是高爽源自艺术层面上的一个让人惊喜的标识，就是说，他提前跨越了艾略特为年轻诗人所设置的一个门槛，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卞之琳 译）里，倡导一种历史意识的知性写作，他说“对于任何人想在二十五岁以上还要继续作诗人的差不多是不可缺少的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

简杺已经出版了自己的诗集《糖果》，她却很坦然地说“偏要赖在小孩堆里”一一这意味着诗人乐于以一颗童心看待世界，或者说虽然人已进入成年，但她依然对童年生活有着眷恋与信赖。相应地，她的诗也是弥漫着童话色调，展现着童年意识里事物的善与美好。在《小纸人》这首诗里，诗人对小纸人被雨淋的情景描述的很生动，同样的童话语调，流露出同情与悲悯的情怀，“我想让时间凝固，救救小纸人”，这里的人性之善已超出了童稚而得到了升华，而接下来，

突然迎来一阵车灯，打过来

小纸人的影子不是纸的

已是一层虚幻地精神提升，这已经不能用童话来考量了，不啻说，诗里有一个原初而成熟的心思，让诗拥有了普遍而恒定的灵魂观照。再看她写的《含羞草》：

晚风藏在衣兜里，安静的，不说话。

我路过你跟前，一些调皮的风露了 出来

你羞答答的，用双手遮住了脸。

诗似乎假托了一个少女的形象，把晚风藏在衣兜里，这个可爱的秘密行动看似信手拈来，实则透出诗人微妙、敏锐的独有感受与优异的语言表达能力，因而才有双手遮住了脸的顺理成章。这样的诗，看似平常其实颇为不易，这里已有了颇让人欣赏的技艺一一不妨说，她貌似童话写作里藏着一颗深心，相信诗人能够写出远非童话所能涵括的诗篇来。

冯谖的“我将进入童话”似乎也是他们这代人的心声，亦或说，童话是他们曾经的偏爱，也必定成为诗的内在性追寻与靠拢。这在本质上也成为向童年的致意与回馈。冯谖的诗亦如此，就是说，你会在他的想象乃至幻觉以及词语新异的组合里，读出一种童话意味，或者说在他的诗里弥漫着一层童幻的诗意。在一首诗里，我看到这样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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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脑勺撩起雾气，树皮靴剥离

硬而凉的矿工，祸及

掉队的泥丸……

…………

暴雨收留酥痒，铃铛得以隐瞒

鸦雀的听力。

这些诗句无论表达着何种不甚明了乃至晦涩的蕴涵，但在后脑勺与雾气、树皮靴与矿工、掉队的泥丸以及暴雨和铃铛的后缀之间披显着有悖于常态的童幻色彩。而谢榕在诗里承认自己九岁时“伸手偷吃邻居家的石榴”，把这童年可笑的经历看做童话，就像“一两枝朴素的嫩芽/足以养活我们自己”，从中也看出来童年记忆之于诗人的显在意义。罗世鑫则在《踩》这首诗里，如此写到：“公交车上升起二手烟，甚至小孩子开始全部对着我/堵截式仰望，这没有芝麻开门，而是躲避球游戏”，诗人在一种否定式的语气里，让些微的现实遁入童话的飘渺里。进而转入“被最隐形的红绿灯控制着，隐痛的/鸟喙，半岛一样的东京花园。/时而就嵌在生活里，抽陀螺和水烟，不转也不生肺病”这样虚幻的情景喜剧里。

在对于这一代诗人的持续阅读中，我坚定了引入童年写作这个概念。在这些年轻诗人的诗里，你会常常看到他们依赖着并不丰厚的生活场景编织词语的童话，这几乎成为一个风尚，或者说， 他们的兴趣似乎不在俗不可耐的生活里，反倒在词语的童稚氛围里。这些诗里还残留着他们相去未远的童年的心迹在语言层面上的映照。高爽的诗就是如此：

如今，失眠的人像一把滚烫的马鞭

抖搂那同一倒影中

深陷于潺潺的星辰踱过马场；而寂 静褪色于

飞蛾绕着梦魇翻滚的歌声

…………黑暗

嘻笑着涂抹淋湿的镜子或青蛾

我揣度这个年龄的诗人，失眠决非常态，那么，他便是在这种体验里掺和了想象与幻觉，也因循了童年心理的驱使，从而进入语象的拼贴之中。这样的诗歌行动很显然是欣喜于词语的预约，而满足于童心的激赏。我们再看《逍遥游》的句子：

当我学会用记忆将积雪的棺木

从晚霞的唇印下扶起，第一滴雨

就自大山的倒影上移开。请匀出表 象上的一段坦途

树桩上歇脚的少女

一旦把可能的梦境撕成飞云

就会让一卷愈加圆满的胶片褪尽了 阴翳之美

诗里出现的记忆与梦境预示着现实的不可能性，那么，我们不妨把这诗里显现的具象也当作幻象，而这幻象里却有着童话般的迷醉。当然，这些诗篇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依然靠近于诗人的早期或童年写作的范畴。然而，趋向于这一向度的早期写作，若有定力，或许会迈向语言诗的路径，那么，他们将是马拉美、兰波与瓦莱里的近邻也未可知。总而言之，逝去的童年寓于写作中，年轻诗人们在诗里挖掘着孤独、绝望而衍生的黑色意识及耽于幻想的超现实具象，从而抵达诗意的救赎；而享有了童年快乐的诗人，则在记忆里塑造着故乡风情与依恋，而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将这童年的写作践行着杜拉斯曾经阐发的“童年之外的任何经历对我再没有任何用处”的艺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