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理论发展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精选12篇）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 第1篇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产生于18世纪中叶, 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为三个代表。

绝对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在两个国家生产两种商品的情况下, 其中一国在一种商品的生产中具有较高效率, 另一国在另一种商品的生产中具有较高效率, 则两国在不同商品的生产上分别拥有绝对优势, 此时如果两国根据各自的绝对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 并相互进行交换, 双方均能从中获益。李嘉图将绝对优势理论进一步发展, 他认为:每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商品, 而应集中力量生产那些利益较大或不利较小的商品, 然后通过国际交换, 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 生产总量将增加, 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优取重, 两劣取轻”, 这就是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亚当·斯密与李嘉图的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 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 假定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 生产技术是给定的, 生产规模报酬不变。

20世纪初, 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要素禀赋理论用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认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同, 供求关系不同, 导致两国间要素的价格差异, 而投入要素价格的差异导致两国商品生产成本的差异, 生产成本的差异形成不同国家商品的价格差异, 进而导致国际贸易的产生。贸易可以使各国生产要素的优势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在H-O定理中, 俄林将贸易模式进一步表述为:一国出口的应该是那些密集地使用本国较为丰裕的要素生产的产品, 而进口的是那些需要在生产上密集地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因此, 其结论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一样, 认为自由贸易对于各个贸易参加国都是有利的。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贡献在于进一步丰富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体系。在俄林的模型中, 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 但生产的技术条件及规模报酬仍然不变。要素禀赋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曾经在很长时期内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理论。

从“绝对优势理论”到“比较优势理论”, 进而到H-O四大定理,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一直遵循着完全竞争、报酬不变、同质产品等古老的假定。总体看来,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没有脱离比较优势的理论框架。

二、国际贸易的新发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中国家的出现以及国际分工的重要发展, 国际贸易达到任何时间都没有达到的发展。然而, 与经典贸易模型所预测不相符合的是战后的贸易模式并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相违背。美籍学者瓦西里·里昂惕夫首先发现这样问题。他运用经验资料对模型进行检验, 结果发现美国的贸易有悖于H-O理论。这就是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里昂惕夫之谜”的出现挑战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 也加速促使战后一系列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的诞生。包括新要素贸易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等等。这些理论的诞生都依托战后国际贸易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 战后的国际贸易理论也在解释新出现的现实问题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当代国际贸易中出现了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贸易”发展、区域集团内部贸易发展、制造业内部贸易发展、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增长、加工贸易和软件外包等新的贸易方式出现。这些新的贸易方式与过去时贸易理论不完全相吻合。针对现实中国际贸易大量存在的同类产业内部这一现象, 从20世纪70年代末, 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推翻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不变的假设, 建立了一个不完全市场、存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异质性的产业内贸易模型。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和这新新型产业在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机制。由于产业内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陆续建立模型对这一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进一步的探讨。20世纪90年代, 跨国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出现以及加工贸易、外包业务的出现, 推动了包括跨国公司内贸易理论、一体化贸易理论以及产品内贸易理论有了进一步发展。当然在贸易发展的过程中也要注重食品药品等涉及人类生活方面的安全。这是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

三、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经济学家对产品内贸易现象的关注代表着贸易理论进一步微观化趋势。产品内贸易是由垂直专业化引起的中间投入品贸易, 加工贸易是产品内贸易主要的表现形式。经济学家从垂直专业化的角度对国际贸易内容进行了新的划分, 并且在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产业组织与契约理论等不同理论下对产品内贸易进行研究。在以产品内贸易为对象的理论框架下对标准国际贸易理论体系进行新的理论整合和补充, 将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延伸到了产品生产的工序和区段层面。经验数据显示, 在生产分工日益细化的背景下, 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 企业规模、利润和国际经营行为有诸多异质性, 因此需要研究企业个体特征在企业国际扩张选择中的作用。然而, 由于新贸易理论采用对称性企业假设, 一体化均衡下同一产业内企业定价、产量、利润、收益和外贸参与程度相同, 企业无任何差异, 因而它无法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后获得的微观数据, 这就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摒弃技术对称以及研究企业异质性作用的贸易理论。

四、总结

中国现阶段还是发展中国家, 在世界贸易中有着重大的作用, 经济发展也是我国发展的首要任务。因此无论是自由贸易的政策还是战略性贸易保护的政策, 选择的依据都是如何使本国的利益最大化, 这种利益不仅从静态上评估, 也要从动态上考虑对什么产业采取什么政策都要有精确地利弊分析, 国际贸易新理论不是告诉我们应不应该保护的问题, 而是为了我们贸易政策的选择给予更多的考虑问题。我们应该在优势上取得经济上的突破性的发展, 大力发展科技新型产业,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经济基础。

参考文献

[1]才国伟, 舒元.我国对外贸易与世界技术扩散[J].国际贸易问题, 2009 (11) .

[2]Arndt Sven W, Preference Areas and 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 (APF Press 2001) :237-249.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 第2篇

答：

1.分析国际贸易发展理论发展，我认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更能解释中国对外贸易的现实。

首先，介绍一下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在更普遍的基础上解释了贸易产生的基础和贸易利得，大大发展了绝对优势贸易理论。

再谈谈比较优势对中国对外贸易现实的解释。建国初期我国的经济基础就比较薄弱，生产技术水平比较低，我国唯一能和国外竞争的是我们的劳动力，我们拥有非常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我们的劳动力较之其他发达国家便宜了很多。因此我国采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制定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政策。而且我国的对外贸易现实：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大部分的出口产品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像纺织、服装、鞋之类的。我国出口企业的比较优势在于工业制成品，而在制成品中，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逐年有所增加，但总体来说，我国国际贸易仍以廉价劳动力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格局，呈现劳动密集型产品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弱的态势。出口品仍是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全球生产链条中还处在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多所谓高新技术产业实质上仅仅从事一些外商企业的产品委托加工和装配，附加值少，技术含量低，以研究、开发和生产为特征的产业结构尚未形成，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相对比较弱。这正好解释了我国利用比较优势发展对外贸易的现实。

2.我认为克鲁格曼的规模经济理论和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更能支持中国从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

规模经济理论内容：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产生的生产效率提高所带来的产量增加或单位产品成本的降低。规模经济通常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内在的，即厂商的平均生产成本随着其自身生产规模扩大而下降；另一种是对单个厂商来说是外在的，即平均成本与单个厂商的生产规模无关，但与整个行业的规模有关。

人口只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小国都有世界驰名的具有很强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如荷兰的菲利浦公司、瑞士的雀巢公司、芬兰的Nokia和瑞典的爱立信手机等，就连韩国、印度的制造业企业在世界500强中也榜上有名。而我国对国家经济发展、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工业制造业企业却难以在世界500强中一显身手。中国要发展经济，就一定要走向国际市场，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一切都要靠发展有强大实力和竞争力的世界级的大企业、大集团。

目前我国多数国内走出去的企业规模较小，融资渠道少，因而拓展市场的能力受到限制，生产成本高，相互分工缺乏、平均成本很高，这削弱了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使国际竞争能力下降，不利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在不完全竞争的现实社会中，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情况下，要提高产业或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必须首先扩大生产规模，取得规模效益。

而要扩大生产规模，仅靠企业自身的积累一般非常困难，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对此，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政府应该选择发展前途好且外部效应大的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使其迅速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凸现贸易优势、提高竞争能力。因此我们要发挥增城市产业群和地方特色产业群优势在扩大出口增长中的带动作用。东部发达地区就在保持IT产品出口高速增长、机电产品快速增长的同时，保持纺织品服装、轻工和农产品的稳定增长。中部地区应当利用资源优势，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积极发挥地方产业群优势，大力发展深加工产品出口。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可以增强国际竞争的能力，有利于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由哈佛商学院米歇尔.波特提出，也被称为钻石理论。主要研究一个国家为什么能在某一领域取得领先地位。竞争优势：指一个国家使其公司或产业在同一产业领域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国家竞争优势：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能否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而关键在于国家是否有合适的创新机制和充分的创新能力。

创造“国际竞争优势”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贸易结构导向的转变，过去参加国际竞争主要是依据自身的供给条件，以资源禀赋为导向，现在则要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二是有效地进行由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变。为了使比较优势成为竞争优势，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争相采用高新技术，以新技术产品打进国际市场，尽管其出口产品仍然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这些产品包含了更多的高新技术含量，因而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国家竞争优势的源泉是企业不断进取的创新机制和充分的创新能力，能否将比较优势转化成竞争优势并保持住，关键在于技术创新。我国目前具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但这些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不具有竞争优势。在由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换过程中，关键是将高新技术（包括从国外引进的高新技术）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结合，而这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动力作用。因此，我国要想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由一个贸易大国成为一个贸易强国，必须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

⑴．我国应当要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和适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大振兴制造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产品出口可以促进我国出口产业从低附加价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升级和转移，有利于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产品出口，可以吸收国外高科技资源，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为我国出口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保障。高科技资源不仅包括高新技术，还包括高新技术人才和管理，对于提高我国的生产管理水平、研究和开发能力大有裨益，能够为我国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和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外贸扩大出口提高强大动力。

从贸易理论看新疆的贸易发展 第3篇

比较优势理论遵循“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的原则，即一国与另一国相比，在商品生产成本上都处于绝对劣势，但只要本国集中生产那些成本劣势较小的商品，而另一个在所有商品都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则集中生产那些成本优势最大的商品。近年来，由于邻国生产水平提高，需求量下降，近两年新疆的初级产品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比较优势在逐渐下降；大经济规模天然气开采业以及石化工业基本对新疆的贸易没有贡献；出口的工业品中主要是内地工业品，新疆工业的出口竞争力不强；纺织品和服装类产品仍然具有相当的竞争优势，食品加工产品发展迅猛。总之，新疆优势是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劣势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企业，未来应继续发展农产品、食品加工、纺织、烟草和杂项制品等新疆外贸出口中一直保持着明显竞争优势的商品，扩大比较优势。

要素禀赋理论

根据要素禀赋理论， 同种商品在不同国家的相对价格差异是国际贸易的直接基础，要素禀赋不同是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劳动丰富的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而进口资本密集型商品；相反，资本丰富的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新疆具有三大资源优势：自然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两大地缘优势：地域优势、口岸优势。问题关键在于资源优势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优势，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资源，并且资源禀赋向财富转化的环节必须畅通，才能发挥地区资源优势，为地区经济增长服务。新疆可以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和区位优势，抓住口岸优势，促进边贸便利化，支持沿海内地企业积极参与新疆出口加工区建设，新疆的加工贸易发展将成为未来新疆外贸发展的重点。根据新疆劳动力成本低廉的资源禀赋条件，保持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稳步发展，同时要加快传统出口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引进步伐，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规模经济理论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都假设产品规模报酬不变，即假设的增长或下降与要素投入的增长与下降幅度相同。但到了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工业生产中，许多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即扩大生产规模，每单位生产要素的投入会有更多的产出。尤其是现代化工业，大规模的生产反而会降低单位产品成本，即存在“规模经济”。以新疆现有水平来看完全有能力或已经建成了这样几个产业群以形成规模优势：农业产业群、石油、矿产开采和加工产业群，食品加工制造产业群，纺织产业群，旅游产业群，运输和物流产业群和建材产业群等。同时，将高新技术引入企业，提高管理质量与生产水平，并依托和融合新疆的民族、文化及历史优势，加强各个产业的品牌内涵建设，力争组建大经贸企业集团，提高外贸企业的整体竞争能力。

产业内贸易理论

产业内贸易是指一国在出口的同时又进口某种或某些同类产品，它是相对于产业间贸易而言的。产业间贸易是指一国进口与出口的产品属于不同的产业部门。即使两国具有相同的要素禀赋，规模经济仍会使各国生产差异性的同类产品， 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产业内贸易理论认为产品的异质性和规模经济是产生产业内贸易的基础。尽管新疆农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但在食品及活动物、饮料及烟类、动植物油脂及蜡等产品的贸易却主要表现为产业内贸易，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新疆的主要贸易伙伴与新疆在自然资源、农林产品品种、气候条件等方面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而在杂项上新疆的主要贸易伙伴在杂项制品的生产上落后，对新疆出口的此类商品的需求量很大，而由于中国是国际上此类商品的主要生产国，因此新疆从国外进口杂项商品很少。新疆贸易伙伴产品结构较单一，未来新疆发展需注重全面优化贸易和投资环境，降低交易成本，并大力发展新疆特色产业，包括农产品、家具、石化产品、纺织、建材和机电等产品出口；改善边贸进口商品结构，抓好原油、成品油、铁矿砂、有色金属、钢材等重点进口商品，为其提供差别化服务。

产业转移理论

随着国家或本区域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调整的需要，发达国家或区域的部分企业顺应区域比较优势的变化，通过跨区域直接投资，把部分产业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区域进行，在我国“梯度转移”表现为东部地区经济结构的升级优化， 某些劳动密集的、生产传统产品的低成本产业逐渐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新疆的交通、水利、能源、通信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具备了承接产业西部大开发转移的能力。东部产业转移为新疆提供了参与国内制造业生产分工的机遇。新疆应充分利用沿边开放的地缘、口岸和丰富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 吸引和承接东部地区成熟的技术、管理和人才，补强当地劣势产业，并利用国家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东部的大企业来新疆投资建厂，在国内发展加工贸易即异地加工贸易前景广阔， 产品既可面向当地，又可面向全国，甚至面向毗邻国家。

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第4篇

亚当·斯密作为现代经济学的鼻祖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尊重。他在其《国富论》中, 最早建立了国际贸易理论体系, 首先提出了劳动分工理论。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有三大好处:一是劳动者的技巧能因业务专而日进;二是有了分工, 可避免在交换工作中的时间损失;三是可使一个人做许多工作, 增加其判断力和熟练工作技巧”。并指出:“劳动分工的程度受市场规模的限制, 市场规模的扩大会引起劳动分工进一步提高, 国家也会获得递增的收益”。其二, 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亚当·斯密认为:“由于劳动生产率不同, 各国存在着绝对成本的差异。各国应该按照绝对成本的差异进行国际分工, 然后通过国际贸易就可获得分工的利益”。并指出:“绝对优势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优势, 包括气候、矿产、土地等;另一类是获得性优势, 即工业发展所需要的条件, 包括资金、技术方面的优势。自然优势是形成绝对优势的基础, 获得性优势可以弥补一国在自然资源上的不足。只有两方面相结合才能构成一个国家某种产品的绝对优势”。其三, 亚当·斯密主张自由贸易, 反对管制与垄断。他从“经济人”的假设出发, 认为“人们的经济活动都是在利己心的驱动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 这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力会增进整个社会利益, 为此, 国家不应干预社会经济生活, 而应听任自然秩序, 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自动达到和谐”。并指出:“对外贸易可以增加一国的交换价值和国民财富, 因此, 不能对其加以限制, 应实行自由贸易”, 他反对管制和垄断, 认为垄断和管制会使“国家的劳动由较有利的用途改到较不利的用途, 其年产的交换价值, 不但没有遂立法者的意志增加起来, 而且一定会减下去。为此, 要听任资本和劳动寻找自然用途, 社会资本自会迅速增加”。同时还指出:“垄断会造成商品以高于自然价值的市场价值进行销售, 从而使消费者的利益几乎都因生产者的利益而被牺牲掉了;垄断还会使社会总利润减少, 独占虽能提高利润率, 但是利润总额不能增加到同没有独占的时候一样”。

二、李嘉图等人完成了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二战后, 由于资源禀赋相似的工业国之间的贸易发展迅速, 尤其是产业间和产业内的贸易规模也不断扩大。国际贸易出现了很多新特点, 而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对此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在对新的贸易现象寻求解释的过程中, 李嘉图提出了具有解释意义的比较优势理论。再后来俄林又提出了资源禀赋理论来解释比较优势理论的形成。从而完成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构建。

1. 李嘉图等人认为:

“传统贸易理论中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假设与现实太远, 不完全竞争才是现实中市场结构的常态”。并指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 商品价格大于其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 不能如实地反映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同时, “在不完全竞争情况下, 由于垄断利润的存在, 国际贸易不会达到应有的发展水平”。

2. 俄林认为:

“技术差距或资源禀赋是引起产业间贸易的原因, 而产业内贸易存在报酬递增是由规模经济引起的;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 由于超额利润和垄断利润的存在, 垄断寡头或厂商就有条件进行技术创新, 扩大生产规模, 降低单位产品成本, 从而提高利润, 形成规模经济”。同时还指出:“产品具有异质性, 这也是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即使各国的嗜好、资源禀赋都相似, 也会发生异质产品之间的产业内贸易, 国家的资源禀赋越相近, 产品内贸易量就越大”。

3. 李嘉图认为:

“一国是否能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是不确定的, 由于同时存在着报酬递减和报酬递增的产业, 只有当贸易能使一国报酬递增的产业扩张, 报酬递减的产业缩小时, 国家所获得的利益才会超过报酬不变情况下所获得的利益, 否则不仅无法获得贸易利益, 还可能遭受损失”, “正是由于风险存在, 国家才有干预的必要”。这些论点都与亚当?斯密国际贸易理论的观点不完全一致。

三、马克思等人对国际贸易分工理论的完善、发展和深化

1. 马克思完善了劳动分工理论。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对劳动分工的重要性做了系统而精深的阐述, 并强调:“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企业生产过程, 必须实行严密的计划和组织, 以便使生产过程能够保持空间上的并存性、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生产上的比例性”。同时还明确指出:“分工可分为企业内部分工和社会分工。企业内部分工是垂直性分工, 体现的是一种报酬递增的技术进步;而社会性分工则是水平性分工, 体现的是产业规模间的比例关系。随着企业内部分工的不断深化, 效率和财富也在不断增加, 这必然要求社会分工发生变动, 产业规模间的比例和关系发生调整。而社会分工发生变动后, 反过来又要求企业内部分工进一步深化”, “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 又是经济进步的结果”。

2. 斯拉法与阿伦·扬发展了劳动分工理论。

20世纪20年代, 斯拉法与阿伦·扬分别讨论了劳动分工与规模报酬递增的内在联系, 突破了亚当·斯密的分工受“市场广狭限制”观点的局限。斯拉法认为:“每一类规模报酬都出自不同的经济现象。递增报酬来自积累和技术变化过程, 而它们又都与市场扩大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分工相联系”。阿伦·扬则指出:“劳动分工是一个自我累积和自我扩张的过程”。“间接的迂回的生产方式的增长与各行业中的分工, 正是规模效应递增的主要原因”。

3. 杨小凯与博兰德等人深化了劳动分工理论。

杨小凯与博兰德等人受阿伦·扬思想的激发, 用超边际的分析方法, 重新将亚当·斯密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精辟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 发展了斯密的分工思想。他们指出:“分工使人们更为局限于单一产品的生产, 而人的需要是多样化的, 其他所需产品要通过市场交易获得。但是市场交换存在交易成本, 它给定了市场规模扩大的边界, 使市场不会无限扩大, 从而存在均衡。这样, 企业就可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不断提高交易效率, 降低交易成本, 促进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博兰德则认为:“国际贸易只是国内贸易的延伸, 其利益的获取应立足于企业内在比较优势的演进, 而不应仅仅依赖于既定的外在比较优势”。

四、克鲁格曼对现代国际贸易竞争理论做了开创性研究

由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技术一定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上, 偏离了国际市场不完全竞争、技术进步与规模报酬可变的客观实际。为此, 克鲁格曼在其1979年发表的《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一文中, 率先突破了这一局限, 并用规模经济与差别化产品解释了产业内贸易的发生, 从微观层面的供给角度对国际贸易竞争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研究。他认为:在内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 企业长期的平均成本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 从而形成低成本优势, 提高了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要实现规模经济, 就必须有足够的市场容量。为此, 企业需要参加国际贸易, 扩大市场和生产规模。克鲁格曼还认为:规模经济理论虽揭示了在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规模经济是企业国际优势的主要来源, 但它没有深入探讨“内部经济”究竟是怎样产生的, 也没有阐释同属一个产业内的企业, 为什么一些企业能形成规模经济, 而另一些企业则不能;另外, 他虽提出了企业的“最优规模”问题, 但却没能给出识别的方法和标准。同时, 他还指出:“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 内部层次增多, 结构日益复杂, 监控难度必然增大, 从而成本必定上升, 这就限定了企业规模的扩大。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组织结构与制度结构的设计”。

摘要：本文认为:亚当·斯密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李嘉图等人在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完成了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马克思等人完善、发展和深化了劳动分工理论;克鲁格曼将规模经济理论引入了国际贸易领域, 开创了对现代国际贸易竞争理论的研究。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劳动分工,绝对优势,比较优势,资源禀赋,规模经济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2～1974

[2]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3]杨星明:中国对外经贸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4]贾根良:报酬递增经济学:回报与展望[M].南开经济研究, 2005 (.6)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 第5篇

摘 要：近年来，我国金融业高速发展，跨行业、跨市场的交叉性金融产品爆发式增长，使得信贷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之间的风险传递增加，凸显出现有金融监管体系与金融发展的不适应性。通过“穿透式”监管，消除监管真空、监管重叠和监管套利，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已成各方共识，但在具体执行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本文对国际主要经济体“穿透式”监管理论的发展与实践进行了梳理，并对我国“穿透式”监管体系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穿透式”监管；金融监管体系；系统性金融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8（2）-0064-03

一、“穿透式”监管的理论基础

所谓“穿透式监管”，就是指透过金融产品的表面形态，看清金融业务和行为的实质，将资金来源、中间环节与最终投向穿透链接起来，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甄别金融业务和行为的性质，根据产品功能、业务性质和法律属性明确监管主体和使用规则，对金融机构的业务和行为实施全流程监管。穿透式监管的提法由来已久，主要是由功能监管理论和行为监管理论衍化而来。

20世纪90年代，针对美国金融业分业监管的体制，哈佛大学商学院默顿教授第一次提出通过功能监管理论解决其固有缺陷。他认为，随着金融业的日益发展，金融机构开展业务的范畴日益增加，由此产生了金融监管的空白地段以及相关金融监管套利的问题。要解决这一困境，可以对现有监管主体的范围按照不同产品的属性以及开展业务的特征进行整合，通过确立相对统一的监管规则，有针对性地对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产品和业务进行规制，从而减少了因重复监管而产生的监管漏洞，有效遏制监管套利。

同一时期，针对金融机构审慎性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英国经济学家泰勒提出了针对系统性风险的审慎监管和金融机构机会主义行为的合规监管“双峰”设想。他认为在金融市场上，不论是何种形式的行业设置，其本质区别应当是其所作出的行为本身。通过对金融机构行为模式的监管，以达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市场健康长效发展的作用，因此被称为行为监管理论。

因此，无论是功能监管理论还是行为监管理论，都想要突破金融监管桎梏的藩篱，填补监管空白，维护金融稳定。为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就需要结合上述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理论，采用穿透式监管模式对金融机构的业务和行为实施全流程监管。

二、世界主要国家“穿透式”监管的实践

（一）美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出台相关法律规定的国家，美国尽力将穿透式监管应用至多部法律法规当中。194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投资公司法》，其中第2（a）28条就规定了“看穿条款”（Look-through Provision）：如果某一投资公司持有第3（c）（1）条下基金10%以上份额，则该投资公司所有受益人也被计入合格投资者人数限制。

2010年7月，《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的出台，对美国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设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对美联储、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财政部、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等多部门进行统筹协调，维护金融稳定。同时成立金融研究办公室，专门为FSOC提供相关金融支撑（如每年金融机构压力测试的数据等）；通过法案扩大了美联储金融监管的权利，不仅对社区银行全权监管，同时对所有可能对金融市场稳定产生影响的大型银行类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对冲基金、证券机构、保险公司等机构进行全方位监管。

（二）英国。2008年金融危机后，英国对金融监管也开始了强有力的改革，发布了《2009银行法案白皮书》《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金融监管新方法：改革蓝图》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将原先金融服务管理局（FSA）分拆成英格兰银行内部审慎监管署（PRA）和金融政策委员会（FPC）两个机构，分别执行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职能，对金融市场进行全方位的监管。

从P2P的监管来看，英国FCA发布的《关于通过互联网众筹及通过其他媒介发行非易于变现证券的监管方法：对于CP13/13的反馈说明及最终规则》中就有涉及到穿透式监管的规定。其中，PS14/4确立了对P2P网络借贷进行监管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建立了七项基本监管规则。监管当局要求所有P2P网贷平台必须明确告知消费者其商业模式及延期或违约贷款评估方式等信息，同时网站和贷款的细节被归为金融推广纳入监管，网络借贷平台要定期向FCA报告相关审慎和财务状况、客户资金、客户投诉情况、上一季度贷款信息等。

（三）欧盟。2010年欧盟率先通过《泛欧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将欧洲系统性风险管理委员（ESRB）和欧洲金融监管者体系（ESFS）作为欧洲各国金融监管机构的高层协调者，由欧洲中央银行进行统一监测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转和监控。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美国、英国、欧盟都通过建立高位阶的中央监管机构，采用穿透式的监管方式对金融机构的业务和行为实施全流程监管。一方面，强调宏观审慎管理机构与微观审慎监管机构的信息合作，将相关领域的各个环节穿透链接起来。如建立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SRB）同欧洲其他成员国中央监管机构之间的政府间信息蹉商机制，将分散的金融监管信息集中起来提供数据支撑；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欧洲各国间的互联互通和金融监管协作，如意大利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由经济与财政部联合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多家金融机构跨市场、跨行业的金融产品及相关业务活动进行强有力地全覆盖监管，防范交叉性金融风险的发生，??现对金融市场的常态化监测和有效监管。

总体来看，穿透式监管在各国监管实践中已初现雏形，针对当前各国金融监管模式所存在的缺陷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手段，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金融领域，尤其是时下火热的互联网金融领域监管，都有着重要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价值。

三、我??实施“穿透式”监管的必要性和“穿透式”监管的原则

（一）我国实施“穿透式”监管的必要性。市场乱象凸显穿透式监管的必要性。近年来，在资产管理市场出现了一些具有交易结构复杂、交易链条较长、信息不透明等典型跨市场、跨行业特征的新业务模式。从当前分业监管的模式看来，虽然这些新业务模式都符合法律规范且风险可控，但是纵观全局，其在资产、市场、信息公开等环节都难以达到监管要求，导致市场乱象频繁发生，引发交易风险。

互联网金融发展对穿透式监管的需求。与目前我国分业监管模式不同的是，互联网金融本身存在的道德风险、资金流动风险、行业链条风险等让互联网金融天然地就带有混业监管的特点。因此，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打破互联网金融经营过程的层层壁垒，降低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就迫切需要进行穿透式监管。

混业经营发展趋势对穿透式监管的需求。在混业经营发展的市场环境下，各监管机构“自扫门前雪”的情形往往导致缺乏必要的协作机制，从而致使资本在杠杆作用下产生泡沫，资金在市场上的流动急负风险，从而扰乱金融市场秩序，逃避监管。

综上所述，不管是资金“脱实向虚”、以钱炒钱，还是大量结构化产品通过互联网金融绕道进入高风险行业和领域，都凸显出加强金融监管、弥补监管短板的紧迫性。因此在目前分业监管不变的大背景下，可以通过穿透式监管的方式打破监管的多重标准，填补监管空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二）“穿透式”监管的原则。“同一”原则。“穿透式”监管需要一个“同一”标准，即对同一行为有同一对待，对不同领域间的相似业务要探究其本质属性，从事实质相同或类似业务时要遵从相对统一的监管标准，从而降低系统性风险。

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相结合原则。功能监管的实质是对现有监管主体的范围按照不同产品的属性以及开展业务的特征进行整合，通过确立相对统一的监管规则（即“打破身份标签，从业务本质入手”）。而行为监管则更多关注重点金融机构行为模式本身。因此，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以达到金融市场全方位监管的最优成果。

防范金融风险与服务实体经济相结合原则。金融监管的核心，就是要多管齐下达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服务实体经济的目的。因此，“穿透式”监管需要将防范金融风险与服务实体经济结合起来，促进金融稳定健康发展。

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原则。在互联网金融交易过程中，消费者不仅面临各类交易信息如身份信息、账户信息、资金信息等个人隐私被盗取、恶意泄露等可能，而且还存在着被勒索、被欺诈的风险。所以在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的同时加强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筑牢金融信息安全的防线。

四、启示及建议

（一）健全法律制度体系。要构建穿透式监管的法律制度体系，首先应当加强法律顶层设计，通过进一步完善配套法律制度，明确跨市场行业的监管主体，制定对应的监管规则，落实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建立健全问责机制，让监管真正“长牙齿”。其次，参考美国功能监管理论的内涵，穿透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的表象制定相对统一的监管标准，最大限度地消除监管套利。

（二）加强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相结合。微观审慎监管的目的在于控制个体金融机构或行业的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而宏观审慎监管的首要任务就是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促进实体经济的稳定健康运行。因此，穿透式监管应当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达到最优监管效果。

（三）强化全流程监管。穿透式监管的关键在于打破传统金融行业的层层阻隔，穿透金融服务的表征，彰显金融服务实质，将资金来源、中间环节与最终投向穿透联接起来，明确对于跨市场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监管规则。因此，需要强化对金融机构的业务和行为全流程监管，填补监管短板，防止监管套利，实现金融风险监管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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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Penetrative” Regulation Theory to China

Research Group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 第6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欧美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9)5－0006－07

近年来，虽然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话题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被屡屡提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也多次把“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作为重点课题予以推出，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尽管陆续有这方面的论著问世，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尚未创立出一个可与世界体系理论、批判理论和依附理论比肩，具有世界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甚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分布中所占的比例也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这的确令人遗憾甚至是尴尬。至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学者认为，除了文化、语言和知识积累等问题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学者对什么才算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清楚。而在本文看来，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为什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认识上或者很不到位，或者很不准确。实际上，无论是基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健康发展和整体进步的需要，还是基于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需要，抑或是基于改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状况的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助于推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和整体进步

学术发展史表明，理论范式问的竞争对一门学科的理论研究的整体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没有理论范式的多样化，没有各种理论范式之间在学理层面上平等的对话、深入的辩难，要想取得理论研究的整体和实质性的进步，是根本不可能的。

就当今国际关系学界特别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而言，广为流传并起主导作用的是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一些美国学者甚至直言：“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不少中国学者则提出了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美国霸权”问题，并呼吁予以纠正。虽然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种状况的出现也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但无论如何，任由这种状况存在，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特别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和整体进步并不有利。

应当承认，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其主流理论包含有许多合理的成分，否认或忽视这一点，并因此而排斥对这些理论的研究和借鉴，不是起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但在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即使是广受追捧的主流理论也是如此。这可以从不同理论群的内部争论和外部批判、从它们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中很明显地看出来。否认这一点，同样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其主流理论存在的种种缺陷，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整体发展提供了可能与空间。因此，运用正确的方法，系统而深入地剖析这些理论，弥补其缺陷，矫正其错误，是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整体发展进而实现国际关系学科的整体进步的基本前提。在这方面，尽管欧美国际关系理论不同范式间的争论和批判——特别是非主流理论对主流理论的深刻质疑和严厉批判——可以起到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主流理论在激烈论战之后日益趋同的现象，主流理论与非主流理论的对话在短暂勃兴之后的式微，使得人们必须寻找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整体发展、国际关系学科整体进步的更具持久性的动力。在本文看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可以担当这一角色。形成这一判断的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解释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已经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尽管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的预见性和实践过程中存在许多缺陷和失误”，尽管“20世纪末的历史多次否认了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抽象认识”，但“马克思主义仍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解释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州”。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一些欧美学者十分看重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尼思·汤普森明确地把马克思列为16位“国际思想之父”之一。马丁·格里菲斯(Martin Griffiths)则把列宁列为国际关系学科的50位关键思想家(key thinker)之一。克努成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7)可能是有关20世纪国际政治的最有影响的著作”。马丁·怀特(Martin Wight)、约舒亚·戈尔茨坦(Joshua S.Goldstein)、迈克·多伊尔(Michael W.Doyle)等则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流派或理论范式之一。不仅如此，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批判理论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对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国际关系学科重要分支的诞生和成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并一起成为该分支的三种主要理论模式之一。这些流派的代表性人物对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也做出了公认的贡献。安德烈·杰努斯(Andrew C.Janos)曾这样评价沃勒斯坦：他的研究“是一个充满艰辛探索的典范”，他“通过总结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国际收入的不平等放入历史的视野之中”，其中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阐述充满了真知灼见。

其次，马克思主义在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过程中也曾发挥过建设性的作用。通观现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演进史，我们可以发现，欧美国际关系学界的不少主流学者在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展开了学理意义上的对话，甚至直接采用后者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例如，现实主义的奠基人爱德华·卡尔在《20年危机》一书中多次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并予以充分肯定。在卡尔之后，另一位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也与马克思特别是列宁就帝国主义问题展开了高水平的学理对话。结构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肯尼思·沃尔兹虽然对霍布森一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提出了批评，但仍认为这一理论是“还原主义”(reductionist)的最佳案例。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尽管明确表示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畴，但也承认他的“研究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存在相似的地方”，以至于建构主义的最主要理论家亚历山大·温特认为新自由制度主义持有“结

构马克思主义”的假定。温特本人在明尼苏达大学读书期间曾“认真研究了马克思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论述依附理论的(dependency theory)，并以这一理论为框架讨论了南北关系”。进入该校的研究生院后，温特深受以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巴德·杜瓦尔(Bud Duvall)教授的影响。上述学术经历对温特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探讨霍布斯无政府结构所产生的四种“趋势”时，温特特意说明他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对“趋势”问题的理解。

上述种种状况实际上再次印证了马克思的一个著名观点：“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所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而整个国际关系学科的整体发展，无法规避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绕开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或者不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正常的学理对话，是无法形成真正有强大解释力和生命力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而刻意排斥或者漠视、忽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则势必大大弱化国际关系理论乃至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动力。

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助于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

作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且正在成长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有着独特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在当今世界体系中有着根本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和作用。要彻底改变自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相对不利地位，有效维护和进一步扩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以及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就必须有一整套系统的、具备“独立自主”品格的国际关系理论，具体体现为有自己的核心问题、独特的概念体系、研究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系统判断。——这就是一些中国学者念兹在兹的“中国学派”，或曰“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范式”。那些源于欧美特殊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现实需求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可能成为宣示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的，它们至多可以成为一种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这一点并不需要太多的学理论证。而要形成“中国学派”，除了深深扎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丰富外交实践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国际关系理论无疑是其主要的思想资源。这与当代中国的基本社会制度与主导意识形态有着直接的关系。

实际上，自1949年以来，以社会主义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战略和对外行为的指导思想方面深深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烙印。叶自成在对毛泽东的外交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后指出，马克思、列宁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激进革命意识形态、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外交思想、毛泽东本人务实的外交实践，构成了毛泽东外交哲学和外交思想的三大来源。克努成也发现，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并受到了巨大影响。虽然毛泽东在著述中“几乎没有提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但两位思想家所采用的“辩证法引起了他的注意”。而“列宁的理论帮助毛泽东理解了西方干预中国事务的原因”，“列宁关于战争的评论”也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牛军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原则，也一直指导着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发展，而且那些原则的影响必定还会长期持续下去”。在上述指导原则形成的过程中，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只要对照《毛泽东外交文选》中收录的有关文献，就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

至于邓小平，虽然他谦称自己“读的书并不多”，并且坚决反对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本本主义”的立场，但他始终“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因此，尽管他的外交思想的内容、风格与毛泽东有着明显的差异，并且比毛泽东更少直接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但这并不妨碍他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他对“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强调和坚守，他的世界主义取向，他对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安全、人权与主权等关系的论断，他对世界新秩序基础的阐述，他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的乐观主义态度，无不体现出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色。

近年来，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大力倡导和谐世界理念。在探讨这一理念的思想渊源时，绝大部分国际关系学者将焦点对准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该理念是中国特有的“和合文化”传统在当下的延伸和体现。但这一思路和观点在历史逻辑上是有明显缺陷的。它无法解释这样一个历史事实：1949年以前的中国数个封建王朝在对外关系中的确采取过征伐行为，而这些王朝的统治者无一不是以中国传统文化——自然包括“和合文化”——作为立国之基和治国之术(statecraft)的。因此，在本文看来，当代中国领导人之所以能够提出并切实地践履和谐世界理念，其最主要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这是一种能够真正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人类不同群体和谐共存与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其现实基础在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社会制度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不能通过做二战时的“德国梦”、二战后的“美国梦”这两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崛起，而效仿“苏联梦”则是殷鉴不远，且是中国领导人一直警觉并竭力避免的。

总之，当代中国的基本社会制度和主导意识形态，决定了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进而言之，只要我们做的是“中国梦”，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独特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那么，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是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的基本前提或者说是应有之意。

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助于增强其时代性、系统性、规范性，进而增强其解释力和吸引力

发展是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其中有生命力、影响力的不二法门。作为这一宏大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本身自然也需要发展，需要完善。首先，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们的确面临着不同的形势，需要解决不同的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判断和解读具有时代、地域乃至个人的多重局限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根据时代特点和客观需要的变化，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使之与时俱进，解释力、吸引力不断增强，同样十分自然。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认识论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唯物辩证法已经反复告诫人们：“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

上”。应当“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那种期待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能够解释所有的国际关系现实的臆想，实质上是基于对该理论的不恰当推崇而赋予了它根本无力完成也不打算完成的任务。这样做，既给了他们过多的荣誉，同时也给了他们过多的侮辱。至于那些基于偏见而产生的种种苛求，则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

其次，从理论自身形态看，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系统性、规范性方面的确存在不少问题。这与该理论的建构状态直接相关。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根本使命在于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制定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行动纲领，以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解放，研究国际关系并不是他们全部理论工作的重心所在；他们没有刻意地去建构一个相对独立的国际关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相比，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领袖们更是将主要精力和智慧放在了实践层面上，理论工作只是其繁重事务的很小一部分。尽管这些政治领袖中不乏具有出色的理论素养、极大的理论兴趣之士，他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判断也不乏深刻、独到之处，但按照严格的学术标准衡量，无论就个体而言，还是就总体来说，他们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前理论形态存在的各种思想、观点往往具有较强的政治话语特色。而语言哲学告诉我们，表达的主体、表达的语境、表达的目的等因素深刻地影响着语词和语句的选择。即使话语的实际意义相同，表达主体使用的语词和语句可能根本不一样。所以，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虽然不无重合之处，但两者的差异仍是非常明显的。一般而言，学术话语比政治话语更为规范。

最后，从纯粹学术研究层面看，那些以研究国际关系为基本学术旨趣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且已经制度化、格式化的欧美学术环境中，要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并获得起码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某种程度的妥协在所难免。比如，多尔蒂和普法尔茨格拉夫就发现：“沃勒斯坦的理论在本质上属于新马克思主义，但融合了现实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他赞同肯尼思·沃尔兹和赫德利·布尔这样的现实主义理论家的观点，认为国际体系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缺乏一个全球性的政治权威。……沃勒斯坦避免像古典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过于强调或只强调阶级斗争。他认识到民族国家、族群、宗教、种族、语言群体，甚至家庭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不过他最终还是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他坚持认为均势是经济过程的结果，这个经济过程超越了纯粹的民族国家的边界”。

又如，阿什利在批判新现实主义时，虽然明知“美国国际政治话语中盛行着地方狭隘主义”，但也不得不用“熟悉”的用语，即以一种参照北美国际关系学者共同阅历的表达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们的这种做法中所含有的非学术因素，多多少少伤害到了其所建构的理论的自洽性。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他们主要的工作集中于综述、诠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领袖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思想，以及少量的对新马克思主义国家关系理论的引进、介绍，学理上的贡献极为有限。上述种种情况均不同程度地造成了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存在不系统、不规范之处。这可能也是一些人轻视或者忽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相关研究的原因之一。

总之，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助于增强其时代性、系统性、规范性。而这一切又都有助于增强其对国际关系现实的解释力，进而增强其对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吸引力。因为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结论

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潜系中，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具有独特的地位；在推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和整体进步、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等方面，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这一切都导源于其深刻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以及对国际不平等现象的高度关注，对改造世界的坚定信念，对人类进步及其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在这些方面——特别是后几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罗伯特·考克斯恰当地将它们称之为“问题解决理论”(pmblem－solving theory)——拉开了距离。也正因为如此，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对此，不仅马克思主义者在学理上必须搞清楚，在认识上要到位，在行动上要积极，并要不断增强自己在发展方向的本领；即使是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持有不同见解但真正理解并尊重学术发展规律的学者，也应秉持一种公允的态度，并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作用——包括学术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实事求是的认知和评估。毕竟，“大其心容天下之物”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关系学者的基本素质。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思路及新趋向研究 第7篇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一般发展思路

1.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

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 古典与新古典贸易理论最具代表性, 这两部分形成了传统贸易理论。第一次工业革命正式爆发后, 资本主义迅猛发展, 其经济地位显著提升, 并跻身国际贸易主流, 在这一时期, 世界格局也发生了较大转变, 这大大促进了贸易理论的萌生, 直到二战, 世界格局受到冲击, 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慢慢淡化, 逐渐退去。

(1) 古典贸易理论

剖析绝对优势理论可知, 其思想理念为提升劳动生产率, 扩大规模报酬, 其核心内容为若两个国家独立生产不同产品, 且在实际生产过程均可获得理想的效率, 则存在显著优势。若两个国家分别借助和利用这一优势, 则在具体的专业分工活动中, 有效交换显著优势产品, 那么无论哪一方均可获得显著利益。该理论的本质为双赢理论, 现阶段, 仍旧为国际贸易目的与宗旨。然而, 绝对理论指代贸易利润涵盖的国家的显著优势, 此种观点具有片面性, 不能完全表述上述国家的一切产品均身处绝对劣势位置。比较优势理论依托绝对优势理论实施了保留与创新, 该理论指出, 无论哪一个国家均应关心绝对劣势不明显商品自身的生产以及出口, 但若商品存在相对明显的绝对劣势, 则应选择进口方式。所以, 此种国际劳动分工可促进国家贸易, 有利于每一个国家。比较优势理论准确阐述了国际贸易活动中经济运行的普遍规律与基本原则。

(2) 新古典贸易理论

在上世纪初期, 要素禀赋理论问世, 指出从多维要素禀赋层面来叙述和剖析国际贸易的形成根源。此理论表明, 国家贸易模式需要关注要素集约化商品, 重视相关出口, 该商品不仅富裕, 而且昂贵。相反, 进口产品需要为稀缺, 且昂贵的要素集约化产品。该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具有一定的共性, 认同和支持自由贸易可促进参与国家的发展。然而, 将其和古典贸易理论对比发现, 要素禀赋理论除考虑生产活动所涉及的劳动力要素外, 还指出要素禀赋的不同是引发比较成本差异问题的主要原因。然而, 这一理论的形成, 建立在一样的生产条件与动态变化的规模报酬基础之上, 这延续和继承了优势理论。

2. 当代国际贸易理论与面临的挑战

二战的爆发对世界格局产生了冲击, 出现了转变, 无论哪一个国家, 其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均发生了改变, 区别于先前。在新时期, 传统贸易理论不再使用, 无法发挥指导作用, 因此, 满足现代发展标准的别样、全新与现代化的贸易理论应运而生。二战爆发后, 取得胜利国家自身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 经济贸易活动迅速增加,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 其贸易量呈现持续增长态势, 并具有扩张性, 区域集团慢慢出现内部贸易活动活跃的现象, 而这些无法利用传统贸易理论来解释和说明, 在这一背景下, 新的贸易理论随之产生, 例如, 生命周期理论以及要素贸易理论。然而, 却仍然无法从理论层面有效指导日益变化、不稳定的经济格局。

自改革开放以来, 在国际贸易领域中, 我国所处地位出现变化。贸易活动更加频繁, 与此同时, 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 借助反复的模型试验与长期的理论分析, 总结出下述结论:当前国际贸易正处于不完全竞争阶段, 且规模报酬呈现增长态势, 在激烈的竞争活动中, 生产要素不再明显, 该理论恰巧背离传统国际贸易理论, 然而, 却可准确解释与如实说明国际贸易活动中所涌现的变化, 满足当前开展的经贸活动, 且随着活动开展次数的增多, 涵盖的产业将会越来越多, 将会慢慢形成垄断贸易局面, 但仍然可以利用当代贸易理论进行解释说明, 由此可知, 在当下与未来, 当代贸易理论依旧可继续发挥作用。当代国际贸易理论源自二战之后国际贸易活动中所产生新现象, 当代国际贸易理论也随之日益完善。与此同时, 这些新现象也使得贸易理论面临新的挑战, 具体表现如下:

(1) 制造业贸易不断提升

因制造业具有规模经济特性, 二战之后, 在制造业中, 其国际分工日益精细, 部分发达国家制造业纷纷转战发展中国家。制造业贸易不断提升, 但传统贸易理论却无法阐述这一现象。

(2) 发达国家内部的水平贸易

依托传统比较优势, 剖析要素禀赋理论可知, 国家贸易应面向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国家来开展, 简单来说, 则应开展垂直贸易。但二战之后, 水平贸易尤为突出, 尤其是发达国家内部的水平贸易, 并占据着主导地位, 截止到当前也未出现任何变化。这一现象无法用传统贸易理论来解释。

(3) 跨国公司贸易呈现增长态势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从国际分工层面而言, 制造业逐渐从垂直分工过渡到水平分工, 有些呈现网络分工。其中, 依托跨国公司主导, 具有产业链具体化特性的制造业, 逐渐朝着国际化的防线转移。公司内贸易呈现增长态势, 而这一现象无法用传统贸易理论来解释。

(4) 区域集团贸易有所增长

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长期发展, 截止到上世纪后期开始出现高涨, 其中, 超过半数的全球贸易活动均源自区域集团内部。区域集团贸易呈现增长态势, 但这一现象无法用古典贸易理论来解释。

二、国际贸易理论的未来新趋向

1. 动态发展

(1) 整合企业理论

二战爆发后, 大部分学者慢慢认识到传统贸易理论的不适应性, 无法解释和说明新贸易现象, 因此, 面向新时期的国际贸易活动进行了深入研究与进一步探索。雷蒙德·弗农把遭受技术发展干扰的产品周期与企业设计的产品策等渗透至国际贸易理论, 主张借助因素完善便可将国际贸易活动中所涉及的产品周期实施人为延长。随后, 迈克尔·波特开始把政府机构与企业引入至该理论, 且充当贸易主体。不难发现, 对国际贸易理论而言, 在其发展进程中, 专家学者开始一点点渗透企业理论, 这满足当代国际贸的实际发展。

(2) 整合制度经济

国际贸易隶属经济学现象, 因此, 传统贸易理论与当代贸易理论均囊括了较多的经济学知识, 涉及经济领域, 市场充当主要研究对象, 并被应用, 且市场中心理论与经济格局等知识被广泛地应用在国际贸易领域, 借助对市场范围与自身竞争优势等因素的剖析和研究, 结合贸易关系, 准确落实国际贸易活动中, 国家等主体的实际活动,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整合空间经济学。

(3) 整合投资理论

在应用传统贸易理论阶段, 罗伯特·蒙代尔便指出贸易投资以及经济贸易活动呈现出相互替代, 随着社会的前进与经济的提升, 在经济贸易领域中, 国际贸易投资日益凸显, 地位不断提升, 日本的一位学者, 围绕本国的国际贸易所牵涉的具体行为展开研究, 通过探索得出, 国际投资除会引发替代效应外, 还会产生创造效应。因投资理论将会日益成熟和完善, 而贸易投资也将慢慢被具体化, 形成边界扩张理论。通过这一研究发现, 国际贸易理论开始整合投资理论。

(4) 整合空间经济学

在上世纪末期, 各国学者纷纷在国际贸易理论成果中引入制度, 主要存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无论对于哪种制度形势而言, 都会对国际贸易行为产生约束作用, 制度的应用在某种层面会制约国际贸易活动, 但满足国际政治格局所产生的具体影响, 可让国际贸易理论满足实际情况。

2. 微观发展

(1) 研究内容微观化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围绕国家展开宏观研究, 一般研究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目的、参与贸易活动的初衷、参与形式、贸易利益分配形式。但当代国际贸易主要进行微观研究, 参照当前的理论体系, 从微观层面着手研究国际贸易现象, 涵盖的主体不仅有国家, 还涉及区域集团与跨国公司等。同时, 研究内容在战后初期阶段的产业内部贸易拓展到七十年代所涉及的产业内贸易, 朝着微观层面逐步拓展。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 经济学家着手研究产业内部贸易, 这表明研究内容呈现微观化态势。其中产品内贸易指代依托垂直专业化所产生的中间投入贸易, 以加工贸易为主。经济学家以垂直专业化着手, 围绕国际贸易内容展开划分, 同时参照古典与新古典贸易等多种理论成果来剖析和探索产品内贸易。依托以产品内贸易充当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 围绕标准国家贸易框架实施整合与完善, 把分析框架逐渐拓展至产品生产流程与区段领域。

(2) 研究方法呈现出微观化

从研究方法层面而言, 传统贸易理论均假设比较利益形成的前提条件为各国供给与生产条件均固定, 资源与生产要素无法在国际活动上正常流动, 市场趋于完全竞争, 规模报酬固定等。此种研究方法呈现出传统静态特性。但当代国际贸易理论指出现下正处在不完全竞争状态, 规模报酬呈现出递增态势, 由此可知, 当代贸易理论研究具有动态性, 在动态变化中展开研究活动, 在动态变化过程, 无论哪一个因素的变动均可能导致整体趋势出现改变, 因此, 应围绕各要素进行具体分析, 应用新的方法, 参照现代理论。通过上述探讨可知, 对于经济贸易理论而言, 其研究方法呈现出微观化特性。

三、结语

综上可知, 国际政治格局、复杂的国际关系与国际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等共同影响着国际贸易理论, 由此可知, 国际贸易理论并非永久固定的, 分析其发展思路, 探究其发展趋向可知, 目前, 国际贸易理论满足国际贸易形势, 然而, 政治格局等的转变, 必然会萌生全新、成熟的贸易理论, 所以, 我们应秉承发展的眼光, 科学评判国际贸易理论, 正确认识变化情况。

参考文献

[1]李满洋.国际贸易理论发展思路与趋向分析[J].财经界 (学术版) , 2011 (03) .

[2]刘斌, 李磊.贸易开放与性别工资差距[J].经济学 (季刊) , 2012 (02) .

产业内贸易理论探讨与发展 第8篇

产业内贸易理论，是解释产业内同类产品贸易增长特点和原因的理论。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针对国与国劳动生产率差别较大的和不同产业之间的贸易，但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国际贸易发展，在贸易实践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即国际贸易大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又出现了既进口又出口同类产品的现象。产业内贸易理论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产业内贸易的产生从供给上看是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使得参与国际贸易的产业通常都处在垄断竞争的条件下，因而形成了同类产品的异质性;从需求上看则是由于消费者偏好具有多样性，且消费层次结构存在重叠现象。其理论大致有产品差异论、规模经济论和偏好相似理论等。

1. 产品差异论。

产品差异论认为大多数的产业内贸易发生在差异化产品之间。在用一大类的不同品种的产品之间，也会发生双向的贸易流动。国际产品差异性是产业内贸易发生的基础，这体现在产品的水平差异、技术差异和垂直差异等三方面： (1) 水平差异是指产品特征组合方式的差异。由于差异产品的这种不完全可替代性使得人们对同类产品也产生了不同需求。在人们日益追求生活质量的时代里，厂商能够提供的差异产品日益繁多，但一国国内厂商很难满足国内消费者的所有需求。如果一国消费者对外国产品的某种特色产生了需求，它就可能出口和进口同类产品。 (2) 技术差异是指新产品出现带来的差异，处于产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同类产品(如不同档次的家用电器)在不同类型国家进行生产，继而进行进出口贸易，便会产生产业内贸易。 (3) 垂直差异是指产品质量方面的差异，为了占领市场，人们需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而一个国家的消费者，不能全部都追求昂贵的高质量产品，因此，在出口高质量产品的同时往往也会从其他国家进口一些中低质量的同类产品，从而产生产业内贸易。

2．规模经济论。

大规模的生产可以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及通讯设施等良好环境，提高厂房、设备的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从而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20世纪70年代，格雷和戴维斯等人对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进行了实证研究，从中发现，产业内贸易主要发生在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产生的原因是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规模经济导致了各国产业内专业化的产生，从而使得以产业内专业化为基础的产业内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另一个方面，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使得生产同类产品的众多企业优胜劣汰，最后由一个或少数几个大型厂家垄断了某种产品的生产，这些企业逐渐成为出口商。

3．偏好相似理论。

偏好相似理论主要从需求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的原因，认为产业内贸易是由需求偏好相似导致的。瑞典经济学家第一次从需求角度对国际贸易做出分析。其基本论点有： (1) 一个国家的国民大多数购买某一种产品，构成代表性需求，而产品出口的可能性取决于它的国内需求。 (2) 两国的需求结构越相似，即两国消费者的消费偏好越相似，一国代表性需求的商品也越容易在另一国找到市场，因而这两国之间的贸易量越大。 (3) 人均收入水平是影响需求结构的最主要因素，人均收入水平的相似可用来作为需求结构的相似。故其认为产业内贸易多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这些国家居民的收入水平相似、生活水平相似、对产品的需求也相似。

二、产业内贸易的指标衡量

产业内贸易指数：是用来测度一个产业的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指数。这一指数的计算公式为：B=1.0-|X-M| (X+M)

上式中X与M分别代表属于同一产业的产品的出口值和进口值。B的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当某一产业产品的进口、出口相等，即X–M=0时，B为最大值1;但当某一产业只有进口没有出口或只有出口没有进口，即没有产业内贸易时，B为最小值0。工业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程度较高。根据格鲁贝尔和劳尔德的估算。1967年，10个工业化国家的B值平均为0.48，欧共体成员国的B值平均为0.67，显示先进工业国家之间的贸易有一大部分属于产业内的贸易。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越来越普遍。据新加坡国立大学朱刚体博士对1990年10个发达国家和5个非经合组织 (OECD) 国家的181组商品的产业内贸易程度的调查计算，10个发达国家的B值平均达0.60，其中以原欧共体国家的B值为最高;5个非经合组织国家的B值平均为0.43。他的测定还发现，化工产品、按材料分类的工业制成品，以及未分类的其他商品的产业内贸易程度为最高，表明产业内贸易主要是工业国的制成品行业内的贸易，发展中国家间以及农产品的这种贸易不甚普遍。

应该注意的是，界定一个产业的范围大小不同，会得出不相同的B值。界定的范围越大，B值也越大，因为某一产业的范围越大，一国越可能出口该产业的某些差异产品，而进口另一些差异产品，反之亦然。因此，在应用产业内贸易指数时必须谨慎。

三、产业内贸易理论对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启示

1. 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产业内贸易的水平和质量是一国科技水平的重要体现，同时技术创新能从根本上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提高我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程度。通过技术创新可以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更加高端的地位，获取更多的比较利益，实现产业内贸易中的双赢。目前我国产业发展的现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较低，比较难以改善贸易条件。因此，我国要加快工业化步伐，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提高和优化产业结构，为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奠定分工基础。

2. 有效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大力发展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随着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外资引入引起的替代贸易使我国的产业内贸易并没有随着外国直接投资的引入而增加。因此，应有效吸引外资，注重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引进，使我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引进与产业内贸易向正向发展。

目前的产业内贸易主要是外国跨国公司在华从事“三来”加工贸易型直接投资的带动下发展的，体现为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及各子公司之间全球网络内部中间产品和终端产品的贸易。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弱，难以形成跨国性的公司内分工和贸易机制。因此，我国应大力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形成我国企业跨国性分工和贸易机制，带动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3. 强化专业合作，发展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是产业内贸易的基础。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应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国内市场。目前国内市场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无法充分实现规模经济。因此，我们要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垄断，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优胜劣汰，允许企业间并购和联合重组，提高市场集中度，提高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提高出口竞争。

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离不开跨国公司的存在与发展。我国应该鼓励一些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一方面对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甚至更高的国家进行水平一体化的跨国投资，形成规模经济，增强产业内贸易;另一方面，通过对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我国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垂直一体化投资，加大我国产业内贸易份额，使我国的一些产业继续保持规模经济优势。

4. 扩大差异产品生产，实行差异化经营策略。

消费者偏好存在差异性，这是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基础和原因之一。因此我们要进行广泛深入的国际市场调研，根据不同国家消费者的情况有的放矢，设计生产和出口产品以满足目标市场消费群体的差异偏好，扩大出口。差异性是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形成的条件之一，有差异就可能形成某种垄断，产品的差异性是产业内国际贸易的基础。我国企业生产的出口产品很多是同质性的，只能以廉价出口，获益微弱甚至亏损。因此，我们要制造出满足消费者偏好的差异性产品，才能形成出口优势。我们应增加科技投入，鼓励企业增加开发研究费用，开发国际市场需求量大、有特色的重点产品，形成与他国不同的差别优势，扩大产业内贸易，实现我国出口商品高质量高档次战略。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 第9篇

以贸易方式来介绍中国建国以后的对外贸易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是基于贸易方式的直观性和阶段性特征, 贸易方式发展所具有的国别差异特点也能够更好地展现世界贸易不断扩张以及贸易方式不断推广的进程, 同时, 这也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史能够放置于世界贸易发展史中去研究。

从贸易方式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有着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贸易理论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到贸易政策的制定。其次, 我们能够看到落后国家可以实现贸易方式的跨越式发展的同时, 也能够紧跟世界贸易发展的潮流, 通过发挥后发优势, 缩短与发达国家在产业链条上的差距。最后, 我们观察中国贸易方式发展的历程, 非常有利于进一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贸易理论体系和中国对外贸易未来发展的方向。

基于此, 我们将建国以来对外贸易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50—1978) :以易货和转口贸易为主的初级阶段。

正如前面叙述中所提到的, 我国不存在规范的对外贸易理论。中国建国后十年中国对外贸易开始起步, 然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两个平行市场下, 我国主要的贸易对象为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贸易方式为易货贸易和港澳转口贸易。据统计,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以上。而在20世纪60年代, 由于受到“大跃进”和“文革”的影响,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总体呈停滞状态。1953年到1978年, 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比重, 由1.23%下降到0.75%, 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位次由第17位掉到第32位。

第二阶段 (1978—1990) :以一般贸易为主的发展阶段。

在这期间, 一般贸易迅速发展, 打破了我国在社会主义阵营进行的以易货贸易为主的单一局面。虽然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出口贸易构成中的比重自1986年起一直稳步上升, 但是在1990年以前我国的贸易方式仍然是以一般贸易为主, 加工贸易的比重不足20%。

贸易方式上的发展归功于我国经济政策的改革。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 从此对外贸易走上了持续快速发展的轨道。

这一时期, 我国对外贸易的指导理论有了突破性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西方经济学中的贸易理论已经广泛的传入我国, 尤其是“比较优势理论”, 已经被我国的大多数人肯定。根据比较优势理论, 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本和技术稀缺, 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相对丰富, 因此应该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

在出口方面, 资本密集型的产品由1965年的65%下降到了1980年的35%, 到了1990年进一步下降到19%, 而劳动密集型产品从1965年的33%上升到1990年的74%, 成为我国出口产品的主体。在进口方面, 进口商品的类型大体上也符合我国的比较劣势。从1978年到1990年期间, 中国的进口的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比重较为稳定初级产品占20%左右, 工业制成品占80%左右, 其中工业制成品以资本 (物质和人力) 密集型产品为主。

第三阶段 (1990—2001末) :加工贸易迅速发展的阶段。

这段时期内, 加工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 贸易质量不断提高, 强有力地推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1995年加工贸易首次超过一般贸易, 成为我国第一大出口贸易方式。1996年, 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在我国进出口总额的比例中超过50%, 占据半壁江山。

这种贸易在我国的发展也从侧面反映出动态的比较优势的升级。90年代以来, 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已经有所发展。

很明显, 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现状与现代加工贸易所要求具备的技术优势、人才优势、研究开发能力等综合知识优势以及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和规范的体制条件等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第四阶段 (2001—) :以贸易方式多样化为发展方向的阶段。

2001年11月, 我国加入WTO后, 在贸易理论方面, 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主导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 使生产要素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三要素, 技术、信息、管理等新要素日益脱颖而出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我国对外贸易战略开始转为竞争优势导向。在这种政策的指引下, 我国一方面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提高传统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是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发展;另一方面, 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 以多种贸易方式参与国际贸易。

从世界范围来看, 作为建立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基础上的新兴贸易方式——服务贸易迅速发展。全球贸易结构向服务贸易倾斜的趋势从20世纪末就已经开始, 服务成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生产劳动的重要形式。目前中国旅游服务业已经在世界中排名前列。而作为新兴服务的保险、金融、咨询等比重较小。因此, 目前中国服务贸易政策的重点是推动金融、商业、房地产、电信等产业的国际化发展, 提高其国际竞争力, 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并加大政策扶植力度。

除服务贸易外, 由于科技竞争力之间的较量逐渐成为经济竞争的重要决定因素, 所以技术贸易已经日益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未来发展中, 技术贸易势必成为我国贸易发展的主要引导方向。

由此可见,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 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必将有更多更新的贸易方式涌现出来, 未来中国对外贸易方式必将朝着多样化发展。

摘要：目前我国学者对我国建国以来对外贸易史的划分, 通常是以重大历史事件或政策转变为分割点, 本文试图从一种新的角度即贸易方式发展的角度来研究我国对外贸易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过程, 希望能够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贸易理论体系和更好地探索中国贸易的发展方向有所裨益。

关键词：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贸易方式多样化

参考文献

[1]黄建忠.中国对外贸易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6.

[2]王绍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理论和政策[M].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4, 2.

[3]曲如晓.中国对外贸易概论[M].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 6.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 第10篇

关键词：对外贸易,自由贸易理论,现实意义

西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可以分为两大派, 一派是在理论上居主导地位的西方传统国际自由贸易理论, 另一派是自由贸易理论的反对派即保护贸易理论。本文要介绍的是自由贸易理论的发展历程及现实意义。

1 发展历程

西方重商主义在15世纪至17世纪盛行。重商主义一味追求贸易顺差, 片面强调自己的国家利益, 一味追求出口扩大, 阻碍进口, 禁止资本的输入, 这无疑同时损害了别国利益。

在这种背景下, 英国工业革命展开, 资本主义发展。为从海外获得廉价劳动力及原材料, 节约生产成本, 西欧各国开始普遍要求开展自由贸易。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 提出了绝对利益论——主张自由贸易, 两国间的对外贸易建立于绝对优势之上, 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一国如果相对于另一国有更高效率, 但在另一种产品上生产效率较低, 两国就可以通过分工各自生产自己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 与他国交换自己绝对劣势的产品, 这样两国都可以从贸易中获利。

进入19世纪, 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带动下, 英国在对外贸易中已经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资产阶级不再满足于现有的外贸范围, 开始迫切要求扩大对外贸易。而在此时, 英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却发生了变化, 变成了工业资产阶级与地主贵族阶级的矛盾。1815年英国政府颁布实施了《谷物法》, 维护地主贵族阶级的利益, 限制进口谷物以减少对地主利益的损害, 但是这却导致了英国内粮价上涨, 资产阶级利益被侵犯。英国政府的此次行为激化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资本家们急需一种经济理论来证明其自身坚持的谷物自由贸易的优越性。大卫·李嘉图在自己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了以自由贸易为前提的比较利益论:一国可以专门生产并出口绝对劣势相对小些的产品, 同时进口自己绝对劣势相对大些的产品, 这样贸易的两国仍可以通过交换各自获利。

19世纪中叶, 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在和贵族地主阶级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工业革命成功。渐渐地, 曾经适用的李嘉图比较利益论的缺陷也显现了出来:只确定了国际贸易的交换范围, 却不能决定贸易条件本身。这缺陷是由李嘉图的学生约翰·穆勒发现的。穆勒在其所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一书中, 提出了相互需求论, 即:用两种商品交换比例的上下限解释互惠贸易的范围;用贸易条件说明贸易利得的分配;用相互需求程度解释贸易条件的变动。相互需求论的主张是反对国际贸易低价竞争、反对征收出口税、不鼓励征收进口税, 提倡自由贸易, 反对贸易保护。

相互利益论是比较利益论的补充, 是西方传统国际自由贸易理论的进步, 但同时, 随着时代的进步, 经济的发展, 人们发现穆勒的一些论点是不切实际的。理由是穆勒的相互需求法则的假设前提是物物交换下供给等于需求, 实际上国际贸易的进出口并不是单纯地以物易物同时进行的, 而是彼此分离的, 是商品和货币流动的两个不同过程。出口的货币收入不一定同时用于进口, 甚至并不一定用于进口上。在1919年, 伊·菲·赫克歇尔在其《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的文章中, 率先提出了要素禀赋论的基本论点, 但当时并没有立刻引起人们的重视。后来资本主义在1929~1933年间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贸易保护主义开始复苏, 各国纷纷提高进口关税, 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以保护本国商品, 同时却向外倾销自己国家的产品。戈特哈德·贝蒂·俄林在1933年出版的《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一书中深入探讨了要素资源禀赋差异所产生的贸易和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正式形成了要素禀赋论, 亦称H—O理论, 即:一国应当出口该国相对丰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 进口该国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

2 现实意义

2.1 绝对利益论和比较利益论

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论是西方传统国际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建立的基础,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补充和发展了绝对利益论, 二者都强调分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全球化经济的今天, 跨国采购成为现实。波音飞机的不同零部件可以在不同的国家生产, 或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方生产, 同一个地方的不同厂家生产。国际分工使得参与国扬长避短, 合理配置世界资源, 节约劳动力, 提高生产率。

绝对利益论还有产生背景上的特殊性, 是在英国重商主义盛行的情况下, 许多产品都被高关税或禁止输入的措施严密地保护起来, 因此需要慢慢地恢复自由贸易。如果骤然废止高关税, 则外国成本低廉的同类商品将会迅速涌入国内, 冲击本国产业, 国家会付出参与国际分工而导致的本国产业被重创甚至消失的巨大代价。

在这里, 还要区分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比较优势不一定就是竞争优势, 但是比较优势经过充分利用, 就会形成竞争优势。

我国即是一个人口大国, 改革开放初期唯有低技能劳动力才是中国最具比较优势的资源。所以,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 带动经济发展。这最显著地体现在珠三角地区服装纺织业的蓬勃发展上。我国通过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与国际竞争, 优化资源配置, 推动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但是, 与此同时还会出现一个问题:专业化生产比较优势产品时, 国内的优势产业自然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 创造就业机会。但是在比较劣势产业上, 毫无限制地进口国外廉价产品虽然有助于增加消费者的福利和提高一部分依赖于进口廉价原材料和设备的国内生产商的效率, 但是可能给进口竞争行业带来巨大压力和结构性的工作机会的丧失, 贸易使得进口竞争行业的失业率增加。

2.2 相互需求论

穆勒提出了国际价值论和相互需求论, 商品价值自行调整以满足供给等于需求, 贸易条件取决于双方对对方产品的需求强度和弹性。产品必须有足够引诱力来吸引对方购买, 才会对自己利得最大。比如石油, 石油资源对于各国都是不可或缺的, 对于缺乏这种自然资源的国家对石油的需求强度是极大的, 中东产油国可从中获利巨大。

穆勒在考虑消费者愿意购买进口商品时, 加进去了进口商品的生产费用和运输费用, 但却忽略了消费者偏好等一些重要因素。正如上段所讲, 售价高的商品不一定没有人买, 只要消费者偏好, 就会有市场。石油价格再高, 在没找到替代品之前, 相信没有国家会因为石油价格过高而放弃购买石油。

2.3 要素禀赋论和里昂惕夫之谜

根据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 贸易的发展会降低劳动力相对相对稀缺的国家的工资。这会使得收入分配不均的趋势日益扩大, 工资降低甚至失业的人群还有受损企业会要求贸易保护, 反对进口。这就需要国家形成并且提供公平和均衡的政策来防止受害群体的反动, 提供适当补偿或者救济。

如果一个国家是自然资源要素丰裕, 国家专业化生产环境密集型产品, 可是, 自然资源是不可再生的, 比如煤炭、石油、天然气, 而且自然资源的开采往往会给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挖掘造成的地下水的污染、土地下陷等等。

要素禀赋论和里昂惕夫之谜是对立的, 对这种结果产生的原因有很多解释。比如对外的双边贸易和整体贸易的要素禀赋是不尽相同的。这就要求人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针对双边贸易不同的国家, 具体分析哪些要素是丰裕的, 哪些是稀缺的, 而不能以偏概全。还有科学技术和熟练劳动力的差异也是这种结果产生的原因。要素禀赋论只简单地归结生产要素为资本、土地、劳动, 而二战后科技迅速发展, 科技和熟练劳动的作用在对外贸易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贸易理论指导, 如今指导着当今贸易的运行, 指导着跨国公司、国家的对外贸易活动的理论依旧是以比较利益论为主。

参考文献

[1]贾金恩.国际贸易——理论·政策·实务[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5.

[2]多米尼克·萨尔瓦多.国际经济学基础[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3]陈宪.国际贸易——原理·政策·实务[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4.

[4]闫国庆.国际贸易思想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下卷) [M].北京:商务出版社, 1974.

[6]何永江.美国贸易政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李斯特的国际贸易理论述评 第11篇

【关键词】李斯特;贸易保护;后进国家

1.简述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和发展

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源于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二百多年来，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大致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奠基阶段，包括斯密提出的“绝对利益论”、李嘉图提出的“比较利益论”和赫克歇尔一俄林提出的“要素禀赋论”，前后经历约二百年时间；第二阶段是二战后国际贸易新理论的发展阶段，二战后，着力于从某个侧面对国际贸易新现象进行解释的贸易理论纷纷问世，如产业内贸易论、人力资本论等，其中以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以兰开西特、克鲁格曼和赫尔普曼的“新贸易理论”研究为具代表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制度因素与空间因素研究的贸易理论相继涌现，国际贸易理论有了新的趋势。

2.李斯特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德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的主要先驱者，保护贸易的倡导人，其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出自他于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

2.1李斯特贸易保护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

19世纪中叶的德国是一个政治上分裂、经济上落后的农业国。当时，德国出口的主要是原料和食品，进口的则是半制成品和制成品，德国内部对实行什么样的国际贸易政策意见，分歧很大。一方面。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学说盛行整个欧洲，所有人都受到了世界主义学派的熏陶；另一方面，以1819年成立的德国工商业协会为核心，主张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在此时代背景下，作为德国工商业协会顾问和保护贸易学派旗手的李斯特以生产力理论为基础，建立起以保护关税制度为核心，为经济较落后国家服务的国际贸易学说体系。

2.2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的观点

李斯特认为自由贸易分为国内自由贸易和国际自由贸易，国内自由贸易是有益的，应在国内进行自由主义改革，建立国内统一市场，这与国民个人自由不相抵触。而国际自由贸易是有条件的，保护政策与个人自由能最大限度的并行不悖。李斯特反对斯密等古典学派的“世界主义经济学”，认为人类整体利益并非个人利益的简单总和。

李斯特认为：“国家同个人一样，各有他自己的切身利益挂在心头”。

①只有基于民族国家立场，根据本国的国情及它所处的国际形势，通过适当的保护制度使其成長为一个工业强国。才能为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创造条件，即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国家主义经济学”。

②一国开展对外贸易要着眼于提高国家生产力，而不仅仅是国家财富单纯量的增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一国应实行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

③从经济方面，国家都必须经过以下发展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由未开化转入畜牧、农业、农工业时期的初期，同先进国家自由贸易大有好处；在一个国家进入农工商业时期，实行自由贸易也是可取的；只有在农工业时期才需要保护。

④在生产力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论的基础上，李斯特提出了保护幼稚工业论，主张经济相对落后国家通过国家干预实行保护贸易政策，但并非保护一切产品，粮食和原料等贸易勿需保护，只有与国家工业发展有关的、对国民经济有重要意义的工业才需保护。等到这些工业经过一段时间保护成熟后应取消保护。

可见，李斯特关于贸易保护的主张实际上是为了积极主动的对外贸易，一国最终是要实现自由贸易。一国选择哪一种对外贸易政策，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其在国际经济中所处的地位。

3.关于李斯特国际贸易理论的评述

3.1理论、方法以及观念和视角上的创新

李斯特的理论使得自由贸易论者接受了临时保护幼稚工业的观念，承认贸易保护对于新兴国家的重要意义。

①李斯特的方法，具有开拓性的，他首先系统地运用历史对比方法作为政治经济学论证的一种手段。这种方法非常重视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据此来考察和检验经济学的前提，并且十分注意理论与历史经验、演绎与归纳、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学说史的结合。这与“李嘉图恶习”直接相对，并成为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先驱。

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上，李斯特强调了个人与社会的统一，而不是对立，并且在经济学说史上，他也是最先把国家制度和伦理道德等精神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来看待，强调在其他各方面都相同的情况下，一个政治修明、道德品质良好的国家和一个缺少开明政治、道德精神的国家，其生产力水平有截然不同的区别。这无疑为制度学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②正是李斯特阐述了一些新的真理，使他的著作具有一种永久的理论价值，并且确立了它在经济学说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他提出了对当时的理论来说完全是新颖的两个观念，即与世界主义相对的国家主义观念，以及与交换价值相对的生产力观念。

李斯特为了德国新兴产业资本的利益而批判斯密，而斯密的经济学也正是为了维护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两人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因此，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大河内一男说：“李斯特是德国的亚当·斯密” 。经济学家的任务是“经世济民”，找出一种适合本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发展道路和方法是每一个经济学家的使命。斯密和李斯特无疑是做到了这一点（而不仅仅是创立或完善了一种理论），这也是他们的理论成为经典的一个重要原因。李斯特的国际贸易理论显然是可以给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后进国家以理论指导。

国家主义观对我们今天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受基督教普世主义价值观影响，当时的英国的自由贸易论者声称，他们的论证具有完全的普遍意义对他们来说，那是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地域的绝对的和永恒的智慧；拒绝接受它的人就是一个傻瓜或是一个坏蛋，或者两者都是。这种把特定国家的经济理论看成是普适人类一切的观念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

德国是一个善于思辨的民族，易患抽象理论病。很多理论家无视现实，躲在抽象的理论中满足于思辨的兴趣。李斯特能跳出这种抽象的普世主义文化藩篱，用国家主义观来看问题，就把人们沉溺于抽象的、远离现实的彼岸般目光，转向具体的、现实的此岸中来，从而诞生了一种看事物的新方式和新角度。

李斯特立足于本国国情，坚决反对脱离具体现实抽象地和教条地坚持某种理论，这种国家主义所包含的务实精神无论对当时的经济理论还是对我国当前的理论语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2贸易保护主义的终极目的是自由贸易

李斯特所拒绝的是那些不顾当下现实语境，直接平移和套用国外流行理论的教条主义做法，并不是反对经济规律本身正如他用促进的秩序批判自然秩序神话并不是反对自然秩序本身，而是更好地利用和驾驭自然秩序一样，他用国家保护主义批评自由贸易论，并不否认古典学派自由贸易理论的力量，但他认为它可用于未来他的保护主义只是当前落后的德国实现工业化的权宜之计，其目的是为了能最终丢开这根拐杖，实现世界自由贸易。同样，他的国家干预并不是反市场经济的，更与极权主义的国家干预没有任何联系。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捍卫者，坚信“只有在宗教自由、政治自由的土壤上，进取精神，工业和商业才能生根，才能繁荣滋长”。

3.3对后进国家的实践意义

工业化是后进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工业化仍然是当今各国锲而不舍的目标。后进国家的产业发展水平与率先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仅总体上未能缩小，而且呈现贫富差距拉大、贫困化增长的趋势，工业是国家生产力之本，是一国生产力发展和综合国力提高的根本保障，李斯特这一发展民族经济的思想在当今世界仍具有深远意义，英国的自由贸易论者声称，他们的论证具有完全的普遍意义。

【参考文献】

［１］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２］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３］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４］余章宝.李斯特的经济理论及其贡献[J].厦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５］高沛.李斯特国际贸易理论的评论与借鉴[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8.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 第12篇

关键词：中小企业,国际化,Uppsala,国际企业家精神,天生国际化

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 为促进包括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在内的所有中小企业的持续快速发展, 我国政府陆续颁布了《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旨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 我国中小企业取得了空前的发展, 总体数量得到显著提高, 获利能力明显增强。在目前的经济体系中, 中小企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已经远远超乎了社会大众和经济学家们的预料。

截至2006年底, 我国中小企业总数达到4200多万户, 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8%, 其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8.5%, 上缴税收占全国的50.2%, 成为支持社会发展和财富积累的重要源泉。不仅如此, 中小企业的发明专利占全国的66%, 研发的新产品占82%, 这证明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进步的重要力量之一。而在解决城镇居民就业方面, 中小企业吸纳了75%的城镇就业人口, 解决了75%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

鉴于中小企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贡献, 政府逐步对私营企业给予法律上的认可, 从放宽市场准入、实施公平待遇、改善金融服务、加大财税支持、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政策支持上的改进。但是, 我国中小企业普遍平均规模较小, 企业就业人员数低于19人的企业超过全部私营企业的70%。同时, 企业产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内部管理体系存在严重缺陷, 企业的平均寿命还不足3年。

因此, 对于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发展的研究便具有了理论和实际的双重意义。

一、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发展渐进理论

渐进理论也被称为阶段理论。该理论认为外向国际化是一个由国内到国外、国际化程度由低到高的逐步发展过程。其代表理论是Uppsala国际化模型。

20世纪70年代, 以Johanson和Vahlne为代表的瑞典Uppsala大学的学者们提出Uppsala模型来解释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过程。该模型将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发展分为五个阶段:没有出口, 有偶然的非经常性出口, 通过独立的代表处或代理人系统地出口, 在海外建立自己的销售分公司, 在海外拥有生产实体并从事海外生产。企业会随着经验的逐步积累和出口风险的降低, 渐进地增加资源投入, 发展国际经营。这一过程是受企业内部条件和环境影响的。为了说明发展顺序, 两者学者提出了“心理距离”的概念并将之定义为:防止和阻碍信息在企业和市场间流动的因素, 包括文化、政治、语言等。Uppsala模型为研究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其将国际化发展划分为不同阶段的做法也符合一些中小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但该理论的划分方法过于片面, 同时也无法解释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天生国际化现象。

除此以外, 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发展渐进理论还包括罗宾逊 (Richard Robinson) 六阶段模型, 站点模型, 米勒 (Miller’s) 十阶段模型, 混合国家化模型等。

二、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发展快速理论

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天生国际化现象, 传统国际化理论无法解释。各国学者纷纷发表各自观点, 试图解释这一现象, 快速理论由此形成, 其中的代表理论是网络资源依赖理论。

约翰逊和麦特森 (Johanson and Mattsson) 针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提出此网络资源依赖理论, 该理论认为企业的国际化是企业在国际市场网络中建立、发展网络关系的过程, 而企业国际化程度决定了其在网络中的地位。两位学者把国际化的企业划分为四种类型: (1) 早行动企业 (early starter) ; (2) 孤独的国际化企业 (lonely international) ; (3) 晚行动企业 (late starter) ; (4) 全球企业 (international among others) 。

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受其所处的企业网络中其他参与者国际化程度的影响。为了开展国际化经营, 中小企业必须与其供应商、客户、竞争对手及政府组织建立持续、动态的联系。这些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共同学习的过程”。通过国际化经营, 中小企业会与国外的对应企业建立并保持关系, 从培育自己的网络联系。这一网络资源的建立可以三种方式发生:一是通过与新市场上外国企业建立关系, 实现国际扩张;二是通过与国外已有的网络加强协作实现渗透;三是通过完善自己在不同国家网络中的地位, 实现国际整合。

(一) 国际企业家精神 (Entrepreneurship)

国际企业家精神是中小企业国际化理论的新发展, 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 当时理论界关注的重点是新兴的中小型技术密集企业, 并由此引发了一轮对中小企业企业家精神的研究热潮, 这一时期的研究集中于以下三方面:出口与非出口企业的比较 (Kedia & Chhokar, 1985) ;不同国家的企业家行为 (Ohe et al., 1991) ;国家政策对于中小企业出口的影响 (Rossman, 1984) , 这些研究为以后的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作为企业国际化理论的一个研究领域, 国际企业家精神真正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只是近十几年的事情, 在此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研究的中外学者有:Stevensson & Jarillo, 1990;McDougall, et al.1994;Madsen & Servais, 1997;赵优珍, 2005等。传统的企业国际化理论将视线更多地放在企业层面, 认为其在母国市场所占有的资源和通过国内经营所获取的经验对于企业外向国际化发展至关重要 (Zahra, 2005) , 而企业家精神理论另辟蹊径, 把重点放在个人层面, 认为企业家的意愿是推动企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决定因素 (Oviatt & McDougall, 1994;Autio, 2005) 。这方面的相关研究不仅对于其本身, 而且对于天生国际化 (Born Global) 现象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两派理论各有自己的说服力, 同时也各有不足之处。西班牙学者F.J.Acedo和美国学者J.Florin在2006年将两种理论通过个体认知理论 (Allinson et al., 2001) , 国际扩张理论 (McDougall, et al., 2003) 和企业家战略理论 (Ireland et al., 2001) 合并, 创建性地提出了企业家感知模型, 如图1所示。

这其中, 个体国际化预期 (Individual International Posture) 被定义为:企业家所拥有的各种识别和把握国际市场机会的认知元素。它包括企业家过去在国际市场的经营经历, 学习外语和出国旅游;企业家观察国际市场获取相关信息的能力;企业家对信息搜集, 整理, 评估的能力;企业家对于风险的承受力。公司实力 (Firm Profile) 包括公司经营年限, 规模, 业务范围等。两者都直接并且通过个体对风险的感知 (Individual Risk Perception) 间接地影响国际化程度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作者通过设计问卷调查的形式, 以222家不同行业的西班牙中小企业为样本, 实证分析了这种影响程度的显著性。最后作者得出结论:如果企业家在外向国际化的过程中感知到较小的风险, 那么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就会更高;这种对于风险的感知又是被个体国际化能力和公司实力所制约的。因此, 可以说个体对风险的感知在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美国学者Shaker A. Zahra, Donald O. Neubaum和瑞典学者Lucia Naldi在2007年进一步提出所有制结构和管理体制对于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作用。他们将风险资本家 (venture capitalists) 和高管团队 (top management team) 持股作为的所有制结构的代表变量;用独立董事 (outside directors on the board) 作为管理体制的代表变量。通过多元统计分析和建立回归模型证明:所有制结构和管理体制都增加中小企业的以知识为核心的资源 (knowledge-based resource) , 进而促进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同时, 管理体制对于这种促进作用的影响是积极的。

(二) 天生国际化

传统的国际化理论认为企业的国际化是渐进式的。任何企业都是首先立足本国的生产和服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对于市场的认识不断加深, 而其他国家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也不断降低, 进而这些企业开始不断涉足国际市场 (Johanson & Vahlne, 1977) 。以Cavusgil, Johanson, Carlson为代表的传统学派将国际化发展划分为各个不同的阶段, 比如Johanson把企业国际化经营划分为:不规则的出口活动, 通过代理商出口, 建立海外销售子公司, 从事海外生产与制造, 企业在完成前一阶段后才能进入下一阶段, 这种划分是符合逻辑的并且现实中的许多大型跨国公司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然而,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通信技术的提高, 人们眼中的世界变小了, 企业管理者眼中的国际化经营风险也降低了。以前被认为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主要障碍的心理距离 (Psychic Distance, Johanson & Vahlne, 1977) 也随之降低了。

最先发觉这一问题的是Johanson和Mattson, 他们在1988年指出有些公司的国际化模式是不同的, 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对于单个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过程是有影响的。在高度国际化的市场中, 企业可以跨越某些国际化发展阶段。但他们的这种发现还是停留在传统的国际化理论的框架内, 并没有提出新的理论体系。直到1994年, Oviatt和McDougall这两位中小企业国际化研究领域的先锋式的学者第一次提出了天生国际化的概念, 只是当时使用的是国际化创新企业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 的叙述。他们指出技术创新和高素质的国际化经营人才是大型跨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基石, 但随着低成本通信技术和物流手段的发展, 多国的商业利益已经不再是跨国公司的专利。在新的竞争态势下, 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在国际化时不可能选择像Johanson和Vahlne在1977年所提出的渐进式的发展道路。他们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绘制了当时的研究领域图, 如图2所示, 指出其中的不足。

图中, 纵轴以经营时间将企业划分为新老企业, 一般新企业规模小, 而老企业实力雄厚;横轴以经营区域将企业划分为国内经营和国外经营企业。图中阴影部分表示已经被系统研究的领域而非阴影区域则是研究的空白。Oviatt和McDougall的这张理论研究领域图为后续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其后的一些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理论体系解释天生国际化现象, 如Crick和Jones认为天生国际化的中小企业具有三点特性:熟悉国际化经营的领导者;对于可能遇到的风险有准备, 并且有充足的资源应对这些风险;国际化的客户网络。

在这些理论中我们更加关注天生国际化中小企业的成因, 因为从中可以发现我国中小企业无法选择快速国际化发展的制约因素。我们可以将天生国际化的成因总结如图3所示:

三类影响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产品或产业;国际营销网络;企业家才能或背景。在产品或产业方面, 不断增加的国际竞争和不断加快的技术革新大大缩短了产品生命周期 (Aulakh & Kotabe, 2006) 。这就使得企业更大地投入新产品的研发, 更多地关注其他国家的商业机会, 进而加快外向国际化发展。因此, 产品的特性是影响企业外向国际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产品生命周期越短, 产品开发投资的回报期就越短, 企业外向国际化发展的动力也就越大。印度许多天生国际化的中小型软件企业便是很好的例证。我国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所从事的生产和服务其实是处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中末期,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夕阳产业中的产品。一方面, 国内市场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会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企业外向国际化发展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 即使企业有外向国际化发展的愿望, 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不强。

国际营销网络主要指企业的海外客户资源。对于中小企业来说, 企业的客户资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的客户网络, 对于拥有海外营销经验的企业家或高管职员, 他们可以为公司带来可靠的海外客户网络, 为中小企业的外向国际化发展提供基本的收益保障。回到国内,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的企业家和高管员工没有丰富的海外市场营销经验, 也就无从谈起海外客户网络。大部分企业选择中间代理商来处理自己的海外业务, 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间接的外向国际化, 应该属于传统的国际化理论中阶段论的范畴。无论是本国还是海外代理商都会使得一方面企业利润下降, 另一方面, 也是更重要的一点, 企业失去了对于海外市场的控制。

企业家才能或背景在国际企业家精神一部分中已经有详细叙述。

市场国际化程度是制约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另一因素。当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较高时, 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也会提速。这是因为在封闭的国内市场里, 企业所面临的竞争相对较弱, 没有足够的竞争对手刺激企业的成长 (Yip, 1999) 。随着产业国际化的进程, 分割国内外市场的壁垒越来越低, 企业也不得不更多地卷入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换个角度, 产业国际化为企业自由选择国际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外部条件, 因为其他国家的市场更容易进入。当然, 国内市场的大小也对企业外向国际化发展有重要影响。Luostarinen和Gabrieless在2001年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一个美国公司在以生产基地500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销售, 这叫做国内贸易;而一家欧洲公司同样的做法却已经是跨越五六个国家的国际贸易了。因此国内市场的狭小, 当然也不一定是地理意义上的狭小, 如潜在消费量较小, 也是促使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发展的动力。我国在2001年加入WTO后, 国内市场全面与国际市场接轨, 各个产业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速, 这促进了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我国企业的外向国际化发展。但国内依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保护, 企业没有面临来自世界市场的竞争, 缺乏外向国际化发展的动力。第二个方面,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市场巨大的消费大国, 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已经能够满足许多企业的利润预期, 企业因此失去了外向国际化的必要性。这一点日本的中小企业是我国企业的反例, 日本狭小的国内市场使得许多企业在建立之初便成为天生国际化企业, 将目标定位在国际市场。最后一方面是国外市场的壁垒, 这一点直接制约了我国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的发展。

(三) 公司经营年限 (Company Age)

一般来说, 公司经营年限越长, 其所拥有的物质与智力资本越充足, 对于市场的驾驭能力也越强, 这样的公司进行外向国际化发展时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我国许多大型跨国企业 (如海尔, 联想) 的发展之路莫不印证了这一点。

然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 国际化经营虽然有许多潜在的收益, 但这种冒险的做法却也是一种挑战。国内外市场的差异常常使中小企业在国内市场积累起来的经验无法直接应用到国际市场中去。因此在外向国际化时必须要从固有的经营模式和战略思维中解放出来, 重新学习国外市场经营操作习惯。

而这样的解放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因为作为一个企业在创立自己的经营模式时会产生路径依赖效应 (Path Dependence Effect, Zucker, 1977) , 路径依赖是指:一旦固定的经营模式被确立下来, 公司在进行下一步运营时会理所当然的继续遵照这一模式。因此以固定模式为表象的组织化惯性 (Organizational Inertia) 也是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的一个制约因素。

组织化惯性通常是公司经营年限的函数, 公司从建立到第一次外向国际化活动的时间越长, 这种组织化惯性越大 (Hannan & Freeman, 1984) , 即两者是正相关的关系。这样我们从组织化惯性的角度来看, 中小企业只要准备就绪就应该开始国际化发展的战略步骤, 而不要做多余的等待, 这样中小企业受到组织化惯性的威胁就小, 在国际市场的学习速度也越快, 公司的利润率就会越高, 发展也越快。

参考文献

[1]Sumit K.Kundu, Jerome A.Katz.Born-International SMEs:BI-Level Impact of Resources and Intentions[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25-47, 2003.

[2]Francisco Jose Acedo, Juan Florin.An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 perspective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MEs[J].Springer Business Media, LLC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