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表现范文

思想政治表现范文（精选12篇）

思想政治表现 第1篇

一、国际班思想政治课教学的不良表现

1.学生对思想政治课缺乏兴趣。通过和学生的交谈, 大部分学生明确表示, 如果不是要通过高二的小高考, 是实在不愿上思想政治课的。因为申请国外的大学, 有些大学是要高中学分的。还有一些学生认为, 上思想政治课不用听, 书本上的条条框框很清楚, 每次考试之前只要多背背就可以了。所以从学习情况来看, 能够课前预习、课堂上踊跃发言的现象很难看见。

2.学生对思想政治学科的消极心理。调查结果表明, 相当一部分学生不愿学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认为政治课本乃至政治课堂对认识真实的社会没有帮助, 与现实社会的差距太大。从而对政治课教学持怀疑态度, 甚至是抵触心理。再加上国外大学课程和国内高中思想政治课联系很少, 许多学生心理上也缺乏对政治知识的主观“需要”。

二、影响国际班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原因

1.教师陈旧的教育观念。很多教师认为要提高教学质量, 就要加大课堂的知识灌输量, 加大课后的作业量。殊不知国际班有的学生之所以选择海外升学也就是避开国内沉重的课业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

2.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这种以教师为本位的教学关系, 其表现就是以教为中心, 学围绕教转。教学关系就是:我讲, 你听;我问, 你答;我写, 你抄。这种教学方式缺乏活力, 让学生感到压抑, 极大的影响了思想政治课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

3.目前考试制度的影响。因为国际班的学生毕竟还是要平时成绩和通过学业水平测试的, 也就使得教和学的目的都希望在考试中取得高分。课堂上, 教师说这个知识点很重要, 不仅平时测试会考, 学业水平测试也是必考点, 学生就会很认真的把答案背下来。甚至大多数老师会整理一套全面的知识要点印发给学生死记硬背。

4.国际班学生的特点。一是国际班学生一般强调个性化发展, 集体观念和团队意识相对淡薄, 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 上课迟到早退, 旷课现象时有发生。教室、寝室里面随处可见书本、衣物甚至垃圾杂乱放在一起。二是国际班学生的层次差距比较大, 有部分学生基础比较薄弱, 这也给思想政治课教学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三、搞好国际班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方法

(一) 兴趣教学法

1.创设情境, 激发兴趣。“最好的学习动机是学生对所学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因此, 在学习新知识之前就要创设与教学内容有关的情境,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和主动参与学习的动机, 使学生学习情绪达到最佳境界。例如, 在执教《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时, 我创设了一个两难选择的情境, 学生争论很激烈, 通过讨论, 大家认识到, 当前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虽然出现了多元化, 但是应该有判断正确与否的标准。

2.运用多媒体, 提高兴趣。多媒体教学既能图文并茂, 又能声像兼备, 既有立体感, 又有亲切感, 既能刺激多种感官, 又能增加信息量。例如, 分析“矛盾的对立统一”时, 利用多媒体展示一动画画面:一个气球上吊着两个人, 他们各紧握同一根绳的一端, 其中一人手中拿着一把剪刀, 问同学们“敢不敢剪?”再通过视频展示当绳子被剪断后, 两人同时从气球上掉下。学生立即明白了“矛盾的双方互为前提, 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

3.形式多样, 投之兴趣。为提高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效率和学生的兴趣, 教师应采用小组合作、演讲、辩论、课堂剧等多种教学形式, 还可以通过看图解意、小品表演等方法, 加强教学的直观性、形象性, 让学生在听、看、思、说、演多种器官的并用中, 快乐学习。

4.利用评语, 保持兴趣。教师可以通过写评语的方式对上课、作业等各方面表现良好的学生给予表扬、肯定。对表现欠佳的学生, 最好用暗示语及时指出, 批评背后暗示着老师对学生的一片期盼之情。严谨的作业评语, 不仅能鼓励学生学习意志, 也是激发学生探求新知的强劲动力。

(二) 创新教学法

1.创新教学观念。其一要树立正确的教师观。明确“教师之主导作用盖在善于引导启迪, 俾学生自奋之力, 自致其知, 非谓教师滔滔不绝, 学生默默聆受”。其二要树立正确的学生观。深入了解学生、信任学生, 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 着眼于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其三要树立正确的学习观。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2.创新教学氛围。思想政治教学不宜是“一言堂”, 而应是体现学生主体精神的“群言堂”。构建和谐民主的教学氛围, 实现教师乐教, 学生乐学, 也是培养学生完美人格的需要。

3.创新评价方式。一是评价主体上, 应由以前的教师单一评价转变为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和学生互评相结合。二是评价内容上, 要完善对学生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的评价, 全面展示学生的综合素质。三是评价方式上, 要改变过去单一考试评价的模式, 可以从平时作业、小论文、小制作等不同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实施基于学生个人特长的评价机制。

4.创新教学知识。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给思想政治课带来全新的课题。加之国际班学生的知识面较宽, 思维敏捷活跃, 想象丰富, 渴求对新事物的了解。做一位合格的国际班思想政治教师, 就要多研究、多思考、创新自己的知识储备。这样才可能培养出有着中华文化底蕴、扎实文化基础、广阔发展空间、卓越国际视野的学生。

摘要：笔者结合自己的课堂教学尝试就国际班思政课出现的不良表现, 谈几点想法, 以期对顺利实现课堂教学目标有所裨益。

思想政治表现 第2篇

该同志政治素质好，热爱祖国、热爱党，认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积极践行“三严三实”，政治信念坚定，理想目标明确，能时刻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能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该同志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语言文字功底，完成各项任务得到广泛好评。一是工作中坚持在干中学和学中干，深入学习研究有关理论知识、政策法规和有关文件精神等，适应能力强。二是加强调研指导，发表多篇调研文章获得广泛肯定。

该同志能顾全大局，团结同事，在工作中坚持与时俱进，务实创新，积极推动分管、联系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取得新的成效。……….（具体做法）

主要不足：一是学习不全、调研不深，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办法不多；二是顾忌太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足，大胆工作不够。

思想政治表现

XXX文革期间年幼。没有参加“法轮功”组织。拥护党

中央采取的各项措施，表现是好的。

该同志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认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十七届四、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贯彻党和国家的有关统战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紧紧围绕市工商联中心工作，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为主线，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该同志学习政治理论，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四、五中全会精神的学习，进一步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按照“为民务实清廉”主题，认真贯彻落实“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通过重温党史、阅读资料、收听收看报告专题片、学习中央文件和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参加讨论和辅导等方式，工作作风有较大转变，政治觉悟、思想认识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有提高。政治上与组织保持一致，遵章守纪、服从全局，思想上自觉保持先进性，勤政廉洁，一心一意做好各项工作。

近年来，工作上认真负责，积极完成组织和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

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按照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安排部署，承担了部分的工作。做好与督导组联络联系工作，及时上报各种群教活动报告报表。参与组织了教育实 2

践活动动员会、民主生活会、总结会，起草请示、报告、通报、讲话等各类材料。组织参与了教育实践活动中开展的相关调研活动，深入基层和服务对象收集征求意见建议，并进行梳理汇总上报。

艺术表现思想 画笔解剖灵魂 第3篇

——这是王安东接受笔者采访时的开场白。

2013年9月一个初秋的午后，笔者在蒙特利尔南岸毕加索小道按响了画家王安东的门铃。可能有人不信，这个小小的动作笔者整等了六年。六年前有读者推荐采访王安东，我电话打过去，那边一口回绝，后来又接触过几次都无功而返。他的理由是：等到我成功的那一天。

中国银行（加拿大）要在蒙特利尔隆重举办“庆祝建行20周年画展”，王安东的名字也在参展画家之列，笔者借机再次拿起电话。也许是被我的诚意打动，也许想宣传一下他刚刚成立的华人艺术家研究会，王安东老师终于为我打开了大门。

“石头缝里蹦出的画家”

1957年王安东在湖南衡阳出生，父亲教数学，母亲当护士，他老大，下有两弟。王安东自幼喜爱画画，手中一杆笔就是他看世界的第三只眼睛和记录生活的方式。小小年纪，看完《地道战》、《地雷战》，他能把整部电影画成连环画，里面的游击队员和小鬼子都惟妙惟肖；坐教室里上课，他能把前几排同学的背影画个遍，尤其爱画长辫子的女生。前一类画曾给他带来不少荣誉和赞赏；后一类画却受到班主任老师的训斥、父亲的责骂。但不管是赞赏还是责骂，所有人都不能不承认，这孩子极有绘画的天分，鉴于他既无家传，又无师承，有人把他戏称为“石头缝里蹦出的画家”。

上了高中，有个美术老师叫唐明立，特别关注和指导他，王安东开始接触“科班”训练，然而对他帮助最大的“老师”还是要算一部手抄书本，“那时我家住医院的宿舍，”王安东回忆说：“楼上住着一个旧军医（解放前国民党军医），他儿子也喜欢画画，我在他那儿看到一本苏联的《素描教学》，如见至宝。当时正值‘文革’其间，这是禁书，买不到，我就借来一个字一个字地抄，那么厚的一本书愣是被我全抄下来……人们总爱问我怎么能把人画得那么像，我想这部手抄本的作用非常大。从中我自修了美术人体解剖理论和透视观察方法，懂得了画人物要透过表象看其内在的骨骼结构、肌肉组织、运动规律和人体关节之间的关系，还懂得了画人不但要讲究形似，还要讲究神似，达到形神兼备。因此越画越勤，越画越痴迷，也越画越随心所欲。”

在商业性作画时，王安东不仅能准确把握好人物的相貌特征，还能游刃有余地根据客户的要求扬长避短，又不失生动逼真；搞艺术性创作时，他则更加注重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着力于通过描绘面部情绪的变化去反映他本人对作品人物入骨三分的终极看法。在他的画室里，笔者看到上百幅人物肖像，既有名人政客，也有至爱亲朋，有美的、有丑的、有哭的、有笑的；有写实的，有夸张的……天分加勤奋，这就是为什么王安东能在国际肖像界闯出不小的名头，并且越叫越响亮。

1994年，他的色粉画《为教皇圣保罗二世造像》被选为“加拿大国际家庭年”唯一标志性宣传海报，其原作和版权被魁北克省“Les Editionsdu Suroit”出版公司以十万加币买下，印制成多种形式的图片，向全世界发行。2007年，他为戴安娜王妃创作的油画和色粉画作品《永恒的微笑》和《难以忘却》被载入英国伦敦波普艺术出版社的专业画册——《艺术中的戴安娜》，其中包括有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际绘画大师的作品，王安东是唯一的华人。

“用肖像画形式表现人的灵魂”

王安东认为，如果仅仅反映表象，或仅仅描绘美丽，一般的匠人和艺人都能做到，就算是拍照片，一个真正的摄影家也不会满足于照相机的忠实，而是要把艺术家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融入进去，通过营造出某种情感氛围，创造性地去拍出有思想的作品。“我画的这些肖像不是为某个人画的”，他指着满满一屋的作品说：“我画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批群像组画的一部分，我希望用肖像画的形式去表现人类的灵魂。人的灵魂是多种多样的，不管是作品中的人还是作品外的人。我不是要给谁的灵魂下定义，我也做不到这一点。作为视觉艺术家，我对形象思维更敏感，我希望通过对表象特征的描绘让观者去看，去想象这个人灵魂的样子。如达芬奇笔下的蒙娜丽莎，同样的笑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的灵魂，每一位观者都以他自己的角度来完善这幅作品，因此它才不朽。”

在将近七个小时的访谈中，我发现王安东老师从不主动介绍自己的画作，他鼓励观者去随意解读。他对外行的信口开河不批评，不解释，充分体现对观者的尊重。他说，有些作品在创作的时候只是一种朦胧的感觉，他非常希望观众参与其中。“我的艺术追求是：我的作品只是提供一些经过思考的艺术图象，让观众在欣赏中，以他们独自的思考和经历来丰富和完善我的作品，换句话说，我的作品永远不算完成，因为它永远会有新的观众。”

“突破自己突破传统”

王安东1984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曾在广东科技出版社担任美术编辑，1991年以国际留学生身份出国，在康考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美术学院研究生院版画工作室深造。这段经历被他形容为“艺术上的飞跃”。

王安东家客厅和餐厅的墙上分别有两套石版画作品，都是他在康大读研时创作的。笔者首先看到的是六幅组图《飞向自由空间》，它以超现实主义的意念表达和强烈的视觉冲力，引人边观赏边思索：在一个头部被纱布缠封的青年面前，门神把守了千年的宫门正徐徐打开……青年自由了，他自由得一无所有……故乡的土地那么的遥远，亲情手足在破碎的梦中断裂……他在荆棘丛生的异乡打拼，在东西方文化的交火中突围……终于，那曾经的禁锢被劈成两半，飞入风腾云涌的天边……这是我，一个外行最直观的理解。另一套作品《东方神像》是王安东的最爱，挂在客厅非常抢眼，当年在康考迪亚大学美术馆展出时，曾获得专家教授们的高度评价，美术学院副院长激动地在全系学生和老师面前，用“Fantastic！（了不起的）”来称赞。这套作品和第一套作品截然不同，主题都是一张戴着东方神鬼面具的脸。五幅画重复着同样的尺寸，同样的基调，同样的姿势，同样的角度；不同的只是那面具，或谦卑、或狰狞、或头上长角，或白骨森森……催人产生去揭开的冲动，勾人去想象那些面具所掩盖的是不是同样的人和同样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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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套作品是王安东艺术道路的里程碑，标志着画家对以往传统的拷问和反叛，对未来创新的向往和追求。他说：“一个艺术家只有自由地去创作，才能出好的作品，为取悦他人而画很容易沦为媚俗。”王安东非常尊崇英国画家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著名心理学家佛洛伊德的孙子）。他手指一部精装画册的封面说：“别人画女皇，都竭力把她画得高贵、漂亮，技巧都十分高，但没有谁的作品比这一幅更出名，因为唯有他，敢于坚持自己粗狂的风格，近乎丑化地刻画了女皇果决刚强的一面。他完全不去考虑女皇是否喜欢，他要做的就是把人内在的心灵像解剖尸体一样表现出来。”

王安东认为，画品和人品是相通的，做画家容易，做艺术家却难，“你如果随大流，可以赚钱养家，但画不出好的作品；你如果我行我素，可能会穷困潦倒终生。”也曾靠卖画维持生计和缴学费的王安东，清楚地懂得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区别，他庆幸自己在摆脱了衣食之忧的今天，可以展开思想的翅膀，真正地在自由世界飞翔。他说：“我学艺术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赚钱，譬如同样是画肖像，为客人画，就像医生给人看病，病人有这个需求，我提供这个服务，画完就完了；但为自己搞创作，我会精心选择最适合表现主题的人来画。每天除了吃饭和一小时的快走运动，我能从早到晚在画室里工作，不仅不觉烦累，还越画越过瘾，越画越踏实，越画越舒服，越画睡得越香，第二天起来还想画……只有创作，才能让我如此痴迷，这种痴迷感是一种正能量，甚至有助于我的健康。”

说到这，王安东兴奋地展开三幅巨画。虽然每幅画都只有一个肖像，每个肖像也都不陌生——那是中、美、苏三国领袖的大合影——但这套作品分明在静态下蕴含着动感，在磅礴中混杂着诡秘，叫人如遭巨浪，错愕的同时已无法闪避，只能硬着头皮，去迎击艺术家大力推来的视觉与思觉的双冲击。

笔者不懂艺术，但我在毛泽东的脸上，看到了胡锦涛的眼睛；画中的奥巴马，长着林肯特有的毛发；接下来的第三幅，说他是列宁就像列宁，说他是普京就像普京，那欲言又止的表情真让人一时半会儿理不清……这整幅作品表现出的纵向历史感和横向关联性，是如此地耐人寻味，以至于笔者在最初的震荡过后，但觉越看越想看，越琢磨思路越拉远，就像那背景中红蓝白相连相交的三国国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起飘扬，无边无际……

艺术家的大胆构思和奇妙表达无疑产生于画家的头脑风暴。王安东说：“这是我近五年的作品，但是我想创作这类东西却已经想了很多年了，连做梦都在想。可是以前我没有条件静下心来，直到戴安娜画像被收藏后，经济上有了保障，我才可以全力以赴做作品了。”他还说：“要知道，这样的作品画家都是用了心计的，都消耗了很多的心血。因为画家画的不是眼睛看到的东西，而是思考的东西，是形象思维的结晶。”

看得出，王安东的性格是狂傲的，他永不满足，绝不低头。在他的油画作品《美术馆的审判》中，他的不安分和渴望创新可谓表达得淋漓尽致：他（王安东的自画像非常到位）穿着橘红色的囚衣，戴着手铐被押解在西方美术馆的“特别法庭”，身后的警察是毕加索，旁边执法的是波洛克（上世纪美国现代泼洒艺术的代表），背景是被血腥的红漆泼洒过的毕加索名画《格尔尼卡》，衬托着画家已被西风染黄了的头发……再细看，他紧抿的嘴角宣示着不服，在他依然黑亮的眼睛里，燃烧的是抗争。这是王安东三年前的作品，他想要说：西方绘画大师们已经形成强大的艺术梯队，像大山一样挡住后起艺术家向前，要超越他们就像挣脱牢笼一样困难。但他还是要“越狱”，他还是要“翻山”！

他说，我们必须跳出传统的框框才有出路。在现代艺术环境中，如果你还是重复前辈或重复自己，没有创新，就不可能在艺术上真正成功。“我们必须突破传统，突破自己，立足于当今社会，表现现代人的思考。可惜的是很多人画了一辈子，还是认识不到这一点。也有人到了现在还要打着‘某师某代嫡传弟子’的旗号，靠师傅的名头来装门面。”他说：“我并不是反对艺术家去画仙女和梅兰竹，去画传统美，但是在西方人看来，那不是艺术创作，那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重复，我们已经展示了几千年，不创新怎么能在艺术上与西方平等对话？”

“前卫艺术对历史的贡献”

王安东说，西方艺术经过近百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从古典主义到形式主义；从现实主义到超级现实主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古典写实派到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结构派、抽象派、表现派、简约派、象征派、未来派；从具象到抽象；从雕塑到装置；从行为到观念；从人工手绘到数码打印……现在西方艺术界更注重艺术观念，艺术手段更趋多样化，绘画技巧已不再那么重要，那些连衣服的皱褶都能精准地描绘到足可乱真的大师们都“翻过去了”，现在的数码打印加手绘的“超级现实主义”作品常让观者目瞪口呆，一块经过艺术家处理的白色油画布就成为一幅“极简主义”画派的代表作。装置艺术、事件艺术、人体艺术和观念艺术已成为现代艺术的主流，“架上绘画”已变为支流。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审美方法去欣赏现代艺术，最好是采取学习和了解新知识的态度，也可以用学习外语的方法。

王安东认为，前卫艺术之所以有时表现为怪诞，是因为生活本身就存在着怪诞。西方艺术评论界也时常以评论怪诞和反传统为时髦。前卫艺术家以实验性的探索方式和语言反映出人类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生活现状，刺激人们对传统艺术审美疲劳的神经，其在纯色彩、线条、空间、体积、材料质感效果等方面的成果，丰富和扩展了人们对美、对视觉艺术的认识，尽管其中有不少垃圾作品，但许多理念和成果已被广泛运用在现代建筑设计、装潢设计、服装设计、工业和民用产品设计之中，并与现代科技紧密结合，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他还说：为什么婚纱式的“艺术摄影”在中国火爆异常，在西方就没有什么市场？除了东西方人有结婚率的差距因素外，主要还是因为在审美认识上的差别。我们中国人普遍受唯美主义的影响，觉得自己不好看，不敢或不愿面对真实的自我，喜欢借助化妆师和摄影师在粉饰的美貌和柔光镜头中“创造”那种虚幻的、无个性的、有光没影的、连自己也不敢相信是自己的“朦胧明星照”，来满足对“漂亮美”的向往。“其实中国人从来不缺乏审美，中国人也懂得欣赏罗中立《父亲》的脸上的皱纹美，但放到自己身上就不行了，这是民族自卑感的表现。西方人早就突破了对美的认识，甚至形成以‘怪’、以‘丑’为美的审美倾向了。美的定义不再仅仅是漂亮，还包含着真实的美、个性的美、朴素的美、运动的美、力量的美、节奏的美、神秘的美、怪诞的美、变形的美、抽象的美、悲剧的美、标新立异的美……”

笔者在中国曾见过一些“前卫艺术家”，觉得他们的一些“突发奇想”有投机取巧，愚弄观众之嫌，对那些兢兢业业，从素描开始学画，勤奋了一生的艺术家亦是一种不公，就此请教王安东老师。他开导我说：“中国的前卫艺术是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学习和模仿，也是一种以本土为基地与西方现代艺术的一种对话，你欣赏不了没有关系，但不要排斥，认识到世界有这个存在就好。”笔者受益，眼界豁然开阔。

“其实，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新世纪，是一个多元化、多样风格兼容并蓄的时代。曾被‘打倒’过的一些艺术流派又以新的面貌回归，像‘新古典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表现主义’、‘新风格主义’、‘新原始主义’、‘新形式主义’、‘新象征主义’等等。这些艺术现象的回归也意味着‘新架上绘画’的回归。不同的主义和风格虽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求‘新’，追求艺术创新！作为艺术家，不管你作哪种风格，只要你坚持作到‘极致’，那就是最好的艺术作品。”王安东最后补充说。

“成立艺术研究会”

王安东在醉心创作的同时，不忘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他认为海外一些华人艺术家需要社会关注和支持才能坚持创作下去，才能创造出真正有份量、有影响、有创意的好作品。而且，我们应该有一个能经常举办展览的华人社区美术馆。“我们应该向犹太社区学习，我知道几个有名的犹太艺术家，都是在本社区的购买收藏支持下坚持住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才出了大名的，最后连加拿大国家美术馆都收藏他们的作品，犹太社区和全加拿大都以他们为荣。”为了达成这个心愿，王安东有一系列的想法和计划，去年还与几位艺术家组建成立了“蒙特利尔华人视觉艺术研究会”，并在魁北克省政府正式注册。

二十年来，王安东的作品多次参加蒙特利尔和中国的画展，被社会各界广泛收藏。2001年Brossard市政府画廊还为他举办了个人画展，总结他移民加国十周年的非凡成就。明年四月份，该市将再次为他举办个展，展示他近年来锐意创新的艺术成果。

思想政治表现 第4篇

一、青年的本质属性

本质是事物的规定性和关联性的有机统一, 意指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的特征, 是该事物之所以为该事物而不是其他事物的内在属性, 但又与其他事物有着若干联系。任何事物都具有本质属性, 青年亦不例外。青年本质即青年与少年、中年、老年的区别, 但又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人的属性。目前学界对青年本质的研究由于研究者的出发点不同而呈现多样化局面, 各研究者分别从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出发探讨青年的本质, 形成了一系列不同的观点。

1.青年具有人的一般本质属性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是我们分析和研究问题的指导理论。青年作为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 具有人的共同的本质属性。马克思对人的本质问题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便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观点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本质。而劳动和需要论则突出人与人之间的共性, 即每个人都有劳动和需要的属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人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即人是大自然长期演变的结果。人是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和约束。而人又是具有意识的存在物, 其自身的能动性可以帮助人不断地认识和改造自然界, 以使其获得更好的发展。人首先是自然的人, 自然属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属性, 但人的能动性彻底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 人能够进行生产活动并在生产活动过程中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因此, 人的属性即人的自然属性、实践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 自然属性是实践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物质承担者, 实践属性是人从自然属性走向社会属性的手段和途径, 最终人的本质集中体现为人的社会属性, 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青年是人生长和发展的特定阶段, 具有人的一切属性。思想政治教育者制定青年教育目标、内容、方法等要素的时候首先应意识到青年具有人的一般属性, 要把青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 脱离任何一种属性都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实效性和针对性。

2.青年具有自身的特殊的本质属性

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青年具有人的一般本质属性即青年的普遍性, 研究青年本质的重点是从一般意义上人的属性背后寻找其特殊的本质属性, 即青年不同于少年、老年的属性。科学明确地揭示青年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实效的前提。首先, 青年具有急剧变化的自然性。青年是人生发展的开始阶段, 自然性是青年存在的固有属性, 主要是指青年的生理器官及机能等还处于生长、成熟过程中, 并且这一过程具有显著的动态变化性。其次则是青年日趋成熟的社会性。该属性揭示了青年本质的特性。青年虽然还没有或即将步入社会, 但其总是处于一定的客观环境之中并受其制约。在其社会化过程中, 其社会性逐渐由不成熟到相对成熟、由不稳定到相对稳定。青年的社会化过程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引导指向作用, 为青年社会化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促使青年理性、独立等素质的养成。最后, 青年具有逐步完善的实践性。青年的社会化需要其参加社会实践。实践是青年成长、成熟的必然选择, 是青年从自然人走向社会人的中介。以上三种属性是青年所特有的, 三者统一存在于青年自身。青年的本质决定青年具有可塑性和动态变化性, 为此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积极介入青年的成长发展过程, 及时针对青年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给予有针对性的指导, 这既是青年成长发展的内在要求, 也是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青年本质的外在表现

1.自我发展的矛盾性

青年的自我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生理性发展和社会性发展。这两个方面统一于青年成长过程中, 就青年所处人生阶段来看, 这一时期青年的生理性发展已经形成一定规模, 而社会性则是其当前发展的主要任务。自我发展的矛盾性主要是由于青年自身与社会的矛盾, 具体表现为青年在生理性的引导下产生的行为活动与社会发展运行所要求的基本规范发生对立和冲突。青年在自我发展的矛盾性过程中迫切需要外界力量的引导,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加强对青年期生理和心理变化的科学研究, 紧扣青年特点开展教育活动, 重点要求青年内化和外化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等。

2.憧憬未来的能动性

憧憬未来的能动性主要是由青年强烈的实践性所产生的, 而也正是这一属性的不断成熟完善促使青年最终在自我发展矛盾层次上形成社会性人格。青年自我发展矛盾性运动发展到更高阶段即产生更为强烈的社会实践性, 以解决自我发展的矛盾。憧憬未来的能动性本质上讲是自我发展矛盾运动变化发展的产物, 它内在要求青年与未来有更多的联系。因此, 青年对未来的追求比任何年龄层次的人都强烈和迫切。马克思主义认为, 需要是人的本质, 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内在动力。青年所在的年龄阶段正是人的需求高度、全面发展的时期, 不满于现状是该时期青年最为显著的特征。青年的需要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 二者共同推动青年不断设置自己的目标, 即根据现实存在的客观情况并且联系未来发展需求确立相应的努力方向。不可否认的一点是, 青年在这一时期容易产生能动性有余、现实性不足。即青年在追求未来发展目标的过程中会出现脱离现实情况的问题, 这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外界力量的介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青年本质特征的目的之一就是探寻对青年实施教育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有的放矢。针对这青年存在的这一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者既要鼓励青年树立远大理想目标, 又要立足现实社会发展需求, 客观冷静分析自己所处环境和个人条件, 积极确立与时代社会发展相一致的自我发展目标并为之努力奋斗。

3.认知环境的主体性

青年在环境认知和体悟中的主体性是青年急剧变化的自然性与日趋成熟的社会性的外在表现。瑞士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皮亚杰曾从智力、思维等角度研究青年意识的发生和发展。在他看来, 青年心里发展是通过两种机制实现的:首先是同化——把环境因素纳入到自己的思维图式中, 加强和丰富主体动作;其次是顺化——改变主体动作以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青年个体就是通过同化和顺化这两种机制来重建个体的心理平衡, 形成心理发展的动力。皮亚杰也在“青年智力发生论”中多提到青年在环境认知和体悟面前的主体作用, 实际上也明示着青年对教育环境具有体悟能力。

青年对教育环境的体悟能力是他们作为接受主体、学习主体所具有的独特属性, 其中独立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其重要内容。“独立性相对于依赖性, 主动性相对于被动性, 创造性相对于复制性, 而依赖性、被动性和复制性恰恰是在传统教育中受教育者的主要特征。”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灌输”走向极端化, 一方面受教育者极度依赖教育者所传授思想政治教育知识, 依赖教育者给出解决问题的标准答案, 受教育者离开了教育者便无所适从, 丧失了作为主体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受教育者消极被动地接受教育和改造, 缺乏主动性, 游离于教育活动之外, 虽然受教育者能在检查、考试中复制出教育者所教授的内容, 但这种复制不是真正的内化, 够不成外化为行为的基础。结果导致了知行的脱节, 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因此, 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尊重、保护青年的主体地位, 以青年的主体性为基础来设计、组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三、青年本质及其外在表现的启示

1.对青年本质的研究是开展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在认识和分析问题时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实现对事物的本质了解。青年的特点与人的其他年龄阶段有着显著的区别, 青年的动态变化性要求思想政治教育首先通过研究青年的身心及行为活动的特征, 归纳出青年有别于其他年龄阶段的主要矛盾。开展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需求, 也是青年成长的需要。也只有从本质上认识和了解青年是什么的问题, 才能进一步落实和细化怎样教育青年的问题。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一定要有研究青年本质问题的意识, 不能简单地认为青年不够理性、不够成熟, 需要教育和引导, 而要在科学认识青年生理特征的基础上深入研究青年的心理特征, 从而形成对青年本质有整体的规律性的认识。这样在确立教育目标、内容和方法等环节的时候更能掌握主动权, 增强教育效果。

2.对青年本质的动态把握是开展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的变化发展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相应的发生变化, 因此人的本质、表现形式也必然因人而异各具特色。研究青年本质可以发现青年本质的普遍性规律, 在掌握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更要用变化发展的思维指导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时期, 社会各领域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深处社会环境当中的青年不可避免地要受新事物的影响, 更何况青年向来对新事物保持高度的热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社会转型时期更要转变传统观念, 牢固树立以动态发展的眼光审视青年个体的本质变化。对青年本质的研究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发展的、与时俱进的实践活动。为此, 思想政治教育者在分析和解决青年问题时应当树立动态发展的理念。

摘要：青年的本质及其表现形式是研究青年的首要问题。青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之一, 认识和把握青年的本质问题是展开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青年本质,表现形式,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人民出版社, 2011.

[2]黄蓉生.青年学研究[M].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人民出版社, 1995.

思想政治表现自述 第5篇

本人本年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积极落实各项教育教学措施。谨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平时工作能顾全大局，服从领导安排，勤恳踏实，肯吃苦;与同事们能精诚协作，以诚相待;本着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对学生关爱尊重，一视同仁。作为教研组长，我能严以律已，努力致力于学校各项教研计划的实施，组织本组语文教师学习新课程及教师素质提升方面的专业知识，尤其在课堂教学上，自己能起到领头雁作用;作为班主任，重视德育教育，注重学生的良好习惯的养成和语文学习兴趣的激发，强调能力的培养，一年来班上未发生一起学生安全责任事故和违法犯罪事件。作为语文教师，我能以传道授业为已任，以不断丰厚自身的文化积淀和努力提高专业素养为已职，能较圆满地完成学校布置的各项相关任务，本学期教育教学取得较喜人的成绩：(1)论文案例：县二等奖2篇;县一等奖2篇;市三等奖1篇;省二等奖1篇;(2)文章发表：《今日龙游》1篇;《衢州教育》2篇;(3)课堂教学：县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课例评比一等奖，并送市省参赛;(4)辅导学生：在“语文报杯”全国中小学生网络习作大赛200602赛季小学组比赛中，荣获优秀辅导奖、组织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成绩的取得只是代表过去，我会在新的学期里继续努力，以更优异的成绩来回报一直以来关心、帮助、支持我的领导、朋友、家长。

封建残余思想的表现形式及其特征 第6篇

[关键词]封建残余思想 表现形式 特征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智慧，曾经创造出世界上独领风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正当中国仍然陶醉于昔日的文明辉煌之时，原来文明程度落后于中国的欧美国家迅速赶超了中国。我国近代落后于其他国家的根本原因就是封建专制文化统治下的专制制度。现在，这种封建文化留下的代之相传的残余思想以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影响着党员干部的党性党风。

一、封建残余思想的概念界定

所谓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封建残余)，是指“封建主义在社会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残余影响”。一方面，封建残余思想是为巩固和稳定封建专制统治而存在的思想工具。而封建残余思想跟社会主义制度是相违背的。另一方面，封建主义思想并不是作为主流的思想意识形态而存在，在社会中不占主导地位。简而言之，封建残余思想不是以完整意义上的封建主义思想的全部内容存在，而是仅仅作为一种残余形式表现在某些方面或某些人的言行之中，影响人的一切行为方式。

二、封建残余思想的主要表现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但是封建残余思想在我党党内生活仍然留存，影响着我党党员干部的党性党风，并且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笔者认为：当前严重影响我党党性党风的封建残余思想主要有“官本位”、“人治”、宗法制和等级特权等观念。

1.“官本位”思想意识

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有了官位，就什么都有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官本位”思想突出的表现就是崇官、敬官、捧官、追官、怕官，以官为贵，以官为荣。当前，部分党员干部，居位不勤政，执政不为民，口头上挂的是“人民公仆”，骨子里藏的是以权谋私。这种思想意识在当前党员干部中的表现形式有以下三个方面。

“官本位”思想意识的第一种表现形式是把“做官”作为评价价值的标准。“官本位”是一种“以官为本、官贵民贱的社会集体心理。以官作为衡量人和事的价值和地位的基本尺度。“官本位”的盛行，将机构和人作为执政的中介，而淡化了法律，因而形成对党政干部的选拨、管理、监督上有很多的疏漏，致使一些投机钻营者易于争名谋官，一旦得逞，当上了官，掌握了权力，就以权谋私。

“官本位”思想意识的第二种表现形式是把“做官”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官本位”思想严重的人，对做官情有独钟，绞尽脑汁、不择手段，一心想做官、做高官。因为官做得越高，带来的自身利益就越多，有了官就有了“自身价值”和社会地位，就能够光宗耀祖，福荫后代，享受特权。因此，很多人为了谋官使出浑身解数，不计手段、不惜代价。

“官本位”思想意识的第三种表现是把更高的官位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生的最高目标。当前，一些领导干部做官不是为人民谋多少利益，做多少工作，而是为了做到更高级别的官。因此，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也由“鱼水关系”变成了“油水关系”，充分发挥自己的权力，捞取“油水”。然后运用自己从人民群众中谋取的“油水”进行权钱交易，实现自己谋取更高级别职位的目标。

2.“人治”思想意识

中国封建王朝一贯主张的是人治，“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当前，部分掌握公共权力的领导干部，口头上讲的是法治，但在个人利益面前将自己的意志置于法律之上，以言废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法、以权废法，将公共权力转化为个人权威和谋私利的工具。现在，党内生活中存在“人治”思想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在处理法律和权力的关系上，“人治”思想表现为权力支配法律。“人治”社会中，统治者具有至高无上性，统治者的权力凌驾于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之上的。现今，部分党员干部在自己岗位上“一手遮天”，自己的言行、下达的命令凌驾于法律之上。在处理事务上，依靠自己的意愿、兴趣、利益决定，不遵从法律法规执行，不征求下属及其人民群众的意见，独断专行。

在干部选拔问题上，“伯乐相马”式作法在本质上是“人治”的表现。“人治”社会中的人才选拔，是凭借“伯乐”即统治者个人主观意愿和看法为标准。当前，部分领导干部个人运用自己特殊的身份，采取口头或者私下打招呼的形式向党组织推荐干部人选，甚至部分还为推荐对象“量体裁衣”，让一些不称职甚至有污点的人“带病”上岗，导致在选拔干部中形成不正之风。

在对待法律的态度上，“人治”意识还表现为法律工具主义意识、滥刑现象等。封建法律只是维护统治者的一种工具而已。现在，一些党员干部仍然把法院纯粹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忽视法律的社会服务性功能。另外，封建法律将酷刑和残杀合法化、制度化。当今，虽然刑讯逼供为我国法律所禁止，但在司法实践中，仅仅从传媒揭露出来的案件看来，这种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很严重。

3.“宗法”思想观念

“宗法”观念主要是依靠自然形成的血缘亲疏关系来划定人与人之间等级地位。中国是个讲究人情的社会，常言道，人熟好办事，这使得人人办事都找熟人，这样就便于为自己谋利益。中国人情社会的观念就是源于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思想。当前，这种宗法思想仍植根于我党党员干部思想之中，其主要表现的作风形式有以下三点。

任人唯亲的裙带作风。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在亲亲原则下,同族、同乡、同门能唤起天然的亲近感，使得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亲朋好友之间组成一系列的关系网。遇事拉关系走后门，说情求情。部分党员干部傍领导，找靠山，一些人任人唯亲，拉帮结伙，封官许愿。在任命干部时，搞团伙；在选拔干部时，首先看是不是自己的人。

“家天下”和家长制作风。封建社会王朝，都是一个大家族统治。当前，在一些地区就出现某个家族的“家天下”现象，形成“父子官”、“裙带网”。部分领导干部从宗族观念和宗派观念出发选人。家长制作风，是在政治和组织社会中，“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主要表现为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

江湖习气作风。盛行于封建社会下层民众中的一种思想意识与行为，本质上是封建社会家族观念的扩展。目前，在一些党政部门，仍弥漫着这种不良的江湖义气。诸如，“部分干部称兄道弟。一些领导干部借参加联谊活动，大肆编织关系网，搞亲亲疏疏、团团伙伙。有的直接以‘寨主’自居，金兰结义，缔结同盟。义气等于原则，感情就是政策，健康的同志关系变成了人身依附或相互利用关系”。

4.等级特权观念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等级，“就是建立在人格不平等和人身依附关系基础之上的政治、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而特权，在社会主义时期是指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力。”当今社会中，虽然封建制度不复存在，等级也以法律的形式被废除。但是，等级特权，人有贵贱等封建遗毒和特征有时候也会以新的面目出现。其表现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在行使权力方面，部分领导干部搞特殊化。当前，一些领导干部因为自己的功劳和职位而以“老爷”自居，作为搞“特殊化”的资本。在工作面前，耍威风、摆架子。部分党员干部不但自己搞特权，还纵恿自己的子女搞特殊化。在法律制度面前，耍特权，违法行政，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这些行为实际就是典型的等级特权在新时代的变种。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破坏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败坏了党风。

在生活作风方面，部分党员干部搞特权待遇。当今，一些党员干部在现实生活待遇上追求高规格的奢华生活，大肆铺张浪费。因此，贪污、受贿、嫖赌、吸毒等腐化行为出现，产生了一系列的“不正之风”。部分领导还利用自己的特权送子女出国、给子女、家属安排工作等方面，实际上都是封建社会典型的等级特权的现代变种。这种“不正之风”使共产党的威信、社会主义的信誉在民众的心目中大受贬损。

三、结束语

新中国成立后，封建制度虽已被废除，但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上开始建设的。封建社会遗留下的残余思想仍然以新的表现形式影响党员干部的党性党风。党员干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力量，肩负着带领人民群众共建和谐社会的历史使命和任务。党员干部的党性党风直接关系到我党的执政。要克服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影响，就要解放思想，推动科学发展，着力破除其思想残余，采取正确方法，进行适当的制度性安排，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的伟大工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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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姚眉平.党内切忌江湖气.求是，2003，（7）.

杜甫的忧国忧民思想及其艺术表现 第7篇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代的著名诗人，父亲杜闲做过官。杜氏家族“奉儒守官”的家风对杜甫的思想和创作都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最大的是杜甫生活的时代以及他的生平遭遇。

他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读书与壮游时期（公元731—745年）：这一时期历时十多年，诗人前后三次漫游吴越、齐赵、宋梁等地，游览了祖国秀丽雄奇的山川景色。漫游丰富了诗人的阅历，扩大了视野，陶冶了性情，为他早期诗歌带来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困居长安求官失意时期（公元746—755年）：天宝五载，杜甫来到长安求职。开始他满怀信心，“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因为他想通过做官来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和理想，所谓“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赠韦左丞》）然而这种抱负和品质，在封建社会却是他到处碰壁的根源。[1]22-23理想的落空，怀才的不遇，生活的潦倒使他对朝廷的腐朽，社会的黑暗，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促使杜甫的诗向现实主义转变。自此杜甫的思想逐渐靠近人民，创作出现飞跃，走上现实主义道路，成为一名忧国忧民的诗人。陷贼与坎坷从政时期（公元756—759年）：即安史之乱爆发时期。作者目睹了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的现实，以及自身陷贼的境遇，极大地升华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激情。其辉煌的现实主义作品“三吏”、“三别”便产生于此时期。他的诗歌创作达到现实主义的高峰，充满爱国主义思想和悲叹黎元之情。漂泊西南时期（公元759—770年）：在这段时期中，社会依旧动荡不安，作者在西南辗转漂泊，颠沛流离。飘零的艰辛苦难，百姓的疾苦，让作者在思想上更深刻地认识到了社会的矛盾的所在。

二、杜甫的忧国忧民思想特点

1．歌咏祖国山川，抒写亲友深情

杜甫的大部分诗中歌颂了祖国山河的美和思怀至亲、友人，把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密切联系起来，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在杜甫的诗中有很多描绘祖国美丽河山、名山大川的诗篇。从二十岁起他过了八九年“裘马清狂”的生活，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中年居京华，晚年漂泊各地，足迹所到之处均有诗作。在他诗篇中所呈现出的岱峰的高耸、剑门的险峻、锦江的秀丽、山峡的奇峻往往令人心驰神往。

然而杜甫歌咏祖国美好山川不同于其他诗人，在赞颂祖国山河的美丽之中，他能够做到结合社会现实，抒发对祖国命运的悲切之情。如《望岳》“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由层云激荡起来的，由归鸟触发的联想，产生征服泰山的强烈愿望，激发他的雄心壮志。反映了杜甫在事业追求方面的理想。另如《秋兴》八首，“这八首诗是代宗大历元年秋杜甫流寓夔州时所作。秋兴，因秋而发兴。此诗以身居巫峡，心念长安为线索，抒写遭逢兵乱，留滞他乡的客中秋感，于凄清哀怨之中，具有沉雄博丽的意境。[2]135再看杜思念亲人和友人的诗，当他陷落长安时所写的《月夜》是一首思念远方妻子的诗。李白是杜甫的好友，李白流放夜郎时，引起他强烈的悲愤和深切的怀念，诗人连续写了《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等诗篇。

2．揭露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表现强烈的憎恨之情

对统治阶级的各种残酷剥削、苛捐杂税和残酷兵役等罪行的揭露，反映受此压迫下人民的苦难，是杜甫爱国思想的又一显著特点。

在《兵车行》中诗人毫无顾忌地抨击了玄宗穷兵黩武的开边政策：“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荒意未已。”而这样拓边的结果是生产的大破坏和老百姓的家破人亡。“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的凄惨景象都是残酷兵役所造成的。深刻揭露出唐朝战乱时兵役的残酷性。

除了残酷的兵役外，各种苛捐杂税和统治者的荒淫无度也是作者着重揭露的对象。《丽人行》中，全诗以精工细笔描绘三月杨氏姐妹春游的情景，极力地讽刺了杨氏兄妹的奢侈靡费和荒淫无度。全诗“无一刺激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浦起在《读杜心解》卷二其一）[3]126

3. 反映民生疾苦，表现对人民的深刻同情

杜甫深深懂得“邦以民为本”的道理，他对饱尝战乱之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人民抱着深切的同情，“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对人民的苦难，他可谓是无事不忧，无时不忧。他的诗歌集中揭露了叛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反映了广大人民反对叛乱、保卫国家和平统一的愿望。“三吏”、“三别”是此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自京赴奉县咏怀五百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深刻地揭露出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对立这一矛盾的同时，也寄寓了对人民的深深同情。同此类如“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 (《驱竖子摘苍耳》) 等，无不饱含着作者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热爱。在书写人民的巨大苦难时，作者始终怀着一颗关爱之心，为人民的痛苦而痛苦，为人民的疾苦而大声疾呼减轻税赋。这种不带功利的忧患情怀，使杜甫的诗篇富有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4]72

4. 忧国悯时，表现深挚的爱国感情

安史之乱使唐王朝急剧衰落，王朝一度摇摇欲坠，因此，关注国家命运成了杜甫诗歌中非常突出的内容。杜甫是一个把自己的命运自觉捆绑在国家命运上的人，更是一个不惜自我牺牲的伟大爱国主义者。他为祖国的灾难而失眠：“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当国家遭遇灾难时，他会见花泪流听鸟鸣而心惊。如《春望》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而当国家形势好转时，他又为国家的大好形势而欣喜欲狂，比如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总之，杜甫的呼吸，杜甫的脉搏，是随着国家的命运而起伏着，跳动着的，他的喜怒哀乐是和国家的存亡治乱相应的。

杜甫的一生忧国忧民，这与他的忠君爱国思想是分不开的。

三、杜甫的忧国忧民思想源头探究

1．儒家思想的熏陶

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是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发展的。杜甫生在一个有着儒家思想的家学传统的家中，深受祖父杜审言和父亲杜闲的影响，“仁者爱物”、“饥溺关心”的思想根植于杜甫诗中。杜甫非常崇尚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统治思想。这就铸就了杜甫“以天下为己任”的一生。

杜甫一生有着求官的政治理想，然而仕途的不顺，生活的流离失所使他与人民群众关系密切，与人民大众共苦难、同命运，产生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写下大量反映人民疾苦，同情广大人民的作品。如：“三吏”“三别”、《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体现出对统治者能“仁者爱民”的渴望。

2．爱国思想的影响

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深受古人爱国思想的影响，着重表现在屈原和贾谊对杜甫的影响上。

屈原的爱国主要表现在始终如一地忠于国家，把国家的利益看的高于一切，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位伟大爱国诗人一心报国却因楚王听信谗言，虽遭两次放逐，仍为楚国的富强尽心尽力。杜甫两次落第，也同样经历了国家的动荡，一颗至死不悔的爱国之心，和屈原有些许相似。杜甫陷落长安，亲眼看见国家和人民的不幸，他那首“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春望》，倾吐了对祖国山河破碎，国难深重的沉痛哀愁，是屈原“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哀郢》）

对于贾谊，杜甫怀着深挚的敬意。当然，杜甫很重视其文学才能和政治才能，“气劘屈贾垒”、“贾赋才未有”等诗句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真正在杜甫心中引起共鸣的还是贾谊那颗居安思危的忧世之心。贾谊生活在汉文帝“文景之治”的盛世，国家日趋富强，朝廷上下都以为可以坐享太平，独有贾谊深谋远虑，时发忧世之言。和贾谊一样，早在安史之乱爆发的前几年，杜甫就以政治家的敏感觉察到了在表面繁华掩盖下的社会危机。写下《兵车行》，抨击统治者穷兵黩武的开边政策和它所带来的生产的大破坏和百姓家破人亡的悲惨的结果。

3．生于动乱时代的必然性

杜甫所处的时代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他经历了唐王朝的极盛时期，然而安史之乱后，长安沦陷，杜甫亲眼目睹了叛军的暴行，饱尝了国破被俘的离乱之苦。安史之乱使杜甫更深入现实，更清楚的看清统治阶级的堕落、无耻、残酷和无能，也正是这种艰苦的人生经历，培养了杜甫对劳动人民的关爱和同情。动乱的经历使他原本“儒家”忠君济事的思想上，有了更深刻更丰富的内容，他的感情因此更沉郁，他的体验因此更深刻了，也更加深化了他的忧国忧民的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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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彭庆生, 张仁健.唐诗精品[M].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5年版

思想政治表现 第8篇

1 政治关联的内涵

鉴于政治关联的普遍存在和企业战略决策的关键性作用, 国内外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就研究企业高管的政府背景对企业各层面产生的影响。自Fisman (2001) 首次提出“政治关联”的概念后,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该领域, 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进展。虽然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探讨, 但目前对于政治关联的内涵仍未形成一致性的结论。在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 本文提出政治关联内涵的见解。

最初的研究文献将企业的政治关联视为企业与政府首脑间紧密无间的私人关系, 而这种“紧密关系”通常指公司的大股东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本身在政府任职或他们与该国的议会议员间存在朋友关系, 同时也指他们与该国的政治家或者某一政治团体存在关联关系。但由于此定义的政治关联信息定义较为模糊, 难以搜集和整理数据, 所以在学术研究中很少用此种定义衡量企业的政治关联。因此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高管是否正在或曾在政府部门及议会工作为标准, 是国外文献中度量政治关联最常用的方法。

随着研究的深入, 对政治关联的内涵研究也在不断拓展。由于国外政治制度的特殊性, 使得在政治竞选中企业可以通过政治捐赠的方式表达对候选人的支持。因此在部分研究中, 政治关联通过企业是否进行捐赠、相应捐赠金额和比例进行度量, 这种度量方法既可以客观地判断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联, 而且企业政治关联程度强弱也可以通过指标很好的表现出来。但是相比政治影响而言, 企业捐赠可能更代表企业的政治偏好。此外, Betrand et al. (2004) 认为在法国, 只要公司的CEO毕业于精英学校, 同时他们是政府的现任高管或者曾经在政府服务, 就认为该企业是存在政治关联的。Faccio&Parsley (2007) 、Roberts (1990) 将政府官员的生活地或出生地是否与公司的注册地相同为度量标准, 还有部分研究将企业中国有股的持股比例作为政治关联的测度标准。

可见, 对于政治关联的定义和测度方法前人进行了大量不同的研究, 虽然对政治关联的界定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标准, 但将企业的关键人物 (董事长、总经理及高级管理人员等) 与拥有政治权力的政治人物之间形成的密切关系作为政治关联这一观点得到了大量学者的广泛认可。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 这种特殊的政企密切关系体现出了差异化的形式, 既可能以企业与政治人物之间的私人关系作为表现形式, 也可能以企业关键人物参与政治或者以政治人物的经济参与作为表现形式。企业与政府之间密切关系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有些企业与政府之间通过非正常、非公开的权钱交易建立政治关系, 这种通过非正常渠道建立的政治关系具有非法性、复杂性和隐蔽性的特征, 因此不作为本文政治关联的界定范围。借鉴国内的相关研究, 本文关注的是通过正常合法渠道建立的政治关联, 这种政治关联在中国主要通过企业的关键人物具有政府背景或目前曾经参政议政表现出来。本文认为企业的关键人物中只要一人符合下述四个条件之一, 则视其所在企业为政治关联企业:企业高管中成员曾经出任政府官员;有政治背景的人员创业;企业关键人物被选举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企业关键人物直接参政议政。

2 中国制度视域下的中小企业政治关联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日益突出, 但文化传统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 导致目前我国在稀缺资源的分配以及经济等方面政府干预和控制仍然强大, 政府对企业的监管模糊而又粗放, 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和政府的关系,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和限制。鉴于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对企业利益产生的巨大影响, 尤其是政府对优势资源的控制, 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认识到实施政治策略, 妥善处理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性。通过政治策略行为, 影响政府决策, 降低了政治风险, 为企业获得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其中企业与政治人物建立密切的政治关联, 就是一项最重要的企业政治策略。

我国在中小企业建立政治关联主要包括四种途径, 其中, 通过聘任曾经在政府任职的高管和有政治背景的人员创业两种方式建立的政治关联对中小企业绩效的影响与大多数国家相似。由于政治体制的限制, 中小企业家兼任政府官员的情况数量较少。人大代表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中国根本的政治制度, 与其他国家的政府和议会体制相比具有特殊性, 所以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 企业关键人物的政治身份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关联关系与其它国家具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只有通过党委和政府部门的推荐后, 中小企业家才有机会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 尽管通过法律形式规定了人大代表的选举方式, 即县、镇等级别较低的人大代表, 按照参选选民的投票结果直接选举产生;地市级以上级别较高的人大代表, 通过间接选举产生, 而选举权来自于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西方国家的议员选举通过公开方式进行, 而人大代表的选举须经由党政部门推荐, 并不完全公开。因此, 中小企业家只有同党政部门形成良好的关系, 为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贡献巨大力量才有可能获得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推荐, 才有机会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第二, 中小企业家参政议政具有政治荣誉性。随着中小企业实力的增加, 由于企业家的荣誉需求, 参政议政成为满足其需求的有效途径。我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均属于兼职身份, 中小企业家在追求其政治上的发言权同时又可以兼顾自身的本职工作。中小企业家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主要精力集中于企业的生产经营上, 没有时间和精力忙于参政议政。在官本位的文化传统和现行政治体制下,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政治身份更多地被赋予“政治头衔”、“政治荣誉”、“政治光环”的色彩, 是政府与社会对其经营企业成功的肯定和认同。

第三, 中小企业家的政商两栖化。在中国, 虽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数量庞大, 除了少数在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任职的人员外, 其中大多数为兼职身份。他们可能在行政机关、社会福利机构等任职, 也有很多人为企业家或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而在西方的议会制度中, 议员为专职身份, 其选举有职业资格的限制。商人具有参选议员从政的权利, 在参选前必须先辞去之前在公司的所有职务, 商人和官员都不能同时亦官亦商, 否则有违市场竞争的公平原则。而在中国, 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中小企业家兼具了商人和参政者的双重身份, 一方面代表企业自身的利益, 另一方面又代表公共利益, 如果他们利用公权为自己谋求私利, 将与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经济原则相悖, 这对没有从政的中小企业家来说是不公平的。

3 政治关联是一把双刃剑:理论基础分析

企业建立政治关联实质上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可以获取更多的特殊社会资本并可以增强获取这种资本的能力;另一方面, 也会付出巨大的寻租成本, 造成生产资源的无效率。

3.1 政治关联的“效率假说”:社会资本理论

根据社会资本理论, 在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中, 社会资本既是一种资源, 也是一种掌控资源的能力。它的三个维度的核心作用是促进知识、信息、资源等因素的流动和使用效率。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企业的社会资纵向、横向和社会关系资本维度的划分, 强调企业的内外部关系成为营利性资本的这一现实, 从而企业社会资本从关系的角度被定义出来。因此, 企业政治观关联属于企业关系资本的范畴, 是一种企业社会资本。鉴于大量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成果早已验证了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提升的积极意义, 中小企业政治关联的作用也应该是正向的。另外, 也有研究指出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可能被认为是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社会贡献 (Cull&Xu, 2005;Li et al., 2008) , 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 这被认为是企业具有良好发展前景和社会声誉的“信号显示” (Zheng, 2008) ,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有政治关联的中小企业比无政治关联的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有利的资源条件, 这些资源对于企业生产而言是有效率的, 对于企业绩效的提升也具有正向的促进意义, 因此本文把这种情况称之为政治关联的“效率观”。

实际上, 中小企业通过建立政治关联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和额外收益, 这是国内外研究普遍认同的观点。一方面, 中小企业建立政治关联可以为企业带来融资上的便利且更容易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和资助。另一方面, 具有政治关联的中小企业和无政治关联的中小企业相比不易受到行业管制的困扰, 多元化发展更便捷。如韩国和印度的企业通过政治关联得到政府的支持和授权开展多元化投资活动, 促进了企业业务范围和绩效, 而且, 国内外大量研究也直接得出了政治关联能够促进中小企业绩效的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 从理论来说, 根据政治关联的效率观, 有政治关联的中小企业比无政治关联的中小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和额外收益, 这对于提升企业绩效而言是有利的。中小企业通过建立政治关联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和额外收益, 形成企业社会资本, 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

3.2 政治关联的“寻租假说”:寻租理论

根据寻租理论, 企业政治关联就是在企业试图通过建立与政府的亲密人脉关系来增加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形成的。虽然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正在不断推进, 但现阶段政府依然掌握部分资源的分配权, 加之社会体制改革落后于市场化改革, 我国的法制建设水平难以匹配经济发展水平, 市场仍存在许多尚待规范的地方。上述现状使得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的“关系”、“人情”思想依然存在于经济活动中, 企业寻租行为频繁发生。然而, 企业寻租需要付出巨大的寻租成本。理论上, 寻租双方交易的实现是以寻租者的收益大于其建立寻租投入的成本为前提, 但现实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 通常难以保障上述条件, 这也使得以寻租为目的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有可能并不显著, 甚至有可能因为付出了过度的寻租成本而使得绩效降低。例如, 大量研究表明由于非生产性寻租行为的存在使得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 但这些财政补贴大多与企业的绩效及社会绩效不相关甚至负相关。形成社会稀缺资源配置的扭曲带来的无效率。Hellman et al. (2003) 提出的政府俘获理论 (State Capture) 对此的解释是由于权利集中度高、政治透明度低以及缺乏有效的权利监督机制等原因, 转型经济国家的政府官员更可能利用权力谋私, 滋生寻租和腐败, 而企业也往往倾向于向这些官员提供贿赂来促使政府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法规和政策。可见, 对企业而言, 政治关联是一把双刃剑, 使得企业获得更多利益的同时, 也不得不承担寻租活动带来的成本, 而在现实中由于寻租行为的隐晦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 企业通常难以准确衡量量寻租行为的成本和由此带来的收益, 若最终维持政治关联的成本大于收益, 就会对中小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且从宏观层面来看, 基于寻租行为的政治关联也会导致社会资源配置的扭曲, 降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企业外部生存环境的恶化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本文将基于寻租行为建立的政治关联所带来的上述不利情况称之为政治关联的“寻租观”。

上述观点也得到了基于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经济国家的经验证明。Claessens et al. (2008) 对巴西的研究表明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可以获得优惠的银行贷款, 但这些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却很低, 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巴西由此付出的经济成本超过了GDP的0.2%。与之类似, Khwaja (2005) 基于巴基斯坦的经验研究表明有无政治联系的企业取得的银行贷款虽仅为政治关联企业的一半, 但其违约率却是后者低50%。

以上分析表明, 从理论来说, 根据政治关联的寻租观, 中小企业由于寻租行为产生的政治关联需要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 这为企业带来了绩效下降的风险。中小企业建立政治关联往往需要付出非生产性的寻租成本, 无异于减少了盈利资源或增加了生产成本, 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利影响。

4 结语

对企业而言, 政治关联是一把双刃剑, 使得企业获得更多利益的同时, 也不得不承担寻租活动带来的成本, 而在现实中由于寻租行为的隐晦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 企业通常难以准确衡量寻租行为的成本和由此带来的收益, 若政治关联带来的收益低于其付出的成本, 将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利影响。因此, 中小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不能盲目地依赖政府的扶持与帮助, 为建立政治关联付出巨额的寻租成本并不是中小企业的明智之选。企业的主要精力不应是通过政治关系寻租获得竞争优势, 而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通过管理、技术和营销的持续创新获得竞争优势, 运用自身的竞争优势在生产性活动中获得更多的收益, 从而有效地提高企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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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小团体主义思想的表现与成因 第9篇

一、大学生小团体主义思想的表现

人作为一个知、情、意的统一体, 表现为追求真理, 确认价值取向, 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个体一定的情感归属。有些人因为共同的理想相聚在一起, 有些人因为相同的性格而心心相印, 也有些人因为某些偏好而形影相随。总言之, 由于情感上的相互契合使得一群人结成为一个群体, 与其他人的思想与行为发生了相应的差异。

人与此同时还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 有自己的利益选择与追逐, 与别人在利益上存在着竞争与对立, 这是现今社会当中不可争辩的客观现实。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社会, 马克思也指出, 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 单个的个人脱离社会无法生存, 个体脱离与他人、集体、社会、国家的联系无法实现其目的, 包括利益目标。立足于社会化的人的本质, 个人只有结成一定的群体, 服膺于一定的社会群体背景才能成就其谋求利益的愿望。这样, 整个社会被分割成诸多的团体, 在这些团体中个体能实现其对利益的追求与满足。所以说, 人在获取情感生活的同时还作为一个经济体而存在, 有着自身特殊的利益归属。

情感归属与利益归属是人生中不可分割的两面, 共同寄托在人一生的成长与事业之中, 这是人类的共性。大学生作为人世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体现着人类的共性, 诚然具有着对情感与利益的双重追求, 有着个性鲜明的归属。也正是由于他们各自特殊的情感与利益归属, 使得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不同的交际选择。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人正是由于不同的情感与利益归属而分割成不同的群体, 在当今大学生当中也确实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彼此相对独立的团体, 他们有共同的呼声、有共同的情趣、有相对一致的立场、有特别的共同的利益追求。笔者认为, 个性的突出正是通过不同的情感、意志来体现。情感的分属本身并不是坏事, 可是, 大学生属于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 由于他们处在人生的转折点上, 还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感, 也无法理性地培养情感, 这样就容易造成以情感论友敌、以情感论得失等不良局面的产生, 无视别人, 排斥别人, 打压别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同时, 大学中还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分割, 通过一些评奖、评优等形式出现, 由于在利益上具有可操作的一面, 出于对利益的追逐, 大学生们也存在着通过结成一定的团体施行不公正、不公平的方式来获取的行为事件。所以, 情感归属与利益归属在缺乏理性控制能力与长远、整体利益观淡薄的相当部分大学生身上, 很多时候是以小团体来作为归属的, 并进而演变为小团体主义, 形成对集体主义的破损, 危害着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基于上述, 我们可以对大学生小团体主义思想作如此定义:“所谓大学生小团体主义思想, 是指多数几个或更多大学生出于一定的情感满足或利益追逐的需要, 形成情感上共鸣、利益上密切联系的团体, 通过不正当手段或不公平方式来满足情感上的需求或利益的获取, 对其他同学或集体构成不同程度的情感伤害或利益损伤, 是大学生当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错误思想。”

下面我们来罗列大学生小团体主义思想行为的具体表现, 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种基本状况:

首先, 也是表现比较突出的就是在大学校园中还存在并盛行着大量的地缘组织, 他们通过同乡会的形式出现。同乡会以省、市、县, 甚至以乡镇为单位, 建立组织, 定期聚集在一起, 以说方言为乐、以践行地方习性为荣, 互帮互助, 融为一体。这类组织对刚进入大学的新生来说特别能起到情感上的安慰作用, 这也是它有生命力的客观原因。但是, 这些同乡会较多地演变成了乡党组织, 蜕变为利益小团体组织。由于经常加入乡党组织生活, 使得许多同学冷漠班上的同学, 退避班集体, 排斥异乡同学, 让自己拘泥于狭小的生活圈中, 形成无视大集体而唯有小集体的观念。更有甚者, 通过同乡会, 部分大学生产生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小团体主义思想观念, 通过以不正当途径帮助同乡加入学生会、团组织, 相互提携, 造成学生党团组织成员的地缘化趋势, 有些同乡会还为组织成员通过不正当渠道或不公平竞争谋取名誉与利益。更令人吃惊的是。有些乡党组织还将一些老师纳入其中, 而这些老师中有些还是辅导员, 掌管着学生的评奖、评优, 在助学金、奖学金、困难补助等一系列利益上有着一定的决定权。由于这些老师的立场出现了偏差, 引发了他们在评定、裁决上的乡情取向, 不能公平地处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其次, 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哥们儿意气对血气方刚的大学生而言很有吸引力, 导致部分大学生醉心于拜把子、结兄弟、结姊妹, 表现较为典型的是以宿舍为单位, 也有跨班级、院系的, 几个青年男同学或女同学结成兄弟或姐妹, 学习生活上相互照应, 情感上相互默契, 利益名誉上同舟共济, 形成一个“坚固”的堡垒。由于他们在价值观上缺乏正确的立场, 因而在选班干部、评定优秀、奖学金、助学金等一系列名誉与利益问题上帮助说好话、说假话, 拉选票, 甚至排斥、压制其他同学, 诋毁其他同学, 造成对别人的人格的侵犯等。有些在考试中还互相“帮助”, 以渡过难关。当团体内同学与别人出现摩擦时, 其他成员以帮忙解决为荣, 有时不失“两肋插刀”的“英勇”行径, 表现得非常冲动、武断。

最后, 大学生中各类追星族大量存在, 有对球星的崇拜, 对影星的痴迷, 有对名人的极端推崇等等, 这些族类形式倾向于发展成为小团体组织。部分同学由于情趣上的一些机缘巧合走在一起, 经常在一起演练某些歌星的歌曲, 言论那些星爷、星姐的事迹, 模仿他们的行为, 以拥有“超凡”的偶像而感到无上的光荣。他们当中有部分人恶意讥讽不崇拜自己偶像的同学, 认为他们没品位, 认为信奉其他偶像的同学则是水准差、眼界低。无视其他同学选择的自由, 认为与自己相左的选择就是与自己对立, 就是异类, 不值得尊重。目前国内部分高校也曾出现球迷们互相打斗、追星族们相互攻击等诸如此类的事件, 这说明由于偶像崇拜将部分大学生联结成了一个个小团体, 为了该团体的狭隘名誉与利益, 他们彼此之间产生了对立与摩擦, 甚至发展到严重的对垒, 不惜大动干戈。

诚然, 大学生小团体主义思想的表现远不止以上三类, 我们仅就表现较为突出的方面作出描绘。

二、大学生小团体主义思想的综合成因

引发大学生产生小集团思想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背景, 这其中存在大学生本身的原因, 还有客观社会环境的影响与中外思想文化中的一些糟粕、遗毒在起作用所致。因此, 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详细地分析产生这种思想的原因:

首先, 中国传统封建宗族思想的祸害。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宗法等级社会, 以血缘为纽带将人民牢牢固定在相对确定的地域上。传统社会实施家国同构, 盛行家属统治或治理, 家庭、宗族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利益、名誉息息与共, 土地、财物是以家庭或宗族为单位进行分割的, 一个家庭或宗族代表着一方利益,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这种宗法等级社会非常适应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 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能够绵延两千多年的重要缘由。由于家国同构, 在分散的地域, 家族是经济的实体单元, 一个家族居住在一起, 共同生产、共同分配, 个体或小家庭以家族为依归, 无法脱离家族生存。家族利益代表着个体利益, 个人以家族作为利益体现的代表。个体以能为家族带来利益或名誉为荣, 所谓光宗耀祖、支撑门庭都不是简单地为着个人, 而根本目的是自己的家族。个人利益的谋取往往要借助于家族这个平台, 出生在豪门, 即使不学无术, 依然可以凭借自己显赫的家族背景而轻松地获取功名与利禄。而个人即使才华出众, 但若是出身低微, 则很难有出头之日, 即使能够博取功名, 但由于其他家族的排斥而很难有大的发展。综合以上来看, 封建等级宗法体系的长期存在是中国小团体主义思想的温床。可以夸张地说,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 主要体现为一个小团体主义主导的历史。但是, 虽然家族意识非常浓厚, 但一旦国家利益蒙受侵害时, 由于家国同构的利害关系, 中国人还是能舍小家而顾大家, 舍小我而顾大我, 家国同构模式同时也能让人们认识到没国就没家, 一定程度上能够凝聚人心, 激发爱国主义情感, 这不能不说它还有积极的一面。但一旦国家危机解除, 宗族、朋党之间的斗争就成为了主要的斗争, 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内乱不休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维护家族利益, 强化家族意识, 各家族都会修订族谱, 编写族史, 订立族规, 定期举行族类的祭祀庆典活动, 让个人牢记自己的宗室归属, 为家族增荣添耀。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动摇了传统文化的根基, 但并没有改变中国传统小农社会的落后局面, 家族观念仍然还在延续。新中国成立以后, 推行集体主义教育, 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们的家族意识, 但两千多年根深蒂固的封建残余依旧在民间广泛存在, 如今在农村, 进行家族串联的事件还频频发生, 族类争斗也表现得较为残酷。这些封建遗毒给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他们肩负着光复家族的重担, 读书的初衷主要不是为国家作贡献, 也不是为自己谋前程与幸福, 而主要是为着家族的兴衰荣败。带着家人、家族的厚望, 身处异乡, 孤立无援, 摆在他们面前的就是怎样快速地建立交际网络, 这样容易导致他们去寻找同乡人作为情感与利益的归属, 把他们作为家族利益的外在化身, 从而形成小团体。

同时, 作为封建社会的遗毒之一的哥们儿义气对血气方刚的大学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由于年轻人情感冲动性强, 处理事情任凭意志办事, 对义气由衷地推崇, 但又不懂得其真正的含义。这样容易导致一些前卫的大学生拜把子、结兄弟、姐妹的行为。为了自己的“兄弟”、“姐妹”, 他们肯不顾一切地全力以赴,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有利益同争取, 有困难、摩擦同对付, 只要招呼一声, 大家不分青红皂白齐上, 以帮助兄弟姐妹化解“危机”为乐, 不顾事端是否在理, 是否公正。这样的血气、冲动行为是当前小团体主义思想的一大典型表现, 目前, 部分高校还经常存在学生打群架事件, 有些同学帮兄弟打完架之后还不知道事情的原由, 这不能不说明为了自己的小团体的所谓“名誉”与“利益”他们的行径表现得相当地无知与浅陋。

其次, 西方近代以来逐渐演化并盛行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潮对大学生的渗透影响。西方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 带来了对人、人性的重新发现, 世人摆脱了中世纪以来受制于神的束缚, 社会倡导个人的自由和幸福, 个性得到极大的解放, 个体的充分实现转化为自我感觉与愿望的最大满足, 个人主义由此得以滋生。西方近代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兴起, 将个人的感觉经验推向了极致, 以个体当下的感觉经验作为判定是非得失的标准成为当时的热衷。在人性论上则相应体现为自然人性论, 以感官享受的当下满足作为人性得到张扬的唯一标准。从自然人性论出发, 西方思想界大多数学者将自私自利界定为人的本性, 高扬“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的论调, 将利己主义推向了顶峰。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表现为以个人利益、行为、思想为中心, 排除异己, 以谋求自我“幸福”的最大化。而由于现今社会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社会, 单个人无法立足, 单个人无法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思想行为就朝着小团体主义思想行为转化。个人主义与利己思想对缺乏长远眼光、整体利益观念的大学生非常具有渗透力, 致使他们追求个人享受, 计较个人利益得失, 讲究无条件地满足个人当下快乐与虚荣, 在意识到凭借单个人无法实现自我利益与快乐时, 便借用小团体的力量来实施, 并进而产生小团体主义思想意识。

最后, 大学生自身的心理特征是促使他们形成小团体主义思想的重要原因。部分大学生独立能力弱, 无法独自应对生活, 使得他们寻求帮助的心理非常迫切。而一旦身处陌生的环境, 对异己的人群身怀戒备心理, 遇到熟悉的乡音就感觉到特别的亲切, 这样容易部分学生卷入乡党之列, 形成小团体交际局域。心灵脆弱, 从小得到呵护的一些大学生们害怕孤独, 无法直面孤独, 使得他们渴求庇护, 更希望得到比别人多的爱护, 而老师则对同学一视同仁, 容易导致他们心理失衡, 转向到寻求同乡的同学或投缘的同学求得更多的精神安慰, 加入同乡会或各类组织是他们的一个非常迫切的心理。而大学中对同乡会等组织缺乏正确的引导, 容易致使这些组织蜕变为利益小团体, 冲击着大学生活的公平与正义。大学生们处在生理、心理成长、发育的高峰期, 情绪相对不稳定, 容易冲动, 喜欢率性而为, 勇于表露自己的情感, 只要情投意合, 就肯为对方竭尽全力地、不惜代价地应对各种“困难”, 对江湖义气非常仰慕, 这也是形成小团体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现阶段的大学生大部分是独生子女, 他们从小就享受着尊贵, 得到细致入微的呵护, 个人要求从来都是绝对满足, 他们是家庭的绝对中心, 这样容易养成唯我独尊的心理特征, 看不得别人不顺自己的心意办事, 容不下别人与自己观点立场相左或情趣不投, 也就是说缺乏足够宽容的情怀。以不宽容的心理与异己的同学相处, 容易导致部分大学生冷漠同学, 离异班团集体, 而转向寻找所谓的“知音”, 并进而结成小团体。

思想政治表现 第10篇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市场经济环境中, 利益关系比较复杂, 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标准逐渐变得模糊。另一方面, 市场环境中, 不同群体、不同利益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和矛盾。面对市场经济环境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为了有效的改善这些不良现象, 采取一定的措施, 加强青少年的政治教育是很有必要的。

二、市场经济环境下青少年思想政治表现所存在的问题

虽然目前青少年思想政治表现的主流是积极健康的, 但是通过对当今青少年思想政治表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 部分青少年的思想政治表现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例如:人生观不积极、心理素质较差、政治热情不高等等具体表现在现实的生活中, 主要有以下不良的行为。

1) 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的一些传统思想观念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对部分青少年的思想观念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因此部分青少年在政治信仰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例如:入党动机不单纯、政治立场不坚定、马克思主义思想淡薄等等。

2) 市场经济是一个法治经济的时代, 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 青少年的法制观念跟不上市场经济的要求等原因。因此目前很多青少年都存在法律意识淡薄的问题, 因此近几年来青少年犯罪几率明显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并且部分青少年还存在着较强的特权意识, 一些“富二代”、“官二代”仰仗着自己家庭的权利和财力干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 这造成了严重的不良社会风气。

3) 市场经济的繁荣, 极大的改善了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随着人们收入情况差距的逐渐拉大, 部分人的奢侈生活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 从而造成部分青少年价值观出现一定的偏差, 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以及自私自利的现象。部分青少年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大都存在追求高消费、不理性消费的现象。这些不良的青少年思想政治表现进一步的说明,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必须加强对青少年思想观念的正确领导, 树立青少年艰苦奋斗的良好品质。

三、市场经济环境下, 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

(一) 增强青少年的主体意识

主体意识主要是指主体的自我意识, 主体意识是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依据, 同时主体意识也是人存在意识的前提。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加强青少年的主体意识, 主要是要强调青少年应该认清自我位置, 应该对社会责任和个体责任勇于承担。另一方面, 增强青少年的主体意识, 应该让他们清楚的认识到个人在家庭与社会中与他人的关系, 积极地发挥主体意识和对他人的尊重与认同。个体意识的强弱对个体对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的正确认识有着重要影响。

(二) 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应该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

在进行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选择时, 教育内容应该具有一定的针对性, 切记教育内容的泛泛而谈。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内容的选择时基于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所存在的负面问题进行的, 因此只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才能促动青少年的思想, 进而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 青少年思想政治主流的正确方向。

(三) 加强诚信教育

诚信教育不仅仅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培养青少年诚信品质的道德教育, 同时诚信教育还是一种更加全面的道德教育。加强青少年的诚信教育, 不应该仅仅将青少年诚信教育作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还应该把培养青少年诚信的品质看作是健全青少年道德品质的一个有效途径。同时还要注重对诚信理念的弘扬, 这样才能有效的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 诚信教育不只是简单的说教, 还应该使用制度性的力量进行保障, 因此加强诚信教育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信用立法的保障机制, 采用社会制度加强诚信生存环境的形成。

(四) 培养青少年正当竞争的精神

各经济主体之间为了某种经济利益争夺有利条件的过程就是人们所谓的市场竞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普遍, 培养青少年正确的竞争与合作的精神, 才能确保青少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实现共赢。另一方面, 培养青少年正当竞争的精神还必须排除各种非道德、非法因素的干扰和介入, 国家应该采取必要的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 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四、结语

总而言之, 市场经济给人们的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同时也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市场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趋势, 面对市场经济给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消极影响, 应该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措施, 加强市场经济环境下对青少年思想政治的教育, 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 青少年思想政治主流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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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苏轼思想中儒释道特征的表现 第11篇

关键词:苏轼思想 儒释道特征 表现

宋朝实行的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大大促进了文化的高涨和繁荣,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思想界,亦出现儒释道三家进一步融合的趋势,士大夫阶层亦呈现学者化的倾向,这就导致了宋代文人思想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士大夫们出入于儒释道三者之间,构建着适用于个体生存的哲学理念。苏轼,作为宋代文人最杰出的代表,其思想即体现了对三家学说的兼收并蓄和博采众长。

一、儒家思想表现

1.两次在朝:直言敢谏、勇于进言

苏轼一生有两次在朝为官的时期,一次是熙宁年间的王安石变法时,一次是元佑年间新法垮台,两次任职都与王安石的政治改革密切相关。王安石的变法由于用人不当和措施激进,出现了很多问题。苏轼三次上书皇帝,指责变革措施给百姓带来的不利,结果受到排挤被迫离京外任。后来神宗皇帝病死,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等旧党,苏轼亦转被召回朝延担任起居舍人、翰林学士之职。对司马光不分利弊、尽除新法的行为,苏轼感到不满,进言直谏,结果又受到旧党排挤,再次离京外任。

苏轼对变法的态度是取决于其是否真正有利于国家人民,有利的他就赞成,不利则坚决反对。新法本就有利有弊,因此无论是王安石的力行措施还是司马光的全盘否定,他都不能认同。即使是最后被贬官革职,苏轼都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为民而进言直谏。

2.两次外任:为官一任、惠民一方

苏轼两次离京后便是两次的外地任职生涯。他任官一处,即惠民一方,总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为老百姓多做好事。徐州发大水,身为长官的苏轼几周没有回家,每天住在城墙顶上的小棚内,监督修固外墙的工作,洪水退去后,苏轼为防后患,请求朝廷拨款兴建堤坝,在其努力下,奏事获得了批准。

苏轼每到一处,都关心民疾,体察民情,利用自己的有限能力或上表朝廷,请求救助;或亲身奔波,替民解忧。他不追求能有什么丰功伟绩,只希望在其任上能为百姓多做些益事,百姓过得舒适,他便很高兴了。

3.两次贬官:道义所在、义不容辞

“乌台诗案”后,苏轼贬谪黄州,政治坎坷和生活磨难并未消磨尽他的济世之志和忧民之心,凡系良心和道义所在,他总是想方设法解决一些问题。元丰三年,他耳闻目睹黄鄂间溺杀婴儿的现象极为普通,逐写下了《黄鄂之风》一文,并致信太守朱寿昌,提出禁止溺杀婴儿的措施。后苏轼与古耕道等成立“育儿会”,“请安国寺僧继连掌其籍岁、具办募捐救济事宜”。在海南,苏轼有感于当地农事荒芜和文化落后的状况,便热心规劝农夫勤劳耕种,并自办私学、启蒙教化、培育英才。据《琼山记实录》载:“宋苏文忠公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公启之。”这些记载,正是后人对苏轼在海南教育业绩的肯定。

苏轼身处逆境之中,亦不忘国事,他抓住可能的机会尽力地为国为民做一点切实的事情,这一点是极难能可贵的。

二、释家思想表现

1.破除人生执著

苏轼于佛教宗派中最好禅宗,这和宋朝大多数文人的兴趣是一样的。禅宗不住于相、平常心是道的教理深刻影响了他的思维方式,使他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借鉴运用着这一哲学,为自己的身心修养服务。苏轼一生,起落不断,遭遇颇多,面对现实和命运带来的种种磨砺,他选择了用一种平静和达观的心态来对待,对一切都“破执”,力求保持着个人心灵的自由无碍。

在政治上,苏轼一方面要坚持儒家正直坦荡的为人原则,一方面又要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他便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跳出困境,重获生机。苏轼的两次外任都是他自己提出来的,这说明苏轼并未执著于个人政治理想的难以实现,而是选择了寻找另一条适合的途径来施展才能,重建功业。外地为官,他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对于百姓来说,这些好事要远比旨在国富民强的新法实在得多。

在文艺创作上,苏轼主张行文自然,言随意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文章乃个人思想感情之自然流露,因此刻意为文、专事雕琢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这种一切任凭自然的作文观正与禅宗“平常心是道”“行住坐卧、皆为道场”的义理有着相通之处,两者都强调了不要刻意追求既定的目标,而应随顺天性、本乎自然。

2.淡化苦难意识

“乌台诗案”的获罪入狱和黄、惠、儋三地的贬官生活加深了苏轼对人生的体验和思考,使他在认识苦难的同时又不停地寻找着心灵解脱之法。

“乌台诗案”一事后,苏轼谪居黄州,那里生活困难,处境艰难,但苏轼仍保持了较为平静的心态。于黄州所做《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词体现了苏轼自身对苦难的感悟和消解,“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天晴天雨无心挂念,宦海沉浮亦可淡然处之,这正符合了禅宗“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要旨。

绍圣年间,苏轼被贬地处蛮荒之地的惠儋二州,生活就更加艰辛。物质生活的极度贫乏,精神世界的极大苦闷,都加重了苏轼的生命重负和苦难意识,但他非凡的承受力和灵活通脱的哲学观将这一切都淡化了。苏轼在惠儋二州所作诗文大都体现了他随缘任运、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这种不计得失、随遇而安的心境,正好与佛教“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之说相似。

三、道家思想表现

1.回归自然

“道法自然”,这是道家哲学的基本理念,“自然”一词可指抽象的天地常理,也可指具象的自然之物。道家的理论核心是老庄思想,宋代文人深受老庄思想的熏陶,苏轼即对老子的返璞归真和庄子“逍遥游”的追求有着自己的发挥和应用。

苏轼一生都在各地奔波,每到一处,尽管起居难置,他仍不忘亲近自然,在空闲时尽情领略天地美景和江山风物。苏轼不是旅行家,因此他不必寻找所谓的名山大川,举凡最平常之白云、明月、江水、清风便能引起他的兴致和闲情。亲近自然,一要有闲适的心境,二要能体味蕴含于平常之物中的美妙之处。苏轼借这一点获得了心态的平衡和精神的愉悦,既超越现实,又未脱离现实。

2.修身养生

道家历来主张通过特殊的修炼而脱离人界,成仙永生,其方式往往是炼气或服食丹药。仙人去来自由,逍遥自在的生活谁人不羡,苏轼亦不例外,然而他对仙境的存在与否终究是心存怀疑的。“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与其去追求虚无缥缈的仙界,倒不如让自己在人间活得更好些吧。于是苏轼就利用道家之术来修身养生,他吸取其中有利于屏除杂念、淡薄欲望的有益成分,来帮助自己培养良好的情操和生活习惯,借此以摆脱世间烦恼和保持内心的夹角。苏轼虽然向往仙境,但却没有沉迷于长生不老的传说,故而也就没有出现因误服丹药而深受其害甚至丢掉性命的现象,他只是辨证地将道家清心寡欲、清静无为的理念用来修身养性。

总体来说,苏轼的人生观是积极的。他根植于儒家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同时又借佛、道思想来缓解个体的内心焦虑和生存困境,从而构建了一种相机转化、灵活通脱的人生智慧,实现了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有机融合。

将苏轼的哲学思想应用于现代,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认为:“儒”应为个体基本处世态度,即在有限的生命时光里力求有所作为;“释”可作为心灵的调解方式,在生活中不要太执著于个人的荣辱得失,能保持一种随缘任运、乐观旷达的情怀;“道”可当作一种美好的精神追索,在纷扰尘世中找机会亲近一番自然,偶尔追慕一下缥缈的仙境和永恒的自由,虽不切实际,于精神上的满足又有何不可?儒释道三家思想虽早已远去,更非当今社会之文化主流,但因其对思想领域和精神世界的探究和追求,其哲学意义应永不过时。有效地将三者融合,借鉴吸收各自的积极成分,必将有利于提高人生境界,完善自身的人格。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宋代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

[2]《王水照自选集》王水照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3]《苏轼研究》第112-113页,潭玉良著,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

[4]林语堂著《苏东坡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5]《苏轼散文选集》第293、30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

思想政治表现 第12篇

艺术思想的相关理论认为，人类早期的艺术行为都与巫术和神话有关，而且它们本身就是艺术创造活动。因此，巫术和神话的特征兼具艺术思想的特征——想像性和审美判断性。可以说，巫术是艺术思想最早的语言形式。古琴与巫术存在着直接而神秘的血缘关系，最早的古琴是作为巫术活动的一种法器，最早的琴歌属于巫歌。早期古琴曲的创制也都与古代神话传说有关，较著名的如伏羲说、神农说、黄帝说等，其中以伏羲说最为著名。《琴操》云：“昔伏羲氏之作琴，所以修身养性，返元真也”。

与巫术和神话密切相关的古琴艺术，伴随人类艺术思想和艺术实践的发展而传承。综观古琴文化的制琴、记谱、琴曲等诸方面，都蕴含了深刻的艺术思想，它们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溢着丰富的艺术想象，彰显出生动的审美情趣。

一、古琴：艺术思想的直观载体

古琴具有形、质之美，单从“器”的角度看，古琴本身就是其艺术审美情趣与艺术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琴艺术存在、延续与发展的直观载体。

古人选琴与制琴的基本依据是广大和神秘的天地形态，从其最基本的“巫术用途”出发，古琴这一载体所要传达的是天地的浑然真气以及人在天地间的一种“惊惧和浩然”。造这样的乐器，不是简单地用以发泄日常悲喜之情，而是要籍之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古琴蕴含了古人丰富的审美判断，这一点，在古琴的各部位的命名上就有最直观的表现。

古琴各部命名与人相仿，如琴首、琴额、琴项、琴肩、琴身、琴腰等。琴面上的各部位命名与大自然相关，如岳山、承露、龙池、凤沼、天地柱、雁足等。七弦经岳山、龙龈以及琴底一对雁足是象征北斗七星。龙池、凤沼象征上山下泽，天圆地方。十三徽象征一年十二个月加一个闰月。它把奥妙无限的自然与现实的人联为一体，似乎囊括了整个天与地，一个小宇宙。此外，古琴无论从材质、形制，甚至配件的各种式样，几乎都与神话传说有关，如伏羲式、神农式、仲尼式等。

古琴作为一件用于演奏的乐器本身就是一件无上的艺术品。“未成曲调先有情”，三尺古琴中蕴含了丰富的艺术思想，是人类丰富的艺术想像力和对美的把握能力的最直接的和直观的载体。

二、琴谱：艺术思想的理性归纳

乐谱是一种用理性的思维方式记录音乐诸要素的形式，古琴谱也不例外。古琴最初是巫术法器，演奏传承靠口传心授，后来出现一种用文字记述古琴弹奏指法、弦序和音位的记谱法——文字谱。因文字谱过于繁复，使用不便，后经唐代琴家曹柔减化，发展成为减字谱，一直沿用至今。减字谱极大简化了原来的文字谱。这种既有明确音高、音位，而且有手法、表情标志的乐谱具备了更多的科学性特征，更利于学习和掌握。

但与一般乐谱大相径庭的一个特点是，古琴谱不仅没有对音乐四要素之一的“时值”做出标记，对于旋律、节奏、强弱等诸项因素，也不在琴谱上给予固定。可以说，古琴谱将最大的想象和自由空间留给了演奏者。

基于古琴记谱法的特殊性，“打谱”成为古琴演奏者的一项独特工作。打谱时，演奏者以古琴曲为据，分析，考证、揣摩琴曲意境，经千百遍的弹奏试验，才能逐步确定腔韵和句段结构，才有可能将一首久已失响的古曲近乎原貌的展示出来。由于打谱者感受、人生感悟、艺术的审美修养不同，使古老的古琴艺术变成了一种开放的系统，使琴乐成为一种活的艺术，这是世界上任何一种记谱法都无法比拟的。

正因如此，琴谱所蕴含的非理性的想象空间及演奏者个人的审美判断远远超过其理性成分。它由丰富的精神领域出发，不断吸纳演奏者的无穷想象和对美无限追求的艺术思想，使得琴曲历久弥新，穿越千年却魅力依旧。

三、琴曲：艺术思想的意境显现

艺术思想最终都要通过艺术作品得以表达和显现，并且具有象征性视觉语言形式。任何一首琴曲，最终都通过人即演奏者来实现，而成为艺术思想的最终显现形态，听者才能真正体会到“星从徽里发，风来弦上吟”(释彪《宝琴》)的意境。

“知音”一词源于高山流水的典故，当伯牙操琴时，钟子期便感知到：“巍巍乎若泰山”，或“洋洋乎若江海”。这说明琴家演奏时“胸中自有丘壑”，艺术想象和审美蕴含其中，听者也可感受和加入其中，琴家与听者共同创造艺术的审美境界。有的琴曲通过对大自然的描写来表现人的内心，如琴曲《梅花三弄》表达人们对梅花的敬爱，通过主题三次优美而富有动感的出现，生动描绘了梅花生机盎然、傲雪开放的美妙意境，体现了人们对坚贞不屈的节操与品格的追求，深含古人的审美情趣。

琴曲启发想象，引领人们进入美的世界，显现了一种想象式的视觉舞台形式，使人在不知觉中进入一种深刻的审美意境，这正是古琴艺术的独特魅力。一首踏过历史的古曲，穿越千年的声音，苍茫而淳朴，它直沁入你心灵的最深处，在听闻中就引领你进入艺术的审美和想象境界。

总之，古琴、琴谱、琴曲分别把以器为用的“善”、以音度心的“真”、以人为本的“美”的艺术思想的本质阐发的淋漓尽致。古琴音乐具有实实在在的艺术性、深刻的历史感和内涵的思想本质即艺术思想。在古琴文化整个系统中，艺术思想居于中心，通过它的显现，使人们得到了一把进入审美之门的珍贵钥匙，向世界传达永恒的艺术思想。著名作曲家谭盾说：“我们的生活、梦想的回归，其实是文化，而不是物质上的兴旺”。一旦人们抛去功利世俗，而只用不羁的想象，审美的眼光去欣赏，人类艺术思想便得到了永生。

摘要：古琴是中国最具民族精神和审美情趣的传统乐器。古琴文化蕴含了深刻的艺术思想, 表现人类生动艺术想象和艺术审美情趣, 它所蕴含的丰富的艺术思想, 是带领人们进入艺术审美之门的珍贵钥匙。本文从艺术思想的直观载体、理性归纳、意境显现三个层面, 对古琴、琴谱、琴曲等诸方面的艺术思想特征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艺术思想,直观载体,理性归纳,意境显现

参考文献

[1].祝小平著.《艺术思想论》.上海音乐出版社.

[2].易存国著.《太音希声——中华古琴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

[3].章华英著.《古琴》.浙江人民出版社.

[4].郭平著.《古琴丛谈》.山东画报出版社.

[5].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

[6].孙继南, 周柱铨著.《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