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情至性范文

2024-06-01

至情至性范文(精选10篇)

至情至性 第1篇

一、倔强叛逆, 追求自我

杨过在书中第二回出场, 出场时便无父无母, 过着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的生活, 为了活着, 他经常不得不违心说一些奉承对方的话, 但是生平最恼别人小看了他, 一旦从心里感觉到对方的轻视, 便是任由对方再强大, 形势再紧迫, 也纵然不肯屈服。在桃花岛, 面对大武、二武和郭芙三人的联合阵营, 他不肯有一丝一毫的退让, 面对柯镇恶的威逼, 他“豁出了性命不要”, 大声道:“他 (欧阳锋) 不是奸贼! 他是好人。你打死我好了, 我一句话也不说。”在终南山, 寄于全真教篱下, 师傅赵志敬越是疾言厉色, 他反而越是强硬, 赵志敬骂他“小杂种”, 他便骂赵志敬“狗道士”, 赵志敬动手打他, 他便咬断赵志敬的手指, 甚至被打昏了醒来之后仍不服输, “杨过瞎缠猛打, 倒似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一般, 虽然身上连中拳脚, 疼痛不堪, 竟丝毫没退缩之意”。直到最后, 比武场上, 面对全真教众人合起伙的讥讽, 他终于爆发出来, 豁出命来把个终南山搅个天翻地覆。而杨过一生最大的反叛莫过于娶师父小龙女为妻。 小说中写道, 当杨过在众人面前明明白白地表示要娶小龙女为妻, 引起天下人震恐之后, 黄药师给他出了一个稍微折中的主意:“杨过, 听说你反出全真教, 殴打本师, 倒也邪得可以。你不如再反出古墓派师门, 转拜我为师罢。”杨过一怔道:“为甚麽? ”黄药师笑道:“你先不认小龙女为师, 再娶她为妻, 岂非名正言顺? ”杨过道:“这法儿倒好。可是师徒不许结为夫妻, 却是谁定下的规矩? 我偏要她既做我师父, 又做我妻子。”在师道尊严礼法规范尤其严格的宋朝, 这番话挑战的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法则, 冒的是天下之大不韪。这种大无畏的叛逆精神也超越了其他任何武侠小说中的人物, 成为杨过独一无二的标签, 难怪最后连一向厌恶循规蹈矩的号称东邪的黄药师也自愧不如。

二、正邪同体, 矛盾对立

应当说, 少年杨过身上的邪恶气质较多, 他孤苦无依, 终日过着偷鸡摸狗的生活, 缺少亲情温暖, 没有成型的价值观, 没有非常明确的是非善恶观。在他看来, 唯一评判世人好坏的标准就是对自己好不好, 对自己宽厚仁慈的便是好人, 对自己严苛甚至责骂的就是坏人。而在小说在第三十三回“风陵夜 话”中通过路人甲乙及郭芙一家的口向读者展示了杨过作为神雕大侠的事迹,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成长成熟的、正义的神雕大侠杨过。小说中的杨过性格中的正邪并不是非此即彼, 而是始终交织在一起的。杨过, 字改之, 是他郭伯伯为他起的名。他本无“过”, 却被时刻提醒有“过”, 且用一生“改之”。所谓“过”者, 其实是其父亲的罪孽被众人强加于杨过身上的, 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公平的, 所以少年杨过质疑、纠结、愤怒, 而最终, 化解他内心阴暗、自卑、偏激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小龙女, 一个是郭靖。小龙女用相濡以沫的温情, 用至死不渝的爱情温暖了他;郭靖却是以大侠的博大侠义言传身教了他。这是他最终没有走上邪路的最根本所在。

杨过注定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另类人物, 充满了矛盾对立。他敏感、偏执、狂妄、自卑, 灵动、自由、洒脱、情深。虽时有狭窄心胸却“天生一副侠义心肠” (郭靖语) 。他对人真诚, 他与欧阳锋父子情深, 与洪七公莫逆之交, 与黄老邪惺惺相惜, 他亦正亦邪, 时正时邪, 他有时恣意妄为、轻薄无赖, 却能为一个女子 (小龙女) 检点克制, “至死靡她” (金庸语) , 也从不欺骗或是欺负任何一个对他倾心的女子;有时狡黠滑头、自私自利, 却又能在关键时刻做大义凛然之事;有时又自怜自伤冷漠无情, 却又能急人于围困, 救人于水火。

三、侠之大者, 至情至性

武侠小说, 单从字面意思就能看出来, “武”和“侠”是两个最基本的看点和要义。如果只有“武”而没有“侠”, 武侠小说就沦为渲染暴力的低级趣味, 也就失去了存在和流传的基础。所以“侠”才是武侠小说的核心观念。

关于什么是侠, 郭靖有精彩的解释:“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杨过算不算大侠, 自有书中老百姓的口碑为证:那四川人问道:“他叫作‘神雕侠’? ”那汉子道:“是啊, 这位大侠行侠仗义, 好打抱不平……其实凭他的所作所为, 称一声‘大侠’又有甚么当不起呢? 他要是当不起, 谁还当得起? ”

只是杨过与郭靖不同的是, 他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侠之大者”。这种至情至性主要体现在对于感情的极度专注和忠贞上。 他的情感里最重的当然是他的姑姑也是他的师父更是他的爱人———小龙女。他从最初的不谙男女情事, 到了解到姑姑对自己的情意, 再到明确自己对姑姑的爱情, 这一过程是一个男人心理成熟、爱情成熟的过程。他一旦明了了这种感情, 便坚定了一生一世的信念。当小龙女因为种种误会缘由一次次地离开他, 他也会坚守着, 一面寻找她, 一面等待她。他自己专一深情, 生平就最恨忘恩负义寡情薄幸之人, 他曾这样教训三妻四妾始乱终弃的西山一窟鬼:“你这般无情无义之徒世上多生几个, 岂不教天下女子心寒? ’……喝道: ‘挖出你的心肝瞧瞧, 到底是甚么颜色? ’”尤其是《神雕》离奇的结尾处, 更是将二人至死不渝的感情加以升华。小龙女跳下山崖, 杨过在漫长的十六年的等待中, 丝毫没有淡化对小龙女的钟情。最后更是为了坚守自己的爱情, 纵身跃入谷底, 真正寻到了小龙女。

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中, 侠客大都是“无情”、“无欲”的, 是以义气为重的江湖豪杰, 要么不近女色 (如《水浒》) , 或者, 走向另一个极端: 把女人当做江湖纷争里的牺牲品或者战利品。而金庸的小说, 一直都是把情感当做永恒的主题来写的。“我深信将来国家的界限一定会消灭, 那时候‘爱国’、‘抗敌’等等观念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然而父母子女兄弟间的亲情、纯真的友谊、爱情、正义感、仁善、勇于助人、为社会献身等等感情与品德, 相信今后还是长期的为人们所赞美, 这似乎不是任何政治理论、经济制度、社会改革、宗教信仰等所能代替的。”这是金庸对于《神雕侠侣》这部小说的自我理解, 金庸让一个“正中有邪”、“邪中有正”、“正邪交融”的杨过通过非常磨难和非常考验肯定地告诉我们: 一个有着很多毛病和缺点的也能经过客观的影响、主观的努力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一个为人称颂的“大侠”。

参考文献

[1]神雕侠侣.金庸图书馆:http://www.jyjh.net.cn/jyqj.

[2]金庸版本的奇妙世界:http://blog.ylib.com/butterfly.

至情至性 第2篇

一、“孝”字当头,亲情第一 李密,一个前朝官员,“亡国贱俘”,不杀就已经是万幸了,哪里还敢拒绝朝廷的征召呢?拒绝就是逆龙鳞,就犯了杀头之罪。况且他家境清贫,无有俸禄,生活“辛苦”。作为前朝官员,怀旧是免不了的,“矜名节”的心理也还是存在的。但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含辛茹苦抚育他成人的祖母,如今卧病在床,无人伺候。用李密的话就是“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祖孙俩相依为命,情深意厚。再者,历代统治者都标榜以孝治天下,主张用对父母的孝心来侍奉君主以显示其忠心,他也深知这一点。李密把孝看成是头等大事,把亲情看得至高无上。高官厚禄,怎能代替得了人间亲情,怎能为此失天理丧人伦?所以他敢冒着杀头的危险上表“辞不就职”。可见他很有胆识。晋武帝很受感动,李密不但不受诛戮,反而使皇上产生了同情;不但赏赐了两个奴婢给他侍奉祖母,而且还命郡县每月给祖母刘氏供俸以养老。

二、“孝”重如山,责无旁贷

三、“孝”“忠”彰显,机智坦诚 他不避讳自己是前朝官员,非常坦诚,写自己身份卑微,地位低下,“亡国贱俘,至微至陋”,与而今朝廷不计旧怨,“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形成对比,以显示自己对朝廷大度宽容的态度和求贤若渴的安抚举措而感激和钦佩胸怀。而祖母刘“气息奄奄,日薄西山”的境况,自己与祖母相依为命的深情也博得了武帝的同情;辞不赴命,也就得到了武帝的谅解;他的至孝至诚深深感动了武帝;“本图宦达,不矜名节”的坦诚表白,尤其是文章开头和文中,多次以“臣”的口吻倾诉,亦可见李密的诚心,并没有把名节看得太重,这也打消了武帝怀疑和戒心。随后李密提出了先尽孝后尽忠的两全之策,孝心和忠心都得到了彰显。最后他简直就是在发誓,说自己的难处——“辛苦”,天地可鉴,并表明自己“乞终养”的心愿。言辞恳切,感人至诚。

至情至性气象万千 第3篇

2013年4月,文化大师余秋雨应邀来明德中学讲学,这是他第一次到一所中学做讲座。校长范秋明在接机回学校的路上,对余秋雨先生说:“今天给您主持的是一位学生。”余秋雨先生回答说:“我在台湾做讲座,是马英九主持。”言语间似有不悦,范校长也未过多解释。

余秋雨先生在参观明德校史陈列馆后前往会场,此时,可容纳4000人的体育馆已座无虚席。见余秋雨先生进场,现场掌声雷动。讲座由一个名叫钱锦的高二女生主持,只见她落落大方,从容得体,言行举止间自有一种优美向上的生命气象。讲座结束后,钱锦引领全体听众和余秋雨先生互动交流,一场本来只准备进行60分钟的活动,最终持续了120分钟,演讲者与听众仍觉意犹未尽。余秋雨先生对这个小主持刮目相看,对明德中学的培养之道大加赞赏。后来他才知道,明德的大大小小活动多数由学生自主组织,在他本次来演讲前,在参加主持人选拔的30多位同学中,这个清秀、活泼的孩子即以其灵敏的反应、深厚的文学积累脱颖而出。回到上海后,余秋雨先生给明德中学寄去了 “湖湘气韵,半出明德” 八个大字,以示褒扬。

范秋明校长为什么会放心大胆地把大大小小的各种活动,尤其是文化名人来校讲座这样的机会交给一个学生去主持呢?这得从范校长自身经历以及他多年倡导的生命气象教育说起。

本色本真:一位校长的生命气象

1962年,范秋明出生在长沙宁乡县的一个小山村。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正要背着书包进学堂,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此,范秋明和众多的山里娃一样,将上学堂当成了烂泥里摸爬滚打、捉鱼抓虾以外的“副业”。然而,谈起那段岁月,范秋明总是津津乐道。因为,他始终认为,人的成长不仅在学堂里,更在生活的大讲堂中。时至今日,他总强调教育要来源于生活、回归生活,这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简单的教育人

1981年,范秋明从益阳师专毕业,分配到宁乡九中教语文。用他自己的话说:“走上讲台,我只有一个想法,非常简单:当好一个老师。”抱着这样简单的信念,他在处地偏僻的宁乡九中一待就是8年,并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高中语文教师。1987年,他开始担任宁乡九中教研组长,1989年调任刘少奇母校“宁乡四中”,继续领衔人才济济的语文教研组。因工作出色,1993年,长沙市长郡中学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希望他前往任教,但宁乡县教育部门把他留住了。同一年,他被任命为宁乡六中副校长。

毕业14年间,范秋明连续任教13届高三毕业班,年年成绩名列前茅。为了那个简单的梦想,他下了不少功夫:悉心研究学生的作文状况,有效整合了指导性很强的“高中作文序列化教程”;面对高中语文现代文教学中的重重弊病,大胆地提出了现代文阅读的“整体把握与鉴赏”模式,并进行了行之有效的课题实验。这一课题最终获得“湖南省中语会课题成果一等奖”,他自己也收获了长沙市语文教学比武一等奖、长沙市“通程教育奖”、湖南省优秀教师等种种荣誉。

1996年,范秋明被任命为宁乡一中校长;2002年,年届不惑之时,他被破格评为“湖南省特级教师”,并开始担任宁乡县教育局长兼宁乡一中校长。范秋明说:“如果说我是一个有教育理想的人,那么,所有这些理想的起点就在:我想当好一名教师。”范秋明教学成绩卓然,但这份卓然却源于他对教师这一职业最简单、本真的追求。就像今天他对教育的解读:要创出不简单的业绩,必须源于对生命最本真的尊重和探索,即尊重生命,服务于生命。

局长的校长梦

范秋明当局长的那几年,宁乡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范秋明自己也再一次实现了人生的蜕变,当选为湖南省第十届人大代表,并受到了胡锦涛同志的接见。然而,这样的辉煌并没有给他带来归属感。他的心仍向往着当老师、当校长的日子。

2006年初,长沙市教育局面向社会考查明德中学的校长人选,范秋明得知后,瞒着所有人报了名。考察的人不相信身为县教育局长的他真正想来当一个中学校长,以为他在“调口味”。范秋明却一脸认真:“明德中学是百年名校,那里文化底蕴深厚,能够去那里历练,是我求之不得的事。”

明德中学创建于1903年,作为湖南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她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在近代教育史上声名显赫。青年毛泽东就曾经高度评价说:“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在1932年全国最佳中学评选中,明德居“十佳”之首。蒋介石在参观明德校园后,亲笔题写“止于至善”四个大字。明德中学先后走出了17个院士,被称作“院士摇篮”。当时社会上就有“北有南开,南有明德”的说法。

然而,到明德上任的第一天,范秋明就心酸了。作为见面礼,他想办法给每位老师带了200元的福利。“喜事”一宣布,会场里居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在强手如林、竞争激烈的长沙教育界,明德的生存处境、老师的生存状态何其艰难!而后几个月的调研、问政更证明了他的猜测。于是,他一方面着手建新校,一方面开始了大张旗鼓地改革。渐渐地,明德的老师们不再为区区200元鼓掌,他们有了“明德讲堂”,有了“青年教师培训学校”,有了瑜伽班、广场舞、篮球队,更有了无数出国访问、交流学习的机会。明德学子的校园生活也异彩纷呈,50多门校本课程,20多个活动社团,贯穿全年的“五节”由学生全权策划、组织,还有“谷一艺术班”“人岛画室”,赴澳大利亚专场演出……明德中学声誉日隆,以至每年七月中学招考的那几天,学校四箴堂一、二楼都会被围得水泄不通,那时范秋明只能关掉手机,躲到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去。

在范秋明的引领下,明德中学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迅速走出办学低谷,取得卓越的成绩。时至今日,明德中学已实现多区域多层次多体制办学,构建起了由明德中学、明德华兴中学、明德麓谷学校、明德天心中学、明德达材补习学校、明德洞井中学、明德龙山思源中学、明德麓谷幼儿园、明德中学国际部及省外托管的贵州明德衡民中学等共同组成的明德教育集团,形成涵盖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高考补习教育的完整的基础教育体系,成为了湖南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对外开放展示的重要窗口,省内外参观考察团体络绎不绝。

在一次教职工大会上,范秋明调侃说:“不知道哪个民间组织宣布说我要调离明德另谋高就,我哪都不会去……”话音刚落,会场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是的,现在的范秋明已有了更多的光环:国家教育部校长培训专家库专家,全国优秀校长,湖南省人民政府督学,湖南大学教育管理硕士生导师,湖南省第十届人大代表……在校外人眼里,或许他只是威严的教育专家,但在明德人眼里,他还是亲切的大家长,一位本色本真的教育人。

诗意雅意:一群老师的生命气象

范秋明校长曾提出学校的基本发展方向,其核心词汇是理想、人文、科学、人格、艺术、健康等。简言之,书香校园、人文典范,即是他对学校氛围和教师气质的基本要求。

教会学生做一个明雅的才子

作为语文特级教师,范秋明校长对文学和文化怀着极深的情感,也非常重视文学文化素养对师生个体生命的影响。他本人的古典诗词功底比较深厚,经常鼓励老师们在人文世界中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并以此教导自己的学生。

“清风峡里清风,清心润物舒清思。赏红岳麓,青春恰是,当年意气。爱晚亭前,夭桃影里,黄兴学子。正浩歌游乐,高吟妙对,漫赢得、人凝睇。/ 不慕兰亭盛会。冀佳音、偕行冬季。前程无限,不应辜负,江山万里。驯鹤归来,依然名院,依然流水。摄红枫笑靥,他年相叙,慰平生意!”这是明德中学姚邦辉老师和学生一齐上岳麓山登高望远赏红,成功举办了“红叶诗会”后对当时情景的描述。姚老师有很好的古诗词功底,他善于借用诗教密切师生感情,教会学生做人,致力于建设诗香班级。

国学大师南怀瑾曾说:“诗教并不是教人作一个诗人,……要懂诗,透过诗的感情以培育立身处世的胸襟,而真正了解诗背后的人生、宇宙的境界,这才是懂得诗的道理。”在姚老师的博客上,曾有学生这样留言:“姚老师,您肯定不记得我是谁了,但是这篇关于诗教的文章彻底将我感动了。好几年过去了,我已经大学毕业,已经长大成人走向了社会,在这一瞬间却想起了当年教室里的朗朗读书声,想起您在黑板上写的那些诗句,也想起冒雨骑车游山一路上洒下的笑声。如今,我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摸爬滚打,在尔虞我诈的职场里艰难前行——是你又让我看到了清纯而又文学的那个我。”

姚老师坚持认为,一个热爱诗歌的人,绝对不是一个坏人。诗教涵养了学生的情操,学生通过吟咏创作,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在;诗教浓化了班级文化氛围,提升了班级的品质。虽然诗教不是万能的,但只要和其它的教育方式有机配合,也能在万紫千红的满园春色中独占一枝,散发出独特的芳香。在阵阵诗风的熏染下,明德学子腹有诗书气自华,性格、气质、思想、情感等发生积极的变化。

引领学生做一个明媚的女子

范秋明校长非常重视艺术,认为它是生命的表达,因之学校艺术氛围浓厚;他也非常重视女生教育,认为中学女生是相对独特的生命个体,应予特别关注,学校因此每年设有艺术节,也有女生节。老师们在校长的影响下,对女生生命成长赋予了充分而艺术的关怀。

在明德中学高一年级,有一位女生曾不喜言语,落落寡欢。但她初中时的成绩非常棒,且有着很强的活动组织能力和良好的人缘。为什么到高中后却变得如此默默无闻了呢?原来,进入高中后,在激烈的竞争下她逐渐落伍,并开始怀疑自己,甚至变得越来越怯懦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班主任许胜强老师发现她非常爱摄影,且在这方面很有天赋。自此,许老师有意识地和她聊有关摄影的话题,这让本来较为沉默的她仿佛打开了话闸子。许老师鼓励她参加学校摄影协会,让她在学习之外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片天地。“十一”放假期间,许老师给她布置了一项特殊的作业:假后在班里举办一次个人摄影展。影展如期举行后,同学们都被那美轮美奂的摄影作品吸引住了,不停啧啧称赞。慢慢地,这位女孩的脸上有了笑容,心底的自信在同学们的赞美中渐渐流露出来。而同学们更发现,她还是一位制作幻灯片的高手,有着精细的技术和高雅的审美观。后来班级活动中如果有需要制作幻灯片的,同学们马上就会想到她。从此,那娇小的身影在班级活动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她脸上的笑容愈加灿烂。

许胜强老师觉得,所谓的教育,不就是如此,让鲜艳的色彩更为夺目,让原本暗淡的生命发出明媚的光么?

在范秋明校长的影响下,明德的老师们远离作秀,抵达朴素;远离浮躁,抵达沉静;远离功利,抵达本真,把教育办出了一种新的生命气象。

天性个性:一脉学生的生命气象

2014年2月,范秋明校长出版了他的第三部个人专著《秋树明德》。在书的绪论中,他对生命气象做了独到的阐释。他认为,所谓“生命气象”德育,就是通过对学生的多方面的文化涵养来唤醒生命意识、探求生命意义、提升生命价值,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激发学生关爱情怀的一种德育概念与模式。

在他看来,“生命气象”德育追求的是美化生命,让教育表达对生命状态的关怀,对生命情调的追求,使人更好地体验和感悟生命的意义,在激扬生命之力度的同时焕发生命之美。在他的引领下,明德中学在帮助学生发挥天性、形成个性、彰显生命气象方面做了大量尝试,并取得了显著效果。

鼓励多元促进个性发展

“全面+特长”的培养模式,让明德中学成为“全国百所特色高中”之一。“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力争让每个孩子带着一门特长出校门”,这是范秋明校长一贯倡导的学生培养方式。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时代的发展,让社会生活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学生发展的需求也越来越个性化。这种情形下,范秋明鼓励教师对课程进行二度开发,进行个性化教育。

明德中学有个“李谷一明星艺术班”,由李谷一和著名作曲家王佑贵两位艺术家选拔学生,编写教材,指导教学,还常邀请一些资深艺术家或音乐教育家亲临指导。这个班每年招收数十名音乐艺术特长生,既保证充裕的专业培养时间,又兼顾文化知识的学习与积累。

2011年7月18日,作为中澳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之一,明德中学艺术团在悉尼歌剧院进行专场演出,成为首个在悉尼歌剧院演出的中学生艺术团体。与此同时,他们还举办了一场师生书画作品展,给澳洲带去了浓郁的湖湘文化气息。澳大利亚联邦总理代表、新南威尔士州总督等高级官员全程予以关注,近2000名观众观看了此次展览和演出。

为了鼓励学生走向世界,范秋明为学校国际部学生搭建平台,至今与加拿大的合作已结出累累硕果。除了引导学生打开视野、望眼世界,范秋明还十分重视传承中华文化传统,比如书法教育就是明德中学的传统,每天晚自习前是全校固定的书法练习时间。在明德,钢笔书法是高一学生的必修课,而书法艺术特长生则有专业书法课,此外还有明德中学书法协会活动等。范秋明希望通过丰富多彩的不同课程,满足键盘族、手指族的中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求。

坚持自主培养综合素质

明德中学在管理上的最大特点不是严格,而是自主。范秋明认为,凡学生能做的,就该让他们自己动手。于是,学校把绝大多数活动的自主权都交给了学生。每年的“四节”,更都真正地属于学生自己。

自主,成为明德校园学生成长的主旋律。在校园里,器乐社、日韩文化社、阳光心理社、青衿社、暴风雨电视台、季候风广播站等等二十多个自主组建和自主发展的学生社团,为学生发展提供了众多的成长平台。穿行校园,在学校食堂边的宣传栏里,你随时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社团活动宣传海报贴满墙壁。

在思维激烈碰撞、不时闪出灵感火花的花季岁月里,学生们自己设计新校服,自主拍摄微电影,让青春的阳光洒满成长的道路,这也让他们的成长变得光彩夺目:高一学生张卉林获得“芒果女郎”全国总决赛冠军;高二学生彭国贤参加KFC“对话90后策神”湖南挑战赛获得总冠军;微电影《延续的旋律》获得长沙市校园微电影大赛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导演奖。

注重人文提升幸福指数

“让明德中学每一处地方都演绎它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故事……将简单的建筑符号演绎成为文化和艺术符号。”这是范秋明校长的校园文化建设理念。在其影响下,学校屈子湖、楚辞亭充满湖湘文化气息,而院士墙、文化墙、诗墙、联廊等,则彰显出浓浓的人文气象。

范秋明倡导“三生课堂”,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让学生喜欢我们的课堂,要让学生喜欢上课,要让课堂成为学生幸福的生命体验”。于是,走进明德中学的课堂,你可以感受到课堂是师生生命鲜活的栖息地。课堂上,明德学生学得轻松而活泼,愉快而充实。

范秋明眼里的“三生”课堂,就是“生命化的课堂”“生活化的课堂”和“生态化的课堂”。在这种课堂上,师生生命活力蓬发,课堂充满趣味,节奏和谐,流转自如,充满阳光。

近几年来,明德中学一直致力于科学人文课堂的研究与尝试。每隔一段时间,学校就会召开大型的教学观摩研讨会,交流探索经验,围绕具体课堂进行理论与实际的探索。如今,走入明德的课堂,你可以感受到渗入其间的科学人文气息。

至情至性 第4篇

一、冲破樊笼, 放飞心灵

诗人在经过了一番痛苦的抉择之后, 终于冲破了束缚他数十年的世俗樊笼, 回归了爱慕已久的大自然, 他在《归园田居》诗中写道:“少无适俗韵, 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 一去三十年。”当他彻底解脱之后, 方才发现“既自以心为形役, 奚惆怅而独悲?”既然所做的一切都违背了自己的本愿, 为什么还要为此而惆怅、忧郁和悲伤呢?诗人此刻明明白白地悟到“今是而昨非”, 也清清楚楚地意识到“以往之不谏”“来者之可追”, 因而毅然放飞心灵, 让它获得自由, 沐浴欢欣。此时诗人如释重负, 归心似箭。“舟摇摇以飏, 风飘飘以吹衣。”一个“摇摇”, 一个“飘飘”, 是摹写轻舟的飘荡和微风的轻拂, 又何尝不是诗人愉悦心神的映衬?“问征夫以前路, 恨晨光之熹微。”着一“问”字尽现诗人思乡之切, 着一“恨”字道尽诗人归心之急。对家乡的种种猜测, 对自然的切切期盼, 此刻当不在言。在《序》里写道“于是风波未尽, 心惮远役。”那时社会动荡, 心里惧怕到远处当差, 这说明诗人出仕并非本意, 此刻解却心役, 是何等欣慰和自足啊!又曰:“质性自然, 非骄利所得。”人的本性是自幼受社会、家庭熏陶而定型了的, 违心做事实在痛苦。此刻心释重负, 其翩翩然欲仙欲化之情乃是诗人本性所致, 故而则有“聊乘化以归尽, 乐夫天命复奚疑”的感慨。

二、回归园田, 怡享天伦

羁旅的心归来之后, 一切都显得如此亲切、新鲜, 使诗人仿佛乘化而归仙。“园日涉以成趣, 门虽设而常关。”每天都在园中散步也觉兴味无穷。“策扶老以流憩, 时矫首而遐观”, 一副热恋自然, 怡然自得的神情, 使隐逸之士为之倾倒。“云无心以出岫, 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 抚孤松而盘桓。”大自然的一草一木, 一动一静都撩拨着诗人爱的心弦, 置身其间心如至水, 不知何者为我, 何者为物, 以至留恋忘返。环视其室, 稚子绕膝、童仆怡颜, 虽陋室仅以容膝, 却情融而心暖。值此天伦之乐, 复何患, 何求?萧统《〈陶渊明集〉序》云:“语时事则指日可想, 论怀抱则旷而且真, 加以贞志不休, 安道苦节, 不以躬耕为耻, 不以无财为病, 自非大贤笃志, 与道污隆, 孰能如此乎?”诗人把名利、富贵看得很淡, 而把人间的情与爱看得很重, 因而方能“退则独善其身”, 怡享天伦。

三、反璞归真, 天人合一

“悦亲戚之情话, 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 将有事于西畴。”“怀良晨以孤往, 或植杖而耘耔。”这里有的只是乡里故人的亲切交谈, 有的只是春耕夏耘的活动。春来亲自播种希望, 秋冬躬身获取丰收, 辛劳和汗水换来的是真真切切的丰收喜悦和农人特有的纯朴, 闻之已使人心醉。远离尘嚣, 远离闹区的嘈杂和纷争, 寄情诗、书、乐、耕, 令人艳羡不已。诗人在《归园田居》里写道:“开荒南野际, 守拙归园田。”“晨兴理荒秽, 带月荷锄归。”在《读山海经》第一首里写道:“既耕亦已种, 时还读我书。”这些诗句里都洋溢着诗人对耕读的衷情。耕读之余放情山水, “或命巾车, 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 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 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 感吾身之行休。”诗人用心和大自然交流, 正如《饮酒》诗云:“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自然的美景吸引着诗人去访胜, 访胜之中觉自然之繁荣和永恒, 因而感叹吾生之将尽。“寓形宇内复几时, 曷不委心任去留。”寄身世上又有多少时光, 何不按自己的心意或去或留?如同自然界的草木一般任其自然的生自然的死, 这何尝不是超然物外的情怀, 天人合一的境界?诗人的旷达、洒脱, 堪称至性至情。

四、隐士暮年, 乐天安命

诗人曾说:“先师有遗训, 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 转欲志长勤。”就是说本应该忧道的, 可是现在道不可行, 那就只好躬耕自给了。于是诗人亲自投身到生产劳动中去, 给自己的心一片干净的土地。诗人本是不愿“以心为形役”的, 在他壮志难酬之时, 就把壮志埋藏在心里, 进而吸收了道家学派的朴素唯物论成分, 主张万物是按自然规律生灭变化的, 于是在这极不合理的现实社会里, 消除思想上的矛盾, 超脱现实则是最好的归宿。诗人云:“富贵非我愿, 帝乡不可期。”“聊乘化以归尽, 乐夫天命复奚疑?”心归故土, 沐浴大自然的乐趣, 清贫乐道, 乐天安命, 度过旷达之人生。

四面之缘:至情至性芮成钢 第5篇

他是耶鲁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耶鲁世界学者”,中国中央电视台知名主持人,众多观众心目中的明星,无数粉丝眼里的名仕。在聚光灯下的舞台上,他指点江山、挥洒自如,睿智、渊博、深刻、犀利,用中英文双语与整个世界快意对话,成就着中国主持人群像中难得一见的知性样本。那么,当明星卸去他的铅华,从喧嚣舞台走向寻常巷陌百姓众生,他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虚实之间,至情至性,请看,我和我所认识的芮成钢。

我是一个惜缘而感恩的人,那些在生命之途中相遇相知者,都在我的心底里有着特殊的位置,也许天各一方相距遥迢,也许几面之缘并不常见,只要意气相投,我都视之为挚友,备加珍视。

芮成钢,就是这样一位朋友。

在我的播音主持学校成立之初,百忙之中的他发来一段视频祝福:“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芮成钢,祝愿我的好朋友、好兄弟周峰能够桃李满天下,为我们国家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播音员、主持人和优秀的记者,祝愿旭声播音主持学校越办越好!”收到这样的一份祝福我感觉很幸福,它承载的是朋友的一片诚挚,是不可磨灭的兄弟之情!

在这里我也要捎上一句“谢谢你,兄弟!也祝我的兄弟事业蒸蒸日上!”

初见:小店把酒遇知音

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2010年,芮成钢来长春出差,央视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让我带他吃点当地的特色。于是,我开车把芮成钢和他的一位同事接到一家烧烤店。落座后,不禁端详起这位蜚声海内外的业界精英,他的发型利落而更显大方,双眉浓重,面孔俊朗而更显睿智,透着敏锐的洞察力与智慧。格子衬衫配夹克,休闲而自在的一身装扮却丝毫掩盖不住他独有的气质。虽然名扬海内外,事业有成,潜力无限,但是为人平和,没有一点儿高高在上的感觉,很具亲和力。也许人们没有办法把一个在电视里正襟危坐、采访各国政要的知名主持人与一盘东北大肉串联系在一起,但是,一个优秀而真实的人,就总是这样,既能够风采无限地展现于人生大场面,又能在万家灯火中享受生活的真滋味,是名仕自风流,芮成钢,活出了精彩,亦活出了本真。

吃完饭我带芮成钢游览了长春的伪满皇宫,作为一个有怀古之幽思的学者型主持人,当他静静地漫步于这布满历史烟尘的宫殿之中,他恢复了独有的深沉。此时,他的身上,散发着一种别样的魅力。

二见:带妆赴约见情义

第二次见面,是我去北京出差,这次出差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也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因为晚间有节目,他是带着妆赶到餐桌旁的。真的给了我些许的感动,内心升腾起一股暖流。席间,他和大家一会儿聊美国的经济现状,一会儿又说起国内的教育问题,新近发生的热点事件……因为有芮成钢在场,没有出现过一次冷场。

他的优秀显而易见,很容易就流露出一种可以掌控全局的气场,不自觉的便成为全场的中心人物。但同时,他又如此亲和与平易,让人感到与他的交流无比畅快。他乐于表达,乐于与朋友分享他的见识与感受,他在朋友面前不故作高深,总是让人轻松欢快、如沐春风。也正是因此,你会很自然地发现这是一个很有人缘的人,很受大家欢迎,并且愿意与他成为深交的朋友。

三见:畅饮东北总关情

夜幕笼罩的长春,街灯璀璨,近乎寂寥的街面却仍旧奔波着热情洋溢的东北人。街边,一家小小的烧烤店依旧闪烁着灯光,似乎在召唤着即将相聚的人们。就是在这家小店里我和芮成钢迎来了第三次见面,小店很不起眼,几乎都没有一个像样的门脸。但是这些在这位业界名人眼里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朋友之间的情谊,是那种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觉,是朋友之间在一起的惬意和推杯换盏之中的畅快。他是一个比较喜欢吃烧烤的人,特别爱吃烤蚬子。那天我们朋友几个,喝了很多酒,聊了很多天南海北的事情。他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深度的人,和他聊天,从中获得的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感情的沟通,更多的是交流中的一种享受。我们聊到很晚很晚,最后整个小店里只剩下我们一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我们大家却仍感觉意犹未尽,还没有分开便开始期待下一次的相聚。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很轻松,没有压力,像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哥们儿。

四见:《虚实之间》忙签售

最近一次见面是在2012年的夏天,芮成钢携《虚实之间》做客长春进行新书签售。书城八点半开门,但是不到七点书城内外就已经挤满了排队等待签名的人群,他在观众中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从开始到最后,他都在不停地为粉丝们签名,而且是一面签字,一面与人握手,两千多人的现场,真的是签名签到“手软”的境界,他那种特有的谦和与亲切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身为签售会的主持人,他那种认真而严谨的敬业精神也深深地让我感动。

这就是我认识的芮成钢,和我们的四面之缘。

从一个同行的角度来讲,我钦敬他的博学、深刻、个性鲜明、无惧争议,他是中国主持人中的独特风景,在某种程度上,亦可以说引领了新一代中国电视人的个性风潮,而这种带有鲜明个性化的主持风格,这种带有智慧质感和知识含量的职业风范,也正与国际上优秀的电视新闻传统一脉相承;而从朋友的角度而言,他又是如此的真实可爱,充满了东北爷们的直爽脾性,爱憎分明,快意人生,绝不遮遮掩掩,绝不扭捏造作。他在乎朋友,在意朋友,对生活和所有的人都充满了温情的善意,让人感觉到与这个人相处相知相交实乃人生快事。

浅析《淮南子》的“至情” 第6篇

人的创作,首先要基于情感的产生。情感是文艺创作的核心,这一点在《淮南子》中也有论述。《缪称训》云:“情系于中,行形于外”,“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系与中,而欲发于外者也。”《齐俗训》称“且喜怒哀乐,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发于口,涕之出于目,此皆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修务训》说:“夫歌者乐之徽也,哭者悲之效也,愤于中则应于外,故在所以感。”《泰族训》中也指出文艺创作的根本特征就是“发于词,本于情”。

情感固然是文艺创作的源泉和动力,没有情感的文艺作品是空洞、苍白,毫无生机和活力的。但我们要深入地探究一下是否所有的情感都能成就好的文艺作品呢?刘勰在《文心雕龙》的《明诗》中说过“人禀七情”,我们也常说“人有七情”,到底什么样的情感会导致优秀作品的产生呢?对于这个问题,《淮南子》的作者提出了“至情说”,认为“至情”是文艺成功的重要条件,只有源于至情的作品才是成功的,才具有感动人心的效果。那么,什么是“至情”呢?《缪称训》云:“歌哭,众人之所能为也,一发声,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这就是感人肺腑、引人共鸣的“至情”。《本经训》也说:“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则乐,乐斯动,动斯蹈,蹈斯荡,荡斯歌,歌斯舞,歌舞节则禽兽跳矣。人之性,心有忧丧则悲,悲则哀,哀斯愤,愤斯怒,怒斯动,动则手足不静。”这是何等的“至情”!从中也可以看出这种“至情”的核心与精髓就是一个“真”字,是一种有感于自然,不藏不掖,一吐为快,至真至诚的情感。对于“真情”的倡导,道家文论已有说明。《庄子 • 渔父》云:“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威不严,强笑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齐俗训》中的“故强哭者,虽病不哀;强亲者,虽笑不和。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就是《淮南子》对道家观点加以继承、综合而使之系统化的结果。《淮南子》将《庄子》的“真”改为“情”,认为情的本质就是“真”,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情“真”的重要性,也就是“至情”。

二、“至情”的艺术感染力

《淮南子》强调文艺创作中的真情实感,认为情感必须是有感而发、自然流露,只有发自人内心的真情实感才能感人肺腑,发人深思,成就好的文艺作品。如果虚情假意,言之无物、无病呻吟,就毫无意义,也不会对读者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也就涉及到艺术感染力的问题。《缪称训》说“情系于中行形于外,凡同戴情,虽过无怨,不戴其情,虽忠来恶。”这是说明由真实高尚的情感支配的行为,虽然有过头之处,别人也不会心生怨言。相反,不是真正从内心发出情感的行为,虽然表现的像是忠诚,也会引来厌恶。《淮南子》认为文艺作品所表达的感情越真实、越真诚,艺术感染力就越强。这种发自心灵的至真至诚的“至情”必然感人至深,引人共鸣,是一种充满感染力的、扫动人心的力量。正是在这种力量的感召下,孟尝君听了雍门子的哭声而呜咽抽泣(《览冥训》),申喜听了乞人的歌声而悲伤(《缪称训》),孔子听了荣启期弹琴唱歌竟然欢乐了三天,齐威王听了邹忌的演奏而整天悲哀,桓公听了宁戚之歌而不停叹息(《主术训》)。这充分说明了“至情”所导致的艺术感染力,携带着真情实感,就必定会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叩击欣赏者的心弦,甚至使欣赏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览冥训》甚至说:“昔者,师旷奏《白雪》之音,而神物为之下降,风雨暴至,平公瘾病,晋国赤地。庶女叫天,雷电下击,景公台陨,支体伤折,海水大出。夫警师、庶女……专精厉意,委物积神,上通九天,激厉至精。”作者用夸张的语言来形容人们内心至真至诚的“至情”,认为感情真挚并充分表达出来,就能够感动天地。而相反,不真实的情感就不能达到动人的效果和真实的艺术感受,不能使欣赏有情感上的共鸣。《诠言训》中说:“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为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为丽。歌舞而不事为悲丽者,皆无有根心者。”“无有根心者”就是没有真实的情感,这也违背了《淮南子》因自然求真情的创作论主张。

三、承前启后的“至情”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之所以重视《淮南子》的情感论,是因为它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情感理论,使之更加丰富和深化。儒家对情感在艺术上的重要作用也有谈及,但儒家所倡导的情感是和社会、政治、伦理等融为一体的有着深刻社会性的情感,着重强调这种情感需要接受“礼”的制约和规范,即主张“节情”。《毛诗序》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指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孔子的审美标准,艺术包含的情感必须是一种有节制、有限度的情感,这样的情感符合“礼”的规范,是审美的情感。荀子也认为必须对人的情感欲望加以节制和规范。这种对于“情”的规范要求实际上是一般化的社会伦理道德甚至政治意义。而《淮南子》却突破这种想法,它所提倡的是一种淋漓尽致的情感,即所谓的“至情”。再来看道家,我们前面讲到道家关于情感的主张对《淮南子》是有借鉴意义的,《淮南子》所提倡的“至情”,指贵在“真”,艺术要表达一种发自内心、不藏不掖、不吐不快的情感,与道家的“道法自然”颇为相似。但是道家主张“彻底”的“去情返性”,认为喜怒哀乐好恶之类的情感“不可入于灵府”,而是要在“悬解”静穆中进入与“道”同一的境界。因此他们并没有提到主体情感与艺术创作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淮南子》却更进一步,提出“中有本主”的主张,“本主”就是指人的内心情感世界,人的内心情感世界就是创作的不竭源泉和强大动力。《淮南子》认为喜怒哀乐之情是人的本性,人性本真,所以人的自然表现形式——情的本质也应该是“真”,正是我们的真情实感通过文艺表现出来,才有一种打动人心、震撼心灵的巨大力量。

情感是文艺的核心,表达真情实感是文艺的美学法则。《淮南子》对情感的重视,对“至情”所产生的艺术感染力的推崇,更接近文艺的本质属性——情感性的要求,也直接影响后世的文艺理论家。西晋文学家陆机在《文赋》中说“诗缘情”,强调诗歌是因感情激动而作,发乎内心的情感,从诗的特征上强调了诗的艺术本质——情感性,这一点是与《淮南子》不谋而合的。而且他还对诗歌所反映的“情”作了规范,要求它必须是真情实感。陆机说:“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也就是要求“情”是真情,外在的所有表现,都是真情外化的结果。这些都是对《淮南子》“情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陆机在《淮南子》重视情感以及“情至”说的基础上提出“诗缘情”,标志着缘情说的确立。而南朝梁的文学家刘勰又在此基础上加以完善和发挥,使得“缘请说”成为系统的理论,从而与经学的“言志说”拉开了距离。他将“情”提升到本体地位,把“情”当做“文”的本质特征,而不仅仅限于“诗”。他还阐明了“情采”二者的辩证关系,可以说陆机提出的“缘情说”以及刘勰对其进行的深化与完善都与《淮南子》对情感的阐释有关,《淮南子》在古代美学情感理论的发展上的确起到了承前启后的过渡性作用。

参考文献

[1]崔希星.论《淮南子》的文艺创作观[J].临沂师专学报,1994,(1):25-31.

[2]蔡钟翔.刘勰与缘情说[J].镇江师专学报,2000,(1):3-10.

[3]孙纪文.《淮南子》文艺思想四论[J].宁夏大学学报,2003,(3):40-45.

[4]赵欣.《淮南子》艺术至情论及其生命意义[J].学术交流,2013,(3):167-170.

[5]顾迁.《淮南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9.

汤显祖戏曲艺术“至情”观 第7篇

一、汤显祖“至情”戏曲观的理论来源

汤显祖生于明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 (公元1550年9月24日) , 书香世家, 祖上四代皆有文名。他从小受到家庭文学氛围的熏陶, 十四岁中秀才, 二十一岁中举人。由于不肯顺从当时宰相张居正, 到三十四岁才中进士。历任太常博士、詹房事主簿、礼部祠祭司主事。后又调任浙江遂昌知县, 政绩卓越。但因为压制豪强, 触怒权贵, 遭到上司的非议和地方豪强势力的反对。在万历二十六年 (公元1598年) 愤然辞官, 回归故里, 于是把全部心血倾注于戏曲创作。

有两个人对汤显祖“至情”戏曲观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汤显祖在《答邹宾川》中写道:“弟一生疏脱, 然幼得于明德师, 壮得于可上人, 时一在念。”这里的明德师就是罗汝芳。罗汝芳是泰州学派代表人物王艮的三传弟子, 汤显祖少年时在罗汝芳那里接受教育。罗汝芳对李贽十分景仰, 李贽的诸多论说有着十分强烈的市民阶层个性解放色彩, 罗汝芳心领神会李贽的学说, 并且言传身教到汤显祖的人格素养中, 与追求人格独立的汤显祖一拍即合, 并且对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上人就是达观和尚, 为晚明四大高僧之一, 与汤显祖有着多年的深交。在万历十八年 (公元1590年) 冬达观和尚与汤显祖初会于南京。自南京一晤, 汤显祖与达观一见莫逆, 汤即拜达观为师。达观对汤显祖的影响极大。汤显祖显祖早年着意于儒, 出入佛老, 倾心于长生, 而晚年栖心于佛, 正是与达观的交往最终促成汤氏弃道入释。在情与理的辨析上, 达观更折服汤显祖。在读到达观“情有者理必无, 理有者情必无”之后, 汤显祖幡然领悟:“真是一刀两断语!使我奉教以来, 神气顿王。” (《寄达观》) 对明代思想界“二大教主”, 他曾充满深情地写道:“如明德先生者, 时在吾心眼中矣。见以可上人之雄, 听以李百全 (李贽) 之杰, 寻其吐属, 如获美剑。” (《答管东溟》) 由此观之, 他们对汤显祖确立以戏剧救世、用至情悟人的戏剧观念有深刻的影响。

汤显祖少小承袭家风濡染, 着意仕途。但当时科举制度腐败, 官场黑暗, 他坚决拒绝权贵的招揽, 说:“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他在担任遂昌知县期间, 清廉简朴, 体恤民情, 修相圃书院及演武堂, 下乡助农, 平反冤狱, 惩处恶霸, 深得民心, 践行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统观汤显祖的思想脉络, “儒、道、释”相互交织, 他没有偏执一隅, 而是博采众长, 这使得他更能洞察事理, 从容构建自己“至情”的戏曲艺术殿堂, 尤其在“临川四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演绎和张扬。

二、以梦境演绎的“至情”艺术

明代前期, 承袭宋元南戏和金院本戏的影响, 发展衍化出包括杂剧和传奇的明代戏曲。杂剧的发展尤为兴盛, 统治者往往把杂剧作为歌功颂德和享乐消遣的工具。士大夫积极参与到杂剧的创作中, 甚至皇族成员朱权、朱有敦也都热衷于杂剧创作, 这些作品充斥着粉饰太平和宣扬封建纲常道德的内容。到了万历年间, 传奇戏创作步入高潮, 作家迭出。汤显祖就是这一时期传奇创作的重要作家, 他的作品直指矫伪的文坛, 主张反映现实, 抒写真性情, 本真自然, 不受格律的束缚, 注重艺术的社会功用。从戏剧创作独特的风格来看, 汤显祖对后世的影响极大, 其经久不息的魅力主要来源于他的“至情”戏曲观。

汤显祖的“至情”观认为情与理不能共存, 两者相互对立。他认为创作是“为情作使”, 提倡“神情合至”, 描绘超越现实的理想境界。《复甘义麓》清晰地阐述了他的“至情”观。

弟之爱宜伶学“二梦” (《南柯记》与《邯郸记》) , 道学也。性无善无恶, 情有之。因情成梦, 因梦成戏。戏有极善极恶, 总于伶无与。伶因钱学“梦”耳。弟以为似道, 怜之以付仁兄慧心者。

这里深刻地道出了梦与情互为表里关系, 也是他戏剧创作的艺术追求。所以“临川四梦”显著的艺术特征就是梦幻, 汤显祖正是以梦幻的形式来寄托自己对真情的追求, 构建自己梦幻的至情王国。他反复在文序中申说情梦观念。在《沈氏弋说序》中写道:“爱恶者, 情也。”在《赵帅生梦作序》中说:“梦生于情, 情生于适。”在《与丁长孺》中写道:“弟传奇多梦语。”在《续虞初态·许汉阳传》云:“传记所载, 往往俱丽人事。丽人又俱还魂梦幻事。然一局一下手, 故不自厌。”在《寄邹梅宇》的信文中叙及:“二梦记殊觉恍惚。惟此恍惚, 令人怅然。”汤显祖认为要使作品达到令欣赏者心动神驰的功效, 莫过于用梦境来演绎人生世态, 以此表现出广阔深邃的人类至情。

以梦境来构思作品, 实在是作为追求至情真情的戏剧家的高妙又有些悖谬之举。但我们可以在汤显祖的生活背景里找到原因。汤显祖所处的时代是朝廷腐败, 政治黑暗, 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他仕途艰辛, 官场失落, 这使他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这些历历在目的现象和经历, 在汤显祖的脑海中烙下了梦魇般的印记。加之早年有追寻仙镜的历程, 中年向佛的转向, 所以汤显祖在隐居临川后, 以梦幻的外衣来歌吟至真人性人情, 显得如此熨帖, 如此合情理。《牡丹亭》是汤显祖的颠峰之作, 他在《牡丹亭题词》中写道:

天下女子有情, 宁有如杜丽娘乎!梦其人即病, 病即弥连, 至乎画形容, 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 复能溟溟中求得其所得梦者而生。如丽娘者, 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 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 死而不可复生者, 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 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 待挂冠而为密者, 皆形骸之论也。……嗟夫!人世之事, 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 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必无, 安知情之所必有耶!

这段话表达了汤显祖的“至情”观, 而且表明人世间的情事往往不可道尽, 所以只有借梦幻来演绎。这是一种新的审美观念, 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至情就是真情、深情、极情, 体现了汤显祖对现实的理解, 既然人在现实中受到许多非人性的束缚, 于是他要在艺术世界中打破传统的纲常秩序, 表现“情”对“理”的反抗。在《牡丹亭》中, 杜丽娘就是“至情”的化身, 她为了追求美好而纯真的爱情, 孜孜以求, 超越生死, 死而复生。这一超乎寻常的人生经历, 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对“理”的反抗, 表现了对至真人情人性、自我生命的追求。

但必须指出的是, 汤显祖所倡导的至情, 不仅仅限于至真的爱情, 它是那种冲决一切、超越时空的人类至真情感。他在《骚苑笙簧序》中就赞扬屈原那忧国忧民的忠贞之情:“天下英豪奇魄之士, 苟有意乎世容, 非好色者乎?君父不见知, 而有不怨其君父者乎?”

“至情”所张扬的是个体生命的自由和活力, 它是对传统礼教秩序狂飙突进的冲击, 它融入到了明中叶以来的资本主义追求个性独立的滚滚洪流中, 是这股洪流中夺目的艺术浪花。

三、汤显祖“至情”戏曲观在“言情”文学发展史中的意义

中国是抒情艺术发达的国度, 早在《尚书·舜典》就有这样的表达:“诗言志, 歌咏言。”《毛诗·序》则加以引申说:“诗者, 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 歌咏之不足, 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里所谓的“志”, 就是思想感情。对真挚思想感情抒发的诗歌在《诗经·国风》中占很大比重, 它们写得自然感人。孔颖达在《左传正义》注疏中说:“在己为情, 情动为志, 情志一也。”他认为情和志互为表里的辩证统一关系。陆机在《文赋》也写道:“颐情志于典愤”, “诗缘情而绮靡”。他认为诗歌的外在形态是内在感情决定的。钟嵘在《诗品·序》中说:“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 可以怨。’”他认为诗歌感情源于外物的触发。至唐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认为情是诗歌写作的动力“根情, 苗言, 华声, 实义”, 理论与创作实践是相辅相成的, 在创作上出现了大量的抒情言志作品, 例如卓文君《白头吟》、王粲《七哀诗》、杜甫《佳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还出现了抒情气氛很强烈的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这些作品和理论都是在传统“诗言志”的规范下进行的创作和理论总结, “以理节情”显得极为明显。汤显祖“至情”观的意义就在于顺应历史潮流, 是资本主义思想萌芽在文学艺术上的共鸣, 是对封建“以理节情”思想的有力挑战, 是晚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封建礼教统治的黑暗国度闪烁着夺目的光辉。

汤显祖的创作和戏曲观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晚汤显祖二十多年的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 家传户诵, 几令《西厢》减价。”戏曲家吕天成推尊汤为“绝代奇才”、“千秋之词匠”。王骥德在《曲律·杂论第三十九》说:“使其约束和鸾, 稍闲声律, 汰其剩字累语, 规之全瑜, 可令前无作者, 后鲜来哲。二百年来, 一人而已。”由于汤显祖的巨大成就, 在明末就有许多刻意学习他的风格的戏曲家, 如阮大铖、孟称舜。他追求个性独立和“至情”观更是影响到了《红楼梦》的创作。

总之, 汤显祖是一位伟大的戏曲家和戏曲理论家, 他的“至情”戏曲观代表了进步的时代文学潮流, 对当时及后代的戏曲创作和表演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摘要:汤显祖是明代伟大的戏剧家, 他主张戏剧创作应以“情”来对抗程朱理学束缚人性的“理”。统观汤氏的思想脉络, “儒、道、释”相互交织, 他没有偏执一隅, 而是博采众长, 这使得他更能洞察事理, 从容构建自己“至情”的戏曲艺术殿堂, 尤其在“临川四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演绎和张扬。他的“至情”戏曲观对后世的戏曲创作和表演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关键词:汤显祖,“至情”,戏曲观,理论来源,梦境,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明]王骥德.曲律.1983.09, 第一版.

[2]邹自振.汤显祖综论.2001.04, 第一版.

[3]游国恩.中国文学史 (第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4.

[4]徐朔方笺校.汤显祖集.中华书局, 1962.

真情至性的田蕙兰教授 第8篇

田蕙兰老师读小学时受一位语文老师的影响而神往教师生涯。这位女教师讲课情感投入、声情并茂, 清晰地讲出课文的至情至性;对学生平等相待、和蔼可亲。这些都给田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 以至于她自觉地阅读文学书刊, 沉潜于作品的境界之中, 养成了探究文学作品情理的阅读、欣赏习惯;还积极参与班级和校级间的演讲活动及作文比赛, 极力锻炼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

田老师大学毕业留校后, 被分在中文专业“名著选读与写作”教研室, 给大一学生讲授现当代文学名著, 并批阅学生的作文。她的讲课和作文批改都受到同事和学生的好评。以后又调到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专门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任务, 包括必修课中国现代文学史及选修课《茅盾小说研究》等。

田老师的课讲得好是众所周知的, 凡听过其课的老师和学生无不交口称赞。许多学生毕业离校多年后, 还眉飞色舞地回顾田老师讲课的神韵和风采。

田老师讲课好的表现与成因, 既有方式方法层面的, 也有思维层面的。从思维层面来看, 田老师的教学之好就在于———

以人为本原、以情为基础、以生 (学生) 为目的的教学理念和教学实践。

文学是人学。文学创作是作家用美学的、艺术的思维和手法, 通过自己的独特体验, 演绎着人的至情至性——人性。文学教育就是引导受教者 (学生) 探索这个“演绎”过程即文学文本的审美内涵, 并注入自己的艺术想像和再创造。这就是文学教育和教学的“以人为本原”的表现。

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于社会政治风云急剧变幻的中国现代社会, 与中国现代的社会政治斗争紧密相连、息息相关。而田蕙兰老师留校任教的初始阶段、也是她的教学体系和教学习惯形成的重要阶段——上世纪50至70年代, 是政治运动频繁、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政治、阶级和阶级斗争统领一切, 自然也成为观照和讲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唯一的视角;至于“人性”之类的观念和词语, 则被界定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观念而遭全面的批判与禁忌。在这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和主流话语中, 从事与现代政治及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中国现代文学教育, 田蕙兰老师在备课和课堂讲授中, 既不忽视阶级的、政治的观照视角, 又常常超越这一视角而放眼于人的复杂的情与性, 探索和揭示文学创作中作家独特的情感体验。她之所以能如此, 则得力于自幼开始逐渐养成的沉潜于文学作品的艺术境界, 探索作品的至情至性的阅读、鉴赏习惯与能力, 以及她对人的本份的坚守。例如, 在教材和教学内容的处理上, 田老师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人道主义思想倾向和创作倾向的作家作品 (即所谓“民主主义作家群”) 置于与“左翼”作家作品同等的教学地位, 甚至划拨给较多的教学时间;不以是否写出了具有强烈社会意识及鲜明政治色彩的人物和作品, 来评判他们的创作成就。对于他们笔下的一些重要人物形象, 如巴金小说中的高老太爷, 曹禺话剧中的周朴园等, 不是简单地贴上诸如“封建家长”、“反动资本家”这些具有阶级色彩的标签, 而是细致深入地分析他们的灵魂深处、情感漩涡中的矛盾冲突及不同层面的对立统一。对于左翼作家笔下的具有强烈政治意识和鲜明社会色彩的作品与人物, 田老师的观照与讲述, 也不停留在阶级的、政治的视角。例如茅盾笔下的吴荪甫形象, 一般人所关注的是此人物的强烈的民族意识 (办企业为振兴民族工业) 。仅止于此, 则未能揭示这一形象的复杂内涵。田老师则着力分析这一形象在人性和性格上的突出特点———强悍的个性意识, 既显示了这一人物的独特性, 又“向内”开掘了这一形象的美学悲剧色彩。另外, 对于茅盾这样的左翼作家重镇, 对其创作上的不足与缺陷 (如其小说对人物性心理、性行为的过于直露的描写) , 也是给予美学的、艺术的观照, 认为这些描写不免流于粗俗, 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效果, 也暴露了作者美学情趣的欠缺。

田老师的这种“以人为本原”的教学视角和文学教育的终极视点, 在学生中获得广泛的好评, 认为她对文学现象、作家作品、人物形象的分析评论新颖深刻、细致入微、合情合理, 对他们有着示范引路的意义。

田老师讲课之好, 从方式方法的层面考量, 也有许多值得总结和借鉴之处。如她认真备课, 深入钻研教材, 注重材料的丰富性和充实性。她的讲稿常常在教学内容的主线两边批注了密密麻麻的材料———有鲜活的背景材料, 有纵、横方向的同类型事例或论述, 甚至一段生动、精辟的话语, 等等。这些材料在备课时大都烂熟于心, 因此在讲课中, 她基本不看讲稿, 将教学内容置于相应的背景和艺术境界之中, 横向关联着同类的论题和现象, 纵向牵连着文学史的发展及当下的表现, 纵横捭阖, 挥洒自如。例如, 上世纪80年代, 她在一个课堂上分析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时, 首先简介了20年代西方现代派文学初入中国, 国内文坛兴起了一股小小的现代派潮流和创作;在这一背景下, 鲁迅尝试并成功地将现代派文学的一些手法与他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长期观察和深入思考、探索结合起来, 创作了《狂人日记》与现代狂人形象;田老师还与中国当代文坛上重新高扬的现代主义创作思潮作比较分析, 从而显示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成为中国现代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 (现代主义) 相结合的创作源头。如此讲述, 既讲清了教学内容, 又大大拓宽了学生的文学视野。

田老师教学中的“以情为基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注重文学的情感观照与分析, 上文已谈及有关的具体内容。下文简介另一表现, 即教学中强烈的情感投入。

文学是人的情感的艺术外化, 离开了情感, 也就没有文学创作。因此, 文学教育就必须既关注、观照文学作品的情感, 也需要施教者 (授课教师) 有充沛的情感投入。很难想象, 一个客观冷漠的教师能够上好文学课 (尤其是文学批评与鉴赏课) 。

田老师是怎样注重文学教学中的情感投入呢?她总结说:“我在讲授重要作家时, 爱把他们作品中最深刻、最精辟的语句、段落, 重点突出, 反复诵读。如鲁迅小说中狂人那振聋发聩的大段独白, 郭沫若诗歌中狂飙突进的高亢气势, ‘擂鼓诗人’田间那如战鼓、如号角怒吼的诗句等等, 我在备课时首先受到了感动, 心灵为之震撼, 于是便把这些读透背熟, 讲课时脱口而出, 长段长句抑扬顿挫, 一气呵成, 课堂上常常出现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 这既加深了学生对这些作品内在含义的深入理解, 也提高了听课的兴趣, 还为学生重视白话文的背诵作出了示范,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认为教师不是演员, 讲课也不是戏剧表演, 切勿虚张声势, 故作卖弄, 必须是真情的流露, 否则, 其效果会适得其反。”

田老师的课讲得好还有一个成因与表现, 就是“以生 (学生) 为基本的教学目的”。这本是一个最普通、最基本的事理。因为教师的“教” (施教) 的根本目的就是为学生的“学” (接受) 。但这个极普通的事理却有重新大力倡导的必要。因为当下常听人诟病说:大学教师上课时匆匆而来, 在讲台上自顾自地滔滔不绝, 下课后即夹着讲义急急而去, 从不关心学生的听课感受, 也不了解学生的学习收获。而田老师却把“以生为目的”当作自觉的追求。

首先, 田老师在课前、课中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学生的学习现状和诉求。田老师的那个教学时代, 我们中文系/文学院有一个好的做法和传统 (包括函授教学、培训班等) , 即专业课教师在课程教学中必须定期 (每周一、二次) 到学生中 (教室甚至寝室) 搞答疑解难的辅导。田老师便充分利用这一时机 (还有课间休息的短暂时间等) 与学生交流, 将所得到的情况用以调整自己的课堂教学。例如上文所提到的上世纪80年代的《狂人日记》的教学, 她针对在辅导时所了解的学生对文坛上重起的现代派文学的神秘感, 以及一知半解, 调整教学重点———认真地、较具体地分析《狂人日记》怎样将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相结合, 而关于现代派的一般知识, 则推荐一、二篇参考文献, 要求学生课后阅读。

其次, 在课堂教学中, 田老师注重以平等的态度与学生交流互动, 以利学生对正确知识的接受及思路的拓展, 同时也有利于教师改进教学。

她说:“古先贤早有‘教学相长’的理念, 是说师生之间是平等的, 是应该互相学习的。在学生面前, 我不摆架子, 乐于听取他们的意见, 敢于承认自己的失误。”她举出了一个很实际的例子:“一次在一个大教室上课, 我正在黑板上板书一个大标题, 听到下面学生窃窃私语, 并有轻轻的笑声, 我于是转身问道, ‘怎么?这个标题不妥吗?’同学们还是笑, 这时我没有板起脸, 没有发脾气, 而是心平气和地说, ‘是的, 这个标题的逻辑性是不够严密。’接着又说, ‘同学们及时发现, 说明大家都在认真听课, 并且积极思考, 我很高兴’, ‘大家可以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对这一标题画个问号, 课后好好思考再写上自己的意见。’我看到同学们都露出理解、信任的表情。这样我自己并没有丢面子, 而是与学生在思想感情上更接近了。这也提醒我, 备课切不可稍有疏忽, 即使一个标题, 也要周密思考。当然, 教师在学生面前要保持应有的尊严, 但尊严绝不是摆架子。由于我态度比较谦和, 所以与学生的关系比较友好, 课堂上有交流互动, 课后辅导时学生愿意向我询问, 哪怕是极小的问题, 他们都能敞开心扉。”

总之, 田蕙兰老师的教学理念与教学实践是值得认真总结和记取的。也许有人说这些东西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 作为一个文学教师谁人不知何人不晓呢?问题恰在于有的人不以为然, 或知而不行。而田老师却默默地、执著地探寻和实践着, 无论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还是后来一切恢复正常的时期, 她都如此。正如其自述, “我的教学生涯经历了30多个春秋, 其中虽也有风风雨雨, 倍尝了辛酸苦辣, 但我却‘衣带渐宽终不悔’, 从来不曾动摇过”。她的这种坚守, 一如她对做人本份的坚守, 朴实自然, 不跟风, 慎“追星”, 秉神圣的“蜡烛”精神, 无狭隘的功利追求, 立实事求是之心, 弃哗众取宠之意, 几十年如一日, 终于为大学的文学教育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作为一个高校教师, 没有专业学术研究的成果, 就不能提高教学质量。多年来, 田老师在搞好教学的同时, 也重视专业学术研究。

1978年, 田老师参予编写中南七院校合作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 (1979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 撰写的章节有《鲁迅的散文诗及散文》、《茅盾的短篇小说》、《茅盾的文学评论及散文》。另外, 结合教学评介中体会较深的作品, 写出了一些长短不一的评析文章, 先后发表在《华中师大学报》、《语文教学与研究》、《写作》、《湖北电大学刊》等刊物上。如关于朱自清的散文《背影》、《荷塘月色》, 以及冰心的小诗《繁星》、《春水》的赏析;关于巴金《家》的思想意义和人物形象的评说;关于爱国诗人闻一多、“七月诗派”和街头诗的评介, 都颇受读者的欢迎。

1985年, 与他人合作, 选编了《古今诗粹》、《短文精华》两本文学读物, 每篇加以注释和简析, 点出其最突出的艺术特色, 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田老师撰写了其中的35篇。由于选目精当, 解析简明, 在社会上受到广泛欢迎, 《中国青年报》发专文予以肯定, 获中南地区优秀教育图书奖一等奖。

1983年, 为参加全国第一届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 田老师提交了长篇论文《论茅盾早期小说中“时代女性”形象塑造的艺术特色》, 后刊载于《华中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 并被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集《茅盾研究》1984年收录。本文着重指出: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茅盾在创作小说的开始, 就十分注重塑造人物, 其作品正是通过广阔的描写社会, 大规模地反映时代生活, 出现了各色各样的人物形象。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画廊里, 鲁迅创造了阿Q、闰土、祥林嫂等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民形象系列;叶圣陶描绘了20年代军阀混战下一群苟且偷安的小学教员的形象, 而茅盾则提供了“时代女性”和民族资本家两组鲜明的人物形象系列。其中“时代女性”人物系列, 是出现得最早的。茅盾笔下的人物之所以鲜明生动, 是因为他塑造人物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最重要的是他善于把人物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和激烈的矛盾冲突的焦点上, 从人物与社会现实、客观环境的复杂关系中表现人物的思想, 刻画人物的性格。再就是茅盾善于心理描写的手法, 特别对于女性, 写得极为真实感人。还有, 作者常常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自我剖析、自我争辩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如此多种手法的运用, 就使得他的作品中“时代女性”群, 如《幻灭》中的静女士、慧女士, 《动摇》中的孙舞阳、陆梅丽, 《追求》中的章秋柳, 《虹》中的梅行素等等, 都给人以立体感, 鲜明地留在读者记忆中。

1986年, 为纪念茅盾诞辰90周年所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 田老师送交了长篇论文《在一大漩涡中搏击———北伐时期茅盾在武汉》, 发掘了一些过去少为人注意的资料, 评论了大革命时期茅盾在武汉的一些革命活动的意义, 对茅盾研究领域的拓展, 也有积极作用。此文后来登载于《华中师大学报》1987年第4期。

1990年, 为适应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需要, 田老师会同另两位同志编辑了《钱钟书、杨绛研究资料集》, 全书56万字, 由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 向全国发行。本书问世后, 引起社会较大的反响, 先后有《书刊导报》、《文摘报》、《长江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香港《大公报》、《中国图书评论》等报刊, 或发书讯、或发评论、或提建议等, 热情给予肯定, 一致认为“这是当前国内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的钱·杨研究资料汇编, 内容丰富, 资料翔实,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等等。此书获1989—1990年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图书二等奖。2010年3月, 这个专集又被选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之中。

田老师对自己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 常抱遗憾和愧疚之情, 认为成绩不大, 水平不高, 不足挂齿。

她信奉“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训诫。

她还认为人的天资有高低, 能力有大小, 只要尽力做好自己的份内工作, 不偷懒, 不取巧, 就会问心无愧, 自得其乐。如果目标太大, 追求太高, 脱离了自己的实际, 则徒添烦恼, 对公对私都没有什么好处。

至情至性 第9篇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 自难忘。千里孤坟, 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 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 正梳妆。相顾无言, 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 明月夜, 短松冈。

这是一首悼亡词, 作者结合自己十年来政治生涯中的不幸遭遇和无限感慨, 形象地反映出对亡妻王弗永难忘怀的真挚情感和深沉的忆念。

王弗是苏轼的第一任妻子, 是一个安静而又灵敏的女人, 既有大家闺秀的端庄, 又有小家碧玉的贤淑。如果把苏轼比作李世民, 那么王弗就是长孙皇后了, 堪称古代第一贤妻, 是苏轼绝无仅有的贤内助。有王弗这样的妻子是每个男人的梦想, 苏轼是幸运的, 然而他又是不幸的, 上天把王弗赐给了他, 又残忍地把王弗从他身边夺走:与苏轼相濡以沫十年后, 王弗永远地离开了他。王弗是个孝顺的好媳妇, 她死后, 苏轼的父亲苏洵为她素食三日, 并对苏轼说:“你应该把你的妻子安葬在你母亲坟茔的旁边。”苏轼按照父亲的话做了, 并在安葬王弗的山头亲手种植了三万株松树。三万株, 不是一株, 感天动地的爱, 可歌可泣。王弗若泉下有知, 死也瞑目了。

用词写悼亡, 是苏轼的首创。这首悼亡词运用分合顿挫、虚实结合与叙述白描等多种艺术的表达方法, 以表达作者怀念亡妻的思想感情, 在对亡妻的哀思中又糅进自己的身世感慨, 因而将夫妻之间的情感表达的深婉而挚着, 使人读后无不为之动情而感叹哀惋。

词前小序明确指出本篇的题旨是“记梦”。然而, 梦中的景象只在词的下片短暂出现, 在全篇中并未居主导地位。作者之所以能进入“幽梦”之乡, 并且以词“记梦”, 完全是作者对亡妻朝思暮念、长期不能忘怀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所以开篇便点出了“十年生死两茫茫”这一悲惨的现实。这里写的是漫长岁月中的个人悲凉身世。生, 指作者;死, 指亡妻。这说明, 生者与死者两方面都在长期相互怀念, 但却消息不通, 音容渺茫了。“两茫茫”表面看是写自己, 也写故去的妻子, 实际上是写自己无边的惆怅和空虚的情怀。首句为全文奠定下了伤悼的感情基调。作者之所以将生死并提, 除阐明题旨的作用之外, 其目的还在于强调生者的悲思, 所以, 接下去立即出现“不思量, 自难忘”这样的词句。“不思量”, 实际上是以退为进, 恰好用它来表明生者“自难忘”这种感情的深度。“不思量, 自难忘”两句, 看来平常, 却出自肺腑, 十分诚挚。“不思量”极似无情, “自难忘”则死生契阔而不尝一日去怀。这种感情深深地埋在心底, 怎么也难以消除。读惯了词中常见的那种“一日不思量, 也攒眉千度” (柳永) 的爱情浓烈的词句, 再来读苏轼此词, 可以感受到它们写出不同人生阶段的情感类型。前者是青年时代的感情, 热烈浪漫, 然而容易消退。后者是进入中年后一起担受着一生忧患的正常的夫妻感情, 它像日常生活一样, 平淡无奇, 然而淡而弥永, 久而弥笃。苏轼本来欣赏“外枯而中膏, 似淡而实美”的艺术风格, 这首词表达的感情就是如此, 因此才能生死不渝。如果说这是写生死分隔时间之久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两句“千里孤坟, 无处话凄凉”则是写分处两地, 相距之遥。当时的苏轼在密州 (山东诸城) , 亡妻则葬在四川故乡, 故曰“千里”, 妻子孑然一身埋于坟茔, 所以说“孤”。遥远又孤单, 满腔的凄苦无法向亲人诉说。夫妻无法共话, 不仅仅是因为千里相隔, 更主要的是生死别离, 无法超越, 这是何等的无奈。接下来笔锋一转:“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 鬓如霜。”意思是:即便生死可以沟通, 夫妻得以重见, 又能如何呢?作者用假设的语言逼进一步:纵使相逢, 大概妻子也不认得我了。在这妻子离世的十年里, 苏轼与变法派的政见不合, 被当权派排挤出京, 先是任杭州通判, 再移知密州。仕途的失意与生活的颠沛流离使他过早地容颜衰老, “尘满面, 鬓如霜”是作者对自己外貌的简括而有特征的勾勒。其中又暗含了无限悲凉的身世之感。

词的上片写梦前, 抒发了对妻子绵绵不绝的相思之苦, 感情真挚, 催人泪下。下片则是写自己的梦中所见和所感。

人性至情 第10篇

[关键词] 戏剧 电影 叙事视角 人文精神 后现代主义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1.022

“叙事视角是一部作品,或一个文本,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它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点,是作者把他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同时也是读者进入这个语言叙事世界,打开作者心灵的钥匙。”[1]为顺应现实文化语境的变迁,剥离人物本体的传奇性,将宏大的历史叙事消解在对个体生命的关照中,转向人性的探索,贴近观者的情感诉求,获得情感共鸣,用现代的价值解读取代古代侠义精神,挖掘人物的复杂情感体验,渲染命运的不确定性对人物的塑造,造成对崇高的消解与悲剧的解构。

一、戏剧与电影

“上至《春秋》《左传》,下至越剧、川剧、蒲剧等近20种民间戏曲的演绎,在两千一百零一年的历史使命中,《赵氏孤儿》以12次文本改编、8次不同国家的舞台淬炼以及其他各种艺术形式的轮番上演,终于完成它的蜕变与轮回。”在司马迁作的《史记•赵世家》中,故事具备了基本的多人物叙事轮廓,用以李代桃僵的是“他人婴儿”,而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以此为蓝本对其进行了关键情节上的改动,由“他人婴儿”改为主人公程婴自己的婴儿,这对小人物舍身救孤的英雄形象定位和赵孤举剑报仇的动机做了合理的铺垫。忠奸善恶的矛盾冲突、鲜明的道德价值判断,烘托了油然而生的崇高悲剧精神。“其最有悲剧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赴汤蹈火者,仍出于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2]然而在“个体”生命被无限放大的当下,我们无法用洞悉的双眸去窥测两千多年前,在集体主义比个人主义更为主流的历史岁月中,古人的生死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故事文本中的道德理论成为一种先验理论原则,当主人公程婴在面对命运的抉择时,他的内心情感被刻意弱化和忽视,思想的挣扎和矛盾的遮蔽体现了中国古典悲剧中道德完人形象,这种非复调性的思维模式明晰了作者对忠臣义士和奸恶小人的立场对立关系,通过两种背道而驰的道德伦理,来构建观者的情感冲突,以忠义一方的悲壮牺牲,讴歌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英雄形象,震撼观者的心灵。

“文学作品并不是对于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观察者都以同一种面貌出现的、自在的客体,并不是自言自语地宣告其超时代性质的纪念碑,而是一部乐谱,时刻等待着阅读活动中产生的不断变化的反响。”影片《赵氏孤儿》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它颠覆了元杂剧的内涵,仅保留了故事的雏形,它用现代化的叙事方式从真实性和可行性为基点,将主人公程婴信守承诺舍子救孤的英雄符号重新编码。他是一个纯粹的普通人,因一时出于性格的善良或医生的秉性,在各种阴错阳差、机缘巧合下救了赵孤,从而卷入了一场偏离人生轨迹的漩涡中。“新历史主义者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下史,‘历史’往往是通过一些不确定的叙述影响我们的,而这些不确定的叙述并不足以充当真理的保险阀。”正因不确定性的注入,使得影片叙事的表达更为多元化,其对应的注脚也更为多样化。

二、人物叙事

“我不想为意识形态服务,我只想为人服务。如果说程婴会主动献出自己的孩子是一种意识形态,不杀屠岸贾也是意识形态。第一个问题是程婴会不会主动献子,我们已经否定掉,这是反人类,因为两个孩子的生命是等值的。同时有另一个问题,就是程婴救了这个孩子之后他要拿孩子这条命做什么。我们选择这样两个有朝气、很阳光很健康的孩子来演这个角色,就是想说程婴是把赵孤作为一个普通人来尊重,而不是当做一把剑天天磨它。”关于元杂剧中程婴献子的可能性,陈凯歌在接受访谈节目时坦言,该举动是反人性、反人类的,不论对于等值的生命的抉择或是出于父爱的私心,主人公主动献子的合理性是不被认可的,因此,电影中程婴救孤是因庄姬的委托,自己的孩子代替赵孤受死不是自愿,而是阴错阳差。妻子献出赵孤,全城剩下的唯一的婴儿便是屠岸贾寻找的“赵孤”,并被活活摔死,戏剧性的变化都是无可奈何之举,而由此彰显的人性和亲情也弱化了其悲剧色彩,取而代之的是宿命论中父爱使然的真情流露。庄姬夫人拔剑自刎的救子之情、程婴夫妇老来得子而交出赵孤的人之常情、大将韩厥放走赵孤的感动之情,公孙杵臼舍命撞阶的忠义之情,无一不是对人性的诠释。

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它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它有人文,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在养育赵孤的十五年中,程婴对赵孤没有灌输任何与仇恨相关的事物,仅仅把他当作一个正常的孩子来教育,这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以至于当程婴告诉他真相时,他依然随义父出征。战争归来时,以命相逼,求程婴拿出唯一的一粒救命药,救了屠岸贾一命,这就是程婴教育一个孩子成功的地方。而收养赵孤为义子的屠岸贾也倾注所有的父爱,表现出身为人父的慈爱和严厉,他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的教给这个孩子,甚至在得知眼前的这个孩子可能成为自己的隐患时,仍然在片刻犹豫后义无反顾、扬鞭快马的挽救了孩子的生命。在赵孤的心中,义父和养父的分量是等重的。当屠岸贾的剑在手的时候,赵孤永远杀不了屠岸贾,可当屠岸贾的剑插进程婴身体时,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赵孤才有杀掉屠岸贾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在这个剧本的打磨过程中间我们是非常在意‘常识’,‘常识’决定了赵孤这时候会动手,不是什么理想和义愤。”

“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通过消解和颠覆、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和挑战,这种带有强烈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往往不尊重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从语言文字层面对历史文本的改写同样带有明显的正负两面性,有的把被误读和漏读了的历史正过来和补上去,有的则把本来是正读和正写了的历史随意加以歪曲和颠倒。”影片《赵氏孤儿》对原著的改编遵循了人性的合理性,正如导演所说“电影里没有历史,只有人性”。

三、结语

“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燃,铺定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况且‘如鱼得水,冷暖自知’。”然而,中国传统的忠奸对立与现代的复合式思维模式间的悖论对情感力度的消弱和情节叙事的矛盾是无法回避的硬伤,导演力图以传统的仁义精神为文化内核,以文化为标记的电影叙事策略,从现代受众的接受心理出发,将人物品格中的仁义性强化,程婴对庄姬夫人的敬慕与承诺是其以常人为父的姿态抚养赵孤的动因。面对二元与多元间的思维鸿沟,难以缝合的文化漏洞,是现代商业文化对艺术本身的冲击,从而让文化的追寻中缺失对人性的探究。浮尘欲盖弥彰的当今社会,使得洗净铅华后的文化沉淀尤为迫切,毋庸置疑,文化寻根的回归是中国电影的救赎之路。

参考文献

[1] 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 王国维.王国维讲国学(第一版),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139)

李宏.桥与墙——《赵氏孤儿》的悲剧意味阐释,戏剧文学,2008(11)

王思齐.论纪君祥《赵氏孤儿》 对 《史记•赵世家》 的改编及其价值,法制与社会,2009(06)

作者简介

郜杏,女,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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