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全球化研究

金融全球化研究（精选12篇）

金融全球化研究 第1篇

一、危机之前的国际资本流动

国际资本流动和世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从表1可以看出, 在前次金融危机之后,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国际资本流动也蓬勃发展。20世纪90年代, 投资者购买国外资产的速度提高, 全球各国经常账户失衡越来越明显, 一些国家有大量的经常账户赤字, 而另一些国家有大量的盈余。

数据来源:World Bank

国际资本双向流动和国外资本的总量持续增加, 国际资本流动性越来越好。危机之前的国际资本流动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跨国、跨地区购买资产的增加反应了国际证券投资组合中国外资产份额的增加, 相对GDP而言, 国际资本流动的总量在增加更快, 金融一体化进一步加深。

第二, 发达国家国际资本流动和跨国跨地区资产购买活动比新兴市场国家表现更加明显。

第三, 由于经常账户失衡、债权性金融规模的增大, 国际资本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第四, 发达国家国际银行之间的金融一体化进程更加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投资者不想增加其投资国外的金融资产, 如果国家稳定其配置的金融资产比例, 金融深化进程会自然的持续下去, 跨国跨地区的资本流动会继续增强。金融全球化导致各国国外资产头寸和国际资本流动出现失衡, 一些国家经常账户出现巨额赤字, 一些国家的经常账户出现巨额盈余。总体而言, 发达国家的外部资产与负债比新兴经济体增长更快, 这种趋势伴随着以套利为目的的国际资本流动增加, 国际金融中心的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也随之增加。

二、危机期间的国际资本流动

长期上升的国际资本流动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戛然而止, 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 国际资本流动出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国际资本流动萎缩反映了投资者证券投资组合里在对国外投资的比重下降了, 这种下降不是因为国外资产价格下跌引起的调整, 而是因为投资者降低了对国外的投资。

第二, 危机期间, 国际资本流动不是一次性萎缩, 而是在不同的阶段出现持续性萎缩。

第三, 国际资本流动萎缩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并不平均, 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资本流动萎缩时间较短。

第四, 不同类型的国际资本流动在危机期间表现不尽相同, 国际银行的国际资本流动下降得更厉害。

本文把2006年到2009年的时间段分成三个阶段, 危机前阶段从2006年初到2007年的第二季度, 危机初始阶段从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到2008年三季度雷曼兄弟证券公司破产, 危机扩散阶段从雷曼兄弟证券公司破产到2009年三季度。在危机发生的初始阶段, 国际资本流动还比较稳定, 发达国家的国际资本流动严重下降出现在2008年的第二季度, 当投资者赎回在国外的投资时, 发达国家经历了国际资本净流出, 虽然在2008年的第三季度发达国际的国际资本流动稍有好转, 但是随着雷曼兄弟证券公司的破产, 危机往纵深方向发展, 当投资者继续赎回在国外的投资时, 国际资本流动继续恶化。

在国际资本流动组成部分中, 国际银行信贷占了大部分, 2009年二季度国际资本流动萎缩主要是国际银行引起, 危机期间在各类国际资本流动萎缩中, 国际银行也占了绝大部分, 此外, 当危机逐渐出现缓和的迹象时, 国际银行依然持续减少其在发达国家的信贷。

三、金融危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国际机构投资者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理念不同, 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国际资本流动组成不同, 因而金融危机对两者的影响机制也不尽相同。本文分析认为两个因素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资本流入在危机期间大幅减少, 一是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二是金融因素, 不同国家其金融的广度和深度不同, 受危机影响也不尽相同。国外大量的研究表明依赖银行及证券投资短期资金的国家, 如果其国内宏观经济出现问题, 则其国际资本流动受危机影响更大, 国际资本流动变化也更大;而依靠国外直接投资的国家, 投资者更看重其中长期的发展, 虽然金融危机短期会影响其经济发展, 但是其国际资本流动受危机影响较轻。其次, 一国金融的广度与深度, 与其参与金融全球一体化密切相关, 金融全球一体化会对国际资本流动产生一个非单调性效应:与全球金融一体化联系不紧密的国家, 自然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小, 其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也小;与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国家联系非常紧密的国家, 因为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和对冲机制, 所以承受风险较小, 相反全球金融一体化程度一般的国家反而承受更大的风险。

对风险的重新评估也影响了国际资本流动在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在危机发生之前, 投资者对风险的考虑较少, 所以对这些国家的投资较大, 但是发生危机之后, 由于风险厌恶的考虑, 我们可以预期这些国家承受的国际资本流动赎回的压力更大, 投资者更容易减少对其投资, 甚至退出以前的投资。风险厌恶冲击导致投资大幅萎缩, 全球贸易量减少, 全球经济萧条又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因此制造业占GDP比重大的国家、依靠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贸易伙伴国经历经济萧条的国家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如前所述, 全球危机导致投资者重新评估各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性。

一是如果一个国家在初始阶段的国际资本流动主要是以IMF援助等官方国际资本流动为主, 这很难反应一国经济形势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一般而言, 危机前GDP增速慢的国家, 投资者更容易降低对其投资额度, 而危机前GDP增速高的国家, 其投资效率更高, 更受投资者的青睐, 因此在危机前更少受到国际资本流动减少的影响。但是在危机期间, 由于世界GDP规模萎缩, 这些发达国家受到的影响更大。因为世界GDP增速下降, 这些危机前GDP增速高的国家, 其GDP增速下降得也更快, 投资者因为风险规避情绪的上升而开始重新考虑其投资组合, 所以发达国家国际资本流动受到的影响更大。各国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各项措施也影响到国际资本流动, 各国应对危机而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随着危机的发展了逐渐恶化, 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危机也降低了国外投资者对其投资的兴趣。

二是一国国际金融结构以及金融开放度和国际资本流动密切相关。因为与世界金融关联度高的国家, 其国际资本流动受到的冲击必然更大。本文将一国的国际金融划分为债权性质和股权性质两类。债权性质的国际资本流动主要包括国际银行信贷以及官方性质的外汇储备和国际经济组织的经济援助等, 而股权性质的国际资本流动主要包括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证券投资等。显然股权性质的国际资本流动提供的风险分散的机会更多, 而债权性质的国际资本流动更容易受到危机的冲击。随着全球风险规避情绪的上升, 对债权性国际资本流动的依赖性比较大的国家, 受金融危机影响也就更大了。

三是国际贸易通过影响一国的出口收入而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金融危机时的国际资本流动状况。国际贸易主要取决于制造业, 大量的研究表明2008年国际贸易量的下降严重打击了依赖制造业的国家经济。制造业通过两种方式影响国际贸易:第一, 制造业的萧条, 降低了出口收入, 本国对国外资产的购买将会减低, 因此资本流出减少;第二, 金融危机也降低了国外对本国资产的需求, 因此也降低了资本流入。这两种方式虽然相互抵消, 但是显然都降低了国际资本流动。其次, 大宗商品的国际贸易也影响一国的国际贸易, 而且相比发达国家, 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更加依赖大宗商品贸易。大宗商品价格在金融危机期间大跌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更大, 因此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也能部分解释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资本流动和发达国家国际资本流动的不同。

参考文献

[1]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2009a) , 79th Annual Report, Basel.

[2]侯建“.金融危机背景下新兴国家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研究”[J], 《黑龙江金融》2010年7期.

[3]孙中和, 王红霞“.金融危机下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及其影响”[J], 《对外经贸实务》2009年3期.

[4]汪洋, “1994年以来中国的资本流动研究”[J], 《国际金融研究》2004年6期.

金融全球化研究 第2篇

毕业论文是教学科研过程的一个环节，也是学业成绩考核和评定的一种重要方式.毕业论文的目的在于总结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成果，培养学生具有综合地创造性地运用所学的全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较为复杂问题的能力并使他们受到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

【摘要】金融危机的爆发，阻碍了不少地区的经济发展，阿里巴巴也陷入了危机状态.我们通过实地考察和研究历史数据，发现阿里巴巴在危机期间研发了“全球速卖通”、“国际Goid Supplier”等增值业务，给B2B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同时也给一些中小企业缓解了采购与销售等问题.B2B电子商务医用其低成本取得了高收益，在阿里巴巴自身缓解经济压力的同时也给中小型企业提供了方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复苏.

【关键词】金融危机 阿里巴巴 B2B电子商务.

一、引言.

，由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而引起的风暴，进而全球金融市场隐约出现流动性不足的危机.

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导致在9月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这场涉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美国“次级房贷危机”)是次级房贷危机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股市的不稳，房地产、汽车制造销售等支柱产业发展放缓等情况频频出现.

很多企业自身的发展都受到影响，一些企业压力过大纷纷倒闭，而另外一些企业却利用B2B这一电子商务平台的优势将企业与客户紧密结合不断发展壮大.通过网络的快速反应，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从而促进企业的业务发展.这一平台的低成本给企业带来的却是高效益.阿里巴巴正是里利用了B2B电子商务平台，让很多的企业更快、更容易地利用互联网找到相应的买家或卖家，使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在金融危机中得以保障，从而达到了积极的影响及作用.

阿里巴巴是中国最大的网络公司和世界第二大网络公司，是由马云在一手创立企业对企业的网上贸易市场平台(即B2B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中国站是中国领先的B2B网上交易市场.业务的侧重点主要是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

B2B电子商务的实质是把企业名录、商品目录放在网上，买方和卖方来交易，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电子商务网站建构的电子市场.除此之外，B2B还包括物流配送、应用服务提供商、外包解决方案、拍卖解决方案软件、内容管理软件、应用集成软件、网络商业软件、传 统ERP公司等电子基础设施.

B2B的商务关系是构筑在高信任度的基础之上的，其大宗交易能够更大限度的发挥电子商务的潜在效益，并通过供应的集中、采购的自动化、配送系统的高效率而得以实现.企业选择B2B电子商务的根本在于企业以互联网为手段，结合国际贸易和海外推广的综合商务服务，选择新兴市场，帮助企业实现销售，低成本开拓市场.

二、调研目的及过程.

1.调研目的.为了解此次金融危机对阿里巴巴企业发展的的影响，把握虚拟市场———B2B电子商务市场的运行情况，深入了解B2B电子商务与企业之间存在的联系，重视正确运用网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研究先前案例，探索一条有参考意义且能正确解决危机的发展道路.

2.调研过程.赴阿里巴巴进行实地考察，深入该企业，开展实地调研活动.实地调研其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分层次地了解各方面对于经济发展起的作用.重点掌握B2B电子商务在经济发展中的应用程度及其重要影响，总结分析企业在阿里巴巴网站运用电子商务平台时的注意点和所遇到的问题.

依靠专业优势，对调研过程中所收集的信息进行提炼、分析，通过数据分析综合研究各个因素在企业经济发展各阶段的变化，遇到困难，评估处理方案，总结过失和先进经验，在原有基础设施的基础上，结合网络B2B电子商务，并探索其先进性.综合调查结果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总结一条对缓解经济危机有参考意义和促进作用的道路.

将杭州阿里巴巴应对解决经济危机所得到的先进经验和研究得到的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路通过媒体宣传等方式贡献给各个企业.与阿里巴巴建立长期的合作，利用浙江财经学院各教授老师的先进技术和经济发展理念，为其做长期的指导和帮助，并研究在该战略下的发展实际.

三、阿里巴巴的市场运营状况.

B2B电子商务平台是指一个市场的领域的一种，是企业对企业之间的营销关系.电子商务是现代B2Bmarketing的一种具体主要的表现形式.它将企业内部网，通过B2B网站与客户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网络的快速反应，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从而促进企业的业务发展.

电子商务是21世纪新的经济增长点，代表着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而目前电子商务在中国发展还属起步阶段使得人们对电子商务的成本进行分析和探讨.电子商务使交易形式由实体市场转为虚拟市场，这就可能导致交易成本的变化.

1.阿里巴巴的员工及用户数的增加.从湖畔花园到华星科技大厦再到创业大厦再到滨江新园区，阿里巴巴的不断地迁址扩大建设意味着这个企业的不断扩大、员工数不断增多、用户数不断增多以及业务量的不断扩大.

阿里巴巴员工和用户数的规模每年都在扩大.在金融危机期间用户数的增长率虽然下降了，但总体上还是呈现正的增长趋势，业务规模还是在不断的扩大.

2.阿里巴巴的财务业绩状况.金融危机期间，宏观经济同比大幅度提升，尤其是外贸业务日益恢复.在此宏观背景下，中小企业的业务逐渐转好，订单量越来越多，企业间的交易需求迅速提升，这对整个B2B电子商务市场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次，核心运营商也纷纷采取多种营销措施，推出了更多的增值服务，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开始利用电子商务进行交易，保证了危机过后中国B2B电子商务市场营收规模的稳定增长.

经过研究，目前我们只得到、之后的数据.因到阿里巴巴处于B2B的寒冬，阿里巴巴几乎不能盈利，只能靠风险投资注入 ，所以本身的数据不具可考证性.

金融全球化研究 第3篇

【关键词】海峡两岸；金融合作；专项立法体系

一、海峡两岸金融合作现状

（1）银行业的合作。随着两岸先后加入WTO以来，大量台资企业投资大陆，两岸均出台互设金融机构及开办相关业务的政策。近年来，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等多家大陆银行表示将附台设立分支机构。这些大陆银行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的主要功能是服务两岸经济活动，包括两岸的贸易和项目的投资，主要从事发放信贷和贸易融资。而此时，岛内银行业在大陆设立分支机构的态度也比较积极，到目前为止已有多家台资银行在大陆设立了办事处。（2）证券业的合作。自海协会和海基会恢复商谈以及达成两项重要的经济协议，为两岸证券业合作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台湾当局逐步开放大陆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台股，并可以从事证券投资和期货交易，还可以对台湾上市公司股票、金融债券、公司债券、基金等进行投资。而大陆方面也积极做出了回应，实现了“台股直通车”和“陆股直通车”。为了解决台资企业在大陆经营活动中的融资问题，大陆允许台资企业在大陆发行A股并上市。到目前为止，已有多家台资企业在大陆的沪、深两市成功上市，并有许多符合上市规则的台湾企业已在排队等待上市。（3）保险业的合作。随着大陆保险业的对外开放及2002年台湾公布的“两岸保险业务往来许可证”，两岸保险业的合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一些台湾保险公司凭借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相同的优势，突破各种障碍进入了大陆市场，而大陆对外资保险业的市场准入条件也较高，因此符合在大陆设立分公司或合资子公司的仅仅有台湾国泰人寿、新光人寿和台湾人寿这几家台资保险公司。

二、影响两岸金融合作深化的主要障碍

（1）两岸金融合作的主要障碍来自于台湾的政策。尽管中国已经允许台湾地区金融机构来中国大陆设立分支机构，而且开放的限制和条件逐步降低，但到目前为止，台湾当局的政策规制依然不能做到对等互惠，两岸金融交流只能是“单向”、“间接”的形式。所谓的“单向”是指台湾当局依然不同意中国内地的金融机构到台湾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台湾当局对两岸金融往来一直采取禁止的态度。所谓的“间接”是指台湾金融机构和资金流动，不可能直接以台湾金融机构的名义进入内地，只能通过第三方。这种“单向”地，“间接”地金融合作模式使两岸的合作与发展受到相当的阻碍。（2）内地金融法规的不完善。目前内地在两岸金融合作方面没有专项立法，在金融市场上也没有对新台币与人民币的兑换汇率有明确的规定。因此，从内地方面看，依然缺乏两岸金融合作的法律保障。（3）两岸之间货币无法进行自由兑换。一直以来，海峡两岸的经济贸易往来主要是以美元作为支付和结算的手段，因此企业需要承担两次兑换的费用和汇率变化的风险，或通过第三地银行进行周转，不但费用高而且更浪费时间，还增加了成本、降低了效率，也不利于两岸经济贸易往来的稳定发展。这样的结果就会导致大部分的人民币与新台币通过黑市兑换，这些地下金融活动缺乏有效的金融管理，有很高的交易风险，对两岸经济产生了不利的影响。（4）由于两岸金融监管体制的不统一，导致两岸金融业难以实现有效的监管。海峡两岸金融监管体制本身存在较大的区别。大陆从中国银监会成立后，建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管理体制，即“一行三会”，“一行”即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实行功能监管；“三会”被业界称为“三驾马车”，对金融机构实行机构监管。台湾现行的有组织的金融体系由“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共同管理，其中“财政部”主要负责金融行政的监督管理，“中央银行”则完全致力于金融业务的监督管理。因此，两岸金融业在金融监管水平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和监管，给两岸金融业的合作带来一定的不便。

三、进一步推进两岸金融合作的建议

（1）大力鼓励两岸金融机构到对方设立分支机构。通过金融机构的设立才能使两岸的金融合作更进一步的进行。因此要大力鼓励两岸金融机构到对方设立分支机构。2009年，两岸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正式生效。在备忘录中规定了两岸双方金融市场的建立及优惠措施，为两岸酝酿已久的相互设立分支机构以及其他业务打开了大门。而在2013年1月29日举行的两岸证券及期货监管合作首次会议中，台湾金管会也表示将对大陆证券期货机构在台湾设立代表处的标准降低。（2）建立对台湾金融机构的专项立法体系。由于大陆和台湾关系是非常特殊的关系，所以我们应该把台资看做内资而不是外资，对台湾金融机构要进行专项的立法，在立法中要积极鼓励台湾投资者对大陆进行投资，通过专项立法，两岸金融监管部门在处理金融事件要协调一致，同时对台湾金融机构到大陆申办金融机构的条件要适当。（3）完善人民币与新台币的兑换和流通机制。在海峡两岸资金流动的规模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完善人民币与新台币的兑换和流通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应该增加新台币的兑换业务，公开办理新台币兑换，加大对新台币兑换业务的宣传力度，使新台币的汇价更具有市场弹性。（4）建立两岸金融监管合作体系，推动两岸金融业实质性合作。首先应该促进两岸从业人员的交流和沟通，增进理解和信任，为进一步的扩大合作做好铺垫。其次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的方式，创立两岸金融监管信息网，及时更新发布两岸金融信息。还应该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监管，维护两岸金融稳定发展。

2013年1月29日，两岸证券期货监理合作平台首次会议在台北召开。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使两岸金融合作有了新的突破。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给台湾投资者送去了一份“大礼包”。大陆市场对台湾的开放幅度更大，出乎台湾金融业的预期。台湾投资者无须再借道香港“暗度陈仓”，可以名正言顺地直接进行人民币投资业务。大陆与台湾监管层将研究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试点范围拓展至台湾，并增加1000亿的投资额度。大陆方面将允许符合条件的台资金融机构在大陆设立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台资持股比例将可以达到50%以上。作为礼尚往来，台湾金管会也针对大陆投资者关心的四个方面进行了监管“松绑”。包括大陆证券期货机构在台湾设立代表处的标准降低；提高大陆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机制的额度，从5亿美元增加到10亿美元；积极研究放宽大陆证券期货机构参股台湾证券期货机构的限制；研究允许大陆的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投资台湾资本市场关于大陆地区企业到台湾上市，中国证监会方面表示，目前这一问题并无法律障碍。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两岸就开始了经贸往来，但唯独敏感的金融业，一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虽然从2009年的《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和《两岸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到2011年的《两岸货币清算合作备忘录》，两岸金融交流新气象频现，但离投资者期待中的开放尚有一段距离。

总之，海峡两岸的金融业合作是两岸经济贸易关系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两岸的金融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岸经济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发展。海峡两岸应该在《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的基础上，摒除一切人为的障碍，为两岸金融业的全面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乔桂明，王劭佑.海峡两岸金融合作现状分析及提升策略[J].学术交流.2012（5）：77～80

金融全球化研究 第4篇

我国积极融入世界经济, 从国际产业分工中获得了较大的收益, 流动性过剩问题成为我国金融部门面临的重要问题。学者认为货币流动性可能同资产价格波动存在着联系。深入分析流动性概念和原因, 研究金融全球化条件下货币流动性对我国资产价格影响, 对于认清国际金融形势对我国的影响, 并采取适当对策稳定金融秩序, 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宏观上的流动性, 指的是金融体系流动性, 也就是货币供应量超过实体经济需要的部分。流动性过剩指一个经济体中的货币存量超出了正常经济运行所需要的水平。我国的流动性过剩是一种货币现象, 主要是指国内货币的供应量过大, 进入金融市场的资金超过了通过股票发行或债券发行融资的资金, 导致用过多的钱来购买过少的证券资产或实物资产。国内的货币供给过量, 可能会影响股票价格, 可能会影响国内的资产价格, 为验证这一猜测, 本文就流动性与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二、实证分析

货币存量构成按照变现能力的不同可以分为M0、M1、M2等不同层次。M0为现金;M1为狭义货币, 包括活期存款或支票存款;M2为广义货币, 包括社会流通货币总量、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储蓄存款。本文研究的是宏观金融问题, 涉及实体经济产出、价格等问题, 货币供应量指标选择M2。

本文把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加速度超过实体经济吸收的部分定义为货币流动性, 可以得到如下模型:

流动性的增长率=M2的增长率-不变价格GDP增长率-CPI增长率 (1)

实体经济无法吸收的流动性要向虚拟经济流动。虚拟经济主要包括股票及其他有价证券的二级市场交易;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房地产二级市场交易。鉴于我国金融衍生工具交易规模很小, 本文忽略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本文将股票与房地产定义为资产, 并认为研究期限内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交易是有效的, 这样可忽略我国1998年全面进行的“房改”和我国2005年开始的“股改”对资产市场价格的影响, 认为可以用股票与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变化表示总体资产的变动。本文对于房价和股价在资产价格变动中的权重, 采用房改初期的1999年至2006年二者总值的比例确定, 1999年至2006年, 股价在虚拟资产中的权重约为10%, 房价权重约为90%。这样可以得到:

资产价格变化率=0.9×房屋价格变化率+0.1×上证综合指数变化率 (2)

根据公式 (1) 和 (2) 以及引用《国内金融年鉴》、《国内统计年鉴》、中经网、中宏数据库中我国1993-2008年的年度的数据, 通过计算流动性增长率和资产价格变化率, 并且进行定基处理, 可得到流动性指数Y与资产价格指数X。

在研究分析Y和X之间的关系中发现, 流动性指数Y与资产价格指数X所做的趋势图与散点图可以看出X与Y各自呈规律变化且基本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线性关系。

因此可以将模型设定为线性方程:

其中β0为常数项, β1为回归系数, ε为随机项。

根据Y和X的1993-2007年度数据做平稳性检验, 可知Y和X都属于二阶平稳, 存在协整关系。使用Eviews6.0对模型 (3) 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为:

t值:3.15 8.52 Prob:0.007 0.0000标准差:12.9915 0.0688

可以看出, t检验通过临界值, 变量显著;F检验通过临界值, 所以X与Y显著相关, 方程有意义。DW值较低, 具有一定的自相关性, 但不严重;可决系数R2在正常范围之内, 拟合优度较好, 回归方程有效。

同时通过计算分析可以看出, β1>0, 说明金融体系流动性指数与资产价格指数正相关;β1<1, 金融体系流动性指数增加0.5869%, 资产价格指数上涨1%, 说明资产价格上升速度快于金融流动性增加速度;β0>0, 说明在资产市场价格指数不变的情况下金融体系流动性指数是正的, 在金融体系流动性指数不变的情况下资产市场价格指数是负的, 这说明即使在货币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保持价格稳定是有可能的。

三、结论

1、由本文的研究可知, 我国货币流动性与资产价格正相关, 所以资产价格的变化可以吸收货币流动性。我国货币供给长期高于实体经济的增长, 但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和房地产市场的活跃一定程度可以吸收这部分过剩的流动性, 客观上减轻了流动性过剩的危害。从本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虚拟经济的发展为我国流动性管理提供了更多的手段。

2、通过本文研究可知, 资产价格上升的速度大于流动性增加的速度, 所以流动性过于泛滥时资产价格有大幅上涨的危险, 流动性降低亦会造成资产价格大幅下降的风险, 这将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所以保持流动性的适度, 是保证我国宏观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条件。

摘要：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下, 资源进行全球优化配置, 进行全球化合作的国家同时获益, 收益的递增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全球流动过剩的问题。我国在融入世界的同时经济持续强劲增长, 货币流动性上升, 同时人民币有较高的升值预期, 国际热钱涌入, 更加大了我国货币的流动性。本文深入研究了流动性过剩与资产价格波动的关系, 这对于认清国际金融形势对我国的影响, 并采取适当对策稳定宏观经济, 具有重要的意义。

金融全球化与中国金融的应对策略 第5篇

金融全球化与中国金融的应对策略

金融全球化作为人类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对发展中国经济具有二重效应。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必须谨慎应对，解决潜在的金融问题，打造新的金融体制，这样才能充分利用金融全球化的积极因素，限制其消极因素，确保自身的金融安全，实现利益最大化。

作 者：杨励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 马列部，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刊 名：求是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SEEKING TRUTH年，卷(期)：28(6)分类号：F831关键词：金融全球化 二元效应 金融体制 对策

金融全球化、金融安全与金融演进 第6篇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and financial security and financial evolution

XiaChunYan langf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In this paper， new classical analysis paradigm， the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and financial security and financial evolution had a deep and detailed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economic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is a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Times， it is by the evolution of labor divis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tself logic decision， also by the financial itself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logic decis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form to the trend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promoting financial opening up process and defend their financial security， maintain their financial interests is always a pair of associated phase raw contradiction； Should be in a globalization day what financial macro background for safeguarding financial security， the key lies in the realization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continuous expansion， and financial innovation including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wo aspects； In the end， the article discusses our country maintain direct， indirect financial security a feasible way.

一、引论

所谓金融全球化，是指金融业跨国发展，金融活动按全球同一规则运行，同质的金融资产的价格趋于等同，巨额国际资本通过金融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运转，从而形成全球一体化的趋势。

金融的全球化浪潮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在麦金农与肖等人的金融深化理论的影响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着手打破“金融抑制”，推进本国金融的自由化和国际化，以金融因素的增长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启动和发展，其中取得较明显效果的突出代表是所谓的亚洲四小龙，它们的发展经历在相当大程度上为金融深化理论提供了实践证据，并极大刺激了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金融全球化已蔚然形成一股浪潮，具体表现为金融市场迅猛扩大、世界各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越来越高、金融管制越来越松、资本流动速度大大加快、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各国金融政策相互影响程度不断增大，因此越来越倾向于一体化。然而，金融的全球化浪潮给世界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的不仅仅是推动促进作用，伴随这股浪潮而来的是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及由此引致的经济衰退和政局动荡，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举其大者而言就有1992年英镑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及拉美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东南亚－东亚金融危机及嗣后的俄罗斯金融危机等若干起。一系列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引致的严重后果使人们对金融全球化的评介进入反思阶段，反映在具体国家金融发展路径选择上，就呈现出各行其是的多样化状态：在马来西亚宣称重新思考金融开放路径的正确性并走向其反面开始推行一定程度的金融封锁政策的同时，欧盟却正积极酝酿并在不久之后催生了欧洲统一货币——欧元。进入新千年以来，尽管各国对本国的金融开放路径安排和政策选择表现出并不完全一致的态势，理论界对全球化的利弊分析乃至争论也持续展开，但金融的全球化（尤其是区域内的一体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则是人所共见的。事实证明，金融因素的国际渗透和融合已经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致单凭一国力量已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

在这样的世界金融格局下，我国于2001年 12月10日正式加入了WTO，承诺在10年的准备期后将全面放开国内金融市场。这表明了我国顺应金融全球化潮流，实现金融领域全面、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的决心和态度。WTO的加入就我国对外开放政策演变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变迁而言，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尽管如此，我国现有金融因素的脆弱和不完善又使人们有理由对如何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保障本国金融安全心存疑虑，4年前的东南亚各国是否会成为我国对外开放金融业的前车之辙呢？于是，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本国金融安全的保障遂成为目前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重要论题。

二、金融全球化：基于新兴古典范式的一个分析框架

金融全球化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浪潮，这是由现代经济的发展和现代金融的演进变迁所决定的。

何谓“现代经济”？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基本概念。按照新兴古典（New Classical）分析框架，分工演进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演变，因而定义现代经济也需以分工为出发点。依据这一框架，所谓现代经济，即指实现高度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它在物质上的标志是工业革命；在制度方面的标志则是一个“非人格的”、“保护和执行界定产权的契约”的法律系统的建立和实施。工业革命是分工演进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从那时起，知识的积累和分工的加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高速度进行，从而使人类进入一个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原先局限于一国内部甚或是一个区域内的小规模资源配置和社会分工日益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桎梏；知识和信息的积累与交流改变了原先不同交易区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技术的进步和交易条件的改进则为不同区间的交易成为可能并日渐频繁。而如我们所知，一个“非人格的”、“保护和执行界定产权的契约”的制度框架在事实上就成为一个“扩展秩序”的最好机制：在这一框架下，由于交易契约的“非人格化”特点，区外交易者可以无阻碍地进入交易范畴，进而参与分工，而“保护和执行界定产权的契约”又为跨区的交易和分工提供了经济法权上的保护；随着跨区交易和分工的不断展开和日益频繁，原先的区际间隔不复存在了，现代经济的“秩序”于是得到“扩展”。简言之，不断的“扩展秩序”是现代经济的一大特点。如果说在工业革命后的数十年里，秩序的扩展还主要局限于一国内部（的不同区间）的话，那么，一旦一国的国内统一市场6逐渐形成，秩序的跨国扩展就是大势所趋了：一国的资源禀赋和人口禀赋有其先天限制，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知识信息的积累和社会分工的展开则要求突破这一限制，而“非人格化”的契约制度框架则为这一跨国秩序扩展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就这个意义上看，称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大特点，并不为过。

如果说现代经济在制度方面的主要标志是一个“非人格的”、“保护和执行界定产权的契约”的法律系统的建立的话，那么，金融因素的作用及其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就是不言而喻的了。如黄仁宇所说的，“农业社会管制的方式为新型商业管制方式所取代”，其等价的表达方式是“全国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自此内部各种因素大体受金融操纵”。这可从现代经济的两个标志性特征中看出。从分工角度看，如上所述，货币的出现使价值形式独立出来，为知识的积累和分工的全面展开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信用则将不同地点和时点的价值凝聚，使大规模的社会生产成为可能，从而内生出对扩大分工的要求。从制度（法律）角度看，“非人格”的法律系统之能得以建立并付诸实施，其前提是“全国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这才能为之提供客观而明确的确立依据和仲裁依据；而使经济乃至社会因素数字化和精确化正是货币与信用的主要功能。具体而言，现代经济的交易关系主要通过金融契约连接和深化，马克思曾说过，“货币作为一般支付手段，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这使契约自由成为可能，交易频率和规模因之大大提升，从而产权博弈得以展开，产权制度框架逐渐构筑；而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这一转化从根本上重构了经济社会的微观构成，并成为现代经济“扩展秩序”的起点和加速器。简言之，现代经济的分工演进和秩序扩展都深深依赖于金融；同样，作为现代经济一大特点的经济全球化也是以金融要素为主要媒介展开的，因此，经济全球化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即是金融全球化的宏观表现。

不仅如此，金融本身就具有不断扩展其自身秩序的特点，不是为经济全球化充当媒介而才具有全球化趋向。这是因为金融本身是一种“以数目字管理”的手段，它的出现使千差万别的经济要素和资源要素得到统一的可比较的数目字表现，并使不同时点的经济要素得以在同一的基础上进行对比（通过信用的形式）权衡，这一机制一旦形成，则无待于经济的全球化对其提出诉求，金融因素将自发展开其扩张进程。一个最具说明力的例子是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伊始，就在西、葡、荷、瑞士和意大利各城邦筹款20万英镑，其动因不在于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因素，而是为英法战争中的英军筹措军费。其时光荣革命刚刚发生，资本主义经济才初露端倪，统一的国内市场远未形成。金融（信用）市场的扩展不仅先于经济的全球一体化，甚至先于经济的全国一体化，由此可见金融市场的自发扩张趋势之强烈。

经济的全球化必须以金融契约的形式通过金融媒介展开，这为金融的全球化提供了最为强大和持久的动力；这又与金融的自发扩张性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终使金融全球化成为现代经济的一大特点。

三、金融安全和金融创新

1.金融安全是相对金融风险而言的

我们知道，金融的全球化是现代经济的一大特点，而在金融交易外延不断扩展、各国金融往来范围越来越大的同时，不同国家地区间不同的金融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Circumstances，包括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无形因素）和制度结构 （Institution Structure）的碰撞和矛盾遂不可避免。而如我们所知，交易总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制度结构下进行的，宏观制度性信息在交易双方被视为默认信息发挥其社会共同知识 （Common Knowledge）的作用，保证契约在有限的成文条款之外还受社会理性和无形的社会公约的制约。而在交易双方分属不同的制度环境和制度结构的情况下，由于默认信息的不尽相同（不对称，Asymmetric），社会共同知识的作用无法发挥，其对交易双方的默示性制约也就处于不对等的状态，由此可能滋生出制度性风险；而事后（Ex post）的风险概率的存在又使事前的关于交易结果的稳定预期难于形成，国际交易规范也无有囊括所有细节的信息基础，于是金融风险的国际分摊遂难于实现；其间又因制度信息的“误认”（Misunderstanding）可能衍生出新的金融制度性风险。

如果说金融制度性风险基本上是由交易双方共同承担的话，那么，金融技术性风险则更多地是由发展中国家交易者来承担。这是因为就金融工具和金融交易技术的发展演进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是远远地走在了前面，对于这些金融技术性知识的占有上，发达国家交易者和发展中国家交易者处于严重的不对称状态；交易前的信息分布情况决定了交易后利润分配情况，在这种条件下，显然交易利润更多地为发达国家交易者所攫取，而交易风险则更多由发展中国家交易者承担。

在微观层面上，发展中国家交易者既成为国际金融交易的主要风险承担方，则在宏观层面上，其金融体系稳定也就受到因微观风险不断积累而越来越大的宏观金融风险的持续冲击而日显脆弱。而作为一个金融不发达的国家，其金融资源有限，金融风险的识别、防范、监管、抵御能力也相当有限；于是，在金融成为现代经济核心、金融全球化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一大特点的条件下，金融安全和金融保障课题遂成为金融全球化的不可分割的伴生物为各国，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所广泛关注。

2．实现金融安全的根本途径在于促进金融创新的不断演进

金融创新（financial innovation）指在金融领域内建立起“新的生产函数”，从而实现金融领域各种要素——包括金融产品、交易方式、金融组织、金融市场——的重新优化组合和金融资源的重新配置，进而实现金融风险的消弭和经济发展的平稳展开。具体而言，金融创新可大致分为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两类，前者指各种金融制度（包括广义含义上的制度，即也包括了制度结构和无形的制度环境）的主动被动演进，后者指交易技术的改进。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所谓金融创新，在更大的意义上是实现本国金融领域的“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也即在坚持立足于本国金融资源禀赋和金融发展现状特点的基础上顺应金融全球化的潮流，实现本国金融制度和金融交易技术与国际的接轨。只有通过制度的创新和技术的创新，发展中国家才能改变（或至少是减小）与发达国家在制度和技术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状态，逐渐消弭（或减小）因信息居劣而不得不承担的金融风险，进而保证本国金融的安全。

在技术层面上，创新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如上所述，发达国家在近几十年里由于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飞速发展，发展出一整套先进、完善的金融交易技术，极大减小了交易费用，扩大了交易量和交易范围，从而使经济的金融化和金融交易的效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方面，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十分明显的劣势地位，只有通过不断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交易技术、实现本国交易技术的不断创新和持续的现代化转变，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为保障本国的金融安全提供技术层面上的支持。

如果说技术创新相当于“硬件”的升级的话，则制度的创新则可以说是“软件”的升级。如上所分析的，金融制度的作用在于为金融交易提供一个社会共同知识环境和框架，俾使金融交易得以在一个相对简单的契约文本约束下顺利展开，并使交易双方对交易结果形成稳定预期。在金融全球化已达相当高度的今天，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金融交易日益频繁，在彼此金融制度提供的社会共同知识存在相当大相异性的条件下，由于发达国家具有更雄厚的金融禀赋和更久远的跨国金融交易经历，主要是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主导着国际金融交易规范的方向和具体制定，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只能通过修正本国的金融交易规范去适应国际规范（也即发达国家规范）来逐步实现对国际规范及其隐含的（国际范围）公共信息的内在化，并逐步在其交易者中建立起将国际规范作为默认信息包含入成本——收益分析的行为模式，以此减小其在国际金融交易中所承担的制度性风险。倘若不然，在对制度默认信息彼此不对称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将因无力将本国制度及其隐含的默认信息推进至国际范围使共同遵守而使自身处于持续不断的信息劣势地位，从而使本国作为国际金融交易风险的主要承担方的地位难以扭转，于是本国的金融安全也就难以实现。换言之，为减小国际金融交易风险，保障本国金融安全，发展中国家除在交易技术上应致力于创新和改进外，还应从金融制度的重构上着眼，充分吸收发达国家金融制度的特点和优越性，实现本国金融制度的现代化和“创造性转化”，以期能顺利“与国际接轨”。

四、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金融安全和金融演进

2001年11月，我国顺利加入了WTO，这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经济开放程度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就金融领域而言，则意味着在完成为时10年的过渡期准备后，我国金融将全面融人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去，直接面临来自国际的挑战。在新的竞争形势和竞争背景下，我国金融业应如何合理作为和积极应对，才能有效控制、消弭既有的金融风险和开放后将不可避免面临的技术性风险和制度性风险，充分保障自身的安全，并在一个国际范围的竞争环境中确立自身的竞争优势呢？笔者认为个中关键在于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充分参考国际规范，推进金融制度安排的创新和金融制度结构的整体演进，实现我国金融业规范化转变和与国际的接轨。

就间接金融领域看，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过近10年的“商业化”改造后，至今仍未真正实现市场化运营和商业化运作，“国家的银行”性质根深蒂固，由此衍生出种种问题，如信贷业务质量不能有效提高、不良资产比重始终居高不下、经营管理思想保守并严重趋同、机构臃肿、运转效率不能有效提高等等。如果说在我国加入WTO之前，国有银行仍可依靠其长期以来对国内信贷市场的垄断地位继续按既有模式运行而不虞受到严重威胁的话，那么，WTO的加入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银行业的开放形势及由此打开的国际竞争大门，将使其不得不因市场竞争地位的转变而对其既有制度模式进行反思。要实现国有银行制度模式的根本性转变，使其真正的银行商业化，从而使其与国际银行业处于同一的默认信息背景中，笔者认为关键在于逐步淡化、最终消除其“国有”属性，实现银行制度结构的现代化演进，这就要求国家在银行产权方面逐渐退出，国有银行的股份化改制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至于具体改革程序的安排，笔者赞同“三阶段”论，即组织体系改革――银行控股公司组建――上市。当然，这只能作为一个大致的方向，具体时机的掌握和行为的确定仍应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确定。同时，应注意银行股权分配（认购）的优先次序（国内先于国外、机构先于个人），并可借鉴波兰经验，引进国外大银行，与之建立比较固定的关系，俾使我国银行的再造得到有益的襄助和经常的引导，这也有利于我国商业银行更快地适应国际游戏规则和默认信息体系。值得强调的是，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应该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其国有属性的淡化更必须是渐进性的，不能期望毕其功于一役，否则将会使信息替换机制出现真空 （旧的已破，新的未立），从而导致市场主体信心危机，酿成金融――经济灾难，前苏东国家（尤其是前苏联）转轨的失败便是前车之辙。国有银行的根本性制度演进须假以时日才能完成，而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却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表，其间必然存在时间上的矛盾：在制度演进完成之前和为时10年的过渡期结束之后，我国商业银行只能通过在原有制度结构框架下的适当调整和应时作为，以减轻国际竞争压力，保护国内银行业安全。具体而言可从以下7个方面着手：（1）在国际竞争中立足本国特点、扬长避短、发挥既有优势；（2）积极寻求与国外银行的业务合作之路；（3）推进银行组织体系的扁平化改造，完善内控机制；（4）尽快建立起比较合理的用人制度，力争在短期内建立起报酬与绩效相对应、权益与责任相挂钩的人才激励――约束机制；（5）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清理既有不良资产；（6）积极寻求银证、银保合作途径；（7）强调我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充分利用过渡期，实现市场配套措施的推进。

就直接金融领域看，我国证券市场的不规范和高风险是人所共见的，其根本性原因归根到底在于我国证券市场建立和嗣后发展的动因也即制度变迁起点的扭曲。我国股票市场从一开始（1992年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的较大规模发展，就不以国企的转机建制或为市场交易主体提供流动性保护为目的，而是在政府的规划设计下为国企融资寻求新的途径，以及间接融资渠道的不足，这使我国股市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走向一条“岔道”。市场建立的动因和制度变迁的起点决定了市场的特点和其自发发展的方向，目前股票市场上广为人们所诟病的种种不规范现象无不植根于此：不可流通的国有股（包括国有法人股）占据2／3比例造成国有股一股独大现象是出于国家控制国企、保证上市公司“国有”性质的必要手段；国家股和可流通A股同股不同价、不同权的不合理现象是因为如此才能实现圈钱的杠杆效应；上市公司凭仗信息优势对 （中小）投资者进行信息隐瞒或信息欺诈是因为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股本结构状况下上市公司基本上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代理风险和发生败德行为；市场中介和监管部门行为的不规范则由市场微观基础（上市公司）不规范所导致，是其对市场的对策性适应。我们知道，制度变迁的进程倘若没有受到大的外力的震动，将因变迁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特点基本上循其制度起点的发展逻辑继续演进；反之，一旦外力的冲击足够大，则将予制度演进进程以较大的路径歧异（path divergence）动力，改变其既有演进方向。WTO的加入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演进就是这样一个可能导致路径歧异的外部冲击力。在市场与国际接轨的前景预期下，这一市场的种种不规范（或称为所谓的“中国特色”）现象日益凸显出来，在此背景下，为保证市场的安全和将来的健康发展，对之实现规范化改造、推进市场演进的路径转换、促进市场逐渐与国际规范和惯例接轨、从而使其真正成为一个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机制的努力就是迫在眉睫的一项任务了。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国证券市场决策层才在近一年来不遗余力地推进规范和监管、加大各种市场改造性措施的推行力度。当然，在短短的10年期间将我国的证券市场改造成与发达国家一样完善成熟的程度是不太现实的，因此笔者认为在这一期间，关键在于构建起一个大致的制度结构框架，形成路径歧异本身的不断自我强化趋势，从而克服既有制度的路径依赖性，改变制度起点扭曲造成的演进路径扭曲，为今后更长远的发展和演进奠定基础；至于具体某项制度安排的完善化，则非当务之急。具体而言，显然目前市场演进的重点就在于如何合理、有序、渐进式地妥善解决国有股份的流通问题。至于具体方案设计，目前研究已多，在此不再赘述。

五、结论

金融全球化研究 第7篇

商业信用是供应商提供货的用于商品交易中由于延期付款或预收账款所形成的企业之间的信用。2014年7月, 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巴西商讨落实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目的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市场资金波动对新兴市场造成的巨大影响, 避免最终波及实体经济, 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提供了天然的实验环境和参考意义。金融危机致使银行信用体系遭到破坏, 企业面临艰难的融资局面, 商业信用作为短期外部融资来源就变得格外重要 (Petersen and Rajan, 1997) 。本文立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研究企业的商业信用及信贷资金的再分配效应, 能更好地从微观主体的层面引申出如何进行银行信贷资源的配给和利用, 并且金融危机引起的商业信用传染与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危机蔓延具有重大关联, 然而针对金融危机时期商业信用的研究极为少数 (Bastosa and Pindadob, 2013) 。

一、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1. 商业信用与再分配效应。

商业信用的再分配理论认为受融资约束较少的企业会将部分银行信用通过商业信用的方式给予受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以实现资金二次分配。Kestens et al. (2011) 关注金融危机期间企业的商业信用使用和企业发展情况, 发现危机期间的商业信用显著减少, 特别是危机之前高负债的企业商业信用的可利用性减少得更多, 进一步证明了商业信用再分配假说在危机期间成立。胡泽等 (2013) 基于2005-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发现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企业提供的商业信用存在明显的下滑, 而良好的流动性具有缓冲作用, 因此得出结论:金融危机会显著减少客户提供的商业信用。结合这个理论, 我们发现国家在危机时不光经历银行信用的骤减, 也经历商业信用的急速下滑。我们对此做出假设:

假设1: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 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会出现明显的下降。

我们探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商业信用的再分配效应是否更改。Main and Smith (1992) 指出在危机时, 由于全面的流动性短缺, 即便受资金约束较少的公司也会拒绝提供额外的商业信用, 受资金约束较多的公司在困难时刻会更多地依赖供应商进行融资。Love et al. (2007) 研究1994年墨西哥的比索贬值危机和1997年亚洲危机, 发现商业信用的减少是由于危机时期商业信用的供给随着银行信贷的收缩而收缩, 当所有的可利用融资途径干枯, 再分配渠道在危机期将关闭, 因此得出缺乏银行贷款的企业将被迫减少对中小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结论。我们调查这个现象并提出假设:

假设2:商业信用的再分配效应在2008年危机期间改变了, 再分配效应有所减弱但依旧存在。

2. 金融发展、商业信用与再分配效应。

金融发展指金融结构, 包括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相对规律的变化。陈邦强等 (2007) 指出, 金融发展提高了实际利率使市场达到竞争性均衡, 解除了资本管制, 由此降低了资金成本, 更有利于资金的获取, 另外, 金融市场化使无效的金融机构退出, 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效率。罗正英等 (2010) 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区域金融市场发达对中小企业的银行信贷融资可获性存在积极影响, 流动负债率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也随之增长。

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 企业能够获得更多银行贷款, 因为一方面, 在金融发达地区, 借贷资金更加雄厚, 信息获取更为便利, 银行能够更主动地挖掘企业价值, 更愿意发放贷款;另一方面, 金融发展促进了银行间的竞争使得金融体系更加完善, 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更强 (胡泽等, 2013) 。更高的信贷水平意味着可用于提供商业信用的资金相对更加充裕, 这些资金通过商业信用的途径继续向下游分配, 从而缓解了市场整体的融资约束, 这就促进了商业信用的再分配效果的实现。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设:

假设3:金融发展使得金融危机引起的商业信用再分配效应减弱的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

二、模型设计与检验预期

参照Love et al. (2007) 、Kestens et al. (2012) 的方法, 我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围绕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五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相应的回归模型:

其中, AR/TA代表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 定义为应收账款与总资产的比率。Crisis和Post分别代表金融危机爆发当年 (2008年) 和之后五年 (2009-2013年) 较危机之前平均意义上商业信用比率的变化。Loan代表银行借款, 以总资产为分母进行标准化。参照Ge and Qiu (2007) 的研究, 我们控制了企业的现金、经营性现金流、主营业收入增长率和规模对商业信用产生的影响。

模型 (1) 中借助年份虚拟变量, 我们检验金融危机爆发当年与之后几年内相较于危机之前企业使用商业信用的情况变化, 借助年份虚拟变量与银行短期借款的交叉项, 我们考察危机中的商业信用利用度下降如何受到短期借款的影响, 以此来判断商业信用的再分配效应是否在危机期间依旧存在。

根据商业信用的再分配理论, 更多的银行借款可以衍生更多的商业信用供给, 同时会因银行借款的增加而减少对商业信用的需求, 因此我们预期应收账款的β3符号为正, 应付账款的β3符号为负。针对应收账款的检验, 模型 (1) 中加入了危机之后的年份虚拟变量与Loan的交叉项, 危机之后每年的再分配效应影响为β3+β4, 根据假设2, 我们预计β4的符号为负, 表明相较2007年危机之前, 再分配效果从β3下降到β3+β4, 商业信用的再分配效应在危机期间有所减弱。为了进一步检验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是否对商业信用再分配效应的减弱趋势有不同的效果, 我们加入FD与Post×Loan的交叉项, FD是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即2007年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 选择2007年的FD是考虑到企业的商业信用使用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相对于危机前会有明显减少, 商业信用的二次分配减弱对金融发展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以避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根据余明桂和潘红波 (2010) , 胡泽等 (2013) 的研究, 我们采用由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2007年的金融市场化指标来衡量各地的金融发展水平。根据假设3, 金融发展使得金融危机引起的商业信用再分配效应减弱的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 因此我们预期交叉项的符号为正。

三、固定效应模型分析

1. 金融危机中的商业信用与再分配效应检验。

金融危机如何影响商业信用的供给?我们关注表1中的第 (1) 、 (2) 列, 商业信用供给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Crisis和Pst前的系数全为负且都在1%水平下显著, 说明在金融危机爆发及之后的五年, 商业信用供给相比较危机之前出现明显的下降, 这与Love et al. (2007) 、Kestens et al. (2012) 得出的结论一致。根据商业信用的再分配理论, 银行信贷的收缩是企业减少商业信用供给的直接原因, 即使企业想通过竞争性手段展现经营性动机作用, 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金融危机使得供应商提供的商业信用显著减少, 假设1得到验证。

在第 (1) 、 (2) 列中我们可以看到, 解释变量银行借款前的系数为正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 即符合商业信用再分配理论得出的结论。然而, 商业信用的再分配效应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将如何改变?在第 (2) 列的结果中显示, 金融危机之前商业信用的再分配效果为16.83%, 即有16.83%的银行借款通过二次资金分配用于提供商业信用, 而金融危机之后的任何一年, 商业信用的再分配效果再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事实上, 金融危机之后每年的商业信用再分配效果表现为β3+β4。例如2009年的再分配效果为7.66%<16.83%, (0.1683+ (-0.0917) =0.0766) , 即在2009年只有7.66%的银行借款转化为企业的应收账款, 再分配效应在2009年减弱。同样地, 从结果上来看2010-2013年的再分配效应都有所减弱, 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 在第 (1) 列结果中减弱趋势逐年递增, 可见金融危机对商业信用再分配效果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这说明商业信用的再分配效应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变得虚弱, 可能的解释是金融危机引发的流动性困境使得即便是资金约束较小的企业也被动减少了对下游的商业信用供给。假设2得到了验证。

2. 金融发展、商业信用与再分配效应。

我们研究金融发展是否使得金融危机引起的商业信用再分配效应减弱的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 表1第 (3) 、 (4) 列给出了答案。在第 (3) 列中, 金融危机爆发后每一年的FD与Post×Loan的相互项系数均为正, 都在一定水平上显著 (除2013年外) , 加入控制变量后也得正向的结果, 说明金融发展对金融危机引起的商业信用再分配效应减弱作用具有缓冲效果。

表2的检验结果不难理解, 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 企业能够更加顺利地获得银行借款, 基于商业信用的再分配理论, 这些资金可以通过商业信用继续向下游分配, 从而缓解市场整体的融资约束, 对商业信用因金融危机冲击的减弱趋势有所改善, 假设3得到验证。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1%。括号中的数字为对应的回归标准误。所有的模型均建立在稳健标准误回归上。

四、研究总结

本文从全球金融危机的视角, 利用2003-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在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 实证检验了金融危机期间, 商业信用再分配效应的减弱趋势以及金融发展对这一变化的缓冲作用。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 金融危机使得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显著下降。

第二, 金融危机期间, 企业的商业信用再分配效应有所减弱但依旧存在。

第三, 金融发展使得由金融危机引起的商业信用再分配效应减弱的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

出现以上结论的原因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银行信贷大量收缩, 企业虽然想通过商业信用供给维持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但经营性动机的作用敌不过商业信用再分配效应减弱的事实, 银行借款的急速下降是企业减少商业信用供给的主要原因, 也是再分配效应减弱的一个重要前提。商业信用再分配理论在金融危机期间依旧有效, 只是融资渠道和有用资金的枯竭, 使得即便是受资金约束较少的企业也没法提供更多的商业信用, 资金的二次分配受阻。而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由于信息共享和金融体系的完善, 银行间的竞争使得企业获得银行借款的金额和效率有所提高, 因此金融发展能缓冲商业信用再分配减弱的趋势。

参考文献

[1]Petersen, M.and R.Rajan.Trade credit:theories and evidence[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1997, 10 (3) :661-691

[2]Basrosa, R.and J.Pindadob.Trade credit during a financial crisis:a panel data analysis[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3 (66) :614-620

[3]Kestens, K.Van Cauwenberge, P.and Bauwhede, H.V.Trade credit and company performance during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J].Accounting and finance, 2012, 52:1125-1151

[4]Mian, S.L., and C.W.Smith.Accounts receivables management policy: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finance, 1992, 47:169-200

[5]Love, I.L.A.Preve, and V.Sarria-Allende.Trade credit and bank credit:evidence from recent financial crises[J].Journal of financial ceonomics, 2007, 83:453-469

[6]Ge, Y.Qiu, J.Financial development, bank discrimination and trade credit[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07, 31 (2) :513-530

[7]胡泽, 夏新平, 余明桂.金融发展、流动性与商业信用:基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 2013, 16:4-15

[8]陈邦强, 傅蕴英, 张宗益.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金融结构、政府行为、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间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经验 (1978-2005年) 的实证[J].金融研究, 2007, 10:1-14

[9]罗正英, 周中胜, 詹乾隆.中小企业的银行信贷融资可获性:企业家异质特征与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影响[J].会计研究, 2010, 6:44-50

金融全球化研究 第8篇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居民消费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很多研究，凯恩斯的绝对收入消费理论、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弗朗科·莫迪利安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都是从理论的角度阐述了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是收入。之后，很多学者在借鉴西方学者的理论成果之上，联系中国的实际国情，对影响居民消费的原因及提高居民消费的对策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宋铮(1999)利用预防性储蓄理论来研究风险厌恶的消费者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进行的储蓄，从而为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奠定了基础，刘畅(2008)通过社会保障水平对居民消费的实证研究得出，社会保障水平对居民消费具有互补的作用，即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会刺激消费。董文毅(2000)从税收的角度谈增加消费的对策，认为可以利用税收降低预期消费重心的价格，他提出将住房构建费用、医疗费用和教育费用列入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范围，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同时利用税收调节高收入的收入水平，限制私人财富积聚。尹世杰(2004)认为，中国当前消费需求不旺的根本原因是最终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因而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是提高最终消费率，同时还要提高消费倾向，就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另外还要营造良好的消费的软环境和硬环境，最后发展、完善消费信贷也是增加有效需求的重要手段。谢伏瞻(2007)认为:第一，消费率下降不是国内消费需求下降造成外部需求增加，而是要素价格扭曲造成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失衡致使资源流出，降低了国内居民收入占比，从而影响了内需。第二，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政府所占比重在上升，而居民所占比重在下降，因此降低了居民消费需求。他认为解决的对策：(1)降低经常项目的顺差或者资本金融项目的顺差。(2)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增加低收入者收入，降低城镇居民支出的不确定性。中国政府要推进结构性改革，理顺要素价格，优化贸易结构，减少国际收支顺差，增进国民总体福利。

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存在某种关系，但是却有两种不同的结论，一种结论认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存在某种替代关系，即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减少居民的消费(Bailey, 1970;Barro, 1985)。但是另一种结论则认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存在互补关系，即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增加居民的消费(Karras, 1994)。而在中国，也有一些学者在利用国外理论的基础之上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研究，王宏利(2006)运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得出从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来看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政府消费支出会挤出居民消费，政府投资支出会促进居民消费。

二、制约当前中国居民消费的因素分析

1. 中国城乡二元体制是制约中国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的制度性因素。

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导致了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而导致了城乡消费水平的差异。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公报(2008)显示，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5 78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 761元，城镇是农村的3.31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9∶1，逐步扩大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2.6∶1。2004、2005、2006、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更是急剧扩大到3.21∶1、3.22∶1、3.28∶1和3.33∶1。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不同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同的，富有者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贫穷者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但是中国13亿多人口，8亿多人口在农村，占总人口的70%，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使城市和农村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他们的收入除了一部分日常开支外，储蓄一部分满足子女的需要，或者是保障未来的生活。

2. 社会保障体系比较薄弱减少了现期与预期消费。

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极其缓慢。从社会保障作为一个概念提出到社会保障体系框架的初步形成，我们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所以社会保障制度处于新建和改革的阶段，还不能发挥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卫生部公布的“2008年中国卫生改革与发展情况”表明，目前，中国已有10亿余人享受到基本医疗保障，截至2008年底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县(市、区)达2 729个，参加新农村合作医疗人口8.14亿，参合率91.5%，但是医疗资源非均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非均等化的情况还没有完全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一部分人还无法摆脱“看病难、看病贵”的处境。

3. 大量失业人员的出现制约了居民的消费能力。

在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失业人员主要有以下几个群体：农民工返乡、大学生就业、企业的下岗职工。陈锡文2009年2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全国约有2 000万农民工由于此次金融危机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而返乡，占外出就业农民工总数的15.3%。加上每年新加入到外出打工队伍的农民，2009年共有2 500万农民就业面临很大压力。农民工失业直接造成了这部分外出务工农民收入水平的降低，而这部分农民一般是家里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的失业会导致整个家庭乃至整个农村消费市场的不景气。

三、提高当前中国居民消费的有效路径

1. 加快城市化进程。

虽然城市化可以带动投资，但更重要的是会产生明显的消费扩张效应。据统计，中国现阶段一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平均相当于3.5个农村人口消费水平，城市数量及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将促进消费总量的提高，把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同时还将带动消费结构与消费层次的升级[12]。城市化可以提高农民收入，进而刺激农民消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通过城市化，可以把农村大量剩余的劳动力有效转移出去，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消费水平。(2)变农民为市民成为了城市化进程的核心。据测算，如果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农民变市民的数量就达1 000万左右，那么大约直接增加消费支出900亿元以上，拉动经济增长0.9个百分点左右[12]。因此，城市化可以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包括消费环境、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等，从而增加农民的消费。

2. 拓宽就业渠道。

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增加农民工就业高度重视，提出了三方面的措施，即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增公益性就业岗位，要尽量多使用农民工;采取以工代赈等方式引导农民参与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开展针对性、实用性强的农民工技能培训。同时，各个地方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帮助返乡农民工就业和创业，如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政府帮助找项目找资金，鼓励农民工进行创业等等。这些措施能够增加农民的收入，从而增加农民的消费。中国有8亿多人口在农村，具有很大的消费潜力，据国家统计局测算，中国农村居民每实现1 000亿元最终消费，将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2 356亿元的消费需求。因此，千方百计增加农民工就业显得尤其的重要，对推动整个农村市场的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为鼓励大学生就业，国家和地方都出台了很多措施来引导、鼓励大学生就业，在这些措施的指引下，大学生应该转变就业观念，放平心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到最需要人才的地方去。

3.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就是要努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让更多的人享有社会保障，同时要提高保障的水平，注重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过程中的效率与公平的问题。目前，中国主要是加大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和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截至2008年底，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人数达到2.189亿人，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偏低的状况依然存在，但是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给企业退休人员吃了定心丸，其中提到“今明两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人均每年增10%”，也就是在2008年全国企业退休人员人均基本养老金每月1 080的基础上每年增1 296元，所以今明两年全国企业退休人员人均基本养老金将有大幅度的提高，同时，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围绕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其他方面也提出了很多具体性的办法和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居民的永久性收入增加，为居民消费减除了后顾之忧。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中国居民的人均收入得到大幅度提高, 但是居民消费率却一直处于下降的状态。特别是在2008年爆发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时, 中国的投资和出口受到猛烈的冲击, 很多企业纷纷倒闭, 出现了大量失业人员, 并掀起了一股农民工返乡潮, 因此, 启动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成为当务之急, 但是中国却出现了居民消费信心指数不断下滑, 消费能力逐步下降, 消费安全问题凸显的情况, 在这种经济内外交困的形势下, 要想扩大内需, 提高居民消费, 必须对中国当前制约居民消费的因素有个清晰的认识, 才能够找到提高居民消费的长效措施。

关键词：居民消费,就业,社会保障体系,全球,金融危机

参考文献

[1]董文毅.税收刺激消费和投资的政策选择[J].财经问题研究, 2000, (1) .

[2]尹世杰.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J].消费经济, 2004, (5) .

[3]王延军.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替代与互补——基于非线性有效消费函数的实证[J].经济经纬, 2007, (1) .

[4]刘畅.社会保障水平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第24卷[J].消费经济, 2008, (3) .

[5]高鸿业.西方经济学 (宏观部分) :第2版[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1.

[6]陈宗胜, 周云波.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第1版[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7]刘斌, 张兆刚, 霍功.中国三农问题报告:第1版[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4.

[8]孙国锋.中国居民消费行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第1版[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9]刘方棫.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第1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0]刘社建.中国就业变动与消费需求研究:第1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11]郑红娥.社会转型与消费革命——中国城市消费观念的变迁:第1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金融全球化研究 第9篇

金融全球化是全球金融活动和风险发生机制联系日益紧密的一个过程。这个概念强调了以下三个要点:第一, 金融全球化不仅是翻越国家藩篱的金融活动, 而且也是一个风险发生机制相互联系且趋同的过程。第二, 金融全球化在相当程度上更是由无数的微观经济组织基于谋取利益的自发活动, 通过国际金融市场的逐步一体化所导致的。第三, 金融全球化是一个不断深化有着明显阶段性的自然历史过程。

二、金融全球化下我国面临的国外风险

我国加入WTO后金融开放将标志着从一个相对封闭的金融体系融入金融全球化中, 金融全球化风险将可能导致我国金融风险逐渐增大, 主要变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外债方面, 我国目前外债负担率基本上稳定在1 5%左右, 从表面来看, 外债还没有构成我国的对外金融风险, 但目前外债余额中国有商业银行借款比重较高。由于国际商业银行借款通常利率高, 期限短且偿还风险相对较大。且国内金融机构作为国际商业银行借款的中介和桥梁, 可能会使国内企业的外债风险转变为国内金融机构的债务风险从而诱发金融风险。第二, 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方面, 我国资本外逃的现象较为严重, 资本项目除了1992年和1998年为逆差外, 其他年份均为顺差。这意味着国内储蓄过剩, 并且还高成本地引进外资。这不仅表明了外资代替内资或排挤内资的问题, 也显示出资本外逃的问题。第三, 经济发展对外依存度的提高, 加大了国际金融风险可能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中, 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大幅度提高, 主要表现在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这两方面。所以, 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对外开放度的增加, 国际金融风险日益加剧。第四,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降低的风险。近几年, 我国货币政策的运用日趋成熟, 亚洲金融危机后, 中央银行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控制、降低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连续多次降低利率等手段, 有效刺激了消费和投资, 促进了经济的增长。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 我国宏观经济决策的独立性和对宏观经济的控制能力存在着减弱的风险。

三、金融全球化下我国面临的国内风险

1. 我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

第一, 负债结构单一, 资金缺口大, 隐藏着巨大的流动性风险。国有商业银行的负债以单位和居民存款为主, 其中居民储蓄存款又占存款的主要部分。国有银行由于有国家信誉为保障, 且近几年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人们没有存款风险方面的忧虑, 导致存款余额一直呈上升趋势, 但还是经常出现较大的资金缺口, 主要原因是资金运用缺乏计划性。由于贷款质量差且流动性不足, 再超额发放贷款必然导致新的资金缺口。由于负债结构单一且大多是被动负债, 因此弥补资余缺口的办法不足, 存在着较大的流动性风险。第二, 资本金率较低。银行资本金率为6.8%, 与《巴塞尔协议》的要求相差较大, 且风险权重资产也非常之高。高风险、低资本导致国有商业银行抵抗风险的能力十分低下。第三, 信贷资产质量差。近年来, 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金额增加, 资产质量恶化, 盈利水平降低, 经营状况不佳。不良贷款持续增长, 银行盈利高估使银行进入了一种无根基的发展模式之中, 并且形成了一种不应有的银行热和银行表面繁荣, 掩饰了银行业存在的一系列不足, 从而使银行不能及时改变不良的发展状态。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不足和经营利润虚盈实亏, 导致国有商业银行抵抗风险的能力大大降低。第四, 内部控制机制薄弱。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权力缺乏制衡, 业务操作缺乏科学规程, 监督缺乏严禁的制度, 造成了各种金融犯罪活动。银行业作为直接经营货币商品和金融衍生工具创新的行业, 应在内部控制上更加严格, 但由于管理环节薄弱, 以及与金融创新同步的金融监管落后, 使金融内部犯罪率呈上升势态。

2. 我国证券业面临的风险。

第一, 股指波动大, 股价波动频繁。我国股票市场受政策影响较大, 政策取向的变动在市场上得到反映并通过炒作成倍放大。由于政策的不确定和获取政策信息的不公平, 市场炒作中追涨杀跌的惯性很大。第二, 股票市场过度投机。这主要表现为股市高换手率。换手率用于说明股市种股票交易的频繁程度, 一般认为成熟的无过度投机的股票市场的年换手率应在3 0%左右, 如果大大超过这一比率, 则意味着股市中投机气氛较浓, 存在过度投机。第三, 股票市场风险以系统性风险为主。由于政府的过度干预, 市场信息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股市风险表现为以政策因素为主的系统性风险, 而不是主要受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与财务指标等非系统性因素的影响, 因此股价波动并不能真实反映公司价值。

3. 我国保险业存在的风险。

第一, 保险公司的资产实力相对薄弱。20多年来, 虽然我国保险行业保持了年均30%的增长速度, 但还不及世界前2 0名保险公司中任何一家资产规模, 随着中国的入世, 金融市场的开放, 我国保险公司规模小的弱点也会日益显现。第二, 资金运用效率低。目前, 我国保险资金运用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保监会指定的中央企业债券、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这样的限制使我国保险资金的利用率不到5 0%, 降低了资金的保值增值的能力。第三, 缺乏有效监管, 保险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由于我国保险业发展比较迅速, 而保险监管组织和制度的建设相对落后, 导致监管乏力。保险监管专业人员不够;监管经验尚待进一步积累;监管制度欠完善, 尤其是信息披露制度尚不完善;在监管内容上注意市场行为过多, 对偿付能力监管上缺乏完整的考评体系。

参考文献

[1]袁竹“: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长春大学学报》, 2006年第4期

[2]陈瑾“:金融全球化趋势与我国的金融风险控制”, 《金融与经济》, 2000年11期

金融全球化研究 第10篇

1 WTO金融服务自由化与金融监管

以《服务贸易总协定》和《金融服务协定》为中心的一系列金融服务多边规则的达成, 创造性采用以最惠国待遇和承诺表为主轴的金融服务自由化多边生成机制, 使全球金融服务自由化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然而金融服务自由化的推行, 并未禁止成员方基于审慎目的或特定的国内财政金融困难而实施必要的监管, 关键在于如何摆正金融服务自由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

1.1 WTO框架下金融监管与推进自由化的多边纪律在相互冲突中制衡

金融行业的高风险性和内在不稳定性客观上需要通地监管使金融机构依法运作, 在金融服务自由化的导向下, 放任自流、毫无管束, 给一国经济和作为一国经济中枢的金融业带来的可能是灭顶之灾。为此, GATS序言和第12条对成员方的金融服务承诺作出总括性例外安排。GATS序言规定, 成员方为了实现国内政策目标, 有权对其境内的服务提供制定和实施新的限制规定。很显然, GATS强调金融服务自由化, 但并不阻止成员为了实现其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而对金融服务采取某些新的金融措施, 包括限制性措施。在序言规定的基础上, GATS第12条“对保障国际收支平衡的限制”作了更具体的规定。成员方如果发生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和对外财政严重困难或存在此种威胁, 则可对其已承担特定义务的服务贸易采取或维持各种限制措施, 这也不视为对GATS条款的违反。当然成员方在采取此类限制措施时, 也应受到一定制约。

但是, 推动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如果设有相应的多边纪律约束也是行不通的。监管与自由化是WTO在金融领域的两大支点, 二者在多边意义上的关系最终取决于WTO金融服务规则框架对二者的权衡后所作出的制衡安排。GATS序言中同时明确指出, 需要建立服务贸易原则和规则的多边框架使服务贸易在透明和逐步自由化的条件下得到增长。《金融服务附录》也对审慎措施进行必要的约束, 并规定当审慎措施与GATS的规定不一致时, 这些措施不得当作该成员逃避GATS承诺或义务的工具。

1.2 WTO框架下的审慎监管法律问题

在各国的金融监管实践中, 为了本国的金融安全与稳健, 成员方都对本国境内金融机构的设立、经营和退出采取一定的审慎监管措施, 以最大限度地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以及减少因风险的发生对金融秩序所造成的冲击。WTO的审慎措施是什么, 也就是说, 哪些措施属于WTO的审慎措施, 从而不受GATS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条款的约束, 对待这一问题, WTO规则本身并没有进行定义或列举清单加以解决, 其他一些从事监管标准的研究组织如巴塞尔委员会等也只是推出一些上述领域的所谓“最好做法”供各国参考采用。

我国根据WTO协定将逐步对其他成员开放金融服务, 就我国金融监管当局而言, 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并未要求放弃或削弱监管权, 同时, 金融开放应与监管配套协调, 实现金融自由化的最大利益。在金融转型期要善于利用监管来维护金融稳定, 在多边场合坚持审慎措施的灵活性标准, 反对在现有限制之外对审慎监管措施施加新的限制。但无论如何我们已没有理由把行使监管权、采取限制措施作为保护国内金融机构的手段。

1.3 WTO框架下审慎监管措施对承诺义务的例外

金融自由化促进经济增长、金融稳定以及社会福利的效果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条件, 其中主要是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监管制度的健全与有效。因为金融自由化利益的实现需要以监管为条件和基础, WTO规则在推动成员国取消金融服务贸易壁垒和逐步实现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强调成员方有权采取审慎监管措施。GATS第十九条规定, 自由化应尊重国内政策目标和成员方的整体和具体部门的发展水平, 在GATS《金融服务附录》第2条“国内法规”的规定中更是专门对金融服务承诺作出非常直接和有针对性的例外安排, 即审慎例外 (prudential carve-out) , 这是有关金融服务贸易的最重要条款:“无论本协定任何其他条款如何规定, 不应阻止一成员为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 包括为保护投资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诚信义务的人而采取的措施, 或为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而采取的措施”。

2 巴塞尔协议与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金融自由化、一体化趋势使各国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 它们的连锁效应也使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同时, 跨国银行和国际资本的规模和活动范围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跨国银行的许多国际金融业务也超出了一国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的职能范围, 这同样产生了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迫切需求。此外, 传统的各自为战的中央银行监管机制在金融创新迅速发展和国际游资冲击下显得无能为力, 为了控制世界金融体系风险, 在金融领域也必须加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1970年代是国际金融领域的多事之秋。1974年, 联邦德国最大的私人银行赫斯塔特银行和美国排名20名的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相继倒闭, 震惊了整个国际金融界。以此为契机, 关于国际银行统一监管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

1974年9月, “十国集团”成员国和瑞士、卢森堡共12国中央银行代表在瑞士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总部开会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组织来加强国际银行的监管问题。次年2月成立银行“管理和监管行动委员会 (Committee on Banking Regulation and Supervisory Practices) ”, 简称“巴塞尔委员会”。该委员会是目前国际上协调跨国银行管制活动的最主要机构。巴塞尔委员会的目的是促进国际金融监督与管理的合作, 并就国际银行业的监管问题定出统一的标准和纲领。巴塞尔委员会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有关跨国银行监管的各项文件, 统称为“巴塞尔协议”。

在巴塞尔委员会推动下, 1980年成立“离岸监督官员委员会”以监管岸银行业。1981年成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银行监管者委员会”, 除此以外, 还有几家国际性银行监督官组织。

此外, 跨国银行监管还在建立双边或多边协调机制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双边协调机制是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监管者之间通过双边渠道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系, 是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重要举措。在区域性的协调监督方面, 欧共体富有成效, 在国际监督协调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共同体部长理事会发布了许多有关银行自由化的指令, 并确定了各成员国银行的监管机关间的合作和定期会晤制度, 为跨国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创造了一种新模式。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达成《服务贸易协定》 (GATS) , 将金融服务贸易纳入国际贸易体系, 这是对跨国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的新发展。

此外, 为了应对银行机构的集团化和银行业务的多元化, 巴塞尔委员会1999年还与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及国际保险监管协会联合公布了《多元化金融集团监管》的最终文件等。

3 金融国际监管的未来与我国金融监管

尽管巴塞尔委员会在加强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建设性作用, 但不可能要求它解决一切问题, 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防止国际银行体系的危机。巴塞尔协议式国际监管最终目标的实现, 还要走很多的路。不过这不能否认巴塞尔协议的重要贡献, 它确立的原则和规则体系, 对于国际银行业的有效监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并为各国金融监管当局所广泛认同和接受, 从而成为跨国银行监管领域中最重要的国际惯例。

世界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使得各国和地区金融机构紧密相关, 相互依存, 荣辱与共。可以预见, 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将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1) 国际合作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东南亚金融危机暴露出国际经济体制特别是国际金融体制的不合理性。防止新的危机爆发, 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的紧迫任务。金融的国际监管已成为各国的共识, 因而对跨国银行行业的监管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 各国之间的国际合作将会经常化和制度化。

2) 国际合作的机制将更趋完善。巴塞尔委员会、国际清算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性金融组织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各国政府也将成为监管的主体力量, 从而使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之间协调与合作机制更趋完善, 有机协调、相互联系、相互支持。

3) 跨国银行在国际监管的同时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为跨国银行业的发展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 避免各国金融监管中的恶性竞争, 从而有可能在国际合作中谋求金融国际化的共同利益和各国各自利益的有机统一, 呈现出在发展中加强监管, 以监管促进发展的局面。

世界金融业的国际化趋势为我国金融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在金融全球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金融国际化利益与风险并存的背景下, 如何通过高效的监管将金融开放的各种消极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并最大限度地取得金融开放的利益,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崭新课题。因此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必须改变单调内向的监管策略, 加强我国中央银行与其他国家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与交流, 适应我国加入WTO新形势, 加快与金融监管国际惯例相接轨, 提高我国的监管水平, 促进我国金融业国际化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

摘要：金融全球化带来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空前繁荣, 表现之一就是跨国银行业的一体化得到了迅猛发展, 更多的跨国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庞大而高效的银行网络体系。金融全球化是“双刃剑”:与金融全球化利益共生并相伴而来的是金融风险。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必须改变单调内向的监管策略, 加强我国中央银行与其他国家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与交流, 适应新形势, 加快与金融监管国际惯例相接轨, 提高我国的监管水平, 促进我国金融业国际化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

后金融危机，昭示“新全球化” 第11篇

中国与世界三大经济体分别举行了双边高层经济对话。

这相当罕见,如何解读?

G20后,中国很忙

美国财长盖特纳6月初访华,一回去,就与国务卿希拉里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第一次会议将在7月最后一周于华盛顿特区举行。

另一边,刚在北京与盖特纳会晤过的中国副总理王歧山,几天后就飞往东京,与日本外相中曾根弘文共同主持第二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

在此之前的5月初,王歧山访欧,代表中国与欧盟举行第二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与英国举行“中英经济高层对话”。

而所有这一系列对话,又都是在4月初伦敦“G20”峰会之后展开的。摆在一起,就可以很清楚看出:在G20之后三个月内,中国与世界三大经济体(欧、美、日)也同时是中国排名前三的贸易伙伴,分别举行了双边高层经济对话。另外,在中国与美国的双边方面,干脆把“战略对话”同“经济对话”捆绑在了一起。

这样密集纷陈的对话现象,相当罕见,也很有趣。如何解读?

史无前例的全球化

我认为:首先,应该将其放在一个全球化的“空间”概念下来观察;其次,应该将其放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时间”点上来审视。它是一系列在新世纪初、后金融危机的特定“时空”形势下,国际社会对“新全球化”的反思行动。

这里,所谓的“新全球化”是相对于过去30年的当代全球化而言的。

过去30年的全球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广泛、最快速、冲击与影响也最大的一次全球化。其形成与产生背景主要有三:

1.源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转型并融入了市场经济体制,也影响、引领了全球另一半原本属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纷纷进行改革,并先后融入了市场经济体制。于是,市场经济“一统全球”。

2.WTO推波助澜。作为一个“市场经济俱乐部”,WTO在不断吸引新成员加入之后,自然也使得全球的贸易、投资障碍不断降低,市场不断开放,管制不断放松,为全球化作了最好的铺垫。

3.网络科技带来了网络时代,通过互联网将全球“网”成了一体。

所以,近30年来的全球化是史无前例的,通过更多的贸易、投资,与全球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自然为全球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利益与增长。

然而,与此同时,一个缺乏适当规范的全球化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和麻烦,如:

1.全球跨国、跨区之间的金融、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因缺乏必要的监管,而问题频生。

2.缺乏一个与“主权与国家主权”脱钩的“超主权国际货币”,一直“将就”着使用美元作为贸易结算货币与国际储备货币,现在终于惹出了大麻烦。

3.还产生了不少全球共同烦恼的问题,像:全球暖化、全球环境污染,以及反恐等。

“全球新秩序”聚焦中国

说到底,这就是一个“全球秩序”的问题。要解决它,就必须重建国际秩序,包括:全球金融、全球贸易、全球投资、全球环境、全球安全等等秩序。而所有这一切,无可避免地都会牵连到全球政治关系与权力架构的检讨与重组。换言之,要进行一个全球新秩序的重构。

这当然是一项冗长、艰巨、高难度的工程,但别无选择,因为全球化程度已深,已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地步。在这样的共识下,如何摸索、探究出一条有利于重构的思路,自然需要一系列多边、双边的对话与谈判。所以,一个后金融危机下的“新全球化”反思行动,正在陆续展开。其中,最吸引大家目光焦点的,无疑是中国的角色与动向。管理

(本文作者系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金融全球化研究 第12篇

1. 金融机构维持合适的头寸, 利用利率敏感性金融工具进行交易, 都要面对利率风险;

在外汇和外汇期权市场做市商或维持一定外汇头寸, 要面对外汇风险等。在整个风险管理框架中, 市场风险管理部门作为风险管理委员会下属的一个执行部门, 全面负责整个公司的市场风险管理及控制并直接向执行总裁报告工作。该部在重点业务地区设有多个国际办公室, 这些办公室均实行矩阵负责制。它们除了向全球风险经理报告工作外, 还要向当地上一级非交易管理部门报告工作。

2. 市场风险管理部门负责撰写和报送风险报告, 制定和实施全公司的市场风险管理大纲。

风险管理大纲向各业务单位、交易柜台发布经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批的风险限额, 并以此为参照对执行状况进行评估、监督和管理;同时报告风险限制例外的特殊豁免, 确认和公布管理当局的有关监管规定。这一风险管理大纲为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决策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

3. 市场风险管理部门定期对各业务单位进行风险评估。

整个风险评估的过程是在全球风险经理领导下由市场风险管理部门、各业务单位的高级交易员和风险经理共同合作完成的。由于其他高级交易员的参与, 风险评估本身为公司的风险管理模式和方法提供了指引方向。

4. 为了正确评估各种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管理部门需要确认和计量各种市场风险。

金融机构的市场风险测量是从确认相关市场风险因素开始的, 这些风险因素随不同地区、不同市场而异。例如, 在固定收入证券市场, 风险因素包括利率、收益曲线斜率、信贷差和利率波动;在股票市场, 风险因素则包括股票指数暴露、股价波动和股票指数差;在外汇市场, 风险因素主要是汇率和汇率波动;对于商品市场, 风险因素则包括价格水平、价格差和价格波动。金融机构既需要确认某一具体交易的风险因素, 也要确定其作为一个整体的有关风险因素。

5. 市场风险管理部门不仅负责对各种市场风险暴露

进行计量和评估, 而且要负责制定风险确认、评估的标准和方法并报全球风险经理审批。确认和计量风险的方法有:VAR分析法、应力分析法、场景分析法。

6. 根据所确认和计量的风险暴露, 市场风险管理部门

分别为其制定风险限额, 该风险限额随交易水平变化而变化。同时, 市场风险管理部门与财务部合作为各业务单位制定适量的限额。通过与高级风险经理协商交流, 市场风险管理部门力求使这些限额与公司总体风险管理目标一致。

二、金融全球化对我国金融保险业的正负效应

1. 目前中国保险业发展中存在着的不足是由不同原因引起的。

比如, 在保险供给上, 存在着供给总量不足和供给结构上的矛盾。这其中涉及到保险业自身的供给能力、保险的供给价格、保险的服务水准、产业的约束程度、潜在保险需求人群收入水平、社会安全网的覆盖范围及保险水准等方面。保险供给能力是指保险业可主动向社会提供的接受和承载保险风险的容量及满足社会不断增添的新保险需求的产品创新能力。中国的保险虽然是从西方传入的, 但1949年后的保险发展却受苏联的影响较大。即使是1980年后恢复的保险业也依然延用了原有的经营管理模式, 保险的险种设置有限、费率结构简陋、保障范围不宽、管理高度集中, 保险发展相当一段时间处于“卖方市场”状态, 加之保险公司本身的专业技术条件限制及欠缺创新能力, 因而必然会对保险供给直接产生影响。时至今日, 在西方一些保险市场已流行颇长时间的一些保险产品, 在我国还被当作新险种来看待, 在一些工业化国家中常见的保险作法, 在我国要靠行政的力量在供需两方面来推动才可达成保险行为的建立, 责任保险领域也存在诸多空白。

2. 保险供给价格是保险人向保险购买人提供保险保障的对价条件, 具体表现为保险费率的标准高低。

保险费率包含两个构成因素:一是保险人依据大数法则原理计算出来的用以赔偿给付某一类风险损失的责任准备部分;二是维持保险人经营所需的行政费用及一定水准的利润。客观地讲, 我国的保险费率虽因险种的不同各有高低, 但就财产保险而言, 其保险费率水平依然是较高的, 而且导致保险费率较高的原因并不在于用以赔偿给付的那部分费率因素订得过高, 而主要是在粗放式的经营模式之下, 保险公司的行政费用因素占用过大。在保险公司资产构成中, 固定资产所占的比例之高在全球保险公司中都是不多见的, 人均消耗费用在国内第三产业中也属较高的水准。过高的费用支出必然会使保险服务价格居高不下。而那些确有保险需求、但又不得不为自己的日常生计精打细算的潜在保险购买人, 面对着那一幢幢豪华的保险大厦, 面对着那些收入远高于自己的保险从业人员, 面对着以收入的相当部分才可换得的保险服务标准不得不望而却步, 有时更会产生逆反心理, 这也势必会使保险的供给能力被相对削弱。

3. 从直接反映保险公司效率的保险经营成果方面看我国保险业的经营效率也是差强人意的。

1999年, 在未按国际惯例提取IBNP (发生但未报告索赔) 的情况下, 虽然国内保险公司在财产经营方面比上年盈利有所增加, 但这样的盈利水准, 无论是从保险公司的总资本规模衡量, 还是与整个市场的业务规模比较都是极不相称的。如果把寿险业务的巨额实际亏损与之相抵, 可以肯定地说, 保险业全年的经营结果是令人难以确信的行业性亏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经营状况, 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 国内的保险公司都先后重复着同样的一种经营模式:以市场规模大小论英雄。在这样的经营主导思想之下, 各保险公司都采取了以拼成本换规模的业务发展模式, 竭力在降低保险费率、提高中间人佣金方面不惜血本展开原始性的争夺, 这样的恶性竞争会给保险业的经营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保险公司的边际利润下降也就不是什么匪夷所思之事了。其次, 保险公司按规模比例提取费用的管理办法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保险机构忽视承保质量, 为更多的提取、使用费用而不讲条件地接受一些不应接受的风险, 保险公司总、分公司之间形成了一种准代理关系。这样的管理方式一方面造成了费用支出非合理的日趋增大, 另一方面则因承保质量的下降而造成了承保利润的日益下滑。

三、我国金融保险业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的应对策略

1. 加大改革力度, 采取制度性措施改革银行业。

为促进我国金融业稳定发展, 必须深化体制改革, 强化国内脆弱的金融体系, 而重点在于切实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把国有银行办成真正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 从根本上转换银行的经营机制。

2. 改革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 逐步转变为功能型监管模式。

我国目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监管模式。分业监管在混业经营和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 面临巨大的压力, 无论是基本信息的及时、全面收集, 还是对市场波动的随机应变, 都因体制缺陷而可能导致风险事件, 甚至冲击金融稳定性。国内金融机构因受分业经营的限制, 在竞争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 尤其是在一些新兴业务中, 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因此, 在改革目标上, 可借鉴英、日等国经验,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逐步将分业监管模式转变为功能型监管模式, 从体制上解决现行监管结构和监管理念的矛盾。

3. 积极推进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和人民币的区域化、国际化步伐。

但随着保险独家经营的解体, 保险市场上多个竞争主体的出现及竞争的日益激烈化, 各家公司的服务水平会在竞争中不断提高。保险公司要想吸引客户, 只有更新保险营销观念, 在认真研究市场、调查市场的基础上进行市场细分, 根据企业自身优势及经营特点进行准确的保险市场定位, 同时在选准并确定目标市场后, 按照客户的需求开发新产品, 拓展保险产品线的长度和宽度, 占领并不断巩固市场份额。

4. 保险企业应建立企业文化来管理保险营销人员。

人是有多方面、多层次需求的。当现代的科学技术创造了很高的生活标准, 充分满足了人们生活需要和安全需要后, 人们在追求自尊、交际、自我成就等更高层次需要时, 报酬、允诺、刺激、威胁和其他强制手段就不会太起作用。而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把人的精神属性和价值追求提到首位的管理方法, 正好恰恰满足了这一需求。就保险而言, 它通过仪式、典礼、文化沙龙等一系列形式, 把保险企业价值观念变成所在企业员工共有的价值观念, 通过共有价值观念进行内在控制, 使本企业成员以这种共有价值观念为准则来自觉监督和调整自己的日常行为, 借以增强保险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 齐心协力实现保险企业的目标。

综上所述, 涉及到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体制、保险人市场行为、保险监管力度等等。要使问题真正得到解决并确实能达致提高我国保险业运行效率之目的, 关键在于大力加快保险的市场化进程, 积极培育和完善保险市场体系, 改善保险监管方式, 调整保险监管目标, 促进国内保险市场同国际保险市场的接轨, 让市场真正成为汰弱留强的“生死场”;通过保险经营方式的彻底改变, 实现我国保险业的有效率增长。

摘要：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 为应对各种风险, 我国金融保险业应采取制度性措施改革银行业, 不断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 逐步转变为功能型监管模式。保险公司要更新保险营销观念, 根据企业自身优势及经营特点进行准确的保险市场定位, 拓展保险产品线的长度和宽度, 占领并不断巩固市场份额;同时建立企业文化来管理保险营销人员, 以增强保险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 齐心协力实现保险企业的目标。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金融保险,应对策略

参考文献

[1]石建勋.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机遇[J].西部论丛, 2009 (2)

[2]万建伟.金融全球化过程中我国金融业面临的风险及应对措施[J].河南社会科学, 2009 (1)

[3]宋国友.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来源、收益与影响[J].复旦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