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什么》论文（精选9篇）
《历史是什么》论文 第1篇
历史教育真是这样一门“无用”的学科吗?可古今中外又有许许多多的名人都在论述它的重要性。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读史可以使人明智”;现代中国几位领袖, 如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曾谈到历史很重要。而这种重要性又表现在哪里?我梳理几条, 与大家共享。
一、历史教育可增国民自信力
这是国家本位的教育价值观。教育不能忽略对国家的作用与价值。“历史教育作为民族或人类的集体记忆来看待, 像个人的记忆一样重要, 它不是可有可无的。”[1,1]历史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民族、国家是怎样来的, 后来是怎样衍生的, 尽管我们现在都生活在不同地域, 但都是同一祖宗, 不断迁徙、衍生, 同宗同祖, 这是一种认同和归属;我们的民族, 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 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 并且延续至今, 这又是一种认同与自信。我们有汉唐的盛世、宋元的开放、明清的衰落, 也有新中国的崛起。这不是简单的陈年烂事, 而是民族的精神财富, 就像一个人的灵魂, 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记忆是需要训练的, 养成的, 故不能随意;灵魂是需要洗礼的, 磨炼的, 故不能虚无。历史教育将记忆的训练与灵魂的洗礼做有机的融合, 从而培养人的灵魂。”[1,2]
国民的自信力, 还表现在对世界各国历史、人类文明进程的理性认识。人类历史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 既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也暴露出工业文明的种种弊端。从中我们既看到大国的崛起, 也看到帝国的停滞。其中既有资本的力量, 也有经济的危机;既有战场的血腥, 也有货币的战争;既有科技的创新, 也有文化和信仰的危机;既有物质财富的丰富, 也有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既有社会福利的不断完善, 也有“文明病”的不断产生;既有民主的政治制度, 也有集权的政治体制。正是通过历史教育, 国民看到历史进程中的方方面面、丰富多彩, 会使国民清晰地知道自己民族、国家想要什么, 该走什么样的路, 在碰到困难、危机时, 处事不惊, 冷静应对;在自己强大时, 不忘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处事不骄, 尽心尽责。这是一种自信, 而这种自信, 就来自于对过去的深刻理解和对未来的自信把握。
从国家本位的教育理念出发, 历史教育的重要价值在于公民教育。公民, 是一个政治概念, 是与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相伴生的, 同时也是时代、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要实现国家现代化, 离不开现代公民的培养。正如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中k—4年级和5—12年级有关“历史在公民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所叙述的, 没有历史知识一个人就无法成长为见多识广、独特的公民。这恰恰又是有效参与民主制管理进程, 以及所有公民履行国家民主制理念所必需的。[3,3]可见, 历史教育在成就未来公民的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还说:今天的学生要比以往任何时期的学生们都更加广泛地需要理解世界历史, 理解各种文化与各种文明中的人们, 因为那里有与学生自身经验完全不同的观念、机构与生活方式。……而理解世界上各种文化的历史有助于增进彼此之间的宽容、尊重与公民所应有的勇气———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日趋多元化而又相互依赖的社会所需要的。公民教育是时代的需要, 而历史教育是公民教育的主渠道。正如《历史教育价值论》所提出的:“如今, 各国普遍把历史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的主渠道, 力图通过历史帮助学生理解社会环境的各种形态, 理解不同阶段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文化意义, 以及作为有形的和无形的人类文化遗产对现今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价值, 并由实际生活体验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 以养成新时代公民的人类情感和社会责任感、参与能力和自信力。”[1,4]
二、历史教育可促人的发展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这是教育的重要功能。这也是从人的本位谈论教育价值。
促进人的智慧发展。人类历史、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 本身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学习历史, 就是要去吸取人类历史保存下来的丰富智慧。 (1) 政治智慧。人类历史是一部政治史, 充满着政治智慧, 《资治通鉴》、《贞观政要》都为后人的治国提供了智慧和借鉴, 知兴替, 可以治国家。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解决, 无不充满着智慧和创新, 远的有雅典的民主政治, 秦朝的中央集权政治;近的有美国解决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新政, 中国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一国两制。这些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领袖的胆识和智慧。 (2) 军事智慧。人类历史也是一部冲突与战争不断的历史。无数的军事斗争, 展示了军事天才们的指挥才能和智慧。从战争到和平, 需要智慧来解决。 (3) 商业智慧。即使是农业文明发展阶段, 商业活动也十分活跃, 因此历史记载商业、贸易活动也十分丰富。研习历史上的商业活动, 会让你明白如何营销、如何广告、如何创新品牌、如何获利, 培养商业的智慧。 (4) 外交智慧。历史上有很多外交家或外交活动, 他们都成功地解决了冲突, 甚至通过外交活动平息战争, 赢得和平。激烈地辩论、坚定的原则、变通的技巧、场内与场外、谈判桌上与宴会大厅, 各种活动都充满着智慧, 熟练地研习这些外交历史, 可大大促进你的人际交往智慧。 (5) 管理的智慧。读历史学管理, 这也是近几年出版较多的书籍, 学习历史上的他们是怎样管理一个国家、地区、公司, 从而获得管理智慧, 借鉴得失, 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 (6) 科技和思想智慧。人类历史也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 科技的不断创新, 思想的不断总结, 本来就是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学习这些人类遗产, 汲取营养, 可大大丰富我们的智慧。一部五千字的《道德经》, 充满着多少智慧;一部《孙子兵法》, 影响了多少国家;一部《论语》, 在今天的世界上又产生了多少孔子学院。
“很久以前, 托马斯·杰弗逊就让所有将要参政自治政体的人们学习历史, 因为历史能够使他们为即将到来的各种事态做好准备”[1,5]。“历史向学生展示了人类的伟大经历, 揭示个人和社会为了适应所面临的难题而进行的各种调整, 并揭示历史上各种选择的后果。通过研究历史上的各种选择和决策, 学生们在面临当今难题和选择时, 能够更深刻地意识到多种选择以及各种选择可能带来的后果。”[1,6]历史是过去的现实, 而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尽管我们今天和将来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与历史上的各种问题不尽相同, 但他们的决策和解决办法, 仍可为我们所借鉴。
历史教育的目标之一, 是培养学生历史学习技能和历史思维技能, 这也可大大促进学生智慧的发展。历史教育不等于历史“讲授”, 仅仅传授历史知识, 包括事件、地点、人物等历史知识;也不是仅仅让学生死记一些历史知识, 让历史成为“背死”, 直至学生“累死”。历史教育, 重在以历史知识为载体, 培养学生历史学习的技能, 发展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 (一) 就明确规定了“社会探究技能与方法”的3个方面15项技能。美国杰克逊·斯皮尔福格尔著的《世界历史》 (学生版) , 提出了“了解地图投影法”等30项具体的学习技能, 并且对每项技能提出了为什么要学习、学习的步骤及具体的训练。高考更是更早地提出能力的要求, 在本世纪开始实施的新一轮课程改革中, 明确提出“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的教学目标要求。因而, 从教学实践的层面看, 历史教学已越来越重视学习技能与思维能力的培养, 历史课不再是画画背背的课堂, 而是充满着智慧和思维碰撞的课堂。不仅如此, 历史教育中的评价环节———中考或高考试卷编制, 都从知识考查转为以能力考查为重点, 注重对学生多方面学习技能与思维能力的考查。这根“指挥棒”的作用的发挥, 反过来又很好地促进学科思维能力的教学。历史思维技能的培养, “使学生们能够评价资料, 进行对比分析和因果分析, 解释历史记载, 创建合理的历史论点和看法, 并以之为基础, 在现代生活中做出见多识广的决策”。不仅如此, 历史学科在思维训练方面的价值, 不同于数理逻辑的线性思维, 而是有其独特的社会思维模式, 那就是因果联系的复杂性, 一个结果可能是多个原因共同影响而造成的, 而一个原因也有可能导致多个不同的社会后果。这种思维联系的多维性, 正是历史等社会学科的研究领域。正如一位法国哲学家所说, 如果用数理逻辑思维来解决社会和情感问题, 那必将是失败的。
总之, 历史学科本身就是对过去人类智慧的记录, 学习它们, 必将获得裨益;而历史教育的方法, 在促进人的智慧发展方面, 同样大有可为。
三、历史教育可丰富人的精神
历史由过去的人和事构成。读“事”, 知成败, 析因果, 鉴得失, 获启迪, 升智慧;读“人”, 知得失, 论成败, 评善恶, 启人生, 育品德。可见, 历史学习具有很好的人文教育功能, 具体表现在: (1) 人文精神的培育。人文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含义。二战之后, 人文精神主要是通过探寻人类与科技、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最终实现人类及社会的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它包括:倡导人的解放, 探寻人的价值;人性的回归, 自我的完善;使人类回归自然, 讲求人类与环境的和谐等。尤其是在今天, 科技高度发展, 物质日益丰富, 人的物欲无限扩大, 倡导和培养人文精神, 显得尤为重要。 (2) 道德品质的培育。人是历史的主体, 是历史的创造者, 历史教育不可能离开历史人物而进行。历史上著名人物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行为, 无疑对人们的道德形成和发展起着感召和示范作用。相反, 那些道德破坏、恶贯满盈的反面人物, 给人的道德形成和发展提供教训。
历史是什么800字作文 第2篇
从小看历史，从初中开始学习历史，你可曾思考过，历史到底是什么?
历史是成功者的事件记录册，上面歌功颂德，写上了武王伐纣的大计，写上了百家争鸣的热烈，写上了李白醉酒后的诗百篇……
历史是失败者的墓前石，上面批判了他们的奸诈和诡谲，刻下了赵高指鹿为马的样子，刻下了李林甫口蜜腹剑的阴险，刻下了秦桧后人“我到坟前愧姓秦”的忏悔……
中国自古有一种死者为大的思想，一个人一旦死了，他的一切变成了永恒，好人总是让人更加赞颂，于是他成了一个贤者;一般的.人就莫名的升级成了好人;而恶人呢，更遭人唾弃，于是就变成了十恶不赦……
可是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有人说过人们可以无限接近历史，却永远无法真正解读历史，所以现在我们学习的历史，我想只是一种价值观。它标榜了它所认为的理念与价值，以所谓的忠悌孝义束缚人们，让人们臣服于“皇帝”，为“皇帝”卖命就成了一种风尚，一种自然。有人又问了，不是说“百善孝为先”吗，又怎是臣服于“皇帝”呢?可是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而往往只有选择忠的人才会留下好名声，看看汪精卫，十分孝顺，可是留下好名声了吗?
当然，我不是在批判价值观的传输，因为正是这些价值观支撑着整个中华民族，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遗世的文明古国。我只是想让大家客观的看待历史，看待问题。《孟子》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我不妨断章取义一下，历史不可尽信。
举个例子，李鸿章，这个被人骂着卖国贼的可怜人，他仅仅是希望国家能更富强一些，清王朝能延续下去，他为中国引进那么多的西方科技，创办了那么多的厂子，却仅仅因为签订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被人戳着脊梁骨骂，我想问问，李鸿章不签字，难道清王朝就不派其他人签了吗?中国就有一战之力了吗?
再说秦桧，难道没有赵构(宋高宗)的支持，身为将军、手持兵权的岳飞就能被一个丞相以“莫须有”的罪名整死?当然不可能，所以真正的幕后凶手是赵构，是他害怕岳飞手握重兵威胁到他，是他害怕岳飞接回徽、钦二宗，他的王位不保，于是便有了设计害死岳飞，秦桧，在我看来，不过是一只倒霉的替罪羊而已。
“历史科学”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第3篇
近阅面世不久的《史学概论》(白寿彝主编，一九八三年七月出版)，对叙论里的一段引言，颇感费解。那段引文是：“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0页注)。这里的“历史科学”是不好理解的。《史学概论》的作者显然把它等同于“历史学”了，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诞生之前，哲学、经济、法律都作为独立的科学而早已存在了，马克思在大学期间不就是攻读法律的吗？笔者看了一些马恩原著，发现《史学概论》的作者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者注中的提示。提示中已经讲到这段引言是手稿中已删去的内容。但是，象《史学概论》这样引用、摘录的著作还是不少的，如黎澍同志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一九八○年出版，第1页)。
既然被删去，就表明手稿作者认为他们的说法不合适。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所做的纠正就证明了这一点。他说：“下面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上)。这样，“历史科学”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科学”了。笔者认为这就是马恩所说的“历史科学”的确切含义，而不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历史科学”或历史学。
历史教学:我们应该教给学生什么 第4篇
作为从事历史教学的专业老师, 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的中学历史课本。历史学科是人文社会学科, 它整合了历史、人文、地理、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领域的知识, 所涉及的内容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就是人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因此对历史学科的重新认识, 有利于我们认清中学历史教育的任务。让我们更明白历史教学不仅是传授历史的基础知识、培养和发展历史学科能力、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生存、学会做人, 以塑造学生的人格为中心, 丰富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和发展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要想达到我们教学的真正目的, 本人认为历史教学中我们要做到:
一、在历史教育中的塑造人格。
人格是一个人各种反映趋势的总和, 是个体所有的兴趣、态度、气质、性格、价值观、人际关系、情感以及其他行为差异的混合体。从心理学角度来看, 中学生人格可塑造性强, 在学生求知的过程中, 充分利用历史人格教育资源的优势, 使学生在这个年龄得到充分的发展。在历史教材中, 有大量古今中外的政治改革家、发明家、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等, 他们为一种新制度的建立、一种新技术的发明、一种新理论的产生, 所做的奋斗、努力、甚至牺牲了生命, 所有这些都能使学生的人格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升华。如在讲司马迁着重强调他不畏挫折、积极进取、忍辱写下千古名著《史记》, 使自己的人格升华, 为此教育学生无论有多大的困难与失败, 哪怕一生都平凡, 是人生的喜悦者、成功者、胜利者, 因为使学生认识到人生的全部意义在于体验不畏坚难、奋斗不息的感受, 在今日社会一味追求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忽视着人性本身最需要的精神道德, 追求精神世界, 你就会感到做人的尊严和高贵, 它会引领你进入更高的层次。再如霍去病“匈奴未灭, 何以家为”, 岳飞“文官不贪钱, 武官不怕死”, 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 于谦“权留清白在人间”, 周恩来“为中华之屈起而读书”等, 他们为了一种精神, 一种信仰, 为了下一代人的幸福, 奉献自己, 这才是我们今天冲破传统有了真正自我, 有了崇高生命质量。当今社会我们的教育应该以人为本, 强调人格教育, 我们要教育学生如何去争取去竞争, 去企求各种成就, 我们还要教育学生如何对待逆境, 如何去合作, 谦让与关爱还要教育他们信任, 公证与公开, 科学性与精神性, 从而让学生了解自己、了解世界、懂得追求, 也懂得世上还有挫败、失望之苦。教育学生如何与自己、如何与他人、如何与自然建立和谐有序的关系。
二、中学历史教学应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在我们这个日益工具化、技术化与物质化的时代里, 人文精神的缺失, 价值观念的变化, 己引起很多人的深深忧虑。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己经意识到找回人类失却的精神家园, 拯救人的灵魂, 重塑人的精神世界, 大力弘扬人文精神、提高人文素质, 也是我们历史教育教学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学历史教材讲述了很多古代、近代、国内、国外的科学家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在讲述这些人物上, 不仅仅只是让学生简单了解科学家的贡献, 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对这些科学巨匠成功人生的解读上。学生通过讨论, 得出科学家们成功的几个因素、并分析他们成功的原因, 联系自身实际, 找找自己的差距, 提出“你在成功的道路上还缺乏哪些成功的因素, 打算如何来培养”等问题, 学生通过这样的途径获得的东西, 往往是思想上, 价值观和人生观方面的, 而这才是人的精神世界中最深层、最基本、最有意义的东西。
中学历史教材通过楷体字排印的课文、图画、说明以及科学家的人生格言等形式, 表现了科学家们对科学精神的追求, 他们永不枯竭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正确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思维方式、方法, 勇于创新、勤于思考、善于思索等优秀品质, 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应该帮助学生追求大师的足迹, 解读大师的人生, 寻找大师的成功经验及人生智慧, 从而启迪学生、丰富学生的人生, 这将对学生一生的生活和精神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中学历史教育还应该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历史教学不只是让感知历史、各界历史、理解历史, 更重要的是让学生通过历史学习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使个体人格、人性与文化素质得以完善、升华与提高, 养成健康心理品质, 这是中学历史学科教学内在的潜能。历史学科是一门人文科学, 它的特色决定了它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那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本国反动统治者的斗争, 所体现出的不屈不挠的民族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世界史波澜壮阔而又曲折坎坷的历史过程等等, 在帮助学生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增强承受挫折、适应社会、生活和学习等生存环境能力, 消除心理和行为障碍等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
历史人文是什么意思 第5篇
历史，简称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活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研究和诠释。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文学家们如何书写历史，历史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不可改变。
人文的含义
人文，是人类文化的简称，是人站在自身或者其它的角度，用自己或别人提出的`方法，对世界中已知或未知存在的客观事物或现象，进行理性的思考而总结出来的，符合世界发展规律的，又能被大众接受的，属于个人主观的知识点。
人文发展概论
是什么让我们缺乏足够的历史感 第6篇
我曾经在很多场合，面对总数近万的人做过一些测试，请大家在自己身上找出一样属于“传统文化”的东西来，穿的用的都行，结果是毫无例外的失望。我还请数量不少的朋友，不要思索，在第一时间凭本能反应举出心目中认可的、没有争议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核心文化价值，结果还是毫无例外地失望：大家举出的无外乎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等。于是，问题更加显现出来了，为什么从我们的脑海和意识里竟然不能在第一时间涌现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恕”、“孝悌”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呢？
我们应该坦然地承认，改革开放并没有义务来保证“国学”篮子里的传统文化将毫发无损地得以复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假如我们想弄明白，何以出现上述令人茫然失措的情况，我们恐怕不能将我们的目光局限在（改革开放以来）这短短的30年里，而必须有更长程的考量。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学传统，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我们拥有足够的历史感。特别是在当下，缺乏历史感的一个证据就是我们有个习而不察的“心魔”。我把这一“心魔”称之为无来由的狂妄：我们不是拥有几千年的悠久文化吗？我们不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续的健在者吗？我们或许没有足够的能源，比如石油，但是，我们绝对不会缺少文化资源，尤其是传统文化资源。我想，有识之士大概都不会认为这是一种理性的自信吧。
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就是在新旧判然对立的前提下艰难前行的，而几乎完全是外来的“新”的价值毋庸置疑，“旧”的价值是无须期待的
纵观中国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的历史，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它的奇特性。它的奇特就在于一直纠结在传统与现代的牵扯对峙中，被迫让步的又往往是传统，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让步的还是传统文化的优质部分。
无论学术界有多少不同意见，存在着多大分歧，这终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洞穿了大门，因而是心不甘情不愿地“被近代化”的。越是心不甘，越是情不愿，越是反衬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后来才被认识到的西方文化的强大。
在今天看来，所有这一切集中发生在清朝晚期并不太长的时段里。伴随着对西方从物质力量到精神价值的不断认识，中国人也逐渐但快速地由外而内地改变了。这正是原本徘徊在生物学领域的进化论，一旦进入中国就快速地社会化，形成几乎被全民族奉为圭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厚土壤。进步，特别是“新”取代“旧”，换句话说也就是“近代”战胜“传统”的进步，被推崇为至高无上的价值，自然也就是走向近代化以保全种类的唯一途径。
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就是在新旧判然对立的前提下艰难前行的，而几乎完全是外来的“新”的价值毋庸置疑，“旧”的价值是无须期待的。例外总是难免的，然而，就那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而言，主流的认知就是如此。外来的“新”等同于好、进步、健康、明智、高尚、文明，固有的“旧”等同于坏、落后、病态、愚昧、卑劣、野蛮。这样的认识，今天看来当然是有失偏颇的。然而，在当时，就连中国一流的知识分子都难逃其罗网。
别人且不必说，就拿新文化运动的两位主将鲁迅先生和钱玄同先生做例子吧。鲁迅先生是如何敦劝年轻人不要读中国古书的，言犹在耳；钱玄同先生则干脆认为人没有理由活过40岁，因为那就意味着太老了。可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两位先生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那一代人，在处理“新”与“旧”、传统与近现代的关系上，逻辑是清晰一致的。鲁迅先生和钱玄同先生的国学修养都当得上真正的大师，他们内心的彷徨是显而易见的。
和他们同时代的吴宓先生至死都不愿意批孔，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自然和前面两位先生不同。但是，他也无法否认“新”的力量。在日记中，吴宓先生这样写道：“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不得不计成绩，不得不谋事功。此二者常互背驰而相冲突，强欲以己之力量兼顾之，则譬如二马并驰。”吴宓先生认为自己是“将受车裂之刑”的。鲁迅先生当然不像吴宓先生那样“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不过，“二马”之比喻恐怕未必就不适用于他。这里的逻辑不能不说是迷离的，没有呈现出平衡的状态。
只有用长程的历史感，才能消除我们莫名的“心魔”，才能使我们以如履薄冰、戒慎戒惧的心态对待劫余的传统文化
在现代中国，终究是“西方”这匹马跑在了“中国”这匹马前面。中国就在贬低、批判、摧毁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尘埃里，由被动转向主动地走向现代化的竞技场。在这样的过程进行了一百年左右之后，1949年的中国迎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特别是唤醒了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然而，同样无法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国也走过不少的弯路，其中有一条弯路，就是依然没有能够处理好“二马”的关系。
1949年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在时间上涵盖了整整半部中国当代史，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几乎每一场运动都以批判传统文化开场，最终又都归结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文化大革命”更是登峰造极，不管发动者和参与者的本意是什么，其结果正是“大革文化命”。很多人都不会忘记这样一张照片：一群在今天看来是疯狂的人，是如何群情激愤地捣毁曲阜的“圣迹”的。
使传统文化的处境复杂化的原因还在于，或者说更在于，当时那股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动员力量。几代中国人被彻底地动员起来，以全民的狂热彻底地摧毁自己的传统文化。这在人类历史上，难道不也是罕见的吗？
“文革”刚结束的中国，濒临破产的又何止是经济呢？改革开放初期所面临的不仅是残破的国民经济，还有残破的国民精神。传统文化资源被摧毁殆尽，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历史事实。“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流行一时，反映的固然是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全民认同，同时，难道不也折射了传统文化的命运带给我们的惨痛记忆和全民后怕吗？
经过这样的历程之后，今天的我们还能够拥有多少传统文化资源呢？先不说别的，我们今天能够有把握读懂《论语》吗？我们今天能够有把握读懂《三字经》吗？人类的历史早已昭示了，我们毕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传统文化是不会被摧毁的，是有永恒的生命的，即使美其名曰为“国学”也不行。
只有用长程的历史感，才能消除我们莫名的“心魔”，才能使我们以如履薄冰、戒慎戒惧的心态对待劫余的传统文化。
《历史是什么》论文 第7篇
据了解, 从1997年开始, 国家设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资金, 专项补助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的基础设施的改造和维修。时至当下,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街区, 已经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 似乎越来越“不差钱”了。
然而, 另一方面, 各地对历史建筑的破坏事件仍时时发生——大理唐代古城墙被野蛮施工破坏;北京拆迁改造浪潮中梁思成、林徽因旧居岌岌可危;深圳南头古城95%以上的建筑、民房被拆毁、改建……
为什么保护状况仍不容乐观?我们真的“不差钱”吗?我们到底差什么?
资金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古都杭州的历史建筑保护走在全国前列, 但也遇到了一些麻烦。
杭州市历史建筑保护志愿者张凤书曾在全城走访寻查, 他发现, 很多历史建筑年久失修, 但住在里面的居民却并不愿意去维修。“主要还是钱的问题。”他说。
根据杭州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专项资金补贴的有关规定, 房屋所有权属单位自管产、个人私产的, 保护整治费用应由单位、个人承担为主。市级财政可适当补贴, 补贴比例一般仅为10%到20%。
据杭州市历史建筑保护管理中心介绍, 2010年杭州市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的专项资金预算为1.5个亿, 这在全国的城市中都名列前茅, 但是, “历史建筑维修的资金投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所副所长余健介绍, “文物修复尽量要保持原有工艺、材料, 修得越仔细, 花费就越多。”
杭州市的这1.5亿拨下去以后, 主要用于搬迁安置费、历史建筑整治工程费、街区费用和其他专项 (包括档案管理、调研、资料收集和奖励基金等) 。其中, 大约有90%的款项用于搬迁安置、修缮和整治历史建筑。
“目前投入是多元的, 其实远远不止市级财政支出的1.5个亿, 还包括各区政府的投入以及私人、产权单位修缮的费用。”历史建筑保护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2005年到2009年底, 市政府共拨付5.24个亿, 而所有的保护费用加起来估计不低于60个亿。”
事实上, 专家认为, 历史建筑保护修缮的费用就像个无底洞, 很难填满。
杭州目前的历史建筑保护, 主要资金来源就是市级区级各级财政投入, 虽然杭州市历史建筑保护的资金来源中有“社会各界捐赠”一项, 但目前, 每年的捐赠款仍属“九牛一毛”。
可是,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 政府对历史建筑保护的重视大多是由国民的热情推动。美国国家历史保护基金会的建立就是由民众推动。“国内的有钱人比较倾向于把钱投到慈善上, 对历史建筑的投资极少。”浙江省古建筑研究院院长黄滋说。
但是, 也不能一味怪民众或历史建筑的产权所有人对历史建筑保护缺乏热情。目前, 历史建筑的维修需经过审批, 而审批手续较为繁杂, 加上历史建筑维修跟别的建筑不一样, 非常专业, 工本也要多得多, 不少居民难以承担, 就放弃了对历史建筑的修缮保护。
据专家介绍, 在欧美发达国家,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是历史街区、建筑保护资金最主要的来源, 这些国家以中央的投资带动地方政府的资金投入, 并辅以社会团体、慈善机构及个人的多方合作, 还通过设立历史环境保护基金, 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如此, 它们的资金保障与立法制度相结合, 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保护对象的资金补助的额度或数量, 为保护资金来源的长期稳定提供立法保证。
相比较而言, 我们的保护资金, 无论是投入的绝对数量, 还是筹集的渠道与方式以及政策的完善程度上, 都与发达国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不仅社会力量不能充分调动, 中央政府的财政投入也远远不够。
法治的不到位
盛极一时的王谢世家, 烟柳繁华的秦淮河畔, 半部民国史的颐和路公馆区……南京盛名在外的历史遗存数不胜数。然而在南京被国务院批准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28年中, 有两个时间段, 南京的历史建筑遭到了严重破坏。
“第一阶段是1993年至2001年, 为追求经济发展, 南京市老城区遭遇了多次大规模的拆迁。”多年心系南京历史文化保护的南京市作协副主席薛冰回忆说, 1993年, 为迎接第三届全国城市运动会, 将中华路两侧历史建筑全部拆除;为在五台山体育馆前拓宽道路, 将市级文物永庆寺拆除。1994年后的七八年里, 城南金沙井、百花巷等传统民居保护区被破坏, 明代状元焦竑故居及藏书楼、明代大学士程国祥故居、清代方苞教忠祠、太平天国铜作坊建筑、民国总统府照壁、陶澍林则徐二公祠等大批文物保护单位被拆毁。2003年老城改造中, 城北最后一块明清古街区邓府巷被拆除。此后, 城北地区的明清街区完全消失。
让薛老心痛的还有2006年及2009年两次老城南风波。见证了南京城市近两千年的全部发展历程, 秦淮河畔的老城南是最集中体现南京明清时期风貌格局的片区。然而政府打着危旧房改造的旗帜, 先后拆毁颜料坊、牛市、秦淮河两岸大量房屋以及南捕厅不少历史建筑。
去年12月, 江苏省人大批准的地方法规《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终于正式施行。该条例明确了“政府主导、统筹规划、整体保护、合理利用”的保护原则, 而且力求推动公众参与, 规定历史建筑产权人修缮确有困难的, 可以向所在的区房产部门申请补贴, 补贴费用从保护资金中列支。
但是, 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总规划师王景慧所说:“南京规划做了很多次, 但是一边规划一边拆也是事实。好的条例和规划还需要好的执行力。相应地增加明确的处罚条款才能确保条例、规划得到贯彻。”
实际上, 这些年来, 在南京破坏历史建筑的事件中, 破坏者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一般不敢“大动”;对省级的根据需要, 想动就动;对市级的想怎么动就怎么动, 没了也就没了。“法人犯法”, 难以追究责任, 导致毁坏文物和历史建筑屡禁不止, 成为难题。而所谓“法人犯法”就是单位犯法, 指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 在行政指令或是法人意志的支配下, 以法人名义组织实施的, 以为法人牟取利益为目的的破坏文物的违法行为。
文化学者裴钰也认为, 目前只是笼统地说政府应该承担保护文物的义务, 但没有说如果不承担会有怎样的结果, 不像计生工作, 搞不好会被“一票否决”。
更严重的是, 目前全国性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几近于空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仍过多依赖于行政管理, 过多依赖于“人治”而不是“法治”。而现行的法规文件对监督、反馈机构设置, 保护资金的来源与金额比例以及违章处罚等均缺乏具体规定。
保护观念的偏差
只顾追求历史景观的旅游开发效益, 不顾保护的本质特点, 不遵循保护的客观规律, 甚至恶性开发, 使历史文化名城被商业气息所淹没, 无限制的商业开发对其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破坏性结果。这样的例子近年来屡见不鲜。
例如, 山东曲阜孔庙曾一度被有关部门交由旅游公司管理。旅游公司由于不懂得文物保护的基本规律, 竟然“水洗三孔”, 孔府孔庙内大量的古建筑彩绘被冲毁, 旅游公司职工开车将一尊元代石碑撞碎, 无法复原。
又如丽江, 1997年丽江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 每年的游客数量无限制上涨, 迄今已达到400万人次/年以上, 过度的旅游开发严重影响了当地的文化和生态平衡。
还有专家对一些江南古镇的开发模式提出了质疑。这些古镇铺天盖地的商业开发驱逐了原住民, 古镇几乎变成了巨大的商业街, 游客在那里已经看不到延续千百年的当地人特有的生活方式。
著名学者马未都就表示, 很多所谓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已经失去了地域文化特色, 很多“当地人”穿着特色服装, 为游客表演, 然而他们的口音南腔北调无所不有, 原来他们竟然是受雇来扮演原住民。
“我们去平遥和丽江、西递和宏村, 不光要看静态的建筑、凝固的历史, 还要看活态的文化, 即人们的生活, 人的活动为景观赋予了特定的文化意义。而现在一些地方流行以保护的名义把原住民迁走, 大建博物馆、纪念馆和商业设施, 这是对活态文化遗产的践踏。”一位专家如是说。离开了人的生活, 景观就只剩下了历史遗物, 只有注入人的生活, 文化景观才是富有意味的、鲜活的。
《历史是什么》论文 第8篇
关键词：历史教学,转变观念,知识结构
从2009年开始,巴彦淖尔市进行高中新课程改革,至今整整五年了,而初中课改也已经十来年了。作为一名中学历史教研员,经常到初中、高中各学校听课,并与教师交流研讨。其间有喜有忧,有成就也有很多问题, 尤其在课堂教学中问题最大的是绝大多数教师课标意识淡漠,甚至缺少课标意识。 对此,我与各位同仁谈谈我的一些感悟与思考。
课改这几年来,教师的课改理念改变了、提升了,但在课堂教学行动上还相对滞后。大部分教师的日常备课,主要是为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侧重点往往是放在对教材内容的把握与梳理上,对教学重点难点问题的理解上,忽略了对其教育价值的研究与分析,更忽略了对如何实现其教育价值的教学活动设计。当然,在课堂教学中,我们看到的还是教师讲得多,学生活动得少、回答得少,即使回答,很多问题也是答得不到位。 因为课堂上没有给学生充足的时间,没有启发学生去思考分析,而是急于给学生讲明白,或者课堂安排得太满,内容多,材料多,问题多,学生根本没有充分阅读材料,没有读出材料中的问题,没有读出相应的信息,教师便代替学生讲明白了。 而这一切的后果是什么呢? 学生构建起来的知识系统,包括初步形成的思想,大都是教师的体系、教师的思想。教师取代了学生的学习,所以学生自己不会学习;教师取代了学生的思考,所以学生不会思考;教师取代了学生的选择,所以学生除了教师布置的任务就不知道干什么,更谈不上情感体验、价值提升了。
另外,有些教师片面追求教学技巧、教学方法,而忽视了历史学科专业素养的提升。这容易导致历史课堂的所谓为活动而活动, 又是小组讨论,又是合作探究,课堂上见不到实效,尤其是忽略了历史课堂教学的价值,热热闹闹的教学场面背后,学生究竟获得了什么?
历史教学的应有之义———教给学生有生命的历史。
从教学的角度而言,所谓“教给学生有生命的历史”,至少就意味着:要教给学生有思想的历史,要教给学生有情感的历史,要教给学生有生活的历史。“历史课的最高境界应当是———震撼,以及震撼之后带来的长久的思考! ”这些观点在以往提及时,往往会被认为是迂腐和脱离实际的想法,但是新课程改革后的初中、高中历史教师也正在认真地思考和逐渐接受这些观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可喜的现象。
为教给学生有生命的历史,实现历史课的最高境界,达到新课改的要求,历史教师必须广泛地、大量地读书。 读一读历史教育理论方面的书籍,提升自己教育教学的品位;读一读历史研究进展方面的书籍,把握最新的历史研究动态;读一读最新的大学历史教材,不断地更新知识结构;读一读历史教学报刊,反思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
一、通过读书充实学科专业知识
著名教师李惠军说:“教历史的人不能不读书, 读书是一种交流,在交流中你会感到困惑,在困惑中思考,在思考中释惑,这是一个历史教师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生活质量和生命品质的一种活法。”历史知识丰富多彩,历史研究不断有新成果问世,历史教师应该通过阅读史学类书籍不断充实、更新自己的学科专业知识, 使自己从教材的束缚中走出去, 看到自己思维的局限, 更重要的是,将这种阅读———历史原著(如经史子集、文件原文等)和史学研究成果(如通史、专门史、史学理论等)过程中的独立思考成果传达给学生。 比如,通过阅读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许倬云的《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陈衡哲的《西洋史》、 陈伟国的《怎样学好中学历史》《来自历史课堂的智慧———陈伟国高中历史教学实录与反思》等史学理论著作,深化自己的课堂。孔繁刚老师认为:“历史教师的功底制约了历史教学的厚度、 深度和力度,是教师的知识面限制了学生的视野,是教师的历史学素养抑制了学生学习历史的情趣。 ”并倡议历史教师应该买书,不仅买中国历史学家写的书,还要买外国历史学家写的书,要买专著,也要买通俗读物。一个历史教师家里没有一两千本藏书,是成不了优秀的教师。 在读书中,发现新知,开阔视野,充实自我,何乐而不为?
二、通过读书丰厚文化底蕴
在学生心目中,教师应该“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知识渊博、富有思想的历史教师站在讲台上一定是从容不迫、潇洒自信、滔滔不绝、文采飞扬的,这样的课堂,很容易让学生心驰神往。 如,孔繁刚老师在讲《英国工业革命》一课时,花了相当篇幅介绍英国的地理环境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在认识“圈地运动”时,从土地所有权、土地经营、生产变化等经济学知识说明它是一场农业革命;在分析工业革命的影响时,运用工厂制度、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变化等政治学、社会学知识,给人以深刻的启迪。这堂课也成了孔老师的巅峰之课,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历史学科内容包罗万象,只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博览群书,广泛涉猎,才能做到心中有知,在教学中与时俱进,游刃有余。 比如一些轻松、兴奋的通俗性读物,摘取其中三两个片段用于教学,可使课堂兴趣增加,效果显著;读当代史家的名作,使幽深而广袤的古代大门被推开;读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更会使你的专业功底深厚,富有力度。 如果再把读书的疆土扩展到哲学、美学、文学、 艺术甚至宗教,读起来不仅是一种享受,养眼又养心,更是生命修养的提高与延伸。
三、通过读书提升教育理念
一定的教育观念决定一定的教育行为,改变教育观念已成为教育改革的关键。教师要提高素质、转变观念,阅读教育学、心理学书籍或者教育专著是有效途径之一。 有“语文界泰斗”之称的魏书生老师认为:阅读教育专著是一线教师接受继续教育的最便捷的方式,是帮助教师提高的有效途径,也是学校名师培养工作的基础工程。我们历史教师应该结合自己教育教学工作实际,有选择地阅读教育理论名著。比如,苏霍姆林斯基著,杜殿坤编译的《给教师的建议》,朱慕菊主编的《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陈琦、 刘儒德主编的《当代教育心理学》以及聂幼犁主编的《历史课程与教学论》、赵亚夫主编的《历史教育价值论》等,这些对我们都有很大启迪。我的体会是:阅读教育科研、教育理论等方面的名著时,不是要简单地记住书中的只言片语而后生搬硬套,而是要结合自己教育教学的需要去读、去思考,要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作为教师,不仅要担负起“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更重要的还是做好学生学习的促进者、组织者和指导者,拥有广博而精湛的知识是对教师最起码的要求。要给人一杯水,不仅自己要有一桶水, 最好还要有源源不断的活水。教师知识的渊博,一方面会引起学生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教师的尊敬,另一方面,教师也可以利用多方面的知识引导学生打开思路,满足他们对知识的渴求。我们教师需要重新拿起相应的教材,自觉、积极、主动地去钻研,精通相关知识。 要有终身学习的意识,博览群书,不断了解新事物,学习新知识,不断更新和拓宽自己的知识结构,使自己具备与新课程改革教学相适应的多元化的知识结构。
读书应该成为教师的一种习惯、一种情怀、一种追求,无论是年轻教师,还是老教师。 一旦读书成了自觉行动,也就意味着教育教学已经或者正在走向成功。
历史有什么用处 第9篇
布洛赫难以成功的原因之一根源于现代历史学本身。因为现代历史学被限定为只能是对过去发生的一切的纯粹客观记录，对历史学家的写作意图予以坚决抵制。有的历史编撰者和研究者们，在“客观”、“真实”的标准要求之下，排比罗列史料，再缀以几句事后诸葛亮式的诠释，就构造出自己的历史学。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日积月累才可能建造一座“通天塔”，揭示“天道”的秘密。这种剪刀-糨糊历史学被柯林武德戏称为前培根式的历史学。
这种历史学注定只能生存于专业小行会之中，读者自然有理由质问这样的历史用处何在？于是，人们开始自发地创造属于他们的历史。对市民而言，男人们从曾国藩、三国中找到了争权夺利的策略和计谋，或者狠、忍之类的人生“哲学”，为自己打气鼓劲；女人们和辛苦的白领们从孔子和庄子中寻求精神抚慰，用他们来稍稍舒缓一下残酷的职场生涯积累的紧张情绪。虽然历史是我们民族的宗教，只有在从祖先到后代的血脉长河中，从过去到未来无穷的时间里，我们才能找到自己，才能让我们短暂的生命获得永生。但我们的历史书写却不再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滋养。
在古代，历史学不仅没有遭到这样的诘难，历史学家还常常被视为智慧的象征。在但丁的《神曲》中，罗马史家塔西佗具有洞察一切的智慧和理性。在中国的传统中，众所周知，“史”是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它可以知兴衰，可以“资治”。“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可以“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与古代相比，现代史书的撰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被认定为是一个不断进步和演变的自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蕴藏着一些神秘的客观规律。为了保证在探求这个规律时，史家是客观和科学的，“人”逐渐被逐出了历史。这当然是现代学科发展进步的结局。历史记载的内容和精神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古代传记体的史书常常记述人的德行和作为，如勇敢、荣誉、智能、节制等。而且，史家总是怀着对天道敬而远之的清醒，“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岂有苍苍不可问之天哉”。王夫之说得更干脆：“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已矣。”由是我们得知古代的史家并非不讲“理”的。正是在他们的撰述中我们懂得了古老的习俗、律令和制度是如何浸润于民族的血液之中，我们也体会到了：“耕种土地的贫农，其血管中有着好几个时代的血液，这样，他正像和‘牛’是兄弟一样，和我们也是兄弟。”
古代和现代历史撰写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历史编撰者身份的变化，黑格尔对此有很精辟的说明：现代的历史家多是头脑单纯的编年史家，他们绝不参加积极的公共生活，相反地，古代的历史家却是积极参加公共生活的。
更为重要的是，古代的人对历史的看法也与现代有着很大的分别。古人曾说：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这个说法或许偏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古代世界的实情。正如识者所见：“在古代世界里，如果把一种文明比作一个政体，撰写政治史的根本作用就是为一国文明理出来一个秩序，换言之，就是为一国文明立法。那么，撰写政治史的传统可谓是这个政体的宪法。其实，大凡政治史撰家似乎都具有为民族立法乃至为万民立法的意图。”曾国藩也曾经说过，何为经世？习礼而已。在中世纪的修道院里那些默默搜寻、注释古代希腊、罗马典籍的作家曾经是基督教最害怕的敌人，因为“他们在对古代典籍不动声色的爬疏和研究中延续着古代世界的生命，从而培植了能够抵制乃至颠覆基督教文明秩序的最坚韧的力量。”而在这些典籍当中最鲜活、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记载着他们祖先嘉言懿行的那些异教史书。
顺便说一句，文艺复兴对人的解放，往往被阐释为确立了人的欲望的正当性，把人从神和上帝的笼罩下解放出来了，粉碎了中世纪教会的蒙昧统治。文艺复兴的另外一面却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在那个时代，解放人，是为了恢复人在希腊、罗马时代的德行和成就那样的功业，是对一个伟大的政治共同体的想望，是对基督教贬抑人的言、德、功和毒害人的政治品格的仇恨。他们对人的解放不是为了让人像动物一样的纵欲，而是为了让人恢复对自由的渴望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