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逻辑范文

形成逻辑范文（精选4篇）

形成逻辑 第1篇

一、民族独立、人民政权的稳固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

近代的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 民族尊严、民族独立屡遭践踏。中国革命以暴力方式解决了国内阶级矛盾, 同时驱逐了西方列强在华长期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存在, 从而一举扫除了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国内与国际因素, 完成了近代史课题。

新生的人民政权初步实现了民族独立, 但又面临帝国主义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讹诈的窘境。此种情势之下, 民族独立、政权的巩固等“宏大叙事”取得了与个人权力、阶层得失等“微小叙事”相比较大的权重, 共和国缔造者决策的天平向前者倾斜, 明确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尽管像有的专家所言, 当时人民的生活很苦, 同时这也不符合我国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但这样的选择是无奈的选择, 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其一, 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根源在于缺乏新式工业。早在1944年5月的一次演说中, 毛泽东就深刻指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 主要是没有新式工业, 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这样欺负中国, 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 它欺负我们的落后。因此, 消除这种落后, 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对于经济工作, 尤其是工业, 我们还不大懂, 可是这一门是决定一切的, 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宗教这一切的, 是决定社会变化的”。由于现代军事技术主要依托于现代工业体系, 而现代工业体系则主要依赖于为其提供装备的重工业。因此, 毛泽东多次强调的新式工业是指重工业, 1953年夏天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他更是着重指出“重点是工业, 工业中的重点是重工业”。其二, 前面我们已涉及, 新中国成立之初, 从有关经济指标看我国生产力水平的落后主要体现在工业化的程度上。重工业是我国的瓶颈产业, 而当时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已基本完成了重工业革命, 重工业都是这些国家的主导产业, 正处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前夜。就是与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些国家相比, 我国的工业化水平也比较低。1952年, 中国现代大工业在社会总产值当中的比重只有26.7%;而苏联在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1928年, 该比重已达到45.2%;波兰在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1949年已达到65.5%;捷克斯洛伐克在1948年就已高达75%。朝鲜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彰显了我国大力发展重工业进而发展国防工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其三, 从国际经验看, 由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是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中国若重走他们的老路, 落后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从重工业入手发展, 是我们可资利用的后发优势。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也迫使我们必须尽快实现工业化。近代以来, 从洋务运动到第一个五年计划, 中国工业化的外部环境并没有根本改变。在核武器时代, 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围困, 中华民族整体生存的危机甚至更为严峻了。中国工业化的这种持续存在的外部环境也正是它的动因。中国当时的首要目标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独立地生存和发展, 是应付大规模现代战争的威胁。由于这种目标不是纯经济的, 因此中国在发展过程中, 就必须下决心超越并扭曲常规状态下经济发展的某些自然过程和规律。只有采取这一战略, 我们才能尽快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才能有效地维护民族独立、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这一战略的主要特点包括以高速度发展为目标、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外延型的发展为主、出于备战和效益考虑改善生产力布局、建成独立的工业体系、进口替代等等。[1] (P71—77) 在今天看来, 如果当时中国不实施这样的、看起来有悖“常理”的赶超战略, 不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合全社会资源, 在最短时间内奇迹般地建立起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 那么,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就将推迟许多年, 中国经济乃至政治就将长期垂直依附于苏联, 从而不可能在50年代后期顶住苏联的压力。换句话说, 中国就有可能出现“东欧化”的局面。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可能与可行的路径选择

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企业, 它的优先发展需要大量的经济剩余。而集中经济剩余可能的选择无非有二:一是市场主导的方式;一是政府主导的方式。前者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基础, 要有大量的私人企业, 需要健全有效且分布较广的金融机构、多样而方便的金融工具、系统且灵活的金融政策。后者又可以有两种基本方式, 一是政府干预加市场经济, 二是政府办国有企业加计划经济。对于政府干预加市场经济的方式, 需要有大量的私人企业、强有力的政府财税系统、有效的价格管制政策;对于政府办国有企业加计划经济的方式, 需要强大的政府权威及其对经济的有力管制。

从我国当时的实际国情看, 政府办国有企业加计划经济是最为可行的路径选择, 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其一, 我国经济的市场化水平很低, 私人企业家人才缺乏, 私人企业主要分布在轻纺工业, 金融业发展滞后。其二, 农业生产落后, 农民生活困苦, 农业的剩余有限。其三, 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缺资金, 二缺技术, 当时的国际环境决定了除从苏联外, 我们很难从资本主义国家得到援助, 必须依靠自己积累。其四, 后发国家崛起的经验表明, 在列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面前, 分散的民间力量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只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才有能力统筹全局, 实现以工业化为目标的赶超战略, 德日的崛起就是典型的例证。其五, 苏联经济成功的示范效应。与英国工业革命从棉纺织业到运输业再到机器制造业不同, 苏联体制恰好颠倒了这一过程, 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相对忽视生活资料的生产, 实践表明苏联体制是一条快速实施赶超战略的有效途径, 而计划经济与国有企业是苏联体制的核心。其六, 中央决策层在意识形态上对计划经济的偏好, 加之中国素有的官办企业传统影响的延续等等。在上述情况下, 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 大量兴办国有企业就成为了一种内生性的制度安排。[2]

三、共产党的领导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按照马恩的设想, 生产社会化不断发展会加速资本的集中和积聚, 当资本主义生产趋向合并成一个唯一的企业时, 只要对这个唯一的资本家实行剥夺, 就“将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座工厂”。此时, “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就为有计划的自觉组织”和“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所替代。而“要组织没有企业主的大生产, 首先必须消灭生产商品的社会经济组织, 代之以公社的即共产主义社会经济的组织, 那时调节生产的就不像现在这样是市场, 而是生产者自己, 是工人社会本身;那时生产资料就不属于私人而属于全社会”。[3] (P319) 在列宁看来, 在革命后, 全体国民都成为国家辛迪加的职工或工人, 服从他的计算与监督,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 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4] (P202—203) 经典作家一般都认为, 国家占有生产资料, 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环节。要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就必须实行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的发展最终要求全社会都实行公有制经济, 克服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 保证社会主义社会有计划、按比例地生产、交换和消费。公有制最初必然会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 这是全部变革旧有生产方式的重要环节。受这些“经典”思想的影响, 执政的共产党人认为只要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 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弊端, 生产力的发展就有了坚实的制度保障。所以, 在我国大范围地实行国有企业制度是在选择马克思主义时就已经内生地决定了的结果。[5] (P93)

从形成和布局看, 我国的国有企业主要有四个来源:一是解放前解放区创办的公营企业;二是没收的国民党官僚资本;三是经过改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四是国家投资创办的国有企业。最后一种类型所占比重最大。在布局方面具有明显的平衡发展与备战的特点。[6] (P59—62) 很明显无论从国有企业的形成还是布局看, 它们都是国家制度配置的结果, 是激进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的产物, 而不是市场竞争的产物, 其中遵循的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逻辑, 而是政治与经济、社会的多重逻辑。仔细阅读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史资料如武力等编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949—1999) 》以及杨小凯的《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等等, 我们就很容易清楚地看到其中的逻辑脉络,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的实行和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等都是重要的逻辑结点。

参考文献

[1]武力.中国工业化道路选择的历史分析[J].教学研究, 2004, (4) .

[2]林毅夫等.国有企业产生的逻辑[J].香港中文大学学术研究中心网.

[3]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4]列宁.列宁选集 (第3卷) [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5]毛振华.资本化企业制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形成逻辑 第2篇

各位学员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共同学习“四个自信”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历史路径、内在逻辑、时代价值。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显示出对“四个自信”信心满满的状态。“四个自信”为了便于大家理解，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可以给它加上一个定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个主语不能说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对自己自身会自信，它的主语实际上是党和人民，我们党和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一种自信的状态。

一、“四个自信”形成发展的历史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概括起来看，它源于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和扬弃，源于对建国后，改革开放前那一段时期，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以及教训进行的总结和反思。最后一个也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在回应时代主题和世界发展潮流的过程中，我们对自己实践建设及其经验的提炼。它形成的起点是改革开放以来，定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那里开始起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也从那时开始逐渐的积淀、沉积形成起来。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始建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对邓小平理论从党的建设方面、经济方面，进行了进一步发展的完善。到胡锦涛时期，开始正式的使用自信这样的概念。在2012年十八大报告里，胡锦涛同志说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以贯之的积极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斜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当时的界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对我们开辟的这条道路的一个总结。四个自信的第一个道路自信是对我们逐渐形成这样一条探索出来的道路，对它的充满自信的状态。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十八大报告里的界定，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这是涉及到理论自信对我们形成建构起来的一个理论体系的自信。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界定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的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界定比较长，概括起来主要是讲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这三个层次。

在十八大报告里，胡锦涛同志要求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定这三个自信的同时，越来越开始注重提升提出文化自信，在我们党的第一个重要的文献里，第一次提到“四个自信”，是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建党95周年大会七一讲话里边，当时讲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其中有一个方面强调，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当时还具体的对它进行了一个阐释，说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的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必须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又是我们开辟未来的根本保证。要求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而且对这四个自信，从总体上做了一种解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勇气。那么总书记说我们就能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

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通过强调这四个要坚信，实际上点出了“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更重要的是七一讲话上习近平同志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主要包括哪些文化呢？当时总书记讲到，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际上主要就是这三个组成部分。这三个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总书记还提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而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判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这里边不仅在我们党的重要文献里，第一次把“四个自信”放在一起明确地宣誓出来，而且总书记还对它进行了一个具体的阐释，到十九大报告中贯穿的主线是提出了党最新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这个思想的第一个重要的内容把它概括为八个明确，其中第三个明确提到，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就是 “四个自信”形成发展的历史路径。简要的概括一点说，就是有着博大精深文明的国家，曾经一度在世界居于世界闻名中心的地位，当然了，那个时候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文明、文化的交流也比较少，文化基本上还处于一种自在的状态，后来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明文化开始冲突交流，这个过程中逐渐的发现，我们没有落在了西方的后边，在文化上，我们一开始也采取了一种文化投降主义，拥抱西方全盘西化。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逐渐的开始摸索、探索，以中国方式实现现代化这样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段时期的探索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坚定对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这就是“四个自信”形成发展的历史路径。

二、“四个自信”的内在逻辑

（一）“四个自信”的基本关系

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七一讲话上讲到，当时是三个自信，首先对这三个自信的道路、理论、制度进行了一个非常具体清晰的界定，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这本身的表达就蕴含着对这条道路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道路自信就是对这样的道路充满自信。

具体到理论体系，胡锦涛同志说，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在这条道路实践探索的过程中，逐渐的建构起来这样的理论的体系，他说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一个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系统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另一个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战略的科学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两大理论成果，理论自信是对这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制度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做出了具体的概括，胡锦涛同志说，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的自治制度等构成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七一讲话中，胡锦涛同志对道路、理论、制度这种优势集中的概括，显示了要求对道路、理论制度要充满自信。这三个自信提出来，如何把握他们之间的关系呢？讲清楚道路、理论和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那么三个方面的自信关系自然也就出来了。

在十八大报告中对道路、理论、制度关系进行了一个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这个道路、制度、理论实际上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其中道路是实践层面的，制度也是实践层面，不过道路是从动态来看，制度相对来说是从静态来看，与实践相对应的就是理论，中特理论体系，所以这是道路、制度、理论之间的关系，也是三个自信之间关系的一个基础。

习近平同志在建党95周年大会七一讲话中提到文化自信，而且对文化自信和其他三个自信之间的关系用一句话把它揭示出来，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就是说相比较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独特的精神标识，这里讲的三个更，是理解文化自信与另外三个自信关系的关键。十八大以后，总书记多次强调坚定“四个自信”。

第一次将“四个自信”并提，是中央政治局第33次集体学习到七一讲话，总书记强调，坚定“四个自信”并且说文化自信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这三个更，实际上是揭示“四个自信”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文化自信和另外三个自信之间关系的关键，第一个更基础，讲文化自信是支撑三个自信的基础，为什么说文化自信更基础呢？因为文化自信是支撑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如果缺乏文化自信，那么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很难支撑起来，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所以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进一步做到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第二个更广泛，是强调文化自信渗透在另外三个自信之中，文化自信更广泛，可以深入人的一切活动，一切表面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不像道路、理论、制度自信都有特定的存在空间，比如说道路自信讲的是路径，理论自信讲的是行动指南，制度自信讲的是行为规范，而文化自信不仅渗透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中，而且在人的一切活动，一切方面都存在，文化自信的影响更广泛，实际上这里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狭义的文化是五位一体布局里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并列的一个文化，广义的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人化，是人的生活方式。第三个更深厚，文化自信内化于心将影响深远，因为文化是人各项活动里边的基因，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也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一旦内化于心，就有稳定性和长期性，一旦文化自信树立起来，这个影响不仅是深厚的，而且是长远的，这事是总书记讲四个自信，特别是他用三个更来揭示出文化自信和另外三个自信之间的关系。这是讲四个自信之间的内在逻辑的第一个方面，他的基本关系。

（二）取得的成就为“四个自信”奠定基础

“四个自信”实际上构成了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而这个整体所取得的成就，铸就了我们的自信。建党95周年大会上对这个成就，90年前的今天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回顾一下党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从此中国人民踏上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明道路，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壮丽征程。90年来，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胜利，一个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13亿中国人民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指引下，满怀信心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170多年的历史概括的说伟大的祖国，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磨难，伟大的民族进行了感天动地的奋斗，伟大的人民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紧逼，封建统治日益腐败，祖国山河破碎，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倍受奴役，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迫在眉睫，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为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一次次抗争，但又一次次失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也未能改变中国版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特别是党建立90多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建党90周年大会讲话上，七一讲话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哪三件大事呢？第一件大事是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党和人民进行了28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使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第二件大事是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们创造性的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制度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占世界人口1/10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公约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这是党带领人民，依靠人民完成的第二件大事。第三件大事是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同时借鉴国际经验，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实行改革开放，经过艰辛探索，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的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的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图景。事实充分证明，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在建党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上，对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做了一个概括，说是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同人民一道顽强拼搏，持续奋斗的结果。回顾了三代领导集体，一步步的在这个积累成就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具体的贡献。

2016年习近平同志在建党95周年的七一讲话中，又一次回顾近代的历史，概括了党依靠人民，领导人民取得的这个成就，讲了三个伟大的历史贡献，第一个伟大历史贡献是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第二个伟大历史贡献是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那么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他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第三个伟大历史贡献是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用两次建党90周年、95周年大会上的成就来讲，是因为恰恰在我们的道路、制度、理论文化上取得的总体性的成就，使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越来越充满自信。在建党95周年大会上，对自信的状态，讲得很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了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五百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了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60多年历史的新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30多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彻底摆脱了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对于这样的成就，总结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更加明确“四个自信”，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没有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先进政党顺应历史潮流，勇担历史重担，勇于做出巨大牺牲，中国人民就无法打败压在自己头上的各种反动派，中华民族就无法改变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我们的国家就无法团结统一，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向繁荣富强。历史还告诉我们，95年来中国走过的历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过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历史还告诉我们，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也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我们取得的这些成就，奠定了我们自信的基础。

（三）发展中解决问题为坚定“四个自信”

不仅党和人民取得的成就使我们越来越自信，而且面对我们在发展中不断出现的问题，我们也有信心，有能力去不断地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更加坚定“四个自信”。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始终不能忘记邓小平同志的提醒，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在共产党内部，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住全面从严治党，推动解决好中国最可能出问题的地方，使我们也在这个方面，看到了党有信心，有能力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强调，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到2016年底，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提出了中央政治局要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为全党做出表率，做勇于自我革命的战士，再到2017年2月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明确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党最大的优势。

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充分彰显了发扬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精神的重要性，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作为扛在肩上的重任和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到八项规定基本精神的扎实有效的贯彻，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这四自能力，再到全面从严治党为主体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对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精神的落实和推进。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精神呈现于党的建设的诸多方面，并日益成为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党作为一个有8900多万党员，440多万个党组织的党，作为一个在有着13亿多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党的建设关系重大，牵动全局。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这是党的建设，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握的基本规律。十八大以来，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特别是抓住重拳反腐，对腐败的零容忍，在这方面使党强化净化自身的能力得到了体现，这也有利于更进一步的坚定我们的四个自信。

（四）从世界眼光看，有利于增强坚定“四个自信” 我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变化，特别是在不断地掌握社会主义因素，也有利于增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重新正确去看待资本主义文明，对它的认识的提高，其中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变化不断地发生，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主张党和国家领导人走出国门，到西方国家去看一看，批判的那个资本主义他发生了什么变化。我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副总理王震兼任中央党校的校长，他响应邓小平的号召，说到党性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去看一看那里的无产阶级生活是怎么样的悲惨，所以他出访英国的时候，第一站选择了一个失业工人的家里，没想到到那之后一看大跌眼镜，人家是一个失业工人，住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房前屋后花开花落的，而且因为他失业了每个月从政府那领一大笔社会保障金，生活质量维持的很好，王震副总理觉得这些是不是英国政府故意给他安排的，他带着几个随从自己到外面去看一看这个实际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子。到大街上采访了一个清洁工，还问了一个电梯管理工，问人家一个月能拿多少工资，人家告诉他一个月能拿三百多英镑，王震副总理就问身边的随行人员英镑和人民币的汇率是多少，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一算人家一个清洁工一个电梯管理工，一个月拿的工资比我们副总理一个月拿的工资还要高，回到国内在几次会议上王震副总理都拍了桌子，说我们做了多年的社会主义，搞的是什么社会主义，我看英国就作得很好，当然他每次讲的时候不忘加上一句，如果再加上党的领导，英国搞得更接近社会主义。实际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反思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重新看待资本主义文明，后来在这方面的认识一步步有所深化。

中英大使馆原来的商务参赞余日，他写了一本旅英十年，其中讲到英国实行遗产税，这个遗产税还实行累积税制，税率从15%到50%不等，起征点是30万英镑，那么英国财政部主管税收政策的官员，当时余日看到这种情况很困惑，就去找人家问，说你是资本主义国家，怎么对资产阶级征收这么高的遗产税，因为这个遗产税很显然主要是对资产阶级征收的，无产阶级你才有多少遗产，人家说你说的对，我们恰恰是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办事，他说超高的收入超出了他所创造的必要劳动价值，属于剩余价值，应该拿出来补助穷人，人家说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剥夺剥夺者，这是遗产税，我以英国为例，世界上好多发达国家都实行了这个税收。

再一个，对超高收入者征收的这个税收，我们以法国为例，法国原来在奥朗德政府上台以后，曾经对美元收入在130万元以上的人所适用的个税税率，从原来的46.7%提高到了75%，所以我们在2013年左右看到报纸上经常报道，欧美富豪避税大逃亡，特别是法国平均一天一个富豪外逃，怎么样看待他在税收上这样一个调整呢？我觉得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结合马克思主义，贯通认识它，马克思讲得很清楚嘛，他说工人一天劳动10个小时，其中3个小时创造的价值以工资的形式返还给他，保证他能够养家糊口，还得让他能够养小送老，这样是为了这一代劳动力没有了，新的劳动力能够接续上来，另外7个小时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家给拿走了，那是资本家剥削的秘密所在，那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我们说那个叫剩余价值，可是今天通过这样一种累进税的调整，是不是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把资本家拿走的这个剩余价值重新进行了切割，切割下来其中很大的一块，用来搞国家福利，社会保障，又用来返还给工人阶级，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对于这样一个变化，我觉得实际上可以说他也是在掌握社会主义因素，他对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因为看看共产党宣言第二章马克思、恩格斯讲到，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对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十项强制性措施，你看第二项跟第三项，讲征收高额累进税，讲废除继承权，今天资本主义发生的，这种逐渐发生的变化，是不是就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有些方面已经做到了，所以说资本主义社会，也在掌握社会主义因素。

实际上这样一种变化，罗斯福新政是一个显著性的标志。罗斯福新政为了应对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那次大危机，德国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美国搞了个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内容很多，其中重要的就是强调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控制和计划，所以一些资产阶级代言人看到这种情况，和我们的判断一致，他们说罗斯福新政中，搀和了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东西，他们把罗斯福总统的郭诺霍博金斯视为他们资产阶级的叛徒，发誓要把他送上绞刑架，对此你看罗斯福总统怎么说的，他说为什么我们非要把自己说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呢？他说美国是一个大国，完全可以容纳好几种同时并存的制度，而他有足够的智慧和耐性来使这些体制得以利用，我们不必勉强用教条主义的框框来衡量每一件事，你看从罗斯福总统那时候就开始，美国就开始冲破那种传统的教条的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发展到今天，更没有哪一个发达的国家敢公开的声明，我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我就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那是在自丢选票。

我们还看到，有一个共产党宣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他们还有一个资本家宣言，1965年，资本主义世界在美国费城召开世界资本主义大会，通过了发表了资本家宣言，内容很多概括一下，其中强调了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行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你看马克思当年他就不是反对资本，他反对的是资本的占有形式，他说劳动创造了资本，资本却被少数资本家占有起来，然后来剥削劳动人们，他要求改变这个资本的占有形式，你看资本家宣言里边，人家这种实行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那就是和马克思所设想的那个是基本一致的。二是强调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人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三是强调借鉴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所以从这些因素里看出，资本主义社会也在掌握社会主义因素，所以大家不要去抱怨，为什么资本主义还在发展，他怎么不出点什么问题呢？你让他发展，他也要发展，他也要走向社会主义，当年马克思、恩格斯讲得很清楚，马克思、恩格斯说，资本主义文明在高度发达，发达到他的生产关系，不能再继续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时候，他将会不断地掌握新的社会因素，最终会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发展变化，全球的这样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是增强四个自信的，抱着世界眼光来看这样一个国际的环境。

资本主义社会来掌握社会主义因素，有利于我们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那么现实中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人说好像除了中国之外，说古巴、朝鲜、越南这些国家还在建设社会主义，如果说以前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话，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也要透过表面现象看看它的本质，一方面不能因为有些国家他标榜他是社会主义，承认他是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把眼光放大，看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调整上，在掌握社会主义因素，在政治上实际上也何尝不是这样，你看英国的工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他们宣称是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因为这个阶级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可以利用每个人手中有的一张选票，把这些政党选举上去让他们执政，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这些大党老党，能够长期的多次的和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政，这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掌握社会主义因素的一种表现。传统上说，你做的是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我们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社会主义，那么对它进行批判，实际上如果放大眼光，大家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团结起来，按照总书记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团结起来更有利于看清楚，坚定全球的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当然有的同志说，到底怎么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我用一个历程给大家尝试着说明一下，坚定“四个自信”。

假如亲朋好友家生了个大胖小子，都去为他祝贺，祝贺时会说祝福语，第一个封建主义者来祝贺，他会说这小孩长得这么聪明，一看长大就能当大官，封建主义者重视的是那种权利的力量和作用，特别是那种封建的，世袭的，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利。那么资本主义者来祝贺，他会说这小孩你看长得这么好，一看长大就能发大财，资本主义者重视的是资本的力量，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主义社会，主要就是资本的力量超越了，控制了，压制住了那种封建的世袭的权利的力量。最后社会主义者来祝贺，他会说这小孩长得这么好，但是长大了以后也不可避免的要灭亡，这主人猛一听不太高兴，我这小孩刚出生，你说我要灭亡，但是实际上一琢磨，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社会主义者讲的这话，实际上他揭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凡是历史性产生的，终将历史性的灭亡，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这才是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应该有的这种胸襟气魄和胆识。

当年毛泽东在这点上看得比较透，当敌人的力量比较强大，我们相对弱小的时候，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对共产党人的信念认识特别清。最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来祝贺，他会说这小孩长得这么好，一看长大以后就能当大官，当完大官又能发大财，发完大财之后也不可避免的要灭亡，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就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掌握社会主义因素发展，演化成社会主义，所以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的一种态度。

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当时显然有些条件还不具备，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所以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了个中国特色，特就特在不能教条的照搬马克思主义，把它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特就特在我们也要建设西方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发现的那些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这些好东西，也要大胆的借鉴，但是同时发现像拉丁美洲，印度等一些国家，照搬西方的模式，也没有很好的实现现代化，所以我们仍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但是要把党的领导，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这些都放在一起搞，世界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所以强调我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天强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苏联建设多年的社会主义失败了，这个对我国社会主义信念冲击也很大，当然这个问题也不能认识苏联共产党，之所以社会主义建设失败了，他僵化的教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观点，苏联共产党执政执久了之后，慢慢地堕落，堕化成了一个维护自身利益的集团，所以他把这个社会主义搞失败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他把这个社会主义的经给念错了，所以这不能影响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也更不能影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三、“四个自信”的时代价值(一)“四个自信”时代价值的意义体现

第一方面，目前中国发展到一个需要自信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来实现这个目标，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到了一个需要自信的时代，他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迫切的需要，在国际上看也是西方的势力不断地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等，为了反击这些意识形态上的渗透对我们的攻击，坚定“四个自信”能够有效的应对这种挑战，从自身来看，也有一些领导干部思想上的消极懈怠、理想信念上的动摇，在这时坚定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上的自信，而在这个问题上好不含糊，向全社会释放正确、明确的信号。

第二个方面，“四个自信”具有世界意义，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的优越性，体现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同时对全球化保持一种清醒的反思和批判，不对他亦步亦趋，处于理性的监督之下不使它误入歧途，既要参与这个进程提供他并利用他的机遇，同时也要有效的防对、应对风险，提出形成有效的价值引领。其次我们道路、理论制度的优越性，文化的职业性，体现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利用资本力量的情况之下，同时又注意去规范资本，抑制资本的各种消极的结果，既最大限度的激励市场各个方面需要的创新，又对资本和市场的那种逐利行为进行价值约束、法律约束和制度约束，要充分认识到“四个自信”的四个一，既有助于解答社会主义融合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世界性难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之上的探索和所提供的方案，给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也有利于有效的抵御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涌现的这种霸权主义，维护现代化发展的多样性，我们不是抵制现代化，是强调现代化的多元性，强调以中国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提供的经验和发展的方式，突破了历史发展的线性决定论僵化的模式，提供了多样性贡献了中国智慧。

第三个方面，明确“四个自信”的现实要求，明确其中增强理论自信最重要的一方面，是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十九大上确立了党最新的指导思想武装头脑并指导实践，坚持理论自信进一步夯实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不断地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发展二十一世纪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体而言，一方面注意夯实“四个自信”的物质基础、财富基础，只有在这样坚定的、坚实的基础上，才能够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不仅对经济文化、物质文化的需要，按照十九大概括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一系列需求的满足，有了这样的物质基础能力之后，“四个自信”的基础才能够更加的稳固。另一方面加强“四个自信”的教育，形成宣传、解释、阐释“四个自信”中国的话语。

第四个方面，谈两个体会比较深的问题。一个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中，要在精神世界重建这个问题之上取得成绩，有利的增强“四个自信”在理论探讨上，对现代性、现代化的讨论呈现出了多副面孔，与这个形成相应对照，在这个现代化的征程中，发现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他并没有相应的带来精神世界的丰富，精神生活的充实和精神文化的繁荣，当年马克思曾经用物的世界增值同人的世界贬值成正比，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都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等论断，深刻的揭示了现代化实践单向度的发展。西方的一些思想理论家，比如马克思、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借助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深刻揭示了现代化对人们的精神文化的冲击和对心灵生活的压抑，并从艺术审美和爱欲解放、社会改良和性格结构变革等不同纬度，探寻如何破解现代化的过程中精神萎缩的困境，现代化过程中物质文明单向发展，精神文明相应的不够发展，主要体现从几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意义失落、价值坍塌、信念缺失等精神文化的深层危机相对应的，供给理性、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浅层次的文化颇为盛行，名、选、钱等这些外来性的东西，成为了衡量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以人们花费在精神文化上的时间作为衡量标准的话，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实际上呈现出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另一方面追求占有的物化生存方式，成为了世俗化时代的主流生活观念，精神文化上的虚无主义的取向开始颇为流行。

所以精神世界重建，成为中国现代化征程中的其中应有之意，主要基于这样原因，首先西方现代化的单向度的实践，启发我们的现代化的现代性结构，绝不能忽视精神世界重建这个维度，在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无论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还是生存方式、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理想的现代化这样的框架。中国的现代性的架构不是只需学习西方就可以，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看到物的世界的增值，实际上和人的精神世界的贬值并行不悖，这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讲的经济社会发展最终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本理念，也严重影响了现实生活世界中，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精神上的一些覆盖，西方这样一种单向度的现代化的发展方式，启发着我们现代化的发展和现代性的建构，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其次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错位，西方的思想理论家对于现代化进行的文化批判也不能直接为我们借鉴。比如我们正需大力发展现代化的时期，西方一些思想家喊出了历史步入后现代的口号，等我们喊需要继续深入的进行这个现代性的精神启蒙的时候，西方的一些理论家开始全面的反思，并系统的批判了启蒙的弊病，因为他们已经进入了现代化的这个阶段，当我们需要发挥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时，现代西方的一些人文主义思想家看到开始建立后现代性的话语体系，因此不能简单地模仿西方的这个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应该把我们精神世界重建纳入到发展规划，坚持走建构发展与人的发展，尤其是精神文化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

再一个，中国的现代性建构过程中一直这样追求赶超的战略，实际上挤压了精神世界重建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步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震动惊醒了从传统农业文明大国，一度基于世界文明的中心，这样一个迷梦给我们惊醒，在我们要重回世界舞台中心这样一种民族意识支撑下的赶超战略，成为了从康有为到孙中山再到中国共产党人塑造中国现代性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选择，对于中心地位丧失的痛心以及追赶西方急切的民族心态，使中国的现代化征程，陆续出现的一些先进的思想理念，比如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维新派的君主立宪，到革命派的民主共和，再到五四一时代人的追求的科学民主，都没有通过深层的文化启蒙，渗入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伸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这种时空压缩赶超的心态影响下，一段时期内过于去追求现代化看得见的成果，造成与物质文明建设的高楼大厦相比，精神文明建设显得有些人微言轻，尤其是精神方面的成果，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还是一片空白。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缺乏深层文化启蒙，又遭到现代性猛烈冲击，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精神生活成为文化的组织。比如党内的精神懈怠的危险，容易导致理想信念缺失和工作热情低迷，在青少年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厌恶劳动，娱乐知识的流向意识，影响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茁壮成长。在社会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以经验积累抵制理性反思，以循环论反对创新论，以人情对抗法制等等这些现象，以及他所形成的潜规则，既不利于现代性建构所需要的科学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也不利于个人的主体意识、社会契约精神、经济理性化、管理课程化、公共领域治理化等这些因素的支撑。再者，中国现代化的征程离不开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离不开人的精神世界的重建，这方面，美国社会家英赫尔斯特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很有启发意义，一个国家只有当他的人民是现代人，他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他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能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开始起伏也不会持久。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果人们的精神世界、精神生活和精神文化始终深受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没有支撑现代性的这种文化因子，没有实现精神方面的现代化，那就谈不上人的现代化，而离开中国人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徒具现代化的外表形式，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来真正实现现代化。

（二）精神世界重建依赖于三大文化生态

精神世界的重建能够助力现代化的建设，一个是充盈着现代化这些因素，能够适应现代化进程的精神世界，他既不会产生抵制现代性的心理观念和价值取向，也能够避免那种赶超心态容易造成的现代化单向度的发展方式。另一个是通过精神世界重建生成的这种新型的精神文化，能够和现实保持一定的间距，通过文化批判对现代化进程进行不断的纠偏，使不至于误入歧途。再一个从传统的精神生活过渡到现代的精神生活，一般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些转变，在欲望情感层面，由禁欲转移向感性重占有、重情倾斜。思维方式由固化、权威向流动瞬间当下转变，价值取向，由超越、崇高向世俗、虚伪位。在精神世界重建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兼收并蓄建构出来一个稳定性与流动性、科学性和价值性相统一，与现代化能够良性互动的精神文化，就能够为人类的文明进程做出贡献，能够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特别在精神文化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在这个方面可以优化已经有的三大文化生态，这也是一个独特的优势。精神世界的重建依赖于一定的现实环境和生活条件，比如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化、制度结构与规范体系、现代传媒与价值符号、生活世界与生存方式等都会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精神生活和精神文化。其中作为第二自然的文化，对人的精神世界的重建发挥着直接性和根本性的影响，在当代中国作为这个民族性象征的传统文化，西学东渐以来建设传入的西方文化，以及建国后开始成为国家层面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构成当代中国人现实生活世界中三大文化生态，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建主要依赖于三大文化生态的不断优化，1.作为主流文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

以党的指导思想和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的形式，主导和引领社会思想潮流，马克思主义文化既批判资本主义具有反西方的特征，又批判传统社会具有反封建的特征，符合当时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民大众的呼声和需求。马克思主义主张超越资本主义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的文明形态，这契合了曾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华民族，不甘落后喜欢领跑的中心情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这样的哲学方法，实用理性的收益方式，注重群体的价值取向和追求均等的大众理想，在这些方面也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能够在中国传播和盛行的这些必然性，使它在中国曾经一度发挥了文化启蒙的作用，并以强大的文化引领和整合作用，成功的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

在当代中国由革命中心转向经济中心，由偏重经济发展到也重视文化自觉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中，尤其是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重建来说，马克思主义文化整体上也显得有些引领有余，整合不足。也就是说，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继续引领社会思想潮流与价值取向和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甚至于成为一些民众的文化信仰，这两个方面显得有一些并行不悖。

2.作为大众文化形态的传统文化

它主要存在于居住着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广大农村地区，以及一些儒学知识分子中，基于这个农耕文明和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的有着鲜明的保守主义和等级观念，同时也蕴含着注重个体诚信正义，注重主体之间人文道德的积极因素，它具有坚守生活世界的整合价值取向，维持共同体和谐等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的克服现代化进程中日益凸显的功利化、心灵秩序感性化等这些弊端。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重建来说，传统文化显得平衡有余、动力不足，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它注重仁者爱人，以礼待人等理念，有助于平衡人际冲突，不注重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坚守中庸之道等倾向，使他缺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在这方面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树明，他曾经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特征，说西方人生的路线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换一句话说就是奋斗的态度，中国人生的路线是持中的路线，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这个局面，而是在这种境地上求自我满足，因此我们看到，如果说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为根本精神，那么中国文化实际上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葛兆光也曾经概括过传统文化，偏重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而相对忽视人与自然关系的特点。他说如果西方民族习惯于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主题与课题对立起来，各种领域中纵向的逻辑关系，习惯于在那一种的基础之上，他说各种事物之间所有的惩治关系，历尽所能的符合这种关系的客观秩序，中华民族习惯于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文学艺术等这些重叠起来，探索这里的横向的网状连构，习惯于在伦理道德的原则之下，探索各种事物之中所蕴藏的总体精神。

3.作为精英文化形态的西方文化

他主要存在于相对发展起来的城市地区和广大知识分子中，我们知道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和古希伯来的信仰传统，犹如西方文化行走的两条腿，人类历史进程进入现代化以来，这两大文化传统，逐渐演化为西方文化思潮中，并行不悖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比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表征西方历史与科技领域发展新特征的后现代主义，也逐渐成为当代思潮中颇具影响的文化氛围，西方的各种思潮，在中国可以说都有信奉者和追求者，西方文化在当代中国和在西方一样，也发挥着重要的文化批判的功能。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西方的现代文化也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标杆，成为一些知识分子评判中国，中国方式现代化的文化武器。现代化也离不开文化批判，文化不能亦步亦趋的追随现代化，它应该以现代化，不管这个现代化处于上升期，平稳期还是矛盾凸显期，始终保持一定的间距，以在若即若离中保持反思和批判，这个批判是现代性自我的批判。

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重建来说，从总体上来看，西方文化显得有些批判有余，建设不足，作为历史性凝成的文化传统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总书记谈到文化自信时，曾经涉及到这三个方面的文化，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三大文化生态在各自的领域从不同的纬度，发挥着文化自觉、文化启蒙和文化整合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三者之间还相互监督，互相交流，彼此融入，对于当代中国，这三大文化生态之间的交流，融合和发展趋势，有的学者主张综合创新论，有的学者主张马魂、中体、西用核心价值观，我们强调的核心价值观是在综合吸纳不同文明因素的基础之上，积极探索共同的价值取向，那么从不断的优化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重建来看，针对前面概括的传统文化，平衡有余动力不足，西方文化批判有余建设不足，马克思主义引领有余整合不足，那么我们应该一方面继续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引领作用，传统文化的平衡作用和西方文化的批判作用，另一方面应该积极去探寻构筑三大文化生态，能够互相交融、互相融合具有整合功能，建设作用和动力驱动的文化机制。

（三）注重建构中国话语，使“四个自信”更加稳固载体

正如在国际物质生产分工体系中一样，发展中国家都在从原材料供应到高端成品供应的链条中，大家都寻求转型、寻求上升。在国际精神生产分工体系中，当代中国也应该有这样一种意识，从原总体而言，在不断优化三大即有的文化生态和中国方式实现现代化这样的建设实践互动的过程之中，经受历史的考验，逐渐的积累出凝聚人民力量的中国精神，在此基础上，塑造具有世界话语权的中国话语，这对于维护“四个自信”、坚定“四个自信”是一条很重要的道路和方案。材料供应国向成品供应国的位置去提升，这就需要转变西方学者研究自己的问题，我们在满足于解读西方学者的著作，或者总是用中国的资料、数据和实力来验证西方的论断理论和命题，或者是用西方的原理和方法套着过来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生活经验和历史演变，这样的研究方向研究理论，但是不充分、不全面基于当代中国发展的需要，应该面向中国的问题并吸取各种文化资源，创造理论上的中国，建构中华民族的学术自我，一个民族他要能自信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顶，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是必要的基础，同时学术的自信，思想的自立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关键性的因素。我们能否像曾经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消化融合了佛教，从汉朝末期，到魏晋南北朝隋唐，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压力也很大，但是最终消化了它、吸纳了它、消融了它，今天我认为也是这样，面对强大的西方文化，我们能否也进行一种消化和重构，再呈现中华文化包容性之国，融合力之伟，思想生命力之旺，创造力之强的过程中，既延续中华文明的血脉，又引领对现代化实现方式的新探索。我们能否协调处理好，构成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传统，凝聚出新型的特色文明，我们能不能建构出既全面理解和把握西方现代文明，又面向中国问题，能够延续中国文明基因和符合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中国话语体系，并在世界闻名国家中拥有影响力和辐射力都不断提升的话语权。这个作为面对后发现代化国家和日益觉醒的一个使命性文明的中国之问。

就像当代中国正处于由文明大国向文明强国迈进的一个关键时期，我们的学者包括政治家再这方面应该肩负起时代的使命，为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提供学术上、思想上的支撑，有的学术研究，实际上存在着耕了别人地，荒了自己田的研究短板。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后，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科学技术和文化，我们的思想理论界比较关注西方的学术著作、学术概念、学术思想、名师大家，这对于开拓研究视野，提升研究水平，了解西方思想文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方面还应该继续的研究，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有些人身上出现了某种西化的倾向，对西方的概念，范畴，命题，思想，理论，思维比较了解，比较注重西方议题，对1978年以来当代中国发展的逻辑，我们的问题缺乏真正深入的研究，没有形成自己的概念范畴体系，也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学术理论体系，结果是理论创新动力不足，缺乏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和思想。

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曾经带有一种急迫的心态，要求我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实际上也是表达这方面的一种隐忧。实际上我们有的学术研究还存在着学术、政治和大众三者相对脱离的这样一种研究短板，要么有学术没有政治、没有大众，既不关注政治，也不关注大众需求，要么有政治，没有学术、没有大众，缺乏学理支撑，缺乏大众化，这两种现象都会远离学术，理论研究的初心，我们的理论研究能否有所突破，比如说转变像马克思当年写资本论那样，多关注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他通过研究当时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的逻辑写出来的，形成了一系列的新概念、新论断、新思想，我们关注中国的发展逻辑，研究中国的议题，提升中国的理论，建构理论上的中国。先发的现代化国家我们看到，他们在奠定科技和物质生产领域领先地位的同时，也确立了在精神生产领域的优势地位，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也逐渐成为精神产品上的依附，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率先开启了迈向现代化的大门，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现代文明的经验，这里有值得广大发展中国家认真去学习积极去汲取的成果和智慧。但是后发的现代化的国家，在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中，也不能一味地跟着西方亦步亦趋，应该面对多样向的价值，坚持自己的主体性来进行自我选择，尤其是在思想理论和精神文化领域，既要避免对于西方现代文明囫囵吞枣，或者思想不化，也要注意，不要让自己的脑袋成为西方思想的跑马场，当然也要注意克服妄自尊大，或者唯我中华，文明独尊的野狼心态，那么这就要求我们摆正心态，对于现代西方文明，既要把它放到历史境遇，客观环境和时代条件中进行客观和合理的解释，也要在思想史和文明语境中，对于西方思想文化进行完整准确的理解，在此基础之上，更要重视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消化和重构，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汲取文明的成果，为我所用。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类似的错误倾向。比如把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移植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之中，成为了我们的问题，有的不经批判就借用西方的理论，来对中国的问题进行这种似是而非的判断和分析，有的离开西方学者著作的时代背景，在解读西方的文本和他的理论成果过程中，试图洞察中国问题的实质，那么这些南辕北辙，中国问题研究恐怕难以真正推进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和民族复兴的事业，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文明的交流离不开一定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当今中西方在理论、思想、文化上的交流、交融、交锋，往往背后蕴含着话语权之争，其中就涉及到话语体系的问题，在世界闻名交流中，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权和我们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不相符合，日益成为大家开始关注的一个问题。黑格尔西方伟大的哲学家，在1805年5月一封信中说到，“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做的最大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之那最优秀的东西，否则那些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他的财富，他还将是野蛮的”。如果你认为这两个意志都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以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在坚持中华民族学术主题，思想主体地位的同时，兼收并蓄世界闻名智慧，构建我们的话语体系，无疑是推进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时期的重要环节，也有利于使“四个自信”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四个自信”的时代价值，最重要的方面是看一个人、一个民族、党是不是真正树立起来了“四个自信”，在今天有一个重要的检验的方面，就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四个意识上，我们是否有清醒的认识、坚定的认识，真正对理论、道路、制度、文化有了深刻的自信之后，能够坚决地去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四个意识”包括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能否真正在内心深处形成对这四个意识的认同和接受，这是 “四个自信”的一个重要表现。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有一个经济学家说：“中国政府看到外汇储备已经足够多了，但是还在不断的加大外汇储备，这是违反经济发展的规律的”，他反复讲这个观点，后来党中央国务院找到他说你不要这样讲了，中央有中央的情报和信息，而这些信息现在又不能够告诉你是国家机密，中央有中央的考虑但是他不听，他说我是研究经济问题的我有数据，作为学者我是独立的是自由的，应该允许我发表自己的观点。1998年的时候，美国索罗斯携带他大量的量子基金，以及背后跟风而动的大量国际游资到发展中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利用他非常娴熟的一套手段买入这个国家的货币，给你炒上去再给你打压下去再还你的货币所到之处寸草不生，把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给洗劫一空，但是唯独到了中国的香港后，这一套手段玩不下去了，香港政府当时紧急向中央政府救援、求助，中央政府说我们早有准备当时紧急的允许香港政府可以调用中国所有的外汇储备，中国共产党的这样一个决策力、执行力，当双方的金融战争进行到最惨烈的时候，当时用那个大飞机，乘飞机的现金外汇储备往香港运，最后是抵住了索罗斯量子基金的冲击，使他唯独在中国的香港不仅没有赚到钱，而且赔了十多亿美元，撒羽而归，事后索罗斯每次回忆起来这件事，他用惨烈来形容那是一场惨烈的没有硝烟的金融战争，没想到共产党有这么快速的决策力和执行力。

不说金融战争了，回到经济学家事后反复讲这个经验教训，不能够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去妄议中央的精神、中央的决策，因为中央掌握的信息更多，更全面，更权威，而在一定时期之内可能有些国家机密又不可能告诉你，这个经验教训我用今天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几句话把它概括出来，就是对于中央的精神，我们要自信，相信中央对于中央的精神包括十九大的精神，我们理解的要很好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理解，真正有了这样的意识后，才能树立起来“四个意识”，而有了“四个意识”在今天也是“四个自信”真正树立起来的，在内心深处能够树立起来的一个重要表现。

今天围绕着“四个自信”形成发展的历史路径、内在逻辑、和它的时代价值，给大家汇报了一下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其中也汇报了一下也包括个人的想法，可能有些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各位，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马克思分配正义观的形成逻辑 第3篇

【关键词】马克思；分配正义；形成逻辑

伴随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分配不公现象凸显，尤其面对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一直是社会长期关注的问题。针对社会分配正义问题，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主张以下两种途径：一方面，从法权原则出发，在道德领域内，构建分配正义的形而上原则；另一方面，围绕分配问题谈论分配正义的实现，如通过公平分配的制度设计等。与此相反，马克思否定了上述两种路径，认为超越历史的法权原则不具备现实可能性，此外，割裂了分配与生产的关系而奢谈分配也无法实现社会分配正义，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生产视域内厘清了分配非正义的现实根源，他独特的运思路径对解决分配非正义问题有重要作用。

一、马克思分配正义观的逻辑生成

在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生成以前，庸俗社会主义思想家主张通过“平等权利”“公平的分配”来实现社会的分配正义，譬如傅立叶认为所谓的公平的分配，即“使每个人都能按照他的三种手段——劳动、资本和才能而获得满意的报酬。”[1]而与此逻辑相反，马克思客观的分析了生产与分配的关系，二者的关联体现在以下两点：首先，马克思认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四个环节。主要因为，马克思认为生产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为目的，只有人们从分配中真正直接受益，才能通过消费环节来实现生产原有的初衷。此外，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时，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关系，即表现为资本家和劳动者分别获得工资与剩余价值，但马克思接着阐明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源泉，即剩余价值实际上是资本在生产领域剥削劳动的结果。综上，马克思认为经济运行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紧密相连，不能单独作说明。其次，马克思认为生产结构决定产品分配，即产品的分配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分配。马克思反对仅把分配局限在对产品的分配上，并讽刺的指出这样的理解是“肤浅”的，分配不仅包含产品的分配，还包括在产品分配之前各生产要素的分配，即生产工具的分配与各生产部门人员的调配，且生产要素的分配决定产品的分配，表现在两点上，就分配的内容而言，分配形式决定于生产形式。因而，马克思认为分配从属于生产，决定于生产，这也是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逻辑出发点。可见，在不变革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分配正义无法真正实现。

二、马克思分配正义观的批判逻辑

马克思从生产视域内，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分配非正义的现实。马克思首先区分了交易正义和生产正义，资产经济学家宣称的所谓经济正义，依据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体系下的等价交换原则，认为在劳动力的买卖过程中，劳资双方作为各自商品所有者，地位是平等的，且双方买卖自由，不存在任何人身依附关系，因此在平等和自由的交易环境下，工人获取的工资也是合理的。马克思驳斥了这种错误观点，指出从生产视域来看，这种正义性就不复存在了。同时，马克思进一步区分了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认为劳动力的买卖只是一种形式正义，实质的内容是工人所谓的自由，表现为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只能以出卖劳动力为前提，从而实现自身的人身条件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才能维持正常生计。所谓的公平，表现为工人没有获得劳动的全部价值，劳动者不仅生产出自身的价值，还替资本家创造出超过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即剩余价值，总之，工资仅表示工人创造价值的一部分。综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宣称的自由平等是虚幻的，实际上从生产视域看，资本主义生产以价值增值为目的，工人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因此分配正义的实现不能依赖虚幻的意识形态和法权概念等路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重建了分配正义的现实路径，阐明了分配非正义根源于物质生产过程，特别是生产资料的分配，马克思通过对生产过程的考察，重建了分配正义的现实路径，即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考察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分配正义观的理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把历史即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作为自己的研究本体，因此马克思把“人的生产实践活动”作为重建分配正义的现实根基。而生命活动的生产表现为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生产，且二者密不可分，因为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中，由于天赋、能力或需要等偶然性的不同，社会也自然形成了不同的分工，分工使得偶然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可以专门从事政治和精神活动，而丧失生产资料的人可以从事复杂的体力劳动，自然分工的结果导致私有制和劳动异化的产生，使得劳动者丧失了类本质，以及劳动者不能完全享有自己的创造物。因此重建分配正义必须从生产实践出发来消灭强迫的分工、私有制、劳动异化，最终使得人可以真正享有自己的感性创造物，且使人的本质力量获得确证。

三、马克思分配正义观的逻辑旨归

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可见，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既是规范性的经济理论，同时，还蕴含了丰富的人学价值。因此，马克思分配正义的逻辑归宿体现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首先，马克思客观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把资本主义分配非正义问题归结于生产资料私有制，马克思写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人身体条件，即劳动力。”可见，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由于仅拥有人身条件，都不得不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存，而资产阶级却凭借占有的物质生产条件，取得了劳动力的控制权，进而决定了无产者的分配状况，因此，马克思提出，社会只有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等性，才能真正实现分配正义。

其次，马克思认为，社会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此基础上，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按劳分配，即按照劳动的数量与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这种分配方式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按资分配，也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所设想的平均分配，而是依据社会具体的历史条件与个人迥异的劳动能力，因此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更加符合现实与道德。此外，马克思提出在按劳分配前，对社会总产品进行两次扣除，这种分配方式不同于资产阶阶级的无偿占有。即资产阶级通过占有剩余价值来满足资本增值需要与个人消费需要，而社会主义的扣除主要用于社会再生产与社会建设，满足社会大众的共同需求。

最后，依据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规律，马克思认为，伴随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这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无法适用于庞大的生产力，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必将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可见，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分配正义实现的物质基础。因此，只有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高度，社会物质财富达到充裕的程度，现有的分配方式才能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需要。此外，劳动也不再是维持生存的手段，劳动者可以缩短劳动时间，可以自由的安排剩余时间，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体现人的价值主体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形成逻辑 第4篇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党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经过长期探索实践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制度, 是由这个国家的性质、基本国情和具体历史文化条件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 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艰辛探索的智慧和心血。

新中国成立之初,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创造性地提出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实行基于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这些重要思想, 为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认真总结了中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 尤其是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探索时期和苏联建设的经验教训, 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 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党的十二大上, 邓小平同志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1987年, 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基本形成。1992年10月, 党的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系统概括。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形成。党的十五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归纳为邓小平同志理论, 并作为我们高扬的旗帜和各项事业向前推进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六大上, 江泽民同志的报告从历史和时代的高度, 深刻阐明了我们党在新世纪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奋斗目标等重大问题, 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 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奋勇前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在十七大上, 胡锦涛强调,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 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在2011年“七一”讲话中胡锦涛同志指出, 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 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 “七一”讲话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体系问题, 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真正确立了。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关系

胡锦涛总书记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内容讲了三层:

首先是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是社会制度系统的基础和核心, 也是社会制度系统的主要标志和代表者。根本政治制度若是改变了, 也就意味着社会制度系统的根本性质发生了改变。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 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载体”。背离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就背离了社会主义。

其次是基本的政治制度、基本的经济制度以及中国特色法律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以及以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 以宪法为统帅, 以宪法相关法、民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 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

最后是体制与机制。这是社会基本制度的具体化, 是社会基本制度的表现方式和实现方式。比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基本分配制度等。若是没有社会体制机制发挥作用, 社会基本制度就会悬空, 其维护社会关系、社会性质、社会秩序的目的便无法实现。现在强调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就是要求让体制机制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更加适应、更加吻合。

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体系以及具体体制和机制产生的基础和核心, 而后者反过来能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好的发挥作用, 让人民更好地管理国家事务, 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两者相辅相成, 不可分割。它们在不同层面各司其职, 有机协调。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点和优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 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和优势, 具体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 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它坚持社会主义的性质,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的原则, 它的制度逻辑究其本质是有利于保证和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 维护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以共同富裕、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价值指向, 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保障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真正使人民既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又是社会财富的享用者, 从而最大限度激发人民主人翁精神, 最大限度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

第二, 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全面贯彻、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制度载体, 完全能够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 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能够更加有效地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既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让各种经济成分相互竞争、取长补短, 又能通过政府市场监管、宏观调控, 避免市场盲目竞争导致的经济波动和生产浪费, 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公平正义的理念, 依靠健全的法律制度, 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保障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平等地履行义务, 反对任何凌驾法律之上的特权, 为实现机会公平、起点公平、规则公平提供坚强后盾。

第三, 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高度的人民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统一有机结合,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特点和优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为人民当家做主开辟了广阔、丰富、便捷的途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 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国家机构的这种合理分工, 能够保证国家机构协调高效运转, 有利于中央政令统一, 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 有效推动各项事业发展。

第四, 权威性、稳定性与开放性的统一。邓小平同志曾极其精辟地指出, 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制度具有强制作用, 制度一旦确立就必须执行, 提高了办事的效率, 也避免了朝令夕改的现象发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提出, 宣告我们党在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已经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中国不仅已经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制度体系, 并且这种制度体系已经形成了可以长期发生规范、激励和保障效应的制度机制。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我国国情, 顺应时代潮流, 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 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3]

但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又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 但它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封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永无止境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越走越宽广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与时俱进的, 相应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开放的, 是需要不断完善和提高的。从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 尤其是到2020年, 要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个目标以及党的十七大制定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治目标要求相比,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 正确处理好党的制度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关系, 正确处理好当前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处理好社会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等, 都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和长期任务。所以, 我们不仅要从实践和人民当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而且还要秉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 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方针, 合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艘巨大航船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7/01/c_121612030_3.htm

[2]吴邦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EB/OL].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3-10/289596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