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范文（精选5篇）
近代早期 第1篇
一、提出贸易主张的背景
而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也深受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这种重农抑商的社会制度和封闭的小农经济社会形态,维持了幕府两百多年的统制。但是,幕末末期,小农经济所带来的社会矛盾逐渐激化,1830~1833年间随着自然灾害的爆发,造成全国性的大饥荒,多地出现农民暴动。[1]加之日本被迫开国,使得日本从封闭经济体向开放型经济体转换,传统的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而原先传统的农本思想和闭关锁国的观点已经不适合时代发展的需求,严重阻碍了日本近代工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严重的内外危机之下,日本近代思想家们,学习接触了西欧经济、政治、历史等诸多学科,针对当时日本的种种情况,纷纷阐述自己的观点与看法。洋学家在有关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上,在当时也代表了最先进的见解。[2]在此基础上,思想家们针对当时日本的社会经济转型问题,提出了发展贸易的主张。
二、发展贸易主张的提出
早在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叩关之前,近代日本思想家已经有人提出具体的开国贸易主张。
例如思想家本多利明(1743~1821年),他在《经世秘策》等书中对他的贸易主张和政策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日本日益增加的人口,是“万民追日月增殖之势”,然而“若至万民之国用不足,遇凶岁饥馑,则生饥渴之庶民。其内农民多饿死之故,故国产不足,则至乱世。”[3]粮食的生产无法满足日益增长人口的需求,遇到歉收之年,则会产生饥荒。而他的看法是,发展可以解决饥荒的赈济问题和人口增加的粮食供给问题。本多利明参考了西欧国家重商主义,提出“开国贸易”方面的具体政策,有“四大急务”,即“焰硝、诸金、船舶、属岛之开业”[3]对日本的锁国政策进行了否定。
随着日本被迫打开了国门,面临严峻的内外危机,在这时期,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日本可以利用开国这一机遇,发展贸易,实现国家富强。
思想家佐久间象山(1811~1864年)主张日本需要发展近代化军事。而他尖锐地指出,仅仅目前日本的传统小农经济,是无法满足巨大的军费支出的。他在上书中指出“需设立理财之法”[4]来实现财政收入。而他提出设立“理财之法”,实际上就是要求发展国际贸易来获得收入。
思想家横井小楠(1809~1869年)根据其“仁”的政治思想,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吸收,他围绕着这个基本点,对日本传统锁国制度的弊端进行批判,呼吁学习西方的制度。他提出:“素来与外国通商,乃交易之大者,其道乃天地间固有之定理。”[4]他认为和外国交易是必然之定理,日本可以借鉴西方的经济政策,开展贸易,发展经济改善国内民生。
思想家桥本左内(1834~1859年)则看到了外国贸易和国内经济的重要关联,在建议书中指出:“制产之事,乃国之大政中之急务。”[4]提出必须发置办产业,进而能开展国际贸易,从而发展地方经济。
思想家神田孝平(1830~1898年)则认为商业是造成西方比东方强大的根本原因,在他1861年的论著《农商辩》中,指出,日本必须要通过经济改革,使国家独立富强,即:“欲求方今国家之安全,务必一变旧制,以农税渐省,工商渐盛,贸易出行四方为主。”[5]所以,日本就必须向西方国家学习,建立以商为主的经济,大力发展贸易。
思想家福泽谕吉(1834~1901年)则注重贸易所带来收益方面。他在1865年的《唐人往来》中也指出出口贸易对于日本经济的重要性:“交易乃本国繁荣昌盛之基础。”[6]他主张通过从事工商业活动,进行贸易出口而获得利润。
思想家加藤弘之(又名加藤弘藏,1836~1916年)则是在1869年著《交易问答》一书,对以往农业社会中的重农抑商思想进行批判。认为工业和商业必须要得到重点扶持,眼下日本,则需要“广开诸色之销路”。[7]大力发展贸易,所以,日本要摒弃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思维,通过发展商业,来推动经济建设。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近代日本思想家们在当时日本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敏锐的察觉到世界的大势,从而提出了发展贸易的观点,否定了日本传统的以农业立国和闭关锁国思想。日本思想家们的见解,具有卓越的远见,是近代日本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个缩影,对于当时特殊环境下的日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日本近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日]永原慶二.日本経済史[M].東京:岩波書店,1980.
[2][日]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M].陈应年,姜晚成,尚永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日]大日本思想全集刊行会.大日本思想全集第11巻[M].東京:吉田書店,1932年
[4][日]佐藤昌介ほか.日本思想大系55(渡辺崋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横井小楠·橋本左内)[M].東京:岩波書店,1971.
[5][日]大久保利謙.明治啓蒙思想集[M].東京:筑摩書房,1967.
[6][日]富田正文.福沢諭吉選集:第1巻[M].東京:岩波書店,1980.
近代早期 第2篇
关键词：辛亥革命；近代化；原因
中图分类号：K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044-01
一、近代化与辛亥革命
近代化的含义学界已有多种说法。主要认为所谓的近代化就是政治民主化，经济资本主义化。就英法等西欧国家而言，“所谓近代化就是使社会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等方面的变革。”①但对于中国而言，虞和平认为“所谓中国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从现代化的一般含义来讲，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民主化是它的核心内容。但由于中国的近代化是在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下展开的，因此它的核心含义还应增加一个民族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②可以说近代化是一个国家迈向现代国家的必经之路，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实际情况不同，因此近代化也因国家而异。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近代历史上，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虽然辛亥革命是一次历史性的巨变，但是却也有其本身的局限性。从近代化的角度讲暴力革命方式来促进历史变革本身就是极端的。资产阶级具有的两面性就决定了其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民主革命任务没有完成，即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任务没有完成. 中国社会性质没有变化，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变化。因而其通过革命方式实现近代化的目的必然会以失败告终。
二、破而不立的社会状况
武昌起义的枪声拉开了革命的序幕，随着革命军政府的成立，湖北宣布脱离满清政府独立，一时间各个地方相继推翻封建走向了独立的道路。到11月中旬，全国大部分省份已宣布脱离清政府。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形成南北对立之势。但是，作為新生的革命政权，缺少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为保住革命的果实迫而进行南北谈判，并最终妥协。革命果实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窃取。
北洋政府对外依靠英美帝国主义支持，对内主要以北洋军队为统治支柱，代表国内汉族官绅势力的利益。北洋政府与北洋军阀各个派系的兴衰关系密切。而北洋军阀各派系又都有自己的军队，军阀首领视军队为私产。他们靠着自己的军队起家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继而又靠扩充军队去实现更大的政治野心。所以造成革命后的社会状况并不如从前。正如刘再复所言“革命确实有巨大的破坏力量，他可以改变人们的存在方式，但是以为革命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确实是一种幼稚病。过去，我们以为摧毁旧的国家机器之后，一切将迎刃而解，所以把希望力量都放在革命上，结果社会本身的组织机能、管理机能和建设机能就退化了。”③所以革命的破坏性往往大于建设性。而辛亥革命打破原来清政府的统治，没有建立强大政府，成了此后乱局的导火线。
所以说辛亥革命的爆发，终结了持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也开启了近代中国分裂、军阀混战之局势。革命后的10多年里，各派军阀互相倾轧，相互征战，造成了持续的政治真空，在这短时期，军阀以争夺地盘和资源为己任，何谈建设和发展经济？近代化的步伐似乎越发艰难。革命本身具有强大的破坏性，他不仅打破了原来的秩序，同时也打破了相对平衡的局势。革命的目的是实现近代化，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形式应该是推陈出新而非简单的取而代之。革命的结果确实推翻了原本摇摇欲坠的腐朽王朝，但是却没有带来新的生机，原有的秩序不在，新的秩序却无法维系，破而不立的尴尬局面始终主导着北洋时期的政治局势。因此，在这种环境下近代化的步伐只能是止步不前。
三、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
当然，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政治、经济、文化上都采取了一定的积极措施，也使得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实业救国”的口号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伴随着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欧洲各国相继卷入了世界大战，而这期间，正是民族工业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由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使得中国有机会发展工业，1912到1920年工矿业为稳步发展阶段，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其资本都有大幅度稳步增长。“据统计在1913年前，全国登记工矿业由698家，资本33082元，工人有20万多。到1920年，全国工矿业增加到1759家，资本50062元，分别增长了152%和51%，工人增加到56万多，增长了167%。”④由此可见，在这期间近代化的步伐有所加大，但是我们所要注意的是，正是由于西方国家忙于战争，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中国才有了发展的空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到两年，中国民族工业即开始萧条。原因在于一方面本身结构问题，另一方面面临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却不堪一击，发展明显变缓。其次，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旧的封建统治，但是新政府依然承认满清政府对外条约有效，这也就意味着原先的不平等条约依然存在。更有甚者，旧约未废新约又起，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以及后来的华盛顿条约确立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些条约进一步出卖了中国的主权，更加便利了列强对华掠夺。使得民族工业举步维艰，大大延缓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所以，辛亥革命后的20年里，中国依然饱受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虽然国人在不断探索近代化的出路，但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又怎能成功呢？
四、小结（200）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近代化的历程上同样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正是辛亥革命打破了旧的秩序却无力建立新的秩序，使得革命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出现了军阀混战、政治真空，那近代化的道路在动荡的社会中只能越来越偏离轨道。其次，旧的国际关系依然制约着中国的近代化道路，新旧不平等条约加在一起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化之路必然走向失败。
注释：
①苑书义：《中国近代化历程述略》，近代史研究，1990.6.30
②虞和平：《论中国现代化的概念含义》，社会学研究，1991.5.1
③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天地图书2004年版，第一辑，第64页
中国近代早期翻译活动的历史特征 第3篇
第一,鸦片战争的惨败使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瞬间警醒过来,在屈辱和痛苦中首先意识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是挽救民族危亡实现自强兴国的当务之急,因而对于从器物层面介绍传播西方先进科学、军事技术的自然科学翻译的重要意义萌生了日益清晰的认识。杰出爱国将领林则徐以其非凡的胆识首开近代中国人研究西方的先河,被誉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1]107。在与西方列强的屡次交战中,他认识到“夫制驭外夷者,必先洞夷情”[2]499,要求所得夷书就地翻译,并积极招揽翻译人才,组织翻译活动,最早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3]152。首先,林则徐组织翻译由裨治文、卫三畏等西方传教士或商人主办的《中国丛报》、《广州周报》、《广州纪事报》、《新加坡自由报》等外文报刊,汇编整理为《澳门月报》,并将外文报刊、杂志中涉及中国情况的报道摘录辑合成《华事夷言》,递呈皇帝御览或赠予同僚参阅,以了解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地理历史情况以及对华的态度、政策,作为洞察夷情、判断时局的重要手段。同时,他组织人才翻译由英国学者慕瑞所著并于1836年出版的《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地理大全》),并由本人亲自润色校对并定名为《四洲志》,将世界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经济概况呈现在一贯闭目塞听的国人面前,成为当时国内第一部较为系统的世界地理志,引起国人对西方世界的关注[1]108。梁启超曾评价道“:林少穆则徐督两广,命人译《四洲志》,实为新地志之嚆矢。”[4]284此外,他还组织摘译了瑞士学者滑达尔的国际法著作定名为《滑达尔各国律例》,成为中国最早的有关国际法的中文译本,对于当时的对外交涉、制定有力的抗英对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林则徐同一时代的杰出思想家魏源也提出了“欲制外夷者,必从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5]139等了解西方国情以实现以夷制夷的思想。他接受好友林则徐的委托,在《四洲志》一书的基础上编撰《海国图志》,旨在“以西洋人谭西洋”、“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6]4,为后来兴起的洋务运动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清代著名学者陈澧评价此书称“:魏君可谓有志之士矣,非毅然以振国威安边境为己任,何其编录之周详,议论之激切如此哉!澧谓其书,罗列荒远之国,指掌形势,可谓奇书。”[6]10冯桂芬将林则徐和魏源的思想更进一步,将翻译特别是科技翻译视为“第一要政”,并提出“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6]16等“超胜”思想。他认为“,至西人之擅长者,历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皆有成书经译者十之一二耳。……我中华智巧聪明,必不出西人之下。安知不冰寒于水,青出于蓝!”[7]348表现出了通过科技翻译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实现自强并赶超西方的愿望和决心。
第二,清政府在洋务派的大力推动下设置专门机构培养翻译人才、组织大规模的西书翻译活动,以适应中外交涉的需要,并通过传播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探索发展军事工业、创建资本主义工矿企业的救国强国之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得外交事务日趋棘手。《天津条约》中赫然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8]102当时清政府的谈判代表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恭亲王奕訢等人认识到“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9]267“5,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10]2701,因而联衔奏请设立外语学校以培养外交人才。在此背景下,京师同文馆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所官办外语学校于1862年经批准正式成立,课程设置以外国语言和汉语言文字为主,最初主要为满足对外交涉的需要。然而,随着国人逐渐意识到“保全和局”不会通过一味妥协退让地“执行条约”或其他外交手段而长久实现,在洋务运动“自强求富”、“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发展军事工业、创建资本主义工矿企业成为当时实现救亡图存的重要途径,以同文馆为代表的洋务教育也因此逐渐向自然科学领域扩展。具体表现为增设算学、格物、化学、天文、地理、医学生理等科学技术课程并组织翻译《算学课艺》、《格物入门》、《格物测算》、《化学指南》、《化学阐原》、《星学发轫》、《全体通考》等西方自然科学书籍,为西方科技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后,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西书翻译、出版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也于1868年正式成立。1865年由曾国藩、李鸿章等清政府洋务派代表在上海创建的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企业,主要制造枪炮、轮船以提升清政府的军事力量和重工业生产水平。其后,曾国藩应近代科学家徐寿等人的请求奏请在局内设立翻译馆,他在奏章中指出“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捍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拟俟学馆建成,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伸其说,另勒成书”[11]83。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成立使大量涉及军事技术、机器制造、自然科学等领域的西文经典著作被引入中国,其中包括《防海新论》、《化学鉴原》、《汽车发轫》、、《声学》、《谈天》、《地学浅释》、《运规约指》等有关水陆兵法、工艺、造船、汽机、天文、算学测量方面知识的书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作为近代中国历经时间最久、出书数量最多、影响范围最大的官办译书机构,为当时的中国带来大量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知识,对我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起重要的推动作用,并有效地带动了采矿、冶金、铁路等其他领域的科学技术进步。
近代早期 第4篇
关键词：英格兰,猎巫运动,社会失序,个人主义
一、社会失序下的“我们”
近代早期,是社会转型的时期,社会极易失序———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破坏、出现混乱的状态,猎巫运动便是这种状态的表现形式。
近代之前人们保存旧有的生活方式和交往习惯,人们的流动范围非常有限,虽然灾难时有发生,但人们心理上存在安全感,因为以“我们”为对象———一个庄园或者几个庄园,组成一个整体———作为灾难的受体,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归属,承担着各自的义务,即使存在灾难,也并不是个人所要面对的。然而到了近代早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拥有了更广的自由并且面临着更多的选择,社会分层开始出现,人口流动大幅增多,圈子逐渐扩大,边际划分越来越不明晰,社会距离变小,自我定位不明确[1],曾经的“我们”变为今天的“我”,原先封闭式的生活方式、道德准则、认知观念和交往习惯已然不再适用,旧的规范已经废弃,而新的规范没有建立,造成了“规范真空”,如今必须要以“我”为个体进行探索和尝试。人们心理易失衡,行为易失范,社会易失控,在原本社会体制下被隐藏的冲突如今暴露出来,猎巫运动便是这种社会失序的表现形式。
被指为巫的大多是一些边缘人和越轨者,如一个外乡人、一个孤僻的人、一个行事不合常理的人。因此,猎巫更多出自那些认为自己家人或家畜等遭巫术诅咒的广大的民众,而猎巫运动使得他们聚在一起,拥有统一的目标,“我”在集体中得到了肯定和认可,人们不再那么急切需要彼此说明和说服他们是“谁”,共同体的产生便是其存在的根据和意义。
二、社会失序幅度弱化
英格兰的社会失序程度远没有欧洲大陆那么强烈,这表现在英格兰的猎巫运动存在其特殊性。从总体上看,猎巫运动几乎遍及整个欧洲,发生时间主要是在1450至1750年之间,而英格兰猎巫案多发生在17世纪40年代。[2]并且其猎巫运动的规模始终没有达到欧陆的高度,其衰亡相对也来得较快[3]可见,英格兰的猎巫运动开始得较晚、波及范围较小并且巫术诉讼的数量较少。
究其原因,我想这是英格兰法制建设(外因)和社会秩序(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法制建设
英格兰的法制介入较多。英格兰对猎巫有着干预措施,如亨利八世在1542年颁布的《反符咒、巫术、邪术及魔法法令》、伊丽莎白一世于1563年颁布的《反符咒、魔法及巫术法令》等,英格兰倾向于将“猎巫”安置于政府可控范围内,使其有法可循,有据可依。并且其巫术诉讼多由中央法庭及巡回法庭判决,地方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这一审判权,客观上有利于减小诉讼泛滥的可能及所达到的强度。[4]而且英格兰对于“巫”的鉴定和判处存在区分。对于占卜预测一类的巫术和进行诅咒迫害的巫术的惩处措施不一,对于存在迫害动机和心理到真正导致恶果应受到怎样的处罚都条理细致,分级明确,并且,大多数案件都需要确实伤亡,有凭有据才会进行判处,这就大大减少了处死巫者的数量。
英格兰社会救济法案颁布较早并且完善。如亨利八世颁布《救济物品法令》,开启政府负责救济平民的先河,后又颁布《贫穷法》和《强制征收济贫税条例》等救济法令,使得救济平民的责任明确归于政府。这些法令都体现着政府已经将救济贫民的责任圈揽,使人们各安其分,各尽其职,这就减少了人口的流动和其引起的骚乱。
(二)社会秩序
英格兰的社会秩序较为稳定。近代早期的英格兰变化的确巨大,宗教改革、商业战争、内战、甚至国王被送上断头台……这对于英格兰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剧变,然而,这却没有触及整体的社会等级结构以及具体的社会细胞及纽带。国家机器没有崩塌,各个地区的管理运作体制没有更改,所以变动并不曾改变阶级社会(等级制度)的整体框架,社会结构的变革运动依旧在等级结构的外表下进行,等级秩序依然是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价值的集中体现,尊卑有序、等级森严仍是社会常态。[5]英格兰的等级制度非常稳定并有其存在的必要,而在看似条分缕析的等级划分下,等级制度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也是英国所特有的,这就使得英格兰的社会等级虽牢固但不僵化,灵活性强并且包容性强。
因此,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失序是存在的,只是英格兰社会的内外力量其弱化了,于是也一并弱化了其表现形式,这便是英格兰猎巫存在特殊性的原因。
三、“我”———英格兰个人主义的早期发展
从“我们”到“我”这一过程混乱无序,但当“我”的意识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愈加主动地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和决定,个人主义随之出现,于是人们无需受制于体现共同伦理文化的集体观念,无需考虑自己从属于哪个整体。这使得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更早地真正以“我”作为主体进行思考,并采取措施建立一系列规则去适应甚至规范这种改变,而不像其他欧陆国家那样在社会转型中茫然失措。人们能够较为自然地接受变革并且发挥能动性迅速进行符合自身利益的转换,而政府的引导也使得个人主义向着良好健康的态势发展。法律之中埋藏着强烈的个人主义意识,并体现为个人权利的概念,体现为思想和宗教方面的独立与自由。[6]
总之,近代早期的社会转型是社会孕育“我”———个人主义的过程,其造成的失序使“我们”开始向“我”过渡,猎巫运动成了过渡时的阵痛,而当“我”得以形成并发展,也就标志着猎巫已近终结。
参考文献
[1]齐格蒙特·鲍曼,蒂姆·梅著,李康译.《社会学之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刘章才,李君芳著.《近代早期欧洲猎巫运动述论》.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3]姚朋著.《猎巫运动的衰亡:一个社会思想史的维度》.
[4]魏建国著.《社会失范视域下:近代早期英国法治秩序形成的历史透视》.
[5]王晋新著.《论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与重组》.
近代早期 第5篇
在清华学校开展职业指导的背景
1908年，近代职业指导发端于美国，其创始人是“近代职业指导之父”弗兰克·帕森斯(Frank Parsons)。近代中国职业指导的兴起与西方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留学生的相继回国，西方的职业指导理论逐渐被介绍到中国，周诒春便是其中的最早代表之一。1910年，周诒春在美国获硕士学位后回国，1912年任清华学校副校长兼教务长，后经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唐国安推荐，于1913年10月27日接任清华学校校长。
清华学校作为“庚款兴学”的“赔款学校”，从游美肄业馆到清华学校，曾一度成为美国招收中国留学生的代理机构。它的主要目标在于培养国家科学、实业和社会领导人才，这是中美双方的共识。在学生出国所习的学科上，清华学校在成立之初便有了明确而严格的要求。在《派遣美国留学生的章程草案》中，曾规定“派出的留学生中有百分之八十将专修工业技术，农学，机械工程，采矿，物理及化学，铁路工程，建筑，银行，铁路管理，以及类似学科。另外百分之二十将专修法律及政治学”。清华学校成立之初，大体上是根据相关科目规定的比例选派留学生的。由此可见，清华学校在留学生的选派上尚无暇顾及学生的兴趣，相关的指导更谈不上。
历经欧风美雨浸润的周诒春深切体会到自己早年求学时和很多学生都有的同样的困惑，他们不能充分认识自己的能力、兴趣和志愿，加上对社会的职业缺乏认识，导致在选科与择校方面具有很大的盲目性，难以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专业。在美国留学时，他了解到美国职业指导的相关情况，深感职业指导在择业与就业方面能够为人们提供合理的帮助，有利于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因此，周诒春在执掌清华学校后，便开始重视即将毕业赴美留学的学生在选科与择校上的问题，并进行了相关的指导。
指导清华赴美留学生的选科与择校
对传统教育和新式教育，周诒春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传统教育是没有活力、违背民主、脱离生产的教育，既不利于公民独立性的培养，又缺乏生产技能的传授。他说：“职业教育、民主教育与国民教育应取代传统古典的、反民主的、非生产的和缺乏活力的绅士教育，新的国民教育目标应在培养聪明的、具有谋生技能的与独立自主的公民。”
清华学校成立之初，选派留学生出国所习科目的概况大体是：学理工的占41.2%(其中学工程的占31.3%，学理科的占9.9%)，学商科的占11%，学农医的占10.5%，学文史哲的占7.2%，学政法的占24.5%(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新闻等，其中以学经济的比例最大，占9.6%)，学军事的占2.2%。可见，清华学校留美生所习科目以理、工、农、医、商居多，这与清政府和美国公使共同商定的遣派游美学生的意图大体相符。至于专科生和女生在考选时即已规定了科目范围，只限于采矿、电机、土木、化工及农林等科。清华学校在留学生的选派上，尽管实际操作中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规定执行，但是从清华学校留美学生所习的科目来看，大致不离这个方向。虽然当时清华学校学生选派、专业选择及科目学习基本上按计划进行，但并没有考虑学生自身的兴趣和志向，这就限制了学生选科的自由与意愿。在这些选派的留学生当中，不少人当初都是“迫不得已”，所选的科目与院校实属“情非所愿”，到美国学习后，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改换了学校和专业。
面对这一状况，周诒春担任清华学校校长后，在选派留学生方面开始进行一些选科与择校的指导。他平时注意观察学生的个性，了解学生的兴趣、能力及以后想从事的职业，并鼓励和引导学生发展自身的特长。在清华学校毕业生赴美留学的选派上，为了更好地了解他们出洋留学的志趣，周诒春对这些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让学生“说明个人志趣，选修专业学科的性质及理由。到美后拟入何校?为何作此选择?”等等。在此基础上，他有针对性地与学生进行交谈，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自己，同时也指导学生选择更适合他们学习的专业学科和院校。
仅以吴宓为例，早年他就读于清华学校，1916年毕业时，他曾自选化学工程为留学美国的专业。周贻春校长根据平时对吴宓的观察，深知他的天赋才能和文学修养，便劝吴宓改学文学，并指导他选读英国文学专业。1917年，吴宓入弗吉尼亚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后转入哈佛大学的比较文学系。1921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吴宓在文史方面取得的成就印证了周诒春当年的预见和判断。吴宓晚年在回顾自己一生的历程时，内心无比感激校长周诒春当年对他选科与择校的指导，并发出“校长实是宓之知己”这样的感言。
由此可见，在担任清华学校校长期间，周诒春注意运用观察、调查和访谈等科学方法，了解学生的个性、特长、兴趣爱好，对即将毕业赴美的留学生进行相关的职业指导，帮助他们在选科与择校上能够选择更符合自身特点与兴趣爱好的专业和院校以进一步学习深造，从而为他们日后从事的职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组织开展相关的“职业演讲”
周诒春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学科与择业问题，不仅函征实业界和教育界的专家、名人对于清华学校学生择业的意见，而且还邀请这些名人作“职业演讲”，如董显光的《新闻学》、伍朝枢的《法政谈》、王正廷的《职业教育论》、王健的《制革说》等等。1916年上半年，清华学校的“职业演讲”正式拉开帷幕。当时教育界、实业界的精英才俊、名流显贵陆续出现在清华学校的讲坛上。到1918年1月，周诒春被诬“糜费巨款”而愤然辞职。尽管斯人已去，但该年清华学校的“职业演讲”依然在进行。
据金兵博士统计，从1916年到1918年上半年，周诒春在清华学校组织开展的一系列“职业演讲”的基本情况如下：
1916年3～5月，清华学校开展了9场讲演，演讲人和讲题分别是：雷先生的《建筑学》、雍剑秋的《中国之实业》、张伯苓的《教育之大纲》、伍连德的《高等教育与卫生学》、王景春的《工程学》、王启常的《银行组织对于国家财政商务之关系》、胡文甫的《法律》、格林的《社会事业》、王文显的《新闻纸对于国家之效用》等。
1917年2～3月，清华学校开展了11场讲演，演讲人和讲题分别是：周诒春的《择业问题》和《教育事业》、王儒堂的《工商业》、萨福西的《森林业》、格林的《医学》、孙多钰的《土木工程学》、吴乃琛的《理财及银行学》、王弼的《机械工程学》、伍梯云的《法律》、王健的《应用化学》、董显光的《新闻业》等。
1918年2～5月，清华学校开展了7场讲演，演讲人和讲题分别是：华尔科的《择业》、梅月涵的《工程事业》、马绍良的《政治学》、雷恩的《土木工程学》、李松涛的《教育》、虞振鏞的《农业》、赖福斯的《医学》。
应该指出的是，从1916年开始，清华学校的“职业演讲”安排在第二学期，也就是每年的上半年，主要是帮助即将毕业赴美的留学生更好地认识相关学科，为他们的选科与择校提供一些指导，使他们能够选择更适合自身发展的学科和院校。因此，当时清华学校将这种演讲称为“高四演讲”，尚未正式冠以“职业演讲”之名，只是在一次“高四演讲”预告中，使用了“职业演讲”的概念。
到1917年，这些演讲不再称为“高四演讲”，而是直接命名为“职业演讲”。1918年，随着演讲类别的增多，除了为即将毕业赴美留学的学生进行“职业演讲”外，其他高等科的演讲也开始涉及职业问题，如高等科的伦理演说和科学研究会，分别由外籍教员朴底爱德演讲《规定人生择业之宗旨》，由本校教员白雅礼先生演说《机械人员之责任》，并介绍职业的选择，对学生进行职业陶冶。同时，“职业演讲”的范围逐渐扩大，“向例仅高四有职业演讲，现因其对于个人择业极有禆益，故推行在高等科各级”。
清华学校每年的“职业演讲”尽管都是为即将毕业赴美留学的学生开设的，但大多数演讲题目不同，即使演讲的题目相同，演讲的内容也大相径庭，虽然有人演讲了两次，但演讲的题目是不同的。此外，没有同一个人演讲三次以上的。其中，题目相同的演讲只有三次，分别是胡文甫和伍梯云演讲的《法律》、孙多钰和雷恩演讲的《土木工程学》、格林和赖福斯演讲的《医学》。同一个人演讲两次的只有格林和周诒春，但格林在1916年演讲的题目是《社会事业》，在1917年演讲的题目是《医学》;周诒春在1917年两次演讲的题目分别是《择业问题》和《教育事业》。
周诒春在清华学校组织开展的这些“职业演讲”，试图从职业的角度出发，通过讲座的方式，用教育的方法激发学生的兴趣爱好，加深他们对学科的认识，加强他们的择业意识，从而使他们在留学美国时能选择更适合自身发展的学科和院校进一步深造。
周诒春开展职业指导的历史地位
职业指导在中国最早是由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于1916年提倡的。他对即将赴美留学的清华学校毕业生进行选科与择校的指导，运用了观察、调查和访谈及“职业演讲”等先进而科学的方法，在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史上实属首创。同时，周诒春组织开展的这些职业指导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初期的清华学校只按计划与学科间的比例选派留美学生，而不考虑学生的个性与兴趣的状况，使学生避免了选科与择校的盲目性，更好地促进了这些留美学生职业生涯的发展。
在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史上，最早涉及职业指导实践或理论的，分别是1916年周诒春在清华学校开展的职业指导实践活动和1919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教育与职业》第15期出版的“职业指导专号”。我们知道，清华学校在近代中国具有特殊地位：“清华学校之设，系预备学生赴美入大学及大学院求各种专门学识，俾回国后投身各界为领袖人物，……故其学生择业之当否，实异常重要。”因此，作为近代中国职业指导的先声，周诒春运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指导方法，在清华学校开展的职业指导，对赴美留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周诒春在清华学校开展的职业指导比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职业教育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早一年多，比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指导部的成立早将近四年，比上海职业指导所的创办早将近十年。民国时期职业界的专家刘湛恩、潘文安曾经特别指出：“在国内最先创行的，要算清华学校，……可算是国内学校推行职业指导的鼻祖”。毋庸置疑，清华学校不仅是在国内学校中最早推行职业指导的，也是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最早推行职业指导的，这一点在目前中国职业教育史学界是没有争议的。周诒春在清华学校开展的职业指导活动，不仅对留美学生职业生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为1923年庄则宣在清华学校成立的职业与统计委员会下设的职业指导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由此而论，周诒春在清华学校早期开展的职业指导，实为近代中国职业指导的先声，在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注：庆祝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特撰此文，以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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