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的遗产范文

北洋的遗产范文（精选3篇）

北洋的遗产 第1篇

1 实验材料

Bruker-400型核磁共振波谱仪:德国Bruker公司;Finnigan MATLCQ:Finnigan公司;Delta-600-2487型HPLC仪:Waters公司;Hypersil-ODSⅡ (10μm, 20 mm×300 mm) 色谱柱:采用大连依利特公司;柱色谱硅胶:青岛 (Rp-18) 海洋化工厂产品;Silica gel60F254薄层色谱用硅胶薄层和反相薄层:德国Merck公司产品; (ODS-AM) 柱色谱用ODS:日本YMC公司产品;AB-8大孔吸附树脂:南开大学化工厂产品;化学试剂为分析纯:天津试剂一厂;显色剂为10%硫酸乙醇溶液。

北洋金花经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药学院中药资源教研室王振月教授鉴定为茄科曼陀罗属植物毛曼陀罗Datura innoxia Mill.的干燥花。样品标本 (No.20050028) 保存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药学院中药化学教研室。

2 提取分离

将干燥的北洋金花药材30kg用70%乙醇加热回流提取2次, 每次2小时, 滤过, 合并乙醇液, 回收乙醇, 得稠膏。将稠膏用0.1%盐酸冷浸, 用超声震荡器加速其溶解, 静置过夜。取上清液抽滤, 滤液流经732型阳离子交换树脂柱, 流出液再流经AB-8型大孔树脂使吸附, 然后将大孔吸附树脂用水洗至中性后, 依次用50%乙醇和95%乙醇分别洗脱, 其中50%乙醇洗脱液经回收溶剂, 得洗脱物100g。将50%乙醇洗脱物100g, 进行硅胶柱色谱, 以氯仿-甲醇溶剂系统梯度洗脱, 洗脱液经薄层色谱检识后成分相近者合并。得到5个溶剂洗脱组分, 分别为Fr.Ⅰ、Fr.Ⅱ、Fr.Ⅲ、Fr.Ⅳ和Fr.Ⅴ。将Fr.Ⅱ再进行硅胶柱色谱, 用氯仿-甲醇梯度洗脱, 得到Fr.Ⅱ1、Fr.Ⅱ2和Fr.Ⅱ3, 继续进行ODS常压反相柱色谱和HPLC制备分离, 分别用甲醇-水溶剂系统进行梯度洗脱, 结果从Fr.Ⅱ1中得到化合物1～3, 从Fr.Ⅱ2中得到化合物4和5, 从Fr.Ⅱ3中得到化合物6。

3 结构鉴定与讨论

化合物1～6均为醉茄内酯类化合物 (Withanolides) , 醉茄内酯类化合物是一类天然存在的具有麦角甾烷骨架结构C28类固醇化合物。此类化合物广泛分布于茄科各属植物中, 主要有醉茄属、酸浆属、曼陀罗属等[3]。

化合物1白色无定形粉末。化合物1的ESI-MS谱中, 可见m/z 995[2M+Na]+离子峰, 表明化合物1的分子量为486, 结合1H-NMR, 13C-NMR和DEPT谱等可确定其分子式为C28H38O7。化合物1的UV光谱在224nm出现最大吸收波长 (MeOH) , 表明其分子中存在两个发色团即β不饱和羰基和δ酮体系。化合物1的IR光谱中显示出羟基 (3400cm-1) 以及羰基 (1670cm-1) 的特征吸收峰。化合物1的13C-NMR谱中, 可观察到28个碳信号, 在δ205.6 (C) 处的1个季碳信号为酮基信号, δ168.8 (C) 处的季碳信号为1个酯羰基信号。另外在δ157.8 (C) 、126.5 (C) 、142.5 (CH) 和129.6 (CH) 处还可观察到归属于2个双键的4个烯碳信号。化合物1的1H-NMR谱中, 在δ0.74 (3H, s) 、1.06 (3H, s) 、1.18 (3H, d, J =6.5Hz) 和2.08 (3H, s) 处可见4个归属于甲基质子的信号, 这些数据表明化合物1是一个醉茄内酯类化合物。结合化合物1的DEPT、1H-1H COSY、HSQC和HMBC等波谱的综合解析, 对化合物1的1H-NMR谱的全部氢信号和13C-NMR谱的全部碳信号 (见Table 1) 进行了详细的解析和归属。将化合物1的1H-NMR谱和13C-NMR谱数据与化学结构已知的化合物Withametelin E[4]相比较, 两者基本一致。综合各种分析结果, 化合物1被鉴定为5α, 12β, 27-三羟基-6α, 7α-环氧-1-酮-醉茄-2, 24-二烯内酯 (5α, 12β, 27-trihydroxy-6α, 7α-epoxy-1-oxo-witha-2, 24-dieno-lide) 。

化合物2为白色粉末 (MeOH) , Liebermann-Burchard反应呈阳性, Molish反应呈阴性, 提示其可能为甾体苷元类化合物。化合物2的ESI-MS谱在m/z999处给出双分子离子峰[2M+Na]+, 表明化合物2的分子量为488。结合化合物2的1H-NMR、13C-NMR、DEPT等波谱推定化合物2的分子式为C28H40O7。在化合物2的1H-NMR谱中, 在高场区δ0.81 (3H, s) 、1.33 (3H, s) 和2.02 (3H, s) 处可观察到3个甲基信号, 在低场区δ5.76 (1H, dd, J =10.0, 2.4Hz) 和δ6.65 (1H, ddd, J =10.0, 5.2, 2.0Hz) 处可以观察到归属于2个烯氢质子的信号。在δ3.51 (1H, t, J =3.5Hz) 、δ4.52 (1H, dt, J =13.2, 3.2Hz) 处分别出现来源于氧代次甲基上的质子信号。此外, 在δ3.77 (1H, dd, J=11.2, 4.4Hz) 和δ3.92 (1H, dd, J=11.2, 2.5Hz) 处可观察到归属于羟甲基上的两个质子信号;在δ4.31 (1H, d, J=11.8Hz) 和δ4.38 (1H, d, J=11.8Hz) 处还可见到归属于另一个羟甲基的两个质子的双峰信号, 根据它们的裂分情况和偶合常数, 可知前者应归属于21位上的羟甲基, 而后者则应归属于27位的羟甲基。在化合物2的13C-NMR中, 能观察到甾体内酯的28个碳信号, 其中3个甲基碳信号 (δ13.2、16.5和20.3) , 9个亚甲基碳信号 (包括2个羟甲基信号) , 9个次甲基碳信号[包括2个烯碳信号 (δ143.8和129.1) 和2个氧代次甲基碳信号 (δ75.3和79.5) ]以及7个季碳信号[包括2个羰基碳信号 (δ207.8和168.8) 、2个烯碳碳信号

(δ158.8和126.5) 以及1个氧代季碳信号 (δ78.6) ]。综合解析化合物2的1H-NMR、13C-NMR和DEPT等波谱, 将化合物2的氢质子信号和全部碳信号 (见Table 1) 均进行了归属。进一步将化合物2的1H-NMR谱和13C-NMR谱数据与化学结构已知的Withafastuosin E的文献值[5]对照比较, 发现两者基本相同。综上各种数据, 最后将化合物2鉴定为5α, 6β, 21, 27-四羟基-1-酮-醉茄2, 24-二烯内酯 (5α, 6β, 21, 27-tetrahydroxy-1-oxo-witha-2, 24-dienolide) 。

化合物3为白色粉末 (MeOH) , Liebermann-Burchard反应呈阳性, Molish反应呈阴性, 提示可能为甾体苷元类化合物。化合物3的ESI-MS谱在m/z 1031处给出[2M+Na]+离子峰, 表明化合物3的分子量为504。结合化合物3的1H-NMR、13C-NMR、DEPT等波谱可推测其分子式为C28H40O8。化合物3的1H-NMR, 在高场区δ0.82 (3H, s) 、1.31 (3H, s) 和2.08 (3H, s) 处可观察到3个甲基信号。在低场区δ5.78 (dd, J =10.0, 2.4Hz) 和6.66 (ddd, J =10.0, 5.2, 2.0Hz) 处可以观察到2个烯质子的信号。在δ3.85 (1H, dd, J =11.6, 4.0Hz) 和3.91 (1H, dd, J=11.6, 3.2Hz) 处以及δ4.31 (1H, d, J=11.6Hz) 和4.38 (1H, d, J=11.6Hz) 处可分别见到归属于2个羟甲基的4个质子的四重峰或双峰信号。将化合物3与已知化合物Withafastuosin F[7]的碳谱数据进行比对, 两者基本一致, 最终鉴定化合物3为5α, 6β, 12β, 21, 27-五羟基- (22R) -1-酮-醉茄-2, 24-二烯内酯[5α, 6β, 12β, 21, 27-pentahydroxy- (22R) -1-oxo- witha-2, 24-dienolide]。

化合物4为白色粉末 (MeOH) , Liebermann-Burchard和Molish反应呈阳性, 提示可能为甾体苷类化合物。化合物4酸水解后用薄层色谱仅检出D-葡萄糖。ESI-MS谱, 在m/z 675处给出[M+Na]+离子峰, 表明化合物4的分子量为652。化合物4的1H-NMR谱中, 在δ0.82 (3H, s) 、0.88 (3H, s) 、1.03 (3H, d, J=6.8Hz) 和2.18 (3H, s) 处出现归属于醉茄内酯类化合物的4个甲基信号, 在δ4.36 (1H, d, J=7.6Hz) 处还可观察到一个归属于β-D葡萄糖的端基氢信号。化合物4的13C-NMR谱中, 在δ102.2、75.3、78.1、71.5、78.0和62.8处能够看到葡萄糖基的6个碳信号, 同时也可清楚地观察到侧链上一个双键 (δ157.9和126.5) 和一个内酯羰基 (δ168.6) 的碳信号。13C-NMR谱中亦能看到4个甲基的信号, 它们分别出现在δ12.5 (C-18) 、16.6 (C-19) 、13.7 (C-21) 和20.3 (C-28) 。进一步将化合物4的13C-NMR数据与文献报道的Withanoside Ⅲ[6]相应数据进行比较, 发现两者完全一致。综上所述, 将化合物4鉴定为1α, 3β, 5α, 27-四羟基-6α, 7α-环氧-醉茄-24-烯内酯-3-O-β-D-葡萄吡喃糖苷 (1α, 3β, 5α, 27-tetrahydroxy-6α, 7α-epoxy-witha-24-enolide- 3-O-β-D-glucopyranoside) 。

化合物5为白色粉末, Liebermann-Burchard反应为阳性, 提示其可能为甾体类化合物。化合物5的ESI-MS给出双离子峰m/z 971[2M+Na]+, 表明化合物5的分子量为474。结合化合物5的1H-NMR、13C-NMR和DEPT等波谱推定其分子式为C28H42O6。在化合物5的1H-NMR谱中, 只能在δ3.60 (1H, m) 和3.67 (1H, m) 处观测到归属于21位羟甲基上的质子信号, 而看不到27位的羟甲基质子信号。化合物5的13C-NMR谱中, 能看到1个环己烷型羰基信号 (δ213.3) 和1个α, β不饱和内酯羰基 (δ166.5) 的信号, 以及2个双键季碳信号 (δ120.5和151.6) 。此外, 在δ12.6、16.7、12.5和20.5处, 分别出现归属于甲基的碳信号, 根据它们化学位移的大小和在1H-NMR谱中均呈单峰, 依次将这些碳信号指定为C-18、C-19、C-27和C-28, 由此也可推知C-20上的甲基可能为羟甲基所取代。将化合物5的以上数据与已知化合物Withametelin C的文献值[4]进行比较, 证明两者基本一致。综合以上分析结果, 鉴定化合物5的分子结构为5α, 6β, 21-三羟基-1-酮-醉茄-24-烯内酯 (5α, 6β, 21-trihydroxy-1-oxo-witha-24-enolide) 。

化合物6为白色粉末 (MeOH) , Liebermann-Burchard反应为阳性, Molish反应为阴性, 提示可能为甾体苷元类化合物。化合物6的ESI-MS在m/z493处给出[M+Na]+离子峰, 表明化合物6的分子量为470。在化合物6的1H-NMR谱中, 只有3个甲基信号, 分别为δ0.75 (3H, s) 处的Me-18、δ1.29 (3H, s) 处的Me-19、δ1.44 (3H, s) 处的Me-28。在δ5.76 (1H, dd, J=10.0, 2.5Hz) 和6.64 (1H, ddd, J=10.0, 5.2, 2.5Hz) 处能观察到A环α, β-不饱和酮系统中的2个质子的特征信号。同时, 在δ6.66 (1H, br. s) 和6.08 (1H, br. s) 处还能见到2个归属于末端烯质子信号。进一步将化合物6的13C-NMR谱数据与文献报道的Withametelin G的数据相对照, 结果证明两者基本一致。综合以上结果, 最终将化合物6鉴定为5α, 6β-二羟基-21, 24-环氧-1-酮-醉茄-2, 25 (27) -二烯内酯[5α, 6β-dihydroxy-21, 24-epoxy-1-oxo- witha-2, 25 (27) -dienolide]。

摘要：目的:对北洋金花进行了较系统的化学成分研究, 为北洋金花药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正、反相等多种色谱分离技术进行化学成分分离, 依据理化性质和各种波谱数据进行结构鉴定。结果:从北洋金花中分离鉴定了6个醉茄内酯类化合物, 依次为withametelin E (1) 、withafastuosin E (2) 、withafastuosin F (3) 、withanosideⅢ (4) 、withametelin C (5) 和withametelin G (6) 。结论:6个化合物均为从该植物中首次发现。

关键词：北洋金花/化学,醉茄内酯

参考文献

[1]江苏新医学院编, 中药大辞典 (上册)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1719.

[2]国家药典委员会编, 中国药典 (2000版一部)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0:219, 188, 250.

[3]Glotter E.Withanolides and related ergostane-type steroids.Natural Product Reports, 1991, 8:415.

[4]Mohini G, Manickam M, Subhash C, et al.Withanolides ofdatura metel.Phytochemistry, 1992, 31 (7) :2423.

[5]Manickam M, Awasthi S, Oshima Y, et al.Additional C-21oxy-genated withanolides from datura fastuosa.J Chem Research, 1994, 8:306.

北洋水师的名词解释 第2篇

北洋水师，或称作北洋舰队、北洋海军，1888年正式成立，是中国建立的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同时也是清朝建立的四支近代海军中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一支。主要军舰大小共有25艘，辅助军舰50艘，运输船30艘，官兵4000余人。

北洋水师于1888年(光绪十四年)12月17日于山东威海卫的刘公岛正式成立，清政府每年拨出400万两白银给予海军建设。舰队实力曾是东亚第一，世界第九(采用当年《美国海军年鉴》排名，前八名分别为：英国、法国、俄国、德国、西班牙、奥斯曼土耳其、意大利、美国)。后由于种种原因逐渐落后日本。

在1894年-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它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因此被迫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开始重建，19合并为巡洋舰队。

北洋水师的历史沿革

1875年(光绪元年)，朝仪海防大讨论，依洋务派《筹议海防折》，光绪特命北洋大臣李鸿章创设北洋水师，通过总税务司R.赫德在英国订造4舰炮船(即伦道尔式炮艇)，此为清朝海军向国外购军舰之始。

1879年，向英国订造了两艘撞击巡洋舰扬威号、超勇号。

1880年，向德国船厂订造铁甲舰定远号、镇远号。1880年在天津设立负责海军事务的机构——海军营务处。

1881年，先后选定在旅顺和威海两地修建海军基地。1881年，派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英人琅威理、德人式百龄先后担任海军训练。又设立北洋水师学堂，修筑旅顺和威海卫军港。北洋舰队各主要战舰舰长及高级军官几乎全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大部分还到过英国海军学院留学实习。中法战争后李鸿章加速购置舰船，扩充北洋水师。光绪七年(1881年)1月，丁汝昌率北洋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带“超勇”和“扬威”巡洋舰回国。

1885年，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设立，李鸿章遣驻外公使分别向英国、德国订造了两艘穹甲巡洋舰致远号、靖远号与两艘装甲巡洋舰经远号、来远号。

1888年12月17日，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同日颁布施行《北洋海军章程》。[4] 主要军舰大小共有25艘，辅助军舰50艘，运输船30艘，官兵4000余人。从此，中国正式拥有了一支当时东亚第一，世界第九的海军舰队。

1891年，翁同龢户部奏请北洋海军“停购外洋船械三年”，以至于到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北洋海军未能进口一艘军舰甚至一枚开花炮弹，装备停滞不前。而与此同时，日本海军正突飞猛进。北洋海军原有的战舰已开始落伍，虽然拥有定远镇远两艘一等铁甲舰，但舰队整体水平无论航速、火炮数量(尤其是速射炮)、炮弹等方面皆落后于日本海军。到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联合舰队实力实际已经超过北洋海军，位居东亚第一。

1894年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不宣而战，在丰岛海域突然袭击北洋护航舰队，甲午战争爆发。同年9月17日，黄海海战，北洋舰队损失5艘军舰。次年(1895年)，在威海卫之战中，北洋舰队孤立无援，困守刘公岛长达一个月余，抵住了日本联合舰队7次进攻，而援兵不至，最后全军覆没。

18后逐渐购置舰船，大有恢复。

1909年(宣统元年)南、北洋海军被改编为巡洋舰队与长江舰队，从此北洋舰队之名亦不复存在。

北洋水师的官制等级

领导官职

全军设海军提督一员(相当于中将)，统领全军，驻威海卫。总兵二员(少将)，分左右翼，各统铁舰，为领队翼长。副将以下各官，以所带船舰之大小，职事之轻重，别其品秩。总兵以下各官船居，不建衙署。副将五员(准将)，参将四员(上校)，游击九员(中校)，都司二十七员(少校)，守备六十员(上尉)，千总六十五员(中尉)，把总九十九员(少尉)，经制外委四十三员。

管制等级

北洋水师官制等级分为管带，帮带大副，鱼雷大副，驾驶二副，枪械二副，船械三副，舢板三副，正炮弁，水手总头目，副炮弁，巡查，总管轮，二、三等管轮，水手正副头目，一、二、三等水手，一、二等管旗，鱼雷头目，一、二、三等升火，二等管舱，一、二等管油，一等管汽，油漆匠，木匠，电灯、锅炉、洋枪、鱼雷等匠，夫役，文案，支应官，医官，一、二等舵工，一、二等雷兵，一、二、三等练勇，教习，学生。

军衔等级

由大至小依次是：

北洋舰队覆亡的历史根源探讨 第3篇

一、北洋舰队的构建

1. 北洋舰队筹建的背景原因。

以国际背景而言，北洋舰队的筹建与19世纪初期国际上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有着必然联系。当时欧美列强资本主义体系逐步建成并日趋加速对外扩张，晚清政府统治陷入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邻国日本对清朝虎视眈眈，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加强军备建设，以巩固其逐渐摇摇欲坠的统治。以国内背景而言，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打破了“天朝上国”的美梦，林则徐、魏源等一批有识之士更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夷攻夷”、“塞害师长”等主张唤醒统治者和国人。尤其在1874年5月日本侵占台湾、1885年中法战争中南洋舰队被击沉等事件后，清政府大感日本“将为中国永久大患”的同时，更极大地刺激了晚清政府认识到“海防”的重要性，更有恭庆王、李鸿章、沈葆桢等洋务派人士，大力推动清政府加速北洋舰队建设，开启北洋成军之路。

2. 北洋舰队的筹建过程。

在国内外诸多因素催生下，清政府于1866年首次在福建马尾开设总理船政事务衙门，该职务先后由左宗棠、沈葆桢担任，同时设置造船厂和水师学堂，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终于迈出第一步。未及十年，邻国日本竟于1874年5月占领台湾，震动全国，清政府的统治大受威胁。此时，先有恭庆王以“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应对事宜，后有李鸿章以暂弃关外、专顾海防之计加以对付，清政府统治者对之慎重考虑。至1875年5月30日，清政府派任沈葆桢、李鸿章二人分别为南北洋大臣，每年拨400万两白银用作海军军费，此费用由海关与厘金收入中提取，以用于南北洋水师建设。但为长远计，沈葆桢着眼大局，清政府下令优先建设北洋水师，自此，北洋水师成军之路终于开始。

3. 北洋舰队的主要构成。

(1）人员构成。包括舰队主要战舰舰长、舰队高级军官在内的北洋舰队军官大体都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甚至大多军官都有留学实习于英国海军学院的海外学习经历；当时清政府曾送出一些留美幼童，后又将其召回国内，并送至福建水师学堂学习海军，这些人员后来服役于北洋舰队并成为舰队中层军官；北洋舰队对普通士兵也有要求，据《北洋海军章程》，士兵须粗懂文字，能写自己名字，掌握舰艇知识。此外，北洋舰队军官多数懂英语，并以英语发布内部指挥命令，而舰队内也始终有外国人担任军官职务进行战略和技术指导。（2）舰艇构成。北洋舰队包括主力舰队、鱼雷舰队和后勤舰队，舰艇则有北洋水师自造舰只和订购于国外的舰只等50余艘，共计5万余吨。清政府先后两次从英国阿姆斯特朗兵工厂订购舰船，1875年，“镇东”、“镇南”、“镇西”、“镇北”等8艘蚊炮船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主持订购，这批舰船后于1879年11月先后回国；1879年，“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再由阿姆斯特朗兵工厂生产，直至1881年9月和10月，巡洋舰“扬威”、“超勇”和蚊炮船“镇中”、“镇边”才逐渐生产完成陆续回国。清政府后又于1879年向德国伏尔铿船厂订购一艘铁甲巡洋舰“济远”、两艘铁甲舰“定远”和“镇远”，这批舰船于1885年完成回国。“致远”、“靖远”、“经远”、“来远”等舰船则于1887年订购并于该年秋天回国。（3）战略体系构成。北洋舰队还拥有一套相关配套战略体系，其包括辽东半岛、胶东半岛等扼守京津门户的防御体系，以及大连的旅顺口和威海的刘公岛等海军基地，并在大沽口设置炮台防守。

二、从装备角度看北洋舰队覆亡

1. 舰队舰船毫无作战优势。

(1）自国外订购舰船性能低劣。自国外订购的舰船构成了北洋舰队的舰船主体，但其多数质量较差、性能低劣，完全不适合实战。以“超勇”、“扬威”两艘快船为例，此两艘舰船由丁汝昌亲至英国接回，甚至被时任中国海关代理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描述为“船坚炮利，实为西洋新式武器”，却在黄海战役起始即中弹起火终而沉没，究其原因，无外乎铁皮木壳所制的船体自然毫无防御能力。（2）舰船建设后续无发展。在舰船发展上，北洋水师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清政府不仅不以发展与战略眼光充实和发展海军，甚至又有慈禧在海军经费本就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将海军经费挪用至颐和园和“三海”（中、南、北海）工程，直接导致北洋舰队自建成至甲午海战未能添置一艘军舰。（3）日本海军急剧扩充。鉴于自身地理条件、对外政策、近代社会性质等因素，日本早已把军事工业的重点放在发展海军上，而且考虑到当时北洋水师初建时的实力，日本更加速扩充海军，以超过中国北洋水师。

2. 舰队火力明显弱于日本舰队。

(1）火炮落后。自北洋水师建成至甲午战争爆发，在这期间，清政府不曾对北洋舰队炮火进行任何改进，使得北洋舰队炮火攻击力日渐下降。除去慈禧太后挪用北洋海军经费至颐和园与“三海”工程所需经费以外，北洋舰队拟更换21门速射炮所需的区区61万两白银也终究不得落实，正如曾担任北洋水师总教习一职的德国人汉纳根所言，北洋舰队“所有近年外洋新式船炮一概乌有”。（2）弹药量缺质差。若想取得海战胜利，海军必须拥有足够的舰载火炮并将其火力发挥至最大程度。但北洋舰队却长期处于弹药奇缺的危险处境，舰炮要么有弹无药，要么有药无弹，更有甚者，一些供应舰队海战的炮弹被以假充真、偷工减料。

三、从软实力角度看北洋舰队覆亡

1. 海权战略缺失致使海军畸形发展。

一方面，中国封建的社会统治结构对海军建设思想形成制约，尤其到晚清时期，封建社会统治结构更加坚固和保守。诚然，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清朝统治阶级也因此对海军重要性逐渐有所认识，但此时中国的海权思想仍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即使是提倡海军近代化的洋务派也只停留在以西方坚船利炮加强海防的层面，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北洋海军领导者也始终未能触及海军军制体制改革的问题。另一方面，无论是顽固派还是洋务派，其都受限于封闭的心理影响，而对西方的进步与自身的落后缺少相应客观、全面的认知，海军的发展仅仅局限于海防，终究上升不到海军的更广泛应用和航海业的全面发展，最后影响到北洋舰队的建设和使用。

2. 海防建设思路摇摆使北洋舰队发展滞缓。

对于海军建设，清政府一直未能产生明晰、统一的建军思路，特别是统治阶级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建军思路，其中不乏相互矛盾的思想，再者清政府在买船与造船上的长期摇摆，明显阻碍了中国海军的建设进程。比如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影响下的一批有识之士所提出的海军建设早期构想被当时的道光皇帝否决；再比如海军正式筹建过程中仍然风波不断，在筹办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时，清政府统治者内部就购买铁甲舰、买船、造船等诸项内容产生较大分歧，在长达六年的争论之后，清政府才最终作出折衷性意见，即函令驻德公使李凤苞向德国舰船生产厂订购“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并同意以福船为基础构建福建水师，还对福州船政局自行造舰给予支持。

3. 构建思想有误阻碍北洋舰队的发展和完善。

清政府“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优先发展北洋海军，而北洋海军也在李鸿章的支持和主持下，得以逐渐规模扩大、实力增加。但在构建北洋海军过程中，舰队设计者出现的几点错误认识也为北洋舰队军舰总体质量低劣、甲午海战惨败等设下伏笔。其中包括李鸿章大力主张大批购置蚊炮船，选择载重能力小、行动不便的铁甲舰等，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更降低了北洋舰队军舰性能质量，妨碍了北洋舰队的构建和完善。

4. 战术与指挥失误直接导致甲午战败。

从理论上讲，北洋舰队对甲午战争海上作战重视不足，清政府未能及时看到日本的迅速崛起及其产生的威胁，使得甲午战争开战前，北洋舰队毫无完整的战略应对计划。同时，北洋舰队对西方海战理论学习不够，在《海战新义》、《防海新论》等专门译刊书籍中并未出现明确的海军战役、战略等内容。此外，战争爆发后，北洋舰队放弃夺取海上主动权也加剧了北洋舰队海战优势的丧失。前有海战理论不成熟，后有舰队体制编排不科学，再加上北洋舰队作战指挥欠缺机动灵活，军官作战指挥有误，在黄海海战中以不利的队形丢失了战场的主动性，使得战争伊始，作战主动权便旁落敌手。

四、从心理因素角度看北洋舰队覆亡

1. 北洋舰队官兵应对甲午战争的心理准备不足。

虽为对日作战而准备，北洋舰队自构建之日起至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上至官兵下至舰艇均未做好应战的心理准备，在历次战斗打响前，也未能从心理上切实进入应战状态。早在1893年大阅海军时，北洋舰队内部并未因日益紧迫的战争形势而秩序井然，相反一派轻浮、散漫之态，即使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打响，北洋舰队各级官兵也未进入应战状态。甚至在威海守卫战中，日军先后三次将大批鱼雷艇混入港内并渗入北洋舰队巡逻鱼雷艇队中，北洋海军却浑然不知，致使定远、来远、威远等战舰陆续被击沉，全军军心崩溃。

2. 北洋舰队各级指挥人员心理素质不过关。

在应日军时，北洋舰队各级指挥人员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怯于主动迎战的脆弱心理。先有丁汝昌于1894年3月在日军增兵朝鲜半岛时，不仅不应援，反而将已在朝鲜的镇远舰、济远舰调回；后有1894年10月日军在大连花园口登陆时，丁汝昌也仅仅率舰队自威海卫赴旅顺来了一次返航，终未对日军采取军事行动。在实际海战中，一些指挥人员贪生怕死的自保心理，更对甲午战争的战争走向产生极大影响，据相关记载，竟有多达15艘的舰艇在甲午战争中临阵脱逃。

3. 北洋舰队官兵心态不正。

北洋舰队官兵心态不正主要表现为官兵本位心态严重，其表现为军官和士兵利益冲突下的士兵群体自保心理、舰队内部各舰艇之间利益冲突下的单个舰艇自保心理，以及陆海军利益冲突下的海军整体本位自保心理。正是本位心态作祟，北洋舰队对陆上战场基本无作为，对在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登陆的日军没有任何打击和阻滞行为，据《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惟彼等与将官之间，嫌隙甚深，彼等于命令，择其非服从则全舰之事不举者服从之”，舰队内部军官与士兵之间矛盾之深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1]闭雄壮.被误解的历史:甲午战前洋务派变革制度的要求[J].九江学院学报, 2012 (1) .

[2]雪珥.“高升号事件”国人不会忘却[J].北京档案, 2012 (1) .

[3]冷旭.基于AHP法的黄海海战北洋舰队攻击队形评估[J].黑龙江史志, 2011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