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经济性范文

非经济性范文（精选12篇）

非经济性 第1篇

一、企业现有的非经济性福利模式所带来的问题

员工福利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产业工人的增加而逐渐兴起的,是指一切有助于员工工作、生活质量和社群福祉改善的活动,他们既可以是有形的物质、金钱支持(即经济性福利),也可以是无形的精神帮助(即非经济性福利)。非经济性福利则包含:精神激励,良好的工作氛围,和谐的人际关系,企业人文关怀等不以金钱形式表现出来的福利。

从现有企业员工福利现状来看,员工福利仍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主要受制于政府行为,执行政府的各项福利政策,沿袭着较为传统的福利模式——注重经济性福利,而不是从人力资源发展的策略方面来规划员工福利内容,从而忽视员工的非经济性福利上,给员工和企业发展带来新的问题。

1. 员工缺乏职业安全感,归属感下降

在著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处于第二层次的需要就是安全的需要,指人必须感到自己的生理和心理安全能够得到保证,这包括安全、稳定、被保护、可预见性等。在我们一项针对本地一国有企业所发放的60分问卷的调查显示,六成员工不了解本企业的经营情况,;近一半员工认为其单位的经营指标偏高至非常高;仅四成员工认可新品上市,即大部分员工对公司新品持中立态度;六成半员工认为企业提供的培训机会不够以及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缺乏规划,以提高员工现有工作所需要的技能;五成员工有孤单感、对企业的归属感也并不强。在这些情况下,员工思想负担加重,职业安全感的缺失逐渐增强,办事效率肯定不高。对于企业而言,员工职业安全感的不足,容易造成人才的流失,这样必然会增加了公司的成本,影响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

2. 企业缺乏情绪疏导机制,员工产生压力感

工作在个人的生涯中是一个重要层面,它在为个人发展自我提供机会及诱因,同时也带来了各种职业压力,包括工作任务过重、角色冲突等等,而如果这种压力得不到释放或缓解,将会影响到员工的身心健康、情绪以至工作的效率。企业内几乎找不到可以让员工释放情绪的渠道,员工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工作上出现的不满、愤怒、焦灼,都不能得到有效的释放,从而严重影响着员工的工作效率。对于企业而言,不管员工的压力是与工作性质有关,还是来源于个人的缺点,其结果总是与工作效益有关的。如果企业员工的压力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员工个人的压力必然会影响到组织运行的结果,也就成为了企业的负担和必须重视的问题。因此,建立良好的情绪释放渠道或提供解决员工心理压力的咨询服务已经是刻不容缓了,必须采用相关的措施帮助员工缓解压力,释放情绪,把因心理问题引起的自我伤害降到最低,从而有效的减少员工的请假率和旷工率和意外事故、伤亡事件的发生。

3. 企业人文关怀的缺失,员工产生疏离感

人文关怀,主要表现在对员工精神福祉的重视上,是一种以情感人、体现企业本身对于人才的重视、在企业营造出类似家庭的氛围的手段之一,其目的都在于体现公司对员工的重视和关心,真心关注员工的发展,从而能够营造良好的心理感染。社会心理学中的心理感染现象,即指人们于不知不觉之中,情绪与行为受到他人的影响、支配,而放弃原有的考虑、打算,直至自己心目中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这种影响不是从理性知觉通道输入的,而是通过情绪行为的暗示效应,于无意识中接受的。有时侯这是薪酬激励所不能够达到的强大效果。而目前企业在对员工的人文关怀上是明显不够的:仅是新进大学生才能够与企业高层领导聚餐;对员工平时的个人生活(如员工在节假日加班、生病、出现不良行为时)关心不多;对自身企业文化的灌输内化不够,调查中发现,很多员工不了解自身企业的宗旨和核心文化;这些使得员工未能真正感受到企业的人文关怀,影响了员工对企业产生归属感,在企业内形成不了良性的心理感染,有时甚至是消极的心理感染,引发企业与员工群体的情感交流处于负循环状态,导致有些员工不愿意为企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认为自己和企业的关系不过是一种交换买卖关系,企业付多少钱,我出多少力而已。

二、社会工作介入企业员工非经济性福利的空间和内容

在企业里,对于国家强制性的社会福利计划,包括薪酬制度、五险一金、法定节假日等,可以说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稳定的规模。这里社会工作组织介入的员工福利模式,主要针对企业自主建立的补充性非经济性福利项目,提出解决员工心理适应性问题、协调员工的人际关系、制定良好的员工职业生涯规划、建立员工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等为主的福利措施,满足员工个性化、人性化的福利需求。

1. 从更广泛的角度解决员工心理适应性问题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员工因其家庭关系问题、经济问题、下岗就业问题等众多实际生活问题同样可能引发严重的心理疾病。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提供各种“预防性”、“发展性”、“补救性”的专业服务,充分发挥资源联结者的作用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总的来说,社会工作介入的员工福利会从促进员工自身心理调试以及促进企业改善氛围两方面开展工作。

在社会工作介入中,首先,社会工作者以其独有而强烈的职业责任感和工作热情,以及高尚的专业理念,从“以人为本”的哲学理念出发,帮助企业职工以相应的健康心态积极地去投身到新的生活环境中去,从而维持了原有的社会调试模式或创造新的替代模式。并通过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举办各项不同的服务活动,协助员工们认识到工作中压力、了解如何地去应对和缓解工作中出现的压力,解决员工们各种工作和生活在心理情绪上出现的各种问题,给予员工们一种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使其能够积极地面对各种工作现状和心理上的挑战,并以建立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的方式,去重建员工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信心,促进员工和企业的和谐发展。当然,企业社会工作者在实施过程中,还应该注意灵活地运用其它的各种方法和模式,例如:危机处置法、个案工作的心理-社会疗法等;小组工作的社会目标模式、互动模式等。

2. 协助员工制定有效的职业生涯规划

在企业发展成长中,被企业肯定认可的职业目标和计划才是稳定员工,留住员工的关键。帮助员工制定有效的职业生涯规划,无论是对于员工个人,还是对企业本身都有很大的益处。即使员工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没有规划,也希望企业能提供相应服务。社会工作者可为企业建立组织内部员工职业生涯规划体系。

首先,社会工作者应该在整个服务运作之前了解企业现有的人力资源和生涯规划体系,从数据、访谈等多方面入手,全面了解其有效性和不足,为后面的工作打下基础。考察员工对企业内现有组织结构、晋升人事的满意度和建议,找到现有结构的不足和优势,作为在后续工作中优化生涯管理体系的基础。再者,从性格、能力、职业兴趣等多个方面对员工进行综合测评,并收集其同事和领导的建议,得到每个员工的综合评定。最终社会工作者将根据上阶段所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综合的统计分析,对员工的优势和不足进行评定,根据组织内部的职级体系和晋升方式,初步设计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书。员工通过制定有效的职业生涯规划,不仅可以确定从职业生涯期间获得的生活来源,最大的消除员工对职业不稳定的负面心理,增强职业安全感,还可以获取退休以后的经济保证等,进而满足员工对友爱、归属、尊重等高层次的需求,才能达到令员工满意的激励效果,提高员工的士气,促进生产的效率。

3. 建立员工的社会支持网络

社会支持网络是由相对密切关系和一定程度的人所组成的,并在规范个人的态度和行为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社会支持网络可分为正式社会网络和非正式社会网络,目前我国正式支持网络一般包括政府、企业、社区组织和市场等,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包括血缘关系、亲缘关系、业缘关系、地缘关系和私人关系。通过问卷可以了解到,60名被调查的员工中有41名员工在遇到困难时会选择朋友或老乡的帮忙,28名员工会选择同事帮助,10名左右员工选择配偶、子女、父母和亲戚的帮助。可见,在企业中员工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也使员工赖以生存的另一重要支柱。企业社会工作充分发挥资源联结者的角色,利用专业方法和“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精英为本”的理念,为员工寻找家庭、企业和社会的资源以及建立相应的支持系统,来帮助员工解决问题,增强员工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总之,企业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员工福利制度,能积极满足员工不断增长的物质、精神和文化需求,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实现企业各种关系的良性互动为工作中心,体现企业对员工的人文关怀。

摘要：现有企业在员工非经济性福利的缺位,从而带来企业发展中产生员工归属感下降和心理适应等问题,而社会工作如何介入这一领域成为本文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社会工作,员工非经济性福利

参考文献

[1]谢鸿钧:工业社会工作实务——员工协助方案[M].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

会计谨慎性原则的经济学思考 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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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整理: 会计网上学习编辑:aiyimingba 文章来源：新浪

“分享性经济”与“轻度规制” 第3篇

英国牛津大学在1 855年出版了由经济学家威廉·弗尔斯特·罗埃德（William Forster Lloyd）所撰写的一本名为《关于人口制衡的两个讲座》

（Two Lectures on the Checks to Population）小册，其中生动地描述了如果没有任何规制就让每个牧羊人任意到无人的小岛上自由放牧，那么不出多久，小岛上的牧草就会完全耗尽，这最终将导致公共资源的枯竭。因此，手册便进一步研究分析究竟要采取怎样的规范措施才能有效地避免这样竭泽而渔的悲剧发生。这就是经济学上“公有领域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理论的由来。

133年后，生态学家嘎尔瑞·哈尔定（Garrett Hardin）就以这个理论为名，在著名的《科学》（Science）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把空气、海洋、河流、渔产、甚至办公室里职员共用的冰箱都纳入讨论，也由此让如何有效地促进环境保护以及经济的可持续与啮合性发展成为了全球关注的课题。

然而经验与实证显示，想要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不能只是依赖完全的私有化与政府的规制，而这样的“悲剧”也未必在欠缺公权力的介入时就无可避免的发生。当使用者意识到这样的竭泽而渔会严重损害到自身的利益时，其往往能够自觉地开创出复杂但却相当有效的系统来维持和管理那些公共资源；反而过度的规制或政府干预却容易导致走向另一个极端，造成过分规制所产生的资源闲置，甚至让经济的发展陷入僵局（过高的交易成本）。这正是麦可尔·海勒（Michael A.Heller）教授于1998年在《哈佛法学评论》

（Harvard Law Review）上所发表的论文《反公有领域悲剧》（Trgedy of the Anti-commons）的聚焦所在，这同样引发了全球的高度关注。也由此进一步细化了市场机制的有效规范与平衡。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改善和演进，今天的知识产权与市场竞争体系所要追求的，正是如何避免走向这两个“悲剧”的任何一个极端，且必须在两者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由于市场发展的千变万化，其中的各种权益关系也是环环相扣，这当中的平衡就成为一种动态性的、犹如走钢索般的细致微调，不但要能与时俱进，更要有理论与实证的支撑，才不至于扼杀产业与经济的成长。

受到“公有领域悲剧”概念的启发，美国伊利诺大学额尔巴纳香槟校区的两位学者马可斯-费尔森（Marcus Felson）与乔·史佩西斯（Joe L.Spaeth）于1978年发表了一篇名为《社区结构与协作消费：由一个例行活动着眼》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的研究报告，从行为学的角度来推断未来人类经济活动的模型，并首次使用了“协作消费”这个名称。这开启了研究现代“分享性经济”的先河，也对未来的许多市场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导向。

随着电脑与网络的使用愈趋普及，人们的生活方式果然在无形之间走向了“协作消费”。先是点对点的资源互联式分享（例如影音作品），之后由于社交网站、移动平台与第三方支付等的发展，人们愈来愈能够与不相识的人建立一定程度的“互信”，这也成为整个分享经济的基础。所谓的“互联网+”，其实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构不同活动或经济行为的一个主要的工具之一。

在分享经济的环境下，许多传统上的区隔已然被完全打破，资源的再分配与循环分享已是必然。例如，人们将其住处的空屋透过诸如Airbnb的中介服务从事短期出租，形成了变相的“民宿”或迷你型旅馆，不但开创了新的收入模式，也让本来闲置的资源获得了应用，不过这样的服务提供却不在对传统餐旅业的规范之内。又如将自己的空车通过Uber、滴滴出行等投入类似出租车的服务，让供需双方更能有效利用资源，开创整体社会的产值。在这样的新经济型态下，消费者的取向也逐渐从传统的“拥有”（所有权）转化为能获得各种便利的“体验”（experience）与“接触”或“取用”（access）。

经验已经表明，市场的确对这样的新型商业创新模式或“扰乱性”竞争型态有着庞大的需求，而相关企业的快速成长也显现出了市场对各种分享经济模式的热烈欢迎。即便是在具有指标性的汽车产业内，全球主要的制造者都已经与硅谷的高科技企业展开各种合作，发展无人驾驶汽车以及各种未来的智能代步工具。因为一旦包括无人驾驶在内的智能汽车达到一定的量产规模，传统汽车销售很可能将面临大幅度且快速的萎缩，人们将不再介意是否拥有汽车实体，整个产业也将彻底转型成为针对人们个别交通需求的点对点与个性化服务的提供者。换句话说，明天的汽车制造者，就是今天的Uber与滴滴出行加上更多相关企业。

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扰乱性”的竞争自然会对既有的市场秩序与利益分配造成相当大的冲击。而消费者在寻求便利的体验、取用与分享时，也自然还会希望有一定的基本规制，例如对于服务内涵的公共卫生、质量与安全的框架性保障和基本合规性的要求等。这样才能让服务提供者与使用者之间建立足够的信心与信任，而这种分享型的经济才能够赖以存续和发展。但是如果规范得太过细密繁杂，则又很容易扼杀了各种潜在的商机，让各种创意和创新难以发展。这又是回到了要如何避免走向两个“悲剧”中的任何一个极端。

例如，Airbnb所提供的住房质量受到很高的评价，这就促使他们必须更加爱惜羽毛，确保自身的品牌形象。但还是不免发生了在若干都市（例如纽约市）有^把碌本要作为平价住宅的房屋转变成了投资性的地产标的并通过此项服务来从事牟利的现象。又如Uber所提供的服务一般也是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但仍然不免发生了其中的少许驾驶人对乘客有不礼貌甚至进行侵害的行为。这些都可以视为相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成长痛苦”，与“脸书”（Facebook）必须经常面对隐私权的保护问题一般。这些状况其实没有一件可以被当作是“小事情”，因为其背后都是关系到使用者与提供者彼此间能否建立基本信任的核心问题。

由此便很容易产生一个自我矛盾的困境：在政策和法规上，一方面，如果此时要积极鼓励创新驱动，因为这正是刺激市场竞争与经济发展（尤其是消费导向的经济）的重要来源与活力，那么就必须尽量减少相关的规制与政干预，以便给予足够的创新与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此时如果又动辄把它们视为可能构成不当竞争或其他违法的行为（因为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抵触甚至扰乱了既有的市场秩序并损害到了其他经营者的既有合法权益），这就会造成一个让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难以适从的矛盾（包括消费者在内），因为在分享经济的环境里，无数的消费者也同时都成了经营者或服务提供者。

为了平衡这两者，一个可能的解决之道就是尽量采取轻度规制的做法，给市场创新与发展的空间。这包括了立法与司法上的自我克制，刻意保持法规的滞后而不是浮躁地追赶到市场发展的前端；要避免大规模地把各种既有的规范悉数引入新兴的市场发展领域，形成对经济发展自设的紧箍咒，而是确保新兴领域只要符合若干基本的框架要求则可。前文已提及，由于未来人人都可能同时成为特定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与使用者，相关的规制必须明确其对于“商业性”或“商业规模”的要求，也就是除了少许的例外情形，原则上应暂时把个人（自然人）的责任排除在外。毕竟诸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目的是要确保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从事合规的公平竞争，而不是打压竞争者、变相提高市场准入的成本和门槛。

未来的全球经济“新常态”其实已经悄然而至。这将不再是让一般民众无感的“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统计，也不再是传统的制造一批发一零售模式，而是一个让人人都具有一定控制与主导能力同时又得以无限分享的新局面。面对这样的形势，每个国家和社会貌似只有两个选择：展开自己的双臂迎向、拥抱这个新的形势，向上提升；抑或抱住自己的头脑抗拒、排斥这个潮流，向下落后。一念之间，高下立判。问题是，我们的社会准备好了么？

非经济性 第4篇

薪酬是员工劳动的价值的体现,是员工劳动成果的回报。对于企业来说,薪酬则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手段,企业通过薪酬调动员工积极性,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又是企业的一种成本,减少企业的利润。所以企业与员工在薪酬问题上似乎永远是一对矛盾体,员工希望薪酬尽可能高,企业则希望减少人工成本增加利润。

薪酬不只是物质上的经济性薪酬,还包括精神上的非经济性报酬。比如,对工作挑战性、成就感等的激励。经济性薪酬不是万能的,它只能在中短期时间内激励员工并调动员工积极性,而非经济性报酬对员工的激励是中长期的,是根本的[1]。

员工对他们自身所得的报酬是否满意是一种态度问题,是对薪酬不同方面的满意程度。企业只有了解员工薪酬不同方面的满意程度,才能更有针对性地满足员工的不同需求。本文是从外在薪酬也就是非经济性薪酬方面,研究它们对员工薪酬满意度的影响。

1 影响薪酬满意度的变量

大部分人所理解的薪酬只是狭义上的薪酬,具体指的是个人获得的以工资、奖金及以金钱或实物形式支付的劳动回报。广义上的薪酬不仅包括狭义上的以金钱来衡量的薪酬,还包括员工个人对企业及对工作本身在心理上的一种感受[2]。

这种不以货币形式来衡量的非经济性薪酬主要包括个人对工作的兴趣感、挑战性、责任感、成就感和企业赋予员工的社会地位、个人成长和个人价值实现等方面体现;另外还包括企业内部的环境因素,比如同事的支持和上司的支持以及舒适的工作环境、便利的条件等等。

狭义上的薪酬是可以量化的,用货币来计量薪酬的大小、高低;而非经济性薪酬是非货币化的难以用货币来计量,是员工对企业环境和工作本身的一种心理感觉和衡量。不同企业非经济性薪酬的形式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它们都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员工的薪酬满意程度,减少企业离职率,进而降低企业人力成本,使得非经济性薪酬的结果同样得到货币化的体现[2]。

对于影响薪酬满意度的因素有很多,国内外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成果[3,4]。本文是从非经济薪酬和组织公平性方面阐述它们对薪酬满意度的影响。公平本身只是一种个体对某种事物的心理感受,它是薪酬系统的基础,只有员工对组织的薪酬系统感到公平的情况下,才能对薪酬感到认同和满意。将组织公平性对薪酬满意度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组织成员的报酬按照规定标准支付的程度,称为分配公平性;其二,是组织成员的报酬是否有相应的标准,并按照规定标准支付,称为过程公平性。不管是分配公平还是过程公平,都是薪酬满意度的关键影响因素[5]。

在经济性薪酬中,工资水平和福利水平对员工的薪酬满意度有显著影响;随着工资水平和福利水平的提升,员工的薪酬满意度会随之增加[6,7]。最近又有人指出,加薪并不一定能够带来薪酬满意度提高,必须在保证组织公平性的基础上,才能提高薪酬满意度[8]。综上所述,经济性薪酬和组织公平性对薪酬满意度都有显著影响。

下面主要讨论非经济性薪酬和组织公平性对员工的薪酬满意度的影响。因此,对于薪酬满意度的讨论将围绕着以上两个方面进行;具体的变量命名及定义如表1所列。其中,晋升机会、上司支持度、同事支持度、分配公平性、过程公平性和薪酬满意度变量来自于成熟量表[9]。

2 数据统计与分析

2.1 数据

本次研究数据收集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调查对象是国内制造型企业的管理类员工与技术类员工,共发放调查问卷250份,其中有效问卷为221份,有效率为88.4%。在有效问卷中,高中及中专学历占33.9%,大专以上学历占46.6%,本科及以上学历占16.7%;18~27岁的雇员占67%;1~5年工龄的占70.7%。以上统计数据反映了该样本具有学历偏低、员工年轻化和服务期较短的特征。

另外,样本中的年收入(包括工资、奖金、福利和其他所有物质收益)中,每年收入达到6 000~10 000元占16.7%,10 001~15 000元占41.6%,150 001~20 000元占25.3%,20 001~24 000元占7.7%,30 000元以上占8.1%,通过对当地经济状况的调查和与其他企业薪酬状况对比后,发现该样本薪酬水平偏低。

2.2 变量测度

调查问卷中各类变量的计分规则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点量度,问卷中的备选答案分别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同意”和“非常同意”。

表2给出了研究中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并对各个变量进行了信度检验,利用Alpha系数对信度进行分析,基本上都达到了可接受的信度要求。但是,其中的过程公平性、晋升机会、上司支持度的Alpha系数偏低,由于他们都是来自成熟量表,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所以在这里给予了保留。

2.3 回归分析与相关分析

根据研究目的,运用线性回归模型来验证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运用统计学软件Spss分析得出结果。首先运用线性回归中的逐步回归法,将变量逐个引入线性模型,保证整个模型始终保持统计学意义。结果如表3、表4。

注:*:p<0.05代表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2.4 结果讨论

从分析结果得出,薪酬满意度与非经济性薪酬中的个人价值实现、社会地位、工作挑战性以及组织公平中的分配公平性和过程公平性线性相关。也就是说,在非经济性薪酬中,个人价值实现、社会地位、工作挑战性对薪酬满意度有影响,其中个人价值实现和社会地位是与薪酬满意度正相关的,随着员工在企业中个人价值得到不断地实现,相应地薪酬满意度也会随之提高;随着员工感知企业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相应地薪酬满意度也会随之提高,而工作挑战性与薪酬满意度是负相关的,随着工作挑战性的提升,薪酬满意度是下降的。

作为非经济性薪酬之一的工作挑战性,本应是对于员工激励的方式之一;工作的挑战性越高,薪酬满意度理应越高。但是,由于工作挑战性提高,其工作难度也随之加大,而付出的努力程度也就越大,如果不同的工作难度得到的工作报酬即薪资水平是一致的,那么必然导致了分配的不公平,最终就引起了薪酬满意度的降低。

为了便于研究,我们在这里将工作挑战性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工作挑战性,另一类是不具有工作挑战性。对这两组数据的年收入和分配公平性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工作是否具有挑战性,这两组的年收入并没有显著差异,而分配公平性则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工作的挑战性提高了,难度加大了,而薪资并没有随之提升,亦即分配公平性没有得到保证,从而导致了薪酬满意度的下降,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薪酬满意度与工作挑战性负相关的原因。参见表5和表6。

注:*:p<0.05代表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注:*:p<0.05代表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当然,组织公平性与薪酬满意度也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组织内部越公平,薪酬的满意度越高。在组织内部,分配越公平,与绩效联系越紧密,员工的薪酬满意度越高;组织按照规定办事越严格,员工的薪酬满意度也越高,因为员工会感觉到在规章面前人人平等。从结果还看出,分配公平性比过程公平性对薪酬满意度的影响作用更大;相对于过程公平性来说,员工更加注重的是分配公平性。

因此,在社会地位比较高的组织中,薪酬水平已经不是吸引员工的唯一因素,组织的社会地位也可以作为一种精神补偿。提高薪酬满意度的途径除了提高薪酬,还可以给予员工更多的自由空间,更好地实现其个人价值;而工作挑战性这种激励补偿机制在此样本中并不奏效,员工的激励来自于员工的需求[10]。这可能是因为在薪酬水平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员工的需求层次达不到工作挑战性的层面上来,所以导致了负相关的结果。组织公平性是薪酬满意度的基础,所以在企业中组织公平性需要高度重视。

3 局限性及以后研究建议

(1)本次研究针对的是国内制造性企业,不能反映其他类型企业的薪酬满意度情况,所以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完全反映各种行业企业的薪酬满意度情况,所以在结论的应用和推广上要慎重。

(2)以前学者对薪酬满意度的研究角度与本篇论文的研究角度有所不同。本文在对制造型企业数据分析基础上得出以上结论,其中涉及影响薪酬满意度的非经济性薪酬的各个变量并不十分全面,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需要不断改善。

(3)另外,经济性薪酬与非经济性薪酬都属于薪酬范畴,对薪酬满意度都有影响。但是经济性薪酬与非经济性薪酬的内在联系对薪酬满意度的影响本文没有涉及,比如晋升属于非经济性薪酬,而经济性薪酬中不同层级水平的薪酬水平也一定有显著区别,这种晋升与薪酬水平之间的关联性没有考虑,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加以考虑。

参考文献

[1]冉斌:《你就是公司顾问》[M];海天出版社,2003。

[2]贾连庆《内在薪酬,湖光山色人工造》[R];《人力资本》2006(11)72-73。

[3]杜鸣、钟定国、李柯:《国有企业员工薪酬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多变量分析》[R];《经济师》2005〔(3)。

[4]Timothy A Judge.Validity of the dimensions of the pay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evidence of differential predidtion[R]personnel psychology1993.46331-355.

[5]王玮:《薪酬满意度与组织公平》[R];《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4(1)。

[6]Margaret L Williams,Stanley B Malos,David K Palmer.Benefit system and benefit level satisfaction:an expanded model of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R]journal of management2002.2195-215.

[7]Robert L Heneman,Gayle Porter Dabid B,Greenberger Stephen Strasser mode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y level and pay satisfaction[R]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1997.2.

[8]范庆桦:《加薪,让谁满意?》[N];《中国中小企业》2003(4)。

[9]张勉、张德:《Price-Mueller离职模型中价值观变量调节作用的实证研究》[R];《人力资源管理》2006(9)。

非经济性 第5篇

—、引言

安倍经济学已实施两年有余，但其刺激政策基本无效。已有研究大多从巨额财政赤字、金融体系痼疾、内外需求不振等方面探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并把它们归结为安倍经济学政策的无效性。不可否认，这些领域确实都存在问题,但这并不深人:第一，作为一个成熟的发达市场经济体,曰本早已在财政、金融、投资和消费等各方面形成了独特、固定且适合本国历史传统的模式，在某些方面甚至表现得比欧美更优秀，即使出现问题也不至于造成长达20余年的低迷;第二,以上问题在各主要经济体中都存在，具有普遍性，但日本却迟迟不能走出通缩和低迷的泥潭,这说明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制约着日本经济的复苏;第三，客观地讲，日本经济并非其对外宣传的那样糟糕,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增长潜力的不断丧失,如果不能有效阻止这一趋势，那么，日本经济的前景只能是平稳衰落，这才是日本政府经济政策日益激进化的根本原因。

因此,以上诸多领域中的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为何曰本在超长期的经济低迷中屡次实行刺激政策却长期无效，更无法解释日本经济潜力因何丧失。从决定经济增长潜力最为根本的三要素——资本、技术和人口来看，人口基础恰恰构成了日本经济的短板,而日本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关系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很多学者只是把人口变动作为日本经济的一个侧面加以探讨，且很少有系统的和定量的成果出现。这种研究倾向或多或少地忽视了人口作为基础性结构对经济体长期增长的促进或制约作用。从人口危机的角度不仅能很好地解释安倍经济学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预判日本经济的长期走势，同时有助于人们在更宽广的社会背景下思考经济政策。

二、安倍经济学刺激5嫌的内容及其无效性

(一)安倍经济学刺漱政策的内容

自9月以来，日本安倍内阁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试图摆脱长期通缩、增长乏力的经济形势，并把最主要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都推向了极端。安倍经济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超常规的刺激政策”，其目标是以超常的财政刺激政策和激进的货币剌激政策摆脱通货紧缩的困扰，最终实现2%的通货膨胀目标;第二个版本是“宽领域的结构性改革”，以6月“修订版日本再兴战略”出台为标志,其目标是解决日本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为今后的持久增长奠定基础。

1月，安倍内阁即宣布以“15个月预算”形式全面推行财政刺激政策，a首先以10万亿日元作为的补充预算,进而在财政预算中确定了92.61万亿日元的支出总额，并大幅增加在公共事业上的财政投人(同比增长16%),体现出安倍内阁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决心。此后,安倍不断推高财政预算总额，?屡创历史新高(见表1)

在货币政策方面，为制造通货膨胀，安倍政府强势要求日本央行(即日本银行，BOJ)配合发钞，效法欧盟和美国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并撤换掉作风保守的白川方明，代之以激进的黑田东彦任央行总裁。黑田上任伊始，日银便破天荒地一次性购买了超过1万亿日元长期国债，之后日本央行更是以每年60万亿~70万亿日元的规模不断扩大基础货币，日本的基础货币量已增发了两倍。20底，日本央行推出了第二轮货币刺激政策，把每年的基础货币投放规模增加至80万亿日元。

(二)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无效性

安倍经济学的首要政策目标是提高通货膨胀率,增加就业和投资，最终为重振日本经济奠定基础。但从通胀率、工资就业和经济增长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来看，日本经济并无太大起色，而安倍经济学最大的“功绩”就是制造了日本股市的疯狂上涨，吹大了资产泡沫。

首先,安倍经济学远未实现其承诺的通胀目标。204月，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承诺将设法在两年内实现2%的通胀率目标，但截止到5月，这一目标并未实现。不可否认，日本央行的货币宽松政策确实在初期推高了物价，作为实现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但是若扣除上调消费税对物价的“助推”作用，日本的通胀率远没有达到2%。安倍内阁不仅没能实现设定的通胀率目标，而且历史性地推髙了国债余额，国债在日本央行资产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央行的政策余地则越来越小，安倍经济学货币刺激政策已然失效。.

其次，安倍经济学在工资和就业上的成绩有颇多水分。安倍经济学最为得意的就是提高了工资与就业水平，但仔细考察这一成绩单就会发现，工资和就业的政策目标也没有完全实现。安倍经济学开局的年，日本经济形势出现较大增长，但职工月平均工资却降至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这说明增长的好处基本上被企业独占，而消费税提高在助推物价上涨的同时却降低了国民的实际工资收人。安倍经济学的就业数据更是充满水分，虽然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实施以来日本就业人数增加了90万人左右,但增加的是就业稳定性较差而且工资较低的非正式雇员，目前该群体已达雇佣劳动者总人数的38%。H由于正式就业者工资收人是非正式者的三倍,这进一步拉低了日本的社会总收人水平因此，安倍经济学的工资和就业政策目标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甚至是基本的预期。

最后,安倍经济学未能给日本经济带来平稳而良性的增长，副作用日益明显。借助于超大规模的财政支出计划和极为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日本经济在2013年确实有所好转，曰元大幅贬值使得出口有所恢复，大型公共投资扩大了内部需求，经济增长率达到2.1%。但这种刺激效应极为有限，2013年和年的总体增长趋势是“髙开低走”，2014年全年GDP降至零增长，即使2014年第一季度的增长成绩也是受上调消费税之前民众突击消费的拉动作用,但上调消费税对私人消费、住宅投资、设备投资、工矿业生产和进出口等各部门打击沉重,p安倍经济学的副作用日益显现。因此安倍经济学未能使日本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截止到205月，日本所谓的“经济复苏”主要体现在金融指标上，本质上只是一种货币驱动下的虚假繁荣。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使日本国内企业资金充裕,但这些资金大部分被投人股票市场，对于促进企业实体投资的效果极为有限;此外，海外投机资本大量涌人日本股市,?这加剧了日本经济的资产泡沫，日经225指数从20末的10395点狂涨至年5月1日的19531点，涨幅接近100%(日本经济新闻社，日経平均資料室，日次?月次?年次亍一夕)。日本股市髙涨的副作用还在于再次拉大了日本的贫富差距，因为绝大多数日本民众并不喜欢股票投资,?所以,股价高涨的主要受益者是大企业。即使现任日银总裁黑田东彦也不得不很委婉地承认了股市暴涨对促进实体产业投资的无效性[4_和“杀贫济富”的财富再分配效应。

三、人口因素对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制约机制

一般认为，人口因素包括人口总量与人口结构两个方面,在人口数量中，对经济增长最重要、最直接的是劳动力的数量及其占总人口比例;人口结构具体指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性别结构和人口就业结构等,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是人口年龄结构，衡量人口年龄结构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人口老龄化程度。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数量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所谓“人口老龄化”指的就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其他年龄组人口数量及比例的不断下降，但在理论上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减少劳动力数量。

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看，人口总量(尤其是劳动力数量)、人口年龄结构(主要指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从供给环路和需求环路两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日本的人口因素变动也正是通过这两个环路制约了安倍经济学的刺激政策，最终使其归于无效。

(一)人口因素对供给环路的制约

在供给环路,人口因素将通过决定经济增长的基础要素对国民经济施加影响，具体从劳动供给、资本形成和技术创新三个方面产生作用。只有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口数量适度增长、人口结构较为年轻时，经济增长才具备了可能性。欧美各国在进行工业革命之前，都是先爆发了“人口革命”,充足的人力储备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首先，人口数量及其年龄结构对劳动力供给有决定性影响,15~64岁的人口是劳动力的供给主体，是就业大军和后备劳动力大军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处于生产年龄的.人口。日本劳动力数量自后开始进人负增长，进人21世纪，日本劳动力减少的速度明显加快，根据日本官方预测,今后日本的就业人数还将大幅度下滑，到将比年减少323万人，到2030年将减少821万人。[

其次，人口年龄结构年轻有利于实现高储蓄一高投资一高增长的经济循环。根据消费和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往往小于收人,是社会主要的物质财富创造者和净储蓄群体，而老年人群体则是物质财富的净消耗者。因此，人口结构年轻化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因为只要通过金融体系的转换和政策环境的配合,年轻型人口结构所创造的大量储蓄就会被用于投资，从而实现快速的资本积累。众所周知，日本已经进人重度人口老龄化时代，2012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已达到24.3%,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从1980—，日本的总储蓄率和总投资率分别下降了8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_这一时段正是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期。此外,人口老龄化还加剧了社会养老负担，日本政府用在福利方面支出的比例也越来越重，不断挤压着国民收人中用于资本投资的部分，这从根本上制约着安倍经济学财政刺激政策的空间。

最后，人口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间接的但并非不重要。随着老龄化向纵深演进，整个社会的科技创新力也会随之逐渐衰竭，因为老年人学习创新能力明显不如年轻人，尤其是在知识更新换代越来越迅速的当今时代，人口老龄化向纵深发展意味着劳动力本身也将出现老化趋势，这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髙和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极为不利，劳动力老化对日本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削弱作用将日益显现出来。

(二)人口因素对需求环路的制约

在需求环路,人口因素通过影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总量与结构制约着安倍经济学发挥作用。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从根本上造成了日本内部需求不振，并使安倍经济学的刺激政策归于无效。

从消费需求来看,个人消费占到了日本GDP的60%,假设人均国民收人水平不变，日本人口规模的不断萎缩本身就意味着社会有效需求的降低，日本政府甚至为此打出了“一亿人口保卫战”的旗号。虽然日本一直在倡导促进老年人消费,但老年人一般都会保持以前的习惯，很难改变，而且老年人的消费总额明显不如有工资收人的年轻人，日本又向来是一个“重储蓄、轻消费”的国家，出生于战后一代的老年人尤其如此。从短期来看，消费税上涨前大量集中的消费使个人消费市场趋于饱和,2015年3月份个人消费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10.6%，连续12个月同比减少;从整个安倍经济学实施期间来看，日本个人消费需求基本围绕在每月30万日元上下波动，若剔除消费税的影响则大多数时间低于30万日元，增长空间极为有限。

支柱的企业资本支出更是复苏乏力。日本国土狭窄，加上数十年的开发，各投资领域基本饱和。从根本上讲，投资是现代经济“迂回生产”的关键链条,投资的最终目的仍然需要相应的人口群体去消费。人口老龄化使得本已饱和的国内投资需求雪上加霜。以住房投资为例，新开工住房投资是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安倍经济学在短期内刺激了住房建设,但好景不长,2014年后新开工住房建设户数持续下跌(日本国土交通省“新設住宅着工?利用関係別戶数，床面積”)。从长远来看，随着日本人口持续减少和少子老龄化趋势进一步深化，日本的住房奮求不可能再有大的上升空间，这也预示了未来日本投资需求平稳下降的大趋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口数量减少及年龄结构老龄化在不同领域、以不同力度制约着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实施。虽然各个经济部门都有着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但是毫无疑问，人口因素正在从根本上削弱着日本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影响在需求环路表现的不够突出，但是对供给环路的影响则是决定性的，并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给领域,因此有学者称日本经济已经进人一种“新供给约束型经济”。

四、人口因素制约日本经济的历史惯性

(一)人口惯性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与模型

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失效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人口因素的制约，而这种制约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人口矛盾逐渐积累的必然产物。已有研究指出，在短期内，日本人口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程度较弱，随机性较强;在长期内，两者的相关性显著，有很强的协同变动趋势。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是相互影响且密不可分的。但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最显著的不同就是:物质再生产的周期较短，而人口再生产周期远比物质资料再生产周期长,一般都会超过。人口再生产的超长周期决定了人口变动具有极大的历史惯性，这种惯性将长时期决定着一个经济体的人口变动方向，也是这一期间任何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现实约束。因此,考察日本人口变动对安倍经济学的制约作用还需放在一个长期内进行，这不仅有助于考察安倍经济学各项政策运行的大背景,还可以预判日本未来的经济增长趋势并评估安倍经济学的前景。

五、人口危机与结构性改革：安倍经济学的前景

经济政策的前景取决于经济体是否具备相应的增长潜力基础并以适当的方式挖掘、发挥这种潜力，而人口基础的樹塌，包括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减少和深度人口老龄化已经并将继续从根本上瓦解着日本经济的增长潜力,并制约任何刺激政策的实施。如果说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参与率还有可能以适当政策缓解，但人口问题因其超长的再生产周期和极大的发展惯性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并将严重制约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的开展，极有可能使其归于无效。

2013年6月，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内容终于出台，在2014年的“修订版再兴战略”中，日本政府进一步提出了针对长期结构性顽疾的改革政策，施政重点包括:下调企业所得税，解除农业、雇佣和医疗等产业的规制，搞活地方经济与中小企业,金融体系改革，打破电力行业垄断割据局面。可以看出,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重塑日本经济增长的潜力基础，为重振日本经济创造条件。但是，从人口基础及其惯性变动的角度来看，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的前途很不乐观，尤其是涉及到农业规制、劳动力雇佣的改革内容。

以农业规制改革为例，日本农业的根本问题在于农业生产者的老龄化和后继无人，日本的劳动力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农业就业者中绝大多数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40岁以下的劳动者微乎其微，这种劳动者的年龄构成明显需要政府加以保护，安倍经济学却要打破农业的管制政策。此外，日本粮食自给率已经降至40%，贸然打开农产品市场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因此，打破农业规制很容易，但是提升日本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业劳动力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劳动力市场改革也是安倍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所说，日本经济的深层次问题是人口问题，这些问题绝非剌激政策所能解决的，日本经济迫切需要针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改革。

总体规模自19之后就处于下降通道，从表2可以看出，日本劳动力规模处于加速下降趋势，这种惯性使得劳动力市场异常脆弱，而安倍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基本遵循了“新自由主义”路线,是以损害劳动者阶层利益为代价的,对曰本经济的总体影响无疑是雪上加霜。

安倍经济学结构改革中也有旨在提升总体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女性经济学”,但日本女性就业始终与“男主外、女主内”的历史传统和企业内部“重男轻女”的用人制度有着密切联系。最重要的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继续深化，日本女性不得不在家庭责任与工作之间进行选择，因为“在日本照顾不能独立生活的老年人绝对被认为是和他们有关的女性亲属的责任女性经济学”的前途并不乐观。

总之，在人口因素的根本性制约作用下，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失效有其必然性，在劳动力数量绝对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压力下，日本经济增长前景将严重受制于日本人口的变动趋势，未来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极有可能也是无效的。

参考文献：

[1]张季风.重新审视日本“失去的二十年”[J].日本学刊，2013,(6).

[2]日本総務省統計局長期時系列亍一夕?年齡階級、雇用形態別雇用者数”年平均結果.

[3]张季风.安倍自己毁了“安倍经济学”.

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研究 第6篇

关键词：经济法；可诉性；宏观调控行为；经济诉讼

中图分类号： D922.29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5）01005105

司法作为最后的救济手段，自然是因为法律具有可诉性。我国经济法的可诉性不强，是与我国司法现状和法律文化有关。但是经济法主体的权益能否得到救济，则与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直接相关。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

一、经济法可诉性研究的必要性分析

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实际上是指对于经济法主体行为的不满可否向法定机构倾诉（如提起诉愿或起诉），以使法益获得保障的问题[1]135。可诉性是现代法律的基本特性之一。形象地讲，可诉性就是将“纸面上的法”置换为“运行中的法” [2]。

“经济法作为现代法，与传统法律部门的一个重要不同点，在于不可诉的规范较多。”[3]经济法是较为独立的法，在具体适用的过程中，必然会引起权利（1）的冲突，而诉诸司法救济就会引起法的可诉性问题。对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人们加深对经济法现象的认识，还有利于完善经济法学理论和实践。

（一）现实原因

1.大量存在的经济法冲突

把宏观调控行为和市场规制行为所产生的纠纷归咎于经济法冲突是一种共识。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日益丰富，产生了大量的经济法冲突。如社会生活中已经普遍存在的各式各样的垄断、不正当竞争、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等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行为。

2.大量具有经济法性质的法律法规的诞生和实施

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颁布了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国人民银行法》、《预算法》等一大批具有经济法性质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是为了规制市场秩序、规范国家投资经营和保障国家宏观调控，是典型的国家干预市场行为，因此在具体适用中必然会对司法救济提出特殊要求。研究经济法的可诉性正是对这种要求的回应。

3.经济法司法程序机制的缺失

自从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撤消经济审判庭以后，在审判实践中确实造成一部分经济法纠纷无法诉诸司法的尴尬局面。现行的三大诉讼制度难以完全有效地解决社会经济生活中复杂多样的经济法冲突。

（二）理论原因

“有权利则必有救济。” 经济法的可诉性是一种应然属性，并不是对经济法纠纷解决方式实然状态的描述[4]133。研究经济法的可诉性，除了追求经济法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外，更重要的是使经济法在实践中具有更好的可操作性。

二、经济法的可诉性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法的可诉性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颁布的具有经济法性质的法律法规赋予了当事人明确的权利义务，但很少有关于权利行使的程序性规定。简而言之，这些法律法规尽管详实地规定了权利义务，但缺少与之配套的救济规制，现有法规不是缺少诉权的规定，就是限制诉权的行使。

（二）经济法可诉性存在的问题

1.经济法权利的司法救济缺失

暂且不探讨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问题。在市场规制法领域，如我国《反垄断法》对实施行政性垄断的机关或组织的责任追究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而对于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则给予内部行政处分（2）。可见，对于行政性垄断，我国目前的法律没有赋予受害方的起诉权。所以，即便在市场规制法部分，可诉性问题也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2.经济法违法行为的司法审查局限

当前，我国主要依靠民事诉讼程序和行政调处手段来解决经济法纠纷。无论是《民事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还是《行政诉讼法》等，在受案范围和当事人适格的问题上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反观美国的反托拉斯诉讼，原告除了受托拉斯行为侵害的竞争者、消费者，有时还包括政府[5]。

3.经济法违法行为的司法介入不充分

司法对经济法违法行为介入不充分，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法律规定或法院认为的经济法纠纷不可诉。法律规定不能诉的情况有两类：一是某些经济法纠纷不适合审判；二是某些经济法纠纷属于行政机关的裁量范围。基于司法与行政各自独立，司法机关无权介入，也不会介入。法院认为自己不应当受理，乃是基于法院在长期的实践中养成的“自我克制”的品格 [4]133。

第二，当事人不愿对经济纠纷起诉。通常情况下，在当事人认为诉讼收益大于诉讼成本，或者诉讼成本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才会选择去起诉。经济法纠纷往往涉及公共利益，可能存在多个受害人，某一受害人起诉维权后，其他未起诉的受害人也获益，产生了正外部性，诱发了“搭便车”心理，即每个都坐等他人维权，认为自己不作为也能获益 [4]134。也即所谓的“三个和尚没水喝”。

4.经济法程序机制缺失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体制改革，凸显了经济法纠纷不可诉的窘境，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实体经济法缺乏充分的程序保障机制。经济法的程序机制，除了在立法程序上存在经济法立法体制的失范和在执法程序上存在行政执法的偏私与恣意之外，其缺失更突出地体现在司法程序的制度构建上的盲区[6]。

三、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探讨

经济法包括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体现。通常情况下，在市场规制法部分，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并不凸显，但是对于宏观调控法的可诉性却存在分歧（3）。endprint

（一）宏观调控行为的性质

对于宏观调控行为性质认定是存在分歧的，其究竟是单一的决策行为，还是兼有决策行为和执行行为，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1.宏观调控行为只是决策行为

有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权是一种决策权，不包括执行权[7]64，并通过对计划、金融和财政这三大手段具体运作的分析，来阐述宏观调控决策行为的属性，否认宏观调控具有执行行为的属性。所以宏观调控权是一种决策权，不包括执行权。宏观调控的执行是宏观调控权的四种效力——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的组成部分之一，可以是行政行为，可以是民事行为，也可以是事实行为。相应地，宏观调控行为是一种决策行为，不包括执行 [7]65。

2.宏观调控行为既有决策行为，也有执行行为

在多数情况下，宏观调控行为一般是宏观调控主体就某一项宏观调控事务对不特定的相对人实施的由不特定多数人受益和受害的具有宏观性、概括性的经济管理行为[8]48。另外，宏观调控的特点是，国家不仅完全掌握着宏观经济的决策权，而且还把宏观经济目标加以层层分解和微观化，以行政方式直接管理和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9]。因此，宏观调控的决策行为和执行行为是一体而不能分割的。

至少以上不同的观点都肯定了宏观调控权包括决策权。决策行为类似于“抽象立法”，其对象具有不特定性和广泛性，其本身不会对相对人的权益产生直接影响。即便是一个“恶”的决策行为，其也不会直接使社会利益受到损害。也“由于在起诉的资格中，损害需具有特定性，因为能够起诉的损害必须是特定的损害。如果损害的范围很广，包括全体公民在内，没有一个人比其他人受到更多的损害，大家在损害面前平等，这是一种不可分化的、抽象的损害。抽象的损害不对任何人产生起诉的资格。”[10]因此笔者也认为，决策行为肯定不具有可诉性。只有在有权机关具体执行该“抽象立法”的过程中引起了特定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变化，才能通过行政或司法途径解决，具体的可以是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民事诉讼，甚至是刑事诉讼。

宏观调控权是否包括执行权，是争议的焦点。经济法兼有公法和私法的性质，其公法性质主要体现在宏观调控法部分。国家按照宏观调控法干预市场的行为除了进行“抽象立法”外，一些调控主体也会适时地运用调控权干预市场活动，这部分的行为类似于“具体行政行为”，能够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这部分行为也应当具有可诉性。所以笔者认为，宏观调控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不能一概而论，大部分宏观决策行为是不具有可诉性的，但是对具体的宏观执行行为应该是能够提起诉讼的。当然，现代社会讲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纠纷的解决不应仅依赖司法途径，这与司法所具有的缺陷性有关，但诉权却应该是固有而不可剥夺的。

（二）宏观调控行为与国家行为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把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排除在外（4）。所以，如果宏观调控行为是国家行为的话，自然就会被司法排除在外。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将行政诉讼法中的国家行为解释为：“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防部、外交部等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有关国防和外交事务的行为，以及经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宣布紧急状态、实施戒严和总动员等行为。”至少从该定义来看，宏观调控行为很难被界定为国家行为的一种。那么两者又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观点：（1）宏观调控行为是国家行为。因为国家行为的两个构成要件，即涉及国家重大公益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这两点也体现在宏观调控行为上。所以，宏观调控行为是国家行为 [7]66-67。（2）宏观调控行为不是国家行为。宏观调控行为不是法律上的“国家行为”，充其量是一种政府行为，准确地说，是一种政府经济行为，当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1项规定的不可诉范畴 [8]49。

如果单纯分析国家行为的定义，宏观调控行为与国家行为存在差异：（1）主体不同。国家行为的主体是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防部、外交部等。宏观调控行为的主体有国家工商总局、商务部、国资委等，俗称“3+X”。（2）行为的内容不同。一般而言，国家行为是实施有关国防和外交事务的行为、宣布紧急状态、实施戒严和总动员等行为；宏观调控行为则是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对国民经济所进行的总体调节和控制的行为。当然此二者的差异不限于上述所列的，除此之外，国家行为的政治性必然强于宏观调控行为的政治性。宏观调控行为除了具有政治性外，经济性和法律性也是其必要的构成要件。

事实上，国家行为远比上述的定义要复杂许多。因为其“高度政治性”使得各国司法实践对这个问题都给予了回避。各国的制定法也没有对国家行为的认定标准作出明确规定，所以国家行为的定义通常都是被高度概括或具有模糊性。上述两种观点存在的前提是，如果宏观调控行为是国家行为，则其不具有可诉性；反之，则具有可诉性。国家行为理论还在日臻完善中，其不可诉性是基于担心司法可能会凌驾于立法或行政之上，于是产生了类似于“回避政治审查原则”。宏观调控行为体现了一定的政治立场，所以认为其属于广义的国家行为（5）也并无不当。但是可以肯定当时的立法者并没有把宏观调控行为纳入国家行为的范畴而享受司法“豁免”的待遇，或者说，他们没有想到宏观调控行为与国家行为还存在一定的关系。现实中，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障碍绝不是因为立法认定其是国家行为而导致的。所以笔者认为，宏观调控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并非取决于其是否属于国家行为，而是由具体实施的宏观调控行为的性质决定的。宏观调控行为中的决策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但是对具体执行行为则可以提起诉讼。

四、经济法可诉性的完善

（一）经济诉讼建立有无必要

经济法应当有一部独立的诉讼法，还是可以有一部以民事诉讼法为基础的特别诉讼法，又或是完全没有必要制定独立的诉讼法或特别诉讼法。对于这些问题，学界存在着热议。endprint

1.独立的经济诉讼

此种观点认为，就是要建立经济诉讼制度以独立于传统的三大诉讼。在很早的时候，就有学者探讨了经济诉讼问题。他们认为，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将会应运而生。”[11]这种建立独立经济诉讼的观点也得到了发展[12]。

2.民事诉讼特别程序

自经济审判庭被撤销后，有关的“经济”审判就被纳入到“大民事”和民庭的框架内。当前的经济纠纷案件也不是简单的由民事审判庭来负责，一些独具特色的金融审判庭的建立就很好地解决了一些经济纠纷。民事案件和经济案件对法官具备的专业知识有不同方面的要求，其实体法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制定民事诉讼特别程序来解决经济纠纷不仅没有改变传统的诉讼制度，而且有利于解决经济案件。

3.没有必要建立经济诉讼法

该种观点认为，当前的诉讼法足以解决所有的经济案件，所以没有必要建立经济诉讼。涉及民事纠纷的适用民事诉讼法，行政纠纷则适用行政诉讼法，刑事纠纷适用刑事诉讼法。这是因为经济案件无非是这三种纠纷的结合，或有其一，或有其二，或三者全具。

这三种观点是当前对经济法程序立法的主要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现行的诉讼制度是导致经济法可诉性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经济纠纷可能同时产生三种责任，以现行的诉讼制度则需要分别起诉、分别立案，最终可能因为权限交叉而被司法拒之门外。经济生活的复杂性导致传统的诉讼程序对新出现的经济纠纷已经不敷其用，也许这就需要考虑制定特别的经济法程序制度 [1]136。当然经济法学者还是希望能最终建立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

（二）设立经济法责任

以部门法属性为主要标准划分的“四大责任”（6）至今仍旧占据主导地位，并深刻影响着我国的司法实践。那么，经济法责任有无设立的必要？反对者，如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本身没有独有的法律责任，而是借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已[13]。赞成者，如张守文教授认为，经济法责任指经济法主体因实施了违反经济法规定的行为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或者说，是因实施了违法行为，侵害了经济法所保护的法益，而应受到经济法的制裁 [1]114。

我国目前经济法的立法内容，恰恰是在法律责任方面规定不足，特别是有关对调控主体或规制主体如何追究责任的规定往往“尚付阙如”，从而使经济法领域存在突出的“可诉性”不强的问题[14]。而且，已经存在的法律责任不能完全涵盖经济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的责任。比如，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赋予受侵害的消费者有权提起三倍赔偿诉讼，而我国却没有类似规定。况且，民事责任讲究的补偿原则是不适用于因经济损害引发的惩罚性赔偿的，而行政罚款也不能弥补受害方的损失，刑事责任的赔偿金亦是如此。所以设立经济法责任则势必会提高经济法的可诉性。

（三）增加经济公益诉讼，同时考量诉讼成本

许多学者认为，公益诉讼是解决经济法可诉性的重要途径。公益诉讼来源于罗马法，与私益诉讼相对应。公益诉讼是指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针对违法侵犯公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目的则是保护公共利益。

经济公益诉讼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基点，以公众的普遍权利及其权益为目标，以社会公众与国家代表起诉机关为起诉主体，其为传统诉讼法所排除，但它最符合维护和监督之目的，存在其独立的价值追求[15]。经济公益诉讼对传统诉讼的突破在于，原告不再局限于必须与纠纷具有利害关系。一般来说，要求原告适格可以避免诉讼资源的浪费；而经济公益诉讼能否存在，就必须考虑与纠纷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提起诉讼后，其社会收益能否大于社会成本或损失。当然，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是较为复杂的过程，如果被起诉的经济违法行为确实具有严重的危害性，那么理智告诉我们，经济公益诉讼是必要的。但是也必须将滥诉的成本考虑在内，避免司法资源过度浪费。

五、结语

经济诉讼、经济法责任和经济公益诉讼的建立，在完善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上确有裨益。但是除了在程序上为增强经济法的可诉性创造条件外，在实体上也需要明确经济法中的哪些内容具有可诉性，尤其要关注那些在性质上具有可诉性却因为程序缺陷而无法诉诸司法解决的具体行为。但是，也不能不加区分地一概认为所有经济法下的法律行为都具有可诉性。比如宏观调控中的决策行为，其不可诉性是由行为本身的固有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在完善经济法可诉性的同时，也需要深刻认识各种行为的性质；对这些行为进行区分，对具有可诉性的行为要增强其可诉性，使相关当事人的权益能够得到司法救济。

注释：

（1）在市场规制法中一般是权利与权利的冲突，在宏观调控法中则可能是权力与权利的冲突。

（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51条。

（3）邢会强曾发表《宏观调控行为的不可诉性探析》一文，论述了宏观调控行为的不可诉性；颜运秋和李大伟在《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分析》一文中对宏观调控法的不可诉性提出质疑。

（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

（5）笔者认为我国的国家行为定义狭窄，忽略了一些授权主体行使的具有涉及国家重大公益和高度政治性的行为，比如本文中的宏观调控行为。但是能否得到司法豁免的还是仅限于当前立法所明确的“狭义国家行为”。这是因为狭义国家行为的高度政治性，能够免于司法审查。而政治性稍弱的某些宏观调控行为还需严格依法实施，接受司法审查。

（6）四大责任：即违宪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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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海容.目前我国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研究[D].太原：山西财经大学，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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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51-552.

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实证分析 第7篇

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经济高速增长给国民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区域差异, 随之而来的便是社会财富的聚集和经济增长的收敛性问题日趋明显, 导致了一些地方性不和谐问题的发生 (魏后凯, 1997) 。因此, 本文运用变点统计分析方法探索中国经济增长的时、空变点分布, 旨在探索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 为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规律性提供参考依据。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时、空变点分布

运用有序样本聚类中最优分割法, 通过在统计软件SPSS中完成的VBA (Visual Basic Application) 程序进行计算, 揭示出中国1978—2004年人均实际GDP的变点分布如下:1978—1982年为第一区段, 1983—1988年为第二区段, 1989—1990年为第三区段, 1991—1995年为第四区段, 1996—2004年为第五区段。

有关经济增长的空间变点分布分析, 本文在综合国内外有关发达与欠发达区域表征多维度的基础上 (杨伟民, 1997;盖玲、杨启昌, 2003;刘勇, 2005;王雷、王光栋、叶仁荪, 2006) , 重点分析1991—1995年, 1996—2004年这两个时段。聚合系数表明, 所有的聚合系数曲线都在分类数目大于4时开始变得平缓, 表明聚类结果为四类比较合适。

二、经济增长收敛性分析

在时、空分析基础上, 以下将重点针对东、中、西部区域, 探讨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

1. σ收敛检验。

σ收敛关注的是各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离散状况, 衡量人均收入水平的离散程度是用人均实际收入的对数的标准差来实现的, 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 各国人均收入水平的离散程度逐渐下降, 则认为发生了σ收敛 (刘强, 2001;邓翔, 2002) 。

中国经济增长的σ收敛性分析结果表明, 1996年以前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离散程度波动性很大, 而1996年以后离散程度趋于平缓。而在1991—1995年内, 全国和东部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的离散程度先升后降, 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的离散程度都在上升, 说明整个收入差距先增大后缩小的过程中, 东部内部的收入差距缩小起了主要作用。在1996—2004年的时间区段内, 全国、东部和西部人均收入水平的离散程度有所上升, 而中部的人均收入水平的离散程度基本没有变化, 说明整个收入差距的扩大的过程中, 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扩大起了主要作用。

2. 绝对β收敛检验。

绝对β收敛意味着落后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发达的地区, 即经济增长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负相关,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各地区的增长速度最终将趋于一致。如果在某个时间段内, 初始年份各地区的人均GDP水平与经济增长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我们就可以认为在这一时间段内存在绝对β收敛 (刘强, 2001;邓翔, 2002) 。分析结果表明, 无论1991—2004年的总跨度还是两个细分的时段, 都没有存在绝对β收敛的证据。

3. 条件β收敛检验。

条件β收敛是指在模型的技术水平、制度等外生因素基本相同或不变的条件下地区增长速度的收敛。各区域经济增长率与初始状态变量和条件控制变量的关系的经典分析模型如下 (刘强, 2001;邓翔, 2002) 。即:

式中, Yi0为时间段t内初期经济体i的人均GDP的对数, Hi0为地区i的人力资本的初始存量, Xit为一组条件矢量, 此处它分别代表地区i的投资效率、投资率和第二产业发达程度、对外开放程度、政府消费和地区区位, εit为误差项。对1991—2004年各省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在其余解释变量 (初始人力资本和其他条件控制变量) 不变的情况下, 1991—1995年间不存在条件β收敛。1996—2004年间存在条件β收敛, 投资效率对增长率产生了反向的作用, 这可能是固定资本形成与存货增加的比例关系发生了变化;第一产业产值和第二产业产值也对增长率产生反向的作用, 可能是由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兴旺;投资率系数为正值, 说明在这个阶段内投资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拉动作用;文盲、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一项的系数为负, 表明在1996—2004年这一时间区段内的经济增长有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的迹象, 不过投资率和人力资本这两项的系数并不显著。在这个时间区段的回归中引入了地区虚拟变量之后, 校正的判定系数反而有所下降, 多数解释变量的p值变大, 虚拟变量p值也过大, 表明方程的解释能力却有所降低, 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的划分已经不太合适。

按照前文划分结果, 分析199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条件β收敛特征, 结果表明, 各时段内的条件收敛性与前面的分析基本一致, 且校正的决定系数相对于按照传统的东中西经济区域划分的分析有了显著提高, 其中1991—1995年时间区段的校正可决系数从0.766上升到0.874, 1996—2004年时间区段的校正可决系数从0.438上升到0.797, 这表明本文区域划分的合理性。

4. 群体收敛检验。

群体收敛是指结构特征相似、初始收入水平接近的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在长期中相互收敛 (刘强, 2001;邓翔, 2002) 。分别按照习惯上的东、中、西部区域划分, 以及按照本文所说的划分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 1991—2004年东部和中部地区存在着区域内部的绝对收敛, 且中部地区的收敛趋势最强, 东部次之, 而西部地区收敛趋势并不明显。在两个细分的时段内, 1991—1995年东部区域、1996—2004年中部区域的绝对收敛方程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收敛特征, 其他区域则不然。

若按照本文的划分, 结果表明, 两个时间区段内的欠发达地区的绝对收敛方程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收敛特征, 不过前一个方程的收敛性较后一个明显, 这可能与1996—2004年时段内欠发达地区中既有福建、辽宁这些相对较富裕的地区, 也有广西、甘肃和安徽这些相对较贫困的地区有关。

结论

基于时、空变点分析的结果, 本文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进行了详细分析, 结果发现, 199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存在显著的绝对收敛, 而1996—2004年这一时段内条件β收敛现象比较明显;如果以东、中、西传统的经济区域为虚拟变量, 它们对地区增长率也有显著影响;如果以本文区域划分为虚拟变量, 模型的解释能力显著提高。本文研究还表明, 1991—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群体收敛的现象, 但若分地域分时段来看, 1991—1995年间只有东部地区和1996—2004年间中部地区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收敛特征。在中国“富者愈富”的现象已初见端倪, 而“穷者愈穷”的迹象与前者相比虽然较弱, 但也可能会越来越明显, 这将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本文的研究表明, 要使经济增长达到绝对收敛, 进而达到人均GDP的收敛, 重要的是使影响增长率的其他条件趋于一致。其中, 有些条件是可以改变的, 如产业结构、投资率和投资效率;有些是较难改变或需要经过较长时期才能改变的, 如人力资本;有些是根本无法消除和改变的, 如区位和其他自然条件等。建议政府采取积极的政策, 恰当地定位政府职能, 扩大和加强市场机制的作用, 同时, 也要强化中西部地区的观念和体制的创新, 促使后进地区的生产力要素的快速积累。

参考文献

[1]魏后凯.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J].中国工业经济, 1997, (3) .

[3]杨伟民.对中国欠发达地区的界定及其特征分析[J].经济改革与发展, 1997, (4) .

[2]刘强.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分析[J].经济研究, 200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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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勇.中国新三大地带宏观区域格局的划分[J].地理学报, 2005, (5) .

养鱼依“性”管经济高效益 第8篇

鲤鱼和鲫鱼是水底的“清洁工”。它们栖息在水体底层,摄食底部的残饵和腐殖质,充分利用水体中残余的有机物,能大大减少池底有机物的腐化分解,减少鱼病的发生。

2 鳜鱼、乌鳢、加州鲈

鳜鱼、乌鳢和加州鲈是水体中的“除杂先锋”。它们性情凶猛,能大量摄食野杂鱼和小虾等。适当套养可以控制野杂鱼虾的生长繁殖,减少与主养鱼争食争氧的压力,还可利用天然动物饵料增加鱼产量。

3 白鲢

白鲢被誉为“水体过滤器”。适当套养白鲢可以充分利用水体中的浮游生物等天然饵料,控制水体肥度,从而调节水质。同时,白鲢还是鱼类缺氧浮头的“预报员”,当白鲢出现浮头时则说明水体已开始缺氧,应及时采取增氧措施。

4 草鱼鳊鱼及团头鲂

草鱼、鳊鱼及团头鲂被称为水中“卫生员”。在水体水生植物过多或岸边杂草很多的情况下,可适当套养草鱼、鳊鱼和团头鲂,既能净化养殖环境,又能够利用天然饵料增加鱼产量。

5 青鱼

青鱼常栖息于水体下层,肉食性,多摄食昆虫幼体、螺蚬、蚌类等,在螺、蚬、蚌、虾较多的水面可适当套养青鱼。

6 罗非鱼

罗非鱼在水体中作用较大,它既食水生植物,又食各种有机碎屑、藻类和水生昆虫,能充分利用水体资源,调节水质。罗非鱼常在水底挖巢,能够改良底质。同时罗非鱼喜食水中的鱼虱、锚头虱等,能减少鱼病危害。

7 红鲤鱼、红鲫鱼、红罗非

非经济性 第9篇

关键词：知识型员工,非经济性因素,激励强度,过度激励

1 文献介绍

《科技管理研究》杂志于2008年第9期刊登了一篇题为《知识型员工的非经济性激励因素及其激励效果研究》的文章,该文作者通过问卷和访谈等形式的调查,在得到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统计学的分析,得到了知识型员工非经济性激励的内容结构,并探讨了各非经济性激励项目对知识型员工受激励效果的关系,最后提出建议。

作者运用开放式问卷调查共收集到45个项目,经过专家商讨最终确定了知识型员工非经济性激励的内容结构包括三大类十九个项目(如表1),在进一步调查对知识型员工非经济性激励因素的总体被激励程度过程中,对每一个项目作者采用李克特五点量尺自陈回答,1—没有积极性,2—积极性较低,3—积极性一般,4—积极性较高,5—积极性很高。然后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得到下面的模型,其中 Y*为知识型员工总体被激励程度的预测值。

资料来源:根据[1]整理而得

但笔者认为,该模型还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以下是笔者根据文章中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进一步的研究。

2 知识型员工非经济性激励因素的敏感性分析

为了计算的方便,对该模型选取了五个特殊点,分别是:

然后,分别计算每一个点上各项目对知识型员工总体被激励程度的点弹性。得到数据:(见表2)。

为了直观比较,把每一点的各项目对知识型员工总体受激励程度的弹性用excel做成图表(见图1、图2、图3、图4、图5)。

由图可以看出,图1和图2中图线的变化趋势一致,图3、图4、图5中三条曲线的变化趋势一致。但如果对A点和B点的各项目点弹性取绝对值的话,这时图1和图2中曲线变化趋势和其他三个图中的曲线也变为一致。因此,五条图线的变化趋势实际上是一致的。这说明:在知识型员工受激励程度不同的点各非经济性激励项目对知识型员工总体受激励程度的弹性的变化趋势非常一致。

在每一条图线上,晋升空间(X2)、培训学习(X3)、工作成就(X4)、参与管理(X5)、工作兴趣(X9)、团队合作(X17)、身心健康(X19)七个项目对知识型员工总体受激励程度的弹性E2 、E3、E4、E5、E9、E17、E19较大,其中,E2 、E5、E9、E17最大。说明了这七个项目是比较敏感的激励因素,其中晋升空间(X2)、参与管理(X5)、工作兴趣(X9)、团队合作(X17)为最敏感的激励因素。其他12个项目的弹性相对而言较小,是不太敏感的激励因素。因此,我们可以把这19个项目按照激励的敏感性分为三类,即:低敏感性因素、中敏感性因素和高敏感性因素。如表3。

3 过度激励相关问题探讨

根据表1显示,五个不同点A、B、C、D、E五点分别代表的是知识型员工受到不同的激励程度的情况,其中A点(Y*=-5.632)受激励程度最低,其次为B点(Y*=-0.003)、C点(Y*=5.617)、D点(Y*=11.237)、E点(Y*=16.857)为最高。以及在不同的受激励程度上个项目的弹性的平均值。

然后,我们再利用弹性的计算公式undefined可知,当Y*→-0时,E→-∞;相反,当Y*→+0时,E→+∞。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表格(见表4)。

如果以知识型员工总体受激励程度作为横轴,以各项目的平均点弹性作为纵轴,把表4用描点法粗略地画成图线,就得到了两者的关系曲线(见图6)。

由图可知:

(1)当Y*<0时,激励强度为负值,无意义,因此我们不做探讨;

(2)当Y*=O时,稍微变化,就会引起弹性的极大的变化。这说明当员工没有受到任何激励时,只要采取正激励措施,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3)当Y*>0时,有两种情况:即正激励和负激励。如果我们把员工受激励的程度定义为“激励强度”的话,对员工进行正激励时,激励强度会增加,此时各激励因素点弹性的平均值有逐渐减小的趋势,弹性减小说明了该因素的激励效果的增加量随激励强度的增加而越来越小直至趋近于0;相反,对员工进行负激励时,此时激励强度会减小,随着知识型员工受激励程度的减小,各激励因素点弹性的平均值越来越大,弹性增加说明了该因素的激励效果增加量随激励强度的减小而越来越大。以上变化趋势至少可以解释与激励相关的两个问题。

第一、对过度激励问题的解释。过度激励即激励强度超过一定程度之后如继续激励时可能产生负的效应。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过度激励会使企业浪费激励成本。从上述的激励强度和激励因素弹性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随着激励强度的增加,弹性越来越小,这意味着激励因素的激励作用的增加量越来越小。正如龚建立等人(2003年)在《科技人员激励强度的确定与激励替代互补》一文中提到的:激励与绩效的关系首先是单调递增,当达到一定水平后,就出现单调递减。这里的原因有三:

一是员工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对员工激励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使员工积极、主动地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实现组织目标的工作中来,由于员工所拥有的时间和精力的有限性,因此,当员工投入到工作中的时间和精力达到一定程度后就再也不可能增加了;

二是从生物学应激理论来看,激励本身就是外界对有员工的一种刺激,当这种刺激太小时,员工不会产生反应(差异阈限的存在);相应的,当这种刺激太强时,员工同样不会有反应(超过了员工的反应能力)。因此,过度的激励不会产生好的激励效果。

三是激励效用的边际递减规律在起作用,随着正向激励强度的增加,员工感受到的激励边际效用越来越小,因而对员工的激励效果也越来越不明显。

作为企业方,对员工的激励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既然当激励强度达到一定程度时不会产生明显的激励效果的话,从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此时,企业就不应该再追加成本去进一步提高激励强度了。

从员工个人的角度分析,当激励强度超过一定程度时,有两种情况会出现:一是由于时间和精力的有限性,员工为了追求工作-生活平衡而不再继续投入工作,这时再强的激励也不会有效果。二是如果员工为了做出更多的绩效从而追求报酬的最大化时,员工可能会选择牺牲休闲时间而继续努力投入到工作中去。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员工时间和精力都会过度的被利用到工作中去。产生的后果可能是体力的透支和心理、生理压力的增加。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就会导致员工过劳现象的发生。如果过劳的程度超过一定限度或过劳时间过长很可能引发员工某种心理上或生理上的疾病,甚至导致“过劳死”的现象发生。比如:华为的“床垫文化”、“狼性文化”以及富士康的“加班文化”等都可能是产生员工过劳现象的根源。过劳现象的存在不仅对个人和企业,甚至对整个社会都是极其危害的。

总之,在“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下,过度激励一方面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另一方面也是企业不愿看到的。因此,作为管理者应该杜绝过度激励。

第二、对慎用负激励的解释。随着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管理者们越来越认识到人本化管理的重要性,而人本化管理要求管理者在激励员工的时候应该以正激励为主,对负激励的应用应该慎重,滥用负激励无异于暴君。从图6可以看出,当对员工实施负激励时,激励强度会减小。随着激励强度的减小,激励因素对激励强度的弹性却是增加的。激励强度减少的速度要高于激励因素减少的速度。其原因可能慎用负激励是人们逃避痛苦的愿望远比追求幸福的欲望强烈。

4 对知识型员工激励的建议

(1)通过对知识型员工非经济性激励因素的敏感性分析发现,不同激励因素的敏感性不同。企业为了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激励效果,在激励员工时,应该选择敏感性(点弹性)较高的激励因素。

(2)当某种激励因素的运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时,说明该激励因素的运用没有针对员工的主导需求或该因素对激励强度的弹性较小所致,而不同员工的需求以及所看重的激励因素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作为企业管理者应该充分的了解员工的需求和员工比较看重的激励因素,真正的达到人本化、个性化的激励。

(3)企业应该避免对员工的过度激励,过度的对员工激励,从短期来看可能会提升员工的绩效,但从长远发展来看,过度的激励不仅会导致员工的过劳,还可能浪费企业资源。即使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同样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避免过度激励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

(4)为了避免对员工的过度激励,也同时为了避免因过度激励导致的员工过劳现象,企业应该及时的去测量和分析员工受激励的强度及员工的绩效变化以及工作效率的变化,建立科学的员工过劳预警机制、EAP计划、员工健康过劳计划等,真正的践行“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5 本文的不足之处

(1)由于条件所限,本文所用数据是以《知识型员工的非经济性激励因素及其激励效果研究》一文所提供的数据,其可靠性取决于原资料的真实性。

(2)本文仅仅对知识型员工非经济性激励因素进行了研究,至于经济性激励因素的敏感性如何以及随员工受激励程度如何变化,有待于进一步收集数据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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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低碳经济耦合性发展研究 第10篇

1 文献综述

近年来, 随着碳市场建设日程的不断推进, 国内学者在温室气体的排放 (如二氧化碳) 、经济增长以及能源消耗之间的因果关系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宋杰鲲 (2011) 认为, 经济增长、人口、产业结构以及技术是影响碳排放量的主要因素。申苹 (2012) 通过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考察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三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杨子晖 (2011) 首次采用“有向但无环回”的技术方法, 对我国的能源消耗、CO2排放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结果表明, 能源消费与碳排放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潘佳佳、李廉水 (2011) 认为人口、经济发展是助推工业CO2排放总量增加的主要因素, 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强度是抑制工业CO2排放的重要成因。此外, 在地区碳排放量影响因素的研究中, 结论也并不相同。张在旭 (2015) 运用协整检验和VAR模型, 对我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 认为1990-2013年, 三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机制。综上可看出, 国内学者的诸多研究大都是基于不同的视角采用多变的方法, 最终得出了相互迥异的结论。审视当下, 我国正在努力积极地构建碳市场, 并确定将于2017年全面建成碳市场, 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势在必行。在今后的发展中, 明确未来几年的减排目标, 对CO2排放量的影响因素进行更为细腻的研究不仅对建立碳市场而且对发展低碳经济更是具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将在其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 选用VAR模型对我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耗以及CO2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2 低碳经济协调性发展的实证分析

根据研究的需要, 本文选取了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提供的中国1985-2012 年间的CO2排放量以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这2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能源消耗 (ENE) 等数据, 运用Eviews 8.0软件对其进行时间序列检验。其中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为消除相应物价水平后的值。

首先, 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 即ADF检验。因为只有具有平稳性的数据才能进行协整检验。

由表1可知, 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总量及CO2排放量的时间序列的ADF检验值分别是2.709739、0.649292、-2.894588, 其值均大于1%、5%和10%各水平下的临界值, 同时由检验中的P值, 可以直接得出接受原假设, 拒绝备选假设的结论, 即时间序列不平稳。进而需要更进一步的检验分析。

由于原序列为非平稳序列, 那么在原有序列的基础上生成新序列, 令DGDP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量, DENE表示能源消费年增加量, DCO2表示二氧化碳年增长量, 随后对三者增长量的一阶差分进行平稳性检验。

通过表2得知, DGDP的一阶差分ADF统计量的值均比1%、5%和10% 水平下的临界值小, 所以认定DGDP序列平稳, 为一阶单整, 记为DGDP~I (1) 。而DENE和DCO2的一阶差分ADF值位于1%水平下的临界之下, 但低于5%和10%水平下的临界值, 而且P值分别为0.0148和0.0323, 因此判定DENE和DCO2的一阶差分序列平稳且均为一阶单整, 记DENE~I (1) 和DCO2~I (1) 。

对DGDP、DENE和DCO2做协整检验, 取DGDP为因变量, 通过OLS构造一元回归模型为:

接下来对DENE和DCO2做协整检验, 构造一元回归模型为:

再检验三者的非均衡误差序列ε1、ε2和ε3的单整性, 即为:

结果如下表所示, 可以看出, 非均衡误差项在1%、5%和10%的水平下皆为平稳性序列。所以认为DG-DP和DENE, DGDP和DCO2, DENE和DCO2均具有协整关系。

最后再对具有协整关系的序列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由下表可知, DGDP和DENE在6 阶滞后项下的Granger检验结果中, 原假设“DENE不是DGDP的格兰杰原因”中的P值为0.0197, 小于0.05, 认为拒绝原假设, 即能源消耗是引起GDP增加的原因, 这说明当前的经济增长是通过能源的不断消耗带动的, 这与能源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相符合。DGDP和DCO2在1阶滞后项下的Granger检验结果中的P值可以看出GDP与CO2排放量的增加并没有显而易见的关系。DENE和DCO2在2阶滞后项下的Granger检验结果中, 原假设“DENE不是DCO2的格兰杰原因”的P值为0.0078, 小于0.05, 因此说明能源消耗的增加是CO2排放量的增加的原因。

3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1985-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等数据分析, 并对其残差进行检验, 得出:

能源消耗的增加通常会拉动经济增长, 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化石能源的消耗。同时, CO2排放量的增加会随着能源消耗的增加而增加, 目前我国的能源结构必然会引起CO2排放量的增加。

由实证分析可知, GDP增加并不一定能促进能源消耗的增加, 即经济增长并非推动能源消耗的增加, 也就是说, 能源消耗的增加不是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的。

经济增长与CO2排放量增加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显, 说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不一定是由于CO2排放过多带动的, 相反, CO2排放量的增加也不一定会推动经济增长。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通过转变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 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增加的脱节, 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正是解决“脱钩”问题的有效方式, 消除经济增长主要倚靠能源资源的消耗这一现实窘境, 进而真正实现能源消费增加和经济增长的脱钩。

参考文献

[1]宋杰鲲.基于LMDI的山东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因素分解[J].资源科学, 2011, (1) :35-41.

[2]申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经济增长、能源消费的联动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 2012.

[3]杨子晖.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关系研究[J].世界经济, 2011, (6) :100-125.

[4]潘佳佳, 李廉水.中国工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J].环境科学与技术, 2011, (4) :86-92.

邹平县农业经济增长的对策性研究 第11篇

定增长。

农业经济的发展一直是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增加农业产出，提高农民收入，不仅关系着当前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农村社会稳定，而且关系着国民经济跨越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然而，解决“三农”的关键问题离不开改变农业增长方式。基于此，本文结合我县的具体实际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具体措施提出一些建议。

加强农业生产的基础性投入

农业机械、土地、劳动力、化肥等因素是影响邹平县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而且这些因素的投入量的增加均可增加农业经济的增长。所以，提高邹平县农业经济的发展，可以从这几个因素入手。因此，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化肥的使用量，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可以大面积的种植农作物，提高农用机械的使用水平；由于现在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应严格保护耕地；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由于土地的耕种面积不能无限制的增加，所以在有限的耕种面积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和农业机械等可变生产要素的投入，可以提高农业产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的同时，密切关注各要素的投入比例，提高个要素的使用效率，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在增加农户自身的投资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政府的力量，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虽然，一直以来我国政府对农业的发展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政府通过各种补贴政策，激励农民提高产量。为了鼓励农民增加化肥的使用量来提高产量，政府则出台了补贴化肥的政策，但是随着化肥使用量的增加，政府发现给环境造成了污染，这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宗旨不符合，所以政府又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减少由于化肥的过度使用造成的环境的污染，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其次，政府为了鼓励农户使用机械增加农产品的产量，尤其是大型农用机械的使用，政府对价值高的大型的农业机械进行一定额度的补贴。随着燃油价格的上升，农业机械的使用成本不断上升，政府专门制定了针对农户的燃油补贴政策，极大的鼓励了农用机械的使用。

政府还可以通过政策的倾向性鼓励农业的发展，政府可以在政府预算中增加农业支出，政府还以与金融机构协商，给农业贷款优惠政策，鼓励农业贷款，发展农业。政府在增加农业预算支出的同时，还应该加大资金使用的监督，确保资金能够有效的使用。

不断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

由于耕地的限制和化肥使用量的限制，所以技术进步是农业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要使农业经济不断增长，就应该不断研发农业技术并加以推广。增加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建立一套完整的现代化农业技术体系。在研发农业技术的同时，还应该加大农业技术的推广，保证将农业技术及时转化为农业成果，这需要科研部门和农业院校与农民的联合，政府也应该加大这方面的管理和监督。

邓小平同志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在农业经济增长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可以说，农业科技的全面普及和推广，是我国实现由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加快农业科学技术进步是我国农业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然而，目前我国的农业生产过程中，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农业技术进步仍然任重而道远。因此，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现有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改制、整合，使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及当地农民的实际需要。同时，拓宽农业科技推广和培训的渠道，特别是调动农业生产、技术协作组织，与农户有订单协议的企业和专业经营户的积极性。另外，特别需要加强边远地区的农业科技推广工作，也可以充分利用电视、网络等媒介传播农业科技知识和市场信息，促进农业稳健发展。同时，可以积极发展非农产业，加强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创新，推进农机服务产业化，扩大农机作业范围，提高农机装备使用率和农业机械化水平，进而增强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产出的贡献率。

提高农村居民综合教育质量

我国虽然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但与城市居民相比较，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受教育年限都与城市居民差距很大。根据我国的调查发现，在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中，有大多数人是文盲，且占了全国文盲的大多数。另外，在农村接受搞定教育的人中，都已经从第一产业中脱离出来，不在从事农业生产。所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的素质水平得不到提高。针对农村劳动力的具体情况，政府在增加农村教育投资的同时，还应设立专业技能的培训，设立农村书屋等增加农村劳动力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这样就可以提高农用机械的使用和科学种田，增加农产品的质量并保证农产品的数量。在增加农产品产量的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增加政府对农村教育事业的投入，促使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农业经济实现真正增长的根本途径，在于其增长方式从粗放型模式向集约型模式的转变，而转变的关键则在于技术与劳动力素质，其根本核心在于提升劳动力素质。农民是农业科学技术的接受者。因此，要加快农业经济增长速度，不仅要继续大力普及农村教育，还要通过举办各种职业技校来提高农村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并且培养更多的农业技术人员，以此来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

同时，应该为人力资本创造投资环境，使农村教育的硬件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如修建校舍、购置先进教学设备、配备高素质的农村学校教师等等，加强农民的基础教育，使得农民具备学会有效使用现代农业要素的基础条件，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业生产中人力资本的投入。国家应搞好劳动力智力开发，重视农村劳力的技术培训工作，如加强基础九年义务教育，减少农民文盲率；推动职业技术教育制度改革，增设资源开发课程，如采取以会代训、开设科学技术讲座、提供科技片放映等方式来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制度改革，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政府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制定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制度。邹平县的农业发展情况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是邹平县的土地市场化程度不高。政府还应该增加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由于土地使用权的不稳定，导致了农民收入的不稳定。所以，政府应有政策保证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但是，在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还应鼓励农业与产业的结合，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这样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确保了农业的稳定发展，提高农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和品种多样性。要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首先要保证环境的可持续性，加强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加强农村环境的治理，改善农村面貌，对农村产生的垃圾集中收集和集中处理的方法。针对环境的发展，加快发展生态农业，无公害生产技术的应用。

重新认识并修正完善现有的土地政策

我国实施的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虽然极大地促进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但同时也导致了农业用地的零散化，不利于现代化大农业机械生产，致使农户只能放弃使用较为先进的农业机械，从而无法享受到现代农业生产中的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的好处。笔者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在区域范围内的试点来推行实施新的农业组织形式，例如农场、农业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并且以此来克服土地零散化程度高所带来的耕种土地的低规模收益，进而可以在相对较大的土地上增加投资，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耕种，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上地的规模化经营。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认识并修正现有的土地政策。

当前，农村一方面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没有就业的门路，也缺乏可经营的上地；另一方面由于剩余劳动力的外出和向非农业转移，留下老人、孩子和妇女照看家里规模很小的土地，基本上处在自给自足状态。这些都为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创造了条件，随着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加快，流转的空间也越来越大。因此，需进一步完善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管理措施，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鼓励土地经营权的合理流转，切实保障土地实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提高规模效益。当然，在实践中也遇到了大量由于土地无法正常有效地流转，而导致的农业发展障碍。土地不能正常流转的关键原因在于农村尚缺乏全面有效地社会保障。在农村，农民的社会保障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土地；二是男性后代。为了从农业制度安排上为中国的农业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刺激和推动力，加快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的发展，国家可以考虑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作出适当的改革，以加快土地的流转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和完善。

（作者单位：邹平县黄山街道办事处）

非经济性 第12篇

Landmark (地标) , 目前对应的现代汉语解释尚未统一, 仅是在建筑学界使用, 其含义依据建筑学体系不同而无具体统一的权威性概括。广州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蓝力民认为, “城市地标性建筑是指承载城市特征的建筑, 就是作为城市象征和城市代号的建筑, 它虽然也是地标物, 但它的本质已经是“代表”和“象征”了。”

天津之眼, 即天津永乐桥摩天轮, 是世界上唯一建在桥上的摩天轮。永乐桥摩天轮的直径为110米, 到达最高点时, 距离地面的高度可达到120米左右, 相当于35层楼的高度, 能看到方圆40公里以内的景致, 是名副其实的“天津之眼”。永乐桥已成为天津的一大标志性景观。大桥商业设施建筑面积达到2500平方米。如今, 摩天轮的商业收益很是可观。永乐桥位于海河源头三岔河口的黄金区域, 毗邻鼓楼商贸文化区, 与中国北方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市场——大胡同商贸区相距不远。同时, 河岸左侧的万象轻纺城、凤凰商贸城和大悲院也与海河全线的优美景观交相辉映。永乐桥的建成, 带动了整个海河流域乃至整个天津市旅游观光业的发展。海河上的永乐桥码头建成后, 天津旅游局开辟了新的海河一日游旅游线路, 永乐桥成为其中最大的亮点。

二、天津之眼对区域经济的综合影响

(一) 增加区域经济整体效益

天津之眼是天津著名景点之一。天津之眼临近天津火车站, 使得来天津的中外旅客很方便就可以去参观浏览, 极大地拉动了周边的新兴酒店餐饮经济效益。根据权威的天津市社会发展报告显示自2007年至今, 天津市第三产业逐年增长约12%的较高水平。

2008年全市共接待国际旅游者1220392人, 比去年同期的1032268人增长18.2%;旅游外汇收入100139.15万美元, 比去年同期的77871.32美元增长28.6%。

2009年共接待国际旅游者141.02万人, 比去年同期的122.04万人增长15.6%;旅游外汇收入11.82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的10.01亿美元增长18.1%。

2010年全面实施“12521”工程, 促使全市旅游经济呈现出持续、稳步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全市共接待入境旅游者166.07万人次, 同比增长17.8%;旅游外汇收入14.2亿美元, 同比增长20%。

2 0 1 1年全市共接待入境旅游者2 0 0.4 4万人次, 同比增长20.7%;旅游外汇收入17.56亿美元, 同比增长23.7%, 创历史最好水平。

——天津之眼为例

全市共接待入境游客51.34万人次, 同比增长20.7%;旅游外汇收入4.74亿美元, 同比增长22.2%。各项旅游经济指标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2013年天津市接待入境游客2645357人次, 比2012年同期的2341075人次增长13.0%。

2014年天津市接待入境游客2961726人次, 比2013年同期的2645357人次增长12.0%。

据统计, 自2007至2014年天津市接待旅游人数逐年增长, 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值得一提的是每年的境外游客逐渐增加, 根据我们小组的抽样统计调查, 大约有70%的外国游客知道并且到天津参观了天津之眼, 因为伦敦之眼的盛名给天津之眼打下了良好的国际基础。

(二) 优化整合旅游商圈

天津之眼下方的永乐桥位于海河源头三岔河口的黄金区域, 毗邻鼓楼商贸文化区, 与中国北方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市场——大胡同商贸区相距不远, 河岸左侧有万象轻纺城、凤凰商贸城和大悲院。我们不难看出, 原本散落在永乐桥四周的旅游景点商业区分散的较为零散, 不方便游客参观游览。这也是向天津一样诸多城市内有主要河道的特点, 河水蜿蜒曲折并无归路可寻。但是通过建设天津之眼, 将桥两侧的景观和河道进行优化整合, 使得原本散乱的商业区化为一体, 在设定路由线路时也可以将天津之眼作为标志性建筑, 从而达到优化路由资源配置的作用, 大大提升了旅游的效率。此外, 将河道大力整治, 开发环海河旅游也是增加天津旅游特色的一个好方法。

(三) 对住宿及周边产品的带动

据统计, 自2008年天津之眼四周新建多家五星级酒店和几十家快捷酒店, 如五星级海河假日酒店 (2008) , 泛太平洋连锁品牌2014年开业, 如家快捷酒店 (天津中山路美术学院店) (2008) , 连锁品牌宜必思, 汉庭酒店天津之眼店 (2013) , 连锁品牌 (格林豪泰) 连锁品牌2008年开业, 连锁品牌 (7天酒店) 连锁品牌2009年开业, 连锁品牌 (城市便捷) 连锁品牌2013年开业, 连锁品牌 (汉庭酒店) 连锁品牌2012年开业, 不下十几家快捷酒店, 预估增加酒店餐饮就业人数近万人。其次天津之眼作为新的城市地边建筑, 根据天津之眼外观制作的模型钥匙链纪念品, 和印有天津之眼的明信片等根据我们的实地采访销量也逐年攀升。

(四) 对交通业的影响

由于京津城际快车开通, 极大地缩短了两个城市的通勤时间, 大量北京游客选择天津作为出行度假去处, 极大地提高了天津的旅游。同时天津旅游业的整体改革发展也为吸引各地的游客打下了基础。经过在天津站随机采访, 多半游客乘坐高铁来到天津, 并且都去过天津之眼, 并且将天津之眼作为他们首要的参观景目的地, 其次是围绕着天津之眼进行参观的。

2008年8月1日, 中国第一条时速350公里京津城际铁路开通。开通一年, 这条高速铁路就运送旅客1870万人次, 总体客流量比通车前增长了86%。据铁路部门统计, 2013年全年, 京津城际运送旅客仍在1000万人次以上, 达到1199.65万人次。

自从京津城际铁路通车以来, 铁路部门每年都要对这条线路运行图进行数次调整。而这条线路的表现也没有让人失望, 列车运行正点率在98%以上, 列车平均上座率近八成, 周末时段以及黄金周、小长假期间几乎趟趟满员。铁路运营收入非常可观。

四、天津之眼运营现状

在“十二五”期间, 天津在交通建设方面也做了全面规划, 构筑“以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核心区为双核心, 辐射三北腹地, 沟通华东、华南, 连接周边大中城市、交通枢纽, 通达市域新城, 覆盖中心镇、旅游景点、开发区”的高速公路网络, 使天津地区道路交通四通八达, 与周边城市交通快捷便利。

自运行以来, 一直是游客到天津市中心必到的景点, 客流量逐年攀升, 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收入, 并且带动四周商业圈的发展, 自兴建以来以来诸多开发商投资建设酒店商业住宅。

但是, 在2012年有市民向政府反映天津之眼桥边的卫生问题据我们的了解, 天津摩天轮桥是个景点, 但桥上的卫生却是“一桥两制”。桥的中央有条白线 (金刚桥那侧) , 一边归河北区管, 另一边红桥区管。如今每天晚上河北区执法人员在桥上管理, 卫生挺好。而白线另一边红桥区那侧, 卖各种吃食的小贩云集, 遍是脏乱的生活垃圾, 不见人管。事后天津市政府做了积极的回应, 加大卫生的整治工作, 给游客一个美好的出行环境。

五、天津之眼发展问题

天津之眼对游客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是与国内一线的旅游城市相比较, 无论是在旅游人数上、旅游收入上还是在旅游的整体规模上, 均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体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缺少旅游品牌, 旅游品位低, 很多人游天津, 除了记住在天津特色的大麻花、洋货市场的假洋货以外, 其余值得回味的景区景点、旅游特色产品很少;二是旅游资源整合开发力度不够, 缺少足够的地方特色。天津虽然是海边城市, 但是天津没有青岛一样的海边浴场, 没有大连一样的人工沙滩, 缺少了海边城市独有的特色;三是天津的旅游市场不够规范化, 缺少现代的旅游意识。这些都是制约天津旅游业发展的直接因素, 也是影响将天津之眼面向更广阔市场的主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蓝力民.城市标志性景观、标志性建筑与地标概念辨析[J].城市问题, 2013 (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