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批判精神论文

鲁迅的批判精神论文（精选8篇）

鲁迅的批判精神论文 第1篇

关键词：鲁迅,老舍,看客,告密,国民性

鲁迅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许多的典型人物, 除了阿Q、祥林嫂, 润土和孔乙己等能反映当时中国人民普遍形象以外, 还有不少配角着实也让人深思许久, 给人印象最深的便是那些看客。

“于是他背后的人们有须竭力伸长了脖子;有一个瘦子竟至于连嘴都张得很大, 像一条死鲈鱼。”这是鲁迅描写看客形象的众多作品中最有代表性, 最为含蓄的一篇。所谓看客, 重点字自然在于一个“看”字。这些人在鲁迅的世界中没有样貌, 不管男女老少, 只有一个动作, 那就是“看”。

鲁迅在《示众》中有这样一段, “霎时间, 也就围满了大半圈的看客……待到增加了秃头的老头子之后, 空缺已经不多, 而立刻又被一个赤膊的红鼻子大汉填满了。……这胖子过于横阔, 占了两个人的地位, 所以续到的便只能屈在第二层, 从前面的两个脖子中间伸进脑袋去。秃头站在白背心的略略正对面, 弯了腰, 去研究背心上的文字, ……胖孩子却看见那白背心正研究着这发亮的秃头, ……但不多久, 小学生却从巡警的刀旁边钻出来了。他诧异地四顾:外面围着一圈人, 上首是穿白背心的, 那对面是一个赤膊的胖小孩, …”短短几句话, 充分体现了作家的笔力, 小说的漫画化构图, 无名字的人物背影和小学生的“四顾”所显示的“看”的场面、“看”的对象的悬空, 给文本的阅读带来了一种张力。这段描写生动的反映了一群无知的中国百姓的特点:爱热闹, 但是缺乏理性, 没有人格观念, 甚至连民族意识都可以抛弃掉。他们不是关心国家的命运, 而是好奇。鲁迅虽然没有直接的抨击, 没有溢于言辞的谴责, 但是我们似乎也能感觉到在这个观众圈的外面, 有这么一双冷冷的眼睛在看着, 那种透心澈骨的讽刺也隐含在这眼光中了。

《祝福》中当祥林嫂直着眼睛、不厌其烦地和大家哭诉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时, “男人往往敛起笑容, 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 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 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的话, 便特意来寻来, 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 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 叹息一番, 满足的走了, 一面还纷纷地评论着。……”这些男女看客的趣味就在于揭别人的“伤疤”, 鲁迅把他们的冷漠、愚昧、麻木、空虚, 把他人的痛苦作为咀嚼赏鉴的谈资, 以此获得满足和愉悦的心理写的入木三分。

在小说《药》中对于看客的描写非常传神:

“老栓又吃一惊, 睁眼看时, 几个人从他面前过去了。一个还回头看他, 样子甚是分明, 但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 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仰起头两面一望, 只见许多古怪的人, 三三两两, 鬼似的在那里徘徊;定睛再看, 却也看不出什么别的奇怪。”“一阵脚步声响, 一眨眼:已拥过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 也忽然合作一堆, 潮一般的向前赶;将到丁字街口, 便突然立住, 簇成一个半圆。老栓也向那边看, 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 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 向上提着。”

这种描写看客的文字不仅仅出现在他的小说中, 而且同样出现在他的其它作品中, 并且数量上也蔚为可观。我们对此统计了一下:在散文集《朝花夕拾》中有《藤野先生》、在散文诗集《野草》中的《复仇》 (一) 和《死后》, 并且在杂文中也有类似的篇目《娜拉走后怎样》、《而已集·略论中国人的脸》和《三闲集·铲共大观》等。在这些描写看客的文字中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 即这些文字无一例外的在描写看客们的丑态, 并寄予了鲁迅先生对这些丑陋的看客们的辛辣的嘲讽。

老舍的作品虽然在描写五光十色的背景市民生活, 表露市民们的喜怒哀乐, 展现市民社会的风俗人情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对于那种愚昧、狭隘、自私、妥协、懦弱的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的同时带着他的同情, 但是在《骆驼祥子》里关于“看客”对阮明即将被处死的描写却令我们感受到比鲁迅的《药》更悲凉的气氛。

春天的北平在躁动中苏醒, 夏初的北平因了一阵暴热而带着魔力。“正是在这个时节, 人们才盼望着有些足以解闷的新闻, 足以念两三遍的而不厌烦的新闻, 足以读完报而可以亲身去看到的新闻, 天是这么长而晴爽啊!”老舍先为看客的出现渲染了环境的基础。

这个让人兴奋的导火线便是看“杀头”。“枪毙阮明的新闻, 九点钟游街的新闻”, 于是“妇女们赶着打扮;老人们早早的就出去, 唯恐腿脚慢, 落在后边;连上学的小孩们也想逃半天学, 去见识见识。到了八点半钟, 街上已挤满了人, 兴奋, 希冀, 拥挤, 喧嚣, 等待着看这活的新闻”, 活画出看客们的猎奇心理。但是他们并不仅仅是好奇, 还夹杂着一种复杂的心理“枪毙似乎太简单, 他们爱看凌迟, 砍头, 剥皮, 活埋, 听着像吃了冰激凌似的, 痛快的微微的哆嗦。可是这一回, 枪毙之外, 还饶着一段游街, 他们几乎要感谢那出这样主意的人, 使他们会看到一个半死的人捆在车上, 热闹他们的眼睛;即使自己不是监斩官, 可也差不多了。”这种残忍的、毫无同情心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心理描绘的确让读者触目惊心。

行刑场景的描写丝毫不比鲁迅的《药》逊色。“一人探头, 大家便跟着, 心中一齐跳的快了些。这样, 越来越往前拥, 人群渐渐挤到马路边上, 成了一座肉墙。”“来了!有人喊了声, 紧跟着人声嘈乱起来, 整群的人像机器似的一齐向前拥了一寸, 又一寸, 来了!来了!眼睛全发了光, 嘴里都说些什么, 一片人声, 整街的汗臭, 礼仪之邦的人民热烈的爱看杀人呀。”老舍用他敏锐的观察力和轻松的笔调活画出一群麻木不仁的看客形象。

有意思的一个情节是这些看客的不满意和《阿Q正传》里的同出一辄。

“他们多半不满足, 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 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 游了那么久的街, 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了一趟了。”“大家都撇着点嘴批评, 都有些失望:就是这么个小猴子呀!就这么稀松没劲呀!”于是看客们便逗起死囚来, 虽然他并没有什么反应, 但是舍不得走开。这种看客的追求感官刺激, 以满足自己的阴暗心理让读者读之悚然。

告密者是鲁迅和老舍笔下所公有的一种人物类型, 前者有《药》里的夏三, 《祝福》里的卫老婆子, 后者有《骆驼祥子》里的祥子。

《药》中的革命者夏瑜之所以被捕, 完全在于被出卖, 而且是被自己的同族亲人出卖。鲁迅通过茶客康大叔的叙述, 侧面告诉了我们夏三出卖夏瑜得到的好处“三十五两银子”。革命者夏瑜被杀头一方面是中国革命曲折和磨难的真实写照, 另一方面也与人的极端自私、利己、懦弱、残忍的本能紧紧相连。

《祝福》中卫老婆子是祥林嫂两次进入鲁四老爷家做佣人的一个中介人。她更是一个没有同情心和羞耻心的告密者。祥林嫂第一次守寡之后本来在鲁四家已经安定下来, 但是卫老婆子却告密, 并带领她原来的婆婆等一帮人把她劫持了去, 把她卖给了贺老六, 把祥林嫂进一步推向了悲剧结局。

《骆驼祥子》是描写城市贫民悲剧命运的代表作, 本性善良、自食其力的一个车夫在经历三次“失车”, 在被虎妞的引诱而结合后又因其难产而死, 人生知己小福子因生活所迫而堕落最终凄惨死去的打击之后, 祥子“作一个独立的劳动者”的善良愿望被毁灭了。他变得自私、好斗、无赖、毫无廉耻, 甚至堕落为一个令人不齿的“告密者”。阮明虽然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而是一个投机主义分子, 但是出卖别人以换取自己的利益这种下作的行为由祥子来执行, 不能不说老舍已经把一个人灵魂的彻底堕落刻画的淋漓尽致了。祥子告密, 得到了六十块钱, 也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一个下午, 但是他很快便为自己找到了发泄恐惧的途径———寻求性的刺激。他并没有后悔, 没有心理的挣扎, 一个纯洁的青年早已被这个万恶的社会所吞噬了。

看客和告密者古已有之, 老舍在作品中便说:“历史中曾有过黄巢, 张献忠, 太平天国的民族, 会挨杀, 也爱看杀人”。而告密者在中国的历史上更加不少见, 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 在百姓中推行“连坐”刑罚, 如果发现有犯法的人而窝藏或者秘而不报, 便是诛连九族的死罪, 于是, 告密便成了保全自己的唯一途径, 也酿成了不少的冤狱和惨案。

看客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 一代又一代的封建帝制对于人性的束缚和毒害形成了独特的一个群体———他们既没有反抗的欲望与力量, 也没有关注人性和关怀生命的自主意识。对于统治阶级的压迫缺乏明确的认识, 在“天授神权”的君主至高论的灌输下, 成为盲目的服从者。他们的意识中, 凡是反抗者、“革命党”都是“乱臣贼子”, 应该被杀头被枪毙。反抗强权, 争取独立、平等自由的人权意识没有生长的土壤, 只有忠君才是正道, 他们视逆党如毒瘤, 如洪水猛兽, 被正法是罪有应得, 忘记了自己正受这所谓的君臣之道、“太平盛世”的苦, 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也许在这艰苦的, 毫无出路的生活中, 观看别人的受难, 亲眼目睹死囚的惨状不失为一剂解脱痛苦的“良药”吧!“看客把社会生活中的万事万物都当戏来看待, 以至于思维方式都是戏剧化的, 成为人们见怪不怪的现象。它归根于中国的封建等级制度, 不同等级的阶层之间隔着一堵高墙, 就是同等级的阶层也是‘各自自扫门前雪, 不管他人瓦上霜’, 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隔膜, 可以说它是一种民族的病灶”。

告密者的产生多半是由于利益的驱使, 或为了明哲保身, 或为了营营小利, 把出卖别人当作解除本身困境的唯一出路。他们的阴险毒辣、自私自利、毫无廉耻虽然在鲁迅和老舍的笔下被淡化了, 但是, 不可否认, 这类人物也是作家深刻批判的一类人, 是国民性中最为恶劣、最为阴暗的一面。

鲁迅和老舍在对于看客和告密者的描写上有不同的写作态度, 鲁迅先生善于把社会现实过程艺术化, 他的作品中具有一种“看客”效应, 它表现为一些冷漠的旁观者把理应引起怜悯的伦理情感的反映转化为一种审美的反映, 也就是游戏人生, 在现实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中寻求幸灾乐祸的价值取向。他笔下的看客都是麻木不仁的, 外界的事物反应迟钝或漠不关心。鲁迅先生对这帮看客们的态度是厌恶至极的, 但他在写下这些丑陋的看客时更多的是抱着“怒其不争, 哀其不幸”的无奈。这和他早年在日本留学里的那段经历有关, 《藤野先生》中有如下描写:

第二年添教霉菌学, 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 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 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 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 被日本军捕获, 要枪毙了, 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 是每看一篇都有的, 但在我, 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 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 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 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 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鲁迅对于看客和告密者的描述手法相当具有艺术性, 在隐含式的嘲讽中, 极为生动的刻画了他们的丑态和令人厌恶的心灵。

老舍在《骆驼祥子》中对于看客的描写使用了干预式的介入, 加进了自己的评价, 他说:“这些人的心中没有好歹, 不懂得善恶, 辨不清是非, 他们死攥着一些礼教, 愿被称为文明人;他们却爱看千刀万剐他们的同类, 像小儿割宰一只小狗那么残忍与痛快。一朝权到手, 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也会去屠城, 把妇人的乳与脚割下堆成小山, 这是他们的快举。他们没有得到这个威权, 就不妨先多看些杀猪宰羊与杀人, 过一点瘾。连这个要是也摸不着看, 他们会对个孩子也骂千刀杀, 万刀杀, 解解心中的恶气”。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批判不留情面, 读来有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

看客和告密者都是一个民族缺乏同情心、麻木不仁、愚昧无知的写照, 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时至今日, 这两种人还是在生活中存在, 并有越来越盛的趋势。那种把别人的不幸当作娱乐, 怀着看戏般的心情, 袖手旁观、瞎闹起哄的现象屡屡可见, 那种为了自己的小小利益出卖集体或者别人的信息的例子时有耳闻。人的廉耻之心、同情心理都被浮躁和功利的社会所埋没了。鲁迅和老舍一冷一热的嘲讽蕴含着对这个古老的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忧虑, 他们的作品塑造的这些看客和告密者正是为了引起民众的注意, 唤醒他们的良知和反抗的觉悟, 只有深刻理解了他们的文化含义和社会价值, 那么我们这个古老而新兴的民族才有进一步凝聚和勃兴的希望!

参考文献

[1]、鲁迅:《示众》, 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文库鲁迅经典》,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5年版, 187页, 186页。

[2]鲁迅:《祝福》, 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文库鲁迅经典》,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5年版, 146页。

[3]鲁迅:《药》, 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文库鲁迅经典》,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5年版, 24页。

[4]鲁迅:《阿Q正传》, 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文库鲁迅经典》,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5年版, 98页。

[5]鲁迅:《藤野先生》, 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文库鲁迅经典》,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5年版, 474页。

[6]老舍:《骆驼祥子》。收入《老舍作品经典》, 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

鲁迅批判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启示 第2篇

关键词：鲁迅；批判；法律；文化

中图分类号：1210.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3-0097-06

众所周知，鲁迅不是法学家。但读罢《鲁迅全集》，掩卷沉思，仍为鲁迅极为精要犀利地对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的糟粕所作的批判而深深激动。鲁迅的投枪，戳破了旧中国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法制的画皮；鲁迅的匕首，刺穿了旧中国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法制的心脏。细细咀嚼当年这位叱咤风云的革命家对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糟粕的批判文字，对我们今天反思国是、论述法魂，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大有裨益的。

一

鲁迅对封建主义的法律文化，从总体上抱坚决否定的态度。

他在《坟。灯下漫笔》中深恶痛绝地批判道：“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鲁迅全集》，卷1，第216页。)中国法律文化是“所谓的中国文明”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实难逃“人肉的筵宴”的诅咒。鲁迅说，这“人肉的筵宴”是“早已布置妥帖了”的：“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坟·灯下漫笔》，见《鲁迅全集》，卷l，第215页。)“布置”这“人肉的筵宴”的依据是什么呢?

其一为“古人的良法美意”，这是上了法律的明文规定。鲁迅写道：

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南腔北调集，谚语》，见《鲁迅全集》，卷4，第542页。)

其二为“口含天宪”的掌握立法、司法最高权力的封建帝王的个人意志。这种个人意志使得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可以“头儿胡行于上”。于是“上行下效”，各级各类的“土皇帝”也到处横行霸道起来，胡作非为了。据记载，1933年5月，广西省民政厅曾公布法令，规定凡女子服装袖不过肘、裙不过膝者，均在取缔之列。据此，广西妇女衣裙倒了霉。远在四川的营山县长也闻广西之风而动，派公安人员一一剪掉行人长衣的下截。鲁迅气愤地说：“《汉书》上有一句云，‘口含天宪’，此之谓也。”(《南腔北调集’谚语》，见《鲁迅全集》，卷4，第543页。)当然，更加恶劣的是真正“口含天宪”的帝王们。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中曾摘录清人俞正燮《癸巳类稿》中的两件事：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秦娣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见《鲁迅全集》，卷6，第180页。)

读着这“君臣之间的问答”(《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见《鲁迅全集》，卷6，第180页。)，我们对“口含天宪”的理解是可以大大加深一层的。当时鲁迅就作出了这样入木三分的深刻判断：“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见《鲁迅全集》，卷6，第180～181页。)

二

鲁迅对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批判，实际上是它的糟粕部分，其锋芒所向，直指封建法律维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和社会特权这一要害。鲁迅所处时代，中国已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他对封建法律的批判，体现在对当时法制的无情抨击上。

鲁迅用了大量笔墨揭露过旧中国法制不过是用来维护当权的统治者的政治利益的工具。他痛斥“当局者”“虐杀”爱国者：“中国只凭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轻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飘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当局者”对此非但不“反躬自问”，反而“竟将他们虐杀了”。(《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鲁迅全集》，卷3，第263页。)“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于是学生们只好“放下书包来请愿”。其结果是国民党政府在1937年12月18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指责学生的行动使“友邦人士，莫名惊诧”，还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截汽车，攒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等一长串的“罪”名，于是大肆镇压、杀戮……(《二心集，“友邦惊诧”论》，见《鲁迅全集》，卷4，第361～362页。)为什么要“虐杀”爱国青年?为什么一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而学生“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呢?其原因盖在于这样就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当局即反动统治者们的“党国”似乎就可以“永远‘国’下去”。(《二心集，“友邦惊诧”论》，见《鲁迅全集》，卷4，第3 61页。)而在反动当局屠戮青年学生时，所“依据”治“罪”的法律之维护其政治利益的本质，就这样被鲁迅淋漓尽致地揭露无遗了。除上述外，“三一八惨案”，左翼作家柔石、殷夫等的被害以及大批工农群众、共产党员的被杀，鲁迅都曾作文用以抨击反动当局的罪恶统治。这些，与当时的“良法”当然是背道而驰的，但也正好暴露了“良法”的反动本质。

关于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本质还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在鲁迅的笔下也曾被揭露与批判过。最集中的可以见诸《伪自由书·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一文(《二心集·“友邦惊诧”论》，见《鲁迅全集》，卷4，第361页。)。盛宣怀是清末大官僚资本家，1911年任邮传部大臣，曾向帝国主义出卖中国铁路和矿山等权利，滥借外债以支持清朝政府垂危的统治。辛亥革命后，他的财产曾两次被查封，但后来都发还了。对此，鲁迅在“吃了一惊”之后，作了“学理上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压迫本来就有两种：一种是有理的，而且永久有理，一种是无理的。有理的，就象逼小百姓还高利贷，交田租之类；这种压迫的‘理’写在布告上：‘借债还钱本中外所同之定理，租田纳税乃千古不易之成规。’无理的，就是没收盛宣怀的家产等等了；这种‘巨绅’的手法，在当时也许有理，现在早已变成无理的了。”(见《鲁迅全集》，卷5，第133页。)在这里，鲁迅泾渭分明地指出了表现在盛宣怀案上的当时法律维护统治阶级经济

利益的本质。

三

鲁迅对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糟粕的批判，最大量也最集中的，在于反动法律对“思想犯罪”的残酷镇压。鲁迅把这样的法律叫做“诛心之律”。(《华盖集·忽然想到·五》，见《鲁迅全集》，卷3，第42页。)

这种“诛心之律”，最典型地体现在历朝历代的“文字狱”上，尤以清代为甚。在《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中，鲁迅写道：“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着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见《鲁迅全集》，卷6，第54页。)“名儒兼孝子”的尹嘉铨，就是“经大学士三宝等再三审讯之后，定为‘相应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后又有“幸”被皇上“着加恩免其凌迟之罪”而“改为处绞立决”的。(《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见《鲁迅全集》，卷6，第54页。)尹嘉铨究竟犯的什么罪呢?原来他到了“致仕”(退休)之后，唆使儿子送了一本奏章，奏请为他死后加谥。对此，乾隆皇帝的“朱批”是“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要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钦此!”但尹嘉铨在未得悉皇帝批示前另有一本奏章，请许当朝“名臣’’汤斌、范文程等“从祀孔庙”，内有“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等文字。乾隆皇帝一见，竞勃然大怒，朱批道：“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这就被构成了“谋大逆”的罪名而“处绞立决”了。(《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见《鲁迅全集》，卷6，第10页。)

这种文字狱，到了鲁迅所处的时代，仍然是盛行于世的。在《且介亭杂文末编·写于深夜里》一文(见《鲁迅全集》，卷6，第499页。)中，鲁迅记载了三个青年木刻爱好者无端罹罪的事。其中一个只有十八岁的青年学生，在致朋友的一封信里谈到他母亲因困苦而死时写道：“……世界是一台吃人的筵席，我的母亲被吃去了，天下无数无数的母亲也会被吃去的……”这青年就被“好象老虎”的警察“一把抓住了这青年的背脊上的衣服，提出宿舍的大门口去了”(《且介亭杂文·写于深夜里》，见《鲁迅全集》，卷6，第504～505页。)。其结果是按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有期徒刑五年。其审讯判决的全过程为：

“在当年的最后一月的最后一天，我们三个被××省政府解到了高等法院。一到就开检查庭。这检察官的审问很特别，只问了三句：‘你叫什么名字?’——第一句；‘今年你几岁?，——第二句；‘你是那里人?’——第三句。开完了这样特别的庭，我们又被法院解到了军人监狱。”

而这军人监狱，又是极为残酷的。“有谁要看统治者的统治艺术的全般的么?那只要到军人监狱里去。他的虐杀异己，屠戮人民，不残酷是不快意的。时局一紧张，就提出一批所谓重要的政治犯来枪毙，无所谓刑期不刑期的。”(《且介亭杂文·写于深夜里》，见《鲁迅全集》，卷6，第507页。)这些屈死的“政治犯”中，就有许多是因文字而获罪的。所以，鲁迅在《题<呐喊)》诗中无限愤懑地写道：“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集外集拾遗》，见《鲁迅全集》，卷7，第442页。)

这“诛心之律”到了民国时代不得不以种种伪装来加以掩饰，于是有了所谓法定上的“言论自由”。但对这种虚伪的“言论自由”，鲁迅是不屑一顾的。他特意写了一篇《言论自由的界限》来揭露它的虚伪性。他写道：“……要知道在现在曾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即使有了言论自由的明令，也千万大意不得”。(《伪自由书》，见《鲁迅全集》，卷5，第115页。)对这种“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热风·来了》，见《鲁迅全集》，卷1，第347页。)的社会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法令，鲁迅斥之为“人肉筵宴”、“人肉筵宴的厨房”，当然不足为奇了。

四

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糟粕更大量地反映在司法实践中。这“司法实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与法律条文的规定背道而驰的。之所以背道而驰而又畅行不衰，恰恰体现了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糟粕面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有法不依”。对此，鲁迅深表痛恨，并作了有力的批判。

鲁迅在《写于深夜里》写道，“有一个这样的国度”，它“出版有大部的法律，是派遣学者，往各国采访了现行律，摘取精华，编纂而成的，所以没有一国，能有这部法律的完全和精密。但卷头有一页白纸，只有见过没有印出的字典的人，才能够看出字来，首先计三条：一，或从宽办理；二，或从严办理；三，或有时全不适用之。”有这样大部法律的国度里，“自然有法院，但曾在白纸上看出字来的犯人，在开庭时候是决不抗辩的，因为坏人才爱抗辩，一辩即不免‘从严办理’；自然也有高等法院，但曾在白纸上看出字来的人，是决不上诉的，因为坏人才爱上诉，一上诉即不免‘从严办理’”。(《鲁迅全集》，卷6，第503～504页。)

在这样的国度里，法律规定国民一律平等，但是，这“平等”又是如何的呢?鲁迅写道，这“平等”就是：统治者们“排好暗箭，拿定粪帚，监督着应该俯伏着的奴隶们，看有谁抬起头来的，就射过去，洒过去，结果也许会终于使这人被绑架或被暗杀，由此使民国的国民一律‘平等’。”(《南腔北调集‘祝(涛声>》，见《鲁迅全集》，卷4，第561页。)

在这样的国度里，法律也“保障人权”。但实际情况如何呢?“人权”在那里只不过是“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的装饰物罢了，“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伪自由书·王道诗话》，见《鲁迅全集》，卷5，第46～47页。)这才是真正的实际的“人权”。

司法的黑暗，在狱政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鲁迅在其作品中多次揭露过旧中国狱政的残酷，从而揭示与抨击了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糟粕面的“有法不依”、法外用刑的特点。在《伪自由书·“光明所到……”》一文(《鲁迅全集》，卷5，第63页。)中，他指出了“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在《准风月谈，后记》与《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二三事》中，鲁迅也曾以大量的笔墨，揭露过旧中国狱政的黑暗与虚伪。

鲁迅对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糟粕的批判是多方面的，但可以上述四者为主。如前所说，鲁迅不是法学家，而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思想法、文学家。所以，他的批判不是法律学理的批判，大多是浓缩了法律观点的精华，大多是以形象的文字表达的。但这种表达方式，自有严肃的学理批判所不及的优点。因此，它对我们今天反恩四十年来的国是，是极有启迪作用的。

五

法律是什么?它是作为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对立面而来到世上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每一个新兴的革命的阶级都迫不及待地制定法律而力行不已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又有诸如上述鲁迅所批判的苛刑酷法呢?

古往今来，万千学问家穷经皓首、苦思冥索而不得其解。有所建树而号称一代法学大家者，充其量不过在“是”与“否”之间作过非此即彼的抉择且作了略显方圆之说罢了。时至今日，在有了马克思主义

的唯物辩证法思维武器之后，是应该作出科学合理的论定了。

诚然，法律作为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首先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反映；它所带有的强制力，由于是国家的强制力，也就自然以国家的暴力机器如军队、法庭、监狱为后盾。但它决不是一开始就作为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对立面而问世的；它也决不是一直作为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对立面而长存于世的。至于确曾长期以“良法美意”相标榜而实际上又“虐杀人民”的法律，笔者以为，那只是法律的异化而已。用形象的话来说就是：法律有其躯体与灵魂；法律的灵魂是用以卫护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利益，促进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进步的；法律的躯体则只有在其“年青”时代具有“审美”价值，起着有益的作用，一旦到了“老年”，就衰朽腐烂，散发臭气，危害生灵了；但法魂是不灭的，推倒陈旧腐朽的法律躯体，创出新鲜活泼的法律血肉，法律又将作为人类和人类社会的亲密朋友和有益武器而施展雄威。

那么，法魂是什么呢?概略而言，法魂之要素主要有：

其一，反映社会前进的客观需求；

其二，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其三，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其四，规定公民的应尽义务；

其五，保证公民的法律平等；

其六，确定法律的实施效力。

上述要素的综合整体，就是笔者所说的法魂。古往今来，中外各国，无论怎样万化千变、前进倒退，从历史发展的长途来看，法魂总是不灭的。会有“黑云压城”、“冰雪满天”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法魂不得不离开陈腐法律的躯体。但陈腐法律的躯体终将衰朽溃灭，法魂终将“荣归故里”与新的法律躯体相结合而显出勃勃生机，造福人类，促进社会的进步。

如此而言，鲁迅所处时代的酷法苛刑，只不过是徒有其表、虚有其名的法律僵尸而已，其法魂早已“出窍”远飚了。这是因为，鲁迅所处时代的“虐杀人民”的法律，完全没有反映社会前进的客观需求，完全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不保护而且处处侵害了人民的基本权利，而把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一股脑儿压在劳苦大众的身上；法律平等早已烟消云散、不见影踪；法律的实施效力也成为子虚乌有，横行于世的只是法官狱吏及统治阶级其他代表人物的恣意妄为了。

正因如此，这种没有真正法魂的法制的“行尸走肉”，必将被人民唾弃。而1949年1月14日发表的《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北京版直排本，卷1，第1391页。)提出“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就是推倒衰朽法制的庄严宣告。“黑暗即将逝去，黎明即将来临”，法魂所乐于依存的新生的人民的法律制度，将在神州大地上逐步建立起来。

但世界是复杂的，万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新时代的法制的发展也只能循着迂回的、曲折的道路前进，法魂与法律躯体的离离合合还会不时地出现。

当然，总的趋势仍然是四个字：

法魂不灭!

学生批判精神的培养 第3篇

一、什么是批判精神

教育是一种传递传统文化和新文化创新的活动, 但在我国现行教育中, 学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接受文化知识的传递, 而自我创新的时间和机会却非常少。由于受到考试制度的束缚, 教师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 通常是以考试为导向, 这无疑使教师成为知识和权威的化身, 学生不敢进行创新, 也畏于挑战权威。虽然素质教育已经进行多年, 其理想就是建立一种以学生本身的天性为出发点的教育体制, 但每次教育改革都未曾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结果, 人们似乎注定要被考试制度所束缚, 而不清楚教育和受教育真正意味着什么。批判是创新的基础, 面对21世纪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 学校必须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和批判精神的学生。

批判, 在我国历史上一度被作为纯政治性的概念而被简单等同于敌意、抛弃和否定, 这与批判的原意相差甚远。什么是批判?《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 加以否定;分清正确的和错误的或有用的和无用的”。批判诠释论是在哲学层次而非政治或实业层面上使用“批判”一词的。以霍克海默为代表的社会批判理论, 倡导一种以反思和质疑为本质特征的批判意识, 他认为“批判并不意味着对一个东西进行谴责, 或抱怨某种方法及其他东西, 也不意味着单纯的否定和驳斥”, 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实质上是对社会真理和事物本质的剖析、挖掘和探索。由此可见, 批判是一种理性的、非政治性的活动, 否定、反思、质疑等只是批判者的表达方式, 创新才是批判的根源, 批判并非批判者与批判对象之间有意识的对立。所谓的批判精神, 是指在批判活动中, 运用已有的知识, 对既有的学说或理论进行思考、质疑和判断, 有根据地做出肯定接受或否定拒绝, 而不是不加思考地全盘接受。简言之, 批判精神实质上是一种怀疑精神和反思意识。

在学校教育中, 培育学生的批判精神应该注意三方面的问题:其一是与社会保持适当距离, 让学生以旁观者客观的眼光来审视社会现象, 对其现象的“是非”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以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取向。其二是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在批判别人的同时, 必须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学生由于受知识和阅历的限制, 在批判活动中很容易产生“批判幼稚”或过激行为, 有时学生的批判行为会导致教育活动的不顺, 造成教师的尴尬。在这种情况下, 教师首先应该肯定学生的批判精神, 包容学生批判的缺陷, 并且要适时适当地对学生进行引导教育, 使学生认识到自己批判的错误, 进行自我批判, 在批判和自我批判的过程中促进自我的发展, 逐步培养科学批判的能力和素质。其三是学生必须具有扎实的知识基础和正确的判断能力, 才能保证自己对现象做出客观正确的认识, 促进自己的健康发展。

二、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的意义

从发展的角度看, 国家需要不再只是能够从事机械生产劳动的公民, 而更需要具有创造能力的人才, 以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学校教育也应转变应试教育的传统, 深化素质教育改革, 培育具有批判精神和创新素质的人才。可以说, 学校教育的内外在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

1. 培育学生的批判精神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要求。

科学只有在怀疑和批判中才能前进, 如果没有科学人才之间的批判和自我批判, 就没有创新, 科学技术就会永远停滞在原有水平, 最终不能促进国家的进步。2001年,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这就意味着中国可以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进行自由的贸易往来。但是, 如果我们无法创造出越来越多新的产品, 科学技术落后不前, 我们就无法抢占国际市场, 同时会使大量外国产品充斥中国的消费市场, 这不仅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 反而会造成大量产品滞销和大批工人的失业, 这对一个具有13亿人民的国家来说, 必将是一场灾难。

因此, 培育学生的批判精神是促进国家发展的要求, 也是增强我国在未来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的要求, 整体的批判精神和反思意识能够塑造一种民族文化精神, 构建一个进步的客观世界。

2. 培育学生的批判精神是深化教育改革的要求。

真正有效的教改并不在于修补传统学校教育破败不堪的结构, 而在于弄清楚, 在这个截然不同的新时代, 教育和受教育意味着什么, 从而将教育的新愿景带进学校。教育理论知识不像药物, 教师可以用针管直接注入学生的体内, 而需要经过一个理解、批判的同化、顺应的心理过程方可为学生接纳, 成为学生自己的知识, 这就使得教师不能将学生看作机械产品来生产。在素质教育改革中, 学生作为教改活动的对象和体验者, 应该有权对新观念和新政策的合理性及可行性做出判断, 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学生才会体验到受教育和学习的乐趣, 教改的成败将最终取决于学生对待学习和接受教育的态度。在教改过程中, 学生只有充分发挥其批判精神, 其政策制订者和改革者才能不断发现教改方向的正确或错误之处, 使教育改革趋于理想和完美。世界教育改革的大量实践已经充分证明:那种把学生作为政府和权力意识的被动实践者的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 是注定要失败的。

3. 培育学生的批判精神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网络所带来的影响是现在各个领域都无法回避的。每天, 我们需要对各种各样的信息、资料进行价值判断, 会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而问题的答案又是丰富多彩的, 只有具有批判精神的人, 才能用批判的眼光看待问题, 提取有价值的信息, 获取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学生最终将走出校门、走入社会, 培育学生的批判精神可以使其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快速发展和复杂变化, 对未来的发展方向不断做出改变。

无论是从促进国家发展这种宏观的政治角度来审视教育, 还是从教育自身的意义和功能出发, 培育学生的批判精神都已成为学校教育的当务之急。

三、培育学生的批判精神的对策

科学知识强调确定性, 而科学精神强调不确定性, 强调科学精神就应该强调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在学校教育中, 培育学生的批判精神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 实施连贯的教育改革政策, 深化素质教育改革。

素质教育改革的政策已经推行了多年, 学校的课程设置也有很大变化, 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减少,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学生的负担却从来没有减轻过, 导致素质教育改革仍然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和形式上, 各学校仍以学校毕业生升学率的高低作为其赢得家长和社会支持及信任的标准, 教育政策没有得到稳定有效的实施。这不能不说是学生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教育政策的不稳定、教育改革的不连贯, 不但很难使教育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职责, 也使教育自身危机四伏。这种看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越来越得到认同。政府在制订新的教育改革政策时, 必须考虑其持久性, 而不是对当前教育困境的即时改进;认真审查前一轮教育改革计划和结果, 使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具有连贯性, 避免前后相互矛盾, 也不能因政府机构的改组和人事更迭而改变——要为学生批判精神的培养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

2. 创造“兼容并包”的校园文化环境, 实施文化管理。

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 最主要的是在日常教学中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和校园文化环境, 鼓励学生大胆怀疑、敢于批判。文化是一种信仰, 积极的校园文化是最有效、最人性化且符合教育规律的管理手段, 如果一所学校的师生愿意接受其“文化管理”, 这个学校就会向着积极、健康、高效的方向发展。如果某所学校能够形成一种自由言论、自由批判之风, 其实也是其共同价值观的体现, 这种自由之风将推动学校的快速进步和发展。

因此, 学校管理要与宽容结合起来, 努力创造兼容并包的、开放性的校园文化, 不拘一格降人才, 给教师和学生自由发展的空间, 摈弃将“升学率”和学习成绩看作评价教师教学水平高低和学生学习成绩好坏的标准的观念。原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的方针, 仍值得当代教育借鉴。

3. 采取问题教学模式, 开展批判和自我批判。

由于传统的“师道尊严”思想的影响, 教师一直被认为是知识和权威的化身, 学生的头脑一直存在这种影响, 即“老师的话总是对的”, 学生即使有新的发现也不敢理直气壮地与权威一争高低。长此以往, 学生的“棱角”被磨平, 好奇心被压抑, 批判意识也就从此失落。

而在西方国家里孩子从小就培养发问和求知的习惯, 孩子提出问题后, 家长和老师不是马上解答, 而是循循善诱地启发、引导, 帮助孩子思考。他们不是为学生提供直接的解答, 而是鼓励孩子自己到图书馆中寻找答案。在这种环境下, 孩子从小就懂得这样一个道理:任何问题的答案都不是现成的, 它得靠人的思考和寻找。在成长过程中, 学生的批判精神和价值判断能力就逐渐养成了。

论《我是猫》中的批判主义精神 第4篇

一、《我是猫》的文学创作

夏目漱石从小接受日本传统文化, 喜欢阅读《左传》﹑《史记》等汉文诗书, 具有很高的汉文化修养。后来, 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像正冈子规这样的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学者。因而, 夏目漱石的作品必定带有东方传统思想。

同时, 夏目漱石出生于日本明治维新的变革时期, 当时全社会都在努力吸收西方文明。西方思想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夏目漱石的思想势必会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当时社会中充斥着崇拜西方, 不满现实, 拜金等思想导致人的价值贬值。东西方文明发生着强烈的碰撞。夏目漱石毕业于明治维新后文明开化成果之一的东京帝国大学, 有过英国留学的经历, 受到英国文学的熏陶, 对西方思想有更深刻的认识, 因而对这一问题表现得更敏感, 观察得更透彻。

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夏目漱石, 面对现实, 开始文学创作。1904年, 他在杂志《杜鹃》上发表了处女作《我是猫》。一经发表, 这篇文章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只被人抛弃的流浪猫, 被中学教员苦沙弥收养之后, 便充当了观察﹑评论主人及他的周围人的重要角色。通过猫的视角, 我们了解到了处于明治时期的苦沙弥等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作品运用独特的讽刺和幽默的语言揭露和抨击了当时社会, 是日本近代文学作品中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

二、对崇洋思想的批判

日本在明治初期, 对外开放, 努力吸收西方文明, 民众以极大的热情学习西方, 而这种学习更多的带有盲目性, 由于不加选择, 只要是好的, 就照搬照抄, 完全失去判断和选择性。比如以前日本民众虽然也注意养生, 对饮食﹑生活环境等方面有要求, 但像洗海水浴, 对于从小身处海边的绝大多日本人来说, 是一项再平常不过的运动了。可是, 当西方的思想大量传播到日本时, 由于西方人推崇这项运动, 日本人也开始重新审视它, 并把它当做一项时髦的运动。因此, 在《我是猫》的第七章一开头, 猫就郑重地宣布:“咱家近来开始运动了。”运动锻炼身体本来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 但当从猫嘴里一种郑重宣布口气说出时, 不禁让人笑话起猫来。可是猫又会做什么运动, 它的行为思想只不过是在效仿人。在嘲笑猫的背后, 真正嘲笑的应该是当时民众的崇洋思想。

在小说的第五章中, 猫发出“据说天地万物, 无不上帝创造。可见人也是上帝创造的喽!”在这里猫提到了“上帝”, 万事万物包括人都由上帝创造, 上帝主宰一切的观点, 正是西方上帝论的思想。日本人一直以来所秉持的是万物平等, 和谐共处的东方思想, 他们信奉万物皆有神灵。但是现在猫用笃定的语气说出上帝创造一切的观点时, 可见当时日本民众对西方思想的崇拜。

三、对拜金思想的批判

日俄战争以后, 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越发严重, 阶级分化日趋严重, 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金钱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对象, 道德标准下降, 拜金主义日益严重。正如猫所说:“咱家不清楚使地球旋转的究竟是什么力量, 但是知道使社会运转的确实是金钱。”可见猫作为旁观者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金钱对于整个社会以及在人们心中所占的重要比例。

在猫注视下这些拜金主义者也一一登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资本家的金田和知识分子的铃木藤十郎。围绕金田小姐的婚事, 金田的老婆请苦沙弥帮忙, 但却得到了冷落, 因而得罪了金田家。于是金田安排策划报复, 最终迫使苦沙弥投降。在这个过程中, 金田花钱雇铃木藤十郎监视苦沙弥的动静。铃木藤十郎在与苦沙弥的对话中曾公然宣称:“如果不下定‘人为财死’的决心, 是干不来这一行的, 要想发财, 必须实行‘三绝战术’——绝义, 绝情, 绝廉耻。”从知识分子的口中说出带有如此金钱至上的观点, 可见当时社会人们对金钱的崇拜。以此也揭示了金钱对人们道德观的颠覆。

四、结语

由此可见, 在这样全盘西化的时代, 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完全失去了自我的主体性。而出现崇洋思想和拜金思想的盛行的原因, 正如夏目漱石在一次演讲中所指出的:“西方的开化是由内到外的, 而日本的开化是由外到内的……一直处在由内到外自发地文明开化的日本, 突然强制性地被推向开化。因为是强制性的开化, 个性也就在开化中失去了。”可以看出, 夏目漱石敏锐的观察力以及对当时物欲横流的物质社会的清醒认识。

参考文献

[1]夏目漱石.我是猫[M].于雷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

[2]何乃英.夏目漱石和他的小说[M].北京出版社.1985.

[3]土居健郎.漱石の心的世界[M].角川書店.1985.

[4]竹盛天雄.夏目漱石必携[M].学燈社.1981.

时代依然需要批判精神 第5篇

时代在发展, 社会在进步, 鲁迅所处的环境与今天大不同, 可那些因袭既久的陋习、遮蔽心灵的积尘、戕贼人性的弱点, 并未完全荡除、消逝。翻阅鲁迅先生的作品, 无论是喟叹革新之难———“即便搬动一张桌子, 也要流血”;还是鞭挞冷漠围观———“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 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抑或是痛感公德缺失———“仅因目前的极小的自利, 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地加一个创伤”……昨天的话在今天说, 仍让人有所警醒、启发。

批判是发现问题的眼睛。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 需要的不仅是抚慰心灵、平衡心态的“心灵鸡汤”, 更需要发现问题、直面问题的批判精神。赞叹改革日益推进、突破重重壁垒, 也要直面部门利益仍然顽固的现实, 想方设法破除“拦路虎”;讴歌好人不断涌现, 也要意识到冷漠围观仍然存在, 携手改善社会人心;欣喜公德意识渐成风尚, 也不应回避一些文明缺失的丑陋现象时有发生, 努力填平“道德洼地”。讴歌成就之时看到隐患, 肯定进步之时直面问题, 才能保持一份清醒、冷静。

批判需要建设性的心态。“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批判从来不是为批评而批判。置身事外的冷嘲热讽、痛快一时的情感宣泄, 只能导致愤世嫉俗、悲观失望, 无益于世道、有害于人心。这种所谓的“批判”, 与真正的批判精神大相径庭, 首先就该受到批判。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 因为他的内心有理想的光”。批评而不解构, 鼓劲而不泄气, 饱含批判精神而不失建设心态。我们痛斥既得利益者顽固, 理应拒绝同流合污;鞭挞冷漠围观, 理应挺身而出;批评公德缺失, 理应自我警醒;指出问题得失, 理应贡献智慧力量。

社会需要倾听的耳朵。良药利于病, 毕竟苦口;忠言利于行, 毕竟逆耳。正如鲁迅先生感叹的“立论之难”, 夸一个孩子将来大富大贵的人会受到青睐, 而说他将来必定要死的人必遭白眼, 即便前者无根无据, 后者实为必然。这阐释了最简单的道理, 光有批评还不够, 关键要有善于倾听的耳朵、理性宽容的氛围。不仅要认识到批判是社会的清醒剂, 容忍批评、正视问题, 还要从批评甚至指责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反之, 视之为挑毛病、揭伤疤、唱反调, 结果只能表面一团和气、内里矛盾重重, 看似风平浪静、实是暗流涌动。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一个革命政党, 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 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可谓振聋发聩!

鲁迅的批判精神论文 第6篇

一、批判精神的内涵

批判是价值意义上的超越, 其目的在于“协调当下的秩序与其价值目的之间关系的努力, 是区别现象与本质的努力, 是考察事物的基础的努力。”[1]批判就要怀疑那些看似明晰和正确的东西, 并揭示事物的原貌, 改变事物现状从而达到应达到的境界。即马克思所指出的:“使现存状况革命化, 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 摆脱现实束缚, 在批判旧世界中创造一个新世界。”[2]批判精神是一种不轻易说“是”而是敢于说“不”的精神;是一种不甘受陈规陋俗约束的精神;是一种勇于对人们所持的常识反思的精神;是一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精神。批判教育学的“批判精神”的创始人保罗·弗莱雷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的批判精神, 应该激励学生成为具有批判精神的公民, 使其成为能动的、具有独立意识的、有社会责任心的政治主体[3]。

二、西南后发展高校理科生现状

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 西南地区经济的振兴需要大批少数民族理工科技人才。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区域性不平衡,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受经济和区域因素的制约, 后发展高校的理科生创新能力和批判精神缺乏, 综合素质薄弱, 思辨能力差, 因此,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科技人才高度匮乏。以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西南六省为例, 2002年平均每万人中科技工作人员才有4.1人, 而国内几个发达地区平均有16.3人, 相差近5倍之多[4]。

1. 生活阅历简单, 精神世界固步自封。

西南后发展高校理科生的生源多数来自老、少、边、穷的民族集聚区, 这些地区交通落后, 经济发展缓慢, 人们物资生活匮乏。学生们为了跳出“农”门, 精神世界的追求被考大学的唯一目的所取代, 精神生活应有的丰富性没能得到应有的张扬。由于生活在贫困地区, 西南后发展高校理科生获取信息的渠道狭小, 视野狭窄, 外出实践和学习的机会很少, 接受新知的能力更弱, 生活经历和社会实践断层, 精神世界只能从书本上而不是从社会生活中得到应有的启迪。

2. 自卑心理强, 思想易偏激。

由于受本地区发展水平、本民族和家庭习俗的影响, 西南后发展高校理科生知识结构不合理, 人文素养积累不够, 语言基础、表达能力、理解能力和驾驭文字能力弱, 专业学习困难, 造成厌学的现象。另外, 社会环境的复杂以及市场经济的竞争等等, 使他们背负沉重的精神负担, 他们往往自我评价失衡, 对自己的知识、能力、发展失去信心, 对一些社会问题容易产生片面甚至错误的看法, 甚至有时还会出现过激的行为。

3. 遵从古训, 信奉权威。

自古以来, 中国人对祖先就有一种顶礼膜拜的心理, 认为遵从古训古道是对祖先的敬重和孝顺, 西南地区的学生受此影响更为深重。另外, 西南后发展地区学校教育过分重视智育教育而轻视其他方面素质尤其是科学精神的培养, 学生长期受“传递—储存”应试教育模式的影响, 学生机械学地习书本知识而缺乏怀疑、求实、探索精神, 相信书本, 唯书唯师, 迷信权威已成普遍现象。

4. 社会责任缺乏, 创新意识薄弱。

西南地区经济欠发达, 经济决定上层建筑。西南后发展高校的学生80%以上来自农民家庭, 他们靠土地生活, 靠老天赐予的收成吃饭, 因此他们习惯于安于现状, 不求变化, 听天由命, 缺乏对社会制度、社会现象的认知, 缺乏对社会责任的考虑。由于认识水平和视野限制, 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主要体现在自身的成长定位于本民族、家族或个人身上, 而缺乏对国家利益和全民族长远发展的考虑。

三、培养理科生批判精神的必要性

批判是大学对社会应负的责任, 美国著名教育家赫钦斯指出, “如果在一所大学里听不到与众不同的意见, 或者它默默无闻的隐没于社会环境中, 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所大学没有尽到它的责任。”[5]科学只有在怀疑和批判中才能前进, 如果没有科学人才之间的批判和自我批判, 就没有创新, 科学技术就会永远停滞在原有水平, 最终不能促进国家的进步, 培育学生的批判精神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要求。从教育自身的意义和功能看, 培育理科生的批判精神是西南后发展学校教育的当务之急。

1. 批判精神能够促进学生创新性思维的发展。

批判精神是创新性思维的原动力。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有利于激励学生打破传统思想和思维模式的禁锢, 树立标新立异的信心, 形成主动的、独立的思维方式和习惯, 为开发创新性思维、提高创新能力和培养创新人才奠定基础。

2. 批判精神能够促进学生独立而高尚的人格发展。

现代高校教育应重视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开发学生的潜能, 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在个性发展这一过程中, 批判精神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培养批判精神可以使学生以缜密的逻辑、思辨的方式迅速获取自我发展所必须的知识、技能和经验。

3. 批判精神能够促进学生科学的价值观的发展。

批判精神的培养有助于引导学生在学习中明辨是非, 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 运用批判的观点, 在现实的价值冲突中识别观点, 在比较鉴别中确认观点, 在探究活动中提炼观点, 进而形成理解、认同和正确的价值标准。只有具有批判精神的人, 才能用批判的眼光看待问题, 提取有价值的信息, 获取解决实际问题的最佳途径。

四、培养理科生批判精神的途径

1. 夯实理论基础, 确保批判的有效性。

批判不是无端指责, 批判要求有理有据。学生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在他们的脑海里形成了一定的知识结构和理论框架, 他们才可以将其掌握的理论作依据进行有效的批判。一般来说, 准确、敏锐、深刻的判断能力是以广博而深厚的知识为基础的。

2. 采用苏格拉底式教学, 激发理科生的批判意识。

大学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学生参与有史迄今的“伟人对话”, 使对话能继续下去。大学想要培养具有批判精神的人才, 就应该通过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式、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的批判意识, 贝弗里奇曾说“确切地陈述问题有时是向解决问题迈出了一大步。”[6]因此, 传统的理科基础理论教学中, 绝大部分时间是教师主讲, 学生只是单纯的知识接受者的状况应着力改进。基础理论课前要求学生阅读相关教材内容, 课堂上先由学生对教材的内容、知识结构等陈述个人的看法, 然后再组织课堂讨论。教师既要科学安排教学内容, 又要设计好课堂的时间分配, 让更多的时间和空间留给学生, 使学生成为学习活动的真正主体。在批评、讨论、质疑、争论的教学模式下激发学生的批判意识, 以此来培养理科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而高尚的人格。

3. 培养问题意识, 加强理科生批判精神的内驱力。

科学研究始于问题, 提出问题对科学研究来说意义重大。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 而提出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 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 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6]传统教育使学生养成了以书本为标准, 以教师为权威的思维定式, 理科生普遍缺少批判的眼光。因此, 要改进理科生的课后作业仅仅是解答课后习题的传统, 鼓励学生对教材中的公式、推导、实验原理及过程等等, 寻找问题、提出问题, 并要求学生对发现的问题进行陈述。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 问题能揭示事物的矛盾, 激发学生的认知冲动, 促进学生主动地、富有个性化地学习, 从而转变西南后发展高校学生厌学的现象。

4. 发挥教师的表率作用, 强化理科生的批判精神。

正所谓言传身教, 在理科教学中对学生批判精神的培养离不开教师的表率作用。一个仅仅只会传达知识, 不具备基本的批判精神的教师, 无论讲得多么动听, 他对学生的说服力和影响力都会大打折扣。一个理科教师如果想成功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 那么他自己必须是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人, 只有具有批判精神的教师才能协助学生认清各种意识形态、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 使学生能在复杂的问题中批判性的提取有价值的信息, 最终获取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科学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而理性求知精神、实证求真精神、质疑批判精神、开拓创新精神则是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批判精神虽然属于非智力因素, 但它在学生学习活动中起着引发、激励、定向、强化智力活动的作用, 它与智力因素相互制约、互相促进。因此, 西南后发展高校的理科教学除了注重智力因素的培养外, 更应重视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尤其是批判精神的培养, 以此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促进他们积极承担起服务西南地区经济建设, 奉献社会的使命。

摘要：西南后发展高校理科生由于受区域条件和经济状况的制约, 学生的综合素质普遍薄弱, 思辨能力差, 普遍缺乏创新能力, 这是西南后发展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后劲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 西南后发展高校理科的基础理论教学的传统模式应着力改进, 多采用对话式的苏格拉底式教学, 让理科生有更多陈述问题的机会;改进课后作业仅仅是解答课后习题的传统, 鼓励理科生就教材、参考书等提出问题, 以此培养众多具有批判精神、富有创造力的理科大学生, 为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提供有效的服务。

关键词：批判精神,理科生,西南后发展高校

参考文献

[1][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0:256.

[2]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48.

[3]魏薇, 陈旭远.西方批判教育理论:师生交往研究的新视域[J].外国教育研究, 2011, (38) :27.

[4]张茹, 林锋, 刘志鹏.于少数民族预科物理教学的探析[R].第三届大学物理课程报告论坛, 2007.

[5]张安哥, 永涛.西方大学理想的嬗变、模式、挑战与应答[J].江西社会科学, 2008, (4) :233.

鲁迅的批判精神论文 第7篇

陆建德:好的。众所周知, 钱锺书先生是当代中国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长期以来, 他秉承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科学的精神, 追求真理, 淡泊名利, 博学多能, 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他的长篇小说《围城》, 风格幽默, 比喻精辟, 充满着智慧和哲理, 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现代文学经典, 曾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他的学术著作《谈艺录》《管锥编》, 立足于中国传统文献, 又广泛汲取西方文明精华, 融会贯通, 博大精深, 让读者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基本事实, 即中国文化作为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 在世界文化中应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正基于此, 我们社科院文研所召开了这个研讨会。

其实, 钱先生一般不喜欢有人给他做寿, 因为他喜欢说一些非常犀利的话。曾经有人要给他父亲做寿, 他就说最不喜欢百年诞辰纪念会。但是我们社科院还是给他召开了百年诞辰纪念会, 因为钱先生有很多精神的、文学的、文化的遗产值得我们清点, 因此我们应该重新来读他的作品。

钱先生可以说对各种书籍都无所不知, 他的这种知识渊博的程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无论你跟他谈到什么, 他都能马上说出在哪本书上, 谁说过什么话, 外国人有没有说过这个问题, 又是怎么说的等等, 这些他都记得。这仅仅只是我们对钱先生在学问方面的认识, 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在小说创作方面, 我们一般认为他是一个讽刺家。我觉得他很多时候对自己的讽刺比较开心。他往往向前走了一步, 走了两步, 走到第三步的时候明明可以停止了, 但是他还是会继续走出去, 还有接下来的第四步, 这也是他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是他小说创作中比较好的一个方面。实际上他受当时英国小说创作的影响是非常深的。但是要了解钱锺书先生, 光是看他的小说往往觉得还不够, 还要看他一些其他类型的文章, 因此我们应该重新来读他的作品。

钱锺书是富有巧思和幽默的人, 他能看到人的内心里面曲里拐弯的角落。但是, 他也把自己看成无情的讽谐的对象。正因为这种严谨的态度, 所以他对各种赞美十分警惧, 他多次婉谢要求他写自传的邀请, 说回忆是最靠不住的。钱先生身上有反躬自省的精神, 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的。我们能够在钱先生充满期许而又不无温和的嘲讽的眼光下, 说出一些让钱先生感到既痛又痒的话来, 这是纪念他的最好的方式。这样, 钱先生就会把我们引为同道。

朱迪敏:在现代文学史上, 钱锺书是一个另类的知识分子。这一方面体现在他学者兼作家的双重身份上;另外一方面, 钱先生一生始终置身在时代潮流之外, 从不赶时髦, 与时人追赶的东西保持着清醒的距离。您是如何看待他这种姿态的?

陆建德:我觉得这体现出了钱先生一种独有的批判姿态。钱先生的批判精神来源于他非常深刻的心理洞察力。阅读钱先生的书籍, 你会发现他的写作思路是和常人不太一样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在写作过程中经常有很多套话, 但是钱先生的创作中套话就非常少,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他的批判精神。他批评套话, 譬如我们经常说“言行要一致”, 然而我们很少去思考言行一致需要我们做什么事情, 怎样才算言行一致。人怎么能够言行完全一致呢?打个比方说, 我对某个人有点小小的意见, 我不能随随便便在公共场所表现出来吧;我暗暗地对某位女同学产生了仰慕之情, 我也不能做出我内心现在还不允许我做的事情。很多场合下, 人做的很多事情确实是与他心里所想的不一致。不错, 人们往往会有一个宏大的理想, 就是所谓的愿景。这个愿景会使我们坚定地去做某些事情, 但是可能这件事情其他的人不愿意做, 而且要做的话, 在方针上应该谨慎小心, 不是一口吃成个大胖子。同样有一个愿景, 但是在方寸与方式上是大有讲究的。正是因为如此, 钱先生才说“知和行不完全一致”。虽然知行一致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但是这个说法却好像忽略了一点, 那就是文明社会的复杂性。我们总是觉得自我应该像一个铁板一样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但是钱锺书先生就不这样认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经常讲, 人类的自我并不是总是铁板一块的, 很可贵的一点在于自我和自我之间会保持一定的距离, 就是自己不要和自己做太好的朋友, 否则就会自恋。所以, 钱先生就觉得自己应该经常反省自己说过的话。

朱迪敏:钱先生批评说套话虽然只是一件小事, 但是我已经能从中领会到钱先生“于细微处见深刻”的思维方式, 或许这也是钱先生批判力量的一个精神源头。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中常常存在着“陷阱”, 大家长年累月地这样说, 很自然地就会对一些错误的说法失去警惕性。因而, 人得有反省的精神。

陆建德:钱先生的深刻就在这里。他觉得并不是只有神经病才会自我分裂, 人本身就应该有一点自我分裂。他认为人自我在一定程度上的分裂, 也就是我说的人和自己保持一定的距离才会使人有点幽默感和自嘲的精神。我们会发现, 一些不太会自嘲的人往往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有了幽默感和自嘲的精神后, 我们就会用一种滑稽的眼光反过来看自己, 这样就不会把我们喜欢做的一些事情看得过于重要和伟大, 也不会进而把自己看得过于伟大。但是常人往往都会犯这样的毛病。

钱锺书先生对人身上的这个弱点就看得非常清楚, 当然如果看得过透了之后, 也会产生不太好的一点, 就是会让自己太像一个过来人, 从而使自己倾向于不太相信人间还有比较美好的动机;但是他比较好的一点在于, 看得透之后, 他不会让自己做广场上的英雄, 振臂高呼;也不会像鲁迅说的那样, 将自己投身于一个轰轰烈烈的事业, 勇猛而不退转。对于这些, 钱锺书先生绝对是不喜欢的。因此他总是和自己保持一定距离, 他说这种自我的分裂, 知行的分歧, 紧张的时候就产生悲剧, 松散的时候就变成讽刺。所以他认为人应当有一个超自我, “他能够把是非真伪跟一己的利害分开, 把善恶好丑跟一己的爱憎分开。他并不和日常生命粘合得难分难解, 而尽量企图跳出自己的凡躯俗骨来批判自己”。他的这些话都是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套话的反说, 虽然有些话难免有些极端, 但是当寻常人仔细品味之后, 又觉得是非常深刻睿智的。

阅读钱先生的文章, 我们会在知识上和认识上感受到一种很大的乐趣。他不断挑战我们已经既定的思维, 将我们原来比较固定的印象打松、打散, 让我们用一个新的眼睛看世界。当然, 批判精神有一种是像鲁迅先生、尼采、叔本华等一样, 是一个人直面整个社会, 愤愤不平, 人很不开心, 觉得社会和人生亏待了他。但钱先生的批判精神却是另外一种样子。

朱迪敏:这样与个人、时代保持距离的姿态, 往往能获得对于个人、时代清醒的认识, 从而发出与时代大多数人不同的声音, 也即批判的声音。但这是否可以理解为钱先生是在明哲保身呢?这样冷静的批判姿态对于近现代那个需要英雄的时代是否太中庸了呢?

陆建德:钱锺书绝不是广场上的英雄。与钱锺书同时代的很多人往往非常专注于自己做的事情, 认定自己就是真善美的化身, 自己始终站在时代进步潮流的一边;但是先生不是这样。他不是一个行动的人。行动的人需要对自己信心满满, 但是钱锺书更多的是一个旁观者和思考的人, 他用宽容、理解而又带有嘲讽的眼睛看那些冲锋陷阵的杀、冲等等。这样的一种态度在人生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属于智者的态度和眼光, 它时刻提醒我们仅仅有行动是不够的, 还应该有反思。因此钱锺书说:“只有禽兽天生就知行合一的。”他所要强调的根本的一点就是要自己和自己保持距离。因为自己内部有一个张力, 这就是所谓的文明的准则, 它要求我们做任何事时, 不要做得太过, 不要相信自己就是真理。

钱先生对那些认为真理就在自己手上的理想主义者是不喜欢的。他认为这些理想主义者在很多时候是很自私的, 而且总是会有自我欣赏的毛病, 他批评其他人没有理想, 其实间接地在说自己是有理想的, 希望别人都来学他, 这种理想主义其实已经变成了理想的自我。钱先生不是投身于某一运动的人, 也不喜欢某些人把自己放在某一个很高的位置上, 他就像一个真圣人一样, 戳穿这些自以为是理想的人的真面目。

尽管钱锺书的文章显得有一些尖刻, 但是又会有这样一个优点, 就是他在文章写到最后的时候就开始渐渐与自己保持距离。他反对和讽刺那些理想主义者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教训别人, 觉得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他又开始想道:我说来说去是不是又入了一个陷阱, 我说那些话不也是在教训别人吗?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能有这样的品质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在跑得很快的时候, 会突然停下来, 换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他觉得如果自己也是在教训别人的话, 那自己真的是没有出息了, 大概真的是人到中年了吧!他最后和自己开个玩笑, 开始意识到我们平时说话的难处, 一方面他不会做那种唱高调的人, 对这样的人, 钱先生绝对只是在背后笑笑, 然后想办法将他们肚子里的气放出来;但是, 另一方面他也觉得这种事情有时候也是挺难办的, 因此他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教训人, 他觉得这是自己最难受的地方。所以, 他在写文章时对自己是很警觉的。有时候, 一些人写文章, 特别是一些抒情诗人如郭沫若等在写文章时, 是百米冲刺, 绝不回头的。自己投入在文章里面, 非常痛快。实际上这些人是自己过于自信和理想, 但是钱锺书在跑得太快之后, 会停一停, 之后再来说一句话。也就是说, 他经常能够反躬自省。这样反躬自省的态度, 是一种特别可贵的品质。钱先生从清华毕业不久之后, 就开始写这样的文章。虽然那时他才20多岁, 但是他对人心理的洞察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深度。这类作品到了他老年时期反而写得非常少了, 我觉得是一种损失。

朱迪敏:那个时代得有理想主义者, 也得有人来反省, 社会若要正常有序地发展, 这两种人都不可少。

陆建德:我再来举一些他不合时流的精神。钱先生有幽默的精神, 但是他也不喜欢当时以林语堂为首的另外一个流派, 他们标举一个幽默人生。钱先生说幽默是用来减少人生的严重性, 绝不把自己看得严重, 就是幽默本身也不把自己看得严重。他觉得真正的幽默不仅对人生有一种幽默的态度, 对幽默本身也持一种幽默的态度。所以他不同意有的人把幽默作为一个主张来标举, 他说幽默一旦作为一个主张标举出来, 幽默就不是一种幽默了。因此我们应该对幽默本身也持一种反躬自省的态度, 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很好的品性。所以,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那样, 他觉得所谓的理想主义者喜欢教训人, 但是最后他又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也在教训人;他喜欢幽默这种品质, 在很多时候表现出自嘲, 但是他也知道, 不能把幽默标举为一种主张和口号, 大家都来学, 这样的态度就过于严重, 反而不是真正的幽默了, 因为真正的幽默也会用幽默的态度来看幽默本身。

朱迪敏:他对幽默的理解很有意思, 我认为林语堂的幽默是“行动的幽默”, 他的是“非行动的幽默”。那他对于进化论持什么看法呢?

陆建德:在文学界, 也有很多人相信进化论。一种是进行新文化运动的一类人, 如陈独秀等。钱锺书与这类人好像是完全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一样。还有一类人将进化论用于文学史的写作。新文化运动以来, 中国文人学士中间普遍存有一种进化论观点, 如胡适先生将“适者生存”的“适”用于自己的名字就是受到进化论观点的影响。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是厚今薄古的。我们往往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 相信时代是进步的, 事物是发展的, 长江后浪推前浪, 后面的总比前面的好,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等等, 这样的套话很多。在中国解放之前, 这种进化论的观点就已经深入人心。正是基于这个原因, 钱锺书开始论复古。钱先生说复古是有原因的。一方面他的国学相当强, 属于童子功;另一方面, 他外文又很优秀, 懂多种语言。他说可能我们这个时代的东西是脱胎于前一个时代, 但是我们很难说这个脱胎于前一个时代的东西就价值而言必然优于前一个时代。这里有两点我们一定要注意:首先是乙脱胎于甲;但是钱先生想要说的第二点是, 虽然甲、乙这二者有一个继承和延续的关系, 但是并不能说乙就一定优于甲。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 就像儿子是父亲生的, 但不一定儿子一定优于父亲一样。钱锺书先生说, 但是我们在写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时总是假定乙是优于甲的。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距我们很近的作家占据了很长的词条, 但是古时候很多相当不错的作家只占据了很短的词条,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厚今薄古思想的产物。因为我们总是觉得现在比以前更重要。钱锺书先生和我都并不是认为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他只是想让大家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在西方的文学史上, 他们往往会有复古的潮流, 如文艺复兴等。这种不断出现的往回看的经历, 在文学史上统称为复古运动。这些复古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有的。这种运动在特定的时代实际上起到了革新和推进的作用。所以复古并不一定就是保守和落后的, 它在很多时候形成了一个积极的推力, 钱先生正是用这样的观点否定了文学史上一种简单的进化论。

朱迪敏: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提倡人们要多读文学经典作品, 您认为怎样与经典对话才能得到更大的收获?

陆建德:经典是我们连接过去、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 是人类的价值资源。但是经典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地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清末民初的中国, 《水浒》也开始被一些激进人士视为经典, 但是传统的士大夫认为书中隐含的价值观念十分危险, 非常不利于和谐社会。

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 第8篇

关键词：精神胜利法,封建思想碰撞,革命精神

阿Q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同的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贫苦雇农、流浪雇农等。这些观点并没有错, 只不过把阿Q的典型概括范围缩小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阿Q是一个落后而又不觉悟的农民”, 这是一个对阿Q的典型意义的概括。以阿Q为代表的劳苦群众们, 在封建传统思想的压迫下, “人”不是被看做“人”, 而是被看做工具, 这是鲁迅笔下所有小人物的惨烈悲剧。因为阿Q是个工具, 所以“革命政府”为了维护“社会治安”, 为了调整丁举人与赵太爷的关系, 就把他选为“杀一儆百”的对象。《阿Q正传》里, 革命党初来之时, 阿Q的身份倍增, 赵太爷竟然敬之为“老Q”, 拱手奉承唯恐不及。这时候阿Q地位的提高, 也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工具的价值提高, 所以当“假洋鬼子”代表赵家与“革命党”建立联系, 而阿Q没有得到“革命党”的垂青, 失去了他的实用价值后, 赵太爷对阿Q的态度又回到了从前。这一切都蕴含着鲁迅的人道主义的呼声, 每一个劳苦群众都要提高到“人”的地位上来, 不仅仅是字面上作为人的承认, 更是一种真正的“人”的地位。

《阿Q正传》里着重描写了一个人——“假洋鬼子”。他到城里进了“洋学堂”, 后来又留学“东洋”, 但是他仍处在封建阶级观念的禁锢下, 没有“科学民主, 平等自由”的思想。他的目的只是从外国回来做大官, 但不幸被进步学生灌醉了酒, 剪了辫子, 半年后跑回国来, 弄得老娘“大哭了十几场”, 老婆“跳了三回井”。他只好装上假辫子, 准备留长头发, 再去当官。我们看到了阿Q对“假洋鬼子”的厌恶, 鲁迅要在这里表现的是阿Q的盲目排外主义思想。阿Q厌恶“假洋鬼子”并不是因为他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拥护者, 而是因为他剪了辫子。阿Q虽然有着排外主义的思想, 同时他也是一个无比懦弱的人。当“假洋鬼子”举起哭丧棒向他打来的时候, 阿Q毫无反抗, 并且极力分辩不是骂“假洋鬼子”, 而是骂的一个比他更弱小、无力反抗的孩子。

阅读过《阿Q正传》后, 印象最深的往往都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封建礼教的长期压迫, 人的感情长期被压抑, 精神的畸形是必不可少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正是随着感情抑制的升级而不断发展的。开始他因为癞疮疤而受到侮辱, 虽然阿Q身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但是受到侮辱, 他也会挺身反抗。结果, 他招来了更严重的惩罚, 这样的压制使他变得软弱, 不再公开反抗, “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但是即使这样, 他也逃脱不了被打的命运, 只好在心里骂一句“儿子打老子”。最后发展成赢钱被抢, 自己打自己来寻求安慰的境界。阿Q的精神胜利法, 是封建礼教长期统治下养成的一种病态心理。

最后, 我们看到了阿Q的结局, 成为了“革命”的第一批祭品。鲁迅的《阿Q正传》是紧紧地与辛亥革命联系在一起的, 正是因为阿Q的不觉悟, “假洋鬼子”才一点点获取了未庄“革命”的领导权, 赵太爷才能保持着自己原有的地位。阿Q式的“革命党”, 革命前他们是奴隶, 革命后, 他们掌握了政权, 但仍旧是封建帝王思想, 缺失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 让他们把群众当做自己的奴隶使用罢了。因此, 就算是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 革命仍旧没有胜利的希望。

阿Q令人既同情又痛恨, 而阿Q的一生也是悲剧的一生, 充满着屈辱、贫苦, 忍饥受冻, 任人打骂。他在未庄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而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 一个农忙时想到的工具而已。他已经丧失了人格、尊严, 连一个姓都没有——赵太爷不允许他姓赵, 否则他便挨打。阿Q又是一无所有的, 他上无片瓦之房, 下无立锥之地, 只能借住在土谷祠中, 靠给人打零工为生。老婆、孩子更是痴心妄想, 这就使阿Q愈发人不像人。而到最后, 阿Q竟被枉杀, 以被错杀结束了他短暂而不幸的一生。所有的这些, 无疑是令人深感同情的。但同时, 阿Q又是可恨的, 他沾染了许多的陋习:赌博、喝酒、偷东西, 更甚至明里、暗里地耍流氓, 调戏妇女。

鲁迅要借用一个人物来表现许许多多中国人普遍的精神病态, 就势必得运用夸张的手法, 这在小说对阿Q那种精神胜利法的刻画中, 可以看得很清楚。自己打自己嘴巴, 这样的行为孤立起来看的确不太真实, 显然是经过了作者夸张的处理的。而假洋鬼子这个人物, 他的言行也是用了漫画化的笔法描绘出来的, 因为鲁迅也同时是把他当做一个象征, 要用他来暴露当时的许多投机的革命党。在以前和此后的许多作品中, 鲁迅都是用写实的白描的手法来刻画人物, 可在《阿Q正传》中, 他却大量使用了这种大幅度的夸张的手法, 其中的主要原因, 就在于他是把阿Q和未庄当做愚昧的中国人和封建农村的象征来描写的。

鲁迅到底想通过《阿Q正传》向我们表达什么?或许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 但我的看法是, 鲁迅趁着辛亥革命的失败, 趁着新的思想与封建思想碰撞在社会的每个角落, 他想用阿Q这样的角色, 给中国创造一次深刻的、广泛的思想革命。反对统治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观念, 反对它的狭隘和封闭, 反对盲目的排外主义, 把中国从中世纪式的封建传统中解放出来, 把中华民族带进了一个崭新的现代社会。

参考文献

[1]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