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资本结构理论（精选12篇）
新资本结构理论 第1篇
1 新资本结构理论
1.1 代理成本理论
1976年詹森 (Jensen) 和麦克林 (Meckling) 将代理理论引入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中。由于企业中代理关系的存在, 必然产生股东与企业经营者、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为解决这些冲突而产生的成本为代理成本, 包括股权的代理成本和债权的代理成本。随着债务比例的增加, 股东的代理成本将减少, 债务的代理成本将增加, 因此, 最优的资本结构就是使总代理成本最小。
1.2 信号揭示理论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 资本结构理论研究获得了新的发展。其显著特征是认识到了“不对称信息”在资本结构决定中的主导作用, 在研究中大量引入经济学中最新的分析方法, 一反以往资本结构理论只注重税收、破产等“外部因素”对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的影响, 试图通过信息不对称理论中的“信号”、“动机”和“激励”等概念, 从企业“内部因素”来展开对资本结构问题的分析, 把资本结构的权衡难题转化为制度设计问题。
信号揭示理论认为, 各投资既定时, 公司的筹资结构可以看作市场对内部人员的私有信息的外在化的一种反映, 从而将筹资结构问题归结为公司对非对称信息的处理问题。在企业投资机会方面, 经理人员与普通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通常前者总能比后者了解更多的与投资紧密相关的各种信息, 这种信息不对称, 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筹资顺序及最佳资本结构的确定, 例如:利用发行股票来筹集资本是一项极易被投资者所接受的一种筹资方式, 但在不对称信息环境中, 却是一种风险极高, 代价很大的筹资方式。
1.3 顺序偏好理论
Ross (1977) 率先将信息不对称问题引入了资本结构的研究中, Myers& Majluf (1984) 基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研究了公司为新的项目融资时的财务决策, 提出了资本结构的顺序偏好理论。
Myers & Majluf (1984) 假设, 经理对所要投资项目的“真实”价值之了解比任何其他人都清楚, 并且假设他们是为公司现有股东的利益着想。还假定公司的现有股东是被动的, 即他们不会因经理的决策而调整投资组合而使经理的决策对他们没有影响。
Myers (1998) 是这样概括顺序偏好理论的:“ (1) 红利政策是'粘性'的; (2) 相对于外部融资而言, 公司偏好内部融资, 但是如果需要为净现值为正的真实投资融资, 公司也会寻求外部融资; (3) 如果确实需要外部融资, 他们会首先发行风险最低的债券, 即他们会先选择债务融资, 其后才会考虑股权融资。 (4) 当公司寻求更多的外部融资时, 他们会按照顺序偏好的次序进行, 从低风险债券到高风险债券, 可能还包括可换股债券和其他准股票 (quasi-equity) 证券, 最后才是股票。”
1.4 控制权理论
随着20世纪80年代兼并行为的增加, 资本结构的控制权理论得到了发展。阿诺和博尔顿 (Aghion and Bolton, 1992) 、哈利斯和雷维吾 (Harris and Raviv, 1990) 、斯达尔兹 (Stulz, 1990) 等经济学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分别从不同的角度, 对资本结构与控制权分配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企业控制权理论认为资本交易不仅会引起剩余收益的分配问题, 还会引起剩余控制权的配置问题。阿诺和博尔顿 (Aghion & Bolton, 1992) 模型在交易成本和合约的不完全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与财产控制权非常相关的企业融资理论。在其模型中有三种情况: (1) 如果融资方式是发行普通股 (有投票权的股票) , 那么投资者掌握剩余控制权; (2) 如果融资方式是发行优先股 (无投票权的股票) , 那么企业家拥有剩余控制权; (3) 如果融资方式是发行债券, 那么在企业家能按期偿还债务的前提下, 他拥有剩余控制权, 否则剩余控制权就由企业家转移到投资者手中, 即企业破产。在阿诺和博尔顿的理论中, 剩余控制权产生了, 而且不完全合约是剩余控制权的前提。
1.5 产业组织理论
蒂特曼 (Titman, 1984) 、布兰德和刘易斯 (Brander and Lewis, 1986) 、萨里格 (Sarig, 1988) 等经济学家从不同的侧面, 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研究, 认为在竞争的市场中, 资本结构对企业产品策略以及对企业客户和供应商都有着较大的影响。
Titman (1984) 考察的是公司的资本结构与其产出品或投入品特征之间的关系。此类研究强调负债率会影响企业与客户或供应商之间的关系。Titman (1984) 认为公司破产可能会给其客户、雇员、供应商带来麻烦, 如客户因此而不能获得零部件及技术支持, 雇员拥有的一些技能在别的地方派不上用场等。
Brander & Lewis (1986) 研究的是公司的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上竞争战略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股票的期权性质, 负债率的上升可能会引致股东采取高风险的投资策略。Brander & Lewis (1986) 假定寡头垄断者可以通过冒进的产出策略提高投资的风险。因此企业可以选择比竞争对手高的负债率水平表明在后续的竞争中它会采用更激进的产出策略。
萨里格 (Sarig, 1988) 认为, 债权人承担着谈判失败的大部分费用, 却只能从谈判成功中获得一小部分利润。因此债权人在一定程度上给股东保了“与供应者谈判失败”的险。债务的增加提高了这种保险的程度, 因此加大了股东在与供应者的谈判中的威力。因此, 债务能增加公司价值, 即如果讨价还价能力或市场可选择供应者的余地越大, 一个公司应该会有更多的债务。
2 企业资本结构理论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 企业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 主要是运用激励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等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企业的融资行为、融资机制、资本结构和企业市场价值的关系进行分析。尽管各种理论分析的侧重点主要是突出企业的资本结构与市场价值的关系分析, 但是在融资合约、企业行为和资本结构选择对企业价值影响的论证上却存在较大分歧, 呈现出一种多层次性的特点。企业资本结构理论还存在着一些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的方面, 主要表现在:
(1) 西方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在研究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关系方面, 虽然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 但仍存在着一些有待于解决的问题, 如如何建立起防止经营者利用资本结构向市场传递不真实或错误信息的内在机制;如何通过证券设计 (债券合约和股票合约) 和信贷配给来解决经营者、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对财务危机成本和代理成本如何加以计量等。
(2) 西方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在研究资本结构对企业战略变量选择的影响方面, 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资本结构对企业战略变量选择的影响, 不仅仅只是对产品价格和产品数量有影响, 而且对广告费、研发费、企业规模、生产布局和产品特性等其他战略变量均有影响。反过来, 这些战略变量的变化又会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选择。深入地研究资本结构与企业战略变量的关系, 有助于解决企业资本结构的行业差异, 有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实现财务、营销和生产相结合的一体化战略。
(3) 目前西方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在研究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方面, 忽视了权益资本结构和债务资本结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特别是忽视了人力资本、市场资本和结构资本等知识资本对企业价值的重大影响。
3 对我国的启示
尽管西方现代资本结构理论还存在着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 但是如果辩证地看待西方现代资本结构理论, 其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许多经济思想仍对我们科学研究和合理安排我国企业资本结构有着重大理论指导意义。
(1) 大力而有效地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
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 日益发展的资本市场既是企业进行融资的重要场所, 也是企业进行投资和资本退出的重要场所, 还为解决代理问题、对企业经营者实施有效控制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 企业资本结构的合理程度要受到资本市场发展水平和结构状况的影响和制约。西方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从多方面研究企业资本结构的选择对企业行为和企业价值的影响都是以完善或有效的资本市场为前提的。所以, 在我国要合理安排企业的资本结构, 就必须大力而有效地发展资本市场, 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各种以金融机构为中介的长期信贷市场。
(2) 建立健全债务约束机制, 强化债务约束。
企业债务是企业资本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合理地举债不仅能够起到税盾和财务杠杆作用, 提高权益资本利润率, 而且还能够改善企业资本结构, 强化对企业经营者的约束, 提高企业市场价值。目前在我国, 企业信用度较低和负债过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债务软约束”。所以, 要优化我国企业的资本结构, 就必须考虑债务约束控制这一重要的制度因素。
(3) 合理安排资本结构是完善企业治理结构的重要方面。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中, 债务与股权不应仅仅被看作是不可替代的融资工具, 而且更应该看作是不可替代的治理结构。资本结构是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治理结构效率的高低。信息不对称下的资本结构理论就是把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结构联系起来, 分析资本结构是如何通过影响公司治理结构来影响公司的市场价值。目前在我国, 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资本结构不合理。所以, 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 必须与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相联系。
摘要：资本结构的选择对企业至关重要, 因为它不仅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市场价值, 而且与企业的治理结构和宏观经济运行紧密相关。将对西方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资本结构理论的演进和发展作一简要叙述和评论。
关键词：代理成本理论,信号揭示理论,顺序偏好理论,控制权理论,产业组织理论
参考文献
[1]况学文, 刘晨华.西方资本结构理论的新发展:一个理论综述[J].财会通讯, 2005, (1) .
[2]柳松.西方资本结构理论演进的述评及其研究启示[J].学术交流, 2003, (4) .
[3]苏玉梅, 张丽.西方资本结构理论的学术成就及其缺陷分析[J].商场现代化, 2006, (2) .
[4]尹亚红.西方资本结构理论及对我国的启示[J].环球经济, 2004, (11) .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文献 第2篇
【摘要】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带来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的思想浪潮。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还处于发展阶段，国内的研究尚不多。本文从林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出发，对近年来有关的理论、文献做一梳理，试图理清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的过程和其主要脉络。
【关键词】新结构经济学 比较优势 经济增长
二十世纪代结构经济学诞生，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便是对经济结构进行研究的先驱，他最早提出产业结构的理论学说，并且第一次揭示了产业结构的演变阶段，经济中制造业的生产在工业中的比重越来越低，而资本品工业的生产比重则越来越高，直到最后阶段占据主导地位，此时基本上实现工业化。来自英国的经济学家克拉克(1940)指出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移动规律，出现劳动力移动的原因是三次产业的劳动力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差距，他们共同成就了“配第——克拉克定理”。
发展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旧结构经济学派是二战后的拉美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该学派大都强调结构变化的重要性，将结构变化的缺乏归为市场失灵，建议通过政府的干预来纠正这些市场失灵，其中最主要的战略是进口替代[1]。发展中国家多次对进口替代的尝试都失败了，因为它们的目标产业与国家的比较优势相背离;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的竞争市场中往往不具备自生能力;它们的投资和持续经营更多的是通过依赖政府进行多种与经济规律相违背的保护和补贴来实现的。
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带来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的思想浪潮。在经济界普遍关注世界经济如何稳步复苏，以及国内新一轮增长应注重拉动内需之时，他“不合时宜”地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四年世界银行经历的“毕业论文”[2]。
新结构经济学产生华盛顿共识之后，华盛顿共识是主张发展思想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及之后由布雷顿森林体系给出的政策改革的结构调整方案，此方案主张鼓励发展中国家政府消除市场扭曲，彻底改革社会计划，避免使用产业政策，使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最小的参与，因而更多体现由市场来发挥作用。华盛顿共识同样未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林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精髓在于：对各国经济增长过程的现代分析。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持续的技术革新和结构变化[3]。经济体在任何时点上的最优产业结构是能够让其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实现最强竞争力的产业结构。最优的产业结构是由该经济的比较优势决定的，而比较优势又是由该时间点的经济要素的禀赋结构来决定。
由于基础设施条件的约束，政府应该发挥作用来提高基础设施条件以便于比较优势产业发挥更大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的三大支柱包括：它包含了对一国比较优势的理解，且这种比较优势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而不断演化;在发展的任一阶段市场都可以作为最优的资源配置机制;政府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应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林毅夫同时为实践提出了两轨六步法，依次是选择正确目标，消除约束障碍以利于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吸引全球的投资者，支持成功自我发现的企业壮大规模，用工业园模式解决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不足，政府向正确的产业提供有限的激励措施。
国内外同样出现了很多新结构经济学的反对论点。国内刘海影提出政府本身不存在于理论的真空中，政府及其代理人拥有自身利益考量。政府不能保证自己对投资项目选择具备经济合理性，政府主导投资意味着对社会资源的滥用，其资金的来源将挤占民间资金的利益。他还提出，所谓的比较优势不是一个单一的加总值，政府发挥“因势利导作用”往往是发展的障碍而不是动力。他认为制度与政策导致的扭曲和政府导致的宏观管理失败是阻碍欠发达国家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刘胜军同样持反对意见，他认为政府主导往往逃脱不了腐朽，同时，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是目前社会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重要原因。他提出根本的发展动力还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是民营企业追逐利润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研究员刘远举提出：“中国模式”这种政府主导并不擅长创新型超越，政府应该通过建立一个有稳定预期的制度来导向良好的市场秩序，促进分工的深化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并不需要新的“强势政府”理论。张夏准与林毅夫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比较优势虽然重要，然而只是一个基线，国家想要产业升级，就需要违背其比较优势。考虑到要素积累过程的性质和技术能力的建设，一个落后的经济几乎不可能在新产业中积累起技术能力，除非违背他的比较优势，并在他拥有“正确的”要素禀赋前进入这个产业。
国外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的争论点也很多。世界银行凯闻提出，中国式的`经济决策方式需要政府有强大的执行能力和适应能力，但是这要求政府有善意有能力且不腐朽。中国社会严重的“信任赤字”可能导致政策的执行与初衷相违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安妮·克鲁格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实施较为困难，新结构经济学似乎支持工业和城市偏向，而这个偏向本身在许多国家就是很大的扭曲，并且林毅夫把单个企业或产业卷入基础设施投资决策又赋予了它们过大的影响力[4]。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认为林毅夫推荐的政府政策旨在抵消市场扭曲，然而预期效果则是诱使企业做出背离比较优势的选择，事实上，政府不是总能准确地甄别出市场失灵，也不是总能找到有直接针对性的解决方式。他基本同意林毅夫的观点，只是在某些细节有争议。哥伦比亚大学的斯蒂格利茨认为市场的局限性比林毅夫认为的更加严重，即使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体本身都既不稳定又不有效。他与林的重大分歧在于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方面，他觉得更重要的是知识的增加，即技术的革新。宾夕法尼亚大学霍华德·帕克认为，林提出的选择富裕的参照国再甄选出比较优势产业是有问题的，较富裕国家的经济结构有可能是因为扭曲性的政策产生的，成功的政策往往是一个庞大的政策集，需要解决这么多问题可能会超越政府的能力。
综上，反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大都表现为对政府能力的不信任，对当今腐朽状况下政府作为的堪忧。然而，新结构经济学作为旧结构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之后的新理论，依然有着它存在的合理性。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来证实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参考文献
[1]马颖.，论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思路，《世界经济》第4期：25-37.
[2]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林毅夫.2012：新结构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资本结构理论 第3篇
摘要：新结构经济学是近年来林毅夫教授对发展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世界性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案例、主流经济学理论对现实问题的无能为力，促使林毅夫教授另辟新途来探索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最终推出为它们取得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和理论指导的第三波发展经济学理论——“新结构经济学”。本文通过梳理新结构经济学的有关论述，给出其明确定义，并就该理论产生的历史脉络、内容要点、创新和不足之处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新结构经济学；创新；发展理论；政府；市场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2-0029-008
2012年9月，结束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高级经济学家任期仅三个月的林毅夫教授通过北京大学及英美各地的知名出版社推出了一系列反映他过去四年在世行工作期间研究成果的著作：《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1]、《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2]、《解读中国经济》[3]等，积极为世界经济把脉，悉心为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诊。他给发展中国家下一阶段经济发展提供的药方，就是其在自己的一系列经济学著作和论文中阐述并在诸多演讲和座谈会上大力推介的“新结构经济学”。现在，该理论在世界经济学界已引起关注和讨论。那么，何谓“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到底“新”在何处？该学说对中国和第三世界经济发展到底有何指导意义？本文拟围绕这三个问题梳理中外经济学界部分学者的观点，同时也提出一些自己的理解和看法。
一、何谓“新结构经济学”
（一） “新结构经济学”的定义
为了帮助众多停滞不前的发展中国家找到一条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之路，推动它们减少贫困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一个被称为“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及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这个理论框架简称为“新结构经济学”[1]12。笔者在研读林毅夫教授有关此学说及其他学者评述的众多文献中，发现除了上述界定比较模糊的定义外，他们并未给出“新结构经济学”的具体含义。综合林教授和其他学者的论述，笔者给“新结构经济学”定义如下：所谓新结构经济学，是本世纪初世界各地的一些经济学家为了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找到一条长期可持续的包容性经济增长途径，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在分析历史上世界各国尤其是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状况的基础上，研究和探索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本质和决定因素[4]、市场和政府的各自作用及其协同关系等问题而提出的一个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 “新结构经济学”的要点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可概括为：
第一，某一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即土地或自然资源、劳动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在每一特定发展阶段是相对稳定的，但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变化。因此，一个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也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
第二，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是一条从低收入的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的后工业化经济的连续谱，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都是这条连续谱上的一点。因此，发展中国家并不一定需要按照发达国家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状况来升级和改善自己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而是根据自己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征和市场优先建立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
第三，强调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协同作用。其中，市场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上都是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而政府则在制定政策和安排制度时起到提供信息、协调改善经济运行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和补偿外部性等作用。[1]12
二、“新结构经济学”的历史脉络
从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标志经济学诞生的《国富论》算起，迄今为止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不到240年。作为其子学科同时也是新结构经济学母体的发展经济学，其出现和发展则更是最近六七十年的事情。简要梳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其发展阶段及其各阶段的主导思想大致如下：
（一）发展经济学0.0——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思潮
这一阶段可谓前发展经济学时期，即发展经济学产生的预备和铺垫阶段。以现代经济学的诞生为源头，其持续时间大致为1776—1942年。（1）在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帮助一国达到经济持续增长目标的最好办法。在这种经济环境下，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个体根据相互作用的市场和价格作出资源配置的所有决定，即他们自行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就像受到一支“无形的手”的支配，而政府对此不进行任何干预。然而，随着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是导致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萧条的主因，该思潮渐渐失去在经济学理论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它作为研究国家经济发展主要分析框架的历史也随之结束。
（二）发展经济学1.0——结构主义理论
这一阶段的大致时间应从1943年结构主义经济学发展理论被首次提出到其实践的失败开始显露——即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爆发。二战后，走上民族解放和独立道路的众多亚、非、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急需寻找一条摆脱贫困、实现民富国强目标的有效途径。在此背景下，研究如何促进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快速而顺利发展的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1943年，Rosenstein-Rodan一篇名为《东欧和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的论文将发展经济学带到经济学研究的前沿，也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的诞生。发展经济学初期的研究强调经济的结构特征，故被称为“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方法”。
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受大萧条、苏联成功工业化等历史事件和当时盛行的强调市场失灵和政府作用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主张发展中国家一开始就尽可能大规模地采用现代生产方式，尽早实现自我加强且良性循环的持续经济增长。中东欧、拉美、非洲和南亚一些国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运用结构主义经济学理论作指导，普遍实行进口替代和产业保护战略。可是，在实行一段时间后，这些发展中国家不仅未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上的差距，反而出现越来越严重的扩大情况。那些用心良苦的政府干预措施未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却造成严重的市场扭曲、贪污腐败和权力寻租，并最终导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和东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因此，鼓吹政府干预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也随之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endprint
（三）发展经济学2.0——华盛顿共识/自由市场理论
该理论在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主导时期大致是从1983持续到2007年。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债务危机、政府失能、经济崩溃证明了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在反思和探索中，1961年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穆思（John Muth）首次提出、在70年代初经卢卡斯和萨金特（Thomas.J.Sargent）等人不断完善的理性预期理论和该理论力证的自由市场学说开始胜出并逐渐影响发展经济学。理性预期理论驳斥了结构主义理论关于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作用的论断，主张完全意义上的自由经济政策，坚决反对政府的过度干预。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主的主要债权人和多边借款机构借拉美国家请求援助之机纷纷要求它们根据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的原则，进行一揽子全面的综合性改革，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这套改革方案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华盛顿共识”。[5] 然而，“病急乱投医”的拉美诸国“服药”后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方面效果并不明显，反而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停滞的十年”和90年代“折腾的十年”。2008年肇始于“华盛顿共识”鼓吹者大本营并席卷全球、重创欧美的金融危机，使自由市场理论的普适性失去其最后的光环。
（四） 发展经济学3.0——新结构经济学
“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失败尤其是2008年持续至今的美欧金融危机使很多经济学家烛鉴西方盛行且大力实践的自由市场理论的局限乃至危害，开始重新思考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合适模式。经济学家们发现过去几十年东亚四小龙既没有采用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所建议的进口替代战略，也没有完全照搬“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建议，却成功地在20世纪80年代把它们原本落后的农业经济沿着产业阶梯迅速升级到非常接近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经济；并未服用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药方且一度封闭、管制的经济体如中国、越南和毛里求斯等也通过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法获得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在这些成功的例子中，既有华盛顿共识所期望的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影子，又存在凯恩斯理论和结构主义要求政府在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现象。[4]9这些特征激起林毅夫教授等经济学家重新思考当前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不足和缺陷，并试图重构一个更加普适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打造适应发展中国家异质性，促进它们长期、稳定、包容且可持续发展的3.0版发展经济学。苏剑认为，林教授的这一波理论总结了二战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成败的经验教训，和前两波理论对市场和政府看法的正反经验，提出了一个逻辑严密、思路清晰、可实际操作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体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行动指南。[6]
三、“新结构经济学”的创新
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一书和他那篇荣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的著名论文[4]17-25总结出新结构经济学与（旧）结构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存在三大方面和12个小方面的差异或创新之处。结合林毅夫教授和其他学者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论述以及笔者自己的理解，新结构经济学的创新可归纳如下：
（一）对各国发展阶段的分类更加精细，符合世界异质性特征
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林毅夫教授一改Rostow等人在早期结构变迁文献中把世界各国划分为传统社会、具备增长所需前提条件的社会、处于经济起飞状态的社会、走向成熟的社会和高消费社会等这样笼统粗略的五分阶段法，提出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并非若干个不同水平的机械序列，而是一个连续过程的观点[1]26。这一看法以一种从低到高的上升型点状线谱来描绘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无疑使分类更加精细、多元和直观，也更加符合世界各国、尤其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的异质性特征。这一开创性的分类既给各个发展中国家甄别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状况的发展目标提供了有意义的理论指导和参考，又为它们在经济发展中寻找适合自己参考的国家或地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二）对要素禀赋的考察更加全面深入
一般经济学家考察的要素禀赋主要集中在土地（或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这三个要素上面，而林毅夫教授所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考察的要素禀赋除了这传统的三项外，还增加了基础设施这一项，并把它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独立要素来考察。他把基础设施分为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基础设施。硬件基础设施是指包括交通、能源、通信和其他所有有助于企业生存和发展、有助于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有形公共设施，而软性基础设施则是指金融、教育、司法、价值等体系，治理制度，社会网络及其他社会和经济安排等。
林教授认为基础设施影响每个企业的交易成本和投资的边际收益，同时也是政府在经济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升级转型中可以发挥协调和领导等积极作用的重要领域。任何产业结构都应有相应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来尽可能降低运行和交易费用，因此在理论上应将其视为一个经济体禀赋要素的一部分。林教授关于软性基础设施的定义，既是对制度经济学的吸收和融合，又拓展和创新了要素禀赋概念，大大提高了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丰富了其研究对象和方法。
（三）总结历史经验，融合前两派发展经济学之长
新结构经济学的另一显著创新就在于它结合实际，分析和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崩溃、90年代华盛顿共识失败等历史经验和教训，融合、吸收了前两派发展经济学理论中经过实践检验、并行之有效的有用部分，摒弃了那些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观点。这使得新结构经济学既有与前两派发展经济学相似或共通之处，但又不是前两派理论优点的简单叠加和调和，而是融合超越，自成体系。具体表现如下：
1.对旧结构经济学的扬弃
（1）新、旧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相同，但对政府干预的目标、方式认识不一。新、旧结构经济学都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结构差异为理论基础，都认为政府在经济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发展时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这可以看作是前者对后者在理论基础和政府认识上的继承。但是，旧结构经济学赞成发展中国家实施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经济措施，支持运用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等方法来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新结构经济学则主张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因势利导，帮助企业解决外部性和协调问题[1]28。endprint
（2）新结构经济学在财政政策上吸收了旧结构经济学主张的反周期的凯恩斯主义，但二者的目的不同。旧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应使用税收和支出手段来抵消经济周期的影响，而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衰退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大好时机，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可以使这些国家通过提供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来帮助产业结构升级。
（3）新结构经济学未完全抛弃旧结构经济学的进口替代战略，但程度、手段差异很大。旧结构经济学家建议优先考虑进口替代战略，让发展中国家先在封闭的、受保护的环境中发展，直至有能力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世界市场竞争。新结构经济学则把进口替代当作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顺产业阶梯而上的自然现象，强调替代的产业符合变化后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新的比较优势，以确保新产业中的企业具备自生能力。
（4）新结构经济学在货币政策上的主张比旧结构经济学更加积极、灵活。旧结构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必须置于政府管制之下（即中央银行并不独立），并以影响利率和各部门信贷配置为导向。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 利率政策完全有可能作为反周期的调控工具，通过鼓励在萧条时期进行基础设施和产业升级投资，提升未来的经济增速。
2.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扬弃
（1）在贸易政策上，新结构经济学融合新古典经济学的部分观点，但方法更加务实。例如，新结构经济学赞成新古典经济学进出口内生依赖于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有助于其利用后发优势取得更快的技术进步等观点。但新结构经济学也认识到许多发展中国家遗留着旧结构经济学进口替代战略所造成的大量扭曲政策，因此主张采用渐进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在转型中，政府可以对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提供临时保护，同时放开准入那些符合比较优势但在过去却被严格管制的产业。
（2）在人类发展问题上，新结构经济学继承并超越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表明教育、培训、健康这三者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新结构经济学吸收并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教育的传统观点，认为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禀赋的组成部分，发展战略需要包含人力资本投资政策，以对产业升级起到因势利导的作用，并协助经济体充分利用所有资源。
（3）在外国资本方面，新结构经济学认同新古典经济学的部分观点，但目标不同。新古典经济学赞成开放资本市场或使其自由化，以期达成更有效的储蓄配置、更分散的投资风险、更高的经济增速以及更为缓和的经济周期。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 外商直接投资是一种对发展中国家最为有利的外国资本流动形式，因为它的目标就是通过发展与这些国家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而获利，但不鼓励旨在套利的投机资本。
（4）新结构经济学比较倾向于新古典经济学在金融发展上的主张，但措施上更加强调有序和渐进。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提倡金融自由化，政府应放弃对银行的所有权，并去除对信贷配置和利率的政府管制。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为国内金融和外贸发展制定一套有序的自由化政策，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能否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同时获得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
（四）增长识别与因势利导框架指导理论运用于实践
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最大的亮点应该是他与塞莱斯汀·孟加（C.Monga）等人合作提出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7]该框架是在比较优势理论、后发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前两派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各国产业政策实践成败的经验，扬长避短，创建出的一套帮助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设计、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则框架。它分为笼统的两大步和具体执行的六小步。笼统的两大步是：（1）确定一国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2）消除那些可能阻止这些产业兴起的约束，并创造条件使这些产业成为该国的实际比较优势。六小步则分别为：
1.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先找那些具有与本国相似要素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约为本国两倍的高增长国家，然后再据此确定一份生产已超过20年的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清单。
2.政府优先考虑该清单的产业中国内私人企业已自发进入的产业，采取措施来确定、消除这些企业提升其产品质量的紧约束以及阻止其他私人企业进入该产业的障碍。
3.政府采取特定措施吸引在第一步中确定的高收入国家企业来本国投资那些清单上对本国企业来说全新的产业，或通过孵化计划等手段来扶持国内私人企业进入这些产业。
4.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除了大力支持第一步贸易商品和服务清单上确定的产业外，还应密切关注本国成功实现自我发现的其他私人企业，并为这些产业扩大规模提供帮助。
5.在基础设施落后、商业环境欠佳的发展中国家中，政府可集中投资于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来吸引可能愿意投资于目标产业的国内外企业，并发挥产业聚集的优势。
6.发展中国家政府可为上述先驱企业或国外投资者提供税收优惠等激励，以补偿它们的投资所创造的非竞争性公共知识。
林毅夫教授认为，通过上述过程确定的产业应符合本国潜在的比较优势，由此方法推出的政府扶持，有可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挖掘后发优势的潜力，实现有活力的可持续增长。[1]153-156
新资本结构理论 第4篇
外国方面:威廉·佩弟“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论断,及布阿吉尔·贝尔关于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论述,是人力资源思想的早期代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把上述思想推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点。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主要是重视物质资本的时代,并没有真正把人力资源看成是一种资本。马克思认为,劳动力或劳动能力就是“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存在的、每当人们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明塞尔(Jac0b Mincer)。他在1958年发表了《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文中首次建立了个人收入分析与其接受培训量之间关系的经济数学模型。Kwabena和Mark(2004)研究了南撒哈拉非洲和OECD国家健康人力资本对人均收入的影响,发现它以二次式的方式(quadratic way)影响人均收入增长率一方面,健康人力资本的增加会带来更高更稳定的国民收入另一方面,它降低了收入对健康禀赋的依赖。
国内方面:人力资本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重大差距(张凤林等),我国的人力资本利用效率低下(张凤林,1999),中国的人力资本结构是一种“小托大式”结构:高智能、高技术劳动力所占比重极小(刘迎秋,1997)。一国经济增长主要是劳动力增长、资本投入增长及人力资本贡献的结果。中国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贡献经历了四次大波动,根本原因是经济增长模式延续旧体制,投资错位,歧视人力资本投资。(孙强1999)以GDP和工资为基础,从总量和增长率两方面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突出强调了人力资本效益的增长率分析,认为无论是总量还是增长率,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都有很大影响。(郑远强2010)
西奥多?舒尔茨曾经说过:“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世界上大多数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这就是为什么农业被称为了第一产业,试想如果没有农业,我们连饭也吃不饱还会去想如何炼钢、如何制造化工产品、发展什么服务业吗?这显然是可笑的。所以一个国家经济的发达必然是建立在它完善的农业体系,高超的农业技术,优质的农业人口之上的,只有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民可以吃饱穿暖才有能力去发展工业进而可以去发展“奢侈”的服务业。这也就不难理解唐朝时期中国的鼎盛,因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当时的农业技术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准,我们有高超的种植技术,我们有先进的铁制的农耕工具,我们可以预测风雨,而国家的帝王为了巩固江山也颁布了一系列的促农政策来增加农业的产出以养活这些帝王将相。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国人进入了中国,他们觉得这简直就是天堂啊,要什么有什么,所以当他们回国的时候将我国的很多技术也带回了国内,发展他们的农业,而中国却一直以天下第一自居闭关锁国,不去学习别人的技术,以至于落后的经济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体系,最终屈服在了帝国主义的脚下。所以说技术在推动经济的发展中是极其重要的,它可以改造自然,可以提高生产率。
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中,他反对传统经济学家所说的“自然土地论”,舒尔茨认为,人的智力和体力是可以改造自然的,是可以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的,人口质量的提高是这种固定耕地的良好“替代物”。多少年以来世界的人口不断地增长,如今以达到了七十亿之多,可是我们的生活状况不但没有恶化而且还在逐步的提高,这也直接证明了舒尔茨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我国在农村的经济建设方面也出现过极大的失误,那就是“大跃进”。在这一时期我们是没有固定于“自然土地论”,是没有束缚于土地的固定产出,但是我们荒唐的将土地的能力夸大了,什么“亩产万斤”、“三头毛驴拉不动的大白菜”频频出现在当时的报纸上,在粮食上交的时候农民不得不将辛苦一年的粮食都交给国家,以至于当时严重的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的生产也没有多大实质的提高,只是一种浮夸的表现。这也许是在当时那个特定的情况下特殊的政策所产生的结果,我们不评论它的政治性,只是要让当政者明白土地的产值确实是可以提高的,但这是建立在人力资本以及技术等要素的投资上的,而不是“吹”出来的。这对我国现阶段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有很大的警示作用,不能在为了达到政策目标而进行毫无根据的对于农业产值的夸大,政府也应该警惕再一次出现当年虚假的增值,不能为了政策目的而损害农民的基本利益。
舒尔茨还批评了当时西方国家对于人口质量的低估。一些国家认为经济的发展主要是由工业推动的,而对于农业不予以重视,更不关注农业人口质量,这些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农民既没有经济头脑,又缺乏管理知识,不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而舒尔茨的观点则是:农民是精明能干,锱铢必较,时刻盘算着怎样才能少投入,多产出,生产要素在他们的手里被配置的恰到好处,达到了最佳状态,他们是典型的企业家。所以对于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来说应该特别关注农民的人口质量,提高投资收益率,刺激农民的投资积极性。
近几年来我国在新农村建设方面对于人口质量的提高首先是改善他们的作业工具以及基础设施,从2001年至2005年,农村固定资产的投资都在大幅上升,尤其2003年的增长最快,可是比重却在逐年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应为一些基础的大型设施已建好,所以投资的总体比例有所降低。可是在这些财政支出当中,农业建设性资金运用于大中型水利建设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比重较大,而农民可以直接受益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民自由的农业种植、收割等专业化的较先进的资金的投入比重较小。近几年我国应将资金的使用方向进行调整,从最初的大型设施转移到提高每个农户自己可以切实提高产量以及效率的工具上去。另外,不光要在资金上予以支持,还应该充分调动农民本身就自由的企业家心特质,多颁布一些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比如说减税或者给予农民子弟较好的受教育环境等等,以此来刺激农民的积极性,使其充分利用他们对于经济资源的利用,最大化农作的效率,改善国家对于城乡的政策不平衡性,这也是提高农业人口质量的有利方法。
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的、寓寄在劳动者身上并能够为其使用者带来持久性收入来源的劳动能力,是以一定的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为表现形式的非物质资本。一般地,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以及体力(健康状况)等构成了人力资本,这是舒尔茨对于人力资本的定义。还有健康资本的储蓄,这种健康一部分是先天就已有的,这个谁也不能改变,而另一部分是后天所获得的,这部分资本的增加就是我们需要重点考虑的部分。因此在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中,国家应该重点去加强农业人口的健康状况,只有拥有了一个健康的体魄才能进行生产劳动,才能创造价值,所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其实这个道理我们很早就明白了,只是由于区域的不平衡,我国率先发展沿海等发达的城市,而忽略了中西部农村人口的健康状况,这个从下面这个表格中也可以看的出来,东中部与西部即使没有不健康的劳动力时劳动生产率也有很大差距,这就充分说明了当初政策的不平等所产生的后果,还可以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就是有不健康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率比无不健康劳动力的要小,尤其西部地区差距达到170。所以说今后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关注与提高农业人口的健康状况,追加健康资本的投资,以此来提升农村人口的寿命,从而可以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增加他们的工作年限,进一步推动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另外,舒尔茨还提出了教育投资的重要性,只有教育水平提高了,国民的人口素质才能提高,进而人口质量也会有很大的提高。由上图可以看出教育的地区差异还是相当的大,对于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来说,首先要普及受教育的知识,有些落后的农村地区把对其子女的教育支出还是当成一种消费,认为让孩子去上学根本看不到收益还要支出大量的学费,还不如让孩子留在家里干农活有好处,因此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就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始终无法提升起来,这种状况造成的结果就是农业的技术水平和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弱,所以农业的经济效益一直很低。主要要改变人们的观念,其次对于农民的教育支出不仅要减免,而且要给予一定的补贴,以弥补孩子不为家里干农活所产生的损失,最后不仅要对适龄的儿童进行教育投资,还要经常给劳动人员开一些培训课以及经验交流活动等,以此来增加教育投资的最佳效益,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速度。
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中不仅要关注总量提升,还要提高投资质量。多多增加高技术人口所占比重,因为高技术人口是评价人口质量需要考虑在内的重要因素,高技术人口投资收益率较其他健康教育投资因素收益率要高的多,1950——1968印度用于农业科学研究实际支出增加了三倍,收益率接近40%[1],所以农业方面科研高技术人才对于经济发展作用是很大。由下图可以看出,我国在2000年进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高技术人口所占比重之占到了3.1%,这对于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是很有限的,而普通农业劳动工作者却占到了63.9%,这是一个很高比例。所以我国在近期新农村建设中要大力加强对高技术农业人才培养,不仅发展国内人口,还要从国外引入先进技术和人才,充分调动起我国农业经济活力,使其能大力支持我国工业以及第三产业加速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新农村建设首先应该防止再次出现类似浮夸的事件,防止其损害农民应有利益。其次对于政府投资方面应该加强对于各户自有农业机械升级换代,而不是单单重视大型或者基础设施投资。再次要加强政府对于健康以及教育投资力度,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贫穷面貌,进而推进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发展。最后还要重视高技术人口培养,不仅在国内加大力度,还要吸引一些外国高技术人口到我国来传播先进经验和技术,增加“海归”高科技人才人数。只有这样我国新农村建设才会向着更快更好方向发展,农村经济也会大幅度的提升,从而二三产业也可以得到长足发展,使我国整体经济实力提升,加快发展速度。
摘要：近年来人力资本这个词在我国很火爆,不管是什么领域都在强调人力资本的好处。本文将就西奥多?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舒尔茨主要强调了耕地的可替代性,人口质量的重要性,还有健康投资、教育投资以及高技术人口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我将就这几点对我国今年来的新农村建设提出几点建议,以提高政策的执行效率以及一些不合理之处的改进意见。
关键词：人力资本,农业经济,健康教育投资,新农村建设
参考文献
[1]西奥多·舒尔茨.穷国的经济学[J].农业经济问题,1981(09).
[2]《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摘要》
[3]刘文柱,黄玲娣,阿里木,马蕊.建设新农村投资是关键[J].中国统计,2007(02)
[4]陈锡文.增进农民福祉的新农村建设[J].中国发展观察,2007(04).
新资本结构理论 第5篇
论述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
在许多方面已经并正在发生变化。认识这些新变化，对于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认清资本主义的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请理论联系实际，谈一谈你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100分）
一、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如何定位
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是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但是这一新阶段究竟应叫什么?怎样概括这一新阶段的特征，目前主要有四种观点。
1、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主流观点。李琮等人是其代表。他们认为，对于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的转变时期，仍然属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
2、二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黄素庵、甄炳禧把20世纪9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称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李景治、向文华等人也持此观点。他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资本加速向国际化发展，到90年代则呈现明显的全球化倾向，国家垄断与私人垄断结合在一起向全球拓展，当代资本主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3、三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法国学者德罗奈持此观点。他认为，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最高统治，它把生产的社会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使资本主义实现了历史性进步。
4、四是社会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高放的观点。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到社会生活，从内部关系到国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范围都越来越广，层次都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在逐步增长，所以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即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比之其他名称更为恰当、更为准确。
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1、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要策源地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自然进程中的一次巨大的历史性飞跃。20世纪初到五六十年代，核能、半导体、合成化学等技术接踵诞生并得到初步发展；80年代后半期，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宇航技术、新材料技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迅速发展。所有这一切，仿佛巨大的羽翼，把人类从机器大生产时代提升到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自动化生产时代。
2、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就业结构的调整。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一、第二产业大大下降，第三产业迅速上升，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目前已达到2／3左右。第三产业的领头雁是高科技产业，而雁头就是信息产业，它们分别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和1／6左右。与此相随，蓝领工人减少，白领工人增多；非知识型工人减少，从事信息处理的知识型工人增多。近年来，在美国数百万新的就业者中，知识型工人约占90％左右。工人阶级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直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3、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企业组织形式发生变化。战后，银行信用体系膨胀，金融组织不再仅有商业银行，而且还有大量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金融资本与工商资本进一步融合，形成更为庞大的金融资本，扩大和加深了金融资本的统治。股份公司进一步发展，吸收的社会资本更多，企业组织管理更加严密，垄断资本可以用更少的股份控制整个公司，进而垄断市场，榨取更多的利润。从事高新技术行业的新型公司异军突起。公司兼并之风此起彼伏，资本日益集中和垄断，跨部门跨行业的超级企业集团和巨型跨国公司联翩涌现。从某个方面来看，企业组织形式的这些变化，增强了垄断资本抵御风险、增殖自身的能力。
4、国家从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干预者。国家或者利用各种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国民经济的运行；或者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实行一定的发展计划，直接投资某些产业特别是公共设施，交替实行国有和私有，以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体效益；或者实施一定的税收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限制过高收入和过度垄断，建立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所有这些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
5、加速推进经济全球化，为资本的扩张和增殖开辟了新的天地。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继续存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科技甚至军事优势，扩大资本输出，进行不等价交换，甚至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巩固它们在经济全球化以至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把广大第三世界变成它们的廉价资源供应地、获取高额利润的投资对象和推销剩余产品的市场，从而造成了西方财富的不断增加。无偿利用巨额世界资本，是国际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三、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
研究者由于分析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强调的方面不同，大致上可分为三种观点：
1、第一种观点，现代科技革命推动论。这种观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变化归根结底是由于当代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飞跃所致。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现代资本主义去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矛盾。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是二战后新科技革命使生产力高度发达、高度社会化和资本高度国际化的必然产物。
2、第二种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干预和自我调节论。这种观点认为，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众多变化中，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并决定着其他变化的性质。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加强“国家干预”，对资本主义延缓衰老起了关键性作用。其次，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通过反对垄断，鼓励和保护自由竞争，使科技和社会生产力仍能获得较快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以往资本主义经济自发发展不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断自觉地进行自我调节和调整。自我调节是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新变化的内在动因。
3、第三种观点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发展潜力论。一些研究者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未像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估计的已经“垂死”，自身仍然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发展潜能。奚广庆、钟沛璋持此观点，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尽管矛盾重重，改革和高新技术发展使其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论述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不是说已经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请结合实际，谈一谈如何认识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本质的理论？
参考答案：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关理论与实践的认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首先明确地提出来的。这一理论成果也是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和付出巨大代价后才取得的。毛泽东曾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中国人民取得政权后先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而不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当新民主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再转向社会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但取得政权后，刚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3年就提出转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消灭一切私有制，建立“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1958年，又刮“共产风”，要通过建立人民公社奔向共产主义。事实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提出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作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的起点模式。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人为拔高生产关系，事与愿违，反而损害了我国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顺利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认真总结新中国历史经验教训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定位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事关全局的基本国情加以把握，明确指出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并把它作为我党制定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之后至今，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始终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正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我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我国目前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我国目前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从社会性质上看，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与科学社会主义一脉相承。马恩列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二是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列宁曾说，社会主义要“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邓小平讲，社会主义本质是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此，要坚持以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但发展生产力只是为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还需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制度保证。在私有制下，生产力无论发展到多高程度，都会存在贫富两极分化，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这一基本原理，无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级阶段还是高级阶段都需要坚持。
从发展进程来看，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于初级阶段，必须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改革与发展的一切战略举措都不能超越这个发展阶段。在我国生产力还相对落后的初级阶段，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不搞单一的公有制，要探寻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继续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收入分配领域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公有制企业实行按劳分配，私营、外资企业实行按要素所有权分配，始终坚持效率与公平并重，调动各阶层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统一起来。通过深化改革、科技创新和培育高素质人才等多种途径，推动生产力更好更快地发展，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弄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把快速发展生产力和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自觉地始终一贯地统一起来。这是总结新中国近70年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得出来的科学结论。概括地讲，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发生过两种偏误：一种是片面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种是片面重视生产力的发展，而忽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与完善。还有人宣传唯生产力论，我们要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现阶段，既要着力于快速发展生产力，又要自觉地着力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一方面，切实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质量与效率的提高，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在更高层次上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坚持做优做强做大国有经济，推进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大力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着力改善民生，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朝着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前进。
新资本结构理论 第6篇
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的比例关系。由于
资本结构通过资本成本直接影响企业价
值的高低，所以，资本结构理论即资本结
构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理论历来是经济学
家研究的重点。最有影响的资本结构理
论便是莫迪格莱尼与米勒提出和创建的
MM理论。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又出现了
权衡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这两个理论
对我国企业优化资本结构有着重要的借
鉴意义。
一、权衡理论
权衡理论克服了MM理论只考虑负
债带来的减税效应，而没有考虑负债会
导致财务风险和额外费用增加的弊端，
充分考虑了企业存在朋务风险、破产成
本以及代理成本的情况下，权衡成本收
益关系，以求得最优的资本结构使企业
价值最大化。
1．财务危机成本。即企业无法偿还
到期债务，面临破产时发生的成本。财务
危机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财
务危机直接成本即是企业清算或重组时
发生的法律成本和管理成本，包括交付
给律师、会计、资产评估机构及拍卖商等
的费用。财务危机的间接成本是由于管
理者、顾客、供应商、资金提供者的短期
行为而使企业经营受到影响而发生的损
失。企业管理者在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
会采取一些应急的短期行为，如出售有
价值的资产以获得现金，推迟设备更新，
减少设备维护，降低产品质量等来节省
成本；当客户和供应商发现企业陷入财
务困境时，供应商由于担心无法收回货
款，往往会改变付款条件，缩短付款期
限；而客户由于担心收不到货物，一般会
要求推迟付款，这都会使企业产生新的
成本；另外，企业陷入财务困境，难以筹
集到新的资金，即使筹集到新的资金，也
必须付出高于通常水平的成本，这些都
会使企业价值降低。所以，在有负债的企
业，负侦越多，财务危机成本越大，发生
的概率越高。
2．代理成本．即是由于利益冲突引
起的额外费用，包括权益资本的代理成
本和债务资本的代理成本。权益资本的
代理成本是股东和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
引起的。一般来说，权益资本的代理成本
与权益拥有量成反比。当企业的所有者
与经营者是同一人时，企业的利益即为
他本人利益，出于财富最大化的考虑，他
会竭力将代理成本减到最少，因为由于
机会主义行为而产生的成本将完全由从
事该行为的人自己负担。但只要管理者
持有的所有权少于100％，股东与管理者
就会存在利益冲突，因为双方之间存在
着信息不对称，而且双方都是理性的经
济人，在企业的经营决策中都追求自身
利益最大化。
债务的代理成本是债权人和股东的
利益冲突引起的。首先，股东和债权人对
公司的现金流量有刁；同的索取权。股东
对现金流量有剩余索取权，他们倾向于
采取增加股票价值的决策，而这些决策
会增加债权人无法收回其贷款的风险；
债权人希望保持或增加其索取权的安全
性。然而股东通过管理者控制着公司的
管理权和决策权，所以股东的利益会高
于债权人的利益，他们会采取一些高于
债权人预期风险的高风险项目，股东取
得投资成功时会增加高额的报酬，当投
资失败时，债权人却要承担投资失败可
能导致的损失。其次，企业最佳投资决策
应选择净现值为正的项目，但管理者为
了保护股东的利益，会选择净现值较少
甚至为负的项目或拒绝有利的投资，因
为投资的收益在债券比例很高时将主要
由债权人取得。另外，在陷入财务困境
时，管理者往往会支付额外股利或其它
分配项目。因此，剩余给债权人的较少。
债权人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减少收回
本息的风险，会要求较高的利率或在贷
款时加入一些保护性条款，这都会提高
负债的成本，并使企业的价值减少。
二、优序融资理论
优序融资理论是建立在不对称信息
理论的基础上的。不对称信息理论认为，
管理者比一般投资者掌握更多的、更真
实的企业的有关信息，更了解公司的前
景。如果公司股票被低估即实际价值低
于售价，公司不会发行股票，因为如果发
行股票的话，公司实际得到的现金将低
于股票的实际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公司
将会发行债券。企业一般在股票被高估
时才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但是投资
者在公司发行股票时，一般就会认为公
司的股票被高估了，在股票价格下跌至
股票的实际价值之前，投资者将不会购
买；已购买股票的投资者则会抛售股票，
从而也会引起股票价格下跌，甚至会超
过应有的下跌幅度。所以，无论股票在被
高估还是被低估时，企业都应发行债券。
在发行债券时，管理者也必须考虑税收
收益与财务困境成本和代理成本，所以
公司发行债券只会到某一程度。融资优
序理论的第一条法则便是先采用内部融
资，内部融资不足的情况下，再发行债
券，最后才是采用权益融资。从以上可以
看出优序融资理论与权衡理论的主要区
别在于：
优序融资理论不存在财务杠杆的目
标值。根据权衡理论，每个公司都会权衡
债务的税收利益与债务产生的财务危机
成本和代理成本。当债务的边际成本等
于债务的边际利益时，产生最优财务杠
杆。与权衡理论相比，优序融资理论没有
暗示财务杠杆的目标制，每个公司根据
各自的资金需求，来选择财务比率。公司
首先从留存收益中筹措项目资金。这可
能降低资本结构中债务的比例，因为司
赚钱项目由内部筹资，使权益的账面价
值与市场价值都增加。额外的现金需求
由债务换取，无疑会使债务水平提高。然
而，公司的负债水平可能会在某一点耗
竭，让位于权益发行。因此，财务杠杆的
总额根据可利用的项目随机来决定。公
司不寻求债务权益比的目标值。
优序融资理论认为盈利的公司应用
较少的债务。盈利的公司由内部产生现
金，这味着外部融资的需求较少。由于公
司需要外部资本时，首先依靠债务，盈利
的公司依靠较少的债务，较高盈利的公
司其财务杠杆较低。权衡理论则无此含
义。盈利较好的公司有较多的现金流，产
生较高的负债能力。这些公司会利用其
负债能力来获取税收收益和财务杠杆的
其它好处。
优序融资理论认为公司偏好闲置财
务资源。优序融资理论的基础是公司以
合理的成本获取融资的难易程度。假如
管理者试图发行更多的股票，好怀疑的
投资人认为股票被高估了，因而导致股
票价格的下跌。由于发行债券时，这种情
况较少发生，管理者首先依靠债务融资。
由于公司知道在将来的不同时期，他们
必须为有利可图的项目筹措资金。这样，
当项目出现时就不会被迫求助于资本市
场。
三、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借鉴意义
及存在的问题。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公司资金的
主要来源是内部融资，即净利润加上折
旧减去股利。当公司支出总额多于内部
产生的现金流时，这时就需要选择外部
融资，公司首选考虑选用负债方式，然后
才会选用权益融资。我国企业与西方发
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形式有相当大
的差别，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也有很多。
为此，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企业
发展的现状，借鉴权衡理论和优序融资
理论。
根据优序融资理论及西方国家的实
践，我国的企业也应首先注重自身的经
营管理，提高盈利水平，注重留存收益的
日常积累。在筹集资金时，首先采用留存
收益。企业在采用内部融资不能满足资
金需求的情况下，应采用债务融资，最后
才是发行股票融资。根据权衡理论，企业
在日常经营中，应当合理负债。最佳负债
水平应当是债务利息的抵税效应与债务
带来的则务危机成本与代理成本相等
时，即企业的负债水平即能获得负债的
抵税效应，又不至刁：带来过高的财务风
险危及企业的经营。
目前，我国企业的负债率
水平相对过高，特别是国有企
业的平均负债率在80％以上，
而且在股票市场迅速发展的
同时，债券市场却没有得到应
有的发展。这使得企业在用债
务融资时，只能向银行借款，
造成了债务来源单一，债务资
金使用频率不当等问题，不利
于优化资本结构。不合理的资
本结构不仅使企业背上了沉
重的利息负担，加大了企业的
则务困境成本，而月还造成了
企业经营效率低下。所以，我
国应大力发展债券市场，降低
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
为企业优化资木结构提供必
要的基础和前捉。
另外，我国许多企业经过
股份制改造上市以后，便把股
票融资作为公司融资的首选途径，刁；但
极力扩大发行额度，而且公司的分配方
案也很少支付现金，而多以配股为主，把
股票市场作为获取资金最主要的途径。
甚至认为，发行股票可以永久占有这部
分资本，不必向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那
样到期还本付息，就可以增加利润，提高
企业经营效率。但事实上，如果股权比例
过高，会严重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率。这是
因为，债券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硬性约
束。债务必须还本金和利息，企业由于支
付了利息和本金，现金流量就会减少，可
以减少企业的代理成本，若公司无法偿
还本金和利息，将会发生破产。所以，债
务对企业管理者来说是一种约束，减少
了浪费资源的机会。
综上所述，我国企业的资本结构走
向了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企业大部分
资金由负债融资，另一个极端便是采用
发行股票来融资。所以，我国企业必须要
改善和优化资本结构，结合企业的实际
情况，比如公司规模的大小及所处的发
展阶段、适用税率的高低、生产产品的独
特性等，寻求负债和权益的一个最佳比
新资本结构理论 第7篇
国内外对于城市竞争力的相关研究都有很多独到的地方, 可是他们都是从有形要素角度来构建评价指标以及模型的, 没有重视资本以及创新要素等在城市竞争力中的作用。美国管理学家在20 世纪90 年代, 创作了《后资本主义社会》这本书, 其中就有提到, 在知识经济社会, 对知识信息进行创造、加工以及传播、应用可以促进城市经济的增长, 投资知识资本并让知识资本有效运作, 可以直接推进经济的增长。21 世纪初期, 欧美国家最先开始实施知识城市战略, 并被认为是城市进行可持续发展的新城市理念。如被称作是符号分析师的美国知识工作者人数不小于60%, 纽约、芝加哥以及旧金山中将知识作为基础的一种第三产业占城市经济增长实际总贡献率的80%以上。很多实践证明, 在21 世纪, 以人才以及知识作为表征的这种知识资本领域可以把城市竞争力完全体现出来。所以, 以知识资本角度来对城市竞争力相关问题进行探究, 是知识经济进一步有效发展的一种客观要求。
二、具体知识资本理论以及其在城市竞争力这一领域扩展的实际可行性
在宏观层面上对知识资本理论进行的研究不断开展的情况下, 有的国家以及地区都陆续开始对知识资本进行报告、管理实践以及评估, 其中主要有:瑞典、阿拉伯、欧盟以及克罗地亚和以色列等。现今, 在宏观知识资本方面完成了最完全的相关理论研究的学者是Nick Bontis。当其初步研究十个阿拉伯国家具体实际状况之后, 就提出了相应的国家知识资本指数这种模型, 同时根据这种指数模型来排列这十个研究国家的顺序。具体研究结论表明, 虽然阿拉伯地区具有大量种类繁多的自然资源, 可是这个区域进行发展的首要资源依然是知识资本, 一定要将知识资本当做优先发展要素来进行考虑。此外, 美国以及加拿大同时将这一研究当做对国家知识资本进行开发以及对国家智力财富进行计算的基础。学者Viedma研发出了一种对城市知识资本进行测量以及管理的方法和模型, 同时马塔罗城对城市知识资本进行评估以及管理的时候就应用了这种模型, 并最终编写了国际上首个内容为城市知识资本的具体报告;除此之外, 波兰以及英国和日本等国家也开始制定对知识资本报告进行开发的相关计划, 部分处于发展中的国家以及地区也开始对知识资本报告以及进行谋划运用, 以此来对其改革实践进行有效的指导。
对宏观知识资本理论进行研究以及应用的这些实践, 给城市竞争力中知识资本理论的有效拓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分析很多对城市竞争力进行研究的相关文献, 笔者认为, 通过知识资本理论对城市竞争力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的关键就是城市知识资本具有可衡量性。有些对宏观知识资本理论已经进行研究以及应用实践的学者提出了相应的对宏观知识资本进行衡量的方法以及衡量指标体系, 我们在通过知识资本理论对城市竞争力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时所利用的理论依据就是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有研究以前验证过我国城市知识资本所具有的可衡量性, 研究结果表明:借鉴Nick Bontis等相关学者已经提出的在宏观层面上对知识资本具体指标体系进行构建的方法, 同时对我国城市所具有的特点以及数据可得性进行综合考虑, 可以分别对城市知识资本里面的四要素构建相应的具体指标体系, 用来对我国城市知识资本设计拥有量进行评估。如果城市知识资本具有可衡量性, 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以知识资本这一视角来对城市竞争力相关问题的可行性进行研究。
三、以知识资本这一视角来设计城市竞争力具体基本分析框架
从知识资本这一视角对城市竞争力进行研究, 并没有否定传统的对城市竞争力进行的研究, 而是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对城市竞争力相关理论进行了深入延伸以及拓展, 这样就可以将城市实际状况真实地表现出来, 同时对提升城市竞争力方面的战略实践进行了有效的指导。本文研究认为, 从知识资本这一视角对城市竞争力进行研究, 能够借鉴传统对城市竞争力进行研究时所采用的分析框架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
(一) 与城市竞争力相关的新弓弦箭模型
理解城市竞争力所具有的内涵的时候, 应该从投入以及产出这两角度进行。从投入这一角度来看, 城市所具有的竞争力最终是由城市所拥有的资源以及所控制的资源量决定的;从产出这一角度来看, 城市所具有的竞争力最终是由城市和别的城市相比所具有的可持续发展性决定的。所以, 本文把构成城市竞争力的相关要素分成投入要素以及产出要素。所谓投入要素, 就是城市自身所拥有的资源以及所控制的资源, 对城市竞争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依据知识资本理论, 可以把其划分成知识资本要素以及物质资本要素, 同时可以将这两要素分别称作知识资本竞争力以及物质资本竞争力, 其中知识资本竞争力属于城市软竞争力, 主要包含有:人力资本力、创新资本力以及流程资本力和关系资本力。而物质资本竞争力属于城市硬竞争力, 主要包含有:森林、能源、水源以及矿产和土地等相应的实物资本力以及金融资本力。城市中的产出要素可以将城市比别的城市更强的那种可持续发展能力充分体现出来, 属于城市竞争力里面的体现要素, 也可以被叫做城市外显竞争力, 主要包含有:城市经济发展状况、保护环境的力度以及社会进步水平这三个方面。
本文参考倪鹏飞对城市竞争力进行研究的具体思想, 提出了一种和城市竞争力相关的新弓弦箭模型, 如下图1 所示, 其中弓是硬力要素, 弦是软力要素, 箭力是弓弦交互产生的作用, 主要是指城市外显竞争力, 每个要素的具体关系可以通过这个关系式来表示:箭力 (也就是城市外显竞争力) =F (软竞争力+ 硬竞争力) , 弓 (即硬竞争力) 就是物质资本竞争力, 也就是森林、能源、水以及矿产和土地等类型的实物资本力和金融资本力的总和;弦 (即软竞争力) 就是知识资本竞争力, 也就是人力资本力、创新资本力以及流程资本力和关系资本力的总和。
通过新弓弦箭这一模型来对城市竞争力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的关键是模型中的每一个要素具有可衡量性。笔者在将中国城市具有的特点以及数据可得性考虑在内的基础上, 参考Nick Bontis、王良建等学者已经提出的宏观知识资本、城市中每个系统实际发展状况以及物质资本有关的具体测度指标体系, 针对城市竞争力, 构建一种新弓弦箭模型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 具体如下表1 所示。因为受到科研资金的限制, 不能够科学抽样调查全部样本城市, 这一模型中的实证分析具体数据都是我国有关部委发布的各种具体统计数据。除此之外, 由于采集数据具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只能放弃部分比较好的指标, 比如, R和D具体经费支出以及科技活动具体人员数目等。有部分指标采用了相应的替代性指标, 比如, 利用技术服务、科研、地质勘查人员数目、计算机服务以及软件从业人数和信息传输来代表科技活动具体人数。
(二) 检验知识资本给城市竞争力带来的核心作用
上述有提到, 知识资本逐渐成为了一种培育以及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这种观点仅仅是一种直观判断, 具有可信性的结论一定要以深入分析相应的问题为基础。所以, 应该通过实证检验来确定知识资本对形成城市竞争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核心作用, 以此给以后在知识资本的基础上对城市竞争力评价以及提高决策支持系统相关研究打下基础。
和弓弦两者对箭的作用力各不相同一样, 新弓弦箭模型里面, 竞争力中的每个分力系统贡献给城市外显竞争力的程度也不同。所谓核心要素, 就是给城市外显竞争力做出的贡献最大, 同时具有最强决定性的那些分力要素。所以, 想要确定知识资本属于培育以及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就应该对知识资本分力为城市外显竞争力做出的贡献以及决定性进行验证。
进行前期研究的时候, 主要选择了我国150 个地级城市当做样本, 同时按照所建立的指标体系从我国有关部委已经发布的各种具体数据里面选择样本城市, 在2000 年到2006 年的具体指标数据, 通过因子分析法以及多元回归模型来初步检验知识资本竞争力、城市外显竞争力以及物质资本竞争力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 知识资本分力为城市竞争力做出的贡献最大, 同时说明知识资本所产生的核心作用。检验结果表明, 知识资本分力做出的贡献从大到小是:人力、创新、流程、关系资本。这一结果只是初步检验结果, 后续研究应该增加城市样本容量, 利用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式来进行深入研究。
(三) 以知识资本为基础, 对城市竞争力评价进行研究
传统对城市竞争力评价进行的研究有对竞争力中的每个要素分主次, 这样的评价方式不能够反映出构成城市竞争力的关键, 所以对制定提高城市竞争力的相关决策非常不利, 所以必须以城市竞争力里面的核心要素为出发点来有针对性地对城市竞争力进行评价。因为培养以及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为知识资本, 其可以决定城市以后的竞争力, 所以应该以知识资本这一视角来对城市竞争力进行评价。
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来对城市竞争力评价进行研究:从效能角度进行评价;从效率角度进行评价。大部分和城市竞争力相关的研究都是从效能这一角度进行评价的, 很少有学者从效率这一角度来评价。即使知识资本逐渐成了城市竞争力里面的核心要素, 可是城市所具有的知识资本量并不是构成城市竞争力的一种充分条件。如, 就算城市有足够人力资本、创新资本以及流程资本和关系资本, 可是如果管理者不懂怎样充分有效的利用这些资源, 也不会给城市提供可持续发展能力, 这些资源都是摆设。所以, 城市竞争力同时受到知识资本量以及知识资本提供城市外显竞争力的实际效率, 而城市竞争力评价同样应该通过有效的方式从效能以及效率的不同角度进行。
(四) 以知识资本为基础, 设计以及实现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具体决策支持系统
对城市竞争力进行研究的目的就是给城市相关管理者作出和提高城市竞争力相关的决策提供具体有效的理论支持以及指导。大部分对城市竞争力进行的研究都仅仅只提出了一些文字提升方案, 这样的方案一般篇幅非常长, 同时可操作性不强, 城市管理者必须花费大量时间来阅读思考, 被采纳率低。随意设计出方便可行的一种有效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具体决策支持模型, 让管理者可以正确应用模型, 做出有效的决策是当务之急。
新资本结构理论 第8篇
林毅夫等人的新结构经济学最优金融结构理论认为,不同产业结构中的企业具有风险特性、融资需求、信息特征,从而对金融服务存在差异化需求;各种金融安排(金融市场和银行中介,大银行和小银行)在资金动员、克服信息不对称及风险分散方面各有优劣;因此,最优金融结构是和最优产业结构相适应的[2]。
这一理论的提出,为我们看待一定发展阶段占主导性的金融安排提供了一个辩证思维方法。由这一理论提供的视角引发了学者龚强等进一步研究,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适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发展地方性中小银行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金融支持,促进金融结构优化[3]。姚耀军和董钢锋基于这一理论研究发现,中小银行发展可以显著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4,5]。与姚耀军和董钢锋从中小银行发展角度研究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不同,陶珍生等则从中小银行发展角度研究城乡收入差距,发现规模相对较小的银行信贷缩小了城乡收差[6]。以上研究为研究城乡收差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中小银行发展是否可以通过中小企业发展渠道缓解城乡收入分配不平等?如是,具体机制又是什么?
1 文献综述
1.1 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研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理论界已达成共识,但其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并不必然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金融发展成为研究城乡收入差距的又一个视角。对两者关系研究,主要分为深化意义上的金融发展和扩展意义上的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金融深度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倒U,缩小,扩大)。金融深度的代理变量有: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和金融发展结构。倒U论,城乡收入差距随金融发展先扩大后缩小[7,8]。缩小论,金融发展水平提高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9,10]。扩大论,基于深化意义上的金融发展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基本上都得出这一结论[11,12,13],这与国外众多研究落脚到缩小论上不同。
金融包容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缩小)。金融包容又称普惠金融,金融排斥的反面,主要代理变量有三个:金融可获得性、金融使用情况和金融服务质量。对于两者的关系,学者都支持普惠性金融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4,15,16]。
1.2 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途径研究
城镇化途径:孙永强实证研究后发现,金融发展对城镇化有促进作用,进而通过城镇化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17]。信贷途径:余玲铮和魏下海理论分析认为,不完善的信贷市场影响了个人职业选择和投资决策,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12]。张龙耀等实证研究后认为,金融发展可以缓解家庭创业融资约束,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8]。张方波和徐明凡理论分析认为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为微观经济个体人力资本投资融资,增加自身或下一代资本存量,提高收入水平[19]。经济增长途径:余玲铮和魏下海理论分析还认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取决于经济增长增加的是熟练劳动力还是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12]。张兵等理论分析认为经济增长还能通过累进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0]。
前人诸多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为理清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提供了详实的理论基础,尤其是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让我们认识到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背后不应忽视其对经济增长质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现阶段的最优金融结构要求中小银行应在银行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满足中小企业发展对外部的融资需求,实证也表明中小银行发展可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而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尤其是其对来自农村的非熟练劳动力的吸纳。因此,银行业结构中中小银行的发展是否会通过中小企业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如是,通过中小企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机制是什么?这方面的研究尚不够充足,本文将从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出发,研究银行业结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中小企业发展。
2 理论阐释
2.1 银行业结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机制
就世界各国经验来看,中小企业在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起到大企业无法替代的战略性作用。就我国而言,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小企业已经成为中国数量最大、最具活力的企业群体,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日益突出。池仁勇等的《中国中小企业景气指数研究报告(2015)》显示,中小企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呈现出“56789”的贡献格局,即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近70%的进出口贸易,80%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和占中国企业总数90%以上的比例[21]。
然而,与中小企业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匹配的是中小企业得到的金融支持不够,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突出,已经成为一个世界难题。传统的研究着力点集中在资金需求方—中小企业自身的原因,然而近年来的研究方向表明资金供给方———金融机构也难辞其咎。根据林毅夫最优金融结构理论,要素禀赋决定产业构,最优金融结构是和产业结构相适应的。现阶段我国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要素决定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因此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有效融资的金融结构是最优金融结构。以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特别是银行结构中中小银行的发展,在向中小企业发放关系型贷款上更具优势,是现阶段的最优金融结构。基于这一理论进行的实证研究都表明,中小银行发展确实可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4,5,22,23]。
2.2 中小企业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机制
城乡收入差距决定因素有两个: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而城乡居民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本文主要从收入来源分解角度分析中小企业发展如何影响农村居民收入,进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首先,经济增长渠道,增加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中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体现在:中小企业的发展激发了市场活力,促进企业间的竞争,提高有效产出;中小企业是科技进步的主力军,相比大型企业在人才、资金和信息上的优势,中小企业创新动机更为强烈,75%以上的企业创新和80%以上的新产品研发都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这就是最好的证明。经济形势向好后,一方面中小企业扩大规模的激励更强,从而产生更多的劳动力需求,可以吸收农村劳动力从事回报更高的非农工作,增加工资性收入;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贡献的税收也增多,随着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和累进税制的完善,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增加,城镇富裕人群在累进税作用下增长缓慢,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其次,就业渠道,增加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一方面,中小企业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对来自农村的非熟练劳动力有非常强的吸纳能力,增加农村居民成为非农雇员的机会,从而提高工资性收入;另一方面,由于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特点,低资本、低技术起点要求使得中小企业易于创办,增加了农村居民从事非农产业创业的可能性,自雇使得农村居民可以获得比工资性收入更高的非农利润收入(经营性收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中小企业的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渠道、劳动力渠道增加农村居民端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实际中中小企业却面临着融资约束问题。根据企业特征和各种金融安排的特点,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业结构中中小银行的发展,在克服中小企业与生俱来的硬信息缺陷,发放关系型贷款方面更具优势,更能满足中小企业低成本、数额少、时间紧和频率高的资金需求。因此,本文预期:
命题1:银行业结构中的中小银行发展可以通过中小企业发展渠道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命题2:中小企业发展主要是通过经济增长渠道和劳动力渠道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3 计量检验
3.1 模型构建与估计方法
根据理论分析提出的两个命题,以及考虑到面板数据比单纯使用时序数据或者截面数据能够更充分的利用样本信息、城乡收入差距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本文构建如下两个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对中小银行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中小企业发展渠道进行检验:
对中小企业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增长渠道和就业渠道进行实证检验:
其中,lgap代表城乡收入差距,lsme代表中小企业发展,lsmb代表银行业结构即中小银行发展,leco代表中小企业经济增长贡献,lemp代表中小企业就业贡献,cov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α0和β0代表截距项,α1-4和β1-4代表核心解释变量系数,θ′和η′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系数,ui代表无法观测到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效应,vt代表不随地区变化仅随时间变化的时间效应,εi,t代表误差项;下标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
模型中加入城乡收入差距滞后项,会产生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选择用GMM(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广义矩估计)包括DIF-GMM(差分广义矩估计)和SYS-GMM(系统广义矩估计),每一种下面又都包括一步两步估计。因四种估计方法各有优劣,本文在计量部分将分别进行DIF-GMM的一步两步估计,SYS-GMM的一步两步估计,对比后选择最优估计结果分析。
3.2 指标选取、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9年-2014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为样本,城乡收入差距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小企业发展数据来自池仁勇等的《中国中小企业景气指数研究报告》(2013,2015);中小银行发展数据来自WIND终端;中小企业就业贡献和经济贡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历年各省统计年鉴;城镇化、财政支出、对外开放、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教育水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本文对所有变量对数化处理,计量部分采用stata13进行估计。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3.3 变量相关性分析
变量相关性分析后发现,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除交互项lsme*lsmb外均显著相关,表明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存在一定的联动效应,下文的实证是有必要的。另外,解释变量中,经济增长lgdp与城镇化lurb、对外开放liax、教育水平ledu均高度相关,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剔除经济增长lgdp变量。
3.4 面板数据平稳性检验
本文选择LLC、HT、Breitung、Hadri和PP检验五种方法,以多数通过原则为基准对各变量平稳性进行判断。由表2知,城乡收入差距lgap、城乡收入差距一阶滞后项lgap(-1)、中小企业发展lsme、中小银行发展lsmb、中小企业发展和中小银行发展交互项lsme*lsmb、中小企业发展和就业贡献交互项lsme*lemp、中小企业发展和经济贡献交互项lsme*leco、城镇化lurb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i(0)变量,政府支出lgov、对外开放liax、教育水平ledu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i((0)变量,而产业结构list在5%和10%显著性水平下均为非i(0)变量。因为变量只有在同阶单整下回归才有意义,本文剔除非i(0)的变量产业结构list,这样其余各变量均为i(0)变量,可以直接进行回归。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统计量下括号内为p值。i(0)表示零阶单整序列,非i(0)表示不是零阶单整序列。
3.5 银行业结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中小企业发展渠道检验结果及分析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系数下括号内为标准差。DIF-GMM(1)、DIF-GMM(2)分别表示差分GMM一步和两步估计;SYS-GMM(1)、SYS-GMM(2)分别表示系统GMM一步和两步估计。
对比表3中的四种估计结果,可以发现除教育水平的系数符号不一致外,其他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在四种估计方法下均一致。但是,为保证估计结果可靠性,GMM估计方法通常需要进行两项检验:一是序列相关性检验,原假设是不存在序列相关,主要通过AR(1)和AR(2)检验来证明,只要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则接受原假设,认为不存在序列相关;二是过度识别检验,原假设是所有工具变量均是外生的,一般情况下只要Sargan检验P值大于0.05,则接受原假设,认为工具变量有效。因此,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只有差分GMM通过两项检验。再考虑到系数的显著性情况,本文最终选择差分GMM两步估计即DIF-GMM(2)作为最优估计方法,并对DIF-GMM(2)结果进行分析。
从被解释变量滞后项来看:城乡收入差距一阶滞后项的系数符号为正,符合预期,表明城乡收入差距确实存在一定时滞效应,前一期的城乡收入差距会助推当期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不是很显著。
从核心解释变量来看:中小企业发展的系数符号为负,符合预期,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中小企业发展是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中小银行发展的系数符号为正,与预期相反,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中小银行的发展直接效应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农村金融服务的地理渗透性远不及城市,使得农村居民在获取金融服务的便利性上大为受限;另一个原因是我国现阶段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宅基地上的房屋不能抵押贷款[24],使得农村居民想要进行家庭创业或在生产经营贷款获取上,因无法通过抵押降低道德风险而被银行拒之门外。中小企业发展与中小银行发展交互项的系数为负,与预期相符,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中小银行发展可以通过中小企业发展渠道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验证了命题1。
从控制变量来看:城镇化的系数符号为负,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在样本范围内,城镇化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府支出的系数符号为正,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地方政府支出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可能的一个原因是政府在基建、科教文卫和福利保障支出上有偏向城市倾向。对外开放的系数符号为负,表明对外贸易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这可以运用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最优金融理论来解释:最优金融结构是和产业结构相匹配的,而现阶段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符合比较优势。我国对外贸易参与主体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该产业吸纳大量来自农村的非熟练劳动力,使得他们可以获取更高的收入,从而缩小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教育水平的系数符号为正,与预期相反,但不显著,表明教育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根据现有文献来看,可能的原因是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造成了城乡教育水平的差异。
3.6 中小企业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就业渠道和经济增长渠道检验结果及分析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系数下括号内为标准差。DIF-GMM(1)、DIF-GMM(2)分别表示差分GMM一步和两步估计;SYS-GMM(1)、SYS-GMM(2)分别表示系统GMM一步和两步估计。
同样,考虑到序列相关检验、Sargan检验和变量显著性,对比表4中的四种估计结果,本文选择差分GMM两步估计即DIF-GMM(2)作为最优估计方法,并对DIF-GMM(2)结果进行分析。
从被解释变量滞后项来看:城乡收入差距一阶滞后项的系数符号为正,但不显著,与实证1的符号一致。
从解释变量来看:中小企业发展的系数符号为负,且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与实证1的符号一致。中小企业发展与就业贡献交互项和中小企业发展与经济贡献交互项的系数符号均为负,符合预期,表明中小企业发展可以通过就业渠道和经济增长渠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且中小企业发展与就业贡献交互项系数的绝对值大于中小企业发展与经济贡献交互项系数的绝对值,表明中小企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就业渠道影响大于经济增长渠道影响,只是中小企业发展与就业贡献交互项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但中小企业发展与经济贡献交互项系数不显著,验证了命题2。
从控制变量来看:城镇化和对外开放的系数符号均为负,政府支出系数符号为正,与实证1的符号一致。而教育水平系数符号为负,与实证1的符号相反,但是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并不显著。
4 结论及政策含义
选取2009年-2014年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造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运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差分GMM一步和两步估计,系统GMM一步和两步估计),进行了两项经验检验:一是银行业结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中小企业发展渠道检验;二是中小企业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就业渠道和经济增长渠道检验。研究发现:银行业结构中的中小银行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效应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通过中小企业发展产生的间接效应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小企业发展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岗位带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且就业效应大于经济增长效应。
新资本结构理论 第9篇
1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及其发展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是20世纪5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研究领域的杰出代表。他从长期对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发现,传统经济理论中资本的概念,仅包含生产资料和货币,而忽视了重要的生产要素──人的能力,这是不全面的,难以对经济增长做出合理的解释。人力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的,指凝结在人体内的能够使价值迅速增值的知识、技能及其表现出来的能力[2]。他强调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有必要将人力资本概念引入到传统的资本概念中,而不仅仅考虑有形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都具有资本的属性,同时又有异质性。体现在物质形式上的资本是物质资本,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为人力资本,这两种资本都对经济起着生产性的作用,作用的结果都会使国民收入明显增加。在现代经济的众多场合,人力资本甚至发挥着比物质资本更为重要的作用。
1.1 舒尔茨认为,促进农业生产力迅速增长和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不是自然资源、劳动或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力资本,即人的能力和素质
人的这种能力和素质是通过人力投资而获得的,因此人力资本又可理解成是对人力的投资而形成的资本。人力作为资本,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对其的投资必然会有收益。要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就要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主要包括:教育、在职培训以及提高健康水平,尤以教育最为重要。同时强调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巨大差别主要是农民能力的差别,提高农民的能力是发展经济的重要因素,而且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农民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与其耕作的生产率之间存在有力正相关,也是被各种历史资料研究所证明了的。
1.2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罗默、卢卡斯等相继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
该理论将“知识”或“技术”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指出新知识生产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助于阻止物质资本投资中出现的报酬递减现象。现代计量经济学学者曾对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和人力资源的关系作了实证研究。选取人均收入水平作被解释变量Y,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的比例为解释变量X1,25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的平均年限作为解释变量X2。经过一系列回归与相关分析后得出X1对Y有较明显的负相关作用,X2对Y有较明显的正相关作用,且X2的作用相对更显著一些,说明农业人口比例的减少和受教育年限的提高,都有利于一国人均收入的增长。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证实了舒尔茨关于人力资本理论中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积极意义。
1.3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人力资本理论的定义有三个方面:即知识、技能和健康
人力资本是存在于人的身体,经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及健康的质量因素之和。人力资本既可能表现为潜在劳动生产力,也可能表现为现实的劳动生产力。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国诸多学者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基本定义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如:农村人力资本就是指通过教育、培训、健康投资和劳动力迁移流动等形式而凝结在农村劳动力身上的资本量[3];农村人力资本是指农村劳动力身上所凝结的体能、知识、技能和所有能够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的能力,这种被凝结的能力表现为一种人力资本存量形式[4];农村人力资本是指通过教育培训、健康投资、迁移投资等形式形成的、凝结在农村劳动力身上的,以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表示的非物质资本[5]等等。
人力资源资本化是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人力资源仅表示人本身的属性,而人力资本更强调人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及本身所具有的潜力,更多的表明人自身素质培养、开发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属性。除非对人力资源进行适当投资,为获得后天的生产能力支付一定的成本,包括直接的支出,如因接受教育和训练而放弃的收入和为寻找、转移到较好的环境中所花费的各种费用;否则,人力资源是不能自动转化为人力资本的。投资越多人力资本存量就越大。
2 人力资源资本化效应
在农村人力资源资本化的最为直观的效应中,能够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的可分为两种,即知识效应和外部效应。知识效应包括知识进步的需求效应、替代效应及外部效应三个方面。
2.1 知识进步的需求效应
知识进步的需求效应是指在经济发展中有用的新知识要求新形式的物质资本,或是要求新的劳动技能,或两者兼而有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机制中,从义务教育中获得增收的能量会随着时代进步而逐渐减弱,对接受义务教育之后的农村居民进行新的教育投资,对于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知识收入效应是指受过教育、培训,具有更多知识与能力的人会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因为他们具有更高的分辨力,能随时随地抓住投资获利的机会。实践证明,每提高1个百分点的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可带来6.5%的当期收入增长和8.4%的延迟收入增长[6]。韩青和谭向勇在关于“农户灌溉技术选择”的专项研究中进一步证明:受过高中教育的农户,比受过小学教育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管道输水技术或喷灌技术等现代节水技术。这是因为较高教育水平的农民更能了解应用新技术、新产品的经济与社会效益,更能了解和应用政府政策的优惠措施,以及更容易掌握新技术的实际操作技能[7]。
2.2 知识替代效应
知识替代效应表现在能够通过知识的进步来增加资源。人力资本在各种要素间相比较,其补充和替代作用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侯风云运用明瑟模型及其它的线性对数模型对全国15个省市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农村劳动力教育收益率虽然偏低,但却远远高于工龄收益率;专业技能培训对于收入的影响远远高于其它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8]。李伟以中国23个贫困县的农户抽样调查数据为样本,对教育和劳动生产率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同样表明:农户教育状况的改进,像增加资本与土地一样,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很大的影响[9]。正是知识的替代效应,可以克服经济发展中自然资源、物质资本与“原生劳动”之不足,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知识的替代效应还表现在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消除了物质资本等要素边际收益递减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不利影响,间接地化解了庞大的人力资源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2.3 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
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又叫溢出效应,可以使人们的平均技能水平或人力资本水平在人们之间传递,其结果不仅提高了自身的生产率,还增加了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的生产率,并产生生产中的递增收益。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若表现在迁移投资上,则显现出较高的收益率。这种收益率可为农村带来双重改善:一方面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缓解了农村贫困,改善了农村收入分配状况。农户迁移投资不仅显著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还有助于提高教育和健康投资水平,并能降低农户的迁移成本。而实施迁移的内在条件,则与教育程度密不可分。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城乡劳动力市场严重分割的条件下,受过高中、初中和小学教育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比文盲劳动力分别高出60.1%、50.8%和27.5%。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解释了经济增长是人力资本不断积累的结果,而农村人力资源资本化程度则决定了新农村建设的发展速度。
3 影响农村人力资源资本化的因素与表现
在我国影响农村人力资源资本化的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应是国家的政策性因素。因为政策性因素对农村人力资源资本化的影响至关重要。适当的政策会拓展农村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对接的路径,有助于人力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合理配置,减少劳动力的闲置和浪费,促进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尽快转化。反之则可能阻塞农村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化路径,造成大量低素质农村人力资源在农村的闲置与沉淀。
影响农村人力资源资本化主要表现在:
3.1 农村教育的目标错位与政府的职能弱化
现行农村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教育目标错位。建国以来,我国高度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始终把为高等教育培养生源作为中小学办学方向,没有建立农村教育体系,无视农村教育的特殊性、阶段性、差异性和不平衡性。这种以升学为目标的农村教育,对人才的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都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实际相脱离,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与农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其次,由于我国农业劳动力人才市场还处于发育之中,普通教育历史地成为农村教育中的主体和主角,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在农村教育结构中发展水平最低,直接影响了农村成人教育体系的健康发展。在教育投资方面,中国十余年间徘徊在GDP的3%左右,其中扫盲与农村成人教育经费仅占教育事业总经费的0.6%左右。对农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同时,农村学校的学费等各种费用却在逐年增加,政府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职能严重弱化。农民不得不自己直接负担了因政府投资不足留下的义务教育经费缺口,为此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致使一些贫困家庭的子女在初中甚至在小学就辍学。
3.2 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困境
根据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无论是限制农业劳动力适当规模,还是培养职业农民,都需要转移出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但由于我国农村人力资本产权残缺,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制约了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产权顺畅流转,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导致流入城镇农村劳动力无法取得与当地市民平等竞争的权力和发展机会,劳动与工资制度直接减少了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产权的收益。农村劳动力市场的不健全,加大了就业成本,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同时,由于进城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大多数劳动力仍从事着低收入的工作,技术型、技能型劳动力转移输出很少,无法在转移性增收上获得较高收入,非正规就业使农村人力资本积累陷入恶性循环,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受到抑制。2006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显示,在外出务工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及文盲占16.5%,初中文化程度占67.3%,高中文化程度占10.7%。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成的主要因素。由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偏低,农村人力资源过剩与人力资本不足的劣势凸显,构成农村剩余劳动力实施正常迁移的瓶颈。
3.3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与人才流失
人力资源开发即是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只有当预期收益现值大于用于满足未来需要的支出现值时,投资者才愿意做出投资决策。目前中国教育成本之高超出许多农村家庭的承受能力,出身农村的大中专毕业生往往毕业即失业,而放弃读书同样能到城市打工,这一非农化路径的拓展和改变使得学生读书没有了动力。调查显示,农民工工资较低,但务工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所占比例近60%,已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替代效应在农户消费决策中表现明显。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在创造政绩的驱使下,往往扩大物质资本投入,挤压人力资本投资,削弱了政府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应有的支持力度。此外,由于许多农村地区缺乏公平竞争环境,缺乏引进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等因素,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在农村既无法得以高效利用,也得不到合理的报酬,导致农村人才大量流失,形成农业劳动力外部流动的非均衡性,农业的“空洞化”现象日渐显现。农村人才的大量流失,加上部分农民自我投资观念滞后,且投资过程中性别歧视现象严重,使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得不到有效提高。
3.4 健康投资低下影响农村人力资源的基本素质
中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处于一个较低的均衡状态,人力资本投资增长较慢。其中,健康投资仍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之一。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基础设施不全,缺乏保养机制,影响到农村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和农村人口生育总体决策,农村劳动力的身体素质普遍偏低,农村居民所拥有的卫生费用呈逐年下降趋势。张车伟利用家庭生产函数对贫困地区的种植业进行分析,在控制着营养和健康变量“内生性”前提下,估计了不同的营养和健康指标在中国贫困农村的回报和弹性。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的营养和健康方面都影响到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其中,营养摄入和疾病的影响最为显著。平均来看,卡路里拥有量每增加1%,种植业收入会相应增加0.57%;而家庭劳动力因病无法工作时间每增加一个月,种植业收入将为此而减少2300元[10]。
4 农村人力资源资本化的路径选择
要保证农民在工业化、城市化中分享到社会福利增加的好处,保证农民有能力参与市场化的竞争而不被“边缘化”,并让没有转移的农民从农业中受益,不仅要注重农民参与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工作机会和农业的竞争能力体系建设,更应注重农村人力资源资本化投资及积累,变低素质人力资源大国为人力资本强国,其路径选择主要有以下方面:
4.1 大力推进农村各项教育事业,增加农村人力资本存量
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资力度,适当增加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保证全国农村义务教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相对一致的发展水平。要降低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学校教育的收费标准,实施由家庭、社会和政府共同分担教育成本的投入机制,减轻农民的教育负担,避免更多农民家庭因教致贫,因贫弃教而产生“知识贫困”现象。要改革职业中学的专业与课程设置,在教学内容上应突出实践性和操作性,同时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技能,以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要建立农村劳动力培训制度,大力培养农村实用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促使农民掌握必要的基本职业技术技能,增加农村人力资本存量。
4.2 改变农村人力资源结构,创建适合农村特点的多元化人力资本投入机制
改变农村人力资源结构,调节人力资本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之间的分配,增加城市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鼓励人力资本含量高的劳动者,农业院校的大学生,以及城市过剩而又是农村经济发展所需人才到农村创业。同时发挥农村人才优势,将政策、教育、资本、财政等外部力量转化为农村社会的内部力量,整合乡村社会资源,创建适合农村特点的多元化人力资本投入机制。公共财政增加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报酬递增效应,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和促进农民职业转化。要在公共财政的引导下,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避免人力资本投资的短边效应,完善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国家应建立健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救助和扶持制度与体系,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摆脱人力资本投资需求和收入之间矛盾所带来的困境,减轻农民人力资本投资负担。
4.3 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的向城市转移机制,加快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
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也可视为农村劳动力资源深造与更新的过程。要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的向城市转移机制,就要从立法上维护农民工权益,将农民工组织合法化,为农民增收提供法律保障。要积极鼓励农村劳动力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利用城市人力资本投资资源,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迁移的投资力度,加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开发,提高农村人力资本存量。政府要消除各种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统一劳动力市场。要加强对人力资本优化配置的宏观调控,建立和完善利益分配机制,提高人力资本的收益率,保障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合理有序地进行。
4.4 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健康投资增进人力资本存储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个人健康状况是一种资本的储备,即健康资本。因此,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农村医疗卫生和保健事业的发展,在健全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体系和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基础上,探索适合农村不同地区的各种保障形式,满足广大农民的基本保障需求。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工作和农村疾病预防控制,推进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等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将进城务工的劳动者纳入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帮助其维权和享有合法权利。通过社会保障开发,从而为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奠定基础。
摘要：提高农村人力资源资本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提和根本。目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源总量过度“富足”与人力资本严重“贫困”的现象,已经成为制约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因素。依据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以提高农村人力资源质量为目标,在解释人力资源资本化对经济增长重要作用的直观效应基础上,认为影响农村人力资源资本化主要有农村教育的目标错位与政府的职能弱化;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困境;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与人才流失;健康投资低下等几方面因素。提高农村人力资源资本化的路径选择包括推进农村教育事业;改变农村人力资源结构;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机制;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等。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人力资源,人力资本,舒尔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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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资本结构理论 第10篇
关键词：新媒体,政府传播,教学定位,建设模式
当前,我国正处于政治发展走向深入的关键时期,更处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迅猛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媒体与民众的有效沟通有利于增强民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成为稳固政治合法性资源的一个新的途径和视角。基于此,“政府传播”课程作为一门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课程,其教学定位与建设模式都需要进行新的探索和建构。
本文试以“政府传播”课程为个案,立足新媒体发展的现实环境与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发展趋势,以“结构—定向”理论为研究框架,对“政府传播”课程的教学定位与建设模式做出分析和研究。
一、“结构—定向”理论与“政府传播”的课程定位
根据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当受教育者的心理结构发生变化时,其行为方式和行为结果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是“结构—定向”理论的核心思想。因此,“政府传播”课程要实现比较良好的教学效果,就要从构建学生合理的心理结构和知识结构入手,有目标、有策略地对学生进行定向培养。
(一)“结构—定向”理论的基本观点
“结构—定向”理论是由我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冯忠良教授提出的,他认为教学应以构建学生的心理结构为中心,将技能的掌握与学生的心理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实施定向培养[1]。具体来说,一是结构化教学。教学过程是一种经验传递的人际交往过程,受教育者在这一过程中,对经验的掌握必须经过其自身积极的智力活动,从而形成相应的心理调节机制。也就是说,教学应当首先确立以构建学生心理结构为中心。二是定向化教学。要提高教学成效,就必须根据学生的心理结构形成和发展规律,实施定向培养。“结构—定向”理论认为定向培养的作用是可以使学生在学习实践中清楚知道该做什么和应该如何做。
(二)“政府传播”的课程定位
古往今来,统治者无不想方设法通过自己的施政理念、施政绩效来赢得“民心”,获取民众的认同和拥护。可以说,有效的政府传播有利于改善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最终能够及时化解各类危机。正是基于此,明确这门课程的建设定位显得尤其重要。
“政府传播”是中国政法大学开设的通识选修课,从连续几年的教学经历来看,选修该课程的学生数量较多,他们在年级、专业以及选修目的上都存在差异。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在对学生选课需求进行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根据“结构—定向”理论,将教师视为“学生心理结构的建立者和相关技能的定向培养者”,努力为学生提供更为优质的教学服务。具体来说,“政府传播”课程以独立于政府和媒体的第三方立场,秉持严谨、科学、规范的学术态度,从政治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多学科宏观视角,引导学生搭建起政府“大传播”的心理格局和知识结构。这门课程对学生的定向培养主要体现在教授学生关于信息公开、新闻发布、形象塑造、危机应对和国际传播、新媒体应用等实践领域的工作原理与操作技巧上。
二、“政府传播”课程的建设模式
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罗索夫斯基在对通识课程的分析中曾经指出:“课程只是一个有形的骨架,其血肉和心脏必须来自于师生之间的相当难以估测的交互作用。”这句话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通识课建设的难点所在。笔者认为,“政府传播”课程的建设,应遵循“结构—定向”理论所阐释的规律,在引导学生构建起政府传播的心理结构和知识结构基础上,从策略和手段层面对学生进行定向培养。
(一)结构化:引导学生构建政府传播的心理结构与知识结构
政府传播,从根本上说正是通过政治劝服等策略的运用,以传达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政治意图,在公众中达成共识进而实现社会认同。从一定意义上说,政府传播的过程就是以政府为代表的传播主体对民众的说服过程。那么,“政府传播”课程的学习者,首先要构建起相应的心理结构和知识结构,才能进而具备对民众进行说服的策略和手段。
1.心理结构化:引导学生形成对政府的政治认知和价值判断。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传播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证明政府的合法性。政府只有对其合法性提供强有力的佐证,才能最大程度赢得公众的支持和认可,才能牢牢把握住控制国家的权力。笔者对“政府传播”课程的选课学生进行了一次小范围访谈调研,结果发现,目前的大学生群体对政治的关注度普遍偏低。有关资料显示,年轻人的“政治淡漠”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英国一项调查显示,仅8%的年轻人完全参与政治议程,超过半数受访年轻人对参与政治议题表示无兴趣。那么,“政府传播”课程首先要做的,就是引导学生从心理上形成对政府的政治认知。比如,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以及政府各个层级的部门设置,政府职能部门的功能定位和办事流程,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传播”课程在引导学生从心理上形成对政府的政治认知的基础上,更要引导学生形成对政府行为的价值判断。《孟子·离娄上》云:“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其中所说的民心之“心”,本质就是社会民众的政治心态,“是社会公众对社会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潜在的、自发的、不成系统但相对稳定的心理反应,这构成了公众政治性格的基本特征”。新媒体环境下,多元文化交融、新型公共领域以及新的政治参与途径都对每一位社会公民的政治认同产生影响。那么,对本课程学生的心理结构的建设,需要特别注意将政治公正、政治和谐、政治民主、政治法治、政治包容和政治效率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及政府进行科学、客观的认识和判断。
2.知识结构化:以多学科视角搭建政府“大传播”的知识结构。“政府传播”的课程教学需要引导学生搭建起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基础。在课程设计时,我们向学生简要、系统地介绍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并通过对案例、知识窗等方式的运用,强化教学的应用性和实战性。比如,这门课程所依据的基础理论中,议程设置理论是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政治说服理论、政治修辞理论、政治认同理论是政治学领域的理论,公共外交理论则属于外交学的范畴,等等。在进行案例教学时,我们也注意选择不同学科领域的典型案例。以《政府危机传播》一章为例,我们运用了政治学领域里属于公共管理范畴的“美国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的个案,向学生直观地展示了美国公共危机管理的三级体系及其运行流程,并与国内进行比照,有效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另外,在《政府新媒体传播》一章中,我们通过介绍美国“坦帕新闻中心”的媒介融合业务流程,让学生对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信息生产流程有了直观的认识和理解。
(二)定向化:从策略与手段层面对学生进行定向培养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传播,正像在其他社会一样,包含了大量而多样的信息。但它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其传播类型和传播媒体通常受到政府的控制”。那么,“政府传播”课程对学生的定向培养,就要着重从策略和手段层面来加强。
1.宏观层面:培养政府传播的管理者和研究者。在西方,大众传媒一直是代议制民主国家试图牢牢控制的目标。NBC(美国广播公司)的资深记者皮特·阿内特因为在美伊战争中做了不利于美国的报道而被辞退,在政府利益与新闻职业原则之间,NBC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政府一致的立场。在我国,新闻传播事业是党的整体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主流媒体是党的运转体系的一部分,是党组织领导下的新闻宣传机构,按照“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管理模式。到目前为止,报纸、电台、电视台都是国家开办的,报刊隶属于国家部委、地方政府部门或党群组织,没有私人拥有的传播媒介。因此,“政府传播”课程对学生的定向培养,从宏观层面来说,要引导学生熟悉和掌握政府传播的规律,做政府传播的管理者和研究者。
2.微观层面:培养政府传播的参与者。“政府传播”的课程内容中,政府信息公开、新闻发布、危机应对、国际传播等是重点。教学过程中,我们邀请国务院新闻办等相关部委的负责人来中国政法大学为学生做专题讲座,让学生对新媒体环境下的政府信息公开有了直观、深刻的认知和理解。学院还通过举办模拟新闻发布大赛,为学生提供将专业知识应用于实践的平台。以《政府官员如何接受媒体采访》一节为例,课程共分“评估采访要求”“采访前的准备”“采访期间的注意事项”“有效的电视出镜”四个环节讲授,详细列出实践中可能面对的问题。其中,“采访期间的注意事项”就要求学生掌握近20 个注意事项,比如“一定要简洁。不要让重要的信息淹没在又长、细节又多的回答中。尽量用简短、清楚和叙述性的句子”,这种定向培养方式的效果比单调的书面说教效果要好得多。
总之,从“结构—定向”理论出发,立足目前高校在校学生的客观实际,积极引导学生构建起政府传播的心理结构和知识结构,并从宏观视野层面和微观策略层面对学生进行定向培养,才能实现对“政府传播”这门课程的有效建设,达到我们对学生的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结构洞”理论分析 第11篇
结构洞理论在经济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中都是十分重要的概念，本文将以这一理论的提出者罗纳德·伯特的著作《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为中心，并参考相关资料最这一理论进行简要地分析。
一、概念界定
首先，有必要对结构洞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进行界定。
第一个核心概念即该理论的主题——结构洞。按照伯特的说法，结构洞是指“社会网络中的某个或某些个体和有些个体发生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或关系间断(disconnection)的现象,从网络整体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
在（A）网络中，除中心点以外的所有点之间都存在结构洞，此时中心点的信息收益和控制收益是最强的（这一点会在下文进一步讨论）。而（B）网络则是由7个小型网络组成的大网络，而每个小型网络都有一个中心点，各个小网络的中心点又连接在一起，这样就在小网络内部和大网络中产生了双重的结构洞。与（A）（B）网络不同，在（C）网络中，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点，所有结点（node）均匀地分布在网络中，因此虽然同样存在结构洞，但是任意一个结构洞之间的中介（agent）并不是唯一的，因此结构洞带来的收益也会相对弱化。
在结构洞理论中，结构洞和竞争始终是相伴存在的，因此，第二个核心概念毫无疑问是竞争。伯特所说的竞争与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竞争在含义上基本一致，但是伯特对竞争的特征进行了创造性地界定：（一）“竞争是一个关系问题，而非玩家（player）自身之间的竞争”；（二）“竞争是一种突现的关系（a relation emergent），是不可见的”；（三）“竞争是一个过程，而非结果”；（四）“竞争是一个自由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权力的问题”。综合说来，伯特所关注的是社会网中的玩家如何利用自身在网络中的位置获取在竞争过程中的自由进而达到自己的目的的问题。
二、理论基础
伯特的结构洞理论被称为极具创造性的理论，但是作为网络分析学派的一个分支，它仍然是在网络分析的框架内展开的，因此为了全面理解结构洞理论有必要对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网络分析法进行了解。
网络分析法有两种不同的取向：第一种取向是以社会计量学的方法进行社会心理学的小群体研究，以林顿?弗里曼的研究为代表；第二种取向是以网络作为社会结构来看待社会网络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以格拉诺维特、林南等的研究为代表。不难看出，结构洞理论属于第二种取向，因此这里要着重了解第二种取向的网络分析法。
网络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切尔·达弗尔姆将社会网的概念界定为“某一群体中个人之间特定的联系，其整体结构可以称之为该群体中个人的社会行为”。从这一概念即可以看出，网络分析法不仅仅强调网络本身，还强调网络中的个人，即结构洞理论中玩家。虽然同样强调个人行为来源于结构而非内在驱动力，但是相对于较为僵硬的制度学派的观点，网络分析学派认为个人在受到网络结构制约的同时有较灵活的选择空间。
网络分析学派的理论众多，其中对于结构洞理论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种：
科尔曼（Coleman）的社会资本理论。科尔曼是伯特的博士生导师，他的社会资本理论很自然地对伯特的理论产生了影响。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社会团体和社会关系网中，只有通过成员资格和网络联系才能获得回报”，也就是说，社会资本并不为个人占有，个人必须通过关系网络获取它，这就可以解釋为什么伯特强调“竞争是一个关系问题，而非玩家自身之间的竞争”。
格兰诺维特（Granovertter）的弱关系力量假设。格兰诺维特认为，由于拥有强关系的个体之间的同质性较高，他们拥有的资源也十分接近，因此个体不容易从强关系中获得自己稀缺的资源，而弱关系则恰恰相反，由于彼此之间的异质性较大，双方更可能拥有彼此稀缺的资源，因此个体能从弱关系中获得更多。但是这其中就存在一个问题，弱关系中的双方由于某种客观或者主观的原因存在着隔阂（这也正是他们是弱关系的原因），他们怎样才能更加顺畅地实现交换呢？而这正是结构洞理论所关注的地方，因此弱关系力量假设可以看作是结构洞理论的根基。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如果说弱关系力量假设是结构洞理论的根基，那么强关系力量假设无时无刻不在动摇着这种根基，这也是结构洞理论受到的攻击的一个重要来源。
怀特（White）的市场理论。怀特认为经济学只是关注交换，没有什么市场理论，指出“市场是从社会网络发展而来的”“市场秩序是生产经营者网络内部相互交往产生的暗示、信任和规则的反映”。伯特利用结构洞理论对市场行为进行的分析正是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这种市场观。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网络分析法特别强调资源、市场、关系等实用且可操作的概念，有其适合用于经济领域的研究，因此网络分析法成为了经济社会学中的重要分析方法。
三、理论内涵和创新
在了解了结构洞理论的理论基础之后，就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结构洞理论的内涵和创造性了。
作为经济社会学的经典理论，结构洞理论拥有经济学的特征——强调效率和收益。同时它也具有社会学的特征，强调效率和收益是由网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的结构洞决定的。
伯特在分析的过程中引入了生产函数，即利润＝投入×回报率。他认为市场竞争中的玩家拥有三种资本——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和人力资本指向投入，而社会资本指向回报率。在投入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如何提高回报率成为了重中之重。正如前文提到的，“社会资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社会团体和社会关系网中，只有通过成员资格和网络联系才能获得回报”。那么网络能够提供怎样的利益呢？伯特指出，社会网络可以提供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具体如表1所示：
从这个表格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拥有优化网络（有更多的结构洞）的玩家——其网络提供了更高结构自主性的玩家——将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因为他知道参与、控制更多的回报机会”。这就是结构洞理论的基本内涵。从这一基本内涵出发，伯特对个人晋升、市场等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结构洞在经济生活中有着巨大的作用。
表格来源：伯特：《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
在个人晋升方面，伯特利用结构洞的框架分析了某美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管理人员的晋升，他以人力资源记录和抽样调查为基础，检验了企业内人员的职业流动、晋升分布，发现“联系人网络中有较多结构洞的经理往往会被提升得更快、能更早地得到当前的级别”。同时他指出，那些处于内部网络边缘的人由于离外部网络较近，和外部网络联系更加密切，因此可能获得更多的结构洞。
在市场方面，伯特认为是结构洞型塑了市场。伯特通过对77个美国产品市场在过去20年内定期调查的结果的分析，指出“如果结构洞的分布给生产者带来与供应商或消费者进行交易谈判的优势，生产者就会为自己的利益而谈判。如果市场中的生产者拥有结构自主性，那么该市场的边际利益就会增加”。也就是说结构洞的数量和分布通过影响市场主体的结构自主性进而影响其行为，这一影响的最终效果则是市场受到了结构的型塑。
伯特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大胆的创新。“网络分析法试图把宏观和微观、组织和环境、组织差异和趋同化约为一个关系网内的权力和资源运作”,而伯特认为结构洞是桥接社会学宏观和微观分析的有效概念，他力图使结构洞理论体现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的结合。
四、结语
结构洞理论在理论上毫无疑问是一项巨大的成就，但是如果联系实际，尤其是联系当下中国的实际，就可以看出其理论仍存在一定的不足。
结构洞理论强调效率和收益，它认为结构洞的存在能够排除冗余信息，实现效率的提高。但是如果将其运用在当下转型中的中国，就显得有点理想化了。正如伯特的学生肖知兴教授所说：“在中国的企业中，汇集‘关系的‘结构洞往往成为腐败的温床。企业员工掌握结构洞越多，企业的管理效率越低下”。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在家族企业中表现的尤其明显。
综上所述伯特的结构洞理论作为典型的经济社会学概念，同时强调了效率和关系，描绘出社会资本在经济生活中的运作方式。在转型期的中国，可以使人们看到许多隐藏在表面下的规律，同时在这一尤其强调关系（虽然这里的关系和网络分析中的关系在概念上不尽相同）的社会，结构洞理论还有许多可以研究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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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研究 第12篇
所谓资本结构, 狭义地说是指企业负债和权益资本依所占的不同比例所形成的企业资本构成;广义地说是指企业多种不同形式的负债和权益资本的多种多样的组合结构。在预期营业收益即定的情况下, 负债程度亦即狭义资本结构的适当水平应该如何确定才最符合企业目标——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一直是西方财务经济学力图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2资本结构的重要理论
2.1MM理论
MM理论。MM理论认为在无摩擦的市场环境下, 公司的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无关。莫顿·米勒以馅饼为例解释了MM理论:把公司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比萨饼, 被分成了四份。如果现在你把每一份再分成两块, 那么四份就变成了八份。MM理论想要说明的是你只能得到更多的两块, 而不是更多的比萨饼。
2.2权衡理论
权衡理论认为负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是双向的。负债可以通过所得税的减税作用和减少权益代理成本来提高企业价值。与此同时, 负债会产生财务困境成本, 包括破产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以及债券代理成本等, 债券代理成本包括债权人为保护自身利益, 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保护性约束条款限制企业的经营, 影响企业效率, 导致效率损失以及监督企业实施保护性约束条款发生的直接监督成本。并且个人税对公司税的抵消作用会部分或完全抵消公司税的减税作用。因此权衡理论实质是把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看成是在税收利益与各类与负债成本相关的成本之间的均衡。
2.3激励理论
激励理论是由局限于研究资本结构及收入流关系的代理成本扩展到资本结构与公司剩余控制权分配的内部制度设计上的结果。激励理论认为, 资本结构会影响经营者的工作、努力水平和其行为选择, 从而影响公司未来现金收入和公司市场价值。如果企业负债率较高, 则企业的资金依赖债权人, 可使债权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企业, 从而有效地降低代理成本。由于债务和股票对经理提供了不同的激励, 股东将债务视为一种担保机制, 这种机制促使经理努力工作。从而降低由于两权分离而产生的代理成本。
2.4优序筹资理论
优序筹资理论研究的是资本结构作为一种信号在信息非对称的情况下是如何影响投资, 从而影响筹资顺序, 而不同的筹资顺序又会对资本结构的变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的。当公司以不会被市场低估的方式筹资, 那么新投资项目会被现有股东所接受。而且, 即使举债提高财务风险的债务, 也优于发行新股。Myers把这看成是融资的“顺序”, 即为新投资项目筹资时, 为避免发行新股被市场认为是经理对当前股价信心不足的信号, 经理被迫优先考虑内部资金, 其次是举债, 最后才是发行新股。这一结论可以很好的解释美国公司筹资结构。
2.5信号传递理论
信号传递理论研究在信息不对称下, 企业怎样通过适当的方法向市场传递有关企业价值的信号, 以此来影响投资者的决策。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 内部人比外部投资者更了解有关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盈利能力和投资机会等的私下信息。信号模型虽然在直觉上很有吸引力, 但并不能很好地解决现实资本结构问题。对其实证研究表明, 这一模型对实际行为的预测能力很差, 与其理论预测相反, 杠杆作用率在差不多每个行业都与其盈利负相关。信号模型预测成长机会较多的和无形资产较多的行业比那些成熟的、固定资产比较多的行业更多地运用负债, 这与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正好相反。信号模型的主要缺陷还在于它虽然说明某种特定的财务工具可以被作为一项信号, 但却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而不是那种财务工具。另外信号传递的实际程度以及信号模型对于解释所观察到的企业财务决策的贡献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实证研究问题。
2.6控制权理论
控制理论是从剩余控制权的角度研究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 该理论把企业看成是一个不完备的契约组织。由于无法预知未来, 使得契约无法化解经营者、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差别和冲突。实现利益的关键在于剩余控制权, 债务是企业的固定支出, 债务过重, 留给投资者和经营者的剩余收益就少。
3评价
尽管不同的理论对企业融资的认识视角不同, 但都对负债融资形成共识:适度负债有利于增加企业价值;激励理论认为负债可以激励和约束经营者;控制权理论认为负债可以阻止经营者滥用相机决策权, 加强经营者的努力。纵观MM以来40多年的资本结构研究, 大部分是围绕MM定理并放松其假设进行的。虽然非对称信息论的引入, 考虑了个人行为动机, 使资本结构理论有了一次大飞跃, 但也因其缺乏来自经验的实证支持及各种解释变量之间不具有理论上的一致性等, 研究难有突破而陷入停滞, 至今仍不能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来解决资本结构问题。资本结构理论的演进脉络与经济学理论的演进密切相关, 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为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打开了新的通道。
4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局限性
(1) 资本结构概念的界定。
资本结构理论主要研究的是长期融资方式的组合, 忽略了短期负债。短期负债数量不稳定并且流动性大, 可能成为财务风险的重要原因, 有时可能导致企业的短期行为, 为偿还短期债务而筹集长期资金, 改变资本结构, 导致企业市场价值变化或企业剩余控制权发生转移。
(2) 公司经营目标设定的局限。
企业经营目标是整个体系赖以构建的基础, 也是企业经营决策的依据。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前提是, 公司价值最大化为公司的经营目标。在实际经济生活中, 由于资本市场并不都是有效的, 证券价格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很难准确的反映公司价值, 公司价值最大化逐渐演变为股东利益最大化, 仅从关注保护股东利益的角度出发, 忽略了员工、消费者、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而在新型企业中决定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关键要素还有不可让渡的人力资本, 并且股东价值的增加可能源于侵占债权人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除此之外,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也忽略了新老股东的差异, 如在新股发行中, 股票定价直接影响新老股东的利益分配, 过高的发行价格将导致新股东受损, 老股东受益, 反之亦然。同理, 公司股东也有控股股东和零散股东的区别。
(3) 实际意义的局限。
上述理论均肯定了负债的积极作用, 并认为公司应偏好于债券融资, 但我国企业对股权融资却呈现强烈偏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导致在我国发行股票带来的利益大于发行债券, 并且发行股票的约束又弱于发行债券, 发行债券条件苛刻在一定程度上抵减了债券的税盾作用, 因此债券融资较少。由此研究中国企业资本结构问题, 重要的并不是套用已有的理论结论或是运用中国企业资本结构的经验数据对上述理论的实证研究, 而是应该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企业资本结构形成的内因和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上, 发展中国的资本结构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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