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批评范文（精选3篇）
叙事批评 第1篇
评价翻译作品的好坏即是评价译作和原作的意义和意境是否统一, 原作的内容和形式是否得到有效传达;评价文学作品的好坏即是评价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是否得以有机结合从而使文章兼具形式与内容方面的美学价值。文学作品的作者通过文本作为纽带实现和读者的交流, 读者通过文本对作者的意图和作品的意义获得认知和了解;同样, 翻译作品的译者通过译作作为纽带首先实现和原作者的作品形式和意义的共鸣, 并通过译作作为纽带和读者交流, 读者通过译作对译者的意图和作品进行评估, 翻译批评者则通过从内容和形式的角度对比原作和译作对译者的意图和翻译的质量进行分析和评价。正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著名翻译理论家Mona Baker所说, 翻译的本质是再叙事 (Translation as renarration) , 翻译实际上就是译者在对原文理解的基础上一个再叙事的过程;而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的创作更是和叙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小说的本质是叙事, 叙事是小说的灵魂。可见, 翻译实践和叙事学有着相似的研究范式, 本质上都是叙事, 从事翻译批评和叙事批评可以采用叙事学的理论进行。所以, 从叙事学的角度去解读小说的翻译过程, 可以在更为全面科学的层次上建构小说的翻译研究, 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和科学性。
2叙事批评与翻译
叙事批评即参照一定的标准对叙事作品及其内容和形式进行全面的评价。叙事批评是对叙事内容和叙事形式的分析, 即分析“是什么”“怎么说”是否很好的呈现给读者。叙事学的基本元素由叙事者, 时间因果分析 (形式分析) , 受述者等组成。
叙事批评参照叙事学的标准对文本进行批评赏析。有广义的叙事批评, 也有狭义的叙事批评。本文提到所采用的叙事批评是针对翻译的狭义的叙事批评, 即是文学叙事批评, 文学叙事批评是用叙事学的方法来进行的文学批评。华莱士·马丁人文这种叙事批评, 关注的是诸如人物塑造, 视点, 描写, 文体等特性, 20世纪20年代的, 叙事学理论起源于俄国形式主义和弗拉基米尔·普洛普所开创的结构主义叙事先河。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罗夫斯基等人发现了叙事中“故事”和“情节”的差异, “故事”指的是按实际时间顺序作品叙述的所有事件, “情节”则是指在作品中事件出现的实际情况, “故事”和“情节”直接影响叙事学对叙事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故事”和“情节”的概念来指代叙事作品的内容和表达形式, 勾勒出了后经典叙事学研究聚焦的故事与话语两个层面, 从而突出了研究叙事作品中的技巧。小说的叙事技巧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结构的安排, 即托多罗夫所提出的故事语法;二是热奈特所提出的叙述话语, 即讲述某一事件或一系列事件的口头或笔头话语。小说的翻译与创作的不同点在于翻译过程中, 与翻译直接相关的不是叙事的故事层, 而是话语层。故事是独立于作者的写作风格的, 因为同一故事完全可以通过不同的风格表达。作者通过其独有的叙述话语来创作人物和反映社会现实, 从而形成特有的写作风格。所以, 文学翻译过程中的译者应该在充分注意小说的叙述话语后, 再采取合适的手段传达原作的艺术性。叙事学现在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但其根源是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产生出来, 其目的也是为了对文学产品的叙事行为和叙事文本进行解读, 翻译批评则是针对翻译作品, 也就是再叙事的评估与评价, 因此, 了解叙事批评和翻译批评, 就要了解叙事学的相关知识。
近些年来, 对小说, 诗歌等文学的翻译作品汗牛充栋, 学界和社会上对这些作品的批评也是日渐增多, 而这些批评大多是一家之言, 相对较为主观, 发表评论缺乏理论。对翻译批评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中国翻译词典》184页, “翻译批评”词条, 1997年, 湖北教育出版社对其的定义是“翻译批评即参照一定的标准对翻译过程及其译作质量与价值进行全面的评价。”例如“分析原作, 着重了解原作者的意图和原作的功能”其本身就是叙事批评, 再如“分析译者翻译原作的目的、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及其译作针对或可能吸引的读者对象”就是叙事学中分析隐含读者和作者意图等的技巧方法。
将叙事学引入翻译批评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和科学性, 并能较好地分析翻译作品的形式和美学价值, 叙事批评也为联系作品翻译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桥梁。20世纪90年代以来, 陆陆续续我国的少数学者尝试用叙事学进行了小说翻译批评。尤以申丹老师最为突出, 她试图从文学和文体学的层面, 结合叙事学来构建小说翻译批评的体系。很多其他的学者也尝试了从叙事学的角度对译作进行翻译批评, 郑敏宇分析了作者主观叙述与小说翻译的关系;方开瑞论述了文学小说翻译中的人物视角问题;唐伟胜和王克友则结合叙事学分析了小说翻译中的引语转换。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转化为另外一种语言的过程, 而世界上并不存在两种完全相同的语言, 这也就意味着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信息流失或者信息偏差的过程。这种偏差可能是形式上的偏差, 也可能是内容上的偏差。德国语言理论家洪堡特认为, 语言和民族精神力量密切相关, 是民族语言意识的产物。 任何两个民族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民族精神, 因此, 将一种语言翻译另一种语言时, 试图完全再现源语文本中的源语民族文化, 传递其本身能够传递给源语民族语言读者的所有信息是不可能的。译者只需要取其所属的文化视角解读一特定文本, 然后进行再叙事。既然翻译的过程是一个理解和叙事的过程,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现代叙事学中提到:因为讲述者的立足点总有相异, 同一事件往往变得千差万别。在叙事中, 不仅仅观察角度会左右事件的性质, 同时, 叙述者的语气, 材料上的取舍, 重组的过程的运用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故事的叙述和韵味。
翻译中很容易出现的现象是“等值假象”, 从表面上看, 译文与原文的内容是基本相同的。也就是译文与原文的所指是相同, 但文学价值和文学意义却相去甚远。叙事批评的引入很好地避免了这一点, 使翻译批评中的形式和内容得到了有机结合。叙事学使翻译批评家能够更加深入地分析小说的结构特点, 同时注意小说翻译中的文学性流失, 从而把小说的语言形式和美学功能联系起来, 突显其文学意义。所以,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叙事学对于翻译实践研究必不可少,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总结
翻译实践研究和翻译批评除了是一些大家的随笔和读者的感受以外, 更应该有一个合适的理论作为支撑。叙事学理论和叙事批评方法因其和翻译相似的范式和契合的研究方法为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撑, 同时在某种意义上讲, 要做好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 叙事学的理论学习必不可少。叙事学为翻译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视角和方式, 并且保证的翻译作品和原作形式和意义上最大限度的统一。把叙事学和翻译学相结合不仅是一次跨学科的积极尝试, 更是一个丰富理论的创新。
摘要：叙事批评是结合叙事理论对文本作品的形式和内容进行评估分析, 翻译实践则是将一种语言的文本转化为另外一种语言, 两者皆注重文本内容和形式的传达, 注重意境和美学价值的等同性。本文论述了将两者结合的可行性, 指出了叙事学作为理论支撑翻译批评的创新性和科学性。
关键词：叙事学,叙事批评,翻译,翻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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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批评 第2篇
关键词：批评性话语分析,意识形态,性别盟主权,改写童话
作为一种工具语言学,批评性话语分析在其形成过程中就确立了揭示文本中隐含的权势关系的目标。它考查的是文本及词汇所传递的无形的意识形态,文本通过词汇工具或其它语言工具构筑的隐性的权力模式及性别模式,而这些意识形态模式往往借助文本,逐渐成为规范或操纵人们思想的无形规约。M.A.K.Halliday视语言为人类行为而非人类知识,语言意义潜势通过个体的社会化过程而实现(1978);Martin认为批评话语分析的主题,即权势和意识形态贯穿于语言和文化的集合中,并通过形成意义的文本起作用(2003);Fairclough认为,意识形态历来与文本交织,散布社会体系内的文本受众通过对文本意识形态的解读、协商整合为社会系统(1999)。虽然批评话语分析的对象以公共语篇为主,如新闻报道、政治演说等。但是,随着该学科研究的深入,其所关注的语篇类型也不断扩展到文学语篇中。
童话作为一种文体一面可以给人们带来慰藉,一面也承载着人们对社会秩序的默认和接受,从伦理道德到性别角色无一不受到童话的影响和制约,如此得以保持各时代建立起来的社会规范,达到维护秩序稳定的目的。但不可忽视的是童话语篇在为受众带来慰籍的同时,其文本内部隐含的性别霸权也在控制着人们的意识形态。美国童话学者Jack Zipes在探讨经典童话改写和社会演化的关系时提出,改写童话在以反复地质疑的方式探讨和重新利用经典童话,某些童话之所以得以不断被改写,正是由于社会意识变化的需求所致(Zipes,2006:xii)。因此,探讨童话文本中的性别盟主权,对经典童话和后现代改写童话中性别盟主权变化的探讨是批评话语分析的合理尝试。
本文依据批评话语分析中Fairclough的三维分析模式、Halliday的社会符号学理论为分析框架,对所选语料进行语言层面的分析和哲学角度的意识形态分析。研究语料包括两个经典版本和一个后现代改写版本:法国作家夏尔·佩罗著《小红斗篷》(1697)(The Little Red Riding Hood),共计718个单词;德国格林兄弟著《小红帽》(1812)(Little Red Cap),共计1363单词;当代英国后现代主义女作家安吉拉·卡特改写的《与狼为伴》(1979)(The Company of Wolves),共计4049单词。通过对不同时代童话的三个版本的批评性话语分析,探讨小红帽形象在文本中的变化及文本中男性盟主权从强势到弱势的变化,着重探讨安吉拉·卡特在其后现代改写童话中对男性盟主权的颠覆手段。尝试回答后现代改写版本小红帽角色从何角度、以何种语言手段颠覆了男性在这个童话中的霸权地位。
1 理论框架及分析方法
历来性别霸权的探讨往往植根于文学批评框架并能够获得理想的结论,但是批评话语分析采用语言学和意识形态的二元分析角度,能够为我们更清晰地展现出性别盟主权在文本中的变化。Fairclough所提出的“三维”语篇分析法基于其1989年所著《语言与权势》(Language and Power)一书,提出了语篇分析的三个过程为:对文本语言层面的描述、文本形成的解释和社会背景或意识形态的阐释,也即他在1995年提出的文本分析、话语实践分析和社会文化实践分析。“三维”分析概念以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社会符号学理论为理据,视语言为反映权势关系和意识形态的载体,分析角度兼顾从文本、文本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到话语和社会过程的关系三个方面。第一维度的分析以系统功能语法为分析工具,关注语言特征描述、文本词汇手段和及物性分析。第二维度关注话语作为社会实践的产生、流传、分配及社会对话语的消费过程,考察文本互文性特征及所折射的意识形态。第三维度探讨语篇的社会化过程,关注语篇的意识形态或性别盟主权变化。语篇通过某些共识使某社会群体构成联盟,共享某种意识形态。分析了社会活动及实践作为文本的外部条件如何进入文本内部,以“文本间性”角度分析文本被质疑、反驳、重复的原因。
2 三个版本的比较分析
“小红帽”童话因版本不同其主人公性格命运也各不相同。成书于1697年法国贵族妇女沙龙时期的夏尔·佩罗版本目的在于为当时的女性提供道德警示,即“永远不要相信能说会道的陌生人”。文中的“小红斗篷”不仅和狼搭话还听从了狼的建议选择了离外婆家最远的一条路,途中她耽于捡拾坚果、采摘野花、追逐蝴蝶,结局是狼———这一男性代表吞食了故事中的两名女性。这一情节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达到了足够残酷和恐怖的程度,用意在于告诫女性将道德规范谨记于心。格林兄弟版本的“小红帽”(1812)故事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流传最广的版本。该版本降低了佩罗故事中的血腥残暴成分,代之以另一皆大欢喜的结局。增设了男性拯救者人物猎人,他剖开了狼腹解救出祖孙两人,然后合力杀死了狼。该版本以儿童阅读为导向,在于规范儿童行为同时也用于约束女性。近现代以来,小红帽故事的重写版本众多,Jack Zipes编选的《小红帽的考验与苦难》(Th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of Little Red Riding Hood)一书即收录了来自多个国家的38个不同英文文本(李玉平,2010)。本文所选安吉拉·卡特版本发表于1979年,基于女性主义角度把儿童童话改写为以成人为阅读对象的故事,不仅情节复杂多元,而且有哥特式的恐怖色彩。在卡特重写的《与狼为伴》(The Company of Wolves)中,小红帽变身为携带刀枪的勇敢无畏、独立自主的年轻女性,狼则变身成乔装的英俊猎人,在与小红帽的对峙中,狼放弃了他的食人本性,俯伏于女性的魅力之下,故事以小红帽和狼的共眠为结局。对卡特版本的阐释多以其对传统女性角色的挑战和颠覆为重心。
2.1 词汇化和及物性分析
词汇分类(classification)反映人们对世界的感知模式,具体指对人和事物的命名和描述。措辞(wording)使用的不同能反映说话者或作者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及感受。而且选择具体词汇的过程同时也是对个体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反映,正如系统功能语法的核心理念“选择即意义”所示,词汇化体现出意义表达倾向。对比三个版本用以界定狼和小红帽的措辞及词汇分类情况。对于狼的称谓三个版本均较少变化,第一、二版本仅以the wolf来称谓,其中佩罗版本使用11处,格林兄弟版使用14处,而卡特版本在5000余单词的篇幅中仅使用8处,另使用the handsome gentleman称谓男主角。狼的形象称谓的单一和缺少变化在措辞上属于词汇不足(underlexicalization)。作为一种语言手段词汇不足意指写作者或有意抑制对描述主体的词汇界定或根本缺乏相应的词汇描述主体(Fowler,1986:152)。对此我们可以认为,“狼”在作者的视野中,仅仅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其特征鲜明到不足以再运用更多的词汇手段进行描述或界定,体现出作者默认了男性盟主权作为类似于自然存在的前景化特征。
相反,用于女主角描述的词汇手段却很丰富。佩罗版本中小红斗篷被称呼为:a little girl,the prettiest one,Little Red Riding Hood,the little girl,the poor child共计5个不同称谓。格林兄弟版本中称谓语为:a sweet little maiden,the maiden,Little Red Cap,this tender young thing,a juicy morsel,poor Little Red Cap共计6个不同称谓。卡特版本中称谓语为:this strong-minded child,the flaxen-haired girl,the youngest of her family,a little late-comer,an unbroken egg,a sealed vessel,a closest system,the girl,the wise child共计9个不同称谓。显而易见,佩罗版的称谓最为简单,运用了词汇不足(underlexicalization)的语言手段,格林版中增用了对于女性的过度词汇化(overlexicalization)的物化描写用语,如this tender young thing(柔嫩的小东西),a juicy morsel(一口多汁的佳肴)。在卡特版中,过度词汇化手段用来丰富小红帽作为独立个人、家庭成员和社会成员的身份,比较前两个版本,细节丰富的词汇使其身份特征独立而具体。如称其为a strong-minded child(意志坚定的孩子)、a the flaxen-haired girl(亚麻色头发的女孩),the youngest of her family(家中最小的孩子)等,这些称谓凸显了小红帽的个性、外貌及社会身份。而称其为an unbroken egg(尚未破壳的鸡蛋)、a sealed vessel(一个封闭的小罐)等,体现了小红帽作为独立个体的完整性,同时也塑造了多元、独立和自治的女性形象。从词汇心理学角度分析,词汇不足、过度词汇化(overlexicalization)和重新词化(relexicalization)均可体现写作者的意识形态,同时塑造着阅读者的意识形态。
及物性分析是揭示隐含意识形态和作者态度的有效方式之一。为了探讨三个版本中的男女形象的冲突关系,采用对比法分析各个版本内男女主角的物质过程,可以揭示女性形象在三版本中的渐次变化。下表为“狼”和“小红帽”在三个版本中所涉及过程数量及比例统计(如表1):
系统功能语法认为语言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有概念、人际和语篇三大纯理功能,语言通过三大功能表达世界。语言的多功能性质可以解释语篇对社会结构和过程的介入作用,并用以构成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体的意识形态(辛斌2005:66)。通过对概念功能中的及物性系统分析发现,随时代的变迁,三个版本中“狼”作为参与者(actor)的物质过程数量占其全部过程中的比例逐步减少,从第一个语篇中88%到后两个语篇中的接近70%。这一结果隐含着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即男性比女性更多地实施动作。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和女主角有关的一些动作和动词以心理过程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狼的物质过程远远多于小红帽的物质过程。关系过程表达事物之间处于何种关系,表现描述主体的归属和类型。第二、三版本中小红帽和周围世界的关系得到更多的表达,例如卡特版本以这样的语句描述小红帽,“she is afraid of nothing,she isready,she is quite sure,she is a closed system…”关系过程的使用体现了作者对人物的独立及完整性的关注。
2.2 文本作为社会实践的互文性分析
文本作为话语实践与它的产生、传播和消费关系密切,所以语篇分析必须将社会语境纳入分析视野。在社会语境的视角下,不同体裁、语域、文体的文本可以相互同化融合、也可相互矛盾、相互讽刺,这种互相反映、互为回响体现为众声喧哗的互文性特征(Fairclough 1992:88)。文本可以是引述语的集合,也可以是另一文本的吸收或转化。小红帽故事的众多改写文本也正是对佩罗或格林时代文本的重构、质疑、解构甚至是反讽。经互文性分析发现,二、三版本和第一版本构成显性互文性,其主要人物及情节基本一致。格林版和卡特版均增加了次要人物,前者中的猎人是法律、规范和秩序的象征。而后现代版本和前两个版本的差别较为突出,狼被改写成“狼人”(the werewolf),并增设了众多的次要角色以丰富故事情节。其次,第二、三版本中都保留了第一版中的一些代表性语句。例如,在狼吞吃女孩的场景里,二、三版都重复使用了佩罗版中的经典对话,“what big…you have”和“the better to…you with”。从文本的写作目的看,前两个版本以为儿童教化提供道德约束和训诫为目的。这就要求文本能够为儿童或女性提供主导性的判断标准。所以佩罗版本在故事后附上了说教形式的道德戒律,明示违反者应受到的严酷惩罚。随着对儿童教养观念的发展和改善,显性外露的训诫演变为较含蓄的方式,格林版本中女性的错误行为可以通过某种积极的回应来救赎。女孩和猎人、外婆一起杀死了狼,这被看作是女孩的自我救赎行为。因此,我们可发现改写文本对前文本的仿拟不仅有形式上的互文性,更为重要的是同时具有隐含的意识形态互文性。在后现代的改写版本中,更多的变化以颠覆性的取而代之出现在文本内。传统女性形象被彻底颠覆,小红帽被描述为极具主体性和操纵性的人物,她成为携刀带枪的聪明孩子。在听到狼说“牙齿大好吃你时”,她的反应是毫不畏惧地哈哈大笑。
任何改写版本都不可能与原版本完全相同,其价值正是在于某些形而上因素的变化。该维度的分析说明了格林兄弟和卡特文本对佩罗文本的模仿、戏仿和解构所传达的正是社会对女性认识的意识形态的变迁,两性盟主权强弱程度的转换,对狼的传统男性霸权形象的颠覆,通过多种互文性手段得到表述。
2.3 文本意识形态变化的阐释
童话作为一种公共语篇不可回避地要表达主流意识形态。批评话语分析认为任何文本都是社会实践和社会活动,在社会语境这个对话系统中不同话语的声音处于不断变革的状态下。夏尔·佩罗时代童话作家的作品主题以教育和控制儿童和上流社会年轻女性为目的。佩罗的《小红斗篷》源自古欧洲关于“狼人”的民间传说,为了使改写的文学文本符合17世纪上流社会的主题意识形态,他把小红斗篷塑造成天真无助又娇生惯养的形象,她的天真导致了她的错误举止,而且必须以失去生命作为惩罚。故事情节表面上在约束儿童天性,其深层的目的应该是把女性错误行为的判断标准法制化。对女性错误行为的严酷惩罚强化了故事的教导作用,反映出16、17世纪时期资产阶级对待女性和儿童政治和文化态度。因而佩罗的作品可视为符合资产阶级贵族对女性和儿童的殖民化控制的社会倾向的反映。女性和儿童同为被控制者、天真的无经验者,完全受控于社会规范的拘囿,并必须为错误的行为付出生命代价,佩罗的诗体“道德训诫”警告儿童和女性:宠坏了的小女孩必将招致狼/男性的侵害(Zipes,1993:26)。1812年的格林兄弟版小红帽较受读者的欢迎。该版本着重强调的是女性的驯顺。在故事开头,妈妈的指示象征的是当时社会流行的说教模式,孩子应当服从管束,拒绝来自森林的愉悦诱惑,但小红帽并未遵守教诲,反而在森林中流连忘返。故事暗示女性和儿童应该发展自己的自我约束能力,适应主流社会的行为标准。此版本中的女性形象被描述为可供消费的商品,她们生活在男性管制的世界里。如果狼象征的是男性的野蛮,则猎人就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小红帽是被男性伤害、控制、监管以及拯救的对象。社会的等级制度要求女性别无选择地服从男性的安排,错误行为也必须受到惩罚。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人文主义和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小红帽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男性主宰的文明进程受到来自意识形态、哲学、文学领域的反对和质疑,上世纪60年代社会批评家以叛逆的方式重新阐释了传统的性观念,思想领域的变化直接导致新的小红帽命运。在卡特的改写中,女孩摆脱了传统形象枷锁,演化出彻底自主的特性。她不再约束自己远离诱惑,反而在狼要求她赌输就要给他一个吻的赌局中故意输给狼。这个版本中狼不再代表邪恶和拯救,他被解构为一个可怜、孤独又无助的狼人(the werewolf),只有小红帽的年轻纯洁血液才能将他还原为人形。由此可见,小红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变化与各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密不可分。
3 结束语
批评话语分析属于交叉型的工具语言学分支,它试图揭露文本隐含的意识形态、不平等的权势关系、写作者对读者的意识形态操控等,在关注社会语境的系统功能语法分析模式下对文本进行意识形态解读。本文的分析运用了Fairclough的“三维”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对小红帽文本中男女性别盟主权变化及导致变化发生的语言手段、互文性手段进行了分析,从意识形态角度解读了小红帽命运变化的根本原因。从文学批评角度看,三个文本中性别盟主权的此消彼长可归因于社会伦理、儿童教养、性别观念等意识形态因素的变化,而批评话语分析则有助于我们了解文本意识形态如何变化,文本语言如何在不知不觉中行使其操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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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批评 第3篇
然而，在文学批评史上，“缀段性叙事”曾被指有“致命弱点”。不少学者以西方小说的结构标准，借用胡适等人对《儒林外史》结构布局的论述，采论证明清长篇章回小说缺乏“结构”意识，认为这种结构上的缺陷，就在于叙事作品的“缀段性”。殊不知，和西方叙事传统不同，中国的叙事结构自有其特点。西方叙事观强调一以贯之的整体性，强调叙事的“头、身、尾”相统一，体现出结构的时间线性。但中国叙事传统，自先秦的史传文学始，重心就在于以人物为中心搭建的空间结构，并且外在的结构形式往往和内在的精神紧密相联。
事实上，中国传统叙事原本即有着不同于西方叙事的独特魅力和审美特征，没有任何一种西方文论能够直接拿来套用在中国叙事作品上。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更是如此，它看似体系性不强，实则形散神聚，在貌似随意、自由的评点中有着独特的审美情趣，凸显了评论者的主体意识和情感，更着重于阅读的同感与共鸣。明清评点派对具体作品的点评和各种批注与其说是对其他阅读者的一种指导，不如说更像是评点家在阅读上的一种个人体验和交流期待，这和时下流行的弹幕与微信点赞等网络评点在形式上不无相通，可谓是中国传统批评与当代的接轨。
当前，各种新媒介平台的搭建或设置，可以使读者和读者之间、读者和作者之间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