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范文

经济学范文（精选12篇）

经济学 第1篇

一、行为经济学

自丹尼尔·卡尼曼获得诺贝尔奖后,行为经济学逐渐发展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研究成果直接辐射到各商业分支功能如金融,营销和会计等方面的研究。行为经济学开始用人们生活中比比皆是的例子,直接挑战传统经济学的几个关键假设而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作为实用的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心理学与经济科学有机结合起来,以发现现今经济学模型中的错误或遗漏、进而修正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基本假设的不足。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是建立在“前景理论”的基础上,该理论的观点在以下几个方面:(1)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利的时候是风险规避的:(2)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的时候是风险喜好的;(3)大多数人对得失的判断往往根据参考点决定。简言之,人在面临获利时,不愿冒风险;而在面临损失时,人人都成了冒险家。而损失和获利是相对于参照点而言的,改变评价事物时的参照点,就会改变对风险的态度。

有国内学者将“前景理论”通俗地归纳为5句话:

1.“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在确定的收益和“赌一把”之间,多数人会选择确定的好处。所谓“见好就收,落袋为安”。称之为“确定效应”。

2. 在确定的损失和“赌一把”之间,做一个抉择,多数人会选择“赌一把”。称之为“反射效应”。

3. 白捡的100元所带来的快乐,难以抵消丢失100元所带来的痛苦。称之为“损失规避”。

4. 很多人都买过彩票,虽然赢钱可能微乎其微,你的钱9 9.99%的可能支持福利事业和体育事业了,可还是有人心存侥幸地去做。这称之为“迷恋小概率事件”。

5. 多数人对得失的判断往往根据参照点决定,举例来说,在“其他人一年挣6万元你年收入7万元”和“其他人年收入为9万元你一年收入8万”的选择题中,大部分人会选择前者。称之为“参照依赖”。

二、实验经济学

从1956年开始,弗农·史密斯在亚利桑那大学对11个班级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实验,验证了竞争均衡理论。据此实验所撰写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在1962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此后,实验经济学开始运用于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实验经济学是经济学家在挑选的受试对象参与下,按照一定的实际规则并给以一定的物质报酬,以仿真方法创造与实际经济相似的一种实验室环境,不断改变实验参数,对得到的实验数据分析整理加工,用以检验已有的经济理论及其前提假设、或者发现新的理论,或者为一些决策提供理论分析。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的信念十分坚定,实证方法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不可否认,这种假说演绎方法有科学合理的方面,但同时也有不少缺陷。例如,理论前提假设和数学推导排斥了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非理性和不确定因素。又如经验检验具有被动性和不可重复性的缺点。

实验经济学弥补了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缺陷,它将人类决策行为当作研究对象,把经济运行过程纳入到研究领域,从而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实验经济学以可犯错误、有学习能力的行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说,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简化与现实世界不一致的问题。实验经济学家可以再造实验和反复验证,用现实数据代替历史数据,克服以往经验检验的不可重复性。实验室建立的经济与现实经济相比可能特别简单,但是却一样地真实。弗农.史密斯采用只有三个网络节点的模型来模拟电力系统,其实验结果基本上能反映现实电力系统运行中发电企业和电力交易商的行为类型和特征。

经济学 第2篇

(1)现实中，人们对待风险有哪些态度?从同学的日常生活中的哪些理财行为可以看出个人的风险态度?(2)从本案例中你能解释出为什么俄尼斯特-沃克曼在个人理财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非理性?这种非理性是合理的吗?(3)如何理解“人们对于比平常多的钱趋向于风险规避，而对于比平常少的钱则更易表现为风险取向，而数目大小取决于他们的收入情况。”这句话?你觉得实验经济学家KahnemanandTverskv对问题的解释合理吗?(4)对于本案例不要求你有很确定的理由解释，但是，你能区分确定情况下和风险情况下的人们的选择行为的差异吗? 俄尼斯特-沃克曼在理财上是个保守主义者。他的年收入有2.5美元，他把其中的1万美元存入了当地银行，并且每月投资200美元在信誉卓著的债券和蓝筹股上。此外，每星期总有一两次，俄尼斯特会用10美元来买彩票;每年他还会带着1，000美元去一次毕勒斯睹上一把，而且他几乎每次都是空手而归。俄尼斯特是否像其他人一样，由于缺乏自制力或教育而把保守行为和冒险行为集于一身?或者说他是非理性的呢?对于像俄尼斯特·沃克曼这种并不罕见的理财行为，会有不少种解释。相对而言，其中的一些似乎更可信，也更吸引人。但我们仍然难以给出一个真正有说服力的答案。一个常见的解释是人们在多数情况下是理性的，俄尼斯特的赌博也说明了这一点。问题是这个解答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俄尼斯特和其他人的行为。非理性是没有层次性的，即使从大体原则上，它也无法被度量。因为它是对我们无法理解的行为的全部概括，是那种无法阐述清楚的东西。另一种可能性是俄尼斯特也许缺少理财约束，所以看不出他的行为中明显的不一致性。他在存钱和投资方面有着规则的理财约束，但理财约束仅此而已吗?假如他只是存1,000美元，并且每月用50美元进行相同的投资，我们就能况他有足够的理财约束吗?但为什么这种约束每星期会动摇两次，每年会消失一次呢?如果俄尼斯特明年不去华勒斯赌博，他就有厂足够的理财约束吗?这种解释不能对俄尼斯特的行为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因为它没有回答出什么是俄尼斯特的理财约束，更不用说对其他人了。另外，把这个问题归结于教育同样是无用的，我们无法判断什么样的教育对理财约束来说是恰当的。如果我们无法判定理财约束到底是什么的话，作为一种不确定的概念，理财规则不能被度量，因此，与之相关联的不同行为也不能被评估。还有一种解释是，俄尼斯特和许多人一样是长期储蓄和投资积累方面的保守主义者，或者说是风险规避者。储蓄和投资行为自身并无效用，而仅是达到理财目的的工具而已。相反，赌博是有趣的，起码对俄尼斯特和其他有相同爱好的人来说是如此，确实，赌博也被当作实现理财目的的工具，但赌博本身对那些定期赌博的人来说通常是快乐之源。对于俄尼斯特来说，赌博和赢钱的愿望是那么强烈，以至于使他专注于此，当然还会带来潜在的收入。俄尼斯特愿意以他输掉的钱来“购买”他从中感受到的快乐。理财经济理论难以对其进行解释，因为该理论假定人的理财行为是受着行为的效用及预期结果激励的。这种解释无法提供一种方法来区分。下面这两种行为：其—，像赌博那样的经济行为，人们为了他们自身的价值取向而参与进来;其二，那些可以充作工具的有帮助的或无帮助的经济行为。例如，俄尼斯特也许会通过买垃圾债券、低价股票或商品期权，来从事同样水平的风险/回报交易。但为什么他却愿意去赌博呢?这种解释缺少方法论和最终结论，因此并不可取也许俄尼斯特显出了规避损失的倾向。这意味着收入的价值低于同等程度的损失，这种情形很常见，也被认知心理学家们(KahnemanandTverskv，1984)用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即人们看轻他们已经拥有的事物，而重视尚未拥有的或将要拥有的事物，对后者财富上的价值赋予更多的主观价值判断，他们认为这是人的内在本性。赌博收入有后者，即未获事物的性质，而储蓄和投资被用以积累来增加已有的财富。损失规避解释了这样的谚语：“手里的一只鸟顶得上灌木丛里的两只。”有趣的是，接近现实的表述大概是两单位的价值损失(-2x)相当于一单位的价值得到(x)(TverskvandKahneman，1991)收益和损失的边际效用风险规避的解释可以结合这样的理解，即赌博可以看作是一种有积极意义的活动，它产生的赌博收益和赌博损失比它本身提供的任何一种解释都多得多。这种损失规避的解释在主流经济学看来是制造麻烦，因为它意味着机会成本概念应被不对称地看待，收益应比损失的价值更低。为什么1美元的收益等同于2美元的损失?如果把机会成本概念囿于无法解释的经验性规则，就不能引起以概念为导向的主流经济学的思考。最后的解释以人们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理性经济个体对最优既定目标有持续的偏好。持续偏好是指每个人有着隐藏的偏好，该偏好完全由个人确定，他们自己了解自己的偏好，每个人实际做出的选择会揭示出他们的偏好，但偏好并不会改变。激发个人做出抉择的有两种可能因素，它们是个人独立做出选择的边际机会成本，或是提出及表现出某种选择的条件。不变的偏好或“品味”包含风险特征。风险取向的行为既非理性也非不理性，在风险爱好和风险规避之间毫无理由地摇摆却是不理性的行为。对于俄尼斯特-沃克曼来说，这意味着不管他表现的行为是怎样的风险爱好和风险规避的混合产物，他的行为仍是不变的。如果俄尼斯特在某种场合下是风险爱好型的，在相似的状况下依然是风险爱好型的。在此，关键的词当然是“相似状况”。弗里德曼和萨维奇(FriedmanandSavage，1948)处理该问题的方法是推测个人有种效用函数，因此人们对于比平常多的钱趋向于风险规避，而对于比平常少的钱则更易表现为风险爱好，而数目大小取决于他们的收入情况。对于俄尼斯特的边际效用函数，假定俄尼斯特年收入35,000美元，处于X至Y的区间内。在这一范围内，少量的收入损失只会造成小部分效用损失，因此我们可以解释俄尼斯特为何买彩票。他的潜在收益巨大，因为潜在的高回报将使他很快进入边际效用递增的Y-Z区域。尽管玩彩票有明显的风险特征，损失的价值(货币损失X收入损失边际效应)少于收益的预期价值(货币收益X收益可能性X收入收益的边际效用)，因此俄尼斯特玩彩票是理性的。1,000美元损失很可能会使俄尼斯特来到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增区间，即在X-Y连线中点的左侧。如果他是一个风险规避者的活，结合考虑货币损失的大小，用收益的期望价值来弥补损失的大量价值是不可能的，因为每年1,000美元代表着长期收入中一笔数目不小的部分。虽然这能够解释他购买彩票的行为，却无法解释他到毕勒斯赌博的行为。俄尼斯特将35,000美元输得越多，每元钱损失的边际效用越大。如果赌博有其内在价值而不仅是有助于增加其财富的工具价值，那么我们能进一步理解俄尼斯特的行为。很明显，没有一种单—的解释能够完全解释俄尼斯特·沃克曼的行为。赌博所具有的内在价值、风险规避和弗里德曼一萨维奇的效用函数可被综合为一体来解释俄尼斯特的行为。但这仍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因为这些解释的理论来源彼此不相同。对这个难题尚未有更好的解释。

参考文献:

经济学奖：向制度回归的经济学 第3篇

中文名“欧琳”的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10月12日凌晨6点30分被一个电话惊醒,她以为这是一个寻常推销员的电话,当瑞典人在电话那头告诉她获得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她感到非常吃惊和兴奋,以至于不得不去厨房冲一杯咖啡来纾缓心情的巨大波动。

奥斯特罗姆的获奖已经不单单是理论的表彰,她改写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有女性获奖者的历史。在她之前,罗宾逊夫人曾经是最接近诺奖的女性经济学家,但最终与诺奖失之交臂。

奥斯特罗姆和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奥利弗•威廉森分享了2009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奥斯特罗姆获奖的理由是,她揭示了“公共财产运作是如何通过自主(联合)治理的方式获得成功”;而威廉森获奖的理由是,他揭示了“企业内部是如何发展成不同的组织结构来克服冲突”。他们同属于经济学中的新制度经济学一派。

新制度经济学的又一胜利

但两者胜利的深刻性,远远超过1991年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科斯的获奖。如果说科斯以“交易费用”为新的坐标来革命性地重新定义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那么,奥斯特罗姆和威廉森则分别沿着“市场以外”和“企业以内”的制度路线,重新延伸了传统经济学的内涵。奥斯特罗姆的着力点在市场以外的“组织可生长性”,即如何以自主治理方式解决公共物品效率难题上面,比如如何避免“公地悲剧”。威廉森则更深入发掘出企业内部科层组织结构变化的弹性和丰富性,丰富了“公司治理结构”之说。如果分别用一个词语来反映奥斯特罗姆和威廉森的学术风貌,则前者是“公共池塘里的自主治理”,后者是“纵向一体化”。

有趣的是,他们的胜利又在某种程度上是“含糊不清的派别”胜利。无论是西方世界的自由主义者(左派)还是保守主义者(右派)都可以将他们看作是本阵营的成功。

例如,对于奥斯特罗姆来说,她以研究哈丁的“公地悲剧问题”起家。传统的观点是,“公地悲剧”不可避免,人都是自私且短视的,总会存在“搭便车”的想法,所以公共财产的逐渐流失是必然的,个人理性带来的是集体的窘境。一个无主的公共池塘,必定面临着涸泽而渔的疯狂、一片均可“啃青”的草地必定遭遇过度放牧的悲剧。于是,解决公有财产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利维坦集权方式(例如国有化或者政府管制),一种是彻底的私有化。奥斯特罗姆发问: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呢?

奥斯特罗姆在读大学的时候(1960年代),就已经研究加州地下水(公共物品)的污染、水位下降和海水灌注问题,按照哈丁的“公地悲剧”、博弈论的“囚徒困境”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很难达成”,加州的地下水系统应当是“崩溃”的。但是加州的社区民众、组织、城市水供应商以及城市管理者在互动中不断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产生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共识、自觉式守则和用水规制,靠的不是行政从上而下的强制力,靠的是分享、理解、合作、博弈和惩罚,靠的不是“单中心主义”而是“多中心秩序”。

作为一个酷爱田野调研、热衷占有一手材料的“直面现象理论家”, 奥斯特罗姆继续考察了阿尔卑斯山草地、日本公用山地、西班牙韦尔塔和菲律宾桑赫拉等案例,她发现“公地悲剧宿命”并非能统治一切,关键在于政府或者社会能够容忍和鼓励这些参与者能够自发生长出不同的组织方式和谈判方式,这才能保证公有财产能够有效率地运作而不至于“坍缩”。奥斯特罗姆感叹道,“既不需要迷信市场,更不需要迷信政府,因为还有个人生长为组织的过程,自由人的联合和互动过程,它们更值得依赖”。

于是,对奥斯特罗姆的理解就有了两个坐标。一种是“反霍布斯主义”的,她的学生乔治梅森大学Mercatus中心的Paul Dragos Aligica就认为,“她挑战了那种自上而下的集权驱动方式”。Paul Dragos Aligica偏向于保守主义者,乔治梅森大学是右翼的大本营;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从“反私有化”角度来理解奥斯特罗姆,他说“那种将私有化和产权绝对清晰看作是解决公地悲剧的理论被奥斯特罗姆严肃地摧毁,奥斯特罗姆证明了某种社会规制机制可以让‘公地运作有效”。从奥斯特罗姆本人的言论来看,她似乎乐于被归纳为右翼色彩的派别,但同时她也在“休克疗法”“华盛顿共识”以及“援助非洲问题”等事态上面持一种异议态度。她认为,应当发挥制度和组织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比如“休克疗法”就是一种单向的、强制式的从上而下推进方式,抹杀和阻止了民间和政府之间丰富的互动、妥协、权衡和必要的退却。而“援助非洲”这一公共品的提供看上去已经是一种“白人的道德负担”,变成一个“扔钱行为”,忽略了援助是需要激活非洲的各种个人联合、组织生长、因地制宜地发展解决方案和有效率和有策略促进社会健全和进步的行为。

她的想法启发了纳米比亚大象保护方式。纳米比亚将很小比例的象变成旅游中的狩猎资源,然后用狩猎收入来加大对大象的保护以及对潜在狩猎行为的防范和补偿。如果象进入居民领地,践踏庄稼,那么象的受益权将同该居民分享。在没有这一互动和分享的机制前,居民倾向于用猎枪将闯入领地的大象当场击毙。

模糊不清的融合

奥斯特罗姆1933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1954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学士学位,短暂工作后又回到该校读书,并于1965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有政治学背景的奥斯特罗姆有着一般经济学家难以逾及的视野。

奥斯特罗姆继承了伟大的波兰尼“社会秩序理论”的衣钵,突出一种参与者的互动过程中创立治理规则和治理形态,强调一种“多中心秩序理论”——参与者在竞争中尊重对方、根据不同情势发展不同的社会或经济合约,从而解决冲突问题。

例如,私人组织可以为公共部门生产;城市可以将消防和安检服务“私有化”(以色列);一个城市与一个私人企业签约提供扫雪、街道维修或者交通灯保养服务(日本);政府向家庭签发食品券和教育券,允许他们从任何授权的私人供给者那里购买(加拿大);甚至一个国家可以将自己的最高法院服务交给另外一个国家(新西兰的最高法院在英国)⋯⋯但如果政府是那种对社会组织的联合和生长极端畏惧的,没有科学发展观,那么“公共池塘”将是一潭死水。

威廉森的组织理论,同样可以为截然不同的阵营提供子弹和思想支撑。威廉森最核心的几个词语是“纵向一体化”和“机会主义(敲竹杠)”。我们以一个肉商故事为例,肉商原本只想专门卖肉,肉的保鲜服务则由跟冻柜商的长期合同来形成,但冻柜商发现肉商对其高度依赖后(脆弱的资产专用性),开始威胁(实施“机会主义”),肉商面临巨大的外部风险,他一气之下开始自己生产冻箱。随后他想把肉卖到更远的地方,却又受火车运输商的欺负,于是他又开始兼并火车业务,他在产业链上下游都进行了扩展。威廉森非常深刻地揭示出企业的科层结构弹性变化是如何将外部风险不断“内部化”,而这个过程又提高了内部官僚化和臃肿化的风险。

威廉森的理论必定和“反垄断理论”有纠葛。尽管威廉森一直认为“纵向一体化”是商业组织正当而弹性地生长,而横向一体化(例如同级兼并,肉商兼并肉商垄断供应提高肉价)才有“垄断地位的嫌疑”,在1973年他还为一家零部件实施专销并订高价的自行车产商辩护,认为他们通过这种专销下游零部件的方式来保持商家产品的信誉和良好的质量控制。看上去威廉森并不是一个反垄断的爱好者。但讽刺的是,反垄断学者例如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以及鲍曼(Ward Bowman)都是从他那里吸取营养,比如鲍曼开发的“传导效应”——例如中国电网博弈,占据优势地位的电网公司开设发电厂,让其自己的电优先上网,不仅获取上下游利润,同时也可以同非嫡系的电厂“压价”,这就是所谓的利用原先优势进行纵向一体化后的“传导效应”。这一思想已经堂而皇之写在了诸多国家的《反垄断法》里面。而“传导效应”的源头则是威廉森的“机会主义”假说,即强势的商人总是有动机,利用对手资产专用性的特征,产生“敲竹杠”行为,从而获取利润。“纵向一体化”既是一种规避机会主义的做法,同时也可以变成一种新的“敲竹杠”方法。

浅析“克强经济学”与供给经济学 第4篇

二战之后, 凯恩斯主义占据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统治地位, 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 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即扩大政府开支, 实行财政赤字, 刺激经济。但是凯恩斯主义人为地扩大需求, 导致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滞胀”局面, 其正宗地位受到极大冲击, 供给经济学于此时在美国应运而生, 因强调供给即生产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而得名。1980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 实施“里根经济学”, 其背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供给经济学, “里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如削减政府开支、减税、改革规章制度等正是供给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供给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信奉“萨伊定理”, 强调供给第一

在需求和供给关系上, 供给经济学信奉“供给创造其自身需求”的萨伊定律, 认为凯恩斯的刺激需求措施是引起滞胀的根源。其逻辑是:需求增加并不一定造成实际产出增加, 反而容易引起物价上涨 (特别是货币超发时) , 导致储蓄率下降, 利息率上升, 从而影响投资增长和技术革新, 滞胀因此形成。

供给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标志是供给水平和能力, 应当研究如何促进生产、增加供给, 而非仅在需求和分配上做文章。国家应该制定“供给管理政策”来刺激储蓄、投资和劳动者工作积极性, 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就业和物价平稳。

1.2 主张市场经济, 反对政府干预

供给经济学基于萨伊定律, 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供求总是平衡的, 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发挥企业家精神和才能的最佳经济体制, 政府干预私人经济, 只会给予过多的、不适当的管理限制, 从而阻碍了企业生产增长。例如价格管理、失业救济、规定最低工资水平等政策造成工资与物价水平在危机时依旧坚挺, 而政府大量的转移支付造成社会资本的浪费, 阻碍了生产, 削弱了供给, 造成供求失衡。

1.3 降低税率, 刺激供给

供给经济学认为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 但是供给水平的大小即产出取决于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情况, 而劳动力、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取决于各种刺激, 在所有的刺激中, 税率的变动时最重要、最有效, 税率的变动影响着劳动力的供应, 影响着储蓄、投资等各种经济活动, 人们关心的是税后收入。

减税有诸多益处:减税能刺激储蓄, 增加投资, 从而刺激供给, 增加经济产出, 抑制通胀;减税增加产出, 扩大就业, 同时刺激劳动者工作热情, 富人更富, 但是穷人也增加了收入;减税因为增加产出, 课税基础扩大, 政府税收可能不减反增。

1.4 削减政府开支, 反对赤字财政

供给经济学反对政府干预经济, 也内涵了政府要削减开支, 因为政府刺激需求的举债政策很容易造成财政赤字。同时还反对政府过多的军事支出和社会福利支出, 认为过多的社会福利容易滋生穷人的依赖心理, 不利于扩大就业, 提倡智力投资。总之政府支出容易造成企业投资减少的挤出效应, 政府要注重财政支出的平衡, 不能过多地去和企业抢夺社会资本。

1.5 实施限制性货币政策, 反对通货膨胀

正因为信奉萨伊定律, 供给经济学主张政府的货币政策应该有所限制, 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经济增长适应即可, 不可盲目扩张。

2“克强经济学”的内涵

巴克莱资本公司认为“克强经济学”有三个重要“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执政伊始, 新一届政府顶住了各方面要求中国出台新的经济刺激的呼吁, 同时整顿金融秩序, 特别是影子银行业务, 摸查地方政府债务, 为之后的结构性改革铺平了道路。

观察新一届政府出台的若干重大经济改革措施, 确实印证了国内外学者的判断, 即背后有着供给经济学的影子, 国内的贾康、白重恩等学者更是开创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新一届政府出台的经济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2.1 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

政府不断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 表明了政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心, 不断退出在各个领域的干预, 减少企业的经营成本, 刺激供给。如取消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准入类职业资格, 有利于降低就业创业门槛、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 激发创业精神。

2.2 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

城镇化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3.73%, 但离发达国家80%的水平尚有很大的距离, 政府现在认识到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 不是简单的让农民进城, 盲目城镇化只会加大房地产的泡沫, 形成虚假需求。户籍制度改革有助于让有条件的农村户口在城镇落户, 解除制度供给方面的约束, 刺激社会供给产出。

2.3 建立上海自贸区, 推动区域合作

为了应对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 在WTO规则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中国对外经济的空间与活力, 中国政府设立上海自贸区, 实行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制度、贸易服务、外商投资和税收政策等多项改革措施。同时积极倡导建立陆路和海洋丝绸之路, 进一步加强和欧盟、南美、非洲的经贸合作。通过制度改革来减少政府对外经贸的干预, 通过国际货物运输路线和方式的优化来降低企业成本, 刺激了外经贸供给产出的增加。

2.4 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一方面可以让民间资本有较好的投资出路,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可借产权变化来改变公司治理结构, 实现企业管理的现代化, 从而避免和减少政府的不合理干预。

2.5 实施定向降准, 启用PSL工具

为提高“三农”和小微企业的供给能力, 通过定向降准鼓励金融机构提高配置到“三农”和小微企业领域的贷款比例,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了支持棚户区改造, 央行向国开行发放万亿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同时坚决压缩产能过剩行业包括房地产的贷款。货币政策有保有压, 新增贷款规模不断缩小, 严防通胀。

3 对“克强经济学”的进一步思考

从以上分析来看, “克强经济学”下的主要经济改革措施体现了供给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但是基于供给经济学理论, 尚有出台新措施的空间。

3.1 降低税率

有学者测算目前我国宏观税负达到40%以上, 而一般发展中国家税负在20%左右, 美国是30%, 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普通劳动者的减税, 同时规范不合理的收费, 激活中小微企业的供给能力, 提高劳动者的储蓄和消费水平。

3.2进一步削减政府开支

目前国家和地方已经在大幅度压缩三公消费, 但在公车改革这块需要加大力度, 避免车补成本超过改革前用车成本。

加快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薪酬改革, 避免社保基金亏空而增加政府的额外财政负担。

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视地方债务问题, 不能再轻易盲目乱投资增加债务, 尽量退出经营行为, 只提供公共产品。

3.3 加快反垄断的步伐

供给经济学是基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假设, 垄断既压抑了供给, 又限制了需求, 因此国家需要加快反垄断的步伐, 反垄断的对象包括在中国市场上经营的所有国内外垄断企业, 要打破垄断的制度壁垒, 允许不同资本自由进入, 同时要注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启蒙消费者维权意识。

摘要：外资机构巴克莱资本公司于2013年6月底提出“克强经济学”这个概念, 意指李克强总理为中国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 其经济思路和政策取向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有人把它与“里根经济学”进行比较, 发现其理论基础也是供给经济学。本文介绍了供给经济学的起源及主要理论观点, 并对“克强经济学”做进一步地思考。

关键词：“克强经济学”,供给经济学,萨伊定理,减税

参考文献

[1]巴克莱资本公司.李克强经济学的三大支柱[N].东方日报, 2013, 06.

[2]贾康, 徐林, 等.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基础的比较与分析[J].现代产业经济, 2013, 05.

[3]贾康, 徐林, 等.新供给经济学在中国改革中的关键点分析[J].现代产业经济, 2013, 07.

经济学 第5篇

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生态系统的生态结构。

人口、物资、资金、技术、调控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经济系统的经济结构。

在生态经济再生产过程中，人口、资源、环境、物资、技术、资金、调控等要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耦合,构成了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经济结构。

在生态经济再生产过程中，人口、资源、环境、物资、技术、资金、调控等要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耦合,构成了生态经济系统的整体结构，物流、能流、人流、信息流和价值流运转于其间。这些组分的有序组合，制约着生态经济系统的发展演潜。

物流、能流、价值流等通过链节逐级流动和传递。

能量系统

商人的经济学与治国者的经济学 第6篇

不过，说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是经济学的时代，并不准确。在此之前，中国社会的主流思考方式就是经济学的，虽然那是另外一种经济学。在经济学界内外，迄今仍能听到两个名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1990年代后盛行的是后者，并在学术界大体上替代了前者，但前者在学术圈之外仍拥有自己广泛的世界。因此，中国早就处于经济学时代，且保持着连续性。

哪种经济学?

1950年代以来，中国建立了集中经济体制，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政府成为经济性活动之直接控制与经营者。这体现于三个方面：第一，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通常是国有制，即政府占有资源，占有生产资料，开办工厂，开办商业、金融等企业。第二，这些企业也是国营的，也即政府直接经营这些工厂、企业，企业负责人由政府任命，其身份是国家干部，员工则是国家的雇员。第三，这些工厂、企业全部按照政府自上而下的全面计划，组织生产、商业活动。

这样的体制是按照当时的官方经济学中的制度蓝图建立起来的。因此，那个时代就已经是一个经济学的时代。每个人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反复接受官方的政治经济学教育——迄今依然如此。因此，当时思考问题的主流方式基本上是经济学的。那个时代也自然形成了经济学帝国主义：历史学领域的“五朵金花”，几乎全部与经济有关；即便在文学评论领域，人们首先关注的是作者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

当然，那个时代是比较特别的。从一个侧面看，那是一个政治的时代，但彼时的政治却是使用经济学的术语进行的。用当时流行的话说：政治的背后是经济，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构成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则是由生产力状况决定的。官方经济学正是以此为建立和维持国有、国营、计划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彼时的政府就是一个庞大的公司：政府像公司管理层一样统一指挥人们进行生产、消费、积累等经济性活动。

因为官方经济学在公众、在政府、在教育体系中有那么深厚的基础，所以，1990年代以来出现的经济学热，也就不难理解。因为，人们早就已经熟悉了经济学的术语，也熟悉了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当然，此时流行的是西方经济学，因而，影响公众的经济学的内容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这个所谓的西方经济学，基本上是19世纪后期形成、在20世纪积累了深厚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罗宾斯曾经给这个经济学下过一个经典而简短的定义：经济学家研究如何有效率地配置稀缺手段。1950年代后盛行的官方经济学是论证政府控制、管理经济活动服务的信仰与知识体系，其理论框架中的经济活动主体是国家，或更准确地说是政府。西方经济学则实现了个人主义转向，将个体视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此个体透过理性选择实现其收益之最大化。这样的经济学或可称之为商人的经济学。在这个经济学理论体系里，只有相互竞争的个人，而没有政府，这一点与官方的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强烈对比。也因此，两种经济学体系之间曾经发生过不少观念、理论、政策建议上的冲突。

不过，在政府官员、公众的心智中，这两种经济学是混杂在一起的。官员、一般民众在学校学习的是官方经济学。在校外，比如在大众媒体上、在财经作者的著述中，接触的则基本上是西方经济学。如果说1990年代确实是经济学的时代，那也是两种经济学体系的混合。只不过在不同的人那里，两种体系的搭配比例不同而已。人们在不同的场合依据不同的需要而交错运用不同的经济学概念体系与思考方式，有时是无意识的，有时则是有意识的。

一个基本的搭配结构是这样的：人们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处理私人事务，在公共事务领域则运用官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在1990年代流行的最大社会后果，也许是对“私利”的启蒙：它对斯密的体系进行了割裂，以一种过分简单化的逻辑论证了：私人利益并不可耻，增进私人利益反而是光荣的。经过经济学的这一启蒙，人们开始光明正大地普遍信奉收益最大化的信条。人其实总有自利之心，但在以前，人们对此还是遮遮掩掩的。通俗作家笔下的经济学则说：自利就是美德。于是，实现自己收益最大化，就被人们普遍作为人生的道德指南。这一点，商人自不用说，普通民众、官员亦然。

民众可能会用官方经济学的话语来批评自己不满意的社会现象，比如，人们会依据官方经济学来批评政府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方案。官员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更是本能地坚持官方经济学的基本命题，比如，他们仍然坚持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广泛、深入控制。今天人们看到的政府的公司化、商业化，不过是原有的政府直接控制资源、经营企业的体制的延续，而官方经济学对此是可以提供论证的。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可理解当下中国民众、尤其是各级政府官员的心智。毫无疑问，如果进行一番国际对比当会发现，当代中国人的心智之经济学色彩可能是最浓厚的。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小就接受了系统的经济学教育。这其中，官员的心智又是所有社会群体中最有经济学色彩的。他们自如地在两个经济学体系之间转换，让不同的知识为我所用。而中国当代社会的诸多严重问题，也恰恰渊源于此。

回归秩序的经济学

上述两种经济学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气质：物质主义。两者都强调对于物质利益的获取、占有、支配，并享有其好处。只不过，官方经济学里的主体是政府，强调政府对于资源、财产及其收益的占有，以增强国家的力量；西方经济学里的主体是所有的个人，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个人实现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策略，至少中国人是如此理解的。前者以政府为商人，后者则以个人为商人。

这样的观念体系，当然会导致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人不是商人，或者说，正常的人不应当只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计算机器。当经济学成为一种盛行的迷信，当利益最大化成为社会普遍的道德信条，把人们联结在一起的非经济性因素，就会被人们当作商业性质的问题来处理。比如，很多经济学通俗作家曾经用经济学分析爱情、婚姻、友情、孝道等等。此时，社会秩序必然趋向松动、扭曲以至解体。

同样，一个正常的政府也不能是商人。斯密在《国富论》中曾经说过：“论气质之不相容，无过于商人与君主。”商人可以以最大化收益、最大化财富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按照斯密的说法，在恰当的制度框架下，商人的这种努力将有助于公共利益。然而，政府如果也以最大化即时的收益和最大化资源占有、财富积累为目标，则必然使整个经济体系扭曲。或者是政府既为裁判员又

为运动员，而置非政府的商人以不利位置；或者是政府给予某些商人以特权，让其他商人处于不利位置；或者是政府让投资者、经营者作为一个整体处于特权地位，而令其他社会群体如劳工、消费者处于不利地位。简而言之，一个按照经济学的逻辑行动的政府，一个物质主义的政府，极有可能让自己成为特殊利益群体，或者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制造权利的不平等。当代中国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却面临种种问题，即是因为这种不平等。

当然，在现代工商社会，在政府必须承担大量公共品供应、因而需要充沛税源的社会，政府无法抛弃经济学。但是，明智的政府会远离形形色色的物质主义的经济学、商人的经济学，而坚守斯密所讨论的“治国者之经济学”。

斯密写作《国富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把政府从商人变回政府。斯密集中批评之对象是重商主义体系，这个经济学体系就是一种物质主义的经济学体系，它指导君主为了积累国家财富而对工商业进行控制、管制。斯密提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则是反物质主义的。他在第四卷《论政治经济学之诸体系》卷首写道：“被当作国务活动家或立法者之科学之一分支的政治经济学，为两个不同的目标而运思：第一，为人们提供丰厚的收入或必需品，或者更准确地说，让他们能够自己向自己提供那样的收入或必需品；其次，向国家或共同体提供足够公共服务之需的收入。政治经济学为使人民和国家同时富裕而运思。”

也就是说，治国者也是需要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乃是治国者所应当掌握的一门学科。这门经济学确实关注“国民财富之性质和源泉”，但斯密告诉治国者：创造财富是国民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向自己提供收入或必需品。因而，斯密眼里政府的三大职能，不包括资源之直接占有与财富之直接创造，仅限于提供公共品，维持秩序。换言之，斯密所设想的作为治国者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财富无关，而与秩序有关，与正义有关，它是一种秩序或正义的经济学。它讨论的主题是：政府如何维系社会创造财富的秩序，此秩序本身是国民基于分散的知识自发地合作、交换而形成的。

斯密的治国者之经济学原理让我们联想到儒家的教诲。儒家关注财富问题，它提出政府要“富民、养民、教民”。但孔子又明确地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样的教诲曾遭到西方经济学的中国信徒的广泛讥讽。然而在当下，这一教诲的价值已然凸现出来。

物质主义的经济学特别容易在官员、在专家那里诱发一种总量谬误：把GDP总量当成唯一重要的目标来追求。但在很多时候，总量会掩盖结构的失衡与秩序的扭曲。相反，孔子要求治国者把关注点从总量转向过程、结构、秩序。毕竟，对于社会秩序来说，重要的不是客观的财富总量，甚至不是每个个体财富之多寡，而是人们对于财富分配状况的主观认知，及基于此一认知而形成之财富秩序、社会秩序。如果大量民众感觉自己遭到不公平对待，富人的财富来路不明，则秩序就内在地具有不安定的倾向。这就构成了最大的社会问题，解决问题需要面向秩序本身，寻求“政理均平”，物质的、总量的增长，是不足以解决秩序问题的。

经济学 第7篇

一、本科开展实验经济学教学的目的和形式

近年来，国内一些著名大学已经在研究生教育中开设了实验经济学课程，但是在本科教育中开设实验经济学和前者有很大不同。在研究生教育中开设实验经济学，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掌握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因而侧重对实验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实验技术的介绍。而在本科教育中开设实验经济学，首要目的是通过实验这种新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提高学习经济学的兴趣，加深对经济学理论和现象的理解，其次才是让学生掌握实验方法。由于目的不同，因此实验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和形式也应有所侧重。

1. 以辅助性课堂实验为主要教学形式。

课堂实验是一种专门用来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原理的互动、简短的游戏。将课堂实验运用于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简便易操作的实验、深入浅出的情景设计，来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原理。比如讲授供求定理和均衡价格时，可以请学生分别扮演买卖双方，在课堂上自由讨价还价，达成交易。根据几轮交易的数据，就可以构造出需求曲线、供给曲线及均衡价格。这种强调学生主体地位的现代教学方式，使教师讲授与学生主动参与相结合，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创新能力和自信心。

课堂实验教学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为辅助，与经济学课堂教学相配合，每学期做3—5个重要的实验，使学生加深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二是将课堂实验作为主体，把所有的经济学教学内容变成若干实验，从实验中体会和学习经济学。由于后者要求教师对实验经济学有深入理解和把握，还需要有配套的课程设置(分开开设初级经济学和中级经济学)和较为完善的标准实验室，而目前还不具备大规模推广的条件，因此，辅助性课堂实验是一种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法。

2. 侧重验证型实验，适当开设综合型和研究型实验。

验证型实验是为验证已有的理论而设置的实验。在验证型实验中，指导教师将实验所需用品准备齐全，学生根据“实验指导书”中的操作步骤进行操作，观察并记录下实验结果，按照要求将实验过程和结果整理出实验报告。验证性实验适宜按专业课程的开设来实施教学，每门专业课程根据相关内容开设3—5个实验，如微观经济学可以在《消费者行为》一章开设个人选择实验，产业经济学中可以开设产业组织实验，金融学和证券投资学中可以开设证券市场实验和行为金融学实验等。

综合型实验建立在验证型实验的基础上，由若干门课程中有一定内在联系的实验组成，学生需要综合运用多门课程的知识来完成实验。综合型实验的重点需要放在展示知识的内在联系上，要求学生已经学习完基础课程，做过一定数量的验证型实验，因而比较适合在高年级学生中以专题课的形式开设。研究型实验一般是由学生(或在指导教师指导下)提出研究题目，自主或在教师指导下设计实验方案、实施实验，以得到创新性结果。这样的实验一般由学生自主实施，宜在开放实验室中进行，不宜和课堂教学相结合，但可以结合毕业论文或各种科技竞赛活动进行。

二、本科实验经济学教学的一些方法和技巧

目前本科生的实验经济学一般是以课堂实验的形式开展的，课堂实验有其特殊性，受到时间、经费和学生人数的制约，因此，要使课堂实验到预期的效果，需要注意以下几点方法和技巧：

1. 尽量使全班学生都参与。

目前本科生课堂人数都比较多，如果让所有的学生都参加到实验中来，不仅实验很难控制，而且时间和资金消耗都很多，实验效果反而不好。这时就需要采取一些灵活措施，既保护学生参加实验的积极性，让尽可能多的学生直接或间接参加到实验中来，又有效控制实验，不让实验花费的时间过长。根据我们的经验，分组是最好的办法。把全班学生自由组合，按实验要求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作为一个单独的决策主体，每组经过协商决定在实验中要采取的行动。这样虽然会使实验的用时略微延长，但能够使学生在随后的讨论中大为活跃。对于不适合分组的实验，可以选择部分学生参加，其余学生在旁边观察。为了能调动旁观学生的积极性，应根据实验的内容提一些启发性的思考问题，或在实验进行过程中由教师直接提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最好是需要认真观察实验过程才能回答的。如果实验要进行多轮，在不影响实验的前提下可以在适当的轮次调换实验的被试者，让旁观学生在某些轮次也直接参与到实验中来。同时可以选取部分学生作为实验控制人员，比如实验秩序维持者、数据记录者等，以尽量减少旁观学生人数。

2. 根据实际选择合适的报酬支付形式和数量。

为在实验中形成受控的经济环境，必须给被试学生支付报酬。支付报酬的目的是为被试学生提供激励，减少被试学生行为的变异性，降低甚至排除随机行为带来的干扰。实验经济学研究表明，报酬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其一，单调性(Monotonieity)。即被试学生认为报酬越多越好而且不存在饱和状态。其二，凸显性(Saliency)。即被试学生的行动与报酬的关系，应该能凸显实验主持者所希望的制度。其三，优超性(Dominance)。在实验中被试学生的效用变化来自实验报酬，除此之外的其他原因可以忽略不计。现金是最符合这三个条件的，所以国外和国内研究型实验一般都支付现金报酬。但对于我国以教学为目的课堂实验，支付大笔的现金显然难以做到。因此探求合适的报酬支付形式和数量是经济学实验的重要课题。将实验收益与平时成绩挂钩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这种办法不可大量采用，一是因为成绩的激励效果毕竟不如现金，二是因为学生成绩衡量的是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而这与学生在实验中取得的收益并无内在关系，因此用实验收益作为成绩会带来不公平问题。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尽量取得学校支持，如果能够得到少量的实验经费支持，那么就可以设计巧妙的报酬支付体系，支付尽量少的报酬，取得尽量大的激励效果。有效的办法是使用杠杆，如在被试中随机抽取一位学生支付其所获收益的一个比例，也可以在收益排名靠前的学生中抽取一位学生支付其一笔小额现金报酬。根据我们的经验，采用这些办法后，一次实验支付10元左右的报酬就能取得很好的激励效果。

3. 根据课堂实验的教学目的来组织实验。

课堂实验和研究型实验存在很多差别，研究型实验的目的是检验理论、发现新规律;而课堂实验的主要职能是一种教学工具和教学方式，目的是加深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检验理论和发现新规律的职能往往并不放在第一位。因此，(1)课堂实验应简短明了，尽量控制在一小时内完成。如果课堂实验跨越两小时，学生注意力分散，往往会影响实验效果。(2)课堂实验应便于操作。在课堂实验中尽量使用简单的便于寻找的道具，如卡片、信封等。在实验过程中，可以多应用电子表格，编些简单的运算程序，将实验数据和结果当场演示给学生看，既精确又一目了然。(3)正确编写与宣读实验指导语。实验指导语是具体指导被试学生如何参加实验的文件，应包括实验的重要信息，如实验目的、实验制度、被试学生可能采取的行动等，同时教师应事先准备几道为使学生理解实验的问题。编写指导语的关键是要做到正确、明确及易于理解，同时要避免暗示教师希望达成的某种效果。在实验时，主试或助手应大声朗读实验指导语或播放录音，以提高被试学生的注意力，让被试学生完全理解实验指导语中的内容。

4. 重视课堂实验的讲解和讨论。

研究型实验的关键在于观察实验结果是否和理论预期一致，因此实验结束后通常不讲解结果。但课堂实验的目的是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因而讲解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把学生在参加实验后的直觉和理论联系起来，从而可以获得很好的学习效果。实验的讲解最好采取讨论的方式。请学生根据实验数据总结规律，让他们自由发言解释这些规律，教师可以列举各种理由支持或反对这些解释，引导他们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在学生自己得出理论后，教师可以适时地对理论进行讲授。这里要注意的是实验只有在讲授理论之前做，才能保证学生不受理论的诱导。

摘要：在经济学本科教学中引入实验经济学符合教育规律。但在本科教育中开设实验经济学与在研究生教育中开设存在很大区别。经济学本科实验经济学教学应侧重验证型实验, 以辅助性课堂实验为主要教学形式, 同时应采取合适的方法和技巧, 以使课堂实验到预期的效果。

关键词：经济学本科教学,实验经济学教学,目的和形式,方法和技巧

参考文献

[1]张耀辉.实验经济学教程.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2]金雪军, 杨晓兰.实验经济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6.

经济学 第8篇

自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等人发起经济学发展史上著名的“边际革命”以来,新古典经济学家用主观效用论和边际分析方法取代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理论,经马歇尔集大成后形成新古典学派,并和后继的新古典综合一起发展成当今居于支配地位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但主流经济学理论发展中不断遭遇凯恩斯革命、斯拉法革命、信息经济学及行为经济学等理论冲击。另外,对社会经济重大事件,如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国家“滞胀”、尤其是80年代后由信息技术革命引起的经济持续增长和全球扩散等,主流经济学也因失去解释和预测能力而饱受垢病。2000年6月由法国经济学学生和老师发起并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使主流经济学的弊端和危机更为表面化。2004年“北京共识”的提出,强调创新、演化及多样性,标志着集中反映了主流经济学机械和决定论思维模式的“华盛顿共识”的终结。另一种有着悠久历史渊源和更先进哲学基础的经济学思想———演化经济学正在兴起,它对知识、创新和动态过程的系统化研究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经济发展事实的理解,可望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更符合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体系。

二、主流经济学危机的根源

新古典经济学以完全理性、一般均衡和比较静态分析,构筑了一个公理化体系,使之成为经济学历史上最为完善的一个研究传统。但这无法掩盖这一事实:新古典范式在产生时,其哲学基础———决定论和简单还原主义就已被科学界放弃,当代科学共同体普遍接受的是以复杂性科学为代表的系统科学观。主流经济理论中公理性假设如完全理性、个体效用同质、经济的一般均衡状态等等都难以满足,真实世界里的经济运行不是静态和直线式的,而往往表现为非线性、非均衡的复杂系统,这是新古典经济学脱离现实经济问题的根源所在。

(一)落后的哲学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观是存在论的机械世界观,将经济活动看成原子运动,个体同质,效用函数一样,经济活动围绕均衡状态运行,时间是可逆的。整个经济系统就像机械一样精确,根本特征在于其运动而不是变化特征,完全可以通过数学来描述,因而可以被操纵,进行实验和预测。这使得新古典经济学被称为牛顿经济学(布瓦索,2000)。这是一个线性叠加、没有间断、没有突变、只有运动没有变化的世界。这种世界观在方法论上表现为还原论的简化方法:多样性行为、不确定性都消失了,制度环境及历史因素的影响被忽略了,所有经济个体为了实现自身效用(利益)最大化而行动,由于整体是个体的简单相加,一旦个体实现了均衡,总体经济就达到了均衡状态。因而主流经济学家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大量构造各种函数,并进行优化求解,以找到理想中的稳定均衡状态和解释、预测经济的变化。

正如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瓦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1982)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91)曾警告的一样,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可能会成为逃避现实的手段,而不是帮助理解现实的工具。为了保证逻辑严密性而大量使用数学工具,严格形式化的结果是,通过这种决定论的过程对随机的经济过程加以处理,真实世界的经济活动失去了容身之地。创新、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事实被排斥在外,技术与制度、个体活动与经济系统之间的互相影响和演变过程被忽视;技术进步只表现为生产函数的改变,技术自身的产生和变化过程不被考虑,因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观里没有创新(变异),如果有也只是对均衡状态的暂时偏离。这么多理解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消失后,主流经济学不能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就非常正常了。

(二)理论内核概念的缺陷

随着经济学本身和其他学科的发展,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受到很大的冲击。

首先,“完全理性”这一“硬核”性概念受到质疑。在一般情况下,完全理性要求的完全信息是难以实现的:罗依·拉德纳(Roy Radner,1986)举例说,在一个完全特定的瓦尔拉斯系统中,如果商品种类、现实状态、现在时点和未来时点的数量都是一千(这在现实中并不算多),则存在10亿个不同的市场,要求行为人观察到所有这些市场的价格并给出自己的选择是不可能的。而且,亚尼斯·瓦洛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1990)对决策问题的文献研究表明,在行为人理智的情况下,仅仅因为无法确定其他人是否理性就可能出现非理性行为。再加上信息获得、计算能力、认知能力等方面的限制,理性行为人始终表现出一致的理性行为的可能性极小。

其次,对一般均衡分析和最优化框架,博弈论的研究表明,在复杂的经济活动中,即使行为人都是完全理性的,博弈结果很多时候也会出现多种均衡或无均衡解,而不是像一般均衡中那样存在唯一解和稳定解。同时,一般均衡分析将创新视为对正常状态的异常扰动,忽略系统外部变化的做法,正如演化经济学家霍奇逊(Hodgson,2007)所说,这样一个由简单的自我封闭的个体构成的经济理论结构,是难以持续存在下去的。

另外,混沌理论的研究表明,对于非线性系统而言,结果对初始条件极为敏感,因而即使在大多数人知道经济模型和经济运行信息的情况下,他们通常也无法得出可靠的预测结果,也就不可能进行理性的选择和行动。这使得主流经济学通过数学模型正确预测经济行为的思想受到重大打击。这还表明经济系统的历史情况非常重要。最近关于增长的文献也显示,世界上许多成功经济增长的例子都是始于界定良好、教育和产业单位地理集中的地域(Luigi Paganetto,2008),这使得主流经济学忽视时间、空间和历史差异的做法显得极不合理。

(三)观念的自相矛盾

主流经济理论中存在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

首先,主流经济学信奉的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依赖价格信号而进行自发调节,但要实现这一点,瓦尔拉斯式的拍卖者必须要掌握所有的与价格有关的信息,这种将知识集中到少数个别人手中的模型显然是一个集权体系,明显违背了主流经济学自己倡导的自由市场体系精神。

其次,为了追求经济学的“科学”地位,主流经济学研究中,个体被原子化、同质化,人被物化,人的主观能动性、人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地位丝毫没有得到体现,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经济学却完全忽视了人本身,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矛盾。

另外,在宏观经济学的建立上,主流经济学显得相当混乱。按照其整体等于个体线性叠加的简单还原思想,只要解决个人经济行为问题,所有的经济问题就都解决,因而新古典经济学长期不存在宏观分析框架。但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导致凯恩斯革命后,新古典主义通过对凯恩斯理论的形式化处理建立了新古典综合,这一方面表示主流经济学派已经承认自己的还原论错误;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又仍然希望在还原论框架下为宏观经济学建立新古典“微观基础”,并努力建立了新古典的宏观经济学,其行为与其哲学思想显得自相矛盾。而且正如阿罗(Arrow,1986)所说“在总量方面,理性行为假设通常没有任何意义”,“阿罗不可能定律”很好地揭示了这一点。因此,“单独根据行为人的某种超理性和经济的基本原则(例如给定技术和偏好)来解释宏观经济学的尝试,已经失败了”(Coricelli and Dosi,1988)。

三、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思想

演化经济学的思想渊源于19世纪下半叶德国历史学派,后来的马克思、马歇尔、凡勃伦和熊彼特等大师也贡献了丰富的经济演化思想。在很长时间内演化经济学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后,演化经济学获得了较大发展,在当前的“非主流经济学”流派中有重要影响,有可能在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难题的基础上成为新世纪的新主流经济学思想。

(一)世界观与方法论

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的存在论机械世界观不同,演化经济学的科学基础是动态的演化的有机世界观。演化经济学采用整体分析法,关注多样性,用复杂系统的观点看待经济体系;关注经济动态过程,认为系统按照特定种类的过程变化,把经济系统看成演化过程的产物。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表明,新古典范式形成于边际革命时期对牛顿主义经典物理学的类比和模仿。而演化经济学主要采用的是生物学的类比和隐喻。作为科学的一种新范式,演化和多样性的思想是在19世纪下半叶的生物学革命中诞生的。2O世纪初的量子力学革命、2O世纪下半叶的复杂科学本质上也与达尔文革命具有一致性。与牛顿主义的时间可逆、本质论思维和决定论世界观形成鲜明对照,达尔文主义则是以时间不可逆、个体群思维和不确定性的世界观为特征的。这使得演化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更先进和坚实,描述的经济活动与现实世界更相符。

研究方法上,演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框架有明显区别。演化经济学采用整体分析法,主流经济学采用的是简化分析法;演化经济学是对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开放、演变的系统(Dow,2000),而主流经济学是一个封闭、可预测系统;演化经济学分析采用种群原则(population thinking),即研究把经济系统划分为不同属性的亚系统,如技术、制度和特定的产业等,而主流经济学采取“典型代表一般经济行为者”的研究方法(typological thinking);演化经济学采用满意原则,追求更优结果即可,而主流经济学追求最优的结果;演化经济学重视历史对现状的影响,主流经济学不注意时间也无历史观。

(二)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与主流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以适应行为(包括惯例和创新行为)代替了理性行为,以有序结构代替了均衡结构,以渐变和突变代替了静态不变,在理论上进行了重大突破。演化经济学体系以“新奇”为研究中心,强调经济的演化过程包含着持续的或周期性出现的新奇和创造性,并由此产生和维持制度、规则、商品和技术的多样性。大量使用生物学隐喻,通过多样性原则、遗传原则和选择原则来界定演化过程,根据多样化、选择和变化的持续性,强调组织与环境共同演化现象。目前演化经济学主要涉及到组织、技术和制度三个维度,并正逐渐扩张至主流经济学一直忽视的空间地理维度。

(三)演化经济学的贡献

1. 给经济学提供更科学的范式。

如果说主流经济学的危机来自其落后范式,具有时代的局限性,那么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混沌理论和复杂性科学为代表的系统科学、生物基因工程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能力大大提高。演化经济学把更先进的科学范式运用到经济现象的研究中去,可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社会经济运行和变化过程,提高人类社会面临经济系统复杂性和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难题时的管理和决策能力。

2. 推进经济学本身的进步。

与主流经济理论相比,演化经济学在以下问题上已经推动了经济学的进步:非连续但不断出现的创新活动对总量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部门与企业在创新中的绩效问题;以演化方法理解市场机制及经济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现象;一定社会情境下规则以及制度的出现和变异;个人行为变异的基本原因,等等。

四、结论与展望

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固有缺陷使其难以通过局部的修补加以解决,经济社会的复杂性意味着这种简单还原论和决定论方法的理论体系在实践中迟早要被淘汰。演化经济学代表了更先进的科学范式和人类对未知经济世界探索的方向,并已经在提高人们对经济社会系统的认知上作出了一定贡献。但从目前来看,无论从理论的系统性、解释力,还是从实质性的政策贡献来看,演化经济学总体上还处于一种无序状态,难以马上取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演化经济学目前最重要的,是形成完善的研究纲领,建设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对各种非主流经济学的借鉴与整合中发展出自己的类似新古典“价格理论”的分析机制;并在反映现实经济活动的基础上处理好如何利用数学工具和现代科技手段使经济研究更加科学化和规范化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1]杰弗里·M·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M].任荣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贾根良.复杂性科学革命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J].学术月刊,2006,(2).

[3]杨虎涛.论演化经济学的困境与前景[J].经济评论,2007,(4).

[4]陈劲,王焕祥.演化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5]宋胜洲.基于知识的演化经济学——对基于理性的主流经济学的挑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6]王滨.科技革命与社会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与人文新视野[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

经济学 第9篇

首先要说明的是, 本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指马克思的《资本论》学说, 西方经济学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后到目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发展起来的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说, 以塞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人的《经济学》为代表。

一、起源与轨迹差异

众所周知, 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者共同的起源, 其代表人物是英国人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以劳动分工为起点, 详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初始的分配规律和生产模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认为亚当·斯密为自己提供了思想的灵感和来源, 只是这两个经济学在后续的发展和继承中走上了分岔路而已。马克思认为, 亚当·斯密在描述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上是准确的, 但受限于他的时代, 亚当·斯密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发展将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这一历史规律。马克思通过改进这一学说使之能够伴随历史进步而坚持其正确性。但西方经济学家们在亚当·斯密原有理论基础上, 通过对思想具化和数学建模的方式对古典经济学中的缺陷不断修缮完善, 像类似不对称信息、外部性理论等, 类似凯恩斯主义则是回应经济失灵现象。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是从不同的视角对亚当·斯密的理论做了发展完善, 它们只是在同一理论源头发生而形成的不同理论。

二、理论形成路径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几乎可以算是马恩两人的合作的成果。《资本论》真正的创作时间, 应从1844 年马克思把研究重点从哲学转入政治经济学后起始, 直到1865 年底第三部分草稿写作完结, 至1867 年第1 卷的出版, 大约20 年时间;后期第2 和第3 卷的写作和修订持续到19世纪70 年代, 总共大约40 年时间。所以说, 马克思本人对《资本论》核心思想的创作应该集中在19 世纪50 年代到80 年代这段时间。

而西方经济学是由西方众多经济学家共同积累而成的。自1870 年边际革命的蓬勃, 马歇尔的集成, 到张伯伦等对微观部分的完成, 自凯恩斯开创宏观体系, 希克斯等人的完善, 到塞缪尔森的整合, 再到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对自由主义的回归和供给曲线对宏观经济学的革命, 大约经历了一个世纪。正是由于这种不同的创作史的路径, 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来说, 西方经济学发展经历的时空跨度更大更长, 所以流派缤纷, 但是西经的内在体系逻辑不如马经的清晰连贯。

三、研究对象上的差异

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 经济活动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部分组成, 而西方经济学也包括这四部分。然而对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来说, 可以援引塞缪尔森在他《经济学》著作里的话:“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决定, 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 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 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消费之用。”简而言之, 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中合理配置而使人类需求获得最大满足的一个社会科学;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通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表述我们可以窥见一斑:“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由此便知,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看法是有明显差异的。

通常来讲, “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并与生产力建立联系来探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系, 而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政策问题作为其研究对象。相比较而言, 马经因为其建立的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 故而它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社会关系更为重视, 但西经则对解释和预测表层经济现象更为重视。

四、利益和立场上的差异

经济学其实是一种社会科学, 所以它有一定利益立场。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立场。

从阶级性上讲,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代表着工人阶级利益, 力证社会财富是工人阶级劳动创造的, 那些被资产阶级占有的财富理应重归工人阶级所有。而西方经济学的阶级立场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古典主义, 通过表现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全民福利、有利于把财富这块蛋糕做大等优势来证明其合理性。但双方无论从彼此汲取多少对自己有益的成分, 都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身的本质属性和阶级立场。历史和实践向我们明示, 经济学家总会主动或被动地去接受代表自我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 代表自我阶级的利益, 维护自我阶级的立场, 选择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等态度去研究、解释和解决经济问题, 鲜有例外。

五、研究内容上的差异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的基础。由于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大小, 商品价格只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认为, 虽然变化的供求关系会对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 但商品的价值才是商品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 供求关系只会使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而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以供求均衡为基础的, 它不像马经那样存在独立于价格之外并决定价格的抽象的价值本质, 而将商品的价值视作商品的交换价值, 是一种商品实物交换比例, 在货币条件下表现为商品供求均衡时的价格, 这样价值就与均衡价格完全一样了。

正是因为把价值定义成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 对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转化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一切非劳动收入, 工人工资只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化, 全部价值均由工人的劳动所创造。而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人”视作起点来研究, 认为商品价值是由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 仅把劳动当作一种生产要素进行研究。所以说西方经济学将工人的工资视同如利息、地租一样的生产要素对生产贡献的报酬, 因而不存在对工人剥削的问题, 认为这只是社会成员各方自发自愿交换的结果。

六、研究方式上的差异

通过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无论哪种社会形态都不会一直稳定永恒, 所以视社会发展为一个由客观规律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过程, 认为社会经济形态总会向更高级的形态更替。但是西方经济学始终坚持理性主义和唯心史观的方法论, 由于西方经济学基于这样的方法论, 因而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永恒稳定的存在, 构建了一种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规范分析也十分重视, 用抽象定性的方法研究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它的经济制度本质规定, 要特别注重对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但西方经济学却重实证分析, 通过描述、推理、计量、检验等方式, 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具体资源配置、分配制度、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宏观和微观的市场调控方法进行探究, 可达到为经济主体和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目的。

七、结论上的差异

综上所述, 不管是起源轨迹、理论路径、还是具体研究对象的确定, 抑或是研究方法的选择, 总之以上多种差异, 最终归结为马经和西经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结论上的不同。

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阐述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的, 它更着重于通过概括经济规律而使企业和社会利润最大化。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却是通过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特点来揭示资本主义的黑暗以达到弘扬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目的。简而言之, 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经济和供求关系, 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着重考虑资本再分配问题, 把资本在整个社会生产中以利润最大化为流通方向的整个过程作为研究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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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3]塞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8.

[4]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经济学 第10篇

一、科学性与假定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 在于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 吸取它的”合理内核”, 抛弃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神秘的东西, 还辩证法以唯物主义面孔, 使唯物辩证法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正是由于使用了辩证法, 才使《资本论》成为一个“艺术的整体”。辩证法就是在矛盾和运动中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事物矛盾的运动, 不仅推动了事物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 而且也包括了任何事物必然走向灭亡的结论。因此, 辩证法就是在任何事物的肯定中间同时也包含了对这一事物的否定, 这是辩证法的核心和本质。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 资本主义只是它的一个发展阶段, 这个阶段在肯定自己的同时不断地否定自己, 也是按照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存在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 在这个社会的母体内孕育和生长。马克思正是从这一哲学层面出发来认识世界, 建构起经济学体系的, 马克思由唯物史观发现了生产力与和生产关系的历史, 由唯物辩证法发现了社会经济活动发展的各种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如何结合起来进行生产的形式, 更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来揭示生产、交换等各方面的经济关系, 揭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阶级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分析经济问题, 在考察经济发展变化时, 更注重揭示其现象背后的本质。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与必然灭亡的规律性, 阐明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 《资本论》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社会经济运动规律。

马克思严格遵循从抽象到具体, 从简单到复杂及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 以剩余价值为核心, 从生产过程到流通过程, 再到生产总过程, 建立起一座十分精巧完美的经济理论科学大厦。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不仅适合研究一个特定的对象, 而且可以透视过去, 展望未来。

我们来看一下西方经济学的假定性。西方经济学中的所有规范和范畴, 都是建立在两个所谓的“公理”之上的:一是以私有制为内在规律和根本前提的;二是“经济人”假设, 从个人主义和边沁功利主义的视角, 认为经济行为者是理性的, 他们在各种约束的限制下, 追求目标函数的最大化。

著名经济学家, 北京大学胡代光教授引用西方经济学家艾克纳的观点, 从西方经济学假设前提和内在逻辑结构角度对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进行了解剖。无论是微观经济学核心理论构件 (效用函数基础上的一组无差异曲线, 生产函数基础上的一组等产量线、所有不同厂商和行业的一组正斜率供给曲线和生产过程中所用的全部要素的一组边际实物产量曲线) , 还是宏观经济学核心理论构件 (希克斯—汉森的IS—LM模型和菲力浦曲线) , 都不是研究经济学的可靠基础, 而是导致错误的根源。如果再进一步抛弃这些核心理论构件, 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就没有多少真实内容, 而且剩下来的命题也将缺乏逻辑的一致性。

在科学领域中, 随着研究的进展, 新的理论不断建立, 而原有的理论会被保留起来。然而, 西方经济学情形却不同于此。随着时间的进展, 在西方经济学假定前提下, 新的理论往往完全排斥掉旧的学说。例如, 边际效用论的出现完全排斥了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在1936年出现的凯恩斯定律压倒了原有的萨伊定律;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的获得者为卢卡斯, 而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主席韦林说:“卢卡斯已经使得直到70年代为止所发表的大部分经济理论站不住脚。”这种随着历史条件的变迁而改变其基本内容的体系显然谈不上什么永恒的科学真理。因此, 西方经济学还不能称为真正的科学。

二、多元化与数学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关于人类经济活动的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它是研究人的科学, 又是研究经济、社会不断运行、不断发展的科学, 研究人与大自然、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各方面之间和谐协调、共同发展的科学。现实世界各种关系极其错综复杂, 而且经常变化, 需要采取多种研究方法, 从不同方面进行分析、比较、才能揭示它的发展趋势和内在规律, 绝不是单纯用数学分析方法所能解决的。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多元化, 具体表现在:第一,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运用数学公式来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 使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第二, 矛盾分析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从资本主义各种矛盾运行出发分析, 建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第三, 科学抽象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方法就是抽象方法, 正如他自己所说:“分析研究经济形式, 既不能用显微镜, 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第四,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整部《资本论》都是劳动价值论不断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过程, 也是劳动价值论不断深化、外化的逻辑全面展开过程。第五,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历史是逻辑的原因, 逻辑是历史的结果。要保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逻辑必须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深化和发展, 这一点同样从《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方法和逻辑结构顺序中展示出来。第六, 动态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变化运动的过程来研究资本, 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性及解决这些矛盾的条件、方式和力量。此外, 还借鉴社会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 这样就能更好揭示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

现代西方经济学数学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经济学数学化已成为一种主流趋势。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日益表现出忽视人的价值判断, 以及其他非经济因素等规范性内涵的趋势, 其数学化的后果似乎是在加速向混淆目的与手段关系方向上的轨道上发展。对这种过度使用数学的趋势, 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莱提出了批评:“当代经济学文献在完全人为的脱离现实的数学模型的指导下, 过于经常地在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上发展;也过于经常地越来越受到数学形式主义的左右, 而这在根本上是一种大大的退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里昂惕夫首创投入产出分析法, 运用了大量的数学公式, 但他也反对滥用数学的倾向。他说:“专业经济学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充满了数学公式。这将读者从一套似乎有理而完全是任意的假设引到精确的但却都是无关的理论结论。”滥用数学是经济学研究的误区。

对于经济理论, 数学方法是一种分析、论证和研究的工具, 这种工具能否产生有用的成果, 取决于应用数学的经济理论是否正确。数学方法可以为正确的理论服务, 也可以为错误的理论效劳。同一种数学方法既可以用于论证真理, 也可以支持谬误。从表面上看来, 这两种推理过程都具有严谨的和合乎逻辑的数学形式, 然而在事实上, 同一数学形式的推理过程却可以导致正确的结论, 也可以导致错误的成果。当数学方法为正确的理论进行论证时, 它可以对经济研究做出贡献;当它为错误的理论进行辩护时, 它也可以用它所特有的逻辑形式为错误的结论披上科学的外衣。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 西方经济学家虽然运用了正确的数学方法, 却总是得出不符合事实的结论。其中的原因就在于, 西方经济学中的很多基本理论本身是不符合事实的错误说法。正确的数学形式改变不了错误的经济学内容。最明显的例子之一是, 西方经济学家企图用欧拉定理来论证边际生产率分配理论, 在这里错误的不是数学上的欧拉定理, 而是经济学上的边际生产率分配理论。在经济现象研究中, 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非随机的方面, 特别是对人的心理状态, 数学方法还是一筹莫展。当《博弈论》于1944年出版时, 一些西方学者欢呼, 该书的出版使他们获得了一个处理人际关系的工具, 至少可以解决双头或寡头垄断的问题。然而, 60多年来, 《博弈论》并没有对问题的解决发生多大的作用。

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阿罗在回答美国《挑战》杂志记者的采访时说:“现在也不认为单纯的数量分析可以取得好的结果, 我曾想需要一些哲学基础。”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因说:“计量经济学的数量方法是无可替代的。但我确也认识到并非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可以量化, 可以测算, 有时必须做出主观决策。”这说明以数学方法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单一方法的主张是不合理的。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具有一定局限性, 即数学方法只能是一种起辅助作用的居第二位的分析手段。

三、发展性与两重性

马克思主义是真理, 真理永远不会过时, 只会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创立以来一直在发展, 它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由于其开放性, 它必然兼容、吸收其他学科的有用成分, 来充实和完善自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的经济学遗产的基础上才得以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研究前人和与他同时代的各派经济理论, 特别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以来的理论, 对其基本正确的部分加以吸收、改造, 构成了自己的严密学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 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性。

然而, 西方经济学具有两重性:一是阶级性;二是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它既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又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总结。它的阶级性主要表现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 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维护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宣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它的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是对市场经济所作出的理想化总结在一定限度内又反映了客观存在的现实, 特别是社会化生产的现实。

西方经济学中有科学价值的实用性和有用的东西, 并不是纯粹的形式上存在着, 而往往与意识形态的东西、辩护性的东西共生, 并且紧紧地交织在一起。西方经济学只能在不违反统治阶级利益和无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那些课题上进行科学研究, 也只有在那些课题上, 作为理论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家还有可能取得有科学意义的成果。例如, 在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数量分析方面, 在对市场失灵, 特别是近来对广义市场失灵进行剖析方面, 在对政府经济职能和经济政策进行研究方面, 西方经济学家还能够写出有学术价值的论著, 提出有意义的建议。正是这些研究使西方经济学具有某种实用性。与此同时, 由于我国所要推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这一点上具有共同之处, 所以这一总结对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首先需要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 特别是根据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进行新的概括、这就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其次, 发展就要有博大的胸怀, 能够吸收人类一切科学成就, 在此基础上实现创新, 在当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历史背景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 借鉴其合理成分来不断充实发展自己。

摘要：本文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对比分析, 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发展性和研究方法等多元化的特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特征

参考文献

[1]朱炳元: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方法论[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5, (11) ;18～22

[2]毛增余: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 (第二辑) [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126～127, 151

[3]刘贻清张勤德:刘国光旋风实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4]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6.812～815

经济关系与经济学规律 第11篇

关键词：毛泽东经济思想；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国家；生产单位；生产者个人；经济学规律

中图分类号：F09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6-0015-02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2月26日发表于《人民日报》。在中国迅速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力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即将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956年初，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全面阐述了新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建设领域中十对基础而重要的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篇讲话语言朴实，实事求是，既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标志，也是这种探索取得的初步成果，是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方向和思想指导的重要历史文献。回顾历史，我们之所以在后来犯错误、走弯路，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没有真正执行这篇讲话提出的真知灼见。直到今天，这些关系中的很多方面依然是需要继续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本文仅以该讲话涉及到的两大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以及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为例，重温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科学内核，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保持这些正确关系至关重要，以及在今天新的形势下怎样保持这些正确关系（下文所有引文若非单独注明出处，皆引自《论十大关系》）。

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

毛泽东提出并对比了两种发展重工业的方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二、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

三、毛泽东的论述符合基本经济学规律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在主席讲话近60年后的今天，重读以上字句，仍觉字字珠玑、意味深长。那么，这些话语为何正确，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该怎样贯彻这些重要思想？

答案其实很简单，这些论述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们符合基本的经济学规律。这个基本的经济学规律是：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人类用自己的劳动生产满足自身需求的有用物品，创造出来的有用物品必须最终为人所消费。高效率的生产劳动过程包含了劳动分工、科技运用、迂回生产以及积累和生产性投资。随着科技的进步，劳动分工会日益精细，从生产到消费的链条会逐渐拉长，但究根追底，一切生产活动最终必须以满足人的需求为目的，除此之外，生产没有自己任何独立的存在依据。而当生产活动能够满足人的合理需求时，就会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打开财富创造的源泉。任何生产和科技活动，如果不能增进人的福祉、改进人的生活质量（包括人类获取知识的多寡），就只能是社会资源的错配和浪费。凯恩斯在《货币论》中，将这一经济学规律表述如下：“人类的劳作和人类的消费是使经济交往能取得任何意义的最后事项。所有其他形式的支出唯有迟早和生产者的劳作或消费者的支出发生某种关系才能具有意义。”这与毛泽东的以上论述不谋而合。

以毛泽东对“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的论述为例，它揭示的是典型的最终消费与中间生产的关系。重工业代表了生产资料的生产，是人类掌握科学技术、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发生的深刻质变：消费资料的生产越来越离不开专业化的机器和装备。为了生产出日益专业化的机器，以钢铁、煤炭、石油等燃料动力和原材料为代表的重工业就必不可少。因此，“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已经定了的”。但无论迂回生产的环节拉得多长，一切生产的最终目的只能是满足人的需要和消费，因此，“从长远看来，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而毛泽东对“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的论述也注意到必须关心劳动者的个人需求，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关心“农民的福利”，让90%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逐步改进工人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关心群众生活、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都体现了为人服务的思想，其结果就是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提高效率。

四、新时代下如何贯彻毛泽东的经济思想

当前中国正在大力发展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起毛泽东的时代，经济的组织、协调和运作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又该如何让“通过生产劳动满足劳动者需求”的基础经济学规律发挥作用？如何保证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以及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和谐发展呢？简单的答案就是：让劳动者充分就业并保证劳动收入稳步提高。因为大脑的发达和善于运用工具，人类在历史进化的过程中具备了一种独特的能力、劳动能力，也即通过脑力和体力的支出从事具有特定目的和有用性的活动的能力。劳动是生产出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各种有用产品和服务的源泉。无论是清扫大街、维护交通，还是家政服务、教书育人，这些劳动都能提高人的福利，改善生活质量。同时，依附于人身的劳动能力既不能储藏、又不能消灭，还必须持续地投入衣食住行以维持它的存在，所以，如果它不被恰当使用，就只能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自然消逝。因此，从最基础的层次讲，无论劳动生产率是高还是低，充分就业都是必要的。充分就业在一个方面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实际创造，在另一个方面意味着社会劳动能力的充分利用。反过来，只要有了就业，劳动者就会有收入。而为了自我生存和养育子女，劳动者必须把这些收入花费出去，它们就自然形成了资本增殖和盈利所必需的市场，成为社会有效需求的组成部分，成为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和协调发展的最基本的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在今天实行了充分就业、增加劳动者收入的经济政策，就是在根本上贯彻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阐述的最重要思想：“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就是毛泽东经济思想在今天给我们的启迪。

经济学 第12篇

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 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1】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历史一以贯之的研究起点。“理性人”是经济学的基础假设。

管理是对组织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达成组织既定目标与责任的动态创造性活动。【2】计划、组织、领导、控制, 是管理的基本职能。管理学的基础是经济学, 毕竟管理的对象是资源, 资源的稀缺性这一经济学核心概念在管理学中依然重要。“社会人”是管理学的基础假设。

因此, 笔者做出这样的轮廓判断:传媒经济学注重对传媒经济本质、基本运作规律、传媒产业、传媒市场、传媒规制等宏观的、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媒介管理学主要以传媒组织为视角, 研究媒介公司制度、媒介生产、营销、组织结构、人力资源、财务和资本管理等。

以2010年为例, 我们对传媒经济学研究做出如下轮廓性梳理:

一、传媒经济本质的探讨

传媒经济学的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 历代学者都试图以传媒的视角去解读其经济学本质。如, 1997年高尔德哈伯提出“注意力经济”, 【3】2003年中国学者喻国明提出“影响力经济”, 【4】2005年吴信训提出“舆论经济”, 【5】之后有人提出“体验经济”、“平台经济”等。

实际上, 高尔德哈伯在提出注意力经济的概念时就有意强调“注意力资源的稀缺性”, 旨在达成信息 (传媒) 经济学与经济学的贯通;而国内学者的种种提法则强调了传媒产品的精神、文化、符号属性, 这也正是传媒经济区别于一般实体经济的根本所在。

2010年, 谭天提出意义是传媒产品的本质和价值所在, 传媒经济就是一种意义经济。传媒经济包括“意义消费、意义影响、意义服务”。意义消费与注意力经济相对应, 意义影响与影响力经济相对应。【6】

我们认为, 对传媒经济本质的反复探讨并非没有意义, 因为随着时代主题、科技的发展, 传媒内涵正在不断发生变化, 究其本质, 有助于更新认识、指导实践。

二、传媒经济基础理论研究

1. 注意力与影响力的测量

传媒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对接点就是“注意力资源的稀缺性”, 以媒介接触时间对注意力资源进行量化研究是传媒经济学的基础工作。喻国明等提出, 在接触时间上加入情境维度 (空间、媒介、行为、关系) 和心理维度, 这是一种对于传媒经济学基础研究的有益探讨。【7】

系统、准确地测评传媒影响力显然是一个基础理论问题。有学者把媒介影响力的形成过程解构为接触、接受、保持和提升四个环节, 在此基础上提出包括广度、深度、强度和效度等四个因子的媒介影响力四维评价指标体系。【8】

2. 传媒宏观经济的数量感知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传媒发展指数 (CMDI) ”课题组继2008年、2009连续两年发布中国传媒发展指数 (CMDI) 报告之后, 新近推出2010年度的最新报告, 该研究计算了31个省、市、行政区CMDI (2010) 总指数和分指数的年增长速度, 并进行了排序和分析。【9】

黄升民等考察了2009年中国广告数据, 结果表明:报业广告低迷, 电视广告价升量增, 但收视率连年下降、市场不均衡严重、制播分离带来的经营风险仍是中国电视经营未来需认真对待的问题。【10】

有人对我国A股7家出版发行公司的经营范围、利润、资产、股东构成等进行了扫描, 发现总体上这些公司资产逐年积累、盈利能力不断提高, 但增速有下降趋势。【11】

三、传媒产业研究

产业是提供相同或相似产品的公司群。传媒产业可以以媒体介质的不同进行再细分, 但围绕传媒技术和传媒改革两大热点, 2010年传媒产业研究可以分作产业转型、产业融合、区域传媒、民营传媒四个板块。

1. 产业转型——传媒“双转”

2008年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我国新闻出版转企改制3年时间表, 在新媒体浪潮中, 这实际上是“双转” (媒体公司转制与技术转型) 的严格任务书。

方师师、李良荣梳理了中国传媒转企改革从预热到行动的历史进程, 认为此次改革是不同以往体制内改革的制度性创新。“双转”过程仍有待解的难题:党管媒体与企业自主权的矛盾;媒体跨区域经营与和媒体属地领导问题等。【12】

喻国明认为, 在Web2.0时代, 传媒改革应该由“增量改革”逐渐转向“语法改革”, 要不断地从媒介和媒介之间的关联, 媒介和受众之间的关联, 媒介和其他行业的关联中寻找价值。【13】

朱春阳认为, 2009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114号文件”让“转企改制”成为贯穿全年的改革主轴。随着文化传媒单位陆续转为企业, 新角色将开展多种市场尝试:“三跨”, 上市融资, 退出机制、优胜劣汰法则将逐渐确立。【14】

2. 产业融合——三网融合

2010年1月13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推进“三网融合”工作会议, 标志着中国三网融合的元年。中国的三网融合将是一种以媒介思维为主导的三网融合。【15】广电与电信两大系基础网络将在产业、企业、业务三个层面展开博弈。【16】广电系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四:下一代广播电视网——NGB的建设;与电信系相比明显的资金劣势;新媒体技术人才和内容制作人才短缺;摆脱“小富即安”思想, 加强危机感、紧迫感、使命感。【17】

目前我国三网融合的走势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打破行业壁垒和利益垄断、尊重市场和用户, 值得期待。陆地认为, 三网融合能否成功取决于决策者的魄力和业界的执行力, 更取决于利益攸关方的胸怀境界。【18】

3. 区域传媒产业

有学者运用定量研究认为, 我国传媒产业绝大多数地区处于快速成长阶段, 但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尚未显现。【19】地方电视台在与省级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竞争格局中面临窘境。把握新媒体机遇, 走区域化经营的道路, 才是区域媒体突围的关键。【20】

此外, 湖南卫视与青海卫视, 上海文广与宁夏卫视的合作也向我们展示了区域媒体突破的新思路, 这种合作的共同特点是:相对弱势的一方保留新闻报道评论权, 而娱乐、财经等内容打包由强势方主导。喻国明认为, 今后卫视整合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多介质、多媒体的整合, 构筑传播和盈利平台;二是整合民间蓝海;三是跨行业的媒体发展。【21】卫视合作的方式有助于资源的整合利用, 但也有学者提出了“谨慎乐观”的见解:有互补也有风险;局部改善、大局不变。【22】

4. 民营传媒产业

2010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 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进入, 增强多元化供给能力。有人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整理了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与三家民营企业分立、兼并、重组等资本运作方式, 希望以此为业界贡献经验。【23】中国民营电视1994年起航, 但至今社会制作力量仅占10%, 这就是中国目前民营电视的窘境。朱金玉等认为, 民营电视应该加大与地方电视台的合作, 抓住新媒体技术的机遇, 在品牌电视的衍生品上寻找机会。【24】

中国文化传媒产业泾渭分流非常明显:国有与民营分别在传统传媒领域和新媒体领域各自把持一端。国有和民营, 因其投资主体不同、资源优势不同, 内在激励机制和管理风格也不相同, 未来中国新媒体更需要国企和民企两种气质的融合。

四、传媒市场研究

市场是商品交易的场所,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是微观主体和产业健康发展的空间。

张鸣以SCP模型 (结构+行为+绩效) 为视角, 分析了我国区域报业市场, 认为尽管从集中度指标来看, 区域报业市场呈现较为合理的寡头垄断特征, 但实质上区域报业市场结构并不理想, 理想的报业市场结构是具有差异化基础和较高技术性壁垒的区域性寡头垄断。【25】

张辉峰分析中国电视版权市场, 认为国内省、地、县三级电视版权市场存在买方垄断现象, 行政垄断是买方垄断市场形成的最主要因素。制作方 (版权方) 成立版权辛迪加以破除垄断、形成抗衡力, 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26】

2010年4月3日, 苹果公司推出Ipad, 引发了继电子书之后阅读体验的又一场革命, 《南方周末》、《东方早报》等都迅速推出Ipad客户端。在此时点, 吴信训、吴小坤认为, 政府和企业应合力打造一个“数字出版的淘宝网+阿里巴巴”式样的平台, 这是我国数字出版产业链构建的关键。【27】

五、传媒规制研究

规制是在市场和政府之间划出合理的界限, 也是引导市场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时移世易, 传媒规制随媒介技术、时代主题而不断变化。

陈力丹认为, 网络时代的管理 (规制) 发生了系列转变:从“新闻、旧闻、不闻”的理念, 转变到“信息公开”的理念;从“全能政府”的理念转变到“有限政府”的理念等。【28】

喻国明认为, 我国媒介规制还存在若干问题, 如机构设置不合理、不透明、缺乏常规化、媒介寻租现象严重, 需要对我国现行的媒介规制进行全面深刻的改革。”【29】

2010年6月9日, 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规制“婚恋交友”和“情感故事”类电视节目的通知, 使得备受争议的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进入媒介监管的聚光灯下。有学者对省级卫视市场地位、竞争策略、媒介规制等系列问题进行了思考——突出的问题在于政府监管一管独大, 缺乏对公众理性思考和判断力的信任和培养, 最终造成市场竞争主体与监管部门的反复博弈。【30】

摘要：随着新媒体技术发展和传媒改革深入, 传媒经济研究热点在不断转换, 结合2010年研究动态, 本文将传媒经济学概括为传媒经济本质探讨、传媒经济基础理论研究、传媒产业研究、传媒市场研究、传媒规制研究五大板块, 对传媒经济学和媒介管理学的边界做出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