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的百年经验谈

IBM的百年经验谈（精选6篇）

IBM的百年经验谈 第1篇

一、美国Ed.D.教育的发展

1920年哈佛大学成立教育学院并设置教育博士学位,哈佛大学这一举动获得了全美的广泛响应,很快Ed.D.被引入到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于1934年开始设立Ed.D.学位。

20世纪以来,各大学授予的教育学Ph.D.和Ed.D.学位都随着大学数量的增多和生源的扩大而大幅增长。也有一部分硕士授予型大学也开设了Ed.D.项目。1947年美国有31所大学建立了Ed.D.学位点。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已经有92所大学授予一种或者两种教育领域的博士学位。到1983年,这个数字增至167所。1995年,在美国127个教育管理博士点中,有61个只授Ed.D.,有43个既授予Ed.D.又授予Ph.D.。到2005年,美国已经有250所高等教育机构授予教育领域的博士学位,其中至少有180所以上的机构授予Ed.D.。2007年的统计资料显示,美国同时授予Ed.D.和Ph.D.的比例分别是研究型大学91%,博士授权大学64%,综合型大学35%[1]。可见,相对而言,研究型大学更不愿把Ed.D.作为唯一的教育领域的博士学位,更倾向于同时提供两种;综合型大学提供Ed.D.的比例比以往有了大幅增长,更愿意把Ed.D.作为唯一的教育领域的博士学位[2]。美国多数高校同时授予Ph.D.和Ed.D.学位,并且后者的授予机构数量多于前者。

Ed.D.适应了在职教育实践者专业发展和职务晋升的需要。近年来,美国的一些州对教育管理人员和中小学校长的任职资格要求逐步提高,1989年美国教育管理政策委员会建议把Ed.D.学位作为学校中层教育管理岗位的入职条件。这个建议对许多高校的Ed.D.项目产生了积极作用,Ed.D.得到重视,尤其在教育管理专业方向。一些拥有Ed.D.学位的人才在竞争学校领导与管理职位时更具竞争优势。

Ed.D.比教育学Ph.D.的诞生晚了近60年,但发展速度却比教育学Ph.D.更快。1941年Ed.D.的授予数量赶上了Ph.D.的数量。在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Ed.D.都是支配性学位,Ed.D.获得者数量曾经超过Ph.D.一倍多。1956-1958年的调查显示,授予Ed.D.学位1677个,Ph.D.学位865个,二者比例接近2∶1。1950年Ed.D.获得者数量甚至达到占教育领域博士学位总数的77%。但大学之间差异很大,如哥伦比亚大学授予419个,纽约大学222个,二者合计占全国Ed.D.学位授予数量的1/4,92所授予Ed.D.学位最少的12所大学在1956-1958年间仅授予19个Ed.D.学位,平均每年每校不到一个[3]。但Ed.D.从1970年的53%持续下降到1990年的44%。20世纪70年代末Ph.D.超过Ed.D.,现在Ph.D.明显是支配性学位。1956-1958年92所大学提供总共75个Ed.D.项目和65个Ph.D.项目,17所大学仅提供Ph.D.项目,27所大学仅提供Ed.D.项目,48所大学同时提供两者。除此之外,37所机构提供教育领域的学位或资格证书。由教育学院控制的Ed.D.数量是Ph.D.的4倍,还有教育学院与研究生院联合控制的,4/5的Ph.D.和3/5的Ed.D.由研究生院管理。教育领域博士生项目主要由研究生院管理。二者不同的优势领域也比较分明,Ed.D.一直在教育管理领域盛行,而Ph.D.一直在咨询、高等教育、历史和教育心理学方面盛行。1985年对42所大型研究型大学的调查显示,74.1%的校友拥有Ph.D.,81%的校友正在攻读Ph.D.。而且,大学的知名度越高,攻读Ph.D.的学生比例越大。这42所大学中的9所只有Ph.D.,一所只有Ed.D.,其余二者都有[4]。2005年美国教育领域授予的博士学位总数是6229个,其中Ed.D.是3033个,略逊于教育学Ph.D.[5]。表1显示了Ed.D.与Ph.D.之间规模的变化,Ed.D.在1960年前远远低于Ph.D.,但在60-80年代却远远大于Ph.D.,90年代后开始落后于Ph.D.。而我国普遍存在误解,认为美国当前Ed.D.的规模大于Ph.D.。两种类型学位规模的波动反映了人们对学位类型理解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

资料来源:Leo Mallette.A Century of Doctoral Degrees:How Many Have There Been?LV10069,2010:17.www.aabri.com/LV2010Manuscripts/LV10069.注:Ed.D.的名称直到1990年代才流行,Educat.D.是在1990年代之前较多使用的名称。E+E是所有Ed.D.与Educat.D.之和。

美国大学在提供教育方面的博士学位,有的选择Ed.D.或Ph.D.,或两者兼而有之。在美国的几个顶尖教育学院只提供Ed.D.(如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而其他几个好的教育学院只提供Ph.D.(如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等),还有的学校选择提供应用研究方面的Ed.D.和理论研究方面的Ph.D.(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俄勒冈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等)。少数学校提供项目基础上的Ed.D.与研究为基础的Ph.D.(如圣路易斯大学)。美国研究生理事会的报告《有关专业博士的工作小组报告》认为授予研究型博士学位的研究型大学在提供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教育上占有优势,因为它们在博士层次的训练方面有经验。当专业性博士学位和研究性博士学位同处于一个学科领域时,双方有可能产生强大的互补作用[6]。

Ed.D.是作为一种与Ph.D.相互独立的学位而设置的,正确认识Ed.D.与Ph.D.之间的关系,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准确把握Ed.D.的内涵和本质,并根据Ed.D.独特的功能确定它的培养目标、服务宗旨以及培养对象。人们既想赋予Ed.D.与Ph.D.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又力求保持两者的差异性和独立性。从根本上说,Ed.D.是一种专业性博士学位,因此它应该具有专业博士学位所特有的性质,在学位结构上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Ed.D.项目主要是为了使高层次的教育研究能更有效地服务于专业发展,更有效地指导专业实践活动,为教育实践工作者提供一个反思性的实践活动、尝试运用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机会。

二、美国Ed.D.教育的一般模式

自创立之日起,Ed.D.的参照点就是Ph.D.。所以,如何使Ed.D.享有与Ph.D.一样的声誉和地位,又与Ph.D.存在显著的差异性,是Ed.D.项目培养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但美国的Ed.D.教育经历了90多年的发展和不断变革,形成了一般的培养模式。

1.招生。Ed.D.项目招生不单纯以分数取人,而更注意考察申请人在不同领域的整体成就。一般而言,招生目标专注于候选人的知识能力、工作背景和经验、发展潜力及综合素质。所有申请人在个人陈述中要交代过去的受教育经历、专业预期及研究计划。除了一般要求的材料外,所有申请人必须提交一份学术写作样本,表明他们具有处理学术资料的能力。相关的工作经验是重要条件之一,申请者应具有相关学科或领域的硕士学位和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以芝加哥州立大学的教育领导Ed.D.项目为例,其招生要求:(1)GPA至少3.5或所有硕士成绩4.0以上;(2)拥有教育管理方向或相关教育领域的硕士学位;(3)三封教授或管理者推荐信描述考生具备成功完成博士项目的学术潜力;(4)一定的GRE成绩;(5)考生陈述报考Ed.D.的原因;(6)候选考生现场写作或面试。美国Ed.D.项目的招生更加青睐学术背景宽广的学生,鼓励具备复合型特质的学生来攻读博士学位,因此所招学生中有许多不仅拥有教育硕士学位,而且同时拥有社会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硕士学位。

2.培养目标。美国大学一般将Ed.D.与Ph.D.分别定位为:Ph.D.项目培养的是教育专业的研究人员,强调研究能力的培养;而Ed.D.项目培养的是研究型的教育专业人员,强调的是应用理论知识解决教育实际问题的能力。Ed.D.与Ph.D.互为补充,相互促进。Ed.D.项目是在充分考虑教育领导者在新时代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为他们量身打造。为了保证学生具备完成Ed.D.课程学习及论文研究的能力,还必须对学生的入学条件加以限制。要求拥有一定时间的教育实践工作经验,拥有硕士学位等。因此,为保证Ed.D.项目培养目标的实现,满足Ed.D.研究生的需求,Ed.D.项目必须在课程设置、教学模式、毕业设计、质量评价方面进行合理设计,才能使Ed.D.真正成为一种既具有等同于Ph.D.学术水平、又具有独特价值的学位类型。

3.培养方案。在美国,Ed.D.学位往往是由大学教育学院颁发的教育领域的终端学位。美国典型的Ed.D.学位的获得通常需要经过3个环节:硕士学位之后15门课程学习,综合考试,最后是学位论文。学位论文必须展示博士生的研究与发现。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包括导师即第一评阅人和第二、第三评阅人,通常限制为5人。Ed.D.项目必须组建指导委员会,至少包括3名教授,其中一名来自学生专业部门之外,以帮助学生设计项目。而Ph.D.的教授委员会至少5名教授,其中一名来自学生专业部门之外,一名来自副修领域。

Ed.D.项目的课程一般采取模块化组织形式,根据Ed.D.项目所涉及的专业领域,有针对性地开设相关专业课程。课程一般涵盖面广,且根据研究发展需要不断改革课程内容,以便将最新科技成果应用到实践中。课程强调理论知识与实践的结合,将知识与能力融会贯通。跨学科课程占据了课程结构中很大的比例,以使学生拓展知识领域和思维视野,把握学科的前沿,这符合教育学学科所具有的广泛性和丰富性的学科特点。

4.质量评价。Ed.D.虽然是一种专业学位,但同样重视学生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水平,这方面的要求并不低于Ph.D.。Ed.D.论文强调实践意义,强调研究成果的应用性。而Ph.D.论文强调基础研究及其理论意义,强调原创性成果及其对人类知识体系的新贡献。Ed.D.论文的评价程序与Ph.D.基本一致,只是在评审专家的组成上,应包括一位相关实践领域内的专家,对论文的评价由校内和校外专家共同进行。

三、美国Ed.D.教育的基本经验

(一)坚守大学自治与学术自主

为何美国教育博士研究生教育如此健全发达而且高效率?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是高度自治的、充满竞争并善于合作的有机体。地方分权制和学院分权制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制度基础,是美国高等教育不断变革优化与发展壮大的内生力量源泉。各个教育学院的学位、专业和项目灵活设置,不断更新,以反映社会的需要。教育学院独立设置Ed.D.学位,多机构整合共同实施学位。作为独立的办学机构,教育学院拥有独立的董事会、财政、师资、管理和捐赠体系。这就为教育学院个性化和灵活地设置学位项目类型和发展规模提供了条件。

在大学里,院系的自主权压倒一切,大学没有关于博士学位论文形式与风格的任何专门规定,只是存在一种使论文越来越符合现实世界需要的趋势。换言之,论文或专著,以及其他被该专业大多数人认可的形式,都可以被接受。很多大学里,都有可供选择的博士学位论文形式,专著式、期刊文章式、论文、博士学位论文式、多卷本式的博士学位论文。范德堡大学皮博迪教育学院(Peabody College)和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Harvard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HGSE)的变革完全是教育学院的自主行为,在教育博士培养模式变革的过程中,院系的学术力量始终在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各高校存在既竞争又合作的运行机制。伯顿·克拉克指出,尽管全面的回答过分复杂,但从历史上和组织上看,对此解释集中在相对多数的大学在一个独特的竞争领域发挥了创造性。在美国初等和中等教育中,从来没有发展竞争的过程,而在别处的高等教育中,也没有任何地方的竞争接近同样的水平,这种竞争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紧张地运作,非常有利于大学最高层次的教育[7]。这种竞争的环境使得某些高等学校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进行了分类和分层,形成了诸如“常青藤大学联盟”、大学联合会、赠地学院联合会等横向联合的高校共同体,制定一些政策来保护和约束共同体成员的办学模式。“重塑教育博士卡内基行动”(the Carnegie Project on the Education Doctorate,CPED)就是一个成功的多校联合、大学与社会组织合作进行学位项目改革的典型例子(1)。这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高等教育系统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我国能够从中受到有益的启发。

自治与竞争的机制使得美国高等学校能够适应形势的变化,做出灵活的反应。美国是高度多样化的社会,高等学校通过各种途径去满足社会的不同需要。结果,美国在高校机构多样化方面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由于院校机构多样化,各个高校主动地根据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社区环境、办学传统和资源状况、教学科研水平等情况,实事求是地确定自己的办学宗旨和任务,尽可能地合理使用资源,努力办出特色。例如哈佛大学HGSE就只举办Ed.D.,而不设置声誉更高的Ph.D.;美国范德堡大学Peabody College虽然同时设置两种学位,但Ed.D.的专业领域仅仅局限在“教育领导”与“教育政策”两个优势领域。这些充分显示了高校发展定位的个性化。

(二)突出第二代Ed.D.项目培养模式

南加州大学、CPED的变革理念与实践,Peabody College以及HGSE的变革都充分地证明了第二代Ed.D.项目培养模式的逐渐成熟,这完全吻合了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专业博士学位代际嬗变的互动理论,凸显了第二代Ed.D.项目培养模式相比于第一代模式的优越性(1)。

招生工作与培养目标的一致性问题。Ed.D.项目旨在培养“研究型的专业人员”,实践性是其基本价值取向,面向的是一个特定群体,即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教育管理人员和中小学优秀教师,他们有自己特定的专业需求、经验优势和理论局限性,因而在招生入学考试的程序、考试科目设置等方面都与Ph.D.项目大不相同。课程要求和学位目标必须与培养目标一致。Ed.D.项目既然确立了自己的目标,那么它就要建立自己的课程体系和学位标准,因而也就不得不另起炉灶。

各大学组成招生委员会,选择有学术背景、工作经验、领导能力的学生。仔细考察学生的工作经历、综合权衡学生的知识技能和发展倾向。例如,在招生面试时,学生需要回答的问题主要有:谈谈你近期与长期的专业目标?Ed.D.学位如何帮助你实现这些目标?你将对Ed.D.项目做何贡献?你认为教育专业最迫切的需要和机遇是什么?作为领导者,你如何应对挑战以对专业发展做出贡献?通过学生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招生委员会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学生的思维水平和对未来的发展志向。

在2000年之前,Ph.D.项目已经开始出现广泛变化,主要是应对大学领导层要求提供高质量的Ph.D.项目的压力。于是就处于一个关键点上,要设计一个不同但与Ph.D.同等质量的项目。两类不同的项目都强调获取合适的研究与调查技巧,但这些技巧应该得到不同的应用。Ph.D.学生将会为关于教育问题通用的理论和知识做出贡献,与现实问题相关,但不必即刻应用于当前的教育实践。而Ed.D.学生则致力于使用教育探索技巧来解决当代的教育问题,致力于直接改善教育实践的研究与实践。与Ph.D.不同,新的Ed.D.项目使学生参与到加强领导技巧的活动中。变革后的Ed.D.项目继续关注学术内容,但它的着力点不是为学术内容服务而是为教育部门服务。现在一些Ed.D.项目中,有80%的学生参与主题相关的研究而非传统的论文,群组内所有学生将致力于与公共主题相关的教育问题和挑战。这种尖峰体验强化并建基于调查和合作技能之上,而这些恰恰是教育领导者所最需要的技能。

Ed.D.学位项目的评价主体多元化,共同参与治理。作为教育主体,教师和学生的广泛参与是学位项目获得高质量的基本保证。美国的Ed.D.学位变革模式都强调各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参与和合作,形成多元化的改革主体和评价主体。CPED就充分调动参与机构的广大师生参与教育博士培养模式变革的行动,给他们充分的表达个人意见的机会。我国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美国的教育学院在导师制度方面可谓精益求精,博士生培养实行导师制与指导委员会相结合的混合指导方式。指导委员会主要负责引导学生如何进行诸如课程选择、学习计划的制订、论文设计等,而导师主要负责学术论文。导师配置往往根据不同类型学位的要求,如Ph.D.的导师通常由有学术远见的教授担任,而Ed.D.的导师常常是综合性人才,集研究、实践与应用于一体,有时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社会实践工作者是Ed.D.的第二导师。有人从对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等一些学校Ed.D.项目培养师资队伍情况的考察发现,对于偏重理论研究的课程多由具有Ph.D.学位的教师担任,而对于偏重实践应用的课程则多由具有Ed.D.学位的教师担任。尤其是具有Ed.D.学位的教师,他们都有着长期从事中小学教学以及相关领域的工作经验,同时还始终保持着与自己研究领域相关的实践工作领域的联系并积极参与其中。这种双师型组合的导师制度是符合Ed.D.学位特点的。

从总的趋势来看,都致力于Ed.D.项目连结理论、研究和实践,直接与所在地区的中小学和社区学院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如,南加州大学(CSU)的Ed.D.项目代表一个创新的Ed.D.项目培养模式。其特点可谓Ed.D.学位模式的典范:(1)项目目标改革:与传统的博士项目不同,CSU的新Ed.D.项目的目标是培养教育领导者在公立学校实现学校改革和教育质量提升。(2)吸纳合作伙伴:当地的中小学和社区需要的教育者被吸纳到项目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形成了牢固的伙伴关系,项目研究问题的优先性聚焦于地区性需要。(3)群组学习模式:每一个Ed.D.项目都是群组模式,以构建学习者共同体,创造条件使学生从同学的不同经历和观点交流中相互受益,学生与同伴和导师合作,有针对性地对教育改革实践做贡献。保证学生的学习投入,以达到高的完成率。(4)课程方案:课程设在晚上和周末,以方便在职专业人员的需要。(5)聚焦于应用性研究:项目要求很严格,包括以研究为基础的论文,但强调的是应用性研究。

这些例子都清楚地显示美国的Ed.D.项目正在向专业博士学位第二代模式转向,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专业博士学位的代际嬗变紧密呼应,成为Ed.D.项目变革模式的共同特点。

(三)追求制度完善与个性突出

由于高校学术性岗位趋向饱和,博士学位获得者越来越多地在学术之外从事工作,而教师的社会地位仍然不高,这些降低了学生进入教育领域博士项目的积极性。基于这个因素,理想的Ed.D.项目必须高度个性化,有清晰的目标指向。为此,一些大学根据特定客户的特殊情况和自己的优势为Ed.D.项目群体制订了特色化的培养方案。

各院校之间发展Ed.D.的项目设置也有广泛差异。大量的学校只设一种学位,如哈佛大学只有Ed.D.,哥伦比亚大学密苏里分校(Missouri-Columbia)仅开设一个教育领导Ed.D.项目,然而在宾夕法尼亚大学Ed.D.项目开设高等教育、教育管理、成人教育等5个专业。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9个系中,有48个专业领域授予Ed.D.学位,而仅授予Ph.D.学位的专业只有24个。在学位要求方面也有很大的院校差异,包括要获得学分数量、发展研究的能力、课程的设置。培养形式上也有差异,有的大学实行小组周末班,有的遵循传统的平日个人课程。

美国高校间的激烈竞争迫使各校均根据自身实际条件和办学宗旨,制定各自Ed.D.项目的培养目标,造成教育理念与实践在院校间的巨大差异,但其共同点是都具有明确的职业导向,即为教育各部门培养高层次职业人才。一般而言,教育学院的定位往往与所在大学的定位相一致。研究型大学的教育学院实际所承担的主要职能是培养高层次的教师和教育部门的管理者,从事学术理论研究、为政府和社会提供政策性咨询等。如,哈佛大学Ed.D.项目的培养目标是:培养能够理解研究、政策与实践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领导者,利用全校各院系的教育资源,使学生获得成为大学教授会成员、高级教育领导者、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的教育与训练[8]。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学院的培养目标是让学生凭借专业的工作经验拓展他们所需的技能,从而在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内开展高质量的原创性研究,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高校的行政管理和教学工作。密歇根大学高等教育学专业只授予Ph.D.,培养目标是为大学、文理学院、社区学院以及州或国家政策研究机构培养管理人员,也可以做大学教授。而同时授予两种学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其Ed.D.项目的培养目标定为:改善教育实践,应用所学方法解决教育实际问题,主要为高水平的大学、基金会、非营利性组织及政府机构培养管理者;其Ph.D.项目的培养目标是:进行教育领域的基础性高深理论研究,培养大学教师或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学者。这种职业导向明确的培养目标,保证了美国Ed.D.项目关注实践、强调应用、彰显了专业学位的精髓。

由于教育实践工作的高度复杂性和知识系统急剧的分化与重组,教育问题的解决需要多元思维,更鉴于Ed.D.生都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因此,群组学习成为教育博士培养模式的重要特征,强调通过教与学的学术与确认特色化教学模式来指导Ed.D.项目培养工作,通过实践实验室的创造要求未来的实践工作者对研究的问题进行充分的事实分析。尖峰体验强调实践的学术性,创建浸入式的智力社区,置学生于智力社区中重大教育实践问题的研究中,使这些实践工作者们可以携手合作,培养出卓越的实践能力和跨部门解决教育问题的能力。

群组模式有两个关键性的优点:获得社会群体的支持,适合研究实践问题。群组结构创造了一个学习共同体,从中学生学会擅长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从群组的同伴中获得经验交流和成果反馈。几个学生研究同一个问题,每一个学生寻求不同的研究道路,最后整合成一个论文项目。群体研究取代个体研究,成为吸引教育领导者和实践者的一个重要优势。

美国大学正在寻求更清晰地区分教育领域的两种博士学位。共同策略包括强调理论对实践的应用,采取更加连贯的群组形式,并贯穿始终。当然最大的变化是对论文的要求。课程经验经常地把学生放在当地社区情境中与其他教育领导者研究共同的问题,所有参与者设计和参加与他们自己相关的现场实习,把学生浸入到教育领导实践的相关问题之中,目标是满足个人的职业渴望和专业发展需要。在尖峰体验的过程中,参与者评估组织需要,收集和分析资料,开发和实施行动计划来解决实际问题。Ed.D.学生作为学者型实践者,在向经验学习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同时,获得严格的学术训练和实践技能的提升。

在美国,人们向来崇尚制度的力量,而对个人的行为颇为警惕。对Ed.D.项目长期存在的广泛争议,使得人们更迫切地从完善学位制度方面做出努力,从招生、培养、评价、考核等一系列相关制度上对它予以完善。同时,为了发挥各个高校的办学积极性,个性化和特色发展也始终是美国高校办学的一个宗旨。这些宝贵的经验对我国开展Ed.D.教育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1]Arthur Levine.Education Researchers[EB/OL].[2012-12-20]http://www.edschools.org/EducatingResearchers/educating__researchers.pdf.

[2]Russell Osguthorpe,Wong Meijiuan.The Ph.D.versus the Ed.D.:Time for a Decision[J].Innovative Higher Education,1993(01):47-63.

[3]John King.The Doctorate in Education[J].Men ineducation,1961(June):382-386.

[4]Laurence Brown.A Perspective on the PhD-EdD Discussionin School of Education[R].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Boston,MA,April 17-20,1990.

[5]Thomas Hoffer,et al.Doctorate recipients from United Statesuniversities:summary report 2005[R].Chicago:NationalOpinion Research Center,2006:6-9.

[6]Task Force On the Professional Doctorate[EB/OL].[2012-12-20]http://nces.ed.gov/IPEDS/news_room/ana_Change_to_1_29_2008.asp.

[7][美]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35.

IBM百年之迷 第2篇

标题没有错，我们确实是在讨论围绕IBM的种种“迷惑”。

迷惑之一：创新能力

近100年来，IBM一直都在不断地突破各种边界，有形的或无形的，宏观的或微观的。这种创新力或是精神，为其赢得了极为广泛的尊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正是呈放射状迅速蔓延开来的尊重，使IBM当之无愧地成为了高科技的同义词。

人类科技史上许多伟大的创新和发明，都出自IBM之手。比如第一台印刷制表机，第一个成功商用的电子计算器，第一台磁硬盘驱动器，人工智能的第一个范例，第一台采用集成电路的计算机，第一台激光打印机……

和许多产品化的技术相比，IBM更让人敬佩的是其拥有数量惊人的专利，以及创造并制定了信息科技行业内的众多标准。这使其总能牢牢占据价值链的高点。根据美国专利局2010年末公布的数据，IBM在2010年共获得了5896项美国专利，连续18年保持美国专利数世界第一。

还记得“深蓝”吗？1997年5月，这台IBM专门用以分析国际象棋的超级电脑，击败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那时候，依靠强大计算能力取胜的深蓝曾引发了“人类是否会被电脑超越和控制”的讨论。时隔14年，IBM又在今年2月16日，用一台名为“沃森”的超级计算机在问答节目Jeopardy!中，击败两位最优秀的人类参赛者，经历三轮比赛后轻松摘取冠军。14年的时间，IBM又一次挑战了计算机能力的边界。

然而，在全球整个商业系统的混乱程度愈发走高的“C时代”（24小时在线的时代，参见《IT经理世界》5月20日封面报道）中，人们还有多少耐心去关注一家高科技公司所拥有的专利？那些急功近利而且急躁疯狂的投资者们，还会以此为重要指标来评价一家公司的创新能力吗？在一切皆云的时代，除了感慨一台有数间屋子大小的超级计算机或者数据中心所拥有的惊人计算能力之外，人们会对其本身产生更多兴趣吗？IBM这种步履坚实深沉的创新节奏能跟得上这个有着全新表达方式的时代吗？

最近有一条关于IBM的利好消息，反而体现了这样的迷惑。根据5月23日的收盘价计算，IBM以2038亿美元的市值，时隔15年，实现了对拥有2037亿美元市值的微软的反超。要知道，截至1999年底，微软市值曾达到IBM的3倍，并成为全美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看似IBM稳健前行，但前提是，微软在C时代中同样面临着之前如IBM所遇到的那些疑问。有些讽刺意味的是，还有一家正当红的公司排在IBM和微软前面，那就是坐拥3000多亿美元市值的苹果。

资本市场的表现仅仅只是一个侧面。经过百年沉浮的IBM，显然有其自成一体的创新套路，而且有太多枝蔓与整个社会相连。从质疑者的角度看过去，这是IBM无法如Facebook、Google乃至苹果这般“性感”的负担，但毫无疑问，这些枝蔓同样也为IBM提供了厚重得多的养分。

下面的这个微小的事例足以说明一切。去年10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安德烈·盖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因在石墨烯方面所做的卓越研究而分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石墨烯已被视作硅的合格替代者，许多人非常看好其将引发下一次电子工业革命。IBM已于今年2月6日宣布研制出了100GHz的石墨烯晶体管。

迷惑之二：组织架构

IBM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这家公司究竟有着怎样的一套内部组织架构和日常管理体系？能将这两个问题说清楚的人，恐怕只有上世纪90年代中期曾成功挽救了IBM的郭士纳以及他的继任者彭明盛。不过，在郭士纳1993年4月入主IBM之前，他甚至从未考虑过“这个烫手的山芋”。他在那本著名的传记《谁说大象不能跳舞》一书中记叙道，在围绕在IBM身边的资本体系请他出山的过程里，已经涉及到了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他们甚至打算，如果郭士纳再不接受他们的聘任，就请克林顿亲自出马去游说。

每个曾和IBM打过交道的人都听说过该公司著名的“矩阵式”管理架构，但这个繁复多变的立体化的矩阵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所有接受采访的IBMer都讳莫如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其实也只知道和自己相关的横纵汇报线以及对应的汇报关系，仅此而已。这些看不见的线，将全球40多万名IBMer串接在了一起，由此形成了这位蓝色巨人的骨骼。

将自己公司的内部架构设计得如此复杂，其实也是无奈之举。曾经经历过“一家企业就是整个行业”的IBM，在上世纪90年代初陷入危机，三年亏损了160亿美元，还创造了1993年单年亏损81亿美元的最差纪录。

“空降兵”郭士纳为此推行了三项整改举措：一是建立了新的服务部门，也就是后来的IBM全球服务部（IGS），用于推销IBM大量的硬件、软件、咨询和维护服务；二是全面拥抱“开放系统”和标准协议；三是在1995年决定拥抱互联网，将IBM融入“网络计算”，并在当年成立了独立的IBM软件部门。

但是，IBM当时拥有4000个软件产品，每个都有不同的名字，由全球的30多个实验室开发。对于如何运作软件公司，IBM当时没有一个成型的管理系统，也没有确定的模式，并且没有将软件作为独立产品进行销售的经验。为解决这些问题，郭士纳陆续将IBM原来的60多种软件品牌集中合并为6种，全球30多个开发实验室削减为8个，并把IBM几乎全部的资源都投入到互联网中间件和开放系统中，并雇佣了大批软件销售人员，还在随后数年内完成了多笔并购和资产出售交易，其中就包括了轰动全球的联想收购IBM PCD业务，以及IBM收购普华永道咨询业务的案例。

这也是IBM历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一次转型，其影响甚至超越了IBM推出大型机和发明PC。后来，以此为基础，彭明盛自2000年领导IBM开启了全球整合企业（GIE）的建设步伐，“新兴的全球整合企业就是一家为追求新的目标而改革其战略、管理和经营业务的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整合生产和价值交付。”2008年底，IBM又提出“智慧的地球”愿景。

近20年来IBM所做出的三次重大战略调整，一步步地将其业务重心从技术向服务等高价值业务后移，这些必然会指数级地增加公司内部各业务部门之间的交叉合作，并大幅提高沟通成本。IBM必须要为此匹配一套更加复杂同时又更加灵活的组织架构。

一个拥有40多万名成员的商业组织，又身处如此变化莫测的信息技术领域，个人究竟该如何与组织沟通？如何消解由此而生的人浮于事、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等大企业病症的发展？明茨伯格所提出的“变形虫组织架构”能行得通吗？我们试图接近其中的一些IBMer来寻找答案。

疑惑之三：文化传承

按IBM的逻辑，尊重也能成为竞争力。多少年来，IBM不断强调，公司最重要的资产就是其员工——也就是所谓的IBMer。

80年前，托马斯·沃森接管了IBM的前身——电脑制表记录公司，并在1924年改名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当其他公司都在裁员或降薪以对抗经济衰退时，沃森却偏执地提出了一个公司理念：对机器的投入可能会受到市场的影响，而对员工的投入却可以创造市场的奇迹。在这种观念指导下，IBM向员工发出了一个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承诺：终身雇佣，并成为美国首批为雇员提供团体人寿保险(1934年)、遗嘱抚恤金(1935年)和带薪休假的公司之一。而更早，IBM在1914年就雇佣了第一个残障员工，76年后，《美国残障人法案》才问世。

有人曾分析说，IBM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家优秀公司并历经兴衰仍然能保持卓越的根本原因，在它的创始人沃森那里就注定了的──并不是所有崇尚人性价值的企业都能持续成功，但持续成功的必定是那些弘扬人性创造力与个人价值的企业。

按照《特立独行者和他的IBM帝国——沃森传》一书中的说法，沃森给商业社会带来的三大贡献是：将信息处理变成了一种产业，是沃森想出了如何向公司、大学、政府和军方推销信息处理的方法；发现了企业文化的力量，沃森不仅创造了一种强大、精确的文化，还一直在寻求完善和增强它的方式；沃森是第一位名流CEO，在他待在IBM的日子里，沃森比公司还要出名。

不能不说，历经百年的企业文化传承是IBM手中一笔巨大的财富。已经退休的前任IBM大中华区总裁周伟焜曾在很多场合讲过，IBM的文化归结为一点，就是高绩效文化，这也是郭士纳推崇备至的经典理论。在操作环节，IBM的文化又和同行业内的其他几家大公司略有些不同，比如Oracle是销售文化，微软是营销文化，IBM则相对更为平衡。

更重要的是，现阶段的IBM早已度过了创始人缺失的阶段。IBM曾经在沃森家族以及其一些亲信相继离开管理层之后也曾出现过文化迷失现象。后来的继任者们似乎或多或少滥用了真正的IBM文化，官僚作风和傲慢自大的风气也曾随之盛行，这也为IBM后来遭遇的严重危机埋下了伏笔。据说在那一时期，坊间流传着一种说法：要使IBM的员工有所行动，就像在沼泽地跋涉一样艰难。

IBM的百年经验谈 第3篇

关键词：加拿大,职业教育,启示

加拿大的学生, 高中毕业后有两个去向, 一方面是偏重理论学习, 如读大学、读研究生等;另一方面是实践技能学习, 为就业做准备。百年理工里就有很多来学习技能的同学是已经取得本硕学位的人, 加拿大职业教育的成功发展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一办学条件好, 办学实力强

学院除总部外, 还下设8个分院, 每个学院都有较强的办学实力, 生物实验学院、传媒与设计学院、交通运输学院, 都有完善的教学设施和先进的实验室及设备, 其中交通学院分院的配套建设资金每年有3000万加元, 大部分来自于政府资助和企业捐助。正是由于办学经费的充足, 在保证正常教学的情况下, 又能拿出大量的费用搞教学研究, 使学院的教学质量始终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二多元化的教育体系

在所有主讲老师中反复提到的一个名词就是“社区”, 为所在社区服务是加拿大职业教育的办学宗旨。在我们走访中看到, 在学校学习的既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既有本地学生也有很多海外留学生;既有全日制普通教学班, 也有工作一段后又来充实自己的学生, 还有工作中遇到疑难问题临时学习的人。可以这样理解, 百年理工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能够设身处地为每一位想学习的人提供机会和地方, 在这里可以全面满足不同层次的学习需求。

从学习时间上看, 在百年学习一门课程可以有不同学制。对临时来学习的学生, 如果没有学习相关的课程, 学院会派专人进行辅导, 特别是用高年级的学生去辅导低年级的学生, 非常让我惊叹。学生以小组的形式结对学习, 不单纯地强调办学的经济效益, 而突出其办学的社会效益。

三紧密联系市场

学院以培养实用、适用人才为原则。在专业设置上, 眼睛始终盯着市场, 做到市场需要什么人才, 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由学院自己决定专业设置, 新的专业的建立依靠社会来检验, 大量的企业外聘教师能够使专业的设置更加符合市场需求。新专业的建立必须通过专业委员会的评估, 而专业委员会成员大部分来自社会, 由行业专家与本校教师共同完成培养目标的设立和教学内容的确定, 并确保此专业为社会上需要的。

关于学制问题, 根据专业不同, 学制也不尽相同。根据市场的需要, 同样的学制有的两年、三年, 但都属专科毕业。可以说, 办什么专业, 专业的标准是什么, 所学专业应该几年毕业……这些都是按社会的要求, 按企业雇主的要求决定的, 不属上级机关批准的范畴。学生可以按照一般模式完成学业, 也可以边工作边学习, 在工作不忙时来学习, 实行真正的学分制。在学生需要学习的时候再来学习, 学习效果自然更好。

四严谨的教学风格

在学院教学中, 无论是全日制教学还是短期教学, 首先是制定严格的课程标准, 在加拿大有统一的教学标准, 可以完全保障学生在同一门课程上所学的内容和掌握的技能是一致的。让教这门课的老师明确教什么, 学习这门课的学生明白学什么, 这样在上课开始之初就能够达成一致, 理论和技能方面应达到的最低标准是什么, 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完成这个标准。如学生实践课是40个学时, 这个时间不是笼统的班级教学时间, 而是落实到每个学生身上。我们参观时看到个别学生利用休息时间来完成自己的实践课课时。为了帮助学生达标, 动员教师深入到学生当中, 多向学生传授实践技能, 而不是把教师的发展侧重点放在发表论文和科研上来。

五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和就业指导工作

学院常设人才咨询与就业中心, 学院早在学生入学前, 就面向社会、企业展开专业需求调查, 由社会和企业来决定学院需要开设什么专业。在学生入学以后, 学校第一时间同用人单位取得联系, 了解就业需求信息, 向企业输送毕业生, 类似国内的订单式培养;另外, 学院还同社区开展合作项目, 类似于国内的工学交替, 给学生提供和就业相关的社会实践, 使学生提前了解工作状况和社会需求。通过以上的努力, 不但可以让学生获得收入, 对用人单位而言可以在签约前对应聘者有进一步的了解, 增加了企业和学生签约的概率。在学生毕业时, 学院的就业指导中心担负起大量宣传推荐学生的工作。由于从还没有入学就开始紧密联系市场, 学生毕业的就业率远远高于其他院校, 从而有力地保证了学院的生源。

六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

学院实行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 即建立董事会制。院长并不是董事会成员, 董事会要定期研究学院工作, 及时给学院和院长提出意见或决定任免院长。董事会主要是由教师、学生代表、校外教育界人士和政府名流等组成, 院长在董事会没有表决权, 学院的中层干部不是教育工会会员。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 不但拉近了学院和社会的距离, 也保证了对院校工作的监督和管理, 有效地促进了学院工作目标的实现。董事会对学校行使权力的原则就是保证其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在与百年理工学院所有教员和领导的沟通交流中, 大家畅谈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纷纷表示被百年理工学院成功的办学经验及取得的辉煌成绩所震撼, 也表达了自己的所思所悟。

参考文献

[1]李兴洲、肖珊、朱明.加拿大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特色探析[J].教育研究, 2014 (9) :127~133

IBM“公益云”献礼百年 第4篇

“青滩泄滩不算滩，最怕是崆岭鬼门关；船过西陵我人心寒，一声号子过了青滩……”

2011年11月10日，IBM“公益云”平台正式落户武汉。启动仪式上，IBM武汉分公司行业部经理李楷播放了一段来自秭归船工的峡江号子音频。他说：“演唱者胡振浩老人已于前年去世，这个国家级的文化遗产正在消失，但是我们的事业才刚刚开始。”

他说的“事业”，指的是由IBM员工志愿者自主研发，公司提供强大支持，基于云计算技术的创新公益合作模式——作为百年献礼的“公益云”。

落户武汉

IBM的“公益云”构想，来自其一直坚持的“企业公民”理念。

“我们从来不把公益战略与商业战略分离开来，相反它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IBM全球副总裁严美凤表示：“IBM 相信，一个伟大的公司不仅应具有领先的技术、持续的创新能力和有效的盈利模式，更应力所能及地承担起企业社会责任，为我们所生存的社区、城市变得更美好而不懈努力。”

而之所以最终选择武汉作为首站落户，她表示，2011年无论对于IBM还是武汉来说，都是“意义特殊的一年”——1911年IBM创建，同年辛亥革命爆发。

百年间，两场科技和政治的巨大变革在各自的领域交错进行。“一年前，我们便做下决定，将以公益服务的方式庆祝IBM百年。”严美凤说。而此后，这一构想的“中国版本”逐渐成型——应用IBM“智慧地球”概念及技术，将辛亥武汉地区主要的42个遗址数字化，用户可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网站等互动方式远程或者通过实地二维码扫描，进行位置信息查询。

这一项目被命名为“数字辛亥”，作为“公益云”平台的首个展示项目公开发布。

作为发起者和组织者，李楷现场演示了这一操作程序：“点击历史图标就可看到辛亥遗址地点分布，蓝色小点为当前所在位置。”展开后即可显示相关资料和实景图片，甚至还有音频讲解。

“数字辛亥”将遍布武汉三镇的42个革命遗址按照历史事件进行分类，用户根据定点位置查看距离自己最近的景点。同时，可通过点击三维图标展开更加详细的信息，包括地址、乘车路径，甚至是附近公厕。

而这一系列繁琐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再到最后编程，都来自于IBM的员工志愿者和社会志愿者。“大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所有的工作都在志愿者的业余时间展开。”李楷说，“但是大家都严格遵照IBM的技术规范，一丝不苟编写和修改程序，没有丝毫报酬。”

同时他也透露，目前“数字辛亥”的1.0版本已可通过Iphone在线商城免费下载使用，1.1版本正在进入测试阶段，其他程序的适用版也将相继推出。

“1.1版本里我们会增加更多互动内容。”李楷介绍，“比如一些微博的互动，在线签到，以及一些参观券的条形码提供服务等。”

严美凤对这一公益项目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们集结各方的精英，贡献这样的平台，在大家的热情和专才努力之下，才有了今天这样一个良好开端。”她说，“IBM非常高兴的看见，武汉已经成为实践整合企业社会责任的典型城市。”

多维公益

事实上，“数字辛亥”并非IBM布阵武汉的首颗公益棋子。

自1996年在武汉成立分公司以来，IBM在这座城市的公益脚步就从未停歇。“我们利用云平台帮助武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用这样的催化剂帮助妇女儿童，为这个群体提供更好机会。”严美凤说，“在过去的10余年间，IBM“小小探索者”计划和捐赠也在武汉实施，覆盖11个幼儿园，提供了64部机器，对幼儿教育提供帮助。”

而此次覆盖和波及更广的公益行动，则是在此前基础上的升级之作。“今年4月份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想‘我们究竟应该做些什么’？”李楷说，“还是像以前那样捐款捐物，去简单的做一些好人好事？还是利用IBM的专长，去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而实际上，在IBM一贯倡导的“专业服务社会”理念之下，此次“公益云”的特别项目不止“数字辛亥”，还包括“企业全球服务志愿队”（Croporate Service Corps，以下简称“CSC”）。

这一服务模式是同当地政府或行业组织合作，由IBM全球志愿团队针对相关产业和领域开展服务活动，为当地政府产业部门、企业单位、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和行业协会等无偿提供培训、调研和咨询服务。

“CSC项目2009年进入中国，迄今为止做了15期。”IBM（中国）公众事业合作部项目经理白钢介绍，“这次与加拿大数码机遇基金会合作，首次进入武汉，3个小组的志愿者团队分别负责制造业、通讯类和高科技相关的企业。”

据介绍，此次进入IBM志愿服务视野的9家本土企业和组织包括：武汉长兴电器发展有限公司、湖北毅力机械有限公司、软通动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武汉光谷西铂科技有限公司、武汉绿色网络信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武汉阿格玛科技有限公司、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创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和湖北省青年创业孵化器。

“对于企业来讲，它们在城市内部的成长吸纳了很多资源，但同时也难免面临困境。”严美凤说，“我们希望IBM能在这个时候为他们提供帮助。在教育和人才发展领域，我们尽可能利用技术优势，把城乡之间的教育失衡，数字鸿沟进行弥合，加速教育和信息间的平等。”

“我们相信，社会企业非盈利机构将在未来的中国发展过程中，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将填充政府和企业两方都不能够完全覆盖的领域，在中间提供一个巨大的能量。”她表示，“在此，IBM也希望能够利用自身经验帮助企业成长。”

联盟为善？

对于外界针对IBM系列公益项目，难免的“商业”质疑，IBM公众事业合作部经理耿晨表示：“目前，我们基于公益的目的，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做成了这样一朵‘云’。它将飘向何方现在定论尚且还早，但是IBM‘创造进步’的初衷从未改变。”

严美凤也坦言，这只是一个“分享”，而并非“彰显IBM在企业社会责任平台上有多么完美的表现”。

在李楷和其全球志愿团队正在测试的“数字辛亥”1.1版本中，IBM交给其一个“重要任务”——去掉所有IBM标志。“我个人，包括我身边的很多志愿者都非常感动。”他表示，“因为我们不想创建这个平台只是为IBM做品牌宣传，不是这样。我们真心希望通过团队努力，共同点亮一个城市的公益未来。”

而对于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常态化”和“机制化”的IBM来说，如何寻找这种持续性的公益动力？

对此，同时被IBM“公益云”纳入计划，武汉观鸟协会负责人陶旭东以一个实验举例：拿一个很小的容器，装一点泥，种一点草，放一条鱼下去，每天给鱼吃点食物，鱼会排泄，呼出二氧化碳，草来吸收。

“理论上来讲，这是一个可持续的微型生态循环系统。但是事实是用不了几天，鱼会死，草会黄，水会臭。”他说，“因为只有参与的物种越多，自然才是越稳定的。”

同样，这样的“多重参与”也适用于IBM的公益法则。在李楷演示“数字辛亥”操作程序的最后，他列出了一系列感谢对象的名单，其中不仅包括IBM员工，也包括外部编程人员、媒体、院校，甚至是志愿者家属。

IBM的“公益云”风暴，将更多的全民志愿者席卷进来。“我们希望号召更多的合作者，从一个更宽阔的领域协作。”严美凤说，“在‘公益云’平台上，IBM希望吸引更多的合作伙伴加入，在这样虚拟的联盟里有更多创新和推进。”

而在这其中IBM所扮演的角色，她则如此定义：“当你把公司所特有的专业和技术贡献给社会，你就为整个平衡系统提供最好支持。”

IBM的百年经验谈 第5篇

正如“中国经济百年论坛”课题组副组长张奋勤教授所说, 6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尤其是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有成功经验, 也有失败的教训。而当前面临的金融危机, 使我们处于一个更加复杂的发展环境中, 国内的经济与体制上的矛盾也更加突出。通过这次论坛, 回顾新中国发展经验与教训, 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经验, 对于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意义重大。本文结合会议议题, 针对研讨会中各位专家学者的观点, 在制度创新层面进行解读并综述。

一、制度创新:新中国经济60年自我映照

新中国经济60年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49~1978年与1979~2009年。前一时期中国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后一时期则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时代。两个时期发展环境不同, 采取的发展模式、实施的经济制度及其经济绩效也存在很大差异。在回顾60年发展历史过程中, 与会专家学者们在制度层面上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 既有失败教训的反思, 也有成功经验的总结。

从发展模式角度看制度创新。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认为, 新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实际就是一个制度安排不断创新的过程。前30年, 模仿苏联模式, 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政府包揽一切, 这种制度安排成本过高, 也抑制私人创新, 使中国的经济一度遭受较大挫折;后30年, 在吸收教训的同时, 中国修正苏联模式, 开始逐步实行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 进行体制改革, 采用东亚发展模式, 大力发展加工出口工业, 进行资本深化, 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当前的这种模式仍存有局限, 但制度创新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无疑是突出的。

从社会化小农角度看制度创新。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徐勇教授从社会化小农这个社会学视角来看待60年发展历程的制度变革。在他看来, 农户经济具有强大的内在经济动力, 但市场空间的大小则决定其经济绩效的发挥;而决定市场空间大小的, 则是社会变革中的制度改进。改革开放以来, 由农村开始的自下而上的农村制度演变促进了农业生产方式的社会化、生产过程的社会化、产品的社会化和交往方式的社会化。伴随着农民的解放, 这些演变为社会化小农提供了有利的外在环境, 释放了农民的理性, 提高了农村生产力。他同时指出这是一场伟大而远未结束的变革, 需要持续的制度完善来予以促进。

从工业化的角度看制度创新。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张建华教授则从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张培刚的工业化理论入手, 从4个方面来说明中国工业化实践与理论的契合。而这4个方面的成功转型无一不意味着制度的变迁或完善。第一是工业化的推动者由计划到市场的转型。中国的工业化在计划体制下由政府推动, 效率低下;而后30年的发展则由市场推动, 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第二是片面工业化到全面工业化的转型。片面工业化指注重工业本身尤其是重工业的现代化, 其他的相关产业则没有引起重视。新中国工业化的这种早期实践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也带来了经济结构中深层次的矛盾, 产业结构协调与升级面临障碍。后30年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则引导全面工业化的实行, 使中国工业化及结构调整取得丰硕成果。第三是工业化动力机制由“内援”到“内外双援”的转型。制度的革新、开放程度的提高, 使中国工业化由依靠单一的内需拉动向内外部市场共同驱动转变。第四是单一的发展模式向多样化的发展模式转型。计划体制的松动、财政体制的改革等诸多方面的制度创新赋予了地方区域经济发展自主性, 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在后30年里逐渐得到普及。

从对外贸易的角度看制度创新。外部市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这表现在占GDP30%左右的外贸出口上。武汉科技学院外经贸学院院长周启红教授认为, 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国际市场, 一个是封闭的, 一个是开放的。对外贸易的变化反应了这种在制度安排上的调整或改革。经验证明, 外贸的扩大伴随着我国经济基础的变革, 如在所有制结构变迁、市场体制的促进、分配制度的改革、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等方面。二是中国走向全球化谋求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适应全球化进行制度变革的过程, 如加入WTO。

以上学者结合新中国经济建设60年的经验教训, 从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视角来分析其中的制度变迁轨迹和演进路径, 客观地评价了制度创新与体制改革对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贡献, 这也成为新中国建设成就的最为宝贵的成功经验。

二、制度创新:来自国外的成功模式与失利之鉴

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过程是漫长的, 怎样的发展模式与路径是适合中国的?在摸索的过程中, 除了以史为鉴与反躬自省, 更不乏引他山之石。在研讨与交流过程中, 专家学者们也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了国外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与失利教训。尽管各位专家的总结各有不同, 但在制度建设与创新上的明示或暗含却是一致的。

张奋勤教授率领的课题组通过对荷兰、英国、美国、意大利、日本等先进国家经济起飞的百年历史进行文献追踪, 认为先进的制度安排是经济起飞与发展的必要保障, 这包括市场体制、产权制度、金融制度、会计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他进一步强调, 后起的发达国家如日本, 这些制度的学习与借鉴是其实施赶超战略的重要内容, 也可以为发展中的大国如中国提供有益的经验, 也是中国进行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必要前提。

“苏联模式”与“东亚模式”的反思。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安排久为人所诟病。研讨中, 丁学良教授结合前苏联经济实际对“苏联病”进行了重新反思。他指出, 高度集中的单一计划制度安排使前苏联在1920~1950间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 Total Productivity of Factor) 平均只有2%~3%, 而到了1960年以后, TFP仍然是持续下降, 这表明这种制度的低效率。而对于东亚国家当前的“东亚模式”, 在肯定其制度安排带来经济效率提升的同时, 也指出了东亚八国 (“四小龙”以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与泰国) 所面临的困境。比较典型的如日本, 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在外部市场疲软时会转而刺激内需, 政府大力进行公共项目投资, 但效率低下, 导致经济陷入低迷。这种“日本病”应该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警惕, 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因此, “东亚模式”及其相应的贸易体制、投资体制等制度安排也是存在弊端的, 需要在新的形势下逐步予以修正。

日本早稻田大学劳动经济学专家铃木宏昌教授则进一步提出, 宏观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 会带来劳资、劳企关系等问题, 这一问题如不重视, 会引致其他社会发展问题。他分析了本国的非正式雇佣的劳资关系及其严重性。据其阐述, 日本劳动者中非正式雇佣的人数所占比例已达到50%, 在相当程度上已造成了收入两级分化的现状。而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导致这种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应的规范劳资关系的法律没有跟上, 以及相应的劳动派遣制度还不十分完善。这种观点给同处东亚、有相似发展模式的中国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在经济发展新时期, 为了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与劳动分配的关系, 如何在相应的制度安排上权衡取舍, 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选取另外一个新视角, 即一个国家进入到耐用品消费时代必须具备相应的制度调整与创新, 才能持续发展。他从分析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的原因入手, 认为危机发生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耐用品消费时代, 而必须进行的消费信用制度创新、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等相关制度建设尚未适时而变。反观中国, 我们正处于这样的时期, 如果不对这个问题加以重视, 或处理不好, 社会与经济风险就会显现。

以上各种观点, 不管是宏观视角还是微观视角, 不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分析, 无不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制度适时创新的必要性。这是我们从其他国家所看到的成功经验和深刻的历史教训, 其与作为后起的中国的探索得出的结论是吻合的。

三、制度创新不足:对当前国内经济发展问题的反思

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但相应的制度建设则相对滞后,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研讨中, 学者们结合中国经济当前存在的问题与突出矛盾, 各抒己见, 从各个方面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恒定的学习能力较弱的根源在哪里?加拿大布鲁克大学管理学教授邓胜梁先生首先提出了自己的一个命题:要素禀赋与后发优势主要停留在经济发展层面, 并不能解决经济赶超问题;恒定的学习能力才是发展中大国实行赶超战略的原发要素。接着, 他指出, 中国经济在赶超发达国家过程中, 由于缺乏这种恒定学习能力, 导致自主研发与创新能力不足, 关键技术严重依赖国外, 产业升级面临技术障碍。他以中国汽车产业、计算机产业为例, 深入分析了其原因, 认为中国目前创新体制、融资体制、知识产权制度的不完善是其主要原因, 既提供不了企业创新的外在环境与条件, 也无法有效地形成企业的创新与学习的内在激励。经济成就的取得在于制度创新, 经济要赶超发达国家仍要靠制度创新。

中国成功模式能否持久?北京大学天则研究所创始人、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认为, 市场是有效的, 能实现帕累托最优。中国能够取得后30年的巨大成就, 关键是选择了市场这个有效制度, 促进了经济自由, 在经济上实现了帕累托改进。而今天的成功模式能否持久?茅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忧虑:外部环境变了, 挑战增强了, 但政治民主滞后、垄断利益关系、两极分化、社会保障等问题都困扰着中国经济发展, 在当前更加突出。他认为,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国家由精英治理;二是精英以民众利益为先。而这两个条件的实现, 不仅仅是治理阶层的素质问题, 更需要民主政治的完善、制度改革与建设的强化等。

耐用消费品时代来临, 我们怎么过这个坎?孙立平教授判断, 中国当前正面临向耐用品消费时代的转型, 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有相似之处。处于这样一个时代, 中国存在的问题更为复杂, 一是目前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虽在制度上有所松动, 但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也在形成, 中国面临两种二元结构的挑战。二是中国在生产上容易进入耐用品消费时代, 如我国工业制造能力大大增强及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但在消费上却较难, 如国内需求的不足。这些问题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配套制度如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消费信贷制度发展不足, 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道坎。如何过坎, 仍在于制度创新。

品牌战———后危机时代最后的机会。品牌战略专家李光斗先生从微观管理视角来看待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他认为在产品为王的短缺经济时代, 企业面临的是“哭泣曲线”;而在品牌为王的当代经济, 企业面临的是“微笑曲线”。当前低成本的核心优势已不再突出, 品牌营销成为产业链的制高点。但中国目前的国际品牌寥寥可数, 在全球100个最有价值品牌中, 中国品牌一个也没有。这种现状的形成与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完善有关, 也与微观企业管理制度、企业文化制度有关。如何抓住金融危机的有利机遇, 短期在于资源整合, 长期在于有竞争力的市场经济的最终形成。

四、深化制度创新:未来4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

中国经济如何在21世纪中叶即后40年实现预期的经济目标?改革方向在哪里?结合国内外成功经验和失利教训、我国经济制度中的缺陷以及金融危机下我国的发展机遇,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国内制度创新与改革、中国国际化之路等两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在国内制度创新与完善方面, 有代表性的如丁学良教授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结构问题, 提出要修正当前发展模式的弊端, 深入进行体制改革, 推进国家资本逐渐向大众资本主义的转化;同时, 在国家金融体系、教育制度、研究开发体制以及专利制度等方面推进改革深化, 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 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孙立平教授结合我国当前耐用品消费时代的趋势以及制度缺陷所隐含的发展风险, 提出我国“过坎”的对策是继续推进中国城市化、完善城市制度;大力发展消费信用, 进行形式创新;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采取适当的政策, 有效调节收入差距, 防止两极分化进一步扩大, 另一方面也要努力培养中产阶层。通过这些举措, 为中国经济进入大众消费时代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通过制度改革, 使中国经济真正走上内需强劲推动的道路。

在当前金融危机下中国国际化之路的探讨方面, 有代表性的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教授从国际货币体系建设角度提出, 在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 金本位的回归与超本位货币体系的建立都是不切合实际的, 人民币成为区域货币的制度安排是可以考虑的。当前, 人民币作为区域结算货币已成功走出了第一步, 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要求是一致的。当然, 这也要求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的建立;与之配套, 国内中小企业板、创业板以及各类要素市场体制的完善都是必需的。因此, 要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未来40年人民币国际化之路以及相应的制度改进是发展趋势。

华中科技大学徐长生教授结合金融危机下中国相对实力增强的机遇以及当前有利的全球化环境, 提出要积极进行资本与劳动分配制度的改革, 推进内需与外需的结构转换。另外, 金融危机形势下, 全球治理结构面临重新调整, 外部市场的矛盾也在加深。要利用当前的机遇, 在推进国内制度进行适应国际化的创新过程中, 力争成为全球治理结构调整的重要参与者之一。

这次论坛的顺利召开, 是汇集国内外智力资源, 对我国成功发展模式的一次经验总结, 也是对当前复杂形势下我国社会与经济中突出矛盾与问题的一次深刻思考, 更是对将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向与社会改革重点的一次有益探索。身处华中腹地的湖北以及武汉城市圈经济, 在内外机遇兼具的形势下, 如何利用自身资源禀赋, 发挥好中部崛起的支撑点作用, 也可以从这次论坛的研讨中吸收有益的经验和可行的建议。

(责任编辑:王麓怡)

摘要：新中国经济在60年的历程中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其间既有失利的教训, 也有成功的经验。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我们又面临更为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诸多突出矛盾, 未来40年中国经济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百年论坛”汇聚国内外精英智慧, 共同总结中国经济成功经验、探讨未来发展前景。本文从制度创新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并综述。

领导力嬗变IBM百年长青之谜 第6篇

这个蓝色巨人并非仅仅是一个百年字号，它代表一个企业历经一个世纪却仍然生机勃勃，在大象舞步中不断腾挪成长。

是什么让一个企业持续活跃一百年，并持续引领时代？

是什么让一个百年老店在绊倒无数后生的难题上挥洒自如？

又是什么，将支撑IBM公司充满活力地昂首走进下一个一百年？

IBM给出的答案是：在领导力的不断转型中，带动整个公司的不断转型。

如果不去深入解读IBM的领导力建设，

你无法理解：为什么“领导力”这个看似日渐泛滥的管理词汇，被IBM始终奉为成长圭臬；

你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能靠自身的不断嬗变，来推动和保证IBM不断转型成功；

你更无法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客户相信，IBM的领导力建设方法论，能帮助他们解决战略发展中的转型难题。

由此，你甚至会重新认识“领导力”这个词。

更奇妙之处在于，如此至关重要的管理要素，居然是员工自己的事情——IBM只提供方向和资源，不强制也不考核，但为什么每个员工却打心眼儿里愿意投身其中？同时，当很多企业把领导力建设定义为打造领袖魅力时，为什么IBM却在努力褪去那些核心价值观之外的领袖光芒？IBM精心锻造的领导力模型，为什么最终选择走下神坛，并正在走进芸芸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