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人文精神

现代文学人文精神（精选12篇）

现代文学人文精神 第1篇

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些现象,从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到一些地方教育与医疗的混乱状况,从官员腐败到家庭婚姻关系的瓦解,从自然环境的污染到文化遗产的耗竭,从一些上市公司蔑视投资者的利益到国有垄断企业管理现代化表象下争权夺利的内耗,无不折射出人文精神的缺失。

什么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总是离不开道德的养成及对人的尊重,尽管其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尽管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所看重的品格特征会有所差异,但是培育“良好品格”或者培育具有“美德”的人一直是人文精神所关注的重要内容。德性的形成不仅仅是使人能够适应社会生活、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并为社会所接纳,而且对个体精神的提升也至关重要。并不是每一个组织、每一个社会都已经或者即将接受完全相同的美德或者价值观,这就要求我们考虑所珍视的东西的历史和来源,考虑何为美德。人文精神强调对人的尊重,亚里士多德说过,人,即使是奴隶,也不是活着的工具。这种理念被罗马人化为了行动和制度,通过罗马法而在罗马延续。又过了十几个世纪,康德才讲出了那句浸透了欧洲人文精神的名言:“不能把人当作工具,而必须把人当作目的。”

根据亚里斯多德的观点,品格优异并非与生俱来,人们需要时间的积累才能逐步认识到,道德的品格需要从教育中获得,在某一特定的情况下有德性的行为才是正确的行为。德性必须出于德性本身,而不能出于某些外在的固有规则。德性也不可能是“偶发行为”;究其本身而言,有德性的行为应该是一种恒常的自觉行为。

现代管理者首先应该是合格的公民。什么是公民呢?公民是具有独立人格,有基本权利,并且意识到自己对社会有基本义务的人。每一个人的权利是平等的,而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里,这是一个契约社会,因此,公民是一个社会人。每一个公民应该意识到自己对社会有起码的义务,做一件事要有起码的道德规范,遵守起码的法律,行为要有一个底线。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和昆体利安都认为,对公民进行人文精神的培训能够引领整个社会,能够让公民理解并且尊重那些大家普遍认同的行为规范,而这些行为规范的获得方式是通过学习一批从古代传承下来的体现文化价值观和道德观的著作。学生们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阅读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其他一些古典作者的作品。人文精神教育致力于培养道德品格、灌输社会价值观。到18世纪晚期,人文教育的目的是要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思维方式和道德准则,从而能够逐步灌输“虔诚、公正、尊重真理的原则,爱国、仁慈、普遍的善,清醒、节约、纯洁、适度和节欲以及其他能让人类社会更加美好并赖以建立共和宪政的美德”。

在美国,二战以后的工业化扩张呼吁高等教育要变得更加实用。这使人们更加强烈地认为人文学科课程早就不可救药地过时了,无法再适应现代美国人的需要。有些人为传统课程辩护,认为它们仍然是一种有助于培训人的思维方式或者开发通用知识技能的方法。另外一些人则强调对技术专业化加以平衡的重要性, 认为人文学科应该承当起打造“全面发展”之人的角色。

在管理教育的早期,人文教育被人视为美德和道义的堡垒。但是,二战以后,旨在强化分析型和技术型技能的专门化倾向日益加剧,最终导致了管理学与人文学科脱节的后果。管理教育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只是一些职能块上的受教育者,他们对于自身对整个社会所应承当的更广泛的责任一无所知。人文精神教育的理念也受到了整个社会中教育角色变化的压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生们就开始提出通过大学教育掌握符合市场需求的技能这一要求。高等教育成为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到的产品,因此消费者要求自己的付出能够得到最高的回报。随着教育的目的从打造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转变成为人们提供具体的与雇佣相关的培训从而帮助他们在职业市场上有所斩获,关于人文教育的整体概念就再一次受到了猛烈的抨击。

亨利·明茨伯格在1973年和1980年所进行的有关管理者的研究《管理工作的性质》一书揭示了管理活动固有的非人性化特质。在明茨伯格看来,所谓的白领,与泰勒笔下使用铲子的工人一样,都是其时代的奴隶,异化于工作之中,被上级赋予的任务掌控。哈佛商学院教授罗伯特·海耶斯和威廉·阿伯内西在题为《加强管理规避经济衰退》一文中认为,管理学教育一味强调管理学是一门科学最终产生“一个错误而又浅薄的观念,使得专业的管理者,其实是‘假专业人士’,错误地以为自己贸然地‘空降’到一家完全陌生的公司,通过推行严格的财务控制、利用投资组合概念和市场驱动策略这几招就能够成功地经营好该公司”。随着股东价值和短期财务结果成了公司业绩唯一有效的衡量标准,芝加哥学派的市场驱动哲学充斥着对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讨论。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学家对商学院的影响逐渐增强,代理理论主导了MBA课程。通过建立一家公司,所有者可以享受因为减少交易成本而带来的利润。但是当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时,委托—代理问题就出现了:如果所有者没有亲自去监督管理者,他如何才能知道管理者是在做他最感兴趣的事情?实际上,在企业内部存在着股东—董事会—经理—工人这样一个委托—代理链条。根据代理理论,股东是委托人,公司的管理者是代理人,管理者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往往存在冲突。根据现有的激励理论,要有效地调和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就要设计有效的激励合同。研究委托—代理的目的是科学设计激励机制,解决激励不相容的问题。导致激励问题的因素有三个:一是代理人的行动难以观察: 委托人只能观察到结果,不能观察到行动,因为有外生要素的干扰使得结果不能准确地测度努力程度,这就是前面讲的“隐藏行动”问题;二是代理人的类型不能准确观测,这就是前面讲的“隐藏信息”问题;三是代理人风险厌恶程度不同。代理人存在三种不同的风险态度:风险爱好,风险中性,风险规避。典型情况下, 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得到股权和其他直接与利润相关的奖金。尽管支付给大公司CEO巨额报酬存在争论(特别是此次金融危机下华尔街金融巨头的薪酬方案),但是,现代经济学认为,以绩效为基础的报酬对股东和CEO都是有利的,而且减少CEO这样的报酬可能减少公司利润。

按照以上逻辑,管理者对公司不再有任何忠诚感,相反,他们视自己的工作为由市场驱使的完全的交换行为,不带有任何道德成分,不包含任何信托责任。借用德鲁克的话来说,公司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你得带着自己的大砍刀来。”这一市场驱动一切的理念也渗透进了商学院,MBA项目也开始在一个更大的市场上相互厮杀,将希望入学的学生视为潜在的“客户””。成为一名MBA学员不再是为了掌握某些技能或者学会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相反,其目的变成了拥有一个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校友关系网。

人类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这标志着“信息社会”终于名副其实。在现代管理中,我们收集的所有数字信息现在都可以用新的方式加以利用。大数据的出现,使得通过数据分析获得知识、商机和社会服务的能力从以往局限于少数象牙塔之中的学术精英圈子扩大到了普通的机构、企业和政府部门。但正如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教授在其新著《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 维的大变革》(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 中所指出的:“大数据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它使得目前用以保护隐私的法律手段和核心技术失去了效果。”“在一个预测的时代里,人类的自由意志神圣不可侵犯,这一点不可轻视。我们不仅需要承认个人进行道德选择的能力,还要强调个人应为自我行为承当责任。”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将价值观看得比技能、战术或各门学科更加重要。他坚信,人文精神是道德和价值观的守护者。尽管德鲁克从来未曾公开地揭示管理学和人文学科两者之间的关联, 但是,他关于管理学是人文学科的这一理念还是将人文学科培养道德品格的理想与管理学培养有效领导者的目标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认为,具有人文精神的管理者对人类存在的本质有着透彻的理解,能够在制约权力滥用的同时,将组织里的人培养好。具有人文精神的管理者能够认识到,尽管人性本身是不完美的,但是由人组成的组织必须努力创造一个“尚能容忍”的希望社会。

杜维明先生指出:“说中国传统中的‘儒’的概念,在当代近似于人文科学的学者,也许并不牵强。”1他还指出:“在儒家看来,学就是学做人。诚然,我们无可逃避的是人,并且在自然主义的意义上说,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从美学意义上看, 成为人却必须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因此,学做人意味着审美上的精致化、道德上的完善化和宗教信仰上的深化。”2笔者亦认为, 儒家思想的传播基本可以认为是人文精神的培养。

人文精神的培养离不开教育。康德指出“,人是唯一需要教育的一种存在”。3按康德的看法,人之外的动物只须以本能的方式来运用它的天性,无须像人那样经受教育的过程。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腾文公上》)人文精神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知善,以便进而择善。孔子更是提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到达“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的地步。孔子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可见,从“人的完成”这一方面看,教育不仅涉及知识的接受与传授的问题, 而且与德性的培养相联系,因为道德是社会能够维系、延续的必要条件之一,社会秩序的建立无法离开道德的维度。

荀子就是中国的托马斯·霍布斯,因为他跟霍布斯一样相信人性本恶,相信“人对人就像狼对狼”。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以为人生而有好利,嫉恶之心,耳目声色之欲。若听其发展,不加节制,则争夺残贼,淫乱随之升起,“正理平治”之社会生活难以实现。可是荀子的声音在孔夫子的国度却很少有人倾听。其实,荀子的思想与孔孟思想并非完全矛盾,甚至可以说是相得益彰。因为正是人性本恶,才需要不断修身,才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所以,孟子重心体之仁的呈现发扬,荀子重礼教之善的潜移默化。前者讲究“集义”,后者讲究“积善”。荀子说:“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荀子·儒效》)这句话无异于儒家所强调“择善固执”才能成就圣人。

儒家一方面重视礼乐所形成的外在规范,另一方面强调人性本有的内在要求,然后兼顾内外,肯定每一个人都有能力也有责任成就完美的道德人格。以经验事实来说,我们发现:人间有善行也有恶行,人有行善与行恶的自由,同时,行善使人心安,行恶使人羞愧。以理性反省来说,这些经验事实告诉我们:个人的快乐在于心安理得,群体的和谐在于大家行善避恶,因此,人性要求也是向善的。从理想途径来说,如果肯定人性向善,就要多做存养省察的工夫,让个人内心的指示清楚呈现,同时还要妥善安排道德教育,使大家乐于遵守外在既成的规范。儒家的人性论因此成为我国道德思想的主流。这套人性论常被称为“性善论”,其真正涵义则是肯定人有“善端”(《孟子·公孙丑上》),需要努力实践,以成就善的行为。换言之,人性是向善的。孔子是主张人性向善的,如孔子在描述有德者在政治上所表现的功效如下:

1.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2.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3.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中国历史上对人文教育的作用一直是非常肯定的。儒家经典《大学》开篇就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已故著名政治学家萧公权先生详细论述了孔子人本主义的政治观,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学说,从根本到枝节,都以人为其最高、最后和最直接的对象和目的。在他的学说中,政治生活是人的人性的表现,是人性发展的过程,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是满足人类要求的努力。这种人本主义思想同样适应于现代管理。

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教育往往有空洞说教之嫌,重做人轻做事。在孟子看来,做实事是“劳力”,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孟子·滕文公上》) 儒家经典也很少有教人做实事的内容,相反,倒不乏鄙视做实事的人的言论。“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只须““上好礼”、“上好义”、“上好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由于儒家只教做人不教做事的传统,造成劳心者只务虚言,干不了实事。劳力者能干实事,却尽是文盲。这种社会的手和脑严重割裂的传统一直贯穿中国整整两千多年,直到西方人用手脑合作造成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人这才逐渐觉悟到中国传统教育手脑割裂的大祸害。

在科举制度背景下,中国人的知识指向更多的是关注社会秩序的建立及与之相关的内容,包括人如何维护这种社会秩序。因此,起码从制度化儒家建立的汉代开始,中国的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如何灌注这种思想倾向,即《中庸》所谓“修道之谓教”。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精神的培养。马克斯·韦伯对于中西考试的内容的分析,充分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别:“中国的考试, 并不像我们西方为法学家、医师或技术人员等所制定的新式的、理性官僚主义的考试章程一样确定某种专业资格。中国的考试, 目的在于考察学生是否完全具备经典知识及由此产生的、适合于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思考方式。”4但是,科举制度这种只注重人文知识培养的理念在西方的经济强势面前,很快就失去了其合法性。在鸦片战争的屈辱面前,已经日趋腐败的科举制度乃至整个中国的教育制度和知识倾向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为,儒家所着力培养的人才根本无法应对洋人的“坚船利炮”。废除科举,设立新式学校,引进西方人的科学技术知识,成了维新人士首先考虑的事情。正因为中国传统教育的缺陷,因此,废除科举, 引进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和现代教育模式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格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明显地把人生意义的指针指向了权力。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能够接受儒家文化教育的人,无不围绕着权力转,这当然也与中国的皇权和科举制度存在必然的联系。黎鸣指出:“两千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是人类中典型的官场化社会。社会中的一切,无论官场、市场、情场中一切人们的活动,无不受到私有化的专制权力的威慑。”5权力垄断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除了听命于大人、圣人,永远不会有自己的思想,儒家思想乃至圣人孔子、孟子本人也都成了权力的工具。这样,中国的人文传统被权力裹挟,人文精神被权力阉割。因此,当代人文精神的培养, 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利用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 我们又必须挣脱传统文化的桎梏。

人文精神的培养需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先秦时代,孔子可以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可以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腾文公下)。但由于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这并没有成为中国人的人文精神。中国的皇帝是金口玉言,中国的老百姓只能劳作、吃饭,不能有自己的思想, 更不允许有异议,只能绝对服从,中国人的人文精神早就丧失了原创力。哈耶克认为“人民和各社会阶层,只有在长期享有自由的情况下,才会有高尚的道德标准———这与他们所拥有的自由度成正比。”反过来,哈耶克也相信,道德在一个伟大社会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只有在自由的行动受着强有力的道德信念引导时,自由社会才会良好地运作。”早在20世纪40年代,哈耶克就认识到: “在物质环境迫使我们做出选择时有决定自己行动的自由,以及对按照自己的良心安排我们自己的生活自行负责,这两者是道德情感能够赖以培养、道德价值在个人的自由决定中赖以逐日再造的唯一氛围。不是对上级,而是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不是用强力所威逼出来的责任心……以及对自己所作决定的后果负责,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道德实质。”故此,哈耶克一直相信“:自由不仅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而且是大多数道德价值的源泉和条件”。6

如果认为当今社会中的商业伦理缺失和人们道德水准下降就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这实在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误解。因为,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做出决策时才有决定自己行动的自由,也才能对自己所作决定的后果负责。市场化改革出现的社会商业伦理的缺失,不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而是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按照哈耶克的观点,把自由当作法治保障下的个人经济社会活动中的一种私人领域、一种人的生存状态,这一论辩的逻辑就是说,只有在法治社会之中,人们的道德情感才会得以展示和再造,社会的道德水准才会不断提高。而法治首先就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而我们当前的现实是,一方面引入市场机制, 另一方面,政府的权力又不容易受约束,权钱交易,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腐败寻租案件大面积发生,法治还不够完善,这才是社会商业伦理缺失的重要原因。

人文精神尽管无法成为治愈现代管理实践之病的神药,但是还是能够使身处权力岗位的人重新关注价值观、伦理道德和品格问题。通过重建现代管理与人文精神之间的由来已久的联系,能够为现代管理注入新的生命和活力。现代管理强调人文精神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不相信世界上存在十全十美之人, 因此,现代管理实践需要解决有关人格发展、美德和价值观之类的宏大问题,还要理解我们作为人无法实现亚里斯多德关于德性行为所提出的目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有所提高、有所进步。

人文精神的培养与具体管理技能和方法的培养以及专业技术的培养应该有机结合,不可偏废。核心价值观的传授和劳动技能的传授,这是教育的两项基本的社会功能,现代管理教育也不例外。现代管理分工越来越细,也越来越专业化。博弈论、信息技术、大数据挖掘、云计算等现代管理方法和技术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在管理教育和管理实践中重视人文教育,能让我们的管理者理解“我们的决策背后的终极价值观”以及批判性思维技能,当然还包括提升他们说服他人的辩论能力。人文教育对品格的培养和对美德的塑造使其成为现代管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管理本质上是一种关乎人的活动,不只是关乎技术和数据。但人文精神的培养又不能只是通过空洞的说教,而要与现代管理技能的培养和具体管理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在某种意义上人文精神的培养更多地需要示范来引导,因此,道德典范的示范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孔子要求“见贤思齐”,也就是说,当我们见到有德性的人(贤人)时,就要考虑怎么向他看齐。亚里士多德也提到,要使自己的行为达到正义(道德)的层面,我们就要“像正义的人”那样去做。这就需要在现代管理教育中加强案例研究和使用案例教学,通过典型的案例来传播和彰显现代管理中的人文精神。

在德性培养过程中,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引导和涵养。引导主要表现为个体之外的教育、指引,它更多地体现社会的影响和社会的约束。比如,社会逐步摆脱权力指向的文化,逐步形成尊重财产权、诚信、平等、自由的现代商业文明。涵养主要是个体自身的体验、反省、觉悟,主要表现在企业管理者在经营实践逐步形成的经营理念、商业道德和良好品质。外在的社会影响和约束以及自身的体验、涵养在广义的德性培养中相互关联、彼此互动。

进而言之,人文精神的培养涉及美的品格的形成。在美的品格的形成过程中,又涉及真、善、美三者的关系。在美和真的关系中, 一方面,真隐含着美;另一方面,美往往体现真。美和善内在地相互联系,一方面,它体现了道德上崇高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又给人以一种审美意义上的美感。宋明理学家常常讲“圣人气象”,其中便包含形之于外的人格美。杨国荣认为,从中国思想史看,相对而言,道家比较强调“美”和“真”之间的统一,儒家则更注重“美”和“善”之间的互动,所谓“美善相乐”。7中国人还必须进一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人文精神,因此,还需要“启蒙精神”继续在中国萌芽、生长和铺开,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精神”就是人文精神。与此同时,还必须创造性地培养现代中国人对永恒的真、终极的善和自由的美三者的信仰,用真、善、美来构筑中国人的人文精神。

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些现象,无不折射出人文精神的缺失。因此,中国人必须进一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人文精神,还需要“启蒙精神”继续在中国萌芽、生长和铺开,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精神”就是人文精神。与此同时,还必须创造性地培养现代中国人对永恒的真、终极的善和自由的美三者的信仰,用真、善、美来构筑中国人的人文精神。文章对现代管理与人文精神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 第2篇

一部民法史，就是市民社会、民法、人文精神互动的关系史，一部弘扬民法的人文精神和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在民法文明这一个历史形态中，人终于或多或少地发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及对人的本质的占有。虽然作为历史范畴的民法文明会因历史传统、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地理环境等诸因素影响具有历史局限性，但是只要人文精神是它的精神和追求，那么它引导人民走提升主体性及高扬自由平等精神的本质就不会改变，否则它不成其为民法。因此作为历史范畴的民法所抽象的“民法人”，一方面具有历史局限性，他要反映并记录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他又具有历史进步性，他要弘扬和实现民法的人文精神，这是人类认识非至上性与至上性、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在民法文明中的矛盾表现。民法的崇高正在于它以人文精神唤醒人去做一个“民法人”，从而使他在人的解放的道路上前进。所以耶林说：“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失，宗教随着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了影响，唯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罗马法律对世界的征服之所以最为持久，既在于其私法制度的相对完备，更在于其私法精神对人的权利的肯定、对人的关怀已蕴涵了近代、现代民法人文精神的胚胎。

我们认为，民法的人文精神是民法文明内在、深层的精髓与内核，是民法文明的价值追求和终极关怀，是民法的最高原则。一方面，它旨在高扬人的主体性，肯定人的尊严与价值，肯定人-物关系中人的主体地位，对这一关系作出民法回答；另一方面，它旨在弘扬自由的精髓，肯定有限制的自由主义的价值，肯定人-人关系中的自由与平等，对这一关系作出民法回答。简言之，民法的人文精神就是主体精神与自由精神。

我们可以说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市民社会及哲学革命矛盾运动的产物。首先，近代民法肯定提升了人的主体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把所有人生而平等享有权利写进了法典，承认了人的独立性与平等性，使人从等级、身份制度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它是以尊重人、肯定人、解放人为己任的；但另一方面，它对人的独立性与平等性的关怀又是形式上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这导致了近代民法关注形式正义、整体正义而忽视实质正义、个别正义和重物轻人、重客体轻主体的现象，使民法降格为单纯的财产法。其次，近代民法以唯理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其灵魂，奉“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为圭臬，与此同时它的革命性又把辩证法的另一面丢掉了，缺少应有的相对的一面和节制精神。所以说，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矛盾的统一，它具有二律背反和形而上学的色彩。一言以蔽之，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片面主体性与绝对自由主义，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近代民法正是这一矛盾在制度上的展开。

《孟子》的人文精神及其文学表现 第3篇

关键词:《孟子》 人文思想 文艺观 文学风格

“人文”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天文”指的是天的文采,如日月星辰、阴阳变化等;“人文”指的是人的文采,如文章、礼仪等。自然的变化通过天象呈现出来;人的文明程度,也借助文章、礼仪等显现无疑。干宝所谓:“四时之变,具乎日月;圣人之化,成乎文章。”因而《易传》强调了教化的作用,但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价值。可以说,这是儒家思想中所共同具有的认识,而这一认识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从而使其文学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一

孟子晚于孔子一百余年,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孔子对人性的论述,肯定了人性的存在,又指出后天的学习可以改变人的本性:“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但并未论定人性的善与恶。孟子把孔子的“性相近”推进了一步,肯定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都具有共同的本质——“性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下引《孟子》一书直接标篇名)孟子限定人性的“善”主要指的仁义:“仁也者,人也。”(《尽心下》)“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告子上》)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四端是人生而有之并根植于人的内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公孙丑上》)孟子从人的心理情感活动来探究“仁者爱人”的深刻原因,这也是对孔子学说的发挥。

孟子的人文思想根植于对人性的尊重和自我精神的扩充,首先表现在突现这种个性意识,调动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张扬个性精神和气节,从而提升了个人的主体地位。

孟子一生游历各国,与诸侯王打过多次交道,在国君面前孟子表现出坚守中正的胸襟和不畏权势的气节。他正视君王,敢言直谏,从不卑躬屈膝、唯唯诺诺:“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尽心下》)他揭露黑暗现状,并把批评的矛头直指国君:“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梁惠王上》)使国君退让三分“愿安承教”!他还当面质问国君:“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梁惠王下》)令君王无言以对,只能“顾左右而言他”。甚至直言不贤易位:“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万章下》),连国君都“勃然变乎色”!

孔子曰:“君命召,不俟驾行矣。”(《论语·乡党》)孟子却自命为“不召之臣”。在孟子看来,一则要看君王的本质:“不仁者可与言哉?……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孟子·离娄上》)二则要看君王的态度:“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而况得而臣之乎?”(《孟子·尽心上》)孟子多以“天民”自居,把“事人君为悦者”视之为阿谀奉承之辈,对此嗤之以鼻;以“安社稷为悦君者”斥之为鼠目之辈,不以为然,不与奸邪之臣同流合污,表现了他特立独行的高贵品格,也树立起以“守道为志”的人格风范!

孟子的民本思想亦是其人文思想的集中表现。他曾坦言:“土地、政事、人民”乃君王之三宝。朝代频繁更替、君主时常变换、土地交相占有,唯有百姓未能更易,此亘古不变之大理。因而孟子常常以此为出发点,成为百姓的代言人。为政选贤时,他告知君王多听民意:“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梁惠王下》)对外征战时,他亦告诫君王要考虑到百姓的利益:“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梁惠王下》)孟子心系民众,思之甚微。他希冀君王“乐民之乐”、“与民同乐”,这样百姓才会为之分忧;孟子还多次劝说君王给予百姓更多的优惠政策“制民之产”、“使民以时”、“易其田畴,薄其赋税”等等,这些措施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最为可贵的是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他认为天亦有意,但天意视“民意”而定,“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与民,而民受之……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万章上》)行与事之主体乃是人,舜的美德展露无疑,让人民去检验,故而天之选择在人。

二

孟子在政治论上,特别强调民本意识;在道德观中,坚持主张人性本善;在价值观上,格外突出主体精神。这些方面构成孟子思想的人文精神,而这种人文精神使孟子对文艺的认识更多地选择了人性论的角度,并体现为以人为主体的特点,集中表现在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文学思想中。

“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万章下》)这就是文学批评史上著名的“知人论世”思想。在这里,孟子谈的是交友之道,而交友的关键在于了解这个人,了解这个人的途径在于颂其诗,读其书,论其世。“其诗”、“其书”是“其人”思想和感情的凝聚,一个人的生活阅历、思想情感等因素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人文环境影响下的产物,因而我们要研究这个人就不得不探索他所处的特殊时代的特殊环境。这一思想的价值在于它既强调了作为产生土壤的“世”,又突出了作为个体的“人”,认识到“其书”、“其诗”的特点和风格正是“其人”在“其世”中独特创造的结果。

《孟子·万章上》中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这就是孟子的以意逆志说。他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欣赏主体的意,一是创作主体的志。不论是“意”还是“志”都需要发挥个体人的主观能动性。欣赏主体要揣摩和鉴赏一部作品,必须基于他的艺术素养和知识能力,运用他的思维,开动他的脑筋去深思创作主体之意,但他所想的仅是接近作者之意的构思和想法,不可能表述和作者完全相同之意,大抵相近而已。孟子为此有意锤炼和发掘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而就创作主体而言,要将其生活经历和思想情感借助作品表述出来以散泄自己的情绪和交代文章的缘起,必然要在脑中进行反复的构思和整理才能诉诸笔端,以求最大限度的表述自己所欲之事(志),因而更加突出了个人的精神主体性。

三

孟子思想的人文精神,不仅使孟子在文艺思想上主张“知人论世”,重视“以意逆志”提出了“气”的学说,表现出关注人的主体性的特点,而且使《孟子》一书在文学表现上立论高远,锐气无当,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形式。

(一)高瞻与远瞩

时代的动荡激发起孟子心底的浩然之气,现实的混乱赋予他的“正天下”、“息邪说”的伟大使命。因此,《孟子》一书所论无不关乎民生,关乎国家,关乎天下,而且往往立论高远,意气风发,赋予远见卓识。如与梁惠王探讨如何使民“加多”,强调必须“使民养生丧死无憾”(《梁惠王上》);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主张“舍生而取义”(《告子上》)等等。孟子往往从人性的本质上加以立论,而最终指向王道政治,因而常常大处着眼,小处落墨。在与君王斗智斗勇的过程中,他善于抓住君王言行细微之处进行论说。齐宣王好大喜功,祖上齐桓公又是春秋霸主之一,因而向孟子提出称霸的问题。但孟子反对霸道,主张王道,于是他抓住宣王行祭之时“以羊易牛”的细节,指出这就是不忍之心,而不忍之心就是通往王道的基础。但必须把这种不忍之心施于百姓身上,才能最终称王天下,从而阐明了“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上》)的道理。

儒家学派强调君子要修身养性,孟子更认为君子应树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的慎独之志。他不把修身当作做官的阶梯或途径,告诫人们不可以口腹之养的小体而失仁义道德之大体:“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告子上》)不慕现实物质和眼前利益,而追求仁义充身和道德影响,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人生境界!苏洵曾论道:“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上欧阳内翰书》)其“不可犯”之“锋”正源于孟子博大的胸襟和高远的志意。

(二)批判与反驳

孟子以“好辩”著称,但他并不纯粹关心明辨的技巧问题,他所辩的内容都心系民众,形成了以人为主体的论辩特色。为此孟子练就了“知言”的本领:“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公孙丑上》)“知言”正是他辩论的武器,因“知言”使他的语言深邃而不露斧凿之迹,含意深厚,将自己的爱憎忧乐情绪或直白或委婉的表达出来倍增文章的感情色彩。在政治性论辩中,他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推行仁政,实现王道,因而梁惠王提出“不远千里而来,亦将以有利于吾国乎”的问题时,孟子随即斥责宣王道:“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在学说性论辩中,孟子站在儒家立场上,对各家学说展开了批判。《告子上》章中记述了一次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与许行为代表的农家学派的论争,他反对农家倡导的“一人之身,而百工之事备”的思想,主张分工而治,使不同地位的人,各有所司;反对农家“市价不贰”统一价格的学说,认为“物之不齐,是物之情也”,如果不分差别地硬性规定划一的价格,实则是一种虚幻的平均主义,会造成经济秩序的混乱。由于孟子深明物理之道,又深谙人情之理,因而才能批判深刻,反驳有力。

(三)排比与设喻

孟子坚持不懈的道德修养与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在孟子胸中形成了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当论及社会、谈及民生、阐发学说时,这种“浩然之气”便喷涌而出,在文中形成了一系列排比句式: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滕文公下》)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伐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

孟子擅长运用讽喻和夸饰的比喻来针砭时弊,说明事理,形象鲜明生动。如“五十步笑百步”、“缘木求鱼”、“易如反掌”等等,都是耳熟能详的比喻。寓言是比喻的高级形态,《孟子》运用了许多故事来喻事明理。如“攘鸡”、“揠苗助长”、“校人烹鱼”等等,都是家喻户晓的寓言。因此,东汉学者赵岐说:“孟子长于譬喻。”据今人李炳英先生统计,《孟子》一书261章,93章总共使用了159种比喻。而值得注意的是,《孟子》一书的比喻,都是源于社会历史,来自于现实生活,关注的是人生的主题。

(本文为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先秦文学与中华民族精神研究”,项目编号:L07AZW002。)

参考文献:

[1]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李炳英.孟子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4]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现代奥运会人文精神解析 第4篇

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从一开始就奉行业余原则, 将奥运会限制在不谋取任何经济利益的业余运动范围内。该原则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视为奥林匹克运动的重要思想基础, 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初期的现代奥运会避免了商业的侵蚀。但它却与迅速变化的社会现实发生了越来越激烈的冲突, 严重地阻碍了奥运会的发展。80年代的奥林匹克改革彻底取消了这一限制, 宣布奥运会向世界最优秀选手开放, 从而使职业运动员堂而皇之进人奥运会的殿堂, 这一变化主要与以下因素密切相关。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 1 研究对象

每届奥运会运动员这一角色所处的地位, 对运动员在比赛期间安全性的服务及运动员退役后的谋生途径。现代奥运会对奥运精神的升华及其真实体现程度。

2. 2 研究方法

2. 2. 1 文献资料法。在图书馆和互联网上查阅大量的有关奥运会及结构特点和国内外的相关文献。

2. 2. 2 逻辑分析法。运用归纳法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 对研究资料进行逻辑梳理, 找出研究对象内在的联系, 从而得出结论。

3 现代奥运会的人文精神

3. 1 现代奥运会解析

从时间上来划分, 奥运会包括古代奥运会和现代奥运会。虽然都叫奥运会, 都是4年举办一次, 都是以竞技运动为主, 但是现代奥运会并不是古代奥运会的延续和翻版, 顾拜旦在设计现代奥运会时就说: “必须让奥运会现代化, 而不要进行笨拙、简单的模仿和复原。”可以说, 在“奥林匹克”这件古希腊文明的盛装里面, 包裹着的是现代体育的全新内容。沿用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名称。顾拜旦利用古希腊文化对欧洲的深远影响, 将“奥林匹克”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现代运动会的名称, 使其更具感召力, 使全世界人民能团结在以和平、友谊和促进现代体育发展为宗旨的奥林匹克大旗下建设更美好的世界。代奥运会向一切国家、一切地区和一切民族开放, 并在世界各地轮流举办。它超越了政治、宗教、肤色、种族和语言的限制, 成了全世界人民和平友谊的盛会。

3. 2 现代奥运会对人文精神的体现

3. 2. 1 自我实现与自我肯定

体育几乎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生存需要。在现代社会中, 来自生存方面的压力可能不像原始部落那样巨大。相反, 过于优裕的生活却对人的健康构成了另一种威胁:长期生活在安逸、舒适的环境中, 使人体的物理、生理付出过少, 导致人体机能的下降甚至萎缩, 因而使人显得身体孱弱和精神萎靡;而且, 各种美食的大量摄入, 导致营养过剩, 使人体显得臃肿肥胖, 并由此造成各种疾病, 威胁人的寿命和有质量的生存。避免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进行体育锻炼。体育本身从古至今就兼有表演和娱乐的功能。现代体育趋于表演化和娱乐化。走进现代的足球场, 满场如痴如醉、如癫如狂的气氛, 就如同走进了一个大的表演场, 不仅场中踢球的运动员是演员, 而且其中的每一个观众也是演员。观众们自觉地支持某个与自己有特殊关联的队, 如果没有这样的队, 就主观地选定一个, 然后把自己的立场、精力、热情投放进去, 甚至把自己的身体也投放进去, 脸上画着他或她所支持的队的队旗或国旗, 手中拿着喇叭或旗子, 随着比赛进程而大呼小叫, 赞叹声、惋惜声此起彼伏, 一时急了, 也可能骂骂咧咧, 甚至扔杂物、烧汽车、打群架以发泄情感。这是一种群体性的表演, 也是一种群体性的癫狂, 一种群体性的发泄。

3. 2. 2 自我发现和自我超越

体育的更大魅力来自于它所体现的那种“超越自我、挑战极限”的精神气概, 来自于它提供了人进行自我发现和自我超越的机会和可能。奥运会的口号就是“更高、更快、更强”, 最充分地挖掘和发挥人的潜能, 向已有的记录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攻击, 把一件件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或新的记录变成现实。在我看来, 竞技体育家、极限运动员与时装设计师、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思想家的作用是相同的:他们给我们提供了某种榜样。

3. 2. 3 奥运的竞技精神

奥林匹克是一种竞技精神。奥林匹克精神是一种“更快、更强、更高”的自我挑战精神, 同时它也是公平、公正、平等、自由的体育竞技精神。奥林匹克包含的这种自我挑战精神和公平竞争精神构成了当代人类自我完善和社会交往的基石。奥林匹克是一种生活态度。奥林匹克精神强调人通过自我锻炼、自我参与而拥有健康的体魄、乐观的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追求。这种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是我们拥有完全自信和战胜一切挑战强大动力。奥林匹克是一种人生哲学。奥林匹克宪章指出: “奥林匹克主义是将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 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

3. 2. 4 奥林匹克运动中“人文精神”的凸显

百年奥运, 风云变幻, 不变的是始终如一的人文精神。正如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顾拜旦先生始终坚持的那样, 历届奥运会都渗透着强烈的人文主义。此次北京申奥, 更明确将人文奥运作为申奥的重要主题之一, 提出2008年奥运会将成为歌颂人、尊重人, 一切以人为中心塑造和谐发展的人文舞台。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 提出的“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中, “人文奥运”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宽泛的内涵, 需要组织者认真借鉴悉尼、釜山等大赛组织者的经验, 从战略视野和细微之处凸显人文精神, 注重人文关怀, 把北京奥运会办成一届亲切、和谐并让人流连忘返的盛会。

4 结论

奥运会是满足各自社会对奥运会的需求所产生的符合逻辑的必然结果。职业化对提高竞技运动水平、提高比赛的观赏价值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又都在某些方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作用。现代奥运会竞技体育职业化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了巨大的活力, 但又产生新的问题。如何使奥运会在走向职业化的同时, 又控制其负作用, 是奥林匹克运动研究的重要课题。了解现代奥运会在人文方面的发展现状和在奥运精神方面的发展现状及其体现程度, 找出其中的弊端给予建议希望能化解奥运会中的“人文危机”及弥补奥运精神体现方面的不足。

摘要：目的:竞技体育职业化已成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一种趋势, 分析研究竞技体育职业化对古代奥运会和现代奥运会的影响, 总结竟技体育职业化的经验教训, 对于竞技体育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现代奥运会与古代奥运会竞技体育职业化的比较研究, 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提供参考。方法:本文采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法等方法对奥运会的人文及精神内涵进行理解。结论:了解现代奥运会在人文方面的发展现状和在奥运精神方面的发展现状及其体现程度, 找出其中的弊端给予建议希望能化解奥运会中的“人文危机”及弥补奥运精神体现方面的不足。

关键词：奥运会,人文精神,内涵

参考文献

[1]任海.奥林匹克运动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

[2]李金珠.对现代奥运会的商业化发展与市场价值的探讨[J].湖州体育学院学报, 2002, (14) .

[3]奥林匹克运动[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3.

穿越人文精神的现代管理 第5篇

今天我的演讲题目是：

“穿越”人文精神的现代管理

一提到“穿越”二字，我想大家肯定并不陌生，如果说有一天你发现了一个能穿越的地方，你想“穿越”到哪呢？是“穿越”回古代的世外桃源——悠然惬意；还是“穿越”到科幻世界的潘多拉星球——唯美壮观、天人合一；我想不论是“穿越”到过去还是未来，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都将会有一种特有的人文精神贯穿其中，那么今天将会带大家穿越到哪里，感受怎样的人文精神，究竟用一种什么方式才能“穿越”？

今天我将带您走进一个，有着浓厚的现代企业管理气息，有着敢为人先超越自我的地方，这，就是###开展5S管理的样板单位——#####。

早在唐太宗李世明时期，就有“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其实，这就是典型的“标杆管理”。作为样板单位，#####始终走在队伍的前列，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车间5S领导小组事想在前，为使车间职工从思想上转变观念，车间在推行的各阶段，先后召开动员大会，通过视频教程、播放车间改善前后的幻灯片、板报等多种形式，全方位立体的将5S管理知识由浅入深的一点点渗入到职工的意识中。用5S管理中的“整理”，将原有守旧的、抵触的思想观念区分整理归类，同时也是发现问题和反思的过程，认 1

识到“整理”不是随意的仍东西，而是充分利用其自有的价值，而不会重蹈覆辙。

俗话说：劳动是智慧的结晶。#####自投产以来克服重重困难，车间党员、团员青年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领全体职工义务劳动，多次对外部环境进行治理，清理石块、杂物26车，硬化、平整地面共计一万平方米，种植各类树木910棵，栽种绿篱370米，使车间风景如画，绿树成荫、鲜花灌木 严实地将建筑物环绕起来，让大家感受到“现代园林式工厂”的工作环境，真正做到了人造环境，环境育人。

在受益于5S管理的过程中，广大职工开动脑筋，主动参与将5S管理融入到工作中，为改善现场环境卫生，从源头上治理跑冒滴漏，切实减轻岗位自身的劳动强度，集思广益设计发明了“冲地坪水管收纳器”，使工作更加方便快捷、高效率；在车间库房管理方面，运用四定原则、定置管理等方法，使任何人30秒内取用东西自如，工作简洁一目了然化。通过用5S管理中的“整顿”，将一些落后的操作管理方式得到了革新，让一些模糊的区域、制度有了明确的负责人，最终达到科学严谨的现代企业管理。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在5S管理中同样也是这个道理，从细节入手，从小事做起，从一台设备的检查、一个卫生死角的清扫开始。让大家在亮化环境中知道珍惜成果，在清扫设备卫生中发现问

题、解决其根源。#####是以过滤##铁精矿为主，生产现场噪音、粉尘大，卫生清扫困难，为解决其根本问题，车间通过考察设计制作了10台96M2过滤机防尘罩、7条精矿皮带机头防尘罩，经过安环部门检测，空气中粉尘含量由原来的9mg/ m3降至3mg/m3,除尘效果显著，为岗位职工的健康安全提供了有利的保障。通过用5S管理中的“清

扫”，我想不能只停留在一个简单的设备卫生清扫，而是在清扫卫生的过程中去点检设备，消除隐患和现场的危险因素。只有从一点一滴做起，才能保障生产运营任务的顺利完成，才能推进车间又好又快的发展。

“责任胜于能力，工作重在落实”，这是车间在推行5S的主旨，也是的日常化、规范化，形成一种现代的企业管理文化，使职工们自觉投入到5S管理中来。车间生产工段本着少花钱办好事的原则，自己动手制作各类工具摆放架；检修工段电工班自主制定5S点检标准、自己订做标牌、标识；铆管班制作安装过滤机、精矿皮带、移动皮带防尘罩；钳工班自主设计设备螺丝色标法，制作点巡检示意图、绘制彩色备件区域等。通过用5S管理中的“清洁”，将责任落实到每个人，自觉尽责参与其中,正确体会“大河无水小河干”、“小河有水大河满”的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

从整理、整顿，再到清扫、清洁，最终达到素养，形成一种企业人文精神，形成一种“百行德为先”的思想。车间推进5S管理工作，现以进入第三阶段，办公休息区域以见不到乱扔垃圾的现象，当地面有个烟头都会有人主动捡起；工作前职工自主排队上岗；排队打饭（就餐完主动将餐具、椅子归位；）文明用语，礼貌乘车都成为车间特有的景象。在不断地提高职工道德水准的同时，车间通过强化“六心”教育，即：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社会，热心献给集体，关心献给同事，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使大家能够从这些具体的、易于接受的东西入手成为一个富有社会道德责任感的时代新人。

在5S的管理中，我见证了车间推行5S管理，从过去到现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犹如梦境一般，在这段梦境之旅中，回首相望，有

现代设计艺术中的人文精神 第6篇

关键词:人文精神 设计艺术 人文资源 全球化

人文精神作为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在学者的心目中也许是一系列富有逻辑的概念的组合,但在设计家的眼里,所有的概念都化为一种富有情感的表达,富有人性的关爱。“人文”在东方传统哲学概念里有两层意思:一是代表一种理想的人性和理想的人生;二是从何途径达到理想的人性和理想的人生。就现代设计的角度而言,本文所要论述的人文精神更多的是指向科学和艺术、技术与人文的结合。技术给设计以结构和功能,而人文精神又常常以其艺术性的丰富表达使设计富于美感,充满情趣并闪烁着人性的光芒。本文所要探讨的正是与人文精神相关的文化传统、文化资源以及全球化语境下对于本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因为我们相信,只有人文与设计和谐、亲近、完美融合的境界,才是我们向往的现代设计的理想境界。试探讨如下:

一、设计艺术对人文精神的重新召唤

在工业化发展初期的现代主义阶段,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有所丧失,以至于造成人与自然天然亲近关系的割裂。由于过分的重视技术,忽视人文,导致缺乏人性关爱的科学技术畸形发展,开始出现种种远离“人”、疏远“人”、破坏人的生存环境的迹象,以至于人们开始怀疑这样下去文明是继续发展还是走向毁灭。这种疏离,也同样加深了设计与人文的对立。例如意大利设计大师索特萨斯设计的书架:使用塑料贴面材料,颜色鲜艳跳跃,造型夸张奇特,几乎不具备书架的使用功能,却更像一个抽象的雕塑作品。这样的设计虽然奇异生动,但对使用者而言书架的实用功能却丧失殆尽。面对类似现象,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对现代设计的人文精神发出大声的召唤:设计是人的设计,设计的主体是人,设计的使用者和设计者都是人,因此人是设计的中心和尺度。更有专家对那些缺乏人文关怀的设计表达了尖锐的批评和意见:“这不是关于制造火箭的科学,这是社会科学,必须理解人们的需要和它们与艺术、文学、历史、音乐、工作、哲学、交流、技术和心理学独特的联系的科学。”由于设计艺术自身的特殊性,它必须适合于人类自身的社会实践需求,设计的行为就是建构和创造这种人与产品之间的和谐关系。在经历了科学与人文的剧烈冲突与融合发展后,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设计在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影响下迅速

向前发展,其自身也在科学技术的强力支撑下,进行着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人文回归运动。

二、现代设计艺术与人文的互动

近代以来,设计在工业社会中演变成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和社会职业,并因此获得了应有的社会地位。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现代设计,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物质生活的丰富以及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设计师也越来越意识到,设计的本质是以人为原点的存在与演化,设计的最终价值尺度是人,是人类的整体利益及其长远的、持续的发展。真正的设计,必然要回归人的全部现实生活,也就是最终回归到人的主体。在这种以人文关怀为设计精神的主导下,富有人情味和极具人性化的设计日渐成为一股主流。意大利设计师马西姆·罗萨·和尼设计了一个带扶手的沙发椅,该扶手沙发椅柔软舒适,但造型却并不新奇。然而设计师却别开生面地将其命名为“妈妈”,这一命名使其名声大噪,身价倍增。叫作“妈妈”的沙发在具有实用功能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在设计中注入了人文的关怀,这意味着“妈妈”沙发能提供给人以保护感、温暖感和舒适感,就像躺在妈妈怀里一样。又如微软公司为儿童体验电脑而设计的易用鼠标,设计师对儿童的抓握方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把常规的鼠标造型改变为更适宜儿童抓握方式的球型。同时,该鼠标球的色彩设计为黄白两色相间,增加了儿童在学习电脑时的趣味性和功能性。这一设计已经超脱了产品造型上的束缚,赋予了产品新的意义与想象空间,而它的成功之处更在于产品除了实用功能以外对于人的关怀的体现。正如美国当代设计家德累福斯所说的:“要是产品阻滞了人的活动,设计便告失败;要是产品使人感到更安全、更舒适、更有效、更快乐,设计便成功了。”

三、传统文化积淀是现代设计的人文资源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华夏民族积淀了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极为丰厚的文化遗产,正是中国设计领域享用不尽的文化资源。例如中国的书画艺术,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独有的瑰宝。它以独特的工具、表现方法、技巧形式、艺术构成以及所包含的深邃内涵,如同一颗闪烁的明珠,镶嵌于世界画坛,享有崇高而又久远的声誉。又如中国的民间艺术,由于我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使其风格变化多样,具有浓烈的东方艺术装饰美感与鲜明的民族风格。比如被誉为“年画四大家”的四川绵竹、江苏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杨家埠的年画在历史上久负盛名,无论是题材内容、刻印技术,还是艺术风格,都具有雅俗共赏的中国特色。再如中国的戏曲艺术是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之一,它包括宋元南戏、元明杂剧、明清传奇以及近代影响很广的京剧和各种地方戏曲。经过800多年的推陈出新、繁荣发展,300多个戏曲剧种和数以万计的剧目至今仍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演,呈现着旺盛的生命力和不衰的艺术感染力。中国的古建筑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体系最完整的建筑体系,从单体建筑到院落组合、城市规划、园林布置等在世界建筑史中都处于领先地位。北京的紫禁城是中国古代建筑组群布局的最高水平,其建筑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宏伟壮丽,是世界古代建筑的奇迹。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国现代设计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丰富而复杂的“中国元素”是我们与世界设计界较量的本钱,是中国现代设计走向世界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优势。

四、传统人文精神与当下设计艺术的交流

将独具华夏民族特色的“中国元素”渗透在现代设计中,使其充满独特的东方韵味,创造独属于中国的人文境界,是现代中国设计界的重要任务。李砚祖先生认为:“什么是好的设计? 处于技术水平、市场需要、美学趣味等等条件不断变化的今天,很难有永恒评判的标准。但有一点则是不变的,那就是设计中对人的全力关注,把人的价值放在首位。”设计艺术是人类追求理想化、艺术化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设计的层次越高,其精神性的元素就越多、越圆满,物质性和精神性、理性化和人性化的结合就越完美、越融洽。从某种意义上说,设计的不断发展和提升的过程即是人的认识、思想和情感的不断完善的过程,是人类情感、文化精神及伦理道德的观照。在这一点上,华裔设计大师贝聿铭先生可以说是深得其要领,他恰当地把握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对现代设计的成功进入。著名的香山饭店的设计就是有力的例证:整个香山饭店以中国庭院式风格建成,屋顶采用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轮廓,大堂像一个中国庭院,把中国传统的营造手法与西方现代建筑原则巧妙地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人文精神气质的建筑空间。在不少建筑师唯西方是从,漠视本民族风格与人文传统的时代,贝聿铭却在他的设计中大量使用了传统的中国建筑语言——亭台、屏风、曲折的回廊、掩映的花木,其实这些中国人擅长的空间处理方式,比起西方的钢铁、混凝土和玻璃毫不逊色,而且往往多了一份人性的关怀。又如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先生在其参加内地、台湾、香港和澳门四地设计师“沟通”海报邀请展作品——《沟通》系列海报中,用石砚、小石山、试金石等不同的石块和形状来表现四地的地理特征及同源同宗同胞的血脉亲缘。正如庄子《齐物论》中“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之句,靳埭强先生的作品完美地表达了“天和”“人和”与“心和”的高度和谐的关系,并将它赋予审美的内涵,达到了一种高度的艺术心灵涵养所至的艺术境界,表达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天和”与“人和”品质。

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不容我们忽视的还有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冲突与撞击。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全球化、经济全球一体化,带来了人与传统地域空间的严重分离,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和特色逐渐衰微、消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此表示:“这种统一化的逻辑逐渐包围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领域,而它本身却又产生混乱,原因是它企图促进所有符合它的东西。这种世界一致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导致整个的创造性的领域遭到压制,社会个性和独特性遭到破坏……只有以完全平等为前提的多样化,才是一个社会以至整个世界生命力的根本丰富的源泉。”东方各国的本土设计当下正面临着西方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的冲击,处于“弱势”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内在的活力和文化的自觉意识,就会永远处于被动的下风,甚至有被同化的可能。中国设计界必须具备明确的努力目标和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否则,我们就可能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从而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力,淹没在世界“文化趋同”的大潮之中。面对全球化的趋势,同属于亚洲的日本就有比较清醒的文化自觉意识。日本设计大师田中一光把现代设计观念和数字艺术的形式美揉合到日本传统艺术,作品富有明显的优雅、素净和单纯的民族文化特色,同时又具备了强烈的现代美感,将现代意识和传统精神融为一体,以独特的视觉语言以及鲜明的个性在日本设计界掀起一场对传统精神的再创造运动。在中国,香港设计师靳埭强先生通过对我国文化艺术的深刻理解,准确地把握了水墨、书法等中华艺术形式的表现,把强烈的东方表现风格,完美地揉合到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和现代设计中,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做法。

全球化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从积极的意义来说,它可以促进文化交流,给地域文化发展以新的内容、新的启示、新的机遇;地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沟通,也可以对世界文化发展有所贡献。但其消极的一面,更应引起我们的警觉。简而言之,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创造全球优秀文化的同时,一定要有—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应对强势文化的挑战,使我国传统人文精神在继承的同时发扬光大。在我们看来,设计既是一种技术,但它又远远超越于技术,技术仅仅是它的形式,是它表现的平台,从根本意义上说,对于人类的关怀才是它的终极目标。如果我们把设计比喻作“此岸”,那么,现代设计对于人文精神的传达,对于人类的关怀,才是我们真正向往的“彼岸”。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人文精神培育 第7篇

一、古代文学课程中人文精神的开掘与转化

要避免当前中国的人文精神危机, 促使当代大学生精神成人, 作为人文课程之一的古代文学课程无疑具有先天性的优势。因为文学是人学, 古代知识分子无不深受儒释道思想浸染。其中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蕴藏着无限丰富的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人文精神。譬如先秦儒学先义后利的价值观, “仁者爱人”的人伦关系, “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 为我们展示了崇高的人生境界;此外如《左传》的民本思想, 老庄的逍遥自由,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 苏轼的旷达超逸, 等等, 都是往哲先贤们提供给我们的人文精神的无尽宝藏。故“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是20世纪初提出, 于今讨论得更为热切的一个命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命题往往视人文主义为古已有之的固有特性, 从而遮蔽了现代性的阐释学背景。以人文修养为导向的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传统, 需要在现代批判中重建。这是古代文学课程建设中需要重视也是其与现代接轨的途径。

二、古代文学课程人文精神的培育

在当代大学教育中, 人文专业不“人文”已不是个别现象。长期以来, 古代文学课程甚至整个人文课程受“科学”思潮的影响, 注重知识体系的构建而忽略了价值体系的因素, 在对知识点的授受过程中, 其最重要的体验生命价值的一面被逐渐淡化了。[2]这种情况的改变首先要从古代文学课程目标的再认识着手, 然后积极开发与并培育古代文学课程中的人文精神。

(一) 重新审视与设计古代文学课程目标

首先, 大学古代文学课程应该既是知识、技能的传授, 更是情感的交流、生命的对话。因而古代文学课程首先是鉴赏课程, 在鉴赏中感悟生活、体验精神世界的广袤和丰富, 体悟人的智慧和力量。因为“文学史, 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 是一种心理学, 研究人的灵魂, 是灵魂的历史”。[3]在古代文学史、作品、文论中, 无不渗透着古人的精神与灵魂。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传习可以促进我们把握并进而学习古人的生存方式与生存智慧。对精神生活丰富性的追求是人的基本追求, 因而古代文学课程的目标应当是:让古代文学课程内蕴的人文精神“走进”大学生的生命, 使其理解和感受到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启迪、触动并指引大家的生命去追求并趋近人生的真、善、美的境界。其次, 培养创新素质人才也是古代文学课程目标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古代文学课程应把大学生的个体主体的确立、个体主体意识的成熟和主体精神的积极培育作为目标之一, 充分地发掘和创造性转化古代文学课程中潜在的自由、创新素质, 如老庄的自由逍遥, 古代文学的创新诉求与规律, 等等, 促使大学生个人主体意识由零散走向凝聚, 进而推动民族创新能力的发展。[4]

(二) 古代文学课程人文精神内容的开发与培育

随着科学知识论的解构与知识性质的现代转向, 重新反思与选择古代文学课程内容也就变得十分必要了。审视传统的古代文学课程内容与体系, 则会发现其多为“知识继承型”, 往往存在一些普遍的失误。因此, 新型古代文学课程体系与内容的改革需要注意到学生的兴趣、好奇心与爱好。在“浩如烟海的知识中寻求那些最基本的, 能够以不变应万变的, 具有广泛迁移价值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原理”, 再加上基本方法“并使之结构化”的基础, 目的在于促进具有广泛而持久的迁移价值的思维方式、思维能力的培养, 使之与学生的潜能和悟性相结合, 内化为学生的文化与创新素养。[6]当前, 最迫切也最可行的是开发特色课程、品牌课程。一方面挖掘地道的本土丰富的古代人文知识体系, 使之进入大学课堂,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开掘并转化古代文学课程中的人文传统, 开掘出其与现代相适应、促进现代社会发展的潜在资源, 形成自己的品牌课程, 弘扬个性以求创新。

1. 儒家道德伦理系统价值的开掘与转化

正如中西方思想界所意识到的:道德的力量始终是人类历史中最为深刻的力量。人性中道德力量的扩展, 亦渐为博弈论者所洞察:“生物演化发明利他行为, 创造出善之后, 接着便由第二种强大的演化力量, 文化演化接手, 其中就蕴含着扩张善的希望。”[6]古代文学与文论中内蕴的儒家道德体系, 强调道德对个人具有安身立命的价值, 对社会具有和谐、稳定和文明进步的价值。在孔子的礼学中, 蕴含了“公正”、“公理”与一种非自觉的敬畏感。它让人们通过理性活动, 认识到自身生命活动及其范围, 从而对他人的活动与权利表示敬重。[7]在这样一个普遍缺乏敬畏感的时代, 将古代文学课程中将孔子的仁内礼外的真正意蕴通过授受渗透进大学生的心田无疑是有意义的。

对儒家来说, 和谐乃是世界的基态和终极境界, 而冲突则不过是一种暂时的不自然的失序或失衡。整部《易经》表达了这种思想, 其实现代新学科中博弈论所揭示的“非零和”状态, 同样表达了这种思想。儒家人文学说集大成者的朱子更创造了更为完备而自然的调和世界观体系。他将自然法则与道德法则合一化, 使其在“常”与“变”的思想透视中, 看到国家与个人都是合理的存在, 然而人要以自己的理性去完成一切合理调和的发展, 融入整体的和谐。[8]儒家一直把人文道德作为历史演进的核心力量。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钱穆明确提出以道德为核心的“人文演进观”, 认为:“中国传统文化, 其主要长处, 在求自然与人文之融和协调, 在使人文演进之不背自然而能绵延悠久。”[9]钱氏晚年的最后一刻, 更彻悟到天人合一乃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古代文学、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提醒我们无论科技伦理、生态伦理, 都要顺乎人性的真、善、美法则来着力建构。这对现代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思想的启示无疑是巨大的。

古代文人如孔孟, 尤其是苏轼、朱熹等人的诗词书画也掩抑不住其德性思维的光芒。古代文学课程中内蕴的这些人文精神及其理性追求, 是值得我们好好探索与开掘的;尤其是朱熹等文人所取得的时代价值转化的巨大成功, 更是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的。所以, 从古代文学的教与学中重视发掘儒家道德价值思想, 可以为今人的道德追求和价值观重建提供历史借鉴。

2. 儒家人文教育观的开掘与借鉴

在人文价值取向上, 儒家教育观最鲜明的特征是德智兼重, 在此基础上达到“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的审美境界。有研究者认为, 儒家兼顾体、艺、内、外的完整教育模式, 其“基本构成性内容包括: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道德政治原理的‘传道’;以传授‘礼、乐、射、御 (驭) 、书、数’之‘六艺’为基本知识技艺科目的‘授业’;以辨明‘学’与‘道’、‘志’与‘仁’、‘工’与‘事’、‘智’与‘德’、‘人伦’与‘事理’问题为主要课题的‘解惑’”。[10]这一概括是对孔子人文主义教育体系的真善美内涵及其逻辑关联的较好说明。在教育方法上, 孔子“循循善诱”的启发式方法, “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更是针对人性的根本特点, 使教学过程渐趋“学”与“思”的统一, “礼”与“乐”的统一, “文”与“质”的统一。其中书院对话式教学更显示了其思维方式的人文价值取向, 显示出孔子对人性的深刻了解。[11]对这些丰厚的教育资源如何批判地继承、创造性地转化, 值得当今大学人文教育尤其是古代文学教学的深思与探索。

三、古代文学课程人文精神内容实施

古代文学课程忌说教而重享受, 享受课程应当成为该课程教学的不懈追求, 不管面对的是人文专业的学生还是非人文专业的学生, 古代文学课程永远要贯彻的教学原则是愉快而不断升华精神享受。确立了合理的课程实施观念, 接下来就需要选择有效的方法。在常规的讲授法、小组讨论法等方法以外, 以下方法更值得我们借鉴。

(一) 古代书院教育“对话”式教学

儒家书院教育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在精神即“对话”。它首先得力于孔子的张扬, 此后被宋代朱熹发扬光大。在朱子的讲学生涯中, 他十分注重与弟子及友人的对话, 且注重形式的多样性, 或对答式, 或会讲式, 或轮讲式, 或挑讲式, 甚至还常有评论式, 讨论式。通过多种方式的讲学, 发挥对话的人文优势, 使学生深通义理, 以修其身, 然后推己及人。从方法到目的, 教学过程极其自然。朱子自身也常从这种种对话中吸取新的灵感, 发现新的问题, 得出新的思路。因而对话学风的形成, 是知识与实践统一的最佳途径。它最根本的人文精神即体现在对每一个体的充分尊重, 并在此基础上, 充分调动其内在潜力。正是通过对话这种生动而有活力的形式的过程, 教育的陶冶力量才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并渗透到心灵深处, 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的潜在特质, 使完善人格的形成成为可能。这一形式是愉悦轻松而富于人情味的, 以致它对人格的塑造几乎是在潜移默化和不知不觉的过程中实现的。站在今天教育学的角度看, 中国古代的书院对话式教育, 实质上就是一种陶冶式教育。它所产生的心灵共鸣, 形成的水乳交融, 以及受教育者内心得到的极大的愉悦, 从而达到的高峰体验, 都是其他教育方式无可比拟的。其极佳的教学效果, 值得现代人深思。[12]它也是我们古代文学课程实施中最值得借鉴的教学方式之一。

(二) 古代文学经典导读法

古代文学经典文本往往具备首创性同时又具典型的代表性, 譬如唐诗、宋词似乎永不过时地与后人保持着同时代精神对话的生命力。因而古代文学教育的基本目标, 是人文意境的感染与创造性思路的摹习启示。阅读古代文学经典文本, 是古代文学教学不可绕过的必经之途与基本方式, 也是文科大学生最重要的基本功训练。经典文本阅读实质是人文科学个案法运用于古代文学教学的一种传统悠久的形态, 在现代人文学科的自由理性背景下演变为激活经典文本与亲历大师思想道路的实践过程。它的基本原则是引导学生尽可能直接地接触与深入文本, 而不是用二手的理论概括取代文本。这种经典文本个案性研读, 包含两个基本的教学目标:一是掌握特定经典文本的思想内容与学术史地位等知识。它指向的是客观性的经典学术研究目标。二是对特定经典文本的研读 (艰深的文本如《老子》、《庄子》等) , 是人文科学个案方法的训练依托。这一方向下的研读不仅以特定经典文本学术知识为目标, 而且是凭借特定经典文本个案研读的实践经历, 学习掌握更为普遍的人文科学方法并培育文科学生基本素质的过程。在此它指向着人文主体自身素质的培养目标。尤为重要的是, 通过浸淫于古代文学经典文本的个案性琢磨体味, 不仅是对文本知识理路的透彻认知, 而且是与作者———作品深层精神意向、信念立场及情趣气质的贴近融合。简而言之, 大学生通过对古代文学经典文本的个案性研读, 所学习到的不仅是知识与观点, 而且是支撑知识观点的思想框架与运思方法, 以及在最深层面上人文主体的个性创造、意志决断与情感态度。[13]美国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名著阅读”运动的具体操作方法, 值得我们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实施经典导读法时予以借鉴与深思。

总之, 古代文学的教学目的更多的是需要通过“以情动人、以事喻人、以理服人”来达到的, 尤其是“以情动人”这一层面。[14]因而, 古代文学教学不仅可以在课堂上, 而且可以在小组导修、在原典夜读、在网上论坛进行。如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莘莘学子看世界对待人生的方式, 证明古代文学课程中的人文精神已走进他们的生命, 已化为他们生命的真正关怀, 便能体现该课程的魅力也是其动力所在。

摘要：实现人文精神的回归是当前中国大学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古代文学课程责无旁贷且具有其他课程所不具备的优势, 因而发掘与培育古代文学课程所内含的丰富的人文意蕴的是该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为此, 教师需重新审视与设计古代文学课程目标, 让该课程内蕴的人文精神“走进”大学生的生命, 使其理解和感受到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借鉴古代书院教育“对话”式教学, 通过经典文本阅读的个案法训练, 指向人文主体自身素质的培养目标。

现代文学人文精神 第8篇

一、现代高职院校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畸形”现状

现代高职院校过分注重学生实际技能的灌输，而往往忽视科学理念与人文素质的培养，因此，容易导致学院所培养人才存在缺陷，使得学生在进入社会工作生活后短时期较难适应角色的改变和满足企业的需求。

1.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区别与联系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在定义上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科学精神是从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运行等过程中抽象而来的关于科学本性与科学方法论的一般性描述，一般来讲科学精神是对“事实”的“真”的追求，必须完全符合事情真相。人文精神注重以人为本，强调人文共同领域的共同问题———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是人类追求自由、全面、和谐发展的一种伟大精神，要求行为要符合道德。但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两者并不仅仅是矛盾对立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辨证统一的实质关系，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是人类伟大精神品质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好比一个母体孪生孕育而成，互为个体但又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只有在科学精神的条件下的认知实践才能更好地发展人的自身；另一方面，人文精神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既是人类本性需求，同时也势必符合科学历史发展规律，人文精神可以说是内蕴着的科学精神，两者相通。

2. 高职院校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和谐发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二十一世纪是高效、迅速的发展时代，各行业都在追求类似“快餐”式的发展模式，高职院校也不例外。为了满足日益增多的高技能型专业人才的市场需求，高职院校采取了“重工轻文”的应急策略，但是通过几年的全力发展，如今的高职院校人才渐渐处于半饱和状态，在社会工作的竞争中逐渐趋向人才综合素质的竞争，相对来讲企事业单位招工往往会注重人文素质大于专业技能，毕竟专业技能可以后期逐步培养起来。因此，高职院校寻求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和谐发展的途径是必要的，而且时间是紧迫的。

二、现代高职院校对于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培养的基本任务

俗话说“千难万难，做人最难”，当代大学生大多数在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认知上还存在着种种缺陷。人文教育的目的，简单来说就是教会学生“做人”，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同时加强学生的科学精神教育。

1. 提高教师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

现代高职院校的教育事业本身是为了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从而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但在实际教学中，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高职院校教育中普遍存在重理工轻人文的现象，导致技能型人才培养上的弊端。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可见，加强大学生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和谐并重培养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所在，而前提就是要提高教师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

2. 优化课程安排，结合文理科目科学搭配

在确立了关于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和谐发展的正确指导思想之后，我们必须从学生日常具体教育过程中进行实质性的改善。高职工科院校虽然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主，但是我们必须在正确安排好理工科课程的同时，合理安排一些实用性的人文学科课程，进行文理搭配课程体系，从而为培养高素质人才打下良好基础，使学生广泛涉及文史、艺术、语言等知识领域，以助于学生形成完整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3. 营造良好校园文化环境，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熏陶

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是大学生开展人文素质教育最有效的精神载体。搞好校园文化建设，对于发展学生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素养具有战略性意义。具体内容措施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大力加强校风、教风、学风建设。（2）积极组织开展健康有益的校园文化活动。（3）加强校园实体环境建设。（4）充分发挥利用校园媒体舆论导向的教育作用。

三、现代高职院校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和谐发展

1. 现代高职院校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和谐发展的必然性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本身是事物一体两面的表现，虽然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分特点，但深层次上说人文精神同时具有科学的精神气质和相同的理性追求，而科学精神本身也包含着深刻的人文底蕴。现代高等教育追求学生全面综合性的发展，势必就会涉及人文素质与科学理念两方面，并且要融合它们的共通点，实现在高等教育中培养既有人文精神又有科学精神的优秀人才。

2. 现代综合型人才必须同时具备一定的人文素质和科学能力

人文素质与科学能力是现代优秀人才必须具备的两个基本能力特征，一个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应该是既有高尚的人文情操，又有精深的技术能力。因此，现代高职教育不仅仅要强调科学教育，提高科学素养，而且应该特别重视人文教育，弘扬人文精神，树立良好的道德意识与正确的审美观点，不断提升学生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

3.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

对于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共同和谐培养，并不是简单地分别开设文、理课程科目，而是要抓住文、理科目间的内在联系和共通点，通过系统合理的课程体系安排，使得人文学科与理工学科实现本质上的深层联系与融合。以人为本，讲究科学的方法论，追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重的整体教育，实现两者和谐发展，培养现代全能型技能人才。

摘要：现代高职院校以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立足点,往往过于强调技能性的培养而忽视学生人文素质与科学素质的培养,因此,高职院校人才在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方面比较匮乏,尤其是人文精神,缺乏与科学技能和谐发展的空间。

关键词：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龚萱.创新视野下的大学生科技价值观教育.高等教育研究,2007年1月.

文学概论课中的人文精神渗透 第9篇

关键词：文学概论,理论教学,人文精神,渗透

《大学人文教程》中有这样一段话:“人文精神教育的目标在于启迪人的生存智慧、深化人生价值的反省, 整合一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之知情意行。它所涉及的范围应涵盖人生整体及其全部历程, 以帮助公民尤其是大学生建立完整的人生价值观, 并内化地陶冶其人格情操。”①在一定意义上, 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 主要基于两个因素:一是高素质的教育和学术水准, 二是其道德使命和人文关怀, 亦即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照和社会道德的提升。这是大学各门课程都应渗透的一种精神。文学概论作为一门理论课程, 尽管其核心内容是文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 但它决不能仅仅被当做一门系统的知识来对待, 在教学过程中, 知识之上还要负担着人文精神的传输, 让学生在接受文学知识与文学原理的同时, 完善自身素质, 培养人文情怀。那么文学概论将从哪些方面贯穿人文教育的任务呢?

一、从文学到人学:通过文学关注社会人生

文学概论在知识体系上, 首先涉及的是文学的本质问题, 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文学的人学特征。文学以人为主要描写对象, 以诗意的方式, “展示人的社会处境和人生遭遇, 审视人的情感冲突和心路历程, 探索人的生存意义和存在方式, 捍卫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②不仅如此, 文学在感性地表现人的生活和人感情时又会超越它, 把人们带进一个更为深远的、显示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世界, 一个指向人的精神追求的世界。文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 体现着人类对自身的终极关怀。

文学的这个本质特征揭示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人生、文学与人类精神的密切关系。理论总是来源于实践, 透过文学这个窗口, 不仅可以看到人生的千姿百态, 还可以据此进行自身的反观。如果理论教学与作品阅读结合起来, 让学生就文学所反映出的人生问题进行系统思考, 那么学生所得到的就不仅是知识, 更有对人、对社会、对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关注与反思。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 在课程讲授当中, 便有意渗透这项内容, 引导学生将理论学习与文学实践结合起来, 将文学阅读与现实人生联系起来, 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 增强对文学理论及文学意义的深入理解, 体会文学的现实价值。

他们思考人生的困惑: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 又将到哪里去?人生有意义吗?谁在左右命运?人为什么活着?我们渴望认识自己, 探索生命的本质意义。文学虽然给了我们各种各样的回答, 并无一个确定答案。但只要我们对此进行了思索, 就算活出了意义, 因为思考能帮助我们得到一份自我确认。

他们剖析人性的弱点, 体会百态人生:人性的弱点与生俱来, 撒旦用七个恶魔的形象来代表人性七种罪恶: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饕餮以及贪欲。《连城诀》中江湖群豪因贪婪而忤逆杀师、同门相残;《项链》中玛蒂尔德因虚荣付出了十年的劳作;《金锁记》里曹七巧因嫉妒而毁掉儿女的幸福……撕开人性的弱点是为了让我们看清自身, 不重蹈覆辙。

他们感悟人生, 思考人生的姿态:什么是人生的支撑?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人生的种种困境?我们试着通过作家们的笔下的人物命运去感悟人生、超越人生。简·爱告诉我们人活着要有尊严;孙少平告诉我们苦难折磨人亦成就人;桑地亚哥告诉我们面对人生困境应殊死抗争永不言败;木藤亚也激励我们要勇敢承受不幸, 不放弃对生活的追求。《红帆》里的阿索莉与格莱更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奇迹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如果有谁幻想奇迹的发生, 你就帮她去实现, 你就会得到幸福……

的确, 在文学这个虚拟的世界里, 学生们能够设身处地体验人生、感悟人生, 不仅尝试着理论的实际运用, 同时也在文学的阅读中拓展着自己的人生。他们的目光穿过文学的彼岸世界到达社会人生的此岸, 在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文学内容与人生内涵的联系中对文学的“无用之用”、貌似无用却有大用的特征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可以说, 这是文学概论课程承载人文情怀与精神熏陶的有益尝试。

二、从作文到做人:在思维训练中贯穿学术道德熏陶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明确规定, 学士必须“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在应用型大学中, 尽管绝大多数学生未来并不一定从事研究工作, 但基本的研究能力还是必须具备的。就文学概论课程而言, 其研究能力的培养一方面体现于理论思辨, 另一方面则体现为理论的实际运用, 而后者则是应用型大学侧重的方面。从人生角度对文学进行阐释, 是理论应用的具体实践, 学生在完成这个作业的过程中, 可以感性地了解文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与基本方法, 这其实就是在进行文学论文写作训练。

文学论文写作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运用文学理论对具体的文学现象进行阐释, 与理论思辨一样都是着眼于抽象思维的培养, 具体地说, 就是通过批评实践让学生学会透过现象洞察实质, 在分析综合中把握文学的规律与价值。文学分析的实质是穿越形象与情感等感性内容挖掘其背后显现的意味, 它以复述、描述与分析判断相结合的方式表达具体观点。学生就是在学写论文的过程中掌握文学分析的技巧, 懂得提炼观点, 应该说, 这是一种从基础做起的脚踏实地的训练。不过, 其效果又不止于此——在作业设计中, 学生还会在个体的微观性与整体的宏观性中深入了解理性思维的特点。比如围绕“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而进行的“文学与人生”作业, 是需要全体学生共同完成的一个主题, 六个小组则分别以人生成长、人生追问、人生百态、人生超越、人性弱点、人生感悟的特定专题来说明这个主题, 小组成员又以自己的关键词或核心观点来说明各自的专题。这样, 个体与整体之间既相互独立, 又具有有机联系——每个人针对文本进行细读, 感悟批评性分析的要领, 每个小组则超越个别感悟而实现相对的整体把握, 当六个小组合起来时, 人生的主要命题便在此得到了揭示。不妨将此列举如下:

在上述的列举中, 我们看到, 虽然作业的内容没有直接指向理论本身, 但理论应用的实践活动仍能使宏观与微观之间产生一定的跨越, 从而让学生通过分工合作体会抽象思维的特点。这既是演绎的过程, 也包含着相应的归纳, 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 力求以扎实的论据论证自己的观点, 并层次清晰地表达出来, 这实际上是在解读人生时训练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 又是在理性思考文学里的人生时反观现实的人生。学作文与学做人在这一点上有了第一步的结合点。

应该说明的是, 观文学之人生, 思现实之人生只是学做人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还在于在学习与训练的要求中, 使学生明白学术的基本规范, 从而养成为学的严谨态度和自我教育的好习惯。学习不是一般性的实践活动, 它是一个探索未知、发现和认识客观规律的过程, 如果在学习中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 就不能正确对待已知与未知, 就无法获得真知。因此, 认真阅读作品, 摒弃不读而论的学风, 在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新见解, 经过独立思考, 严谨的思维, 从而逻辑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是对学生论文写作提出的明确要求。

三、从专业能力到综合素质:在立身之道的学习中立人文之心

理论不仅仅是一种知识, 更是一种精神。把文学理论作为一个知识性体系传授给学生, 目的在于让学生掌握必须的专业基础, 而这门课程所着力训练的思维方式, 则往往能够超越专业的界限而适用于更为广阔的空间。在知识更新速度日益加快的时代, 具体的专业知识也许会过时, 但学知识过程中培养起来的思维能力和对世界的感知能力, 却能够成为立身之本。因此, 专业能力的培养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的重要方面。

如果说学会用文学理论的基本原理解读文学是专业能力的具体体现的话, 那么通过文学所呈现的百味人生, 达到对他人的理解, 明白“他人有不幸、有苦恼、有无奈、有希望和绝望, 有欲求和矛盾, 有奋进和退缩, 有欢喜和惆怅, 那都是人的生活、人的色彩、人的气息, 从而以真诚、宽容、友善、悲悯的情感和心态对待生活中的人与事, 建立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 ④这便已是超越了专业的立身之道而立人文之心的具体体现。作为一个健全的人, 应该能够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世界, 能够悲天悯人, 能够对人类生命充满敬畏和关注, 对历史人文传统进行批判继承, 并且能够追求智慧、美、真理、公正、自由、勇气、希望和爱, 试图使自己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⑤文学帮助我们理解人, 理解人性, 理解人情。从“人学”的意义理解文学的应用性实践, 既是文学理论的实际运用, 也是学生理解人生社会的窗口。通过文学看人生, 能够扩大自己的视野;通过文学悟人生, 能够增长人生智慧, 培养人文精神。这在一定意义上既是养成独立人格的途径, 也为他们走向社会打下了思想基础。他们会借此思考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生活, 怎样的生活才有价值等一系列人生问题, 这种反观显然能够增进学生的自我认识与自我塑造, 从而完善自己的人格, 开阔自己的胸襟。这是理论课程中渗透人文教育的一个侧面, 而其效果也在学生的文学阐释中得到了体现。

学生们在阐释中表达了他们的人生感悟。他们悲悯福贵、①木藤亚也②的命运, 剖析人性的弱点, 感叹阿索丽③心中永存的希望, 赞美保尔④、桑地亚哥⑤的坚强……他们在理解他人的过程中反观自身——解读《项链》时, 通过玛蒂尔德的命运思考“谁在左右命运”的问题, 认识到“在人生的岔路口, 是自己选择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在回头感慨命运之前, 不妨先来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而在分析葛朗台这一形象时, 他们认识到“金钱只是我们生活的工具, 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人生目的而沦为金钱的奴隶, 成为葛朗台的复制品……”这是在市场经济时代人生定位的积极思考, 它涉及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直指人类的灵魂世界。一位学生在分析《命若琴弦》时感悟到:“人生的意义在于蓦然回首后。当你到达了那个结果后, 无论结果好坏, 你都会回首想起过程, 会明白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上述的阐述从一个侧面呈现了文学理论课程通过课内讲授与课外作业将理论基石、理性思维、人文情怀结合在一起的教学与训练要点, 这只是将素质养成渗透到知识性的教学当中的一种尝试, 类似的尝试肯定还有很多种。从实践的经验层面看, 这种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提高学生参与的兴趣, 枯燥的理论因此而贯注了生命的活力与思想的能量。它所贯彻的是这样的教学理念:专业能力培养应与人的素质完善同步, 知识传授中要承载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注和社会道德素质的有意识提升。具体到文学概论这门课程之上, 便是一方面使学生了解有关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知识, 熟悉分析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的基本方法, 提高他们的理论概括能力和抽象思维水平, 另一方面则培养学生健全的个性心理、道德修养、艺术底蕴, 促进他们成为自由完善、身心和谐的个体。在大学的各类课程中, 或许都可以做一些类似的尝试, 它的意义在于在立身之道的传授与训练之中帮助学生确立人文人心。

参考文献

[1]张晓峰, 毛明华.大学人文论纲[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6, (3) .

[2]杨铸.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5)

[3]贾雪仙.文学概论教学模式构想试行.[J]云南教育, 2002, (6) 40.

[4]李淑兰.论中国古典文学情感教育的人文意义.宁夏大学学报, 2002, (6) 85.

文学名著欣赏与大学生人文精神培养 第10篇

一.明确人生的意义与态度

人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人为什么要奋斗?这是老生常谈的人生问题。然而,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缺乏人文主义精神的基本熏陶, 当代大学生未必弄清了这些人生的基本课题, 由此陷入思想的迷茫与混沌, 学习与生活上缺乏足够的动力。阅读与欣赏文学名著, 可以给大学生带来人生意义与人生目标的启示。

“人生所有的欢乐是创造的欢乐:爱情, 天才, 行动, ———全靠创造这一团烈火迸射出来的。”这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小说名著《约翰·克里斯多夫》中的一段名言, 它不仅是小说主人公约翰·克里斯朵夫一生奋斗、成为享誉欧洲的大音乐家的秘诀, 而且精辟地揭示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约翰·克里斯朵夫出生于音乐世家, 从小秉负超人的音乐天赋。对他来说, 音乐是他的第二生命, 人生就是创造的一生。或者说, 他在音乐方面展示超人才华, 创造卓越成就, 就是生命的意义所在。正是这种“创造”, 使人的生命显得充实, 使个人有了成就, 因此显示出生命的光华。有了这种创造与成就, 也便意味着人可以从容面对死亡, 甚至战胜或消灭了死亡。小说这样描述到:“创造, 不论是肉体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 总是脱离躯壳的樊笼, 卷入生命的旋风, 与神明同寿。创造是消灭死。”如果说, 约翰·克里斯多夫运用卓越的音乐成就诠释了“创造”二字的涵义的话, 那么, 人类历史的杰出政治家、文学家、科学家、哲学家以及各种各样的优秀分子, 便以他们各自的非凡成就为“创造”、为人生给出了满意的答卷。1947年, 美国著名思想家、伦理学家弗罗姆在其被称为“二十世纪西方新伦理学扛鼎之作”的《为自己的人》中写道:“人活着的责任就是成为人自己, 就是发展他的潜能, 使自己成为独立的人。”[2]弗罗姆从伦理学或人生哲学层面上阐明了《约翰·克里斯多夫》中的“创造”人生观, 他强调释放人自身的潜能或才华, 在很大程度上指明了人生的终极价值。

“可是一个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你尽可把他毁灭掉, 可就是打不败他。”看过美国作家海明威小说经典《老人与海》的大学生都知道, 这是小说中的硬汉、打渔人桑地亚哥的人生宣言。桑地亚哥在大海中与鲨鱼等搏斗, 靠的就是这种不服输的精神。如果说, 大海或鲨鱼象征着人类不可抗拒的命运的话, 那么, 以积极的态度选择对命运的顽强抗争就是应该采取的态度, 因为正是这种态度能够体现作为主体的人的尊严。从哲学意义上说, 人的生命总挣脱不了命运的摆布或外力的左右, 人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乃至无法避免的悲剧性, 但面对人生困境, 人不能随便就选择回避或放弃, 而应该采取积极态度迎击命运的挑战。这是《老人与海》给读者的一种启示。类似的启示, 大学生们还可以从加缪的《西绪弗斯神话》、史铁生的《命若琴弦》等作品中获得理解。

二.懂得自立与自强, 担负起对自己的责任

“创造”规划了人生的主题红线, 但人要活下去却并不非一件容易的事。对经济尚未独立、尚需要父母资助维持生存的大学生来说, 他们的生存意识及就业意识也常常是模糊与不自觉的。即使他们感到了生存的压力, 但他们似乎一时也无法找到如何生存的门径。文学欣赏或阅读往往也可以在这方面导引大学生的人生之路。

挪威作家易卜生曾创作了一部有名的戏剧《玩偶之家》, 作品主人公娜拉以绝然的态度离开了只有金钱与夫权压迫而没有幸福的家庭, 她追求个性解放或女性人格独立的举动受到作者的高度称赞。为了回答戏剧中“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 同时考虑到“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复杂艰巨性, 鲁迅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 创作了著名小说《伤逝》。在小说的描述中, 女青年子君追求个性解放, 冲破封建家庭, 自主地与知识青年涓生恋爱、同居。然而, 涓生的失业带来了家庭经济上难以为继的困顿———乃至只剩下“盐、干辣椒、面粉, 半株白菜”、“几十枚铜元”, 二人的爱情也失去了生机, 加之子君随后甘于做家庭主妇, 涓生于是表示不再爱子君, 子君被父亲领回了家, 随后悲伤死去。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演讲稿中说:“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 就是回来。”[3]就结局而言, 子君没有堕落, 但却真是“回来”了———回到了原来的旧家庭。涓生对此的反省是:“回忆从前, 这才觉得大半年来, 只为了爱, ———盲目的爱, ———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鲁迅对二人的爱情故事更是作了这样的归结:“人必生活着, 爱才有所附丽。”小说故事说明, 活着首先必须有经济基础, 经济必须要独立。只有这样, 爱, 或者说两性情感与个性精神的解放, 才有可能。经济条件或金钱对于生存的重要性, 对子君与涓生如此, 对于娜拉也是如此。这正鲁迅所言:“所以为娜拉计, 钱, ———高雅的说罢, 就是经济, 是最要紧的了。”[4]鲁迅的这种生存体验或人生思考无疑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因为所有的人生下来都面临着生存的考验。这也是大学生们阅读鲁迅此作之后应该获得的思想收获。

懂得经济独立对于人生的重要性, 对大学生具有十分迫切、现实的意义。如何实现自立、自强或自救, 也自然是大学生必须解决的一个思想问题。卢梭在其小说名著《爱弥儿》中说:“我们首先是要对自己尽我们的责任……我们所有一切本能的活动首先是为了保持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幸福。”[5]易卜生在给他的友人白兰戴的信中则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 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武器。”在此, 他较早表述了充满西方文化色彩的个人自立思想。现代启蒙思想家胡适盛赞易卜生这一思想, 认为“这便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 他重申易卜生的话:“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把自己铸造成器, 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 便是最有益的为人。”[6]胡适坚持个人特别是青年自立、自救与贡献社会之间的条件关系, 并将这一思想概括为健全的个人主义, 作为“五四”时期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 这也是他启蒙思想的深刻之处与意义所在。弗罗姆在《为自己的人》中更是大声疾呼:“我们的道德问题是人对自己的不关心。”[7]受卢梭自爱思想的影响, 弗罗姆也提倡人的自爱、自强, 认为自爱和自私是不同的。他认为, 在生活中, 人们常常把自爱等同于自私, 也因此错误地把自爱当作自私来反对, 实际上, 生活中的自私者并不十分爱己, 相反却憎恨自己, 因为这种人没有真正发挥自己的潜能, 这种人的人生缺乏“生产性”。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 当代大学生有责任爱民族, 爱国家, 爱他人, 有义务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效力。但作为个体的人, 作为有着独立人格和尊严的人, 他们同样有责任和义务发展自己, 强大自己, 依靠诚实劳动与努力拚搏, 做到自强、自立, 特别是解决好自已的生存问题———以免毕业后成为父母、家庭与社会的包袱, 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如此才能真正为国家、民族、他人、社会作贡献。如果从认识上明白了这些, 当代大学生学习就不愁找不到动力与方向了, 他们的就业意识也将大大增强。

三.认清成长与成才的规律和方略

当代大学生的成长与成才同样少不了具体而重要的策略与方略, 需要懂得成才规律, 对此他们也可以从文学名著中得到解惑与提高。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 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 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 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 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 事业上的岔道口, 个人的生活上的岔道口, 你走错一步, 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 也可以影响一生。”这是柳青《创业史》第十五章开头的一段话, 如果抛开小说文本的具体语境, 这段话真是一段经典的人生格言。怪不得二十年后另一位陕西作家路遥在创作其小说佳作《人生》时, 将其作为作品篇首题词, 而许多当代大学生也深为话中的人生哲理所服膺。这段话, 让许多大学生明白了青年时代选择人生道路的极端重要性。为此, 他们会慎重地考虑未来事业发展的方向与人生道路, 全盘考虑人生的规划, 发现专业不当时会重新确立或调整专业学习方向。

“古今之成事业、大学问者, 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 回头蓦见 (原词为‘蓦然回首’, 引者注) , 那人正在, 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这是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人生三大境界的形象论述或点化, 词中的三境分别是宋代大词人晏殊《蝶恋花》、柳永《凤栖梧》、辛弃疾《青玉案》 (元夕) 中的词句。通过王国维联结的这些古代绝妙好词, 大学生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优美的意境, 而且可以感悟立志、奋斗、收获等成才与成功的规律, 在人生道路上循序渐进、坚忍不拔地去追求、奋斗。

“英雄就是做他能做的事, 而平常人就做不到这一点。”在《约翰·克里斯多夫》第一部卷三的描述中, 当克里斯朵夫与阿达的恋爱失败后, 舅舅这样教导他。克里斯朵夫舅舅教导他的话表明, 英雄与常人的区别表面上很大, 其实是很小的。英雄也是平常人, 但他们优于平常人的地方常常是能够克服平常人思想、性格与行为的种种缺陷, 比如做事持之以恒。平常人之所以不如英雄, 不在于常人与英雄在智力或体质等方面有太大的差距, 而主要在于平常人缺乏英雄所具备的毅力、耐力等优秀品质———用现在的话来说即情商。在1937年译者献辞中, 著名翻译家傅雷对《约翰·克里斯多夫》中的英雄主题或整个小说主题作出了如下精辟的解读:“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 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 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 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 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英雄不是没有缺点, 英雄也不是完人, 英雄也有卑下的品质与沉沦倒下的时候, 但英雄不会永远的沉沦与倒下, 英雄追求的是不断的自拔与更新。英雄因此超越了平凡与平庸, 也与常人有了区别。对包括当代大学生在内的平常人来讲, 不断地战胜自己或克服自身的弱点, 勇于在失败中奋起, 哪怕屡遭打击与挫折也永不放弃, 其无疑就是在向英雄靠近, 人生的进步在于不断地超越自己。

从文学阅读与欣赏中, 当代大学生们能够获得人文精神多方面的受益。虽然文学并非当代大学生们获取人文精神的唯一渠道, 但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渠道。对充满求知欲的当代大学生们来说, 他们有必要尽可能地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与经典, 在感受审美愉悦的同时接受人文精神的陶冶。毕竟, 文学名著与经典是作家宝贵人生经验的凝结, 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是人文精神催开的灿烂而芬芳的花朵。它们是诗之思, 是人类精神的栖居之所。

参考文献

[1]张汝伦等:《人文精神寻踪》, 《读书》1994年第4期。

[2]弗罗姆:《为自己的人》, 孙依依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第128页。

[3]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全集·上卷》, 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78页。

[4]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全集·上卷》, 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79页。

[5]卢梭:《爱弥儿》, 李平沤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第101页。

[6]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胡适全集》第4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第662页。

现代文学人文精神 第11篇

关键词：语文教育；人文精神；人格对话

中图分类号：G623.2

作为一个语文教师，如果能热爱生命，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热爱学生，努力地展示生活中美好的一面，光明的一面，代写硕士论文积极的一面，学生就会从教师身上领悟到生活之真、生活之美、生活之善。而语文教师坚强开朗的性格、温和幽默的语言、大方优雅的举止、渊博脱俗的器识会告诉学生生活是怎样的，人应该怎样生活。

因此语文老师的整个人格都对学生产生影响，语文老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着学生的人格定位和价值取向语文教学的人文性特质也决定着语文教学是师生间精神的接纳和人格的对话。近年来，对语文教学的本质属性的认识，在走出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阶级性”的误区，在摆脱了七八十年代的“工具论”束缚后，终于走回了“人文性”本真。语文教育的“人文性”主张：教育不是为了社会功利的目的，而是为了受教育者本人，为了受教育者个人在人性、理智、情感等方面的发展，把他培养成自由、完善、和谐发展的个人。这种教育功能观、价值观认为语文教育应与人的发展相适应，并从人的发展推衍出语文教育的相对独立价值。语文教育的社会性功能、价值（即工具、外在功能价值）的实现必须通过语文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来实现。语文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的活动，是提升个人价值的活动，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活动。

语文教育的目的除了让学生掌握听、说、读、写等基本语文能力，还应使他们具有创造性、心理健康、道德完善，即健全的人格，使他们成为“文化人”，而非单纯的“政治人”、“经济人”、“有用的人”。语文教育的内容除了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外，更重要的是人文精神、道德人格、艺术品质的培养。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是让学生了解社会、体察生活、感悟人生。学生学习语文，就是要把语文当作人生来读，把人生当作语文来读。

传统教学给了学生形形色色的知识，培育了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而人格对话以师生心灵世界的开放为特征，以互动为方式，从人格出发，沿着人格形成的道路，完成人格的塑造，师生双方均从对话中获得人格的升华。

语文教学中的“人格对话”，其内涵可理解为这样三个方面：教学伦理上的平等关系、教学方式上的互动关系和“文本”化的课本观。教学伦理上的平等关系。

人总是生活在一定性质的人际关系中。人际关系的性质往往决定了一个人在关系中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是学校教学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它的性质自然也制约着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传统的师生关系，由于受传统社会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规定，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威依从关系。如果遵循这种教学伦理原则，对话教学是无法进行的，培养能动的、创造的、富有对话理性和健康人格的人的教学目标也会难以实现。因此，平等、民主是语文教学中人格对话的第一原则。没有民主与平等，师生之间是无法对话的。因为对话的现代意义不仅仅是狭隘的语言交谈，而且是师生双方各自向对方敞开精神和彼此接纳。民主与平等包括知与情两个方面。从知的角度看，教师和学生只是知识的先知者与后知者的关系，并不存在尊卑关系。教师不应以知识的权威者自居，不应对学生存在有偏见和歧视，否则会造成师生之间的对立。从情的角度讲，学生与教师一样，在人格上是独立的，每一个学生都有着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都需要教师的理解和尊重。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真正地具有人性，除了可以成为对话的前提之外，它自身就具有极大的教育价值。教学方式上的互动关系。

互动、合作是语文教学中“人格对话”的生态条件。在许多人的脑子里，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已过时落伍了，人们对这种传统的传授法早已产生疑虑，充分注意到了传授法在较高效率地传递文化知识的同时，牺牲了学生的智力、个性发展以及主体性的培育。于是就改“教师讲学生听”为“教师问学生答”，以为这就是互动，这就是对话。实际上，这种近乎机械的问答只是形式上的对话，根本没有真正实现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合作。真正的互动和合作是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实现多种视界的沟通、汇聚、融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各自的认识偏见得以纠正，并产生新的视界，让真理的探求不断增加新的可能性。相对于传统教学，人格对话是师生交往的互动的、合作的教学，充满着无穷的可能性，洋溢着生命活力和人格魅力。“文本”化的课本观。

在传统语文教学中，课本所确定的呈中学语文教学论文现方式都是“范文”，都是“作品”，既然是“范文”，那么我们就只有摹仿，既然是“作者的产品”，那么我们就得尊重作者所想表达的东西，并以其为标准——尽管我们是通过对作品本身、或从作者的自述、或者对作者思想发展轨迹甚至是从别人提供的相关轶事或权威评论而获得意义。除此之外，其他理解都是错误的，或是不被允许的。对话式教学的课本观要求实现从“范文”到“文本”的转变，以文本的开放性、创造性、生成性去给对话创造更多的机会。在“对话”式教学中，我们所面对的只是文本，其意义是多样的，关键在于我们做出怎样的诠释，我们如何从自身的理解、如何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实现与文本的视界融合，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创造。

语文教学过程实际上是借助文本实现教师和学生交流的过程（作文教学就是借助学生创作的文本），也就是教师和学生人格对话的过程，当我们的语文教学的思维定位在“人格对话”上时，我们语文教学的收益就可能不是干瘪的“语修逻文”而是丰满的健全人格。“人格对话”成为语文教学的普遍现实尚不敢说，但作为新的教学思维和教学理念有助于提高语文教学的绩效恐怕是无可争议的。

参考文献

[1]刘庆晶.对话教学初论[J].课程·教材·教法，2001，（12）：22.

[2]许惠英.人格教育论[M].北京：学苑出版社，

[3]王文彦，蔡明.语文课程与教学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现代文学人文精神 第12篇

一、名著阅读日趋淡化，人文精神缺失状况堪忧

《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选读经典名著和其他优秀读物，与文本展开对话。”并规定了中学生必读的中外文学名著30部。但是，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近年来许多学校生源质量越来越差，尤其语文方面，学生基础薄弱，知识面狭窄，能够主动阅读文学名著的人越来越少，导致相当部分学生的行为表现和个人修养很不如人意。

今年以来，《中国青年报》、《法制时报》等多家媒体曾先后报道了“要零花钱遭拒16岁少年杀母”、“高中生嫌母亲管得太多持刀将其杀死”、“陕西高中生凌辱致死女乞丐”、“16岁少年抢劫杀害牌友并将其焚尸”、“浙江5名少男少女杀死同龄少女碎尸案”……这一系列发生在学生身上的刑事案件令人发指，无不让每一位有责任心的成年人痛心疾首。据2010年成都锦江法院历经两个多月、涉及158个案例的针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的调研报告指出，学校教育缺少人文精神是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之所以会缺少人文精神，与现在的学生普遍热心网络游戏、荒诞派漫画作品、言情和武侠小说、口袋书籍等，而导致其对现实关怀的冷漠不无关系。因为，当一个人越来越沉迷于无聊的虚幻世界的时候，就会越来越想逃避具有浓厚而凝重的人文精神的文学名著，人文精神的源泉也就渐渐枯竭，最终使学生造成人格上的“残疾”。例如有些学生除了应试知识以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常常感到精神空虚、思想苦闷、情绪消沉;有些学生渴望成才，但综合素质不够;有些学生有自我奋斗的愿望，但没有远大理想;有些学生热爱美、追求美，但常常难以把握区分美与丑的标准;有些学生崇尚实现自我，但没有社会责任感和大局意识……在复杂的文化潮流中逐渐迷失了自我，这种状况愈来愈令人担忧。

二、生命呼唤名著阅读，净化灵魂渴望人文精神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总目标要求:“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的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

“人文学科关系到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和人文导向，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轻视人文学科，必然导致民族精神和民族智慧的衰退，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庸俗化。” (叶朗《人文学科大有作为》) 我们强调阅读文学名著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由于阅读活动在现代社会面临着严重危机。现代科技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立体、多感官的享受，人们已经习惯于坐在电视机等声像俱全的媒体面前，而不太情愿坐下来读一本书。即使读书，很大一部分人进行的也是一种“快餐式”的阅读。这已成为大众阅读活动的主流，并且在学校广泛地散播着。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平庸化阅读掩盖了对阅读内容的敏感与批判，在一定程度上，阅读并没有给学生带来对社会和人生的严肃而深刻的思考，没有产生、引发对自我、外面世界思考的动力。同时，这种公式化、自动化的阅读活动也钝化了学生表达的锋芒，失去了富有个人色彩的、精确而多样化的表达能力，无法表现学生精神世界的多样性，以及对世界认识的多样化。从某个意义上讲，如果一个人在学生时代没有经历阅读文学名著的“洗礼”而离开了学校，不仅会给人生带来缺憾，而且很难抵御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和诱惑，也无法充满自信地吸收来自不同背景的文化精华。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就敏锐指出:“在社会精神生活中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一些领域道德失落，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危害青少年的东西屡禁不止。”可见，社会上人文精神的缺失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基础教育和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呼唤人文精神已成为现实的必然要求。国家教育部在新颁布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明确规定了中学生课外必须阅读的文学名著。这一举措，对于加强学生阅读文学名著，呼唤人文精神回归，净化灵魂，完善生命，无疑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三、疏通名著阅读渠道，激活人文精神温润青春

文学名著是我们视接千载、心通四海的最佳桥梁。因为通过阅读文学名著，可以“不断充实精神生活，完善自我人格，提升人生境界，逐步加深对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和认识”。要达到这个目标，只有疏浚学生阅读文学名著的各种渠道，才能让文学名著的甘霖浇开学生的人文精神之花，从而使他们的青春得以温润，生命得以完善。

1. 结合新课改营造文学名著阅读氛围

学校要大力倡导和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学名著阅读活动，把文学名著阅读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创造有利于课外读书活动的舆论、制度、物质环境和条件，形成倡导、激励、促进文学名著阅读的风气激励机制和文化氛围。抓住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有利时机，切实转变人们的教育观念，让素质教育真正成为大家的共识;同时，结合课程改革，开展以文学名著为对象的研究性学习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文学名著的优势，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塑造良好的精神品格，形成健康的情感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

2. 注意综合运用多种阅读方式的引导

文学名著、尤其长篇文学作品是很难驾御的，学生应掌握多种阅读方法，运用多种阅读方式。为使中学生尽快形成有效的阅读方法，教师有必要进行具体的指导。例如: (1) 走马观花，了解概貌。整本的书一下子看完，读之前先读序言和后面的跋，了解书的大致内容，走马观花地翻一翻，并对全书的主旨、写作意图加以正确的理解。 (2) 浏览目录，初识眉目。成本的书，结构复杂，头绪繁多。然而作品前一般都会用目录的形式显示全篇的结构提纲。让学生阅读一下全书的目录，可以提纲挈领地把握全书的结构，提取内容要点，选择阅读的重点。 (3) 泛读精读，整体把握。长篇文学作品，信息量大，在阅读方法上宜泛读、精读相结合。用略读、浏览的方法通读全书，弄清主要内容、情节和人物关系或作品的主要观点。用精读的方法阅读精彩片段，评品作品的典型意义、艺术价值、语言特点，或探究人生经验等。

3.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学名著阅读活动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因此，我们应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学名著阅读活动，可以是读书沙龙、精彩片断朗读、讲故事比赛、课本剧表演、记者招待会等，以激活学生的主体性精神，给他们创造一种良好的、开放的阅读环境，给他们提供向他人展示自我的机会，从而产生文学名著阅读的成就感和进一步从事文学名著阅读的动力，汲取更多更丰美的人文精神的营养。活动中，教师要在现场给予指导，因此，许多要求学生阅读的文学名著教师也要认真阅读。否则指导就无从谈起。在指导中，教师要注意保护学生的读书热情，要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学生文学名著阅读中存在的错误和缺憾，要通过教师和同学间的质疑和追问等手段，帮助学生在自我反思的基础上转变认识。

“志不强者，智不立，情不溢者，根不深。”人文精神是个体发展的精神动力，是现代人才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努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精神是当前基础教育的一项紧迫任务。杨振宁博士曾经说过:“忽略人文，中国将付出极大的代价。”而文学名著正是我们人类最优秀的和最博大的经典文化之一，这里有我们最美丽的精神家园，舍弃了她，就舍弃了我们的根，无论到什么时代，我们都需要她的滋养。

相信在文学名著的甘霖的不断浇灌下，学生的人文精神之花将会自由绽放!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2]巢宗祺, 等.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实验) 解读[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3]钟顺利.浅谈高中语文教材中人格教育的渗透[J].语文世界, 2004,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