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与创新范文

变迁与创新范文（精选12篇）

变迁与创新 第1篇

一、石狗的形象造型特点

雷州石狗的时代性与区域性的特征明显。比之汉代的金兽、石雕卧马皇家雕刻艺术,雷州石狗被当地人民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传承性更好,再创造的过程更值得研究,而且雕刻手法复杂,总体的艺术风格偏向于写意性。

在造型上,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新石器时期、春秋秦汉时期,唐宋时期,明清时期。这三个时期的造型各不相同,而又各具特色独树一帜。

1. 新石器时期百物混沌型

新石器时期的石狗又表现为百物混沌型,这种也被大多数学者称为原始类型,本质上其造型很接近于沙皮狗。雷州出土的新石器时期有大型肩石铲、石拍器物已经说明了,当时雷州石器加工已有一定水平。根据相关地理知识我们不难得知,雷州的史前文明是相对于中原的南蛮之地的文明,同时也是百越族人世世代代的聚居之地,百越民族各部落的图腾都糅合在一起,凝聚在石狗的外貌造型上,自然会有其他图腾的特点,所以导致了这段时期的石狗形态差别。相对于唐宋时期的具象表现,这个时期的石狗五官的刻画不够具体,只用简单的线条雕塑出整体的形神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抽象型石狗,比如,雕刻者雕刻了狗的形态,却不对脸部进行写实雕画,只用几条简单的线条来表示形神。

其中石狗特点表现为:刻工粗拙、平头方脸,五官与肢体作象征性的雕刻,古朴、粗简、肃穆造型,眼部雕刻不甚清晰,要么是模仿人眼,要么是以圆球体代替,而身上的兽毛之类细碎也都省略了,但是平头方脸严肃的造型为后期实现威严的造型提供了很好的蓝本,鼻子和脸部笑痕形成了隆起的“︿”丘陵山形,为了突出这部分造型,嘴部大胆省略,更能够体现严肃,“︿”的造型非常难得,经过改良,可以形成既威武又可爱的面孔,也可以形成老龄和善的面孔,简单的一笔已经非常符合道法自然的道教精髓,非常有借鉴价值。但是遗憾的是,在后来的很多个时期和朝代中都没有出现和继承,也没有受到后人的重视。

2. 春秋秦汉时期

春秋秦汉时期的雷州石狗,受到当时手工技术的制约,也局限于当时社会整体的对艺术的审美水平影响,造型偏向于粗犷朴素,没有太多花俏的装饰,形状简单,大多昂首朝天,取自天人感应的图腾特征,又取天狗吠日求雨之意。其眼部雕刻清晰,以圆球体代替造型,眼窝深陷,我们可以形象的称之为“荷包蛋”形眼;秦汉石狗嘴部都很具体的刻画,秦代石狗的嘴部更方正,鼻部瘦长、条状带有少许起伏,整体造型与石凳无异;汉代石狗的嘴部则具有曲线感,甚至有很肥厚的双下巴,脸部做了倒角打磨处理,不再是方方正正的脸腮帮,造型却是简约不少,张嘴具有弧度,某些角度看起来极像青蛙或蛤蟆,但仔细一看,却有舌头紧贴于下唇,这正是狗神舌头自我降温的状态,这种张开嘴的态势一直在后来的很多个时期和朝代中都有出现和继承。

3. 唐时期具象型

到了唐宋时期,这个阶段的石狗造型开始出现了大幅度的改变,注重整体结构,以及纹路,线条的表现。而且这个时期同时也强调了石狗的生殖器的刻画。

相对于新石器时期的抽象型石狗表现,唐代时期石狗更加具象,基本拥有狗的特征和形象,属于雷州石狗早期雕刻。这一时期的石狗一般有着尖而细长的嘴巴,平坦的唇部,高高竖立的耳朵。更有的石狗面部更尖,造型更以写实为主,面部平视,鼻尖平坦,鼻骨与眉弓拉直,面部平坦,起伏较少,起伏主要集中于嘴、嘴角部位,水沟穴(人中)基本被露出来的牙齿取代,不吐舌头。对后腿细节的雕刻不甚在意,只是作部分残缺处理或者变形的前移,后腿整体较为圆润。尾部通常都会蜷曲起来用于修饰后体。前腿与之相反,纹路清晰,注重细节,呈立状。

4. 宋时期狮象类型

而宋代石狗面部更方,属于肥头大耳形,耳廓靠后,与狮子相似,齿唇较厚,嘴的外围截面占整个头的三分之二以上,舌头圆润被两排牙齿咬住,就如同石狮咬着石彩球一般。鼻孔鼻尖都有较高隆起。狮象类型石狗,这是在“狗”的基础上,加上了狮子的特征。一般表现为头部圆润,眼窝深陷,眼珠比平常的石狗更为硕大和突出,继承了上一种石狗面部表情丰富的特点。狮象类型的石狗一般都会雕刻上垂着的铃铛。其出现估计离不开丝绸之路的发展,但不排除是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所导致的文化产物。

5. 明清时期石狗人格化

到了明清时期,人们开始使用拟人化、人格化的手法来表现外貌和形神。这个时期刻工精美,纹饰线条等被雕刻地十分细致,可以从侧面反映出社会崇尚福禄寿的民风所向。张大嘴巴,舌头明显,眼球硕大,鼻翼清晰,脸颊造型接近于人,笑痕很深,有些更显得面目狰狞,由于笑痕的处理要求人格化,与造型“可爱”直接产生了矛盾。

人格化类型石狗,也称为人神石狗,这是人面狗身,强调对石狗的崇拜上升到人神高度的一种艺术造型。这个时代的石狗与百物混沌型的有巨大差别,就是具有了人格化的形象,并被赋予了丰富的各种人的面部表情。这类石狗将狗的面部与人的五官融合,通过夸张变形的手法改变成为人类的面部和五官。特别明显的是对石狗鼻子、眉骨、眼睛以及嘴巴的刻画,可以看出石狗的喜怒哀乐。

雷州石狗还根据中国的传统官僚等级,区分出来文相、武相之分,取文武相结合,文武并存之意。文相石狗一般整体雕刻出斯文端庄文质彬彬的气质,以蹲姿为多。武相石狗则刚好与之相反,造型上威武霸气,以立姿为多。

二、石狗作为文创产品的形象创新

用的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部副主任苏怡话来说,“博物馆不应该冷酷,不该把过去的文物冷冻在这里,把知识冷冻在这个时刻。否则,文化就会变得固化甚至僵化了。”我们石狗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也应该这样走,基于现状,发展方向可以向佛山陶瓷雕塑以及旅游产品两个大方向发展。石狗首先需要在广东打响自己的名堂来,而号称“南国陶都”的佛山正是石狗文化新时代发展的好去处。

把陶瓷雕塑用于石狗身上,首先要根据市场需求把符合大众审美的形象设计好。石狗本身具有神灵的意义,我们可以以“山”为主题,兼具有可爱、威武造型。我们可以联想到“山神”:

例如,为了营造眼窝的深陷感,我们可以把眼球设计成两个对称的“6”字形,再在“6”字形的圈内画上“3”(与“山”同音)。

再如,鼻部的设计,近代石狗鼻头应该大而明显,我们可以把其原型的圆形设计成扇形,“扇”同“山”谐音。

还如,我们可以将鼻头和脸部笑痕形成了隆起的“︿”丘陵山形;下巴圆润有山丘之形;而头型则可选用狮子头的样式,甚至可以借用类似古埃及人面狮身的头饰造型;而常见的经典蹲坐姿势,胸部挺起,可在胸部画山水,做到“胸中有丘壑,有容乃大”。

石狗号称“南方兵马俑”,在21世纪,作为从上古时期便从雷州传承下来的偶像崇拜的具象化特征,不能安于现状,一直停留在雷州继续它的“迎宾工作”以及“守护神职能”。石狗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被尊奉为神,而且“身兼多职”,有的地方称其为“白马公”“马王爷”“灶王爷”之属,也不排除受到汉代马踏匈奴石雕的影响,其具有“祈雨降福”“迎送宾客”“辟邪降魔”“守护境民”等职能,集多神于一体,合众工于一身。

因不同地区的石狗有不同的纹饰,如洋田地区有状如青蛙,沿海地区有状如海豚,山区有似狼似虎。另一方面职责不同的石狗也有不同的纹饰,如守田的大都面部扁平,身上饰有云雷纹,属“望天石狗”,专司风雨,以利五谷;守海的尾部饰有船锚,以利航海;守山的脚下饰有兽网,以利狩猎。这样,可供参考、利用、需要设计的元素越来越多,石狗的文创设计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要想系列化、传承化,还需要一代代人不断的塑造和努力,方能够有大成。

参考文献

[1]叶春生.岭南民间文化[M].广东高教出版社,2000.

第四节技术创新与区域结构变迁 第2篇

一、技术与技术创新

技术：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技术主要是指人们进行经济活动时使用的各种生产手段和知识、经验，具体包括生产工具、生产方法、工艺流程等所谓的硬技术，以及生产技能、管理方法与经验等软技术。技术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技术创新： 是技术发展中的突破，是技术领域发生的根本性的、对技术本身和经济活动有着广泛而深刻影响的重大变化。

主要表现：发现新的可用资源，创造新的生产工艺，发明新的生产方法，产生新的经营管理思想及相应的操作方法等。

主要结果：发现新的原材料及其供给来源，生产出全新概念的产品或增加产品的新功能、新品质，开发出新的消费市场，引入新的经营管理方法，产生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等。

重要性：技术创新标志着某些领域或全面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产生出强大的推动力。越来越成为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关注的焦点，成为提高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二、技术创新对区域结构变迁的作用机制

技术创新通过引起产品、产业的更替，使得一些新兴产业不断兴起和发展壮大，部分原有产业的地位逐渐下降，或者被淘汰而转移到别的区域，从而导致区域产业结构的更新。

作用机制：技术创新能够发现新的原材料，生产出全新概念的产品或增加产品的新功能、新品质。出现两种情况：

一是新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形成相应的生产行业或部门。

二是新产品在功能、品质上超过原有产品，使同一生产部门发生内部的分化。结果是新的生产部门建立，而一些原有的生产部门出现衰退，甚至消亡。

(二)技术创新引导和改变消费需求

技术创新对生产和生活方面的消费需求变动有着显著的影响。

首先，技术创新所开发出的新产品，往往能够刺激人们新的消费需求，新产品常常成为人们消费的热点。

其次，技术创新生产出的功能更新、品质更好的产品，实现了产品的升级换代，引导人们争相购买新产品。

再次，技术创新不断地在揭示原有产品的缺陷，如使用不方便、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害、存在安全隐患、对环境造成危害等，同时，又指出什么样的产品或消费方式有益于健康、环境保护等等，从而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

最后，技术创新加快了物质产品的生产速度,使人们在物质需求相对满足的情况下，精神文化消费需求趋于上升，物质消费性需求相对下降。

技术创新对消费需求变动的引导，改了区域的消费结构。消费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对生产产生导向作用，促使区域进行产业发展的调整，进而引起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对商业贸易产生指示作用，引起区域贸易结构的变化。

(三)技术创新引发和促进制度创新

制度：制度是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与相互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经济活动中的资本、土地和劳动这些基本的要素只有在制度的作用下才能发挥功能。

制度的重要性及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经济发展离不开制度的创新，而制度创新的导因之一就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促进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直接引起生产方法、经营与管理思想、理论和方法等的变革，从而导致资源配置方式、企业组织形式、经济运行规则等的变化。

技术创新会直接或间接改变人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这些方面的变化就改变了人们对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利益分配、发展的可持续性等的认识和行为。

(四)技术创新增强了区域的经济竞争力

技术创新是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的重要组成因素。

技术创新可以弥补区域在某些资源禀赋方面的不足，如使用人工合成的材料代替功能相同或相近的自然资源。现代高新技术的出现使经济增长中的要素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依靠资本、劳动和土地投入的格局被打破，知识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于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知识资源丰富的区域将在经济发展中更具竞争力。

技术创新代表了技术发展的新方向。技术创新力强的区域，其产业的技术先进程度高，所生产的产品因技术含量大，附加值高，市场竞争力强。

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贸易在区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掌握着先进技术的区域在对外贸易中越来越占据优势，甚至可以凭借技术创新获得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制定游戏规则、进行一定程度垄断的权力。

技术创新使得区域经济增长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内涵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日益被接受，即依靠科技进步，改善实体性生产要素的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产资料的利用率。单纯依靠增加实体性生产要素的投入和生产规模扩大的外延式的经济增长方式逐渐退居次要地位，甚至被排斥。依靠技术创新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相对减少实体性生产要素的投入，提高经济效益，已经成为发展区域经济的共识。

美国硅谷

硅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经圣克拉拉至圣何塞近50公里的一条狭长地带，是美国重要的电子工业基地，也是世界最为知名的电子工业集中地。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微电子技术高速发展，硅谷以附近一些具有雄厚科研力量的美国一流大学斯坦福、伯克利和加州理工等世界知名大学为依托，以高技术的中小公司群为基础，并拥有思科、英特尔、惠普、朗讯、苹果等大公司，融科学、技术、生产为一体的电子工业基地。已有大大小小电子工业公司达10000家以上，所产半导体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约占全美1／3和1／6。

80年代后，生物、空间、海洋、通讯、能源材料等新兴技术的研究机构纷纷出现，该地区客观上成为美国高新技术的摇篮，现在硅谷已成为世界各国半导体工业聚集区的代名词。

美国“硅谷”，是世界上最早的、规模最大的高技术工业区，是世界高技术工业发展的先驱和典范。刺激“硅谷”迅速崛起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地理位置优越，环境优美（2）气候宜人（3）有高等院校（4）便捷的交通（5）军事订货

三、技术创新的空间差异与区域经济格局变化

技术创新空间差异的原因：

技术创新是一个多个环节的复杂过程。需要有大量的资金和智力资源的投入，要求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科学文化基础。

技术创新面临着技术开发失败、市场对新产品不予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形成有效的市场规模来支撑新技术实现产业化等风险。技术创新要求有较强的承受风险的实力，只在少数地区进行，其它地区接受或引进创新，导致区域创新的地区差异。

地区之间技术创新差异引起经济增长差异：

技术创新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快于其它地区。而且，导致技术创新的要素往往都趋向于集中在具备创新条件的地方，产生技术创新行为与过程的正向循环，技术创新在少数地方不断地强化。而其它地区的技术创新存在较多的困难，技术进步比较缓慢。区域内部因此而存在或加大经济增长的空间差异。如果没有外来力量，这样的经济格局是不易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性变化的。

四、区域创新网络

技术创新在较大程度上得益于创新主体（企业、技术研发机构）在地理上的集聚或接近，以及各种的地方联系的综合作用。创新主体在地理上的集聚及相互联系的加强便产生了一种新的技术创新空间组织形式－－区域创新网络。

区域创新网络：集聚在某个区域的企业、科研机构、市场中介组织、行业组织、地方政府以及有关个人等创新主体，经过相互之间多渠道、多方式、多层面的长期交流与合作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网络。

区域创新网络的组成要素：

创新主体：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市场中介组织、行业组织、地方政府以及有关个人。

创新资源：信息、知识、政策、制度、规则，资金。

关系通道：会议交流、合作协议等正式通道和日常人际交流、公共活动、休闲活动等非正式通道。

空间：创新涉及的地点和场所。

节点：创新主体及其相互作用产生的扩散行为。区域创新网络的特征

系统性：各创新主体之间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整体，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创新可以引发模仿、集体学习等借助系统得以放大。

开放性：创新主体与外界相互联系。

动态性：系统内部要素的数量、规模、联系方式和格局不断发生变化。非中心化或平等性：创新主体及其联系方式不是等级的，而是一种网络 的、平等的。

本地化：创新主体及其节点立足于本地。

区域创新网络与区域发展

区域创新网络是区域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区域创新网络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区域创新网络能够有效降低创新主体学习和创新的交易成本，有利于主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分工协作而降低风险，共同推进区域的创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创新网络要不断适应外部大环境的变化，地方政府应该采取积极措施为其创造一个适宜的外部环境（法制、政策、文化环境等）。

全要素生产率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又称为“索罗余值”，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Robert M.Solow）提出，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即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为全要素生产率（TFP，也称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二、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公式

全部要素的生产率（TFP）无法从总产量中直接计算出来，故只能采取间接的办法：

GY=GA+aGL+βGK

其中：GY——经济增长率

GA——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率）

GL——劳动增加率

GK——资本增长率

a——劳动份额

b——资本份额

举例：如果在生产中投入劳动、资本（包括厂房、机器设备、存货等劳动创造的资本财物）、土地（包括一切自然资源在内）等生产要素共计100万美元，而生产出来的总产量为150万美元。那么，这150万美元的产量是由两个方面的贡献构成的，其中100万美元是由于投入了100万美元的生产要素所引起的，其余50万美元则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如果本的产量比上增长15%，而其中要素投入量的增长为10％，则其余5％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即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为全要素生产率（TFP，也称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全要素生产率一般的含义为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利用的效率。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生产率与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都贡献于经济的增长。从效率角度考察，生产率等同于一定时间内国民经济中产出与各种资源要素总投入的比值。从本质上讲，它反映的则是个国家（地区）为了摆脱贫困、落后和发展经济在一定时期里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努力程度，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综合反映。

全要素生产率是用来衡量生产效率的指标，它有三个来源：一是效率的改善；二是技术进步；三是规模效应。在计算上它是除去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之后的“余值”，由于“余值”还包括没有识别带来增长的因素和概念上的差异以及度量上的误差，它只能相对衡量效益改善技术进步的程度。

5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M·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提出了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特性的总量生产函数和增长方程，形成了现在通常所说的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含义，并把它归结为是由技术进步而产生的。

全要素生产率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尤其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首先,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进行经济增长源泉分析,即分析各种因素(投入要素增长、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识别经济是投入型增长还是效率型增长,确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其次,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是制定和评价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基础。具体来说,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与要素投入贡献的比较,就可以确定经济政策是应以增加总需求为主还是应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为主。

不过,目前学术界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内涵的界定还有分歧。[1]本文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各要素(如资本和劳动等)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导致的产出增加,是剔除要素投入贡献后所得到的残差,最早由索洛(Solow ,1957)提出,故也称为索洛残差。在我国,近年来有些学者已开始研究全要素生产率问题,尤其在克鲁格曼(1999)提出“东亚无奇迹”的论点后,这一问题更引起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一些学者估算了我国不同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如舒元(1993)曾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我国1952 —1990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得到的结论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102 % ,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为013 %。王小鲁(2000)同样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我国1953—1999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得到的结论是,1953 —1978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117% ,1979—1999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1146%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19 %。还有一些学者对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理论思考,如郑玉歆(1999)对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规律进行了详细讨论,但未给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估算。易纲、樊纲和李岩(2003)提出我国经济存在效率提升的四点证据,指出新兴经济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上面临的困难,并给出新兴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模型,但他们也未给出具体估算。本文在析比较全要素生产率四种估算方法的基础上,估算出我国1979 —2004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依据估算结果对此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我国经济增长源泉做简要分析。

所谓综合要素生产率是指同样数量规模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因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而导致的产出增加。由于这种生产率难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分开，故称之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分析基于如下思想：总产出增长部分原因是投入（或要素）的积累，部分原因是某种不可观测的数量。也就是说，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就是产出增长不能归因于投入增长的那部分。用简单的增长核算关系来看，即：

δy＝δa+αδk+(1-α)δl（12）

式中，δy是产出增长率，δk是（物质）资本存量增长率，δl是劳动投入增长率，参数α是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δa就是综合要素生产增长率。在实践中，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就是对上式的变换得到的余数：

δa＝δy-αδk-(1-α)δl（13）

苏南发展的路径变迁与创新管理 第3篇

摘要:曾经作为农村经济发展标杆的“苏南发展模式”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后,逐渐显现出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增长方式问题等影响苏南模式的经济放大效应的问题。文章通过分析传统苏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苏南解决发展的途径变迁,并由此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出了苏南经济的创新管理路径。

关键词:苏南发展;路径变迁;创新管理

一、 苏南发展的历程进程及其问题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苏南农村企业合理市场调节机制,将大量的生产资料和技术和人才吸收到乡镇企业,在短缺经济的背景下迅速在全国打开市场,带动了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创造了领先全国的“苏南速度”。随着苏南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苏南不仅成功地实现了百万农民的非农化转移,而且“以工建农”、“以工建镇”,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大批小城镇迅速崛起。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计划、市场双轨并行时代终结;1997年起,市场格局转向全面过剩的买方市场,乡镇企业产品技术大多属于低端,面对放开搞活的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国有企业的激烈竞争,产品销售困难。但苏南乡镇企业抓住中央实行了沿海开放战略,外资、外贸、外经一齐上,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在日益高涨的对外开放大潮中,乡镇企业通过外向型经济实现了新的突起。20世纪末以来,苏南以新型工业化为目标,充分发挥开发园区的产业集聚功能,使得苏南成为国际产业资本转移最主要的目的地之一。在经济国际化的背景下,不断强化城市的现代功能,大力加强都市圈建设,将苏南带入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互动并进的城乡一体化新时期。苏南经济的新亮点主要是外资大规模的涌人带来的,而外资青睐苏南地区主要由其区位优势以及低廉的商务成本决定的。国际产业资本的特性决定了它永远在寻求最佳的性价比的地区。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开发区如火如荼的建设,苏南地区土地供应趋紧,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些都将使苏南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产生消极影响。“两头在外”的模式使苏南地区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末端,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难以实现。此种简单加工贸易模式使苏南地区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末端,生产附加值偏低,特别是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不足,缺乏自主品牌。长期未能孵化出本地的高科技产业,加之由于城市化带来的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外来劳动力、“三农”问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以及社会问题等诸多课题随之出现,对苏南经济进一步腾飞起到了阻碍。

二、 苏南发展的演进思路和路径变迁

1. 不断改革创新,以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带动大市场的发育。苏南经济的演进必须坚持抓住机遇,以现代大中城市作为区域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依托,不断开拓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国际化的“四化”互动并进之路:把振兴县域经济、破解“三农”难题与强化中心城市功能建设结合起来;把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办好园区经济与推进科技创新、产业集聚以及结构升级结合起来;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优化配置科技、教育、文化以及人才资源结合起来:营造以信息化为核心、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以现代制造业为基础的产业高地,增强区域整体优势和综合竞争力。

2. 发展跨越行政区划的产业集群,规划面向全国全世界的大流通市场。近些年,苏南产业集群有较快的发展,但问题是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不高,而且各自为政,缺乏应有的产业链接。迫切需要借助于大市场、大流通的作用,来促进产业集群内部以及集群之间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发展,拉长其产业链,提升其竞争力。苏南模式的演进则应着力营造以信息化为核心的城乡通开、内外网络的大市场、大流通的大环境,以形成畅通、高效的苏南流通经济圈,推进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为跨地区要素流动、跨地区资源配置、跨地区企业集群建立统一平台。依托大城市,结合交通资源的整合,积极发展苏南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

3. 协调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与市场“无形的手”之间的关系。由于各地的政府在宏观调控时采取的手段措施相似,措施比较单一,苏南各城市之间的恶性竞争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各地政府竞相提出优惠政策,城市的发展战略雷同。要促使苏南经济又新的发展,必须完善现有的制度创新制度、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现有的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完善地方党政干部的政绩考核制度、实现从非制度性合作逐步转向制度性合作,并探索区域内城市创新合作形式等一系列的问题。各地政府必须协同实施改革与发展的区域统筹,在此基础上通过政策导向和综合调控,谋求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进而推进从市县相互摩擦走向区域一体整合,形成合力培育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三、 苏南发展格局的演进与创新管理

1. 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创新。

(1)政府管理理念的创新。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确定先进理念是政府模式创新的前提,也是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的根本内容。主要应从以下三个层面做起:首先树立服务理念。政府官员必须转变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其次培养高效率理念。构建新的管理模式,需要政府管理尽最大可能降低成本,增大收益,以服务基层普通群众和中小企业为主要任务。再次要增强法治理念。构建新的管理模式,必须进一步贯彻依法治国的精神,用法律来教育和规范公众行为,使整个社会发展协调有序

(2)苏南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创新。政府作用的范围和方式也应发生变化。其创新的着力点是提供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的公共环境,为各类企业发展提供公共平台。大致经过这样一些阶段:先是提供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制和政策环境,接着是提供吸引各类投资者(特别是外资)进入的投资环境和平台;提供科技产业和创新的环境和平台,如吸引科技人才的机制、风险投资机制、产学研结合的机制。政府在这里着力提供公共环境和平台,能够有力地支持市场化的推进。

(3)政府管理的层级创新。在原有模式中,对经济发展作用最大的政府是乡镇政府。而在新“苏南模式”中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最大的政府层次由乡镇政府上升到县级政府。相应地政府调控的范围也扩大到县域范围。企业所面对的政府机构也明显减少,政府的作用更为宏观,县域范围内各个地区可以更为统筹协调,政府成本也因为乡镇政府的减少和作用的减弱而降低。

(4)政府管理的方式创新。在管理方式上,重视强制性、促导性、参予性三种管理方式的协调配置,积极加强科技法制建设,积极推进科技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及相关配套的其它领域的改革,切实转换政府职能。体现在“苏南模式的演进”中,政府推进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是抓规划,并从政策和政府投资等方面落实规划。如果说过去政府投资主要是投资于企业项目的话,那么现在政府的投资职能主要在根据城市化规划和环境规划所进行的公共性投资。

(5)政府管理的工作重点创新。“苏南模式”的初期阶段政府主抓经济发展是必要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市场化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有了自我强化的功能,就是说经济发展可以由市场来调节,成为企业的自觉行为。这时政府就有可能由主抓经济发展转向主抓社会发展。从而形成企业抓经济发展以实现GDP指标,政府抓社会发展以实现全面小康指标的局面。

2. 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

(1)管理理念的创新。首先从单一生产意识转为追求经济效益的市场意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效益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来实现生产体系中的每一个环节,尤其是在开发环节中把市场需求的产业和产品作为企业开发和创新的主攻方向,否则企业的效益就无从谈起。再次,从企业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发展到对社会发展、环境的责任和对用户的责任的经营目标多元化理念的创新。

国际性评选优秀企业时,通常对企业的创新能力、长期投资价值、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等指标占了相当份量,所以在经营目标上要进一步地拓宽思维,超前发展,这是为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客观要求。

(2)人力资源的管理创新。一是树立人力资本的理念。人才的培养和知识的积累,是企业再生产内涵的核心和实质。知识经济时代,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已经成为企业在21世纪的战略性资源,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水平、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正在成为企业在竞争中拉开差距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源不但要讲求数量,更要讲求质量、结构和配置。二是加强人才培养。企业应建立人才开发的组织机构,制定系统的人才培训、内外交流计划,鼓励个人自学成才,加快科技人员的技术更新,培养高水平的专才和复合型人才。三是创造有利于人才辈出的竞争机制。按照“业绩为主,量化考核”的原则建立工作实效的量化考核体系,实行考核、任职、分配相结合的制度,激发个人潜能。

(3)决策管理的创新。决策管理是关系到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过去企业的决策管理是多靠经验和主观判断,而现在不同了。面对错综复杂,瞬息多变的环境,企业必须充分运用现代信息系统,掌握方方面面的信息。因为信息是现代企业的神经系统,是企业科学决策和及时应变的依据。所以要建立灵活准确的信息系统是企业决策管理创新的主要内容。

(4)战略管理的创新。战略管理从宏观上讲,正确的战略使企业始终体现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总趋势,企业能够保持长久的生命力,从微观上来说正确战略能够准确地把握未来可能发展的产品及市场范围,使企业赢得持续的竞争力。从战略管理的创新角度上看,在经营领域中,过去我们企业战略是只重视生产管理,而不重视开发和营销管理。这种战略,显然不适应苏南市场经济的需求。因此,苏南企业在经营战略管理上要实现由过去偏重生产管理到重视技术创新管理再到战略管理的创新上来。

参考文献:

1. 宋林飞.“苏南模式”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江海学刊,2001,(3).

2. 曹宝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新苏南发展模式的分析与解释.江海学刊,2005,(4).

3.唐为首.“苏南模式”的演进及其对创新发展模式的启示.经济丛刊,2007,(4).

基金项目:第四十二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07042 0480);2009年度江苏省软科学基金项目“企业自主创新中的投资偏差和风险研究”(08SJD7900051);江苏省教育厅哲社类指导项目“苏南苏北经济差距的社会因素探析”(05SJD840003)。

作者简介:王冀宁,中国社科院、南京大学博士后,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仇荣国,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硕士;张建华,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制度创新与浙江传媒业的变迁 第4篇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浙江传媒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报业独大, 特别是党报独占鳌头的状况, 发展到今天报业、广电和网络等多种媒体竞显风采, 喉舌媒体、市场化媒体、行业媒体多元并立的局面。2005年, 全省新闻出版业总增加值310.01亿元 (含印刷业) , 约占全省GDP的2.31%。2006年全省广播电视业 (含社会影视业) 经营收入达73.44亿元, 规模实力居全国第3位。《2008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至2008年浙江省全省拥有14家图书出版社, 仅2008年就出版图书8273种, 总印数达2.9亿册;全省公开发行的报纸有70种, 年发行量29.6亿份, 平均每千人每天拥有160.4份报纸;出版期刊218种, 年发行量近0.75亿册。2008年, 浙江省市级广播电台、电视台各12座, 县级广播电视台66家。全省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分别达到98.9%和99.1%。2008年全省制作生产的各类电影有22部、电视剧26部863集、动画28部18413分钟, 全省广播电视业经营收入97.44亿元, 电影票房收入2.73亿元。各项指标居全国前列。60年来, 浙江传媒业从无到有, 从单一到多元, 从事业到产业, 经历了巨大的跨越。

浙江传媒业的制度创新

考察浙江传媒业的变迁之路, 制度创新无疑是其发展的关键所在。所谓制度创新即在约束与影响某一特定行业发展的一系列规则上的突破与创造。浙江传媒业的制度创新包括在宏观管理体制层面的创新与微观经营层面的创新。微观层面的制度创新主体是传媒, 宏观层面的制度创新主体是政府部门, 正是在传媒业自身和政府的共同推动下, 浙江传媒业的一系列制度创新涌现出来, 极大地解放了浙江传媒业的生产力。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浙江传媒业面临巨大的复苏困境。财政上的困难使传媒业的发展难以为继, 传媒业自身和政府需要调整原有的媒介制度体系。20世纪80年代后期, “事业单位, 企业化管理”的制度模式开始在传媒业中试行, 也正是从这时起, 传媒业自身开始成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具有了一定的独立利益和经营自主权的媒体开始自发地顺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带来的获利需求, 进行调整与改革。如在报纸发行方面, 浙江省是最早打破邮局垄断, 实行自办发行的省份之一。80年代后期, 《宁波日报》率先在省内自办发行, 到1995年, 全省11家地市党报全部实行自办发行, 极大地提高了发行效率和市场份额。报纸扩版也开始跟进。1985年11月23日, 《浙江日报》出版《星期六专版》, 主动积极地适应市场和读者需要。“扩版热”之后又有创办晚报、都市报热, 报纸纷纷创办子报子刊, 电台、电视台则纷纷扩充专业频道。这种传媒制度领域的“增量改革”很快蔓延至一些“存量改革”, 媒体的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经营管理制度以及采编制度等都出现了重大调整。传媒业的自主制度创新可以从2001年1月1日创刊的《东南商报》身上体现出来。首先, 该报实行了采编经营的两分离。建立了总编辑领导下的编委会负责制, 经营部分则完全推向市场。其次, 对人事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全员聘用制, 岗位管理、同工同酬, 收入与效益挂钩, 人员能进能出、职位能上能下、收入能高能低。 (1) 《青年时报》也提出了“政治家办报、企业化经营、人本化管理”的体制及管理制度。为了增加活力, 报社还引入了“目标责任制”管理。 (2) 类似这种经营与采编制度层面的制度创新在其他媒体中也普遍涌现。如浙江广电集团的“分级核算制度”、“品牌创新战略”等。正是在体制机制、新闻报道、经营管理、新技术运用等方面不断求新求变, 在实施品牌化战略, 创新新闻产品, 创新报道形式、创新经营业务, 做强主业, 实现多元化发展等方面不断创新, 浙江传媒业才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3)

而与此同时, 政府在传媒业的管理和规制政策上也积极求新求变, 适应并引导传媒业向着产业化的方向发展。这种制度创新同样给了浙江传媒业以巨大的推动力。

1984年, 浙江省政府为了鼓励广播电视部门积极创收, 依靠自己的努力克服当时的经费困难, 批准了省广播电视厅提出的“8∶1∶1”政策, 在确保创收所得80%用于事业发展, 10%用于集体福利、10%用于职工奖励的前提下, 同意广电部门有权自主支配创收的预算外收入。这种制度调整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1985年, 省政府批准全省报业系统也依此参照执行。 (4) 制度调整的效果非常明显, 全省报业和广播电视业开始名正言顺地实行“一业为主, 多种经营”。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事业经费从此由原来的财政拨款变为靠自己解决。1988年, 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 首次以政府部门的文件形式, 支持新闻媒体开展广告业务和其他经营活动。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 浙江传媒业在市场化、产业化、资本化和集团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政府的传媒政策也及时跟进, 与传媒业的发展形成了一种积极的互动。1999年, 浙江省委十届三次全体 (扩大) 会议正式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 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 2000年12月,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会通过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 (2001~2020) 》, 作为浙江文化产业的核心组成部分, 浙江传媒产业 (新闻出版业、广播影视业及网络业等) 的改革与发展纳入了政府目标。2003年, 浙江省被中央确定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地区后, 省政府把发展包括传媒产业的文化产业放在突出位置, 并与全省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紧密结合, 不断鼓励传媒业的制度创新和做大做强。在2003年的《浙江省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总体方案》中, 政府提出了传媒业体制改革的目标, 那就是“积极探索形成新形势下保证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格局, 初步建立调控适度、运行有序、促进发展的宏观管理体制”。2008年6月, 《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2008年~2012年》对未来一段时间浙江传媒业体制与机制创新作了进一步的部署。规划明确指出, 要“推动已转制文化企业继续深化改革,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有条件的转制企业加快产权制度改革, 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 打造和引进文化领域的战略投资者, 扶持若干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文化上市公司。”政府对浙江传媒业的扶持与鼓励无疑会给浙江传媒业的发展以巨大的动力和影响。政府层面的制度调整一方面是适应传媒业自主创新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是新形势下对传媒业发展的一种规制和引导。这种规制一方面能够激励传媒业的自主创新, 另一方面也可能限制传媒业的创新路径与空间。浙江传媒业的变迁就是在这种政府规制与媒体自主创新既合作又冲突的互动与博弈中展开的。两个层面的制度创新相互作用, 影响并制约着浙江传媒的发展与变迁。

摘要：浙江传媒业之所以从需国家补贴的亏损事业单位到今天的产业巨擘和利税大户, 其巨大变迁得益于浙江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市场化的推进及政策环境的改善等是浙江传媒业转型的外部环境因素, 而体制改革的推进及内部微观治理制度的调整是浙江传媒业实现飞跃的重要内因。制度创新构成了浙江传媒业发展与转型的关键所在, 这种创新包括两个层面, 即政府层面的制度创新和媒体层面的制度创新。浙江传媒业的变迁就是在这两个制度创新主体既合作又冲突的互动与博弈中展开和形成的。

关键词：制度创新,浙江传媒业,变迁

注释

1东南商报社, 《东南商报社的全新体制和报纸品牌的打造》, 见《浙江报业改革60例》,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第40～41页。

2青年时报社, 《青年时报社以资本合作激活内部机制》, 见《浙江报业改革60例》,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第43页。

3马雨农:《浙江传媒业的创新之旅》, 《新闻记者》, 2007 (12) 。

教育与社会变迁 第5篇

一、社会变迁概述社会变迁是社会的发展、进步、停滞、倒退等一切现象和过程的总和。社会变迁既包含社会的进步和退步，又包括社会的整合和解体。社会变迁的内容涉及社会生产、生活的所有领域，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变迁、人口变迁、经济变迁、社会制度和结构变迁、社会价值观的变迁、生活方式的变迁、文化变迁、科技变迁等。社会变迁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主要有社会整体和局部的变迁、社会的渐变与突变、社会的进步与退步等。

二、教育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一教育是社会变迁的结果社会变迁尤其是剧烈的社会革命会对教育产生巨大影响。学校教育的产生、教育制度的变革、教育目标和教育观念的变化、教育功能的变革等几乎都是社会变迁的结果二教育是社会变迁的动因教育是社会变迁的动因．主要体现在教育培养入、传递新的意识形态、进而推动科技发展、经济振兴、文化繁荣与政治革新等方面。三教育是社会变迁的条件教育既可能成为一种社会变迁的动因，也可能成为另一种社会变迁的条件。教育具有双重功能：教育的显性功能即预期达成的目标往往是在教育引起社会变迁的意义上加以设计的；教育的隐性功能即在未被预计的情况下，在完成显性功能的过程中附带产生的功能正是导致其他社会变迁的条件

三、教育与现代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社会变迁的共同趋向。关于社会现代化的研究从世纪年代开始。托夫勒从技术至上角度论对社会现代化做了系统论述。关于现代化的研究，有的从社会组识与政治结构的演变研究现代化，有的从文化变革研究现代化。（从世纪（一说是世纪）开始世界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有两种类型：原发型的现代化（内源性现代化）和赶超型的现代化（外源性现代化）。原发型的现代化是一个自发的、逐步成熟的自然过程；赶超型的现代化是在国家领导下自上而下的、自觉定向的进程。中国于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年把这一任务列入党的八大所通过的党章中。年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把四个现代化量化为，到二十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美元。邓小平把这个目标称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即小康之家

三、教育与现代化现代化不同于现代，也不同于工业化。现代化是现代社会演进的一种历史形态，是个文明的概念，它是指一种以现代科学为标志、以工业化为基础，并包括一切与此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现代文明。现代化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变迁，是一种自觉、有目的、有计划地实施的一种社会变迁过程。现代化的概念由两部分内容构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前者属于物的范畴，在世界各国是趋同的；后者表示各民族按自己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来设计，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现代化与教育的关系体现在现代化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与教育的活动关系上，即以科技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物的现代化与教育的关系，以及人的观念变革与教育的关系。

三、教育与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关键现代人的特征（英格尔斯）：乐于接受新事物与新思想；愿意以新的行动方式去生活与创造；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各方面的意见；注意现时与未来、守时惜时；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坚信能克服来自社会与自然的一切困难；个人发展的计划性；尊重知识、尊重科学；普遍的信任感；信奉并愿意遵循、公平待人原则；重视新式教育；尊重权威，但不盲从；公民意识强，热心社会活动。

三、教育与现代化教育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教育是促进社会现代化的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世纪末期，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社会。所谓知识经济，是指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简称。知识经济是一种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要产业支柱，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据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经济。知识经济的特点表现在：知识经济是促进人与自然协调、持续发展的经济；知识经济是以无形资产投入为主的经济，知识、智力等无形资产的投入起决定作用；知识经济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经济，世界大市场是知识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决策为导向的经济，科学决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在知识经济中有日渐增强的趋势。

三、教育与现代化教育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人的现代化在整个社会中处于核心地位，是社会现代化成败关键。科学技术革命的发生离不开人的参与，而人的培养又离不开教育的参与。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人，在分工合作为联系纽带的现代社会中，是学校教育的特定社会职能。

三、教育与现代化现代化要求教育要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国际组织对教育现代化的定量指标包括：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中等教育的毛人学率、高等教育的毛人学率、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人数、公共教育经费占的比例、人均公共教育经费等。教育在实现自身现代化过程中都存在哪些冲突？如何解决？现代教育观取代传统教育观，确立终身学习观念。教学内容现代化、课程设置合理化。教学过程集约化、教学手段科学化。改变传统的教育体制和管理体制，提倡多种类型、多种教育形式并举。自然环境变迁

社会变迁的过程总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进行，自然环境为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自然资源和物质条件。自然环境依其自身规律演变,影响社会的变迁,人类作用于自然环境引起自然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社会的变迁。人口的变迁

人口变迁主要指人口数量、质量、构成及人口流动和分布的变化。一定的人口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人是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主体。人口的变化给整个社会的变化以极大的影响。经济变迁

它包括生产力的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量的增长和生产质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变化与发展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内容之一，给整个社会变迁以决定性的影响。社会结构变迁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功能性结构的变化，表现为人们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各种经济、政治、组织、制度等结构要素的分化和组合；二是社会成员地位结构的变化，表现为社会成员由于其经济地位、职业、教育水平、权力、社会声望等的不同和变化，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变化。价值观念变迁

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主要是通过人们的行为规范和思想体系表现出来。人们的社会活动都是程度不同地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发生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往往成为整个社会变迁的先声。科学技术变迁

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结构体系中独立存在的知识系统，对于现代社会的变迁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变化和研究规模、组织形式的变化，一方面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政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另一方面促使现代社会变迁日益加速。文化变迁

用真正的创新抵挡时间的变迁 第6篇

《风尚志》：美度在90周年推出了全球限量900只完美天文台认证限量版机械腕表，在设计上有没有赋予它特殊的装饰？

Franz Linder：美度腕表的设计出发点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它努力使佩戴者通过对腕表的信任而拥有对时间的强烈感受。佩戴者在每购买一块手表之前，都要考虑它的寿命和使用期限，这个期限包括性能，也包括设计风格。这是一种智力和眼光的投资。在这次为90周年推出的完美系列里，我们使用了建筑史里古罗马竞技场的设计，来做表身超大的表盘，再现出一种大气磅礴，也赋予了美度想要追求隽永的设计哲学。

《风尚志》：推动新设计产生的动因是什么？

Franz Linder：设计的动因和灵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的设计有很多种类。既有向经典致敬的，也有偏重潮流的。在这些之上，我们最注重的是质量。大量的工作会投入到防水这些性能的检测和突破上。美度的信赖度来自于它的卓越性价比和许多原创的技术。

《风尚志》：怎样界定传统与潮流的关系？

Franz Linder：传统是超越时间的。对于一个传统品牌，它会随时受到潮流的影响，比如包括颜色在内的一些细节。我们接受并努力诠释这种时代下潮流赋予的影响，但同时，会更坚定地坚持作为一个传统品牌的发展方向。在造型上，美度则一直坚持以传统为主。

《风尚志》：在功能与设计的创新上，美度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Franz Linder：我们会在设计上注入很大的精力，也会关注潮流给我们的启示。但在功能和设计上仍旧强调性价比和使用的有效度，并且努力将二者和谐地统一。

《《风尚志》：一块好的腕表是由哪些因素组成？

Franz Linder：第一要有好的质量，对机械表来说，要具备走时认针的最高标准，比如天文台手表。 其次，有独特的性能设计。最后一点，是适合顾客每天佩戴，并且适合日常活动。

《风尚志》：在你作为美度全球总裁的职业历程中，你最珍视的是什么？

Franz Linder：如果你有一个梦想，那么就追随它，然后把它变成现实，美度告诉我要这样去做每一件事情，需要坚持并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我可以见证美度的革命，可以为它的革命而付出。这对我来说无比荣耀。

《风尚志》：美度90周年生日时，对未来的寄语是什么？

Franz Linder：我们希望把顾客带到未来，也要把他们带回过去。因为这会让他们快乐很多年。快乐，是与投资同等的回报。

《风尚志》：时间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变迁与创新 第7篇

近年来,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民营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 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 做出了突出的经济贡献。截止目前, 我国已有中小企业近5000万家, 占我国企业数量的99%以上, 占据新增就业岗位的85%, 新产品的75%, 发明专利的65%, GDP的60%, 税收的50%。但由于历史、制度、企业自身等原因, 民营企业融资制度变迁与民营经济发展相比相对滞后, 与民营经济的实际贡献和地位不相称, 导致民营企业融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阻碍了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此大背景下, 湖北省民营企业在自身企业制度变迁和融资制度变迁中遇到的问题日益突出, 其重要性关系到整个湖北省乃至中部地区经济的发展。由于民营企业主要的存在形式为中小企业, 所以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也为民营中小企业。

North (2003) 认为制度是人们创造的用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框架, 制度变迁是由制度的非均衡引起的, 其实质是制度不均衡时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潜在的收益并到达一种新的均衡。林毅夫 (1994) 认为制度是社会中个人遵守的行为规则, 制度变迁是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而自发产生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与政府追求租金最大化、产出最大化的目标下通过政策法规实施强制性变迁的过程。黄少安 (2005) 认为制度变迁主要是由于制度的非均衡而产生的一个连续反馈修正的过程。李扬和杨思群 (2001) 认为转轨经济背景下金融体系在制度和体制设计方面存在着对非国有经济的歧视, 这是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因素。张捷 (2002) 则认为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规模歧视, 规模歧视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要大于转轨经济中的所有制歧视。Banerjee等 (1994) 认为中小金融机构对其区域内的中小企业更加了解, 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 中小金融机构越多越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林毅夫和李永军 (2001) 认为在以大型金融机构为主的金融体制下只有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和完善金融体系才能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李新华 (2010) 认为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是由企业自身经营理念落后等内因和金融机构体系不健全等外因共同造成的。曹连娟 (2012) 认为目前中小企业发展与融资制度变迁的不对称是由于金融体制改革的时滞性而产生的。顾海峰 (2013) 认为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主要原因是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在无法有效缓解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实施“信贷配给”所导致。

上述研究为本文提供了许多有益借鉴, 但都具有较强的历史和地区背景, 因此在理论研究和应用上还需紧密结合目前湖北省的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才能对湖北民营企业融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本文试图在这一方面作出有益尝试。

二、湖北民营企业融资制度变迁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本文认为, 所谓民营企业融资制度是指有关民营企业融资行为相关的制度安排与规则的集合。湖北省与全国一样, 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渐进式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为主, 以市场主体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的制度变迁。整体的制度变迁可分为三个阶段, 在该过程中民营企业以及与民营企业相关融资制度也在不断变迁, 民营企业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 金融机构从少到多, 从单一到多元。

(一) 第一阶段融资制度的变迁及其特征 (1979-1986)

在改革开放之初, 国家改革的重点放在国有经济上, 民营经济发展并没有被纳入国家计划之中, 民营经济的融资安排也就没有进入国家计划。民营经济初期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很难从传统的国有金融体制中获得, 绝大部分都只能靠内源融资或者民间融资来解决。此阶段是民营经济萌芽恢复阶段, 民营企业融资制度的变迁特征主要有:民营企业融资制度变迁是典型强制性制度变迁;民营企业融资制度体系很不完善, 对内源融资的依赖性很强。

(二) 第二阶段融资制度的变迁及其特征 (1987-1992)

1989年后一段时间内, 民营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停滞。为了扭转这种局面, 邓小平1992年春天进行了南巡, 并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著名评判标准, 开启了民营经济发展的新局面。此阶段为民营经济波折发展阶段, 民营企业融资制度的变迁特征主要有:融资制度变迁的政府主导型特点依旧突出, 诱致性制度变迁受到压抑;间接融资制度创新较快, 直接融资制度创新缓慢, 企业发展过程中内生的直接融资难以得到满足。

(三) 第三阶段融资制度的变迁及其特征 (1992-至今)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变迁方向, 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深刻影响着广大民营企业融资制度演进的方向。外源融资制度方面的变化更多的是来自政府对金融制度的有意识的强制性安排, 主要包括上市融资制度安排和银行贷款制度安排两方面, 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成立了证券市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城市信用社为基础开始组建城市商业银行等。根据《2012年湖北省金融运行报告》统计, 截止到2012年底, 证券行业方面总部设在辖内的证券公司有两家, 期货公司有2家, 上市公司84家;金融机构方面, 各类金融法人机构个数129个, 机构个数7035个, 资产总额35776亿元, 其中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占有62%以上的机构份额。由图1和表1, 可看出从2001到2012这12年来湖北省非金融类企业融资总量增长了近十倍, 但以贷款为主要形式的间接融资为主的每年融资量占比几乎都在80%以上, 而在这12年中有9年股票融资占比都不足6%, 虽然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总量基本上每年都在增加, 但是直接融资比重始终相对较低。

数据来源:《2012年湖北省金融运行报告》

此阶段属于民营经济高速成长阶段, 民营企业融资制度的变迁特征主要有:民营企业融资制度变迁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 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相结合的特点;民营企业融资制度变迁具有融资总量和直接融资量越来越大的倾向, 但是直接融资量所占融资比例还相对较小。

三、湖北民营企业融资制度变迁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民营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不通畅

目前, 直接融资主要通过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进行融资, 但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尚不成熟, 即使是针对中小企业的中小板和创业板其实际门槛也比较高, 湖北民营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存在很大的障碍。根据深交所和上交所的数据, 截止到2014年一季度沪深两市主板1439家上市公司中湖北企业仅84家, 占比5.83%, 但是在719家中小板上市公司中湖北只有南国置业等10家企业, 占比1.39%, 创业板上379家企业中湖北只有华中数控等11家企业, 占比2.9%, 总体来说上市公司数量较少, 相对于湖北省GDP在全国GDP的位置, 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特别是上市融资普遍存在渠道不畅问题。

从图2可知, 自从2009年IPO重启以来湖北省平均每年仅有4家企业上市。从图2可看出近几年来新上市公司数量增加变缓, 股票市值也呈现下降趋势。根据表1的数据, 从2001-2012年湖北省非金融类企业融资80%以上的融资需求依赖于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 而以债权和股权融资为主要形式的直接融资占比不足20%, 而在国外, 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比例为70%, 通过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为30%。究其原因, 目前湖北省内企业多为中小企业, 普遍资金少、自身素质不高, 难以达到发行上市的各项规定。再者, 湖北省中小企业经营者由于担心上市后对股权的稀释而惧怕上市也是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 在市场布局和制度安排上, 由于在中部地区尚未培育针对中小企业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已经严重制约了我省民营企业的融资发展。

(二) 缺乏专门为民营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

截止到2012年, 湖北省银行类金融机构情况如图3所示。

由图3可知, 截止到2012年末全省7035家银行类金融机构中城市商业银行只有207个, 资产总额2625亿元, 机构个数占比只有全省银行类金融机构的3%, 资产总额占比也只占7.34%。由于湖北省各商业银行贷款业务的流程长、环节多, 而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以短期贷款为主, 具有需求急、额度小、频率高等特点, 中小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时, 最为关心的就是利率、审批速度和审批手续三个方面。目前来看, 能在这方面提供较好服务的就是区域性银行或者说是城市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 而湖北省目前最缺的也就是这类银行, 无论是机构数量上还是资金供给上对广大民营中小企业来说都是杯水车薪。

(三) 商业银行信贷机制创新滞后, 普遍对中小企业慎贷

民营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自有资金少, 信用度低, 信息披露不完善, 商业银行难以全面了解其财务状况, 出于风险控制的需要, 往往执着于“抵押物崇拜”, 除了发放抵押贷款和少量担保贷款外, 很少采用其他贷款形式, 而大部分民营中小企业事实上缺乏有效抵押物又难以承担较高的担保费用, 难以获得贷款。另外, 中小企业贷款的信息成本和管理成本以及潜在风险都远高于大型企业, 银行倾向于贷款给大型企业, 只愿意为大企业“锦上添花”, 却不愿为中小企业“雪中送炭”, 中小企业想要从商业银行获得融资的难度很大。

(四) 民营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不健全, 严重制约着中小企业信贷融资

民营中小企业的社会服务体系主要包括企业信用担保、信用评价等体系。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 截止目前, 纳入人民银行信用评级统计的法人机构共78家, 专业评级人员2400多人, 相对于众多中小企业而言其数量明显不足。湖北省社会服务体系尚不健全的首要表现就是缺乏必要的社会担保机制, 且银保合作机制不完善, 商业银行往往只和其指定的部分担保公司合作, 有时企业即使有某个担保公司的担保也未必能获非合作银行的贷款。另外, 湖北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不健全, 信用评价、信息化服务等其他的服务体系也有待进一步改进。

(五) 民营中小企业自身素质不高, 银行风险监管改革滞后影响了民企贷款的可得性

由于湖北省民营中小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小, 在财务管理方面并不像大企业那样具有严格、完备的制度。许多民营中小企业在进行会计处理时随意性较强, 其财务记录很难满足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授信要求, 有时甚至为了获得贷款而做假账。这些行为使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很难改变的中小企业不规范的形象, 影响到银行对企业的授信, 而银行沿用传统的风险控制与监管模式、严控民企信贷风险等做法, 也使得民营企业外源融资进一步受限。

四、湖北民营企业融资制度创新对策

上述研究表明, 经济制度与民企融资变迁的不同步, 尤其是后者的滞后已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因此, 促进湖北民企融资制度变迁创新的总体思路就是:相对加快推进民企融资制度创新步伐, 在变迁中创新, 以创新促变迁, 通过五个维度的创新, 增强民企融资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协同创新力度和协同作用效应。在此基础上, 积极做好以下工作。

(一) 直接融资体系创新, 狠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1) 积极推进民营企业在海内外市场上市融资。湖北省政府应努力做好具有高成长性和高科技民营中小企业上市融资的培育和规范工作, 建立上市后备资源库, 储备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市资源。可成立专门部门, 积极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和上市指导, 有针对性地解决后备企业存在的实际困难, 加快企业发展和上市步伐。

近年来到国外上市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方式在我国已初现端倪, 而湖北省目前仅有两家海外上市公司, 即东风汽车和卓尔集团均在H股上市。要促进海内外上市融资力度, 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分类培育上市资源:对于发展势头良好、实力强劲的民营企业, 应争取到海外主板市场上市融资;对于一些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的高科技公司, 可以积极争取到纳斯达克等海外上市来吸纳国际资本;国内主板和创业板市场可以作为第二选择, 以保证达到条件的民企能够顺利融资。

(2) 加强政府引导, 完善风险投资机制。风险投资比较适合于创立初期的民营企业。2011年4月, 成立仅五年的湖北省食品公司获得风投支持。随后, 武汉市东西湖建设物流中心也获得6000万元风投资金。有鉴于此, 我省可鼓励民间资本对具有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进行风险投资, 并由政府率先成立政策性的风险投资机构作为规范性引导, 不断完善针对中小企业风险投资的市场化运作机制, 为我省中小企业引进风险投资打下良好的市场基础。

(二) 金融机构体系创新, 力推多样化中小金融群体

由于湖北民营中小企业的特殊性, 其经营规模相对较小, 同时又缺乏可供抵押的资产, 银行需要掌握企业信用、经营能力、未来的营收和现金流等情况才能够降低贷款的风险。从国内外经营来看, 能在这些方面提供较好服务的就是区域性中小金融机构, 比如城市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社区银行、村镇银行等区域性中小金融机构。

目前整个湖北省仅有湖北银行和汉口银行两家城市商业银行, 且只在部分地区设有网点, 相对于全省超过2万户的民营企业来说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空间还相当巨大。政府应降低金融机构准入门槛, 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进入中小型金融机构, 发挥其地缘、人缘等优势, 可以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相应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三) 商业银行运行机制创新, 培育立体式服务中小民营企业新金融

(1) 机构设置制度创新。针对中小企业行业门类分散、经营规模较小、财务制度不规范、贷款金额不大等特点, 为了克服信息不对称性问题, 商业银行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设立专门的中小企业专营机构和网点, 设立专门的分支行及其相关部门。目前, 工行省分行设立了专门承担小企业信贷营销职能的中小企业特色经营支行, 民生银行武汉分行设立了中小企业业务部和小微金融业务部, 还成立了多家小微企业专业支行。这些机构设置制度的创新可以为区域内中小企业提供更高效的融资服务。

(2) 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从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趋势和民营企业融资需求来看, 湖北省大型企业直接融资的比重将会逐步加大, 而民营中小企业则仍以间接融资为主, 各银行可以在中小企业客户方面挖掘潜在的利润增长点, 开发一些为中小企业量身定制的金融产品。目前, 湖北省部分银行推出自己的贷款创新产品, 比如民生银行武汉分行推出的“商贷通”包含了十二种为中小微企业量身定做的贷款品种, 汉口银行推出的“九通旺业”也包含了九种中小企业融资方案。在进行业务创新的同时, 各银行可以充分利用自身在金融服务上的优势, 对中小企业进行财务管理指导, 帮助他们建立规范的财务制度, 与他们建立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 发挥银行网点多、信息灵的优势, 为企业提供市场和金融信息咨询等多种金融服务。

(四) 信用担保体系创新, 建立融资中介与监督保障机制

(1) 信息披露制度创新。有效的中小企业信息披露制度有助于缓解金融市场中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降低融资成本和信用风险, 提高融资市场效率。有效可信的信息披露需要通过公正审计等第三方监督来提高信息的可靠性, 但是中小企业在实力和规模上往往难以独立承担第三方监督所带来的一系列费用, 因此可以考虑由当地政府牵头, 引导中小企业聚集的地区内的比如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有较大意愿从事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机构, 共同出资成立专门为当地中小企业信息披露提高服务的第三方监督机构, 或者是共同出资对第三方机构中小企业信息披露业务直接补贴或买断, 与此同时第三方监督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要加强相关业务上的信息资源的共享, 从而实现金融机构、中小企业和第三方监督机构的共赢。此外, 还可以由政府牵头创建地方性中小企业信息披露渠道, 组织银企信息沟通会、推出融资信息出版物并建设相应网站, 以方便融资利益相关者各方参与。

(2) 信用评级制度创新。相关省市建设了中小企业信用体系试验区, 初步经验表明:中小企业征信系统能够有效地缓解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促进企业多元化融资。征信管理系统和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是建立中小企业信用评级的基础。应由人民银行继续牵头, 进一步推进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的建立, 实现人民银行个人和企业信用信息资源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共享, 使之成为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服务的信用信息资源, 为民营企业信用评级提供有利条件, 从而促进民营企业信用评级市场的发展。

目前评级费用由被评级企业支付, 评级缺少权威性和可信度。可以考虑引导社会资本和从事于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注资成立专门的第三方中小企业信用评级机构, 也可以考虑由授信的金融机构承担大部分评级费用, 被评级中小企业承担少量评级费用, 以保证评级结果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同时又能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

(3) 担保制度创新。在保证制度建设方面, 政府要制定出符合湖北省省情的民营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制度, 组织成立全省性的中小企业担保基金和中小企业担保协会, 加强对商业担保公司的监管力度, 规范担保机构的市场化运作。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等国家的成功经验, 湖北省政府可以赋予现行中小企业管理局更多职能, 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和融资提供咨询和帮助, 并可考虑财政拨款部分资金为有需要的湖北地方企业提供担一定额度的担保贷款。

另一方面, 还可以鼓励区域内或产业集群内部的中小民营企业自愿组织成立中小企业互助基金。由于同一区域内的中小民营企业彼此多有业务往来, 相互熟悉, 可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 以会员制形式拿出一部分资金成立互助基金, 为会员企业提供担保。一旦出现企业贷款违约无法还款, 在以基金资产对担保的额度内贷款代偿欠款, 如果不足则由全体会员企业分摊费用。互助基金免去了会员企业的担保费和手续费, 同时还使企业以较低的利率获得担保贷款, 有效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也降低了授信金融机构的风险。此外, 基金成立后可以将部分闲置资金委托给基金经理等专业团队进行经营管理, 获得一定的基金收益, 保证互助基金在保值增值中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五) 民营企业制度创新, 切实提高融资市场竞争力

(1) 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规范法人治理结构。民营中小企业做大做强, 首先应引进现代企业制度。解决企业的制度问题, 应推动民营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多元化、社会化和混业化, 规范企业的治理结构, 形成合理的产权关系。现代企业制度具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特点, 有助于治理传统家族式民营企业的产权不清晰、管理混乱等弊端。其次, 应规范企业内部管理, 民营企业要从根本上解决融资难、提高自身信誉度, 就必须建立健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 规范企业财务制度, 增强诚信意识, 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以建立面向社会的良好的信用基础,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获得外源融资。

(2) 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促进多元化融资。湖北省是老工业基地, 传统产业比重较大, 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比重偏低。但同时湖北省也是国内具有科技优势的大省, 全省拥有各类科研机构上千家, 普通高等院校上百所, 广大中小企业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一平台, 加强校企合作, 积极与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协作关系, 大力加强技术创新, 加快信息技术, 促进制造技术, 促进传统企业产品的技术含量的提高, 同时多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为引进风险投资和日后上市做准备, 以进一步推进融资方式由传统的自我积累和银行贷款向多元化融资转变。

(3) 组建中小企业产业集群, 发挥规模效应。通过集聚, 民营中小企业对外能够形成一个团体, 整体信用额度比单个企业高, 向银行贷款也较容易。由于银行可以对产业集群内的民营企业贷款项目进行批量开发和统一的贷后管理, 贷款成本较低而利率收益较高, 授信效率也更高, 因此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和银行授信都更有利。湖北省民营中小企业应该广泛地开展合作, 避免传统“单兵作战”的模式, 通过精细分工与紧密协作, 以中小企业集群的新形态来发挥规模效应, 提高与金融机构的议价能力, 争取批量授信, 从而提高其在融资市场获得资金的综合竞争力。

参考文献

[1]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 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3]黄少安:《制度经济学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4]李扬、杨思群:《中小企业融资与银行》,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张捷、王霄:《中小企业金融成长周期与融资结构变化》, 《世界经济》2002年第9期。

[6]Banerjee, A.V., Besley, T., Guinnane, T.W., 1994, The neighbor’s keeper.The design of a credit cooperation with theory and a test.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09.

[7]林毅夫、李永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 《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

[8]李新华:《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内因、外因及对策》, 《上海金融》2010年第6期。

[9]曹连娟:《中小企业融资难制度分析及政策建议》, 《武汉金融》2012年第1期。

[10]顾海峰:《规范我国民间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创新路径研究》, 《经济体制改革》2013年第1期。

浅谈管理会计的变迁管理与创新途径 第8篇

一、管理会计观念的更新

(一)市场观念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处理速度都大大加快,各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设备和产品不断更新,且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因此大大缩短了产品的使用寿命,市场需求呈现出一种小批量、多样化的特点,因此企业要树立市场化的理念,及时关注市场的导向,根据市场的要求来调整本企业的发展方向。

(二)动态管理观念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计算机得到了广泛的利用,企业内部信息交流的速度也逐渐加快,企业可以及时根据环境的变动而做出一些改变的策略。管理会计可以为企业提供决策上的支持,作为企业控制经营活动的参考,企业逐渐转变了传统的理念,在动态中进行管理,还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及时和外部市场的信息进行交流,从而不断进行分析和对照,促进自身的发展。

二、企业会计变迁和变迁管理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会计逐渐和管理结合,形成管理会计,在这里对企业管理会计的变迁进行分析,可以从规则和路径两个方面对变迁和变迁管理进行分析。

(一)会计的变迁

会计变迁的规则是为了弥补制度的缺陷性,并对一些具体的措施进行解释。其路径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制度和组织之间的共生引起的变迁,二是制度之间的集合效应引起的变迁。

(二)会计的变迁管理

变迁管理的规则是依据管理会计的指南形成的指引体系,变迁管理的路径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内部结构性的变迁管理。二是以“收益/成本”为导向的变迁管理[1]。

根据规则和路径的方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会计变迁的具体的选择如下:第一,管理的路径不变,大致调整管理的规则。在这种调整下可以有两种方案,一是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改变传统的“线性生产”的规则,主动利用网络环境下管理会计的方法和工具。二是强调管理会计的本土化的特征,要研究本土企业的发展情况,找出适合本土的管理会计的工具和方法。第二,推进制度的变迁,找寻新的路径。经济新常态的出现推动了管理会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且融入了互联网这个大的平台,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要想对这个层次进行突破,就必须对管理控制系统和信息控制系统进行创新,从而促进制度的创新。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在符合市场化需求下,逐渐寻求新的发展路径。二是充分发挥管理会计信息控制系统的作用,使管理会计你体系和组织的经营结构保持一致,相辅相成。

三、管理会计变迁管理的创新

(一)重视管理会计系统的环境要素

随着环境和组织的变化,通过决策制定的信息的类型和内容也要发生一定的改变。公司的治理理论为管理会计的任务和特点提出了一个新的认识观念,另外,管理会计系统还要为公司的生产和经营提供更直接的服务,公司经营的状况也间接对管理会计系统产生一些影响,因此,当决策层和管理层完全分离时,则将会完善董事会的职能,更好的发挥管理会计的作用。另外,还要针对目前社会的市场环境,对管理会计进行准确地定位,相应地提高管理会计的技术和方法[2]。

(二)管理制度创新和规范的结合

在企业的管理活动中,规范需要和创新紧密结合,目前我国很多企业规范不严格,同时又缺乏创新,因此影响了企业的发展。比如规很多模较大的企业没有设立审计委员会,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情况进行审计,对企业进行成本控制。因此要将管理规范和创新机制结合起来,在企业中运用新的规范,以提高对企业内部的监督,减小不规范所导致的成本消耗。

(三)充分认识会计信息的“准公共物品”性质

财务会计信息和一些管理信息都需要对企业的各个层级进行公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财务会计信息和管理会计信息都具有某些公共物品的性质,在对信息进行公开时,会受到很多外在条件的关注,包括政府机构、其他企业和公众[3]。同时,会计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主要和信息的需求者有关,因此在公开会计信息之后,要注意对反馈的意见进行整理和改进,不断适应市场的需求。

四、结语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会计也逐渐和现代的管理学结合起来,以适应多变的外部环境。对管理会计进行创新,需要重视管理会计系统的环境要素;将管理制度创新和规范的结合;还要充分认识会计信息的“准公共物品”性质,以提高企业管理会计的水平,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越来越重视对内部的管理,尤其是在财务管理方面,主张寻求创新的机制,力求使用与管理会计相匹配的高水平的管理工具,提高自己在财务管理方面的水平。这就需要弄清管理会计的观念,并在变迁管理的指导下,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本文分析了管理会计观念的更新,并提出了管理会计的创新策略。

关键词：管理会计,变迁管理,创新途径

参考文献

[1]周蕊.浅谈组织结构变迁对管理会计的影响[J].现代经济信息,2012,22:191+195.

[2]马智国.浅谈现阶段管理会计的发展现状及创新发展的途径[J].农场经济管理,2015,09:25-26.

变迁与创新 第9篇

一、社会文化变迁对中国民族舞蹈艺术教育创新的影响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 中华文化也是一种融合性的文化, 是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而成的, 在中华文化发展历程当中, 民族舞蹈文化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民族舞蹈是由各族人民在生产劳动当中发展而来, 各民族的文化对于民族舞蹈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我国每一个民族都有着属于自身独特的民族文化, 这些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该民族的心理状态以及审美情趣等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同时, 这种民族文化也会随着民族的发展、迁徙以及经济水平和居住环境逐渐变化。而中国民族舞蹈艺术本身就蕴含着十分强烈的文化特性, 正是由于这种特性的存在, 使得民族舞蹈艺术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得到广泛的流传, 虽然在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存在着差异性, 语言文字互不相同, 但是对于民族舞蹈艺术而言, 由于其不同于语言文字, 再加上各个民族对于艺术审美都有着共同点, 因此, 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和其他形式的文化一样具有交流传播的功能, 能够使本民族的文化得到广泛的传播、传承, 实现民族文化的弘扬。因此, 社会文化的变迁对于民族舞蹈艺术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在当前形势之下, 中国民族舞蹈要想获得长远发展的机会, 就需要进行教育创新1。

二、实现中国民族舞蹈艺术教育创新的策略

随着我国教育教学体制的改革, 广大学校也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逐渐设置了舞蹈专业, 使得舞蹈专业逐渐兴盛起来, 为民族舞蹈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在当前形式之下, 要想中国民族舞蹈艺术教育的创新, 就需要做到:

(一) 实现与教学内容的融合, 培养高素质舞蹈人才

对学生进行舞蹈教育的主要目的不是单纯地提升学生的舞蹈专业技能, 更为重要的是与时代发展相结合, 培养高素质的舞蹈型人才, 因此, 在社会文化变迁的背景之下, 要想实现中国民族舞蹈艺术教育的创新就需要专门设置单独的民族舞蹈教学课程, 在教育过程当中让学生深入理解民族舞蹈的魅力2。这就要求民族舞蹈教师需要在进行教学的过程当中, 将各个民族的心理以及舞蹈风格与当前的教育教学内容相融合, 使得学生能够充分把握民族舞蹈表演中所表现出来的各民族风土人情以及风格意蕴, 并且在进行教学之时需要对各民族舞蹈艺术当中所展现出来的精神文化进行重点性的讲解, 并且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 提升舞蹈肢体语言的表达能力, 确保学生能够通过自身的身体语言将不同民族的舞蹈文化表现出来。例如, 当教师在讲解藏族舞蹈之时, 需要明确的告诉学生藏族舞蹈是经过长期的宗教以及农牧文化影响而形成的, 具有双重性质, 在表演的过程当中, 身体重心较为靠前, 这就要求舞者的身体需要向前倾, 这种现象是由于藏族长期受到封建政教合一统治方式以及喇嘛教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同时, 在进行民族舞蹈教学的过程当中, 教师需要重点培养好学生内在精神气质以及审美能力, 使得学生舞蹈艺术的素养能够得到提升, 为民族舞蹈的表演奠定坚实的基础3。

(二) 与教学方式相融合, 实现创新性教学

对于中国民族舞蹈艺术而言, 其主要是在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当中形成的, 民族舞蹈是对各民族文化生活最为真实以及直接的反应, 要想提高学生民族舞蹈学习的效果, 教师就需要将教学工作融入到民族文化的氛围以及语境当中, 采用切实可行的教学方式, 实现民族舞蹈教学的突破。

一方面, 教师需要为民族舞蹈的教学构建相应的民族文化氛围。这就要求教师在讲解民族舞蹈的过程当中, 需要根据教学的内容构建出于教学内容相同具有民族特色的环境, 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使得学生能够融入到舞蹈学习过程当中,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提高学生对于民族舞蹈的了解, 使得学生能够有效掌握民族舞蹈文化的特色。例如, 教师在讲解藏族舞蹈之时, 教师为了能够让学生融入到藏舞的学习以及表演过程当中, 可以在开始之时说“拉索”, 而当学习及表演结束之时可以说“呀”;而在进行东北秧歌学习的过程中, 教师需要重点抓住秧歌当中的“嘿嘿”发音, 这是东北秧歌所特有的一种发音方式, 通过这样的教学能够使得学生融入角色, 帮助学生去深入的体会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 引导学生情感的发挥, 使得学生能够提升民族舞蹈学习的效果4。

另一方面, 教师在进行民族舞蹈教学中还需要采用欣赏以及创造的方法进行教学。由于民族舞蹈是由各民族文化发展而来, 不同的舞蹈形式有着不同的风格以及韵律, 在情感的表达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这就使得教师单纯的使用语言很难进行讲解, 因此, 要想提升民族舞蹈教学的效果, 在这一过程当中, 教师需要借助现代多媒体教学设备得力量, 采用信息技术, 将抽象的内容直观的展现在学生的眼前, 使得学生能够对民族舞蹈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让学生在进行欣赏的过程当中, 逐渐加深对于民族舞蹈的认识。例如, 在讲解藏族舞蹈的过程当中, 教师为了能够使学生深入理解藏舞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教师可以利用投影仪向学生播放藏族人民生活以及跳舞的真实场景, 使得学生能够从欣赏中领会舞蹈学习的方法, 实现对舞蹈学习的创造, 促进学生学习效果的提升。

三、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 文化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 新形势下, 中国民族舞蹈艺术在进行教学中, 需要实现教学方法的创新, 在实际教学中教学需要将民族舞蹈以及民族文化融入到教学内容以及过程当中, 为学生创造恰当的学习环境, 加深学生对民族舞蹈的认识, 促进民族舞蹈的继承发展。

注释

11.宋宇.论传统舞蹈教育模式的局限性[J].剧作家, 2011, (6) :154-156.

22 .宋文利, 常盛, 许雪冬等.欧亚文化语境下冰上舞蹈与中国舞蹈艺术融合发展研究[J].冰雪运动, 2015, 37 (4) :11-16.

33 .彭翀.我国民族民间舞蹈教育发展的再思考[J].黄河之声, 2014, (12) :107-108.

变迁与创新 第10篇

1 公共产品属性:农田水利设施及其性质分析

农田水利设施泛指以灌溉排水为主的农田排灌设施系统,包括农田排灌设施、截流提水设施和水土保持设施等。从灌溉范围上讲,农田水利设施一般是指灌溉面在县乡以下,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的水利设施。农田水利设施是农业基础设施的核心和农业发展的基石[3]。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长足发展,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保障我国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增产增收、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都有着重大作用。

农村公共产品是指与农民生产、生活相关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产品,如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项目、农村教育和科研、农业生产信息和技术服务、农业生产的技能培训、农村公共秩序等等。农村公共物品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大中型农田水利设施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纯公共产品,如以防洪为主的水库、大型的排涝工程、灌溉工程等;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包括农村供水、水库养殖等,兼具经营性和公益性,属于准公共产品。防洪抗灾等水利纯公共产品或外部性极强的水利准公共产品,应当以政府财政投入的形式来进行;农村灌溉用水、水利工程等准公共产品或准公益性产品也应当以财政投入为主,同时根据受益原则收取一定的费用来筹集部分资金;对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理想的方式是由农村合作组织提供,政府应给予一定的补助[4]。

2 强制性与诱致性:建国后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机制的路径变迁

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制度环境决定制度安排的性质、范围、进程,制度安排的变迁往往内生于制度环境的改变。我国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机制变迁内生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建国后我国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机制变迁交织着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主要包括:

2.1 建国初期政府组织引导阶段

这一时期农村集体经济尚未建立,仍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支撑,农村公共产品主要依靠农民自我提供,水利设施由国家引导和辅助全国人民共同举办。国家投资建设大型的水利工程和修复河道、防范洪涝灾害,并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农田水利建设,在灾区结合救灾实行以工代赈。群众通过有偿参加、义务劳动、军队支援等形式参与水利建设。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对水利的重视和投入,以及广大人们群众的积极参与,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迅速发展,全国灌溉面积不断扩大,农田的受灾面积也大为减少。总体上看,1950年全国扩大灌溉面积80.27万hm2,1951年扩大到186.40万hm2,1952年扩大到267.80万hm2;1949年全国水灾面积在666.67万hm2以上,1950年为400万hm2左右,1951年为140万hm2左右,1952年截至9月21日为106.67万hm2左右[5]。

2.2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集体组织主导阶段

伴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和农村集体经营体制的形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发生强制性变迁,农田水利供给机制也相应地逐步做出了调整,由建国初期的国家对农田水利建设实行补助和农民义务建设,转到了主要依靠合作社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办理,国家只在特殊情况下给予补助。农田水利设施的供给主要都是由受益的集体组织自己提供的,政府在大中型的水利建设中承担的主要是工程的技术和材料等费用。集体经济组织主导的水利供给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稳定和延续下来。我国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为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1957-1978年,我国的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的绝对数量从2733.33万hm2增加到4466.67万hm2,净增1733.34万hm2。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从24.4%增长到了45.2%,增长了20.8个百分点[6]。

2.3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庭供给主导阶段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是集体化农作制度向非集体化农作制度变迁,刺激农业生产,农民收入水平提高,诱致农民个人和组织提供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农村公共产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发生诱致性变迁。但诱致性变迁并未给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反而削弱了集体的力量,造成农村水利设施投资主体缺位,农田水利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陷入低迷。80年代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在全国基建投资中的比重仅有3%-4%,低于50-70年代的7%左右;灌溉与除涝基建投资占水利基建投资的比重,80年代为10%-25%。也低于50-70年代的30%-40%[7]。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洪涝灾害,引起政府部门对水利工程的重视。建立两工(义务工、积累工)制度为农田水利建设提供投入保障,农田水利建设步入快速发展期,新建并更新改造了一大批水利工程。

2.4 税费改革以来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趋势

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统筹费、两工制度,政府对农田水利中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等的投入很少,另外“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体制对基层水利建设作用有限,使得农田水利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为了提高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管理效率和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农村公共服务出现了市场化的供给方式,对小型水利设施实施承包、租赁、拍卖、股份合作等形式的经营管理方式。目前全国一半以上的耕地没有水利设施,主要是靠天吃饭。据2008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公报,我国现有耕地12173.33万hm2,其中只有5780万hm2有灌溉条件,占耕地面积的44.5%,尚有6393.33万hm2是没有灌溉条件的旱地,占55.1%。

3 制度非均衡: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机制的困境分析

追溯建国后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机制的路径变迁可知,20世纪70年代及90年代农田水利建设由各级政府直接动员,组织农民投劳集资,取得很大的成效。其间的80年代,政府重视程度不足,投入明显减少,农田水利出现10年徘徊。可见政府的职能、农田水利的公共产品属性和建国来农田水利的发展规律决定政府必须主导、负责农田水利事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作制度变迁是制度环境的变迁,打破了原有制度环境均衡,政治制度环境和法律制度环境与市场经济取向改革的矛盾,决定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不稳定性特点,农村农田水利供给机制未能达到均衡状态。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机制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产生路径依赖,沿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导致停滞,造成了当前困境[8]。

3.1 城市偏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长期以来以农补工的发展战略对农业基础的性质和作用认识不足,没有把农田基础实施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导致以农田水利工程为代表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陷入市场失衡和政府缺位的双重困难之中。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末期,政府财政用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额明显减少。在整个80年代实施的六五、七五计划,全国水利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别为3.4%、2.5%,低于改革前四五、五五时期的4.8%、5.7%。90年代后期至今,政府财政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资虽然绝对量不断增大,但相对量却没有同比例增加,农业投资增长低于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十五期间我国水利建设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25亿元,相当于1949年至2000年的总量。但同期农田水利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仅为1.23%。2006-2008年,农业投资增长分别21.3%、19.2%、21.5%,而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分别则24%、24.8%、25.5%[9]。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农田水利设施供给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对其需求量不匹配,存在很大缺口。一些地区农田水利工程严重匮乏,缺乏先进的灌溉制度、灌溉方式,直接影响优良品种和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农产品的品质,难以满足增加农民收入对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要求。

3.2 自上而下供给主导型决策机制导致农田水利设施供需脱节

目前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决策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更多是行政指令,不是农民需求的表达。在这种决策机制和供给路径下,国家对防洪发电、江河治理、跨流域调水等大中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资金投入远远高于农民直接受益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导致大中型水利建设成绩斐然,但人畜饮水、灌区节水等农村小水利建设的财政支农机制尚不健全,投入力度有限。农村农田水利设施普遍存在工程不配套,老化严重,灌溉标准低,排涝能力弱等问题。目前全国共建成大中小(10万m3以上)型水库87085座,其中1979年前的30年建设8.6万座,1979年后的30年只建了827座,而且这些水库本身病险严重,其配套灌区设施完好率低,现有大型灌区434个,有效灌溉面积1666.67万hm2,骨干工程的完好率仅60%;中小型灌区4万多个,有效灌溉面积4066.67万hm2,设施完好率不足40%,灌溉保证率多数只有50%-75%[10]。

3.3 水利建设事权划分不清导致农田水利设施管理责任弱化

1994年分税制后没有对相关事权未作调整,使得包括小型农业水利设施建设在内的一些公益事业上的事权和财权不匹配。国家对作为纯公共产品的大中型水利设施建设管理责任比较明确,投入较多。但小型农田水利,主要是政府组织发动并适当进行补助,农民投劳筹资兴建。集体经济已经从农田水利经济中退出,处于虚置状态,作为小规模经营的农民,也没有搞农田水利的紧迫意识,缺乏参与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性。导致大量以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等形式而存在的灌溉排水渠道,其建设管理所需的资金、用工得不到有效保证,运行管理和维护责任难以落实,老化失修的趋势没有得到遏制。基层农田水利设施供给采取“一事一议”的组织管理体制,虽然有利于汇集农民的偏好,反映农户的真正办水需求,但在实践中往往存在事难议、议难决、决难成的问题。

3.4 市场倾向的多元化投资机制导致农田水利设施投资主体缺位

我国政府确立的农田水利建设新机制,意在通过采取政府投入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方式,稳定农田水利建设投资。但理念上混淆了投资性项目与公益性项目的差别,忽视了农田水利设施的公益性,把本应该由公共财政支出安排的项目推向了市场。然而由于农业比较效益差、水费水价低、工程投资风险高却回报少以及外部性内部化的难度大等诸多因素影响,农村水利设施吸收社会资本的能力较弱,社会投资意愿较低。其结果是国家财政支出相对减少、农户自愿投入意愿落空、其他经济组织投入徒有形式,最终导致农田水利设施投资严重不足。

4 重构与创新: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机制的现实选择

制度创新是指社会规范体系的选择、创造、新建和优化,包括制度的调整完善、改革和更替等[1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的动因在于政府和农民期望获得更大的潜在利润,农业税的取消使原本低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失去了制度依存,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创新提供了更大的制度空间。当前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机制面临的困境,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制度重构。

4.1 加大公共财政投入,明确政府的投资主体责任

农田水利设施是以公益性为主导的基础性设施,主要服务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等弱势对象,应属于公共财政重点扶持领域。政府应当放弃把农田水利设施市场化的思维方式,端正投资理念,明确各级政府在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中的投资主体地位,加大以农田水利设施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有关部门应保证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的连续性,建立长效机制。健全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专项资金使用的管理制度,建立财政资金办水绩效评价机制和监督机制。同时加强地区间政府和层级间政府的协调,建立合理的投资分担机制,对跨村、跨乡、跨县的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充分沟通协商,按受益程度、受益范围和经济实力共同分担。完善不同层级政府间的事权与财权配比机制及转移支付制度,以缓解基层财政负担。

4.2 科学进行水利建设规划,完善水利建设及旱涝灾害应急管理法律体系

政府应从整体、长远角度对水利工程进行统一规划,大中小水利工程统筹考虑,水库、塘坝、水窖等相互补充,建设旱能灌、涝能排,有水存得住、没雨用得上的水利工程体系。在加快全国大中型水库规划内项目建设的同时,要对南方重点水源工程规划和小型水利设施建设规划进行全面部署。既要盘活大、中型水利工程,又要支持灌溉、储水、排水等农田水利设施的改、扩、新建项目,但也不能盲目修建小水利,避免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同时努力构建完善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及旱涝灾害应急管理体制,形成科学严密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规划、投资及投资监督机制、建设组织形式、运行管理模式、考核激励机制、旱涝灾害应急管理体制以及旱涝灾害政府财政补偿机制,在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及旱涝灾害应急管理领域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4.3 大力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革农田水利供给决策、建设管理体制

在南方地区要因地制宜兴建“五小”水利工程,兴建山丘区雨水集蓄利用工程。着力加强小型水源工程建设,对小水库、小塘坝等蓄水工程进行清淤扩容、整修加固,积极兴修小型蓄水、引水、提水工程,维修完善机井、泵站和灌溉设施,不断完善农田灌排体系[12]。大中型灌排工程受益范围广是典型的农业基础设施公共工程,由政府统一组织建设;农民直接受益的用水灌溉等田间工程,其建设方案应当征求农民的意见,邀请农民用水户代表参与施工过程并进行质量监督,建成后的专管机构管理体制应当有反映用水户意见诉求的机制。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由政府负责制定规划示范,提供技术指导、资金扶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用水协会等组织,由农民自主决策民主管理,自治管水,把原来局限于资金补助含义上的民办公助变成建设体制上的民办公助。伴随着条件的成熟将来农田水利设施等公共产品供给应该逐步转向公办民助,当然农户自用的井、池、窖等微型水源工程由农户自行承担建设维护。

4.4 整合农田水利建设支农资金,扩宽建设资金筹措渠道

农田水利建设支农资金分散于多个部门,使用效率低下。政府应把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国土整治资金、以工代赈资金、扶贫资金和水利专项资金用于农田水利建设部分捆绑使用,采取资金分部门按原渠道管理,项目建设内容按水利总体规划进行的办法,以资金整合为纽带,加强统筹协调,着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大中型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需要政府财政全权承担,而对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政府可以通过水费的转移支付完成,将城市各供水单位收取的水费集中到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资金账户中,专门用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维护。也可考虑将闲置养老保险金投入到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市场中运营,解决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经费筹措难的问题。

4.5 加快农地制度创新,调整现行用工制度

变迁与创新 第11篇

关键词：制度变迁理论；宜宾；茶产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S571.1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5.08.014

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为代表的学者在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将制度因素纳入到经济增长的因素，提出制度作为一个公共产品，存在着供给与需求，并会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会呈现稳定的或者变化的状态[1]。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是两种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根据充当第一行动集团的经济主体不同可以把制度变迁分为“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和“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又被分别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产权是制度因素中最重要的一项，可以通过依靠产权结构创造有效率的市场和推动技术进步来推动制度变迁[2-3]。

杨瑞龙[4-5]针对中国的制度变迁由政府主导的特点，提出“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认为在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下，可分享剩余索取权和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在一定阶段扮演制度变迁“第一行动集团”角色，这对于推进中国市场化改革起到特殊作用[6]。

黄少安[7]提出了“政府以行政手段推进市场化进程”的假说，以解释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该假说认为，政府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处于中心位置，而且市场化方向能满足政府的目标函数，二者具有一致性。因此，政府以实现市场化为目标，利用自身具有的国家强制力，培养和发展市场体系，放弃对社会经济的全面管制，并逐步扩大市场主体的自主决策比例，从而推动整个社会向市场经济体制前进。

1 宜宾茶叶生产现状

宜宾市位于四川省南部，处于川、滇、黔三省结合部，金沙江、岷江、长江汇流地带。地跨北纬27°50'～29°16'、东经103°36'～105°20'之间。市境东邻泸州市，南接云南昭通地区，西接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乐山市，北靠自贡市，东西最大横距153.2 km，南北最大纵距150.4 km，全市幅员面积13 283 km2。宜宾市地形整体呈西南高、东北低态势。西部为大小凉山余脉，南部为四川盆地盆舷带，即云贵高原北坡。

宜宾市茶园主要分布在海拔350～1 350 m的丘陵和中高山地带。土壤以红砂壤土、红黄壤土、棕黄壤土为主，pH 值4.5～5.6之间；年平均气温17.3～18.9 ℃，年降雨量961～1 167mm，年日照平均时数1 126 h；市内海拔在800 m内的中低海拔区域，受金沙江、长江、岷江河谷地带南亚热带气候影响，年平均气温大于18.3 ℃，最冷1月平均气温大于9 ℃[8]。

2013年，宜宾市有种茶乡镇143个，茶园面积5.9万hm2，投产面积3.99万hm2，无公害茶园面积3.78万hm2，茶叶总产量4.29万t。有种茶乡镇143个，种茶农户约14.59万户；有不同规模的各类茶叶加工企业457家，其中，有市级以上茶业龙头企业19家（国家级1个，省级3个），县级龙头企业27家，年加工能力达3万t以上；有茶叶专业合作社95个，入社社员3.07万多名。35个茶叶产品获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14个产品获无公害农产品认证，12个产品获有机茶产品认证，有10多个产品先后多次获得国际和国家级金奖，有2个企业通过ISO9000.2000认证。

2 1979年以来宜宾茶叶生产变化的分析

2.1 茶叶总产量变化分析

根据1979—2013年宜宾市茶叶总产量数据（表1），绘制产量变化曲线图，可以将其分解为3个时期。即1979—1985年，6年间茶叶总产量由5 001 t增长至10 386 t，增长了1倍；1985—2008年，茶叶总产量由10 386 t增长至20 973 t，23年茶叶产量翻了1倍；2008—2013年，茶叶总产量由20 973 t增长至42 884 t，5年茶叶产量又翻了1倍。3个成倍增长分别历时6年、23年和5年，特别是第3个成倍增长产量曲线斜率加大，在总量大的基础上成倍增长难度更大。

2.2 茶园面积变化分析

统计1998—2013年来宜宾市茶叶产量的变化与年末实有茶园面积和当年采摘面积的变化（表2），绘制茶叶产量、年末实有茶园面积和当年采摘面积变化曲线图（图1）。经比较发现，宜宾市茶叶总产量的增长与年末实有茶园面积和当年采摘面积的增长趋势基本吻合。

运用SPSS软件进行相关性计算，可以看到茶叶产量和当年采摘面积的相关性系数为0.995，对应的显著性为0.01，显著性水平位0.05，则通过显著性检验，即认为两个变量总体趋势有显著一致性（表3）。

2.3 茶叶单位面积产量变化分析

将1998—2013年间，每年茶叶产量与当年采摘面积相除，得到每年单位面积茶叶产量（表4），可知，16年来单位面积茶叶产量在784.11～1 096.36 kg·hm-2范围内波动。可以将茶叶单产的提高归结为生产技术进步的影响，包括良种推广、科学的茶园管理等。

将单位面积产量和茶叶产量进行变异程度比较，计算不带单位的变异系数。

公式：CV = ×100%

计算出：宜宾市茶叶总产量的变异系数=45.5%，标准差=9 593.7，平均数=21 065.2；

宜宾市单位面积茶叶产量的变异系数=10.0%，标准差=95.0，平均数=946.1。

由此可见，单位面积茶叶产量与宜宾市茶叶总产量变异程度差异大，即变化趋势不相吻合。故1979年以来宜宾市茶叶产量的增加呈现明显的波段式增长，1998年以来产量的增长与年末实有茶园面积和当年采摘面积的增长趋势相当，产量的增长率明显高于单位面积茶叶产量的增长率。可以表明茶园生产技术进步对宜宾茶叶生产影响较小，茶园面积的扩大对茶叶产量的影响大。

3 制度变迁情况与宜宾茶叶生产发展的关系

3.1 茶叶产权变迁与宜宾茶叶生产发展分析

产权是一种能够对个人提供有效激励的最重要因素，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10]，茶叶生产加工过程中，在制品产权的流动转移制度的改变，特别是茶园生产、茶叶加工、茶产品流通三个环节的产权科学界定，形成了相对有效的产权结构，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宜宾茶叶的发展。

1979—1981年间，影响宜宾茶叶产量增长的关键因素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产生。1979年改革开放，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双层经营和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到1982年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普及。在这种新型制度下，生产能手与普通农户、辛勤劳作与消极怠慢都会导致不一样的生产结果和不同的收入。在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土地产权的改变得到了农民的主动接受，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大环境下的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特别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共同作用产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宜宾茶叶生产的大发展。从1979—1985年，6年间茶叶总产量由5 001 t增长至10 386 t，翻了一倍。

1981年以后20余年，随着茶叶生产的调整变化和发展，宜宾茶叶生产环节产权矛盾主要集中在茶园生产环节和茶叶加工销售环节。过去简单的公司从茶农手中收购鲜叶或者公司自建基地的产权结构方式，随着技术的变化、更有效率的市场产生和消费者对茶叶产品的更高要求，原有产权结构出现矛盾，并进一步演化成无效率的产权结构。政府从2008年开始进行产权结构调整，由单一模式向“公司+农户”、“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经营模式转化，并逐步形成了“茶园流转+农户经营+标准化生产”的运行机制，专合组织由2008年的21个发展到2013年的95个。合理的产权分配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促进宜宾茶叶经济增长的关键，又一次激发宜宾茶叶生产热情，使得茶园面积扩展迅速，茶叶总产量激增。

3.2 茶叶制度创新与宜宾茶产业发展因素分析

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一个交互决定的动态演进过程。其中，技术创新是对制度创新起着基始性的决定作用，而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实现的前提条件，对技术创新起着先决性的决定作用。在宜宾茶产业发展过程中，茶产业方面的制度创新与茶叶技术进步交织前进。宜宾市按照“政府搭台、市场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思路大力发展茶产业，充分利用国家惠农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政策措施，积极争取中央和四川省的项目和资金支持，集合计委、农委、财政、农业、林业、工赈、水电、扶贫等部门，设立茶产业专项发展资金，持续支持茶产业发展，促进宜宾茶叶产业不断做大做强。

2008年开始举办“中国·宜宾早茶节”，2009年中国茶业流通协会授予宜宾“中国早茶之乡”的称号，“宜宾早茶”获得农业部地理标志认证。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宜宾茶产业，推进茶产业优化升级，宜宾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大做强宜宾茶产业的工作方案》，明确安排专项资金，扶持茶产业做大做强。制定了“宜宾早茶”、“川红”工夫红茶的品牌打造和企业技术创新、良繁体系建设、标准化初加工车间建设、“宜宾早茶”连锁经营店建设、茶叶机械研发等发展措施。2013年，围绕打造“宜宾早茶”、“川红工夫”等公共区域茶品牌，连续6年成功举办“宜宾早茶节”、连续3年成功举办“川红工夫红茶营销宣传活动”，茶叶龙头企业积极参与国内外各种茶叶展销会，加大宣传力度，使“宜宾早茶”、“川红功夫”两大公共品牌在全国、乃至全球的知名度、认可度和影响力得到提升。

2008年以来，围绕宜宾茶产业，突出早茶和川红工夫茶2个特色产品，密集出台了大量系列化的制度，这种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制度创新，使宜宾茶园面积由30 147 hm2增长到59 635 hm2，产量由20 937 t增长到42 884 t。

4 结 论

4.1 制度变迁是促进宜宾近30年茶叶发展的重要因素

宜宾茶叶产业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茶叶有着不同于其他产品的市场属性和技术属性，这些因素都决定着宜宾茶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运行的特点。制度环境，特别是与茶产业相关的各种政策，作为外生变量，影响着宜宾政府对本地茶产业组织制度的安排和产业竞争力的培育，并进一步影响到整个茶产业的运行绩效。由以上分析可知：这些触及宜宾茶叶产业各层面、上下游产业链的制度创新的实现，一方面在于地方政府文件决议的强制力量，另一方面是在制度变迁外部利润的诱导下由茶叶企业、民间组织、团体或个人自觉成为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两者共同作用下，宜宾茶产业制度创新逐步形成发展并不断完善。从宜宾30多年的茶产业发展创新看，主要影响因素是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供给主体是政府。

4.2 强制性制度变迁在生产发展中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诱导性制度变迁和技术创新将成为茶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单纯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大，催生的更多的是资本要素的投入而带来的是面积和产量的增长，却也越来越凸显技术创新的滞后。随着宜宾茶叶生产技术的变革与创新，茶叶企业规模水平也要提升。将促进茶农通过专业合作组织建设以增强茶叶鲜叶或毛茶的市场竞争能力，避免价格波动并分散风险，同时集中获得加工、销售、服务和技术指导。同时越来越多的茶叶企业会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经营形式，具有部分垂直一体化经营特点[11]，降低交易鲜叶成本，并获取原料市场势力，即具备了价格歧视、消除竞争或阻止非范围内企业进入的能力，将外部经济内部化，从而提高利润。茶叶生产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使产品差异化，提高产品竞争力降低市场经营风险。并且逐步降低乃至避免政府干预，也即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将由政府转变为生产组织、企业或个人，具有激进性质、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由具有调整性质、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取代。

参考文献：

[1] 道格拉斯·C·斯诺.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2] 道格拉斯·C·斯诺.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 道格拉斯·C·斯诺.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4] 杨瑞龙.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J].经济研究，1994（5）： 40-49.

[5] 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J].经济研究，1998（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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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黄少安.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及其验证[J].中国社会科学，2004（4）：37-49.

[8] 成洲.宜宾茶产业发展战略研究[D].雅安：四川农业大学， 2011.

[9] 宜宾市统计局网站.统计年鉴[EB/OL][2015-04-29].http：//www.stats-yb.gov.cn//yibinshitongjinianjian/index.html.

[10] 周其仁. 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变迁与创新 第12篇

一、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思想简述

奥肯平等与效率协调思想具有重要的特点, 奥肯在《平等与效率》将效率定义为以既定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平等则是由权利平等、经济平等和机会均等所构成。其中, 权利平等是指涉及政治、法律、生存等基本权利的平等, 经济平等主要是由收入平等构成。此外, 奥肯还分别对权利平等、收入平等、机会均等与效率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奥肯认为平等与效率的抉择的实质是构成经济平等的收入平等与效率的抉择。社会在对效率的追求过程中, 必然会导致各种不平等现象的产生。因而, 社会面临着在平等与效率之间进行抉择的困境。不同于罗尔斯坚持平等优先, 以及弗里德曼坚持效率优先的观点, 奥肯认为效率和平等是可以同时得到的, 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中, 平等也可以得到增进。他认为应该在强调效率原则的经济动力取向、强调平等原则的伦理道德取向、注重机会均等几乎不涉及收入平等的资本主义制度取向、社会经济发达的国情取向、追求公正的社会价值取向等的多元取向中寻求统一。对于如何在平等与效率之间进行有效的抉择, 奥肯在《平等与效率》一书中指出“如果平等和效率双方都有价值, 而且其中一方对另一方没有绝对的优先权, 那么在它们冲突的方面, 就应该达成妥协。这时, 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 并且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

二、我国行政改革价值取向的变迁

从1982年开始, 我国中央政府着力推行的行政改革有六次:即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的改革以及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改革开放之初, 我国行政改革以追求效率为主的价值取向。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公平问题被置于更重要的地位。

(一) 以效率为主要取向的行政改革

效率是衡量组织目标实现程度的关键指标, 在我国行政改革过程中, 效率始终是行政机关追求的基本价值取向。1982年的行政改革是为了克服我国行政机关长期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 适应国家政治民主化的需求, 因而在这一时期的改革中, 行政改革的基本导向为提高行政效率。1988年的行政改革以职能转变为主要内容, 其目的在于有效发挥经济管理职能, 提高行政效率, 逐步适应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的需要。1993年的行政改革从行政体制层面来把握行政改革, 按照“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的要求进行。

1982年、1988年以及1993年行政改革以效率为主要价值取向, 这些改革的首要任务在于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阶段的行政改革在行政机构不断精简, 又不断膨胀的反复循环过程中进行, 行政改革的主要形式表现为机构的精简。这与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行政改革总体价值定位是相符合的。然而, 以效率为主要价值取向的这一阶段的行政改革并不意味着否认这些行政改革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以正义为取向的改革内容, 只是正义为取向的改革内容相对于效率取向方面的改革而言, 是浅层次的改革, 并不构成整个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价值取向。

(二) 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转变

随着行政改革的进一步展开, 公平价值在行政改革中开始日益受到重视, 较为明显的标志为经济管理类的机构数量逐渐减少, 而社会事务类的机构数量逐渐增长。1998年行政改革在强调效率的同时, 开始重视公平, 是价值取向调整的一个转折点, 是我国政府行政改革突破组织结构调整的局限, 开始了结构、功能并重的行政改革的标志, 我国以后的行政改革都沿着这一改革思路进行展开。2003年的行政改革的公平诉求更加明显。明确提出政府职能应集中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 改革目标是逐步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2008年在对大部制改革的探索是为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供更好的组织保障, 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步骤。继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 建设服务型政府之后, 十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提出, 通过改革实现政府职能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 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 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这使行政改革价值取向进一步明晰化, 意味着我国行政改革的价值取向从注重效率转到注重公平上来, 效率与公平兼顾将成为深化行政改革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导向。

三、奥肯平等与效率协调思想对我国行政改革价值变迁的启示

行政改革的有效实施依赖于行政价值观的变化, 在我国的行政改革过程中, 结构调整一直被置于重要的地位, 而有关价值观的革新却十分滞后。行政价值观从根本上影响着行政改革的进程, 为行政改革提供深层动力。吸收、借鉴奥肯的平等与效率协调思想, 有利于调整我国行政改革的价值取向。

(一) 正确认识效率与平等的关系

在我国行政改革价值变迁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效率与平等的关系。首先, 我们要认识到效率与平等关系的历史相对性。在一般情况下, 当社会经济结构面临重大调整时, 效率原则精选和那个会被置于突出地位。我国改革开放初期, 行政改革的价值取向以效率为主导, “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口号的提出正说明了这一点。然而, 当一个社会虽然存在利益冲突, 经济结构却又未发生重大调整时, 公平价值将会成为社会道德问题的中心。所以, 随着改革的深化, 我国的行政改革的价值取向从注重效率转到更加注重公平。其次, 在我国行政改革的不同发展阶段, 效率和公平虽然分别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强调, 但纵观整个行政改革的历程, 效率和公平都贯穿于整个过程当中。奥肯认为“如果平等和效率双方都有价值, 而且其中一方对另一方没有绝对的优先权, 那么在他们冲突的方面, 就应该达成妥协。”要将效率与公平统一起来, 而不能顾此失彼, 这与奥肯的既不应该用效率取代平等, 也不应该以平等替代效率的观点相一致。所以, 在我国行政改革价值取向进一步的变迁过程中, 既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推进效率的提高, 推动社会的持续发展, 也要营造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 以维持社会的稳定。

(二) 加大公平正义取向方面改革的力度

公平是现代民主社会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和本质要求, 对于转型时期的我国而言, 必须确立以公平为行政改革的主要价值取向。按照奥肯的权利平等理论, 在社会和政治权利领域中, 公民的政治权利、法律权利、公民权利、生存权利等基本权利的分配是广泛的、平等的、无偿的, 社会至少在原则上把平等的优先权置于经济效率之上。所以, 作为政治权利领域的改革, 我国行政改革价值变迁应向着更加注重平等或公平转变, 切实加强公平正义取向方面改革的力度。首先, 要建立健全公民广泛参与的民主决策机制, 解决政府公共政策代表少数人利益, 忽视公共利益的问题。其次, 要深化行政程序制度的改革, 建立能够有效保障行政实体正义的现代行政程序制度, 解决政府决策行为和行政行为中的随意性问题, 有效界定政府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最后, 要改革现行的公共财富分配体制, 建立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公共财富分配体制, 解决公共资源配置、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和公共服务安排中存在的不公平问题。

(三) 促进机会平等的有效落实

奥肯对于平等观的重大贡献在于突出了机会均等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作用, 在强调收入平等和效率兼顾的同时, 将机会均等权置于所有平等权之上。目前, 我国社会生活中的结果不公平是因为起点及过程的不公平, 个人拥有的生产要素的数量与质量不同以及使用生产要素的不同等因素所造成的。即奥肯所指出的机会不均等的起跑线是由天赋能力、家庭的不利地位以及其他许多尚未确定的因素决定的。根据奥肯的论述, 在现行的制度环境下, 可以对由经济不平等而反映的机会不平等加以修正, 从而使得效率和平等的机会可以同时在市场中运行。他提出的一系列纠正机会不平等的方法包括:国家增加教育经费、使高等教育为机会均等化服务、将大企业的股票分给工人、让工人参与决定等, 这些无疑对我国现行政策的制定有很大的借鉴作用。我国的行政改革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要为每个人创造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完善劳动力市场结构, 创造平等的就业机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营造良好的社会保障环境。通过这些有利于同时增进收入平等和效率两方面的公共政策, 可以减轻机会不平等, 从而达到奥肯所说的社会更多地得到平等与效率, 而不是牺牲一个获取另一个。

摘要：阿瑟·奥肯的平等与效率协调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对于平等与效率的关系以及平等与效率的抉择的相关论述之中。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行政改革从坚持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转向更加注重公平。借鉴奥肯的平等与效率协调思想, 在我国行政改革价值变迁的过程中, 应正确认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加大正义取向方面改革的力度, 促进机会平等的有效落实。

关键词：行政改革,价值取向,平等与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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