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武陵山区范文（精选6篇）
湖南武陵山区 第1篇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 “采取对口支援等多种形式, 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 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由于历史、自然条件及地处省际边缘地带等多方面的原因, 湖南省武陵山区仍属于欠发达地区, 至今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 属于典型的连片特困地区, 是全国7个特殊贫困类型地区之一。党的十八大提出我国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如果武陵山区不能如期实现全面小康, 则全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必将受到影响, 正因为如此, 扶贫和脱贫自然成了武陵山经济协作区建设的核心。在中央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新一轮举措中, 武陵山区被列入国家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之一, 新制定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将武陵山区作为重点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加以扶持, 湖南省应该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努力加快该区域的扶贫开发步伐, 实现不同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让民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通过加快武陵山区扶贫开发的步伐, 能够逐步优化整个区域的经济结构, 不断促进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实现武陵山区共同进步, 最终缩小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 并能为全国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协作发展起到示范作用。因此, 加强武陵山区贫困问题的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当前关于武陵山区科学发展与扶贫攻坚的研究主要是从资源有效配置的经济学视角展开。具体而言, 向延平的研究关注了旅游生态扶贫, 采用模糊分析法对地处湘鄂渝黔的6个市州的旅游扶贫生态绩效进行了模糊分析, 认为旅游扶贫生态绩效最为显著的是张家界市, 其余依次是湘西州、恩施州、怀化市、黔江地区, 最不显著的是铜仁地区;崔永和、陈明灯、黄泽海等人从武陵山区的主体维度出发, 提出内生动力不足是武陵山区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 认为培育内生增长动力的关键在于实现自身素质和能力的全面更新;张大维从生计资本的视角探讨武陵山区贫困的现状与治理;陈德祥、吕学芳、周俊等人提出了治理武陵山区农村人口贫困的主要对策是实施人口转移;彭延炼关注了信息援助与武陵山区扶贫开发的关联, 认为提高信息素质和获取信息的能力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手段, 对于加快新农村建设具有战略意义。
以上研究成果虽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武陵山区的贫困及反贫困状况, 但也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武陵山区内部的区域差异缺少关注。由于武陵山区自身发展的不平衡性, 扶贫开发可能产生不同的经济社会效应;二是对武陵山区不同群体之间的扶贫需求缺少研究, 忽视了在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化的背景下, 社会不同群体对扶贫开发的态度、预期等都是迥异的;三是对武陵山区的社会特质缺少研究, 武陵山区与国内其他区域的比较不足;四是以往对武陵山区扶贫攻坚的对策研究略显不足, 所提出的对策也都比较微观、琐碎, 尤其在扶贫攻坚的机制创新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
二、湖南武陵山区的贫困现状
1. 贫困状况仍很严重
湖南省武陵山区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 是集中连片的较为落后的欠发达区域。在2011年, 新一轮扶贫确定的湖南省48个县, 以约占全省53.1%的国土面积和33.4%的人口, 仅实现全省16.8%的GDP。2011年, 48个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仅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56.8%, 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9.8%。2010年, 邵阳、张家界、怀化、湘西和自治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1 698元/人、12 705元/人、12 523元/人和12 115元/人, 远低于16 566元/人的全省平均水平;2010年, 邵阳、张家界、怀化、湘西自治州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3 760元/人、3 668元/人、3 520元/人和3 173元/人, 远低于5 622元/人的全省平均水平。[1]可以看出, 实现全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就必须切实解决好武陵山区的贫困问题, 换句话说, 没有武陵山区群众的脱贫致富, 就不可能有全省的小康。
2. 贫困形式多样化
湖南武陵山区的贫困最主要的是经济贫困, 该区域的经济发展与省内其他区域相比处于落后状态, 与全国相比差距更大。除了经济的贫困外, 还有其他方面的贫困, 比如金融的贫困, 金融是市场经济的血液, 然而武陵山区的金融业仍很落后, 融资能力非常有限, 经济社会发展缺少必要的金融支持。另外, 还有文化的贫困, 它是造成经济等方面贫困的重要原因, 文化的贫困并不是指该区域没有文化, 实际上, 这里由于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区, 少数民族文化的特点非常鲜明, 贫困的文化特指该区域缺乏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 如何实现该区域的传统文化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当务之急。
3. 贫困程度不均衡
一方面是城乡间的贫困程度不均衡, 湖南武陵山区的贫困实际上是农村的贫困, 相对于农村的发展, 该区域的城市发展并不慢, 城乡间的发展水平极不均衡。所以, 湖南武陵山区扶贫开发的重点仍在农村, 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不起来, 就不可能有整个区域的全面发展。
另一方面是群体间贫困程度也不一样,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湖南武陵山区的阶层分化日益明显, 其中不少群众走上了富裕道路, 但更多的群众仍然没有脱贫致富, 对于这一群体, 他们的贫困程度也是不相同, 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即绝对贫困、一般贫困、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是最为贫困的一个群体, 由于各种特殊的原因, 他们还生活在温饱的边缘, 生存状况比较堪忧;一般贫困界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之间, 主要指那些已经解决温饱问题, 但生活条件仍不太好的情况;相对贫困的家庭有了一定的自我发展能力, 生活条件基本可以, 但仍不富裕。“武陵山区虽然渡过了普遍的极端贫困状态, 但现在并未过渡到一般贫困阶段, 且呈现出极端贫困、一般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且此消彼长的格局。”[2]推进湖南武陵山区扶贫开发, 需要对不同的贫困群体采取不同的方式, 不能一刀切, 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唯有如此, 才能取得较好的扶贫效果。
三、湖南武陵山区贫困的治理路径
通过多年来的扶贫攻坚实践, 我国取得了扶贫开发的辉煌成就,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历史的因素, 也有现实的因素, 既有自身的因素, 也有外部的因素。治理湖南武陵山区的贫困, 必须在扶贫攻坚方式上实现创新, 构建湖南推进武陵山区扶贫攻坚战略及政策, 从而为扶贫攻坚积累制度资源, 以供其他贫困地区实施扶贫开发借鉴。
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湖南武陵山区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多年来的扶贫开发使得武陵山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较大发展, 但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局面仍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公路、铁路、水运、航运等交通建设跟不上发展的需要, 成为制约该区域发展的瓶颈。尤其是农村的道路、水渠等基础建设更是薄弱, 有些偏远山区的道路还没有硬化, 因交通非常不方便, 一些农民很少去城里, 长期呆在山里面, 对外面世界的了解甚少。水渠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也是非常滞后, 农民基本上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 一些水库多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的, 因年久失修, 很多失去了抗旱防洪的功能, 这几年频繁的旱灾给这一地区的群众造成了很大损失。“加快公路、铁路、航空等大空间、多层次的综合运输网络建设, 着力构建联通区域内各市州中心城市和县级城市的综合交通枢纽, 连接重庆、武汉、长沙、贵阳等中心城市的综合运输通道和对接珠三角、长三角、成渝地区的高铁、高速通道, 打造环区域内两小时、环区域外中心城市五小时大交通经济圈。”[3]
2. 加快产业发展步伐
湖南武陵山区由于地理位置及历史等原因, 传统的农业仍是主导产业, 但农业发展的后劲严重不足, 没有形成自身的产业优势, 山地农业的发展缺少特色, 水稻、玉米、茶叶等农作物没有形成优势资源。武陵山区的工业化水平也比较低, 工业发展与省内其他区域相比差距较大, 由于该区域生态资源脆弱, 工业发展受到较大制约, 但这并不意味就不能发展工业。在现代社会, 不发展工业基本上没有出路, 问题是怎样发展工业?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已行不通, 必须走出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 实现生态保护与工业发展的良性循环。由于该区域拥有较好的生态环境, 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旅游业作为阳光产业在这一区域得到了较快发展, 当前旅游发展的不足主要表现在旅游产业链条比较短, 只是让一部分人从中获益, 并没有带动更多的人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这就要想办法切实延伸旅游产业链, 转型提质, 实现旅游与其他产业间的良性互动, 让更多的贫困人口从中受益。
3.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湖南武陵山区地处偏僻, 交通十分不便, 其发展离不开外力的推动, 否则就可能与省内区域的距离越来越大, 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也不利于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因此, 政府有责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针对该区域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策略, 帮助提升发展能力, 实现全省不同区域间的共同繁荣。可以说, 只有实现了这一区域的发展, 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比如要制定生态补偿机制, 因为这一区域的生态环境比较脆弱, 属于限制或禁止开发的区域, 他们为全省或全国的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了自身的贡献, 如果不对该区域进行生态补偿是不公平的。另外, 政府也要进行制度创新, 整合区域发展资源, 打破行政区划界限, 实现区域内合作发展。
4. 提升内生发展能力
湖南武陵山区在借助外力发展的同时, 更要注重提升自身的发展能力。多年来, 国家对该区域的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 采取了整村推进式的扶贫开发, 投入了大量人、财、物资源, 使不少群众摆脱了贫困。以往的扶贫具有短期性, 在扶贫期间, 群众能够获得较大的帮助, 大大降低贫困的程度。但当扶贫单位撤离后, 群众又可能返贫了, 且返贫不是个别现象, 而在扶贫开发中普遍存在, 这说明扶贫开发的效果不能持久, 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扶贫开发作为外来资源, 没有站在贫困区域或贫困群众的主位视角, 扶贫单位往往按照自身的主观愿望进行, 没有充分尊重受扶贫区域或群众的意愿。另外, 在扶贫开发中, 扶贫单位一般只重视硬环境的建设, 比如修道路、建水渠等, 而对群众自身素质的提高并不看重, 因为这些软环境很难衡量, 看不见、摸不着, 政绩不容易显露出来, 结果造成扶贫单位撤离后较易返贫的现象。所以, “应特别重视对该地区的思想扶贫工作, 加大对民族地区送文化、送知识、送观念的扶贫力度, 帮助群众克服‘等靠要’思想、小农经济意识和其他一切封闭、保守、落后的思想观念, 树立现代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竞争意识和改革开放意识。切实落实群众参与的反贫困方针, 充分尊重贫困人口的选择权, 充分发挥广大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让贫困人口充分参与到反贫困治理中来, 尽快改变贫困落后面貌。”[4]促进湖南武陵山区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注重提升内生发展能力, 比如加大人员培训力度、重视教育发展、培养本地乡土人才等措施。
总之, 湖南武陵山区的贫困状况是历史、自然、地理等多种因素的结果。在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层日益明显的背景下, 不能把贫困简单化, 不同群体对扶贫开发的预期是不同的, 性别差异、年龄差异等会对扶贫开发的效果产生影响。湖南武陵山区的贫困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上的贫困, 更是一种文化上的贫困。因此, 在扶贫开发中, 既要重视经济上的扶贫, 更要重视文化等领域的扶贫。扶贫作为外生力量能够为湖南武陵山区的脱贫起到推动作用, 但要把这种力量建立在内生力量的基础上, 尊重武陵山区群众的首创精神, 充分调动当地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湖南武陵山区的扶贫开发在吸取过去经验的基础上, 应该在体制机制方面有所创新, 构建扶贫开发的长效机制。
摘要：湖南省武陵山区仍属于欠发达地区, 至今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 属于典型的连片特困地区, 是全国7个特殊贫困类型地区之一。通过多年的扶贫开发努力, 湖南武陵山区的贫困状况虽然得到了较大改善, 但贫困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治理湖南武陵山区的贫困, 必须在扶贫攻坚方式上实现创新, 构建湖南推进武陵山区扶贫攻坚战略及政策。
关键词：湖南,武陵山区,贫困,治理
参考文献
[1]鲁丽梅.论武陵山区域扶贫开发策略[J].民族论坛, 2012 (7) .
[2]周应华.武陵山区新一轮扶贫开发和农业发展的战略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 2005 (4) .
[3]湖南省政协调研组.加快湖南省武陵山区发展的建议[J].民族论坛, 2011 (5) .
武陵山区湖南新记录植物(Ⅰ) 第2篇
武陵山区湖南新记录植物(Ⅰ)
报道了产自武陵山区的.湖南植物分布新记录属1个:葶苈属Draba Linn..新记录种10个:柳叶黄内楠Actinodaphne lecomtei、轮叶八宝Hylotelephium verticillatum、细叶景天Sedum elatinoides、三小叶翠雀花Delphiniumtrifoliolatum、毛黄堇Corydalis tomentella、纤细黄Corydalis gracillima、川鄂黄Corydalis wilsonii、葶苈Draba nemorosa、锐棱阴山荠Yinshania acutangula、双花堇菜Viola biftora.新记录亚种1个:湖北紫Corydalis acuminata subsp.Hupehensis.新记录变型1个;水棉花Anemone hupehensis f.alba.补充描述了1种,即石门小檗Berberis oblanceifolia的果实特征.归并了2种:保靖淫羊藿Epimediumbaojingense、花叶尾花细辛Asarum caudigerum var.cardiophyllum.
作 者：张代贵 徐亮 邓涛 李晓腾 陈功锡 ZHANG Dai-gui XU Liang DENG Tao LI Xiao-teng CHEN Gong-xi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湖南省植物资源开发利用重点实验室,湖南,吉首,416000刊 名：吉首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SHOU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30(1)分类号：Q949.4关键词：种子植物 植物分布 新记录 新异名 武陵山区 湖南
湖南武陵山区 第3篇
加快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 加大扶贫攻坚力度, 有利于贫困人口整体脱贫致富, 有利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有利于推动多民族交流与交往, 有利于保障长江流域生态安全, 有利于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对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和社会和谐,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对深入探索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新机制、新体制和新模式, 为新阶段全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提供示范, 实现国家总体战略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湖南省武陵山片区现状
湖南省武陵山片区位于湖南中西部地区, 片区山峦叠嶂, 河谷幽深, 地势险峻。属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类型气候。境内有澧水、沅江、资水等主要河流, 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资源蕴藏量大。土地资源丰富, 矿产资源品种多样, 锰、锑、汞、石膏等矿产储量居全国前列。旅游资源品位高, 自然景观独特, 组合优良, 极具开发潜力。境内森林覆盖率达60.1%, 是我国亚热带森林系统核心区、长江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生态屏障。生物物种多样, 素有“华中动植物基因库”之称。经济发展取得明显进步, 教、科、文、卫等社会事业得到长足发展, 民族融合和文化开放程度高, 具备了一定发展基础和条件。同时, 还面临贫困面广、程度深、经济发展落后、基础设施薄弱, 基本公共服务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等特殊困难。我省武陵山片区包括37个县市区 (包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张家界市及邵阳市的新邵县、邵阳县、隆回县、洞口县、绥宁县、新宁县、城步苗族自治县、武冈市, 常德市的石门县, 益阳市的安化县, 娄底市的新化县、涟源市、冷水江市) 。国土总面积为9.28万平方公里。2010年末, 总人口2308.45万人, 其中城镇人口737.55万人, 乡村人口1570.9万人, 片区内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回族等30多个少数民族。
二、湖南省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面临的困境分析
(一) 经济发展水平低, 特色产业滞后。
在我省武陵山片区的43个县中, 有22个少数民族县, 32个革命老区县。2010年, 片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收入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片区农民人均纯收入3582元, 仅相当于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的63.7%和60.5%。按照2300元的新扶贫标准, 片区贫困发生率比全国高8个百分点。经济缺乏核心增长极, 缺乏具有明显区域特色的大企业、大基地, 产业链条不完整, 没有形成具有核心市场竞争力的产业或产业集群。
(二) 社会事业发展滞后, 基本公共服务不足。
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软硬件建设严重滞后, 城乡居民就业不充分。人均教育、卫生、社保和就业支出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0%。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 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
(三) 生态环境脆弱, 承载能力有限。
片区平均海拔高, 气候恶劣, 旱涝灾害并存, 泥石流、风灾、雨雪冰冻等灾害易发。部分地区水土流失严重, 石漠化现象严重。土壤瘠薄, 人均耕地面积为少。发展与生态保护矛盾尖锐, 产业结构调整受生态环境制约大。
三、推进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的对策建议
(一) 加大资金投入, 扶持特色主导产业发展。
对长期依靠财政转移支付才能保工资、保运转的各地财政来言, 资金是头等难题。要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性资金投入力度, 并向基础设施领域倾斜, 适当提高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补助标准, 减免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配套资金, 要逐步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比例, 增强县级政府可支配财力, 同时还要充分利用西部开发政策、民族政策、扶贫政策以及省级政府给予的专项政策, 建立财政资金、信贷资金、社会帮扶资金对基础设施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 激励、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基础设施领域, 建立和完善多元投资模式。
加大项目扶贫和产业扶贫力度。项目扶贫就是要加大政府投入, 加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改善偏远山区生产生活条件, 为特色产业发展提供保障, 为群众脱贫致富创造环境。产业扶贫具体就来说, 就是要继续做大做强以中药材、高寒蔬菜、金银花、猕猴桃、烤烟、富硒农产品、龙牙百合等特色产业, 因地制宜, 通过招商引资寻找战略合作伙伴、组建农业合作社或农业发展集团公司, 集中力量打造特色品牌, 使特色产业成为农民增收脱贫致富的法宝, 为特色县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加大旅游产业的培育及发展。要将旅游业培育成带动武陵山片区脱贫致富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产业。深入推进张家界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点, 支持吉首建设武陵山民族文化生态旅游集散城, 形成“一核 (张家界) 、一圈 (武陵源生态文化旅游圈) 、两级 (凤凰、崀山) 、四线 (地质生态游览线、古城古寨观光线、文化民俗观赏线、休闲养生游憩线) ”的总体格局。依托武陵山片区丰富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 坚持把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放在首位, 围绕把湖南武陵山片区打造成民族文化旅游示范区的目标, 集中力量, 优先发展。目前, 吉首矮寨、古丈红石林和烟雨凤凰等大型文化旅游产业项目相继启动;以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81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项目正在抓紧建设。吉首市以产业转型为支撑, 率先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产业, 启动了武陵山民族文化产业园、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等项目建设;2012年, 全市接待旅游人数达572.89万人次, 创收34.5亿元;“百年路桥奇观, 千年苗寨风情, 万年峡谷风光”的民族文化旅游产业新格局作用初步显现。
(二)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增加公共产品供给。
交通、水利、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滞后给生产生活带来种种不便, 影响投资环境和民生改善, 是制约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的瓶颈。要想富, 先修路, 这句口号在尤显迫切, 国家要加快实施建设已经列入“十二五”国家高速公路发展规划的安北高速、怀邵衡铁路、沪昆高速等项目, 在武陵山片区逐步建立一个结构完善、布局合理、出境畅通、城乡连贯的综合交通网络, 充分发挥交通的聚集辐射功能, 既可以带动武陵山片区的特色产业发展, 又可以把武陵山片区的特色文化生态旅游项目融入整个大湘西文化生态旅游圈, 积聚人气。要加快水利设施项目建设和水能的合理开发, 加强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水利建设。推动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和农村通讯全覆盖。
加强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培训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的一项重要工作, 是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的主要途径, 特别是加强对偏远山区、条件恶劣地区的“农二代”、“农三代”进行技能培训, 建立良好的就业服务体系, 可有效转移劳动力就业, 使之成为新一代产业工人, 逐步融入大中城市, 减少农业人口。
(三) 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拓展武陵山片区生态承载能力。
国家和省要尽快出台生态补偿机制, 鼓励和扶持封山育林、退耕还林, 加强生态建设和保护, 加大移民力度, 将武陵山片区建设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打造全省“绿心”。我省武陵山片区森林覆盖率超过60%, 高寒山区近1/3,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要让老百姓感到搞生态建设、保护环境不仅不吃亏, 而且还有经济补偿, 这样可以进一步提高他们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守住了我们这片青山绿水, 同时还可以让下游喝到干净的水, 呼吸新鲜的空气, 一举多赢。
湖南武陵山区 第4篇
关键词：绿色农业发展,路径优化,武陵山连片特困区
1 武陵山连片特困区绿色农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动因分析
1.1 优化绿色农业发展路径是片区统筹保护环境和脱贫致富的客观要求
在响应国家号召与武陵山连片特困区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背景下,优化绿色农业发展路径是武陵山连片特困区统筹保护环境和脱贫致富的客观要求。2011年政府颁布了《武陵山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提出要协调好武陵山连片特困区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绿色农业作为农业物种的保护及其生存环境的改善的可持续现代农业发展模式,不仅能有效利用资源,降低对环境的损害,还能将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提高武陵山连片特困区生产力,兼顾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而现阶段武陵山区绿色农业滞后,无法满足连片特困脱贫要求,因此,优化绿色农业发展路径成为该地区发展的客观要求,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环境的改善与“资源瓶颈”的突破有极大的裨益。
1.2 优化绿色农业发展路径是片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主观选择
绿色农业符合武陵山连片特困区发展的现实需求,有助于区域环境保护、农产品数量与质量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优化绿色农业发展路径是武陵山连片特困区利益最大化的主观选择。优化绿色农业发展路径有助于破解武陵山连片特困区农业发展中的两大矛盾:(1)生产规模和产出效益之间的矛盾。武陵山连片特困区山地众多,其可利用的土地资源较为缺少,在有限的生产规模和产量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延长绿色农业产业链,增加附加值来实现。(2)资源投入和最终产出之间的矛盾。受农业高投入、低收益与传统观念的影响,大批年轻劳动力选择在外打工,导致片区出现空心化与土地抛荒现象。我们可以通过优化绿色农业发展路径,促使土地的产出收益大于或等于其机会成本,吸引农民回归农业。
2 武陵山连片特困区绿色农业发展路径优化的障碍因素
2.1 行政区划管理碎片化,绿色农业发展“各自为阵”
在片区绿色农业发展路径优化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各自为阵”,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整体规划与统一协作。这些问题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武陵山片区绿色农业发展相关事宜没有部门牵头进行统筹规划,片区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农业项目高度相似。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关于绿色农业发展的管理标准不统一,导致地方行政区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制定地方规则,大兴地方保护主义之风,严重制约了片区绿色农业发展的整体效益。
2.2 绿色农业技术供给不足,“最后一公里”问题难以解决
农业科研资金的匮乏,涉农企业、农业科研机构对于绿色农业技术的开发创新积极性不高。而推广问题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农技术推广正外部性与技术开发利益驱动不足的矛盾,企业和科研机构在开发中很难获取直接效益;二是片区绿色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正处于“网破、线断、人散”的状况,推广工作工作难以维系。
2.3 长期粗放耕作经营,绿色农业比较效益不显著
武陵山连片特困区自然与社会环境系统具有较强的自我封闭性,长期处于粗放耕作经营。武陵山连片特困区粗放经营的传统农业发展模式导致农作物种类虽多,但由于其质量与标准化等因素,特色农业产业体系难以形成。山区大多农产品都是将初级农产品和原料农产品未经过加工或初加工进行直接出售,附加值很低,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绿色农业比较优势无法得到充分发挥,比较效益低。
2.4 资金投入相对不足,绿色农业产业化水平低
通过相关部门统计,武陵山连片特困区的财政投入的绝对量虽在不断增长,但农业投入所占的份额比重不足10%。我们需要增添农业投入总量,同时也应优化武陵山连片特困区绿色农业投入结构。绿色农业产业化是绿色农业发展的新阶段,以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为前提,以农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逐步形成完善的绿色农业产业链。然而,通过查阅整理国家统计局在2014年所得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发现武陵山连片特困区第一产业劳动力所占比例达到91.25%,其总体的产值占武陵山贫困山区农村社会总产值的92.3%,传统的务农结构仍旧占主导地位,绿色农业产业化水平低。
3 武陵山连片特困区绿色农业发展路径优化指向
3.1 强部门区域合作,建立绿色农业发展一体化合作机制
随着武陵山连片特困区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区域合作成为武陵山连片特困区发展的必然选择。国家出台《武陵山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试图打破以往各省市贫困地区各自为阵、单打独斗的格局,几年来合作推进了武陵山龙来凤经济协作示范区建设、凤凰铜仁机场、黔张常铁路和张花高速等协作项目,为片区绿色农业联合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武陵山连片特困区应该加强部门区域合作,建立绿色农业发展一体化合作机制,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
首先,建立武陵山绿色农业发展协调机构,合力制定武陵山区绿色农业发展规划。一方面可以将集中资金解决关键问题,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有利于武陵山资源优化配置,避免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实现整个区域的协调发展。其次,建立武陵山连片特困区绿色农业信息平台,将互联网思维融入武陵山绿色农业发展中。不仅有利于让政府能及时了解农业主体的需求,农业主体能及时得知新的方针政策。还有助于企业与农户了解绿色农业市场信息,掌握绿色农业技术,为农业主体决策提供一定依据,促使整个区域绿色农业的协调发展。最后,各经济部门和企业也应在遵循相关政策和原则的基础上,互相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实现区域产业的优化布局,促进各地产业互补和产业延伸,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升级。
3.2 推动绿色农业科学技术创新,加快武陵山区绿色农业科技现代化
绿色农业科技创新是推动武陵山区绿色农业优化发展的核心动力,决定了片区绿色农业生产效率。[1]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具体措施来促进片区绿色农业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一是加强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扶持,加大对农技科研投入。重点加大对农业基础性、公益性及对贫困山区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有较大影响的先导性技术研究的支持力度,并促使片区四省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与企业形成合力,共同培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优良新品种,保障片区农产品数量与质量安全。二是创新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将涉农企业作为技术推广主力军。涉农企业开展绿色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为农户提供农业物质生产资料、农业销售信息以及农业技术指导。在这种互利互惠的推广模式中,农产品的附加值、企业形象与农民收入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还有利于绿色农产品的加工、精包装、运输、销售“一条龙”的形成。
3.3以供给侧改革推动绿色农业发展,保障供给与需求的持续有效互动
面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区粗放的农业发展、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与中国经济新常态等问题,单纯刺激消费已经不能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农业发展要进行供给侧改革,这为武陵山片区绿色农业优化发展提供新思路。供给侧改革要求通过提高绿色农业品质,拉动绿色农业需求,促使供给侧与需求侧协同运转,对于优化武陵山连片特困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以供给侧改革推动绿色农业发展,应该将供给作为基点,从以下多个环节入手,保障供给与需求的持续有效互动。一是培育绿色消费观念。要实现绿色农业的健康发展就需要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单单有绿色供给或绿色消费需求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在做好供给的同时,也需要不断培育绿色消费观念,从而扩大绿色需求。二是营造合理绿色农业市场。我们需要营造合理市场环境,为绿色农业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外部环境,才能有效推动武陵山片区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三是培育武陵山连片特困区特色农业。随着人们对高品质绿色农产品需求不断攀升,武陵山片区应该抓好机遇,发挥武陵山区优势与特点,生产符合市场需求的优质农产品。
3.4 创新绿色农业融资模式,鼓励绿色农业产业公私合营
农产品的特有属性及武陵山片区农业投资现状与特点要求我们创新绿色农业融资模式。农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要求政府、农民与企业共同承担供给责任。但由于引进领域的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周期长、投资受益有限、对专业水平要求高的投资特点,政府、农民、企业任何一方都无法独挑大梁。我们可以通过创新“政府+企业+农户”投资模式,将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进行有机结合。将武陵山片区绿色农业产业化作为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结合点,资金均直接投入绿色企业,能有效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通过这种公私合作模式下,将公共财政作为“引子”,引导民间资本等社会资源进入武陵山片区绿色农业发展,促使区域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绿色农业公私合作模式还需要做到利益共享,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进行有效统一,发挥生态环境的改善、社会价值和产业带动效应。
4 武陵山连片特困区绿色农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政策保障
武陵山连片特困区绿色农业发展路径优化过程中也需要政策保障的护航,从而促使路径优化的顺利进行。一是创新土地制度,实现土地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三权分立”。在农户自愿的情况下,坚持适度经营原则,加快土地流转进程,实现武陵山片区绿色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二是创新组织形式,发展契约一体化组织形式。武陵山区产业化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发展契约一体化组织形式,能够通过合同(契约)使龙头公司一头连接农户,一头连接市场,实现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龙头企业充当市场的载体或媒介,实行贸工农一体化经营。[2]三是完善生态补偿管理体系,保障片区生态利益。构建武陵山片区生态文化创新、生态技术创新、生态制度创新三位一体的绿色农业产地环境生态补偿绩效创新管理体制。[3]四是加强生态资本运营管理,推进武陵山区生态资本保育、增殖进程。研究制定片区资源开发监管条例,编制生态资本运营与生态恢复的技术标准及技术规范。[4]
参考文献
[1]龚勋.我国绿色农业发展基本路径探析[J].农业经济,2012(7):53-54
[2]严立冬,邓远建,李胜强.绿色农业产业化经营论[M].人民出版社,2009.
[3]邓远建,肖锐,严立冬.绿色农业产地环境的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1):120-126.
湖南武陵山区 第5篇
在桑植县各家族间广泛存在着自身独特的民间习俗。如彭姓家族的“行家礼”和“墓祭”、黎姓家族的“冬至祭始祖”以及向姓家族的“加冠、告祖”结婚仪式等。这些仪式都源于南宋儒学大师朱熹所著《朱子家礼》一书。且在各家族家谱中都存在着“朱子家礼”仪式的相关记载。据民间艺人钟以承 (89岁, 走马坪乡, 白族, 2年私塾, 通器乐, 以佛事为主) 回忆, 在其八九岁时, 曾亲眼所见榜文中明确写着行“朱子家礼”的字样, 所以在当地有文化地位高的老人去世后一般要求举行“行家礼”仪式。
一、“朱子家礼”仪式的主要内容及文化内涵
《朱子家礼》一书是朱熹根据《仪礼》《礼记》等古礼改编而来。《朱子家礼》书中详细记录和规范了从祭品到仪式本身的全部过程, 从它的产生意义来看, 它是一部将宫廷祭祀礼仪发展成民间家庭祭祀礼仪的主要力量。是对儒家“礼”学的重要阐述和延续, 也是朱熹理学的最为重要内容之一。
《朱子家礼》全文由通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五部分组成。其中“通礼”主要分为三部分, 依次是祠堂、深衣制度和居家杂仪。“冠礼”即古人的成年礼, 分男加冠和女开笄。年龄在15到20岁之间都可以举行。而现在冠礼和婚礼一般同时进行, 演变成婚礼中的“加冠、告祖”仪式。仪式一般在成婚前完成 (也可在婚礼当天举行) , 又有大告祖 (三天) 和小告祖 (一天) 之分, 男女皆可操办。“丧礼”即对已故老人的孝礼, 在“朱子家礼”中的篇幅最多。从讣文到榜文, 从成服着装到仪式方位的每个环节步骤都有详细的规定。“祭礼”主要由四时祭、冬至祭始祖、春至祭先祖、清明墓祭组成。现据我的了解在桑植县本地仅存冬至祭始祖和墓祭两种形式, 而所有“朱子家礼”仪式均以三献礼的形式存在。
在“冠、婚、丧、祭”四礼中保留了大量《诗经》《礼记》《论语》等儒学精髓, 具有很高的文学研究价值。如“婚礼”中唱《关雎》《桃妖》之歌, “丧礼”中则颂大学、正气歌、八卦序等。总体来看, “朱子家礼”一书继承了传统有不拘泥于传统, 朱熹在仪式中简化了很多繁杂的内容, 又补充了一些新的实用内容, 基本做到了与时俱进的修改, 他继承了司马光敬宗收族的理念, 突出了宗族的地位, 符合当时上层社会的需求。有很好的社会教化功能, 为稳定当时的社会和家族制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如书中倡导的尽孝、礼让、亲善等, 在现代来看对治家、处事等各方面都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实用性。
二、“朱子家礼”仪式的分布现状
“朱子家礼”虽然在各家族家谱中均有记载, 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却表现出各自家族的特点与不同。现就桑植县空壳树 (包括叶家桥) 、汨湖、竹叶坪三个相邻的乡, 不同家族对“朱子家礼”仪式的实际应用和阐述进行比较。
空壳树乡“朱子家礼”仪式主要体现在彭姓家族中, 有“行家礼”和“清明墓祭”两种仪式。其家族中的儒生是全县唯一能举行“丧礼” (当地称“行家礼”) 仪式的班底, 且儒生们年龄均在80岁上下。因现在要求“行家礼”的需求减少并多以佛事代替, 所以在佛事中会偶尔会穿插一点“行家礼”的仪式。而“清明墓祭”在彭姓家族中有着良好的基础。每年清明节彭姓族人都会相约一起去慈利县 (与桑植县相邻) 彭祖墓前祭拜。每次包车30余辆, 人数多达2000左右, 且有录像光盘记录。但仪式如由本地人 (慈利县彭姓人) 操办, 一般用道士祭祖, 如由空壳树儒生们操办则为“朱子家礼”中的“清明墓祭”仪式。
汨湖乡政府街道旁300米处即建有黎氏祠堂, 刚修几年, 是当地唯一的祠堂。每年黎姓族人都会举行“冬至祭始祖”的家族活动。因没有采访到其家族相关人员, 所以不明确其祭祖仪式的相关内容。但从竹叶坪乡向氏族谱记载看, 明确记录了“冬至祭始祖”为每年续谱日, 即把家族中每年新生人员记录到家谱中去。
竹叶坪乡的向氏家族曾经以“加冠、告祖”结婚仪式最为著名。但据阴阳先生向高儒 (原来的老儒生, 83岁土家族, 干洞村人, 小学文化) 回忆, 90年代后再没有举行过这样的婚礼仪式了。他曾经在许多“加冠、告祖”仪式中任主礼生副职主持仪式, 对当年他一唱众合的场面历历在目, 他还对婚礼中的古赞词做了很多补充和大量的修改, 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随着其他儒生的离去, 现仅存“加冠、告祖”仪式的文本手稿。
总体来看, “朱子家礼”仪式曾广泛存在于桑植县各家族间, 因西方文化礼仪的蚕食, 基本趋于停止不前或自生自灭的状态。并且各家族对“朱子家礼”没有统一的认识, 儒生们没有相互学习借鉴的意识, 导致现在仪式的四分五裂, 面临随时消亡的尴尬境地。
三、“朱子家礼”仪式的音乐现状
与其他仪式一样, “朱子家礼”仪式中也存在着大量的音乐形态。在“加冠、告祖”仪式和“行家礼”仪式的文本中, 详细记录了各种赞词的唱板。如“加冠、告祖”仪式中就有老板、高板、平板之分。在“行家礼”仪式中有不仅有高板、平板还有呼魂板、缈板、哀板等唱腔。在演唱中有独唱、对唱、陪唱、合唱以及即兴演唱等多种形式存在。据钟高超 (62岁, 钟以承徒弟, 侄孙, 通乐器演奏, 做佛事) 所说曾经有儒者在“行家礼”中唱哀板唱哭了所有在场的亲戚朋友。而据向高儒回忆, 在“加冠、告祖”婚礼仪式中以即兴演唱最为精彩, 客人献什么, 儒生们就要唱什么, 并且以五字或七字成句, 共4句为一段体, 既考验了儒生们的应变能力, 又活跃了现场的气氛。
“朱子家礼”仪式音乐除了演唱外还有大量的器乐演奏。一般分为大乐、中乐和细乐三种。大乐由锣鼓、唢呐、笛子等齐奏再加上鸣炮。中乐由唢呐演奏, 而细乐则由笛子演奏。在唱完赞词后一般都会出现奏乐的篇章。除此外在“行家礼”的仪式文本中还出现了10个古乐的曲牌, 如《离娘苦》《离别难》《哭皇天》等。但在实际操作中, 据钟高超说, 在他参与的“行家礼”仪式中并没有以上曲牌。他在奏中乐时用唢呐吹《升天堂》《水落音》等曲目, 在细乐演奏中用笛子吹奏《公车》 (八板) 等。而在“加冠、告祖”婚礼中曾演奏中乐《满堂红》和细乐《扮装台》、《求财五福》等曲目。由此可见, 在实际操作中, 演奏曲牌与文本记载有着很大的差异性, 这可能是民间缺乏器乐演奏人员有关。
德宏阿昌族传统音乐的传承与保护
李剑波 (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2010级研究生云南昆明650000)
摘要:德宏阿昌族传统音乐依附于阿昌族各项民俗活动而存在, 欲真正传承和保护好德宏阿昌族传统音乐, 就要保护民俗、继承传统, 将德宏阿昌族传统音乐纳入各级学校的音乐教育当中去代代相传。
关键词:德宏阿昌族传统音乐;民俗特性;传承与保护;学校音乐教育
一、德宏阿昌族传统音乐概述
德宏阿昌族是中国云南省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 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德宏州陇川、梁河等县。操阿昌语, 分梁河、户撒两种方言, 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梁河县的阿昌族多住半山区, 受汉族影响较大, 习称“大阿昌” (高包头, 以弓箭为标志饰物) , 信奉多神, 亦崇拜祖先。妇女戴黑布高尖包头, 通汉语;陇川县户撒乡的阿昌族多住靠水的平坝, 受傣族影响较大, 习称“小阿昌” (团包头, 以白象为标志饰物) , 普遍信仰小乘佛教。妇女戴黑或蜡黄布团包头, 通傣语。好嚼槟榔加烟草, 以齿黑为美, 行一夫一妻父系小家庭, 同姓不婚, 行土葬。阿昌族虽有自己的语言, 但没有文字。阿昌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创造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阿昌族传统音乐。由于地域不同梁河县、陇川县的传统音乐有所不同。
1. 梁河县的传统音乐
民歌有史诗歌:阿昌族因无本民族自己的文字, 其民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叙事诗等的传承, 主要靠吟诵式口口相传。如《遮帕麻与遮米麻》等。山歌/情歌:“正格开”“索喂”“杂尼史瑙开”。杂勒扎:译为小嗓歌。杂列玛:译为大嗓唱的歌。哭调。儿歌“绕古玛格尔”。
舞蹈歌:登窝罗开, “登”即跳, “开”即唱, “窝罗”二字, 源于古时阿昌先民猎获野兽后, 众人升起篝火烧吃并围火起舞喊叫着“窝罗”, 后成了舞蹈名及传统民歌的歌种称谓, 亦是这种歌开头的衬词。发展后的“登窝罗”由唱跳“把套昆”“把松昆”“则勒玛”三程序组成。梁河县阿昌族的乐器多数是汉族传入的。如笛子、二胡、唢呐、堂鼓、锣、钹等, 多用于“登窝罗”时伴奏。
2. 陇川县的传统音乐:
山歌有:相格 (大声唱) 亦称“大山歌”;相作 (小声唱) 亦称“小山歌”。陇川山歌不同于梁河山歌, 其唱词有不少阿昌古词语和傣语词, 具有阿昌族山歌的传统特征。当今阿昌族的青年男女较难以理解和掌握。祭祀歌;舞蹈歌“相莫”。“相”即唱或歌, “莫”即师傅, 译为“师傅歌”。来自傣族的歌舞“喊本光” (跟鼓调) 。
四、“朱子家礼”仪式及其音乐传承的可行性
首先, 在当今社会西风盛行。西式婚礼以及丧礼中吹奏西乐、唱流行歌曲等已经由城镇转入到广大农村, 倡导和恢复自己的礼仪制度刻不容缓。当然传承是需要改变的, 完全照搬古礼则必然行不通。只有将其为现代的社会生活服务为目的, 才有其仪式顽强的生命力。关键是哪些仪式该保存, 而哪些仪式要做改进, 则需要我们这代人去努力。
其次, 从“朱子家礼”的内容来看, 四礼缺一不可。“冠礼”古代的成年礼, 在现代新中国成立60年了还没有自己的成年礼, 很可悲。“婚礼”“丧礼”更不用说, 必须有的, 关键要坚持自己的特色, 不能全盘西化。而清明墓祭已经立法成节假日了。
其实, “朱子家礼”不仅在武陵山区, 在全国各地都有其极
陇川县阿昌族的乐器有:气鸣乐器:“拍勒翁” (葫芦箫) , “筚端相” (亦称“拍勒咸翰”, 又因该乐器多在阳春三月农闲时吹奏, 故亦称“三月箫”) 。弦鸣乐器:“玎叨”, 拉奏类弦鸣乐器, 傣语, “玎”是弦, “叨”是葫芦, 即用葫芦或椰子壳做琴筒, 蒙以笋壳的两根棉弦的拉奏乐器。形制与傣族的“西玎”相似。膜鸣乐器:象脚鼓;体鸣乐器:铓、镲等, 均与傣族的相同[1]。
二、德宏阿昌族传统音乐的文化生存空间
由于德宏阿昌族没有自己的文字, 其传统音乐的传播方式都是通过口耳代代相传的自然传播方式得以传播、传承至今。阿昌族传统音乐在生产生活、节庆习俗、宗教仪式的文化语境中传播, 依附于阿昌族各项民俗活动代代相传至今。阿昌族全体社会成员通过自己参与实践的习得行为, 在视、听的过程中耳濡目染、谙熟于心, 获取音乐的内在节律和韵味。阿昌族传统音乐的蕴含着浓郁的阿昌民俗文化特性。
1993年5月20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统一阿昌族节日名称和时间的决定》, 正式将阿昌族的“会街节”和“窝罗节”统一为“阿露窝罗节”, 于每年的公历3月20日举行。节日时间为两天, 节日标志是青龙、白象和弓箭, 是阿昌族人民欢庆丰收、幸福吉祥和开拓创新的象征, 节日保持着阿昌族各地原来的庆祝方式和特色[2]。每年的“阿露窝罗节”, 是阿昌族最为盛大的节日。节前, 阿昌人精心搭设起“窝罗台坊”, 台高约1米, 4米见方, 中央矗立着左右两块牌坊, 顶端以一张昂挺耸立的巨大木刻满弦弓箭连接。这是阿昌族的神箭, 象征着人类始祖遮帕麻智胜魔王, 射落毒焰灼人的假太阳, 恢复大地秩序, 唤回万物生机。左牌坊顶部描绘着光芒四射的太阳, 右牌坊顶端绘制着蓝天皎月图;太阳图案之下是一幅男子的盛装彩图, 皎月图案下面则绘有女子盛装彩图, 分别表征着天公地母—人类始祖遮帕麻和遮米麻。节日那天, 远近村寨的阿昌族纷涌而来, 汇集于庆典中央窝罗台坊四周, 唱民歌、登窝罗舞、跳象脚鼓舞、摆手抬脚舞共同庆贺节日。
和当地的傣族一样, 阿昌族也过泼水节。过泼水节时, 以竹扎的“花塔”, 上插青松枝、椎栗花等, 举行迎“摆神”“浇花”仪式时众唱祭祀歌。
在新婚嫁娶、贺新房、年节时, 迎客对唱杂勒扎 (译为小嗓歌) 。包括“把套昆” (直译为“惊动调”, 意译为“邀约调”) 、“把松昆” (直译为“好看的袖子”, 意译为“扯袖约伴来候承”, 即为“候承调”) 两种曲调。对唱时全体成员环绕摆着烟、酒、茶的桌子而舞, 舞步多模仿动物动作。“稍竿”领唱, 众人跟后应和, 应和时先唱领唱句子的后几字, 然后再重复
好的基础。从民间各姓家谱中大部分都有“朱子家礼”的记载与体现, 有很好的家族、民族认同感。而现在最需要做的是收集各地方“朱子家礼”仪式及音乐的手稿, 而后再做整理和修改, 最后推广到全国各地, 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的到来, 儒家文化会因我们而进步和强大。
参考文献
[1]王柏中.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M].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5
[2]李安辉.中国民俗史丛书[M].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3]陈高华.中国风俗通史[M].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4]曹本治.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7
[5]陈廷亮.彭南均.土家族婚俗与婚礼歌[M].民族出版社, 2005
湖南武陵山区 第6篇
交通对区域发展具有引导、支撑和保障能力, 是反映区域发展条件优劣的重要指标[1]。高质量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交通网络的提高将加强区域间的联系, 减少交易成本, 对区域发展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交通网络的发达程度将对区域空间的相互作用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从而最终改变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潜力及经济活动区位优势, 并反过来促进对交通的投资, 形成良性循环。贫困地区交通设施往往落后, 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俗话说“要想富, 先修路”, 加快交通设施建设, 往往是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
交通设施网络的地域组织特征及其产生的空间社会经济效应始终是城市规划、交通地理、经济地理、区域经济等领域的研究重点[2]。在以前研究中, 大多数学者都采用可达性进行分析[3,4,5,6,7,8,20,21,22,23,24,25,26]。金凤君等在2008年首次提出了交通优势度的概念, 从“质”、“量”和“势”三个方面建立了交通优势度模型, 对全国县域交通优势度进行了甄别[1]。此后, 各学者纷纷效仿, 分别对海南省、山东省、广东省、河北省、山西省、湖北省、济南都市圈、中原经济区、黄淮海平原、长三角等地的交通优势度进行了评价, 并针对各自研究区域对交通优势度模型进行了改进[2,9,10,11,12,13,14,15,16,17]。其中部分学者只对交通优势度的空间格局和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9,10,11,12,13,14], 还有部分学者比较分析了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2,15,16,17]。
纵观已有研究成果, 大部分交通优势度相关研究都以省为研究区域进行了实证研究, 但跨区域跨省域的研究相对较少, 与贫困的相关分析不多。而针对2011年11月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 》 (简称“新纲要”) 中提出的扶贫开发主战场———连片特困区, 无论是对其交通优势度的研究还是对交通与贫困耦合内涵的研究尚属空白。
在此背景下, 本文针对“新纲要”规划的14个连片特困区之一———武陵山片区及其周边四省, 以县域为研究单元, 通过研究片区内各区县交通优势度与反映贫困地区县域贫困的核心指标之一———人均GDP的耦合关系和空间分布特征, 分析研究了区交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 可对片区扶贫开发规划和实施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以期逐渐提高连片特困地区的经济竞争力, 促进其经济发展。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由于交通具有外部性, 故本文选择图1 (封三) 所示的武陵山片区及其周边四省为研究区。武陵山片区位于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的交界地区, 依据《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 (2011—2020年) 》, 共包括71个县 (市、区) 。其中湖北11个县市、湖南31个县市区、重庆7个县区、贵州16个县市。国土总面积17.18km2, 2010年末总人口3645万人, 其中城镇人口853万人, 乡村人口853万人。境内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回族和仡佬族等9个少数民族。片区中有41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按国家统计局测算的结果, 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1196元的贫困人口301.8万人, 贫困发生率11.21%, 比全国高7.41%。片区内主干道网络尚未形成, 有47个乡镇不通沥青水泥路, 占乡镇总数的3.41%;9271个行政村不通沥青水泥路, 占行政村总数的40.25%。
2.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研究中道路网数据以最新的全国1∶25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为基础, 火车站、机场等交通设施来源于Google地图, 社会经济数据源于2012年研究区范围内各省的《统计年鉴》和各县统计公报。以上数据在使用前经过矢量化、投影变换、地理配准等预处理。
3 研究方法
交通优势度是评价区域交通优势高低的一个集成性指标, 核心是以定量的手段从相对角度判别该区域交通条件的优劣以及级别的高低[1]。为了更好地分析研判连片特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及其分布格局, 本文根据研究区特点, 构建能够综合反映研究区“量” (交通网密度) 、“质” (交通设施邻近度) 、“势” (可达性) 的交通优势度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 以县为研究单元, 对研究区的交通优势度进行评价。用该值与反映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人均GDP进行耦合, 并进一步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和相关关系。
3.1 交通优势度评价模型
交通网密度:交通网密度反映了区域交通网的疏密程度, 考虑到公路是人们出行的主要方式, 铁路对交通的贡献主要反映在站点上, 故本研究只选取公路网密度进行评价, 计算公式为:
式中, Di表示县域i的交通网密度, Li表示县域i各公路长度, Si表示县域i面积。Di值越大, 表示交通条件越好。
可达性:可达性反映了区域单元到目标地点的便利程度, 本文选取人口和GDP加权时间成本进行衡量。对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四级及等外公路分别赋予速度100km/h、80km/h、60km/h、40km/h和20km/h。由于出行目的地主要集中在地级市和省会城市中心, 所以本文计算了各县到各市中心和所属省会的加权时间成本。由于重庆市是一个省级单元, 为了便于比较, 将重庆市按照直辖前的行政区划, 划分为重庆市市区、涪陵、万州和黔江。计算式为:
式中, Ai表示可达性, Tij表示县域i到j的时间成本, Mj表示GDP或常住人口。Ai越大, 表示交通条件越好。
交通设施邻近度:交通设施邻近度反映了区域到各交通设施的方便程度。鉴于数据来源的限制, 本文只选取火车站和机场两类交通设施。结合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和其他相关研究, 采用专家打分法对邻近度进行分等赋权重之后进行加和。为了避免在阈值区间内的得分一样, 本文将权重乘以通行时间, 公式为:
式中, Pi表示县域i的交通设施邻近度, Tij表示县域i到最近交通设施j的通行时间, Wij表示交通设施邻近度的权重, 赋值依据见表1。Pi越大, 表示交通条件越好。
交通优势度:根据上述研究得到的各计算单元的交通网络密度、可达性和交通设施邻近度, 分别进行标准化处理, 然后加权求和, 计算公式为:
式中, Si表示县域i的交通优势度, W为各指标权重, 其它参数含义参照式 (1) — (3) 。Si越大, 表示交通优势度越大。
3.2 交通优势度与人均GDP的耦合
耦合度的概念最初来源于物理学, 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致协同的现象[18]。通常用耦合度来描述系统或要素相互影响的程度[15]。交通基础设施和区域经济发展是相互作用、彼此促进的两个系统, 借鉴两系统耦合模型, 构建研究区交通优势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间的耦合度函数, 表达式为:
式中, C表示耦合度, S和E分别表示交通与经济评价值。耦合度在某些情况下难以反映交通和经济的协同效应[15], 因此在耦合模型基础上构建交通与经济协调度模型[19], 以判断交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程度, 表达式为:
式中, C、S、E的含义同式 (5) , D为耦合协调度, a、b为待定系数, 且a+b=1。一般认为, 交通与经济系统的协同效应相同, 均取0.5。本文采用排名进行耦合分析。
3.3 空间统计分析
空间自相关单一变量测度常用Global Moran's I和Local Moran's I衡量[27], Global Moran's I表达式为:
式中, N为要素总数, Wij为空间权重, S0为所有空间权重之和。I值位于[-1, 1], I值为正, 表明集聚;I值为负, 表明离散。Local Moran's I表达式为:
Global Moran's I是一种全局总体统计指标, 可表明具有相近观察值的地区是否在空间上聚集, 但不能用来估计局部空间上的自相关结构[28]。局部空间自相关通常用Moran散点图和LISA聚类图表示。Moran散点图用四个象限反映每个区域的观察值与其周边观察值的联系, LISA聚类图则在地图上反映了其关系并结合了局部空间关系的显著性。
本文通过计算研究区全局Moran's I指数, 生成Moran散点图和LISA聚类图来分析交通优势度的空间自相关效应, 并对交通优势度和人均GDP进行线性回归, 判断两者的整体关联程度。在此基础上, 分别在片区—省—县尺度上分析交通与经济贫困的耦合协调关系及空间分异格局。
4 研究结果
4.1 交通优势度评价结果
利用以上方法, 本文对武陵山片区周边四省县域交通优势度进行了评价, 得到了交通优势度分布图 (图2, 见封三) 。从整体分布特征上可见, 交通优势度最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重庆市市区、武汉市、长株潭地区、贵阳市市区和宜昌市市区, 最低的主要分布在四省的交界处 (即武陵山片区) 和四省的边界处。整体大致以这5个区域为中心向四周递减, 呈明显的中心—外围分布。
从分省来看, 湖南省与湖北省整体较高, 大部分县域都处于中等及以上水平, 且连接成片;重庆市与贵州省则相对较低, 除了重庆市和贵阳市区及其周边地区的交通优势度相对较高外, 其余大多数地区都属于最低水平。从武陵山片区来看, 片区周边地区的交通优势度普遍高于片区内部区域, 且最高区域主要集中在片区的东北角和西北角。片区内部的黔江区和恩施市作为市中心的所在地, 发展相对较好, 交通优势度高于其周边地区。从整体来看, 武陵山片区交通优势度呈东高西低的特点。从结构上看, 评价单元数量呈偏正态分布, 且整体向低值偏移, 交通优势度最低值位于册亨县, 为0.45;最高值在重庆市渝中区, 为2.82。交通优势度小于中值1.64的行政单元有259个, 占总数的84.4%。
在Geoda软件中对交通优势度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 得到图3 (封三) 的LISA聚类图和图4所示的Moran散点图。全局Moran's I指数为0.415,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交通优势度在空间上有显著的集聚效应。高—高集聚类型有76个, 低—低集聚类型有91个;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在省会及其附近地区, 武陵山片区内部主要是低—低集聚;有5个高—低集聚类型的区域, 分别是十堰市市辖区、万州区、黔江区、怀化市市辖区和芷江县, 表明这5个县相对于其周边区域的交通条件较好, 具有比较优势。其中, 后三个属于武陵山区片区县, 可加强这三个县作为武陵山片区内的交通枢纽, 以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
4.2 回归分析
在Excel中做出交通优势度和人均GDP的散点图, 见图5 (见封三) 。横坐标代表交通优势度, 纵坐标代表人均GDP。对两者进行线性回归可见, 交通优势度与人均GDP呈明显的正相关, R2为0.526且通过检验, 整体表明交通优势度越高的地方, 经济发展越好。
4.3 耦合评价结果
从耦合度来看, 研究区全域耦合度都较高, 四省范围内307个县级研究单元中有275个县耦合度都在0.8以上, 占总共的90%, 表明交通与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从图6 (见封三) 耦合协调度来看, 其分布特征与交通优势度有相似之处。从整体来看, 耦合协调度最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四省省会及其周边地区。此外, 各市中心城区耦合协调度也相对较高, 普遍高于其郊区县。这是由于市中心集中了全市大部分人力、财力、物力,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 经济发展较好。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均衡, 极化效应明显。四省交界及外围处耦合协调度较低, 呈中心—外围分布。从分省来看, 湖南、湖北耦合协调度总体较高, 重庆次之, 贵州最低。湖南、湖北除少数边缘区域耦合协调度较低外, 绝大部分都较高;贵州除贵阳市及其周边区域外, 绝大部分都处于最低等级。从武陵山片区内部来看, 耦合协调度最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外围, 其中最高的是怀化市市区, 最低的是务川县, 其中湖南、湖北整体较高, 贵州、重庆相对较差, 片区整体呈东高西低的格局。
对耦合协调度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见图7 (封三) 的LISA聚类图和图8的Moran散点图。全局Moran's I指数为0.518, 且通过检验, 表明交通与经济协调发展程度在空间上有显著集聚效应。从LISA图中可见, 高—高集聚类型有115个, 低—低集聚类型有86个。由于湖南、湖北整体耦合协调度较高, 所以区域东部主要呈高—高集聚。重庆市区及其周边地区发展水平较高, 故也呈现高—高集聚。由于贵州省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 虽然贵阳市耦合协调度相对较高, 但不显著, 并没有呈现高—高集聚现象, 反映出贵阳市的辐射能力有限。武陵山片区内部主要以低—低集聚为主, 但有6个高—低集聚区域, 主要分布在黔江区、张家界市区、铜仁市区和怀化市区, 表明该区域交通和经济整体协同发展相对较高, 可将其作为片区的核心增长极进行打造, 以带动片区整体发展。
4.4 统计分析
结合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 四省范围内共有109个国家级贫困县, 武陵山片区内共有41个国家级贫困县。对交通优势度、耦合协调度和人均GDP分别进行标准化, 统计分析得到柱状图见图9。从图9可见, 武陵山片区整体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区域平均水平, 仅稍高于整体贫困县水平。武陵山片区内部的贫困县在交通优势度方面低于四省贫困县平均水平, 但人均GDP高于四省贫困县平均水平。这反映出武陵山片区交通建设较薄弱, 交通建设已落后于经济发展, 成为制约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此, 加快武陵山片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有助于该区域的脱贫。
四省范围内, 在交通优势度、人均GDP、耦合协调度最低的109个县中, 属于国家级贫困县的分别有79个、84个、86个, 分别占四省贫困县总数的72.5%、77.1%、78.9%。在武陵山片区内部交通优势度、人均GDP、耦合协调度最低的41个县中, 属于国家级贫困县的分别有33个、30个、32个, 分别占该区域贫困县总数的80.5%、73.2%、78.5%。可见, 交通优势度可基本反映出一个区域的贫困水平, 而且与单纯的经济指标相比并不具有劣势。耦合协调度在这三个指标中表现更加稳定, 更能衡量其贫困水平。
5 结论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