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府范文

现代政府范文（精选12篇）

现代政府 第1篇

一、我国政府治理面临的环境发生显著变化

我国政府治理面临的大背景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对政府的执政方式和执政水平的要求以及企业、民众对自身权利的诉求也在不断地提高, 因此我们可以从市场的三个主体角度来具体分析一下。

1. 政府职能和政府治理模式发生转变

自从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 作为重要配套机制的政府职能转变就一直成为改革的重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政府职能作了进一步地明确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 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 相应的政府治理模式正处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过程中。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指满足社会公共需求, 向社会公众提供优质充足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现代政府。其政府活动是一种服务型的治理。它要求通过民主、协商、合作、监督等形式, 使政府对权力的行使, 体现为对公共委托的承担过程。

2. 企业转型升级意愿趋强

随着资源、环境和生态的压力, 加快发展循环、低碳、绿色经济, 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尤其近几年我国传统制造业受经济下行影响的冲击很大, 面对困境, 企业转型升级的意愿强烈。同时,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许多企业由大而全、小而全的经营模式转变为专业化经营, 专注于发展主业, 提高自己核心竞争力。

3. 民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

近年来我国民众逐渐有了纳税人的身份认同, 纳税人意识觉醒。纳税人意识指的是公民在依法纳税的同时, 还要依法拥有对税款的知情权、监督权、诉讼权等不可侵犯的权利。纳税人意识的觉醒造就了公民意识的提升, 民众参政的意愿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公民不断地加入主张纳税人权利的队伍, 开始关注自身的利益, 依法监督政府机关。

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得财政作为支撑政府职能发挥的基础必须发生变革, 而企业转型的意愿和民众权利意识的增强更从客观上要求政府深化改革, 破除体制障碍, 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现代财政制度。

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对当前及今后发展的重大意义

现代财政是与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相适应的财政制度, 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政府分配行为。当前在我国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可以有效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

1. 有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改革和发展的主要任务, 而制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现行的财政税收制度存在的诸多方面问题, 现行财税制度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制度障碍。比如, 高投入、高能耗的生产方式与税收制度不健全、不规范有很大关系;投资冲动, 地方政府不计代价发展经济, 更是因为财力与事权不相匹配的上下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属于生产力层面的变革, 而现代财政制度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就是适应这种生产力变革而建立起来的制度保障。

2. 有利于建立公平统一的市场

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和政策中对于区域优惠政策的设置过多过滥。资料统计, 目前实施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共有30项。同时, 一些地方政府和财税部门为了自身利益, 还出台了各种各样的地方性优惠政策。一个地方的税收优惠, 实际上是对其他地区市场正常秩序的扰乱, 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财税最重要一个职责就是维护市场统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税收优惠政策永远是一种辅助性的调节手段, 其功能在于弥补市场机制的失灵和残缺, 不能过多过滥。现代财政制度作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制度安排, 其法治性必然要求消除地方保护主义, 消除不同地区之间形式多样的不规范的税收竞争, 促进区域之间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3. 有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公共财政建设的基本目标之一。我国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地方财力上的不均衡, 现代财政制度中的转移支付制度主要承担着均衡各区域之间财力的职责, 通过合理有效的财政税收制度设计, 可以使财政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合理配置, 从而使城乡居民在不同地区都能享受到水平基本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 促进人口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4. 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这也是当前必须解决的问题。各级政府之间财力和事权是否相匹配关系着财政制度的优劣, 关系着各级政府的积极性。我国当前实行的分税制弊端日益显现, 表现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下降, 地方积极性受到打击。所以如何平衡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 这一点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社会主义大国尤为重要。必须通过合理有效的财政制度, 才能调动和保护各级政府的积极性, 使各级政府都能有效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功能和责任, 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服务, 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三、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三个支柱

现代财政制度这种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制度安排, 给中国带来的既是理论的冲击, 更会是实践层面的改革。按照财政理论, 国家无论体制, 财政制度一般都要包括财政收入、支出、以及各级政府间财政关系, 反应在制度建设上, 主要就是预算制度、税收制度和中央与地方分级财政制度的建设。

1. 改革预算管理制度, 建立现代政府预算制度

对政府预算管理制度进行改革与创新, 这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基础。全面规范公开透明是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的基本要求, 贯穿于预算的各个环节。

(1) 预算编制要完整科学。所有政府收入都要纳入政府预算编制并提交人大审议, 包含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等政府收支四本账。同时对预算编制方法进行机制创新。如收入预算由约束性转为预期性, 改进年度预算控制方式;支出预算由基数法改为零基法, 不以基数作为预算分配的主要依据, 一切从零开始, 一切从实际需要与可能出发。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 实施动态平衡, 增强财政的前瞻性和财政可持续性, 提高财政资金的整体使用效率。

(2) 预算执行要规范高效。预算编制后进入执行环节, 应严格依法进行。由于我国预算年度和人大预算审批时间不一致而导致的执行问题, 建议调整预算年度, 可以考虑将预算年度设置为某年的4月1日到次年。

预算执行不能只讲花钱不讲效果, 因此要加快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重点建立健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 运用科学、规范、细致的绩效评价方法, 对财政支出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及效果进行考核评价, 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分配下一年度预算资金的重要参考依据甚至直接挂钩, 激励部门有效使用财政资金, 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3) 预算监督要强化有力。重点是要加强各级人大预决算监督。财政部门要将提交给人大会议审议的财政预算和执行情况的报告尽可能地内容细化, 如重点支出尽可能细化到目, 形式上通俗易懂, 使人大代表能够看得懂、弄得明、议得透。根据现实需要, 可考虑设立预算委员会, 组成专职人大代表, 审议政府预算。

对于公众而言如何参与进来监督政府资金的使用, 就是要充分了解政府预算信息, 这就需要政府信息公开, 建立健全完整规范的预算公开机制。预算公开是预算制度的核心机制。

2. 完善现行税制, 建立现代税收制度

作为政府收入的基本形式, 税收是国家存在与公共治理的基础, 税收制度的好坏直接反映这个国家的治国理念和能力。著名财税学者李炜光认为:税收不是一件可用的工具, 税收里有正义, 有人性, 有光明, 有善, 还有爱。建立现代税收制度要弥补税收调节作用缺失, 坚持公平统一调节有序的原则。

(1) 建立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模式。直接税是以纳税人的收入和财产作为税基, 不能转嫁。从现代治理角度看, 直接税的缴纳促使纳税人会更多关注自己税款去向及使用效率, 有助于激发民众参与到国家治理和关心社会公共事务中, 积极地监督预算开支, 唤起和培养纳税人的现代公民意识。

(2) 完善重点税种改革, 充分发挥调节作用。当前需要加快和推进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资源税、房地产税和环境保护税等几个税种的改革, 发挥它们在产业调整、收入分配和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

(3) 完善地方税体系。地方税体系建设是我国税收制度的薄弱环节。一要赋予省级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二要培育地方支柱税源。可以建立以财产税为核心的地方税体系。这也是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个做法。同时, 资源税和消费税都可以作为辅助税种。

3. 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 建立现代财政体制

事权划分是现代财政制度有效运转的重要前提。按照权利和责任对等原理, 要符合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

(1) 完善政府间事权及支出责任。按照地域信息性和外部性的原则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各自承担的责任, 适度加强中央的事权和支出责任, 并用法制的形式固定下来。

(2) 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可根据税种属性特点, 遵循经济原则、效率原则和转移性原则, 合理划分税种。可以将收入周期波动大, 税基分布不均、流动性较大的税种划为中央税;将其余具有明显受益性、区域性、对宏观经济运行不产生直接重大影响的税种划分为地方税, 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3)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基本依据, 着力强化均等化转移支付, 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治理的变迁史, 可以看出法治化是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基本趋势, 因此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根本上还要推进法治财政建设, 加快财税立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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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恩胡.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对策.宏观经济管理, 2009 (2) .

政府搭台 共谋现代农业发展 第2篇

群策群力发展现代农业

——三合镇召开2012年农业企业（大户）迎新春茶话会

2012年1月10日下午，三合镇在政府二号会议室召开2012年农业企业（大户）迎新春茶话会，共同交流和探讨三合镇发展现代农业的方法和经验。

会上，遵义县华富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光平通报了公司一年来的发展情况和取得的成效，并作出了进一步做大做强脱毒马铃薯产业，年后再投资1000万元，扩建马铃薯原原种繁育基地，新建种薯扩繁基地、智能型隔离式组培大楼和储藏室，建遵义市最大的脱毒马铃薯种薯生产企业的规划。遵义康辉蔬菜有限公司负责人唐基钧、贵州宝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王国升、遵义市龙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梁大勇、遵义县远辉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余月合对本企业的生产、销售、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经验交流，辣椒种植大户江涛、蔬菜种植大户吴建勇、草莓种植大户田茂刚就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及下步工作的打算作了发言。与会人员群策群力，共谋三合农业发展大计。

会上，三合镇党委书记赵成方关掉手机，认真听取了企业负责人和种植大户的发言，并就田茂刚、潘家昌、王国升三位同志均反映基地附近有部分群众偷盗农产品和破坏生产设施问题、吴建勇反映打水问题等进行了现场办公，落实了责任。

赵成方书记指出，在座的各位均是三合镇农业战线上的精

英，都有很好的专业技术和种植经验，相互之间要多交流、多沟通，实现资源、信息、技术共享。大家反映的用水、偷盗和补助问题，能当场解决的我们已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我们会后研究解决，镇政府不能解决的，我们将向县委、县政府及主管局反映，争取解决。镇政府对2011年领办现代农业的奖补问题，将组织人员进行面积核实后兑现。今后将定期召开这样的会议，将其形成一种制度，搭建成政府与企业、大户交流、沟通的平台，以此促进三合镇现代农业更好更快，又好又快地发展。

镇人民政府镇长邱正兵、副镇长张旭出席了会议，并就如何抓好2012年现代农业发展工作，如何解决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表态发言。

恶性通货膨胀拖累现代政府 第3篇

物价上涨是稀缺资源在需求强劲时的自然结果，也是一个长期以来的历史现象。各种经济学派从需求拉动、成本推动、经济结构和货币数量等角度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解释，制定了各种政策来应对物价上涨给社会带来的压力。通货膨胀一词也不容置疑地将社会和政治的关注集中在货币现象上，从而物价上涨始终被归结于上层统治者的权谋和手段。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强劲，人们开始注意到通货膨胀的全球相关性，特别指责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不负责任地发行纸币。

事实上，最早的通货膨胀始于罗马帝国。恺撒执政期间（公元前100—前44），罗马建立起金银货币体系，物价稳定、税收适中、贸易经济繁荣，商业贷款利率处于4%～6%的稳定区间。54年，尼禄皇帝上台，罗马城市建设和贵族消费都在他的统治下达到顶峰。64年，罗马发生大火，之后尼禄开始大规模重建，为筹集工程资金，他采用了降低金银币成色的做法。

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在无法继续提高税赋水平，同时不得不承担庞大政府成本的情形下，尼禄开始在银币中加铸廉价金属，发行不足值货币（货币贬值）。很快，老的银币陆续退出流通被回收熔化，再制造更多的廉价银币。这就是金融界所称的“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

货币贬值导致交易率低下、经济衰落，又需要政府继续投入更多的贬值货币，这种恶性循环导致政府信用和执政能力逐渐下降。

从尼禄时代开始的货币渐进贬值周期持续了150多年，之后历代罗马皇帝都萧规曹随，如法炮制。罗马银币的含银量从90%下滑到0.02%，此时的罗马银币如同今天的纸币一样，只有信用承诺和财富象征意义。

260—268年，罗马帝国已经陷入了严重经济困境，由于货币面值很高但含银量极低，导致物价飞涨，税收加重，士兵开始哗变。面对市场上怨声载道，政府采用了强制的管理手段来控制物价。戴里克先皇帝在301年颁布冻结物价法令，公布了700～800种物品和服务的最高价格。市场立即陷入萧条，利息率也不断被抬高，法律进而又将利息限制在6%～12%之间。自然，正常商业活动全部转为地下经济，游离出监管体系之外。

关于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有数不胜数的论文，但货币贬值导致的物价上涨一直是一个重要因素。当然，罗马帝国的这次通货膨胀，与1000年后出现的纸币无关。纸币本位下，货币价值更依赖于政府的权力和信誉。

几乎所有发行纸币的国家都有通货膨胀的历史，在特殊情形下，还产生过恶性通货膨胀。

其中，德国从1919年1月到1923年12月，物价指数上升了4815亿倍，被称为“最经典的通货膨胀”。究其原因，当时的德国政府无法从税收中筹集足够的资金支付战败国赔款，只能将财政预算平衡的压力转移给印钞机，这一行为极不负责任，但看起来却是当时唯一能缓解内忧外患的政治压力的权变策略。

即便是美国这样的超级经济强国，仍然需要时刻与通胀作斗争。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为了应对通胀，决定将黄金价格提高，让美元大幅贬值。二战后的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初期，由于美国的通胀政策和外国央行越来越担心他们不断增长的庞大美元储备，美国政府开始对一些领域实行控制和政府干预，保留了黄金可兑换性、美国国债市场、利息均衡税，甚至对薪资和物价进行了干预。1971年，美国政府宣布脱离金本位，将美元与黄金继而与白银彻底脱钩，美元价值的唯一维系是美国政府的信誉。今天，黄金兑美元的价格已经超过脱钩时的几十倍，美元大幅贬值。

无论使用金属货币、金属汇兑纸币还是今天完全依赖政府信誉的纸币、电子币，确定交易需求、储备需求和更加复杂的需求（如货币收藏者）并为之提供合理的供给量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市场解决方案，有政府解决方案，也会有同业或国际协调解决方案。在不同发展阶段，市场、政府和同业都起到了不同的作用。解决方案的实施也伴随着不同的结果，如经济发展、市场崩溃、政府破产等，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过程。各种学术观点、各种政策依据、各种效果判断等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金融发展历史图解。人类并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历史还是会成为现实的，这就是我们始终关注历史上通货膨胀的原因。

货币的价值依赖政府的权力和信誉，一旦政府违背货币规律、急功近利，那么恶性通胀爆发之日，就预兆了政府的垮台。

推荐语 金融不只是货币

推荐人：任志强

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字历史，大都是记录皇权斗争和交替的历史。在皇权可以任意掠夺的状态下，几乎没有金融发挥作用的余地。

皇权的垄断和计划经济都从根本上否定了市场经济的作用，因此除了抑制科幻世界的胡思乱想外，还在资本市场中扼杀了金融的支持，让那些本来弱小的技术创新无法借助金融的力量更新与成熟，反而常常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曾经在世界上称王称霸的许多西方帝国，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人口总量都远远不如中国，但他们的足迹能遍布大半个世界，不仅是凭借社会制度的变革，更是依靠了金融的杠杆力量。从蒸汽机到电报，以及后来的电话，除了技术创新，背后都依赖于金融力量的推动。

历史背后无法看到的是权力之外的影响因素，如果将这些促进社会发展的因素展现在人们面前，就如同拨开了漫天乌云。于是书本中的记录变得苍白无力，在几乎所有的教科书中被称为无恶不作、流淌着鲜血的资本，原来恰恰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力量。

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同样借助了世界金融的力量，这除了让美国赢得战争、获得独立之外，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个民主的社会制度，给予市场自由发挥金融作用的权利，从而让这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号强国。

金融可以告诉我们许多故事，最基础的是当重新认识金融在社会发展、政治统治、经济技术进步和国家制度变革中的作用。希望本书能够对沉睡的社会进行一场启蒙“革命”，让人们重新认识曾被当作教科书的历史记录，并用独立思考和实践检验去纠正过去的错误。

现代政府会计体系发展研究 第4篇

一、现代西方政府会计体系的主要特征

20世纪70年代, 纽约等城市爆发的财政危机体现了传统政府会计事务的缺陷, 引发了人们对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和会计基本原则与实务的深入思考, 由此对政府会计原则、计量、会计报告内容方面进行了不断创新发展, 将企业管理和会计信息计量、披露理念和方法引入政府会计领域, 形成了以美国GASB (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 第34号准则《州和地方政府基本财务报告和管理讨论与分析》、法国《财政法组织法》、欧盟《政府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等为代表的政府会计准则。尽管这些准则在法律效力、政府财务报告内容等方面有所不同, 但对反映政府公共服务绩效, 提高公共财政的透明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特征主要表现为:

1.以反映政府绩效、履行公共服务受托责任作为政府会计系统的目标。政府会计系统的目标决定了该系统的逻辑起点, 并进而确定其内容和计量基础。在现代公共服务管理契约关系中, 政府通过政府会计信息系统确认、计量和反映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履行情况。为满足政府内部管理需要和外部公民、立法机构和监督机构、投资者和信贷者评价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美国等政府会计系统提供了反映政府财务状况和业务活动成果的信息、实际财务结果与预算比较的信息及有助于评价政府工作效率和效益等信息内容。

2.以权责发生制作为会计计量基础。权责发生制计量基础会计信息将会计主体提供服务与成本进行有效配比, 能有效反映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现金流量情况;准确评价政府及其机构的绩效、融资及偿债能力;有助于政府管理部门财政资源配置的正确决策并关注政策长期运行效果。为此, 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指出:“执行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体系, 可能是保证公共部门管理全面转轨的惟一一条值得走的路径”。 西方国家政府会计改革普遍采用了渐进式的权责发生制的计量基础, 同时, 这种计量基础可以有效反映政府所拥有的全部经济资源和使用情况, 而不仅限于原有的财政资源。

3.提供全面、系统综合的财务报告体系。西方国家政府会计财务报告在内容和层级两个维度提供了更加系统、全面的信息, 财务报告的内容既包括现金流量、资产负债等多方面的信息, 又涵盖预算会计系统、财务会计系统和成本分析会计系统。不仅核算预算资金流入、流出, 还对政府的所有活动进行核算, 力求全面、真实地反映净资产和财务状况, 对项目、公共支出进行成本分析和评估, 以及其他必要的补充信息。同时为了满足相关者对政府整体绩效评价的信息需求, 财务报告还包括披露反映政府整体状况 (包括各层次政府主体) 的总括财务报告、通用财务报告及合并财务报表等内容。

二、目前我国政府会计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政府会计制度最初主要是参照苏联模式制定的, 经历多次修改变革, 形成了目前包括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在内的预算会计制度体系, 对于反映财政收支活动, 加强财政资金预算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正如刘玉廷 (2004) 指出, 这套会计制度不同于政府会计体系, 从严格意义上讲, 我国目前还没有能够全面反映政府经济资源、现时义务和业务活动全貌的政府会计体系。政府会计系统的缺失难以对政府公共资源进行全面地反映、评价, 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考核机制, 制约公共服务效率、效果的提升。

1.预算会计制度目标不合理, 会计制度发展远远滞后于信息需求和会计实务发展需要, 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和评价考核机制。目前, 我国政府财政预算体系主要定位于通过财政资金的预算、决算, 通过政府转移支付等手段满足政府部门宏观管理需要, 忽视了外部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 财政信息缺乏透明度, 难以形成对财政资金分配、使用环节的刚性预算约束。每年的政府审计都会发现个别部门采取隐瞒收入、虚列支出等手段截留转移资金, 虚假配套、套取项目资金, 重复申报项目、多领预算资金的现象, 不仅外部相关者难以有效监督评价政府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同时对部门利益的追逐和寻租行为的发生也影响了其宏观管理决策目标的实现。

2.核算范围过于狭窄, 政府会计信息缺乏整体性、系统性。首先, 相对于西方政府会计, 我国现行的政府会计制度对财政资金的收支情况给予高度关注, 对于非经营性国有资产, 如土地、森林和科技成果等无形资产, 对社会公共基金, 特别是各种经济资源使用效率情况没有纳入政府会计系统, 财务报告内容不完整, 没有汇总报告有关国有资产整体规模和结构, 政府负债的整体规模、负债能力和风险等信息, 甚至没有反映政府经济资源的总体规模和结构状况的信息数据。其次, 缺乏自下而上的受托责任执行情况的完整的会计信息, 根据上级财政预算会计提供的信息难以真实反映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 往往发生上级财政为完成预算拨款计划, 在每年年末突击向地方政府拨付大量项目资金和下级财政部门项目资金长期滞留、结余等问题的发生。例如发展改革委员会, 2010年负责分配的中央本级基建支出和科技支出预算的年初到位率按规定应达到75%和97%, 实际仅为7.8%和47.5%;2010年下达的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等6个项目的中央预算内投资117.79亿元中, 至2011年3月底有92.11亿元 (占78%) 闲置未用。。

3.收付实现制计量基础难以有效反映公共服务绩效水平和公共资源的实际状况, 难以提供科学决策的会计信息。首先, 收付实现制容易被炒作, 不能真实反映政府公共资源的风险损失情况, 如现行规定未赋予地方政府举债权, 大部分债务收支未纳入预算管理。2010年审计发现, 在国务院明令禁止政府担保的情况下, 7个省级、40个市级和107个县级政府及所属部门2010年违规为464.75亿元债务提供了担保, 部分融资平台公司等单位采取虚假或不合法的抵 (质) 押物、高估抵押物价值等方式违规取得债务资金731.53亿元。当举债主体出现偿债困难时, 政府将履行担保责任或可能承担一定的救助责任。其次, 由于缺乏产品市场的竞争机制, 政府公共服务绩效水平的衡量相对困难, 主要通过国际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方式进行。但是采用收付实现的会计计量基础与国际其他国家公共部门会计的基础不一致, 核算的反映政府公共服务绩效的会计信息不具有可比性。

三、构建我国政府会计体系的政策建议

借鉴西方国家政府会计改革的成功经验, 对于构建我国政府会计系统和廉洁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政府会计的国际协调发展。

1.构建以公共服务绩效受托责任为目标的政府会计体系, 增加反映政府资金使用效率的信息内容。目前, 我国现行政府会计信息在目标、披露内容和方式上都局限于内部管理和宏观调控需要, 其主要内容也主要体现为各领域财政资金规模的核算等, 不足以对公共资源整体规模、使用效率和可持续性进行分析和判断,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对公共资源稀缺性、政府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日益关注, 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政府会计改革模式, 以受托责任作为政府会计系统的目标, 扩大政府会计涵盖的领域和范畴, 增加有助于判断政府管理绩效的有关项目成本的信息和由项目所形成资产的信息, 有助于评价某一政府或者部门的工作业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有关收入、费用、资产、负债等方面信息。特别是要对影响相关者判断和对资源持续运营能力的负债风险、公共资源使用效果的比较分析等信息内容等进行必要的披露, 以实现外部相关者对公共资源运行状态的整体有效把握, 促使政府部门管理者关注资源的使用效率, 实现公共服务责任, 降低代理成本, 实现外部相关者对管理者的有效监管。

2.夯实基础工作, 积极稳妥地推进政府会计改革。政府会计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工程, 关系不同政府部门权利义务及外部相关者的利益, 每一项改革内容都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 权责发生计量需要对政府部门资产的确认与计量、预算行动的成本核算和绩效评价体系构建、信息系统建设等方面做充分细致的准备, 同时, 政府经济活动会计分类核算, 政府财务报告准则体系的制定需要不断的协调、修订, 并不断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另外, 会计财务人员的培训和信息系统的建设也是政府会计改革推进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政府会计改革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推进与发展过程, 因此, 我们应通过广泛的参与与讨论制定政府会计各项准则, 积极推进改革的进程, 通过不断健全各项基础工作, 确定政府资产范围, 进行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及使用状况的调查, 建立政府各项资产清单, 评估潜在风险的影响, 根据资产、负债确认和计量结果编制汇总政府公共资源资产负债表, 循序渐进地推进各项改革。

3. 坚持政府财务报告编制程序与方法创新, 实现编制程序系统化。受我国现有信息披露范围和内容的局限, 承担编制财政预、决算报告职责的主要是各级政府财政部门, 对各级人大提供的报告也基本上是一种基于各领域财政资金收支情况的清单式的报告, 并不能满足相关者对资金使用效果、效益和可持续运行能力判断、评价等方面的信息需求。同时, 核算的范围也主要定位可货币化计量的财政资源, 对于处于非流通状态的土地、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信息缺乏有效关注, 因此难以有效反映政府公共资源的整体的运营状况。因此笔者认为, 为了满足向政府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相关者提供更加透明、更有利于绩效评价和决策的信息, 除了应在报告的范围和内容上有所突破外, 还需要有编制程序的保证与创新。首先, 应当满足报告编制的组织要求, 成立包括相关领域专家、其他专业管理部门和其他相关者的组织机构。其次, 收集公共资源的运营信息, 结合横向比较和历史数据的趋势分析研究, 对公共资源使用绩效进行评价。再次, 根据成本效益原则, 突出反映政府各阶段需重点解决的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情况, 寻找反映政府绩效水平的关键指标, 确定披露的内容, 避免信息过载或疏漏。最后, 在报告中客观地综合评价公共资源的整体运营情况。

4.完善财务报告披露的方式和渠道, 建立多维信息系统, 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确认和解除受托责任, 减少代理成本的最有效方式是减少信息的不对称, 增加信息的透明度。不仅要在信息内容上进行改革, 也要在信息披露形式上进行相应的变革。建立统一而公开的信息披露平台, 使利益相关者能及时、有效的获取所需信息, 将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置于行政监督、舆论监督与群众监督下运行, 揭露政府与国有事业单位管理国家事务和国有企业在运营国有资本中存在的问题, 提高公共部门的投入产出比和服务质量, 提高社会资源和政府财政资金使用效果、效率。同时为了减少政府各部门编制汇总财务报告的信息搜寻成本, 需统一开发跨部门、上下级政府部门有效衔接、能够实时追踪资源使用状况的会计财务报告信息软件系统, 实现公共资源和管理服务的数字化管理。

摘要：在对西方现代政府会计体系内容和特征进行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部分审计案例分析我国政府会计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后果, 提出完善我国政府会计体系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政府会计,财务报告体系,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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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程晓佳.财政透明度与政府会计改革[J].会计研究, 2005 (1)

[8].雷达.新公共管理对绩效审计的影响及对我国绩效审计发展的启示[J].审计研究, 2004 (2)

[9].陆建桥.关于加强我国政府会计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J].会计研究, 2004 (7)

[10].路军伟, 陈希晖.政府绩效审计与政府会计改革的互动关系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6 (6)

现代政府 第5篇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量工作在县（市）政府，因此对县（市）政府职能的准确定位是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保证。以往我国县级政府的职能定位，历史地建立在了计划经济基础之上。计划经济客观地要求计划的制定要具有周全性，在落实过程中，为了保证计划得到全面执行，政府必须要事无巨细、全面包揽，对经济社会事务进行直接指挥和管理，这样县级政府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管、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现在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大背景下，开展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县（市）政府的职能定位重新认识。

城市政府职能是指城市政府在依法管理城市公共事务中所承担的职责和具有的作用，从动态来看，他是城市政府行使职权、发挥作用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其特点有：

（1）、广泛性，如邻里关系、社区卫生、公共事务、居民福利、商业网点、公共设施、整个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事务等。

（2）、服务性，与农村的大多自给自足相比市民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政府或者公营机构的公共服务，如供电供水。

（3）、规范性，主要向法制化和科学化发展，如政府更加规范化权利和范围合理化，城市间事务更协调等。

（4）、自主性，各个城市有自己的特点因地制宜，如可以发展旅游业发展旅游，有矿藏的开发采矿业等好多都是自主的管理。

（5）、多样性，也就是管理的内容多事务繁杂而且要应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现代政府 第6篇

作为集创新性、开放性、融合性、集聚性和可持续性于一身的新型产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的高效运转能高效强化企业的主体作用和政府的引导作用的发挥，能大大加快地方科技进步中的核心技术的突破，使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长远看，现代产业体系的高效运转必然能使地方经济构筑起一个配置合理、功能协调、相对集中的产业空间发展格局，使其经济运行模式更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

先进的管理体制是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政府可以利用此体制强化现代产业的规划和发展，可以通过此体制出台各种优惠政策来扶持现代产业。按照滚动发展原则，筹划、论证、筛选、确定好各类重点项目，建立现代产业重大项目库，开辟重大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推动现代产业的发展。

建构现代产业体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深奥复杂、高不可攀，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从形式上看表现为一项又一项技术进步、一个又一个产品升级，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它可以覆盖经济生活的每一个个领域，可以贴近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感受到各行各业、各个环节都可以有所作为。但我们要掌握的关键是，把发挥政府职能作用与企业主体作用结合起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这就具体指明了政府在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的保证措施和实施路径。也就是说，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中，首要的是政府发挥好主导作用。政府的主导作用体现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中政府的主要职能、工作导向、调控手段和工作方法上。具体说来，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对于各级政府来讲，主要职能是‘提供有效的条件、支撑和保障。政府作为全社会的管理者、决策者，要发挥好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推动现代产业体系进程的又好又快发展。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人才保障机制

(1)制定本地区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

(2)建立年度人才引进培养计划和需求信息发布制度。

(3)坚持分类指导，整体推进。

2.规制的实施保障

各级政府部门要结合职能，在实际工作中落实好各类规划确定的相关任务。要把规划与有关建设计划、各类行动计划以及年度计划紧密结合起来，明确提出各级政府部门的主要指标和具体任务，使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和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增强规划的权威性，坚持先定规划后定项目，避免项目决策随意性。

实施规划评估。规划实施一段时期后，围绕规划提出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组织开展规划实施的中期评估和后评估，全面分析检查规划实施效果及各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推动规划有效实施，并为动态调整和修订规划提供依据。如确需调整规划目标和任务，应报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3.建立新型科研机构，完善自主创新

建设新型运作机制的现代科研院所。围绕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整合现有科技、人才资源，以新的机制体制组建农业、工业、社会发展三大科研板块，实现地区科研机构创新资源的优化组合。鼓励实力较强的科研机构重组兼并中小型科研机构，增强科研机构整体实力。以新机制、新模式建设地区研发中心。选择具备产权制度改革基础的科研机构，进行科研机构产权制度改革示范试点，支持有条件的转制科研机构产业实体上市。进一步引导和鼓励国家重点高校与地区科研机构加强创新合作，在互惠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各种类型的研发机构。

4.完善产业政策导向

现代政府 第7篇

关键词：政府职能,服务型,政府

2004年, 国务院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提出, 转变政府职能,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首要目标:“进一步转变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方式, 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 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1) 这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政府的基本要求。近些几年来,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得到了各级政府的认可, 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与现代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有差距, 在建设中还存在一些的问题:服务理念有待加强;职能转变尚未到位;政府与民众沟通不足, 公众参与不足;监督机制弱化乏力;公务员素质有待提高。本文对建设服务型政府应正确处理四种关系并提出有效路径。

一、服务型政府的内涵

至于什么是服务型政府, 理论界有不同的说法, 有些认为, 服务型政府与其他政府的根本区别体现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有些认为, 服务型政府由原来的控制者改变为服务者, 意味着施政目标由机关和专家决定到由民众来决定, 政府以控制管理为要务转变为以传输服务为要务, 管理目标由经济领域转移到公共服务领域。 (2)

以上几种概念是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服务型政府的内涵, 综上所述, 服务型政府是以计划指令、行政管制为主要手段的管制型政府模式而提出的新型的现代政府管理模式, 与管制型政府相比有几点不同:

首先, 在管理理念上, 服务型政府要求各级政府和官员须树立“民本位、社会本位、权利本位”的理念, 即以人为本, 以追求公民的最大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

其次, 在管理职能上, 服务型政府以向公民、社会提供服务或社会组织和人民团体提供服务为基本内容。

最后, 在管理方式上, 服务型政府以人人参与、互相合作以及说服、指导、协商等为基本方式。

二、转变政府职能, 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正确处理四种关系

(一) 服务型政府与有限政府的关系

各级人民政府管了很多不应该由其管或管不好的事, 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 放在企业、事业、社会组织, 让他们严格按民主集中制处理, 也是可以办得很好。由此可见, 行政权力社会化, 通过“分权”和“还权”, 把政府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务交给企业和社会, 只有当人民做不了或不想做的事的时候, 才能由政府来提供。政府对人民从事的公共服务, 应积极地加以引导、规制和监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服务型政府与有限政府是息息相关的,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服务型政府是有限政府的表现形式之一, 有些认为服务型政府是为人民提供所有的服务, 是万能政府, 笔者认为, 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因为服务型政府的职能仅是保障对公民需要的所有服务、所有公共物品的提供。

(二) 服务型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

公民社会为建设服务型政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公民社会的成长必然导致管制型政府向现代服务型政府转型。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社会也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 政府职能更多地向社会转移, 所以, 民间的社会自主组织、社会团体提供也可以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

(三) 服务与规制的关系

服务或规制是政府的职能之一, 而公共服务是服务型政府的主要职能, 公共服务却不只是服务型政府的唯一职能, 根据《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对政府职能的阐述, 除了“公共服务”的职能以外, 服务型政府还有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等职能, 这些职能统称为规制。规制是指社会公权力主体对社会、市场和相对人活动的规范、调节、监控。审批和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是规制的主要表现形式。相比公共服务职能所占比重而言, 服务型政府下的规制职能在其整个职能中所占比重较小。因此要正确发挥规制的积极作用, 分清楚哪些是属于服务, 哪些属于规制, 不要将规制等同于服务, 有些地方将政府所有的职能都视为服务职能, 例如, 政府认为, 对企业实施关、停、并、转是服务, 同时认为对企业实施关、停、并、转过程中, 注重对企业职工的生活困难补助和对下岗职工进行安置也是服务, 其实不然, 对企业实施关、停、并、转是规制。

(四) 服务与法治的关系

服务贯穿于法治始终, 法治是服务的基本保障方式之一。有限政府的本质是服务政府, 即为人民服务, 服务不是无限制的服务, 必须以法治加以制约和通过法治加以保障。所以, 政府在行使职能时, 必须要依法、守法。

三、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路径

建设服务型政府,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落实科学发展观, 从管理理念、管理职能、管理模式等方面,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笔者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 进一步加强管理体制改革, 政府职能急待转变

建设服务型政府重点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主要抓好市场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管理和社会管理。通过行政权力社会化, 把政府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务交给企业和社会。

根据《行政许可法》, 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程序。不断创新审批方式, 形成适应公共服务型政府要求的有效制度安排, 保证公共服务的稳定性。

(二) 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制度, 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从而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财政基础。将较多的资源投入提高社会公众福利上来, 健全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公共财政制度。

(三) 进一步提升基层公务员整体素质, 建立一支具有乐于奉献、高素质的队伍

公务员代表政府形象, 公务员服务意识的转变直接决定人民对政府的看法, 公务员是各项政策的执行者, 一项政策落实是否到位及其所达到的效果如何, 主要在于公务员的整体素质。目前, 有些认为, 去政府办事, 存在门难进、脸难看、互相推诿的现象, 要解决这些问题, 关键要培养一支具有乐于奉献、高素质的队伍。政府应定期对公务员从职业道德、业务水平、责任意识、服务利益、爱岗敬业等方面进行培训。政府对公务员的业绩及考评须联系在一起, 不断完善奖惩机制。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8-9.

[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努力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32.

[3]刘熙瑞.服务型政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 2002 (7) .

[4]侯玉兰.论建设服务型政府:内涵及意义[J].理论前沿, 2003 (23) .

[5]侯玉兰.论建设服务型政府:内涵及意义[J].理论前沿, 2003 (23) .

大数据与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8篇

1.1 大数据为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新机遇

首先,大数据为政府治理理念和模式的变化带来新机遇。传统政府职能体系反映的是一种全能型、重管制的行政模式,而以开放、平等、共享为主要特征的大数据时代,政府必须转变治理理念,实现从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变。政府治理模式要以全面数据来驱动、创新,在大数据的基础上,正确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科学优化政府治理结构,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其次,大数据为政府治理决策的精细化和科学化带来新机遇。大数据时代,政府在集成、分析大数据的基础上,利用数据融合、数学模型、仿真技术等科学技术,用科学的方法,按照科学的程序,通过科学的论证,为正确决策提供技术支撑,从而提高政府决策的精细化和科学化水平。

1.2 大数据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

2015 年9 月,国务院发布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在《纲要》中提到,将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逐步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表明,在国家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之中,大数据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

大数据具有广度信息聚合、深度数据挖掘、扁平网络传递三大能力,为政府精准管理、政策仿真、危机预警以及社会管理提供了有效手段。政府依靠大数据提供技术支撑,应用新技术进行管理创新,通过数据聚合推动决策科学化,通过扁平网络推动管理精细化,通过数据开放推动执政阳光化,通过个体预测推动服务个性化。[1]

1.3 大数据成为未来国际竞争争夺的“新石油”

大数据是“未来的新石油”,鉴于此,大数据已成为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是国家的核心资产,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国际竞争的焦点也是转向数据空间,大数据技术事关国家的安全和未来。我国建设数据强国离不开政府的作用,因此各地政府必须全面推动大数据的发展和应用,加强安全防护能力,保障大数据安全。

2 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面临的挑战

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把大数据确定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正在进行多维度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但目前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2.1 大数据观念不足

虽然大数据在国家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之中,但在政府治理领域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大数据资源管理思维尚未建立。政府部门很少使用大数据技术,加上数据信息缺乏整合与共享,导致政府部门之间协同管理水平、社会服务效率和应急协调能力跟不上,缺乏以数据为基础的精准管理。

2.2 相关体制机制尚未完善

目前,大数据相关法律法规建设相对滞后,滥用大数据、侵犯个人隐私等违法行为频繁发生,现实需要完善的相关法律法规。此外,由于缺乏对数据资源管理的统一标准和应用规则,政府难以在大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治理。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完善大数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重视大数据安全体系建设,为大数据在政府治理领域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环境。

2.3 大数据人才培养相对滞后

人才不足,是制约大数据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政府治理过程中,利用大数据平台采集数据、分析数据、共享数据、整合数据和利用数据等环节都必须依靠专业人员来完成,因此,必须加强大数据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3 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3.1 在政府治理理念中融入大数据思维

大数据既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次思维革命。传统理念在面临新的逻辑思维的时候,必须要与时俱进,吸收并转变为顺应时代潮流的新思维,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活动。政府治理需要形成大数据思维,应树立数据信息开放的思维、数据信息整合的思维、数据信息分享的思维,让大数据成为政府治理的技术路径和技术支撑。

3.2 加强制度建设,为大数据在政府治理领域保驾护航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确了七个方面的政策机制。一是建立国家大数据发展和应用统筹协调机制;二是加快法规制度建设,积极研究数据开放、保护等方面制度;三是健全市场发展机制,鼓励政府与企业、社会机构开展合作;四是建立标准规范体系,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标准制定工作;五是加大财政金融支持,推动建设一批国际领先的重大示范工程;六是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建立健全多层次、多类型的大数据人才培养体系;七是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建立完善的国际合作机制。

3.3 创新大数据人才培养

针对大数据人才匮乏的实际情况,应积极做好大数据人才培养工作,努力培养具有大数据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一是鼓励国家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建立大数据人才培养机制,设置大数据相关专业,为大数据产业发展输送高水平、复合型精英人才。二是鼓励政府立足本地实际,自行培养人才并积极引进大数据高端人才和领军人才。三是加强政府、企业、高校以及科研院所合作,形成政产学研结合的合作培养人才机制。四是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为大数据人才在相关技术研究与运用提供保障。最后,依托社会教育资源开展相关培训活动,广泛普及大数据知识,提高社会整体认知和应用水平。

摘要：大数据、智能化、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现代技术已成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力量。面对海量、动态、多样的大数据,在政府治理中如何做到“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和用数据创新”,让大数据成为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武器,成为一个全新的课题。

关键词：大数据,政府治理,现代化

参考文献

论基层政府公共财政与现代企业发展 第9篇

以工业为例, 2011年末, 全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31.65万家, 占规模以上企业数量的97.21%;全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工业总产值49.28万亿, 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58.37%。

同时, 现代中小企业能为地区提供就业岗位、活跃市场氛围。“十一五”时期, 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从业人员由5636万人增加到7056万人, 占规模以上工业从业人员的77.9%。中小企业提供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

不仅如此, 现代中小企业还能保障基层政府公共财政的可持续发展。据统计, 中小企业所创造的税收占到了基层财政收入的80%, 在部分地区达到了90%的水平。

一、我国现代中小型企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1. 资金不足而又融资困难。

权益性融资、发行企业债券的债务性融资等方式融资往往要求较高, 难以审核通过, 所以更多的企业倾向于向银行贷款。但众所周知, 这对于中小企业而言, 贷款较难, 而且成本较高。最终许多中小企业通过民间金融市场以及企业内部进行集资。这些集资方式不但难以监管, 而且风险较高。

2. 缺乏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

除了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税, 我国中小企业还须缴纳包括教育费附加、水资源费、社会保险费等多种费。其中还没有包括有关部门提供有偿服务收取的各种费用, 中小企业的实际税负实际上大于30%。

3. 市场缺乏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项目和理念。

融资、担保、信息、培训、技术、咨询、市场开拓等现代社会服务业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但市场仍然缺乏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项目和理念, 还不能满足中小企业的需求, 这一点直接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

4. 财务制度不完善, 经营策略滞后。

众多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仅停留在会计核算的层面, 在处理财务管理与企业筹资、投资、资金营运、利润分配的关系方面做得还不够好, 这也是它们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水平较低的原因之一。

正因为现代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却由于诸多问题遭遇发展的瓶颈, 基层政府制定合适的公共财政政策, 支持和引导中小企业发展显得尤为必要。

二、基层政府的公共财政政策对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历史实践证明, 基层政府发挥公共财政职能是帮助中小企业改变弱势地位的重要途径。以美国对中小企业的财政补贴为例, 其“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促使小企业积极进行研发, 鼓励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联邦机构按照年研究开发经费的0.2%的比例拨出专款用于资助小企业的研究项目, 这个比例后来还提高到了2.5%。此后, 美国的“小企业技术转移研究计划”规定研究开发基金超过10亿美元的个别联邦部门须按0.15%的比例来资助中小企业的技术转移。正是因为美国政府善于发挥公共财政职能, 才让其中小企业后来有了长足的发展。

又如离我们不远的的韩国在对中小企业的财政补贴方面, 设立了风险投资基金, 直接对中小企业进行投资, 投资的比例一般在20%-30%之间, 最多不超过50%。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专门的银行取得由政府提供的低利率的政策性贷款。而且, 成立两年后的中小企业还可以通过“地方中小企业培育基金”申请利率较低的创业资金。该资金期限为8年。韩国的中小企业得益于这些政策, 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然而在我国, 基层政府的公共财政对现代企业的支持方面仍然存在着各种问题。虽然我国公共财政为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给予了多种形式的支持, 并初步形成了资金、税收、融资以及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多方面的政策体系。例如, 在税收方面, 国家采取了直接扶持中小微企业以及鼓励金融机构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在营业税、增值税以及所得税等方面设置了各类优惠条件。但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如果没有较为完善的社会财政体制便难以应对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发展瓶颈问题。正由于公共财政体制本身存在弊端, 难以发挥其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应有职能。中小企业发展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凸显了公共财政对中小企业支持的不足。

三、处理好基层政府公共财政与现代中小企业发展两者关系的几点建议

1.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有效投入财政专项资金, 引导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为中小企业融资增信、减负。

基层政府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可以通过以设立专项资金的形式, 帮助其向科技型、自主创新型企业转型升级发展。

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为例, 区财政局自2008年10月起成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专项资金, 安排信用担保专项资金共1.8亿元作为中小企业融资增信的区级配套资金。其中, 1.3亿元资金存于各合作银行, 用作支持合作银行开展业务的保证金用途。据统计, 2014年南海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专项资金监委会及有关合作银行审批通过贷款项目76个, 贷款总额5亿元;年度发放企业贴息747万元、担保公司补贴428万元。截至2015年一季度,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专项资金已累计帮助739家 (次) 中小企业获得超过52亿元的银行贷款, 区财政资金向中小企业发放贴息资金累计3984.6万元, 担保机构补贴累计2586.6万元。此外, 南海区财政局还设立了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贴息资金专项资金。2014年, 南海区有30家企业获得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融资贴息专项资金扶持, 财政资金共安排拨付“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贴息和中介费用补贴”705万元, 同比增长11.14%。自南海区出台知识产权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贴息资金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以来, 累计帮助79家 (次) 企业进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融资, 财政资金拨付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贴息和中介费用补贴1787.6万元,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融资成本, 减轻了企业负担。

2. 加强服务体系建设, 优化中小企业经营环境。

基层政府财政要充分发挥财政宏观导向的作用, 除了在资金方面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外, 还必须提高专业服务体系的建设水平, 使其得到更多样化的发展。比如, 可以通过中小企业信息、融资、担保、技术、人才培训、市场开拓、管理咨询、对外合作等形式不断优化中小企业的经营微环境。

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的基层政府为例, 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在2014年扶持社会服务机构的资金由2013年的64万元提高到100万元。2014年收到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项目12个, 企业人才素质提升项目9个。评审会从每类项目中各择优选取7个项目进行扶持, 通过审核的项目可获得5万到12万元不等的扶持资金。项目评选除了有商协会申报外, 还有“时代光华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广佛智城商业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等社会化服务机构。此外, 企业人才素质提升项目扶持资金还吸引了菱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等骨干企业参与竞争, 进一步扩大了扶持资金的受众群体。通过与企业签订“技术服务包”的方式, 评审协会聘请专家团队对南海区的现代机械企业进行摸底诊断, 特别为中小型的企业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从而推动南海区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

3. 进一步加强财源建设, 提高基层政府财政体制创新水平。

基层政府要创新思路, 高度重视财源建设。基层政府要立足本土实际, 理性把握财源建设的方向, 形成有本土特色和比较优势的支柱性产业链, 不断优化财源结构体系, 引入适当的竞争机制来促进地方经济蓬勃发展。先把基层财政的蛋糕做大做好, 才能在后续的财政分配中做好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工作。

4. 大力宣传国家税收优惠及其配套政策, 积极引导现代中小企业做好税务筹划。

国家税收政策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 基层政府要切实把中央财政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支持政策宣传到位, 落实到位。同时, 基层政府应根据本地特色产业集群的具体需要, 及时反馈, 向中央财政争取有利的税收优惠。

参考文献

[1]朱静.企业的财政政策生门:打开[J];新理财 (政府理财) .2011年07期.

现代治理视域下的当代政府传播刍议 第10篇

一、政府传播研究的现实意义

基于对外传播的视角, 全球化的本质及其过程的加剧, 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意图在全球范围内彰显的背景下, 中国特色政府传播是中国政治战略在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部分, 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日益融入人类世界政治文明的重要手段, 是塑造国家形象、扩大对外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是批判文化霸权主义论调, 传递我国“构建和谐世界”政治主张的重要载体;基于对内传播的视角, 对于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政府, 政府行为和解释政府行为的政府传播是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 有助于增强公众对国家执政理念、施政纲领、政策措施的理解和认同, 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 对内构建“和谐社会”, 提高国家软实力;对于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政府, 政府传播是与公众进行政治沟通, 收集民意、做出反馈的重要渠道。

二、政府传播的重要功能

(一) 基于政府信息到达率的政府传播与公共服务

根据零点调查2011年公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报告显示:对于人大、政府、党委、政协和司法机关等国家机构的职能, 平均只有42.4%的公众可以正确判断, 其中党委职能被公众正确认知的比例最高, 而对于人大和政协职能, 只有三成公众分得清。同时, 普通民众对于各类中央机关的信任度普遍在八成以上, 地方政府的公众信任度为65.4%, 低于中央政府21.8个百分点。公众对政府职能的正确认知率低和对地方政府信任度不高, 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公众本身对政治事务的关心不够, 政治参与度不高。二是国家机构, 特别是地方政府政务信息及时公开、主动发布的意识不强、措施不力、效果不彰, 易对公众的判断形成误导, 不利于国家机构更好地为公众服务, 也将一定程度阻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

以媒介到达率衡量政府传播的公共服务水平, 其依据在于政府行为和政府信息为公众广泛周知是解释政府行为的基础和前提。网络与移动互联技术的兴起, 无疑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优化整合, 形成覆盖更广、接触率更高的政府传播网络提供了可能。根据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发布的《2012年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 “中国城市居民最信任的媒体依次是电视、报纸, 网络排在第三位。但30岁以下青年群体最信任网络的比例相对更高, 占21.6%, 超过报纸排在了第二位。如果发生某一事件, 在开通了微博的人中, 44.4%的人更相信微博上的信息, 比信任新闻联播的38.7%略高”。而腾讯微博《2014年上半年政务微博微信发展报告》反映出了作为公共服务媒体重要一员的政务微博从2011年的发端, 2012年的井喷, 到2013年步入规范运营、务实应用的成熟阶段, 2014年备受社会关注的发展历程。“截止到2014年6月15日, 经过腾讯微博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达181524个, 其中党政机构微博111728个, 公务人员微博69796个”。同时,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联合微博发布《2014年上半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显示, “截至2014年6月26日, 新浪微博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达到119169个。其中党政机构官方微博84377个, 公职人员微博34792个。”报告指出, 政务微博的信息公开职能进一步强化, 与网友的互动则呈现爆发式增长。“今年上半年政务微博发博总数2435万条, 被转评3.17亿次, 转评量接近过去3年的总和。”政务微博的服务职能得到提升。截至2014年9月, “经腾讯微信平台认证的政务微信已达到6000个。”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下发通知, 表示力争今年年底, 政务公众账号达到6万个。

由此可见, “双微联动”切实围绕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服务型政府应具备的四大标准和四大目标助推政府传播, 加快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在信息公开和便民服务两大核心工作中发挥了重要职能。

(二) 基于政府信息影响力的政府传播与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是公民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是公民对政府的认可, 对律法或政权作为一种权威所给予的认受, 是公众在一定的政治文化观念下对政治体系和国家、民族情感上与认识上的归属感。具体而言, 政治认同就是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对于政府决策的同意, 对于政府作为的支持, 它既是一种个体的心理状态又是一种现实的政治实践。政治传播的重要职能就是为公众的政治认同提供充分而必要的信息、提供心理支持与合法性论证, 赢得公众的政治认同感, 为政府施政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 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政治传播制造认同的路径, 依据政府行为的时态划分为政府当下行为和解读政府当下行为的政治认同的形成和对于有关政府历史行为的共享记忆的公众政治认同巩固与重建。

1. 政治认同的形成。

由于现代政治、公共行政自身的专业性和复杂性, 以及金字塔式的政权组织结构和决策、议事机制对于参与者人数、资质的限制, 特别是直接民主的效率低下、难以操作, 使得多数公众实际上无法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形成“同意”的态度, 或对施政纲领、政策制定进行直观分析和解读的。而公众的政治认同又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因此, 通过政府传播这一中介向公众提供政府行为以及解释政府行为的充分信息, 减少信息不对称给公众带来的不确定与怀疑, 缩短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距离, 有利于实现公众作为集体和个体对政府的政治认同。近年来, 在结合政府信息发布传统渠道, 如政府智库、政府新闻发言系统、政府宣传媒体 (电台、电视台、党报、党刊) 等基础上, 传统媒体网络化、“双微联动”等新形式, 使得政府传播发挥公共服务功能的覆盖面更广的同时, 省去大众媒体作为中介, 政府可以通过政务微博、公众微信直接对话公众, 移动互联实现的定点推送方式也提高了政府信息的接触率和传播效果。

2. 政治认同的巩固与重建。

政治认同无论作为一种理性的认知还是情感的认同都是一个继承与延续的过程。因此, 政府传播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国家政治体制的最大优势, 我国的政策制度、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众对于政府执政理念、施政纲领、政府治理的认同, 不仅要考虑其对当前政府作为的认识, 同时也考虑其对于政府历史行为的态度。因此, 政府传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历时态视域下政治认同的巩固与重建。

在探讨政府传播政治认同的巩固与重建功能时, 我们要借助关于集体记忆的重要研究成果。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从民族认同的角度提出, 正是大众传媒通过图像和语言的重复, 生产了民族主义所必须的团结。在事先精心统筹好的时间与空间里, 大众媒介, 尤其是新闻报道, 甚至在民族成形之前就生产了一个想象的民族共同体。而本—古里安大学的塔玛·阿舒瑞在《国家记忆:电视纪录片中的国家认同与共享记忆》中, 通过案例展示了国家意识在电视叙事建构中成为意识形态的关键因素。伊丽莎白·亚克尔认为, 现存的记忆实际上是文化工作者建构的。而事实上, 开创集体记忆研究的莫里斯·哈布瓦赫就曾指出记忆的当下性, 即“往事”并不是客观的, 而是在其成为“往事”之后, 由社会框架重新建构的。而这种在观点在托比亚斯·艾伯利奇特的研究中得以延续。他认为, 历史的在戏剧化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大众媒介, 尤其是电视在创造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它讨论、传递着历史事件。因为“历史可以通过记忆成为当代事件”。由此可见, 关于政府历史行为的集体记忆不是一成的不变, 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发生着改变。政府通过多元途径对于政府历史作为的再现、凸显、解读, 同时通过政府传播对政府历史作为的政治认同进行巩固, 乃至重建就显得十分必要。

在政府传播的实践中, 历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对于历任中央领导集体施政理念的历史回顾和与时俱进的解读, 红色抗日题材电影的热播, 对新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发展建设有突出贡献的重要人物的诞辰纪念活动等, 都是比较典型的历史记忆与当前契机相结合, 进而巩固和重建政治认同的案例。历时态下, 政治认同的巩固与建构在维护权力的合法性与统治秩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是塑造政治认同的重要力量, 同时也是认同感代际传承的重要中介。

(三) 基于政府传播反馈的政府传播与政治沟通

政治沟通是以政府为主导, 政府和公众就某项公共事务所进行的主体间的意见交换, 通过协商对话等方式, 形成共识的政府行为过程。政治沟通是现代治理语境下政府执政、公共政策制定、公共行政的重要职能, 是政治系统存续与不断完善的重要条件。

公众对于政府传播的反馈通常可以归纳为两种形式, 一种是公众经过长期意见表达形成的比较稳定、成熟的政治态度, 如以强国论坛、猫眼论坛为例, 意见领袖立场鲜明的政治表达属于此种情况;另一种是由于某个政治决策、社会事件而引起的短期的民意聚集和网络围观。在更加强调代表性、回应性、责任性的政府日益重视公众意见表达与民主参与的现代治理中, 自媒体无疑使作为个体的公众对于政府信息的反馈从原来人际传播的私人场域导向公共场域, 政府相应的从政府传播过程中曲高和寡的绝对主体向兼具传受两重性的相对客体转化, 使得政府与公众间的传播从单向转为交互。政治沟通成为政府衡量社会决策效果的试金石和公共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感受民情、搜集民意、回应民怨、聚拢民心的法宝。

三、政府传播效果的优化

充分发挥政府传播公共服务、制造认同、政治沟通的功能, 实现政府与网络公共舆论的良性互动, 更好发挥政府传播作为民意聚集地的作用, 认真研究、牢牢把握移动互联技术给政府传播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是当前政府传播的首要课题。

第一, 进一步加强政府传播网络搭建, 对受众市场进行细分, 优化整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 发挥其各自优势。加快政务微博的普及和政府公众微信账号的开设。政府要仔细研究公众对于不同传播载体的使用习惯、兴趣需求, 有的放矢的调整传播内容、对话的身段和政治修辞。

第二, 即时发布权威信息, 抢占舆论引导先机, 及时进行政策输出, 化解公共危机。基于“首映效应”, 政府要学会成为新闻的第一定义者, 尤其是在突发事件中, 政府要主动出击, 加强信息的披露与公众的沟通, 争取公众的信任、谅解与支持。

第三, 理性对待网络民意, 重视与网民的双向互动。政府要引导公众正视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有待解决的问题和社会矛盾相对集中这一现状。切实利用好新媒体这一政府与网民双向互动的沟通渠道。认真搜集、积极回应社会公众的主流意见, 同时准确把握、科学判断、立场鲜明的进行民意的反馈与处理, 做到回应有态度、有温度, 但不被民意“挟持”。

第四, 注重高素质网民的积极培育和正面引导。净化网络意见环境, 剔除个别不以沟通为目、别有用心的网民发出的“杂音”, 准确区分网民非理性的情绪表达与理性的意见表达, 是提升公共舆论质量的基础。注重对网民的教育引导, 塑造其良好的公共品格, 使网民的政治参与常态化、制度化、合法化, 积极运用理性发声, 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 诉求自身利益。

第五, 打造阳光政府和积极回应的政府。

政府在政府传播过程中要增强就决策问题主动征询民意的意识。在涉及公民权益的重大决策和重要法律的制定中, 借助并利用好多元渠道征集民意, 以此作为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同时, 政府要完善网络公共舆论监督立法, 采取激励与规范并行的措施, 提高公民网络公共舆论的监管力度和监督的积极性。

摘要：政治传播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与政治同时诞生。在论述政治与传播的关系上, 传播学者邵培仁认为“政治即是传播”, 传播是政治的控制器, 政治是传播的主神经。其中, 政府传播作为政治传播的主要形式, 对政权稳定、文化传承和社会认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 政府传播的语境已由“革命语境”、“改革语境”走入“治理语境”;在民主意见表达借助信息化和新媒体技术在公共管理和公共决策中扮演的角色日益彰显的形势下, 认真研究政府传播如何坚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党性和人民性统一”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政府传播,公共服务,政治认同,政治沟通

参考文献

[1]荆国民.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意义[J].现代传播.2012 (2) :62-66

[2]刘晓燕、崔远航.政府传播与制造认同[J].现代传播.2011 (12) :45-50

现代政府 第11篇

摘 要：促进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现代化既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之一，也是基层政府治理努力的方向。基层政府治理活动离不开公众的有序参与和支持，公众参与治理是提升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力量。公众有序参与治理有利于提升基层政府治理的公信力、领导力、组织力和执行力。提高公众参与治理的成效需要不断完善有利于公众参与的条件与环境。

关键词：公众;有序参与;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5-0050-04

社会公众是基层公共治理的行动主体和实践主体，“‘公众是一个国家、社会或地区中基于共同利益或共同兴趣或关注某些共同问题的社会大众或群体。”[1]参与基层公共治理的公众包括社会团体、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其参与范围是基层治理活动中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面具体政策的制定、实施和各项具体的治理事务。

一、公众有序参与是基层治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众有序参与是社会公众依循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规则，理性并有秩序地参与各种公共治理活动的行为。基层治理是基层政府在基层这一特定“场域”中制定治理措施、实施治理政策，并在政策实施与反馈中对其进行不断改进和完善的活动，是使基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2]基层是基层政府治理权能运行和发挥作用的空间场所，基层治理活动是乡（镇、街道）政府的权能不间断运行和发挥作用的过程。“同国家治理相比较，政府治理更具有执行性、公共性、社会性或人民性。”[3]基层治理是基层政府的治理活动，除了具有政府治理的共性特征外，基层政府治理的社会性、服务性和公益性等特征更加突显。公众有序参与是基层治理的题中之义，基层政府与社会公众密切合作、依靠社会公众携手开展治理活动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也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

第一，公众有序参与治理与基层政府在治理目标上是一致的。公众有序参与治理活动是为了维护公众自身的正当利益，基层政府的治理目标是确保公共利益最大化。然而，公众自身利益只有在维护和支持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得以實现，公众正当利益的实现不是以损害公共利益为前提，而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为条件;公共利益是确保公众自身利益得以满足的基础，公共利益必须以保护公众正当利益和确保公众利益的实现为目的。所以，公众有序参与治理与基层政府治理在维护公共利益、促进基层公共事业发展等公共性目标上具有一致性。

第二，公众有序参与治理是基层治理的内容构成，与基层政府治理在内容上具有共同性。社会公众主动参与基层政府治理活动大多是与公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具体治理事务，其中最主要的是基层区域内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公共事业发展等事务。基层政府的治理事务、治理活动内容与区域内的公众生活直接相关，深受社会公众的关注，公众愿意参与其治理活动。

第三，公众有序参与治理在功能上对基层政府治理起着补充作用。公众参与治理的功能主要是影响基层政府具体治理措施和治理政策的实施，保证基层政府在落实国家和上级政府公共治理政策时不偏离其政策初衷，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采取的具体措施符合当地实际。基层政府的治理功能是在整合、吸纳公众利益的前提下决定并推行各项公共治理政策，公众有序参与治理是对基层政府治理功能的良好补充。

第四，公众有序参与治理与基层政府在治理措施的实施上具有互动性。公众参与治理更多地是参与到具体治理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这种参与过程离不开政府的组织与协调，基层政府的组织、协调过程就是双方的互动过程。治理措施在实施过程中总会遇到多种实际问题，公众有序参与能够给基层政府治理措施的机动性调整提供方向参考，治理措施的调整是双方互动的结果。

二、公众有序参与是推进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现代公共治理是多主体参与形成伙伴式合作关系的治理，社会公众不是被动的治理对象，而是主动参与具体治理活动和治理过程的行为主体，是基层治理的参与者、支持者和行动者。公众有序参与是推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重要外部力量，能够有效推进基层治理制度不断完善、治理政策真正落实、基层政府治理行为不断规范。

1.公众有序参与是促进基层治理制度建设与完善的重要力量。公众有序参与是一种制度化参与，公众在参与过程中必须遵守各种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制度规定，反过来，社会公众广泛参与治理活动又不断推进基层治理制度的建设与完善。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人们的市场观念逐渐增强，利益主体呈多元化，公众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事务管理的要求日益强烈，人们期望充分表达自己的公共治理愿望和意见，为政府治理献计献策。公众参与公共治理意识的觉醒是有序参与的内在动力，公众利益分化为公众有序参与提供了现实需要。公众有序参与及参与过程中的持续诉求表达，推动基层治理制度建设不断强化和完善。公众有序参与为基层治理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动力，为基层治理过程中整合、容纳公众参与及利益诉求提供了可行性，为基层治理制度建设的完善提供了更大空间。

2.公众有序参与是推动科学制定基层公共治理政策的重要力量。基层公共治理政策涉及公众各方面的利益，与公众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公众有序参与基层公共治理政策制定是决策民主化的过程，决策民主化要求为公众充分表达其利益诉求提供了可能，使公共政策制定能够以公众利益为基础。能否保障大多数公众的利益是衡量基层公共治理政策是否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准。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是集思广益的过程，公众有序参与公共治理政策的制定过程能够把公众智慧汇集在一起。在基层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要真正确立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治理理念，有效降低决策成本，避免公共治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执行问题，实现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公众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是基层治理追求的目标，如果没有公众有序参与的保障与制约，基层公共治理措施只能是隔靴搔痒，要实现基层治理目标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4.公众有序参与助推基层政府治理活动执行力的提升。基层政府治理的执行力是基层政府贯彻和执行治理政策能否达到预期效果、治理政策执行力度和执行成效的综合体现。在公共治理活动中，公众只有直接参与其中并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地位，才能意识到自己作为治理活动的主体而应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才会把能动的参与意识外化为实际的参与行动。公众主动的参与意识表明在参与时具有明确目的，并积极监督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行为。公众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活动，增强了公众参与公共治理的效能感，在参与过程中收获自信，会更愿意进一步地参与基层治理活动。因此，经由公众参与的治理措施能够获得更大的治理成效、具有更强的执行力，使基层政府治理措施的实施更富有成效。

四、完善有利于公众有序参与基层治理的条件

提高公众参与公共治理的有效性、提升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需要不断完善有利于公众有序参与基层治理的条件与环境。

1.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制度与机制。“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过程。”[8]在探索基层治理公众有序参与机制与制度化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公众的创造性，应当推广有代表性的问题解决方案与经验，甚至可以以地方法规规章、政策的形式将成熟、科学的方案确定下来。同时，提高基层治理工作的透明度，加大基层治理决策时同公众协商的力度，让公众切实感受到当家做主的权利，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公众有序参与的制度化可以整合公众意愿，在吸纳公众利益并进行政策输出的过程中，形成公众密切关注利益的格局。只有将公众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并形成健全的参与制度，公众参与治理并表达愿望的态度和热情才能够得到充分释放，公众参与治理的行为方式才能得到社会尊重和法律肯定，公众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才能找到有效沟通渠道。然而，由于目前我国公众有序参与的制度化程度低，公众参与治理的目标方向不明确、参与渠道不畅通，表现出“参与冷漠”和“参与过度”两种极端现象，导致参与秩序混乱等问题。公众参与主体的利益多元化要求健全的参与制度和机制来保障参与权利的实现，缺乏刚性的参与制度和通畅的参与机制的支撑，是基层治理潜在的危险。因此，在推进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升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公众参与公共治理的制度建设。

2.理顺基层治理过程中政府与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提高基层政府对自治组织的指导协调、组织管理能力。基层政府是国家权力体系的根基，它是高度政治化和行政化的组织，国家政策的落实最终靠基层政府具体推进，基层政府的地位角色与功能作用被描述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由于基层政府直接与自治组织打交道，基层政府的一些工作事项需要依靠自治组织才能完成，难免出现基层政府干预基层自治组织实际工作的现象，甚至有的乡镇领导对村民选举出来的干部不满意，要求村民进行重新选举。因此，理顺基层政府同基层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避免基层政府对自治组织工作的粗暴干涉，对公众有效参与基层公共治理十分必要。居委會、村委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其治理权的行使必然要依靠公众，基层政府的职责是保障农村村民和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权得到充分行使，而不是越俎代庖，在方向性问题和政策走向问题上基层政府可以给予指导，在具体工作的开展中要减少对基层自治组织的干预。只有理顺了这层关系，基层自治组织才可以真正行使自己的自治权利，公众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有序参与，基层政府才能够有效避免由于职能错位给治理活动带来的问题，以提高其对自治组织进行指导协调、组织管理的能力。

3.凝聚基层公共治理合力，建构“嵌合式”治理模式。公众有序参与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行为，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有意识、有步骤地对公众参与行为进行引导，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一再强调要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公众有序参与固然需要上级政府有意识、有步骤的引导，但更需要公众自身对参与的内在需求。在基层治理过程中，上级政府有针对性的引导和公众自身的力量都不容忽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过程就是上级政府的引导作用与公众参与力量形成合力的过程，上级政府的引导力量和公众自觉参与力量的结合是基层治理这个“陀螺”旋转的动力。公众有效参与治理与政府治理紧密结合，形成“嵌合式治理”模式是中国基层治理实际的选择，它可以避免基层治理中“‘过度国家化和‘过度社会化的争执”。嵌合式治理不是过分偏好政府治理，也不是过分偏好公众参与的治理，而是寻求这两种治理机制在动态运转中的平衡。国家的有效指导可以保持治理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公众有序参与可以补充国家指导留下的大量真空，为基层治理提供不竭动力。这两者的有效结合可以充分激发公众参与热情，提高他们参与治理的效能感，促使基层社会活力的迸发。

4.利用信息网络媒体，构建公众有序参与基层政府治理的信息化途径。我国信息化快速发展，到2014年底我国大陆互联网普及率到达47.9%，手机用户达到5.57亿[9]。互联网的高普及率以及手机微信微博的广泛使用，在基层治理中要求基层干部提升利用信息化手段和途径扩大公众参与的能力。信息化时代对政府认同的重塑，要求基层政府打破传统的封闭性，主动利用信息网络媒体与公众进行充分沟通和交流，达成解决问题的共识。要加强基层政府门户网站建设，让公众及时了解公共治理信息，减少由于信息缺乏造成的有序参与难题。建立网上办事大厅，有效节省基层治理中的人力、物力、财力。建立基层治理网上反馈机制，有效吸纳民意。探索信息化时代公众有序参与基层治理的模式，利用即时类通信软件的优势实现网络上的公众有序参与，减少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的组织难度和组织成本。根据网络时代的特点构建公众有效参与新途径，使公众有序参与常态化，避免基层治理组织成为摆设。

5.充分发挥基层社会组织在公共治理活动中的积极作用，提升基层政府社会治理的组织和号召能力。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基层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基层经济组织的主要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组织内部成员的经济利益，如各种专业的经济合作社、农业产业化服务组织等。基层社会组织的主要功能是为成员提供一些具体的公共服务，如社区老年人协会、社区健康协会等。基层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大量出现，对基层社会产生了正能量，对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对提供具体的社会服务、对基层社会治理等都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应当把那些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在保证公众参与基层治理已有的渠道畅通的同时，充分发挥基层社会组织在公共治理活动中的作用，基层政府要依托依靠基层社会组织来提升其社会治理的组织力和号召力，完成社会治理使命和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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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2.

[9]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15.

The Publics Orderly Participation in Promoting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Governance

CUI Hao， SANG Jianquan

（Zhejiang University Marx School，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ing capacity and level of governing management is not only important content and goal of rule of law， but also the direction where grassroots government should focus its efforts. Grassroots governments activities cannot do without the publics orderly participation and support， the publics orderly participation is the basis in enhancement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governing capacity and level， the basis in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governing capacity. The publics orderly participation is conducive to upgrading level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credibility， leadership， organization and execution in the governance activitie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ublics orderly participation needs to create the conditions and the environment which are beneficial to the publics orderly participation.

浅谈现代西方政府审计的变革与启示 第12篇

关键词：政府审计,产权法律制度,公共财政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21世纪以来, 我国财政制度进入快速变革阶段, 国家宪政水平不断提高, 产权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由此, 社会各界对政府财务的关注度也逐渐提高, 政府审计的地位与作用也因此突显出来。政府资金的违规、违法使用行为在“政府审计风暴”之下不断浮出水面。然而, 在经历了多次的“审计风暴”后, “政府审计疲劳”随之出现。针对新时期我国的经济与政治情况, 如何发展我国政府审计事业成为理论研究与实践部门必须面对的课题。

西方国家也曾经因产权关系、产权法律制度、财政制度、宪政水平、政府管理制度的变革而改革其政府审计, 研究现代西方政府审计的变革有利于吸收经验教训, 从而为我国政府审计事业的发展提供启示。19世纪末, 美国进行工业革命, 西方各项制度再次处于活跃变革时期, 政府审计就此进入了现代发展阶段。而现代西方政府审计可分为新公共管理运动之前和之后两个阶段。新公共管理运动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 它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管理, 而且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政府审计。本文随后安排:第二部分介绍新公共管理运动前现代西方政府审计的状况, 第三部分是关于新公共管理运动后现代西方政府审计的变革, 第四部分是现代西方政府审计变革对我国的启示。

二、新公共管理运动前, 现代西方政府审计的状况

近现代西方国家政府审计组织类型已经发展成“议会型”、“司法型”、“行政型”三种, 其中“议会型”、“司法型”政府审计组织类型具有较高的独立性与权威性, 有利于解决委托与代理关系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然而, 不论是西方宪政的发展还是公共预算制度、政府会计制度、政府审计制度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重要的分水岭。在20世纪之前, 西方国家财政制度并未完整地体现出“公共性”、“法治性”、“归一性”、“非营利性”等特征。这就决定了, 在20世纪之前西方国家政府审计是接受了议会的有限“受托责任”, 政府审计的范围受到当时政治、法律的限制, 故其“法治性”也是有限的。

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始前, 西方政府审计是什么状况?一是英国的情况。英国国会在1866年颁布《国库及审计院条例》, 1921年对《国库及审计院条例》进行修订, 扩大了审计院长的职权范围:凡国家的一切收入与一切开支都要接受国家审计部门审计监督。直到1983年《国家审计法》颁布, 英国的政府审计一直没有太大进展。期间, 英国国家审计署也曾经进行少数的绩效审计, 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而未普及开来。二是法国的情况。法国在1807年设立“审计法院”, 政府审计因此具有较强的权威性与独立性。进入20世纪后, 法国审计法院的审计范围不断扩大, 并且在1947年因其工作人员被普通法承认为法官而实际取得司法性审计组织地位。三是美国的情况。美国从政府审计产生开始, 其政府审计机构就处于政府内部———财政部之下。由于财政部对国会负责, 尽管政府审计机构的设置一开始缺乏独立性, 但政府审计已经具备“立法型”特征。1921年, 美国国会通过的《预算与会计法案》强调了国家审计总局的权威性以及其直接对国会负责。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立法机构改组法案》使审计总局脱离总统机关, 从而加强其独立性与权威性。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后, 西方政府审计的变革

20世纪70年代西方兴起了新公共管理运动改革。新公共管理运动改变了政府审计环境从而改变了政府审计理论、政府审计目标、政府审计假设、政府审计方法、政府审计对象以及政府审计人员素质的要求等。

(一) 政府审计理论的改变

20世纪70年代以前, 西方审计的理论研究缺乏深刻、系统的经济理论的支持, 尤其是政府审计理论。新公共管理运动促使人们对政府审计的受托责任的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国内外不少文献从制度经济学理论入手分析了审计 (政府审计) 活动的实质, 比如利奥.赫伯特 (Leo.Herpert, 1979) 认为, 审计行为的关系是被审计人为了表明自己的受托责任已经履行而接受审计人的审计, 而审计人是得到委托人的授权;瓦茨和齐默尔曼 (1983) 指出, 会计审计都是产权变化的产物, 是为监督企业契约签订和实施而诞生的。审计理论研究的发展支持着政府审计理论的改变。

(二) 政府审计目标的变化

从审计史角度看, 审计目标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即查弊防错的审计目标阶段;查错弊和证明财务状况真实性的审计目标阶段;从查错弊过渡到验证财务报表的真实公允性的阶段;以验证财务报表的真实公允性为主要目标, 查错弊为次要目标, 同时非财务信息的真实性也被拓展为审计目标, 效益目标的审计逐渐受到关注的阶段。政府财务收支合法性与效益目标并重是出现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之后。正是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对追求产出与效果导向的预算导致了政府效益审计大行其道。

(三) 政府审计假设的变化

西方关于审计假设理论研究起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莫茨和埃及的夏拉夫。20世纪70年代以来, 经济效益审计推动理论界关于经济效益审计基本假设的研究。目前关于经济效益审计基本假设研究已经有不少成果, 比如受托经济责任中存在经济效益方面的因素的假设;经济效益审计是促进经济效益提高的有效手段;经济效益审计人员对受托经济责任履行的有效性存在正当怀疑的假设;受托经济责任的效益方面的因素是可以验证的假设;经济效益审计人员的独立性与胜任能力的假设。效益审计假设使政府效益审计活动成为可能, 因此关于效益审计假设的研究还需要不断完善。

(四) 政府审计方法的变化

传统审计方法是针对财务审计的, 主要是账表核对法、盘存法、调节法、函证法、查询法、顺查法、逆查法以及一些统计方法。由于政府经济活动的非营利性, 传统政府审计使用的方法比上述的还要简单。西方政府会计制度“企业化”的变革使得政府审计活动复杂化。不仅如此, 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对政府审计方法的影响还表现在效益审计方法上。西方政府效益审计方法比如文件检查、访谈、二手资料评价、问卷调查、行为观察、与被审计单位交流、与基准 (内部) 的比较、国际比较、案例、统计技术、向第三方或外部专家咨询、讨论、数据分析、专业鉴定、摄像等等。效益审计方法的特征体现出政府效益审计的复杂性, 也反映出政府效益审计对公共行政管理的规范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 政府审计对象的变化

传统的政府审计对象受限于审计目标———查错防弊, 其审计对象范围很有限。新公共管理运动后, 西方各国审计对象虽然各有差异, 但效益审计促使政府审计范围扩大, 比如美国效益审计对象是对每个政府项目的资金流向和政府运作的高风险领域进行实质性的监督检查, 并监督联邦政府的财政管理, 开展范围广泛的效益审计和项目评估。英国效益审计对象主要针对四种类型:效益低下、浪费严重的领域;特定部门、重大项目、工程;管理活动;其他较小规模的检查。

(六) 对政府审计人员素质要求的变化

传统政府审计人员只需掌握财务会计方法、技术、制度以及相应审计方法就具备最基本的职业道德素质。新公共管理运动后, 效益审计对政府审计人员素质提出更高要求。效益审计不仅要对政府财务收支活动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计, 还要对政府经济行为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对政府活动是否达到预定计划目标做出评价, 对政府工作效率、服务质量进行分析, 提供改进政府管理质量的相关建议等。这些都需要政府审计人员具有更高的专业素养与更强的综合素质。

四、现代西方政府审计变革的启示

现代西方政府审计经历新公共管理运动前后的两个阶段, 其发展受到产权关系、产权法律制度、财政制度、宪政、政府管理体制等因素的影响, 其变革对我国政府审计事业的发展启示如下:

(一) 提高政府审计的独立性与权威性

进入20世纪后, 西方国家政府审计的发展主要是以提高其独立性与权威性为主。这主要是当时西方国家产权关系、产权法律制度、财政制度、宪政水平所决定的。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 我国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大, 我国产权关系、产权法律制度、财政制度、宪政水平都表现出明显的“国际化”趋势, 为了提高我国政府审计的工作效率, 我们认为提高政府审计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很有必要。其中首要的事情是定位我国国家审计的机构类型, 从国情来看, 我国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更适宜采用“司法型”而非“议会型”政府审计机构类型。

(二) 完善财政制度与政府产权法律制度, 提高传统政府审计工作的效果

从西方20世纪上半叶的政府审计史可见, 公共财政制度的不完善致使政府审计未必有很好成效, 比如美国在20世纪初才有公共预算制度, 英国议会直到20世纪初才真正控制公共预算收支, 财政收支缺乏完善的立法规范等。我国自1998年正式提出建设公共财政制度以来, 入世后我国公共财政各项制度改革快速发展。但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尤其是政府会计制度改革滞后, 因此政府审计业务一直效果不佳。完善政府产权法律制度是提高传统政府审计工作效果的前提。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推动公共预算管理的深刻改革, 政府产权法律制度也因新公共管理运动深入而不断修订与完善, 政府效益审计因此得以长足发展。我国政府效益审计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绩效预算改革与完善的产权法律制度基础上。

(三) 努力做好理论研究, 促进政府效益审计的发展

在20世纪60、70年代, 西方会计理论与制度获得快速发展并取得相当成就, 这为即将到来的西方政府会计革新提供了丰富的可借鉴理论与实践经验。而此时, 西方国家私有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创新也为新公共管理运动提供大量可供参考、引用、借鉴的理论、方法、制度。新公共管理运动促使人们对政府审计的受托责任的本质进行更为深刻的研究。政府会计理论、政府审计理论、政府管理理论的发展极大推动政府效益审计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会计理论研究也表现出“国际化”特征, 从2001年开始政府会计理论的研究广受关注并取得不少成果。为了推动我国政府效益审计发展, 理论研究工作还要不断深入。

(四) 政府审计工作, 需要更高素质的政府审计人才

西方国家政府效益审计的崛起极大改变了政府审计“受托责任”本质的内涵, 改变了政府审计的目标、方法、审计对象、程序以及对审计人员组成与素质要求。现代政府审计的目标不再是简单的政府财务收支的合法性与真实公允性, 还包括了效益审计目标。政府审计人员必须由具备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士组成, 必须拥有更高的专业素养与综合素质。我国政府审计人才素质有待提高, 特别是效益审计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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