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中南部范文（精选9篇）
南海中南部 第1篇
关键词：南海,鸢乌贼,内源性甲醛
南海鸢乌贼( Sthenoteuthis oualaniensis) 隶属柔鱼科鸢乌贼属,是南海中南部海域储量极大的大洋性头足类生物[1,2],张俊等[3]估计南海中南部海域春季的鸢乌贼资源量为244 × 104t。另外,与其他物种相比,头足类具有较短的生命周期,通常为0. 5 ~ 1年[4,5],且繁殖力强,可持续捕捞潜力巨大。并且南海鸢乌贼捕捞难度低,是南海中上层鱼类捕捞的主要作业方式———灯光罩网的绝对优势鱼种[6,7]。对南海鸢乌贼的营养成分分析表明,南海鸢乌贼具有水产品共有的高蛋白、低脂肪含量特性, 且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及较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8]。 因此,南海鸢乌贼作为食品原料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
甲醛是食品贮藏加工过程中重要的危害物质, 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9]认定的人类致癌物。海洋生物体内因新陈代谢作用能产生一定含量的内源性甲醛,主要由生 物体内的 氧化三甲 胺经酶解 产生[10,11,12]。不同物种的内源性甲醛含量差异比较大。 大量研究报道,头足类水产品含有较高含量的内源性甲醛[13,14,15,16,17],并且在加工过程中甲醛含量有所变化[18,19,20]。
目前对鸢乌贼资源的探索已经初具规模[21,22,23,24,25], 但是针对鸢乌贼食品加工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本营养成分的测定、加工特性等[26,27,28]。此文在鸢乌贼生物学基础上,采用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对捕自南海中南部海域不同站点的鸢乌贼头部、胴体、内脏3个部位的游离甲醛质量分数进行分析, 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分析南海鸢乌贼食用资源的安全性,为后续食品加工的研究提供参考。
1材料与方法
1.1原料与试剂
鸢乌贼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南锋”号调查船捕于南海中南部海域。总共40个海洋调查站采样点覆盖了纬度5°N ~ 18°N、经度110°E ~ 118° E的范围( 图1 ) 。每个站点的采样量在5只以上。捕获后,样品被立即分装并在 - 20 ℃ 保存。实验时,样品在解冻后测量其体长,并将其分为头部 、 胴体 、 内脏3个部分,分别进行游离甲醛质量分数的检测 。 各样品按体长分为小( < 100 mm ) 、 中 ( 100 ~ 200 mm ) 、 大 ( > 200 mm ) 3组; 按捕获地点分为a ( 14° N ~ 18° N , 110° E ~ 113°E ) , b ( 14°N ~ 18°N , 113°E ~ 117°E ) , c ( 5° N ~ 12°N , 110°E ~ 113° E ) , d ( 5° N ~ 12° N , 113° E ~ 117° E ) 4个区域; 按捕获季节分为春 ( 3、4月) 、 夏( 6、7月) 、 秋( 9、10月) 三季进行分析 。
乙酰丙酮、冰乙酸、乙酸铵、氢氧化钾、三氯乙酸、甲醛均为分析纯,购于广州化学试剂厂。硫代硫酸钠标准液( 0. 1 mol·L- 1) 购于深圳市尚品科技有限公司,用以标定甲醛标准溶液。
1.2仪器与设备
UV2550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 岛津,日本产) ; T25型高速均质机( 艾卡,德国产) ; GB204型电子天平( 梅特勒,瑞士产) 。
1.3游离甲醛的检测
解冻后的样品剪成小块,绞碎。称取适量样品 ( 肌肉和头部5 g、内脏2 g) ,进行游离甲醛的检测。检测采用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参照马海霞等[29]对NASH[30]方法做的改进来进行。所测甲醛为湿质量游离甲醛质量分数。
1.4数据分析
采用Excel 2010软件对数据进行初步处理,用SPSS 19. 0进行方差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南海鸢乌贼不同部位游离甲醛质量分数
图2表明鸢乌贼头部、胴体、内脏3个部位各自游离甲醛质量分数的最小值、四分之一分位值、 中位值、四分之三分位值和最大值。可以明显看出,内脏所含的游离甲醛质量分数最高,范围在8. 83 ~ 201. 67 mg·kg- 1,平均值为93. 21 mg·kg- 1。 这是因为内脏含有最高含量的氧化三甲胺以及氧化三甲胺酶[31],后者催化前者产生分解生成甲醛是海产品中甲醛本底的主要来源[32]。另外,头部和胴体的游离甲醛质量分数没有明显区别,头部的游离甲醛质量分数在6. 99 ~ 78. 9 mg·kg- 1,平均值为29. 63 mg·kg- 1; 胴体的游离甲醛质量分数在4. 51 ~ 83. 2 mg·kg- 1,平均值为25. 69 mg·kg- 1。这可能是因为头部和胴体的氧化三甲胺质量分数类似。
2.2样品大小、捕获区域及季节对南海鸢乌贼甲醛质量分数的影响
南海中南部海域40个站点捕获的鸢乌贼样品体长为82. 2 ~ 225. 6 mm,体质量为35. 07 ~ 405. 91 g。将样品按体长分为小 ( < 100 mm) 、中 ( 100 ~ 200 mm) 、大( > 200 mm) 3组。图3显示不同体长的鸢乌贼头部、胴体、内脏3个部位游离甲醛的平均质量分数。鸢乌贼这3个部位的甲醛质量分数均未随体长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差异。将南海中南部海域分为a ( 14° N ~ 18° N,110° E ~ 113° E) ,b ( 14 ° N ~ 18 ° N,113 ° E ~ 117 ° E ) , c ( 5 ° N ~ 12 ° N,110 ° E ~ 113 ° E) ,d ( 5 ° N ~ 12 ° N,113 ° E ~ 117 ° E) 4个区域, 图4显示这4个区域捕获的鸢乌贼头部、胴体、内脏3个部位的甲醛质量分数,同样,鸢乌贼这3个部位中的甲醛质量分数也与捕获地点无关。不同季节捕获鸢乌贼的甲醛质量分数有所差别( 图5) ,春夏季所捕获的鸢乌贼的胴体及内脏中甲醛质量分数要高于秋季捕获的样品( P < 0. 05) ,而头部的甲醛质量分数未随捕获季节的变化而有差异。目前关于头足类甲醛含量的报道多集中于不同种类之间,鲜有文献细分原料的大小、捕获区域以及捕获时间等。由此文的结果可以看出,甲醛的质量分数不会在鸢乌贼的生长过程中发生明显变化,不同的鸢乌贼族群之间的甲醛质量分数也没有区别。而季节对于鸢乌贼胴体和内脏甲醛质量分数的影响可能与温度有关[31],温度会影响降解氧化三甲胺成为甲醛的酶活性,因此,相较于春夏季,秋季偏低的海水温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甲醛的自然产生。此外,甲醛质量分数的高低也与原料的新鲜度有关[33],秋季较低的温度有助于海产品的保鲜。
相同字体的相同字母表示没有显著性差异( P > 0. 05 ) ,下图同此Same letters in the same fonts indicat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 P > 0. 05 ) . The came case in the following figures.
区域 a ( 14°N ~ 18°N , 110°E ~ 113°E ) ,区域 b ( 14°N ~ 18°N , 113 ° E ~ 117 ° E ) ,区域 c ( 5 ° N ~ 12 ° N , 110 ° E ~ 113 ° E ) , 区域 d ( 5°N ~ 12°N , 113°E ~ 117°E )Area a ( 14 ° N ~ 18 ° N , 110 ° E ~ 113 ° E ) ; Area b ( 14°N ~ 18°N , 113°E ~ 117°E ) ; Area c ( 5°N ~ 12°N , 110 ° E ~ 113 ° E ) ; Area d ( 5 ° N ~ 12 ° N , 113 ° E ~ 117 °
2.3南海鸢乌贼甲醛质量分数与其他头足类甲醛质量分数对比
不同种类的鱿鱼甲醛质量分数有差异,阿根廷鱿鱼属于甲醛质量分数相对较高的种 类,陈雪昌[34]对北太平洋鱿鱼、秘鲁鱿鱼和阿根廷鱿鱼进行了游离甲醛的检测,胴体部位的甲醛质量分数分别为5. 95 mg·kg- 1、12. 66 mg·kg- 1和23. 84 mg· kg- 1,且阿根廷鱿鱼内脏的游离及可逆结合型甲醛质量分数高于其他鱿鱼种类的内脏; 鱿鱼内脏甲醛的质量分数均高于胴体,南海鸢乌贼的甲醛质量分数与其他种类的头足类相比,胴体部位所含甲醛质量分数相对较高,平均值达29. 63 mg·kg- 1,高于其余种类的鱿鱼胴体部位的游离甲醛、游离和可逆结合型甲醛质量分数( 表1) 。因此,需要进一步检测南海鸢乌贼胴体中甲醛来源物———氧化三甲胺的含量,探讨南海鸢乌贼高甲醛质量分数的根本原因; 在后续加工过程中,甲醛质量分数的变化情况也应该予以重视。此外,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规定的每日甲醛最大摄入量为0. 2 mg·kg-1[36]计算,一个体质量为60 kg的成年人每日南海鸢乌贼胴体的最大食用量约为467 g。
3结论
1) 南海鸢乌贼内脏部分甲醛质量分数最高, 平均值达到93. 21 mg·kg- 1,头部和胴体甲醛质量分数次之,分别为29. 63 mg·kg- 1和25. 69 mg· kg- 1,头部和胴体的内源性甲醛质量分数没有显著差异( P > 0. 05) 。
2) 不同体长以及不同捕获区域的鸢乌贼头部、 胴体和内脏3个部位的甲醛质量分数没有显著差异,但捕获于春夏季的鸢乌贼胴体和内脏的甲醛质量分数要高于捕获于秋季的鸢乌贼胴体和内脏的甲醛质量分数。
在中南海挂职锻炼的日子里 第2篇
作为一名民族地区的基层领导干部，能够到国务院办公厅挂职锻炼，充分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优越性，体现了各级组织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关怀与厚爱，也给我提供了一次人生难逢的学习、锻炼和提高的机遇，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荣幸，也是我们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50万各族人民的光荣。自挂职锻炼以来，得到了国务院办公厅领导及秘书二局的领导和同志们的亲切关怀和帮助，在短短的几月时间里，我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回顾挂职锻炼的过程，收获极大，受益匪浅。
开阔了视野。进京挂职后，我眼界洞开，并深感责任重大，这并不是因为从山区小县来到首都北京环境发生了变化，而是思想观念有了新的升华。在国办工作，经常接触国务院领导，并为他们服务。总理们那种胸怀天下，为国操劳的敬业精神和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使我深受教育和启发。治县和治国一样，都要站得高、看得远。特别是随着我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国际化步伐的加快，基层领导干部的眼界更要放宽，因为，国家是由省、由市、由县等组成的。国家要强盛，必须从强省、强市、强县做起；因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哪一级都不能懈怠。作为县长，就必须立足本县，胸怀全国，面向世界，千方百计做好强县的工作，为实现强国的远大目标多做贡献。
学到了知识。国务院办公厅作为中央政府的办事机构，人才济济，师者众多。在这里工作，可以学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挂职锻炼以来，我先后参加4次总理办公会议，参加40多次总理专题会议和有关专业会议，面对面地聆听总理、副总理的教导，在潜移默化中学到了总理、副总理们的工作作风和领导艺术。通过参与为领导服务，进行工作协调等办公厅日常事务，我学到了综合、协调、调研以及公文处理等方面的知识。特别是我在秘书二局挂职，先后参与5个处的工作，为国务院领导决策当参谋、当助手，也使我学到了财税、金融、外经外贸、工交、农林、社会保障、军工等许多方面的知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务院不仅仅是中央政府，也是培养人、锻炼人的大学校，只要置身其中，就有学不完的知识，就会让你成才、奋进。
增长了才干。通过这次挂职锻炼，在思想观念方面，使我牢固地树立起“三个意识”。即：责任意识，让我懂得了权多大责多重的道理，领导干部不应只把眼睛盯在权力上，更应看到权力背后所凝结的责任，真正做到秉公用权，为民尽责；公仆意识，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作为县长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从而让我更加懂得了为谁掌权，为谁用权的道理；服务意识，领导就是服务，不为民服务，就会脱离群众，而脱离了群众，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激励我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天职认真履行好。在工作能力方面，使我有了“三个明显提高”。即：驾驭全局工作的能力有了提高；领导决策能力有了提高，通过国家领导人的言传身教，使自己学到并掌握了一些决策方式方法，为避免决策失误提供了基础保障；当班长带班子的能力有了提高，从国家领导人治国安邦的伟大实践中，我学到并弄懂了“智的领导就是用人”的道理，从而为我今后当好班长，带好班子，团结同志一道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特别是通过这次挂职锻炼，我还取得了一些可喜成果，共撰写挂职锻炼日记近10万字，学习心得、理论文章、调查报告等20多篇。有些文章还分别被国务院以及办公厅和秘书二局采用。其中，《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增强农村经济实力》、《关于全国对发展中国家经贸工作会议有关情况的报告》、《影响农村收入持续增长的因素及对策》、《农民负担，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之我见》等文章受到了有关领导的好评，并上报给国务院领导。《关于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人民政府、农村信用社推进改革》一文中的某些观点，还被有关部门采纳，在全国农村改革中进行推广。
磨炼了意志。到国务院办公厅后，我就及时进入角色，通过勤奋工作达到学习和锻炼的目的。工作中，能够做到不怕苦和累，8月下旬，我的腰病犯了，疼痛难忍。这时办公厅领导派我到山西太原参加卫星发射工作，我二话没说就接受了任务，连夜坐火车、汽车赶到卫星发射基地。虽然一路颠簸，腰痛得利害，却圆满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受到办公厅领导的好评。
广交了朋友。在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挂职期间，所属的5个处，每个处都工作一个月时间。每到一处，都和同志们打成一片，先后找过20多名同志谈心，交流思想。有的同志因病住院，我就代表组织前往探望。时间虽短，却得到了同志们的充分信任，进而达到了团结同志一道工作的目的。
促进了工作。在挂职锻炼期间，我还时刻不忘县长的工作职责。利用在北京的机会当好使者，多次协助县里的同志争取资金、争取项目。不但争取到了“国家经济开发县”和“退耕还林县”项目，而且还争取了北京珠宝首饰研修院”在岫岩建分院。
作为一名挂职干部，面临的是新的环境，经受的是新的考验，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有所提高、有所进步，起码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树立信心。新到一个单位工作格外引人注目，其精神面貌、风度气质、言行举止等都会给领导和同志们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到新单位挂职锻炼首先要有干好工作的信心。
二是虚心好学。挂职锻炼主要是向上级和发达地区机关学习，学习他们的思想、作风、方法，所以要甘当小学生虚心学习，老老实实地学，以此来提高自己。
三是深入调研。“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挂职干部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广泛深入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情况。首先要主动向挂职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了解单位的全面情况，包括干部的思想工作情况，单位的现状及发展规划等，对上面基本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另外要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
四是注意协调。新到一个单位，面临的是新的人际关系，协调好方方面面尤为重要。要有主动的协调意识，积极寻求各方面的支持。对上级要多汇报工作，虚心请教，求得重视；对同级要以平等态度，真诚合作，求得理解和支持；对下级要关心爱护，与其沟通心境，成为知己。
五是慎重处事。到新单位挂职锻炼，处事一定要慎重，要求大局，顾整体，不能乱发议论、乱表态。工作上做到有请示、有汇报。
中南海的“球迷” 第3篇
陈毅:战胜强队,我给你们磕头
在1949年后第一代共和国领导人中,有“球员经历”的就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数位。毛曾是校足球队的主力门将,还能胜任后卫、中锋等多个位置;刘少奇踢中锋;南开时期的周恩来也是校足球队的领军人物;邓小平则是左边锋。加上放言“三大球上不去,我死不瞑目”的贺龙等,也就不难理解1957年6月2日,中国队首次冲击世界杯时,在先农坛体育场主席台上坐着周恩来和陈毅、贺龙、聂荣臻三位元帅了。
周恩来曾多次观看足球比赛。作为以处事圆融、礼数周到著称的领导人,他还曾因球迷在八一队输给朝鲜队后闹事,指示相声大师马季写段讽刺相声,“国际比赛前,要反复放”——“我们是个大国,输球不能输人嘛。”
1960年,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访问缅甸,代表团中的400余人还包括八一足球队,进行了迄今为止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含有足球元素的国事访问,周恩来也因此被戏称为“级别最高的足球代表团团长”。
而陈毅当天出现在看台上,同样毫不意外:他青年时代就是名噪一时的“四川足坛五虎将”之一。
他的“磕头论”也颇有其风格。建国后,八一足球队在一场友谊赛中以5:0战胜了缅甸队,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对当时的八一队左后卫姜杰祥说:“中国队赢豆腐队不算本事,如果能战胜强队,我给你们磕头!”后来,巴西马杜蕾拉队访华,中国队最后和对手平分秋色。赛后,陈毅也不忘强调:“你们如果真的战胜了他们,我真给你们磕头!”
在三大球中,足球是看台上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亲自过问的项目。1954年到任后,他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选派足球选手赴当时的足球强国匈牙利留学,并嘱咐球员:你们一定要对得起人民。可1964年,这支被寄予厚望的国家足球队,在北京主场负于来访的巴基斯坦队。贺龙一怒之下,解散了这支国家队。
邓小平:转播比赛,不要插播新闻
错过了中国首次冲击世界杯的比赛近30年后,曾多次公开表示一生中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观看足球比赛的邓小平,经历了中国足球史上标志性的失败:“5·19”。
1985年5月19日,星期日。下午3点,聂卫平去人民大会堂和邓小平打桥牌,参加的还有胡耀邦、万里等人。晚饭后,胡耀邦提议不打了,回去看球。大家也都很关心这场球。于是牌局散去。
比赛的结局人尽皆知。1:2输给香港后,中国第一场球迷骚乱在北京发生。当时主管全国体育工作、也观看了这场足球赛的万里,亲自负责处理了那次球迷骚乱。
后来,邓小平还曾和万里一起,在人民大会堂边打桥牌边观看1990年亚运会中国对泰国的足球比赛。
这次中国队又在下半场顶不住了,又是一个最后“黑色五分钟”输了球。邓小平发话了:“万里同志,怎么搞的?我们这么大的中国连个泰国都打不过啦?你得管管问问吧!”万里甩出了最后一张牌,回答说:“小平同志,我已不管体委了(此时万里已转任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您也说过,不让我多问体委的事呢!”邓盯着电视连连摇头,默不作声,不再说什么了。
作为一个资深球迷,邓小平还对中国球迷作出过“贡献”。
1992年初,中央台八频道每晚8时必有滚动新闻,雷打不动。恰巧1月中国国奥队参加奥运会足球外围赛亚洲区决赛。对战科威特时,晚上7点59分,中国队由胡志军打入一球,未等回放,滚动新闻开始了。不少球迷纷纷打电话,请求不要打断实况,但规矩不是中央台能说了算的。
几天后人们发现,观众可以从头到尾不受干扰地看完比赛了——原来邓小平也在收看比赛,他让秘书给中央电视台打电话,要求今后凡是转播中国队的比赛,不要插播新闻。
农民走进了中南海 第4篇
1月25日下午, 中南海国务院第一会议室温暖如春。中央椭圆形的会议桌前, 来自黑龙江省肇源县的农民刘宏伟正用他粗糙的双手翻看着几页讲稿。同桌就坐的还有10位, 有工人、医生、街道干部, 还有农民工……
15时, 温家宝总理大步迈进会议室, 微笑着走过去, “欢迎你们!”总理与他们一一握手, 亲切地询问他们的名字和职业。会场顿时变得轻松而热烈起来。
“今天请你们到中南海, 是要听取最基层群众对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的意见。希望你们畅所欲言。”温总理真诚地说, “最能评价政府工作好坏的是群众, 最能反映政府工作情况的是基层。群众的意见使我们知道政策贯彻落实情况, 知道群众的困难和问题所在。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 我们应该为人民谋利益并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政府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总理的一席话让在座的群众代表既感到温暖, 又觉得肩上责任重大。
第一个发言的是18岁离开家乡, 打工21年的湖南省沙坪建筑公司的钢筋工董志平, 他一口浓重的湖南话反映了农民工兄弟的问题:“一些企业怕花钱, 不给农民工上工伤保险。农民工缺乏法律意识, 一旦在工地上受了重伤, 整个家庭生活就难以为继。”
第二个发言的就是总理点名“请刘宏伟同志发言。”刘宏伟是耕种着667 hm2耕地、有20多台农机具的种粮大户。他对总理说:“俺们那老百姓常说一句话:‘电闸一推, 粮食一堆;靠天吃饭, 减产一半。’没有农田水利设施, 老天爷不下雨, 老百姓一点招儿没有。希望政府在农田水利建设上加大力度, 达到井电配套, 保障粮食产量。”
“总理, 我发个言。”河北省固安县张顺斋是蔬菜种植大户, 他领导的合作社从30户发展到1 200户, 蔬菜种植面积扩大到8 000 hm2, 还开了44个蔬菜直销门店。他向总理提出:“我们生产的蔬菜, 在销售上实行点对点服务, 既有利于城市人买上便宜菜, 又能让农民得实惠。是不是在蔬菜销售点对点服务上给予更多的金融、税收等政策支持?”……
“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温总理边听边记, 对每位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都一一给予回应。
南海中南部 第5篇
核心提示：2002年10月起，王沪宁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一直到现在。从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到中南海“第一智囊”，并在十八大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故事为人津津乐道。
本文摘自：《南都周刊》2013年45期，作者：宋涛，原题：《中南海智库》 探索实行官邸制”，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的一条新举措。为了这7个字，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忙碌了6个月。
“中国特色官邸制研究”是他们年初设立的研究课题。到今年6月份，形成了三个研究报告：《国外官邸制研究》、《中国古代官邸制研究》、《当前我国领导干部住房现状分析与改革趋势》。7月份，由课题负责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撰写建议方案，并上报中央。
回顾此次三中全会前被热炒的383改革方案，其涉及的财税体制改革、大学去行政化等也被写进了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里。这个方案产生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称国研中心），由国研中心主任李伟和发改委副主任、中财办主任刘鹤担纲领衔，是众多递交给中央的报告之一。
“在将近7个月的时间里，广泛征求意见，开展专题论证，进行调查研究……”习近平在全会决定的说明里提到，他是起草组的组长。
实际上，具体有多少智库在为这个“决定”献策，已经不得而知。此前媒体称，大多数研究机构、甚至个人只是私下提交各自的研究成果，并不会选择公开。这也是惯例。改革开放后，无论体制内外，智库机构均层出不穷。体制内的大多历经合并、撤销、重组，从意识形态到经济研究，它们的职责和任务也在悄然变化。由于一些国家级智库分别隶属党中央和国务院两个系统，它们为中南海出的主意不同，擅长的领域也各有差异。
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值得注意的是公报里还提到一项内容：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时事评论员阮次山认为，安全委员会做辅助、幕僚，有“智囊机构之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国际问题专家张国庆则对媒体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后，肯定会全面升级中国的思想库和智库体系。
智库流变
“改革开放初，中央需要制定很多改革方案，找不着人，便在各部门中搜集人才。”国研中心原副主任鲁志强在一次研讨会中说，最初是不定期地召集人到中南海讨论研究，后来才成立了研究机构。
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研究中心，分别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要智库。1983年，杜润生担任两个智库的主任。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中央每年颁发一个“一号文件”，关注农业问题。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参与其中，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直接推动者，杜润生因此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同时期成立的还有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委）。“改革理论创新、设计总体方案”是后者的重要职能，其下设的体制改革研究所（体改所），被认为是1980年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库”，央行行长、经济学家张维迎都曾在其中工作。
“体改所做得特别专，包括做改革的社会心理调查……一边是改革的主体推进，一边是对民众对改革的心理承受力、愿望的调查，他们把这些东西提供给高层的决策机构。”学者柳红曾在访谈中透露，当时的智库机构对改革“想得非常全面，非常详尽”。
1989年，农村重大改革基本完成后，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并入中央政策研究室，不再独立出现。1998年，体改委也被撤销。
近些年来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国研中心。它成立于1981年，可谓是国务院智库的“集大成者”。至今，国研中心下设10余个研究部，宏观经济研究部、农村经济研究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聚集的专家更是达到130多位。
吴敬琏、刘国光、樊纲等皆是国研中心出身。该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曾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届四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人之一；而2004年至今，研究员程国强曾参加过七个“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
此外，几乎每个“五年计划”和长期规划，国研中心都有参与。向高层报送各类研究报告，更是中心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去年一年报送的研究报告就达572篇。
上世纪90年代成立的国家行政学院同样具有智库色彩，和国研中心并称国务院“一政一经”两大智库。
国务院重大政策出台前夕，往往会在行政学院办一个省部级领导专题研讨班。2007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告诉《南方周末》，“经过讨论，汇总研讨班意见，制成简报向国务院领导报送”。
1998年之后，这种专题研讨班形成惯例，一般每年举办一两次。内容多是紧扣热点，比如2000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2007年的“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等。
国研中心和国家行政学院是较为开放的两个智库。每逢国家级会议前后，媒体记者都可以比较轻松地采访到国家行政学院的竹立家、汪玉凯等权威专家。
而在国研中心，除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之外，金融研究所的副所长巴曙松、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等，是媒体记者近年来采访得最为频繁的专家之一。
党政两个系统
与国务院倚重的国研中心和国家行政学院两大智库类似，中共中央也有中央政策研究室和中央党校两个重要智库。
1989年后，合并成立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开始为中央政治局研究政治理论、草拟文件，也因此，该研究室被认为是中共中央的最重要的智库。
2002年10月起，王沪宁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一直到现在。从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到中南海“第一智囊”，并在十八大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故事为人津津乐道。
1995年以前，王沪宁历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之后，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出任政治组组长。
据上海《现代领导》杂志在2010年第8期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在入京之前，王沪宁就得到过当时还是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的赏识，曾想请他做政治顾问。吴邦国进入中央后，对王沪宁仍念念不忘，多次在江泽民面前提起。后来，江泽民为此还跟王沪宁开玩笑：“如果你再不进京，这一帮人可要跟我闹翻喽。”
江泽民对王沪宁这个名字并不陌生，王的著作是他最爱看的理论书之一。他还曾在讲话时大段引用王沪宁的政治学著作原文，让王感到十分惊讶。
调入北京后，王沪宁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参与起草十四届五中全会文件，负责在报告中阐述“十二大关系”，即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等十二个方面的关系。
“党的建设、思想理论研究”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的职责之一，显然也是王沪宁的强项。1998年，出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后，王沪宁开始以“国家主席特别助理”的身份，陪同江泽民出访。此后，他协助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此做出了重大理论贡献。
到了胡锦涛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王沪宁更是由副转正，直接参与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的起草。
自今年3月习近平履新至今，王沪宁依然是总书记的出行保留随员，视察行程涵盖京、粤、冀、甘等省市。在习近平多次出访外国时，王沪宁的名字经常出现在陪同人员的第一位。
说到王沪宁，就不得不提起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宁吉喆。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研究室，一个直属于党中央，一个是国务院的办事机构。
虽然王沪宁和宁吉喆的服务对象有所不同，但两人都是“学而优则仕”的典型：曾辅佐三任总书记的王沪宁是国际政治专业出身，而服务于总理的宁吉喆则是经济学博士。
“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精力充沛，他也笑谈自己往往被称为„工作狂‟，在媒体的描述中，宁吉喆可谓李克强的„首席智囊‟。2003年，他被调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今年10月升为主任。在李克强过去担任副总理的五年里，宁吉喆几乎陪同他参加了所有重大会议和调研考察。”
此外，宁吉喆还是资深的西部大开发专家，是“十二五规划”和今年政府工作报道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国务院研究室前身是1975年设立的政治研究室，中间经过合并、撤销，1988年恢复建制。与其他智库机构不同的是，国务院研究室相对“私人”，职责是服务于国务院主要领导，提出咨询意见，起草重要讲话。除此之外，它还有一项职能为人熟知，就是负责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从理论到实际
学者柳红曾撰写过《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在她看来，改革开放初期，智库最重要的工作不是研究具体政策，而是“争论一些词语、概念”，诸如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等等，为改革“找说法”、“找理论”。
“因为改革首先需要有一个合法性，从原来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或者是的正统，从这个正统出发改革，要有个理论基础……这些经济学家就变成了为找说法而殚精竭虑的人。”柳红说，这些是当下年轻人不能理解的。
当然，“理论问题”一直都存在，只是随着“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升温，一些智库机构的职能也在悄悄发生转变。
最典型是中央党校和社科院。作为中共的传统理论智库，中央党校充满传奇色彩。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发生在1978年，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期间，推动了著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经其审定，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刊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近些年来，除了参与起草党代会报告，负责其中的理论部分，比如阐释“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中央党校逐渐成了一个“吹风”的地方。
1992年6月9日，距离十四大召开不足百天，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列举了当时关于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三个提法，并说，“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三天后，邓小平表示赞成。历时两年多的姓“社”姓“资”争论有了答案。
自此以后，历次党代会召开前，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几成惯例。从1997年的“5·29讲话”、2002年的“5·31讲话”，再到2007年的“6·25讲话”，都被认为是为随后的党代会定调。
参与党代会报告起草的机构还有中国社科院，1977年建院初期，同样是偏重于基础研究。1991年，江泽民还曾提出要把社科院建成“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随着时间推移，社科院逐渐从理论研究转向现实问题。在其几十个研究所中，经济研究所、财贸研究所、金融研究所等涉及经济的部门越发重要。
2003年，李长春考察社科院时，明确要求其“努力成为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智囊团”—这成了社科院的新目标。
“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向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报送材料。”早在2005年的时候，社科院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告诉《半月谈》，“随着中央领导对信息与分析材料需求的增加，我们报送的内容也日益增多。这种增长态势自2003年以来表现尤为明显：2004年达到400多篇，比上年增加一倍多。”
古代的中南海保镖 第6篇
周朝的警卫人员重出身
保卫国家领导人的条例，在古代叫皇家禁卫制度。在上古夏商周三代时期，就有一套相对完备的制度。记录周代典章制度的《周礼》中，便出现了负责皇家禁卫的专业人员，安保设计相当周密。
负责周王安保工作的，叫“宫正”，“掌王宫之戒令纠禁，以时比宫中之官府、次舍之众寡，为之版以待。”大概意思是，宫正负责周王宫中禁令的制定和日常纠察、查禁，按时检查王宫中各官府及值宿守卫人员，并做好记录，整理成册，以备查验。
如果遇到突发事件，警卫人手不够，则会紧急征调各官府的官员子弟参与警卫，对进出人员盘查严格，禁止宫内外人员不按规定时间进出王宫。如果有需要，可随时对可疑人员进行检查，甚至搜身，即所谓“稽其功绪，纠其德行，几其出入”。
古代国家领导人居住与办公地，称为“禁地”，故其警卫人员称为“禁卫”，警卫部队称为“禁军”。当时周王禁地内明暗岗哨多多，“周庐千列，设戟百重”，欲行刺很难得逞。
保卫周王分几班人马，依居、行、守三种警卫要求的不同，而选派出相应的警卫人员。其中负责王宫内日常值守的人马最重要，要经过严格“政审”，必须是贵族子弟出身。宫内值守负责人叫“宗伯”，算是周王心腹中的心腹，地位很高。
秦朝建立武装保卫国家领导人制度
进入封建社会后，保卫国家领导的警卫人员数量大大增加，素质也得到极大提升，形成了完整的警卫体系，出现了独立的武装警卫部队。
秦朝建立的一套武装保卫国家领导人制度，成为后代范本：从内到外有三个警卫层次，有“卫尉”“郎中令”“中尉”分别统领的三套人马，执行不同的安保任务，警卫力量分工明确。
遗憾的是，虽然秦朝保卫国家领导人有“三保险”，却是出纰漏最多的朝代之一。
比如，秦二世胡亥便是让自己的“警卫队长”、郎中令赵高杀死的。
可能是吸取了秦二世被禁军杀死的严重教训，汉朝在保卫国家领导人的制度设计上更讲究，分工更明确。西汉有两支武装保卫力量，即“南军”和“北军”。
南军是核心警卫，负责西汉皇宫——未央宫的警卫工作，相当于“中南海警卫团”；北军是负责整个长安城防卫工作的，相当于京城卫戍部队。接着，刘彻又改造了北军，增建7支禁军，总共8校尉，分别驻扎在都城郊区，互不统属，直接由皇帝指挥。
宋朝创建“三衙禁军”安保体系
宋朝禁军规模之庞大、体系之复杂，都是以往所没有的。
开国皇帝赵匡胤，曾任后周禁军将领，又是通过兵变坐上皇帝宝座的，深知警卫部队的重要。所以，他格外重视禁军的组建，营建禁卫精兵的同时，又收编地方军，扩充中央禁军，构筑出了史上最庞大的国家警卫部队。
宋太祖开宝年间，全国军人有37.8万人，其中禁军便有19.4万人。后来每位皇帝都重视禁军的建设，宋太宗至道年间全国军人66.6万，其中禁军35.8万。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全国禁军达到了82.6万。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禁军不只保卫皇帝，还保卫国家疆土，为国出征。有的驻屯地方，但大部分护卫京城，驻扎于汴京城外。禁军很讲究训练，《水浒传》中的林冲便是汴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其枪棒功夫尤其出色。
“京军”中担任皇帝警卫任务的“精兵”，要求日日练武，骑兵每天五练，步兵每天四练。
然而，宋代禁军不少都是摆设，仪式化明显。因为禁军实在太多，到国力下降时，连军饷都没有。宋神宗赵顼便曾为此感叹道：“穷吾国者，冗兵也。”后来，朝廷每年都进行一次禁军整并。到南宋时，禁军的规模便缩减很多。
明朝引入秘密警察侦探
到了明朝，对国家领导人的保卫则更为严密。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引进了现代警卫制度中的“秘密警察”制度。在尚未称帝时，开国皇帝朱元璋（明太祖）便建立了自己的直属警卫团——“侍卫上直亲军拱卫司”，称帝后次年又扩编为“亲军都督府”。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撤销了此前的皇家警卫团“亲军都督府”和“仪銮司”，创造了一支新的皇家警卫力量——“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简称“锦衣卫”。随后又组建了“旗手卫”“府前军卫”等十二个禁卫机构，总称“上十二卫”。
明成祖朱棣对这套安保体系很青睐，篡位当了皇帝后便恢复了一度被朱元璋撤销的锦衣卫镇抚司，并将十二卫亲兵扩充为二十二卫，建立了一套比汉唐更先进的、“军队与警察”相结合的国家领导人保卫体系。
这“警察”，就是负责京城区域巡逻、维护治安的五城兵马司。
更恐怖的是，朱棣设了“东厂”，这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秘密组织，厂主都是皇帝宠信的太监。朱见深（明宪宗）当皇帝时又设立了“西厂”。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与东厂一样，是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机构。
清朝在继承明朝这套国家领导人安保体系的同时，对警卫人员的选拔有新规定，强调出身，直接负责皇帝警卫的掌守门户和侍从兼宿卫两班人马，均得由满族官宦子弟来担任。
——《解放日报》
中南海新华门的故事 第7篇
在二层明楼正上方, 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楼前一层檐下, 悬挂着石青地金字楷书“新华门”三字横匾;新华门内的影壁上, 毛泽东亲笔手书“为人民服务”红底金字熠熠闪光;新华门两侧的墙壁上, 红底白字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两条标语, 更增显国家机关的威严和庄重。新华门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名威武的武警战士日夜守卫着祖国和人民的心脏。
新华门的建筑始于清代中期, 原名为“宝月楼”。新华门名称的由来, 要追溯到民国初年。“辛亥革命”爆发后, 袁世凯胁迫清政府的末代统治者皇太后隆裕和六岁的小皇帝溥仪, 签署了逊位诏书。随即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1913年, 当时所谓的临时国会决定以北京为中华民国首都, 以中海为大总统府的所在地, 特在西长安街开辟坐北朝南的总统府正门。这就是现在的新华门。开辟新华门是经过了一番周密考虑的。当时有人主张采用西式建筑式样, 有人则主张要中式传统风格。最后商定因地制宜, 把当时的宝月楼当作大总统府的正门。至于门的命名, 因正阳门内的皇城正门“大清门”已改称“中华门”, 顺势就把新辟的大总统府正门, 定名为“新华门”了。
1949年夏天, 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搬入中南海办公。直到“文革”开始前, 除了对已经非常破旧的中南海做一些必要的修缮和装饰, 中南海里一直没有大的布置, 很多砖墙仍保留着民国初年的外貌, 上面什么装饰都没有。新华门的影壁也还是袁世凯修建时的样子, 深灰色的砖壁, 中间有一个椭圆形图案, 四个角上刻着传统花纹。
中南海的重新布置从1967年初开始, 前后大致进行了一年。主要是在各种古色古香的建筑物墙上, 精心写上不同字体的毛主席语录和标语。在新华门, 用木头刻了“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 粘在影壁上;门前两侧“做”了两条标语, 也是木头刻的, 内容就是人们现在所熟悉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到了1970年左右, 中南海修缮处对新华门影壁上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字和门前两侧的两条标语进行了加工, 将“为人民服务”5个字贴上金箔, 变成红底金字, 把两条标语做成有机玻璃灯箱。后来, 两条标语又改成金箔镶边的白字。解放后, 毛主席曾多次书写“为人民服务”5个字, 新华门影壁上的这5个字, 是从他解放后书写的许多条幅中选出来写得最好的一幅。
“文革”结束后, 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 开始在各个领域进行拨乱反正。1981年6月,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明确提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全国各地开始清理标语、语录、口号等“文革”痕迹, 中南海里留下来的标语和语录牌也同样进行了清理。中央警卫局曾专门研究, 中南海里的哪些标语和语录要取消, 哪些保留下来, 其中包括新华门前的两条标语和影壁上的字, 然后上报中央。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同志亲自批示, 除新华门影壁上的5个字和门前的两条标语不动, 中南海里所有的‘文革’标语和语录牌全都取下来。
南海中南部 第8篇
微博、微信是当下最受网民喜欢,也最为活跃的新型网络媒体。据报道,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微博网民规模为3.31亿,网民中微博使用率达到了56%,我国微信用户已超过4亿。与其它社交工具相比,微博和微信具有用户数量庞大、发布即时快捷、裂变式传播等特点,这也使得微博和微信成为网民获取新闻资讯、参与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
适应新媒体高度发达的现实,中国政府网及时开通官方微博和微信,极大方便了广大网民通过新媒体平台最快获取国务院重要政策信息。同时,用户既是传播终端又是信息发布者,这种包含点对点、点对面的裂变式传播,又将大大增强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政策文件的“落地率”,拉近中南海和普通民众的距离,进一步提升政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运用新媒体推进信息公开,转变政府工作作风,新一届中央政府对此非常重视。今年3月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谈及政务公开时就强调指出,当前我国微博的用户数以亿计,有些政府信息不及时公开,社会上就议论纷纷,“与其如此,还不如我们主动及时地公开”。在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李克强总理又一次强调,重要政策、法规出台后,要通过多种方式做好科学解读,让公众更好地知晓、理解政府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和改革举措。这次中国政府网开通官方微博和微信,就是中国政府提高政务透明度、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
1949:中南海重回中心 第9篇
1949年初的西柏坡处于一种计划不如变化的喜悦之中。仅仅六个月前,中共中央还计划在哈尔滨召开政协会议,背靠苏联建立联合政府来和国民党政府对峙。谁曾想时隔几个月,一干人等就要毫无顾忌地进驻北平了。同时,中央机关也要全面修改保守的建国计划,策划新的一揽子建国方针。在这个节骨眼,即使是事无巨细通盘考虑的周恩来,对于中央的永久办公地点顶多是有个大略的想法,并没有细致的计划。
中央永久办公地点的确立,必须要以首都的确定为先决条件。从法律上,新中国定都北京是在1949年的政协会议上确定的。事实上,三大战役结束之后,毛泽东就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并且应该和政治局其他四位书记交流过意见。在西安、开封、北平、南京、哈尔滨几个备选城市中,北平无疑是最佳选择。
偌大的北平市中,许多可供作为办公地选择的清代园林在民国已经变成了公园,抢占市民休闲和娱乐的公共空间来办公自然是不可行的。而兴建庞大的政府办公楼花销又过于巨大。从历史渊源、地理位置上考虑,中南海无疑是最佳选择。
中南海是中国最神秘的地方之一。从辽代开始,它一直是历代君主的行宫园林,民国初年,袁世凯、黎元洪、曹锟的总统府,张作霖的大元帅府,北洋军阀的国务院、摄政内阁都设在这里。国民党政府时期中南海一度成为公园。但由于抗战爆发,时局紧张无从管理,抗日战争胜利后它先后成为李宗仁的“北平行辕”、傅作义的“剿匪”司令部所在地。
1949年1月31日,也就解放军进入北平的这一天,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一行四人作为中直机关的首批代表,怀揣周恩来的手令向北平进发了。当他们刚离开西柏坡不久,一封周恩来追加的电报赶在他们之前到达北平叶剑英市长手中。电报的内容是要齐燕铭尽快把中南海和北京饭店接收下来,以便作为政协会议的场所。此时时刻,心细如发的周恩来是否确定中南海为中央办公地点已经不得而知,但周的这一举动无疑对中南海的未来有着重要的影响。
当齐燕铭来到中南海时,眼前的景象叫他难以置信。由于缺乏管理,著名的皇家园林成了垃圾场,建筑败落,污浊的湖水结成的冰都是灰黑色的。齐燕铭拿着周恩来的指令,找北平卫戍司令程子华调兵,经过了整整三个月的清理,排干湖水,清出了近两米深的淤泥,才显出了太液碧波的原貌。此时的北平已经迎来了春天。就在清理垃圾淤泥的同时,中南海2000多间房屋的修复工作也在周恩来亲自指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3月底进入北京。出于安全考虑,叶剑英选定香山为中央办公地点,毛泽东就居住在香山双清别墅里。由于新政协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通常是白天在中南海开会,晚上驱车回香山休息。一来一往,既不安全又增添劳顿,于是周恩来、叶剑英都建议他搬到中南海。但是毛泽东对此通常不屑一顾,直到“香山事件”之后,事情才有了新的转机。
“香山事件”当时没有见诸报端,后来也很少有人提及。事情发生在毛泽东等人住到香山不久。当时中央机关对外称“劳动大学”,尽管保密,但人们还是猜出了山上住的就是毛泽东。傅作义起义后留下了一个警卫团保证自己的安全,而就是其中的两营官兵,屡次到香山冲击中央机关(未携带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