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精选12篇）

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第1篇

华裔美国文学在上个世纪60年代蓬勃发展, 从黎锦扬的《花鼓歌》到近几年谭恩美出版的《沉没之鱼》, 华裔美国作品对华裔美国人的刻画都体现了中美两种文化、两种世界之间的“双栖人”身份。老一代移民有着深厚牢固的中国根,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极少怀疑。来到美国后, 他们的半封闭式的生活环境又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美国主流社会之外。他们对美国文化的心理认同往往是缓慢的、被动的, 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并不感到困惑:他们是美国的中国人。而“美国造”的新生代在美国文化的海洋中成长, 他们自然地、主动地接受美国文化, 并自认为纯粹的美国人。可是, 残酷的现实表明他们既是美国人, 又是中国人, 但又不完全归属于两者中的任何一方。无论他们个人意愿如何, 都无法超越“美籍华人”的范畴;在许多被种族偏见蒙蔽的西方人眼中, “华人”永远是贫穷、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在西方的“天堂”里不应有华人的席位, 虽然这些华人也是美国公民。这一点被张冲教授评述为由于散族裔的跨民族跨文化跨国特征, 他们身上经常体现着隐形的源文化、源意识与显性的现文化、现意识之间的分裂与冲突, 体现着某种程度上的身份不确定性, 体现着某种“双重身份”或“双重意识”5。

而最能体现这双重意识碰撞的是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华裔青年与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华人父母之间的矛盾。老一代移民根据自身的经历和体验, 深信在白人至上的社会里, 华人子女必须出类拔萃才能有立足之地, 才能有成功的希望。因此, 他们对子女严加管教, 甚至不惜为子女的前途牺牲自我。《喜福会》里的母亲们就是这样想方设法地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主导女儿们的生活, 费尽心机地安排她们的前程, 遇到的却是女儿们的公开叛逆或消极抵触。母女们朝夕相处, 却形同陌路;她们脚踏在同一片土地上, 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这样, 两种文化传统的冲突原本就存在的代沟变得更加难以逾越。谭恩美的《喜福会》 (The Joy Luck Club, 1989) 和《灶神娘娘》 (The Kitchen God’s Wife, 1991) 中的母女冲突展示了第一代华裔美国移民浓浓的“中国情节”和生长在美国的女儿们之间的叛逆心理相互格格不入。对于老一代无比珍视的“中国根”, 她们即不了解, 也无兴趣。中国传统文化在她们看来不过是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国家里的一些不可思议的陋俗。汤婷婷和谭恩美的小说都强调了第二代移民已渐渐疏离了印在她们皮肤上的中国文化, 并有意识地突出了她们融入美国白人主流文化地愿望。

2. 华裔美国文学在东方主义中的“他者”形象

在以白人为中心的的权力话语下, 华人在美奋斗和生存的历史成为被隐没和压抑的历史。汤亭亭在《中国佬》中的第三章《内华达山上的祖父》之后的“契子”3《排华法》中用了长达8页的篇幅, 完全忠于忠实地逐年列举了美国政府从1868年到1978年颁布的排华法规及其相关的重大事件, 明确指出美国政府歧视迫害华人的历史和排华法案的荒谬和无理。白人中心的权力话语左右着他们对华裔美国人的描述, 华人的历史可以扭曲、改写或隐没来符合白人至上理论下的权力话语。

赛义德的东方理论体现了华裔文学这一弱势文化被西方白人强势文化所强加的排斥和压迫。据赛义德的描述, 东方主义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基于对东方和西方本体论和认识论之差异的思维方式;第二层含义是西方对东方长期以来的主宰、重构和话语权利方式1。因此, 基于这种不平等的关系, 所谓东方主义变成了西方对于东方世界的无知、偏见和猎奇而虚构出来的某种神话。东方主义作为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认识体系, 实质是西方帝国主义试图控制和主宰东方而造出来的人为虚构的产物。从福柯的话语理论来分析, 这是一种权力的产物, 是一种知识权力或曰文化霸权主义。赛义德视东方为“他者”, 通过话语霸权建构一个完全是西方对立面的“东方”, 由此证明西方文明是体现理性、道德、正义的优越文明, 从而可以堂而皇之地对东方实行殖民统治。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意识将其他少数族裔文化边缘化、渺小化、女性化, 使其无法在平等的意义上与其他族裔的文化对话, 更无法像多元文化的倡导者们宣扬的那样, 在美国这个号称自由、平等的国度里共生、共存、共同发展。说到底, 华裔美国文学从后殖民地理论的意义上看还是一种“杂糅”的文学品种, 是在结合了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的创新。长期以来, 主流社会对华人男性形成的概念化印象是:他们是美国社会中的过客, 永远是外国人;不是开餐馆就是开洗衣店或为白人帮佣, 做的是女儿活, 没有男子汉气概;惯于逆来顺;他们沉默寡言, 神秘莫测。而对华人女性的态度则可以在黄玉雪的自传体小说《五闺女》中得到体现。华人小女孩在学校里受欺辱, 白人男生喊她中国佬, 并相她丢黑板擦。且当文中女主角即将从大学毕业, 安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她说:“如果你是明白人, 就只去中国商行找工作。在美国商会里你会一无所获。反正你一定知道, 太平洋沿岸一带的种族偏见对你十分不利。”4

而为了拼命通过迎合主流文化来跻身于美国主流社会, 以哈金为代表的华裔美国作家故意将话语自我东方化, 力图摒弃和隐匿中国文化的身份, 以取悦西方的听众和市场, 而西方主流文化正籍此来巩固主流文化的中心地位和西方对东方的话语霸权。哈金在长篇《等待》中体把淑玉描述成能挑能扛的种田好手但却给她裹上三寸金莲, 这对东方主义者而言, 正是中国传统妇女的标识和缩影。他短篇《光天化日》将男性的价值完全等同于性能力, 并通过对慕英的描写将脱离时代背景的女性主义者和不知廉耻的妓女等同起来。哈金“阉割”男性, 以迎合西方主流认为东方男性女性化的看法。这使得他获得了1993年的凯恩书评奖和1995年度普神卡特奖。哈金以“真实”的声音讲述中国妇女的故事, 但这只是为迎合西方女性主义兴趣和东方主义的期待而造出的怪物。由此华裔美国文学的“他者”形象被“发扬”。

3. 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的民族形象

华裔为了对抗美国白人主流强势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贬低、排斥和曲解, 极力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来寻求自身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华裔美国作家的作品确实有对中国文化的嫁接, 最典型的女性形象当属汤亭亭在《女勇士》中对岳母刺字和花木兰传说的融合和改编。作为在美国文坛第一个有广泛影响的作家, 汤亭亭 (Maxine Hong Kingston) 的《女勇士》可谓华裔美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虽然汤亭亭在创作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是透过美国文化的面纱望过去, 而留下了一些重影、交融和误视。这是由于在美国出生和成长的美国的华裔后代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了解大多是从上辈人的故事里得到而变得模糊不清了。

而最典型的男性形象当属在美国当代华裔文学中有着特殊的位置的“中国的艺术与战争之神――关公”。在赵建秀等选编的美国第一本亚裔文学选集《唉咿!》2时, 他们将种种的理想与希望寄托在关公的形象上。“关公”具有“人神合一”的祖先崇拜特征和民族的精神意象, 是美国华裔从中国诸神谱系中选出的“父亲”的象征。关公的忠、义、信是中国传统伟大人格的体现。关公形象中所蕴含的英雄主义精神, 有力地瓦解了西方白人眼中华人生性怯弱、缺乏进取地的女性形象, 以及所谓的缺乏叛逆和挑战精神的“儒家文化”, 写出了华裔美国人的真正感性, 表达了一部分华裔作家渴望保持传统的中国文化、超然独立的愿望。

4. 文化身份的淡化, 中美两种文化冲突与对立的消解

华美文学中, 从早期华人移民作家要求美国式的公正待遇, 到第二代华裔对美国梦之追求, 继至当代华裔作家对华人文化属性之探索, 美国华裔文学作品表明, 无论华人看来与美国其他民族有何不同, 他们都将不可避免地经历美国生活中的文化适应与融合过程。第一代移民依恋的是本民族文化, 抵触的是美国文化;而第二代移民却抵触本民族文化, 十分认同美国文化, 但无论如何还是很难摆脱被当做白人的“他者”身份。两代新老移民从难以接受美国文化到难以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 实际上是一个从后殖民主义思想到真正意义上的华裔文化的转化过程。两代人都因文化身份而备受折磨、倍感痛苦。但如果华裔完全丢弃本民族的文化属性, 他们的心灵归宿便会无处可寻。正如《喜福会》中第二代的女儿们开始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表现出浓厚兴趣, 她们认识到:只有不刻意拒绝, 规避自己的民族属性和文化根源, 才能更好地与美国主流文化融为一体。

汤婷婷的代表作《女勇士》和《孙行者》中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这一点。从浅层层面上看, 汤婷婷貌似在这部小说中构筑对立的种族和文化, 但实际上这些对立却体现了对立的消解与破坏。小说的副标题“生活在鬼中的少女的回忆”从深层层面表明汤婷婷对文化对立的质疑和消解。在她通过所写故事的小女孩将一切在中国或美国所有无法理解、无法清楚定义的东西叫做鬼。由此说明汤婷婷通过不定义种族和文化属性来消解种族文化对立。除了通过“鬼”的概念来瓦解这种对立, 她还通过对《孙行者》中的惠特曼·阿新坚称自己不是中国人而是华裔美国人的描述来消解这种对立。阿新除了怒斥白人把华裔美国人看做是外国人, 还谴责那些在言谈举止上模仿美国白人的华裔美国人, 而不是将自己视为美国社会固有的一个部分。汤婷婷最后借惠特曼·阿新指出, 美国文化本身就是多元文化, 特有的华裔美国文化也是这个文化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不应受到贬低和排斥。

两种文化的融合在华裔文学作品中集中体现在家庭内部矛盾的和解上。第一代华裔移民在现实生活中也日益意识到想按中式传统观念管理美国出生的子女是不符合现实环境的。于是他们逐渐以包容和理解的态度对待对子女, 甚至就连他们自己也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第二代华裔从对父母中国文化教育的抵触中也逐渐地走向了理解和认同。两代华裔在中美文化上的冲突和融合在《华女阿五》和《喜福会》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持美国价值观的华女阿五在大学毕业后极为渴望融入美国白人的主流社会, 过上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但严峻的社会现实让她一直天真地认为美国不分种族人人平等的思想彻底破灭。虽然阿五通过层层考验最终谋求到让自己自立的工作, 但这一过程中的种种心酸让她最终和父母站在了一起, 即“中国根”是不可倒下的精神支柱。而在《喜福会》结尾, 精妹回上海和几十年前她母亲遗留在中国的两个姐姐会面, 以实现她母亲的宿愿表明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和回归。众多的华裔美国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处于两种文化冲交接上的移民, 尤其是新一代的华裔子女, 经常在自我身份纠结和困惑的心态中挣扎和求索, 而他们父辈也努力为他们拼凑中美结合的教育方式:美式的学校教育, 中式的家庭教育。

结语

华裔美国作家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矛盾困惑使得寻求文化身份认同成了作品中一直想要表现的主题。他们在文化身份认同的不断思索和不懈努力反映了他们置身于中美文化背景下寻求自我身份和争取生存空间的生存策略。但文化身份在后现代消解中心与边缘话语的对立、寻求文化多元的大背景下, 绝非是一个静止概念, 而是一个不断运动和发展的概念。但是, 无论他们的行为意识如何“归化”于美国主体, 他们的生物特征永远印上了白人之外的“他者”的印记而永远无法与白人真正融为一体。但消解对立, 提倡文化身份认同会随着语境和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Edward Said, 1979.Orientalism[M].London:Vintage Book.

[2]、Elaine Kim, 1982.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An Introduction To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M].Temple:Temple University.

[3]、Maxine Hong Kingston, 1989.China Men[M].New York:Vintage International.

[4]、[美]尹晓煌著, 徐颖果译.《美国华裔文学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

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第2篇

冲突・融合・超越-文化的传统与现代之间

钱穆先生曾经指出，“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中国百年来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正是这一判断的真实写照。本文试图对文化作广义的.超历史的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文化的传统与现代”问题的思路。 现代化本身到底有没有含义?这是我们切入问题时首先碰到的不容回避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对任何时代的人来说，其所生活的时代就是现代，又怎么能使其现代化呢?……

作 者：佘俊臣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法学院刊 名：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CHINA年，卷(期)：“”(12)分类号：G04关键词：

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第3篇

关键词：谭恩美作品 中美文化 跨文化交际 华裔文化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谭恩美作为美国华裔作家的杰出代表，因其作品对“世界之间”两种文化的撞击与融合的深刻描述，近年来引起了英语文学批评界和汉语文学批评界的共同关注。

在谭恩美的作品中，描述了不少二元对立的文化现象，如男权文化与女权文化，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而这之中最值得探索的又莫过于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二者经过不断地冲突和交际，最终在作为少数族裔的美国华人身上重构融合，产生出了独特的“华裔文化”。所以，只有积极交际，才能避免冲突，完成中美文化的成功跨文化交际，并最终融合产生出华裔文化；因为华裔只有寻求和确立了自己独有的华裔文化身份，才能达成中美两种文化身份在自身的重构和融合，而不至于“迷失”在自己的双重身份之下。

一 中美文化的冲突

在谭恩美的作品中，中美文化的冲突随处可见，其中最明显的例子，见于2005年在美国出版的《沉没之鱼》（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作为谭恩美目前所创作的最新作品，《沉没之鱼》“探讨了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与定位，这是谭恩美创作生涯的一个重大突破”。

在《沉没之鱼》的扉页，谭恩美谈到了小说题目的由来：“一位虔诚者向他的追随者布道……每一天，我保证要拯救一百条生命。我将网撒向湖里，捞出一百条鱼。我将鱼放在岸上，它们翻跳着。不要害怕，我告诉那些鱼儿，我将你们救起，不至于淹死。一会儿，鱼儿安静下来，死掉了。是的，说起来很悲惨，我总是救得太晚。……我将死鱼拿到市场上，卖个好价钱。有了钱，我可以买更多的网，用来拯救更多的鱼。”

《沉没之鱼》就此对美国文化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探讨；因为“在缺乏沟通、对话和理解的前提下，人对鱼的‘拯救’，实际上就是人类生活习性对鱼类生活习性的强制性伤害”。这也暗示了，如果存在着文化误读，那么，所谓的“拯救”其实恰恰可能是一种伤害。如果美国文化只按“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自己所熟悉的一切来加以想象”，除了只会引起误会和冲突之外，甚至可能会让这种自以为是的“拯救”、却是实际上的伤害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就像那位为了拯救鱼而将鱼从水中捞起的人一样，当鱼儿们因为离开水而死掉之后，他还认为是自己“救得太晚”的缘故，甚至还想用因“拯救”这些死去的鱼所获得的利润，来“拯救更多的鱼”。

《沉没之鱼》这本小说主要讲述了来自美国的十二名游客到兰那王国旅行，遇到生活苦难的南夷部落，激发了他们的同情心，想把部落拯救出来，带到美国进行演出；但恰是由于他们的拯救，让王国政府军队获知了南夷部落的下落，在部落成员回国途中将他们全都枪杀了。

所以，南夷部落就像是那些被从水里捞上岸来的鱼儿一样，恰恰是死在了这种自以为是的善意的“拯救”上。因此，文化的误读只能带来文化的冲突乃至伤害，所以，唯有进行积极的跨文化交际，且在交际中，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凭自己的认知方式来想象其他文化；否则，就会产生冲突、矛盾和伤害。

二 中美文化的交际

作为谭恩美的首部长篇小说、同时也是其成名之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1989）生动地描写了中美文化的冲突和交际。因为谭恩美本人就是在美国长大的第二代华裔，所以她对第一代华裔和第二代华裔之间的文化碰撞和交流问题感触颇深。她所有的长篇小说几乎都是有关移民家族史的，这多少与她“自己家里发生的事”有关。

《喜福会》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从女性角度对两代华裔母女关系进行了丝丝入扣的刻画；从这些母女冲突中所体现出来的，实质上就是两种文化的冲突，是作为少数族裔文化的华人文化，遭受到了美国主流文化的强烈撞击。在这些冲突之后，母女逐渐开始进行了交流和理解，这就代表了中美两种文化从最初的对立、冲突，到后来开始逐步地相互理解和交际。《喜福会》通过描写两代华裔之间的代沟，让中美文化的差异在持中国文化观的第一代华裔和持美国文化观的第二代华裔之间，鲜明地体现出来了。

《喜福会》中的不少情节都体现出了这种中美文化的差异、冲突与达成的交际：母亲李宿愿因为爱女儿，所以要求女儿吃她做好的美味螃蟹，但事实上，女儿吴晶妹并不怎么爱吃螃蟹，那其实是母亲自己最爱的佳肴；李宿愿为了让女儿学好钢琴，去给钢琴老师不取酬劳地做家务，但女儿却视钢琴课为自己的负担。另一位母亲孙林冬，从完全不同意女儿钟韦弗利嫁给美国人、“用鞋子扔女儿和女婿”，到后来也接受了女儿的第二任丈夫仍然是个美国人。圣克莱尔·琳娜也从最初和母亲有隔阂，对母亲顾映映说的话都“不会听的”，到后来自己婚姻面临失败时，才发现母亲的建议是如此的有道理。

“虽然因为文化差异和代沟母女之间矛盾冲突不断，但是母亲们经历了两种文化，是两种文化的参照系”，當女儿们亲身经受了一系列生活遭遇后，通过母亲的帮助，她们才解决了所遇到的困难，所以女儿们最终终于理解了母亲们。这就表示了，中美两种文化在经过冲突之后，发现只有进行交流沟通，才是积极、正面、有效的处理方式。

三 中美文化的重构

和《喜福会》一样，谭恩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灶神之妻》（The Kitchen God's Wife ，1991)也是以描述母女关系来体现中美文化的矛盾的，而随着后来母女矛盾的和解，就代表着中美两种文化之间的逐步相互理解，而只有同时接受中美两种文化，母女的矛盾、中美文化的矛盾才能得以和解。

谭恩美的第四部长篇小说《接骨师之女》（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2001)，也是“围绕着华裔移民母女两代人的矛盾与和解展开”。在小说结尾，母女的和解正体现了华裔们“正确对待文化的一种态度：继承母文化，吸收新文化，在文化冲突中找到平衡”。

小说中，女儿露丝一开始对母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不屑一顾，直至发现了母亲写的日记后，知道了母亲和外婆曾经的苦难经历，知道了母亲和姨母是如何于国仇家难中幸存下来的，才理解了母亲的过去，也因此反省了自己，明白了自己曾经的困惑——无论是无法融入美国男友家庭的这种生活上的不适意，还是帮人“捉刀”写作遇到的事业低谷——实质上都是受中美两种文化的夹击所致。因此，“文化身份对于生活于两种文化或两种语言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与某一文化认同能使个人获得一种安全感。”

不止是露丝，事实上，谭恩美的前四部作品都是依循的这样一条主线：华裔身份寻求。因为对于华裔来说，尤其是在美国出生长大、持美国文化观的第二代华裔，“只有认识到自己特殊的身份，承认自己的另一个自我——中国‘根’，才能走出身份问题的困扰，从而建构完整全新的自我”。

所以，当露丝接受了中国文化之后，就和美国文化一同在她的身上开始了重构，产生出了一种新的文化——华裔文化。而露丝也在寻求和最终确立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华裔文化之后，不但反省了和母亲、男友之间的关系，和母亲、男友达成了相互的理解，而且在事业上也由此得到了指引，放弃了帮人“捉刀”的写作，转而开始了真正的创作工作。

四 华裔文化

学者徐颖果曾指出：“华裔所认知的中国文化是在美国语境中的中国文化，是既非纯粹意义上的美国文化，也非纯粹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而是第三种文化——美国华裔文化。”

《喜福会》中的四位华裔母亲组织了名为“喜福会”的聚会，每隔一段时间“轮流做东操办聚会”；聚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她们能够从中寄托对中国生活的怀念之情，保持她们原有的文化身份。《灶神之妻》中的雯丽在经营花店时，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编写贺词写在花环的飘带上，大受顾客欢迎，给花店带来了兴隆的生意。这些都说明了民族身分的传承是华裔文化的“根”之所在。尤其在美国强势主流文化的冲击下，华裔文化对自己“根”的确立就尤为重要，否则就会逐步走向枯萎。

在谭恩美的作品中，出现过多种二元对立的文化现象，如男权文化与女权文化，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等等。但因在西方哲学中，二元对立被视为一种“逻辑中心主义”的偏见，即相对立的二元中，有一种往往被认为是高于另一种的，如男权文化就被认为高于女权文化。因此，研究谭恩美作品可借鉴后结构主义者对二元对立论的批判，即认为二元对立的任何一方都是平等的，如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本身就是平等的；但二者相互冲突和融合之后，就会产生出新的文化影响。

中美文化在碰撞交际之后，就重构产生出了华裔文化——它既传承于传统的中国文化，又与传统的中国文化不尽相同；既深受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又有异于美国的西式文化。所以，谭恩美的作品并不只是简单地表现出了多种二元对立的文化现象，也不仅仅是想表现出中美的跨文化交际，更意在为读者指出于中美文化夾缝状态下，产生出了独特的华裔文化。

这是因为作为少数族裔的美国华人，在美国主流文化的不断冲击下，不可避免地要受其影响，并最终在自觉不自觉中将中美两种文化融合于自身，形成了特有的华裔文化。而华裔文化是认定华裔身份的关键所在——为了不让自己被堵在中美两种文化之间，华裔文化必须得找准自身的文化身份和地位。这是因为，当华人一旦离开故土到了异乡的美国，他们也就从中国的“原文化中被连根拔起”，被移植到了美国异文化的土壤中；而在美国异文化的冲击之下，他们才“意识到那种流动性、变化性以及自身的不安全感”。所以，身在异国的华人们需要重建一种文化，以适应这种转变了的生存环境，以避免自我身份的迷惘，正确书写自己的文化身份。

因此，传承于中国传统文化、并受美国西式文化影响的华裔文化，不仅对于确立华裔的文化身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也对中美两种文化产生了反向的影响。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美国华裔作为人数众多、对中美关系影响深远的一个群体，其独特的文化身份也应受到中美双方的重视。只有让更多的人了解中美文化经交际与重构后产生的第三种文化——华裔文化，并由此探析华裔的文化生存状态，以及华裔文化对中美两种文化的反向影响力，方可促进中美双方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Amy,Ling.Between Worlds: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M].New York,Perganmon Press,1990.

[2] 王晓平：《当西方与“他者”正面遭遇——从后殖民主义角度解读〈沉没之鱼〉》，《名作欣赏》，2011年第3期。

[3] 谭恩美，蔡骏译：《沉没之鱼》，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

[4] 邹建军、朱颂：《从文化误读到文化冲突——〈沉没之鱼〉中的三个意象》，《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5] 谭恩美，田青译：《喜福会》，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6] 龙中莲：《风从东方来——论〈喜福会〉的跨文化交际主题》，《作家》（下半月），2010年第24期。

[7] 谭恩美，张坤译：《接骨师之女》，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8] 关冬梅、谭恩美：《〈接骨师的女儿〉中对多元文化主义的体现》，《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11期。

[9] 陈晶：《母女文化身份的重构——谭恩美〈接骨师的女儿〉意蕴探析》，《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10] 鲍迎迎：《她们真的懂了——论〈灶神娘娘〉中的母题意涵》，《科技信息》，2010年第22期。

[11] Xu,Ben.Memory and the Ethnic self:Reading Amy Tan’s The Joy Luck Club.[J].MELUS,Vol.19,no.1（1994）.

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第4篇

当代美国文化的主流电影《秋日传奇》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 鲁上校 (父亲) 由于对战争的厌恶以及对政府解决印第安人问题所实行的灭绝政策的不满, 带着三个儿子来到西部荒原偏僻的山区安居。在这片山野里, 父子四人在一个纯男性的世界里过着淡泊、平静的生活。三个儿子在与巨熊搏击、与烈马同奔的岁月中逐渐成长起来。直到山莫 (小弟) 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把未婚妻苏珊娜带回了家中, 平静的生活就像在无波的河水中投进了一颗石子, 从此被打破。艾尔福德 (老大) 暗恋上了苏珊娜, 而苏珊娜又被崔斯汀 (老二) 狂野的个性所打动, 一部荡气回肠的战争与和平、爱情与亲情、原始与文明、悲情与激情交融的传奇故事在美国西部的群山平原上演。影片通过一位印第安老人, 向人们讲述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笔者试图通过对《秋日传奇》的研究, 窥探出在美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 白人文化与印第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美国白人与土著印第安文化交往关系

印第安人问题, 是美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对印第安人的历史命运和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83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印第安人迁移方案”, 建立了100多个部落“保留地”, 让其居住, 使其与白人社会隔离开来。1851年上任的印第安事务署主任卢克·李极力反对向西部印第安部落大规模迁徙, 主张缩小印第安人部落的范围;要求新划定的保留地必须交出大片土地才能得到政府财政上的支持。1853年开始全面实施“卢克·李提案”。到1880年全国共建141个保留地。保留地制的形成标志着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印第安人彻底丧失了独立、自由和主权。

1880年~1940年, 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实行同化或“美国化”政策。实行文化同化, 主要是通过教育进行的。政府首先采取消灭印第安语言的措施, 要求印第安人学英语, 其子女必须到城市寄宿学校上学, 其目的是让印第安年青一代摆脱部落传统文化的影响。美国政府还试图改造和同化印第安人的信仰和风俗习惯, 不准印第安人穿戴传统服饰, 不准他们举行传统仪式, 甚至不准他们使用原来的名字, 以此达到消除印第安部落文化一切特征的目的。

然而, 实践证明, 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传统观念并没有得到彻底的同化, 印第安部落文化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印第安传统。美国白人社会主流文化在不断渗透和扩张过程中, 吸收了土著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可以说, 美国的“大熔炉”文化是在美国白人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不断冲突和融合中形成的。

影片中白人文化与印第安文化的冲突

文明与野蛮的冲突。美国印第安文化的主导价值取向是天地一体、天人合一。亲近自然、敬畏动物的印第安文化精神体现在对人与动物神圣关系的深切领悟。印第安人认为万物有灵。在原始生产力条件下, 印第安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天然的休戚与共、相互平等的关系。而西方白人的自然观主要体现为利用自然, 从自然中索取和远离“蒙昧”。这与印第安人的自然观有着天壤之别。

在影片中体现了这两种文化的冲突。鲁上校的妻子伊莎贝尔由于无法忍受山上冬天的寒冷, 并且害怕熊, 离开了山野, 回到了城里。习惯了所谓“文明”的她, 无法忍受与自然合二为一的生活。在她走后, 艾尔福德经常给她写信, 并最终选择到大城市生活。可以说, 他们是受了西方文明思想教化的典型代表。而崔斯汀一生都与马、熊打交道, 也曾被熊抓伤, 电影中表现出他富有熊一般的野性, 几乎与自然合二为一。这是典型的印第安文化的特征。在一家人中, 出现了代表着两种文化背景的典型人物, 充分体现出两种文化的冲突。

歧视与平等的冲突。影片《秋日传奇》中, 酒店老板拒绝给印第安酋长“一刀”提供啤酒, 尽管崔斯汀父亲一再解释这位印第安朋友很文明很懂礼貌, 但店家仍不改初衷, 这段情节反映了美国人对印第安人的极端偏见与歧视。在政府的禁酒令下, 一些政府官员可以违法卖酒, 而崔斯汀为生活所迫贩酒时却遭到了威胁、恐吓甚至妻子被杀害, 这是政府的不平等行为。政府甚至对印第安人实行了种族灭绝政策, 上校在痛斥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所作所为时说:“我亦曾替政府做事, 孩子们给子弹射杀是极其丑恶的事, 整个村子的人在熟睡时都给杀光了, 政府用这种方法去解决问题, 我看不出使我信服政府的地方, 我无法从中得到智慧、常识和人性。”

出世与入世的冲突。印第安人祖祖辈辈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 过着自给自足的简朴生活, 虽不富足但很幸福, 他们是遵从原始生态和服从内心感召的典范, 是维持自然状态的捍卫者, 是与自然同生同息的实践者, 体现的是一种出世的文化。而白人文化是移民文化, 主要体现为美国梦, 即只要经过不懈的奋斗便能获得更好的生活, 强调物质财富在衡量成功中扮演的角色, 是一种入世的文化。

影片中, 也集中体现了这两种文化的差异和冲突。鲁上校就是厌倦了战争, 才带着家人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 过着与草地溪水为伴, 以经营牧场为生, 与当地印第安人和睦相处, 远离尘世烦扰的平静生活。这是印第安文化出世思想的体现。鲁上校的小儿子山莫是完美的理想主义者, 由于接受了完整的大学教育, 对书本上所说的一切都充满着向往, 希望自己能够有一番作为。鲁上校的大儿子艾尔福德是在战后从乡下来到大城市的, 他追求自己的奋斗目标, 向往大城市的繁华生活, 他愿意为政府效力, 最后竞选国会议员成功, 他追求政治上飞黄腾达和生活上富足美满。这是白人文化中入世思想的体现。父亲与山莫和艾尔福德的价值观的冲突体现了印第安人出世文化与白人的入世文化之间的冲突。

影片中白人文化与印第安文化的融合

崔斯汀是两种文化的融合体。西方三大宗教分别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基督教《圣经》中认为人有两种罪, 即原罪 (original sin) 和本罪 (actual sin) 。“原罪”一词来自基督教的传说, 它是指人类生而俱来的罪行, 是指人的天性, 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此外还有违背上帝意志而犯的本罪, “罪恶文化”对欧美人的心理及其价值观念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印第安人的土著宗教文化体现在对原始神灵的崇拜, 在他们的观念中, 自然万物都具有神性, 对太阳、大地等神灵的崇拜, 构成了印第安土著宗教文化的核心。

影片中崔斯汀这个在军人父亲教育下和印第安酋长影响下长大的孩子, 身上兼有基督教文化和土著宗教文化的特征。基督教文化体现在:他把山莫死于战场看成是自己的罪过, 因无法原谅自己而第一次出走。由于对自己和苏珊娜的结合怀有深深的负罪感, 在睡梦中惊醒, 险些将匕首刺向苏珊娜, 此后第二次离家出走。崔斯汀的两次出走都是为了赎罪, 为了自我拯救。这是基督教文化色彩在他身上的具体体现。崔斯汀的印第安土著文化印记主要是通过狩猎、祭祀符号体现出来的。

兄弟重归于好的结局也暗含文化融合。在印第安文化中, 人类来自自然, 因此时刻听从自然本能的呼唤。《秋日传奇》里印第安老人有这样一句话:“有些人能清楚地听到来自心灵的声音, 他们依着那声音作息。”崔斯汀便是一个能听到“内心声音”的人, 他是自然之子, 他有天然的气息和狂放不羁的性格, 他小时只身跑到森林里与熊比身手, 当酒店拒绝卖给印第安人酒时, 他勇敢地将对方制伏, 当妻子被杀时, 他用自己的方法惩治了凶手。崔斯汀拥有狂野的个性和熊一般的力量, 具有印第安人的秉性和气质。

艾尔福德处处循规蹈矩, 圆滑世故, 在弟弟崔斯汀的妻子死于乱枪之后, 他明明知道弟弟遭遇不公却让他承认有罪, 服刑三十天。他努力和最有影响力的人交朋友, 希望出人头地。他在获得一定的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后, 显得盛气凌人, 不可一世。在他身上反映了典型的白人文化中的自我实现和美国梦。

专题八文明冲突与文化融合教案 第5篇

 教学目的和要求：

（1）通过《东西文化之分与城乡文化之别》等篇目的学习，使学生领会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不是绝对的，而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和融合却是必然的。

（2）通过东西方文明发展史和文化特色的比较，引导学生认识和了解各具特色的文化样态，并学会思考文化的差异所能带来的文化互补共融的可能性  教学重点：

（1）熟读《东西文化之分与城乡文化之别》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等篇目，理解其思想主旨

（2）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融合的可能性

 教学难点：

东西方文明在其悠久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品格，这些差异既是文明冲突的潜在因素，同时也是文化融合的有利条件，学生在文明冲突和文化融合两种进程的理解中，往往容易走极端，陷入片面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怪圈中，引导他们认识和理解文化碰撞的真谛是教学的关键。 教学工具：多媒体课件  教学方法：理论讲解，看图片资料，课堂讨论  教学内容：

一、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多元性

引题：从古代文明的起源处来看，世界上存在着四大文明古国，就地球这个纷繁人种聚居的地域来看，世界上存在着五大洲，目前共有232个国家和地区，大约有2000个民族，这些不同的民族在语言、信仰、价值观、生活习惯、思维习惯等各方面都存在着不尽相同的差异，正因此形成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今天，我们要进入的就是这样一个新的专题，关注的正是我们所身处的这样一个极为敏感的世界，我们从中西方文明的视角，探讨不同文明之间究竟存在着哪些差异，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面对差异，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应该有怎样的一种文化态度和文化责任。

（一）解读中西方文化内涵的差异： 关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从文化表象上同学们很容易就能罗列出很多方面，比如，中国人的节日文化，中国人的休闲文化、中国人的饮食文化。此处可以让学生参与讨论：中国人过年与西方人圣诞节的差别；中国人喝茶与西方人喝咖啡的不同；中国人餐桌上的觥筹交错与西方人的自助餐等等。

影像展示奥运开闭幕式中中国的表演和伦敦八分钟的表演，请学生通过影像资料谈谈对中西文化表现差异背后的文化内涵。

当奥运会开幕式中那幅中国味极浓的大型卷轴缓缓打开的时候，我们仿佛走进了中国文化的气场中，以身体为笔，只是非常简单的勾画、铺陈，一副山水泼墨图便在我们的眼前捭阖开来，它或许没有白描那么讲究细节的逼真，也没有绚烂的色彩点缀期间，但我们依然能够感到一种天地混沌朴素自然的大美在心中氤氲。而颇有现代气息的伦敦八分钟，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动感而又极具个性的时尚味道，舞台上扮演路人的舞者随心所欲，没有统一的着装也没有整齐的舞步，他们更多的是在表演自己，不管城市的街道如何车水马龙，霓虹灯如何闪烁，他们都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踏着自己喜欢的节奏舞蹈。我想，这就是中西文化通过一次表演呈现给我们的视觉冲击力，它们一个喜静，一个好动，一个追崇天地间的大美，一个追逐尘世间独享的自由；它们一个注重整体和谐，一个关注生命的个性。其实，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时时处处不在显露它们鲜明的特色，比如中国建筑讲求的是对称、和谐、秩序、天人合一；西方建筑讲求的是非对称、对上帝无限超越精神的礼拜；中国山水画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恬静自在的人生追求，西方雕塑突出的是人与自然的抗争（背景雕塑展现的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拉奥孔是当时特洛伊城的一个祭祀和预言家，他曾警告特洛伊人不要将木马引人城中。这触怒了雅典娜和众神要毁灭特洛伊的意志，于是雅典娜派出了两条巨蛇将拉奥孔父子三人咬死，画面上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人面对巨蛇奋力一搏的挣扎，当个体的生命将一腔热血投诸于比自己强大的客体时，他变成了人性的英雄）；中国人的生活观念体现的是人伦关系、群体关系，与之相对，西方人的生活观念体现的是个人自由意志和自我完善（这一组图画是一个德国人绘制的中西世象百态：在图片中，第一副画中那个放大的人的形象代表西方人，而那个被缩小的人是中国人的代表，当然这里不是指中国人是弱小的，而是指中国人的个体形象的注重不及西方人；第二副图画对应第一副画告诉我们中国人是在群体中生存的，而西方人则是个体性的存在方式；第三副画显然是一副三代同堂的角色，中间那个白色的小一码的人代表家庭中的孩子，很显然，孩子在西方家庭中是和所有成员并排站立，也就意味着他们与成年人一样具有独立的人格意识，而中国家庭中，孩子居中，是众星捧月的对象，这就意味着他是被保护的，这种保护甚至是可以倾注成人世界的所有，以不计代价的方式进行的，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种牺牲精神叫做爱的无私，但同时这种爱会使孩子在一定程度上丧失自我成长的历练。无庸讳言，通过前三组图画，我们很明显感到中国人是在群体中生存，注重集体感的人群，所以在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维系上我们更倾向于家国意识，这就是为什么当国家有难时，中国人总是表现出无与伦比的齐心协力精神，在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家族之间总是潜意识里将后者视若一种崇高的目标。当然，也正是因为我们对亲情的注重，所以才会有最后一组画中的西方人老了只能与狗同乐，而中国老人更愿意享受天伦之乐。当然，这并不表示，我们的家国意识，亲情观念就是绝对完美的，毕竟为此我们也要牺牲个人一定的独立和自由，而同样个性的自由也应该是被尊重的。）

（二）中西方文明差异的形成

通过中西文化表现形态的呈现，我们已经发现在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上，虽然同属一个物种，但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形态却有相当的差别，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西方文明之间会有如此的差异，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不妨走进上古时期的文化起源处，来试着分析中西方文明格局的形成历史。

首先，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的最初的经济形态，最终促成了生存理念上的差异。爱琴海区城是指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地区，包括希腊半岛、克里特岛、爱琴海中的各岛屿和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海岸地带。在这块不大的区域中，海陆交错，山峦重叠，海洋占了大半面积，无数的小岛星罗棋布，象跳石那样密布在海面上，这给古希腊提供了极好的海上交通。爱琴海区域又是一个多山地带，今岛西北部有品都拉斯山，东北部有著名的奥林匹斯山，中部有巴那撒斯山，南部有太吉特斯山。群山造成了贫瘠的土地，可耕面积受到极大限制。农业无法在希腊半岛上大显身手。陆地把贫穷送给了希腊人，大海却赐给希腊人以财富。人们谋求生计、获取财富主要依靠海上的贸易。海上的贸易，促进了古希腊手工业．航海业和商业的高度繁荣。当时最重要的手工业中心雅典，冶金、造船、武器、皮革、工商业最为发达。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工商业城邦为中心的古希腊社会经济的商业性特征。与古希腊地理环境相反，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个极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地区。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沃野千里，灌溉便利。平坦广阔而肥沃的土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场地，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这里耕耘收获，繁衍生息，农业经济得到了高度发展。从最早的文字记载甲骨文来看，农业生产被放在极重要的位置。这种特殊而极端的地理位置，也使古代中国不可能利用对外贸易来刺激和促进国内商品生产。因而中国古人重视的便是农业生产。

在商业性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土壤和气候中，培育起了古希腊人的民族性格和价值观。商业经济和民主政治，使西方人崇尚个人自由平等和个性的发展，个体的创造，个人的奋斗，祟尚个人的发财、个人的爱情、个人的享乐，以及个人英雄、个人冒险。排斥外在的人为的束缚，将物质利益作为言行取舍的准则，将自我利益放在核心地位。总而言之，从古希腊商业经济和民主政治中陶冶出来的民族特征，是以自我为核心，以私利为基础，以享乐为目标的敢于冒险、敢于进取的开放性民族品格。这种民族品格，在著名的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中都有鲜明的体现。

与西方相反，中国的农业型经济与宗法制政治，则将中华民族塑造成了一种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民族品格。封闭式的农业经济，使人们眼界狭窄，乐于安贫守旧，不肯冒险。严格的宗法政治，压抑着人们的个性自由，更无民主平等可言。凡是敢于违背这种基本宗法政治制度和社会关系的人，一律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不仅天子可以兴师讨伐，而且可以“人人得而诛之”。宗法政治反对个人的自由，反对贪图私利，越礼享乐，而极力强调天子的尊严，国家的统一，血亲家族的融洽，尊卑等级的神圣，品德修养的重要。提出“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克己复礼”(《论语•颜渊》)，提倡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匹夫不可夺志”、“贫贱不能移”的气节。从西方文学实践来看，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其价值并不在于对君主的忠贞和品德无暇，而在于他们个人的毅力，勇气和智慧。足智多谋的阿加门农，尽管为了一己之私利，夺走了别人心爱的女人，但仍为一个英雄。敢于冒险的奥的修斯，更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拜伦的长诗《唐•璜》，前半部分完全是讴歌主人唐璜的浪漫恋爱史，后半部分则写主人公为个人，为自由的‘英雄”业绩。这种对个人英雄的赞颂，是西方文学的普遍现象。而中国的英雄，绝不是那种为一己之私欲夺人之爱的将军，更不是四处沾花惹草，走—处爱一个女人(甚至爱几个女人)的花花公子。而是如屈原那股品格高洁、忠心既耿的正人君子、具有对君王忠心不二，“虽九死其就来悔”赤诚肝胆。或如杜甫之忧国忧民，或如岳飞之敬忠报国，或如文天样之视死如归，或如陶渊明之归田园居。这些忠君报国贫贱不移的君子们，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其次，形而上的哲学观念构筑起了不一样的中西文化样态。同学们也许不一定解释得清楚什么是形而上的哲学观念，其实说得更加通俗一点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就是追问世界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自从人类诞生的那天起，不管在地球的那个角落的文明几乎都是从思考这一问题开始的。对世界是怎样形成的这一问题的回答，中国文化给出的是这样一系列的概念：道、无、气。西方世界给出的是另一组概念：理念（idea）、有（being）和实体（substance）。道，是核心，无，表明道的形而上的特征，它不是具体事物，“道可道，非常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气，说明了“道”的生成运转变化，它无所不在，却又无象无形，气之凝聚形成实体，实体之气散而物亡，又复归于宇宙流行之气。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山河草木，飞禽走兽，悠悠万物皆由气生。人为万物之灵，亦享天地之气以生。“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礼记·礼运》）。在气的宇宙中，无是根本，是永恒的气，无是有的本源，又是有的归宿，有是暂时的，有限的。这种有无相生的气的宇宙观决定了中国人对世界整体的认知特点：不是把实体和虚空分离开来，而是必然把二者联系起来，气使得具体事物从根本上不能独立，必须依从整体。气的宇宙世界，虽也可分析，但更靠感悟，正因此中国的思维走向的不是形式逻辑，而是感性思维。《易传•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象，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周易中的取象思维的出发点同样是对物象世界的直接观察和自在体认，它并未割裂人与宇宙万象的天然联系，而是通过直面物象的方式取得物我之间的沟通和认知，这种思维方式的先导作用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和诗性话语。老子讲“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第十六章）追求的是对万物盛衰起落的直接体悟。庄子讲“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大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知北游》）“不言”、“不议”以及“不说”正是为了凸现“观”的意义，在庄子看来对道的体悟，需要的是明心见性的直观，而不是建立在人言基础上的抽象思辨。《天道》篇中轮扁斫轮的寓言就是在讲对事物的明见，需要的是“得之于手应之于心”的直接体悟和亲身体验，从而顺应事物本然的存在规律达到对事物的体认，这个过程无关于前人诉诸于笔端的经验先导，因为所谓书中之言建立在所谓的客观逻辑建构上，它并不如亲身体验更加可信和可靠。庄子的直观体认强调的是自然万物的自显，而非人的强为。

附：《庄子·天道》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而与之相对，西方文化的世界形成的概念是一种实体观，idea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世界形成的“模子”，先有一个模子，人才能据此制造世间万物，于是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再到赫拉克利特，乃至中世纪的神学都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水、数、火以及上帝等，它们都是明晰的、实体性质的，西方哲学的追问看重的是有而不是无，是实体而不是虚空。因为实体的存在，西方人总是希望用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去带动人类认知更多的事物，比如说根据能量转化原理发明了电灯，电子技术的发展才有了我们今天时刻都无法离开的电脑，生物学的进一步发展才有了克隆技术的问世，等等。当西方人不停地去用科技理性去探察我们周遭的世界，依靠逻辑和实验去不停地推演宇宙的时候，他们越来越离不开一种标准化体系化的思维方式，那就是人类的活动必须在严格的逻辑思维中展开。根据我们上述所讲的庄子的人生经验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西方人对此或许正好持相反的意见，他们不会偏信所谓个人的经验，他们更愿意相信一种被总结出来经过论证推理的技术方法，后人可以依此获得一种更加客观可循的认知。

二、文化的角力与文化的冲突

尽管在文化思维上中西方表现出一系列的差异性面貌，但在历史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地球两端的文明都在各自所依存的文化形态中相对稳定的发展，这种相对独立的发展局面直到近代被打破了，这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清末时期最为坎坷屈辱的一段中国历史。显然，在这一时期，文化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了。当时的中国在经济上，实行重本轻末、重农抑商的政策；在政治上，实行专制、保守的政策；在军事上以固守中原、防御外敌为主，长城就成了防御政策的象征；在文化上，重道德修养、轻个人功利，形成了重道轻术，崇本息末，重伦理、轻科技的传统。当东方世界依然在与土地的亲密关系中维持着封建制的现状时，西方世界首先打破了人与土地的依附关系进入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而这也正加剧了东西方文明之间关于孰优孰劣的争论。西方的理性与科学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伟大意义不可忽视。近代以来，物理学的声、光、化、电之发现与应用，一直到现代IT高科技所带来世界面貌之变化，可以说都是在理性与科学基础上实现的。当外国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一个与外界基本隔绝的时代便告结束。但是，外敌的入侵并不是为了传播文明与帮助发展，而是为了掠夺和奴役。在惨痛的现实面前，在亡国亡种的危机面前，对传统的怀疑、反思，对外来思想的学习、借鉴，促进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崩溃与重构。究竟中国应该走向何方，如果说在此之前的东西方之间各自保持一种相对平衡的力量，当力量产生悬殊之后，中西方的关系应该怎样选择呢？我们不妨先从冯友兰先生的文章说起。

（参读课本《东西文化之分与城乡文化之别》）请问：在冯友兰先生看来，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差别被做了怎样的比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对比呢？在你看来在当时的中国在哪些方面存在着和西方的差别？

冯友兰先生在他的文章人把进步与落后冠之以城市与乡下之别，他指出西方在世界上居于城里人的地位是从一次重要的大改革开始的，这场改革就叫做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究竟给西方世界带来了怎样突飞猛进的变化呢？我们不妨看以下的一组图表，更能说明问题。

西方的现代文明

工业：机械化、自动化、技术密集（劳动密集）、农业：操作机械化、农田水利化、农村工业化 国防：武器装备现代化 科技：三次科技革命 政治：法制化、规范化；

价值观念：竞争意识和平等意识等等 与之相对：中国的传统文明 工业：简单的手工业 农业：个体劳作、自然灌溉、自给自足 国防：刀枪棍棒 政治：集权等级制

价值观：三纲五常，君子言义不言利 很显然，从这组对比的图表中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与传统的角力，中国与西方的差异最终形成了文化冲突的态势：经济强大起来的西方国家，为了占领更多的资本市场，为了不断满足他们对个体意欲的扩张需要，东西方文明的平衡状态终于被打破了，东西方文明之间从两不相干到两相对峙，讨论：在这样的强烈对比下，冯友兰先生给中国的道路指明了什么样的方向？他所谓的摆脱乡下人的局面，应该走怎样的道路？

冯友兰先生在文章的最后说道：“英美等国之所以能于现在世界中取得城里之地位者，乃因其近代化或现代化，乃因其先有某种文化。中国之所以于现在世界中流为乡下的地位者，乃因中国未近代化或现代化，乃因中国未有某种文化。”显然冯先生认为我们应该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向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借鉴。冯先生是一个代表，他代表了一批从海外留学归来，对中国传统文化深表隐忧的思想者的心声，于是，中国在先进的强势的西方文明的催逼下，终于开始了自我反省的道路，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呼声，我们发现五四之后中国从被动开放大门转向主动去接纳西方文化，于是也就有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的开拓和推进。

三、文化融合的世界构想（One world One dream）

然而，当中国现代化的脚步越来越融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流中时，我们耳际仍然有不绝于耳的质疑和反省，是不是西方的一切都能成为一种普世性的价值，中国传统的信仰和观念已经一无是处了呢？在冯友兰先生的这篇文章里，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思考，但是并不意味着冯友兰先生就是唯西方论者。

冯先生认为，中国文化造就了中国人的伟大的过去，也必将造就中国人的伟大的将来。所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冯先生均能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用现代的眼光加以审视，用现代的方法加以分析和疏理，形成了以哲学为统率的历史、文化、政治、道德、文艺、宗教等多层次的思想理论。近一两年来，学界开始越出“新理学”的纯哲学系统，就冯先生的社会文化观方面，做了一些初步的探索，但尚缺系统之研究。我们认为，对冯先生的社会文化观进行必要的归纳和提炼，将有利于冯学的全面研究。也可以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发挥中华文化的优良精神，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提供一定参照。

——王芳恒：《〈冯友兰社会文化观研究〉前言》 从上述评价中，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冯先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西方主义的鼓吹者，冯友兰先生一生在学术上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就是《中国哲学史》，而他的学术方向是现代新儒家。他的思想所涵纳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他学术的开放视野。

冯友兰在中西文化间的熏陶和濡染：1895年12月4日（农历乙未年10月8日），冯友兰出生在一个当地远近闻名的书香之家。祖父虽然一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却作得一手好诗。父亲是清光绪戊戌科进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冯友兰七岁就开始在家里的私塾读书。1903年，全家随父亲到武昌，在母亲的监督下，他读完了《书经》、《易经》。1919年秋，冯友兰来到北京，顺利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出国留学资格考试，顺利通过。1920年1月，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开始系统地学习西洋哲学。他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形成了富有思辨性的独特思想体系，是第一个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的人，也是较早地把中国哲学介绍到西方的中国人之一。从冯先生的人生经历，我们似乎在感情和理性的天平上需要重新称量关于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我们的视野其实也可以像冯先生那样，更有一种反思的批判力和文化的包容性。

讨论：中国学习西方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是不是我们的文化特色就要一笔勾销呢？西方价值是否能成就绝对的普世价值呢？

机械化的生产，量化的评价体系无形中在构建一系列对人的裁策机制，日益模糊掉人的个性和人的情感需要。一切被日益物质化、商品化。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残酷竞争、人欲横流等乱象之所以层出不穷，包含着平等原则的商品的等价交换使人们之间缺乏情感上的沟通。繁华的城市生活使人远离自然界，更可怕的是对大自然疯狂的掠夺加速了地球的自我毁灭速度。

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和残酷，让全世界尤其是欧美震惊。许多有头脑的思想家开始重新审视资本主义文明的合理性，怀疑现代化的工业文明是否还能够带给人类更多的幸福，甚至对西方文化也打一个问号，个别人曾提出要从东方文明中寻求出路。大哲学家柏格森在欧洲遇到梁启超时，劝梁回国后多研究一下孔子、老子、墨子，中国这些哲人的思想和学说或许可以拯救纷乱繁杂的世界。于是在欧美掀起了一股抨击资本主义文明的后现代思潮。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理论，以及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是典型代表。这股思潮关注人的和谐、人格的修养、人性的回归与伦理道德的重建等，试图以此来解决欧美的社会问题。

其实，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和思考并没有因为现代化的推进而消失，反而在今天讨论更加热烈，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如果各执一端，推行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必然导致新一轮的文化冲突，但消解差异也就意味着失去思辩的力度和碰撞的火花。因此，我们更应该很好的进行东西文明的对话和交流，相互借鉴，共同提升自身的文化品格。

比如：冯友兰先生就说过，中国所以没有近代自然科学，是因为中国的哲学向来认为，人应该求幸福于内心，不应该向外界寻求幸福。„„如果有人仅只是求幸福于内心，也就用不着控制自然界的权力，也用不着认识自然界的确切的知识。

其实，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在推进人类认知世界微观分析上的弱点，需要在这种科学思维上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思想本身对人的个人内在修为的更高要求和对自然的和谐共处的思想，它可以弥补科技理性对人精神的戕害。

其次，一方面，我们在西方的个人主义的自由平等观上，看到人道主义的重要和可贵，纠正自古以来“存天理，灭人欲”对人性的束缚，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在“天人合一”的观念下，对偏激和无度的欲望进行内省性的价值规约。

这种互相之间取长补短的借鉴和对话，常常被我们用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上，其实未尝不可以搬到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发生的历史就是在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请学生评价一下赵武灵王的政治举措，并结合此文，谈谈民族振兴的出路何在。

赵武灵王大胆搁置狭隘的民族观，向对立的异族学习借鉴，看上去也许只是 一次服饰改革，但实质上是向一种思想保守势力的挑战，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没有绝对的胜者与败者，在绚烂多彩的世界舞台上同样没有绝对的强者与弱者，文化之间的开放程度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开放程度，而这种开放和包容也正是一个民族永远发展和壮大的精神支柱。

背景资料：

赵国东北同东胡相接，北面同匈奴相邻，西北又同林胡和楼烦接壤。这些都是游牧部族，他们经常以骑兵侵扰赵国，破坏赵国边地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为加强边防，公元前三○七年赵武灵王实行军事改革，“胡服骑射”，命令军队采用胡人服饰，改穿短装，束皮带，用带鈎，戴着插有貂尾或鸟羽的武冠，穿皮靴，藉以发展骑兵，训练在马上射箭的作战技术。虽然这场改革侧重于军事方面，实际上就是政治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时肥义等大臣是改革的支持者，贵族公子成、赵文、赵燕等人是反对者。公子成认为不该“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赵文认为“衣服有常，礼之制也”；赵造认为“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俗而动”。赵武灵王驳斥了这些谬论，说：“理世不必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战略策•赵策二》）。后来赵在攻取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之后，把它改为“骑邑”，用来训练骑兵，牛赞又出来反对，声称“国有固籍，兵有常经。变籍则乱，失经则弱”；赵武灵王当即加以驳斥，指出“古今异利，远近异用”，“今重甲修兵不可以逾险，仁义道德不可以来朝”（《战国策•赵策二》）。

赵武灵王推行胡服是逐步推广的，先是以身作则，推广于家族中和朝廷上，再推广到官府中和军队中。赵武灵王严厉驳斥了贵族中原有守旧的思想，从而提倡革新进取的政策。胡服是胡人便于骑射的服装，推行胡服是为了学习胡人骑射的战斗技术，从而增强赵国的兵力。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是亲自带头集中精力来进行的，是有计划而亲自逐步贯彻的。他不但攻取中山和攻略胡地，藉此扩大领土，而且使这些游牧部族服从；并且收编了林胡和楼烦的骑兵，藉以增强兵力，使赵国从此成为与齐、秦并列的强国之一。

公元前三○七年赵攻中山到房子（今河北高邑西），次年攻中山到宁葭（河北石家庄西北），西略胡地到榆中，“林胡王献马”，由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榆中在秦上郡之北，北河以南，今陕西榆林以北地区，原为林胡游牧地区，因有广大的榆柳之林而得名，林胡这个部族就因游居在榆中而得名。“林胡王献马”，就是表示从此归属于赵国。“代相赵固主胡”，就是从此由赵固兼管这个林胡部族，“致其兵”就是收编林胡的军队。公元前三○五年赵大举攻中山，由武灵王亲率右、左、中三军，并由牛翦率车骑，赵希统率林胡和代的军队，会合于曲阳（今河北曲阳西北），向北攻到恒山的华阳，向南攻到石邑、封龙（今石家庄西南）、鄗（今高邑东）等地。次年攻取了榆中以北黄河上游河宗氏和休溷诸貉之地，设臵了九原郡和云中郡。“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命将军、大夫、適（嫡）子、戍吏皆貉服”（《水经•河水注》引《纪年》魏襄王十七年，《今本竹书纪年》“戍”改作“代”，“貉”改作“貂”）。因为这一带居住民是貉族，因而穿貉服。貉服和胡服大概是大同小异的。公元前三○三年又攻中山，攘地北至燕，西至云中、九原。公元前二九七年赵武灵王巡行新得之地，“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就是收编了楼烦的军队。次年中山灭亡，迁其君于虏施（今陕西榆林南）。赵武灵王不但推行了胡服骑射，攻取得大片胡地和中山土地，而且收编了林胡和楼烦的军队，因而军事力量大为加强。

问题与思考： 1． 冯友兰先生将“东西文化之分”用“城乡文化之别”来做比，你觉得这种取譬的方式对表达其思想观点有何作用？

2． 冯友兰先生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他的所谓“东西文化之分就是城乡文化之别”这一观点的？你觉得这一比喻背后所表达的观点运用在当今社会依然准确吗？

3．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你觉得会导致一种文化的必然对峙，还是一种文化的对话和融合？如果文化之间能够很好的形成对话和融合局面，你觉得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4． 评价“胡服骑射”故事中的赵武灵王在当时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并分析这5． 一故事背后的历史启示是什么？

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的融合之间你认为有何关系，通过你的阅读和理解，请谈谈你的具体看法？ 参考书目：

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第6篇

【摘要】华裔美国文学是属于美国文学大范畴下的一种少数族裔文学，它是一部中美文化的碰撞与融和史，在这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过程中，华裔美国作家不断构建自我身份，寻求自我发展。本文探讨了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的中美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梳理了华裔美国作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美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

【关键词】华裔美国文学 文化身份 冲突 融合

华裔美国文学是指在美国受教育的华裔作家用英文描写他们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和体验的文学作品。在过去的100多年里，美国华裔文学经历了从被湮没到被关注，从被边缘化到逐步进入“主流”的曲折而动荡的发展历程。华裔文学作品不仅描述了华人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的艰辛的奋斗和创业过程，而且表现了作为美国少数民族之一的华人族裔的思想感受和生存境遇，同时也反映了一代又一代的华裔所经历的中美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和冲突。

一、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

最早拿起笔来用英文小说表达早期美国华人心声、展现华人生活和境遇的华裔作家是“水仙花”。她的短篇小说集《春郁太太》也常被认为是美国华裔文学的开山之作。她在作品中以感性的华人故事反驳白人作家笔下被歪曲了的华人形象，对北美华人人性化的描写为上个世纪之交的美国读者提供了不同于美国白人作家笔下的华人形象。

20世纪40、50年代的美国华裔文学主要是两位华裔作家的自传体小说，其中一篇是刘裔昌的《父亲与光荣的后代》：一个第二代的华裔男孩与父亲因为对中美两种文化持不同的态度而产生的矛盾冲突以及他认同美国并希望自己被美国主流社会接受的心路历程;另一篇是黄玉雪的《华女阿五》：一个23岁的美国华裔女性对中美两种文化进行对照，对中国进行远距离的审视。

1976年汤亭亭《女勇士》的成功是美国华裔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美国华裔作家的作品第一次被主流文化视为文学艺术，使得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得到主流文化的肯定和尊重。在随后的十几年里，美华小说界相继出现了谭恩美、李健孙、任璧莲等引起较大反响的作家;在戏剧领域，继赵健秀之后，黄哲伦创作出大量的剧作;在诗歌方面，李立扬等美华诗人逐渐站稳了脚跟。

二、从迷茫到认同到超越——中美文化的碰撞与融和

二十世纪最初60年间的华裔美国文学作家，受当时美国社会政治环境影响，很多华裔为了生存需要，拼命想忘记自己中国文化身份，通过与美国主流文化认同来跻身于美国的主流社会。为了得到美国社会的承认，他们以遗弃自身中国文化为代价，成为“臣服式”同化的祭品。

到了70年代华裔作家在文化解放运动中对华裔文化身份进行了反认同与重构。作为文化民族主义斗士的华裔作家赵健秀猛烈抨击白人和种族主义强加给华裔美国人的带种族偏见和歧视的刻板形象，重新塑造中国人的正面形象。作品从反抗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排斥压迫，从固守和弘扬民族文化来寻求自身身份和文化认同。

汤亭亭、谭恩美等人用“民族视角”阐明他们的华裔文化认同。汤亭亭的策略是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来构筑独特的美国身份，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以及传统和现实融合在一起，以反映美国华人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寻求和探索，并建构属于华裔美国人的独特传统。而置身于特定的美国文化土壤中成长的谭恩美，其中美双重文化的差异所产生的矛盾、困惑、焦灼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呈现在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关系或人与社会冲突的每一处细节设计之中。在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中，谭恩美的作品再现了她对文化属性的理解和认识，展现了中西两种文化观念上的差异和冲突。

进入20世纪90年代，华裔美国文学作家中有股力量主张淡化文化身份的界定，消解文化身份的对立，强调文化之间既有碰撞和冲突，也有消解和融合，任碧莲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为华裔美国作家，其作品中的族裔属性大大淡化了，在作者眼里，这不同于同化，而意味着更多的选择。任碧莲的文学创作表明，人类社会及其文化是一个多样化的存在，自己作为一个少数族裔具有很大的优势并能很好地利用它。她以多极挑战单极，以边缘解构中心，实现自我与他者的互融，把这样一个多元文化杂交的文学世界蓬勃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三、中美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归因

首先，从历史角度上看，中华民族和美利坚民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即中国近代史上所形成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与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思想体系，因此其文化内涵必然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其次，民族差异导致中美文化的碰撞，包括华人与白人的民族冲突，美国社会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冲突等等;再次，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华裔美国作家大都具有双重的文化背景和身份，其各自成长和发展道路本身就是两种文化相互碰撞和交融的结果;最后，作为华裔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美国社会越来越成为多元文化、多种族的社会，各种成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融。

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作为多部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共同的主题，不仅展现了过去几代华裔美国的生活和发展状况，而且反映了众多华裔作家们的心声和愿望，而这也正是当今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时代背景下，各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化碰撞不可回避，文化的融合才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华裔美国文学经过三代作家的共同努力，为中美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打开了大门。

参考文献：

[1]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李小兵，孙漪，李晓晓.美国华人：从历史到现实[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03.

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第7篇

一、东西方文化的隔阂与碰撞—冲突迭起的母女关系

四对母女间的冲突, 反映了母女两代在不同文化氛围的熏陶下所形成的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小说通过描写四对母女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反映出了她们之间的代沟和隔阂。这四位母亲生长于中国,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固守着中国式的行为准则, 她们潜移默化地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强加在女儿身上;而她们的女儿们生于长于美国, 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 她们追求自由平等的美国式的生活方式, 对于来自母亲传统思想的灌输嗤之以鼻, 对中国式的充满牺牲精神的母爱拒之千里。母亲不理解自己的女儿, 面对和自己对抗的女儿们, 母亲们感叹道“女儿与我隔着一条河, 我永远只能站在对岸看她”。女儿们也无法理解母亲, 她们看不惯母亲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 对于母亲带有很多歧视和偏见, 于是, 东西方文化的隔阂与冲突在四对母女关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价值观不同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 个人的能力不仅体现个人的价值, 同时也代表整个群体的集体价值。因此, 对于一个家庭而言, 父母非常希望自己的儿女能有所成就, 以便光耀门楣。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更加强调个人的能力, 强调个人的成功需要靠个人的独立奋斗。因此, 小说中的女儿们信仰“自力更生”、“个人价值”, 她们认为自己的成功是个人努力的结果, 和别人没有关系, 也没有义务为家族光宗耀祖。当与美国人打交道时, 他们很少通过炫耀自己的家庭背景或社会关系来抬高自己。而在传统中国文化中, 一个人的成功代表其集体的成功, 会光耀门楣。

在小说中, 龚琳达和女儿薇弗莱的例子有力体现了东西方不同背景的文化差异。在薇弗莱棋艺上突飞猛进后, 她就成了母亲炫耀的资本。每个周六, 在她没有比赛的日子里, 母亲带着她去市场。这时, 母亲必会不失时机地、骄傲地向任何人介绍着:“这就是薇弗莱, 我女儿。”然而女儿对母亲的这种做法却很反感, 终有一天, 母女的冲突达到顶点, 薇弗莱大喊:“为什么你非要拿我出风头?如果你自己想出风头, 那你为什么不学下棋呢?”母亲认为女儿的成功代表着全家的成功, 同时使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满足, 而女儿认为自己的成功是自己独立奋斗的结果, 女儿不愿母亲带着她到处炫耀自己的成功, 而落为别人嘲笑的把柄。

2、家庭观念不同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 “家庭”代表着家长对孩子的绝对权力, 子女对于家长只有绝对地服从, 否则就会被视为叛逆, 不守孝道。四位母亲尽管定居美国多年, 但她们出生于中国, 中国传统文化对她们的影响根深蒂固, 她们认为, 作为母亲, 她们有义务安排女儿的一切, 女儿必须服从, 只有这样女儿才能过上母亲认为幸福美满的生活。不仅如此, 母亲更会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到女儿身上, 对女儿有着过高的要求。而美国的父母与孩子是平等的, 父母对子女没有绝对的权威, 孩子们有更自由的发展空间。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女儿们与母亲中国式的严格管束格格不入。在小说中, 吴精美的母亲吴素云认为自己的女儿有能力成为一个优秀的钢琴演奏家, 她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按照自己的期望与规划走下去。她们讲到“世上只有两种女儿, 听话的和不听话的, 在我家里, 只允许听话的女儿住进来。”而女儿也不顾一切的予以反抗:“那么, 我希望不做你的女儿, 你也不是我的母亲!”母女之间的矛盾到达了白热化。

二、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母女矛盾的化解

小说中的母女关系既有对立又有和谐, 文中后半部分描述了母女关系从对抗走向融合。由于母亲们的言传身教和长期的耳濡目染, 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女儿们的思想和行为。在女儿们经历了生活、婚姻、事业上的种种磨难而变得成熟后, 她们也逐渐开始意识到母亲对自己深深的爱。正是这母女之间的爱融化了她们先前的对抗与矛盾。当露丝与丈夫的婚姻出现危机时, 母亲用自己的过往经历鼓励女儿重新获得生活的信心, 赢去自尊和权利。她的母亲告诉她:“母亲是最好的, 母亲知道你内心所想的一切。心理医生只会让你糊里糊涂, 让你黑蒙蒙。”精美在母亲去世后, 才开始慢慢回顾自己和母亲的关系, 了解母亲的过去。小说的最后, 精美回到中国去见自己的同母异父的双胞胎姐姐, 完成了母亲的夙愿。“我想, 妈妈以前说的话是对的, 我正在变成一个中国人。”从那一刻起, 精美完全理解了母亲对她的良苦用心, 母女间树立多年的文化高墙在瞬间轰然倒塌, 就在那一瞬间, 流淌在精美身上的中华儿女的鲜血顿时沸腾了起来, 这种沸腾也象征着在异国漂流多年的中国女儿心的回归。此时, 女儿完全理解了母亲, 母女两代人所代表的东西方文化最终从对立走向了融合。

三、结束语

华裔作家谭恩美为读者描述了四对母女因文化背景和家庭观念不同而产生的心理隔阂及感情冲突, 从而折射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冲突, 以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间在母女情深中的相互融合。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并不是分割开来独立存在的, 不同的文化要相互包容存在的差异, 为了国际间的沟通更加和谐, 我们应理解并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 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谭恩美.程乃珊等译.喜福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2]彭桃英.中美文化的隔阂、冲突与融合[J].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6, (1) .

[3]程爱民.论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及母女关系的文化内涵[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1, (4) .

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第8篇

一、《喜福会》中的文化冲突

1. 母女之间的的矛盾

《喜福会》中的母亲们是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产物, 她们对女儿的爱往往不是一直肯定, 而是不断的挑剔与讽刺。在她们看来, 在外人面前称赞自己的女儿是一件很浮躁的行为。而她们的女儿却是浸染了美国的西方思想, 甚至有意疏远自己的中国人身份, 这让她们的母亲感到非常的惶恐, 自己的女儿不受自己的约束和控制, 这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当母亲们以中国老旧的观念要求女儿时, 女儿们的反应自然是无法理解。中国的母亲都有让自己的女儿来弥补自己年轻时未曾实现的心愿期, 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到女儿的身上。这些美国女儿们则觉得母亲的做法已经越线了, 她们有自己的想法, 不是母亲操纵下的傀儡。June曾说过“我母亲相信在美国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母亲们认为在美国有许多机遇, 所以她们有责任鼓励女儿, 甚至必要时去逼迫女儿, 在她们看来这是“为她们好”。然而, 女儿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她们觉得“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是一种不受约束的自由, 因此她们不愿意自己的人生轨迹由母亲来规定, 不满足于仅仅为了实现他人的梦想而奋斗。

2. 中国式的谦虚与美国式的直爽之间的冲突

Waverly第一次的婚姻就是为了讨好母亲而嫁给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中国人, 最终以离婚收场。当Waverly把新男友Rich带回家拜见父母的时, 土生土长的Rich在这个中国家庭中的表现让人忍俊不止。当Waverly的母亲钟林冬把自己引以为傲的拿手菜端上来时说了一句"This dish is not salty enough.No flavor.It's too bad to eat, but please."多么中国式的谦虚!而美国人Rich在尝了一下后却说:“加点酱油就好了”说着还真拿起酱油瓶往盘子里倒。在场的中国人面面相觑, 这个美国人的做法是极度不给主人面子的, 而他自己还全然不知。在中国的传统理念中, 主人请客, 总要自谦一番, 说一些“做的不好, 请多包涵”之类的反话, 然后客人呢, 却要在品尝之后大大夸赞一下, 以示对主人的尊重。很明显Rich并不懂中国饭桌上的“潜规则”, 用美国人的直爽坦白, 给自己女友的母亲一个实实在在的下马威。

3. 夫妻关系中体现的中美文化冲突

莺莺的女儿Lena与丈夫一直保持AA制的生活方式, 自己的个人用品由自己买单, 其余花费都两人平摊。慢慢地, 问题就犹如冰山一角显露出来。在中国的传统家庭中, 一般是女方掌控家里的经济大权, 丈夫按月上交工资, 由妻子来支配家里所有的开销费用。但在美国, 很多夫妻在经济上是独立的, 即AA制。表面西化骨子却深受中国传统影响的Lena从内心是不能接受这样的生活方式。但为了保全家庭, 她选择了妥协, 处处隐忍丈夫。但她的牺牲与让步并没有成功挽救自己的婚姻。

二、《喜福会》中的文化融合

1. 母亲们逐渐接受美国文化

渐渐地, 母亲们似乎不是那么排斥美国生活了, 尽管偶尔在麻将桌上还会冒出几句方言, 但她们似乎越来越习惯每周末的宗教活动, 用她们并不顺溜的英语尝试和他人接触。当许安梅的孩子在溺死后, 她首先想到的不是中国的菩萨保佑, 而是西方的上帝祷告。钟林冬因女儿和美国男友私奔, 气愤到要脱鞋打人, 可最后她在女儿第一次婚姻失败后明白只要女儿幸福无所谓找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接受了美国小伙子Rich, 并耐心地教Rich如何吃螃蟹。钟林冬终于妥协了, 这种退让更多是母亲对女儿的爱。

2. 女儿们对母亲有了更多的理解

当女儿们从少女变成人妻, 在经历了事业与家庭的挫折后, 她们逐渐变得成熟, 也慢慢开始学会理解并接受母亲们的中国式情感, 女儿们的成熟使得母女矛盾逐渐缓和。Rose在家庭发生变化后, 曾一度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这是多么美国式的做法!但结果却不令人满意。在母亲的劝说下, Rose终于向即将离婚的丈夫Ted喊出了自己的心声, 为自己在这场离婚大战中赢回了一局。而June在母亲生前一直与她关系不够亲密, 直到母亲去世后才一点一滴感受她无声的爱。当她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上海, 见到自己的两个姐姐时, 血浓于水的亲情终于让她明白:原来母亲对自己是那么的重要。

三、结语

赛义德曾说:“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没有任何一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 所有文化都是杂交性的, 混成的。”《喜福会》在两代华裔女性的文化碰撞中寻求对自我身份的重新探索与界定, 母女之间的最终磨合实际上就是对中西两种文化的认同, 不是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 而是重构了的只属于华裔这一群体的第三种文化。

摘要：电影《喜福会》改编自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同名小说, 展现了四位移民母亲与在美国成长起来的女儿之间的种种矛盾以及最后的相互理解。通过对母女两代人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上的从冲突到理解的过程展现, 诠释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

关键词：《喜福会》,文化冲突,文化融合

参考文献

[1]谭恩美.喜福会[M]程乃珊, 严映薇, 译.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9.

[2]王岚.从电影《喜福会》看中美文化冲突[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2012 (01)

[3]梁素琴.寻梦人的心理世界——谭恩美小说《喜福会》中的文化冲突探析[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2001 (04) .

[4]谭岸青.论谭恩美两部长篇小说的叙事风格[J]当代文坛, 2004 (2) 1

[5]魏青.《喜福会》中的文化冲突与融合[J]电影文学, 2010 (04)

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第9篇

美国华人文坛由两派组成:一派是在中国出生后移民到美国, 使用汉语作为表达工具;另一派大都出生在美国, 英语是他们的母语, 以英文作为写作媒介, 因而也可称为美籍华裔作家。自从70年代以来, 一批华裔作家以独特的叙述视角和手法、奇特的故事和神秘的东方文化形象在美国文学史上取得了一席之地。他们的作品成为畅销书, 甚至被改编为电影。同时这些作品也受到了受到文学评论界的赏识。当代著名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就是其中之一。她的第一部小说《喜福会》 (The Joy Luck Club) 于1989年出版, 便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达九个月之久, 好评如潮, 获得了众多奖项, 被翻译为多国语言, 且被改编为电影。这部作品奠定了其在美国华裔文学界的重要地位。她所发表的五部小说都被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谭恩美的小说有一个代表性主题母女关系。这一主题的代表作品有三部:《喜福会》 (The Joy Luck Club) (1989) , 《灶神之妻》 (The Kitchen God's Wife) (1991) , 《接骨师之女》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2001) 。这三部作品的题材部分取自作者与其母亲的生活经历, 作品中的故事源自真人真事, 自传色彩浓厚。《喜福会》是谭恩美第一部以“母女关系”为主题的作品。这一主题在《灶神之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接骨师之女》表现出谭恩美在母女关系探索方面日趋成熟。

在美国当代文学的历程中, 华裔作家作为非主流作家, 有着双重身份, 既是美国人又有着东方面孔。他们一方面接受美国的教育, 试图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 一方面又不可避免接受的从父母承传下来的中国传统。这两种文化的矛盾在谭恩美的作品中就集中反映为移民到美国的母亲和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女儿的矛盾。母亲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 而女儿则代表的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母女关系发展都经历了隔阂、冲突、和解的过程, 从一定程度上象征了美国主流文化对华裔边缘文化的理解和融合。

1 霍尔的高背景文化和低背景文化理论

高、低语境文化的概念是人类学家霍尔 (Hall) 在《超越文化》 (1976) 一书中提出的。霍尔认为:在一种文化的言语交际过程中, 如果话语意义的创造对语境的依赖程度比较高而对所使用的言语的依赖程度比较低, 那么这种文化就是高语境文化;相反, 如果意义的产生对所使用的言语依赖程度相对较高而对语境的依赖相对较低, 那么这种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

霍尔还指出“如果你在某个地方触动了一个文化, 那么整个文化都会发生变化。”[1]如果一个文化具有高语境的特点, 那么它就同时具有一连串只有高语境文化才具有的特点, 同样, 一个低语境文化则具有只有其同类才具有的特点。霍尔还进一步指出任何一种交际都是高、中、低语境的一种, 高语境与低语境事实上是个连续体, 就如同天平的两端。中国属于高语境一端而美国则属于低语境一端。

霍尔的高、低语境价值观念有很多方面。一般说来, 高语境的中国文化有五千年悠久历史,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最大。其文化可以浓缩为“集体主义”、“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尊重权威”、“和谐统一”、“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等。[2]低语境的美国文化大致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乐观主义、实用主义、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等。[2]属于高语境文化的中国文化和属于低语境文化的美国文化在这些根本的文化价值观念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表达方面的差异。高语境文化中的成员在表达感情和传递信息方面喜好用含蓄间接隐晦的方式, 不擅长自我表现。个体必须了解表面以及深层面的意思, 并且应该恰当地进行反应。相反, 在低语境文化环境中, 大部分信息都处于传递的过程中。低语境文化中的成员喜好用坦率直白的方式进行沟通, 并且他们性格外向, 热衷自我表现。

个体关系的差异。高语境文化是一种集体主义导向的文化, 其中的人们追求整体和谐, 竭力回避对立冲突;因此在高语境文化中,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家庭的利益也是永远放在第一位的。一个人的能力往往并不代表他个体而是代表他所属群体的群体价值。因此, 无论他受到何种评价, 带来的都是对整个群体的评价。低语境文化是个人主义导向的文化, 强调自我和独立意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3]。

2《喜福会》中的母女关系解读

喜福会是一个麻将会的吉利名称。四个移民到美国的中国母亲轮流做庄, 讲述了四对母女的生活:吴夙愿与女儿吴精美, 龚琳达与女儿微弗莱·龚, 许安梅与女儿罗丝, 顾映映与女儿丽娜。四位母亲都是出生在封建中国, 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 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 都选择背离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移民到美国。母亲代表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在美国被边缘化的华裔文化。四位女儿都出生在美国, 接受的是正统的美国教育, 说一口纯正的美语, 代表的是美国的主流文化。母女之间的隔阂和冲突大都能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进行解读。

首先, 母女之间的矛盾体现了主流文化对华裔文化的排挤。由于历史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弱势地位, 受到西方 (美国) 文化的歧视和排斥。喜福会中的四位母亲都是中年才移民到美国, 她们都无法真正的融入美国社会。而女儿则不同, 她们接受的是美国的主流文化。但是由于自己的东方面孔, 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排斥, 为了强化自己的美国身份她们逃避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东西, 包括连英语都说得结结巴巴的母亲。她们对母亲的一切不理解, 也不愿意去了解, 使得母亲在母女关系中处于卑微低下的失语状态。吴精美对于“一开始就弄不懂的事情从来记不住”。母亲在桂林的故事本是一个凄婉的故事, 但是在女儿看来只是中国式的神话故事, 故事变了又变。甚至认为喜福会是一个类似美国“三K党”的秘密集会。微弗莱·龚一直把母亲的出生地太原当作台湾。

其次, 母女的冲突集中体现在对个体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上。母亲来自高语境文化的中国。她认为女儿是属于家庭的, 是自己的一部分, 自己有义务有责任把女儿管好。女儿的荣耀就是整个家庭的荣耀。而女儿接受的则是低语境文化, 在女儿看来, 人与人是平等的, 父母没有权力干涉自己的生活。她崇尚的是个人奋斗, 认为自己得成功与家庭无关。这种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冲突成为母女冲突的根本原因之一。

吴夙愿与吴精美母女的弹钢琴事件既是如此。母亲认为自己再苦再累也要把女儿管好。她用为钟先生免费打扫换来了女儿学习弹钢琴的机会。而女儿由于一次演出挫折拒绝继续弹钢琴。母女产生争吵, 母亲没想到女儿竟敢公然反抗自己, 认为她没有反抗的权力, 认为“世上只有两种女儿, 听话的和不听话的”。“我从不相信, 我能成为任何她想让我成为的人。我只可能是我自己。”[5]

龚琳达与女儿微弗莱·龚的下棋事件也时由这种文化差异而引起的。微弗莱·龚从小喜欢下棋, 并且拿了许多奖。母亲以此为荣, 经常在人前炫耀。母亲的中国观念中女儿的荣耀就是母亲的荣耀。而女儿则认为自己的成功与母亲无关, 她的炫耀让自己很丢脸, 甚至说出“为什么您总是用我来炫耀呢?您想出名, 自己学下棋好了”。[4]

其次, 语言表达上的差异。高语境文化中的成员在表达感情和传递信息方面, 喜好用含蓄间接的方式。在低语境文化环境中成员喜好用坦率直白的方式进行沟通。正如吴精美所说“我和妈妈实际上根本不了解对方, 我们是互相猜测彼此的想法, 似乎我听的比说的少, 而妈妈听的则更多一些”[4]。母亲的表达方式总是很含蓄, 省略了一些重要的信息, 她认为女儿应该听懂她话语中隐藏的意思, 而女儿则认为这样说话很奇怪, 很难理解。

4 母女和解的必然性

喜福会中母女关系的和解由吴夙愿与吴精美母女表现出。在母亲去世后, 吴精美代替母亲回到中国与姐姐们想认。吴精美:“当我们乘坐的火车离开香港边界, 驶入中国深圳的那一瞬间, 我感到自己有点异样。我想, 妈妈以前说的话是对的, 我正在变成一个中国人。”[4]女儿从心底开始真正理解母亲。“以消除冲突与和解结局。斗争、战斗结束了;当尘烟消尽时, 以前被认为是令人憎恶的束缚现在变成了值得珍惜的联结。”[5]

随着世界文化交流和中国的发展, 正如《喜福会》中第二代的女儿们一样, 许多华裔开始对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发生兴趣。他们觉得只有对自己特殊的文化身份进行更深刻的了解才能更好的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母女关系从对立走向和解象征着美国主流文化和被边缘化的华裔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 这不仅是谭恩美的愿望也是许多华裔移民的愿望。

摘要：《喜福会》这部小说围绕四对母女进行叙述, 母亲是故事发展的中心人物, 母女关系是小说的主题。现利用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对母女之间的矛盾进行了解读。母女之间从隔阂冲突走向和解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主流文化和华裔边缘文化从冲突逐渐走向交融。

关键词：喜福会,母女关系,高语境,低语境

参考文献

[1]Samovar, L.A, Poter, R.E&Stefani, L.A.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Beijing:Foreign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46-79.

[2]邬眉.析中美文化价值观念与新闻报道之差异[J].声屏世界, 2004, 3:53.

[3]刘华.高低语境文化与《喜福会》中的中美文化冲突[J].山西师大学报, 2008, 4.

[4]谭恩美, 程乃珊译.喜福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第10篇

一、多元文化的背景描述

多元文化是研究理想信念教育的背景和基石。界定多元文化的真正含义是解决理想信念教育的前提。本文中的多元文化的定义不同于理论界对文化多元和多元文化教育的定义和解释。理论界认为文化是人类在历史实践的过程中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综合，“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在信息发达、个人沟通无限可能的现实中，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本文的多元文化背景指的是在全球化不断深化，国家间经济、文化、思想交流不断提高和进步，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信息时代降临，各种思潮不断撞击、思想价值观念的激烈交锋、阶层的不断分化、生活方式的持续变化的综合体。本文突出的两个重点为全球化和国内利益价值多元化。

在国际层面上，全球化对中国来说主要的影响是中国开始实践西方的经济运作、政治思想、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文化的交流并非在对等的前提下进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占据着垄断地位。20世纪末期，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就是对其他文明可能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冲击的恐惧的产物。2008年中国奥运火炬传递风波国外媒体对事件的歪曲报道再次反映出西方文化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文化的误解和敌视。

在国内，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阶层构成、社会关系、理想信仰。全民的价值观念转向对金钱的绝对迷恋，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的急剧转变。结合中国实际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被缺乏正确价值观念的当代青年忽略。信息化时代的“快餐文化”，不允许任何一个信息长时间占据主导其至霸权地位，信息更换的速度会加快，人们对信息的理解或兴趣也日益个人化、多元化。作为思想最活跃、接受能力最强的当代大学生受到的思想观念、价值观等的冲击是最大的。

二、理想信念教育为创业教育提供精神动力和正确导向。

在社会文明越是发达的国度里，理想信念越是彰显人的精神境界和人生的最高准则。在我国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今天，理想信念教育理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永恒主题。理想是人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内容上划分为社会政治理想、道德理想、职业理想和生活理想。信念是认识、情感和意志的有机统一，是对理想的支持。理想信念对人的成长和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它是指引人生道路的奋斗目标，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前进动力，是凝聚人心、艰苦奋斗的精神支柱。创业教育是以培养学生创业基本素质 (创业理想、创业意识、创业知识、创业能力和创业品格) 和开创型个性为目标，培养学生创业精神和从事创业实践活动能力的教育。创业教育不仅是一种生存教育，更是一种高层次的素质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和健全人格的教育，它内含着思想政治教育多方面的内容，和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我国自古靠农业立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从事农业，人口迁徙少，工作相对稳定，一家几代人生活在一起，发展了中国古代的家庭制度，非常重视人伦关系，存在重义理轻艺能，重伦理轻科技，重农轻商，重继承继业轻创新创业等思想。新中国成立后，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采取“统包统配”、“包当干部”的就业制度。造成毕业生传统的就业观就是恪守一次就业为主，“干一行、干到老”，并且“从一而终”。同时，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专制统治、自然经济以及伦理价值观的原因而形成的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造成大学生进入高校前，就有很高的心理预期，那就是把毕业后初次就业看作是一生的选择，就业岗位被看作是博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誉、轻而易举谋取布衣百姓难以企及的财富和金钱的象征。其结果使劳动者局限在对局部生产资料的固定性、排他性的占有和使用上，局限在特定的就业岗位上，造成人们的惰性和路径依赖心理，严重影响人们的职业理想、创业理想乃至创造力的发挥与培养。他们过多强调自我选择的主体意识和自我成才工作条件，宁愿失业也不就业，为了找到理想工作，出现择业中的失信行为、功利主义行为、不当竞争行为、享乐主义行为。对此，我们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想信念教育价值，在创业教育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在强调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以及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思想政治教育理想信念教育体系中，要不断加强职业理想、创业理想和创业意识教育，坚定创业信念，培养坚强的个性意志、独立的个性人格、顽强的生存能力、高昂的创业斗志、奔放的创业激情。这些理想、信念、意志、毅力等非智力因素对人的创业认识活动的发动与停止、对主体认识能力的发挥与抑制起着重要的控制和调节作用，对人的创业活动与过程提供精神动力、动因和调控机制，使人们能够理智对待创业中的压力、挫折与困难。同时，科学的理想、崇高的信念还为创业之路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提供科学导向。如果偏离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健康的思想基础，创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迷失方向，导致创业付之东流。

三、创业教育与实践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有效的载体和现实的条件

在我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往往把受教育者简单地当作“物”来对待，强调教育者绝对权威性和受教育者完全服从性。这种见“物”不见“人”的“物性化”思想政治教育把人当作“容器”，以“灌输”为主要手段向其强制性地宣传理想信念，最终使受教育者失去了对理想信念教育的热情和对其内容的信服，或者产生逆反心理，拒绝接受教育者的说教。理想信念是人的一种意识，人的这种理想信念必须付诸人生实践，但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不可能像战争年代那样，献身于人类解放事业的壮举，从而展现人们理想信念的伟大光芒。虽然时代不同了。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途径、载体和现实条件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为此，创业教育起着重要作用，实践性很强的创业教育为人们提供了孕育理想的丰富土壤和实现理想的广阔舞台。不像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方面教育人们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诚实守信和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另一方面，人们遵循固定的思维方式、不变的工作程序，失去了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造成理想信念挂在墙上、写在纸上、讲在嘴上的现象。社会、家庭包办孩子一切，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选择、发展路径实施全方位的影响，按照预设的模式对其进行修枝剪叶。其结果是不少入厌倦理想、奋斗，畏惧深刻，陶醉于各种享乐、实惠、浅薄的生活风尚。而创业教育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具体的现实条件。创业是一项充满曲折与困难、竞争与风险的实践活动。有时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就要求我们具有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团结合作的精神；具有面对困难、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智慧；具有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心理素质；具有对理想信念追求的坚定和执著。在创业中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在实现个人的人生诉求过程中，升华自己的理想，增强对国家、社会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因此，可以说创业教育通过人的主体性地位的提升、能动创造性的发挥、实践过程的体验和“问题意识”的培育赋予了新时期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以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的针对性。

参考文献

[1]周贝.多元文化时代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08 (3)

[2]本书编写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李静.成功刨业教程[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6

[4]万光侠等.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基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中美文化：冲突还是交流 第11篇

历史上就有亲近感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时，胡锦涛主席就进一步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向他提出五点建议，其中一点就是“扩大两国在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双方应积极扩大文化交流，探讨建立中美文化合作对话协商机制”。这不由使人想到了流传十年之久的“文明冲突论”。中美之间有加强文化交流的基础吗？如果中美在文明上是冲突的，那么两国文化就很难交流，或者交流的结果恐怕只能是加剧冲突。

美国著名国际战略专家亨廷顿在十年前曾预言“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形成了更根本性的挑战”，并且认为“美中冲突在很大程度是基于两个社会的文化差异”。亨廷顿在很多问题上的预见是正确的，但是这一次对中美冲突的预见却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十年过去了，中国确实如他所预言的正在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崛起，而且中国的崛起也确实让美国感到了挑战，这一点从近些年美国战略界关于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大辩论就可以洞见。然而，中美并未走向冲突，反倒是越来越趋向于合作。就连美国鹰派的代表人物拉姆斯菲尔德也大讲美国要同一个崛起的中国合作。亨氏为何会犯这么大的错误？过于相信“文明冲突论”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出在他对中美两国文化差异的认识上。他过于强调中美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的差异，而忽视了中美两国文化还有相容性的一面。

许多中国人有这样一种印象：同美国人打交道比较容易。有在美国学习、工作经历的中国人，普遍对美国人有良好的印象。类似的情况在美国也存在：在中国生活过的美国人，虽然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等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是却对中国人普遍有好印象。有位美国学者讲过这样的话：如果同塔利班对比，中美之间在文化上的共性太多了，甚至差异都显得微不足道。这位学者的话是有道理的。如果认真观察一下，可以发现，在某种程度上，中美之间在文化上的共性明显地多于两国同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之间，包括同伊斯兰世界之间同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之间。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历史上中美之间一直有亲近感。虽然在近现代史上，美国同其他列强一道欺负中国，但中国人对美国人的印象一直有不太坏的一面，在遇到危难时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中国同美国的关系也同其他列强的关系有所不同。

相容性的三方面

中美文化的相容性体现在许多方面，最为突出的有三点。一是两国文化都具有开放性。中美文化都是开放的体系，都是在不断吸收其他文化合理成份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之相对应，中美两国社会也都是开放的社会。虽然中国历史上有过闭关锁国的时期，但多数时间是对外开放的。就拿近现代来说，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时起，中国就一直在向西方学习。美国也是高度开放的。能将世界优秀人才吸引到美国，这本身就是美国开放性的体现。正是因为开放，中美两国才能都成为民族的大熔炉，并使民族文化富有生命力。文化的开放性决定两国公众都有与对方交往、沟通的意愿，而不是盲目排斥对方。这种交往和沟通大大有助于对两国共同利益的认知，并较客观地审视双方的利益分歧。虽然美国有一批反华势力一直在妖魔化中国，但是由于两国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妖魔化在两国的影响就越来越有限。

二是两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趋同。尽管两国有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但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非常接近甚至是趋同。比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崇尚科学等，是美国人的价值观，同时也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只不过是在具体表现形式和实现方法上两国之间存在着差异而已。即使是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的民主问题，中美之间也有共同点。首先，双方在基本价值取向上有一致性，都反对专制和独裁。马克思主义承认资本主义民主是比封建专制进步的东西。马克思称美国是“最先产生了伟大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马克思还高度赞扬了林肯所领导的反对南方奴隶制的战争，称“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一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中国“五四”时期的主要口号就是“科学与民主”。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高举“民主”的大旗同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进行斗争。这些都表明，社会主义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有一定的继承性。邓小平明确说过：“民主是我们的目标”。当然他指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但也绝不是与资本主义民主完全不相容的。中共十六大已经明确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其次，在民主实现形式上，双方有一定的共识。比如普选，邓小平就曾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这表明他认为，普选并非与社会主义民主不相容。１９８９年邓小平对美国总统老布什说：“美国有一二百年搞选举的经验。如果我们现在搞十亿人的选举，一定会出现与‘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混乱局面……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这里邓小平并未否定搞普选，而是强调中国暂时不具备搞普选的条件。

三是中国人和美国人有相近的思维方式。中美两国人的思维方式非常相近。美国人奉行实用主义，中国人讲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些虽然源于不同的哲学体系，但都体现了务实精神，而不是固守教条。实用主义是惟一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对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实用主义着重可能产生的结果，而不是事先定好的原则。美国人正是运用了这种实用主义的方法和思想，才使美国在短短的２００年间由一个新建的国家成长为世界超级大国。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年，中国在遭受各种内忧外患后仍保持统一并重新崛起，如果没有务实的精神和思维方式是不可想像的。曾有美国学者对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这两种思想体系在许多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务实的思维方式有助于中美两国的战略思想家、决策者和公众客观认识对方在当今国际政治及本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发展双边关系的意义。

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第12篇

1、教师资源匮乏

孔子学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 而是一个在世界上推广汉语文化教育的交流机构。既然是文化交流机构, 教师的数量肯定有限, 而且能够胜任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资源更是短缺。孔子学院的老师主要由国外合作院校汉语教师、中方汉语教师、中方志愿者和中方留学生以及当地聘任的汉语教师组成。

据有关方面统计, 现在全世界约有1亿人在学汉语, 需要400万名汉语教师, 然而, 目前全球仅有5000位这样的教师。培养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 成为孔子学院的任务之一。教师的严重匮乏无疑使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在拉美的很多汉语言培训机构, 甚至出现不管普通话水平是否过关, 学识如何, 只要会讲些汉语, 都可能被聘任作为汉语教师, 根本谈不上专业。

2、汉语教材缺乏

汉语教材的缺乏不是指品种的稀缺, 而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缺少像英语推广中的那样“因地制宜”的标准教材, 这无疑增加了孔子学院推广汉语的难度。目前比较通行的是一套名为“长城汉语”的多媒体汉语教材, 是“汉办”专门为各地孔子学院定做的。但是, 现在通行的对外汉语教材除了练发音, 还强调书写的横平竖直, 以及先写点还是先写横。这种教学方法对一个没有汉语基础的外国人来说, 是相当枯燥乏味的。教材的编撰和使用要照顾到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 要开发适合各个国家的中文教材, 这对孔子学院来说, 显然任重而道远。因此, 如何编译各种不同类型的教材以适应各地本土教学中不同程度学习者的需要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3、“文化中心主义”的排斥

文化中心主义是阻碍孔子学院在西方世界跨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碍。民族中心主义表现为一种民族优越感, 即从本民族文化价值出发判断其他文化的价值, 并认为其他民族文化的价值比本民族文化价值低。西方人认为, 西方文化价值高于其他一切非西方文化的价值, 这是一种“西方中心论”, 这种观点根深蒂固的存在于西方社会中,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西方人的价值判断。一方面, 西方人本能的对于非西方文化“视而不见”, 由于自己身处西方的优越感, 促使他们对于孔子学院所宣传的汉语以及中国文化不屑一顾。另一方面, 由于孔子学院的强劲发展势头, 使西方人感到了巨大的“威胁”, 于是本能的排斥孔子学院对西方世界的跨文化传播。

二、不同理念导致不同跨文化传播效果

文化的传播不是简单的数字加减游戏, 不是简单的数量累积, 而应该是关注质量的变化和提升。随着孔子学院在全球的高速扩张, 在较短的数年间建立的留学机构就已经超过了歌德学院60年来的建院总数。但是, 跨文化传播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数量的迅速增长并不等于强效的文化传播, 目标受众对原本陌生或者已经保持有刻板印象的族群形象的形成或者转变, 需要漫长的时间。2010年8月, 孔子学院总部召开了一次有世界各地分院长参加的高级研讨会, 在研讨会上, 外方院长们举出了一些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其中就包括:如何改善当地人对孔子学院的印象;如何澄清孔子学院、“汉办” (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 和中国驻外使馆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 迅速扩张后的孔子学院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取信”难题。而这个难题的根源, 有可能来自错误的发展理念和对于跨文化传播过于简单化的理解。

跨文化传播的核心内容是差异化的价值观以及由之衍生的文化传统、道德规范, 它深刻依存于具象化的种种外在文化形态、文化产品之中。民族文化的积淀、传承是一个永远不会停顿的持续的过程, 除非这个文化因为某种原因而遭遇毁灭。在鼓励多元化的当代信息社会, 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误解、曲解, 矛盾冲突, 但更多地存在着相互沟通、彼此了解、理解的趋于融合的机会。跨文化传播的效率首先取决于对跨文化传播的理解和态度, 尤其在这方面, 德国歌德学院的成功可以作为合适的范例, 也是孔子学院值得学习的一个优秀范例。

三、文化传播的根本在于融合

1、加强与所在地大学的合作

孔子学院的办学力度比较薄弱, 它的发展模式大多挂靠于各所在地的高等教育院校, 该校在校学生是学习汉语的潜在人群。如果在国际合作办学模式中与这些国外合作机构对接得比较好, 就可能吸收更多的汉语学习者, 更深地融入到所在地的大学中, 成为所在地大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例如, 国外很多大学实行的都是学分制, 学生学习的课程如果没有得到校方学术委员会的认可, 就没有学分。但是在美国, 校方学术委员会并不认可孔子学院的课程, 很多学生由于这种原因打消了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因此, 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完善与各所在地大学教育体制的政策对接和融合, 拓宽汉语和中华文化的教育渠道。

2、加强与所在地企业的合作

海外汉语热的兴起除了中华文化的吸引性之外, 就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汉语实用需求的增加。这在中国国内跨国企业的汉语学习者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结合孔子学院所在地企业的力量, 合作办学, 不仅是孔子学院产业化发展的机遇, 而且是融入当地文化的有效方式。孔子学院针对企业不仅可以开展商业汉语教育, 还可以提供中国经济发展信息, 促进双方经济发展。这样一来, 孔子学院不仅仅是中国的孔子学院, 同时也为经济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有益的窗口。

3、加强与所在地社会团体的合作

早在孔子学院诞生之前, 世界各地的“汉语热”就已经催生了形形色色的汉语班。这些语言培训机构已经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 而且在生源、社会关系等方面都有极大的优势。孔子学院不应该作为这些机构的竞争对手出现, 而要充分利用这些现有的资源, 迅速完成其本土化进程。例如在日本就可以利用公民馆和地方政府组织的汉语学习班。有不少的公民馆都在开展汉语业余学习, 这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对孔子学院来说, 加强和所在国民间力量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是发展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只有这样, 才能为当地社会所认可、接受并最终融入到其中, 形成良性的可持续发展, 真正在文化传播中起到沟通和交流的作用, 营造出一个和平多元的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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