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比利亚时代范文（精选6篇）
伊比利亚时代 第1篇
(一) 金银贸易———塞城发达的引擎
随着1492年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和之后美洲白银的发现, 西班牙凭借其先进的航海技术并利用伊比利亚半岛优越的地理位置, 发展了跨大西洋贸易。“1521—1544年间, 西班牙平均每年从拉丁美洲运回黄金2 900公斤、白银30 700公斤。1545—1560年间, 这一数字激增为黄金5 500公斤、白银246 000公斤。到16世纪末, 世界金银总产量中有83%被西班牙占有”[1]。此外, 对海上贸易的垄断也使西班牙获得巨额利润, 这些财富反过来又成为发展海上霸权的重要力量, 因此, 西班牙迅速崛起为16世纪欧洲最强大的海上殖民贸易帝国。
港口城市塞维利亚作为跨大西洋贸易的枢纽, 自然也一跃成为世界商业中心。“跨大西洋贸易的中心焦点是赛维利亚的国家垄断……跨大西洋贸易的中心项目是金银。……西班牙人发明了白银汞齐化法, 他们用这个方法开采了大量白银, 金银由此大量流入欧洲”[2]。“在1551—1560年这十年中, 运抵塞维利亚的黄金共达43万吨”[3]。正是以金银贸易为核心的跨大西洋贸易为塞城发展的列车装上了强有力的引擎。
而金银作为一种货币则是经济循环的血液, 润滑着生产与交换的轮轴, 它既是一种价值的存储器, 又是各种货币和商品之间的交换媒介[4]。在塞维利亚, 热那亚商人既是银行家, 又是金银的购买者, 对塞维利亚的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的商业中心城市呈现的应该是这样的一幅贸易图景:从美洲掠夺来的金银被热那亚人大量购买, 而套利交换又可作为手工业者的商业资本, 使得他们能够获得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原料, 同时商人们又购买他们的产品经销外地, 从外地运回本地的原料和工业产品又经商人们转手卖给当地。就这样, 商人通过套利或交换在获得巨额利润的同时也推动了塞维利亚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二) 金银与海权———帝国的潜在危机
塞维利亚的兴起固然得益于西班牙大航海和美洲白银的发现。但金银虽然给塞城带来了财富, 这种繁荣却没有持续很久。“能率先从事海外扩张, 仅仅是因为他们幸运地兼备有利的地理位置、航海技术和宗教动力。但是, 这一扩张没有经济实力和经济动力作后盾”[5]。西班牙就如同一个辛勤的海上车夫, 将美洲的金银运来运去, 获利不菲却不用来发展自身。短期的巨额利润让西班牙封建统治者忽视了长远的利益, 帝国扩张的消耗排挤了国内工业的发展空间。海权与金银对当时的西班牙是福还是祸呢?
在短期利益的驱使下, 金银作为商业资本最终没有在西班牙过渡到以工业资本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 而且西班牙贵族为了追求奢侈生活, 大肆挥霍, 使得从殖民地运回的金银很快就转到其他国家的供货者或债权人手中。西班牙没有像英国一样走向发展重要的纺织业道路。相反, 很多工业产品却需要从荷、英等国进口。另一方面, 即使作为海上霸权国家, 西班牙也不能有效地利用它的海权从事国家贸易所必需的航运业以及向美洲殖民地提供其所需的制成品工业, 而荷、英等国得到大量金银后却获得了富强的机会, 在日后对西班牙形成了巨大威胁, 最后西班牙“无敌舰队”败于英国, 霸主地位被荷兰取而代之。
而且, 大量廉价金银输入欧洲又改变了货币与一般商品的交换比例, 导致物价急剧上涨, 引起了价格革命。由于西班牙掠夺的金银数量最多, 上涨程度也最高, 到16世纪末达四倍之多。这样西班牙的产品在国外就更加丧失了竞争力。同时, 物价猛涨导致西班牙劳动者贫困化, 工人工资水平过低, 这又损害了新兴工业所需要的当地市场的发展。其次, 价格革命导致手工产品和农产品价格飚升, 随着欧洲内部劳动分工的产生, 西班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初步形成, 然而, 作为新兴力量的自耕农和手工业者其发展却被强大牧羊团所阻碍, 因为养羊的收益一直是西班牙王朝税收的重要来源, 在经济萧条时期牧羊团便被保护。西班牙这种僵化的封建经济从一开始就为其以后衰落埋下了隐患。
16世纪下半叶, 由于政治上过度扩张和整个经济收缩, 西班牙渐渐发现正在发展中的制度带来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少, 而政治困难越来越多。高昂的欧洲战争消耗, 狂热的天主教信仰, 巨额的殖民统治费用等让它越来越大地承担作为帝国的政治代价。而且很大程度上, 西班牙进行的殖民活动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它所开辟的殖民地市场, 很快被英法等国的商品所占领;它从殖民地掠夺的财富, 也并未被自己国内的工农商业所吸收, 而是辗转流入英法等国后才转化为资本。因为没有内生性经济作为国家长期发展的支撑, 哈布斯堡帝国也因为其他国家的强盛而逐渐趋于劣势, 最终失去了对自己国家的经济控制权和政治控制权。
(三) 经济与制度缺陷———衰落的必然
塞维利亚的鼎盛时期是被设为“印度群岛交易之家”的时期, 它垄断着西班牙海外贸易, 16世纪中上期随着贸易垄断制度的崩溃, 塞城便开始了衰落, 世界中心的位置逐渐被尼德兰的安特卫普和后来的阿姆斯特丹所替代。直至最后“交易之家”于1717年迁至加地斯后, 18世纪以后塞城就完全沦为了半边缘甚至边缘城市。
塞城的衰落与跨大西洋垄断贸易的优势丧失是分不开的。16世纪中期的西属拉美殖民地已经渐渐失去了为西班牙制造财富的能力, 贸易垄断制度渐渐失去了其效果直至最后走向崩溃。西班牙在那个时候没有行政能力在美洲建立大规模官僚行政机构, 这样就不能对殖民地进行很好的管辖。此时殖民地走私贸易极为猖獗, 所以尽管是西班牙垄断的贸易, 财富却没有全部流向西班牙。另一方面, 殖民者只关心贵金属, 对殖民地的出口漠不关心。这样一来, 贵金属占了塞维利亚海外贸易的绝大部分, 但当时却因为通货膨胀而大量贬值;殖民地出口减少使西班牙工业得不到廉价原材料的供应, 而西班牙此时也无力向殖民地提供工业制成品, 这样便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而贸易获得财富能力的下降又与哈布斯堡大帝国的衰落是分不开的, 其衰落的经济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 过度扩张摧毁了工业基础原本脆弱的商业经济。为维护霸权, 西班牙连续进行了140年的战争, 王朝政府先后6次宣布破产[6]。第二, 西班牙的崛起有其经济制度上的缺陷。它是封建主义联合资本主义的扩张, 注重掠夺而不是发展工商业, 且自身的工业基础薄弱。在商业扩张中, 国家是最大的商人, 海外贸易从本质上来说是奢侈品贸易, 它满足的对象是国内的少数富人。不像荷兰、英国和北欧的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 推动它的主要动力是一般平民的需要, 西班牙的城市资产阶级往往因为国家在商业上的集权而迅速没落, 因此, 其城市也就不能获得持久的兴旺与发达。第三, 作为一个封建的天主教国家, 它仇视新教徒和犹太人, 当这些善于从商的犹太人们被驱逐时, 资本和技术也被带走了。
二、安特卫普的兴衰
(一) 外向型商业———繁盛下的缺陷
16世纪的尼德兰以其发达的传统工商业、优越的地理条件, 成为当时世界上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国家。16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 尼德兰的安特卫普是西欧贸易中心和商品的集散地。从16世纪30年代起, 随着跨大西洋贸易的日益增长, 作为尼德兰最大的城市, 安特卫普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此地的港口商船云集, 英国大部分的出口呢绒, 德国的金属制品、德法两国的酿酒、西班牙的羊毛以及波罗的海地区的小麦, 都来这里交易。每年输入安特卫普的商品总值达160万金克朗。安特卫普同时也是欧洲的一个金融中心, 市内银行林立, 欧洲各国纷纷派代表来此贷款[7]。
因此, 作为继塞维利亚之后的世界商业中心, 安特卫普拥有的是建立在外力之上的繁荣, 其经济发展具有特殊的外向性。它不仅依靠外来的原料、外来的食品, 还需要外地的市场, 而且商业活动也主要是由居住在此的各国商人进行。大致从16世纪初到40年代末, 葡萄牙、英国和德国商人扮演着商业活动的主要角色, 从16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 英国和意大利商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8]。安特卫普成了各国商人汇集地和来自各国的各类商品集散地, 商业的主动权掌握在外国商人手中。
但为什么一直是外国商人掌控安特卫普商业活动, 而本地的商人却很少参与其中?而且, 即使参与, 也只是被动地接纳别国的商人和商品?这一方面与安特卫普自身的造船业不发达有关:16世纪尼德兰的造船中心设在北方的荷兰, 因此, 安特卫普缺乏可用于远途运输的交通工具。缺少海上贸易船只对安特卫普从事商业活动造成了不利因素, 它只好被动地接受外来商品。另一方面与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劳动分工有关:由于商业的不断发展和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 必然要求相应增加服务性部门。由于安特卫普是当时世界的商业中心, 巨大的商业规模使得即使从事辅助性商业活动也能获利颇丰, 因此, 安特卫普居民就不愿再远途跋涉去经商, 而选择在众多的“商业服务”部门中, 担当起一些需要量大但又在商业活动中不起很大作用的职业, 如公证人、中间人、经纪人等, 也有一些人靠高价出租商业区和居住区为生。然而像房屋出租等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经济活动, 没有技术、劳动力和资金的投入, 它的获利完全来自商业繁盛之时的商人和移民, 因而不可能持久发展。一旦商人不再频频光顾这一城市, 这些行业的收入马上就会减少, 从而影响整个城市的经济收入。这种单一的、畸形的商业经济结构对安特卫普的长远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繁华之下却悄悄地为它埋下了日后衰落的种子。
(二) 80年战争, 帝国破产———繁荣的终结
在尼德兰革命 (1566—1648, 即80年战争) 前, 统治尼德兰的是当时最大的殖民国家西班牙。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竭力维护封建制度, 扼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而16世纪的尼德兰是资本主义最发达, 新教思想最活跃的地方。因此, 在强化的封建专制统治、奴役被压迫民族的政策下, 尼德兰成为欧洲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集合点, 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 最终爆发了民族独立革命, 一场公开的资产阶级风暴席卷而来。
战争开始不久, 大批的新教徒便从尼德兰南部逃离, 分散到英国、荷兰、瑞士等国家, 成为这些国家某些工业部门尤其是纺织业的劳动力。1585年, 安特卫普陷落, 又引起了工人的大逃亡。商人和工人的减少导致了城市商业活动的萧条, 由于一直发展的是单一的贸易经济而没有工业, 安特卫普的经济受到重创。安特卫普陷落后被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掌控, 而尼德兰北方则独立为新教的荷兰。当荷兰人封闭了塞尔特河时, 内河贸易也从安特卫普转向了阿姆斯特丹。
战争也直接导致了哈布斯帝国的破产, 帝国垮台后, “安特卫普和英国的最终决裂, 使得英国可以自由地发展同阿姆斯特丹的新胜利的经济联盟。安特卫普基于西班牙轴心之上的繁荣宣告终结。1557年, 菲利普斯二世的破产招致了最终决定安特卫普命运的决裂”[9]。
(三) 内部经济因素———衰落的根源
从16世纪30年代兴起, 到1559年衰落, 安特卫普的兴盛时期是如此短暂, 战争固然是其一蹶不振并让位于阿姆斯特丹的直接原因, 但衰落得如此迅速却也反映了其内生经济结构脆弱得不堪一击。“有效的经济组织是长期增长的关键”[10], 安特卫普畸形的经济系统使得它的衰落成为必然。
上文已经提到, 外向型单一的商业活动是安特卫普兴起的原因, 也是它日后衰败的祸种。其实不仅仅是商业, 由于受以国际贸易为主导的外向型商业经济影响, 其他行业———工业与金融业等也都有其发展的缺陷, 使得安特卫普没有内生的经济基础, 这些方面综合作用是其最后衰落的根源。
首先, 虽然安特卫普是一个大工业城市, 呢绒最后加工业和纺织业是其支柱产业[11], 但这个富裕的城市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发展工业。本地不能提供充足的原材料, 大多数原料需从外地进口, 同时产品也多以国外作为销售市场, 包括支柱产业也是这样的情形[12]。
以毛纺织业为例, 这一部门的工业原料也依靠外来进口, 主要是西班牙羊毛。在伊比利亚向尼德兰输出的商品中, 羊毛几乎占了纤维原料进口的全部 (95%) [13]。原料来源主要依靠西班牙, 便容易受国际政治形势的制约, 从而限制生产规模。当尼德兰与西班牙间的关系紧张之时, 西班牙国王菲力二世提高了羊毛出口税, 致使输往尼德兰的羊毛减少40%[14], 而在战时状态下, 原料经过商人多次转手, 运输成本提高, 这也直接影响了尼德兰地区的毛纺织业规模和生产, 使之难以继续维持本地区经济繁荣的作用。安特卫普的工业对外依赖性过强, 缺乏独立进行生产的能力和条件, 所以一旦失去外源, 生产就会陷入瘫痪, 这对安特卫普这座城市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其次, 安特卫普城市自身的经济发展缺乏坚实的后方腹地, 即城市与乡村联系得不紧密。
1550—1560年这十年间, 在安特卫普同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中, 出口仅占30%左右, 而从波罗的海进口到安特卫普的贸易额, 则占70%, 而且大多数是粮食。这就说明了安特卫普所需要的基本生活品, 来自进口而不是主要由周围农村提供。随着工商业发展, 城市人口迅速增加, 农村没有多余的粮食和农产品来供应城市需要。另一方面, 由于工业产品大多面向国际市场而不是销往国内, 因此, 工业的发展也没有起到反哺农村的作用。总之, 乡村没有能为城市提供农产品和工业原料, 城市产品也不能在乡村找到市场, 所以安特卫普的城市与乡村经济关系出现了脱节。这种情况在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时, 就会关系到城市的民生了, 因此, 后来尼德兰革命的战火烧到安特卫普, 其衰落也是必然的。
总结
纵观16—17世纪这两个商业中心城市的兴衰, 都是在西班牙的霸权力量之下崛起, 而又因为帝国实力的削弱而衰落。而大航海时代一个国家的迅速崛起, 又是以殖民扩张和掠夺为其基本表现形态, 而这种扩展与掠夺也是一个国家中心城市兴旺发达的关键因素, 因为当时谁掌控了海权, 谁就垄断了贸易;谁垄断了贸易, 谁就得到了财富。然而建立在强权掠夺上的财富不等同于真正的经济实力, 没有工业基础的城市, 其繁华也是昙花一现, 当北美的金银枯竭, 贸易的商人撤离, 帝国的霸权崩溃时, 城市面临的也就只有衰落的命运。
叙利亚上演“战国时代” 第2篇
大国博弈：“代理人战争”还是“新冷战”？
美俄等全球大国的参与使得叙利亚内战产生了巨大国际影响，以至于一些媒体认为“叙利亚冲突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代理人战争”，是“一场新冷战”。事实上，笼统地称其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代理人战争”并不准确。因为就目前而言，卷入这场内战的外部力量至少包括了两个层面：其一是全球层面，表现为俄罗斯与美、欧之间的角力；其二是地区层面，表现为叙利亚周边国家在地缘政治、军事外交、宗教思想等领域的争夺。
在全球层面，俄罗斯不仅多次拒绝了西方国家制裁叙利亚政府的提议，而且坚持为阿萨德当局提供政治和军事支持，甚至派出特混舰队前往地中海为其撑腰，最近又决定向叙利亚提供先进的S-300防空导弹系统。由于S-300防空导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防空导弹之一，有西方媒体认为“若叙利亚政权使用该系统，那么西方空军尝试改变叙利亚战争走向的任何努力都将极大复杂化”。至于俄罗斯为何力挺叙利亚当局，有人认为是因为俄罗斯在叙利亚有巨大经济、军事和战略利益，有人则认为是源于俄罗斯提升国际影响力的诉求，还有人认为是俄美全球对抗的一种表现。不过，俄罗斯的立场能坚持多久，恐怕还需进一步观察。
美国和英法等欧洲国家是俄罗斯之外的主要角色。和小布什时期相比，奥巴马政府在中东问题上似乎保守一些，但美国并非对叙利亚问题漠不关心，只不过它更希望由欧洲国家或周边国家出面，自己则扮演幕后角色。英法等欧洲国家显然比美国积极得多，今年5月底，欧盟成员国最终达成一致，解除了对叙利亚的武器禁运，从而为欧盟国家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铺平了道路。事实上，在此之前，一些欧洲国家就已通过各种管道给叙反对派提供军事支持。
不过相比于利比亚问题，西方在叙利亚问题上更为谨慎些。原因不外两点：一是叙利亚的复杂性远甚于利比亚。叙利亚地形复杂，教派林立，内部冲突极易溢向境外，而且叙反对派的力量不及当年的利比亚反对派。二是西方国家之间存在严重分歧。目前西方国家的立场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干涉主义者，认为强力介入叙利亚冲突的时机已经成熟，继续拖延不仅会引起叙反对派的怨愤，而且很可能会导致将来对基督徒和阿拉维派的“种族清洗”；另一类是孤立主义者和沉默主义者，认为“那些敦促美国进一步介入叙利亚冲突的人还生活在过去”，他们认为美国已无法且不应该继续主导中东政局。美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则不无忧心地指出，美国干预叙利亚极可能会“引发一场地区动荡”，因为谁也无法预料阿萨德政权之后的叙利亚局势。
支持还是反对？
地区大国的“小九九”
在地区层面，各方围绕叙利亚的斗争更为复杂。伊朗是目前叙利亚政府惟一的地区盟友，这不仅是因为阿萨德政权与伊朗同属什叶派，还在于二者在西方压力面前有着共同的地缘和战略利益。根据外媒报道，伊朗不仅向叙利亚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而且还派出了军事顾问、志愿人员等直接参加战斗。来自什叶派的伊拉克马利基政府也对阿萨德政权表现出某种同情。伊拉克不仅暗中为叙政府提供燃油，而且对前往叙利亚参战的伊拉克什叶派志愿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作为美国的地区盟友，马利基政权无论如何都不会走得太远。
而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周边国家，不仅包括了作为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沙特、约旦、卡塔尔等，还包括土耳其、以色列等非阿拉伯国家。仅卡塔尔两年来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的援助已经超过30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由阿拉伯国家组成的阿盟在其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成为向巴沙尔“逼宫”的主力。
原因不难理解。叙利亚是中东惟一和伊朗公开结盟的阿拉伯国家，不仅在国际事务中坚定支持伊朗，而且允许伊朗通过叙利亚向黎巴嫩、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提供援助。在历史上，波斯人曾经建立过雄霸整个中东地区的大帝国。因此，很多阿拉伯国家担心，伊朗可能会以叙利亚为据点，进而控制整个阿拉伯世界。同时，伊朗的秘密核计划又加剧了阿拉伯国家的担心。根据以色列专家的评估，目前伊朗的“泥石”、“流星”两款导弹最大射程可达2300公里以上，可以覆盖整个中东地区。在中东，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受到北约的安全庇护；以色列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反导系统和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可以抵消伊朗的核威慑。而阿拉伯国家远不具备这些条件和能力，自然担心受到伊朗核霸权的胁迫。正因为如此，沙特等海湾国家才会不计前嫌地悄悄向以色列提供飞机过境通道，支持以色列轰炸伊朗。而与伊朗过从甚密的叙利亚自然也就成了其他阿拉伯国家怨愤的对象。在这些阿拉伯国家看来，伊朗长期在中东什叶派群体中进行渗透，要消除这种威胁，必须首先斩断叙利亚这个重要的渗透通道。
在非阿拉伯国家中，土耳其和以色列是值得关注的两个角色。“阿拉伯之春”后，土耳其已经放弃了“零冲突”外交，转而采取激进的反阿萨德政权立场，双方一度炮火相向。虽然现在土耳其的调门有所回落，但它仍是外部援助叙利亚反对派的主要物资中转地，并有可能成为西方军事干涉叙利亚的核心基地。以色列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转变更值得玩味。总体上，以色列一直保持低调和沉默，不希望引火烧身，直到去年6月才开始公开谴责阿萨德政权。以色列国内目前存在两种声音：一种观点认为，实现“民主化”后的叙利亚可以摧毁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之间的同盟关系，有望为解决伊朗核问题创造条件；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缺乏中央政府权威的后阿萨德时代，叙利亚很可能会陷入内战与混乱之中，从而成为“圣战者”的天堂，严重威胁以色列东北部的边境安全。不过，最近有以色列学者提出，“一个失败的邻国远比一个强大的、伊朗支持下的国家对以色列更有利”。
中国：坚持原则的“超脱”
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同样深受国际社会关注。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多次和俄罗斯一道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西方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决议，还由于西方国家在中东影响力的逐渐衰退导致国际社会调高了对中国的期望值，希望中国能够在叙利亚等热点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
相比之下，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相对“超脱”一些。中国政府多次表示愿与叙利亚各方保持沟通和接触，但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叙利亚内部局势，并始终坚持“叙利亚的前途命运应由叙利亚人民自主决定”。不过，叙利亚冲突还是给中国外交出了一道“难题”。一方面，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海湾国家及其主导的阿盟和海合会，都希望中国积极参与，支持推翻阿萨德政权；另一方面，“不干涉别国内政”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外交原则，中国不可能轻率而毫无原则地干涉叙利亚内部事务。与此同时，美国一些战略专家认为，由于吸取了“利比亚的教训”，因此中国拒绝接受西方任何可能导致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的建议。
伊比利亚时代 第3篇
1837年维多利亚继位,这并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开始,在英国历史学家盖希《皮尔时代》(N.Gash:The Age of Peel)一书称:从1815年——1848年,“实际上是维多利亚英国的形成时期”这个形成时期包括维多利亚即位以前的二十二年又包括她即位以后的十一年。其实维多利亚时期是指英国一个特殊的时期,并不是单指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而是一个前后相互继承的时代。
一、维多利亚风格的形成
维多利亚时代形成过程中,其实是伴随着一个动荡的年代,各式问题丛生,经济上、政治上、宗教上、人民生活水平等,都在急剧变动,这对风格的产生都会有直接的影响。国外原因促使维多利亚时代辉煌的是英国海外殖民扩张的积累,国内工业革命导致技术的革新,让英国的步伐伴随着火车的鸣笛声使向全球,使英国成为世界霸主“日不落帝国”,最终形成了维多利亚风格。
维多利亚风格满足了新兴资产阶级贵族们的需要,准确的说,它不是一种统一的风格,而是各种欧洲古典风格折衷混合的结果,新生资产阶级企图利用繁琐、华贵的设计来炫耀自己的财富的欲望。维多利亚折衷古典主义风格是一种无原则主义,是对古典主义(古希腊风格、古罗马风格)、巴洛克、洛可可、伊丽莎白式、哥特式等历史风格的结合,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伟大时代,为后来的现代主义运动的诞生吹响了号角。
二、维多利亚风格在室内装饰中的营造
维多利亚时代装饰风格的发展非常复杂,在装饰中流行古典折衷主义风格,模仿和抄袭欧洲历史上各个时期经典的样式,加以混合拼凑为重点,设计师将不同风格进行搭配和堆叠,不可避免的走向了矫揉、繁复造作。但是,直到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住宅空间的划分标准开始形成,空间内部尺寸、房间的数量、布局、家具的类别以及墙面的用色和纹饰、都需要遵循一定的目的性进行装饰,这大大推动了室内设计的发展。
1、玄关的装饰
玄关在室内设计中虽然面积不大,但是使用的频率较高,满足基本的换鞋和更衣的实用功能之外,维多利亚时期贵族阶层也常利用玄关的特殊地理位置进行装饰,主要应用深色的实木家具和粗犷的装饰来突出男主人的权利和地位。墙面上悬挂各式的兽头、兽皮、鹿角或者织毯类的装饰物;玻璃上镶嵌着家族的荣誉徽章;为了集中客人的注意力,玄关颜色的设置不宜过于鲜艳和醒目,而常利用深沉朴素的日本风格作为视觉聚点。
2、客厅的装饰
客厅顾名思义供居住者接待会客、娱乐、团聚等活动的空间,在家庭布置中往往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常追求规整庄重和大气的格调。维多利亚时期的客厅以18世纪的路易十六式和拿破仑时期的装饰风格为主,崇尚厚重堆砌的繁复装饰效果。在客厅内,家具使用造型优雅、线条细腻、宽敞舒适和细部镀金的“奇彭代尔式”家具为主,以及搭配缝着流苏边的缎面沙发。装饰柜的陈设以东方舶来的花瓶、人偶、印花的墙纸和厚重的天鹅绒窗帘为主,墙面的鎏金画框光彩夺目,大理石的壁炉雕饰及其华美。客厅凸显尊贵的地位已经超越装饰的本身,在那个变革思潮即将到来的时刻,奢侈的疯狂难以避免。
3、餐厅的装饰
维多利亚时期非常重视餐厅的装饰,常用意大利文艺复兴、拿破仑帝国时代、詹姆士一世王朝、英国都铎王朝、伊丽莎白时代和乔治时代等等这些风格常混杂一起使用。餐厅以橡木家具和场面宏大的历史绘画作为装饰,墙面钉着深色的护墙板作为防止油污的隔层,尽量保护墙面的壁纸或印花的墙布;餐桌常临窗子而设,将优美的景色引入窗帘,增添就餐的愉悦。
4、卧室的装饰
卧室是供人在其内睡觉、休息或进行性活动的房间,需要考虑物品的摆放、方位,整体色调的安排以及材料的舒适性等都是不可忽视的环节。维多利亚时期卧室的装饰不及客厅豪华,但是在纺织品和木材的选择上通常取最名贵的作为装饰,精雕细琢的艺术工艺彰显主人奢侈的生活状态。
三、结语
总的来说,室内设计在维多利亚时代是高度发达的,贵族对其的追求,使得装饰上一直在模仿历史风格,一个繁荣时代的大杂烩使维多利亚风格成现出不同的特征,矫揉造作是对其的评价,早在1876年,库伯(Cooper)在《陈设的艺术和美学原理》中就批评维多利亚风格并没有表现出良好的品味,不过是显示出精神的贫乏,只是关注个人的兴趣而已。我觉得我们对维多利亚风格的评价过于偏激,在那个世纪之交的时代,它促进了现代设计的产生,矫揉造作只是在展现国家实力,那时英国是全世界的霸主,它必须反映出一种奢华、繁复的风格来威慑其他国家,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一种产物。
维多利亚时期的装饰元素运用在实际当中,表现出来的是独特的艺术魅力,为室内设计创造了一个新的标准样式,玄关、客厅、厨房、餐厅等装饰样式讲究奢华,多种风格的模仿其实是对历史朝代的向往,对那时繁荣景象的一种追求。当然,维多利亚风格后期的模仿风气日益膨胀,严重影响了建筑、家具、服装的设计与制造,促成了工艺美术运动爆发的原因之一,也是预示着一个更加光明的时代到来的黎明前奏。
参考文献
[1]《维多利亚与爱德华时期建筑》[英]艾弗里著,刘英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10
[2]《外国建筑史》陈志华著.4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3]《世界现代建筑史》王受之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12
伊比利亚时代 第4篇
澳大利亚总理朱莉娅·吉拉德是第一个没结过婚的女总理。澳大利亚人民能接受这样一个红头发、另类的女人，一点儿也不奇怪。
1894年澳大利亚妇女即获得选举权，虽然还没有被选举权。
1902年澳大利亚妇女获得了选举权。这是西方法律体系中首次允许妇女参政议政的国家。走在了世界的前面。
澳大利亚联邦南澳大利亚洲（简称南澳洲）走在了这个国家的前面。
山东省与南澳洲1986年成为友好洲省，贸易频繁，青岛啤酒所用大麦全部从这里进口。2012年9月，山东妇女代表团首访南澳洲，这是第一次妇女之间的访问。
阿德莱德市博物馆
阿德莱德市是南澳洲的首府，这个以威廉四世的王后阿德莱德命名的城市建成于1836年，位于澳大利亚版图的南端。这是澳大利亚为数不多的不是作为囚犯流放地的城市，大航海时代，南澳洲是唯一可以自由移民的州府。威廉·莱特上校设计了这座城，建筑物之间有漂亮的公园以及城市广场，有轨电车仍然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几百年来为市民喜爱，从未放弃。
这是一座安静的城。
从阿德莱德山俯视全城，是海岸边一个狭长、呈棋盘状的城。之上，是湛蓝的钻石一样炫目的蓝天。9月，正是南半球的春天，阳光透过无比清澈的空气，令人完全没有办法迎着光睁开眼睛，是高更的塔西提岛的艳阳。这里两岁的小BB也戴着墨镜。紫荆、玉兰、山茶花在这个季节怒放，风里满是芬芳，我们面对这个城无言，为这座城所震撼。“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结尾，一个人说：“这座城就是瓦尔特。”之后升华了的音乐要将人的灵魂托起，镜头中是那英雄的城。
第一站是阿德莱德市博物馆。
9点整，推开博物馆厚重的门，神色庄严、个子高得吓了我一跳的馆长站在门边，她穿宝蓝色高立领凤穿彩蝶的上衣，唐装的改良版，是专为我们的到来吗？她的头颅一直仰着，又骄傲又诙谐，像一株杉树。舒婷在《致橡树》里说绝不做攀援的凌霄花，必须是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站立。她一定是一棵树，可以在南太平洋刮来的台风中孤独地站立的一棵树。
她是简·洛马克斯·史密斯（Jane Lomax Smith）博士，一位医学博士，阿德莱德市曾经的教育部长。让男人肃然起敬的女人。她还是竞选州长失败时，面对市民洒下过热泪的女人。
她引导我们进入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有这片大陆的两种宝藏，澳洲宝石、原住民毛利族的历史。
澳洲宝石以七彩宝石著称，是英国女王王冠上的宝石，每一个澳宝都可以在不同的光线下呈现七种颜色。而毛利族，这是白人殖民史上曾经耻辱的一页，就像美国人驱赶印第安人建国一样，在这片英联邦曾经的领地上，白人以同样的殖民方式驱赶了土著毛利人。
这个博物馆里，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以及自然科学家用他们的手将历史的碎片拼凑成它们原来的摸样，还原了一个从亚欧版块分离出来、漂流到南半球的蛮荒、神秘、充满野性然而生机勃勃的大陆。
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博物馆针对5岁以上儿童的研究项目，宗旨是告诉澳洲的孩子这片土地曾经真正的主人——毛利人。他们的图腾、石器、飞去来器（那个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凶器），可以治愈刀伤的神秘草药，以及色彩斑斓的纹身及头上的羽毛。由专家组成的志愿者详细讲解过去的传奇——史密斯博士说：“这是，多么令人骄傲的过去。”
南澳洲政府主管土著事务的Neride Saunders女士在政府为我们举办的晚宴上为我们讲解澳大利亚的意思是“红色袋鼠的产地”。她说这是梦幻般的名字，在毛利族的文化中，对梦境的描述和解释是口述历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她为我们说毛利族的梦，诗意的、色彩斑斓的歌声和舞蹈中所蕴藏的丰富的信息，将它们解码，就是独特的历史。
Neride女士就是毛利人，一位60多岁的长者，骨骼宽大，面目慈祥，放到中国的民间，可以做任何孩子的祖母，用她所剩不多的、漏风的牙齿说着悬玄一般的毛利族的过往。
白种人登上这块大陆拍下的老照片及用家庭摄影机记录下的毛利人狩猎和生活的场景，都在这里展示、播放。许多许多的毛利人带着子女来这里看自己的家族史。这个博物馆收藏了300多个土著部落的历史，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一家。
孩子们非常喜欢这里，一块20多米长澳宝的横切面摆放在大厅，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层闪耀着不同光泽颜色的宝石，像一只多彩的巨无霸宝石大汉堡，引诱着人们吞下。澳大利亚曾被称为新金山，以区别于美国的旧金山，吸引了全球的冒险家来寻宝，这其中就有不少中国人。
每年，有60万孩子来这里上课，博物馆所有的培训项目都与课本结合，每月一个项目，针对不同的年级。史密斯博士的未来计划是实现一天一个项目。她骄傲、自信、坚定的眼神让我们相信，她是可以做到的。
常常有土著人进来与他们讨论。“嗨！咱们来谈谈吧！”
史密斯博士会备下热咖啡、茶以及点心，与他们讨论，就像我们今天这样，讨论很热烈，我们都是女人，有共同的话题。
她说她是一名斗士，在她祖母和母亲的时代，“女性展开了一场战争”，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澳洲女性大规模地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占领过去男性主宰的各个领域。现在，史密斯说：“这场战争结束了。”
现在，求职的面试仍然存在歧视，虽然女性受教育程度已经远远高于男性，参加工作的女人也多是从事低薪行业或在同一领域中从事低薪职位。然而说到博物馆，120个员工，女性占到一半以上，她说这句话时轻轻地扬了一扬头，这是一个值得扬一扬头的比例。
这里有70个志愿者，全部是博物馆退休的专家。“最大的年龄有多大，你们猜猜？”
“90岁！”
有轻轻的惊呼声。只是，她今天没有来，我们非常期望看到90岁志愿者的摸样。那个老奶奶，也如馆长一样腰背笔直么！
博物馆的资金一部分来自政府，“但那是远远不够的！”史密斯说，“我们一直在寻找有钱人。赞助商来自采矿公司，红酒以及巧克力的制造商。”
我们的团长翟黎明主席邀请她在方便的时候来山东看看，诸城有全世界最大的恐龙化石博物馆，这次，是史密斯发出轻轻的惊呼。在这个博物馆，有一个巨大的鲸鱼骨架。
史密斯见过中国的第一任驻澳女大使付莹（现任外交部副部长），在她听到我们团长说起中国以及山东女性的地位时，发出了又一声惊呼！我们给博物馆赠送了孔子像，她听到孔子的名字，肃然起敬，我拿出我们的刊物，她端详了好一会儿，说名字真好，回去好好看看。
她送给我们一本厚厚的画册，说出的一句话我们都笑了——“在澳洲，很少能找到一个礼物不是中国制造的。”
我们的下一站是阿德莱德大学，博物馆的邻居。史密斯领着我们“抄一条近路”。（用她的话说）
原来那条近路要经过博物馆一个设计独特的铁门，在石板的路面以及铁门的栅栏上有飞跃的鲤鱼，当然是雕塑，永生永世停留在跃起的那一刻。史密斯博士一指那门——
“那是鲤鱼跳龙门。”
阿德莱德大学性别研究中心
出了门就是阿德莱德大学，厚重的砂岩楼，已经让海风吹得看不出它们原来的颜色，脚下无一例外的草坪，躺在草地上晒太阳读书的学生，偶尔抬起头来看看路过的人，眼睛清澈，仿佛可以看穿心灵，全世界所有的学生都有的眼神，多少都带着几分孩子气。
南澳政府国际合作办公室主任贝基·李女士领着我们来到一栋三层高的黄色小楼，楼梯很奇特，像过去老房子建在户外的消防楼梯，踩上去发出咚咚的响声，有夹着书的学生从我们身边经过，快速而又安静，他们会对陌生人点头微笑，十分有礼。
自1874年创校以来，阿德莱德大学一直是澳洲最具历史、代表性和实力的顶尖研究型学府之一。澳大利亚8位诺贝尔奖获奖者，有5位来自这所大学。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红酒管理课程在国际上极有代表性，此前我们拜访的位于巴罗萨谷的御兰堡（Yalnmbe）酒庄首席酿酒师路易萨·露丝（Louisa Rose）女士就毕业于这所学校红酒管理专业，只是，在那个时代，她是这个班唯一的女性。现在，她是澳大利亚为数不多的女酿酒师之一。
这所大学的5位诺贝尔奖获奖者分别取得的成就是：使青霉素的生产成为可能；发现幽门螺旋杆菌；发明抗流感药物。这几项成就挽救了我们这个星球上亿人的生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阿德莱德大学与澳大利亚的另外5所高校都被称为砂岩学府，原因之一是校舍采用砂岩为外墙材料，还有一层含义是全部始建于一战（1912年）之前，是最古老的大学。阿大强调理论而非实用，学生多来自高收入家庭，毕业后从事的职务收入亦高，与社会体系有较深远的联接。
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这里是全澳洲第一个提倡男女平等观念的大学，也是第一所接受女学生的澳大利亚大学。那还是1881年，远远早于牛津大学（1920）和剑桥大学（1948）。
这里是全澳洲第一所授予理学学位的大学，它的第一个毕业生同时也是它的第一个女毕业生：艾米丽·道威尔（Emilg Dornnell）；
这里是全澳洲第一所设立音乐学院、音乐教授职位和音乐博士学位的大学，同时也是第一所将音乐博士授予一位女士——鲁比·戴卫（Rubg Davg）的大学。
现任女总理朱莉娅·吉拉德就毕业于这所大学。
澳大利亚的女性主义以及性别研究深受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响，美国的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法国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都是今天澳洲年轻女性的祖母以及母亲们当年的圣经。深深地影响了这块大陆知识女性的思想和生活。
一名叫杰梅茵·格里尔的澳大利亚女人的著作《女太监》名列西方七大女性主义著作之首。她在书中写道：女性从小便按照男权至上的意愿被培养，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活力，成为“无权、孤独、性欲萎缩、缺少快乐的人”。也就是一个被阉割的人，即：“女太监”。
上世纪七十年代，讨论、阅读、收藏《女太监》成为当时澳大利亚中产阶级妇女间流行的风尚。这些女权主义的启蒙者以及著作使得澳大利亚女人脱掉了捆绑着她们的束胸，摘掉了体面女人出门必戴的帽子，使身体获得自由的同时亦解放了自己的灵魂。我们此次澳大利亚之行遇到的所有女性，都乐于与我们提及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她们眼里、嘴里的大时代。在说到当下，她们会眼神一转，表情复杂，然后轻叹一口气，“现在放缓了。”
然而经过女性自觉的启蒙与解放运动，我们依然可以强烈地感到澳大利亚女性的独立与活力，可以强烈地感到她们发自内心的女性主体意识、维权意识，感到她们身为女人的阳光、饱满以及骄傲。
你可以在任何时段任何地方的马路上看到骑着自行车或奔跑着的一身肌肉的女人，无论年龄，脸色无一例外地让太阳晒得通红，虽然皮肤癌已经成为这块最干净的大陆上位列第一的杀手，也无法阻止女人们、男人们以及他们的孩子做日光浴，让阳光把他们晒得通红。多雨的冬天刚刚过去，他们珍惜春天的每一寸阳光。
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段的公共场合看到出行的一家人，男人背着或抱着最小的孩子，一副新好男人的模样，女人挺着小胸脯铿锵有力地走在他们身边。因为，男人更有体力。
——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天然的，是女人们通过努力获得的。她们的自信写在脸上，随处可见。
受教育的程度影响了她们女性意识的自觉。使她们更加地开放。
从维多利亚时代之前的体面男性根本不可能在街上抱孩子到今天，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
性别研究中心的总监克瑞斯和她的同事安娜在等候我们，一进门扑面而来的就是咖啡伴着奶油曲奇小饼的香味。
克瑞斯一年前和妈妈去了北京。“妈妈今年80岁”，她说起妈妈的年龄时，表情生动、夸张。克瑞斯告诉我们：“有人说我名字的意思是——刀。”
“我们去了长城。不到长城非好汉。”她用夸张的肢体语言表达“好汉”这个中国人的概念。
然后突然平静下来，望着我们的眼睛说：“看到长城，我就哭了。”
克瑞斯说一直喜欢中国，喜欢北京，喜欢香港。
也喜欢北京烤鸭。谁不喜欢呢？
克瑞斯和她的同事无论衣着还是发式都散发着强烈的学院气息：舒适、随意。连她们的性格也是如此，放达、开朗。会仰起头来哈哈大笑，一会儿又俯下身体向你靠过来，亲切地耳语。
她们的不拘小节，身上流露出的一点点丈夫气都能暴露出她们的身份——女性主义者的身份。
“我们是一家性别研究中心，不是解决问题的机构，希望集聚各个领域的性别研究者，可以是社会学者，也可以是艺术家，可以是法官，也可以是医生，我们从方方面面研究性别的共同与差异，以及形成的原因。”
克瑞斯的研究不仅针对当代，也针对历史和国际。
她说：“有些课题你们或许有兴趣，比如：性取向和健康。”她用眼睛盯着我们，停顿了一会儿，期待我们的反应。又接着说，“男性主义和男性”，“性别与环境”
“澳大利亚有一种说法，认为性别发展并没有不平等。但是，性别歧视是存在的，我们用研究提供数据的支持。比如，家庭暴力。”
我们此行接触到频率最高的名词就是“家庭暴力。”
克瑞斯的性别研究中心2006年的统计表明，在澳大利亚，每20个女性中就有1人在同一年经历过一次家暴。家庭暴力是目前造成澳大利亚女性死亡、重伤、重残的重要原因。她说——
“就相当于普通人的高血压一样，家暴如此普遍。”
克瑞斯的研究令我们一行震惊，那些看起来在公共场所彬彬有礼的绅士，回到家里有多少人会打他的老婆呢？还有在全澳大利亚所有马路上跑来跑去的肌肉男，有多少肌肉会抡到他妻子的身上？
性别研究所对家暴的解释是；不仅仅包括肢体暴力，也就是打老婆，还有语言的暴力，不说话也是其中之一，叫“冷暴力”，还有性暴力，挣回钱不交给妻子也是其中一种，是“经济暴力”，如此等等。
安娜告诉我们：“很多传统上被认为是私人领域的问题都应该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家庭暴力就是其中之一。”
在性别研究中心的调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澳大利亚，男女薪金也是不平等的。全职女性占到42.7%，在2011年的法律裁决中，关照行业（保姆、护士等）是女性集中的行业，薪金是较低的。2005年的统计表明，同在护理行业，女性工作负重是男性的2倍，然而收入不比同行业男性高。
克瑞斯认为最近几年，妇女组织遇到了更大的困难，政府的资金远远弱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虽然政府将一些民间部门变成了政府部门，然而，这些机构不再为妇女说话。比如戴尔女性健康中心，自从政府吸纳之后，这个中心就对男性开放了，女性已经失去了独享的权利。“而我们应该保证有些机构必须是专门服务于女性的。”
这个研究中心的许多课题都吸引了我们，她们独特的视角，研究的方法都有很多可取之处，有待于在未来的交往中加深了解。
克瑞斯和她的伙伴每年三·八节都会举行一个大Party，邀请两千多女性共进早餐，这是在阿德莱德市最具影响的社会活动。
她们还培养研究0～2岁儿童的机构，专业女性中心，强奸救助中心，干预社会生活。
我们与克瑞斯们相谈甚欢，在许多方面表达出女性的共识，当她们听到山东省妇联建立的遍及全省的12338维权热线，听到政府用立法的方式保证女性在村里参政的比例，那真是羡慕不已啊！我们喝了一壶又一壶的红茶和咖啡，她们的曲奇小饼干特别的香甜。
告别的时候到了，我们相互拥抱，克瑞斯对我饱受批评的超短发型表现出高度的兴趣和夸奖（是真的么？）。
伊比利亚时代 第5篇
关键词：维多利亚时代,品牌,冲突,融合
一、维多利亚的秘密—探寻品牌故事
作为内衣的顶尖品牌——“维多利亚的秘密”在近些年悄然走入我们的视野之中并广受年轻人的追捧。据说在维多利亚时代,女人们的装束层层叠叠十分严密,裙下的秘密自然最能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和窥探欲,借此概念,创办人希望自己的商店及产品能够体现维多利亚时代的闺房景象。
仅仅从维密的品牌故事中我们便能对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有一些的了解,由此进入到我们对论题的讨论。
二、维多利亚女王引领的潮流
对英国人来说,维多利亚时代是他们永远引以为傲的年代。她在位的64年间,是英国最强盛的“日不落帝国”时期。“在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病危的消息传播出去的时候,全国上下都是惊讶和哀痛,仿佛即将要发生一种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了。她的臣民中绝大多数人从来就不知道没有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是什么日子。”
1840年维多利亚女王举行婚礼。女王独特的白色蕾丝装饰而成的礼服和白色绸缎宫廷拖尾,头部的饰环以假的橙花弯折而成,再加上一条置于脑后的霍尼顿蕾丝纱网。这一举动。使英国社会一致认为穿戴白色礼服、头戴纱网和橙花头饰是新娘礼服的标准配备。这一时尚也奠定了此后两百多年英国白色婚礼礼服的基础。在维多利亚女王结婚后,英国进入到了黄金时代。提到维多利亚女王,必须提到她的丈夫即阿尔伯特亲王。
三、万国博览会—阿尔伯特亲王的梦想
1851年,由于阿尔伯特的提议,英国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向公众展示了工业革命的奇迹,使鼎盛时期的英国全球霸主地位不可撼动。1851年5月1日,女王主持了万国博览会的开幕式。万国博览会的成功使维多利亚几乎兴奋得疯狂了,她在日记里写到“我们历史上最隆重的日子,最美丽最堂皇最惊心动魄的空前大观,我心爱的阿尔伯特的成功,阿尔伯特的最亲爱的名字将因此大计而永垂不朽,他和我的亲爱的国家也显示出他配受此荣幸。这次的成功真是大极了。”
的确,万国博览会后,连那些最痛恨这一举措的嘲骂者也回心转意,开始歌颂这一功德。经济方面的收入也同样可观。在开展的六个月里,参观人次达到了600万以上。最后,水晶宫不得不移到清净的塞屯南区保养。
四、回归传统的“艺术与工艺运动”
万国博览会是工业革命后人类近半个世纪技术成就的综合检阅,也是这一时期技术与艺术分离的问题表现,即这次博览会上的大部分展品都由机器制造,但是这些产品的造型和装饰设计仍然照搬传统手工产品样式,人们在使用工业产品的同时,审美趣味却停留在古典装饰风格之中,比如将中世纪时期的哥特式纹样雕刻在蒸汽机的侧板上,在纺织机上添加洛可可风格纹样装饰等。
设计师在工业产品上装饰古典风格的样式,必然会导致艺术与技术不协调的矛盾。当时的一批艺术家预感到新时代的到来,但一时无法看清工业生产的出路,他们甚至认为产生如此丑陋产品的原因是机械生产,因而他们仇视机械生产这一手段,呼吁回归传统,忠实手工生产。而真正为现代设计开启道路的是约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还有在他们影响下开展的“艺术与工艺运动”。这场运动旨主张回溯到中世纪的传统,吸收东方文化,复兴传统手工艺。表达对“真诚的艺术”的执着追求。
莫里斯的室内设计、图案设计,彩色玻璃以及涉足到印刷、装帧设计、产品设计都为我们所熟知。不事矫饰,尊重材料,崇尚自然是其产品的特点。他设计的图案表现出自然的美与抽象的图案之间的张力。他创新的设计完全改变了居室的内部面貌。在维多利亚时代,在光线朦胧的房间里就着昂贵的烛光读书时非常诗意和浪漫的事情,室内陈设的大量的家具及悬挂过多的帷幔成为贵族身份的一种证明。而到了19世纪后期,维多利亚时代室内阴郁、拥挤的格局已经完全为莫里斯所提倡的明亮、简洁的风格所替代。
这场运动从思想来说不过是空想社会主义,艺术家们实际上是想退回到自己设想的乌托邦中——中世纪的情形并非他们想象的那么和谐美好——而不是真正地立足于社会而改造社会。莫里斯不愿意采用任何中世纪以后的方法,可想而知,他所生产的产品价格昂贵,普通能消费的起的仍然是莫里斯所唾弃的工业产品。莫里斯公司绝大多数的产品只能为贵族、富人的生活锦上添花,正如莫里斯自己所感叹的那样“富贵人家的可鄙的奢侈品。”这种情形必然使得燃他们陷入自己所造的怪圈。而莫里斯在晚年的时候无可奈何地承认了机器的力量。
五、结论
现在的我们时不时地也会以上流社会的风向为指向标,如看到英国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婚礼时,会对凯特王妃奢华的婚纱发出由衷的赞叹后,也希望自己可以穿到那么美得婚纱一样,诸如此类的,所以当维多利亚女王的白色婚纱沿袭到现在已然成为婚礼的必不可少的东西了。
如果没有阿尔伯特对办博览会的坚持,主持公开集会、演说、募捐、与世界上每一个文明所及的角落联系,那么,在当时,第一次世博会是不会成型的。阿尔伯特亲王在积极地把英国推向顶端,推荐世人他所认为的强大的英国。所以,对这场博览会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尽管“艺术与工艺运动”本身的局限性,但其后没有任何一个为现代设计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设计史有资格声称自己不曾从中受益,也没有任何一种设计现象能不被追本溯源地在其中找到风格上或思想上的源泉。
参考文献
[1]《西方设计一部为生活制作艺术的历史》邵宏主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
[2]《维多利亚女王》【英】G`L斯特雷奇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伊比利亚时代 第6篇
以碳税落实为标志，工党政府事实上已构筑起一套比较完整的清洁能源发展激励制度网络，这将加速工党政府“绿色经济”施政思路落实。可能对澳大利亚光伏产业和各经济部门产生革命性影响，并可能使中澳光伏技术和产业合作迎来空前有利的局面。
在推出碳税之前，工党政府以“清洁21世纪”战略为抓手，试图促进制造业走上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之路。政府推出包括12亿澳元(约合11.8亿美元)清洁技术计划在内的系列政策，为研发和应用清洁能源技术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和资助。
根据相关政策，政府对积极研发清洁能源的企业给予40%至45%的税收抵免优惠，对研发应用清洁能源得力的制造商则给予直接资金补贴。
如果说碳税构成企业和家庭使用光伏产品的外在压力的话，那么“清洁21世纪”战略则为各经济部门注入了研发和应用光伏产品的内在动力。显然，工党政府正努力从光伏等清洁能源产品的供应端和需求端同时发力，其政策辐射作用着实可观。
澳大利亚太阳能材料技术提供商D yesol有限公司总裁西尔维亚?塔洛克告诉记者，有政府的激励政策，预计澳大利亚企业界将更多谋求减少碳排放，并更多选择安装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技术设备。今后数年，预计可再生能源技术领域将迎来更多投资。
塔洛克认为，这将刺激光伏技术市场繁荣。据市场咨询商“纳米市场”估算，到2016年，澳建筑物用光伏产品市场规模预计会达到64亿澳元(62.9亿美元)，可以说市场前景广阔。
展望澳大利亚太阳能利用前景，澳大利亚太阳能协会首席执行官约翰?格里姆斯指出，国际能源机构曾预测，到2020年，光伏发电占澳大利亚发电量的比率可能从现有的1%提高至5%。但受今后政策因素等影响，这个预测可能较为保守。
谈到中澳之间在光伏领域的合作，格里姆斯指出，尽管国情不同，与澳大利亚一样，中国同样正在致力于减少碳排放。到2020年，中国单位G D 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到45%，并将这一目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他认为，这种“绿色经济”的共有思路和政策，将构成中澳间今后扩大光伏领域合作的重要纽带。
中澳两国光伏产业不仅在技术、市场、投资等领域具备天然的共生性，业界人员互动方面也具有极深的渊源。譬如，尚德的创办人施正荣就毕业于新南威尔士大学，且已经取得澳公民身份。另外，据格里姆斯介绍，不少澳大利亚高校的毕业生在晶澳太阳能公司、英利集团、中电光伏和江西赛维集团等中国光伏企业任职。
尽管两国光伏产业合作已十分密切，格里姆斯仍认为，中澳光伏产业融合程度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今后升级潜力巨大。他举例说，近年来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已经是世界头号风力涡轮生产商，全球十大光伏设备制造商中的7家来自中国。而相对而言，澳大利亚缺乏合适的项目来承载投资，国内光伏产业规模有限。中澳双方可在产业发展方面共同探讨破题之道。
分析双方各自优势，格里姆斯判断，在光伏产业合作中，中国在技术研发、行业标准和可再生能源目标制定方面需继续向澳方学习；而澳大利亚则需在技术商业化、施政优先顺序和政府战略投资方面多向中方借鉴经验。由于双方在地缘、人缘、技术、市场方面的巨大互补性，以及碳税新政所发挥的辐射作用，将有力推动澳大利亚光伏产业进一步做大，并可能推动中澳光伏产业结成某种战略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