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边城》人性美

沈从文《边城》人性美（精选12篇）

沈从文《边城》人性美 第1篇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人性美

《边城》这部小说讲的故事比较简单 :在湘西茶峒山城一里外有一条小溪,溪边住着一个摆弄渡船的老人,他有一个名为翠翠的孙女,老船夫和孙女两人相依为命,在城内码头上掌事的龙头老大名为顺顺,他的两个儿子天保与傩送同时爱上了翠翠,而翠翠却钟情于弟弟傩送,老大天保在失望之下驾船下游,结果出事淹死,弟弟由于哥哥的死而内心非常纠结愧疚 ;在一个雷雨之夜,翠翠的爷爷死了,虽然傩送也爱着翠翠但始终没有回来,留下翠翠一人生活。

一、生命的优美、健康

生命的健康与优美一方面指的是体魄和容貌上的自然与美丽,在《边城》中,青年人身体结实强健,充满了生命力。沈从文为了描写这一特点,常常使用动物来描写人物的体魄,比如说用“结实的小公牛、小老虎”来描写天保和傩送,用“一只天真活泼的小兽物”来描写翠翠。作者完全没有贬低之意,反而是对这些年轻人所散发出的自然灵动的气息充满喜爱。翠翠的容貌也具有自然的美感,沈从文这样描写到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翠翠的这种天然质朴的美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作者的审美理想和情趣。另一方面是爱情的自然与美丽,在《边城》中沈从文描写翠翠和傩送之间的爱情非常含蓄 :第一次两人在黄昏时相遇,一见钟情 ;第二次傩送上青浪滩,翠翠并未见到他 ;第三次,翠翠与傩送在龙舟比赛中偶遇,两人对视微笑。当天保发生意外之后,傩送内心歉疚,黯然离乡,而翠翠早晚等在他离开的渡口。虽然二人之间的爱情铭心刻骨,但他们聚在一起的时间却非常短,沈从文也用了非常高超的技巧描写了少女的矜持和羞涩,这样的爱情是严肃而庄严的,充满了神性的美。

二、人格品质纯美高尚

小说《边城》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拥有诚实、勇敢、热情、真诚的优美品格,在这个小城中几乎无人不善。比如说老船夫将摆渡当作是自己的天职,一辈子任劳任怨,从未收取过客的财务,偶尔一些不得已而得到的好处,老船夫也想方设法超量的回报 ;船总顺顺仗义疏财、正直大气,受到了很多穷人的尊重,比如说船工在水上失事后,他经常赠送财务帮助其周济,而当船工之间产生纠纷时也常常会让他来做出裁判,顺顺总是可以非常圆满的解决问题。其他人物比如说天保、傩送、翠翠等,他们身上所具备的诚实善良、热情真诚的品质更是优秀青年的代表。

三、人际关系的和谐美

人际关系之间的和谐美可以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关系看出,《边城》中所描写的是一个具有些许原始氏族遗风的宗法制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没有矛盾的阶级仇恨。船总顺顺是富人,老船夫是穷人,然而他们可以和谐相处往来,当老船夫到顺顺家中去时都可以得到一位老人应有的尊重,顺顺看到老船夫与翠翠生活困难,还常常派人给老船夫送财务。第二,和谐的人际关系也可以从朋友之间的交往看出 :《边城》中几乎所有人都能够真心实意的对待朋友,杨马兵年轻时曾经喜欢翠翠的母亲但却没有走到一起,而他却并未对老船夫一家有所记恨,反倒是和船夫成了忘年交。老船夫去世之后,杨马兵便搬到船夫的家中,肩负起照顾翠翠的责任,和翠翠两人相依为命,一起等待傩送归来。最后,人际关系的和谐美也可以从长辈对晚辈的疼爱怜惜看出来,天保向翠翠提亲时,老船夫是同意的,而当他了解到自己的孙女喜欢天保的弟弟,于是便尊重翠翠的意愿,尽可能的帮助孙女实现她的愿望。

四、民风的淳朴之美

在《边城》所创造的社会中,处处都能够发现真善美,船总顺顺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小说中描写他大方洒脱、喜欢交朋友、慷慨且能帮人解决燃眉之急。顺顺对于因为船只失事而破产的船家都慷慨解囊,尽自己可能的力量去帮助他们。在顺顺的身上我们看不到现代人的自私与拜金,而是一种朴素的正直与光明磊落的品德,而这些优点我们也可以从天保兄弟的身上找到。天保兄弟都爱上了翠翠,在他们心中,真正的爱情是与金钱、地位、名利无关的,它代表的是付出与奉献而非索取,但当自己的幸福与他人产生矛盾时,他们都愿意忍痛割爱,成人之美。这一点直接的表现了出了天保兄弟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们以一种健康自然的生命形式,彰显出了一种平凡而伟大的人性美,让读者都为之动容。恰恰就是这些乡民所具备的美德让这块土地形成了淳朴的民风,而这样淳朴的民风也在一代一代的传承和发扬,演绎出了许多令人感动的美丽故事。

五、结语

浅析沈从文《边城》的人性美 第2篇

内容摘要：《边城》是沈从文“湘西小说”的代表作品，它不仅为我们展示了边城独特的乡土气息，也为我们奏响了一曲人性美的赞歌。作品通过抒写男女之间的情爱、祖孙之间的亲爱、邻里之间的互爱、老船夫对自己工作的敬业和对过渡人的慷慨来表现人情人性美，突出了人性与人情的美好和纯净，表达了作者对理想人生的执着追求。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人性美

Abstract:“ border town” is Shen Congwen“ novel of the Xiangxi” representative works, it not only shows us the border town of unique local flavor, but also we played a beautiful human nature.Works by writing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love, the love between grandparent and grandchild, neighbourhood mutual love, the old boatman on the work of their own work and to transition the generous to show human nature beauty, highlight the humanity and emotion is good and pure, the expression of the author of the ideal life pursuit.Key words: Shen Congwen, the border town, the beauty of human nature.《边城》描写了一副民生淳朴的风格画。生活在那里的是“一群未曾被近代文明污染”的“善良的人”。这些“善良的人”生活在一个山青水秀风光秀丽的边城—茶峒。那里位于湘川黔二省交界处，在茶峒白塔下有两个相依为命的摆渡人，外公年逾古稀，精神矍铄；翠翠情窦初开，纯美善良。他们依着绿水，守着渡船为来往船客摆渡。再一次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因与外公失散，幸得当地船总顺顺的二 儿子傩送的帮助，才得以顺利返回渡口。后来每到端午节，她都惦记着这件事，在她的心中对傩送产生了微妙的好感。而傩送的哥哥天保也爱上了翠翠，派媒人前去说合。最终天保为了成全弟弟，遂外出闯滩，不幸遇难。弟弟傩送因哥哥的死而悲痛不已，而无心留恋儿女私情，也驾舟出走了，只留翠翠一人痴心等待，而“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关于《边城》的创作动机，作者说：“我要表现的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带领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重借桃源上行七百里路西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得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全篇以翠翠的爱情悲剧为线索，淋漓尽致的表现了湘西地方的风情美、人性美。其人性美出现的背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沈从文具有少数民族（苗族）血统，由于其苗族文化背景，这就使得他的视角不同于一般的汉族知识分子。在沈从文心目中茶峒人是善良、诚挚的，在他们心中没有丝毫的奸诈、自私和欺瞒，有的只是古朴原始的人性，表现出的是平等互爱的人伦关系和重信守约的人际关系。老船夫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摆渡事业，而且无怨无悔；船总顺顺没有商人的贪心、自私、仗势欺人，反而为人随和；慷慨的民情使这里的妓女都讲究职业道德，比城市中的文人、雅士更可信，无论是在渡船上还是镇河中的河街上，我们都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无比融洽的气氛。由此，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湘西”文化的自然、和谐，感受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 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二、沈从文生在湘西、长在湘西，身上流淌着少数民族的血液，他的作品中有着一种很强的自卑和忧郁情绪。湘西在上世纪中叶一直被视为“边蛮之地”，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上长期受到汉族的歧视。因此，湘西少数民族心中形成了忧郁、自卑的心理。而《边城》中这种下意识的忧郁、自卑心理不仅仅是民族历史的积淀，还与作者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沈从文14岁就加入地方行伍，先后做过卫兵、班长、司书、文件收发员、书记，在旧军队的亲身经历使他目睹了湘西人民所受的歧视和压迫，目睹了政府和旧军队的草菅人命、杀人如麻。在这无数生命的毁灭中，让他感受到现实社会的残酷和周围生活的愚昧。而沈从文从湘西这样的小城来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作为一个淳朴的乡村青年和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想进大学，却因没有文凭而被关在大学门外以及他成名之后所目睹的都市人的虚伪、矫情和人与人之间的明争暗斗，自然使他对人事有了新的感受和体验。身处都市的沈从文一直称自己是一个“乡下人”。这些经历反应到作品中，使《边城》自始至终笼罩在一层淡淡的忧伤之中。沈从文即使在对美好的事物进行描述时，也会使这种忧伤浸润在景物之中，有一种“美丽总令人忧愁”的情绪。

三、沈从文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对其创作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人的早期经验，尤其是童年经验，对于人的性格、气质、思维方式、智力水平等的形成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沈从文从小生长在水边，因此水这一具体食物，对于其创作的影响是不可孤掷的。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中，沈从文就特别谈到了他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他认为水 不仅给他种种难以磨灭的印象，而且促使他去思索和认识宇宙。“„„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水上作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多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我文字的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是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在《边城》中，小说开篇便将读者引入一片旖旎风光之中:边城依山傍水，远离尘嚣，和平安详，如世外之境。然而，整个悲剧可以说是以“天保落水身亡”作为“导火索”的，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水上的悲剧。此三点，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先生的生活背景和人生经历对于《边城》的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对于其作品中所阐发的人情美和人性美的浸润意义。读来，使我们对人性美有一种向往、构建。[1] 《边城》人性美的第一个方面是通过翠翠的形象，天保和傩送之间的兄弟深情，翠翠跟天保、傩送之间的爱情来表现的。

一、《边城》中的翠翠，是作者极力浸染的形象，是作者笔下优美人性的化身与极致，是作者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借助语言的迷人形象，是“全书之魂，是作者倾注‘爱’与‘美’的理想的艺术形象”[2]这是《边城》人性美的第一个方面。

首先，翠翠的出生就是一种悲壮的美，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使人惊心动魄，心潮澎湃。翠翠是老船夫的独生女在十七年前同一个茶峒屯防军人唱歌唱熟后，秘密地背着忠厚的老船夫发生了暧昧关系所生下来的孩子。有了小孩后，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结婚不成。他们一个 不愿违悖军人的责任而逃走，一个不愿意就此抛下孤独的父亲。希望共同幸福生活是不可能的。经过一番考虑后，男的毅然下决心，首先服毒死去。女的却关心腹中的一块肉，不忍心，拿不出主张。等待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故意喝了许多冷水死去了，留下了这个可怜的孩子，在一种近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了。

其次，翠翠这个名字在读者眼里、心里也是美的。名字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简单称呼，它体现了爷爷对翠翠所寄予的理想。在这里，爷爷之所以给外孙女取名“翠翠”，除了希望她富有生命力，茁壮成长外，更希望她出落得美丽动人。这翠翠呢，常年在和暖的细风中吹着，在柔软的太阳中晒着，翠翠的皮肤晒得黑黑的，触目是青山绿水，一双大眼睛清亮如水晶。美丽的大自然长养且教育她。她“天真活泼，有如山上的小黄鹿一样乖巧。从不知道发愁，从不知道动气。平时在渡船上，如果有人对她注意时，她用大大的眼睛怯怯地盯着陌生人，作出随时都可能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当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有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3]她长得如她的名字那样动人、可爱。再次，翠翠美在行为符合个性。翠翠有着对爷爷的那一份深深的依恋之情，所以她不愿意离开爷爷，就连上一里路远的茶峒看热闹，也要和爷爷一起去。她不愿意让小船来陪伴爷爷，她要和爷爷一同撑渡船，一同歇息，一同看热闹。她是那么的毫无心机，甚至于超出了一切利害关系之上，她拉着摆渡客衣角说：“不许走，不许走！”要别人收回钱去，引来一阵阵的欢笑。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喜欢看扑粉满脸的新嫁娘；喜欢听新嫁娘的故事；喜欢把野花戴在头上。有时过渡 的是从川东过茶峒的小牛，是羊群，是新娘子的花轿，翠翠必争着作渡船夫，站在船头，懒懒地攀引缆索，让船缓缓地过去。牛、羊、花轿上岸后，翠翠必跟着走，送队伍上山，站在小山头，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有时采把野花戴在头上，独自装扮新娘子，她喜欢听人唱歌，能领会歌声的缠绵处。睡梦中，她的灵魂为一种美妙的歌声浮起来，仿佛轻轻地在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山悬崖半腰去摘虎耳草。可是，当二佬把老船夫的酒葫芦送来时，翠翠被二佬望着，翠翠有点不好意思，溪边有人喊过渡，翠翠却借故走开了。随着她一天一天地长大，她热切地希望着幸福，盼望着爱情的来临，但是当爱情突然来临时，她又似一只受惊的小兔，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把自己爱情的心埋藏得极深，默默承受命运的安排，达到了美丽的令人忧愁的境界。”[4] 最后，作品中翠翠的心理也很美。翠翠长大后，内心便起了微妙的变化，少了一点乖巧和欢笑，多了一份深思和羞涩。有时心里完全充塞一种不分明的心绪，体味到许多原未想到过的东西。她不知道这是应该快乐的还是应该忧愁的，即使愁绪袭来，她也沉静的咀嚼它，仿佛连愁绪也是生命所必需的。翠翠是自由的，也是惘然的。她是湘西那古老生活方式下的顾念，她只是依着古老的法则和既有的节奏安分的生活。作品中，翠翠对二佬的爱情是在无言中默默相许。大佬走车路请媒人到老船夫家做媒，老船夫让翠翠自己做决定，“翠翠不作声，心中只想哭，可是也无理由可哭”；“回头又和翠翠谈了一次，也 依然得不到结果”。对大佬，翠翠是无言的拒绝，而对二佬，则是无言的相许。二佬夜晚到碧溪岨唱歌，翠翠“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地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老船夫问，‘翠翠，你得了多少鞭笋？’翠翠把竹篮向地上一倒，除了十来根小小鞭笋外，只是一把肥大的虎耳草。老船夫望了翠翠一眼，翠翠两颊绯红跑了。”在这两段描写中，翠翠什么话都没有，然而她的娇羞可爱，她的对爱情的渴望和坚贞却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大有词人李清照词句中“和羞走，倚门回首，还把青梅嗅”[5]之妙。翠翠的美，不需要说话，一切都在她的行动细节、微妙心理的表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总之，翠翠是作者倾注“爱”与“美”的理想艺术形象，是在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与作者理想相互碰撞所成熟和完善起来的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她天真无邪、懂得人性、生动活泼、聪慧温柔、矜持娇气，有民间女子那种内向的文静和腼腆。[6]

二、顺顺的两个儿子，大佬天保性情豪放豁达，不拘小节，二佬傩送聪明而富于情感。兄弟俩结实得如小公牛，能驾舟，能泅水，能走远路。父亲顺顺对两人的管教相当严厉。轮流派遣他们二人到各处旅行。向下行船时，多跟着自己的船只充当伙计，落浆时挑最重的，拉纤时选头纤二纤。吃干鱼、辣子、臭酸菜、睡硬邦邦的舱板。向上行就跟着川东客货，走南闯北做生意。不论严寒酷热，一定穿了草鞋按站赶路，并配带短刀，准备交战或自卫。让他们融入社会体验生活。大佬天保、二佬傩送在父亲的言传身教、悉心指导下，成长为健壮、豁达的年轻一代。两个人同时爱上了老船夫的外孙女翠翠。大佬天保真心喜欢翠翠，但羞于开口，希望通过媒人的介绍来获取翠翠的欢心。而翠翠的心中早已有了傩送。后来，兄弟两为了公平起见，约定每夜轮流为翠翠唱歌，由胜者娶翠翠。天保与傩送，不吵不闹，不动干戈分别通过托媒搭桥的“车路” 和唱歌传情的“马路”向翠翠求婚，展开自由平等的竞争，未伤兄弟间同胞手足之情。天保托媒求婚未成，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不幸遇难而死。傩送也因误会一气之下驾船外出。二老的心中仍然深深地爱着翠翠。此处，我们可以看出两兄弟之间深深的手足情和彼此对爱情的忠诚、坚贞以及自我牺牲的美德。让我们体会到了手足情的人性美和爱情忠贞的人性美以及自我牺牲的人性美。

三、翠翠对傩送的爱有一个从朦胧感受到明确体验得到发展的过程。翠翠是15岁的姑娘，随着年龄增长，青春的觉醒，萌发了一颗爱情的心。作品中写到：她无意中提到什么时会脸红了，她喜欢看新嫁娘，喜欢把野花戴在头上，喜欢听缠绵的情歌，喜欢一个人坐在岩石上向天空中的一片云一颗星凝眸驻望。外祖父若问：翠翠你在想什么？她便带点儿害羞地说：“翠翠不想什么。”但心里同时又自问：“翠翠你在想什么？”同时自己也就在心里答道：“我想得很远很多，可是我不知道在想什么。”作品正是通过这样细微的心里描写把受青山绿水抚育，承阳光雨露沐浴的山村少女那情窦初开，青春初萌的爱情感受揭示出来。在作品中，翠翠显得那么纯洁、可爱，就像山上一株含苞待放的野花，自然，娇嫩。诱发姑娘心事多变、神情恍惚的是那年和爷爷一起去看龙舟竞渡。划龙船比赛和泅水捉鸭活动已经结束，翠翠在一个码头等待爷爷一起回家。突然河水中冒出一个英俊少年，捉住河面上最后一只鸭，在翠翠等爷爷的码头上了岸。翠翠当时不知道这位少年是傩送，又因一时言语误会借身边大黄狗骂了他。傩送不但不介意，反而让家里的人打着火把送她回家。这时她从他人口中才知道这聪明英俊的少年是傩送。从此在她心中种下了爱情的种子，内心开始微妙地不安起来，“为一件只属于自己的事沉默了一个晚上”。这使她的精神世界顿时丰富、细微起来，精神气质也呈现出别有风韵的迷醉感、羞涩感、孤独感。她明确了她正爱着傩送，因此有时竟会无缘无故地突然发问：“爷爷，你的船是不是在青浪滩呢？”爷爷的船当然不在青浪滩，而是二佬傩送的船在青浪滩。翠翠不由自主地悬念着傩送，这一句无意的话，袒露了少女挚爱的情怀。

她爱二佬傩送的为人聪明而富有感情。茶峒人赞扬他为“小岳云”。他在父亲的教育下，学文习武，成为“结实如老虎，却又和气亲人，不骄不惰，不浮华”英俊有为的青年。自从那次在河岸上与翠翠初会那一刻起，他就钟情于翠翠。他借给老船夫送酒，特地来看望翠翠，并邀请翠翠到自家楼上去观看端午节龙舟竞赛。为了赢得翠翠的爱情，半夜里，他“穿了白家机布汗褂，到那些月光照及的高崖上去，遵照当地的习惯，很诚实与坦白地为了一个‘初生之犊’的黄花女唱歌。”

翠翠本已为情人而朝思暮想，在梦中她听到傩送的情歌觉得又软 又缠绵，灵魂随着美妙的歌声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到对溪悬崖半腰，摘了一大把象征爱情的虎耳草，打算送给情人。

由此可见，翠翠与二佬傩送的爱情是纯洁、自然的，丝毫没有受到金钱、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影响，也没有受到家长观念的制约，而是出于自然的人性，出于纯真的爱。他们的爱情是边城人爱与美的化身。作品正是以此去歌颂边城百姓的人性美的。[7] 翠翠对傩送的爱，虽有一个由下意识的朦胧感受到明确的体验的发展过程，但在事件的全部发展过程中，她始终信守着自己梦牵魂绕的最初选择，没有因为人事出现的周折而改变初衷。她对傩送的爱是忠诚的、坚贞的。由于性格的内向、少女的羞涩，在爷爷面前她不敢明言，相反时而掩饰，致使爷爷没有摸准她的心思，错点鸳鸯谱，无意中促成了二佬傩送的哥哥天保派媒人来求婚，而对傩送亲自前来表态却支吾其词答非所问，使翠翠和傩送的爱情波折迭起。翠翠拒绝了天保的托媒提亲，感情始终倾注在傩送身上。即使在天保因情场失意驾船外出溺死于茨滩，爷爷掉头为翠翠和傩送的婚姻撮合，因眼看事情无法成功而死于暴风雨之夜，爱人傩送也因误会一气之下驾舟外出，但翠翠仍然不改初衷。她从杨马兵口中明白这一切误会的经过和前因后果之后“哭了一个晚上”，最后独守渡船等待着未有归期的爱人傩送的归来。由此可见，翠翠对傩送的爱情是完全自主自为的，经得起考验，纯洁坚贞的。傩送对翠翠的爱也是纯真的。他从一开始就明确的追求翠翠，但摆在傩送面前的婚姻有两条路：一条是娶翠翠，从老船夫手中接过那条渡船，过一辈子撑渡船的日子；另一条是娶团总的女儿，从陪嫁中可以得到一座碾坊。是选择渡船，还是选择碾坊，实质上是要爱情还是要金钱的问题。傩送舍弃了碾坊，甘愿为真心的爱情守一辈子渡船。当父亲顺顺要他在团总女儿的婚事上最终表态时，他说：“爸爸，你以为这事为你，家里多座碾坊多个人，你可以快活，你就答应了。若果为的是我，我要好好想一下，过些日子再说吧。我尚不知道我应该得座碾坊，还是应得一只渡船？因为我命里或许只许我撑个渡船！”傩送这一番话是委婉的，但选择却是明确的，态度也是坚决的。

《边城》人性美的第二个方面是通过老船夫对女儿、外孙女的挚爱来体现的。

老船夫是作者在小说中极力刻画的另一个人物。对于自己的女儿和孙女，他疼爱有加，把自己的整个身心和爱都给了他们。十七年前，当他的独生女背着自己与驻防的一名绿营兵恋爱，有了小孩后，他“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的过下去。”后来，士兵服毒死了，女儿为之殉情。老人主动挑起了哺育孤雏的责任，没有一句怨言，几十年如一日，风里雨里，来来去去。外孙女奇迹般得长大了，对于翠翠老人总是迁就，不折不扣的让外孙女体会到父爱。通过老船夫，作者讴歌的是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和生活方式。天黑了，翠翠坐在悬崖上，心中觉得很悲伤，一只萤火虫尾上闪着蓝光，很迅速地一飞而过。翠翠锐声叫道：“爷爷，为什么不上来？我要你。”船上的爷爷听到这 种带着娇，有点儿埋怨的声音，一面粗声粗气地答道：“翠翠，我就来，我就来！”一面心中却自言自语：“爷爷不在了，你将怎么样？”在冷清的碧溪岨，白塔，渡船，黄狗，祖孙俩相依为命。“若说是爷爷的慈爱给了翠翠安全感，那么必是翠翠的乖巧、明慧和天真给了风烛残年的爷爷以人生的意义和活下去的勇气。”[8]随着岁月的流逝，转眼间，外孙女已出落成一个如她母亲一样美丽的少女。从此，老船夫的心里又多了一层心事：为翠翠找一个如意郎君。老人开始为翠翠的归宿着急了。他一心想着翠翠既是她那可怜的母亲交给他的，翠翠长大了，他也应该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手续清楚了，他的事才算完结了。当老人得知老大天保喜欢上翠翠时，既惊又喜，盼望着她从此能找一个好人家，开开心心、轻轻松松地过日子。从此他的心事也好有一个了结。因此，当天保说出对翠翠的爱慕之情时，老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下棋有下棋规矩，车有车路，马有马路，各有各法。”所谓“车路”，意指媒人说媒提亲，男女婚姻由双方家长做主，所谓“马路”，意指男女双方以歌传情，一切由男女双方自己做主。[9]老人真心希望能促成这桩亲事，大佬走车路，应当由大佬爹爹做主，请了媒人来正正经经同我说，若走的是马路应该自己做主，站在渡口对溪高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一切由翠翠做主。老人的意思不管你怎样选择，你都该作出决定，采取行动了。另一方面，老人又怕伤害到翠翠，用玩笑的方式含蓄地告诉翠翠，翠翠在失望中，懒懒地坐在船上漫不经心地剥豌豆，将一簸箕豌豆全倒在了溪水中。翠翠心事忡忡地走到葱地边，他连话也不敢说，生怕翠翠会把一块地的 葱全掐掉。当老人意会到翠翠心中喜欢的是二佬傩送时，老人又忙着张罗。一场大病，走路也踉跄，他还急着到城里去，找到船总顺顺打听关于二佬亲事的情况。可是，大佬天保下河遇险了。在顺顺和二佬心中，总认为这事与翠翠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尽管老船夫要为孙女翠翠的命运抗争，要为翠翠做一个清楚而“完美”的交待，他拼命抗争却心力交瘁，再也无力支撑了，终于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雷声将歇的黎明前，正是那无情的雷雨让爷孙小屋后的白塔坍塌之际，老人一病不起。就在临死之前，老人还担心翠翠害怕惊雷，强撑起身来把一条布单搭在她身上，担心她着凉。爷孙之间的亲情之爱结束了，人性之爱却永不终结。他带着万般无奈和无限的愧疚悄悄地离开了人世，她对女儿、孙女的爱仿佛就是我们炎黄子孙祖祖辈辈、生生息息得以繁衍的血缘纽带。老船夫慈祥、敦厚、善良、凡事但求心安理得的良好品德仿佛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化身。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那原始而又古老淳朴的人性之美。小说正是通过老船夫这个典型人物的形象来描述展现亲子之爱的人性美。

《边城》展现人性美的第三个方面是通过老船夫对自己工作的敬业和对过渡人的慷慨来表现的。在作者的笔下，老船夫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他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恪尽本分。他生活虽然清贫却从不贪心；乐善好施却从不索取，“凡事求个心安理得”。终身为别人服务，却不求别人的一丝回报。“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大，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于是，不论是早还是晚，不论自己的身体是 累还是不累，不论心里的情绪好还是不好，只要有一个人喊一嗓子说要过渡，他便毫无怨言地飞快起身。船将拢岸，老船夫口中一面嚷着“慢点，慢点！”自己却霍的跃上了岸，拉着铁环，于是人货牛马全上了岸，翻过小山不见了。老船夫的工作为公家所有，所以过渡人不用另外再出钱了。但也有人心中不安，抓了把钱掷到船板上时，老人就一一拾起来，依然塞回那人手上去，俨然吵嘴的样子：“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你这个！”[10]也还是有人为求个心安理得，不管如何都要给钱。老船夫没办法只好收下，但随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这个理，把这些钱托人到茶峒去买茶叶和草烟。茶叶则在六月里放进大缸去，用开水泡好，给过路人随意解渴，草烟则被一扎一扎挂在老人腰带边，过渡人谁要这些东西必慷慨奉赠。有时估计过渡人中有注意到草烟的，老人总是把一小束草烟扎到那人包袱上，一面说：“大哥，不吸这个吗？这好的，这妙的，看样子不成材，巴掌大叶子，味道蛮好，送人也很合适！”老人质朴、厚道的性格为所有过渡人所称赞。在碧溪岨，船是老人的劳动工具，几十年如一日，过往的行人随叫随到，把凡是要过渡的人总是热情地迎来送往。老人是桥的化身。从老人的身上体现了一种宽宏、博大的美。老人用自己一双长满老茧的手建起了一座桥，这桥连接了碧溪两岸，增进了两岸人民的情谊。老人是渺小的，然而老人是最伟大的，他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使人化的自然更合乎人们的理念。[11] 《边城》展现人性美的第四个方面是通过邻里之间的互爱来体现的。船总顺顺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大方洒脱”、“喜欢结交朋友，慷慨又能济人之急。”对“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退伍士兵、游学文人墨客”，“凡到这个地方文明求助的，无不尽力帮助”。在他的身上少了都市人的自私和狭隘，少了商人聚敛钱财的贪婪和世故，少了奸妄小人的阴险狡诈；多了一副乡里人的宽阔豪爽的胸怀，多了一颗仗义疏财的仁义之心，多了一种乡民的光明磊落和正道直行的品德。正是这种美德影响着乡邻，从而在这块不显山不露水的偏僻小地保留了一份大都市里想都不曾想到的民风民俗，而且这种“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的淳朴民情在这古老的大地上哺育着一代又一代，演绎着一个又一个传奇式的田园牧歌故事。面对着风雨中丧亲失业、无依无靠的翠翠，他尽释前嫌，忙前忙后。就连城中的杨马兵也赶来帮忙，并重新担负起老船夫的重任，照看那失去了一切的孤雏——翠翠。这就是湘西风土人情，这就是茶峒人的善良。这份浓浓的人性，这份厚厚的美德足可令城市中那些自以为知书达理的人为之汗颜。在这里没有什么地位的尊卑之别，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在这里没有勾心斗角、强取豪夺，有的只是心与心的交换、血与血的对流。

除此之外，沈从文还用对妓女的描写来讴歌人性美。“便是做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耻辱的城市绅士还更可信任。与她们相熟的水手之间钱固然可有可无，而情感的真挚，竟也痴到无可形容”。诚然，边城中的“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绅士还更可信任。”[12]“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13] 在《边城》中，作者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完美社会形态，这里没有绳墨规矩的束缚，也没有法律和道德的制约，这个社会的人和事都是那样的质朴和单纯，虽然也有贫富和等级之分，但人们都在一种淳厚古朴的人情中享受着一定的人格平等，富人也与穷人一样的豪爽，慷慨和救人之急，他们的心灵同样单纯、温存、善良。边城人的身上闪烁着人性美的光彩。而且，作者把爱情、亲情、乡情这三种人性美与茶峒美丽的山水、习俗融为一体，以清晰明丽的色调展现了边城儿女美好的人性。

参考文献：

[1]刘汉英 浅谈沈从文的生活背景对《边城》创作的影响 发表时间：2010-8-5 [2]吴宏聪、范伯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8页

[3]沈从文《边城》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0年3月出版

[4]陈国思《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1年第12期

[5]南宋 李清照 《点绛唇》

[6]王天荣 《教育学文摘》2011年8月下 发表时间2011-6-16 [7]黄文强《论〈边城〉的美学意蕴》《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1993年第9期第160页

[8]陈国思《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1年第12期

[9]陈国思《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1年第12期

[10]沈从文《边城》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0年3月出版

[11]《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第7页、第9页，纪怀民，陆贵生等主编。

[12] 代晓冬《边城》:人性美的构筑.见于《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9月第5期第58页

沈从文的《边城》 第3篇

在这期杂志第二十七页的“文艺动态”中，有一条的内容是这样的：

文学名著《边城》、《水浒传》、《腐蚀》将先后由上海文华影片公司制成电影。《边城》系沈从文原著，三年前由桑弧改编成电影剧本，最近又经师陀重新编写，近期即开拍。《水浒传》将由文华编导委员会集体整理，并请郑振铎、王天木为顾问。茅盾名著《腐蚀》由佐临编剧。

这是我所见最早的一条有关《边城》以及沈从文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的消息。

然而，初见这则消息，我着实是有点儿吃惊。

“三年前”，也就是1947年，有人将沈从文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因为他当时是国内著名的作家，《边城》作为文学名著也已经基本上被大家所承认。而且，早在1936年，在中国发行的英文杂志《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就已经发表了由邵洵美的美国女友项美丽（Emily Hahn）和辛墨雷（译音Shing Mo-Lei）合译的《边城》，当时的译名是Green Jade and Green Jade，即“翠翠”。到1947年，英国伦敦的George Allen和Unwin有限公司又出版了由金隄（Ching Ti）和罗伯特·白恩（Robert Payne）翻译并编辑的《中国大地：沈从文的小说》（The Chinese Earth:Stories by Shen Tseng-Wen）一书，其中也收有《边城》，译名是The Frontier City，算是小说名的直译。这样，也可以说《边城》算得上是已经走向世界的文学名著了。

但是，众所周知，就是在此之后，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那几年，沈从文遭遇了他的人生的低谷。

1948年3月，在香港创刊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发表了一组批评沈从文的文章，包括《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署“本刊同人／荃麟执笔”）、《斥反动文艺》（郭沫若）、《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乃超，所评为沈从文散文《芷江县的熊公馆》）等。在这些文章中，冯乃超说沈从文是延续着“清客文丐的传统”的“奴才主义者”和“地主阶级的弄臣”；郭沫若则宣称沈从文的小说是“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图”，又说：“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

1948年年底，沈从文工作的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民主墙”上贴出标语：“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随后，又有人在壁报上张贴了用大字全文抄录的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一文。

1949年春，由于巨大的政治压力导致精神危机，沈从文曾经试图自杀，幸被及时发现而获救。

1949年夏，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沈从文未被邀请参加。

1951年秋，沈从文转调历史博物馆工作。

1953年，上海开明书店写信通知沈从文，因为他的作品已经陈旧过时，所以已将他的一切著作的纸型完全销毁……

就是在这种情境下，竟然有人将《边城》称为与古典名著《水浒传》以及当时的全国文协主席和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部长茅盾的小说《腐蚀》并列的“文学名著”，而且还试图将其拍成电影，而作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机关刊物的《文艺报》，竟然也发表了关于这一事件的消息。

这在我看来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当时，《文艺报》的署名主编是丁玲、陈企霞和萧殷三人，应该由丁玲负主要责任。尽管丁、沈二人自二十年代就已成为朋友，沈也曾于1949年9月8日写信给丁玲，但依照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丁玲的思想状况，《文艺报》上的这一消息不可能是出于丁玲照顾沈从文的特别授意。

至于消息中提到的文华影片公司，是著名电影事业家吴性栽（1904—1979）1946年在上海创办的，而吴先生本人则于1948年即迁居香港，估计上海文华影片公司五十年代初就很快不存在了。1947年将《边城》改编成电影剧本的桑弧（1916— ），是一位在四十年代走向影坛的著名编导，后曾于1956年执导由夏衍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成剧本的电影《祝福》（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而重新编写《边城》剧本的师陀先生则是新文学史的一位著名作家，三四十年代和沈从文关系密切，解放后长期在上海工作和生活，曾任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

由这些人参与其事的电影《边城》，尽管已经在《文艺报》上发布了拍摄预告，但所谓的“近期即开拍”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落实，事实是最后并未能真正拍摄成功。因此这则消息也就成了一条没有下文的消息。

在中国大陆，直到1984年，才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了电影《边城》。该片由姚云、李隽培编剧，凌子风导演，并于1985年获第5届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在此之前，1981年第3期的《芙蓉》杂志上也曾发表过徐昌霖等人根据《边城》所写的电影文学剧本《翠翠》。不过，这均已是出现在海内外的“沈从文热”之后的事情了。（1980年11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该报记者所写的《“沈从文热”》一文。）

沈从文《边城》人性美 第4篇

一、在生命的哲学中感受淳朴纯粹的人性美

《边城》是以傩送与翠翠的爱情线展开叙述的,关乎一个爱情的悲剧故事。翠翠是一个从小由爷爷抚养长大的天真善良、温柔纯情的女孩。翠翠的身世比较凄惨,她是未婚的母亲与军人恋人共同生下的孩子,父母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于是翠翠跟随着善良敦厚的老船夫爷爷一同生活。爷爷给翠翠取名源于两山翠绿色的篁竹,孕育着希望和生命也寄寓着爷爷希望翠翠活泼健康成长、富有生命力的美好愿望。

在《边城》中,有两种不同的婚恋形态:一是封建婚姻形态,即走车路,请人提媒说亲,一切由双方家长做主;二是保留在边城社会的原始婚恋形态,即走马路,通过唱歌赢得爱恋之人的芳心,一切由男女双方自己做主。这两种婚恋形态在湘西社会中是互相对立的,天保爱上翠翠,与老船夫达成一致协议,希望通过走车路娶翠翠,而此时天保的弟弟傩送也对翠翠产生了感情,翠翠在傩送的追求过程中产生了朦胧微妙的情感,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天保选择离开,却意外落水身亡。而傩送将这一切归结于老船夫做事弯弯曲曲的误会中,造成老船夫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死去。

沈从文在《边城》中有意渲染乡村牧歌情调和乡村谐趣,从中提取一种与自然契合的原始生命形态,在这一文化透视中,反映出沈从文对原始湘西文化弥漫出的祥和、宁静、和谐的人生情调以及乡下人契合自然、充满生命活力的原始生命形式的无限眷念。

二、在城乡文明的对立中品味湘西的民俗美

沈从文先生建构的文学世界中有这样一种基本结构:乡村与都市的对立。《边城》的问世,更加确立了原始生态文明与现代都市文化的对立、人性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扭曲与人性与传统自然相契合的对立以及现在与过去社会和未来发展的对立。《边城》中,我们可以欣赏到优美秀丽的湘西风景环境、感受人性的温暖和人们相处之间的和谐和愉悦、体味湘西特有的自然人生哲学。

例如,翠翠傍晚在河边等爷爷时,与傩送意外相遇。翠翠误解了傩送的好意,而傩送吓唬翠翠不要被河里的大鱼咬了,黄狗帮助翠翠朝傩送狂吠时,翠翠却阻止,还说“狗,你叫人也看人”。这一段翠翠与傩送的第一次相遇给人印象很深,翠翠活泼机灵、天真善良又带些女子的娇羞含蓄的形象跃然于纸,活灵活现;翠翠在梦中曾听到过一种歌声,又软又绵,像是飞到对溪悬崖上摘下一大把虎耳草,净是甜蜜与欢愉。当翠翠将自己的感受向爷爷诉说时,翠翠心理那种甜蜜与舒适温馨的感受完好地传达给读者。《边城》里的种种情节与场面环境的描写,无时无刻不表现着原始乡村生存状态下的那种勤劳质朴、善良真诚、自然淳朴的民俗美。尽管湘西乡村社会在巨大的时代压力下渐渐发生了人性上的一些扭曲现象,沈从文先生还是意识到了传统的伦理与民族的封闭性与保守性的密不可分。

三、在简约精练的语言中体会边城的风情美

沈从文曾被赞誉为“文字的魔术师”。《边城》的清丽与明净,着力于沈从文对于小说文字语言的雕琢和用心。他的小说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练、主干突出、文字单纯而又朴实,有着独特的魅力。他在《边城》中的语言既没有过分的放荡横扫不加节制,也没有过于雕琢的晦涩难懂,反而是人物语言中带着湘西特有的语言特色,符合人物的心理形象以及性格特征,温柔清丽,敦厚朴实,写出独特的湘西风味。

这样语言文字艺术上的美感与成就源于他在湘西多年的生活经验和人生体会,源于他在湘西生活语言的积累,源于他对淳朴民风的赞颂与深厚的情感。除此之外,小说中还创造了一种诗意的意境,不单是对自然风景的描绘,还有叙事平稳而有节奏的情节以及人物的出场的铺垫。《边城》中展现湘西风情的语言有很多,例如,翠翠骂二老傩送时说的“悖时砍脑壳的”“雨落个不止,溪面一片烟”“好酒好饭当前陈,肥猪肥羊火上烹”“看那渡船的神气,很欢喜你”等等,这些句子都体现着特有的湘西韵味,形象生动地展现了湘西人民的热情随性与淳朴善良。学生在品读这篇作品时,可以仔细赏析品味沈从文语言的特色,多关注身边文化的特点和特征,思索如何巧妙地运用语言来展示不同地域的文明风情,教师可以从这一方面多加引领,培养学生语言文字的运用和表达能力。

浅谈沈从文《边城》的人性美 第5篇

摘要：沈从文在《边城》中描绘了一幅人性美的风情画，有人情、恋情、亲情之美展现了理想化的边城风貌，从中灌注了作者关于自然人性的理想，描述了美好的人性所遭遇的不幸，表现了悲剧现实的无奈与苍凉。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人性美；恋情美；风情画

On the Beauty of Humanity and the Tragedy in “The Border Town” Abstract: Mr.Shen Congwen describes a picture of customs, including the beauty of homesickness, relationships and love in ”the Border Town”.The author depicts an ideal scene of the border town, from which he infuses with his idea of natural human nature.With the emotional, simple and elegant prose style, the novel describes the tragedy that humans suffer, and represents the helplessness and bleakness of the tragically reality.Keywords: Shen Congwen;beauty of humanity;romantic love;picture of customs

长篇小说《边城》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著名作品，它被称为“田园牧歌的杰作”。《边城》发表于1934年1月到4月的《国文周报》上。小说的环境选择在湘西边境上的一个小镇上，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同时爱上老船夫的孙女翠翠，但是翠翠心仪傩送，求爱失利，失意的？驾船外出却意外溺水身亡，老船夫想撮合翠翠和的傩送亲事却遭翠翠的反对，在暴风雨之夜郁郁而终，傩送也以为兄弟的意外身亡而负疚远走他乡，最后只留下翠翠苦苦等待。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从此标志着沈从文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完全成熟的境界。

《边城》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杰作。它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以其独特魅力、生动的描写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不仅表现在别具一格的风格和深刻的人物内涵，更表现在独特的言语方式上。这种独特的语言表现出清新柔美、古朴隽永的诗化语言句式，并且常常以梦幻话语的方式呈现。“小溪流下去，绕山阻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1]其语言方式自然的夹杂着一些具有古典美的文言语言，其间还具备人性美。

沈从文曾在《〈边城〉题记》上留下了这样的一些文字：“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由此可见，沈从文是怀着对现实生活中，一些农民性格的被扭曲的痛惜，反其道而行之，以文字来重塑一种“人生的形式”，这种“人生的形式”就是他自已所诠释的，是《边城》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采用那种“愈是民族的东西便愈是具有国际性”的方法，用纯乡土抒情形式来行文叙事[2]。沈从文在创作《边城》的时候，当时中国大部分地方都深陷战火的煎熬，大部分中国都已经是千疮百孔了，但是沈从文正是在这一片**中找到了并表现出自己所向往的桃源世界，这就是沈从文的故乡，美丽的湘西世界。湘西古城有着最纯真的民俗和青山绿水，沈从文将自己所看、所听、所感、所思的一切流于笔端，在读者的眼前展现了一幅宁静淳朴的湘西民情风俗画。沈从文描述了一幅美丽的风俗人情画，其目的之一是为湘西热情美好的人性做一个铺垫。沈从文在《边城》中善于揭示人的内在心灵、探索人的内在本质，从而一步步深入发掘出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一、主人公的人性美

沈从文在作品中描绘了一个“与世隔绝”的边境小城，作品中的当地居民、主人公都具备了真诚善良、坦率轻利的美好品格，主人公翠翠是一个迷人的形象，她是老船夫的孙女，更是大自然的女儿。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1]。湘西的清风、丽日给了她一个壮健的躯体；茶峒的青山、绿水给了她一双碧玉般清澈透明的眸子；碧溪岨的竹篁、白塔又给了她一颗绝不世故的赤心；溪水、小船载满了她那少女的悠悠岁月。于其他作品相比，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一个个鲜明独立的个体，拥有独特的个性，自然、淳朴、热爱生命、渴望自由充满爱的生活。他们愿意为了成就别人的生活和理想而付诸努力甚至牺牲自己，伟大的品格带有一丝悲凉。对文中少女翠翠的描写显然收到了中国传统女性风格的影响，翠翠的身上寄托了作者的审美理想成为了爱和美的化身，她是一个稚气未脱、一尘不染、与山水为伴的山区少女，天真稚嫩，她的出身具有一点传奇色彩，其母亲和一个军人相恋，其母怀孕后，那个军人为了不损害军人的名誉而服毒身亡，翠翠的母亲生下翠翠后也追随那个军人而去，翠翠宛如一个天使降临到了这个世界。翠翠与傩送既没有山盟海誓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离经叛道的骇世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裙带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乎自然的朴素纯情，有的只是“遵从古礼”的淳厚人性，有的只是含蕴的东方的传统美德。翠翠是个天真无邪的山区女孩，她聪明、美丽、乖巧、纯朴、善良。翠翠对爱情的追求也能体现出其特有的人性美，从一开始的懵懂到矜持再到最

后的向往并大胆追求和选择，这一系列的微妙变化也从另一个方面表现出了在当时30年代的中国黑暗社会中大家对美好人性以及自由生活的无限向往，作者通过对人性的赞美尽情讴歌了这一种美好的未来[3]。

二、当地居民的淳朴善良

作品中其他的人物的描写中也能看出这种美好人性的具体体现，例如对老船夫的描写，这是一个对人真诚、轻利重义、任劳任怨的形象，在为当地居民摆渡的过程中从来不收钱，若实在劝不过的，就用收来的钱财买来烟草和茶叶招待过往的渡客。生活虽然清贫，但却从不贪心，乐善好施，即从不索取，“凡事求个心安理得”，为翠翠找一个如意郎君，他不辞辛苦，竭尽全力周旋于翠翠、天保、傩送、船总顺顺和杨马兵之间。老船夫在对待自己心爱的孙女时，为之辛劳、百般恋爱，最后还是因为孙女的终身大事郁郁而终。

船总顺顺“大方洒脱”“欢喜交朋结友，慷慨又能济人之急” [1]。在他的身上少了都市人的自私和狭隘，少了商人聚敛钱财的贪婪与世故，少了奸佞小人的阴险奸诈；多了一副西里人的宽阔豪爽的胸怀，多了一颗仗义疏财的仁义之心，多了一种乡民的光明磊落和正道直行的品德。在当地也算的上是首屈一指的船总顺顺为人正直，对周围的乡亲们乐善好施，在自己的儿子天保对翠翠求爱不成外出以外溺水身亡后依旧主动出资帮助翠翠料理老船夫的后事，并且努力照顾翠翠的生活和日后，同时还请翠翠到他家里去。

傩送在文中和翠翠一来一去的情感纠葛中，因为一开始的误会以及林林总总的阴差阳错导致了他和翠翠的爱情还没有开始就早早的夭折了。天保在和兄弟傩送的情感“对抗”中兄弟二人平等竞争，但是在得知翠翠心属天保时勇敢的主动推出，随后的溺水以外身亡虽成悲剧但是这不能掩盖了他光辉的人性魅力。

《边城》中不仅普通人民之间充满着和谐美善，就连屯防兵士也不例外。当地驻军首领，每到逢年过节，必与民同乐。下级兵士更是忠厚仁义，表现了军民之间的友爱人情美[4]。杨兵马是翠翠祖父的好朋友，老船夫去世后他害怕翠翠不受了这个打击，就自觉的担当起照顾翠翠的责任，帮助翠翠料理老船夫的后事、陪翠翠生活、甚至唱歌说故事给翠翠听。这就是湘西的风土人情，这就是茶峒人的善良。这份浓浓的人情、这份淳厚的美德足可令城市中那些自以为知书达礼、寡心静欲者为之汗颜。在这里没有什么地位的尊卑之别，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在这里没有勾心斗角、强取豪夺，有的只是心与心的交换、血与血的对流。

《边城》里的妓女也与外界不同，他们也都具有重情轻利的美好心灵。

“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遇不相熟的主顾，做生意时得先交钱，数目弄清楚后，再关门撒野。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但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方面。感情好的，别离时互相咬着嘴唇咬着颈脖发了誓，约好了‘分手后各人不许胡闹’” [1]。“尤其是女人，情感真挚到无可形容”，甚至在梦中也思念着情人的归来。她们的美好性灵，与良家闺秀并无多少差异。生活在《边城》里所有人物，都有着淳厚善良的性格、重义轻利的美德。他们间虽也有地位高低、贫富之别，但没有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痛苦[5]。人们之间相互亲热和友爱，关怀和尊敬，彼此间充满着人性美。

三、人性美在爱情和亲情的交织中得到升华

在《边城》中爱与美是同时存在的，在作者描写主人公的人性美的光辉时，比如老船夫对孙女的慈爱，天保傩送兄弟两个的兄弟情，翠翠和傩送相互间的爱情等等在展现美的时候也正是爱在萌发生长的时候，而小说的全文几乎都没有提到过“爱”的字眼，但是读者在阅读整部小说的时候对上述的情愫都能完完全全的体会到，亲切到如伸手可触[6]。这也正是沈从文在用其特有的方式去淡化当时社会的黑暗面，转而讴歌一种朴素的带有象征意义的爱和美结合的美好社会。《边城》中的人物顺应了作者内心思想的潜在认识用自身那种善良美好和淳朴去感化周边的每一个人包括读者，甚至可以用自己的牺牲去保护别人成就别人的梦想。

沈从文经常以“乡下人”自称，这和他特殊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他的家庭是一个多民族成员的家庭，祖父曾任清朝高官，母亲出自书香世家，对沈从文的影响很深。他自认为是一个乡下人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视角和想法和当时的主流不相一致。他曾经说过：“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小，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7]也正是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他用一个独有的视角去观察去创作，在他的眼中没有黑暗和污垢，一切的任何事都是那么的美好，无论是湘西当地的农民还是当地驻守的士兵还是妓女都是有人情味的，充满了人性美的光辉，在当时那个物欲横流的年代，这俨然是一个“乡下人”的口吻说描绘出来揭露和讽刺当时社会的阴暗面的，也只有在沈从文深深爱恋的湘西，也只有在这个“乡下人”的眼中才有这么一些没有被文明社会所污染了的善良的人们。确切的说，沈从文从审视民族和地域的文化角度出发，自觉的充当了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者。

这部作品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他有一个重要的意义，首先《边城》是一部描绘“优美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8]的作品，其中有了对于乡村诗意般的描写，蕴含了作者对心中美好理想社会的无限向往，同时

作者也借此对于当时社会阴暗面的批判，其实作者也是在告诉我们如何保护我们心中的那一块净土、保护自己的人性，追求美好健康的生活。

参考文献：

感受沈从文《边城》世界的美 第6篇

关键词：散文化；以诚相待；爱；善与高尚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8-72-1

一、文字、语言美

沈从文的《边城》之所以这么美，究其根本应该是沈从文的文字、语言太过优美、梦幻。湘西记忆中的一切，在沈从文的笔下都得到了诗意的呈现，显得那么美好而动人，用他那梦幻般的话语塑造了一个山高水长、万物和谐、人人毫无心机的乌托邦式乡村田园世界，在喧嚣的都市旁边以如椽之笔谱写了一支如梦如诗、如泣如诉的乡间幽静小夜曲。这些都要归功于沈从文的文字美、语言美。

湘西小说《边城》的叙述语言具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并带有浓浓的诗意，给人以自然流畅、婉约柔美的印象。苏雪林也曾认定沈从文的小说是散文诗体裁。的确，清丽冲淡，《边城》的语言既有散文的自然流畅，又有诗歌的简洁凝练、蕴藉含蓄。沈从文很讲究“文字组织的美丽”。此外，他曾谈到短篇小说向古代抒情诗学习的好处，其中第一点就是“可使小说作者对文字性能具备特殊的敏感，从而产生选择语言的耐心”。正是由于他对小说语言美的不倦追求，《边城》语言的运用达到了随意驱遣、游刃有余的地步，形成了清丽柔美、新鲜生动、古朴隽永的语言风格。

《边城》的语言美，还美在小说人物的对话之中。在叙述和描写之中加入对话，使小说变得更加生动、传神，也使翠翠这个形象灵动起来，更加全面地展示出翠翠的可爱乖巧，显现出“清柔之韵”。如翠翠和祖父的一席对话。祖父说：“翠翠，我不去，你同小狗去好不好？”“要不去，我也不想去！”“我去呢？”“我本来也不想去，但我愿意陪你去。”一问一答，翠翠的乖巧可爱，便跃然纸上，这是语言稚化的功效。

二、人性美

沈从文质朴灵动、婉约柔美的文字语言，描绘出了恬静、祥和的小说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出的人，又会散发出怎样熠熠发亮的人性美呢？

首先是小说中的祖父。老船夫的独生女15年前和一个茶峒军人唱歌相熟，很秘密地背着父亲发生了暧昧关系，结果不想有了小孩。父亲对此并未追究，没想翠翠母亲生过翠翠后，就随军人去了（殉情）。祖父一人默默地将翠翠养大，对翠翠百般疼爱，从未将翠翠母亲的过错归咎到孩子身上。这就是小说的第一处人性美，祖父不会为此感到羞耻而不管不顾翠翠，村中人也从未因翠翠的出身而对她有半点嘲笑与欺辱。以致翠翠到后来才慢慢知道自己的身世，健康地成长为一个亭亭玉立、可爱乖巧的女孩。在沈从文的世界里，人总是那么地温情，爱与理解总是那么地浓厚，以至于性的发生都是那么地顺其自然，没有任何的不可理解。

其次是吊脚楼妓女。沈从文在湘西世界里，总是怀着极大的同情描写吊脚楼上的妓女，这些作品久未印行。湖南已故老作家蒋牧良同志说：“他在作品里把妓女都描写得那么善良，怎么会出他的作品？”可见沈从文对于妓女的描写，渗透了更多的人性美在里面。妓女在文中只介绍了一次，但是却令人印象深刻。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哪怕是妓女，都是有情有义，她们也会忠于自己的感情、自己心中的爱人，她们对待来者总是以诚相待，而且从未觉得羞耻。沈从文给了她们很高的评价：“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

最后是总督顺顺。沈从文对于总督顺顺在文中多处细致描写，他喜交朋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明白出门人的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但凡有人求助，一定尽力相帮。虽有小毛病，但却依旧那么公正无私，是一位高年硕德的中心人物。除此之外，在小说即将结尾处，总督顺顺还是没能够忍心放翠翠一个人，最终还是主动提出同意二老迎娶翠翠。他放下了大老的死与翠翠的联系的想法，放下了自己内心的担忧，选择了包容。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常人所无法做到的。也许我们有恻隐之心，会选择用金钱或是别的东西补救，而不是从情感。但是小说《边城》里的人性美，不光有爱、善与高尚，还有一份责任、一份承担。

三、爱情美

沈从文的《边城》最震撼人心的就是作品中所展现的人性美。在人性美中，翠翠的爱情比起现代都市人的爱情来，更爱得自然，爱得朦胧，爱得执著，爱得水晶般纯洁透明。

翠翠对傩送的爱，始终信守着自己梦魂牵绕的最初选择，没有因为人事出现周折而改变。哪怕傩送意外死亡，翠翠“哭了一个晚上”，最后还是独守渡船等待未有归期的傩送归来。由此可见，翠翠对傩送的爱是经得起考验的，是执著的。傩送对翠翠的爱也是执著的，他从一开始就明确地追求翠翠，但摆在傩送面前的婚姻有两条路：一条是娶翠翠，过一辈子撑渡船的日子；另一条是娶团总的女儿，从陪嫁中可以得到一座碾坊。是选择渡船，还是选择碾坊？实质上是要爱情还是要金钱的问题。傩送舍弃碾坊，甘愿为真心的爱情守一辈子渡船。他们坚持着自己爱的人，坚持着爱情从未因任何事情的发生而改变自己的心意，这也是一般人所不具有的。

参考文献：

[1]雷丽平.《边城》语言的诗话、梦幻色彩[J].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9，（04）.

[2]贺冬梅.试析沈从文作品的人文情怀[J].文学界，2012，（07）.

[3]柳友良.《边城》中的爱情美[J].文学教育（下），2011，（09）.

[4]王招明.描写妓女的作品[J].读书，198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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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边城》赏析 第7篇

一、清幽的田园:自然的歌谣

《边城》独具地方特色, 自然风物感性而迷人, 在一幅幅充满诗情画意的湘西风俗长卷中, 纤索悠悠的溪渡、依山凭水的小城、苍翠欲滴的竹篁、草色青青的崖壁, 无不蕴蓄着蓊郁的乡土气息。

在这水边小城, “走长路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 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生活其中充满率真善良人性的人们, 沐浴着湿润, 环境赋予这片土地以清雅和灵动, 宛如本色天然的世外桃源。

“风滩、茨滩不为凶, 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 青浪滩浪如屋大。”汹涌的江水激发了边城人的豪情, 赛龙舟、对情歌、闯险滩, 民俗的风情与自然的风光融为一体, 清丽的家园就像脍炙人口的歌谣, 幽远而流长。

二、清纯的人物:生活的歌者

美丽纯洁、情窦初开的翠翠, 滚滚江流中押船闯滩的天保, 龙舟竟渡生龙火虎的傩送……《边城》为读者描绘了一个个纯净自然、极富性情的人物形象, 通过一群湘西儿女特有的生活方式, 反映了“优美、健康、自然, 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翠翠, 如翠竹般执着的农村少女, 她清秀温婉, 心地善良, “为人天真活泼, 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 人又那么乖, 和山头黄鹿一样, 从不想到残忍事情, 从不发怒, 从不动气”。在日益成熟的生命中, 朦胧的情爱意识在心头萌芽, 母亲的故事使她倾心, 傩送的歌声让她神往, 但却因无以释怀而内心充满孤寂, 只能在情歌和梦境里感悟美好的爱情。李商隐说:“春心莫与华争发, 一寸乡思一寸灰。”鲍照说:“两相思, 两不知。”翠翠这样一种没法对人诉说的朦胧的表达, 便默默地融入那片青山绿水, 那片烟雨晨昏。

祖父是一位阅尽世事、饱经风霜的老人, 他“硬扎结实”, 坚韧通达, 因此在摆渡的职务上毫不儿戏, 他把对不幸女儿的哀思寄托在对翠翠的关爱上, 希冀排解孙女的凄凉迷茫, 却并不理解她的躁动情感, 他盼望翠翠找到爱的归宿, 又担心孙女重蹈她母亲的悲剧, “觅渡, 觅渡, 渡何处?”他心头充满矛盾, 并在无奈的孤独里顽强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最终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走完了他一生的航程。

天保兄弟同时爱着翠翠, 天保以千百年来沿袭“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方式求爱, 后来又以复杂的心情退出角逐, 显露出敦厚持重的秉性。傩送借唱歌的风俗表达对翠翠的爱慕之情, 因哥哥的死内疚地远走他乡, 有纤尘未染的爱恋之心, 也有血浓于水的手足深情。

三、清越的情歌:人事的歌诀

《边城》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 读来却感人肺腑。在牵连的人事中, 小说像一首清越的情歌, 反复吟唱的是人间至情的主旋律。

翠翠的父母在对歌中相爱, 她的父亲“便是当地唱歌的第一号”, 母亲性情乖巧, 性格强硬, 他们的爱情美好纯洁, 却为世俗不容, 因此含恨殉情。父亲“能用各种比喻解释爱与憎的结子”, 爱也可怜, 恨也缠绵。

诗意的中国形象:读沈从文《边城》 第8篇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中国形象

《边城》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 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 描绘了湘西边地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 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 生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读者, 也奠定了《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边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它塑造了一个诗意的中国形象。

一

《边城》创作于1934年, 在此之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 思想文化界出现的启蒙主义思潮逐渐成为主流, 启蒙话语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性话语, 对异国文化的肯定和对本民族的自我批判和反省意识的觉醒相伴而生, “民族自我批判性”已然成为时代的主题。

文学创作在实践启蒙思想上的表现, 就是向世人展示我们国家和民族贫穷、落后、积弱、愚昧、需要改造的特点, 展示一个否定意义上的中国形象。

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作家, 以尖利的笔锋, 将这种否定意义上的中国形象贯穿其整个文学作品中:无论是自然景物描写, 还是人物形象塑造, 传达给读者的, 都是负面的信息。

在对乡土自然景物描写方面, 鲁迅采取上直截了当的否定态度, 其笔下的故乡完全是一幅“枯藤老树昏鸦”的灰暗景象。比如在《故乡》、《祝福》等作品中, 故乡的自然景物都显得是如此的灰暗、荒凉和寂寥。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 鲁迅小说所着力表现的是国民性的弱点:麻木的看客、愚昧的乡族、自私的邻人。在《阿Q正传》中, 鲁迅更是把启蒙主义的核心命题“国民性批判”推到了极致;其余的小说, 也莫不从纵深处挖掘了国民的病态心理和精神瘤病。

在鲁迅的作品中, 中国形象, 中华民族的形象始终弥漫着阴暗的色彩。这种否定意义上的中国形象, 在鲁迅之外的其他“五四”启蒙文学作家的作品中, 也大量存在;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时期里, 它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文学, 它对改造国民精神和国民形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它引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其贡献是很大的。

但是, 一个国家和民族被这种负面的国民性话语所主导、所主宰、所压抑, 时间久了, 其国人势必产生抵触情绪, 产生逆反心理, 他们并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始终被人瞧不起。

于是, 当文坛被“国民批判性”话语支配多年以后, 焦虑中的国人渴望借助一种新的文学形象, 来展示本民族文化的魅力及生命力, 来实现对国家形象和民族文化的回归。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小说家应运而生。他们通过新的文学形象, 重建民族文化信仰, 重造民族新神话, 重铸民族精神, 重塑民族形象。《边城》则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 也是京派小说的代表作。

二

《边城》最大的贡献, 也是沈从文对中国20世纪文学最大的贡献, 是他通过对湘西自然山水之美的描写, 通过对湘西善良人性和纯朴民风的展示, 特别是通过对湘西人诗意性格的刻画, 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诗意的中国形象。

1.《边城》的自然山水之美。

同样是描述乡土自然景物, 我们可以看到, 沈从文笔下的故乡与鲁迅有着根本的不同, 甚至, 它们是对立的。鲁迅笔下的故乡始终笼罩着一层阴暗的色彩, 而沈从文的笔下的边城则显得那样的明亮艳丽:

“小溪流下去, 绕山咀流……溪流如弓背, 山路如弓玄……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在沈从文笔下, 河水清莹澄澈, 河底的景物清晰可见。美丽的自然山水让人留恋忘返。

“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 春天只需注意, 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 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 可做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 房屋在悬崖上的, 滨水的, 无处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 乌黑的瓦……”。作家用晶莹饱满、温润明亮的文字, 如诗如画般描绘了白河沿岸恬静幽美的山村。整部《边城》就是一幅轻描淡抹、烟雨朦胧、意境悠远的山水画;白塔、竹林、小溪、渡船这些景物, 更是浸润着中国古典文化的意象, 它实际上就是唐诗宋词的那种意境。

在《边城》里, 作家对湘西的自然景物完全是持肯定的态度, 它与鲁迅对乡土景物采取直截了当的否定态度大相径庭。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

这种自然山水之美, 对于小说里人性之善、人性之美的描写, 对于小说主人公的诗性人格的展示, 起到了铺垫和烘托的效果。

2. 善良的人性之美

《边城》作为一部中国乡土抒情小说的经典之作,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它首先表现了湘西边民人性之善良。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形象, 与鲁迅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有着迥然的不同。鲁迅小说中的人物, 大都是愚昧、麻木、胆小的奴隶形象;而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形象, 无论是渡船老人、顺顺, 还是翠翠、傩送、天宝, 都无一不是善良纯朴、聪明勇敢的形象。

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说:他就是要在小说中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 而又不悖人性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 首先表现的就是主人公善良的人性。

小说中的渡船老人, 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温柔, 凡是一切传统的美德, 他都具备。在渡船老人身上, 我们看到了一切传统的美德, 一切人性的善良。

小姑娘翠翠, 人小, 不吃公家俸禄, 所以她没有那么多责任, 但是她乖巧、勤劳, 而且心善, 是爷爷的好帮手。

顺顺仗义疏财, 扶强济困, 正直, 公平。他的两个儿子也是豪爽、直率, 遇到危险时, 能够挺身而出, 吃苦出力时从不退缩。

不论是渡船老人还是顺顺, 也不论是翠翠还是顺顺的两个儿子, 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 都具备传统的美德。人性的善良, 在这部小说中展现得非常充分, 这在鲁迅作品里是很难看到的。

3. 纯朴的民风之美。

沈从文把这种善良美德描写成不仅仅是个人修养的结果, 更是当地纯朴的风尚习俗使然。这里人人尊重古礼, “兵卒纯善如平民, 与人无悔无扰”, 仿佛世外桃源。他们不论贫富, 不讲地位, 没有欺诈, 善待别人。人与人之间相互友好, 道德高尚, 且古道热肠, 成人之美。不论村姑, 还是船夫, 或者水手, 他们都活得率真自然, 甚至连沦落风尘的妓女, 也显得那么富有真情。

4. 诗意性格之美。

沈从文除了对边城人性的善美浓彩重抹之外, 还处处展示边城人诗意的性格。小说中有一段关于美妙的歌声与美丽的梦幻的描写, 集中地突出了翠翠的诗意性格:“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 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的歌声浮起来了, 仿佛轻轻地各处飘着……”。翠翠为什么会喜欢傩送而不喜欢天保?因为吸引翠翠的, 是傩送身上充满诗意的品质, 他长得英俊, 山歌唱得特别好, 而且还选择很浪漫的对歌来决定婚姻大事。他们之间的爱情, 自始直终, 充满了诗意。

小说中的另一个主人公渡船老人, 也是一个充满诗意的人物形象。他也会唱山歌, 会吹笛子, 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在夏天的夜晚, 在满天星斗下, 在柔和的月光中, 他为翠翠唱歌吹笛。老人悠扬的笛声, 不仅会让翠翠感动, 也会感动我们每一位读者。

《边城》正是通过对湘西自然山水之美的表现, 对湘西人性之善和湘西纯朴民风的表现, 对湘西人诗意性格的表现, 构建了一个没有现代文明侵蚀, 没有都市喧嚣与堕落的美好而人性的湘西世界, 完成了对诗意的中国形象的塑造。

三

早在《边城》问世之前的“五四”时期, 就萌发了乡土抒情文学, 它歌颂传统, 歌颂地方, 歌颂乡土, 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依赖和眷恋。沈从文通过小说《边城》, 把这种乡土抒情文学推到了高峰, 展现了的诗意的中国形象。这一形象的出现, 唤起了国人对自我民族的认同感,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感。

以《边城》为代表的诗意的中国形象的出现, 并不是对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文学作家所塑造的负面的中国形象的否定, 实际上这两种形象正好代表了中国20世纪20到30年代完整的中国形象: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 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的漫长进程中, 她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 她有苦难, 有悲剧;但她也有文化优势, 中华民族以勤劳智慧的民族品格、不懈进取的创造活力、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 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李平、陈林群.20世纪中国文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M], 2004版, 第180-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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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忠.思想史视野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M], 2006版, 第208-218页。

[4]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M], 1979版.第3-50页。

[5]蒋泥、甲乙.速读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沈从文卷.北京:蓝天出版社[M], 2004年版。

论沈从文《边城》中的诗化手法 第9篇

沈从文早年只上到小学便投身行伍, 没有受过系统而扎实的语言训练。为了寻求一种“全然的独立”, 他只身来到京城, 凭着满腔的热情与倔强, 以一只秃笔在凶猛的城市默默打拼出一条文学之路。沈从文起初受周作人、废名、鲁迅以及一些外译小说的影响, 笔法简拙, 情感稍显轻浮, 大多作品表现其家乡湘西一种蛮荒而自然、原始粗砺而又生机勃勃的社会状况。及至1928 年之后, 其小说日渐成熟, 有意识地围绕“湘西”构建起一个浪漫而玲珑的文学世界[1]。

沈从文的《边城》气氛清新、温暖, 笼罩在一片和谐而纯粹的诗情中。在《边城》之前, 鲁迅以其《朝花夕拾》等回忆幼时乡村印象的叙事体散文给当时的文坛吹进一股清新之风。而其后废名的湖北乡间、芦焚的果园城都为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乡土视角。作为“京派”代表的沈从文, 其小说代表着“京派”作家典型、同一的思想观和美学观。根据吴福辉《〈京派小说选〉前言》, “京派是文学研究会滞留北方, 始终没有加入左翼文学联盟的分子”。又据“京派”对左翼文学的批评, 说他们“投机取巧”“见风使舵”与“情感主义左倾”[2]。由此可见, “京派”作家和左翼作家在艺术观念上的巨大差异, 当然也就不会写左翼作家那种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角度, 从阶级立场出发的“革命”之作。而更多的京派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描摹社会人生, 用爱与美来美化人生, 净化道德, 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从而创造出一个个人情洋溢、和谐圆融的“世外桃源”。沈从文自己就说, “他要将文学的‘希腊小庙’建立在政治漩涡之外”。由此不难理解, 其小说的唯美倾向与左翼文学“积极改造现实”产生的矛盾, 以至走到不同的方向。从艺术上讲, 《边城》作为沈从文的最佳作品, 它从本质上整体地体现了作家的文艺理念和艺术追求。

《边城》用浪漫包裹现实, 以饱含诗意的语言和散漫而自然的结构为主体, 用模糊飘滑的象征, 活泼生动的口语、方言以及反复叙事的技巧交织成一片清幽、渺远的气氛。就像蒋京宁对“京派”概括的总体意象为“树荫”一样, 《边城》宛如一块“浅蓝的水晶, 有着圆润、婉转的形状”。《边城》是一块蓝得悲哀、圆得可人的水晶, 在充满乡土气息的“树荫”下由一个伤凉的梦幻化而来。

“沈从文的笔特别甜, 墨特别饱”, 《边城》语言在自然中饱含着作家的独特用心, 慢慢咀嚼之后顿觉余香盈盈, 意韵渺远。而这样的效果主要源自小说无穷的诗意。这种诗性超越社会功利的范畴, 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的审美要求。

下面将从六个不同的角度对《边城》“诗意”的来源及其产生的美感作具体的分析和探讨。

首先, 从单纯的语言层面来讲, 《边城》的诗意体现在人物对话的蕴藉、活泼以及气氛浓郁的景物描写、风俗描写上。

《边城》第九节写到祖父进城后回家少了酒壶, 翠翠就说:“爷爷, 你倒大方, 请副爷同船上人吃酒, 连葫芦也吃到肚里去了!”翠翠的夸张一方面反衬出祖父的豪爽大方, 一方面也微微透露出自己对爷爷晚归的埋怨。接着, 二老送酒葫芦来。祖父为了撮合二老和翠翠, 便站在岩坎上喊“翠翠, 翠翠, 你上来歇歇, 陪陪客!”翠翠因无人过渡, 本打算上屋, 可爷爷这样一叫喊, 她反而不去了。

翠翠为什么就不上去了呢?最好的解释是:翠翠担心爷爷的老实和简单使二老误会。翠翠认为她和二老的爱情应是一种自然的事情, 倘若她立刻去陪二老, 她的这种“配合”将掺进一些虚伪的成分。所以, 翠翠不去陪二老除了少女的羞涩外, 更多的是翠翠那微妙的质朴的爱情观。

翠翠不去, 老船夫就开始和二老聊了起来。老船夫一味地称赞二老, “二老, 这地方配受人称赞的只有你, 人家都说你好看!‘八面山的豹子, 地地溪的锦鸡’, 全是特为称赞你这个人好处的警句!”这更就显出了这老头子的憨厚几近于傻了。在渡二老过溪时, 船一下子撞到了岸上, 可以看出翠翠与二老在一起时的心慌意乱, 说明她知道这个人就是二老, 而且她也喜欢二老。可是, 作者用“陌生人”三个字来代替“二老”, 这样委实写出了两人爱恋的含蓄、蕴藉。[3]38

沈从文曾说, “我的文字风格, 假若还有值得注意处, 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语言太多了”[4]167。《边城》里的人物对话有明显的口语化倾向, 表面上平白简单, 但实际上作家经过了精心的筛选和加工, 把人物内心的冲突转折与浓浓的感情从容不迫地渗透到了人物的话语中, 仔细品味起来煞有意味。

再如《边城》第十五节老船夫回答孙女的问题。“爷爷, 谁是第一个做这小管子的人呀?”老船夫道, “一定是个最快乐的人, 因为他分给人的也是许多快乐;可又像是个最不快乐的人, 因为他同时也可以引起人不快乐!”正如一些批评家所说的那样, 他们认为《边城》的不真实之一是沈从文没有给他的典型人物配上恰当而合乎身份的语言。但事实是沈从文仅仅想建一个“希腊小庙”, 把乡村生活看成高于城市生活的人生形式, “向原始文明淳厚朴实的乡村唱一支美的哀歌”。从现实的角度来讲, 老船夫的确说不出这样富有诗意的话, 但作为小说, 对现实描摹的逼真程度绝不是确定小说成就高低的唯一标准。像《边城》这样代表山水风物、人性民情诗意化特征的小说作为一种理想的乐土定有其独特的艺术取向。

除了对话, 在单纯的语言上, 《边城》的诗味更体现在小说中那些饶有韵味的景物描写和风俗描写上。

在小说的开头部分, 由于交代环境的需要, 环境描写的段落较多。例如第一节某一段叙述:“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 翠色逼人而来, 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 叫做‘翠翠’。”文字虽简短, 给人的印象却是那么新鲜而明媚。首先, 它交代了翠翠身边的具体自然环境:有山有水有竹, 且深翠可人, 一个“逼”字, 完全写出了那一派生气与清新。接下来, 小女孩的名字又被他的祖父“拾取”而来, “翠翠”两字, 自然而随性, 浸洇着亲近自然的浓浓诗意。

在描写翠翠外貌上, “翠翠在风里长养, 把皮肤变得黑黑的, 触目为青山绿水, 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俨然一个小兽物。”不难看出, 沈在描写上总喜欢让有关人的事物和自然发生联系, 使两者相互渗透, 互相交糅, 把人的性情赋予给黄狗、山水, 让人的品性染上大自然的特质。这样就使得物我一体, 生出许多微妙的情调、意绪。“移情作用替宇宙造出一个灵魂, 把人与自然的隔阂打破, 把人和神的距离缩小”[5]。从中国古典诗学来看, 我们的先人有深于取象、精于意境的古典美学传统。情境交融、寓情于景、托物言志作为一种传统的表达手法承袭了几千年, 对我们这泱泱诗国来说, 《边城》语言凝练、简约、清寂的古典味儿, 正是这一传统的诗性特质在小说中的发扬。

其次, 从叙述的层面来讲, 《边城》的故事显出一种“不紧凑”的散文化倾向, 这主要应从作家采用的“反复叙事”等叙述方式来探讨。

“起伏很小, 有时完全散文化了, 没有高潮, 没有戏剧性的场面”, 这是80年代《学术研究》对《边城》的评述。《边城》“不紧凑”的散文化倾向确实存在, 这种倾向使读者不容易把握故事的总体脉络。这种倾向不是作家有意为之的, 这主要是由于作家采用的叙述手法和语言风格所致。比如, 作家在讲故事的过程中究竟纳入了多少非情节内容 (细节描写、内心独白、抒情议论等) , 还有就是作家对待时间、空间的态度, 这具体牵涉到叙述中插叙、补叙、倒叙的采用以及是否对故事进行了时空交错的叙述技巧。这两个方面都可能导致小说“散文化”。

小说的“散文化”是摆脱古典小说单纯叙事的有力方式。在“散文化”过程中, 由于细节描写、心理描写、抒情议论性文字的增加虽冲淡了小说的故事性, 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小说的内蕴, 特别是抒情和心理描写的增加使小说愈来愈诗化。另外, 在时空上的自由操作也使小说在意义上断裂、模糊, 更多地增加了小说的诗味。

而结合沈从文的《边城》, 导致其小说散文化、诗化的一个明显的叙述手法是反复叙事[3]6。反复叙事主要是指一个句群中主语模糊不清、游移不定, 或者不确指行为施行者, 而通过一组行为、表现、状况按特定的关系直接陈述出来。《边城》中采用反复叙事的地方有好几处, 例如第二节第四段, 从“不拘谁个”到“这人”, 再到“大哥、副爷”, 以至“男子火焰高一点”之类的主语都没有确切指定, 事实上也没有必要指定, 因为作家采用这一手法的目的只是给读者提供一个大体而模糊的印象和气氛。尽管这样的交代模糊而不明确, 但缺少了这样的交代则会使小说的气氛减弱, 使得作家想要凸显出来的事实缺乏基调。这犹如画布上的底色, 缺少了就显得单调而没有对比性、烘托性。

而在《边城》里, 反复叙事的采用主要是起到了交代和烘托气氛的作用。具体来讲, 《边城》第二节第四段目的是想交代故事发生地的各类行当及其业主, 一方面让人觉得故事真实, 一方面能了解到那儿具体的经济状况、人情风貌。另外, 这一整段的叙述把这个边地小城淳朴厚道、宁静安适的印象留给了读者, 为后面老船夫、翠翠、顺顺等人的具体行为 (当然是与他们的善良、朴实等美德联系在一起的) 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基调, 以求凸显出来。

反复叙事作为《边城》的一个有力的叙述方式, 正如刘洪涛在《〈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所说, “因为靠了它 (反复叙事) , 才制造出相对静态的‘环境’和‘风物’, 其牧歌情调 (从某种角度来看也是一种“诗性”的体现) 就滋生在这样的土壤里。”[3]

《边城》“诗意”的第三个来源是从修辞层面来看, 其存在的多个具有典型象征意义的事物。而正是“象征”使小说主题凸显于文本表层, 使整个故事意趣飘忽不定, 产生无尽的“空白美”。就主要的象征来讲, 《边城》里有如下几个:白塔, 梦中的虎耳草, 咬人的大鱼, 陪嫁的碾坊, 渡船。不过, 我甚至觉得那条清澈的小溪都有象征味。所谓“象征”, 按王希杰《汉语修辞学》讲, “象征, 就是不直接描绘事物, 而根据事物间的相互联系, 借助于联想作用, 虽然只说乙, 但可以让人想到甲。”[6]具体来讲, 《边城》的第二句话就写到“关系茶峒风水”的白塔。而在其最后两节写到了白塔的倒塌和重建。白塔这一形象的首尾对照并不是一种偶然事件。根据小说里粗略而简单的提及, 可以肯定白塔象征着“边城淳厚质朴的民风”。作为西方现代派惯用的技法“象征”, 沈从文早年因读外译小说而受到其影响, 这是毫无疑问的。据《〈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所言, “渡船跑了, 白塔坍塌了, 这意味着诗性人格在现实面前所遭受的重创, 边城所象征的乐园的倾颓, 也提供了新生的可能性, 翠翠虔诚地等待, 二老‘也许明天回来’, 而白塔的重建都暗含希冀。”[3]97另一个具有典型象征意味的是“梦中的虎耳草”。二老的歌声浮起了春心萌动的翠翠。在宁静的夏夜, 翠翠梦见自己攀上陡峭的山岩采摘崖上的虎耳草。类似的叙述不止一次出现在作品中, 其他地方也几次提到“虎耳草”。特别是那梦, 沈从文以弗洛伊德式的思维揭示了翠翠内心的真实想法:她爱着二老, 而那爱又是那么清晰、执著, 那么柔弱、无力。所以从这点出发, 可以把“采摘虎耳草”这一梦幻的事实理解为“翠翠对爱情执著专一地追求”。而虎耳草, 很明显是对“美好爱情”的象征。另外一个与爱情相联系的是“咬人的大鱼”。“咬人的大鱼”也多次出现在祖孙二人的对话里。“咬人的大鱼”这一语汇来源于翠翠首次与二老的会面。而后来的多次引用皆与二老和她的感情 (或者说是“婚姻”) 相联系。所以, “大鱼”这一形象也可象征“爱情”。至于陪嫁的碾坊和小溪, 其象征意味不是那么浓厚。但粗略来讲, 对翠翠而言, “碾坊”象征“爱情途中的障碍”。而那清澈的小溪我以为是象征“纯洁、柔顺、美丽、善良的翠翠”。

象征作为一种含蓄、蕴藉的修辞手法, 在《边城》里主要有两个普遍性的作用。

首先, 它使小说的主题凸显了出来。据赵圆《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 “展示着‘健全的生命形态’, 但由于文明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荒僻的边城有‘雄性的人性’, 而上流社会里却是‘人性的荏弱’, 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构筑, 就是依赖于‘人性批判’, 他的批判武器是‘美’, 而‘美就是善’, 从而透露出对于‘善恶’的真正关心。”《边城》第二节写当地的妓女时这样写到, “这些人重义轻利, 又能守信自约, 即便是娼妓, 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从中不难看出沈从文对城市文明的稍显偏颇的评价, 于是, 朱光潜这样评论到, “《边城》是受过长期压迫而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的那一段沉忧的隐痛。”[7]压迫也好, 隐痛也好, 《边城》事实上是作家对家乡淳厚朴实的人情、健美淳朴的风气、清宛幽怡的山水的诗意化追思, 表达了对家乡的一片深情和挚爱。小说描绘的“人情美”虽说有些脱离现实, 对人物性格也有些诗意化了, 但作家要表达的就正是这种对“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的憧憬。所以, “白塔”也正是作家以赤子之心对家乡所有美德诗意地象征。

其次, 象征的运用营造出一层笼罩了整个文本的气氛。这种气氛通过渗透、交织, 透过故事“肌理”, 渗入小说“骨髓”, 强化了小说的诗化效果。小说中翠翠“梦里采虎耳草”的意象体现了爱情的朦胧感和不可把握性, 它对后来发生的变故作了一种模糊的暗示, 使读者的阅读期待和故事发展达到一种和谐。此外, 这个象征也含蓄地揭示了翠翠微妙的心理, 表现了她对爱情隐隐的渴求和对二老的喜欢。这样就使翠翠的性格显得更真实, 使形象变得更丰满。

另外, 就整个故事而言, 这故事、这边地小城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象征。沈从文对这“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的构建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现代社会理性主义、实利主义笼罩下你死我活、鲜耻寡廉的竞争之道的抨击和讽刺, 同时也表达了作家远离城市的复杂、堕落, 渴望回归自然、回归乡土、回归质朴生活的生存理念。现代社会在鼓吹“科技文明”的同时也滋生着一种自以为是的盲目乐观主义。但事实上, 幸福的实现、理想的达成需要的并不那么多。而《边城》则以“理想”和“梦”的形式, 为匆忙的现代人提供了一个简单而优美的“诗意的所在”。

从结构层面来看, 《边城》结构表面上看来散漫, 但实质上作家用心良苦。沈从文曾说“我愿意在章法外得到失败, 不想在章法内得到成功”。不难想见, 沈对那种结构太显的笨拙之作的鄙夷。事实上, 他想通过最自然的叙述方式讲他的故事而让结构不留痕迹地隐退。这样, 结构的自然化就在相当程度上消减了情节设置的逻辑性, 使更多非逻辑非理性而与心灵直接相通的东西显露出来, 从而增强小说的诗性。

“我愿意在章法外得到失败, 不想在章法内得到成功”。从小说结构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 沈从文对结构的处理是不同于同时代许多作家的。沈从文不像茅盾等人那样依着一个严密的结构图式按图缀文。《边城》结构上的散漫为许多人诟病, 这并不是沈从文对结构的忽视, 只是他不想让小说的结构太显露而有意识地使其隐入文本浓厚的诗情画意里了。试看汪曾祺早期作品, 如《复仇》, [8]可以明显看出沈从文对他的影响。汪曾祺在《复仇》里表现出的诗意化、散文化倾向正是传承了其师隐去小说结构而冲淡叙述的逻辑性, 使其自然化、诗意化的美学追求。

如果把《边城》的结尾从整体的结构上剥离而来做一个单独的分析,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结尾透露出意犹未尽的绵绵诗意。

汪曾祺在《沈从文和他的边城》里说, “《边城》的收尾是‘度尾’和‘煞尾’‘两种兼见’”。所谓“度尾”“煞尾”, 有人描绘, “如画舫笙歌, 从远地来, 过近地, 又向远地去;而‘煞尾’如骏马收缰, 忽然停住, 寸步不移。”就《边城》的结尾而言, 其结尾明显和所说的“度尾”是类似的, 是一个开放式的令人遐想联翩的结尾。

《边城》最后一句写到:“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 也许明天回来。”作家把这一令人心碎的不确定因素和翠翠的幸福连在了一起。这样, 它一方面使小说的悲剧意味无止境地延续了下去, 另一方面也使读者的阅读在猜度与想象里一直延展。也难怪沈从文总爱说, “美好的东西总带着那么几分悲凉”[4]54。这样的结尾对这样一个“梦”一样的小说来说真是恰如其分, 它让读者的心里生出好多奇思异想, 绮丽飘渺, 不绝如缕。

最后, 《边城》的诗意还体现在作家对人物性格以及行为的普遍美化上。尽管在解放前有“左翼”作家的责难, 在解放后又遭“人民群众”的批判, [9]但在当前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格局”的形势之下, 观照这纷纭的世界, 提取一种自由、纯净的角度来审视、剖析《边城》已成为一种可能。

在小说里, 除了中寨的那个乡绅为了得到二老作其女婿, 其所作所为稍显龌龊外 (实际上他们的行为本也不过分) , 其余的形象都是那么健康、优美。老船夫、顺顺、大老、二老、翠翠、杨马兵都显得过于完美, 甚至那些妓女也比城市中人要强。作家没有发掘人性中卑劣、阴暗的一面, 从现实的角度看, 这的确有失偏颇。但对于这样一个诗性的作品, 少一点丑恶也许更好。沈从文曾表述, “《边城》里充满了善, 希望读者能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 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 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的永远倾心, 健康诚实的赞颂, 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这种感情且居然能刺激你们, 引起你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 对当前一切腐烂现实的怀疑。”[10]这大概可以看作其写作的动机和出发点。

80年代有评论说, “许多人对《边城》评价过高, 连其思想倾向也全盘肯定,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被《边城》精美的艺术形式所惑。”[11]《边城》表现生活的范围确实有偏狭的嫌疑, 但以其在艺术手法上卓越的成就来看, 它不啻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精品。其精致、灵巧、含蓄、隽永的风格, 其弥散在故事中的绵绵诗意, 憨厚尽职的老船夫、清纯美丽的翠翠、勇敢质朴的大老二老……这一切, 都为后世文学提供了一种典范, 为现代人寻求到一个“诗意的所在”。

摘要：《边城》是中国现代抒情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其巨大的艺术魅力与文本所具有的浓浓诗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边城》的“诗化”气质是由语言风格、修辞手法、叙述方式等方面共同营造的结果。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诗化

参考文献

[1]钱理群, 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214.

[2]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253.

[3]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3.

[4]沈从文.沈从文散文选[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4.

[5]王润华.论沈从文《边城》的结构、象征及其对比手法[M].北京:学林出版社, 1989:214.

[6]王希杰.汉语修辞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3:303.

[7]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J].花城, 1980 (05) .

[8]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2:1-5.

[9]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79.

[10]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北京:友谊出版有限公司, 1979:162-176.

沈从文:游走于城乡之间的边城人 第10篇

一.生来就不是“乡下人”, 也不甘心做“乡下人”

在自传的开头“我所生长的地方”一节中说得很清楚:“我就生长到这样一个小城里, 将近十五岁时方离开。出门两年半回过那小城一次以后, 直到现在为止, 那城门我还不再进去过。但地方我是熟习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 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2]文中反复地提到“小城”一词, 可见沈从文从来就不认为他生活的地方是“乡下”, 从“我的家庭”一节中, 也可以看出, 沈从文的家庭在当时虽然已经家道中落, 但在当地却绝非“乡下人”, 至于沈从文在“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了一本大书”“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所作的描述, 历来被作为沈从文是“乡下人”的证据, 其实从沈从文“六岁时我已单独上了私塾”、“离开私塾转入新式小学”、“民三左右地方新式小学成立, 民四我进了新式小学”的记述看, 沈从文最多不过是一个接触过“乡下”的少爷。沈从文曾经在“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一节中记述过逃学偷人船划的玩童经历:“……‘少爷, 够了, 请你上岸!’”[3]从文中“乡下人”、“少爷”的称谓中, 不难发现沈从文不但不是“乡下人”, 甚至认为对方才是“乡下人”, 而在“乡下人”的眼中, 沈从文则是“城里人”。

可见, 如果以《从文自传》中对“玩童”经历的回顾与留恋, 来判断沈从文的“乡下人”身份多少有断章取义之嫌。

二.想做“城里人”却做不了“城里人”

1922年, 沈从文离开湘西, 只身来到北京, 但城里的“人生学习”显然没有沈从文想像的“似乎应当有意思些”, 他在《从现实学习》 一文中谈到当时的生活状况非常的艰苦, 他所居住的公寓都是湿霉霉的, 经常两三天不吃东西, 他在北京的日子, 非常人能够忍耐, 而且无人问津。但即使这样, 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从中不难看出他对“城里”的现实生活的幻灭, 但反过来看却可以看出沈从文渴望成为“城里人”的执着。

1925年3月20日, 在沈从文成为生活中的“城里人”也失去希望的时候, 《晨报副刊》 发表了沈从文的散文《市集》, 1928年, 胡适聘用沈从文到上海中国公学任教, 1930年到武汉大学任教, 1931年, 杨振声聘沈从文到青岛大学任教, 以上诸人都是新月社的重要人物, 可以这样说, 新月派再次点燃了沈从文成为“城里人”的希望。

新月派是一个以英美留学生为主体的文人小圈子, 更是津津乐道于精英教育, 但他们和沈从文这种“土鳖”有着文化基因上的天壤之别。在武汉大学期间, 胡适、陈西滢曾鼓励沈从文学习英文, 但是学了一个月, 沈从文发现“我连二十六个字母也背不清”。这决定了沈从文是青岛大学新月派中的一个另类, 自然而然会被新月派排斥在圈子之外。

虽然没有资料直接证明青岛大学新月派对沈从文的排斥, 但正是由于这“隔着一层”, 使沈从文“城里人”从精神上产生了一种隔阂、疏离。早在武汉大学期间, 沈从文就曾写信给他大哥:“我还是要坚持写作, 我的文章是谁也打不倒的, 在任何情况下, 一定还可以望它价值提起来”。[4]而在青岛大学期间, 这种“隔着一层”显然进一步恶化, 证据就是沈从文发表了《八骏图》, 该小说就直接以青岛大学若干教授为生活原型, 在沈从文的描述中, 这些“骏”外表“老诚”“庄严”, 满口的“道德名分”, 却一肚子男盗女娼。1935年12 月, 他在自存本《八骏图》的文后作了如下强硬的题识, 这种题识无疑更能说明沈从文内心的真实想法:“当时为学生举例作的。发表后使得教授们大不高兴。本来不是为他们高兴写作的, 所以只有让他们不高兴。事实上倒是把几位绅士画出来了。完全正确而生动的画出到纸上了。”[5]1935年12月10日, 沈从文又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发表了《八骏图》题记, 对所谓“城里人”的精英作了如下描述:“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 拘谨, 小气, 又全都是营养不足, 睡眠不足, 生殖力不足:这种人数目既多, 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个观念, 就是不大追问一件事情的是非好坏, ‘自己不作算聪明, 别人作来却嘲笑’的观念。这种观念普遍存在, 适用到一切人事上, 同时还适用到文学上。这观念反映社会与民族的堕落。憎恶这种近于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 应当是每个有血性的青年人的感觉。”[6]

事实上, 即使沈从文的“八骏”和梁实秋的“八仙”不能一一对应, 但将青岛大学的新月派精英显然进行了对号入座, 结果是沈从文无法再与这些教授共事而离开青岛大学。实事求是的讲, 新月派诸人并非真如沈从文描述的那样不堪, 沈从文之所以会对“城里人”由向往转而对立, 原因也许如孔庆东在 《试谈沈从文的自卑情结》一文中所作出的分析, 沈从文在面对“城里人”的时候, 始终无法摆脱“乡下人”的自卑情绪。苏育生在《胡适与沈从文》中提到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先后给胡适写了两封信。“前一封说, 为了不给学校‘弄笑话’, 先可使用一学期。他讲课恐只能给学生以‘兴趣’, 不能给‘多少知识’, ‘钱不妨小点’。如果将来认为他‘无用’时, 即使解聘‘也不甚紧’。后一信写在讲课之后, 说他对讲课实在‘对付不好’, 不知道哪些是对同学‘有用的话’, 以至‘很感不安’”1928年任教上海中国公学, 1930年任教武汉大学, 1931年作者青岛大学的经历, 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沈从文对“城里人”由自卑到不满再到对抗的心路历程。

三.从对“城里人”的自卑到对“乡下人”的自傲

沈从文借 《边城》 表达了对“乡下人”的情感:“对于农人与兵士, 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 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 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我生长于作品中所写到的那类小乡城。”相反的, 对于“城里人”却强硬的宣称:“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 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 还认识些中国文字, 置身于文学理论, 文学批评, 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 在那个社会里生活, 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 ’的人去看。”[7]简而言之, 《边城》这部书“城里人”是看不懂的, 而作者并不打算对此作出改变。

在《习作选集代序》一文中笔锋直指代表“城里人”精英的报刊、出版社编辑或评论家, 这篇文章的火药味更浓, 基本上可视之为沈从文以“乡下人”身份向“城里人”的宣战。文章一开头, 他就用讥讽的口气表明了双方的不可调和: 花费你们许多宝贵的时间, 我心里真难受接着, 沈从文又一再重申了这种不可调和, “不过我虽然写了许多东西, 我猜想你们从这儿得不到什么好处。“你们喜欢什么, 了解什么, 切盼什么, 我一时尚注意不到。”

更值得注意的是, 沈从文在文中对“乡下人”和“城里人”作了水火不容的对比:“我实在是个乡下人, 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 也不在自贬, 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老的性情, 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 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 顽固, 爱土地, 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 似乎太认真了, 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这乡下人又因为从小飘江湖, 各自奔跑, 挨饿, 受寒, 身体发育受了障碍, 另外却发育了想象, 而且储蓄了一点点人生经验。”即使乡下人来到城里, 这种矛盾也是不可调和的:“即或这个人已经来到大都市中……自然的, 表面生活我们已经差不多完全一样了。可是试提出一两个抽象的名词说说, 即如‘道德’或‘爱情’吧, 分别就见出来了。我既仿佛生命里注定要拿一支笔弄饭吃, 这枝笔又侧重在写小说, 写小说又不可免得在故事里对‘道德’, ‘爱情’, 以及‘人生’这类名词有所表示, 这件事就显然划分了你我的界限。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 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 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 城市与乡村的好恶, 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 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 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8]以上引文与其说是“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排斥, 不如说是沈从文干脆把自己放在了“城里人”的对立面。沈从文对“乡下人”的认同甚至自诩, 并非愿意做一个“乡下人”, 而仅仅是以此作为对“城里人”的逆反, 简言之, 就是由对“城里人”的自卑转而为对“乡下人”的自傲。

四.无“乡”可返的“返乡”

沈从文曾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表达过“返乡”的思想, 但事实上, 他只在1934年1月初因母亲病重回湘西探过一次亲, 很明显, 这次“返乡”并非出于自觉自愿。虽然沈从文多次提及湘西受到现代文明侵蚀而发生的变化, 似乎不能“返乡”的原因在于“乡”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乡”。其实, 更深层次的原因正如沈从文在《水云》中与自己的灵魂进行的虚拟对话:“你口口声声说是一个乡下人, 却从不用乡下人的坦白来说明友谊, 却装作绅士。然而在另外一方面, 你可能又完全如一个乡下人。”对于这种灵魂的拷问, 沈从文也只能选择“沉默”。可见, 沈从文的不能“返乡”, 根本原因和他当初离开湘西的原因居然在本质上有着惊人的相似:当初离开湘西是因为不甘做一个“乡下人”, 后来的不能返乡, 是由于不愿做一个“城里人”。沈从文之所以不能实现“返乡”, 因为沈从文从来就不是一个他所自诩的“乡下人”。

沈从文从一开始就不愿作一个“乡下人”, 而是渴望做一个“城里人”, 甚至对“乡下人”充满了一种厌恶, 这是他离开湘西最直接的动因, 但沈从文又不为“城里人”所接纳, 这使沈从文由自卑进而产生逆反, 自诩“乡下人”来对抗“城里人”正是这种逆反的表现, 沈从文作品中, 以《八骏图》为代表的“城市系列”和以《边城》为代表的“湘西系列”都是这种心态的文学呈现, 这种心态也注定了沈从文只能是一个游走于城乡之间的“边城人”。

摘要：“边城”是沈从文作品的核心, 沈从文研究的意义都是建立在对“边城”的不同阐释上, 抛开文化意义上的有意拔高, 从沈从文自身的经历和真实心态着眼, “边城”就是“城边”, 沈从文既不是“乡下人”, 也做不了“城里人”, 而只是一个游走于城乡之间的边城人, 这种边缘人的心态其实才是沈从文研究中所谓城乡对立, 或在更高层面上的传统与现代对立的真正出发点。

关键词：边城,沈从文,乡下人

参考文献

[1]郭沫若.《斥反动文艺》, 《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 1948年3月1日

[2][3][5][6][7]沈从文.《从文自传》, 第6页, 第28页, 第231页, 第253页, 第251页,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8年

[4]刘超.《讲台上的民国》第216页,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年

谈沈从文《边城》中的风俗美 第11篇

【关键词】 沈从文 边城 风俗美

鲁迅先生说:“有地方特色的,到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开《边城》,湘西的风俗人情便纷至沓来。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中说:“沈从文是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的。”基于这种爱,他总是把风俗写得很美,从容叙来,韵味绵长而动人。他的作品表达出的深深的同情,就是通过对风俗的情感认同而获得的。

一、激情澎湃端午日

《边城》中对风俗的描写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对端午节这种娱乐民俗的描写。譬如,作品的第三节这样写到:

“桨手每人持一支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向前划去。坐在船头上,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两支小令旗,左右挥动,指挥船只的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划动便即刻嘭嘭铛铛把锣鼓很单纯的敲打起来,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一船快慢既不得不靠鼓声,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便使人想起梁红玉老鹳河时水战擂鼓的种种情形。”

这样的喜庆风俗是何等的壮观,何等的美啊!作者把赛龙舟的整个过程细致地叙述出来,内蕴着作者对它的虔诚和赞美之情。作品中描写的那如雷般的鼓声、两岸人的呐喊助威声、庆祝胜利的鞭炮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向世人传达着湘西这一古老民族的强悍与旺盛的生命力。这声势浩大、激动人心的湘西古老民俗活动,蕴含着坚定、自信、奋勇、拼搏的民族活力。作者关注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塑,在对故乡这一民俗的描写中,包孕着他独特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感情。作者肯定它张扬人性,张扬进取精神的特点,借此传达一种希望,一种催人奋进的希望,表现了作者对湘西人民美好的愿望和信心。

二、别具特色婚恋俗

《边城》里还写了不少婚俗,提亲、陪嫁等。如作品中写到婚恋有“车路”和“马路”两种,这两种婚俗在本质上是有差别的,小说的爱情悲剧与这两种婚俗观念的矛盾有莫大的关系。前者与汉族婚姻一致,较名正言顺,婚姻的缔结较尊重长辈的意见,在这种婚姻观念的支配下,夫妻双方的责任和义务胜过感情,婚姻和爱情不能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后者与苗族婚俗一致,爱情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青年男女靠自己的歌声找到爱人,它可以飞越贫富不均筑成的高墙。天保走的是“车路”,他只知只有山歌才能打动翠翠,而不知道翠翠不爱他,却一味地埋怨老船夫。二老走的是“马路”,他和翠翠的性情和气质较相近,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在自然而然中产生的。随着天保的死去,最终造成了爱情悲剧。作者所展现的这一爱情悲剧,否定了汉族只要婚姻不要爱情的传统婚姻观,肯定了自由平等的婚姻观念,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三、真情流露吊角楼

吊角楼既是湘西水乡的一种特有的建筑,又是作为一种居住民俗被作者写入小说文本的。作者借吊角楼表现了水手同妓女率性而为的情感。作品里的水手与妓女的爱情真挚、热烈、活泼,跃动着原始的生命活力,洋溢着自然之趣。他在作品中写到:“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廉耻的都市人还更可信任。”作者把吊角楼作为展现男女真情真爱的舞台,表现他们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对此学者赵园这样评价:“对于辰河上的水手与吊角楼女人,他压根不打算作伦理的度量,而只去写生命力的恣肆迸溅处。”吊角楼女人和她们的水手情人,其实代表着沈从文自己的审美情感和审美态度,即不以道德、伦理去衡量他们的对错,而是从人性的角度去展示他们作为人应有的生活,表现男女自由的爱恋关系。

《边城》中的湘西世界是美的,瑰丽而温馨,像一幅画,更像一首优美、浓郁而又忧伤的“乡土抒情诗”,沈从文是基于对故乡诚挚的爱来描写湘西风俗的,他笔下的风俗具有优美、古朴、奇异的特征,这样作品就变得朦胧而神秘,具有奇丽的色调。从这些特异的风俗中挖掘出人们美好的情感和人性,展示出边城美好的“人生形式”,即便是对那些丑陋、落后的风俗,作者也是抱着宽容和原谅的态度的。

论沈从文《边城》中的水文化意蕴 第12篇

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一文中, 沈从文一再强调自己“文学事业”的基础并不是建筑在一本或一堆“合用的书”上, 而只是建筑在“水”上。沈从文是一位将水溶进自己生命的作家, 水既是他性格的写照, 也是他作品的灵魂。沈从文出生于依山傍水的湘西凤凰, 湘西水系发达, 自古就有“五溪”之称。沈从文生于斯长于斯, 水深深地透进沈从文的血液, 滋养着他的思想和性情。对于水的性格, 沈从文也作了如下分析:“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 柔弱中有强韧, 从表面看, 极容易范围, 其实则无坚不摧。”[1]沈从文实际上是以心灵和精神来与水沟通, 在水的滋养中, 沈从文逐渐形成了对生命的领悟:“我是对一切无信仰的人, 却是信仰生命”[2];“一个人过于爱有生的一切时, 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 亦即发现了‘神’”[3];“美固无所不在, 凡属造形, 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 即无不可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高意义, 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4]正是用各种感觉捕捉“美”和“生命”的人, 才会于沉思静观中领悟人生之道, 因缘际会, 水造就了沈从文柔中带刚、无坚不摧的性格。

黄永玉曾这样描述沈从文:“上善若水……他就像水那样平常, 永远向下, 向人民流动, 滋善生灵, 长年累月生发出水磨石穿的力量。”这是对沈从文人格的由衷赞叹和评价, 一语中的地指出沈从文人格中最重要的特质:追求“善”和“上”。

二、以水为中心的文化系统

水熏染着沈从文的性情和人格, 自然对其创作也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沈从文曾经说过:“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 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影, 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 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6]沈从文的作品形成了一个以水意象为主, 水的衍生意象及与水有关的周边意象的体系。无论是《边城》、《长河》等小说, 还是《湘西》、《湘西散记》等散文, 无不以水为背景而展开;水的衍化意象是指:水除了自然流动的液体形态之外, 还包括多种变体形式, 如雨、云、雾等。沈从文不仅仅把目光投向了水意象本身, 同时对云、雨、雾等衍化意象也不吝着墨, 其中雨是最典型的水的衍生意象。沈从文常常以雨、云为作品命名, 如《雨》、《雨后》、《水云》等。同云、雨一样, 沈从文作品的空气中还到处弥漫着撩人的风和缥缈的雾, 这些富于诗意的意象的加入使其笔下美好的湘西世界更加令人神往。如小说《渔》表现的是湘西骇人听闻的“杀鱼节”;翠翠 (《边城》) 、萧萧 (《萧萧》) 等少女都有过关于鱼的梦, 《第四》中“我”的朋友将鱼比作女人;另外频频出现的有关水的周边意象是船, 沈从文直接以船命名的作品多如牛毛:《船上》、《船上岸上》、《石子船》等。船是水手柏子们谋生的工具, 也是他们漂泊的家 (《柏子》) ;吃“水上饭”的女子也有。除船外, 沈从文还在作品中经常描绘碾坊、吊脚楼等颇富地域色彩的近水意象。《三三》中那个天真活泼的女孩从小便在碾坊旁边长大;《边城》中王乡绅家的嫁妆是一座碾坊。

综上所举, 我们可以将沈从文的作品归属为一个以水为大背景的系统。而这个系统并非只有客观意象的意义。荣格说:“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 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欢乐和悲哀的一点残余。”[7]水及其相关的意象在湘西这些闭塞的地方由古至今地延续和保存着, 这些意象能通过岁月的淘洗一直延续至今, 一方面说明这些意象在现实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同时这些意象在其生命延续的同时也积淀着一定的历史和文化。身为“五溪”之子的沈从文早已将水融入自己的生命中, 水在沈从文那里, 不仅是个客观意象, 同时也具有主观寓意, 促使他的作品形成了独特的以水为背景的文化系统, 这一水文化系统的三个主要方面:生命文化、爱文化和神巫文化, 而统观这些作品, 最能集中体现和透彻展现水文化寓意的是小说《边城》。

三、水文化的主要意蕴:生命文化;爱情文化;神巫文化

水乃万物之源, 生命之源。沈从文通过水来折射生命, 具体表现为:一是借水寓意人类的生存意志, 人类强悍的生命力。因为水那神秘的自然莽力, 是人的生命韧性的明证。《边城》中的老船夫和翠翠, 老船夫失去了女儿, 翠翠一出生没了母亲, 他们都失去了生命中的至亲, 但他们依旧活着, 一条渡船, 一只黄狗, 一间草屋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翠翠和老船夫简单、纯粹的生活, 正是水——生命不息, 流动不止的体现, 展现出边地人强悍的生命力。二是写水边人的一身蛮野之气, 呼唤人类的原始生命力。水乃阴柔的表征, 但其阴柔里仍透着几分“野蛮”、“雄强”的力量之美。《边城》里最能体现水——柔中带刚这一特质的就是两次赛龙舟场景。端午节是边地人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端午节的赛龙舟又是每年端午必举行的节日庆典。“带头的坐在船头上, 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 受伤拿两枝小令旗, 左右挥动, 指挥船只的进退。擂鼓打锣的, 多坐在船只的中部, 船一划动即刻蓬蓬铛铛把锣鼓很单纯的敲打起来, 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1]沈从文不吝笔墨地描绘了边城里两次端午节, 两次赛龙舟, 突现出边地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力, 那种自然 (水) 既养育同时也教育了边地人的雄壮、澎湃、野蛮的刚强劲, 这正是生命原始的力量和美的体现。

《边城》里写了水注入边地人生命的活力, 同时也写到了生命的结束, 而生命的结束也与水不可分割。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 《边城》里三次涉及死亡, 每一次死亡都与水相联。第一次死亡是翠翠的母亲, 母亲的死是故意喝冷水导致的;第二次死亡是大佬, 大佬为了成全弟弟决定驾船下行, 不幸被水淹死;老船夫因为意外的变故而心事重重, 终于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里辞世, 这是文中第三次涉及死亡。“夜间果然落了大雨, 夹以吓人的雷声, 电光从屋背上掠过时, 接着就是訇的一个炸雷”。雷雨之后“门前已变成为一个水沟”, “屋房菜园地已为山水冲乱”, “泊在崖下的渡船, 已不见了”。[2]老船夫就是在风雨交织, 雷雨将息的时候死去。至此, 水 (雨) 已不再是往日的熨帖与柔情, 而是成为夺去生命的刀刃。笔者认为, 《边城》里的水文化将其中的生命文化阐释得最为透彻的缘由就在此。生命文化最主要的两个内容是生与死, 《边城》里, 沈从文不仅展示了边地人柔中带刚的生命力, 也借水更准确是借由雨这一意象讲述了死亡。正由于水 (雨) 这一凭借物, 淡化了死亡的悲剧性, 一定程度上使死亡升华, 具有另一层意义:因为雨过后会天晴, 所以在这里死亡其实是生命的重生, 体现出边地人向“死”而生的豁达坚强。

就《边城》的创作动机而言, 沈从文如是说:“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 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 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 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 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8]《边城》里, 令读者印象最深的还是翠翠和大佬二佬间隐忍的爱情。翠翠在陪伴祖父渡船的日子里渐渐接触了爱情, 情窦初开的翠翠每次思念心中的那个人 (二佬) 时, 她都会坐在船上或者岸边, 思绪被周围的水汽烟雾牵引着走了很远。“黄昏照样的温柔, 美丽和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到这个当前一切时, 也就照样地在着黄昏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于是, 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翠翠觉得好像却少了什么。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 想要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 但不成。好像生活太平凡了, 忍受不住。”[3]这是翠翠心底的触动, 她想着在千篇一律的日子里能有所改变, 想结识新的人, 新的事来给平凡的日子注入新鲜的活力, 很明显这是少女思春的心情。“翠翠坐在溪边, 望着溪面为暮色所笼罩的一切, 且望到那只渡船上一群过度人……就忽然哭泣来了。祖父把船拉回来时, 见翠翠痴痴地坐在岸边, 问她是什么事, 翠翠不做声……想了一会儿, 觉得自己哭得可笑, 一个人变回到屋中去。”[4]像这样翠翠坐在水汽氤氲的烟雾中等待的场景读者一定熟悉, 沈从文总是把人物置身于烟雾缭绕的环境中, 营造出如烟似雾般的梦境, 制造出一种朦胧模糊的感觉。翠翠对二佬的感情, 犹如这烟雾, 看得见却抓不住, 若即若离;却也仿佛是被这层层烟雾所阻隔, 唯有将心底的爱意深藏。水汽烟雾的缭绕与翠翠心底的暗潮相得益彰, 恰到好处地渲染了翠翠与二佬间朦胧飘忽隐忍的爱情。

湘楚的神巫文化极大地影响了沈从文观照不同生命存在形式的视角,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总透着一股“神灵”气息。沈从文创作的《边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都反映了神巫文化, 而神巫文化都是通过水及其与之相关的意象体现的。

从微观来看, 依山傍水的边地人自然地生, 自然地死, 顺应自然给予的一切安排, 把日子一天天地过下去。“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 所有人民每个日子皆在这种不可形容的单纯寂寞里过去。一分安静增加了人对于‘人事’的思索力, 增加了梦。在这小城中生存的, 各人自然也一定皆各在分定一份日子里, 怀了对于人事爱憎必然的期待。”[5]边地人为何对自然如此顺应和服从?是因为在边地人心中怀有对自然的敬畏, 因为边地人信仰天, 信仰神灵。每当老船夫遇到难解的问题时, 老船夫总是自我安慰和解脱地说:“天知道呢?”“一切顺应天命吧。”正是因为边地人信仰神灵, 他们甘心将一切人事交给自然神灵来决定, 也相信神会佑护这方水土百姓。

《边城》最显著地体现神巫文化要从宏观层面来看:整个边地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一切都顺应自然的安排, 也顺从自然的决定, 一水绕城的河流沉默不息地流动, 既衬托着边地人生命的韧劲和力量, 也见证着边地人的悲喜交加, 生离死别:《边城》里, 母亲抛下翠翠饮水而死, 二佬受良心的谴责决定划船下桃源离开了翠翠, 最后, 翠翠唯一的至亲祖父, 也在雷雨交加的夜里撒手人寰, 遭遇了这一切的翠翠在一夜间长大。自然既赐予她生命, 赐予她苦楚, 同时也赐予她活着的勇气和力量, 所以翠翠依照往常一样把日子一天天地过下去。从宏观来看, 边城的水就成了自然的缩影, 透过这一派清波的映衬, 通过一连串人事的变幻, 折射出自然的“常”与“变”, 折射出自然的“定”与“动”等规律。我们读《边城》总觉得从中透着一股神灵之气, 正与沈从文思想里的神巫文化相呼应。沈从文通过对“水”意象的独特领会和挖掘, 从中找到了极富诗意的艺术传达方式。在水 (自然) 与人的交相辉映中, 构筑了一个和谐美好的湘西世界。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到水中潜埋的文化精髓, 水中渗透的文化底蕴, 促使沈从文选择水来折射平凡人生里的悲欢离合, 理性地思考湘西这片水土这方人民的生命形式和生存方式。

摘要：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具个人魅力和文艺风格的作家。沈从文的性情人格都与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体现着水的特质, 渗透出水文化的气息。沈从文的创作大多以水为背景, 讲述发生在水边或与水有关的故事, 众多的水意象及水的衍生意象共同形成了一个以水为中心的文化系统。在这一系统中, 生命文化、爱情文化和神巫文化是其主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