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中政策范文

逆境中政策范文（精选5篇）

逆境中政策 第1篇

1 德罗尔关于逆境中政策的涵义和类型

1.1 德罗尔关于逆境中政策的涵义

所谓“逆境”,是指由不同原因造成的、难以消除的各种社会紧张状态,逆境既包括社会的各种紧张状态,也应包括不利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各种因素,例如生态因素、政策制定模式、国际环境以及对逆境本身的认识等[1](P240)。

根据德罗尔关于逆境的涵义,逆境中的政策应该是指为了应对由不同原因造成的,难以消除的社会的各种紧张状态,国家政权机关、政党组织和其它社会团体运用合法化的权力,以正当的程序,制定能够应对逆境,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

1.2 德罗尔关于逆境中政策的类型

德罗尔认为,逆境有很多类型,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分为简单逆境与复杂逆境、可以处理的逆境与难以驾驭的逆境、短期逆境与长期逆境或时代性逆境等多种类型[1](P241)。

那么,根据德罗尔有关逆境的类型可以得出逆境中政策的类型。根据应对逆境的政策难易程度,可以将政策分为简单政策和复杂政策;根据可处理的时间长短,可以分为战术性政策和战略性政策;根据造成逆境内外原因,可以将逆境中的政策分为应对政治系统内生的逆境的政策和政治系统外生的逆境的政策。

2 德罗尔关于应对逆境的政策制定原则

为了有效地应对逆境,德罗尔在指出一般应对逆境的政策制定的反应的基础上,提出了应对逆境的政策制定原则,这些原则往往可以看成是应对逆境的实质性建议。

2.1 社会改造原则

德罗尔认为,社会改造原则是代表中央政府或者在中央政府协助下进行的社会改造原则。它主要强调对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现实情况进行广泛和综合的干预,要进行长远的规划,确定积极并且合理的奋斗目标,采用能够使政策达到临界质量的政策手段,在其过程中,要不断调整决策模式以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式以及使现实得到超渐进变化的能力等等[1](P243)。

2.2 达到临界质量的原则

德罗尔认为,“政策若要取得效果,则必须达到一个适当的临界质量,足以对其对象产生预期的影响。”[2](P106)这里的临界质量主要涉及一个范围,一个度的概念,比如资源投入的数量、决议涉及的范围、方案作用的时间跨度、使用政策手段的数量、政策方案设计的完备程度、政策干预的范围和力度等等,这个原则实际上反衬出逆境中政策制定的困境和复杂[1](P244)。

2.3 有选择的激进主义原则

所谓“有选择”,是指认真分析逆境的特征,挑选那些足以改变逆境的主要社会变量,而这些变量也是造成逆境的主要社会因素;所谓“激进”,是指对造成逆境的主要社会变量集中政策资源,采用强化干预手段,促使其朝着良性转化,从而对逆境产生重大影响。这条原则与社会改造是两条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政策原则,在逆境不十分严重,能通过社会改良得以纠正的条件下,无需触动社会改造那么多方面,而集中改造少数几个变量,进行有选择的激进政策也许就能奏效;反之则必须进行整个社会改造时,有选择的激进主义也不失为一种较为稳妥而有效的策略[1](P244)。

2.4 准备承担风险,避免万一原则

制定一种政策,有可能会是失败的,因此政策本身具有风险性。如果逆境的情景十分危急,而不进行果断的干预,采取以往的政策模式,按照正常的程序行事,结果常常误了良机,造成更大的风险,后果更加严重,所以政策主体抓住良机,敢于决策,勇于承担风险。准备承担风险并不是鼓励冒险,更不是主张轻举妄动,而是要求决策者保持清醒,善于打破那种认为可望推行诸如渐进主义方案这种没有风险的对策就可以走出逆境的幻觉,正视现实,采取自觉承担风险且更为有效的积极政策方案[1](P245)。

2.5 产出价值优先原则

“政策制定的全过程,受到两套不同的价值支配,一套是产出价值,即政策对现实的影响方面的价值;另一套则是属于制定和执行政策的形式价值,如公众参与、公开性以及考虑决议所影响的全体对象的同意。”[2](P112)“在社会呈现承平、稳定的顺境时,应给形式价值较大权重;而在逆境中,则要赋予产出价值较大权重。这就是逆境中应遵循的产出价值优先的政策原则。”[1](P245)同时,产出价值优先原则实际上给出了政策方案选择的优化标准,既要保证产出的价值最高,又要保证形式价值的最低要求,这才是满意且可行的方案。

2.6 能动乃至强制原则

社会改造和临界质量这两条政策原则已暗含了这样一种需要,即应对逆境的政策需要具有能动性,必要时甚至需要强制性。社会改造和临界质量这两条政策原则已暗含了这样一种需要,即应对逆境的政策需要具有能动性,必要时甚至需要强制性,能动的政策能够克服惰性、战胜那些抵制集体作出的正式抉择的力量[2](P114)。

3 对我国逆境中政策制定的启示

3.1 理性认识制定政策所要应对的逆境

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要遇到很多的逆境,有的是国家自身的因素引起的,有的是国际环境所带来的,这些逆境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是制定政策,并加以落实可以避免的;同时政策制定过程中也要遇到很多的逆境,无论是收集资源,分析原因,制定多项初步政策,还是政策比较的过程,评估后选择最佳的政策,最后执行,每个宏观的政策制定过程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逆境。因此,系统的对逆境进行分类,根据分类制定相应的政策,所以理性认识逆境是制定有效政策的第一步。

目前,我国的政策制定过程越来越科学化和系统化,根据出台相应政策法规,制定短期效果和长期愿望并存的方案来应对逆境,说明在理性认识逆境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比如2003年非典事件以后,国务院和各级政府先后出台了《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等,为应对突发事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在2008年汶川和2009年玉树的抗震救灾中,法律保障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整个救灾过程都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使广大群众抗震救灾更加理性。但同时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系统的对逆境进行分类,这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而言,无论是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相比,还是居民的生活水平,人们对社会的幸福满意感相比,都是很有必要的。

3.2 加强决策机构的权威,对应对逆境的政策主体实现权力集中

从“能动乃至强制原则”可以得到,要应对逆境,政府中枢决策系统就必须享有发号施令的权威,这种权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合法性,另一方面是制定的政策需要有效。为了维护这种权威,政府就要制定有效的政策来应对逆境,首先应该使政策主体实现权力集中,这样就可以使政策主体在短时间内积聚有效的资源,为应对逆境创造合适的条件,也减少了因为权力不集中,过于分散导致的错过解决逆境的最好时机可能性的发生,同时一旦权力集中的政策主体出现了政策失误,那么也可以直接追究其责任,减少互相推诿的事件发生,这其实也是迫使政策主体制定有效的,合法的政策。

权力集中也有其弊端,如权力的滥用,权力的扩散,能否履行其职责,这都是值得关注的。因此,应注意这几个方面:对应对逆境的权力必须是合法的,也就是法律授予的;对应对逆境的政策主体必须明确指定,防止日后出现问题,制定效率低下和质量不高的政策出现推诿现象;同时对其权力进行明确限定,权力集中,并不代表没有范围;也要加强同级之间,上下级之间以及大众媒体和社会舆论的监督。

权力集中是为了使制定的政策达到一个临界质量点,从而使应对逆境成为一种可能。如果政策出现低效率,不能完全归因于权力的集中,其与权力的使用有关,所以应该提高政府应对逆境的能力。

3.3 提高政府应对逆境的能力,增强政府公信力

政府的能力主要体现在政府解决问题,应对逆境的力度。在此,主要涉及政策制定的力度,它往往通过政策的内容表现出来。所以,第一,政策内容应该达到一个临界质量点,这对政策发挥效益提供了前提;第二,政策既要合理,合法,也要合情,因此,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公共伦理”的建设,目的是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3.3.1 强化政策内容力度,已达到临界质量点。

要有效的应对逆境,前提必须使政策内容达到适当的临界质量点,政策本身应涉及到足够的范围且具有力度。政策内容主要涉及资源的投入数量和资源的质量,资源包括财力、物力、人力等,这些资源的获得都应该达到一定的数量点和质量点,还有资源之间是否匹配,能够融合;同时政策内容还包括决议涉及的范围,这个范围主要是指政策的对象范围,包括直接和间接受影响的对象,比如政府要在某一个地区的范围内建一个大学城,招商引资,制定很多激励政策,吸引大学在此建立新校区,进行区位选择,政策的直接影响对象是大学本身,商家,同时不应该忽视的是这个地区的居民,在此建立大学城会不会对他们有影响,一方面可以刺激经济发展,提高这个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土地的问题会不会使一部分人要迁居,如果是农民,土地被征用了,他们将来的生活靠什么,如果处理不当的话,会引起当地居民的不满,甚至引起当地治安问题,所以政策内容涉及的对象范围非常关键;政策内容的范围还有很多,比如方案作用的时间跨度、使用政策手段的数量、政策方案设计的完备程度、政策干预的范围和力度等等。

3.3.2 加强政策制定中“公共伦理”的建设,以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增强政府公信力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目的。立足逆境中政策制定这个角度,为了达到增强政府公信力的目的,就是使政策既要合理,合法,也要合情,政策本身要公正,公平,体现以人为本,政策对象才会信服政府,维护其权威,因此要加强政策制定中“公共伦理”的建设。近几年里,我国政府在“公共伦理”的建设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如2003年8月1日起施行的《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代替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从“收容”到“救助管理”充分体现了政策以人为本的出发点;2005年12月29日,废止《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生效,由此,中国将进入无农业税时代;2008年12月22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部等五部门联合下发通知,明确了取消公路养路费等六项收费相关政策;2009年9月1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

但就目前状况而言,政策伦理建设还存在相应的问题,比如说公共政策制定者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使价值取向转变为对非公共利益的追求;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忽视了提供市场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公共产品,致使公共政策价值失范等问题,因此,要建立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统一的“责任控制机制”;要坚持行政制度安排的正义原则,完善决策论证制度,政策公示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从而使政策制定制度中的伦理因素发挥着更具有强制性的,更为有效的作用[3]。

3.4 适当采取有选择的激进主义模式,果断决策,预留方案

由于各种情境所逼,政策制定者应适当采取“有选择的激进主义”政策制定模式,对那些足以改变逆境的主要社会变量进行明确选择,集中社会资源,采用强化干预手段,促使其朝着良性转化。为了把握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因此,要做到果断决策。这样获取资源的成本较低,而且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住它,避免问题扩散或者恶化,降低逆境对人们正常生活的负面影响程度。但是果断决策有其情境要求,其背景往往是情境严重,无法履行正常的政策制定程序,特殊的问题需要采取特殊的办法,制定特殊的方案予以解决,方案也要符合政策的精神。

果断决策的同时,要预留方案。因为政策本身具有一定的风险,它是主观认识的产物,不能完全避免万无一失,也有可能失败,尤其是逆境严重时,所指定政策的风险更大,相对而言,失败率更高,所以更要提出政策的预留方案,降低决策失败的负面影响。因此,采取有选择的激进主义的政策模式,要果断决策,也要预留方案,准备承担风险,同时也要避免万一。

3.5 规范行政决策程序,明确绩效标准与绩效评估,坚持政策的产出价值优先

公共政策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4]。作者认为公共政策的本质应体现在“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为目标”,能够解决问题,且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预防问题的发生,这就是重视公共政策的产出价值。因此,政策制定者应采取德罗尔的产出价值优先原则,尤其是在情势严峻时,更应该优先考虑产出价值。

要实现公共政策的产出价值,应该规范行政决策程序,明确政策的绩效标准与绩效评估。作者认为规范行政决策程序和明确政策的绩效标准与绩效评估是实现公共政策的产出价值的保证;同时在规范行政决策程序过程中,要使每个环节,或者是关键性的几个环节达到绩效标准,这才能够实现政策的产出价值优先。

要按照理想的政策制定过程——从问题界定、目标设立、结果预测、方案的拟定和择优到执行监控、跟踪评价和反馈等一系列功能环节来优化行政决策程序,逐步规范决策调查、咨询、论证、听证、审议、公布和备案等各个环节,以决策的程序化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同时要拓展公众参与渠道,增加决策的公开化和透明度;用法律手段规范和约束决策行为,将行政决策纳入法制化轨道;建立健全决策责任制,明确规定决策者的法律义务与责任,使之对决策行为负责。规范行政决策程序,以确保政策产出价值的优先实现[5]。注重政策的产出价值的同时,也不能完全抛弃形式价值,在保证产出价值优先的前提下,至少获取民众最低限度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认为规范行政决策程序,根据规范的行政决策程序制定科学的公共政策和实现有选择的激进主义来制定政策这两种模式并不矛盾,后者应该属于前者,但有别于前者所包含的对象,后者是特殊的情况。当遇到情境危机的逆境,并要求马上予以解决,应该采取后者办法。

摘要：德罗尔是世界上著名的逆境决策研究专家,他的逆境中政策制定原则主要有:社会改造原则、达到临界质量的原则、有选择的激进主义原则、准备承担风险,避免万一原则、产出价值优先原则、能动乃至强制原则。结合我国实际,德罗尔逆境中政策制定原则对我国逆境中政策制定的启示是:理性认识制定政策所要应对的逆境,加强决策机构的权威,提高政府应对逆境的能力,适当采取有选择的激进主义模式,坚持政策的产出价值优先。

关键词：德罗尔,逆境中政策,启示

参考文献

[1]丁煌.西方行政学理论概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叶海卡.德罗尔.逆境中的政策制定[M].王满传,尹宝虎,张萍,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3]祝小宁,毛丹.论公共政策系统中的伦理价值问题[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8(1):50-52.

[4]陈振明.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第二版.北京: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0.

在逆境中求生 第2篇

读了《鲁滨逊飘流记》后，我深有感触。这本书使我懂得了逆境中求生，不能惧怕困难，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挑战困难。

他是这本书中的主人公——鲁宾逊，他是一个坚毅，不畏困难，理智豁达的人。他不屑安逸的生活，倾心出海，三番两次地抛开小康之家，出海闯天下。他遭遇海难流落到荒岛以后，不坐叹命运不济，而是充分利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把荒岛改造成井然有序、欣欣向荣的家园。他在海外冒险多年，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得到了可观的财富，完成了他那个时代英雄人物的艰辛历程。他在逆境中历练了自己，成就了一番不凡的事业。

当年，毛泽东等人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凭着在逆境中顽强不屈的精神，吃草皮，啃树根，再恶劣的生存环境他们都坚持了。徐悲鸿，一个杰出的画家。他最擅长画马，奔马图惟妙惟肖，呼之欲出。这样高超的画技并非几日就能炼成，它凝聚了徐悲鸿的青春、热血和汗水。熬过了那段逆境中的时光，徐悲鸿终于成了一代伟大的画家。海伦·凯勒是一个双耳失聪，双目失明的人。在残酷的逆境中，她没有选择放弃，而是在逆境中求生，坚持不懈，他们都取得了成功。

而我，像一枝温室花朵，遇到小小的困难，便会停滞不前。那是在一次暑假，老师布置了每天一页的练字。我想了想：不就只有一页吗？作业不多。可是转眼间，一本暑假作业做完了，可是那本被我搁在一旁的练字本，却是迟迟不见动手。每次我想写时，没耐心，怕麻烦，距离开学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我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现在，看完了《鲁滨逊飘流记》，我懂得了人要在逆境中求生，坚持不懈，才会走向成功。

《鲁滨逊飘流记》给了我有益的启迪，相信在日后人生的航程中，我会像这本书中的鲁宾逊一样，勇往直前。

江苏省无锡市东林中学初二f15）班

指导教师：薛汉忠

逆境中政策 第3篇

1.1 政策终结理论

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的其中一个阶段, 简单地说就是指现行政策的终止和结束。西方学界最经典的是拉斯韦尔给出的政策终结的定义即“关于取消政策方案, 以及研究有关相信某种政策必须继续而采取某种行动或因政策终结而丧失价值的人们之主张的活动。”1政策终结的共性是首先是政策终结是政府的一项主动行为, 其次是大部分的政策终结都是由于政策已经完成使命或者过时和无效而导致的, 最后是政策终结是一个动态过程。因此, 总结而言, 且广泛的将公共政策终结定义为是指当一个组织、一项政策或项目无法完成其政策目标或已经完成政策目标时, 被决策者刻意地结束或放弃, 而导致的政策的部分或全部终止。

现实生活中的政策终结也有很多类型, 古今中外的学者们都给出了自己的类型界定。我比较认同的是德利翁和布鲁尔的《政策分析的基础》中对政策终结划分的五种类型:2

(1) 代替型。这是用能够满足同样要求的新内容来代替陈旧内容的类型。一般以革新的结果出现, 是重新更换低效的技术和程序的类型; (2) 合并型。这是正像在企业领域中为追求规模经济和有效控制而经常进行的企业合并和企业集中化一样, 因整合政策或项目而部分地终结的类型; (3) 分离型。这是把原来的政策划分为几种, 以重新调整政策受益集团来弱化抵制, 从而达到逐渐终结的形态; (4) 渐减型。这是在美国那样稳定的政治体制下最普遍的类型, 是通过缩减预算或项目调整的方式逐渐重新组成政策和制度, 从而达到终结的形态; (5) 断绝型。这是用新的政策来代替旧的政策, 在其目标和需要也发生变化的过程中达到终结的类型。

1.2 多源流分析框架理论

我们所讲的多源流分析框架理论是金登在奥尔森等人的“垃圾桶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的。多源流分析框架理论主要探讨了政策制定的前阶段———议程设置的过程, 是用来解释政策是如何制定的分析框架。其中多源流是指整个政策系统中存在的三条源流, 即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

问题源流主要讨论为什么有一些问题能够得到政策制定者的不同程度的关注, 而其他问题则被视而不见。这主要取决于官员了解实际情况的方法, 通常包括三种方法:指标、焦点事件以及一些项目的信息反馈。政策源流是指针对某一政策问题在“原始的政策鲜汤”周围漂浮的多种意见和主张, 这些意见和主张是由政策共同体中的成员提出的。金登认为政策共同体提出的这些意见和主张并不是简单地结合, 而是要经过重新组合的“软化”的过程。尽管政策共同体提出的意见和主张很多, 但却只有那些符合技术可行性和价值可接受性的意见能得到关注和采纳。政治源流是指譬如公众情绪、利益集团间的竞争以及政府的变更等因素构成的。无论是金登的三维度的政治源流还是扎哈里尔迪斯所强调的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等因素都能够促使政治家们在考虑问题时调整他们的侧重点, 从而影响政策的制定。

金登认为在关键的时间点, 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汇合在一起, 问题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这样的关键时间点就是政策之窗。因此, 政策之窗是指提案支持者们推广其解决问题的方法或吸引别人重视他们提出的特殊问题的机会。3然而政策之窗开启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 如果政策参与者不能利用或没有利用这些短暂的机会, 那么他们就必须等待下一次机会的到来。一般来说政策之窗之所以开启是因为紧迫的问题或政治源流中的重大事件, 于是就有了问题之窗和政治之窗的区别。4问题之窗不可预测, 例如地震等突发事件等;政治之窗大部分可以预测, 例如年度预算安排、常规例会等。

通过多源流分析框架理论去剖析政策终结, 我们可以对政策终结中三条源流的控制以选择恰当的耦合时机来促成政策顺利终结的目的, 这样的分析比起现有研究的事后分析要更加把握主动权更加科学更加有效率。因此, 对政策终结的多源流分析框架的构建是不可或缺的。

2 政策终结中的多源流分析框架构建

2.1 问题源流

政策终结中的问题源流, 是对那些无效或低效的政策的识别和界定从而把这种类型的政策提上政策终结的日程, 且政策的终结通常也是由指标、突发事件和政策评估的反馈信息所触发的。通常来说, 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的公共政策问题是那些亟需被解决的现实问题, 而政策终结过程中存在的政策问题是因为对解决现存问题无效或失效而迫切需要被改变现有政策的问题。在现行的各种政策中, 有很多政策都在不同方面存在这不同程度的低效甚至是无效的情况, 但并不是现存的每个问题政策都能够被终结, 只有少数的问题政策会被提上政策终结的决策议程。在政策过程中, 政策运行的监控指标、突发性的危机事件和项目评估情况的反馈信息是被确定终结的问题政策的来源。

2.2 政策源流

政策终结的众多备选方案成为政策终结过程的政策源流。政策终结的备选方案与政策制定的备选方案相比更容易归类, 同意度比较高的分类是按照对待政策终结的态度划分为两大类:同意政策终结与不同意政策终结。由于政策终结直接关系到政策相关者的利益问题, 从而使得政策终结参与者自动分为两个阵营, 即支持终结阵营和反对终结阵营。由此, 因为利益因素而立场分明的两大阵营, 使得在政策原汤中备选方案的“软化”较之政策制定的方案“软化”更加激烈。从不同途径提出的政策方案很多, 但最终进入决策议程的只是少数。这除了方案的倡导者自身的能力和手段之外, 还与方案的可行性和价值观念的可接受性有关。

2.3 政治源流

在影响政策终结的因素中有很多外在政治环境因素是推动政策终结的积极推手, 有时候被引导的公共舆论、利益集团间的博弈以及政治的更替等等是某些政策得以终结的重要决定因素。在政策终结过程中, 有时公共舆论的压力会直接促使一项政策的终结, 这与议程设置中公共舆论的作用相比较更加直观和重要。除了受国民情绪的影响, 利益集团间的智斗也是影响政策终结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政策终结中, 行政和立法的换届, 特别是关键人事的变动有时会直接影响终结的成败。如果政策所反映的价值观与换届后的新政府决策层价值偏好一致, 那政策就有继续存在的可能;反之, 如果换届后新政府的决策层不认同决策中的价值取向, 那么在其他一些因素的推动下, 政策被终结的可能性就会加大。

2.4 机会之窗与耦合

类比政策议程确立过程中, 三源流的耦合点是政策之窗开启之时, 政策终结也是如此。由问题源流中的突发事件或政治源流中的政治更替而打开, 但政策终结中的机会之窗也有可能是来自于政府的政策学习。无论是因事件开启的机会之窗, 还是因学习开启的机会之窗, 都是政策终结研究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变量。但在政策终结的研究中这种耦合有两中情况, 即正耦合和负耦合。正耦合也就是政策有终结趋势, 当三源流中有利于政策终结的因素占大部分, 并且这些有利因素在机会之窗汇聚时就发生正耦合;相反的情况即负耦合, 也就是说政策无终结趋势, 当三源流中不利于政策终结的因素占大部分, 且这些不利因素在机会之窗耦合时, 那就发生负耦合。而在耦合过程中的因素汇聚并不是单纯的叠加交汇, 而是可以通过人为的干预来控制和影响的, 终结和反对终结两个阵营双方在三源流耦合过程中的博弈直接影响政策终结的结果。

2.5 终结

三源流耦合过后的结果有两种, 即政策被终结或不被终结。当三源流成功正耦合之后, 决策者就能做出政策终结的决策, 并且选取政策源流中的最佳终结方案。一般认为, 政策终结分为两种:一种是完全终结。这种情况的终结有可能是现行政策失灵并且由于政策的失灵导致了不可弥补的后果而导致了政策终结的反对阵营对支持政策继续施行的辩护失去了民意基础, 使得政策不得不彻底的终结。另一种是部分终结。这种终结的方式是大多数政策终结所通常采取的方案, 它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对政策反对阵营的妥协, 部分终结现有政策从而利于终结的推进, 又可以避免因彻底终结而出现全新的政策再次失灵所造成的困境。

3 公共政策终结的策略

随着时间推移和现实发展, 很多无用政策却成了不除不快的毒瘤, 可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应该被废止或者改变的政策依旧存在并且成为侵害人民最根本的生存发展权利的利器呢?根据上述关于政策终结问题的多源流分析框架的构建, 已经得出政策终结中存在的问题。那么, 如何避免再次出现柴静为我们敲响警钟的这一类的政策问题呢?

首先, 在问题源流中确定政策终结对象。在政策系统中, 存在着各种类型的公共政策。有政治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法律政策等等, 在各自的政策领域内又都存在各种具体的种类繁多的政策。社会的不断发展正是依靠这些各种具体的政策来消解公众需求与政策系统之间的矛盾, 因此, 可以说正是各领域的具体政策推动了各领域的不断发展和前进。但是, 由于组织惯性、终结成本以及反终结联盟等因素的影响, 使得很多低效、无效的政策仍然充斥于政策系统之中, 这些无效、过时的政策形成了一条政策系统中的问题源流。这就要求我们着手首先公开评估结果, 提出政策终结依据;其次健全信息反馈机制, 设立常规终结议程;再次正确选择终结对象, 减少终结的代价。

其次, 在政策源流中选择恰当的终结方式。政策终结过程中的众多的政策参与者来自政府内或外, 这些或政府内部或外部的政策参与者所组成的政策共同体对政策终结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和主张。通过总结和梳理政策源流中的不同的主张, 权威决策者可以选择恰当的政策终结方式, 从而减少阻止决策终结的因子, 促进决策的顺利终结。这就要求我们首先明确辨认政策终结的支持方和反对方, 其次根据终结的阻力确定恰当的政策终结方式。

最后, 在多源流耦合中把握机会之窗促进正耦合。机会因素在政策终结的过程中是极为关键的。考夫曼认为, 机遇对成功的政策终结至关重要。是否能选择好恰当的时机是政策终结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政策终结成功与否完全依赖于时间和机遇。5因此, 把握政策终结的机会之窗, 促进多源流的正耦合, 是终结成功发生的关键所在。我们要做到选择恰当的政策终结时机, 更要重视和发挥政策企业家的积极作用。

4 小结

通过对政策终结的多源流分析框架的构建, 可以从中发现的政策终结过程中的问题并且有的放矢的提出相应的对策, 这对于中国公共政策终结的研究有相当的指引作用。在中国,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政策越来越密集、政策创新资源也越来越少, 再者政策本身也有作用效率递减的趋势, 这就使得政策终结的现象逐渐增多。我国应该对现有政策终结的研究在更多实证的基础上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从而为我国现有失灵政策终结的推动提供更科学更条理的解决方式, 更好的促进更恰当的新政策更好的推动社会的持续发展。

摘要：公共政策终结是指由于公共政策的失效或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而被政府终结的活动。在大部分现有的政策终结研究多半是从政策终结个案出发, 总结终结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是一种事后的政策研究, 对具体的政策终结的发生能够起到解释作用, 但这种研究方法并没有从整体上把握作为一个政策过程的政策终结现象是如何发生发展的, 也没能够对何时可能发生政策终结提出预测, 更不能对政策终结给出合理的方向选择和终结结果评估。从多源流分析框架理论观察中国公共政策终结过程, 并构建分析框架进一步解释中国政策终结的逻辑过程, 并总结出政策终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并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公共政策终结,多源流分析框架理论,应对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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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潭.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年版.

逆境中轉型 第4篇

法利布行的老闆平時不會在店舖中，主要由陳先生來打理大小事務。法利開張有十幾年，舖位是早年間買下的，一直經營到現在。一開始主要是以製衣裁衣為主，後來成衣製造業漸漸發展，衝擊了布行的生意，從2004年開始變轉型成為以賣布為主，而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法利布行在去年也開設了自己的官方網站，利用互聯網作為宣傳平臺。布行在早期階段主要以製造洋服時裝為主，但由於市場的變化，現階段做洋服時裝的客人開始減少，主要以做賭場表演、舞臺表演服裝以及婚禮晚宴的禮服，而布料主要是來自內地和香港的。陳先生表示，有很多做表演服的客人要求很多，為了迎合他們的需求，布行也會不斷引入新材料。現在做時裝或日常服飾的客人都比較少，唯獨量身定做的男士西裝仍有市場。來做西裝的客人一部分是年輕人，六月份的畢業季有很多學生來這裡做西裝，用作出席謝師宴或者面試工作。另外一部分是中青年人群，大多數作結婚喜宴之用。

店內人手不算少，但陳先生依然認為店舖人手不夠用。在澳門年輕人不願意入裁縫這一行，聘請澳門本地師奶雖有手藝，但是又要一邊照顧家庭，對工作力不從心。所以店內現在聘請的大都是內地的勞工。店內通常會有兩三個裁縫，如果客人要的貨量不大，裁縫可以即場為客人裁衫，如果貨量比較大，譬如公司制服之類的大訂單，則會交由在內地的生產車間製造。

隨著時代的變遷，在布行做時裝的人越來越少，大部分的布行都轉型做批發或專做禮服表演服，所以陳先生認為布行這一個行業競爭仍然很大，在附近的同類型布行也有好幾家，又要面對成衣行業帶來的衝擊，壓力實在不小。競爭雖大，但法利布行懂得與時俱進，成功轉型並努力迎合更多顧客的不同需求，相信在將來法利布行也能在未來的競爭中迎難而上。

在逆境中完成“一本” 第5篇

“一本”让五星红旗高高升起

袁艳萍是一名盲人运动员，代表中国参加了2012年伦敦残疾人奥运会盲人柔道项目，并在决赛中，以一技“一本”将对手摔倒，摘得冠军。虽然她双眼残存一丝视力，站在领奖台上，周围的一切是模糊不清的，可她能感受到观众们注视的目光。尽管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但摘得冠军那一幕，时常在她脑海里浮现。

2012年9月1日，在上千名观众的注视中，袁艳萍站在了盲人柔道70公斤以上级的决赛场上，虽然她看不清对手的样子，但她告诉自己，只要战胜对手，就能让《义勇军进行曲》在这里奏响。

现场观众们的叫喊声让袁艳萍感到异常嘈杂，她根本听不清教练员的指导。比赛开始后，袁艳萍将对手拉扯到离教练最近的位置，牢牢地压住她的大领，寻找着进攻机会，当对方身体重心向她倾斜时，教练高声嚷道：“老袁，控制好手，向后摔她！”袁艳萍知道机会来了，迅速将左腿伸到她身后，然后用全身的力量扑向她。此时观众们的叫喊声停止了，袁艳萍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感觉到：自己和她腾空而起！随即，裁判高举单臂，判决为：一本！

找到人生中的“一本”

“一本”是柔道比赛的最高得分，一旦选手成功做出“一本”动作，该场比赛就宣告结束。取得一本的胜利，对袁艳萍来说，不仅是赛场上的得分，也是她在逆境中挑战自我的完胜！

为了这个胜利，她也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和艰辛。

1998年，那时袁艳萍的眼睛还好，还在平常人的柔道队里从事专业柔道训练和比赛，而转瞬之间，她却站在了运动生涯的尽头，告别了柔道赛场，那一年她才22岁。

那是一次训练时的意外，导致脚踝和腓骨受伤。经过两次手术，一块钢板和六个螺丝钉留在了腿里用来固定骨头。钢板、螺丝钉固定的不仅是她的身体，更拴住了她憧憬未来的希望。2002年袁艳萍无奈地选择了退役，曾经属于她的荣誉、奖牌，一瞬间成了过去。

2004年，袁艳萍走进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她又有了新的梦想，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来完成她人生中再一个“一本”。

未来似乎应该很美好，但是——厄运却降临了。2004年底，她的视力直线下降，已经到了几乎什么也看不到的地步。在经过检查和治疗后，袁艳萍被告知：自己的视力已无法恢复。那一年28岁，在青春即将逝去的时候，她却看不清未来。

视力的急剧下降，让袁艳萍看书写字时，只能将书本尽量靠近眼睛，看不了几眼，她的双眼就酸痛难忍，出现重影。她不想让周围的人知道自己视力有多糟糕，更不知道自己能支持多久：每天早上6点起床，开始练习听力，用复读机一遍遍地放着晦涩难懂的英语对话；晚上下了课，就去自习室，将白天所学的课文反复抄写，直到可以默写出来。她还和一位学妹组成了学习对子，每当老师布置英语作文，袁艳萍就将写好的文章交给她，请她帮忙检查，有时200多字的文章，改过三四遍，才算完成。

坚持是完成“一本”的唯一方法

在苦苦坚持的时候，她得到一条消息：国家盲人柔道队在北京集训。尘封已久的记忆被唤醒了，袁艳萍想重新站在柔道场上，用漂亮的“一本”战胜对手。尽管那时她已年近三十，还带着一身的伤病，她问自己：“袁艳萍你的身体吃得消吗？能挺住大运动量训练吗？”可挑战自我，能够再次站上领奖台的愿望，让她不顾一切地将这些顾虑抛到了脑后，袁艳萍把想要加入柔道队的想法通过邮件发给了北京市朝阳区残联，不到两个星期，一件全新的柔道服便真的穿在了她身上！

尽管在学习方面还是很吃力的，但她也不想放弃自己最爱的运动，为了两方面都不耽误，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坚持，坚持，再坚持。周一到周五在学校学习，星期五下课后就背上自己的训练装备，换乘两趟车去训练场地，周日再返回学校。没有节假日，没有娱乐活动，不能同父母见面，就这样，她咬牙扛下了两年。天道酬勤，在这两年中，她不仅收获了盲人柔道世錦赛和世界盲人运动会共三项个人冠军，同时也顺利通过了国家英语四级考试。接着，又在北京残奥会上以三个“一本”完美夺冠。

2012年，袁艳萍36岁了，偏大的岁数，让她在训练时力不从心。残奥会封闭集训从2011年11月开始，每天两到三练，实战课上，全部都是和健全男队员对抗，有时对抗太激烈，被摔得一股股钻心的疼痛从后脑涌到眉骨，两三天都缓不过来。天天大运动量的身体素质练习，让两条腿只能直着走路，膝盖没法弯曲，每天下楼，身体都要侧着，一级一级台阶地往下挪，或许是因为年龄大的缘故，训练得越累越睡不着觉，有时只睡三个小时。因为疲劳和压力，她常会从梦中惊醒。但辛苦没有白费，在伦敦盲人柔道决赛中，袁艳萍在五秒内，以“一本”战胜对手，摘得冠军。

赛场上，她是一名盲人柔道运动员，生活中，还是一名普通的残疾人工作者。没有集训的时候，就在北京市朝阳区残联负责文体宣传工作。撰写活动策划、联系场地、组织编排活动，这些工作虽然琐碎，但袁艳萍感到骄傲，因为她在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将国家对残疾人的关爱传播给更多的人。

袁艳萍的生活需要挑战，因为能带给她成就感。2016年，袁艳萍将40岁，但对于自己未来的运动生涯，她要说：“只要国家需要，身体允许，我就义不容辞，再次踏上残奥会的征程，完成下一个‘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