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风险人群范文

2024-05-21

高风险人群范文(精选9篇)

高风险人群 第1篇

1 临床资料

我院2006年8月—2009年6月收治的52例脑梗死高风险病人, 其中男29例, 女23例;年龄46岁~82岁;原有高血压病史20例, 冠心病史18例, 糖尿病史14例。

2 护理干预

2.1 行为干预

脑卒中的一级预防, 就是通过对高危致病因素的干预, 以降低脑卒中的发生率。流行病学调查表明, 引起脑卒中的病因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法干预的因素, 如年龄、性别、家族史、种族等;另一类是可以干预的因素, 如高血压、低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肥胖、冠心病、心房颤动、脑血管狭窄、吸烟、饮酒、少体力活动等。督促病人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和不良嗜好。指导其每周至少进行 3次或4 次适度的体育锻炼, 每次活动的时间不少于 30 min (如快走、慢跑、打太极拳、骑自行车等有氧代谢运动) , 因人而异, 循序渐进, 持之以恒, 每次以不感觉劳累为宜。长期的运动对减轻体重、控制血糖、降低血压、减少冠心病的发生均有益处, 保持乐观的心态, 使生活规律, 提高应激能力。

2.2 饮食干预

有研究表明, 吸烟是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 可加速动脉硬化, 升高纤维蛋白原水平, 促使血小板凝集, 吸烟的人比不吸烟者脑卒中危险性增加两倍。乙醇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导致脑卒中增加, 包括升高血压、导致高凝状态、心律失常、降低脑血流量等。督促病人戒烟、戒酒, 饮食应有度, 以清淡、少油腻、易消化、低糖为原则, 多食富含维生素、纤维素的食物, 如蔬菜、水果等。高血压病人进低盐饮食, 每天摄盐量应在6 g以下, 合理膳食、戒烟限酒、保持充足的睡眠等。肥胖者要减肥并控制体重等。冠心病病人进低盐低脂饮食, 每餐不能过饱, 可少量多餐。糖尿病病人进餐要定时、定量, 平衡膳食, 控制食物的含糖量和总量。

2.3 用药干预

用药干预是指具有针对性的用药指导和干预。脑梗死是由多种病因引起的慢性病, 只有坚持可靠用药, 才能从病因入手, 对血栓形成及动脉硬化起到防治作用, 在改善症状的同时, 有效防止复发, 防止血栓形成及动脉硬化。因此, 不仅要对用药目的了解, 还要密切观察用药期间病人的病情变化, 根据个体的情况指导用药。对病人反复讲解药物的剂量、用法及用药后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 嘱其不可多服、少服、漏服或随便加减药量。指导病人对服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进行有效的处理。

2.4 血压的控制

在脑卒中可干预的因素中, 高血压是最重要的危险因素。国内有研究显示, 收缩压>160 mmHg (1 mmHg=0.133 kPa) 和 (或) 舒张压>95 mmHg, 脑卒中的相对风险约为正常血压者的4倍[1]。在控制了其他危险因素后, 收缩压每升高10 mmHg, 脑卒中发病的相对危险增加49%;舒张压每增加5 mmHg, 脑卒中发病的相对危险增加46%。高血压病人脉压差增大也是发生脑卒中的危险因素[2]。对于一般的高血压病人, 血压要求控制在 140/90 mmHg以下;高血压合并糖尿病、高血压合并脑血管病病人血压控制目标为<130/80 mmHg;合并肾损害时血压目标应控制在125/75 mmHg以下。

在脑梗死的预防中, 控制血压的重要性最为突出。病人血压水平高于160/100 mmHg, 可使脑卒中再发的风险明显增加。首次脑卒中后的病人, 不论既往是否有高血压史, 均需密切监测血压水平。在脑卒中的预防中, 降压达标, 特别是收缩压达标非常重要。大量研究结果显示, 降低舒张压和收缩压使脑卒中的发生率降低42%, 在单纯收缩期高血压的老年病人中, 降低血压使脑卒中的发生率平均降低30%。因此, 预防脑卒中的发作, 应提高病人对高血压的自我知晓率、合理服药率和血压控制率。

2.5 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的对象主要是高风险人群。脑梗死的危险因素很多, 而且不断有新的危险因素被发现。有基础病的病人要积极治疗、控制原发病, 降低患病的风险性。急性脑梗死起病急, 多在无其他前驱症状时发生, 亦可在安静休息、睡眠中发病。其中一些人可出现困倦、头晕、嗜睡等症状。特别是当病人出现短暂脑缺血发作时, 更应提高警惕, 严防发展为脑梗死。老年人反应迟钝, 自觉症状不明显, 不能仅依靠主诉来发现身体变化。告知家属要从生活上主动关心、体贴病人, 通过认真、仔细的观察, 主动发现病情变化。重点观察意识、血压、脉搏、呼吸、瞳孔变化情况, 尽早发现发病的先兆, 给予及时的救治。

脑梗死的病因是脑动脉硬化, 所以必须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不仅可以诱导和加速脑动脉粥样硬化, 还可通过多个途径使脑血管血栓、栓塞的危险性增加。因此, 糖尿病病人要积极治疗高血压、控制体重和降低胆固醇水平。高风险人群睡眠不好, 直接影响血压的控制, 造成血压波动、不稳定。通过睡眠, 人体的各个器官可以得到休息和恢复。而睡眠不足、睡眠质量差或熬夜, 均可导致血压上升。因此, 保证充足的睡眠可以维持血压的稳定, 间接降低了患脑梗死的风险性。

颅内压增高, 也使脑梗死发病的风险性增加。而便秘病人用力排便可以使颅内压升高, 脑梗死发生的几率增大, 还可使原有的病情加重。因此要保持大便通畅, 养成每天定时排便的习惯。便秘的发生是由于胃肠蠕动减慢, 教会病人按结肠蠕动的方向按摩下腹部, 以促进肠蠕动, 对于极少数便秘严重者, 可给予口服缓泻药, 必要时灌肠, 灌肠压力要低, 而且不宜>600 mL, 以免加重病情。

脑梗死的复发率很高, 平均每年的复发率为4%左右, 10年内累积复发率可达40%。国内外均有研究证实, 高血压是脑卒中、再次发作的最重要危险因素[3]。无论收缩期血压还是舒张期血压, 都与缺血性脑卒中的风险直接、持续、独立地相关。对于中国人, 血压与脑卒中的关系较血压与其他心血管事件的关系更为密切。医务人员要加强宣传力度, 努力提高居民预防脑卒中的意识, 主动关心自己的血压;建议≥35岁者每年测量1次血压, 高血压病人应经常测量血压, 对于变化明显的血压, 要加以重视。

2.6 心理干预

脑梗死高风险病人由于环境差异, 心理活动复杂, 对该病的认识差别很大, 因此心理护理既要有针对性, 又要综合考虑。心理护理要与基础护理、康复护理结合, 积极改善生活和休养环境, 加强生活护理, 均衡营养, 防止并发症发生, 同时指导家属给予精神支持[4,5,6]。多与病人交流, 采取尊重、关心、同情、疏导、鼓励、抚慰等方法做好病人的心理护理, 使其感到温暖、亲切, 消除孤独、焦虑、消极等不良心理因素, 促进病人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心情舒畅, 情绪稳定。

3 小结

通过对脑梗死高风险人群的宣传, 使其认识脑卒中危险因素并加以控制, 对不良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进行护理干预, 努力提高居民预防脑卒中的意识, 提高用药、饮食及生活方式的改变等方面的依从性, 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良好的饮食习惯, 使脑卒中发生的危险下降。

关键词:脑梗死,高风险人群,护理干预

参考文献

[1]贾建平.神经病学[M].第6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198.

[2]陆软.高血压患者脉压与脑卒中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2006, 20 (3) :82-83.

[3]朱杰, 杜福昌.王海燕.人群血压水平同脑卒中发病关系的前瞻性研究[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1995, 3:199-201.

[4]单岩, 樊少磊, 张振香.脑卒中偏瘫病人连续康复护理干预效果评价[J].护理研究, 2011, 25 (8C) :2202-2204.

[5]石霞, 刘玉玲, 韩献军, 等.脑卒中偏瘫病人实施连续护理干预效果的研究[J].护理研究, 2011, 25 (5B) :1241-1242.

高风险人群 第2篇

【摘要】近年来,国内外突发性大气污染事故频繁发生,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还给周边环境和人群健康带来严重影响。突发性大气污染事故人群健康风险评估是对事故过程中,事故风险场内暴露人群可能产生的健康伤害效应及其发生概率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估的过程。突发性大气污染事故具有持续时间短、有害因素强度大(或浓度高)且难以测定等特点,因此,与早期针对有害因素长期或终身暴露造成的人体慢性健康风险的研究不同,突发性大气污染事故人群健康风险评估在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自身特点。

【关键词】突发性;大气环境污染;应急监测

目录

1.突发性大气环境污染事故类型......................................................................................3 2.突发性和普通性大气环境污染事故比较...................................................................3 3.突发性大气污染事件应急监测概念............................................................................4 4.突发性大气污染事件应急监测特点............................................................................4 5.突发性大气污染事件应急监测相关设备...................................................................5

5.1应急监测仪器..........................................................................................................5 5.2防护设备...................................................................................................................5 6.突发性大气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程序...................................................................6

6.1接收事故报警..........................................................................................................6 6.2现场取样工作..........................................................................................................6 6.3监测数据处理以及污染预测.............................................................................6 6.4出具监测报告..........................................................................................................6 结语:.........................................................................................................................................7 参考文献:...............................................................................................................................7

随着我国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近几年发生了许多重大的突发性大气污染事件,从而给国民经济以及人民安全造成一定损害、威胁。突发性的大气污染是环境污染中较为严重的一种,由于我国工业活动增加以及化学品种类的增加,大气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发生的概率正在不断增加,据统计,我国的突发性大气环境污染事故的数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因此,相关人员应当高度重视突发性大气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监测工作,从而保障经济和谐发展以及人民生命安全。

1.突发性大气环境污染事故类型

一般来讲,突发性大气环境污染类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类,有毒物质扩散污染事故,出现这种事故主要原因是由于生产、存储、运输或者排放化学物品过程中,有害的化学物品泄露所引起的大气环境污染。第二类,毒气污染事件,毒气污染事件属于较为常见的突发性大气污染事件,主要包括硫化氢、氨气、氯气等污染。第三类,爆炸性大气污染事故。事故主要由于易燃易爆物品着火或者突然爆炸引起,主要包括天然气、硫磺、液化气等。第四类,某些固体废物或者垃圾由于处臵方式缺乏合理性,引发爆炸,从而造成突发性大气环境污染。

2.突发性和普通性大气环境污染事故比较

一般来讲,普通环境污染事故属于常量排污引起,并在一段时间内具有规律性,然而,突发性大气污染事故则完全是偶然性的,没有固定的规律,并且难以预测,相对于普通的大气环境污染事故而言,突发性的大气环境污染具有短期、瞬时、破坏强等特点。突发性大气污染事故出现主要是人民过分追求经济回报,并且忽视环境保护而导致的。近几年,我国的突发性大气环境污染事故数量较多并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突发性环境污染不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给当地居民造成严重心理阴影,影响人民正常生活,甚至由于大气环境污染造成人员死亡,从而引起纠纷和混乱,影响社会的和谐安定[1]。

3.突发性大气污染事件应急监测概念

突发性大气环境污染应急监测工作主要是指,在发生严重、突发性大气环境污染事故之后,为了查明污染情况以及污染原因而进行的环境监测工作。突发性大气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工作要求相关技术人员在最短的时间内,使用小型、简易的工具,测试出污染物种类、污染范围、污染危害、污染物浓度等若干要素。应急监测工作是处理突发性大气污染事故的首要步骤,是处理突发性大气污染事故的基础以及关键。突发性大气环境污染发生之后,应当及时采取有效应急监测的措施,从而减少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降低对群众的危害。

4.突发性大气污染事件应急监测特点

一般来讲,应急监测工作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及时性。突发性大气环境污染发生之后,一分一秒都不能延误,事故发生后,监测人员必定需要第一时间开展工作,及时监测大气环境并得出相关数据,为环境污染事故处臵提供数据依据。其次,准确性。

应急监测人员的数据必然要准确,从而确保突发性大气环境污染处理的可靠性。最后,代表性。突发性大气环境污染事件出现之后,应急监测人员无法在所

有污染地点监测,因此,其监测地点具有代表性。不但提高监测效率,而且也确保监测结果的可靠性以及科学性[2]。

5.突发性大气污染事件应急监测相关设备

5.1应急监测仪器

一般来讲,应急监测仪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首先,实验器材,气象色谱仪,标准气体、各种试剂等。其次,便携测试仪。便携测试的类型具有多样性,主要特点的便携直读并且误差较小,然而,便携测试仪的价格较为高昂。最后,采样设备。采样设备是指大气采样仪,按照使用功能划分,又分为自动采样仪以及手动采样仪。

5.2防护设备

现场应急监测工作要求相关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进入现场完成监测任务,然而,突发性大气污染事故也会危害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因此,为了保障监测人员的生命安全,在实施监测工作之前,应当配备必要的防护设备,从而不但有助于应急监测人员顺利完成监测任务,而且切实保障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防护设备主要有防毒工作服、防毒呼吸器、应急灯、面部防护罩等。应急监测车以及定位仪一般来讲,突发性大气环境污染事件发生之后,要求相关人员在短时间内赶到事故现场,这就要求监测工作必须快速准确完成,迅速到达事故现场,从而监测污染造成的损坏。因此,监测站应当配备应急监测车以及定位仪,从而保障监测工作顺利完成,减少突发性大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对群众的危害。

6.突发性大气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程序

6.1接收事故报警

一般来讲,环境监测站应当重视应急监测工作,在平时就要设臵专用电话,并且安排人员值班。如果接收到突发性大气环境污染事故报警,应当快速了解事故发生地点、环境污染种类以及可能的传播范围,接收到报警电话并且大概了解事故情况之后,应当快速出动相关人员,开展应急监测工作[3]。

6.2现场取样工作

环境监测站的相关人员应当及时前往事故发生的现场,并且需要携带取样工具以及设备。到达突发性大气环境污染事故现场之后,应当根据事故状态以及情况,快速取样检测,并且得出初步的监测结果。剩余比较细节的工作交给监测中心,比如分析大气污染物其他成分,从而得出完整的监测数据。

6.3监测数据处理以及污染预测

一般来讲,环境监测中心应当将监测人员的监测数据输入微机,从而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并且根据数据,通过监测站的微机预测突发性大气污染物扩散的趋势以及影响范围,从而推测出突发性大气环境污染事故的等级以及危害程度。

6.4出具监测报告

监测中心通过微机了解突发性大气环境污染的扩散模式、发展趋势以及危害程度之后,得到详细的结论,并且短期内写出一份监测报告。这份报告应当迅速送到政府领导机构,报告中不但需要指出突发性环境污染的具体情况,而且应当提出控制或者解决大气污染的处理方式。

结语:

综上所述,突发性大气污染事件具有瞬时性以及破坏强的特点,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群众正常生活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因此,相关人员应当做好应急监测工作,从而有效控制突发性环境污染的范围以及危害程度,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损失以及对群众的危害。

参考文献:

高风险人群 第3篇

如果一位女性的近亲,例如母亲、姐妹、阿姨或者叔叔患有乳腺癌,那么她患乳腺癌的风险将增加。通过基因测序能够筛查女性是否属于患乳腺癌的高风险者。例如,查看她们是否携带有BRCA1或者BRRCA2基因。其中,携带有BRCA1基因的女性,在70岁以前患乳腺癌的几率高达65%。30岁以后,有1%的女性属于患乳腺癌的高风险人群,2%的女性有中等程度患乳腺癌风险。许多家族中有乳腺癌患者的女性,会选择接受基因测序。

当基因测序报告不幸显示一位女性携带BRCA1基因后,即使没有检查出患有乳腺癌,医生可能也会建议她做切除双乳的预防性手术。好在现在先进的整形技术能够再造乳房,让许多女性在手术后仍然可以拥有较为正常的生活。但是BRCA1基因还会增加女性患卵巢癌的风险,切除卵巢意味着失去生育能力。不过,即使切除了乳房和卵巢也只能降低患癌风险的90%~95%,并不能保证100%地预防癌症的发生。因为,手术无法切除所有的乳房细胞,如果女性想要保留乳头,那效果还得再打一个折扣。

药物也许是另一种选择

通过手术来预防乳腺癌本来就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再加上手术并非能够完全杜绝癌症,这让许多女性变得更加犹豫。如果能够通过更加温和的手段来预防乳腺癌就好了,例如吃药。如同给患心脏病的高风险人群开他汀一样,乳腺癌是否也能够找到类似的药物呢?在美国,用于治疗乳腺癌的药物他莫昔芬,已被批准用于预防乳腺癌,更多的国家也开始考虑将其作为预防乳腺癌的药物。乳房密度增高常常是乳腺癌的前兆,而在临床试验中,他莫昔芬能够有效地降低乳房密度,从而降低患乳腺癌的风险。英国Christie医院的肿瘤专家Evan教授认为,至少有1半的高风险女性,能够因为服用他莫昔芬而减少70%患乳腺癌的几率。

为什么不是所有的高风险女性呢?因为他莫昔芬可能引起子宫癌、血栓和脑卒中,所以并非所有女性都适合服用。美国癌症学会的同行审评期刊《癌症》所发表的研究显示,55岁以下的,5年内患乳腺癌风险为1.66%或以上的绝经妇女,服用他莫昔芬来预防乳腺癌,能够获得最大的效益并且将副作用最小化。他莫昔芬并非万无一失的预防手段,但它起码让许多患乳腺癌的高风险女性有了手术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做好日常预防工作

当然,对于绝大多数家族中没有乳腺癌患者的女性而言,做基因测序或者预防性手术的必要不大,只需做好日常的预防工作。

定期做筛查:50~74岁的女性,每两年做一次乳房X光检查;40~49岁的女性可以咨询医生,需要什么时候、多长时间做一次乳房X光检查。另外,不论任何年龄段,都应该在每年体检时请医生或者护士查看乳房或者腋下有无肿块或者异状。

控制体重、勤锻炼:多吃水果、蔬菜、粗粮,多摄入不饱和脂肪酸,少摄入饱和脂肪酸,杜绝烟酒;维持健康的体重(BMI在19~24千克/平方米);每周抽空锻炼2~3次,每次1~2小时,让身体有好的状态。

谨慎对待荷尔蒙替代治疗:一些更年期妇女可能会选择荷尔蒙替代治疗来减缓更年期综合征,但此类药物可能会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因此,乳腺癌高风险人群应该谨遵医嘱。

补充抗氧化剂:抗氧化剂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抵抗自由基,从而降低患癌症的风险。β-胡萝卜素、维生素E和维生素C都是很好的抗氧化剂,女性应该适量补充。另外,咖啡和茶饮品中也有抗氧化剂,可以适量饮用。

余额宝适用人群及其风险管理研究 第4篇

(一) 余额宝的概念。

余额宝又叫增利宝, 是由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为个人用户打造的一项余额增值服务。通过将资金转入余额宝, 来实现对特定基金理财产品的购买, 用户不仅能够得到比同期的银行活期存款利息更高的收益, 还能随时消费支付和转出, 免费实现支付和转账的功能, 像使用支付宝余额一样方便。实质上余额宝就是一个T+0的货币基金, 存在货币市场的风险。

(二) 余额宝的特点

1、开辟了基金销售的新渠道。

伴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 网络营销逐步成为了新的渠道, 而余额宝正是将基金销售系统内置在国内最大、用户最多的支付宝第三方在线支付平台上, 充分利用了网络营销渠道的优势, 大大提高了基金的销售数量。

2、操作流程简单, 交易安全可靠, 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支付宝与余额宝之间实行24小时免费转账, 免除银行的各种复杂手续, 整个过程方便快捷, 简单明了。此外, 通过手机客户端也可完成操作, 这对如今的“手机一族”来说省时省力,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3、与传统银行相比, 余额宝有着较高的收益水平。

它的收益率要远远高于银行的活期存款, 并且余额宝比定期存款有着更强的流动性, 多方面支持网购消费、支付宝转账, 既有增值功能, 又可随时消费。

4、购买金额无“门槛”。

用户只要年满18岁, 拥有至少一元钱, 就可以申请为支付宝用户, 满足了更多人的理财愿望。且余额宝采用T+0支付, 转入的资金可以随时转出至支付宝, 实时到账无手续费, 也可直接提现至银行卡。

二、余额宝的适用人群

(一) 针对适用人群的调查。

为了深入了解余额宝的适用人群, 我们科研小组展开了调查, 以电子问卷和纸质调查问卷的形式, 分别在公众平台和石家庄西南高教区进行了随机调查, 在对调查的近1, 000人中, 我们发现在使用余额宝的目前用户中, “80后”人群的使用比例占46%, 与之相比, “70后”人群使用比例占7%, “60后”人群使用比例占20%, 被视为网购大军主力的“90后”人群的使用比例则占到了27%。其中, 23岁“宝粉”的数量最为庞大。

(二) 适用人群特点分析。

余额宝是由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和天弘基金共同推出的, 其上线之初的目的是将热衷于网购的人的支付宝中的闲散资金集合起来, 获取最大利益。所以, 其最初适用的基础人群只是上网淘宝购物的人群。而随着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发展, 更多的人加入了其中, 由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出, 余额宝的消费群体以年轻、时尚、对网络熟悉的消费一族为主, 是相对成熟有一定资源和物质积累的消费群体。另外, 因其方便快捷的支付能力, 余额宝吸引了广大学生及白领的关注。年轻用户经常接触淘宝, 对支付宝平台熟悉, 其中剩余资金可用于投资, 而绝大部分缺乏投资理财的资金和经验, 余额宝具有不限投资金额、不限投资期限、随时可用的特点, 使更多的用户能够参与理财。随着互联网金融产品概念的不断深入人心, 将有更多大龄消费者对余额宝产生兴趣。他们在网络操作熟悉之后, 会逐渐转为余额宝消费者。他们会为规避风险而追求更稳定的收益, 将资金从基金等市场撤出转而投资余额宝, 为了追求更高收益以及流动性, 小额存款持有人会将银行内的部分存款转入余额宝。

三、余额宝的风险分析

(一) 用户收益风险。

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 余额宝的本质是货币基金而非储蓄, 并不具有活期存款的高安全性。一旦购买的货币基金出现问题, 用户的资金将蒙受损失。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余额宝一直都是高收益。余额宝现有的天弘增利宝基金成立的时间短, 相关数据少, 用户无法预测收益率, 导致无法规避风险。而余额宝面对的客户正是一般风险意识较低的工薪阶层或者学生, 在风险危机发生前, 大部分的客户难以意识到把资金转出。

(二) 操作与技术风险。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可以发现, 在很多的手机客户端团购网站, 也可使用余额宝进行支付, 支付时只需要输入支付密码和手机验证码即可完成支付。余额宝作为一项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并且是由支付宝代为管理的互联网账户, 在其收益风险与网络技术风险并存的情况下, 余额宝并非“绝对安全”。自余额宝推出至今, 已被多次爆出“被盗”问题, 直接反映了余额宝本身确实存在网络安全隐患。登陆不正规或是有病毒的网站, 很可能导致淘宝账户的外泄, 进而造成余额宝中财产的安全。

(三) 政府监管风险。

在监管方面, 按照央行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管理规定, 余额宝可以购买协议存款, 但能否购买基金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再者, 根据相关规定, 第三方支付公司不能代销基金, 因此余额宝一直宣称, 该货币基金是由天弘基金作为销售角色, 支付宝只是支付平台。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在打“擦边球”, 从监管层面来说, 余额宝并不合法或者说只是没有违法, 照目前情况来看, 监管部门并没有叫停余额宝, 但是一旦发难, 余额宝很可能会被叫停。

(四) 银行竞争风险。

支付宝公司的第三方支付业务的发展已经对银行的支付业务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随后推出的余额宝业务更是在争夺银行的活期存款业务和理财业务的利润。而由于支付宝公司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是寄居在各大银行系统上运行的, 其寄主商业银行可采取多种方式来限制支付宝公司, 或将支付宝直接封杀。另外, 更大商业银行也会创造出新的产品来吸引存款。

四、发展余额宝的建议

(一) 完善自身风险管理体系, 提升网络技术。

加强内部风险控制能力, 制度完善的安全管理办法, 建立专业化的风险控制部门, 注重提高员工的业务水平, 加强对基层的管理。不断提高自己软硬件系统的安全级别和完善应用的系统结构, 规范各类规章制度, 保障网络支付交易安全。而针对网络技术风险, 余额宝应该在支付过程中给消费者提供详细的商家与订单资料。

(二) 多方合作, 加强监管体系。

在政府监管层面, 支付宝方面应积极与相关监管部门进行沟通, 尽快拿到基金第三方销售牌照, 使得余额宝合法性。证监会应发挥监管作用, 人民银行需依据职责规范其支付行为。同时, 余额宝要处理好与银行的关系, 建立一个良性的合作模式, 实现双赢, 避免恶性竞争。

(三) 从客户需求出发, 满足客户需求。

以客户为中心, 引领客户的需求, 依托数据信息平台, 借助互联网的优势, 满足客户个性化、专业化的需求。同时, 重塑业务流程, 提升客户体验。精准把握不同客户的金融服务需求, 并进行风险评估, 从而精确提供服务和有效控制风险。建立客户数据资源仓库, 掌握客户的基本信息, 对其投资意愿、风险偏好等相关信息进行内部整合, 对数据进行智能化分析, 细分客户群体。明确提醒用户购买余额宝所存在的风险, 尊重用户知情权, 增加产品透明度。

五、总结

随着科技的进步, 互联网理财产品终将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作为先驱者的余额宝也必将变得更加完善与强大。而其所带来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 人们要理性地对待余额宝, 不要因为它的暂时性的高收益而变得盲目。无论是支付宝公司还是相关监管部门, 都应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应对风险, 以促使余额宝业务更快更健康地发展。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向金融领域的不断延伸, 以阿里巴巴推出的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尤为引人注目。在新的互联网生活下, 分析了解余额宝的适用人群, 关系到余额宝及互联网金融业的发展。同时, 本质上是购买货币基金的余额宝, 同样面临着风险。建立和完善风险防御机制, 防止和减少风险的损失, 保障已有用户利益的同时, 吸纳更多新用户, 则是余额宝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余额宝,互联网金融,适用人群,风险性

参考文献

[1]陈茜.余额宝优势与风险同在[J].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 2013.15.

[2]赵鑫.余额宝的法律问题——余额宝高收益背后的巨大风险[J].知识经济, 2013.23.

高风险人群 第5篇

事故具有突发性、偶然性、破坏性和复杂性等特征,一旦在人群疏散过程中发生,必将会影响人群安全。各种灾害事故都有其发生发展规律,为了防止人群中这种潜在的能量以灾难性的方式释放,需要研究人群运动的规律及灾害形成机理和预测方法,并对人群聚集风险进行定量描述,从而掌握此类事故致灾机理,可以预先采取防范措施,保证人群安全。

本文拟通过FIST模型来理解复杂的人群聚集风险。Fruin于1993年提出FIST模型[1],对导致人群风险的产生原因进行阐释,并提出预防的方法和针对正在发生的人群事故的减缓措施。FIST分别是:人群受力(Force),人群运动的信息(Information),人群聚集的物理空间(Space),事故持续的时间(Time)的缩写。FIST模型提供了一种认识,即从宏观上看,有四个方面决定了人群聚集风险,人群聚集风险的大小RISK,是Force、Information、Space和Time的函数。

FIST模型具有高度的概况性,但是要全面表达FIST模型的各个影响因素非常困难,因此,在FIST模型的基础上,将它们简化为四个部分:人群密度(D);人与人的相互作用强度(I);人员特性(C);人群聚集环境对人群的各种扰动(E)。新模型称为DICE模型。

事故就是人、机、环境三个方面的危险因素重合的结果。从安全管理的角度讲,人的因素是根本因素,因为物和环境不安全因素的背后,实质上还是人的因素,控制了人的因素,就可以控制事故。在人群聚集风险的定量模型-DICE模型的设计上着重考虑了以“人”为核心的风险控制策略。接下来将分别讨论这四个参数及风险阈值的确定。

2 人群密度的计算方法

对于人员流量大且难以进行人数统计的场所,采取计算机图像识别技术对现场人群密度进行实时监测。一个典型的智能化人群监控系统由图像摄取与采集、图像处理和控制单元组成。其工作原理可描述为[2]:首先用CCD摄像机对人群按一定频率扫描,连续摄取某一场景中的人群图像,用图像采集卡将所摄取的图像数据传输到计算机内存中,完成图像摄取与采集过程;其次对人群图像用数字图像处理技术进行处理,得到人群密度或流量数据。本文人群现场观测的技术手段采用国外的研究成果-基于马尔可夫随机场(MRF)的实时人群密度估计法[3],该方法大致分为两步:

第一步,区分图像前景和背景的变化检测算法,算法使用了基于马尔可夫随机场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保持图像前景背景间的不连续性。马尔可夫随机场把从各种不同信息源得到的信息(背景减,强度模型)与图像空域的信息结合起来得到一个平滑的变化检测图像。

第二步,把得到的变化检测图像与一个几何模块结合来进行透视校正,来估计出监视区域的人群密度。

具体算法参见参考文献[3],图1简要说明了其处理的步骤和方法。

3 人与人相互作用的度量

通过人群压力监测来度量人与人相互作用的强度,即通过现场监测网络得到的人群压力值来表征人与人相互作用的强度,这在很大程度避免了在人员嘈杂、情绪激动或者观测范围很大的场合中漏报情况的发生。

1989年4月在Hillsborough发生的事故分析表明,在有边界约束的场合,流动人群潜在地受到拥挤窒息的威胁,并最终导致严重的伤害或者死亡。事故的发生是由于观众受到了栏杆和过道的约束,导致人群压力的累积,最终使得大量人员窒息而死[4]。目前国内外对人群聚集场所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从突出重点的角度出发,本文将其定义为城市中聚集人数不少于50人的公众活动空间;其中,公众活动可能受限的空间是布置监控网络的具体位置。

对于固定障碍物,换能器、变形测量仪(阵列)被安装在障碍物内部用于压力的测量。例如,在出口和入口处的墙壁内加装测量仪器;从换能器引出的电缆被埋设在墙或地板内部或架空布设;在水泥地面上,则采取挖槽布设。

对于可移动障碍物,则可以使用显示面板。从变形测量仪和换能器出来的信号被传给计算机处理,然后在控制面板上显示出来。信号的处理采取间隔抽样且取平均值的办法来避免冲击脉冲,同时记录下采样值以便日后评估分析使用。计算机根据事先编制的程序,当压力达到预设阈值时,就释放声光报警信号。

4 人员特性的简化处理

从广义上说,人员特性对人群聚集风险的影响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生理特性:

性别、年龄、高度和体重;移动速度;敏捷性;肺活量大小(与动作类型有关)。

(2)心理特性:

自信心;耐心;反应时间;信息感知能力。

(3)经验水平:

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

(4)危害类型:

人员对各种有毒有害气体、热辐射、核辐射有一定的忍受极限(因个人的体质而异),当超过一定的阀值,就会导致人员失去行动能力或死亡。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影响人员特性的因素很多,都会对人群聚集整体风险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本研究中所关心的不是个别人的特性,而在于大量个体形成“一个人群”后所显示的宏观特性。因为只要人群数量大到一定的值,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对人群聚集风险的影响会越来越小,此外,从现场统计的角度出发,严格区别人与人的差异增加了统计的难度和数学建模的难度,因此在使用本文人群聚集场所的定义后,不再区分人与人个体之间的差异。

5 人群聚集环境对人群的各种扰动

本文所指的“人群聚集环境”不仅仅指人群聚集的物理环境,它包括对人群聚集风险有影响的各种扰动信息。本研究将它划分为物理环境(扰动)和心理环境(扰动)两个方面,其中:

心理环境(扰动)M:对应于聚集人群自身风险,包括人群心理、行为和理智等;

物理环境(扰动)P:对应于场所内火灾、爆炸、中毒、结构(建筑)风险等;

综合扰动强度(Integrated Disturbance Intensity,简称IDI)在本研究中定义为表征“人群聚集环境”对“人群聚集风险”影响的量(指标),即:综合扰动强度IDI=心理扰动因素M+物理扰动因素P

在进行大量公共场所事故案例研究及原因剖析的基础上,将“对人群聚集风险有影响的各种扰动信息”归纳为四级层次关系,见表1。

下面简要说明了综合扰动强度表达式确定的推理步骤。

5.1 事故统计资料的分析

中心极限定理[5]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独立随机变量序列X1,X2,…,Xn,…的部分和数k=1ixi的分布律当n→∞时以正态分布为极限。在非同分布情形下,设相互独立随机变量序列X1,X2,…,Xn,…满足条件:对任意τ>0有,limn1Bn2k=1n{|x-ak|>τBn}(x-ak)2dFk(x)=0,其中FnXn的分布函数,

EXn=an,DXn=σn2Bn2=k=1nσk2=D(k=1nxk)(n1),

则对任意xR有,

limnΡ(1Bnk=1n(xk-ak)x)=12π-xe-t22dt

对任意给定的τ>0,因为:

{max1kn|Xk-ak|Bn>τ}=k=1nXi{|Xk-ak|Bn>τ}

注:* 火灾风险类事故→火灾因子P1→随机变量R1 * 爆炸风险类事故→爆炸因子P2→随机变量R2 * 中毒风险类事故→中毒因子P3→随机变量R3 * 结构风险类事故→结构因子P4→随机变量R4 * 人群拥挤类事故→心理扰动因素M→随机变量R5 * 其他事故 →其它风险因子→舍去

故有:Ρ{max1kn|Xk-ak|Bn>τ}=Ρ(k=1n{Xi{|Xk-ak|Bn>τ})k=1nΡ(|Xk-ak|>τBn)=k=1n{|x-ax|>τBn}dFk(x)1τ2Bn2k=1n{|x-ax|>τBn}(x-ak)2dFk(x)

于是,若林德伯格条件成立,则有:Ρlimn(max1kn|Xk-ak|Bn=0,这表明随机变量之和:Yn=k=1n|Xk-ak|Bn中的各项都一致地依概率趋于零。

林德伯格条件说明:如果现实生活中的某个量是由许多独立的因素影响叠加而成的,而其中每一偶然因素的影响又是一致地微小,则可以断定这个量服从或近似服从正态分布。

下面就目前掌握的公共场所事故案例资料,分析林德伯格条件是否成立。

(1)公共场所突发重大事故属于小概率、严重后果的事故。从目前已有的统计资料看,过去上百年发生的此类事故,相对于历史跨度(时间)和作用对象的数量(人数)而言,它们的作用后果(死亡人数)都可以看作是微小的,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些“随机因素R1-R5”对“聚集人群”的影响是微小的,可以称作“扰动”。

(2)本研究收集了2001-2005年上半年国内公共场所事故统计资料(见表2),其中火灾带来的伤亡在总伤亡中所占比例最大,火灾、爆炸、结构失效、中毒、人群拥挤五个风险因子所带来的伤亡占总伤亡的比例大于90%。五个风险因子的作用强度(以其带来的伤亡总数衡量)之间不存在数量级上的差距(以百分比衡量),并因此认为“随机因素R1-R5”对“聚集人群”的影响强度之间不存在数量级上的差异(以百分比衡量),即它们是一致微小的。

至此,根据中心极限定理,综合扰动强度可以近似用一个正态分布加以描述。

5.2 火灾事故发生概率的确定

要想完全确定随机因素R1-R5的分布函数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由于目前对火灾的研究比较透彻,本研究从火灾事故R1发生概率及其分布函数入手,大致估计出R2-R5的分布。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6],在一个特定建筑中火灾的发生可以用泊松过程进行模拟。前人的研究进一步确认了,在“建筑单元完全相同情况”和“建筑单元不完全相同的情况(一个建筑被划分为n个不完全相同的单元)”下,都可以用下面通式描述建筑火灾发生x次的概率P:

式中,λ是平均着火率或者单位时间间隔发生火灾的平均次数。X是时间t内的发生次数。

本文将上述结论推广到公共场所火灾发生概率的研究,即认为公共场所是办公室、饭店、剧院等的复杂组合,同样也假设每个部分中火灾的发生服从具有不同着火率且相互独立的泊松分布,则公共场所中火灾发生概率也可用泊松过程来描述。

5.3 火灾因子R1与其他因子的关系

上文的分析认为“随机因素R1-R5”对“聚集人群”的影响强度之间不存在数量级上的差异,即它们是一致微小的,同时进一步假设它们具有一致的分布形态,对火灾因子R1的研究结论可以运用到其他几个未知因子的分析上,这样既可以利用火灾研究的成果度量其他几个研究甚少的影响因子,又可以在宏观上保证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假设其余四个影响因子均服从泊松分布,其泊松强度可以由发生的次数来表达。

5.4 估计未知因子的分布和参数

如果R1的泊松强度为λ1,现在根据统计资料求解R2-R5的泊松分布强度。设:

αm=k=1nmk=1nm=1,2,3,4,5。即本研究认为:λm=αmλ1, m=1,2,3,4,5。

5.5 五个因子的叠加

根据李雅普诺夫定理[7]:设随机变量X1,X2,…,Xn相互独立且具有数学期望和方差:E(Xk)=μk,D(Xk)=σk2≠0,k=1,2,…,记:Bn2=k=1nσk2,

设随机变量:

Ζn=k=1nXk-E(k=1nXk)D(k=1nXk)=k=1nXk-k=1nμkBn,

Zn的分布函数Fn(x)=Ρ{k=1nXk-k=1nμkBnx}-<x<+,

如果存在正数δ,使得当n→∞时,有:1Bn2+δk=1nE(|Xk-μk|2+δ)0,

则对任意实数x,恒有:limnFn(x)=Φ(x)=-x12πe-t22dt

此条件下,当n充分大时,随机变量:Ζn=k=1nXk-k=1nμkBn,近似服从标准正态分布N(0,1)。

现在令:k=1nμk=(λ1+λ2+λ3+λ4+λ5)t=(1+α1+α2+α3+α5)λ1tBn2=(1+α1+α2+α3+α5)λ1t,

随机变量k=1nXk=BnΖn+k=1nμk近似服从正态分布Ν(k=1nμk,Bn2)。且有g(-t)=g(t),故设:

g(t)=a02+k=0akcoskπt3σ,其中,

ak=13σ-3σ3σg(t)coskπ(t+μ)3σdt=232πσ203σe-t22σ2coskπ(t+μ)3σdt;

ΙDΙ=a02+k=1akcoskπx3σ

5.6 DICE模型的表达式

基于上述的分析,DICE模型的最终表达式为:RISK=D×P×IDI

其中:D为人群密度,人/ m2;P为人群压力,N;IDI为综合扰动强度;a0/2为直流分量;akcoskπ(x-μ)3σ为谐波分量,x表示事故次数,由于延拓后的曲线比较平滑,高频分量少,所以k=3。

6 讨论与结论

6.1 人群密度阈值

由于人群密度比较大,人群内部压力导致无法正常呼吸,就会造成部分人群窒息致死。正常情况下,健康成人肺的基本容量(经过深呼吸之后呼入的最大气体体积)大约是4000-5000ml(Matthews,1996)[8],可以忍受施加在胸腔上的压力一般为20-30kPa,但是这个压力值与年龄,性别及健康程度等有关。人群密度主要取决于组成人群的个体的生理尺寸。一般情况下,最大人群密度是7-8人/m2,有时也可以达到13-15人/m2(Harada,2002)。根据Pheasant(1998)[9,10],个体的最大生理尺寸通常由肩宽bp和身体厚度dp决定,为了简便计算将个体抽象成椭圆形或矩形区域。表3中给出不同地区人群生理尺寸的数据。

综合考虑我国人口情况, 兼顾计算需要, 本文中取bp=0.5m,dp=0.25m,则SpE=0.098m2,SpS=0.125m2,取二者的平均值得到我国人群最大忍受密度为Dmax=9人/ m2,此密度作为中国人群拥挤场景下人群密度的阈值-阈值[1]。

6.2 人群压力阈值

根据Hopkins et al. (1993)的研究结论,承受6227N的压力15s,或者1112N的压力4-6min,都会造成拥挤窒息;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压力阈值受到包括年龄、性别和体型的影响[11]。

英国的AMEC NNC公司(http://www.amecnnc. com/)对Hopkins et al. (1993)的研究结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特别实验了循环压力模式对上躯干的影响状况。实验结果表明,志愿者经受了1112N的压力4-6min,没有造成致命的伤害;但确实有一些志愿者觉得呼吸困难。这种呼吸困难有可能导致晕倒,但不可能导致头部受伤和死亡。最终,由于信息仍然不够充分,NNC只得对可接受人群压力水平及其忍受的时间进行估计。图2给出了其判断标准,虽然这种判断标准主观性较强,但却是目前最可信的人群可接受压力阈值标准。

实际应用中,采取表4标准作为中国人群拥挤场景下人群压力的阈值Pmax-阈值[2]。

6.3 人群聚集风险的总阈值

本文在进行人群风险定量时除了人群压力和人群密度指标外,还考虑了对人群聚集风险有影响的各种扰动信息,即考虑了外界的综合扰动强度。因此,还必须给出人群聚集风险的总阈值判断标准-阈值[3](见表5)。

6.4 结论

目前国外在人群现场控制技术研究仍然只是孤立地考虑影响人群风险的某个侧面,同时以肉眼观测和现场疏导为主,没有实现对人群安全的自动化监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缺少风险量化的技术途径;另一方面是缺少风险阈值作为采取介入行动的判断标准,无法为安全管理人员的现场决策提供依据。本文提出的人群聚集风险实时定量技术基本上弥补了以上两点的不足,虽然在工程化上仍有一定问题(实验室研究表明,在存在严重遮挡的情况下,人群密度监控系统的效果仍不够理想),但是它的出现向着最终实现聚集人群实时监控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进一步改进后,可以为城市重点公共区域人群现场控制与安全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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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鹏,牛荣,王志勇.浅谈人群监控技术[J].交通与计算机,2004,(1):35-37ZHOU Peng,NIU Rong,WANG Zhi-yong.The crowdcontrol techniques[J].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s,2004,(1):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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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H.G.Hopkins,S.J.Pountney,P.Hayer,M.A.Sheppard.Crowd pressure monitoring[A].Engi-neering for crowd safety[C].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B.V.,1993:389-399

[5]邓永录.应用概率及其理论基础[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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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高文森,潘伟,大学数学-随机数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8]Matthews,L.R,Cardiopulmonary anatomy and physiol-ogy,Lippincott-Raven,Philadelphia,,1996

[9]Stephen Pheasant.Bodyspace:Anthropometry,Ergo-nomics and the Design of the Work 2nd Ed[M].USATaylor&Francis Inc.2001

[10]LIU Yu,LIN Wei,LI Dezhi.The quantitative modelof crowd evacuation in Olympic venue[R].Harbin: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2002

高风险人群 第6篇

黄石(大冶)地区某厂以炼铜为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厂区周围环境长期受到严重的镉污染,在1980年代对其土壤镉含量的监测时已超过国家土壤质量标准。此次主要通过流行病学方法调查污染区和其他非污染区居民的相关健康危害效应指标,分析镉暴露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并对镉污染与人群健康作出风险评估。

1材料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1.1.1环境样品在黄石地区某厂附近,选择西北风向为主的和污染水源下游近距离的华井村、较远距离的罗家桥村为疑似污染区,非污染区选择没有污染记录且人口学特征基本相似的刘仁八村。在三个村分别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采样点,采耕层土壤(八个方位梅花形采样)、农作物(稻穗部分、蔬菜叶和红薯)、饮用水(井水)和灌溉水(沿排污渠道选择水流稳定、上游无其他污染水源流入)样本,并对样本的镉含量状况进行分析。

1.1.2人群流行病学调查选择在本地区居住5年以上且以当地自产粮食等为主要食品的居民为调查对象,年龄为7~60岁。制定相应调查表,以家庭为单位入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1)个人一般资料、个人习惯(饮食、烟酒史等)、现病史、既往史和暴露史。(2)全面的体格检查。涉及内科、外科、五官科、皮肤科和神经科等。(3)实验室检查。血、尿镉,尿 β2微球蛋白,尿肌酐、NAG酶等。

1.2分析方法比较污染区与非污染区居民的环境样品镉含量以及人群肾损伤指标等,并用 χ2检验、t检验以及病例对照研究对两区各样品的镉含量状况和人群肾早期损伤发病率进行分析,最后对污染区镉暴露的健康危害进行风险评价。

1.3评价指标环境外暴露指标:土壤、灌溉水、地下水、农作物中的镉含量。人群内暴露指标:人群血镉、尿镉水平。肾脏损伤效应指标:尿 β2微球蛋白、 NAG酶等。

1.4评价标准环境样品检测结果分别以《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1992)、《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1993)和《食品中镉限量卫生标准(GB-15201-94)》为评价标准;人群流行病学调查的标准人口构成以黄石市2006年死因监测统计结果为标准。

2结果

2.1暴露评价

2.1.1环境外暴露评价水、土壤、农作物镉污染状况见表1。

外环境暴露评价:罗家桥村、华井村和刘仁八村灌溉水重金属镉均超过国家标准,罗家桥村地下水重金属镉超过国家标准,华井村地下水重金属镉未超过国家标准。该地区大冶罗家桥村、华井村土壤镉含量超过国家三级标准值(≤1.0 mg/kg),刘仁八村土壤镉含量处二级水平(>0.2mg/kg且 <1.0 mg/kg)。三个村粮食、污染区二个村蔬菜镉含量均超过国家标准(大米≤0.2 mg/kg,蔬菜≤0.05 mg/kg)。

2.1.2人群内暴露评价通过此次调查,发现由于冶炼厂废水排入附近河流,进而通过灌溉污染土壤,故农作物含镉量很高,可能由于当地居民长期摄入高镉农作物,从而致使部分居民出现肾功能损害。

2.1.2.1两区血镉、尿镉水平比较分析(总体之间及性别之间)表明,尿镉是反映肾皮质和全身长期镉蓄积的一个比较可靠的指标,一般情况下人体镉负荷水平用尿镉平均含量表示;血镉是反映近期环境镉污染水平的良好指标,停止对镉的暴露血镉浓度很快下降,但持续对镉暴露,血镉浓度可持续较高。此次调查总样本量为639份,其中污染区男183份,女206份;非污染区男88份,女162份。见表2。

调查结果表明,镉污染区人群尿镉含量是对照区人群尿镉含量的4.3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而且污染区尿镉不同性别人群间有统计学意义差异 (P<0.01)。镉污染区人群血镉含量是对照区人群尿镉含量的3.69倍,有统计学意义差异(P<0.01);而镉污染区人群血镉含量在男性与女性间无统计学意义差异(P>0.05)。提示土壤镉污染可能还未引起不同性别间血镉水平的差别。

2.1.2.2镉负荷与居住年限的关系此次调查将人群分为居住年限 <10年组和居住年限≥10年两个组进行镉负荷的比较分析,均采用几何均数。见表3。

除对照组血镉水平之间没有统计学意义差异外,其余均有统计学意义差异(P<0.05),提示人群体内尿镉负荷与居住(暴露)年限有一定的关系。而在非污染区,不同居住年限可能还未引起人群血镉水平的差别。见表3。

2.2镉污染对人体健康危害鉴定此次主要以居民肾功能损害为重点调查内容。调查指标主要为反映肾小管功能改变的尿 β2微球蛋白、尿NAG酶和尿镉。

2.2.1尿镉含量 、 尿 β 2微球蛋白和尿NAG酶分布情况三个指标(对数转换)在污染区与非污染区的平均水平比较 。 见表4 。

以尿镉≥10μg/g肌酐、尿 β2微球蛋白≥1 000μg/ 肌酐和尿NAG酶≥17μg/g为标准分别对尿镉、尿 β 微球蛋白和尿NAG酶进行统计分析。见表5。

上述两项分析均表明:尿镉、尿 β2微球蛋白两项指标在污染区与非污染区间有统计学意义差异 (P<0.01),提示污染区镉污染可能已导致当地居民出现肾功能受损。见表5。

2.2.2镉污染的病例对照研究以尿 β2微球蛋白≥ 1 000μg/g肌酐且尿NAG酶≥17μg/g肌酐为肾脏早期损伤阳性,否则为阴性作为肾损伤评价标准,并按尿镉≥10μg/g肌酐分高暴露组和低暴露组,对所调查人群进行统计分析。见表6。

结果表明:两组的阳性率之间有统计学意义差异 ( χ2=19.93,P<0.01),且尿镉负荷的内暴露剂量与肾损伤间有较强的关联性(OR=2.86),即肾脏损伤与尿镉负荷量在病因上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而尿镉负荷与外环境镉暴露亦密切相关。

2.3尿镉与肾损伤的剂量效应评价以尿镉(自然对数转换)为自变量,以该尿镉剂量下机体肾脏损害的发生概率为应变量,作剂量-效应关系图,见图1 。

污染区人体尿镉负荷量与肾早期损害有剂量效应关系,随尿镉含量的升高,肾早期损害的发病概率逐渐升高。

2.4危险特征分析目的是确定暴露人群中有害效应发生率(即危险度)的估计值及其不确定性,而污染物质对人体产生的有害效应以剂量-效应关系表示, 对于非致癌物质如具有神经毒性、免疫毒性和发育毒性等物质,通常认为存在阈值现象,即低于该值就不会产生可观察到的不良效应。对于致癌和致突变物质,一般认为无阈值现象,即任意剂量的暴露均可能产生负面健康效应。此次主要研究镉污染的非致癌效应风险。非致癌风险的标准建议值根据可容忍日摄取量(TDI)和每日允许摄入量(ADI)等而定,它们均指单位时间单位体重可摄取的在一定时间内不会引起人体不良反应的污染物质最大数量[1]。此次调查的标准建议值选用镉的每日允许摄入量(ADI),镉的非致癌危害指数:HQ=Intake或Absorbed Dose/(ADI)。

2.4.1暴露人群镉摄入量计算(EED) 按照“1992年农村中等收入水平食物消费量”(克 / 标准人日)计算污染区人群的镉每日摄入量,结果如下:污染区(罗家桥村、华井村):0.2596×0.556+0.3087×1.825+2× 0.01125 =0.7302 mg/ 人日 ,0.556、1.825、0.01125分别为粮食、蔬菜和地下水测得的镉均值。

2.4.2风险指数计算污染区人群镉每日摄入量 (EED)为0.7302 mg/ 人日,明显超过中国镉的每日允许摄入量(ADI)0.0601mg/ 人日。污染区HQ=0.7302/ADI =12.15。HQ为单污染物的非致癌危害指数,其数值的大小,表示风险的大小,当小于1时,认为风险较小或可以忽略,大于1时,认为存在风险。上述分析表明, 污染区罗家桥村和华井村镉污染对居民产生非致癌危害的风险为标准的12.15倍。

3讨论

工业废水中的重金属排放入外环境后,经过水体—土壤—食物进入体内,过量的、长期的镉进入机体后,除部分镉经尿、粪排出体外,仍有部分蓄积在体内,多数在肾、肝内,而肾脏是镉慢性毒作用的靶器官,长期接触可引起肾脏的损害。

此次调查中,污染区灌溉水、土壤和农作物的镉含量明显高于相应国家标准,通过食物链的作用,污染区人群的每日镉摄入量大大超过中国镉的每日允许摄入量(ADI),其反映体内镉蓄积的生化指标尿镉、 血镉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区,而且对肾损伤效应指标 (尿 β2微球蛋白、尿NAG酶等)的分析表明污染区的肾脏损伤发生率亦明显高于对照区。

调查结果显示,土壤镉污染已对当地居民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人群肾脏损伤指标有超出自然发生的异常率。分析表明土壤镉污染对人群健康存在较大的健康危害风险。

摘要:目的 湖北某地区的某厂区周围环境长期受到严重的镉污染,为了解土壤重金属污染是否已对当地居民造成健康危害特别是肾脏损伤而开展此项调查,并对此进行健康危害风险评价。方法 确定污染区与非污染区,在两区的外环境抽样,包括土壤、灌溉水、地下水以及农作物等,并从两区居民(居住年限>5年)中抽样,抽取血、尿样等对相关指标进行分析,然后按健康风险评价四步骤对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污染区灌溉水、土壤和农作物的镉含量均明显高于相应国家标准,人群血镉、尿镉水平以及肾脏损害发生率亦高于对照区,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经计算污染区镉污染对居民产生健康危害的风险为标准的12.15倍。结论 某冶炼厂导致的土壤镉污染,经食物链摄入体内并在体内长期累积,人群肾脏损伤指标有超出自然发生的异常率,分析表明土壤镉污染对当地人群的健康存在较大的健康危害风险。

高风险人群 第7篇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密集人群成为各大城市都存在的一类典型现象。尤其对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相对发达的城市而言, 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人口密集程度, 使得高密度人群成为了大城市的一种独特景观[1]。

根据区域核心功能的不同, 城市中容易形成密集人群的典型区域主要有以下几类:

1. 商业街区

商业街区内通常遍布大型商场、餐馆、小卖部等功能设施, 同时周边具备公交站、地铁站等较为发达的交通网络节点。因此它往往成为城市人口经常光顾的区域, 尤其在节假日期间, 选择来商业街活动的人群通常更多更密集, 时常可能出现人满为患的情景。

2. 大型交通枢纽

大型交通枢纽通常集聚了多种交通工具的节点, 因此来自公交、地铁、轻轨等不同交通工具的瞬时大客流的频繁汇聚自然形成了大规模的密集人群。而各大城市为了方便旅行者, 往往将公交、地铁等站点汇集到火车站, 从而导致了出入火车站的双向大客流汇聚, 所以这里通常是密集人群的高发地区。

3. 大型活动场所

大型活动场所是城市的重要功能设施, 典型的有会展中心、公园、体育馆等。这些场所相对于前两类区域, 平时不太会出现密集人群, 而一旦举办大型活动, 就很有可能吸引大量参与者蜂拥而来, 导致人群高度聚集[2]。常见的如会展中心举办的招聘会、公园的免费游览活动、体育馆的热点比赛、明星演唱会等。

密集人群与突发事件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但是人群大量聚集这种现象却是导致突发事件的重要诱因。与其相关的典型突发事件最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拥挤踩踏事件[3];二是衍生事件, 即本来可能只是单体受损的事件却因为人群聚集而导致了群死群伤, 比如马德里地铁爆炸事件[4]。因此, 密集人群的安全管理已经成为城市公共安全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人群聚集风险预警系统的构建原理

与人群聚集相关的突发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演化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 其中的机理和规律目前还在探索之中, 尚无科学的定论。这使得对突发事件进行直接监控难以实现。而且从应对处置来看, 事件发生之后的现场救援措施往往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 为了控制这类突发事件, 事前预警和防范更加重要[5]。

传统的密集人群管理采用的主要是人力监控的方式。这在城市区域不断扩张、突发情景越发复杂的今天, 显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即使将监控摄像机覆盖全部区域, 也难以通过人眼紧盯屏幕的方式来实现对密集人群的监控和预警。应当进一步引入科技手段, 提高智能化水平, 将人力从监控中解放出来, 转而投入到防范处置中。

考虑到密集人群带来的风险主要来自于人群的过度聚集, 因此人群的聚集态势在很大程度上就表征了风险水平。只要能对人群流动状态进行测度, 并借助数据挖掘技术建立预测预警模型, 就能从一个侧面对人群聚集风险进行预警。基于此, 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 可以构建出以视频监控系统为载体、基于图像智能分析和行人交通流数据挖掘技术的人群聚集风险预警系统。系统的实现原理如图1所示, 即系统通过前端摄像头采集监控区域不同位置的视频, 利用图像智能分析技术处理实时视频, 获取行人交通流参数;所有实时参数通过模型计算, 实现对人群聚集状态的实时监测与报警;同时运用短时预测技术与风险状态判断模型进行人群聚集风险分级预警;最后管理者可结合人群疏散技术以及实际管理经验给出风险管理相关的策略与措施。

三、人群聚集风险预警系统的构建过程

人群聚集风险预警系统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到调研咨询、硬件施工建设、模型研究、软件平台开发等一系列工作。总体来说可以分为如图2所示的主要步骤。

1. 硬件系统建设

本部分主要是为预警系统运行提供必要的图像输入, 具体来说包括:

(1) 监控区域人群聚集风险分析

查阅监控区域的建设资料、运营管理资料等, 并对相关的管理人员和专家进行访谈, 在此基础上筛选出先验风险源。

(2) 监控区域人群流动规律调查

选取不同日期 (工作日、周末和节假日) 的不同时间段 (早中晚闲时、忙时) , 运用RFID技术、问卷调查、现场观测等方法, 对目标区域的人群流动轨迹, 对截面流量、区域人群密度等进行测度和记录, 总结得到人群流动规律。

(3) 建设规模测算和监测点选择

依据风险分析与人群流动规律调查这两项工作的结论, 测算监控点位的总体规模, 选定具体监控靶面位置。

(4) 硬件设备安装与搭建

根据选定的监测点位, 实地安装视频采集设备, 并搭建好必需的传输网络与数据中心, 构建中控室。

2. 单点预警系统初始化

本部分是基于搭建好的视频监控系统, 实现所有监控点的预警初始化。具体工作包括:

(1) 搭载智能分析设备

将图像智能分析设备搭载至视频采集系统中, 实现对行人交通流的参数识别。主要识别的参数包括人群双向流量、人群密度和人群速度。

(2) 点位参数校准

综合考虑监控点位的几何形状、监控区及计数线位置、人群运动规律等因素, 采用人工校正和机器训练求解等方式逐点调整智能识别设备的参数设置, 以获得足够的识别准确率。

(3) 预测预警模型研究

全面研究行人交通领域的各类数据预测方法, 通过积累的大量数据, 进行预测效果的测试和检验, 最终筛选出最优的预测模型, 确定基于时间序列的预测数据模式, 并构建融合了异常与拥堵状态的双重预警模型。

(4) 长时规律提取

针对每个点位积累日常监测数据, 将其作为训练样本导入离线分析工具中, 逐点运算求解, 结合专家经验判断, 最终提取出作为预警模型初期输入的点位长期数据规律。

(5) 初始阈值标定

计算模拟出预警和状态判断模型的试验阈值, 并经过样本测试最终调整和标定初始预警阈值范围。

3. 预警平台研发

本部分是在前期所有工作基础上, 开发平台软件。具体来说包括:

(1) 数据初始化

完成预警平台与视频系统和智能分析系统的数据通信, 装载所有点位的长时规律与初始阈值, 实现视频图像调取、智能分析数据的获取与存储等, 整个预警系统的数据从此可以实现自动运转和更新。

(2) 软件功能定制研发

面向管理业务, 通过功能定制让预警平台实现预期的各项软件功能:视频管理、数据报表、预测功能、预警功能、状态判断、实时数据展示。

(3) 系统整体试运行

考虑到人群流动易受季节、节假日、公共活动、新增交通设施以及其它一些因素的影响, 因此, 系统建设完成后通过了一定时间的系统试运行来对初始模型实施校验和修正, 从而进一步提高系统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4. 配套管理模式拟定

为了真正实现系统的落地应用, 还应为具体使用者拟定配套的管理模式。包括以下主要工作:

(1) 编制系统运行管理制度

从管理组织架构、人员岗位职责等方面编制具体规章制度, 同时对系统日常运行和维护中涉及的具体工作拟定标准的操作规程, 对系统出现预警和报警时应执行的响应流程制定具体要求, 使系统的日常管理更加科学合理。

(2) 系统管理人员的招募和培训

系统管理员和值班员的水平将直接影响到系统的使用效果, 所以应对相关人员进行必要的能力考察和业务培训, 并通过上岗考核的方式确认其上岗资格。

四、西单商业区案例介绍

西单是北京市著名的商业街区。它具有交通发达、流线复杂、人员滞留时间长等特点, 尤其是多种步行交通设施同时存在, 容易导致大规模人群在短时间内聚集。西单商业区内布有大量的人群密集区域, 如大型商场内部、地铁出口、公交站点等, 这就决定了需要监控的点位极多, 数据海量, 分析难度大, 仅靠人力难以实现对人群聚集的监控和预警。为保证西单商业区持续繁荣发展, 科学有效地解决西单商业区密集人群安全问题,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办事处联合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实施了人群聚集风险预警系统的建设。

1. 系统组成

如图3所示, 系统前端视频采集设备安装在商业区各栋大楼楼顶, 监测点位的视频图像实时输入视频智能分析设备, 从而得到各监测点的人群运动数据, 所有数据依靠无线AP装置实时传输至系统中控室, 由软件平台进行计算处理, 实现报警和预警等系统功能。

一期工程建设完成后共设36个监测点, 覆盖西单商业区核心区域的过街天桥、地铁口、公交站、部分商场出入口等。

2. 系统功能

系统建设完成后, 具备如下主要功能:

(1) 视频管理

集成了传统视频监控系统的所有功能, 包括:实时监控、越界报警、轨迹追踪、片段录制、画面捕捉、自定义显示方式、图像存储等。

(2) 数据报表

提供友好的查询和显示界面, 方便用户统计、分析和追踪数据库中的相关记录, 比如各个地点、各个日期、各个时段的数值或风险事件痕迹。

(3) 预测功能

利用人群交通长短时规律, 预测各个监控点距离当前时间点未来1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尺度的数据值。如图4所示。

(4) 预警功能

依据预测功能, 智能计算得到预警信号后, 采用图像和声音等手段对相关地点进行醒目化标识, 提醒管理者提前做好人群聚集风险防范和应对。如图5所示。

(5) 状态判断

基于智能算法, 对不同区域的人群聚集实时状态进行判断分级, 方便管理者从宏观上把握不同区域的情况, 从而科学地分配和调度管理资源。

(6) 实时数据展示

系统运行过程中, 管理者可根据需要随时选取任意监控点, 展开其数据显示面板, 获得点位视频、实测数据、预测数据、风险级别等实时更新的数据信息。

3. 应用效果

(1) 运用智能技术, 提高工作效率

系统实现了对西单商业区人群流动状态对应的视频与交通流参数的双重监控, 方便管理者同时从直观画面和定量数据两个角度了解区域内的人群状况, 有针对性地监控重点区域, 科学减少街面巡逻人员, 提升工作效率。

(2) 依靠实时信息交换, 大力提升公共安全服务水平

系统从2009年9月开始投入运行, 完成了2009年至今每年十一黄金周、圣诞节、元旦、春节、情人节、清明节、五一劳动节、中秋节等重大节假日安全保障任务;在西单苹果旗舰店的IPHONE促销活动人群监测、西单撞人事件取证、遗失人员查询、事故案件鉴别等方面提供了重要支持。

(3) 依据长期规律短时预测, 加强重点地区精细化管理

系统实现了西单商业区人群流动规律的积累, 自2009年至今, 已完整记录各监控点所有行人交通流历史数据以及重大节假日的视频录像, 数据总量累计已达23TB以上。此外, 系统不仅可预测未来10分钟的人群状态, 还可预测未来1天的人群总量和峰值时段。管理人员可以依据长期规律以及短时预测结果, 提前制定值班和执勤计划, 对潜在危险区域进行提前布防与干预, 实现精细化管理。

(4) 深入挖掘人群运动规律, 为部门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系统积累的大量数据和人群运动规律为西单商业区管理规划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持;管理人员通过参与预警系统阈值设置工作, 深化了对各监控点人群聚集程度和分布状态的理解, 并进一步形成可推广普及的规范化管理模式与管理标准, 大力提升各级人员的人群聚集风险管理水平和事故预防与应急能力。

五、总结与展望

本文介绍了人群聚集现象给城市公共安全带来的风险, 阐述了面向人员密集场所的人群聚集风险预警系统的实现原理和构建过程, 并在此基础上对西单商业区的具体案例进行了简单介绍。案例实践证明, 系统能有效识别人群聚集风险并进行预警提示, 对提高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管理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考虑到人员密集场所的不同类型对于人群聚集规律的影响以及不同场所管理方的工作机制要求, 适合临时大型活动的快速布防式预警系统以及适合远程访问与操作的移动版预警系统也相继研发完成, 有待更多的案例实践来验证其有效性和可靠性。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密集人群的安全管理成为各大城市都必然面对的重要问题。本文论述了面向人员密集场所的人群聚集风险预警系统的构建模式, 并依托具体项目案例经验介绍了应用效果。实践证明, 将科技手段引入城市公共安全领域, 有助于促进管理水平的显著提升。

关键词:人群聚集,风险预警,预警系统

参考文献

[1]寇丽平, 人员密集场所风险评估理论与标准化方法研究[D].北京:中国地质大学, 2008.

[2]谢振华, 孙超, 杨琳, 大型活动密集人群的风险分析与管理[J].中国公共安全 (学术版) , 2006, (4) :40-43.

[3]卢春霞, 公共场所拥挤人群的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 2004.

[4]百度百科, 马德里爆炸案, http://baike.baidu.com/view/177103.htm

高风险人群 第8篇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选取本院体检中心于2013 年5 月~2014 年4 月所接收的健康人群200 例, 其中男148 例, 女52 例, 年龄20~95 岁, 平均年龄 (75.29±15.42) 岁, 所有患者既往无肺部疾病病史。100 例均有吸烟史作为实验组, 100 例无吸烟史作为对照组。实验组中男84 例, 女16 例, 年龄20~95 岁, 平均年龄 (73.52±11.64) 岁。对照组中男64 例, 女36 例, 年龄20~93 岁, 平均年龄 (75.94±14.53) 岁。

1. 2 实验方法 ①每月通过肺功机 ( 德国康迅公司) 对所有调查对象进行肺功能检测, 记录调查对象的FEV1、FVC, 并肺功能衰减速度FEV1/FVC的值。②每个月抽取调查对象的外周血5 ml。③运用离心机 ( 上海仪器制造厂) 对所搜集来的外周血进行分离。④运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ELISA) 法对分离出来的血清进行CRP (C反应蛋白和降钙素原, 美国伊洛生生物技术公司) 和IL-8 ( 人白介素和肿瘤坏死因子酶联试剂盒, 上海金泰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⑤对调查群体中的COPD的发病数量进行统计。

1. 3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9.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s) 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采用χ2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实验组人员的血清IL-8 水平 (74.52±12.64) μg/L以及CRP水平 (15.41±3.52) μg/L明显高于对照组血清IL-8 水平 (24.92±11.37) μg/L和CRP水平 (1.96±5.37) μg/L,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实验组人员的肺功能衰减为37.26% 高于对照组11.73%,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实验组人员的血清IL-8、CRP、肺功能、COPD的变化呈线性相关关系, 对照组人员为非线性相关关系。因此, 通过对患者肺功能以及外周血IL-8 和CRP的浓度检查可以一定程度上预测COPD的发生。

3 讨论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种呼吸系统常见疾病, 发病的过程是不可逆性的改变, 因此患者在发病之后很难治愈[2], 而也因为患者的肺功能不断地下降而引发一系列疾病, 最终这些疾病严重影响患者预后及生活质量, 根据流行病学研究显示, 这种疾病的死亡率已经位居第4 位并且还在不断攀升, 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手段治疗, 只能对高危人群的预防, 因此在临床医生有效的诊断标准就显得十分重要。

IL-8 是一种集体单核细胞所生成的细胞因子, 在集体的免疫环节具有重要的作用, 有学者的研究表明IL-8 可以有效的趋化免疫细胞。由于在病理生理学的研究表明, COPD是一种由于持续性的慢性炎症所引发的疾病, 因此在患者接触到烟雾等刺激之后, 肺泡巨噬细胞、单核细胞、支气管黏膜上皮细胞等细胞都会做出一定的应答, 从而导致机体的IL-8的数量大幅度攀升, 因此本实验所调查的对象中实验组人员因为接触到烟雾等不良刺激而导致慢性炎症的发生, 血清中IL-8 的数量也会上升, 并明显高于对照组。

CRP是一种机体重要的炎性细胞因子, 当机体发生各种感染以及炎症等情况的时候, 机体的CRP的浓度就会大幅度提升并参与激活补体和机化吞噬细胞的作用。在机体发生COPD的时候, 由于机体处于一种炎症情况, 因此机体的CRP的浓度也会有所提升。而如果机体在患有COPD之后又患有其他感染类疾病[3], 则COPD就会变成急性期, 而体内的CRP的水平也会进一步提升。本实验中, 实验组研究对象的CRP数量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而且随着时间的进展, 实验组研究对象的CRP水平还会进一步提升。

综上所述, 在面对COPD患者的筛查工作过程当中, 在肺功能筛查的基础上配合IL-8 与CRP的检测, 可大幅度提升这类疾病的确诊率。

参考文献

[1]吴孟烽.小气道病变早期检测的意义.基层医学论坛, 2012, 16 (19) :2549-2550.

[2]李九红.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临床诊断及治疗效果探讨.心血管病防治知识 (下半月) , 2014, 13 (9) :134-135.

高风险人群 第9篇

1 方法

1.1 文献检索

计算机检索Pub Med、EMBASE、CNKI和万方等数据库截至2013年5月15日的文献数据, 并手工检索所有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以获取补充资料。全面收集有关糖尿病高危人群生活干预的随机对照研究。文献检索策略采用主题词和自由词结合的原则。英文检索词主要包括:“diabetes mellitus, type 2”、“health education”、“risk reduction behavior”、“diabetic diet”、“exercise therapy”、“hyperglycemia”、“impaired glucose tolerance”、“prediabetes state”、“glucose intolerance”等。中文检索词主要包括:2型糖尿病、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高危人群、健康教育、生活方式干预等。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文献纳入标准: (1) 研究类型为评价生活干预对IGT人群患病风险影响的随机对照研究; (2) 纳入文献均提供完整的病例资料、干预前后糖化血红蛋白等数据; (3) 所有纳入文献的语言均为中文或英文。文献排除标准: (1) 病例报告、文摘、综述、讲座、述评等非随机对照研究; (2) 与研究主题或目的无关; (3) 数据资料有误或无法提取; (4) 重复发表的文献。

1.3 数据提取与质量评价

采用统一制定的数据收集表, 由两位研究者分别独立提取纳入文献数据资料, 主要数据信息包括:第一作者、发表年限、国家、种族、干预组和对照组研究例数、性别比例、年龄范围、随访时间及干预方式等。文献研究的方法学质量评价采用改良Jadad评分, 评价内容包括: (1) 随机分组方法; (2) 分配隐藏情况; (3) 是否采用盲法; (4) 是否描述退出及失访; (5) 是否有进行意向性分析 (intention to treat, ITT) 。每项1~2分, 最高7分, 1~3分为低质量研究, 4~7分为高质量研究。

1.4 数据分析

生活干预对IGT人群患病风险影响的具体关联采用相对危险值 (relative risk, RR) 及其95%可信区间 (95%CI) 描述。汇总RR的统计学意义采用Z检验[3]评价。各研究间异质性采用Cochran Q检验进行评价, 若P<0.15则提示存在异质性;此外, 采用I2检验定量评价异质性大小, I2值介于0%~100%之间, I2值愈大提示异质性愈明显;如异质性检验P<0.05或I2>50%则提示各研究间存在异质性, 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 反之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4]。本研究根据种族 (亚洲人群、高加索人群和混合人群) 、干预方式 (饮食、运动、饮食加运动) 、随访时间 (1~5年、6~9年、10年及以上) 进行亚组分析。逐一删除纳入研究进行敏感性分析以评价单一研究对总体结果的影响。采用Begg漏斗图和Egger线性回归分析纳入文献是否存在发表偏倚以评价原始分析结果的真实可靠性[5]。采用STATA 12.0 (Stata Corp, College Station, TX, USA) 软件进行数据汇总分析。

2 结果

2.1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最初检索到相关文献1 209篇, 严格依据纳入和排除标准进行文献筛选, 根据题目和摘要剔除1 177篇与研究主题无关文献, 进一步仔细阅读摘要及全文后剔除16篇文献, 最终16篇文献 ([6-21]) 纳入本研究 (图1) 。纳入的16项研究共包括8 571例患者, 其中干预组包括4 525例IGT患者, 对照组包括4 046例IGT患者。纳入文献Jadad评分均为4~6分, 属于较高质量的文献。纳入文献的基线特征见表1。

2.2 统计分析结果

进行Meta分析异质性检验显示P>0.1, 表明纳入的各研究间不存在异质性, 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汇总分析。表2汇总了随访后干预组和对照组IGF人群患病风险的综合分析结果。Meta分析结果显示:生活方式干预与IGF人群患糖尿病风险下降明显相关 (RR=0.543, 95%CI为0.489~0.598, P<0.001) , 因此增加生活方式干预是预防糖尿病重要的一环。本研究还根据种族进行亚组分析, 结果显示生活方式干预在高加索人和亚洲人中均能降低IGF人群患病风险 (高加索:RR=0.520, 95%CI为0.425~0.616, P<0.001;亚洲:RR=0.618, 95%CI为0.518~0.719, P<0.001) 。根据干预方式进行亚组分析, 结果显示, 各种干预治疗均与糖尿病发病率显著相关, 饮食、运动及饮食加运动干预组的糖尿病发病率较对照组分别下降48%、32%及35%。根据随访年限进行亚组分析, 结果显示, 各随访年限的生活方式干预均可降低糖尿病的发病风险 (1~5年:RR=0.489, 95%CI为0.379~0.598, P<0.001;6~9年:RR=0.572, 95%CI为0.489~0.655, P<0.001;10年以上:RR=0.547, 95%CI为0.451~0.643, P<0.001) 。

2.3 敏感性分析和发表偏倚

本研究考察单个研究对合并效应量的影响, 即逐一删除纳入研究后对随访后的糖尿病发病率差别的效应指标进行综合, 以评价单一研究对综合效应指标的影响。结果表明, 无单一研究显著影响合并分析结果, 故Meta分析得到的结论较稳定。

发表偏倚评价结果显示, Begg漏斗图图形对称, 没有提示有统计学意义的发表偏倚, Egger线性回归分析也没有显示纳入研究间有统计学意义的发表偏倚 (t=-2.50, P=0.180) 。

3 讨论

糖尿病是继肿瘤、心血管疾病之后的第三大威胁人类健康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亦是21世纪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 糖尿病高危人群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巨大群体。早在20世纪20年代, 糖尿病预防就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但后续的数十年却几乎未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预防干预。究其原因, 主要是缺少设计良好的大型研究作为干预依据, 虽然有几项相关临床研究, 但都存在设计和研究开展方面的缺陷, 且大多数以降血糖药物作为干预措施。20世纪80年代以来, 几项以生活方式作为干预措施的高质量随机对照试验得以开展, 如中国大庆研究[7,11,17]、美国糖尿病防治计划 (diabetes prevention program, DPP) [10,19]、芬兰的糖尿病预防研究 (Finnish diabetes prevention study, FDPS) [9,12,14,15]等, 这些研究验证了长期控制饮食及增加体力活动可能会降低IGT人群向糖尿病的转化率。因此, 本研究旨在运用循证医学Meta分析方法定量评价生活方式干预对IGT人群患糖尿病风险的影响, 为糖尿病的预防工作提供强有力的证据。

本研究采用Meta分析方法, 全面收集有生活方式干预对IGT人群患病风险影响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本研究从1 209篇相关主题词文献中筛选得到16篇符合纳入标准的研究, 涵盖9个不同的国家。Meta分析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 干预组IGT人群患病风险降低了46% (RR=0.54) 。根据干预方式进行亚组分析显示, 饮食、运动及饮食与运动组在随访前各组间基线特征相当的情况下分别使糖尿病的发病率下降32%、35%及48%, 这同时也表明了干预治疗方案越严格, IGT人群糖尿病的发病率越低。根据随访年限进行亚组分析显示, IGT人群进行1~5年、6~9年以及10~20年的生活方式干预后, 其糖尿病的发生率分别降低51%、43%及45%。因此本研究结果表明, 生活方式干预能有效地降低IGT人群的患病风险。

注:Ph为异质性检验P值

虽然本研究经过科学合理的设计和实施得到以上结果, 但仍存在着以下一些局限性:首先, 对生活方式干预措施的评价和优化尚有不足之处。虽然本研究将干预措施分为饮食、运动、饮食合并运动组, 但未能深入定性定量各个研究的干预措施细节。为了进一步优化干预模式, 需要对各项研究的干预措施细节制作定性评价标准, 根据标准将干预措施分为不同的等级, 评价不同等级的干预效果, 综合选择效果最佳的等级, 以完善干预措施的标准化。其次, 本研究未进行经济学方面的分析。由于不同年限和不同地区的货币价值不同, 本研究未能给出干预成本或成本-效益的标化后比较。对于具体的卫生决策, 经济指标尚不够完善, 需要进一步搜集经济学数据, 根据经济模型对经济学指标作出合理的评价。第三, 纳入研究设计存在一定的不足。最突出的是随机方法的严谨性, 大多数都未具体说明随机化的具体方法和随机分配隐藏。最后, 虽然所有纳入研究均对病例组和对照组制定了严格的入组标准, 但各研究间仍然存在入组标准的差异和一些混杂因素控制不足等问题, 故而影响本研究结果的真实可靠性。

本研究根据16项IGT人群生活方式干预的随机对照试验进行Meta分析, 初步得到以下结论: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IGT人群发病率相比于对照组降低了46%, 显示生活方式干预能有效地预防糖尿病的发生与发展。

摘要:目的:采用Meta分析方法评价生活方式干预对糖耐量受损 (IGT) 人群患糖尿病风险的影响。方法:检索PubMed、EMBASE、CNKI和万方等数据库, 全面收集有关IGT人群生活方式干预的随机对照试验, 采用相对危险值 (RR) 及其95%CI描述关联。结果:共纳入16项研究, 包括8 571例IGT患者, 其中干预组4 525例, 对照组4 046例。干预组IGT人群的糖尿病发病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RR=0.54, 95%CI为0.490.60, P<0.001) ;亚洲与高加索IGT人群干预组的糖尿病发病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各种干预治疗均与糖尿病发病率显著相关, 饮食、运动及饮食加运动干预组的糖尿病发病率较对照组分别下降48%、32%及35%。结论:现有证据表明, IGF人群进行生活方式干预能有效地降低糖尿病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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