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理论范文

改革理论范文（精选12篇）

改革理论 第1篇

关键词：财务业绩报告,全面收益,综合收益

一、“全面收益”概念的提出

1980年FASB在FASC No.3中首次提出全面收益 (又叫“综合收益”, Comprehensive income) 概念, 将其定义为“一个主体在某一期间与非业主方面进行交易或发生其他事项和情况所引起的权益 (净资产) 变动, 它包括这一期间除业主投资和派给业主款以外的权益的一切变动。”1997年FASB在SFAS No.130“报告综合收益”中沿用了综合收益的定义, 并且将综合收益分成净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其中净收益反映已实现的收入和费用, 其他综合收益反映未实现的绕过收益表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的项目。2007年IASB正式引入“综合收益”概念, 2011年IASB在《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财务报表列报》中对综合收益的定义为“指某期由于交易和其他事项而产生的, 不是由与所有者以其所有者身份进行的交易所产生的权益变动。”2014年1月, 我国财政部发布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中对综合收益所下定义为:“是指企业在某一期间除与所有者以其所有者身份进行的交易之外的其他交易或事项所引起的所有者权益变动。”可见FASB、IASB和我国财政部对于综合收益的定义包含相同的内涵, 它们定义的“综合收益”的含义充分体现了“资产负债观”和“总括收益观”, 并且使收益的含义更接近经济收益概念, 回归企业的真实收益内涵。全面收益将业主权益变动划分成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两部分, 价值分配就是与业主进行交易产生的资本投入与股利分派, 而余下引起净资产变动的部分便是价值创造项目, 即全面收益内容。由此概念可以发现:全面收益涵盖的内容比净收益广得多, 包括净收益和传统收益表未能反映的其他全面收益, 即由于物价变动和金融衍生工具出现等会计环境变化引起的未实现的净资产变动。净收益反映已确认和已实现的收入和费用, 其他全面收益涵盖那些已确认尚未实现的损益项目。鉴于此, 全面收益概念已经突破了传统收益的概念, 综合收益是对传统会计收益的一种经济学改造 (张鸣、李增泉、陈瑜, 2010) , 全面收益概念的提出为基于历史成本原则、实现配比原则及谨慎性原则的传统财务业绩报告带来变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全面收益”理论形成的理论依据

(一) 经济学收益理论

企业业绩的表现形式就是企业收益。我们通常把经济学家的收益观称为经济收益。经济收益反映财富的增加, 是理论上最理想的收益概念。从亚当·斯密 (Adam Smith) 指出收益是“纯收入”并且以资本保全的思想解释收益开始, 经济学家们纷纷提出收益理论:艾尔弗雷斯·马歇尔指出收益就是“财富的增加”并且进一步区分了资本和收益。Irving Fisher将收益划分为精神收益、真实收益和货币收益并阐明了收益与资本之间的关系。由于精神收益主观性太强, 货币收益只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变化, 所以经济学家主要研究真实收益 (Real Income) , 即经济财富的增加。J·R·希克斯 (J.R.Hicks) 把收益划分为事前收益和事后收益, 认为事前收益是“一个人在某一时期可能消费的数额, 并且他在期末的状况保持与期初一样好”, 此解释同样适合于企业收益概念。悉德尼.S亚历山大 (Sidney Stuart Alexandre) 提出公司年度收益概念“要能保持公司年底的情况和年初的境况一般好的情况下公司向其权益所有者分配的数额, ”换句话说, 除掉投入资本增减变化以外业主权益的变动可以确定为收益, 这也就是资产负债观下对收益的理解, 也是综合收益概念最初的雏形。由此, 经济收益可理解为企业在某一期间期末期初保持同等富裕, 即在实物资本保全下用于可消费的数额, 其实就是财富的增加额。经济学视野中的收益既反映了经营活动带来的收益, 也反映了企业资产价值变动带来的收益, 显然, 经济收益是基于真实收益, 是企业真正的财富, 并能全面反映企业业绩, 能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依据。经济收益计量是以预测为基础, 并考虑了货币时间价值, 能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等信息使用者的要求, 但是囿于会计确认和计量的限制, 有些收益项目被拒于会计系统之外, 不过经济收益是会计收益未来发展的方向, 是企业财务业绩报表改进的理论基础。

(二) 财务学收益理论

财务学中的“干净盈余理论”是财务学视野中的企业业绩理论。“干净盈余 (Clean-Surplus theory) ”是指财务学中的企业收益。1995年费尔萨和奥尔森 (Feltham and Ohlson) 在所著《经营和理财活动的估价和干净盈余会计》一文中提出“干净盈余理论”, 为企业依据财务报表评价权益市场价值 (Market Value) 提供了数学模型。该理论认为企业权益的市场价值是账面价值和预期非正常盈利的函数, 即Pt=bvt+gt (Pt表示时间为t时企业权益的市场价值, bvt表示时间为t时企业权益的账面价值, gt表示未来非正常盈利的预期现值) 。该函数关系成立的必要条件是所有利得和损失必须通过收益表反映。非正常盈利预期现值为零时企业权益的市场价值即为企业权益的账面价值, 这叫“无偏见会计 (Unbiased Accounting) ”也即企业价值都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 收益表没有任何信息含量 (Information Content) , 但现实恰恰相反, 反而证明了收益表提供信息的有用性。根据“干净盈余理论”, 权益价值的变动来源于收益增减和所有者资本的投入及利润分配两部分, 也就是说, 除去业主投资于分派业主款以外所有的业主权益变动均作为企业的收益, 实际上就是全面收益 (综合收益) 的内涵。另外, “干净盈余理论”还引进了一个重要概念——盈利持续性 (earnings persistence) 。综上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一是企业价值的估价模型是以资产负债表和收益表的干净盈余关系为前提提出的。实际上就是全面收益概念比传统收益概念更符合该理论的要求。二是在不确定的现实经济中, 如果提供全面收益表, 有关企业价值的信息就不只是通过资产负债表来传输, 全面收益表也可以提供当前期间非常盈利持续到未来期间的信息。三是不同的收益组成项目对于使用者估计企业价值具有不同的重要性。该理论认为全面收益报告比传统收益表能够为使用者评价企业价值提供更有用的信息。因此, “干净盈余理论”既是“资产负债观”及“总括收益观”的理论基础, 又为全面收益的提出提供了理论支持。

(三) 会计学收益理论

依前所述, 经济学收益是最理想的收益概念, 但是由于会计收益概念要受到会计理论的约束比如确认计量规则的限制, 所以不可能涵盖经济收益所有的内容。在会计界对于收益的定义有两种观点:“本期经营收益观”和“总括收益观”。“本期经营收益观”下的收益反映本期经营成果, 传统的收益表是基于“本期经营收益观”的业绩报表, 也即以配比原则、实现原则、谨慎性原则为基础的传统收益概念基础上的收益表。“总括收益观”是对收益更广泛的定义, 包括非经营活动产生的除与业主交易发生交易以外产生的所有权益变动, “总括收益观”催生了“综合收益”概念的萌芽。随着会计环境的发展变化, 传统的收益只反映已实现的收益, 与实际收益的距离越来越远, 所以会计界不得不考虑将那些未实现利得和损失纳入财务报表, 从而实现列报“综合收益”。综合收益是指除与所有者的资本交易以外导致所有者权益变动的交易。与所有者的资本交易是指与所有者以其所有者身份进行的、导致所有者权益变动的交易。尽管“综合收益”不能包括所有除与业主交易外的净资产变动, 但比传统收益在概念上更接近经济学收益概念, 是一重大进步, 经济学收益是会计收益追求的终极目标。

三、“全面收益”理论的剖析

(一) “全面收益”体现的会计目标——“决策有用观”

如前所述, “全面收益”包括净收益 (损益) 和其他综合收益, 包括除业主投资和分派业主款之外的所有业主权益变动。“全面收益”概念的出现让会计界不得不考虑反映企业业绩用“净收益”合适还是用“综合收益”更符合“决策有用观”。众所周知, 当前的会计理论以“决策有用观”作为会计目标的主流观点, 也就是主张会计提供的信息主要应满足决策使用者对信息的需求, 应提供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那么接下来对会计界提出如下命题:净收益和综合收益哪一个更具信息相关性?关于这个问题会计学者们做了大量实证证明,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不同, 也即尚未有一个统一的结论, 但是目前已有大量实证研究发现, 不管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中国综合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均具有价值相关性, 并且有的结果显示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高于净利润。例如, 在新会计准则体系下, 综合收益的提出整体上提升了财务报告的信息含量, 体现出很强的价值相关性, 对于投资者具有很高的决策有用性, 也促进了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 (刘永泽, 唐大鹏, 唐大伟, 2012) 。因此为了满足“决策有用”的会计目标, 财务业绩报告应当提供综合收益信息。此外, 2010年9月FASB发布第8号概念公告指出综合收益报告的目标就是由权责发生制会计提供的除其他事项和交易如发行债务或权益工具的产生的主体经济资源与其要求权的变动信息, 提供过去和未来的财务业绩信息, 为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并且, 概念公告指出“通过财务报告并不试图表示一个主体的‘价值’。不过它可以提供信息去帮助现在的和潜在的投资人、贷款人和其他债权人估计报告主体的价值”。可见财务报告的目标主要是估计主体价值, 不是反映过去的价值, 而是面向未来的一种价值估计和预测。综合收益中的其他综合收益主要反映没有实际发生交易的活动引起的企业尚未实现的权益变动, 该信息具有较强的及时性和预测性, 有利于信息使用者估计主体价值。因此, 综合收益更能体现“决策有用观”。

(二) “全面收益”体现的收益内涵——“总括收益观”

会计收益按照反映内容不同分为“本期经营收益观”和“总括收益观”。早期的“总括收益观”只是考虑了非经营活动产生的业绩, 但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 “总括收益观”的会计收益包括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 正如1991年Loudell Ellis Robinson在“对报告综合收益时代已经到来的评论”一文中强烈呼吁:“既然已经定义了‘综合收益’概念, 就应当使用这一概念以便允许采用总括收益观, 并在综合收益表中反映所有财富变动。”这时的总括收益观就是改良的总括收益观。总括收益观理念下的收益与前所述全面收益的概念非常接近, 包括所有净资产变动 (除业主投资和派给业主款) 项目, 即包括本期确认的所有收入、费用、利得和损失。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以及运用公允价值等现行价值计量资产与负债, 这些未计入传统收益表的利得和损失则越来越多, 如果仍然不在收益表中确认势必会影响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决策判断。因此, 改良总括收益观下的财务业绩报表要求列报综合收益, 反映所有财富变动, 并且要求原来绕过收益表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均应在收益表中列示, 比如由于价值发生变动产生的资产持有利得和损失正式列入收益表。这样一来解决了投资者们对于大量绕过收益表计入资产负债表的企业财富变动的深切忧虑, 也减少了管理者利润操纵和收益平滑的机会。并且, 在总括收益观下, 会计收益的确认和计量更为真实地体现了企业经营活动的连续性, 也更符合持续经营这一会计假设 (崔华清, 2006) 。归纳之, 综合收益也就是总括收益观的会计收益, “全面收益”体现的收益内涵就是总括收益观, 在总括收益观下企业的业绩报表要求编制能反映净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全面收益表。

(三) “全面收益”体现的收益计量方法——“资产负债观”

会计收益的计量方法从价值运动视角划分为“收入费用观”和“资产负债观”两种观念。

“收入费用观”侧重于计量价值运动的过程, 是对企业经营业绩和有效性的量度。“资产负债观”侧重于计量价值运动的结果, 是对企业财富增加的量度 (程春晖, 1999) 。传统收益表是基于“收入费用观”的收益报表, 通过“收益=收入-费用”的计算公式计量收益。按照“资产负债观”, 当期收益是除去与业主交易外引起的所有净资产的增减变化, 收益=期末净资产-期初净资产-投资者投入资产+向投资者分配的利润。由此, 收益的确定是以资产负债表中资产、负债的增减变化为依据, 而对“收入费用观”无法在本期确认的“前期和本期发生以后期间实现的收益”依据资产负债观则可以进入本期收益, 换句话说, 那些性质上属于“收入”及“费用”的计入资产负债表的递延项目均计入当期收益表, 从而净化了资产负债表。在资产负债观下收益的确认不考虑是否发生交易及实现与否, 因此与交易无关、尚未实现的资产持有利得都应作为收益确认。全面收益包括尚未实现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正是资产负债观计量收益的体现。鉴于此, 资产负债观理念下的全面收益表提供的信息更加全面, 更加有利于使用者决策, 并且与资产负债表的逻辑关系更清晰。

(四) “全面收益”运用的收益计量属性——“公允价值”

1995年IASC在IAS No.32中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公平交易中, 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 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FASB在2006年发布的SFAS No.157《公允价值计量》中对公允价值的定义为:“计量日市场参与者之间有序交易中, 销售资产所收到的或转让负债所付出的价格。”从公允价值的定义可以分析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具有公允性和现时动态性以及估计性的特征。由于公允价值作为对资产和负债现时市场价值的一种公允的估计, 能很好地体现计量经济收益的内在要求 (张鸣、李增泉、陈瑜, 2010) , 当然更能满足综合收益需要计量已确认未实现的收益项目的计量要求。另外, 全面收益反映价值变动, 而不是价格变动, 因此全面收益的计量应以现时价值为计量属性, 例如公允价值计量能反映未实现的其他综合收益, 使综合收益更接近经济收益。并且, 全面收益要求反映资产负债的变化, 但是主要采用历史成本计量的传统收益表无法反映资产负债的变化, 只有公允价值这一动态的计量属性正好契合这一要求, 尤其是能计量“已确认未实现的收益”, 特别是对于衍生金融工具的计量只有依赖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按照FASB的观点, 公允价值是金融工具最相关的计量属性, 也是衍生金融工具唯一相关的计量属性。此外, 依据资产负债观, 资产负债表的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 那么资产的变动额就体现在收益表中, 并且包括未实现的资产持有利得和损失。综上所述只有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才能实现对全面收益的计量。

参考文献

[1]葛家澍, 杜兴强.会计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2]葛家澍, 杜兴强.联合概念框架与公允价值研究.大连:大连出版社, 2010.

[3]崔华清.中国企业财务业绩报表的改进问题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4]任月君.企业财务报告改进研究.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 2010.

[5]葛家澍.公允价值会计研究.大连:大连出版社, 2011.

[6]张鸣, 李增泉, 陈瑜.新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的计量问题研究——基于中国特有制度背景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大连:大连出版社, 2011.

[7]汪祥耀, 史开瑕.从CI到OCI及分类列报:IASB与FASB财务业绩报告规范的改革进展与最新成果述评.财经论丛, 2013 (06) .

理论趣解·供给侧改革 第2篇

闲言少叙，这个供给侧改革到底为何物，下面将为您娓娓道来。习总书记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供给侧改革是怎样提出的？ 在经济层面，我们以往刺激经济发展常用的方法是扩大需求、刺激消费，当这些基于“需求侧”的方法开始没有那么有效的时候，我们就要动动脑筋，换一种新的思路。区别于“需求侧”的“供给侧改革”应运而生。

为什么要供给侧改革？

以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足够高度，消费动力不够，因此要刺激大众消费以扩大需求。然而现在，随着我们国家的飞速发展，居民消费能力显著提高。现在有了足够的消费动力，但是我们供给的产品却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显著的例子就是我们很多人现在热衷于各种海外代购，甚至不惜亲赴他国挥舞着人民币哄抢各色商品。难道只有澳洲有奶粉吗，只有日韩有化妆品吗，我们国家没有吗？的确有，但是国产的质量难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那我们怎么进行改革呢？

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产品尚存各种不足，那就要对症下药。首先化解过剩的产能，超出正常需求的供给形成的资源浪费亟待解决，针对这一点，我们要淘汰浪费公共资源的“僵尸企业”。然后进行产业重组，优化整合配置资源，提升产业的社会化专业化水平。做到这些无疑会极大提升我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工会改革创新的理论思考 第3篇

关键词：工会；改革；创新；理论

当前我国工会模式仍然存在一些弊端，为了适应社会经济体制的发展，工会改革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社会稳定为前提，借鉴其他国家工会运动的发展优势可以有效促进我国工会改革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世界工会运动的特征

（一）劳资关系的目标效率、公平和参与

在世界范围内，工会的存在都是为了调节雇主和劳工之间的关系，在为劳工争取利益的同时保持彼此之间的平衡。对于劳工而言，其目标就是获得更好的报酬，争取更多的福利。但是雇主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员工能够更具有忠诚度和工作效率。也就是说，在劳资关系上，不仅仅存在着合作，也存在着对抗，企业希望低工资，但是员工则希望高工资，企业希望通过员工流动提高管理效率，但是员工却希望职业安全。

從另一个角度讲，企业中雇主有权利去实现私有财产利润的增加，同时员工也有权利通过建立组织来实现劳动人权。根据联合国以及各国的法律表明，劳动权是人的基本权利，其中集体劳权中的团结权，集体谈判权和争议权等更应该受到重视，这也就是说，价值和利益的对立让劳资关系应该寻求一种平衡。

（二）工会的目标

第一，服务模式：员工并未参加工会，他们是在消费工会的服务。工会好像一个保险公司，工人们前来投保，得到工会的保护。在这个概念中，员工并未参加一个工会，他们是在消费工会的服务，这是一种工会代表制的经典形态，也是一种被动形态。

第二，组织模式：将工会看成是一个工人参与的机制，不是为工人解决问题，而是通过组织让他们自己参与到解决过程中去。即工会不是由职业的、全职的工作人员所组成的，而是由那些内生的组织者—那些与他们的工作伙伴讨论要组建工会的工人们所组成的。

第三，商业工会主义：这种工会主义限制在工作场所，其职业意识多于阶级意识，目标比较保守，主要涉及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工时以及更好的工作条件。其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考虑特定的组织群体之外的工人利益，通常也不会考虑政治及社会因素。

第四，雇员授权的工会主义：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工会主义受到一定的影响，不少劳资关系的纠纷解决方法出现了巨大改变，随着现代化人力资源的发展，传统的工会主义正逐渐开始淡化，更多的劳工策略被逐渐整合到了雇员授权的工会主义中。

二、我国工会模式的主要内涵

（一）坚持执政党对工会的领导

当前我国工会的政治路线必须坚定，那就是坚定党对工会的领导。工会的定位就是一个桥梁、纽带，起到维护稳定的基础作用和支柱作用。

（二）工会的组织方式必须社会稳定的要求

这一点也是我国工会的特色，国家在推动劳动立法的过程中，对于工会的要求是符合党政主导，这种模式有利于国家的维权。产业和行业工会是市场经济国家最为常见的工会组织形式和集体谈判主体。

（三）工会维权工作主要采取“党政主导”的方式

由于维权工作采取的是“党政主导”，所以工会被逐渐的政治化，这对于工会来说，有利的是通过自身高层的参与，借用公共权利通过推动劳动立法和强化执法，最终实现职工的权利维护。

三、企业工会改革创新的途径

（一）工会发展要坚持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企业方面，工会应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自觉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会工作全局，科学分析和全面认识工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工会工作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用科学发展的理论指导工作、谋划思路、部署任务；用科学发展的态度协调工作、借势借力、形成优势；用科学发展的方法推进工作、指导基层、服务职工，使工会工作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好地体现广大职工群众的意愿。

（二）将工人阶级主力军的作用发挥出来

在企业方面，应当重视广大工会干部和职工群众的创新实践活动，认识到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不竭的动力源泉。在具体的措施方面，如企业可以设立“工会创新奖”，每年对各级工会和广大工会干部所开展的创新工作及其成果进行综合评比、表彰，最大限度地激发全会上下勇于创新的热情；加强对工会干部、尤其是基层工会干部培训，提高工会干部的创新能力和水平；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总结提炼基层的创新经验，更好地指导和推动实践，走出工会工作在创新中生存、在创新中完善、在创新中发展的新路子。

（三）坚持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价值取向

创新的价值取向在哪里，什么样的创新才是工会需要的创新，这是工会创新发展所需要同答的首要问题。在这方面，企业的工会应始终坚持以职工为本、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作为工会创新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创新始终朝着有利于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职工合法权益方向发展。另外，企业的工会组织应着力于提高职工队伍素质，激发广大职工的主人翁精神和责任感，发挥工人阶级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中的主力军作用，保护和发展广大职工的根本利益。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我国工会通过从国际工会运动中获得借鉴和启示，逐步摒弃工会发展中存在的弊端，全方位地进行改革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创新的过程中需要秉承正确的理论，以这些理论来指导实际的改革创新工作，使得工会改革创新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乔健.工会改革创新的理论思考[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

[2]李国森.工会改革创新的理论思考[J].经营管理者，2015，02：129.

改革理论 第4篇

关键词：文学理论考试,高校文科考试,考试改革

随着全国各大高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 考试制度的改革受到了更多的重视。 教学考试是教师检验自身教学成果, 了解学生知识掌握水平的重要方法, 不仅能帮助师生正确认识教与学的效果, 还能帮助教师及时发现教学问题, 为教学改革提供支持与启发。

一、高校考试中存在的问题

现行的高校考试制度中仍存在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高校教学进步, 不利于高校人才培养及社会发展。 总结分析,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考试目标定位不准确

考试作为考查学生知识掌握能力的重要方式, 科学的考试方法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因此, 教学考试实质上就是帮助学生学习提高。 但在实际教学中, 教师、学校及学生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考试的重要性, 对于考试的目标没有准确定位。 一些学校及教师将考试分数当做对学生学习情况及品行的评价依据, 往往将学生的考试分数与保送、评先评优、就业等学生个人利益挂钩, 使得学生的考试及学习都带有极强的功利性, 缺失了考试的导向性作用, 忽略了考试的真正意义。

(二) 考试方法较为单一

一些高校的考试方法都较为单一, 大多是以闭卷考试、笔试、书本知识考试、期末考试等为主, 开卷考试、答辩考试、操作性考试和日常考核等考试方法十分缺乏。 单一的考试方法, 对于学生的学习能力及知识面考核都不够全面, 考查的知识点缺乏科学性及代表性, 无法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 而且在考试中很容易出现作弊、突击复习的现象, 没有达到考试的真正目的, 使得学生对于制度的公平性产生质疑, 给高校教学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 考试评价制度不合理

多数高校考试都以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为主要评价依据, 对学生平时表现等的考核较少, 考试评价制度不够合理全面。 而且大多数考试方式及结果都是以教师的个人喜好定, 考试内容多数是教师讲什么, 学生考什么, 考核缺乏科学性及公平性。 而且高校对于考试试卷仅仅止于教师审阅评定, 并没有真正分析试卷, 试卷中学生存在的问题大多被忽略, 考试的真正意义没有得到体现, 不利于教师掌握教学情况, 改革教学方法。

二、高校考试制度的改革

(一) 明确考试目标

明确考试目标, 是实现考试制度改革的前提。 各高校及教师应充分认识到, 考试是为了帮助学生全面提高社会竞争力、知识水平及综合能力, 以考试促进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和学校管理。 因此, 在高校考试制度改革中, 首先需要将原有的理论型考试转变为能力型考试, 考试内容由理论知识转化为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及知识应用能力的考核。其次, 学校应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空间及平台,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将功利学习、被动学习转化为自主学习。 只有明确了考试目标, 才能充分发挥出考试的导向功能, 激励学生自主学习,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二) 实现考试方式的多元化

改变原有的单一考试模式。 各高校的考试方式的选定应该充分考虑自身实际情况, 根据学科专业的不同, 制定出最科学的考试方式。 如, 可以将笔试与答辩相结合。 笔试时应注重灵活性及多样性, 考试内容的设定应结合实际, 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分析能力等综合能力的考查。 文学理论是一门理论性极强的学科, 在考试时, 应将其与新时期的文学及创作相联系, 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的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结合起来, 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分析、鉴赏及评论等, 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 还可以进一步巩固课程所学知识。 可以将开卷考试与闭卷考试相结合。 在对学生知识运用能力及综合能力进行考核时, 离不开开卷考试。 考核一些学生必须熟知的重要知识点时, 闭卷考试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 因此在考试改革中, 应根据课程内容及考试目标, 将开卷考试与闭卷考试两种考核方式有机结合。 单就文学理论而言, 其中的开卷考试与闭卷考试比例应为1:1.

(三) 建立科学的考试评价制度

改革考试制度, 应该不仅仅依靠期末考试评定学生学习情况, 更应该注重对于学生整个学习过程的考核。 在实际教学中, 高校应加强对于学生平时学习情况的监督与考查, 可以不定期地进行多形式的抽考, 可以口试, 也可以检查学生的读书笔记, 甚至可以将学生的日常考勤纳入到考核中, 丰富考核内容, 改变考核形式。 考核结束后还应做好试卷的分析工作, 从中总结出教师教学及学生知识掌握的不足, 以便随时完善教学方法, 提高学习及教学效率。

三、结语

高校考试制度关系高校教学效率与学生学习情况。 高校应该积极改革文学理论考试及高校文科考试制度, 充分发挥考试的导向性作用, 激励学生自主学习, 促进高校学生全面发展, 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应用型人才, 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刘云兰, 康梅钧, 李剑凤.关于文学理论考试改革兼论高校文科考试改革研究[J].沧桑, 2007, 06:210-211.

[2]黄成松, 刘鑫.高校文科考试方式改革:依据、背景及基本原则[J].皖西学院学报, 2006, 06:139-141.

[3]邓泽宏, 丁宇, 雷德明.高校文科本科专业考试方法改革刍议[J].中国冶金教育, 2004, 06:24-27.

改革理论 第5篇

郑杭生

2009-11-17 15:53:45

中国社会30年发展，是通过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方式实现的。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因此有着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实际，以及对它们的理论概括和提升，又都有自己独特的轨迹和路径，显示出浓厚的中国特色。

对中国社会30年的发展和转型，无疑可以从多学科的角度来剖析。本文主要从社会学的视角加以解读，着重涉及3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理论提炼的特色，中国社会转型及其理论概括的特点，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展望，即进一步发展和转型所面临的挑战与中国社会学难得的机遇。

一、中国社会发展30年的特色：发展的实际轨迹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提升

社会发展与一般的社会变迁不同，是一种有方向性的社会变迁。这里，社会变迁是一种社会事实，方向性是一种社会价值，社会发展就是社会事实与社会价值的统一。社会发展有不同的方向，因而有不同的类型。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新中国已经经历了两个“30年”。要客观地历史地看问题，那就必须如实指出，“前30年”既为“后30年”打下了基础，又为“后30年”留下了问题。

现在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倾向这样的观点：经过土地改革的国家，现代化进程比较顺利。笔者本人在印度的考察、在泰国的访问，也都有这样的感受。到2004年我们访印时为止，印度只有印共(马)执政的三个邦进行过不彻底的土改，其他邦则没有进行过土地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推进现代化建设时，只要涉及土地、房产问题，就不能不与为数众多的土地、房产私有者一个一个地进行谈判。这成为印度现代化进程想快也快不了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进行的彻底的土地改革，为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快速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前30年”为“后30年”打下基础的还有：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形成、标志高科技的“两弹一星”的发射，等等。由此可见，绝不能对“前30年”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不能将其说得一无是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30年”为“后30年”留下问题的这一点，则是很清楚的。因为“前30年”最后有10年时间处在“文化大革命”的**之中，又有几年时问处在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过程中。结合当时国内国际的客观实际，“前30年”，特别是十年**，提出的发展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经历“文化大革命”后，在大伤元气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第二，在世界社会主义处在低潮中，特别是苏联在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中节节败退的情势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第三，在全球化进程中南北差距加大，中国发展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

当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十分不一致。焦点集中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十年**、导致了低潮的出现、导致了差距的拉开?如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一样，那么关于中国如何发展的一系列做法也会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对此邓小平作了至关重要的总结性的回答：“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1]

这段话不仅从理论上指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也指出了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缩小差距的前进方向，而且也提纲挈领地说明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中国执政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这里，“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是“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另一种表述；而“搞改革开放”和“老祖宗不能丢”，则是“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一深入浅出的表达。只有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社会主义中国才能真正得到发展，党的基本路线才能真正得到贯彻；而党的基本路线真正得到有效地贯彻，又使我们进一步清楚地认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相互促进。邓小平的这一总结性回答，可以看作是他的发展思想的总框架，为中国“后30年”的发展奠定了新的起点。

(一)初级发展与旧式现代性

中国“后30年”的发展实际上显示出一条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其中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是沿着初级发展的路径前进的。

第一，发展的目标是初级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最直接的发展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状态。这是因为，那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状况都集中地表现为贫穷。邓小平非常理解这一客观现实和社会心理，他联系社会主义的本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人反思，提出了一个引起强烈共鸣的观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2]不仅“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3]“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他给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制定了三步走的目标：第一步是脱贫，第二步是小康，第三步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脱贫、小康目标的提出，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和反映人民意愿的，但很显然是与不发达状态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是初级的。

第二，发展的手段是初级的。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在当时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形成的。按照一个中心，经济因素成为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的思路和办法，成为解决其他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手段。在1979年10月4日《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邓小平明确阐述了“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这一手段和方法，指出：“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现在北京、天津、上海搞集体所有制，解决就业问题，还不是经济的办法?这是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解决这类问题，要想得宽一点，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总之，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5]

这种以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思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推动经济社会改革提供了出路，是当时的一种最佳选择，曾经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和经济办法，在实践中就形成了追求GDP增长的政策取向，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与社会失调、效率与公平失衡，也付出了过大的环境资源代价。采取这样的手段和办法来发展经济，归根到底也是与不发达状况相联系的，因而不能不是初级的。

第三，用于发展的资源是初级的。“后30年”我们用于发展的主要资源，一是土地，用它来实现城市化、现代化；二是廉价劳动力，用它来降低成本，增加对外出口的竞争力；三是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使用，出现不少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四是生态环境的代价，空气污染、水污染、沙漠化等已经非常严重。土地、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这些都是发展的初级资源，它们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这样使用初级资源，向自然界过度索取，是不可持续的，终有一天将无以为继。

第四，参与发展的各主要方面的关系是初级的。实施发展的社会三大部门－－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关系仍然失衡。政府往往错位，过分使用自己的主导作用。市场往往越位，一些不该市场化的公共领域，如教育、医疗、廉价房等往往被市场化甚至过度市场化，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社会组织则往往缺位，它既没有政府那样的权威，又缺乏市场那样的力量，本身又很弱小，还不能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也不能有效起到降低政府管理成本的作用，因而还没有真正成为合格的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这样的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是初级的，迫切需要加以提升。

第五，发展的结果也是初级的。本来，发展的预定目标是减缩差距、改善环境、提高公平度、减少腐败现象、缩小弱势群体，但是发展的实际结果却是差距的增大、环境的恶化、公平度的降低、腐败现象的蔓延、弱势群体的扩大。

从理论上说，发展初级性是一种与旧式现代性相联系的发展。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了双重代价的现代性。

从这一观点看，“后30年”的发展，在取得伟大成绩、经济取得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初级过程，不可能不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从而引发社会与自然的不协调，天人关系的紧张；初级过程，也不可能不催生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这两者问的矛盾，从而引发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导致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恶化。总之，这样的初级过程，确实使自然和社会付出了双重代价。

在20世纪与21世纪的交替期问，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因此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后50年”发展本身，也酝酿着这种积极的转变。人们必须对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发展利用的资源、发展主体之间的关系、发展的后果，用新的观点来重新加以审视和定位。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的初级性是无法跳过的，代价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一是发展初始条件的限制，二是对发展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中国的幅员是如此之广，地区差别是如此之大，发展初始条件是如此之低，只能实事求是地确定适合自己情况的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发展可利用的资源。我们只能要求经过努力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发．把初级发展的时限缩短到最小期限。在这方面，用比较的眼光来看一些初始条件与我们差不多、甚至比我们好的国家，客观地说，我们国家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二)科学发展与新型现代性

科学发展是对初级发展进入更高一级发展的概括。科学发展观既是对科学发展实际趋势的思想提炼，又是对以往发展观的理论提升。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按照十七大报告的系统总结，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肯定了初级发展中的最主要的精华之点。所谓“发展是硬道理”，正是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科学发展把发展确定为第一要义，正是肯定了这一精华之点，就是说，科学发展同初级发展一样，都是把发展放在第一位。

科学发展适应新的发展要求，适时地提出一系列创新之点。

科学发展把“以人为本”作为自己的核心。这就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特别是包含着要让社会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的深意，从而开始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多多少少都把弱势群体当作发展代价、甚至当作发展牺牲品的弊病，当然这种纠正的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科学发展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自己的基本要求。全丽，就是双赢互利或共赢互利，就是使构成我们社会的各方、参与我们社会发展的各方，特别足强势和弱势各方，都能获得共赢互利，而不是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协调，就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可持续，就是既满足当代，又不伤害后代。这实际上指出了：那种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的“零和游戏，式的发展，是片面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发展的IH式发展观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把统筹兼顾作为自己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就是对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这些主要关系各方，都获得自己应有的发展，而不是片面地重视一方，而轻视甚至损害一方。这对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倾向，包括一般重经济、轻社会；重城市、轻农村；重东部、轻中西部：重人的短期需要、轻环境的长期保护等，是很重要的。

总之，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表明，科学发展源于初级发展，又高于初级发展，既继承，又提高。但是这种提高不是一般的提高，而是一种带有质的飞跃的提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发展理论的巨大进步，也是发展观演变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度。概括地说，发展观的演变大体经历了经济增长观、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人的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大体上反映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重视单纯的经济增长，到横向地重视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再到纵向地重视本代与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再到全面重视人的发展的曲折过程。科学发展观汲取了所有这些发展理论的积极因素，根据中国的发展经验加以理论创新，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这标志着发展观历史性的提升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理论上说，科学发展是一种与新型现代性相联系的发展。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6]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蕴。

科学发展和新型现代性两者是非常吻合的：两者都主张“以人为本”，都主张双赢互利，都主张协调和谐，都主张减缩代价；只是两者的表述不同，科学发展在表述上更注重对实践的指导；新型现代性则更注重学术的提炼和感悟。

总地说来，科学发展的提出与和谐社会的提出一样，是中国执政党积极应对中国进入社会矛盾、不协调因素多发期的客观形势，直接面对传统风险和新型风险等不安全因素活跃期的社会现实，自觉适应世界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变的国际潮流，深刻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用破坏旧世界的思路和方法来建设新世界的经验教训，深入参考中国优秀文化中人伦和谐、天人协调的精华思想，认真汲取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关于社会协调发展的积极成果，而作出的意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正如十七大报告总结的：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中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最高层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根本，战略观念的转变，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理沦的新的探索。

二、社会转型的理论分歧与广义转型论

社会转型，既是用世界的眼光，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巨大变化所作的社会学概括、解释和预测，又是用历史的视野，对这30年问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不同于以前的特点的社会学描述、刻画和分析。

然而，在运用社会转型这一术语及其理论之时，我们首先要面对并回答这样一些问题：社会转型本身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中国社会转型的取向或向度是怎样的?等等。毋庸讳言，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当今中国社会学界是有重大分歧的。中国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和社会学研究者都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即社会转型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却持这样的主张：社会转型是指前社会主义国家(如苏东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国社会转型就是通过这种转变，使自己成为资本主义的新成员的过程。这样一来，所谓“中国经验”无非是这个转变过程出现的一系列特点。显然，社会转型问题上表现出的分歧反映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学观点和理念的分野。

中国社会学界和思想界的这种状况是与一种特定的全球化时代背景相联系的。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国家社会制度剧变以来，社会主义的发展跌入了低潮，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也随之“向右转”。这种情势激发出了一种空前的想象力，“历史终结”也再度成为时尚的社会话语。譬如，美国历史学家福山就因阐述了这个“热门话题”而声名远播。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所谓“历史的终结”就是“社会主义的终结”，随着社会主义的落幕，资本主义(或曰自由民主制度)成为人类社会制度和政治生活唯一合理的和可能的选择。这种时代巨变是社会学自19世纪产生以来，一场百多年未遇的大变局。中国社会学界和思想界在社会转型问题上的分歧正是发生在这一历史性的背景之下。我们因此可以看到，从世界到中国，一种勾连关系在学术界的若隐若现——在国外，一些学者对苏联、东欧诸国的社会变化进行种种分析和发掘，致力于总结其转变成为“资本主义新成员”的经验，这类研究项目甚至得到了西

方世界的青睐和资助，其中一些人也因此获得了学术声望。这些研究及观点譬如：

——对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国家(苏联和东欧国家等)如何“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进行研究和说明，旨在对“资本主义转型的初始条件究竟会如何影响到将要打造的资本主义类型?这个资本主义将在哪里打造?由谁来打造?”[7]对这样的焦点问题给予回答。

——对从前社会主义或前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新轨迹进行分析，对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新类型给予划分，具体如中欧的匈牙利是依靠外国资本(跨国公司)的推助，俄罗斯和东欧是通过政治上的最高代理人“自上而下”来推行资本主义，而中国、越南等的资本主义路径则表现出“自下而上”。[8]

——通过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研究，根据中国各公司在上海股票市场的交易数据，分析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以及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9]

——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对于当代社会学的意义和任务定位，有学者认为这一转型是对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大挑战，主张“共产主义的衰落”是“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由此提出了所谓“新古典社会学”的“研究议程”，社会学应当把握启动新的研究纲领的机会，致力于划进入21世纪以后新资本主义之可能性的“策略性研究资料”进行发掘。[10]

在国内，也有人热衷于这种对所谓“资本主义新成员”的研究，追随布洛维(M．Burawoy)、伊亚尔(G．Eyal)、塞勒尼(I．Szelenyi)、唐恩斯利(E．Townsley)等人”新古典社会学”的“研究议程”的话语，以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共产主义实验以及所正在经历的历史性转型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学术资源宝库”，从中搜寻“当代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新的灵感和动力”。[11]根据这种“转型国家”和“转型社会”的研究取向，社会转型似乎不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到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而是被狭义地理解为“社会转型：自20世纪后20年开始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过程；特别是与市场转轨(market transil_ion)相伴随的社会转变(social transformation)过程”。[12]与此相联系的是，社会转型研究的主题内容也出现了“大转变”，即中国、苏联和东欧社会转型对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议题。这里的所谓“新议题”当然是相对于“古典议题”来说的。古典议题解释的是“古典的大转变”(或称“第一次大转变”)，面对的图景是从传统转变为现代，即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资本家先于资本主义；所以，古典社会学的议题在于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所关注的“几乎都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解释”。[13]其中对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的这种断语显然是很成问题的。与之不同的是，新议题解释的是“后共产主义的大转变”(或称“第二次大转变”)，面对的图景是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变，即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在后共产主义的大转变中，却看不到资本家的力量甚至看不到资本家本身的存在”，因而研究的焦点是“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够在一个没有资本家的经济体制中出现”。[14]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苏联和东欧这些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正是为这种新的学术传统和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基础。[15]

也因如此，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学界以高频率反反复复地出现了这样一类话语：

——目前，对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研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西方学术界，甚至一些原本不是研究中国、苏联和东欧的学者也在纷纷转向对这些国家市场与社会转型的研究。而一些刚刚涌现出来的成果，比如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对制度嵌入其中的社会因素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正在对原有的理论模式构成有力挑战。现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布洛维在一次谈话中甚至说，这些研究正在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而伊亚尔和塞勒尼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1998)一书中，则试图通过对这些国家转型的研究构建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

发生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苏联和东欧(在下文中我们将这些国家统称为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则为形成发展社会学第三个学术传统和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总结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正面面对中国、苏联和东欧社会转型对发展社会学提出的一系列新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以社会转型为基础的新理论，是一件必需的工作。

——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为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议题，这些议题扩展着发展社会学的视野，也为建构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发展社会学应当面对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实践过程，形成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三足鼎立的发展理论新格局。

著名社会学家布洛维以博兰尼的“大转变”概念为基础，提出了“第二次大转变”的概念。也就是说，如果可以将西欧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称之为第一次大转变的话，那么，从20世纪后期开始的中国、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的社会变革，则可以称之为第二次大转变。——在今天，第二次大转变无疑开始为推进社会学知识的进展提供着新的动力和灵感。[16]

这种对社会转型所做的十分狭隘的、政治化的解释，把社会转型理解为了原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似乎中国社会转型与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一样，是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新成员”的过程，并致力于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的新类型、新特点、新途径进行总结。这就形成了前面所说的在社会转型问题上表现出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学观点和理念的根本分野。这种态势迫使我们必须正面面对关系到中国社会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譬如，怎样看待社会转型及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学与社会转型研究的关系、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究竟是新的资本主义还是新型社会主义，等等。

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明确提出和运用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社会转型”、“转型度”、“转型势”等概念，尝试通过这些概念从社会学理论上来概括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实事求是地说明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和方向。

对社会转型的含义，笔者从传统与现代的角度做过两种阐述：

第一，“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意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

第二，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或者说中国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即社会实践结构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17]后一阐述是对前一阐述的深化。

我们把这样理解的社会转型论称为广义转型论。广义转型论的内容十分丰富，这里笔者想强调以下几点。

(一)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

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具有了以往不曾具有的特点。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两者同时并进、相互交叉，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用世界的眼光看，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很少见的。

这里，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中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的体系。社会结构转型就是不同的地位体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则指的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无论是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都是广义的社会转型的内容。

但是，两个转换包含着不完全相同的传统和现代关系的内容，不能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它们至少有三方面的不同：[18]

第一，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社会结构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完成，而是一项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长期任务。而体制转轨并不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全部内容，与整体的现代化过程相比较，体制转轨应当在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太长的时距中完成，这是降低改革成本所必需的。

第二，中国的社会结构确实是从一种传统型结构向现代型结构的转型，而相对于结构转型来说，中国的体制转轨并非是从一种传统体制向另一种现代体制的过渡，而是从一种缺乏效率的现代体制向另一种更有效率的现代体制转变。把这种有弱点的现代体制，也叫做传统体制，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是不确切的，这里的“传统”已不是与“现代”相对的那种有确切含义的“传统”了，而只是与“现在”相对的通常所说的“过去”两字的含义了。

第三，两个转换的同时并进．一方面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另一方面也相互制约，造成了结构冲突和体制摩擦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改革和发展的难度。

中国社会结构的优化与大量问题并存，正是与这种两个转换同时并进的大背景分不开的，广义地说，也是与传统和现代这种对立统一的复杂交叉关系分不开的。

(二)向度问题重新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焦点问题之一

1994年初，笔者曾在《中国软科学》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十分明确”，认为：在1978年开始的第三阶段，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主持下，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发展模式。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一点：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正在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所以，向度是很明确的。中国人认识到：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它们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把中国建设市场经济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种误解。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有了很大发展，这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是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壮大、创新发展。但是，怎样评价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和基本走向，近来又重新成为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世界学术界的焦点之一。

这就提出一个非常严肃和十分根本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是社会主义的生机再现，还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究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展示了新的希望，还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又多了一个新的成员?这是不可不辨的。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坚持，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是非常明确的，当代中国正在崛起的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也许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快速发展，甚至超过了人们的思想速度和想象力，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最新实践已经超越了以前那种在实践中失败了的社会主义旧模式。一些人还习惯于把别的社会制度视为成长的，把社会主义视为僵化的。不善于把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归于我们的创新性实践、归于我们的社会基本制度、归于社会主义，仍然习惯于让新的实践经验来适应旧的理念框架。当前，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祸及全球，使其不得不违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逻辑，采取国家行为救市，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和趋势的根本观点的正确，也有助于人们跳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终结历史的制度这种不可超越的旧框框。

(三)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

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如城乡面貌、利益格局、社会关系、次级制度、社会控制机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承受能力等等领域，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了这一中国社会转型的两重性和极端复杂性。

所谓两重性是指：30年的进步和成就，是举世瞩目、全球公认的，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种种代价，一些代价还非常沉重。一方面，中国各个社会领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优化；另一方面，又引发了大量的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一方面，在社会三大部门问、人际关系和城乡关系问的协调性在不同程度地增加；另一方面，这些方面的失衡也屡见不鲜，有的还非常突出。一方面，不用多少统计数字，我们也能直观地感受到，近30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超过多少世代以来生产力发展的总和；但另一方面，我国也面临着多种多样发展中的困境。

所谓极端复杂性是指，不仅问题的方面引起问题，例如贫富分化引起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且优化的方面，如社会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引发种种问题，像失业下岗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不仅受损者会产生、引发问题，如会有强烈的不公平感，甚至被剥夺感，受益者也会因为受益程度不同而产生、引发各自的问题，也会有程度不同的不公平感。

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代价是如此沉重，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是如此复杂，对比是如此鲜明。种种情形引起众多议论和不同意见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要正确加以把握确实很不容易。这里应当客观地说，中国社会的基本方面、基本趋势是社会进步、社会优化、社会协调，而社会代价、社会弊病、社会失衡则是非基本方面、非基本趋势。否则如何解释这些年来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多数老百姓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上升这些基本事实?当然，肯定基本方面，并不是说可以忽视非基本方面。对社会弊病必须重视，必须花大力气进行治理，如果忽视，听之任之，这些基本方面也会恶性演变，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也是笔者提倡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的实践根据。

中国社会转型30年的特点，还可以从多个方面展开，例如，“现代是成长的，传统是被发明的”就是其中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视角。

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为中国社会学进行理论提炼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中国社会学不仅要理论地再现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轨迹，而且要努力推进科学发展和良性转型，促成制度创新和价值重塑，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社会学由于自己学科的特点，可以也必须在构建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伟大事业中，起到自己独特的作用。这是一种有建设性的反思批判能力的社会学，是能够正确处理价值性和科学性、理论性和经验性、建设性和反思性、传统性和现代性、本土性和国际性关系的社会学，是能够把握全球现代化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两者脉动盼社会学，是既站在国际社会学前沿，又深入本国城乡制度创新第一线，从而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把世界眼光与草根精神结合起来的社会学，即一种顶天立地的社会学!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9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5～196页。

[6]参见郑杭生：《新型现代性与中国社会学》，《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5期。

[7] Gil Eyal，IVan Szelenyi and Eleanor Townsley，Msking Ca 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Class Formation and Elite Struggles in Post-communist Central europ，London：Verso 1 9 9 8；塞勒尼、伊亚尔、唐恩斯利：《打造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参见孙立平等：《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丛书》(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6年，第38、39、54页。

[8] 同上

[9] Victor Nee and Yang Cao，“Markel，Transition and the Firm：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A4anagg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v01．1(March1 2005)，p．23。

[10] M．Buraw。y，“The S。ciology f。r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6．2000。

[11]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 O05年第1期。

[12]孙立平：《社会转型及其比较研究》，2006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主题报告，2006年7月16日(http：//／shxw／2006nh／nhztbg／P***624383．ppt)。

[13]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4]孙立平：《社会转型及其比较研究》，2006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主题报告，2006年7月1 6日(11ttp：///shxw／2006nh／nhztbg／P***624383．ppt)。

[15]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6]以上参见孙立平：《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丛书》(第1辑)，“发刊词”，北京．衬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17]参见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改革理论 第6篇

建构主义理论的兴起是在近一二十年，是学习理论中行为主义发展到认知主义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建构主义理论源于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知论”，皮亚杰通过观察和研究儿童的认知和发展后认为，儿童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构建起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形成与发展。这种认知结构是通过“同化”（即把外部环境中的有关信息吸收进来并结合到儿童已有的认知结构，也称“图式”）和“顺应”（指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而原有认知结构无法同化新环境提供的信息时所引起的儿童认知结构发生重组与改造的过程）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并在“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无限循环中得到不断的丰富、提高和发展。[1]这一理论揭示了人类学习过程的认知规律，阐明了学习如何发生、意义如何建构、概念如何形成以及理想的学习环境所包含的主要因素等等。皮亚杰的理论在维果斯基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形成了全新的学习理论，为其具体应用于教学创造了条件。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由于学习是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的帮助即通过人际间的协作活动而实现的意义建构过程，因此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情境”、“协作”、“交流”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学习的质量是学习者建构意义能力的函数，而不是学习者重现教师思维过程能力的函数。也就是说，获得知识的多少取决于学习者根据自身经验去建构有关知识的意义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学习者记忆和背诵教师讲授内容的能力。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学生由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知识的灌输对象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强调理想学习环境的设计，认为学习是与真实的情景相联系的，是对真实情境的体验。学生只有在真实的情境下才能积极有效地建构知识，从而达到预期的学习目的；强调是学习者与学习环境之间的互动的过程。学习不是信息简单地从外到内的单向输入，而是通过新信息与学习者原有知识经验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2]这就意味着教师应当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全新的教学模式，彻底摒弃以教师为中心、强调知识传授、把学生当作知识灌输对象的传统教学模式。在当前，随着多媒体计算机和Internet网络应用的飞速发展，建构主义理论所要求的学习环境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从而使建构主义理论不断地被运用于教学实践，也逐步形成了与建构主义理论相适应的新的教学模式。

二建构主义理论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运用

建构主义理论中的丰富教学思想运用于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将给思想政治理论课沉静的课堂教学带来全新的改变。

1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转变师生角色的定位

在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师是传递知识的权威，是知识的“漏斗”；学生被视作知识的“容器”，学生的任务就是对各种事实性信息进行记忆，按教师的讲解进行理解和简单应用。

依据建构主义理论教学过程的分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该扮演的角色是学生建构知识的支持者，应该从传统模式中知识的灌输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辅导者，成为学生学习的高级顾问或者合作者。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给学生提供复杂的问题，并创设真实的情境，而且必须认识到复杂问题有多种答案，激励学生提出解决问题的多种观点，这显然是与创造性的教学活动宗旨紧密相吻合的。

学生应该扮演的角色是教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知识的积极建构者。建构主义理论要求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承担更多的管理自己学习的责任。学生面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设计的复杂的真实世界的情境，为了能在真实情境中完成学习任务，学生必须要用探索法和发现法去建构知识的意义。在建构意义的过程中学生必须要主动地去搜集并分析有关的信息资料，对所学的问题提出各种假设并努力加以验证。还要善于把当前学习内容尽可能地与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知识结构联系起来，并对这种联系加以认真思考，从而在与别的同学和老师的协商过程中完成最终的意义建构。

2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设计理想的学习环境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者的知识是在一定情境下，借助于他人的帮助，如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交流、利用必要的信息等等，通过意义的建构而获得的。为了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最终完成意义的建构，在教学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创设一种理想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在这种环境中通过试验、独立探究、合作学习等方式来展开他们的学习。理想的学习环境应当包括情境、协作、交流和意义建构四个部分。

（1）情境：学习环境中的情境必须有利于学习者对所学内容的意义建构。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可以运用多种方式创设情境，如用小品塑造情境、用音乐渲染情境、用录像创设情境，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抽象的理论形象化、具体化，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使学生时时感受到真实的学习情境，始终以浓厚的兴趣投入学习情境。

（2）协作：贯穿于整个学习活动过程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协作，对学习资料的收集与分析、假设的提出与验证、学习进程的自我反馈和学习结果的评价以及意义的最终建构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协作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协商意识。既有来自自我的协商，自己和自己反复商量什么是比较合理的；也有来自与外界的协商，与老师，与学习小组成员之间的商榷和讨论。

（3）交流：协作过程中最基本的方式或环节。如学习小组成员之间在协作之前就必须通过交流来商讨如何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达到意义建构的目标，怎样更多的获得教师或他人的指导和帮助等等。实际上，协作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交流的过程，通过交流使每个学习者的想法被整个学习群体所共享。

（4）意义建构：教学过程的最终目标。其建构的意义是指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学习过程中帮助建构意义就是要帮助学生对当前学习的内容所反映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该事物与其他事学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较深刻的理解。endprint

3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建构新型的教学模式

在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一直困扰教师的问题是学生消极的学习态度和抵触情绪，这主要应该归因于传统的教学模式。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主要以“讲授———理解———记忆”为过程，这里完全忽视了学生的认知主体地位。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这一教学模式的效果是很不理想的。高职大学生具有一定的知识经验、认知能力，完全有能力在教师的引导下实现对知识的建构。因此，在建构主义理论引入教学过程之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以尝试在教学过程中给学生更多的机会和充分的时间去探究、发现知识，让他们主动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把互动原则引入教学过程中，实现以师生之间对话为背景的“师生互动”，以学生之间相互交流和协商为前提的“生生互动”，通过师生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促进合作学习，变“一言堂”为“群言堂”。从而建构一种新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这种新型教学模式可以概括为：“以学生为中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由教师起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的目的。”[3]

在这种教学模式中，教师、学生、教材和媒体等四要素与传统教学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作用。学生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是教学过程的组织者、指导者、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教材所提供的知识不再是教师传授的内容，而是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对象；媒体也不再是帮助教师传授知识的手段、方法，而是用来创设情境、进行协作学习和会话交流，即作为学生主动学习、协作式探索的认知工具。

4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实施有效的评价方法

在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对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一直缺乏行之有效的评价方法，更多依靠的是考试，注重的是成绩，而忽视了对学生的认知水平、分析理解能力、思想道德水平的考查与测量。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应该注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形成性评价和多元化的终结性评价。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形成性评价就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进程中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形成性评价的目的在于了解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学习过程中的情况及存在的问题与缺陷，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效果。通过形成性评价，可以知道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哪些教学目标尚未达到、哪些知识点还存在疑惑、哪些方面还存在难点等信息，从而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进行调整甚至重新构建，使学生均达到教学目标要求达到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4]其特点就是强调学习过程的评价，尤其关注和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发现知识、认知策略、自我监控、反省与批判性思维、探究与创新能力的评价。同时提倡开放式的多元化评价，以充分反映学生在知识建构过程中的不同水平差异，反对“标准答案”式的惟一性评价。所以，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对学生的评价不能只停留在一张试卷上，还应包括学生的日常表现、学习态度、在学习活动中的表现以及在合作学习中对群体活动的个人贡献等。而且，在考试时也要设计一定比例的开放性试题，评分标准要灵活，试题要给学生留有充分思维的空间和自由发挥的余地，利于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鼓励学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评价过程中，学生不是一系列评价的消极应付者，而应该是主动参与者。只有学生参与其中，才能真正将形成性评价和多元化的终结性评价结合起来；只有对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作出正确的评价，才能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的提高，达到更好的“育人”效果，真正发挥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作用。

参考文献

[1]何克抗.建构主义———革新传统教学的理论基础（上）[J].电化教育研究，1997（3）.

[2]李力洋.建构主义理论与新型教学模式的构建[J].燕山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1）.

[3]何克抗.建构主义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与教学设计[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5）.

化工原理理论教学的改革 第7篇

1 认识实习中发现问题

由于面对的是真实、复杂的生产过程,对初次接触工程问题的学生而言,对概念、公式的理解和掌握可能还是没有问题,但是一旦联系到工程实际或具体的单元操作就比较茫然,所学知识根本就用不上,甚至学完之后到了企业连换热器都不认识。传统的教学往往都是先理论教学后讲设备,而且讲解设备时也基本上是纸上谈兵,而且由于教学时数限制速度也非常快,基本上是一跳而过。比如精馏塔板的计算十二节课,而精馏塔设备只有两节课。而问题在于由于之前自然科学的学习基础,理论学习学生还算得心应手用,但是一旦接触到相关设备的时候,学生往往接受起来比较困难。笔者认为在该学期进行为期一周左右的认识实习就非常尤为重要,在认识实习期间,化工原理老师应布置任务要求学生首先要认识设备。所谓认识设备是指对设备的外观和在厂区的所处位置以及起到的作用有初步的认识。如要求学生认识换热器、泵、干燥器等等,并找找各自有几种类型,企业允许的话要求学生把照片拍下来,再自己查阅文献或相关书籍简单了解设备的作用。这样学生实习时有目的的看,有疑问的去学,回来时还能就自己拍下的照片相互交流,最大程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同时,笔者发现这更符合学生进入企业的思维模式,学生进入企业后也是先接触到实际的工作状况后产生疑问再求助于所学。进入工作岗位后,学生首先面对的是具体岗位的具体操作,如何从简单的操作中学到知识,应用到所学知识,也就是知识的转化是由学生向工程师转变的关键。笔者发现大多数学生刚工作的几年是非常茫然的,一来所学知识并不牢固,不知道如何将所学应用到工作中,另一方面当然也是对实际的生产的不了解,无法跟所学知识联系起来。走出这样的困局,关键在于善于在工作中发现问题。因此在授课时可以针对学生认识实习岗位的实际情况,引导学生提出问题。

2 教学方法的应用

化工原理课程教学中,主要有流体输送、沉降、过滤、传热、精馏、吸收、萃取、干燥等单元操作过程。可以适当采用开篇案例法进行教学,即每个单元操作的开篇,列举出该单元操作的工程应用实例,提出需要解决的科学与工程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方法,使学生明确该单元操作在工业中的应用背景、学习本单元操作的目的、拟解决哪些问题、在学习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等[2]。与之前的问题引导的根本不同在于,由认识实习之后提出的问题可能是零散而不系统的甚至可能是不专业的,采用开篇案例法,可以让学生产生对比,加深印象,哪些因素是该注意的,哪些因素是不能忽略的。

本科生在企业锻炼几年后,很可能称为企业的顶梁柱,工程工艺研究是将来工作的主题。因此研究性教学的开展是比不可少的,“研究性教学”把“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用研究项目为依托,将工程的概念和理念灌输于项目研究中进行教学,用研究的意识、思维、视角、观点、方法,改造传统的教学,或者说给教学注入研究的元素、工程的思维,使学生在研究性教学中不断的培养锻炼工程概念,是教学手段与教学目标的高度统一。因此,笔者以项目为载体、以工作任务为中心来选择、组织课程内容,并以完成工作任务为主要学习方式的课程模式,能让学生经历接受任务、有产出的独立工作、展示成果和总结这一完整的“工作过程”[3],其目的在于加强课程内容与工作之间的相关性,整合理论与实践,提高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效率。

化工原理课程属计算科学,其计算内容包括设计型计算和操作型计算两大类。因此,提高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对各单元操作过程进行设计计算的能力至关重要。综合案例法[2]即在每章(或每个单元操作)的结尾,列举出该单元操作的工程设计(或工程改造)实例,提出需要解决的工程问题,引导学生综合利用本单元操作所学知识,解决该工程设计(或工程改造)问题。例如,在讲授吸收一章后,教师可以给出一个吸收塔改造的工程案例,通过对该案例的问题分析,引导学生综合利用吸收一章所学知识,对该吸收塔改造的工程案例进行设计计算。与开篇案例法首尾呼应,使得学生对工程问题有个完整的认识。

3 复杂理论简单化

化工原理课程概念多、公式多、计算多,是学生历来反应难学的课程。如何组织好课堂教学,帮助学生打理这些繁杂的公式,不仅关系到这门课程的学习效果,同时也关系到学生的学习热情。传统的教学方法往往将一个公式通过多种方式来表示,以达到多样化,多层次理解的目的,但是笔者发现,对初学者来说,接受多样的表达反而增加了学习的负担。但是如果在学生已经熟悉理解了公式的某个表达式时,再进一步深入将多层次的含义表达出来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伯努利方程有四种表达形式,如果一次性把四种表达都灌输出去,结果就是学生一个都记不住。另外,化工原理的一章往往是一个单元操作或一个过程,章节内部结合紧密,抓住这些联系,整合梳理一章的知识,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章节内容。同时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如流体的流动一章均是围绕伯努利方程展开的,在上课时始终把这个方程放在黑板的最顶端,把整章的知识全部灌入方程中,让学生看清所学知识的结构特点。

4 重视方法与过程

解决工程问题的常用方法有如数学模拟法、因次分析法、参数综合法、近似估算法、过程分解法等等。[4]在应用这些方法进行问题的推导时,强调方法使用的条件以及方法的优缺点,并列举工程问题中能采用该方法的情况。使学生对解决工程问题方法的使用有感性的认识。如无因次分析法可以适用于许多工程实际问题,涉及的变量较多,过程较复杂,很难从理论上进行描述,就可以采用因次分析法。跟学生强调这个方法不需要对过程机理有深入的理解,只需尽可能地分析并正确列出影响过程的主要变量,通过无因次化减少变量的数量,再通过实验来定具体的函数关系。因次分析法用无因次数群代替单个变量,大大地减少了实验工作量,并且实验中不需要采用真实的物料、真实的流体或实际的设备尺寸,只需借助模拟物料在实验室规模的设备中,由一些预备性的实验或理性的推断得出过程的影响因素。从而加以归纳和概括成经验方程。

另外化工原理教科书对设备的优缺点有所介绍,选讲的设备类型均较老,而对新型的设备一跳而过,甚至完全没有接触。但是根据笔者几年的跟踪调查,发现企业设备更新较快,而课本还在介绍十几年前的东西,学生进入企业后首先就觉得设备陌生,因此教师要经常下企业接触实际生产,及时更新自己的课程内容。

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采用了顺应进入工作岗位客观要求,从认识实习中发现问题,激发学习兴趣,并利用各种教学手段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将复杂的理论简单化,并通过方法和过程的讲解潜移默化教会学生解决工程问题的基本方法,培养学生的工程观念和创新思维。

参考文献

[1]陈丹云,何建英,刘勇,等.化工原理理论教学体系的改革与探索[J].四川化工,2011,14(2):48-50.

[2]韩媛媛,翁连进.案例教学实例在化下原理教学中的应用[J].化工高等教育,2010(06):76-78.

[3]张义端.项目教学法在化工原理教学中的运用[J].新课程,2011(10):77.

课堂教学改革的理论寻根 第8篇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不知哪位发出高论:“课改还得回到课堂”, 好像一下子“点”醒了众人。确实, 无论是新观念, 还是新要求, 主要得靠课堂教学体现出来;无论是新标准, 还是新内容, 主要是靠课堂教学落到实处。于是, 互相听课, 特别是听常态课, 便成了学习和交流的重要渠道。大家也确实感到“常态”比起“展示”实在多了。可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人们已经非常习惯的“听课”忽然听说要改成“观课”了。于是, 有人戏说:“观课”要再改成“看课”, 咱们岂不成了“看客”?尽管偏颇, 但非偏见。“观课”这个概念, 台湾早已使用。应该说, 海峡两边“听课”“观课”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儿。无需再作无谓争论, 本来改它就很“无谓”。问题在于这些年的课, “听”也好, “观”也罢, 总是还有些让人想不明白:谁都想“跳”出去———充分体现课改理念;可真不好“跳”出去———很难落实课改要求。面对这样一种现象, 才有了“寻根”的想法。

其实, “课堂教学”本来就是“舶来品”。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从1902年“废科举, 兴新学”开始, 课堂教学就作为“新学”———学校教育班级授课的基本形态, 被引进咱们国内。不管怎么评价这段历史, 算是一次教育改革, 应该没有什么争议。尽管当时参照日本, 实际还是源于欧洲。这种“欧洲版”的课堂教学, 与咱们沿袭下来的“旧学”相比, 绝非只是定了学制、分了班级、设了学科、有了教材。更为重要的是, 这种着眼“群体”和“统一”的课堂教学, 显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效益”:知识可以系统传授, 教育能够加快普及。也正因为如此, 四百多年来, 它曾经为保证工业革命的人才需求, 提高广大公民的整体素质, 做出了重要贡献, 助推了欧美率先实现强国之梦。同时, 它也在不断地自我完善的过程之中, 培育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大课程论》, 就是其中的重要经典。他和他的继承者们提出的课堂教学基本构架———明了、联想、系统、应用, 提炼的课堂教学实施原则———直观性、巩固性、渐进性、量力性、主动性, 都深刻地揭示了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规律———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虽然这股新风吹进了咱们这个古老的国度, 但是由于“新学”与“旧学”都有“群体”教学的特征, 所以即便“新学”已经成定局, 也不大好摆脱“旧学”的“习惯”。于是, 千百年来一直畅行的“先生讲, 学生听”, 在刚刚兴起的课堂教学之中, 得以延续下来。

后来,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发现, “欧洲版”的课堂教学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于科技创新的迫切要求。尤其是它存在的一些明显弊端:过于看重知识传授, 过于强化教师作用, 忽视了孩子的求知欲望和个体优长, 阻滞了他们的创造意识和潜能发挥。于是, 杜威提出了“教育即生活”“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其重要价值在于, 深刻揭示了课堂教学的另一个重要规律———突出学生“主体”地位。这种着眼“个性”和“差异”的课堂教学, 显现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活力。大概这就是“美国版”的课堂教学。不管怎样, 近百年来这种“美国版”的课堂教学, 为这个原本落后于欧洲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老大”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同时, 它的明显优势也影响了欧洲的教育变革。“个性”“差异”与“群体”“统一”的相互融合, 又进一步促进了欧州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20世纪初, 中国的一批批精英从美国学成归来。杜威的亲传弟子陶行知、陈鹤琴等学者, 在国内掀起了一波新的教育改革。让学生在“做中学”, 甚至“玩中学”, 放手让孩子独立思考, 实际操作, 讨论问题, 探究结果, 从中体验知识产生的过程, 分享创造知识的方法……着实让人耳目一新。而且, 他们的老师杜威还访问了中国, 宣传、讲学、指导, 一来就是两年。实话实说, 那时咱们的课堂教学, 确实因杜威和他的中国弟子而发生变化。“先生讲, 学生听”开始转向“先生教, 学生学”。别看只是两字之变, 课堂教学生动、活泼了许多。显然, 杜威的教育思想更能适应学生的学习, 更能满足学生的心理。客观地说, 后来的半个多世纪, 咱们国家能够涌现出那些世界级的科学家, 与这一波教育改革不无关系。当然, “美国版”的课堂教学同样存在缺憾:过分“放任”导致的课堂秩序失控, 目标实现受阻, 就是在今天的美国也并不鲜见。但是, 这颗激发兴趣、引发创造的“种子”, 从那时开始, 确实已经在咱们这块土壤里萌发。所以, 应该感谢杜威的这些中国学生。

到了20世纪中叶, 咱们步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阶段。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大背景下, 咱们开始了一次新的教育改革。在这次改革中, 杜威的教育理论当然受到严肃批判;凯洛夫的教育理论当然就是唯一“选项”。但是, 凯洛夫真不愧为著名的教育家, 起码他从两个方面改变了咱们的教育:一是突出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 二是明确课堂教学的基本结构。前者对于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特殊意义自不必说, 后者让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五步教学法”和“谈话法”。所谓“五步教学法”, 就是由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练习、布置作业五个环节构成的课堂基本模式。所谓“谈话法”, 就是旨在激活课堂对话, 加强教学互动的具体教学方法。其间, 他也曾受邀来华, 不光亲自传授理论, 据说还亲临课堂指导。平心而论, 他的这种强调“以旧带新”, 强化“双基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目标”的“苏联版”课堂教学理论, 使“群体”和“统一”的特征得到了完善和深化, 是对“欧洲版”课堂教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遗憾的是, 咱们学的有点儿走样儿了。那时的老师至今记忆犹新:无论是集体备课, 还是个人教案, “五步”必须一步不差, “谈话”只能一问一答。从“联校”的培训、教研, 到学校的指导、评价, 这些要求可谓一以贯之, 而且一直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人形容:那时的课堂教学, 表面是“满堂问”, 甚至是“满堂转”, 实际已经变成了“满堂灌”。“只顾填塞, 没有发酵”, 基本是“注入式”。应该说, 这种结论过于偏激, 可这种倾向确实存在。对于凯洛夫的课堂教学理论食而不化, 当时大概还是比较普遍。

即便如此, 凯洛夫的历史成就也是不可磨灭的。别说当时苏联教育获得的全面而巨大的成功与他的教育思想密不可分, 就是咱们国家的教育也获益甚丰。谁都知道, 当时中国教育面临着空前的困难和突出的矛盾:数以千万计的孩子急着要上学, 数以百万计的教师却多是“生手儿”。应该说, 是凯洛夫这种以大面积、高效率传授知识为目的的课堂教学理论, 帮助咱们规范课堂, 落实“双基”, 在短短十年时间里走上了教育普及之路。有人说, 是那个阶段的教育, 奠定了咱们的人力资源乃至人才资源的基础。究竟如何评价凯洛夫的教育思想?反正为国家教育发展做出了贡献, 谁都心明眼亮。至于20世纪60年代对于凯洛夫的批判, 应属政治原因。说他是修正主义教育的代表, 真不好判断;说他带来了“注入式”“满堂灌”, 实在有些冤枉。实事求是地说, 这是由于咱自己的一些人, 割舍不下“旧学”传统, 硬把人家的理论弄僵化了, 才演变出来这样的教学模式和方法。事实上, 凯洛夫并没被“批”倒, 也不会被“批”倒。虽然, 这一阶段咱们也曾悄悄引进过美国的教育理论。听说, 还在个别学校对布鲁纳“发现学习”和布鲁姆的“目标分类”进行过研究和实验。虽然, 这一阶段咱们也曾默默探索过自己的教学方法, 而且就“启发式”和“精讲多练”的典型经验进行过总结和宣传。但是, 凯洛夫关于课堂教学的理论, 并没因此而被颠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出现的教学改革“活跃期”, 涌现出来那些新模式, 诸如“导入—讲授—训练”“情境引入—小组学习—总结规律—训练反馈”等, 其实还是人家“五步教学法”的“翻版”, 多是“掐头去尾”, 或是“分解”“合成”。至于凯洛夫关于课堂教学的互动方式, 好像更没因此而被否定。只是以“谈话法”为“原型”, 又衍生出来“设疑”“质疑”“讨论”“辩论”等等而已。当然, 谁也不能否定, 这些也是创新。但是, 这些创新毕竟借鉴了人家的理论。同时, 谁也不能否认, 这些源于借鉴的创新, 也有一定的价值:咱们的课堂教学, 正在走近凯洛夫课堂教学思想的本质和内涵。多年来, 有些高校选用的《教育学》, 一直沿用他的课堂教学理论。大概正是因为这些理论比较适合咱们的缘故吧。

自从课改重心“回到”课堂以来, 人们对课堂教学改革的理论思考, 似乎更多参与也更为深化了。其中有种“民间”舆论, 表达比较“直给”:如今的理论支撑主要来自杜威。尽管不便妄加评论, 但是确有一种感觉。特别是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再次成为研究焦点以后, 这种感觉似乎更加肯定了。要是回顾一下这十多年有关课堂教学的培训、辅导、讲座、研讨, 无论哪位的阐述、诠释、演绎、归纳, 诸如激发兴趣、自主学习、合作探究、个体评价等, 无不凸显“个性”和“差异”, 应该属于杜威一脉。即使也有其他名家的观点, 比如美国加德纳的“多元智能说”、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说”、卡耐基的“有效沟通说”等, 也都是为了强化“个性”和“差异”。值得注意的是, 与此同时另一种理论现象也不能忽视:苏联巴班斯基的“过程最优化”、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等, 也常常被引用。应该说, 这是凯洛夫课堂教学理论在咱们这里沉淀多年的必然反映, 因为毕竟咱们仍然还在“群体”教学仍然还有“统一”要求。尤其是咱们的“指挥棒”还在指挥, 这些理论更近实际、更好实用、更有实效。况且, 有的“群体”规模大出了圈儿, 有时“统一”要求也超出了边儿。然而, 面对这样两脉理论在课堂教学改革中彼此交叉、相互作用的态势, 大家确实有些莫衷一是了。特别是考试、升学继续“拷问”教学“质量”, 应试教育继续“博弈”素质教育, “统一”要求不时“遭到”异化以后, 就连莫衷一是也会难免放弃。与其被理论困扰, 不如直接面对现实。细想起来, 之所以现在的常态课上“注入式”和“满堂灌”仍然很难退出, 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上面叙述的“流水账”让人不难看出, 影响咱们课堂教学的理论主要还是来自凯洛夫和杜威。其实, 他们都是夸美纽斯的“学生”。他们的共同点是, 都是以夸美纽斯的课堂教学理论为基础, 在实践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最终揭示了现代教育中课堂教学的规律。所不同的是, 他们各自阐发的教育思想更加适合各自的国家和各自的时代。当前, 在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格局下, 咱们仍然需要大面积、高效率地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所以, 不能没有“群体”教学, 也不能丢掉“统一”要求。但是, 咱们又不能只有“群体”和“统一”, 而不顾“个性”和“差异”。因为没有学习力和创造力, 就不能应对世界的发展, 走在时代的前列。“个性”教学、“差异”发展, 恰恰正是提高学习力和开发创造力的源泉。所以, 课改应该借鉴他们的成果, 完成自己的创新, 最终“改”出“中国版”的课堂教学理论。

治道变革理论与税收征管改革 第9篇

“治道”研究范围一般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公共事务的治理。与政治学相比, “治道”不研究“统治”问题, 而是研究政治生活中的政府管理问题;与行政学相比, 它不研究单纯的“公共行政”, 更侧重于公共行政的治理理论和模式方面[1]。“治道”的英文对应词是Governance, 在国内通常被翻译为“统治”、“治理”、“管辖”等, 但该词在当前的学术研究领域所表达的意思更接近于“统治方式”或者“管理方法”, 而“治道”是对该词涵义最准确、最简洁的翻译。“治道”是介于政治与行政之间的一个领域, 这使它既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羁绊, 又免于“泰罗式”科学管理主义的狭窄格局, 成为多数国家政府可以适用的治理变革理论。

治道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 当时西方国家纷纷陷入“滞胀”危机, 经济衰退、财政赤字以及公民对政府服务的不满, 引发了政府治理方式的反思和变革, 在实践方面比较著名的有英国撒切尔夫人推行的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 美国里根总统推行的政府职能的市场化改革等。一般做法是政府从一些市场干预、社会管制中有序退出, 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企业管理手段, 在公共服务提供手段上变政府直接提供为竞价购买、合作提供等效率更高的方式, 赋予地方政府和政策执行机关更大的自主权, 发挥非营利组织及“第三方”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系统总结了美国政府改革的主要思路, 包括从划桨至掌舵、从服务到授权、从垄断到竞争、从集权到分权、从政府到市场等[2], 成为政府适应时代潮流实行治道变革的重要指南。也有一些学者如P·奥库安、马什卡雷尼亚什等, 将西方一些政府管理上的成就与趋势称之为“新公共管理”。

治道变革的理论基础可追溯到“自由至上主义”思潮以及“公共选择”学派, 以哈耶克、弗里德曼、诺齐克等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强调个人权利, 反对政府干预, 鼓吹“更多的市场、更少的政府”。以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为创始人的公共选择学派, 从政府的“经济人”的假说出发, 对“政府失灵”诸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伊莉诺·奥斯特罗姆, 通过大量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相对于政府管制和市场手段, 社区居民自治能够更好地对“公共池塘资源”进行管理[3]。以上理论和研究成果深刻地影响了治道变革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府进行了多轮改革, 政府管制触角不断从市场竞争领域和私人事务领域退出, 政府治理手段由过去的“行政命令”式的直接管理逐渐变为通过市场、法律、税收等手段间接调控。尽管目前仍然存在政企、政事、政社不分的现象, 但大的方向是不可能改变的。中国的学者们在学习借鉴西方治道研究的同时, 也在对我国政府治道变革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探索, 形成了“服务型政府”、“有限政府”等现代理念。如李景鹏提出要从传统的政治管理模式向“服务型”政治管理模式转变, 而这种新型的政治管理模式必须“充分尊重社会自身的创造性和自主性”[4];刘军宁提出“有限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的必备前提条件[5];毛寿龙认为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进程就是从无限政府 (计划政府) 走向有限政府 (市场政府) , 从人治政府走向法治政府, 从集权政府走向分权政府, 从专政政府走向民主政府, 从封闭的政府走向开放的政府,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发展的基本事实, 也是我国政府治道未来的方向[6]。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 西方各国政府与我国政府都开始了治道变革的历程。尽管背景、条件、动力、目标都有所不同, 但在变革的方向上具有一致性, 即重新厘清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人们认识到要推进国家和社会的善治绝不是政府越大、管得越多越好, 而是应该遵守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 尊重社会发展的自主性。政府应该“掌舵”、“导航”而不是“划船”;政府作为社会唯一权力中心和唯一责任中心的状态必须改变, 变“单中心”管理为“多中心” (1) 治理, 以激发社会和基层活力;将政府权力下放或者分权, 通过政府职能的转移, 缩小政府的边界, 拓展社会自治空间;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通过投标、承包、委托代理、契约等等形式实现公共服务生产的有效竞争, 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二、税收征管主要挑战的治道分析

税收征收管理作为政府众多管理职能的一种, 其变革的方向和原则应该和政府职能转变相一致。基于当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治理的需求, 我国税收征管体制面对的主要挑战, 应是如何提高税收征收管理的效率, 以实现税收的财政保障职能, 更好地达到政府通过税收进行经济调节和社会管理的目标, 治道变革理论为我国的税收征收管理提出了三个基本问题:

1. 有明确征税逻辑基础。

治道变革理论虽与政治学不同, 但仍然隐含着一个基本假定, 即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 “有限政府”只有在这样的逻辑前提下才能够成立。税收则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约定的一个表现形式, 即公民向政府让渡其自然财产权利的一部分, 政府保障公民更好地享有其他自然权利以及公力救济。在这种逻辑下, 公民纳税是一种“准自愿遵从” (2) , 也意味着税收作为一种“契约”对政府和公民有双向约束。但是, 目前在我国仍然存在着税收的“国家分配论”或“国家意志论”解释, 如在很多税收教科书上把税收定义为“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 凭借政治权力, 按照预定标准, 无偿地参与经济单位或个人创造的国民收入分配所形成的特定分配关系”, 它强调了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和义务性, 是一种“单向”约束。“国家意志论”作为一种学术探究未尚不可, 但把它作为税收工作的一种指导思维存在隐忧, 不但难以使纳税人内心获得自愿纳税的道德逻辑, 而且容易成为纳税人逃避纳税义务的天然借口, 对于以纳税遵从为基础的现代税收管理来说无疑于釜底抽薪。现在税收需要一个积极的逻辑前提, 使征纳双方的权力责任、权利义务能够得到严格划分。双方的权责都是法定有限的, 互不干涉, 又必须各自承担违约责任。

2. 实现税收的社会治理职能。

治道变革使政府的社会治理手段由“行政命令”变为法律、经济等手段, 由直接管理、严格控制变为间接调控、适当管制。在此背景下, 作为重要的经济、社会调节手段, 税收地位十分重要。税收调节作用的实现固然与税制设计有关, 同样也有赖于政府以及税务机关的执行能力。税制科学不科学是一回事, 税收能不能征上来是另一回事。当前, 我国税收在调节社会财富分配方面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调节作用尽乎失效, 甚至被称为“劫贫济富”。过高的税收流失率使大量本应转化为税收的私人财富滞留在个人手中, 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税收流失还有一个后果, 就是严重影响税收公平。对于市场上平等竞争的厂商来说, 偷税者比依法纳税者能够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如果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不足, 导致部分企业偷税而受不到应有处罚, 守法企业也会失去对税务机关的信任进而选择偷税, 从而使得偷税成为整个行业的“潜规则”, 事实上这种“潜规则”在许多行业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税收要有利于、服务于社会的善治, 政府或税务机关必须有高效率的征管措施。

3. 提高税务机关的内部组织效率。

治道变革的原因之一, 就是要解决政府内部的官僚主义现象。英国历史学家诺斯古德·帕金森将官僚组织“无论工作量多少, 职工人数总在上升”的现象戏称之为“帕金森定律”, 尼斯坎南则提出了“官僚预算最大化”模型。税务机关作为一个政府组织, 同样要面对这些问题。为了解决管理薄弱的问题, 政府往往采取增加预算、增设机构等手段。但是资源的投入、预算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管理效率的提高, 还有可能带来机构的膨胀和“人浮于事”。基于政府官员“经济人”的立场, 治道变革对政府行为持理性的不信任态度。这种态度启示人们在审视多年来税收管理领域的改革时, 应该算一算投入与产出这笔账。

三、制约税收征管效率的若干因素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税收征管改革的历程来看, 总体与政府职能转变方向是一致的, 也取得了开创性成果。一是明确征纳之间的权责分际。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企业是政府的附属机构, 甚至“企业就是政府”,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权责难以厘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纳税人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 征纳之间的权责关系趋于明确。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提出的“以纳税申报为基础, 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 集中征收, 重点稽查”的征管模式, 明确将纳税申报作为税收征管的基础, 彻底将“上门征收”改为“主动缴纳”, 从而将公民的纳税义务与缴税自主性结合在一起。特别是《税收征管法》及相关法律的出台与完善, 在明确了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等的法律地位的同时, 也加强了对税收执法过程的制约以及对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明确了对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 促进了税收管理的实质性变化。二是税收执法权力的分解与制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 税收征管模式是“一员进厂、各税统管、征管查合一”, 税收专管员的权力很大。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进行权力分解, 形成了“管查分离、各司其职、相互制约”的格局。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征收、管理、稽查权力的分离和制衡格局完全形成。这是“集权政府”向“分权政府”转变的治道变革在税收管理领域的一个实践, 对于减少税收管理中的寻租和腐败现象起到了一定作用。三是信息化依托作用日趋增强。税收信息化基础设施越来越先进, 各种征管软件的应用实现了从税务登记到税款征收的全程计算机处理。纳税人信息的省级集中和大规模共享, 使信息化对税收分析和评估的支撑作用越来越强大, 提高了税收工作的科技含量, 缓解了征纳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对于提高税收监管能力和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西方发达国家税收征收率一般在80%左右。如英国2002-2008年增值税征收率均保持在80%以上, 税收流失率在11%-16%之间。我国的税收征收率仍然远低于西方国家, 税收总体征收率为60%左右, 也就是说有40%的应征税收流失了。不同行业和经济性质的纳税人之间, 税收征收率也存在巨大差异, 工业企业好于商业企业, 国有企业好于私营企业。从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等环节, 也能看到税收流失的严重性。各地税务机关登记的纳税人数量远低于工商部门统计的经济实体户数。大量的经济实体, 如地下经济、隐蔽经济、社区经济等游离于正常的税务登记之外, 更不可能纳税。纳税申报的情况更加蹊跷, 各地普遍存在大量纳税人零负申报的现象, 甚至一些企业长期零负低申报, “长亏不倒”, 说明纳税申报的准确度不高。因此, 应该看到征管改革尚未完全改变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偏低的现实。

税收征管水平低下, 固然有政府总体治理能力、社会法治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但税收征管本身在工作理念、工作手段方面也有若干障碍。

第一, 存在着法治“工具化”的倾向, 未完全摆脱“行政命令”式管理。比较典型的是“任务治税”, 完不成任务时收“过头税”, 完成任务后有税不收, 其实就是用行政指令代替法律。这种思维也导致了政府或者税务机关对纳税人自主行为的不当干涉, 以及对纳税人权利的侵犯。如为了应对目标考核, 用行政命令或者暗示的方式, 要求纳税人不得零申报;为了完成税收任务, 要求纳税人提前缴纳税款;用规范性文件的方式, 超越法律权限规定纳税人在所谓的“专项整顿”、“大检查活动”中自查出的税款免于处罚;等等。由于行政凌驾于法律之上, 短时期内可能方便了管理, 但长远看导致公民和纳税人对法律和税务机关的不信任, 不利于依法诚信纳税习惯的养成。

第二, 税收监管手段长期没有实质突破。税收管理能力高低取决于税务机关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掌握纳税人的经营数据和收入信息。西方的税务机关主要靠通过银行账户进行监控, 了解纳税人资金流向, 严密的监控、严厉的处罚使纳税人不敢在税收上胡作非为。尽管我国税收信息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 但是能够取得纳税人“真”信息的有效途径尚未建立起来。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系统相互隔绝, 共享很困难, 不共享是常态;通过发票监控企业经营数据虽然方便, 但税务机关没有能力了解企业不开票、开假票的行为。法律虽赋予税务机关检查企业银行账户的权力, 但是企业可以多头开户, 也可能直接通过现金交易躲过监控。无法通过银行账户进行有效监控, 意味着税务机关失去了最有力的征管武器。当前纳税人想逃避缴纳税或者少缴税款并不需要高深的手段, 对企业账外经营、返利销售甚至制造假账等偷税手段, 税务管理人员心知肚明, 但很难获得直接的证据。

第三, 执法力度长期偏松。虽然税收监管手段缺乏, 大量的偷税行为发现不了, 如果对少数被发现的偷税者依法施以重罚, 也能够起到震慑作用, 问题是这一步也难以做到。据有关资料显示, 目前我国纳税人被发现的少缴税款, 只有约20%左右被定性为偷税或者逃避纳税义务, 近80%的被发现的少缴税款在补缴税款后, 再缴纳一定的滞纳金即可, 不会被处以罚款。纳税人违反税法的成本极低甚至为零, 而收益却很大。这其中虽有法律不健全的影响, 但人情、关系对执法行为的干涉, 税务人员不愿作为的心态等亦不容忽视。

第四, 内部管理责任的弱化。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 很多该管的事没人管, 是造成税收管理水平低下又一重要原因。问责机制不完善导致了责任弱化。除非受到了外界的较大压力, 行政部门领导一般不会主动处罚内部的干部职工, 即使惩处也会千方百计网开一面, 通过调离执法岗位、待岗学习、责令写出检查等变通手段来应付。既然行政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被追究的几率很小, 惩处也不严厉, 管理人员自然怠于责任的履行。这并非是机关干部的“侥幸”心理, 而是他们基于事实的一种理性判断。

第五, 各层级之间征管资源分配不公。多年来, 全国税务干部数量稳步上升。1997年约79.1万人, 2001年经过机构改革精简至74.7万人, 到2009年又增至85.6万人。但是, 人员增加并未缓解基层人力资源短缺的现状。总体上看机关层级越高, 人员数量膨胀速度越快。如通过对某省税务系统10年来人员数量结构分析, 发现省级机关人数增长了一倍多, 市级机关平均增长约60%-80%, 县 (区) 局机关平均增长约20%左右, 基层税务所 (分局) 人数则普遍下降。根据现行管理体制, 具体的税收管理职责由最底层的税务部门 (税务所、税务分局等) 直接实施。但是, 大量的资源和高素质人才都集中在省、市、县 (区) 局机关。多年来税务队伍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层领导干部逐渐增加, 一般人员相对减少;机关人员、科室数量在增加, 基层工作人员数量在减少。随着官僚层级链不断拉长, 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划浆”队伍进入“喊号”的序列, 加剧了“官多兵少”、“机关人多, 基层人少”等弊端。基层责任重、工作量大但缺乏人才和资源, 机关人才济济却没有具体的管理职能, 造成了征管资源的浪费。因此, 在税收工作中常常出现这种情况:省、市、县 (区) 税务机关有能力、有精力通过信息比对发现大量的疑点, 但把这些疑点派发到基层后, 基层没有能力、精力去核实, 结果是“石沉大海”。

第六, 混淆了“分权”与“分工”。一般而言机构分设越多则效率损失越大, 尽管分权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权力过分集中造成腐败和寻租, 最早是指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行政权内部的分权主要是指决策、执行和监督权的分离, 分权一般要通过分设机构来实现, 因为两项相互制约的权力在一个单位, 容易形成“运动员”和“裁判员”同体, 弱化监督效果, 即“分权”是牺牲效率来换取公平。分工主要是指在一个机构或团队内进行的人员职责分解, 目的是突出专业特长。分工不宜搞机构分设, “术业有专攻”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工作效率, 机构分设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税务机关主要是一个执行机关, 税收管理是一项完整的行政权力, 税务机关内部的权力分解应该慎重进行, 因为制衡多迈出一步就是扯皮。税收征收、管理、稽查权力的分离, 成立了相对独立的机构做支撑, 虽然取得了权力制衡的效果, 客观上也带来了效率损失。税务稽查内部的选案、实施、审理与执行四环节分离基本上是分工, 这四个环节并没有从稽查局独立出来。但是, 很多地方税务机关在征管改革中有意无意地混淆了“分权”与“分工”, 借“分权”、“分工”之名成立名目繁多的独立机构, 为了多提拔干部不惜牺牲效率, 结果是牺牲了效率也没有换来执法公平。有些权力在执行上本身就是一个整体, 人为地将其硬掰成几块, 部门设得太多、职能分得太细, 势力造成责任不明确。

四、治道在税收征管改革中的应用

第一, 严格界定和遵守税务机关、纳税人和社会的权责边界。要明确划分政府、纳税人和社会在税收领域的责任, 哪些由政府管, 哪些由纳税人自行决定, 哪些工作可交由社会完成, 都应有明晰的界线。在征纳双方权责定位上必须回归税收的“契约”性质。纳税人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税务登记、申报、缴纳, 是一种具有自主意义的行为, 也是一种有条件的“准自愿遵从”;税务机关作为政府的征税部门, 负有监督、提醒、宣传、稽查、处罚等职责。每一方都要履行好“约定”, 如果履行不好则甘受其咎。征纳之间表面上的权责划分比较容易, 防止政府 (或税务机关) 对纳税人事务实质上的干扰要困难得多。在法律和行政命令的冲突中, 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始终存在着枉顾前者屈从后者的冲动和倾向。要做到这一点, 需要政府工作人员法治意识的提高, 更需要纳税人权利意识的觉醒。

除税务机关及纳税人之外的社会“第三方”, 同样也应扮演重要角色。凡是成熟的、能够自我调节、自我治理、自我发展、长治久安的社会, 必然在集中的政府与分散的公民之间存在着第三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各个阶层、行业、团体自发组成的非政府组织, 他们把“一盘散沙”的公民和群体聚合在一起, 一方面形成了有组织、有力度、有效率的监督政府的力量, 另一方面也通过自我治理填补了政府在社会管理上的缺陷。这种第三方力量的监督不但能够促进政府执法管理的规范化, 也有助于抵抗官僚组织内在的自我膨胀压力。因为政府即使有改良自身的愿望, 如果缺乏外界足够的监督, 也容易造成“机构越改越大、效率越改越低”的怪象。而纳税人作为税收工作的利益相对人, 对税收事务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自然有意愿对政府和税务机关的征税、用税行为进行监督。第三方力量对税收工作中的积极还在于, 它是税收服务的重要一环, 发达的税收中介组织是现代税收征管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社会化分工的必然。

第二, 适度的分权制衡。行政权内部的权力分解对于防止腐败的意义应该得到重新评估和认识, 在行政的公平与效率之间应谨慎选择, 注意不要把一个完整的执法过程硬掰成两半。这就像把捕鱼分成撒网和拉网两个程序, 分别有人负责, 结果是一旦捕不到鱼, 拉网者可抱怨网撒得不好, 撒网者也可以归咎于网位得不力。分工应该尽量在团队内部进行, 分工不分家。所以, 未来的征管改革中不宜再增设独立机构或者内设机构, 职能的调整应尽可能通过现有机构转任来完成。另外, 用行政权分解来防止腐败是有条件的, 取决于严厉的惩处能否实现。如果做不到后者, 行政权的分解没有多大意义。

第三, 高度的信息化。在当前无法及时监控企业资金流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其他职能部门获得信息, 强化某些行业的税收管理。如通过房管部门获得房地产行业的数据, 通过医保部门获得医药销售企业的数据等等。实现这一步必须争得政府的支持, 由政府牵头进行协调组织, 但根本解决之道是完善银行账户管理制度, 建立税务机关与银行的合作机制。应严格规定除小额交易外, 其他交易必须通过银行账户进行转账。身份证号、纳税代码、银行账户与社会信用号码应保持单一对应, 以有利于税务部门和金融机构交换信息。税务部门与银行应实现信息共享, 以准确获取纳税人的各项应税收入情况, 从而对纳税人进行有效的监督。

第四, 完善的问责机制。要健全完善制度, 在税务机关内部明确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不同的管理部门之间不同的责任形式;同时要加大追责力度, 落实好追究制度, 防止出现税务人员和纳税人违法“零成本”的现象。要注意税务机关的监管职责具有“事后性”, 尽管税务机关有责任通过各种手段告知纳税人违反税法要承担什么风险, 但是只有在纳税人申报完毕后, 税务机关才能去核查其申报的真实情况。不宜以风险管理、纳税评估等名义, 对纳税人的申报行为进行事前干预。属于纳税人的税收风险, 必须让纳税人自己去承担;属于税务机关自身的风险, 更无须向纳税人转嫁。税务机关事前的预测分析只能作为内部情况来掌握, 不能作为干涉纳税人申报的理由。事前的提醒永远无法代替事后的惩处, 尽管后者成本较高, 但只有严格的惩处, 才能让事前的提醒更有意义。

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接触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 尽管税务机关拥有通过各种途径发布、宣传、解释税收法条的责任, 但主动知晓、了解政策变化也是纳税人的责任。税务机关没必要对同一纳税人进行苦口婆心、长期重复的催报催缴 (实际工作中很多税务管理人员正是这样做的) , 对纳税人拒不履行税收义务的行为, 税务机关在法定的有限次告知后, 必须采取法律规定的强制措施。对于作为“准自愿遵从”的税收来讲, 对违法者的强制执行, 增强了人们对他们不是“受骗者”的信心, 是实现纳税遵从的必要条件。

第五, 扁平化的内部组织结构, 税收征管改革应符合政府“小而有效”的趋势。发达国家的税收成本一般在0.5%-2%左右, 而我国目前的税收成本已高达5%-6%。下一步的改革如果还沿袭旧的管理层级和体制, 不但无法满足税收工作需要, 更会进一步推高征税成本, 加剧资源浪费。因此, 下一步征管改革应该精简机关、强化基层。当前各地税务机关正在进行的税源专业化改革, 目的之一也是要解决“人”与“事”不匹配的问题。改革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征管力量下沉, 充实基层;要么权力上收, 把机关变成基层。如选前者, 最好的改革方案是在市局、县 (区) 局两级中裁掉一级, 或者省局直辖县 (区) 局, 或者市局直辖基层分局 (税务所) 。次优方案是把最底层的税务所 (分局) 裁掉, 县 (区) 局变成最底层机构, 这样做阻力较小, 但效果差一些。即使做不到这一步, 也应该把省、市、县 (区) 局这三级机构规模进行压缩, 逐级充实基层。如选后者, 可以把基层的一部分管理权力上收到县 (区) 局或者市局机关, 以充分发挥局机关的资源优势。但要注意, 一项权力不收则已, 要收就要全部上收, 基层税务机关不再插手。如果只收部分权责, 由于基层与机关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 极有可能演变为机关“只收权力、不收责任”, 结果不但基层的工作量没减少, 而且又造成了权力与责任的不匹配, 增加了机关与基层扯皮的可能性。

五、结语

治道变革的意义在于使人们从过度的“政府崇拜”中走出来, 并科学地认识政府之外力量的自我治理能力。治道变革理论对税收治理之“道”的启示, 是应该从政府 (税务机关) “单中心”的治理方式向政府、纳税人和社会组织共同作为、相互作用、各履其责的“多中心”转变, 践行好纳税人的主人翁地位。政府与纳税人之间不但法律地位平等, 力量也应该平衡。所以, 税务机关的管理之“术”应该从适度的分权制衡、高度的信息化、完善的问责制, 以及扁平化的组织结构等方面着手改善, 以提高税收管理的效率, 使税务机关更好地完成份内之事。

参考文献

[1]毛寿龙.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12-14.

[2]奥斯本, 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上海市政协编译组,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293-313.

[3]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余逊达, 陈旭东, 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0:13-19.

[4]李景鹏.政治管理如何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J].中共中央学校学报, 2008 (8) :40-43.

[5]刘军宁.有限政府与政体改革[J].领导文萃, 2004 (11) :12-19.

[6]毛寿龙.现代治道与治道变革[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3 (2) :86-92.

[7]刘峰, 孔新峰.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启迪与警示——伊莉诺.奥斯特罗姆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政治学思考[J].行政管理改革, 2010 (1) :68-72.

《现代控制理论》教学改革探讨 第10篇

该课程的特点是理论性较强, 概念抽象, 要把这门课上好, 使学生真正理解接受课程内容, 必须在课程教学上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改革。

1.教学内容的改革

1.1优化教学内容。

根据南航金城学院《现代控制理论》教学大纲要求, 本课程共有40个学时, 采用的教材是刘豹、唐万生主编的《现代控制理论》。

该课程的理论性较强, 存在大量的证明与数学计算, 内容比较枯燥, 也比较容易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 在教学过程中, 应当精简教学内容, 强化重点知识, 突出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的介绍。 教学内容主要讲述基于状态空间法的线性定常系统的分析与综合, 可控性、可观性、稳定性判据及最小实现的概念, 要求学生对系统进行极点配置、对观测器进行设计[2]。

1.2补充数学知识。

该课程以线性代数和微分方程作为数学基础, 一些学生会因为线性代数知识基础薄弱而影响课程内容的学习, 所以在正式内容开始之前, 大概利用一两学时的时间, 加入跟本课程密切相关的线性代数知识的介绍, 让学生在用到这部分知识的时候得心应手。

2.教学方法的改革

2.1多媒体与传统教学相结合。

现如今, 多媒体教学已经引入课堂并且得到充分的利用。多媒体教学具有直观、生动、形象等特点。 把一部分用语言、板书难于描述的内容, 用幻灯片或动画进行演示教学, 将加强学生对授课内容的理解与记忆。 但是在教学过程中不能过于依赖多媒体教学, 忽略传统板书教学方式。 对一些重要公式的推导及重要计算内容的讲解, 可以通过结合板书的形式, 让学生在老师的逐步推导讲解过程中跟上老师的教学思路, 真正理解和掌握知识。

2.2理论教学与实验仿真相结合。

由于现代控制理论这门课程涉及大量的复杂计算, 对于低阶系统的分析与计算, 可以通过笔算完成, 但是对于一些高阶系统的分析单凭人工计算是很难实现的, 而在实际工程问题中, 有很多系统都是高阶系统, 所以学生必须掌握一种解决高阶系统问题的方法。

MATLAB程序设计语言是美国Mathworks公司推出的高性能数值运算软件。 可用于数值计算、可视化及编程的高级语言和交互式环境, 广泛应用于控制系统、测试和测量等众多应用领域。 由于现代控制理论中的状态空间表达式是用矩阵表示, 而MATLAB是以矩阵为基本运算单元的, 有许多预先定义的函数可供用户求解不同类型的控制问题时调用, 而且具有进行交互分析的能力, 所以使用MATLAB语言工具进行现代控制理论的计算与仿真是最佳的[3]。 将MATLAB与现代控制理论课程内容结合起来, 用于系统的建模、分析、设计和仿真, 可以加深学生对概念及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

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 利用MATLAB可以进行以下内容的实验: 状态空间表达式建立实验、 系统能控能惯性分析实验、极点配置实验, 也可以安排学生利用课下时间, 用Matlab完成一些仿真实验,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2.3以学生为主导, 注重教学反馈。

教学是一个教与学的双向过程。 教师不但要把知识传授给学生, 还要根据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及时调整教学进度与教学方法。 因此, 在教学过程中应当注意与学生的交流, 通过课堂提问和布置作业, 以及跟学生聊天, 了解学生对于每部分内容的掌握情况, 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3.考核方式的改革

课程的考核不能单纯地依靠期末考试的卷面成绩, 要加强对平时和实践能力的考核。 可以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成绩分别占40%和60%, 平时成绩应包括课堂提问、实验、作业及出勤等方面。 这样可以让学生注重学习习惯和能力的培养, 而不仅仅是在临近考试前进行突击, 这样的考核方式公平合理[4]。

4.结语

为了适应社会与教育教学发展的需要, 现代控制理论课程教学必须不断改革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文在教学内容上注重基本概念和理论的讲解, 进行了教学内容优化;在教学方法上将多媒体课件与传统教学方法相结合, 将理论知识与实验仿真相结合;在考核方式上, 兼顾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率, 为后继专业课程的学习和将来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刘豹, 唐万生.现代控制理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2]李钧涛, 马天水, 李文林.基于创新人才培养的现代控制理论课程教学改革,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1, 10 (3) :98-100.

[3]王从庆, 丁勇.现代控制理论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探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6 (1) :72-75.

德国“学习领域”课程改革理论前瞻 第11篇

【关键词】德国职业教育；学习领域；课程改革

0 引言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闻名于世，中国职业教育界也非常关注德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德国职业教育实施了学习领域课程改革，这场课程改革至今已经超过10年。研究和分析德国职教课程的这场改革对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与革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德国职教课程改革背景

在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最密切的。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取决于企业和社会的要求。第二十个世纪以来，90次的德国企业，社会和个人的发展需求对职业教育的直接影响自1996以来，德国职业教育领域已经开始实施的学习领域概念的改革，以适应经济，社会和技术发展变化的要求。

1.1全球化

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其对个人的影响，社会，机构和国家的迅速加强和深化。特别是贸易区域化和全球化的一体化，经济和市场，使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因此对产品和劳务的质量合格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些面对新的要求，教育必须提高效率和效益，完善教育内容，改变知识传授的方式。同时，全球化也体现在整合和集成领域，欧盟成员国将继续增加，这使得欧盟的劳动力市场发生更快的变化，自然影响到学校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1.2信息社会与知识管理

在信息技术的主要推动力的基础上，发达国家已逐渐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与信息经济时代..信息和知识成为生产的最重要的因素谁拥有关键的知识和信息，谁拥有更强的全球竞争力。同时，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和信息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创新和学习能力的社区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

另一方面，在不断增长的速度的知识和信息，如通用汽车维修数据，在第二十个世纪60年代的200多页，由2000到10000多页。宝马（宝马）汽车生产信息多达300000页。和知识老化周期加速缩短。如何获得有用的知识或使用任何方法来获得有价值的知识或信息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客观知识的习得（这可以通过书本或教师传授知识的手段直接获得）同时，主观知识（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经过思考或理解和知识）越来越重要。这就要求在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学习管理知识。

1.3终身学习

在全球化时代，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终身学习成为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在走出学校，学习不能停止，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在主动的地位，必须进行终身学习。在事业上，工作和学习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传统的工作思路和研究将放弃..为研究指南，以工作为导向的学习成为一个重要的学习原则。人们必须认识到，工作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来帮助工作更好。

2004，德国联邦教育和科研部提出：“终身学习有助于加强社会的团结，并有助于避免可能出现的障碍，尽可能..教育要为社会和职业发展对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提高他们的人才，促进他们的社会地位在欧洲。因此，我们必须对普通教育进行课程改革，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1]

1.4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劳动组织的变化

在第二十世纪下半叶，服务型社会中出现了经济领域的趋势，与社会经济发生相应的变化，从传统产业向服务型的。服务业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并逐渐成为经济政策..越来越重要

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劳动..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的劳动形式。通过信息技术，企业调整生产和及时的产品市场需求的变化组织。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M

在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最为密切。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与发展依赖于企业与社会所提出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企业、社会及个人发展要求直接影响着职业教育。1996年以来德国职业教育领域开始实施学习领域理念的课程改革，以适应经济、社会和技术的发展变化要求。

2 学习领域课程理论

1993最早的国家，德国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属于提出修订职业教育课程计划特别委员会。随后，在意见征求国家课程的研究，许多学者开发和提交“根据学习领域课程方案的组织，通过指向新课程工作过程的持续改善职业行动能力的专业技能。

经过三年的教育政策讨论，联席会议的国家教育部于1996年5月9日颁布了新的课程“编制指南”到“学习领域课程方案取代课程为基本课程已使用多年。在学习领域课程计划的实施是课程改革是从政府的要求，从上到下..根据学习领域的课程计划，教学不受传统学科体系的组织，但基于构建研究领域研究领域工作区之间的关系，学习领域和学习情况如图1所示[4]。工作领域是研究区的基础，而学习领域主要是通过学习实现工作领域需要。

在工作领域是各种各样的人必须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解决问题。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复杂。

研究领域是一个跨学科的课程计划，这是一个案例研究和系统动作的教学方法。每一个学习领域是一个学习任务。通过研究，学生可以完成一个典型的某些职业的综合任务..通过几个相互关联的学习领域的学习，学生可以获得职业能力。

学习情境是一个个案研究单元，结合理论知识，实践技能和实际应用环境，是学习的宏观计划的具体领域。学习环境不仅是教师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的教学安排，而且学生的职业行动..现状的反思

三级的2.1个领域中的学习

德国专家认为，学习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为基础的学习领域，属于不同的学科的整合（技术，经济，生态，社会和法律）水平，对学科知识的基本原理和主要内容相关；第二迁移学习领域的实践。选择传统的内容和现代劳动组织与实践。它主要采用现场模拟形式的研究；第三是对个人资格的相关研究领域。除了能力外，主要还涉及经验，反思，社会价值和文化的学习，包括工作，沟通，行为，精神，语言，文化企业，职业道德。

2.2基于情境原则和人本原则

传统的课程是基于学科的原理，原则和纪律的组织安排，根据知识的内在逻辑关系和研究的主菜是基于现状和人文..情境性原则强调学习应该在真实或模拟的工作场景组织教学内容，与学生真实的学习科目的情况，体现了人文主义的原则。同时，研究过程中不排除原则，但学科知识体系的重新排序，在学习的情况。

2.3学科课程内容

传统的学科课程是学科课程，虽然单个课程内容强调系统的基础知识，但相对独立的课程，彼此之间缺乏全面接触。在学习领域课程是跨学科课程，主要基于工作过程和工作情况，组织学习的内容，这是不以传统的学科课程，学习领域课程强调综合知识和实际应用。

3.总结。

从理论上说，学习领域是以行为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从结果上看，新方案要求达到的“能力”目标太高。德国官方提出的能力概念是要让学生“有在社会职业和私人生活中实事求是的、周全的、有责任心的能力”，许多人认为，这样的能力目标是新教学方案不可能达到的。

参考文献：

[1]PHP.Stand November[EB/OL].[2007-05-20].http：//www.bmbf.de/de/411.

[2]成光琳.德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给我们的启示[J].职教论坛，2005（1下）：61-62.

[3]肖爱华.从翻译角度看《老人与海》中渔夫的奋斗精神[J].短篇小说，2015，（3）.

[4]肖爱华.翻译视阙下国际贸易谈判中地域文化差异应对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5，（16）.

[5]翟东昌.低碳经济国际合作的SWOT分析[J].国际经济合作，2013，（8）

浅谈理论力学课程教学改革 第12篇

关键词：理论力学,教学改革,教学方法

理论力学是研究物体的机械运动及物体间相互机械作用的一般规律的学科。是工科大学生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它在基础课和专业课之间起承前启后的作用。主要以伽利略和牛顿总结的基本定律为基础,系统介绍静力学、运动学与动力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属于古典力学的范畴[1]。对于土木工程专业,理论力学为材料力学、结构力学等后续课程提供了必要的力学知识,同时课程的性质与任务决定了它具有理论性、应用性强的特点,为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打下良好基础。

1 理论力学课程的特点和学习现状

1.1 课程特点

第一, 头续繁多,内容分得过细。

如:静力学部分分为平面汇交力系、平面任意力系、空间力系等;运动学部分分为点的运动和刚体的运动等;动力学部分又分为质点和质点系的动量定理、动量矩定理、动能定理,此外,还有达朗贝尔原理、虚位移原理等。这样,使学生学完课程后,感到内容繁杂,理不出头续。

第二,内容陈旧。

理论力学是在大学物理课之后开设的,其中有些基本理论和概念,学生已经学过,如:力的概念、牛顿定律、点的运动学等。但理论力学传统的讲授方法还是从这些学生“ 熟知” 的特殊而又简单的情况开始,再逐步引向一般情况,引进新内容[2]。这样,容易使学生产生一种错觉,认为理论力学只不过是中学物理和大学物理的补充和延续,调动不起学习的积极性。当新概念、新方法、新内容逐步引进时,学生还处于麻痹状态。等醒悟时,已错过了好多新内容、新方法,致使后面的内容学起来比较困难,自信心受到打击,形成恶性循环。

第三,听课容易,做题难。

理论力学的好多概念和基本定律在中学物理和大学物理中已经学过,听起课来比较容易接受,但等到做题时就感觉力不从心,一出手就错,或无从下手。在笔者这几年的教授过程中,总能发现这种现象,课堂上,觉得同学们还接受的不错,回答问题也踊跃,但做的习题作业总是错误百出,期终考试成绩更是不堪设想。

1.2 学习现状

近年来,为了满足社会需要,高校开的选修课增多了,对选修课的要求也在提高,专业课的学时大幅减少,理论力学也是如此(由原来的96课时调整为现在的72课时),教授时间减半(由原来的两学期改为一学期,但内容基本没变)。另外,传统的理论力学教学内容重经典、轻现代; 重计算、轻建立力学模型;教学方法重讲授、轻参与,使学生的知识积累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相脱节。理论力学的例题、习题中大部分是极度抽象化的力学模型,很少引入对工程背景的简单介绍。例题和习题的过分理想化、学术化使学生很难把它与实际应用联系起来,学习缺乏明确的工程目标,难以理解学习的目的和意义,这不仅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不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3]。

2 教学改革的设想和尝试

针对该课程自身的特点和学习现状,结合笔者这几年的教授经验和系里其他老师的建议,对理论力学的教学提出下面的改革设想,以便适应少学时、高起点的理论力学学习的实际要求,同时也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发挥学生潜能,提高理论力学的教学效果。

2.1 理论力学课程内容体系的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工科院校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课程体系,在几十年的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理论力学本身和物理学有一些重复,为了剔除这一弊病,必须对该课程进行内容更新和体系改革,使学生重新认识它的重要性,改变他们对该课程学习的看法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采取精讲静力学全部及运动学、动力学的理论体系。静力学中与大学物理重复的内容,如平面汇交力系合成与平衡的几何法、物体重心等可以略讲或直接给出结论;而与实际工程结合紧密的约束和约束力、平面任意力系的平衡问题、桁架内力计算等问题则应详细讲解;并选取与土木专业有关的工程实例,可选择讨论建筑物所承受载荷的类型及载荷简化来加深对力的概念的理解;探讨实际约束的简化和桁架内力计算;选择桥梁和楼板进行静力平衡计算,培养学生建立力学模型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运动学中与大学物理重复的内容,如点的运动学及刚体的简单运动部分等可略讲,重点放在点的合成运动及刚体的平面运动上。在分析点的合成运动时不应过多地依赖技巧,而是更多地注重过程分析。动力学的三大基本定理与普通物理学中的力学部分重复,在授课时基本可以略讲,同时淡化质点与刚体的概念。重点介绍虚位移原理和达朗贝尔原理在工程实际中的应用,特别是运用这些基本定理对实际构件进行受力分析和力学模型的建立,使学生能够把理论知识与实际工程结合起来,并为后续的材料力学和结构力学打下基础[4]。

2.2 理论力学教学方法的改革

自古以来,教与学是相辅相成,彼此密不可分的。有了适合的教学内容,再辅以恰当的教学手段,才能使学生掌握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找到教书育人的乐趣,形成“寓学于乐,寓教于乐”的良好局面。

2.2.1 采用启发式教学

教学的目的不只是教授学生基本知识,而是教会学生思考,培养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学习能力,在教授的过程中,让学生的脑子动起来,让他们自己悟出其中的道理,也就是常说的“授之与渔,而非鱼”。启发式教学恰能做到,所以课堂教学应以启发式教学为主。启发式教学的关键是提出问题,说明问题的性质和分析的方法,着重引导学生学会总结规律性的东西,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在求解物体系的平衡问题时,既可以用力的平衡方程来求解,也可以用力矩的平衡方程来求解,往往后者要容易一些。讲授时,用两种方法求解,然后比较它们的繁简,最终引导学生自己得出结论。从而在求解类似的题型时能做到举一反三,快速找到解题的技巧,很好地消化课堂内容,获得了成功学习的乐趣,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2.2.2 适当的利用多媒体教学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不断改进,多媒体教学在教学中发挥的作用愈来愈大。就理论力学这门课来说,有大量的数学推导,和过程分析,这也是重点和难点,宜采用传统的教授方式,也就是在黑板上用粉笔给学生细细的分析和推导,这样效果会好一些。同时这门课又很抽象,尤其是运动学和动力学部分的内容,很难想象。如果能用现代的动画制作技术,做成多媒体课件,让学生很直观的观察整个运动过程,来加深对基本理论的理解。这会使本来枯燥、抽象的课堂变得形象生动起来,有利于课堂效率的提高。

2.2.3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对于工科的学生,最主要的是解决工程中的实际问题,而理论力学作为工科学生的一门基础性学科,在基本内容的讲解过程中,一定要体现它的实用性。这样就能将理论力学和自己的专业以及现代科技结合起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如在平面任意力系平衡问题的讲解中,对于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可以大量的引进工程中的简单力学计算模型,来体现它的实用性[4]。

3 加强习题课教学

解题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是把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转化为解题能力的过程,同时解题环节也是对基本理论掌握和运用的检验。所以在理论力学的教学过程中,习题课必不可少。如何选择典型的习题,习题课如何上,也是理论力学教学改革的一个重点。习题的选择要注重一题多解。力学问题中一题多解的情况比较普遍,某些静力平衡问题既可以用静力学平衡方程求解,也可以用虚位移原理求解。通过一题多解,让学生掌握建立力学模型解题的方法,并使各种方法融会贯通,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

习题的选择还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结合自身的专业力学问题或生产实践,这样就能将理论力学和自己的专业以及实际工程结合起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5]。

4 结束语

针对理论力学课程的特点和学习现状,对理论力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与体系、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与改革。通过改革,提高了课堂教学质量,使学生能够有效地掌握理论力学知识。作为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理论力学教学改革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不断地探索与实践。

参考文献

[1]哈尔滨工业大学理论力学教研室.理论力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胡宇达,杜国君.理论力学教学改革初探[J].教学研究,1998(6):95-97.

[3]邢利英,王新征.工科理论力学教学改革与实践[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3):107-109.

[4]杨亚平,沈海宁.土木工程专业理论力学教学改革刍议[J].高教论坛,2008(6):9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