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批评的标准

翻译批评的标准（精选12篇）

翻译批评的标准 第1篇

1 翻译批评的定义的界定

翻译批评作为一种活动相生相伴,有着自身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纽马克说过,翻译批评是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之间的一条根本纽带(Peter Newmark,2004:184)。在翻译活动中翻译批评起着协调翻译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作用,又起着矫正、丰富修正和推动翻译实践的作用,国内外翻译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批评进行了界定。

到目前为止,国内少有几部比较完备、翻译及翻译研究集大成的译学辞典。例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在2004年出版的方梦之主编的《译学辞典》,对翻译批评给出这样的界定:“翻译批评是翻译理论与实践相相联系的一个基本环节。是从基本的价值观念出发具有实践手段和理论目的的精神活动,对一些具体的翻译现象的评析的一种学术活动,是一种评价、审美与科学、判断统一。翻译批评的任务译本或者翻译活动等做出判断依据一定的标准对其不足的地方进行理论上的鉴别,尤其是在检测翻译实践跨文化交际效果上,来提高译者与读者的鉴赏能力。(方梦之,2004:346)

翻译批评的专著对读者有比较广泛影响的有以下两个: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出版的《翻译批评导论》、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翻译与批评》。《翻译与批评》中对翻译批评给出定义:翻译批评就是对译品的评价,译文是否忠实、译文是否流畅、译文是否再现原作风格。(周仪,1999:146)《翻译批评导论》给出的定义是对某种翻译现象给出评论,与具体译者、译作或翻译现象相关的都可以进行翻译批评。综上所诉,我们对翻译批评的定义进行重新界定。翻译批评就对具体翻译现象进行分析和批评,来提高翻译者的素质和翻译的质量,希望能够推动整个学科的发展。其中应包括:明确翻译批评是翻译学的分支、批评者是批评的主体、译作、译事、译者和译论等是批评的客体、批评的目的、要有确切的理论关照。

2 翻译批评的标准

2.1 翻译标准与翻译批评标准

两个标准相似之处较多,但是用途不同,所以还是不尽相同的。

首先,他们角度不同。翻译标准指的是译者期望达到的最终翻译目的。比如,我们说“功能对等”或者“信、达、雅”是译者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而翻译批评的标准不是翻译批评者进行翻译批评工作时所追求的目标,而是进行翻译批评所使用的一种工具。比如,我们不可以说“信、达、雅”是翻译批评者们追求的最终目标,他们的目的是按照一定的翻译批评标准能够全面的评价译作,无论是从文化到读者反映,从语言到文体等。我们可以说翻译批评是目标,翻译批评的标准则是使用工具。

其次,翻译标准与翻译批评的标准在各自的对象上是不同的。翻译标准的对象是是不包括译者的,而翻译批评的对象包括译者。

再次,翻译标准处于“静态”,翻译批评标准处于“动态”。翻译标准是译者制定的目标。翻译批评标准所涉及的对象包括译者、译者是翻译批评的对象之一。翻译批评可以是对同一个原作的不同译本进行批评以及翻译批评的批评,或是同一作品不同时期的译本进行批评。翻译批评的标准是批评者的检测工具,它是处在一种动态的局势。

2.2 翻译批评标准的多样化、多视角、多层次

翻译不是单纯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涉及到翻译批评的主体、批评的标准和译者的文化背景、审美情趣、自身气质、风格等因素。对译文整体的评价离不开具体语言的处理,在词句层面展开的翻译批评并非单纯的正误性判断,而是从语言、文化、风格、读者接受等意义上对译文进行关照。

不同类型的文本呼唤多样评价标准,翻译批评的主体是批评者,客体可以是译文、译者、译事,甚至是他人所写的翻译批评。评价客体的多样性决定了可以有不同的评论角度,评论者身份不同或所处时期的不同,都无法采用统一的标准。翻译批评活动的本质特征决定了翻译批评标准应该是多样化、多视角和多层次的。

虽然翻译界对翻译批评的很多问题存在分歧,其中包括其本质、任务、主客体等,然后一些学者认为翻译批评按照不同的类型应该有其相应的评判标准。文军为翻译批评制定了一般标准和具体标准。“忠实通顺”,对于文学翻译则要看译文有没有体检音形意的结合。“忠实”标准实反应的是原文至上的观点,这种传统观点以原作者和原文为衡量尺度,而忽略了译者和读者的能动参与作用。

一个文学作品的潜在的审美价值才体现出实际的审美价值。每个读者在接受过程中,总是从自己的审美经验和期望来看待译作,期待不同需求也不同。比如说一千个人看《红楼梦》就能有一千个林妹妹。译者必须面对读者,更多地考虑当时读者的需要。因为批评者在评价译作和译者时也要把读者考虑进去。还比如,傅斯年先生完全否认严复的翻译,他认为:“严复先生译的书中,《法意》、《天演论》最糟。假使孟德斯鸠和赫胥黎晚死几年,学会中文,看他原文的译文,必定要在法庭起诉;不然,也要登报辨明。这是因为严先生不曾对作者负责任。”然后严复的翻译在当时受到普遍赞誉,引起很大的反响。所以评论译作时,不能只看译作是否忠实,还要从是否符合当时读者的需求和读者的接受水平来考虑。只有这样,严复的《天演论》才会得出比较客观的评论。

邵成军则指出翻译批评的客体包括译文、译事、译评、译者等。用的一些术语不尽相同,对个别项的归属问题还存在着争议,但是总结来说也就是译文、译事、译者、译评、读者反映几个方面。因为,一篇客观全面的评论应该对所以客体进行评论。邵成军把翻译批评分成三类:微观、宏观批评和元批评。微观批评对具体译文、译者进行评价,宏观是在微观基础上对理论的进行升华,对问题总结规律。元批评对批评理论的分析评论。

综合翻译批评主客体的多样性和视角转向,批评的标准应该针对不同的情况而变化。总而言之,翻译批评的标准的制定要把各个因素都相结合。做到以下几个方面:(1)把对译文和译者的批评相结合。分析评论中要综合考虑译者的主体性。(2)微观与宏观翻译批评相结合。在批评时要注意到文本的整体风格、特有的审美价值、语言特点。(3)理论性批评和实践性批评相结合。从事翻译实践的人在行进评价过程中常常从实践中的经验出发,缺乏理论、系统的高度,而从事理论研究的人不能脱离实践活动。只有两者相结合的方法才是正确的翻译批评标准。.

3 结束语

翻译是不同文化的语言转换,翻译不仅做的语义上的对等,而且要做的文化上的对等。对于翻译批评标准来说,面对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批评者,所持的标准不尽相同,然而翻译批评标准有着多重性的特点,用一个标准去衡量不同的文本是不合理的。不同的文本只能适应于特定的翻译批评标准。因为,翻译批评即是个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笔者认为翻译批评标准的确立以多样化、多角度、多层次为导向是完全有可能的。

参考文献

[1]Newmark,Peter.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2]方梦之.译学辞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3]桂乾元.翻译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4]姜治文,文军.翻译批评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

[5]邵成军.翻译批评管窥[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3).

[6]王碧.翻译批评标准——从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标准的差异说起[J].现代语文,2007(6).

[7]文军.翻译批评:分类、作用、过程及标准[J].重庆大学学报,2000(3).

[8]温秀颖.翻译批评一从理论到实践[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9]杨晓荣.翻译批评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文学批评的标准 第2篇

文学批评的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

文学批评的标准，从所有的教科书上归纳一下，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美学和历史标准；二是思想标准；三是艺术标准。

先说美学和历史标准。所谓美学标准，就是从美学的角度分析作品成败得失。什么叫美？美就是和谐。对作品来说，看形式和内容是否和谐？主题和表现手法是否和谐？字词句段是否和谐？所谓历史标准，是指作品反映的内容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即是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凡是反映了历史真实和生活本质的作品，肯定是美的。所以，美学标准与历史标准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别林斯基指出出：“不涉及美学的历史批评，以及不涉及历史的美学批评，都将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当然，历史不等于文学，而文学则必定反映了历史。过去对于未来，就是历史，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是明天的历史。文学家反映历史，不是象历史学家那样，机械地记述下来，不容许虚构，要求客观而公正。文学作品反映历史，也要求客观公正，但要求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是通过形象塑造曲折地反映生活的，它反映生活更本质的东西。列宁称赞托尔斯泰是“俄国历史的一面镜子”，就是这个道理。

再说说思想标准。思想标准是衡量文学作品有无哲学价值的尺度。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思想，任何时代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作家处在什么时代，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受时代思想的影响，也就是主流思想的影响。有人说，我搞文学就是要与时代思想唱反调，要远离政治，唯有远离政治才能创作出传之后世的作品。不错，文学史上，有好多作品在当时那个时代是不受欢迎的，若干年下去，反而成了人民欢迎的好作品。这是因为作家富于远见，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虽然不与世俗思想合拍，但有个前提，必须是先进的思想。所以，批评家要善于辩别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的区别，既要充分肯定反映时代主流思想的好作品，又要善于发现代表未来先进思想的好作品。果戈里的《死魂灵》发表后，不少人贬低甚至于辱骂它，认为是琐屑无聊之作。而别林斯基针锋相对地指出：“果戈里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死魂灵》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后来也证明就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批评家的慧眼识珠很重要。思想性标准实际上就是真理性标准，即实践是检验作品价值高低的唯一标准。不管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还是非统治阶级的思想，只要是作品代表了时代潮流和历史的本质，就应该说是思想性好的作品。我这样讲，与传统的教科书不太一样，但我认为文学创作有它自身特别的规律，批评也要遵循这个规律。思想性标准第一要求是真实性；第二要求是考查作品与时代的先进思想相联系的紧密程度；第三个要求是考查作品的内容对读者的道德和精神境界是有益还是有害？第四是衡量作品的内容是否体现了人民的意愿？

最后再谈谈艺术标准。第一要看作品中的意象和形象是否逼真，鲜明，生动，也就是说是否具有典型意义？凡是在读者中取得共鸣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典型化做得好的作品。所谓典型，就是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也就是集成了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兴趣。第二要看作品是否富于情感的表现力。文学作品的特点是以情感人，如果作品连自己都感动不了，怎么去感动别人？第三要看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是否统一，和谐？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而内容再好，如没有一定的形式也不能表达出来。体裁，结构，情节，语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就是好作品。第四要看作品是否具有艺术的独创性？一切雷同化，公式化，概念化的都是艺术创新的大敌。你写出的作品，谁也模仿不了，就是独创性。第五要看作家驾驭语言的能力？作品的语言准确，鲜明，生动，个性化是基本要求。第六要看作品是否具有民族性？凡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民族语言，民族风格，民族气派，民族形式，民族的欣赏习惯等，都应该是作家追求的目标。有了民族性，也就有了读者。为什么一些跑到国外的艺术家，非得要回国内来发展？就因为艺术若没有民族性，就没了根。这个道理很浅显。

网络环境下的翻译批评综述 第3篇

【关键词】网络翻译批评 积极意义 局限性 素质

网络批评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词语。网络的开放性和网络文化的广泛性使网络翻译批评应运而生。所谓翻译批评，就是以翻译作品、翻译过程和翻译现象为评价对象的理解翻译与评价翻译，是建立在理解和对话的基础上的评价行为。翻译批评的开展依赖并取决于相关的理论和一定的评价标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形式，翻译批评依据批评主体的身份划分，可分为读者批评、译者批评和专家批评。网络翻译批评就是以读者为主体的翻译批评。

网络翻译批评就其形式而言主要包括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引导讨论型，主要是有关出版社或图书销售网在其网站开辟的翻译图书评论区内转载选自报刊杂志的某篇评论文章，引导读者有针对性地发表自己的观点。目前在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出版方面比较有影响的几家出版社，都在自己的网站上设有翻译图书评论区，如译林出版社在其“译林网”上，设有“翻译在线”和“译林图书评论”等。第二种类型是主题探讨型，主要是以某部在社会中产生了巨大反响的翻译作品或在读者心目中具有重要位置的外国作家为中心。读者通过网络自动形成了一个类似于俱乐部的松散圈子，就某部翻译作品或某位外国作家展开探讨。第三种类型是私语批评型，这类的批评文字常见于个人开设的网页，在所谓的“网上日记”中，读者发表个人的阅读感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到对文学翻译作品的的阅读、理解与评论。第四种类型是流散型批评，主要以聊天的形式展开，没有固定的主题，大多是对某部翻译作品或某位外国作家整体性的肯定或否定，少有深入的探讨。

在上文中，我们对网络翻译批评的各种类型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探讨网络翻译批评的积极意义以及其局限性。首先，批评的广泛性有助于促进更多的读者关心与理解翻译。我们都知道，翻译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广泛地进行着，并且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历史上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关注。随着互联网介入到普遍民众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借助网络的便捷条件，一些读者对于翻译展开的评论或对某些畅销的外国文学作品的激烈批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们去关注翻译，认识翻译，思考翻译。

其次，批评的不拘一格有助于丰富翻译批评的形式，作为学术型翻译批评的有益补充。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只关注网络翻译批评具有从众性、缺乏科学性消极的方面，却忽视了读者的积极参与，发表自己意见、观点的行为本身就是读者负责人的表现。在网上的批评中，我们既可见到说理充分的长篇大论，又有大量的一针见血的短小“酷评”；既有对译文质量的分析对比，也有对翻译态度的道德评判。应该说，形式丰富多样，生动活泼，虽然有的过于尖锐，甚至过于情绪化，观点偏激，但从根本上看，有着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是对翻译批评的有效形式的丰富与补充。

最后，批评的互动性是出版者、译者与读者的直接交流得以实现，有助于拓展翻译的可能性，提高翻译的质量。在以往的翻译批评中，由于有关报刊杂志所提供的交流空间有限，普通读者很难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更少有机会和出版社与译者直接交流与探讨。而互联网所开拓的广阔的空间则为出版者、译者和广大读者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网络批评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由于网络具有开放性和虚拟性，网络批评也有着与生俱来的局限。一方面，网络批评跟风现象比较突出。许多读者在看了别人的评论后不假思索就盲目跟风。缺乏深刻的的思考，从而翻译批评的内容就缺乏客观性、深刻性，批评的质量也就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网络翻译批评中有时出现一些粗俗、不文明的语言。真正的翻译批评是对事不对人的，针对译文所提的意见和看法。由于网络的虚拟化特点，在方便读者评论的同时，一些以恶评为代表的不良评论风气也随之产生。

在分析了网络翻译批评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之后，在这里有必要探讨翻译批评主体所应具有的素质。在《翻译批评导论》中，杨晓荣把翻译批评主体应具有的基本素质归纳为四个方面：1.思想道德修养，指翻译批评主体应有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和严谨的态度；2.语言文学修养，包括对语言、文学有敏锐、准确的感受力和鉴赏力，在语言运用方面有较强的动手能力以及有一定的翻译实践经验积累；3.理论修养，包括哲学、相关学科理论和翻译理论；4.知识储备。其中，第一点涉及批评者的主观态度，另外三点涉及批评者的客观技能，分别就语言、理论和语言外知识三个层面对翻译批评者的素质提出要求。

未来，我们应更加重视对于网络翻译批评的研究。网络翻译批评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对于网络翻译的研究却明显不足，因而如何认识网络翻译批评，适应时代的变化，改变批评策略，克服网络翻译批评的弊端，有效利用网络开展翻译批评，引导翻译向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将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领域。

参考文献：

[1]许钧.翻译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2]许钧，高方.网络与文学翻译批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3）.

[3]杨占河.文学翻译的网络批评研究述评[J].考试周刊，2009（6）.

翻译批评理论中的标准问题探析 第4篇

一、翻译批评理论基础理论分析

1.翻译批评概念。在翻译学理论研究中,研究者将其概念总结为以下内容:翻译批评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遵循一定的翻译原则、并运用一定的方法,对某一译作所作的评价。根据这一概念,翻译批评概念具有以下三个要点。首先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下完成,具有较为鲜明的社会性特点;其次原则性较强,需要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过程中注意遵循;最后批评评价过程具有一定方法。

2.翻译批评主要特点。在翻译批评理论研究中,翻译者将其主要特点总结为以下几点。(1)理论针对性强。翻译批评过程应避免随意性和盲目性的批评过程,而应在具体理论指导下,对翻译内容进行针对性的批评评价,其目的在于提高翻译作品质量与翻译水平,其翻译过程具有鲜明的客观性特点。(2)对批评者能力要求较高。翻译批评过程对于批评者能力有着较高要求。如需要批评者需要具有较高的翻译能力,对作品本身具有较深的理解。同时对于专业性较强的作品,批评者还需要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同时批评评价内容需要具体、干练,这也对批评者的语言与文字能力提出了一定要求。

二、翻译批评理论主要标准研究

在批评理论研究中,不同的理论家都对批评理论提出了不同的标准。当前的翻译批评的实际过程中,较为常见的批评标准主要包括了以下内容。

1.翻译“同效”标准解读。在各类书籍、文献翻译过程中,批评者往往会遵循“同效”标准进行批评评价。这里所指的“同效”标准,即是指翻译后的“境界”与原作相同。“同效”标准的执行是确保翻译作品质量的重要保障,同时也对翻译者与翻译过程提出了较高标准。但是在翻译过程中,再一些较为特殊的情况下,翻译难以确保达到“同效”标准。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将其总结为三种主要情况。一是非文学性文本中出现较为特殊的语言形式,如笑话、歧义语句、双关语等内容时;二是非文学文本中只有原文读者才能了解,而译文读者无法了解的内容;三是译文具有较强的地方或时代性特点,如地方方言、特产、或特殊人物统称等。对于这些内容的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往往难以执行“同效”标准,而是采用直译等方法进行翻译。

2.对“读者反映”标准的理解。“读者反映”是对一部翻译作品最为直观的评价标准,也是翻译批评者经常采用的批评标准。在调研中研究者发现,读者对翻译作品常见的反映集中在以下几点。(1)文学效果。对于文学翻译作品而言,翻译作品的文学效果是否达到了原著作水平,是决定作品质量的重要标准。这也是读者对文学性作品翻译最为重视,反映较多的问题。如英文版通常将《水浒传》翻译成Water Margin或Outlaws of the Marsh,都严重的降低了小说名的文学效果。(2)技术水平。对于技术类作品的翻译,读者更加重视译文是否达到了原文中的技术水平。特别是对于专业技术文献或技术资料而言,技术术语、数据参数等内容翻译是否准确,直接关系到读者的工作能否顺利完成。但是需要批评者注意的是,“读者反映”往往与读者视角、眼界、水平等因素有着一定关系,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特点,进而造成批评意见的局限性。

3.“主观审美”与“文献评价”评价标准。在翻译批评评价中,主观与客观标准的确立都是确保评价质量的重要因素。主观标准主要指批评者自身观点出发,对翻译作品进行批评的标准。其中最为常见的是批评者自身的“主观审美”标准。特别是对文学翻译作品而言,翻译后的文字是否符合原文的艺术性,就是批评者“主观审美”的体现。

4.批评固定标准与变量标准的确立。在翻译批评评价中,其工作标准包括了固定标准与变量标准两个标准。固定标准主要指翻译批评中硬性的,具有固定客观指标的评价标准。如文献资料标准、技术统一术语、翻译界的共识等都属于固定的翻译批评标准。而变量则属于具有变化性特点的批评评价标准,如社会、翻译者与批评者的审美标准就是最为常见的评价变量标准。在这里需要研究者注意的是,固定标准与变量标准并非一成不变的。如随着技术研究的深入,技术文献资料中的数据会出现一定变化,又如社会审美具有一定的稳定期,甚至部分情况下会出现反复情况。

三、结束语

翻译批评评价作为当前翻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我国翻译水平的整体提升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此翻译学理论家在纽马克、皮尔斯等翻译理论家研究基础上,针对翻译批评评价标准问题,开展了理论分析研究。这一研究的开展,将会为我国翻译工作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作用。

参考文献

[1]吕俊.谈翻译批评标准的体系[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03).

翻译批评要有多维意识 第5篇

翻译批评要有多维意识

为了使翻译批评更客观更有说服力,翻译批评者应该具有学习者意识、批判意识、读者意识、文本意识、译者意识和文化意识.

作 者：刘雪芹 Liu Xue-qin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学院 刊 名：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5 27(4) 分类号：H059 关键词：翻译批评   客观   多维意识  

翻译批评的标准 第6篇

【关键词】文学翻译 批评 功能翻译

翻译批评及翻译质量评估是翻译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自有翻译实践以来就始终由翻译用户、翻译活动发起人、翻译研究者等翻译行为主体实践着。文学翻译在翻译界占有重要的地位。文学翻译批评是随着文学翻译产生而产生的。文学翻译为后续的评价工作提供依据了，批评能够提高和净化文学翻译，由此可见文学翻译所起的作用很重要。我国文学评价现状过于死板，停留在基本层次的翻译评价，按照传统的原文和译文对照的模式进行基础性的翻译评价。再者就是评价方式过于活跃，这种活跃是一种思想上的。这种过活的思想评价跨度大，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倾向。随着文学翻译的发展，不再停留在这两种评价现状上，但是从根本没有摆脱文学藩篱的束缚，仍然强调的是翻译者的技能和素质。这些现象说明，我国文学翻译尚不完善，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算不上一个完整的体系。批判范围仍然是翻译者和译文。这种模式过于单一和安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我国文学翻译需要一种指导性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的获得除了要把握住原文和译文的转换，还要统筹协调外在文化因素的影响和读者所养成的审美习惯，这些外在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影响文学翻译。文学批判需要一定的标准，如果我们只强调直译和意译，就固于翻译的表面形式和客观内容，通过归纳的方式相互孤立，这种对立的二元立场对正确的批判形成是没有现实意义的。这种评价标准的起点是翻译主体。还包括目的语和出发语。翻译的核心是翻译目的，采用多元化的评判标准，统筹协调原文作者、翻译者和现实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同时承认文学翻译是跨文化的翻译。

一、功能翻译理论

翻译领域在世界范围普遍存在，世界各国翻译家们所追随的主流翻译理论之一是功能翻译理论。功能翻译理论开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的德国，是针对文学翻译提出的一种主张，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贾斯塔·赫兹·曼塔利等。《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的提出者是赖斯，提出的时间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指出文学作品不应停留在在原文层面上，要处理好原文作者、翻译者和读者相互之间的关系。有关翻译理论方面的最早思想产生在德国，后来文学翻译不断发展，他的学生威密尔进一步完善了他的思想。功能翻译理论的学术思想的整体体现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并坚持了忠实性原则。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由来已久，而克里斯蒂娜·诺德除了对前人有所继承之外又有创新与发展，她所主张并发展的功能翻译理论的要点有二：功能和忠实。面对早期文学的翻译，译者只是按照单词对应意思的方式进行简单的翻译，翻译作品只可用来阅读，真要是用在文学翻译，变丧失了内在的美感，没有体现原文作者的真实想法、语言风格、思想情感等，致使文学著传播举步维艰，影响了优异的文学作品的传播，无法实现有效的传播。在翻译的过程中，翻译者又面临两难的困境，功能翻译理论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功能翻译理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面临的难题。功能翻译理论大胆的协调原文作者、译者和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综合规划要素，传统的要素翻译模式需要被打破，协调文化差异和翻译的关系。

二、尊重读者需求

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被功能翻译理论所认可，翻译行为本身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翻译的策略选择取决于翻译目的。翻译者只能以一种本国所接受的翻译方式将原文的意思重新表达出来，译文的质量有了保障，将原文作者的意思给真实的表现出来，有利于文化的传播，自身的提高也在相应的得到提高，充分尊重了广大的读者，让读者了解到原文的真实意思以及作者本人、作品风格、表现手法等。

三、翻译坚持忠诚原则

翻译工作的重心是尊重作者的原意，当然也需要考虑整篇文章。功能翻译理论同样需要坚持这种忠诚的原则，只是不属于对等论中的忠实，忠诚翻译是翻译目的的补充成分，避免翻译目的论的产生，减少不必要的极端化行为的产生。在进行文学翻译过程中，要坚持翻译目的的评价标准，同时也不要落下忠诚的原则，评价翻译的文章，找出原文作者、翻译者和译文读者三者之间目前所处的基本动态信息，进行有效的协调，统一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功能翻译看重的是翻译目的，而翻译目的实现有需要考虑到译文读者的存在。事实上所有的译文作品都没有经过读者的征询，因为这项工作从事起来很困难，只能从译者本身的角度出发。翻译目的论中强调翻译工作的主体是译者，出发点也是译者。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有不通过的翻译要求，翻译的最终目的取决译者，所以在文学翻译过程中，不是单单看重能否实现翻译目的，而是要重视文章翻译出来的意思是否很好的协调了原文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能否满足读者的需要，要协调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两篇译文所表达的翻译目的。张迪的译文序言中并没有写自己的翻译目的，但是却称赞了一个人物哈代，称赞他是“向旧世界宣战的勇士”，在《苔丝》这部作品中，张迪说哈代塑造了一个典型的人物形象，体现了英国文学中女性美。张谷若曾经说过：“《苔丝》在刚出版的时候并不受到欢迎，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哈代的《苔丝》受到了世界范围的普遍关注，影响较为深远，不仅如此，我国读者对《苔丝》这部作品也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张谷若在翻译《苔丝》这部作品时，是为了推广哈代的形象，让中国读者对哈代抱有深刻的印象及深刻的理解《苔丝》这部作品。不仅如此，哈代还在作品《德伯家的苔丝》提到：“无产阶级的姑娘被资产阶级的男人所勾引”这样的老话题，有着不同一般的艺术特色和表现形式。那么在实际的翻译工作中，张谷若必然要着力塑造哈代这一人物形象。吴迪的译本同样没有写译文序，但是在译本的后面却添加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诗化的小说.诗化的形象》，这篇文章对《苔丝》进行了评价。译文里吴迪对哈代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文章也给与了高度的评价，并称赞哈代“世纪的文学巨匠”。不仅如此苔丝还被吴迪誉为“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吴迪认为苔丝的形象其实就是一种诗化小说的形象，并坚定旗帜的表明苔丝身上有一种反抗精神，这种反抗精神敢于打破传统的封建礼教，抛开一些束缚，也是哈代叛逆女性形象的一种体现，是女性中典型的代表人物。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吴迪的译本是让读者重新认识《苔丝》。既然双方都确定了译文的目的，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张谷若所翻译的一部作品《德伯家的苔丝》。在这里，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会吸引我们，译文在表现句式上几乎和原文保持一致，但是在具体的字词使用上，中国化字词则比较普遍。译文字词能从另一侧面体现文章的章目。下面我们来进行具体的比较：原文“The Maiden：phase the First；Maiden No More：phase the Second；The Rally：Phase the Third；The Consequence：phase the Fourth；The Woman Pays：phase the Fitth；The Convert：phase the Sixth； Fulfillment：phase the Seventh.”张谷若的翻译是这样的：第一期是《白璧无瑕》，第二期是《陷粘泥沼》第三期是《起鼓重整》，第四期是《兰因絮果》，第五期是《痴心女子》，第六期是《冤家路窄》第七期是《功成圆满》。吴迪的翻译是这样的：第一部是《妙龄少女》，第二部是《失身少女》，第三部是《振作精神》，第四部是《终身大事》，第五部是《女儿总是吃亏》，第六部是《皈依宗教者》第七部是《完结》；如果我们看张谷若的翻译，恐怕我们大多数认为他是在写爱情小说，似乎更能调动读者的口味。按照功能翻译理论的要求，译文在翻译过程中一定要保持与译文情景的一致性，以及现实的读者需求情况。这不能作为一部好的译文作品需要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和人们的行为期望的衡量标准。张若谷的翻译很注意用词，上下采用了四字成语，单从字面上来看，似乎是在说失足少女被骗的事情，然而却没有将原文的意思更好的表达出来。不符合题目原文翻译要求。来分析第一、二、四六部，根据上下衔接的章节，似乎可以接受这种翻译，但是第三、五、七部则显得有些离谱。第三期的译文被翻译成立偃旗息鼓，偃旗息鼓的适用范围是军队，当然不排除可以适用到个人身上，但是这种适用多用来描述事业上失败后经过自身的努力拼搏，希望重整旗鼓再来一次，中文翻译往往多使用“东山再起”这样一个词语，这些词语不能用在形容失魂落魄的女子身上，未免显得有些词不达意。相比较之下吴迪翻译成“振奋精神”更为贴切。第五部The Woman Pays 所要表达的汉语意思是女人需要付出代价，联系原文中第五部分的内容：苔丝失去了贞洁，遭到Angle抛弃，因为自己所受到的侮辱，所以苔丝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张若谷对第五部的内容翻译为“痴心女子”。不但没能表达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而且更容易误导读者，翻译成“女人总是吃亏”更符合文章的主旨思想。在第七部中对“功成圆满”的翻有点像佛教僧人得道圆满的那种感觉，显然偏离了原文的含义，加入了译者自己的思想，从客观上叙述了苔丝在和心爱的人度过了几天的快乐日子后，决然接受死亡的这样一个事实，让读者产生了无限的遐想空间。从“功德圆满”的字面意义上，我们很容易向佛教思想方面想，而事实上苔丝所信奉的却是基督教。单从这一点来看，张若谷的翻译不如吴迪的翻译。吴迪用“完结”二字不仅简洁，而且更符合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除了这些题目上的翻译外，张谷若的翻译多采用中国化的词语。其中有这样一句话：“Our great relation will help，ee to marry a gentleman。”这句话是苔丝的弟弟对苔丝所说的一句话。张若谷将其翻译成：“咱们那个财主本家叫你嫁给一个体面人，要给你撵一门好亲。”“体面人”和“财主本家”这些都是中文中常用的典型表达方式，容易让读者认为哈代的就是这种风格，这完全不符合译者本人的翻译目的。而吴迪的翻译是这样的：“俺们那个了不起的本家将帮你嫁给一个高贵的绅士”这样的翻译就显得比较好。

四、结束语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对翻译而言，无疑是机遇和挑战并存，作为翻译活动健康开展的监督与保障，翻译批评也凸显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文学翻译评价看重的不是翻译者是否具有高超的翻译水平，也不是翻译者采用了何种翻译技巧，看重的是翻译是否充分考虑原文作者和自己处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要采用科学的方法减少这种差异，要尊重原文作者表达的真实意思和情感，这是正确衡量一部翻译作品是否优秀的标准。文学翻译批评发展有利于文学翻译的不断完善，在这方面，我国一直缺少这样的完善理论，文学翻译需要指导性的批评。文学翻译要协调好原文作者、翻译者和读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实现文学批评的多角度、动态化。翻译功能的目的不是衡量译文优劣的标准，要重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科学批评的方式指导文学翻译，有助于推动文学翻译的发展，现实意义重大，对文学翻译带来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吴建.文学翻译的文体学评估框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

[2]宋小琴.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应用[J].考试周刊，2014，（85）：13.

[3]杨晓琳.诺德功能翻译理论观照下的译文案例分析——以《傲慢与偏见》王科一译本为例[J].陇东学院学报，2015，（02）： 33-36.

[4]吴志平.论功能翻译理论视野下的应用翻译[J].考试周刊， 2015，（14）：22-23.

翻译批评的标准 第7篇

翻译批评的标准以传统的语文学为导向, 到以等值、对等为标志的一维结构主义, 再到以否定、改写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多元体系, 其标准表现出了很强的不确定性,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 是由于很多翻译批评标准的确立均基于某种翻译理论。随着翻译理论的“失势”, 与之相对应的翻译批评标准也变得不再“流行”, 那么我们不尽要想, 是否是我们评判的基准找错了, 因为翻译理论讨论更多的是如何翻译?怎样翻译出“好的”译本?因此, 有必要重新思考翻译批评的标准问题。

翻译批评与翻译批评学

翻译批评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层次:理论批评和实践批评。无论是哪种层次上的批评, 都需要一个标准, 一个尺度。建立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体系对于整个人文学科发展及批评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翻译实践批评, 即以译本为评价客体的翻译批评活动。

吕俊教授在《翻译批评学引论》一书中首次区分了翻译批评和翻译批评学。他认为翻译批评与翻译批评学最大的差异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前者以译文文本为研究对象, 后者则以翻译批评为对象, 即翻译批评学是对翻译批评的批评, 带有一种“元批评 (metacriticism) 性质”。翻译批评主要是对译作的评价, 而翻译批评学是对该评价活动的批评, 本质上是对译作更高一级的评价。当然, 好的翻译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实践, 会兼顾翻译的质量和价值, 但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如《红楼梦》的翻译, 杨宪益夫妇以传达中国传统文化所采用的“异化”策略的译本与霍克斯 (David Hawkes) 方便西方读者接受阅读采用的“归化”策略的译本, 对原作同一词 (如“怡红院”, 杨译Happy Red Court, 霍译Green Delights) 的翻译差别很大。针对于这种情况, 仅以某一翻译理论为翻译批评的标准就无能为力。吕俊教授虽然没有在《翻译批评学引论》一书中明确指出评价理论是翻译批评的标准, 但在《对翻译批评标准的价值学思考》一文中写道:“翻译批评的标准不应从翻译理论中去推导, 不是依据某种翻译理论为理论基础, 而是应以价值学中的评价理论为依据。”那么, 我们可以断定, 翻译批评的标准问题可以在价值评价理论中挖掘。

以价值评价理论为基础的翻译批评的标准

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之间满足某种需要的一种关系, 那么价值就是多样性的, 不同的主体需求就会产生不同的客体价值, 这与翻译批评所宣扬的忌讳“唯一论”不谋而合。评价即评价主体揭示评价客体的价值的过程, “根据评价者所把握的价值主体的需要为尺度衡量价值客体的意义”。那么, 在评价体系中, 评价主体的需要就成为重要的因素, 但这并不影响评价体系的客观性。根据阮青在《价值哲学》中的分析, “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客体的属性和规律这两个方面都是客观的, 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因此, 评价理论具有客观性。

在《对翻译批评标准的价值学思考》一文中, 吕俊教授将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分为三次评价活动:第一次是原初评价, 即作者创造文本时所作的价值评价;第二次是读者/译者对原作品的价值评价;第三次价值评价即传统意义的翻译批评。笔者在此基础上, 将翻译活动所进行的价值嵌入及传递变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作者在创作文本时, 将自己对外部世界或自己内心世界的感受看法以文字的形式描写表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 作者所持有的价值便内嵌在文本中, “价值是以势能的形式包含在文学结构之中” (韦勒克1989:156) 创造出一个有价值的文本世界, 这是价值植入的阶段;第二阶段, 读者/译者在解读原文本时, 判断或是发现了原作者赋予原作的价值。译者所要做的是在目的语中找寻最合适的语码, 恰当的翻译策略, 最佳的语境效果, 最符合文本所要传达的价值的关联意义, 给出译本。译本与原文本在价值上是统一的, 在意义上应该具有一致的最佳关联性。当然, 有些作品的价值不是单一存在的, 而且越是不朽的为世人所传阅的作品, 其价值就越丰富, 如中国的经典著作《论语》。那么根据不同的主体需求, 文本便呈现出不同的价值, 具体原文本在何种情况何种背景呈现何种价值, 需要对主体的需求有明确的认识, 这将涉及到人类学的问题, 笔者在此无意展开详述;第三阶段, 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批评阶段, 翻译批评的主体 (读者、译者或专家) 对批评的客体译本的价值评价过程。虽然上文谈到文本价值的多样性, 但不表示凡事具有价值的译本都是好的译本, 翻译批评既然作为一种评价活动, 又具有监督指导功能, 那么评价的标准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定位。

吕俊教授在上述同一文中, 将评价标准分为“最高评价标准”和“底限评价标准”。前者以“合规律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为准绳, 后者以尊重他者, “不伤害彼此感情”为底线。但翻译批评具有较高的实践性, 仅仅提出概括性和提纲式的标准是远远不够的。笔者在此基础上, 将价值在译作中的具体功能按重要性分为三个层次, 这三个层次构成了翻译批评的标准体系。以文本最外显的价值或与原作者创作文本时最可能赋予文本的价值作为第一位价值。该价值是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所必须要向目的语接受者传达的, 一切交流或交际活动均以尊重他者为前提, 以交流为宗旨的翻译活动亦不例外, 因此将该层次的价值定位为第一位的价值;以较为符合、顺应或满足目的语接受者的文化的价值为第二位价值。“价值表现的是客体的属性与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用关系” (阮青, 82) , 而主体的需要 (即译者) 又以社会国家的需要为中心, 因此将该层次价值置于第二位的价值;以满足不同主体需要的价值为第三位价值, 这一层次价值的特点是多样性和多角度。每个层次的价值都可能呈现多个译本, 在评析具有相同层级价值的译本时, 应该考虑审美层面的优劣对比。简而言之, 在进行翻译批评时, 首先应分析原作所呈现的最可能的潜在价值, 并依据上述评价体系确定文本所蕴含价值的类型, 之后针对不同的译本所呈现的价值, 与原文本的价值进行对比批评。下面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为例, 译者分别是杨宪益、戴乃迭和霍克斯、闵福德 (David Hawkes&John Minford) , 以下简称杨译和霍译。

(1) 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 (第二十四回)

杨译: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

霍译: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两译本的差异主要在于“米”和“粥”的意象选择上。由于中西方的饮食差异, 中国的典型食材———“米”, 被霍克斯置换为西方做面包的必需品“面粉”。对于《红楼梦》这部极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宏大文学作品, 杨译尊重了原作者和原作品, 保留并传达了原作独特的显性的文化价值, 即遵从了第一位的价值, 霍译虽然顺应了目的语接受者的文化习俗, 将原文的中国思维意识转换成西方的意向, 但却违背了评价体系的第一位价值。

这样的对比在杨宪益和霍克斯的译本中随处可见, 学界对两人的翻译褒贬不一, 但有一个确定无疑的宗旨是, 交流以尊重他者为前提, 只有实现交流双方的地位平等, 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霍译在目的语读者的眼中可能确实比杨宪益夫妇的译本有更高的可读性, 但却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读完了中国的《红楼梦》, 西方读者依然对“宗祠”、“门神”和“压岁钱”等中国特有的文化词浑然不知。那么, 这就表现出本文提出的价值评价体系的三层评价标准的重要性和指导性。

参考文献

[1]阮青.价值哲学[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4.

[2]杨晓荣.翻译批评标准的传统思路和现代视野[J].中国翻译, 2001 (06) .

[3]杨晓荣.翻译批评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4]翁凤翔.翻译批评标准意义的新视角[J].上海翻译, 2005.

翻译批评的标准 第8篇

一

鲁迅十分重视文学批评的作用,他认为,“文艺必须有批评”(《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三))》,“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文艺批评·译者附记》)。这里,鲁迅是把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来看待的。对于读者来说,“真切的”文学批评是必不可缺少的。文学批评对端正读者的欣赏态度,培养读者健康的欣赏趣味和鉴别香花毒草的能力,负有重要的责任。

文学批评之于文学发展的意义是体现在各个方面的,不仅文学作品内容的好坏需要有正确的真切的批评来加以匡正、提倡、引导,而且文学的“形式的探索”除“必须艺术学徒的努力的实践”外,“理论家或批评家是同有指导、评论、商量的责任的”(《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鲁迅曾对一段时期翻译作品质量不高的现象作过分析,他认为,这除了翻译工作者本身应负责任外,“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准风月谈·为翻译辩护》),“翻译的路要宽,批评的工作要着重”(《花边文学·再论重译》)。翻译虽不同于创作,但在这块“空地”上,也“会生长荆棘或雀麦”,因此同样需要“有人来处理,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就是批评”(《花边文学·再论重译》)。总之,凡有文学的地方,凡与文学相关的问题,都必须有文学的批评。

文学批评的任务不仅是指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批评,还应该包括作家的“反批评”。鲁迅指出:“批评者有从作品来批评作者的权利,作者也有从批评来批判批评者的权利”(《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批评如果不对了,就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三)》)。这种“反批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是特别重要的。用鲁迅的话来说:“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鲁迅还指出,“读者渴望批评,于是批评家也便应运而起。批评这东西,对于读者,至少对于和这批评家趣旨相近的读者,是有用的,但中国现在,似乎应该暂作别论……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胡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所以他一再表示,自己“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而已集·读书杂谈》)。这里显示出的正是鲁迅的一种“反批评”的精神。

二

鲁迅充分意识到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同时分明看到了文学批评现状的不尽如人意,因此,鲁迅才大力提倡“更有真切的批评”。也就是说,文学批评要能担负起引导读者、为作者提供借镜、促进文学健康发展的任务,“真切”二字,是批评所不可缺少的。所谓“真切的批评”,从批评家的角度而言,首先指批评家应抱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批评态度。

鲁迅指出,“正确的文艺观是不骗人的,凡所指摘,自有他们自己来证明”(《集外集拾遗补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这是指持正确文艺观的批评,一定会与批评对象相契合。相反,如果在文学批评中,“不负责任的,不能照办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少;利己损人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更少”(《且介亭杂文·难行和不信》)。“论客的自私的曲说”,不但“掩蔽”不了文学作品的真正长处,而且会因为与“读者大众的共鸣和热爱”相违背,失去多数读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因此,鲁迅坚决主张,文学批评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什么是文学批评中的实事求是呢?用鲁迅的话来概括,就是“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鲁迅最不赞成那种“不关痛痒的文章”,因为这样的批评文章,其“特色是在令人从头到尾,终于等于不看”。

鲁迅曾批评过种种“浅薄卑劣荒谬”的批评态度,其中最突出的是乱捧和乱骂式的批评。鲁迅既反对无原则的乱捧式的批评,又反对吹毛求疵的乱骂式的批评,因为“乱捧与乱骂”都会使批评“失了威力”。鲁迅在分析这种“捧”与“骂”的批评态度产生的根源时,将之与中国人传统的落后文化心态联系起来,他指出,“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将他捧起来”(《华盖集·这个与那个》)。“有什么稍稍显得突出,就有人拿刀来将薛平它”,“自然,也有例外,是捧了起来。但这捧了起来,却不过是为了接着捧得粉碎”(《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这种文化心态反映在文学批评领域,就是“乱捧”与“乱骂”。这种“乱捧”与“乱骂”式批评,虽然有时也会蒙骗人一时,却是不会长久的,它最终只能是暴露出批评者本人的丑恶和无知。即如鲁迅所说,“辩论事情,威吓和诬陷,是没有用处的”(《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是玩笑》)。“如果自造一点丑恶,来证明他的敌对的不行,那只是他从隐蔽处挖出来的自己的丑恶,不能使大众羞,只能使大众笑”(《花边文学·“大雪纷飞”》)。这是“乱骂”。“乱捧”也是如此,鲁迅指出,“无缘无故的将所攻击或暴露的对象画作一头驴,恰如拍马家将所拍的对象做成一个神一样,是毫无效果的,假如那对象其实并无驴气息或神气息”(《且介亭杂文二集·漫谈“漫画”》)。

三

文学批评必须好处说好,坏处说坏。那么,从批评家来说,如何判定好与坏呢?这里就有一个批评标准的问题。鲁迅曾针对当时的文艺界状况指出,“我们的批评常流于标准太狭窄,看法太肤浅”(《且介亭杂文末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但放宽标准并非不要标准。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学批评都是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的,这就是鲁迅所谓的“圈子”。鲁迅指出:“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上美的圈,或者上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的圈子对不对。”(《花边文学·批评家的批评家》)这里,鲁迅着重强调了两点,一是强调文学批评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二是强调文学批评的标准的正确性要求。

凡文学批评当然都是有一定标准的,只是有的明显,有的隐蔽而已。即如选本,虽是选别人的作品,并无评价,但“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选本既经选者过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的糟与醴。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纵使选者非常糊涂,如《儒林外史》所写的马二先生,游西湖瞒无准备,须问路人,吃点心不知选择,要每样都买一点,由此可见其衡文之毫无把握罢,然而他是处州人,一定要吃‘处片’,又可见虽是马二先生,也自有其‘处片’式的标准了”(《集外集·选本》)。虽然如此,鲁迅希望的是文学批评必须自觉地依据一定的标准,而不是那种无定见的不是标准的标准。其最反对“不加考察,不加批评,但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论调”(《准风月谈·“中国文坛的悲观”》)。鲁迅甚至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文学批评中也有与此类似的“流氓”行为。一些人“现为批评家而说话的时候,就随便捞到一种东西以驳诘相反的东西。要驳互助说时用争存说,驳争存说时用互助说;反对和平论用阶级争斗说,反对斗争时就主张人类之爱。论敌是唯心论者呢,他的立场是唯物论,待到和唯物论者相辩难,他却又化为唯心论者了。要之,是英尺来衡俄里,又用法尺来量密达,而发见无一相合的人。因为别的无一相合,于是永远觉得自己是‘允执厥中’,永远得到自己满足”(《二心集·非革命的激进革命论者》)。针对这种无定见无恒定标准的批评,鲁迅指出,“在文艺批评上要比眼力,也总得先有那块扁额挂起来才行。空空洞洞的争,实在只有两面自己心里明白”(《三闲集·扁》)。没有明确的标准,毫无主张,搞起文学批评当然就难以中肯。没有标准不行,标准太滥、太泛、太杂也不行,多标准即无标准。鲁迅认为,这种标准太滥、太杂的现象,在当时的批评界并不少见:“就耳目所及,只觉得各专家所用的尺度非常多,有英国尺美国尺,有德国尺,有日本尺,自然又有中国尺,或者兼用各种尺。有的说真正,有的说要斗争,有的说要超时代,有的躲在人背后说几句短短的冷话。”(《三闲集·文艺与革命》)这种各式的尺度,使文学批评的信度大受损害。因此,在论及文艺批评标准时,鲁迅首先强调的就是批评家的定见和批评标准的明晰性、确定性。

综上所述,鲁迅在文学批评的作用、任务,批评家的态度和文学批评的标准、方法等方面所作的较为系统的阐述,其实都是围绕如何使中国新文坛“更有真切的批评”展开的。这“真切”二字,体现在文学批评承担的任务上,就是“浇灌佳花,剪除恶草”;体现在批评家的态度上,就是实事求是;体现在批评标准的正确把握上,就是明确的理论指导、锐利的批评眼光和批评家相应的修养,以及批评标准与批评对象的统一;体现在批评方法上,则是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采用。从这里,不难看出鲁迅的文学批评观与他的整体的社会功利性文学观相一致的地方。

摘要：鲁迅的翻译批评思想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鲁迅从文学批评的作用、任务,批评家的态度和文学批评的标准、方法等方面所作的较为系统的阐述,大都是围绕如何使中国新文坛“更有真切的批评”展开的。这些体现在文学批评承担的任务上、批评家的态度上、批评标准的正确把握上、批评方法上,都有明确体现。对鲁迅翻译批评观的研究分析,对于推动翻译批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鲁迅,翻译,翻译批评

参考文献

[1]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李泽厚.中国美学史[A].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浅谈网络翻译批评 第9篇

翻译批评,从广义上讲就是理解翻译与评价翻译;从狭义上讲,翻译批评是对翻译活动的理性反思与评价。评价活动依赖并取决于相关的理论和一定的标准。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翻译批评的形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网络批评翻译是指在网络的基础上进行翻译批评,以网络为平台,对不同的译文进行批评与赏析,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博客、论坛、讨论组、贴吧等。

二、网络翻译批评的特点

网络翻译批评不同于传统翻译批评,它以网络为平台,能更及时更广泛的记性翻译批评活动。

1.自发性。网络的开放福娱乐网民更多自由的权力:身份自由、发表自由、形式自由。传统翻译批评的主体一般都是专业译者或科研人士。相比之下,网络解放了翻译批评主体。网民可以自发的针对某一话题建立讨论组、博客、论坛或者贴吧,自由地发表言论。同时,参与者不仅仅是普通翻译爱好者,有些专家也参与其中。

2.及时性。传统的翻译批评由于批评渠道受限,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网络翻译批评对译文的评价非常及时迅速。当一部新的翻译作品问世后,随之会出现相关的作品评价与赏析。读者可以利用网络迅速建立讨论组,对某一新的译作进行评价。比如一些热映的影视作品的字幕翻译,《甄嬛传》这个剧一经播出,不仅在大陆有很高的收视率,甚至国外也有这个剧的爱好者。于是随之而来的便出现了《甄嬛传》的台词的英文翻译。这就要归功于网络的传播速度,如果等到专业翻译人员将此剧的台词翻译出来,进行审校后在出版时,国外早已忘记了这个剧的存在。

3.交互性。交互性是指参与网络翻译批评主体之间的多项交流和互动,简称交互性。交互性分为同步交互和异步交互。同步交互是指在翻译批评过程中,各批评主体之间可以利用网络进行直接的交流与互动;所谓异步,也就是不同步,是指各个主体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内进行交流与互动。传统的翻译批评活动中,通常只有一个主体的声音,各个主体之间无法及时做到交流互动,他们之间甚至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因此发表的评论也只能是单向传递。而在网络翻译批评中,各个主体之间可以借助网络平台进行交流与沟通,对同一个问题进行探讨,使翻译批评更加立体、全面。

三、网络翻译批评的影响

网络翻译批评以其特有的自发性、互动性、交互性给翻译批评活动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创新变革,促使翻译批评在各个方面都有了改变。

1.积极作用

网络批评翻译能更好地促进监督功能实现。翻译批评的最大功能就是监督功能,翻译批评最根本的目的是提高译文的质量。传统的翻译批评活动主要以文学翻译为主,批评课题的范围较窄;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批评力度不够。这就造成译作的质量低,问题的不到妥善解决。而网络翻译批评活动以现实问题为牵引,对翻译界出现的问题批评地一针见血。在翻译爱好者组建的讨论组中,他们紧紧围绕翻译质量这一中心话题进行讨论。给出的观点中有褒有贬,句句真实。结合这些观点,读者会对这个疑问作品的质量有综合的认识。因此,网络翻译批评可以更好地实现翻译批评的监督功能。

网络翻译批评有助于提高翻译批评主体意识。网络赋予人们更自由的参与翻译批评的权利,批评的主题不再单单是传统翻译批评活动中的专业人士。借助于网络,无论是读者、译者还是专家,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到翻译批评活动中,亿网民的身份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而且翻译批评的形式、标准、内容和方法都不受限制,批评主体摆脱了束缚,表达真正的看法,拒绝了吹捧式和炒作式的翻译批评。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中,翻译批评才会客观真实。

网络翻译批评有助于实现主体间的对话功能。传统翻译批评是单个主体进行翻译批评,是一种单向传递,各个主体之间无法进行交流与互动。而网络翻译批评以其特有的交互性,给各个主体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巴赫金提出了“对话”功能理论:真理只能在平等的人的生存交往过程中,在他们之间的对话中,才能被揭示出来(甚至仅仅是局部的)。这种对话是不可能完成的,只要生存着有思想的和探索的人们,它就会持续下去。(巴赫金1998:372)传统翻译批评活动中,读者往往只是被动的接受信息,没有机会发表意见,而在网络翻译批评活动中,不只译者参与,普通读者也可以通过网络参与其中,在讨论组中进行不同主体之间的对话,形成不同的观点、标准和角度。同时,不同主体之间相互沟通交流,促使他们看待问题更加全面深刻,从而进一步促进翻译批评活动的发展。

2.消极影响

随着网络越来越普及,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到网络批评翻译活动中。而有些人不了解相关的翻译批评理论,仅凭自己的感觉来评定一个作品。由于缺乏理论依靠,这些评论往往不具有科学性,会形成一个鱼龙混杂的局面。此外,一些批评主体过于尖酸刻薄,不尊重译作,对译作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四、结语

网络翻译批评以其特有的自发性、及时性、交互性弥补了传统翻译批评出现的问题,为翻译批评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由于网民范围的扩大化,翻译批评主体水平的不一,出现了鱼龙混杂的局面。因此,网络翻译批评需要正确的引导和监督,才能促进网络批评翻译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一多.网络翻译批评——新的批评空间[J].外语研究.2015.

翻译批评的标准 第10篇

关键词：翻译,关联理论,对话理论,翻译批评

社会的发展对于翻译的需求越来越多, 然而受翻译的大环境的影响, 当前外语翻译教育教学却面临着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翻译界关注的焦点。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学外语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跨文化交际, 而跨文化交际离不开翻译, 因此翻译越来越受到重视。那么翻译如何进行呢?笔者就关联理论与翻译, 还有翻译批评前谈了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关联理论与翻译

翻译是受关联理论影响最大的学科之一。德国学者Gutt认为, 翻译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 是与大脑机制密切联系的推理过程, 它不仅涉及语码, 更重要的是根据语境进行动态的推理, 而推理的依据就是关联性。关联性就是制约翻译的基本原则, 翻译的成功与否在于原交际者的目的和读者 (听者) 的要求在认知环境方面与原文相似。关联理论引入翻译研究, 对翻译理论和实践都具有指导意义。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翻译理论权威尤金·奈达博士也认为:“翻译就是交际。”他指出, 信息如果不能被读者接受则丧失其交际作用, 而译文如果起不到交际作用, 不能为读者所理解, 就是不合格的。

原作者和译者都是通过交际意图把信息告诉各自的读者, 因此, 要做到忠实于原作者的交际意图, 这就需要译者首先要理解原文, 并根据关联原则找到各种信息的最佳关联, 获得最佳的语境效果, 最终做出一个最能体现原作者交际意图的译文。成功的译文是使译文读者可以不必花费较多的努力就能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语境效果, 并能准确地理解原作者的交际意图。

关联理论把翻译看作是一个交际过程, 而翻译过程包含作者与译者之间的交际和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交际这两个交际过程。因此, 译者不仅要有准确理解作者交际意图的能力, 还应充分考虑译文环境下译文读者的认知能力, 帮助译文读者找到与译文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 达到最佳交际效果。译者作为原文的读者接受来自原文本的信息, 这些信息提供的动态语境与译者的认知语境相结合, 产生译者对原文本的理解。在理解过程中, 译者运用自己的语言知识和推理能力努力达到对原文作者意图的最接近的理解, 从而做到对原文的“忠实”。然而, 译文忠实于原文的程度依赖于译者对译文读者的了解。如果译者不顾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和知识结构, 将原文原封不动地呈现给译文读者, 只会使译文读者不知所云, 导致交际失败。例如, 如果把“Every family is said to have at least one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直译为“据说家家户户的壁橱里至少都藏着一具骷髅。”就会使译文读者困惑不解。此译文只是对原文的表面意思做了传达, 并未传达原文的真实意义, 对于不了解西方文化背景的译文读者来说就很难以理解。然而。如果将其翻译为“常言道:壁橱里藏骷髅, 丑事家家有。”这样, 译者就找到了原文与译文语境的最佳关联, 译文也更易被中国读者所接受, 译者就达到了完成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最佳交际的目的。

译者作为原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桥梁, 其主要任务是保证两者之间交际的成功。为了保证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交际的成功, 译者可以采取各种翻译策略来帮助译文读者找到原文与译文语境的最佳关联, 达到最佳的交际效果。因此, 译文读者在这一交际过程中的角色是不容忽视的。译者需要对译文读者的认知结构和知识结构有充分的了解, 做出准确的判断, 对译文的表达方式做出适合译文读者的选择。如对《红楼梦》中的谚语“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的翻译, 霍克斯直接引用英语谚语“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撇开原作中的佛教色彩, 使译作带上了基督教色彩, 从而使原文作者曹雪芹向译文读者靠近。

翻译是语际意义的转换, 意义问题是翻译的核心问题。在翻译过程中, 既要重视语言本身, 也要重视在不同的语境中语言所要表达的真正含义。语境在关联理论中又称为语境假设, 不仅包括上下文和说话时的社会环境, 还包括百科知识和当时感知的信息, 这些信息并不构成一个单一的语境, 而是一系列语境。在话语理解中, 人们只是选取某一特定语境对信息进行推理。交际能否顺利进行, 主要看听话者能否选择正确的语境。Sperber和Wilson提出了动态的语境观。语境不是静态的, 而是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不断选择的结果。很多情况下, 交际者的交际意图可能会和话语的字面意思不一致甚至相反, 这就要求听话者结合自己的认知结构和百科知识及推理能力找到与说话者的话语信息相关的语境假设, 通过推理正确的判断说话者的交际意图。

二、对话理论与翻译批评

1. 翻译的本质

鉴于翻译批评是在翻译活动之后进行, 作者将从对话理论角度审视翻译活动的本质。

文学作品一旦产生, 与读者相遇, 在其能动参与下, 作品就被不断地诠释并经历着多重考验。作为原文本的第一读者, 译者发挥他的主动性创造性地完成译作。在这其中, 他不止是与原文本或者原作者相遇, 还与心中假想的读者相遇。译者与目的语读者对话不可避免。译本在进入目的语文化的过程中, 经受各种质疑与考验, 使得译作与读者之间的对话不断循环。

由以上可看出, 翻译是一场主体间对话的综合体, 它不是单纯发生在原文本产生的空间或目的语文化的空间, 而是译者在发挥主动性的同时, 游走在原作 (作者) 和读者之间, 来回调解, 平衡, 以期奏出和谐的乐章。

2. 翻译批评的本质

基于对翻译过程中对话层次的认识, 翻译批评对翻译中包含的对话也应投以关注。

吕俊指出, 译者在文本翻译时, 并不知道他的译文现实性读者会是哪些人, 也不会准确预测, 而另一方面译文读者在阅读时, 作为第二作者的译者又是不在场的, 隐匿的。读者也不知道或不完全确定译者话语与他所理解的之间由多大差别, 更不知与原文作者 (第一作者) 的原文话语由怎样的区别。这就造成了双重的缺席性话语。批评的介入就会把原文作者, 原文文本, 译者与译文文本以及译文读者串联起来。它对于译文读者来说就充当了一种现实性的联系纽带, 并激活了这种隐含的对话关系, 它是参与对话的一种对话。

基于对话理论的思想, 翻译批评不再只具有对译作本身的纠错功能而是对这场对话的言说。批评者揭示这场对话的过程及背后隐含的因素, 并欢迎各类声音与其对话和争论。他使用话语权开拓话语的空间, 并参与构建文本的意义。

3. 翻译批评的功能

翻译批评以对话的方式实现其功能。一方面, 译者通过译作言说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在批评者的队伍中大众读者没有权力言说, 偶尔扮演批评者的译者处于言说和被抨击的尴尬, 于是只剩下了比例很小的专家的声音。为了构成可对话的双方, 批评家的声音不可或缺。译者与批评家之间的交流促使翻译批评能更好地指导与规范翻译活动, 提高译作质量。

批评家对译作的回馈, 同时可为目的语读者构建文本的意义作参考。目的语读者可选择批评家的批评话语获得对译作新的认识与理解。目的语读者与批评家的对话促进了对译作的理解也提高了译作在目的语中的影响力。

在进行翻译批评时, 批评家们可以借助他们的批评话语为沉默的他者声辩, 使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 强势与弱势之间交流渠道畅通, 增强交流与对话, 以保证互不相融的意识能成为一个实体。

我们时代批评的专业素养与标准 第11篇

我曾经数年承担年度综述的工作，做过类似工作的人都知道，这是个苦差事。为了对全年的创作状态有一个总体性的把握，作者必须进行大量的阅读，完全不可能仅凭自己的喜好有选择地进行挑选。所以在2016年6月19日苏州大学“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化建设”的会议上，我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就像一个蜣螂，在各种泥沙俱下的作品中勉力掘进，试图清理出具有标志性的一个个文本，梳理出写作生态的基本样貌，并且尽可能地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这虽然表面上是个玩笑，其实内底里并非是哗宠取宠故作惊人之语。蜣螂以动物粪便为食，有“自然界清道夫”的称号，而批评家穿行于作品丛林之中，并不总能含英咀华，更多的时候也都是类似蜣螂的状态，努力在杂草丛生、良莠不齐中清理出一条可供其他专业与非专业读者辨认的道路和标记。

因而，我对有些批评家信口开河地说自己只读只评论“好的作品”难免有些心生疑窦。这个“好”的标准从哪里来呢？每个特定社会环境、特定教育与出身背景中批评者都会受制于他那个时代的“认知范型”。这种“认知范型”隐蔽地形成了他具体的美学趣味、审美偏好和批判底色，他身处其中而不自觉，往往会偏执地接受某一类文本而排斥另外一类，认为后者是蹩脚的、不好的。如果仅仅按照自己的个人喜好进行评判，那评判这个工作也未免太轻松了，所得到的看法和结论也未免过于主观，可以作为鉴赏谈，而不是客观化的知识。专业的批评要给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描绘出一幅地形图，点出路径走向和标志性的坐标点所在，它应该超越于时代一般“认知范型”之上，既读自己喜好的、欣赏的文本，也读与自己趣味偏离甚至完全背反的作品，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勾勒出一个时代基本的文学生态，然后再给出一个结论，这样的结论才是具有学理意义的。

作者以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任何一个人都会对一个文本对象产生自己的看法。但是这样的读后感是从感性中生出的“看法”，就像前面所说的各种自然状态的“批评”，仅仅体现了个人的趣味和偏好。而真正的专业批评应该是一种具有生产性质的“知识”，即“看法”必须超越个体的偏见和品味，具有可以为他人所接受的普遍性，与原对象相互发明，具有对话的性质，否则它就只是附着于原对象的言词的叠加。这要求批评者在自己的感性直观中融入理性剖析，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知识人、审美的人、政治的人。他必须在一个纵向历史的脉络和横向平行的比较中建构自己的标准，从而铆定对象的位置。要达到这一点，持之以恒而又永不懈怠的学习和砥砺是必不可少的，批评者需要永远保有一颗对于事物敏感与好奇的心灵，充实自己的武库，只有建基于此，才能对文本的独特、创新和美学有着清楚的见识。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这是批评的知识性和认识论。

随便拿到一个作品就洋洋洒洒地发议论，而没有纵向的文学史脉络的把握与横向与其他空间中同时代作品的比较，其上者可以别有会心、巧作发明，比如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西厢记》《左传》等书及杜甫诸家唐诗，或者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也可以自成一格、帮助普通读者理解和发挥。但那些言简意赅的注解、突发奇想的断言并不能自己形成某个自成一格的体系性知识，至其极致也只是怡情遣兴、增广贤文般的东西。当然，這与美学追求并不矛盾，形成了自身美学目标与追求诗文评如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或严羽的《沧浪诗话》以意象解诗，无论从文句到修辞本身就是一格艺术品。

诗文的月旦品评中大量含混暧昧的诗性语言，提示了任何文本总是包含暧昧、模糊的部分，这是文艺作品区别于哲学或者社会科学的特性，它有着纯粹理性所无法抵达的幽暗空间，你无法像准确切割机床一样去对待一个文学艺术作品，因而情感与态度始终如影随形。但是修辞所不能掩盖的是价值诉求，只是在时下的批评风气中，立场隐约成了禁忌，人们羞于表达自己的态度，因为那可能带来意图先行，进而会影响到判断的准确和客观。但是，阶级、教育、个人性格、一个社会的“时代精神”与流行话语都会构成理解中的“先见”，没有立场的批评也是一种立场，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姿态很有可能只是人情往还与犬儒式的骑墙，反倒容易混淆了是非。在“美”之外，文本应该有其“善”与“真”的维度，即我们应该重申一种有道德的批评，而不是随波逐流；追求有目的批评，而不是无原则的和稀泥。绝假纯真，不忘初心，这是批评的方向感和伦理学。

“诗言志”“文以载道”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刘勰的集大成之作《文心雕龙》也是从原道、征圣、宗经开始，提出“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隐之为体义主文外”“文外之重旨”，那些言外之意、味外之旨才是根本，道与文、情与采、真与奇、华与实、情与志、风与骨、隐与秀虽然是辩证关系，其实还有个本与末的关系。只是，以美学取代政治和伦理是目前批评的一种流行态度，常被人举出的例子是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的重估之功，认为那是对“鲁郭茅巴老曹”这一社会主义中国现代文学史系统结构的反拨、调谐乃至颠覆性的创新，而对“感时忧国”较之于趣味与美学似乎要低一筹，妨害了文学的自主性。但夏志清的批评其实也不过是一种特定语境中“去政治化”的政治，强调的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观念而已，从逻辑上来说这种批评并不比他反对的对象更高明，“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夏志清的成功恰在于他丝毫不隐晦自己的立场，将自己的道德观一以贯之。

当然，有了知识、道德还不够，因为批评如果要落到实处，还需要有勇气与意志将其实现。批评的功能显然不仅仅在于提供解析娱乐，它还要有甄别与提升，在阐释的同时也要创造。批评者者必得有着信念与激情，力避鲁莽无知、是非淆乱和坚僻妄诞，而在批评中建立一个尺度和乌托邦。批评的本体就潜藏在其中，它在鉴赏之外，关注文本之外广阔的时空，提供一种想象更美好未来的图景。它一定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没有这种导向性质，则批评就沦为一种依附性的存在。这是批评的现实感与实践性。这三方面的素养其实就是在前人所谓的感性与理性的综合、知情意统一、才胆识力的融贯，更加上一重实际操作的维度。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把批评与个体的生命体验、生活感悟、知识激情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专业的批评者。

专业的批评者必得建立自己的标准。文艺批评在我们时代面临的困窘有目共睹，主要体现为它很大程度上局限在文艺领域内部，而很难再发挥曾经有过的公共文化的功能，随着日益精细化和批评观念的内缩，文艺批评已经由最初的不得已回避到如今无力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进而导致它的脱离公众，影响力减弱，很难生产出能辐射到哲学、人文社会学科其他领域的原创思想和文本。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它很大一部分被市场所收编，扮演了推销员的角色，丧失了其文化创造的主体性。当然，这其中有文学自己在历史中所扮演角色变化的缘故，文学再也不可能像书写印刷占据文化传播主导性的社会中发挥那样重要的作用了。在那种文化中，文学事实上与启蒙运动对政教合一的前现代文化的冲击、人的主体性和人道主义观念的建立与普及、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等密切联系在一起。文学的这些普泛性功能在大众传播尤其是电影电视以及电子网络文化的新技术文化语境中，变得不再可能，它愈加成为一个分众化文化中的一种，即它的生产、传播和消费都日趋成为某个特定群体的产物。

因而，在这样的语境中，个人主义化的文学批评话语成为时尚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他们对文学不再抱有很高的期望，文学观念“向内转”为个体完善的一种途径。尽管如此，我们对文学却依然不应该丧失信心。因为在当下资本和权力几乎主导一切的环境中，任何其他门类的艺术话语几乎都难逃它们的共同主宰，文学因为其极强的个人化特征：它主要由个体行为促成，用语言进行形象表述，较少受到外界技术、资金和渠道的限制——当然商品化的“网络文学”是另外一回事，那基本上是一种娱乐产品——因而反倒成为我们时代最有可能自由表达的一种艺术样式。这种自由表现在它较之日益分科化和技术化的其他艺术，具有能够全面、整体地表述历史与现实的更多可能性，它可以既感性又理性，既塑造鲜活的形象又言说深邃的思想，同时还具有想象未来的乌托邦维度。

面对这种情形，文学批评依然大有可为，而要重新界定文学批评的现实功能，首当其冲的是要树立批评的文化建构与引导功能。就具体到个人而言，每个批评者自然有着自己的标准。我这里想谈一下当下主流话语重建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四标准，这是对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形成的主流批评话语的一种延伸和发展。我不会像那些愤世嫉俗的批评者那样认为这是一种官样文章，而认为它们是针对当下文艺中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人民性淡化、市场与消费主义取向、审美趣味庸俗粗鄙化等现实问题的回应。那么这四点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什么呢？

“四标准”的首要问题就是要重新确立文艺“为什么人”的价值观，我们今天讲的批评很显然应该树立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批评导向。“人民”是个社会主义政治性的集体概念，很容易被误解为压抑个性、图解政治的工具，显然它与资本主义的“公民”概念需要做一定的区分。“人民”作为历史的“剧中人”和“剧作者”合一的实践性主体，既有共同的一面，也是具体的个人，而不仅仅是某个法理性的抽象存在“公民”。作为共同主体，“人民”显示了某种历史目标的主体担当；而作为个人，“人民”则是有着具体喜怒哀乐的经验者与体验者。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既是超越于个人主义层面的理想类型，也是接地气的现实关怀。当下的批评在为人民服务时，应该更多超越于个人主义的层面，而重申建构一种共同认同、有着未来愿景的“人民理想”。另一方面，“人民”也区别于“大众”，如果说“群众”带有普罗化、民间化的色彩，“大众”则是市场社会中与资本和消费密不可分的概念，后者更多体现了作为受众的被动性、匿名性和易被操控的盲目的一面。晚近的文化研究、媒介研究比如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说提到的大众的主动性，其实正是“人民性”所要强调的能动性，即“人民”自身所蕴含的民间关怀、审美趣味与历史认识。批评正是在结合这一点上，显示出既精英又平民的特点。

确定了批评的立场之后，道路和方向应该怎么走呢？所谓历史的和审美的相结合，也就是如何处理好情感与价值、审美与历史之间的张力，将“可爱的”与“可信的”融合于一体。我想应该做的是审美的历史化和历史化当中的现实感。审美的历史化，是批评要在广泛的知识积累基础上，对历史与现实有着整体性的認知，进而谋求具有未来维度的世界观塑造。批评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在认识的历史化之后，对古今中外的文艺发展和理论观念充分广收博取之后取精用弘，才能给予某个作品以明确的定位和衡定尺度，它是一个知识累积与创造的过程。但是历史化并不是沉溺到历史本质主义之中，历史本质主义往往斤斤计较于细节真实而丧失了诗性真实和逻辑真实。所谓“诗比历史更真实”是指文学中的历史有创新和超越的一面。因而历史化中的现实感尤为重要，既不厚古薄今也不厚今薄古，而是像鲁迅所说过的“拿来主义”，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让批评有着现实的广阔伦理关切，而不仅仅是某个小圈子阳春白雪、拒绝更广范围交流的产物，它的目的是推动、促进、提升文艺作品的创作，进而将自身也打造成具有独立艺术品质的作品。这是将“真”与“美”相统一。

批评的艺术性显示了它的独立性，而不再是依附于某个文本与现象的附属物。在“真”与“美”之外，它还有“善”的一面，即康德意义上的道德伦理的目标。它的历史性、审美性和艺术性之外，还应该有其能动性、实践性和生活性的一面。它不是停留在纸面或者新媒体之上的文字符号流，还要反作用于现实，推进现实中文艺技术的变革。为人民服务的现实关怀必定要落在实际文本的鉴别、传播、针砭的行为之中，并且要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观念和生活之中，才能发挥其作用，其目的是为了想象与建构一个更好的未来。

为人民服务，真善美结合，看似简单明了，但在当下的批评实践中，却并不是一个轻易可以达到的标准。2016年7月3日到8日，我在甘肃参加“2016中国当代诗歌论坛”，期间诗人张执浩聊到这样一个观点，他说音乐和诗歌首先是技术，思想云云倒在其次。诗歌写到牛粪或者石头，它们有什么思想呢？思想还不是通过人的语言修辞所表达出来的？我的理解是，在张执浩看来，人们本质上与牛粪、石头一样都是自然中的一员，之所以诞妄地声称思想，其实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在作怪。那些口口声声表达思想的人其实可能在技术上就没有过关。人性从孔子、柏拉图时代到现在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我们所说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并没有超越轴心时代那些大师们，而我们区别于他们的地方恰在于我们在语言、修辞、表述的技术上发生了变化。这种说法虽然有一些问题，但其实也可以借鉴到批评写作上。批评首先要解决技术的问题，而不是成为似是而非的各种形形色色的“理论”和“思想”的演练场。要回到批评最素朴的层面，一个理想中的批评文本，首先应该是明晰的，有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并且能够将它们清通流畅地传递出来，能够形成让人愉悦的审美感受。其次，它应该富于真理性的启发意义，不仅仅是附着于作品或者现象的文本，而是个独立思想的成果，即便脱离开它的论述对象也具备足够的参考价值。第三，它还应该具有伦理上的诚实，以其自身的诚恳给人以道德上的教益，是善的流布，而不是恶劣趣味和品德败坏者的辩护人。

刘云虹翻译批评研究综述 第12篇

1 翻译批评研究

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 翻译批评不仅越来越受到关注, 更肩负着“给文学翻译一个方向” (许钧, 2001:255) 的重大使命。翻译批评同翻译理论与实践息息相关, 通过翻译批评来带动翻译理论的深化和实践的反思, 进行翻译活动被提上了日程。关于翻译批评, 刘云虹教授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方面从翻译家和翻译个案来看翻译批评。《从林纾、鲁迅的翻译看翻译批评的多重视野》以翻译家前辈林纾和鲁迅的翻译为对象, 来重新审视翻译批评的纬度和视野

指出翻译批评应重视译者对翻译的认识和定位, 应从多元化, 多重角度来考察

翻译实践过程中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及文化因素。反对翻译批评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和文本的简单对比和比较, 以及把“信, 达, 雅”中的“信”作为唯一尺度来评价翻译作品的现象。《从批评个案看翻译批评的建构力量》从翻译批评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三个翻译批评个案为对象, 旨在说明翻译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翻译批评的发展有助于推动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提倡要发挥翻译批评的反思讨论与争鸣作用, 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的翻译批评精神, 积极营造轻松愉快的翻译批评氛围, 来使翻译批评向着更科学、有益的方向发展。

第二方面从翻译的功能、特性来论述翻译批评。《翻译的挑战与批评的责任》通过分析莫言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部分取决于葛浩文的翻译这一现象, 指出要使中国文学、文化要“走出去”, 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语境下, 翻译批评必须从新的历史文化背景出发重新审视一些翻译方法策略、翻译价值及标准等诸多翻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翻译批评才能有长足发展。《解释的合理性:文学翻译批评的基础》指出翻译批评不能仅仅只拘泥于关注译作文字层面, 而且要深入探究在文字诠释和转化过程中渗透着译者主体性的翻译道德和翻译策略的分析, 从而确立翻译实践的可靠标准。为学术界的翻译批评提出科学、可行性的评价标准。

第三方面从译者行为来看翻译批评。翻译批评是一种动静结合的过程, 不仅包括译作价值及评价这个结果, 还包含了原作、原作者以及译作、译者和读者在内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论文学翻译批评的多元功能》指出译者首先是读者, 才能成为文化的传播者, 译者不仅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和审美情趣, 还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去理解原作的内涵, 使翻译作品体现他译者对翻译的态度和立场, 使翻译批评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即澄明翻译失败之所在, 开启复译的大门, 为翻译提供多元的、可参照的翻译方案。翻译是受历史、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制约的复杂活动, 因而翻译批评也应涉及从翻译选择到翻译接受的整个翻译动态过程。因此《选择、适应、影响——译者主体性与翻译批评》里强调要重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综合考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观选择对翻译批评的重要意义, 深入洞察影响翻译选择的各种主客观因素, 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客观公正地对翻译现象进行描述, 对翻译结果进行评价。

2 翻译理论及标准研究

翻译的价值在翻译批评中得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它不仅对翻译的内在本质有着深刻的揭示与启发, 而且能够理性的指导和监督翻译实践, 促进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健康发展。刘云虹教授指出翻译伦理只是翻译研究的一个纬度或层面, 翻译伦理的研究能够决定着翻译批评理论与实践的方向与目标, 有助于明确翻译活动的内在本质, 促进翻译价值观的确立。她的《异的考验-关于翻译伦理的对谈》谈到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构成了翻译的必要性, 无论是翻译语言层面还是诸如翻译策略、方法、技术方面都与文化交流的立场、态度息息相关。翻译伦理研究的本质目标和重要内涵就是如何认识与对待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换句话说, 翻译过程首先要考虑伦理问题, 其次才能是翻译方法方面的问题。

严复的“信达雅”被郁达夫奉为“我国翻译的标准”, “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刘云虹教授的《理论的创新与实践的支点——翻译标准“信达雅”的实践再审视》指出“信达雅”在翻译实践各个领域中所产生的影响,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互动层面对翻译标准“信达雅”进行重新审视, 这三字至今有生命力, 不少人提出的新的标准, 但其实均未超越这三个字, 而在尚未产生更深刻、更全面、更简明、更富于实践指导意义的标准之前, 应该赋予这三字以新的含义, 继承和沿用之。 (陈福康, 1992:469) 。在刘云虹教授的《可译与等值》中指出一部翻译作品的好坏要以其服务对象-目的语读者的喜好程度作为衡量标准。无论原作或是译作, 其唯一的对象是读者。因此, 有必要将读者这个第三方因素纳入翻译理论研究的范畴内。当语言、文化和时间三要素相结合确定了可译性的有限存在后, 译文最大限度地接近原作的追求便与读者不可分割了。

3 翻译活动研究

翻译活动在这里主要是指刘云虹教授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看法以及对一些国内较有影响的关于翻译理论及批评的一些著作的看法和意见。她在《翻译的本体论:“科学观”与“艺术观”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指出翻译研究长期困于目前存在的种种经验主义的二元对立论中, 诸如形与神、直译与意译、忠实与叛逆、归化与异化等。《翻译的本体论》从探讨翻译与人的关系的角度出发, 旨在为翻译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与途径;它先后分别质疑了西方翻译界存在的理性主义和中国译届存在中的实用主义, 试图使翻译理论研究摆脱二元对立, 开辟二者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在国际全球化和多元文化背景下, 翻译的文化属性迫切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 翻译活动也已经越来越被认同为“一种文化传播和文化阐释” (刘云红2006:10) 。翻译理论和实践要与文化并重, 《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中指出译者要注重翻译活动的跨文化交流本质, 结合中国20世纪不同阶段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因素来评价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历程、接受及影响, 为译介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注入了新的活力。除了翻译途径、译介与接受方面, 刘云虹教授又从翻译研究方法方面对《翻译适应选择论》进行了评析, 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生态学的背景下来重新探讨翻译活动的本质、主体、过程、原则、方法和标准, 从而构建翻译研究的生态学理论新途径, 为译学理论研究开辟新视角。

4 小结

随着翻译实践活动范围的扩大, 翻译批评的对象和方法也日趋多元化, 从基于批评者的个人经验和情感倾向, 评点单一译本优劣与得失, 到以语料库等可量化、可再验性的译文质量评估方法来对比考察原作与译作的风格等 (蓝红军2012:15) , 译学界对翻译批评的方法做过诸多的总结和归纳, 如许钧 (1992:51-55) 将常用的翻译批评方法归纳为逻辑验证的方法、定量定性分析方法、语义分析的方法、抽样分析的方法、不同翻译版本的比较、佳译赏析的方法等;王宏印 (2009:83-105) 提出了细读法、取样法、比较法、逻辑法、量化法、阐释法、互文法、历史法、模型法和评价法等十种翻译批评方法;肖维青 (2010:186-259) 总结了赖斯模式、纽马克模式等十三种翻译批评的模式。刘云虹 (2013:56) 则以语言学、多元系统论、现代阐释学、翻译伦理四种理论途径为代表, 对语言学模式下的翻译质量评估, 提出了以“规范”概念为核心的描述性翻译批评和现代阐释学视角下的建构性翻译批评以及有助于确立翻译价值观的翻译伦理研究。翻译批评是站在这个时代应有的价值立场上, 对翻译现象进行历史与文化的阐释, 对翻译发展趋向给予规范与引导。翻译批评任重而道远, 需要更多的年轻学者, 翻译家来推动和引导翻译和翻译批评的健康发展。

摘要：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加深, 翻译的价值被日益的显化, 翻译批评作为翻译学科建设的内在要求越来越受到翻译界学者的关注, 该文旨在对刘云虹教授的翻译批评及理论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研究, 希望对翻译本质有更深入的揭示、对翻译实践有更理性的监督和指导。

关键词：刘云虹,翻译批评,文学翻译,翻译理论,综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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