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次关系范文

层次关系范文（精选11篇）

层次关系 第1篇

2002 年7 月25 日晚9 时许, 被告人陈美娟将甲胺磷农药注射入被害人家门前的丝瓜中,致使被害人食用后中毒, 引发糖尿病高渗性昏迷低钾血症。 送至医院抢救中,医院诊断不当而仅以糖尿病和高血压症进行救治,导致被害人经抢救无效而死亡。 2002 年12 月24 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此案例中,被告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介入了医院的过失行为,在此情形下能否将死亡结果归责于被告人? 在这个问题上,大陆法系的大多数刑法理论秉承单一的因果关系理论,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理论聚讼,缺乏层次性的判断。 例如在陈美娟一案中,法院指出,“没有被告人的投毒行为在前,就不会有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故其辩护理由不能成立”。 考察法院判决的思维,其显然是采用了条件说的分析进路。 但仅凭条件说是否就可以认定被告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呢? 答案显然是存在疑问的。 由此可见,大陆法系的因果关系认定多采用单一的标准体系, 常常将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一并判断, 甚至混为一谈, 得出的结论很有可能不尽合理, 在这点上,英美法系“双层次的因果关系”认定进路对我们有所裨益。

二、英美法系因果关系的双层次矫正路径

因果关系的理论就是因果律(Causation),它发迹于物理力学,起源于哲学理论。 毫不夸张地说,在法律中再无一个比因果关系更难处理的问题。[2]因果关系确立于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个人责任,即因果关系将个人行为与危害后果相连接, 并以此为基础确定刑罚的轻重;二是公平原则,即因果关系将刑事责任限制于产生了危害后果的个人行为。[3]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绝非哲学上的因果关系,在认定上必须与价值判断相结合。 例如英国大法官萨尔蒙(Salmon)认为,什么造成某一事件的发生是实际的事实问题,最好由常识而非推理理论解决,[4]至少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公共政策以及法官和陪审团关于被告人道德可谴责性的价值判断, 以及在特定案件中有关正义的直觉”。[5](P126)因此,大陆法系以哲学上的因果关系替代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抑或将条件说与客观归责等理论相对立的做法有失偏颇。

在英美法系刑法中,基本确立了“事实—法律”双层次的因果关系认定模式, 在这一认定模式中,第一层的事实因果(Factual Cause;Cause-in-Fact)建立于自然科学之上。 建立因果关系的第一步要询问:被告人行为是否系特定危害结果的事实原因?这个问题需要通过but-for公式进行检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事实因果关系建立。[6]即事实因果的核心在于but-for标准(but-for Test)的检验,在but-for标准无法适应的情形下, 再以 “实质因素标准”(Substantial Factor Test) 和 “ 一个充分原因组中的必要因素”标准(Necessary Element of a Sufficient Set,以下简称NESS标准)进行补位。 第二层的法律因果(Legal Cause;Cause-in-Law)基于对事实原因的限制,将法律原因从纯粹的事实因果关系中区分出来。 法律因果的核心命题是近因原则(Proximate Cause), 该原则源于法律谚语In jure non remota causa sed proxima spectatur, 即在必要条件的基础之上,还需探讨因果关系的法律目的。[7](P74)确定近因的具体原则又分为观念说、预见说、政策说等(见图1)。 总之,英美法系刑法正是通过事实因果关系 —法律因果关系这样的双层次矫正体系逐步判断因果关系的成立: 要认定行为对结果产生的因果力,不仅要认定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而且要进一步认定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三、事实因果的核心命题:but-for标准及其修正

对于基本因果关系的界定,有的学者采用“主要原因说”,有的学者采用“有效充分原因说”,但占主导地位的仍是 “扩张的检测标准”(the Expansive Test),在该标准中,如果没有A,即没有Z,则A是Z的原因,这被称为but-for公式,也被称为“条件公式”。

but-for标准的缺陷也显而易见。 一是其不能解决“并行因果关系”(Concurrent Causation)的问题,例如,事前没有商议的甲、乙两人同时向A开枪,两处致命伤均可单独导致A死亡。 根据but-for标准,如果没有甲的行为,A会死于乙的行为;如果没有乙的行为,A会死于甲的行为,因此甲、乙均认定为未遂,对A的死亡结果各自不承担责任,这样的结论显然不合适。 针对该缺陷,一种方法是采用NESS标准加以填补, 后文将做详述。 另一种方法是针对but-for标准的表述方式加以修正,将 “ 如果没有行为人的行为,社会危害结果是否会发生”修正为“如果没有行为人的行为,社会危害结果是否会这样发生”。 按照这种方案,上述例子中产生的危害结果就不仅是A的死亡,而是A“中两枪死亡”,[8](P166)就该实际损害结果而言, 两人的行为与其都具有因果关系。这种修正方法虽然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也存在其他问题。 例如,甲将被害人A点燃,A情急之下跳入河中被淹死,根据该修正方案,由于A“被淹死”的结果并非甲点火的行为所致,因此A的死亡与行为人的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但该结论并不妥当。

but-for标准的另一个缺陷在于打击面过广。 例如,根据but-for标准,在甲杀害A的情形下,如果没有甲的母亲生育甲,A就不会死亡,因此甲母亲的生育行为与A的死亡具有因果关系, 这显然不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把怀孕的被告人的祖父母认为是后来子孙所犯之罪的原因,显然是荒唐的”,[9]由此可见,单纯的but-for标准并不能完全地解决因果关系的问题, 而NESS标准与实质因素标准建立于but-for标准之上,用以弥补but-for标准的缺陷。 简言之,“并行因果关系” 的问题用NESS标准解决更为合理,而“实质因素标准”对限缩事实因果认定范围起到了异常重要的作用。

(一)NESS标准:由原因向原因组的嬗变

对刑法因果关系的很多认识都源于侵权行为法(Tort Law) 和研究侵权行为法的学术文献,[8](P166)NESS标准便是其中之一。NESS标准的哲学根基是休谟的因果律理论。 根据其理论,每个结果的发生均由一组与其相关的先在条件所共同组成的原因导致。 详言之,一个特定的条件是一个特定结果的原因,当且仅当这一特定条件是一组先行条件集合的一个必要因素,而这组先行条件对于结果的发生具有充分性。 充分性条件集合允许其他复数的充分性条件集合的存在。 NESS标准的提出者Wright自信地指出, 综合了必要条件理论和充分条件理论的NESS规则可以解决一切案件的因果关系问题。[10]

NESS标准可以妥善解决并行因果关系的困境。 例如,毒药的致死量为5 个单位,甲、乙分别投放了5 个单位和3 个单位的毒药,按照NESS标准,甲所投放的毒药和乙所投放的毒药结合后导致丙死亡, 两份毒药构成一个充分原因组(A Sufficient Set),乙的行为系该充分原因组的一个必要条件。 因此,乙的行为系丙死亡的事实上的原因。 由此可见,如果说条件说是一种平面上的理论,NESS理论就是立体的。 它将造成结果的条件组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判断,避免了条件说中“并行因果关系”所造成的困境,使得每个对结果发生起到实质性促进作用的行为人都将为此负责。

相比but-for标准,NESS标准的优势也成为其缺陷,即对原因做整体判断。 例如,未经商量的甲、乙同时向A开枪,甲射中心脏,乙射中手臂,导致其死亡。 仅从侵权法的角度来看,根据NESS标准,A的死亡结果与甲、乙的行为均存在因果关系。 进而将甲的行为评价为一个量X, 将乙的行为评价为一个量Y,总量X+Y,甲与乙的内部赔偿责任分别是X/(X+Y)、Y/(X+Y)。 但问题在于,侵权法中因果关系的确立是为了解决责任分配问题, 成立范围较广。 但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应当是“全有或全无”的,不可能让部分行为人承担总量中部分的刑罚。 上例中如果让甲、乙分别承担与A死亡结果相称的刑罚总量中X/(X+Y)、Y/(X+Y)的量,显然是不妥当的,只能得出A的死亡与乙的行为不具因果关系的结论才是妥当的。 据此,笔者认为,对将NESS标准引入刑法领域应当采审慎态度,在并行因果关系以外不得任意扩张。

(二)实质因素标准:法律不问琐事

所谓实质因素标准,是指在事实因果关系中,对危害结果作用发生微小、仅具有理论意义的原因并非“事实原因”,换言之,只有“实质因素”才是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原因”。 该理论由Jeremiah Smith教授创立,他指出这一标准是“法律不问琐事”的普遍格言在因果关系领域的特殊运用。[11](P779)例如,未经商量的甲和乙同时对A进行伤害,甲割断了A的颈动脉,乙仅划破了A的皮肤,从形而上的角度,多流出一滴血也加速了被害人的死亡。 但根据实质因素标准,法律仅将A的死亡归因于甲的行为。

关于实质因素标准的体系性地位存在争议。 笔者认为,实质因素标准仍然是事实因果的具体标准之一。 这是因为一方面实质因素标准排除的是不符合“有效及基本”的原因,几乎无需裁量;另一方面排除对危害结果作用发生微小、仅具有理论意义的原因在自然法则领域同样适用。 一般认为,实质因素标准可以有效弥补but-for标准在处理事实上因果的不足,限缩事实因果的认定范围。

四、法律因果的秩序目的:确定结果的近因

仅仅认定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还不够,因为与自然意义上的法则不同,法律是一套具有功能评价机制的体系,规范性的机能性充斥其中。 如果仅从事实、自然法则的角度考察因果关系的意涵,显然与刑法的任务不相符合。 因此,在事实因果关系的基础之上,还需进行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认定。

法律上因果关系认定的核心在于近因原则。 所谓近因,与远因相对,在法律中,应当认真对待的是近因而非远因。[12]在笔者看来,刑法理论中的“近因”已经由存在意义上与结果发生时间相近的原因转向了盖然性的判断。 例如,甲伤害A,A在接受治疗一个月后感染死亡,虽然有一个月的间隔,但不能否认A的死亡与甲的伤害行为存在因果关系。 从时间间隔判断法律因果关系的代表是唐代的“保辜制度”,《唐律疏议·斗讼》规定:“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一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支体及破骨者五十日”,也就是说,虽然有伤害行为,在一段时间之内没有发生死亡或损害后果的,就不能认定因果关系。 英美刑法中也在17 世纪确立了“一年零一天规则”,正如英国学者科克(E. Coke)将谋杀罪定义为:在王国领土范围内,达到法定责任年龄之人,事前有预谋地非法杀害无辜者,破坏王国和平的环境,被当事人控告或由法律规定,以及使得被害人受伤,并于一年零一天内死于该伤的情况。 近代以来,“一年零一天规则”遭到了质疑,有学者指出,如果治疗得当,受害人生存超过一年零一天的,被告人应继续对死亡结果承担刑事责任。[13]根据近代刑法理论,近因要求行为能够当然地(Naturally)或盖然地(Probably)引起结果。 一般认为,Naturally的概率接近于1,Probably的概率大于0.5。[14]如此,结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性或机会性的问题。[15]详言之,近因的认定包括直接原因和介入因素的判断。 其中重点要解决的是介入因素的问题。

近因说不是与普遍因果观念说、政策说等其他学说相区分的学说,因为近因标准相当模糊,有时不得不用“便利、公共政策、或者大致的公正观念”加以填补。[8](P167)因此,接受这样一种意义的“近因”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会导致刑事责任的真正根据和非真正根据的界限变得模糊。 在笔者看来,与其将近因说作为独立标准,不如认为“近因”只是确定法律因果关系的抽象概念,必须由观念说、预见说、政策说等加以补充。 在此意义上,观念说、预见说、政策说并非独立学说,而是确定“近因”的考虑因素。

(一)预见说

预见说以行为人主观标准确定因果关系。 例如,如果被告人D被控犯有轻率伤害罪,其轻率行为所引起的伤害结果一定是被告人能够预见的。

美国法院将介入因素分为巧合性介入因素和反应性介入因素。 在前者的情况下,如果介入力量是被告可以预见的,则不中断因果关系;如果介入力量是被告难以预见的,则中断因果关系。 在反应性介入因素的情形下,如果反应是可预见的“正常的人类反应”,则不中断因果关系;否则,不能认定为因果关系。 由此可见,在“近因”的确定上,行为人能否预见的判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8 年美国加州修改法典,将“预见说”作为判断近因的重要因素,其中第408 节规定,如果被告人蓄意或明知引起结果,只要这一实际结果在被告人的希望或意料之中,则不否认因果关系,除非这一实际结果的发生太间接、太偶然、太依赖他人的有意识行为以致不能根据被告人责任或罪行轻重得出公正结论。 例如,甲欲重伤A,将A打晕后甲以为A死亡便离去,A被路过的车轧死。 在此情形下,因为甲希望的结果(伤害A)被实害结果(A死亡)所包含,可以认定A的死亡与甲的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在笔者看来,预见说只能作为判断“近因”的具体考察因素之一,不能单独用以确定事实因果。 例如,People. v. White一案中,D为谋杀其母故意将氰化钾投入其母的饮水中,其母饮用后死亡,但法医鉴定其死于心脏病而非中毒。 根据预见说,行为人投毒的时刻预见了被害人的死亡,且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发生了,因此D成立谋杀罪既遂。 但这样的结论并不妥当。 因为D的预见与因果关系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本案中,A预见了结果, 并且结果发生了,但结果并非行为人的行为引起,因此不能认为D成立谋杀罪既遂。[16]

(二)观念说

普遍因果观念说由哈特、奥诺尔提倡。 该学说认为,一般人观念中的因果关系和责任概念可以证明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牢固的道德基础,因而刑法上的法律因果应当根据一般人的因果生活规则加以判断。[17]只要一般民众认为危险存在,即认定因果关系存在。 例如,甲用刀将A刺伤,A感染破伤风而死的场合,无论破伤风病毒原本附在刀上抑或后来感染,均不是异常现象,都可以认定因果关系成立。 正如哈特所言,常识是根据一定原则和原因与纯粹的条件之间划界的,这些原则会随着需要解决问题类型的变化发生微妙且复杂的变化,因此常识在法律问题的解决上起到重要作用。[7](P72)

例如,K蓄谋杀死其妻子J,在一次登山中将其推下悬崖。 J没有被摔死,但造成高位截瘫,忍痛生活,最终自杀。 本案中,法院认为,因为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 “ 当然和可能的结果” (Natural and Probable Result),从而认定因果关系。[5](P134)相反,当介入因素是一种“不正常的人类反应”时,通常认为行为人对此产生的结果不承担责任。 例如,被害人被诈骗后自杀的,法院认为,根据一般观念,诈骗的行为无法导致被害人自杀,因而否定了结果与行为人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观念说的流弊在于标准太过抽象,缺乏具体的操作细化,因而不能单独作为“近因”的确立标准,只能作为参考。 观念说还存在其他无法解决的问题。 例如,英美刑法中的“鸡蛋壳规则”认为,如果被害人由于一些非常规因素加重了伤害,那么这不能成为被告的辩护理由。 在一起案件中,甲敲打被害人A的头部,只想让其离开,但A的头骨“像鸡蛋壳一般脆弱”,因此死亡。 在此情形下,如果根据观念说,往往会否认因果关系的成立。 但“鸡蛋壳规则”被英美法系普遍采纳, 并且在Blaue一案中得到了重申,确立了被害人的死亡与行为人行为间的因果关系。 这通过“观念说”是无法合理解释的。

(三)政策说

英美法系刑罚理论表现出功能化倾向。 正如有学者指出:规则的应用本身就是实践的。[18]政策说对因果关系的渗入也是其表现之一,在对刑法因果关系进行选择判断的过程中都需要用政策进行指导。

在政策的确定上,必须结合立法目的、司法功能、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综合考量,将因果关系置于刑罚目的和形势政策的视野下考察。 政策问题是一个需要由法院而非陪审团考虑的问题,而且总是围绕原告的利益是否为法律所保护,以及保护其免受何种特定危险侵害的问题。 例如,警察与歹徒发生枪战,在此过程中打死一名银行职员。 政策说认为,考察警察行为与职员死亡结果间的因果关系并不具有意义, 但如果没有人对职员的死亡结果负责,又显然不妥当。 从刑罚报应功能的角度考虑,可以将职员的死亡归责于歹徒的行为。

除了从报应的角度,政策说从威慑的角度也可以找到合理根据。 刑罚的威慑作用与报应功能相互结合,使得人们相信实施被法律禁止的行为就会产生受到刑事制裁的后果,从而不敢去实施法律所禁止的行为。

单纯政策说同样存在问题。 在刑法理论之外进行形势政策上的价值判断很可能使得权力脱离理论的掌控,将人完全作为工具进行评价,使得刑法构建的犯罪体系被鲸吞蚕食。 因此,政策说不能独立成为判定法律因果的标准,只能作为衡量“近因”的因素之一。

由此可见,观念说、预见说、政策说均不能单独承担判断法律因果的重任。 在法律因果的确定上,应当以“近因说”为核心,其他理论围绕其展开,相互裨补缺漏,才能得出妥当的回答。

五、英美法系的因果关系论之启示与借鉴

英美法系的因果关系采用双层次的判断标准,值得大陆法系借鉴,尤其是对克服我国因果关系理论中的缺陷有所裨益。

(一)归因—归责的双层次因果关系理论

客观归责理论自在大陆法系诞生以来,在其定位上言人人殊。 有的学者主张将因果关系作为客观归责的下位概念,有的观点主张将因果关系与客观归责并列,还有学说主张以客观归责理论替代因果关系判断。 英国刑法学家威廉姆斯(Williams)指出:“一旦解决了事实原因问题, 将其进一步确定为法律原因的检测就不是因果检测而是道德反应。 问题的关键是结果可否公正地归属于被告人,因而宁可称其为‘可归责的’抑或‘有责性的’抑或‘可谴责的’。[19]这一点与大陆法系的客观归责理论异曲同工。

笔者认为,客观归责理论是构成要件判断的实质标准,因果关系的判断是形式判断,两者应当区分视之。 双层次理论的批判者认为,因果关系的判断应当是浑然一体的,不应当区分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抑或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理由如下:一是认为条件公式本身渗透着规范与政策因素的影响,无法区分;二是围绕条件说本身的因果关系理论不足展开。 在笔者看来,这两点理由都值得商榷。

第一,条件公式揭示客观的因果关系,并不涉及价值判断。 首先,双层次理论的批评者以英美法系中的“实质因素”为例,认为价值判断已然渗透于事实因果之中。 但如上文所述,笔者将“实质因素”仍然视为对事实因果的确立,因为“法律不问琐事”只是将显然不符合条件的、形而上的“条件”舍去。例如A被甲射中心脏时,乙划破被害人A皮肤的行为,显然不在因果关系的考虑之列,几乎无需裁量,因此仍然属于事实上的因果关系。 其次,批判的观点倾向于认为,对作为评价基础的因与果的选取和描述也涉及价值判断。[20]例如,在“山羊胡毛女工”案中,到底将条件公式中的“条件”认定为“未对羊毛消毒”还是“将未消毒的羊毛交给女工”将直接影响结论。 这样的论证貌似合理,但事实上在一起案件中,危险行为与实害结果都已经被事前确定。 本案中,只能将“未对羊毛消毒”评价为危险行为,因为“将未消毒的羊毛交给女工”实际上是 “未对羊毛消毒”和“将羊毛交给女工”两个行为,而“将羊毛交给女工”不宜通过刑法评价。

第二,笔者不否认条件说的确存在问题,但不能因此否定归因的必要性。 双层次理论的批判者显然将条件说与归因理论等同看待了。 如上文所述,but-for标准在英美法系中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大陆法系刑法也应当借鉴英美刑法中的理论对条件说加以修正,弥补其不足,而非直接否定归因的必要性。

(二)主观因素对因果关系判断有所浸染

无论是观念说、预见说,还是政策说,无一不体现出抽象人的主观观念及价值判断。 它们不约而同地扩张至责任阶层,并且毫不避讳地承认因果关系与责任间的缠混关系,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划清两者界限的必要。

与此不谋而合的是大陆法系的客观归责理论,该理论使得是否对结果归责的判断取决于行为是否导致了一种不被允许的危险。 对于过失犯,在构成要件阶段考虑客观归责, 吸纳了新过失论的内容,仅需检验行为人的主观能力是否可以认知客观的注意义务并据此实施合乎义务的行为,即主观的预见可能性、主观的注意义务违反。 因此,符合客观归责检验的,至少可以成立过失犯,这显然已经由单纯的因果关系检验扩张至责任领域。 但主观主义对因果关系的渗透极易划入主观归罪的危险领域。在George Michael一案中,被告人将毒药给保姆,告诉保姆那是治病的药,给婴儿服用。 但保姆心生疑虑将毒药丢在壁炉台上,一个5 岁的小男孩发现毒药后给婴儿喂食导致其死亡。[11](P818)问题在于,被告人是否应当对婴儿的死亡承担责任? 有学者持肯定回答,并认为“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我们让你承担责任,你还有什么权利抱怨? ”[8](P172)也有学者认为, 一个人蓄意造成某种结果而实施一定行为,而后该结果发生,此时不能因为“结果不够直接”将其免责。[11](P818)

在笔者看来,主观因素只能作为法律因果中考量的因素之一,不可以直接依据主观目的是否达成判断因果关系的成立,否则犯罪体系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George Michael一案中,法院的判决显然过分扩大了行为人的责任成立范围。 在结果并非由被告人引起的情况下,不能简单根据主观意思将罪责归于被告人。

(三)实用主义思想可见一斑

不论大陆法系抑或英美法系,实用主义与功能主义的渗透已然成为不可逆的大势所趋。 正如庞德所言,普通法学家并不抽象地观察事物,相信经验而非抽象概念, 宁可在经验与正义之上做出裁判,而非事事诉诸理论与概念,从概括的命题演绎中得到案件的判决。[21]

“功能说” 中就蕴含了极为深刻的功能主义思想,认为“如果没有人对职员的死亡结果负责,显然不妥当,因而将职员的死亡归责于歹徒的行为”。 这与雅各布斯的主张不谋而合。 根据雅各布斯教授的观点,一个人是否有罪不取决于其自身,而是国家有无其他制裁手段。 如果不追究行为人的责任,也能消解行为人引起的冲突,维护法律规范和社会的稳定,行为人就无责任。[22]罪责是一个功能性概念,只有目的能给罪责概念内涵,这个目的就是一般预防目的。 因此,罪责概念是一般预防的衍生物。 刑法使得大众确认对规范的信任,藉此来维护社会的安定。 毋庸置疑,雅各布斯的规范论与康德的绝对主义报应刑观念相左。 之于康德,世界消亡,正义当在;之于雅各布斯,当社会系统崩溃时,刑法稳定社会的功能无从谈起,刑罚已然失去意义。[23]

网络层次协议和结构体系之间的关系 第2篇

1. 层次化体系结构中的几个基本概念

(1)协议

协议(Protocol)是一种通信规约。例如在邮政通信系统中，写信的格式、信封的标准和书写格式、信件打包以及邮包封面的约定等，这些都是邮政通信系统的通信规约。因此，在计算机网络通信过程中，为了保证计算机之间能够准确地进行数据通信，也必须制定一套通信规则，这套规则就是通信协议。

(2)层次

分层次(Layer)是人们处理复杂问题的基本方法。当人们遇到一个复杂问题的时候，通常习惯将其分解为若干个小问题，再一一进行处理。例如，对于邮政通信系统，这样一个涉及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区亿万人之间信件传送的复杂问题，解决方法是：将总体要实现的很多功能分配在不同的层次中;每个层次要完成的服务及服务实现的过程都有明确规定;不同地区的系统分成相同的层次;不同系统的同等层具有相同的功能;高层使用低层提供的服务时，并不需要知道低层服务的具体实现方法。

邮政通信系统使用的层次化体系结构与计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有很多相似之处，其实质是对复杂问题采取的“分而治之”的结构化处理方法。层次化处理方法可以大大降低问题的处理难度，这正是网络研究中采用层次结构的直接动力。因此，层次是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中又一重要和基本的概念。

(3)接口

接口(Interface)就是同一节点内，相邻层之间交换信息的连接点。例如，在邮政通信系统中，邮箱就是发信人与邮递员之间规定的接口。同一个节点的相邻层之间存在着明确规定的接口，低层通过接口向高层提供服务。只要接口条件不变、低层功能不变，低层功能的具体实现方法与技术的变化不会影响整个系统的工作。因此，接口同样是计算机网络实现技术中一个重要与基本的概念，

2. 网络体系结构

网络协议对计算机网络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功能完备的计算机网络需要制定一整套复杂的协议集。对于结构复杂的网络协议来说，最好的组织方式是层次结构模型。为此，将网络层次性结构模型与各网络层次协议的集合定义为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Network Architecture)。网络体系结构对计算机网络应该实现的功能进行了精确的定义，而这些功能是用什么样的硬件与软件去完成的是具体的实现问题。体系结构是抽象的，而实现是具体的，它是指能够运行的一些硬件和软件。

3. 网络体系结构的研究意义

1974年，美国IBM公司提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络体系结构SNA(System Network Architecture)，之后凡是遵循SNA结构的设备就可以方便地进行互连。随之而来的是，各个公司纷纷推出自己的网络体系结构，如Digital 公司的DNA等。这些网络体系结构的共同之处在于都采用了“层次”技术，而各层次的划分、功能、采用的技术术语等均不相同。因此，计算机网络采用层次结构，它有以下一些好处：

各层之间相互独立。高层并不需要知道低层是如何实现的，而仅需要知道该层通过层间接口所提供的服务。

灵活性好。当任何一层发生变化时，例如由于技术的进步促进实现技术的变化，只要接口保持不变，则在这层以上或以下的各层均不受影响。另外，当某层提供的服务不再需要时，甚至可将这层取消。由于各层独立，因此每层都可以选择最为合适的实现技术，各层实现技术的改变不会影响其他层。易于实现和维护。由于整个系统被分割为多个容易实现和维护的小部分，使得整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变得容易实现、管理和维护。

有益于标准化的实现。由于每一层都有明确的定义，即每层实现的功能和所提供的服务都很明确，因此十分利于标准化的实施。

浅谈基本乐理知识结构的层次关系 第3篇

基本乐理记谱音高层次基本乐理作为音乐类的基础理论课程，无论是在音乐本专业，还是其他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均占有一席之地。作为一门音乐理论课，它具有一定的难度并伴有枯燥性。作为指导实践的一门理论课，它又有自己独特的灵活性与实用性。结合多年的教学体会，本文主要从知识结构的层级关系来阐述自己对这门课程内容的理解与看法。

一、从单音的理解到记谱法的学习

基本乐理最初是从单音开始学习的：主要包括音的产生、音的性质、音的分类、乐音体系、音列、音级的分类及标记，以及音的分组、音区、音域等方面的内容。针对这些基本知识予以识记，结合演唱、演奏等表现形式，能够有效地掌握与单音有关的基本常识。而在通常情况下，即使你很会歌唱、乐感很好，可是如果不会识谱就不能更好地走进正规学习音乐的这扇大门。这也是很多“门外汉”的通病和痛因所在。由此可以看出，记谱法的基础性和重要性，记谱法主要包括识谱、记谱、译谱等方面的内容；识谱主要针对不同类型的谱号来识别音名及音组；记谱主要训练音符和休止符及带有附点的音符和休止符在五线谱和简谱中的规范写法，以及在音位不变的情况下，更改谱号的移谱练习等；译谱主要针对五线谱与简谱的两种记谱形式中固定音名与唱名的变换与转换。结合记谱法识别音组及音名，用音组的形式标记音名；在五线谱中书写规定的音符和休止符；实现五线谱与简谱两种记谱方式之间的互译。除此之外，节奏节拍、拍号分类、音值组合、连音符等知识点，都要结合记谱法来学习。掌握以上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就能够为演唱和演奏提供技术基础和服务。

二、从音高关系的层次变化进行知识的梳理

最初级的音高关系，主要研究音的关系：区分音级前后顺序和音高位置。相邻音级构成自然的关系，相邻音高关系构成半音关系。等音其实也是属于这个行列中的，它是一种特殊的音的关系：即音高位置相等同。掌握音级的高低次序和音高位置的關系；就能够判断音的关系，以及找出指定音的等音。

音程指的是两个乐音之间的音高距离。从音程开始，音高关系就具有了自己鲜明的特色：两个音之间第一次纵向描述音的位置：根音即低音，冠音即高音，两音之间的度数和音数的计算都是由低到高开始的。同时还有音程的分类、转位及其协和性。这部分学习的最基本的要求是：能够识别音程名称、转位标名称，注明协和性；根据指定音构指定音程、转位标名称，注明协和性。

和弦是通过音程的叠加而产生的更复杂形式。和弦与音程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原位和弦与原位音程的低音都是根音；和弦的协和性由其构成的内部音程的协和性决定；和弦也有转位。但是由于相比较音程而言，又增加至少一到两个音，即又增加了至少一到两个音程关系，转位的数量、结构、名称随之也在增加。这部分知识点的最基本的要求与音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能够识别和弦名称、转位标名称，注明协和性；根据指定音构指定和弦、转位标名称，注明协和性。而且，由于常用的三和弦以及七和弦各自的原位与转位发生音位的改变，考验学生对原、转位和弦的音程关系及低音位置与名称的准确区分和认真识记。考察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和综合应变能力。

根据音高关系，将三种类型由浅入深进行学习，不仅能使知识点的层次更加鲜明，知识体系也更具有紧密型与联系性，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深入挖掘学生探索知识的潜力和能力。将知识点串连起来学习，印象也更为深刻。

三、调式调性的区别和联系

大、小调式作为西洋调式，二者有很多的共性：调式音级的构成、稳定音级的构成、音阶的分类。但是二者也有各自的不同之处：大调的主音唱名对比小调的主音唱名，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调号找法。大调的稳定音级构成大三和弦对比小调的稳定音级构成的小三和弦，形成了大调的明亮、开阔对比小调的暗淡、柔和。三种共同的音阶分类又各自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特质：自然调式音级之间的音高关系形成对比，和声调式由于增二度而形成的大调降六级、小调升七级。旋律调式各自上下行的对比和呼应。都显示着各自的特性和魅力。和声、旋律小调音阶更是在音乐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

民族调式的学习应先明确正音与偏音的关系、理解音级的稳定性。音阶分类根据风格的不同又分为五声、六声、七声音阶三种。不同的调式类别造就了具有不同特点的音乐风格。这也是它色彩的美妙之处。三种音阶分类的共同特点是拥有固定的调式：分别以五个正音，即宫、商、角、徵、羽为调式名称。调号的找法与音阶的写法与西洋大、小调式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无论哪种音阶，最终我们都要唱名do去写调号，根据指定音写调式音阶。

分别以七个基本音级作为主音而构成的调式就是中世纪的教会调式的原型，大、小调式由于历史的演变和经常的使用，已经从中脱离出来，自成一格。而特种调式主要也是结合大、小调式来进行学习，所以它们又被称为“特种自然大小调”。通过调式名称是否包含“利底亚”来确定其类型为近似大调，从而实现大、小调的区分，通过特殊音程关系确定变化音的音级位置来最终确定音阶类型。这部分内容根据所学专业的侧重的知识深度而不同。

调式调性的学习，主要集中在对调性的把握和理解，对音阶概念的理解及应用，明确音阶的书写顺序和书写方法。对不同调式的调号的找法，主音的找法，结合音乐作品，通过分析旋律达到对调式类别的区分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调与调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综合各种调式的特点，将调式之间的共性联系起来，才能够更好地去理解和体会。

四、知识点之间的联系

不识谱就意味着后续一切知识点的“免谈”。学音乐，打好基础，就一定要好好学习识谱，只有这样才能走的更远，飞得更高。

等音的掌握程度直接决定了等音程、等和弦、等音调这几项内容，它们之间由于等音的存在着产生了必然的联系。

音程、和弦、调式是乐理的三大核心体系，重要的知识点都汇聚于此。音程、和弦对调式的影响也很深远：调式中的音程与和弦都存在于调式音级中，调式中的音程、和弦又可分为稳定与不稳定。不稳定的音级需要“就近”进入到稳定音级，这称之为“解决”，三和弦之间的和弦原、转位的连接，以及属七和弦、导七和弦的解决等这些内容，除了为后续课程打基础之外，同时在键盘乐器的演奏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音乐理论课是一门音乐类的基础性课程，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最系统讲授音乐常识、音乐基本知识的课程。要想更好地理解这门课程，就要学会梳理知识结构及层次关系。

综上所述，基本乐理的知识层次关系是环环相扣，步步深入的。只有把知识结构的层次划分出来，才能在教学实践中，更好地将知识点互相融合，实现统一。

参考文献：

[1]李重光.音乐理论基础[M].人民音乐出版社，1962.

如何建立深层次的校企合作关系 第4篇

一、现状与问题

我国职业院校现有的校企合作模式由于起步较晚, 以短期、不规范、靠感情和人脉关系维系居多, 普遍采取“认知实习、生产实习、聘请企业兼职教师授课”等简单协作方式, 尚停留在浅层次合作阶段, , 离“双方自愿、风险共担、优势互补、利益共享”深层次合作尚有较大差距。

二、原因分析

(一) 学校层面出于种种局限, 虽然满腔热情但执行力度 不够。

一方面学校的社会资源有限, 部分学校为了应付各级的专业评估检查而与企业签订一纸协议;一方面学校科研经费有限, 学校与企业之间的科研合作项目受到一定限制, 难以建立校外实训基地;另一方面由于校企合作双方地位的不平等, 影响部分学校承担集中安排学生到企业实习、实践的积极性。

(二) 企业层面由于缺乏长远战略考虑, 在校企合作过程中往往处于消极和被动状态, 无法投入到实质性实践教学环节。我国是人力资源大国, 在多数企业的眼中从来就不缺人, 由于人才供求比例的严重失衡, 企业不仅无偿用人, 有些企业甚至还出现了大学生实习期间倒向企业交钱的社会想象, 自然企业更不愿意提前付出人才培养成本用于储备适合自己企业的员工。在公司的运营管理过程中, 只一味注重财务、客户、内部运营等指标的考核评价, 而忽略员工的学习与成长, 殊不知注重员工的学习与成长, 与从实质提高财务、客户、内部运营等指标息息相关, 能促进企业实现公司整体战略。

(三) 学生层面由于企业追求的是公司价值最大化, 出于战略认识的不同, 多数企业倾向于利用廉价劳动力, 加之人才供求市场信息的开放, 学生出于自身经济状况的考虑, 缺乏对企业的忠诚度, 稳定性较差, 让企业无法感受到学生的归属感, 所以企业对于实习学生的投入与培训会有所保留, 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企业留不住人, 学生学不到实质性技术的恶性循环。

三、建议

(一) 充分发挥政府组织职能, 制定税收照顾及政策倾斜, 提供校企合作保障机制, 引导企业参与教育。

政府部门可以依据企业参与教育的贡献程度, 对其年度应缴纳税费适当倾斜并给予政策上的照顾, 借以增大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虽然我国近年来先后出台了各类相关政策, 用以支持企业吸纳大学毕业生。

(二) 重视和盘活校友资源, 提高学校社会影响力。

当今世界高校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校友资源是社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校友资源由于其最具亲和力、最具潜力, 被誉为学校发展的优质资源, 是学校发展最为可靠地支持力量。在美国, 学校通过校友网络持续不断地获得和提供职位信息, 建立了校友之间的彼此信任、互帮互助等, 校友成长、成才和成功的同时也推动了学校的成功。我国高职院校如果十分重视校友会的建设, 并把加强与广大校友的联系, 促进母校与校友之间的互动往来, 作为学校一项基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的工作, 以增进母校利益, 联络会员友谊, 提倡互助精神为宗旨, 相信学校的校企合作项目也会大受裨益。

(三) 学校主动服务企业, 为企业创造价值, 推动企业主 动参与人才培养。

高等职业院校由于自身认知性技能优势, 在校企合作过程中难免有自大情节, 无疑造成了校企合作不可逾越的鸿沟。从思想上, 学校应该放下高傲、自大, 站在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角度上, 尽可能利用自身优势主动为企业服务。学校可以为企业提供认知性技能的培训;可以尝试开辟企业信息宣传栏, 为企业新产品、新技术、文化主题沙龙、员工体育竞赛等提供专用场地;可以安排营销相关专业的学生通过社会实践为企业的新产品、新技术提供营销宣传与策划;可以在对外宣传与成果展示过程中, 邀请企业共同出席, 展示校企合作成功经验 ...... 企业通过学校提供的诸多服务, 提高了职工理论知识水平, 为企业的持续生存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自己的生产经营优势、新产品、新技术得以迅速传播, 扩大了自身社会影响力。学校主动服务企业, 突出企业在合作中的核心地位, 使企业运用战略眼光, 将校企合作作为营造“学习型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待, 主动参与到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中来, 为创造企业价值开辟新途径。

(四) 鼓励教师实质性地参与企业兼职, 实现企业协助参 与办学。

我们高职院校的教师普遍具有认知性技能 (即:学术技能) , 这是企业产品研发、技术攻关等所迫切需要的。但由于我们的部分教师一毕业就从学生立即转变为老师, 他们没有企业实际工作经验, 缺乏对企业工作环节的整体认知, 缺乏对企业的实际生产和技术更新的了解, 实际动手能力有限, 并不能从根本上帮助企业解决技术上的难题。正因为如此, 学校应该鼓励教师实质性地参与企业兼职, 并为到企业兼职的教师尽可能提供支持 (如:集中排课、特殊情况允许调课等) 。教师通过到企业兼职, 主动为企业服务, 一方面有助于加快“理实一体化”教学的改革力度, 实现教学与实际运用的无缝对接, 实质性改变“纸上谈兵”的教学现状, 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和潜能, 为企业培养真正需求的人才, 有利于实现企业协助参与办学; 一方面通过到企业兼职, 教师可以及时了解行业发展最新动态及劳动力市场需求现状, 为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开发新专业、调整教学目标等提供准确的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教师到企业兼职, 将认知性技能运用于实际, 有助于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综上所述, 学校需要加强主动服务企业的意识, 为企业创造价值。而企业想要获得价值最大化, 则需要用战略眼光, 将校企合作作为营造“学习型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待。深层次校企合作的关键在于:突出企业在合作中的核心地位, 使企业主动参与与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中来。

摘要：针对校企合作停留在浅层次合作阶段的现状, 笔者对如何建立深层次校企合作关系提出建议:政府引导企业参与教育;盘活校友资源;主动服务企业, 推动企业主动参与人才培养;企业协助参与办学。

关键词：校企合作,校友资源,服务企业

参考文献

层次关系 第5篇

济阳坳陷下第三系温度、压力与深部储层次生孔隙的关系

济阳坳陷地温梯度偏高,存在异常高压带,下第三系深部储层次生孔隙类型丰富.研究认为:(1)受温度作用控制,烃源岩中不同类型的有机质在成熟过程中产生的.有机酸有益于次生孔隙的形成;(2)成熟烃源岩丰富的有机质,是形成次生孔隙的有利基础;(3)高地温有利于储层形成次生孔隙;(4)异常高压有助于深部储层次生孔隙的保存;(5)高地温、异常高压带有机的时间、空间配置对深部储层次生孔隙发育程度具有很重要的影响.预测次生孔隙发育区带纵向上,沙三段比沙四段有利,沙四段又较孔店组有利;横向上,东营凹陷梁家楼-牛庄-六户、利津-民丰和樊家北-纯化一带,沾化凹陷渤南和孤北一带为有利地区.

作 者：苗建宇 祝总祺 刘文荣 卢焕勇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陕西西安,710069刊 名：石油学报 ISTIC EI PKU英文刊名：ACTA PETROLEI SINICA年，卷(期)：21(3)分类号：P632关键词：温度 压力 地温梯度 异常高压 深部储层 次生孔隙 济阳坳陷

层次关系 第6篇

关键词：医院管理；财务电算化；内部控制；行业处理

前言

随着医院的发展，医院一定要运用系统进行分析，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财务管理制度，这样才能真正保证医院的发展。只有通过建立完善的会计监督体系，严格贯彻财务会计法律法规，才能保证医院的正常运作，并且形成一个全方位的内部会计监督机制，保证从源头上真正遏制财务造假的一些行为。从而确保医院会计准则不能有效实施，不断强化会计方面的监管，所以我们要加强内外部控制环境的力量。要想提高会计方面标准的执行力度，确保新会计准则能够实现有效地实施，医院就需要通过财务电算化强化医院资金的管理，在物资采购、领用和样品管理上建立更加完善的操作的程序，从而确保财产物资方面的安全。

一、医院财务电算化内控制的相关概述

近年来，中国的医院电算化的速度正在不断加快，医院已经在使用电算化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这是现代医院发展大势所趋。医院根椐财务电算化软件产统计的各种数据，可以直接保证医院的经济的效益，严格控制医院财务电算化的相关系统，都会避免医院财产不受损失，从电算化软件的建立和运行，本文从医院财务电算化内容出发，分成三个部分：一是需要对软件进行研究和开发控制，同时对财务电算化软件的研发过程进行相应的效益评价。主要包含了医院实际情况的分析，软件设计的实施，对现有软件的更新和敲定最终的软件。

二、医院财务电算化与财务内控制度的问题

（一）对医院会计电算化程度不够

我国财政部明确规定到2012年，全国要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基层要实现会计电算化，但是由于地区医院发展水平并不是很高，从而导致目前财务电算化开展的程度相对比较低。

医院的财务内控制度缺乏完善的体系，由于企业的管理层对财务内控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是很多，导致部分领导会出现只重视硬件的投资管理，但是没有进行软件的开发，引发医院的财务内控制度电算化处于一个无序的状态，我国医院的财务控制与发达国家医院管理制度差距非常地明显。

（二）医院会计电算化信息系统相对独立

随着医院的经济的发展，在医院财务电算化信息系统中，医院的会计电算化信息各个职能的子系统相对独立，却明显缺乏整合性，无法得到正常运行。随着医院会计电算化信息水平提高，其收费、工资发放、财务核算、物资购销和人事管理方面构成相对完善体系，我们需要根椐医院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财务计算机管理，作为信息反馈财务的分析工作，必要要有前瞻性，不能在事后进行解剖，而是需要在事前进行判断，及时并延续性地提供相应的信息，帮助医院提高预见性，避免盲目发展带来的损。由于各职能子系统是独立的，各个核算单位的硬件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三）数据保密性和安全性差

我国现代医院会计电算化与财务控制关系方面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出现风险，主要表现在制定的措施不全，甚至会出现玩忽职守的现象，二是计算机维护过程中会出现风险，没有一些必要的防病毒意识，对利用计算机犯罪了解非常少，导致缺乏相应的安全意识；三是需要设计相应的档案和保管过程中所存在的风险，如果没有进行及时地备分，或者备份数据没有进行凭证和定期检查等。因此，数据保密性和安全性差是医院财务电算化的最大问题，直接影响了医院的发展。

（四）缺乏必要的内部控制

由于医院的运作没有严密的会计电算化管理制度，导致会计电算化不能够正常运转，导致在管理上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比如网络黑客的攻击，医院的基础工作相对比较薄弱，大部分的财务结算都采用手工，从而导致计算财务的时间过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会计人员的工作量。

三、不断完善医院会计电算化系统当中相关对策

（一）真正提高医院领导对于会计电算化的相关认识

医院领导一定要充分认识到会计电算化在医院管理中重要作用，充分发挥会计电算化的效能，利用会计信息系统严格控制是需要长期不断地投入，并不是有钱或者有软件就可以了，所以在符合医院经济运行的条件下，医院领导也需要直接地参与，医院的全职员工也需要积极配合领导，财务电算化才可以更加顺利地进行。

医院在财务管理上，一定要做到日清月结，才能正保证医院财务报表。因此，中国的医院一定要按照医院中的经营方面的目标，结合医院经济业务发展编制财务方面的预算，真正实现预算指标的分解，并落实到医院的各个部门当中，为了有效地将全年的目标完成，这样才能做好财务的内部控制。财务电算化可以实现对各个部门进行监督和管理，并为奖金分配提供必要的依据。在成本控制方面，医院需要要采用会计电算化进行成本效益的统一管理，在设备采购和行政管理方面，充分考虑投入产出预算管理要求，通过预算分散，适当地进行财务监控等手段，对各个部门人员的成本费用进行严格的管理，达到医院财务电算化和内控制度的协调统一性。

（二）进一步完善医院的财务电算化系统

根椐中国当前医院的工作需要，我们要重点解决财务电算化主核算系统、工资核算和物资管理中的匹配，所以需要针对医院的特点，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附属子系统进行全局管理。会计电算化系统必须要进行医院管理信息建设的规划，作为医院管理信息当中非常重要的系统，我们在完善自身系统的财务内部控制的情况下，还需要保证与医院部门信息方面的共享，保证数据一方实现多方共享，在更件网络上与其他部门管理系统能够实现共享一个平台，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能使电算化系统更加顺利地运转，提高财务会计核算方面的质量，加强医院内部管理控制提供更多便利的条件。

（三）加强系统安全方面的控制

随着医院发展的会计信息系统安全控制，主要采用各种方法去保护相关的程序和数据，防止数据不被泄露和更改，一些无关的工作人员不要随意去进出机房，不准一些外来软盘带进机房，同时做好数据方向的备份，保证数据存储和处理进行相分离，编程及软件维护人员不能够随意去更改计算机系统，由于财务信息无纸化，数据修改没有痕迹，就应该防止操作财务人员滥用职权，造成医院的损失。

（四）实行必要内部控制制度

医院在实行必要的内部控制制度，实行用户权限分级管理，建立一个网络环境的财务控制信息岗位责任，健全病毒和电脑黑客安全防范的相关措施，医院在建设财务电算化的时候一定要从电算化软件设计进行入手，真正增加软件的限制，强化审计线的索制，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完善的网络环境，不断增强网络安全能力，真正提高网络会计信息系统的防范的能力，比如防火墙技术、信息加密存储通讯和身份验证等。

结论

医院会计电算化是医院管理现代化和会计自身发展的需要，它是时代发展主要的产物，通过相关的实践证明，会计电算化在医院财务实际工作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不容忽视的，所以建立相对完善的会计电算化内部控制体系，是促进医院实现电算化向深层次，并使财务内部控制工作更加趋于科学化和合理化，医院完善的财务电算化管理功能最重要的充分利用计算机快速提供重要的相关信息，提高会计信息的效率，为财务内控制度提供更加重要的服务。（作者单位：辽宁省鞍山市妇幼保健所）

参考文献

[1]李小明现代医院如何进行财务报表的管理.商业评论，2010（4）：45～52.

[2]王男、于坤章.现代医院财务管理中的应用[J].湖南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03）.

[3]崔只.国内外现代医院财务报表市场分析[J].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20）.

层次关系 第7篇

关键词：物流结点,层次关系,合理布局

物流网络主要由物流结点和物流线路构成, 一个完善的物流网络, 需要由物流结点来连结各种不同的物流线路, 物流活动中除运输外的其他功能要素, 如包装、保管、分货、配货、装卸搬运、流通加工、信息处理等, 都是在物流结点上完成的。所以, 物流结点对优化整个物流网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被誉为物流网络的灵魂。因此, 理清物流结点的层次关系, 对其进行合理布局, 有助于物流系统协调、顺畅、最优。

1 物流结点的层次关系

完整的物流系统一般有三个层次的物流结点, 即:物流园区、物流中心和配送中心。

物流园区是指在政府规划指导下, 由不同类型物流组织机构和多种现代化物流设施在空间上集中布局的场所, 是能开展多种服务功能、具有一定规模的新型物流载体;一般在物流作业集中的地区, 或者在几种运输方式衔接地区形成的超大型物流结点。

物流中心是指位于枢纽或重要位置, 具有较完整的物流环节, 并能把物流集散、信息和和控制等功能实现一体化运作的物流结点。

配送中心是从事货物配备 (集货、加工、分货、拣选、配货) 和组织对客户的送货, 以高水平实现销售或供应的现代流通设施。其层次关系见下表1:

2 物流园区、物流中心、配送中心的布局因素

2.1 交通运输因素

物流园区、物流中心、配送中心组成了典型的结点网络, 作为物流诸要素活动的主要场所, 为保证物流作业的顺畅进行, 都要求要有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

一般而言, 物流园区是综合性、大规模的结点, 在物流园区之间要进行快速、直达、大量的干线运输, 尤其是多式联运的干线运输, 因此要求周围至少有两种以上的运输方式相连, 需紧邻铁路编组站、机场、港口布置;物流中心是某一专业范畴的大型物流结点, 其既可以与干线运输相衔接, 也可以从物流园区转运, 因此, 要求要有很好的通达性, 最好靠近交通主干道出入口, 以方便货物的集疏运;而配送中心则是面向最终用户进行末端运输的, 以开展配送业务为主, 要求快速、准确、及时地为客户服务, 因此, 在空间距离上应尽量靠近需求点, 并且要有连接市中心的快速干道。

2.2 土地因素

物流园区一般是超大规模, 需要占用大面积的土地。且物流园区要求物流企业及相关的一些辅助企业在园区内聚集, 要处理的物流量很大, 要求物流基础设施齐全完备, 因此必须在其周围留有适当的空间为以后发展之用。物流园区的规划是建立在对未来一段时间预测的基础上, 必须要考虑到将来的可持续发展, 要求用地充裕且具有扩展性, 故一般建在远离市中心的地区, 布设在城市的外围。另外, 物流园区规模很大, 投资很高, 一般应按照50年寿命周期来确定位置, 如果离城市过近的话, 短期内物流成本会大幅度降低, 但是随着城市中心的延伸与扩充, 物流园区的寿命周期就会受限。物流中心一般要考虑20年以上的寿命周期, 用地规模也较大, 因此应布设在城市郊区。而配送中心类型不同、服务空间范围不同, 就会有不同的用地规模。地方性配送中心多在5KM2, 区域性配送中心用地规模多在11.5KM2。

2.3 环境保护因素

物流结点的设置需要充分考虑保护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等因素, 尽可能降低对城市生活的干扰。物流园区对城市交通影响很大, 为解决城市交通拥挤、缓解城市压力, 降低环境污染, 应尽量将其设置在远离市区的地方。而物流中心承担着货物的集疏、分销任务, 车流量也较大, 对城市交通有一定的影响, 可将其建在市中心和城市边缘之间, 而配送中心有其特殊的运作方式,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 配送中心需要大量实现“日配”, 而这项工作一般都需要在深夜或凌晨进行, 存在扰民问题和交通问题, 因此配送中心在大城市一般市中心外非居民稠密区较为适宜。

2.4 市场需求因素

物流园区如远离市场, 会造成运距的拉长, 成本的增加, 也会让很多物流企业不愿入驻, 而造成较严重的空置率。而物流中心靠近市场需求地, 有助于顺畅、低价完成其分销职能, 接近市场需求地对配送中心的布局就更为关键, 可以充分提升物流配送的速度, 为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提供真正的“JIT”配送服务。

3 西安市物流结点的现状

由于历史的原因, 西安的物流管理体制较混乱, 机构多元化。这种分散的多元化领导使物流社会化的程度降低, 集约经营的优势难以发挥, 造成功能不清、布局不合理、设施利用率低、重复建设、资金浪费、条块分割严重、难以实现规模效益的现象。

3.1 物流结点层次不清晰

物流结点的基本模式应该是:“高层综合性物流园区—中层专业性物流中心—底层末端配送中心”三级。不同层次的物流结点对应的物流服务功能不同, 高层结点对于底层结点的服务范围和内容应有“包涵”或者“次序”关系, 三层之间的关系应当有机衔接、合理分工。而西安物流结点层次关系较为混乱, 长期以来没有形成辐射能力强、综合能力强、规模超大的物流园区, 而物流中心与配送中心功能不明确。

3.2 区位布局不合理

西安物流中心、配送中心由于历史、市场和交通因素, 大都靠近城市中心, 基本都在三环以内, 甚至有些还处在一环附近。随着城市的不断拓展, 原本在市郊的物流企业现在已处于闹市, 这种现象极其不合理。

在最近出台的西安市城市发展新规划设计方案中指出:现古城墙以内为保持秦风唐韵的历史古城文化风貌, 除部分公交车外, 其他车辆将不再允许通行, 其大部分道路将以步行街为主。

4 西安市物流结点的布局规划

本着统一规划、协调发展的思路, 针对西安市东西部商品聚散中枢的区位优势, 在《西安市现代物流产业发展规划》中, 明确提出了“1—6—10”工程:即从2006年到2010年, 积极有序的规划建设一个物流园区、六个物流中心、十个配送中心, 使西安市三级物流结点均衡发展, 功能互补。

4.1 一个物流园区——西安国际港务区

规划建设范围为44.6平方公里, 位于西安市东北部的新筑乡, 西沿灞河, 北至铁路北环线, 东接新丰编组站, 南接陇海铁路线和三环路, 居于西安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北扩、东拓、西联”的前沿区域, 交通和地理位置优越。核心区距西安市新的行政中心5公里, 距西安市中心钟楼20公里, 距西安咸阳国际机场28公里, 规划的窑村机场就位于港务区内, 通往园区的西安绕城高速公路与京昆、连霍、陕沪、包茂等高速公路紧密相连, 形成“米”字型的高速公路连接网络。主要依托西安铁路集装箱中心站、西安公路港、西安保税物流中心三大核心区及周边便利的铁路、公路、航空等运输条件, 易形成公铁、海铁等联运, 完成货物高效化、无缝化的流通。建成后, 将成为立足西安、服务西部、面向全国、连接国际的西部地区最大的货物集散和集装箱转运中心。

4.2 六个物流中心

专业化物流中心规划思想是:主要对于专业化的商品物流进行合理规划、合理整合。具体原则为:立足现有经营的专业物流基础, 依托大型专用仓储基地和批发市场;用地条件宽松;物流增值的潜力较大;商品对于腹地的辐射力较强。六个专业物流中心是:

(1) 纺织城纺织品、服装物流中心——占地为2平方公里, 北接陇海铁路, 南与绕城高速相连, 东接西康铁路, 且靠近三环路、西安—蓝田高速路, 交通便利。以纺织城雄厚的工业基础为依托, 建成后, 将成为西部地区最大的纺织品及服装的存储、加工、转运基地。

(2) 韦曲科技物流中心——规划占地2平方公里, 位于长安区韦曲镇西北角, 北望大雁塔, 东临曲江新区, 与绕城高速、西康高速公路连接, 具有良好的区位、交通和环境优势, 依托韦曲科技产业园和西安南郊众多的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 主要为西安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高新技术产品的储存和流通服务。

(3) 三桥汽车物流中心——规划占地2.3平方公里, 处于西咸经济一体化的核心位置, 以国家级交通枢纽312国道、三民村火车站、城西客运站、西宝高速路、三桥立交, 绕城高速路和城市快车道等便利的交通为优势。是以西部车城为主、市级机动车市场为辅的汽车物资存储和流通中心, 将成为西部地区最大的汽车、机电产品的存储、转运基地。

(4) 草滩果品物流中心——规划占地2平方公里, 西邻西安—铜川高速公路, 靠近铁路北客站, 离机场仅仅30分钟的车程, 交通便利。它以华圣果业和西安农业综合开发区为依托, 建成后, 将成为西部地区最大的水果及农副产品的存储、加工、分拣、包装和转运基地。

(5) 北石桥物流中心——位于星火路西、陇海铁路北、大兴路以南的区域, 铁路、公路交通便捷, 靠近市中心区商贸流通地。主要以现有西安铁路西货站以北的大片仓储区为依托, 将成为以日用消费品、食品类等轻工业产品为主的物流集散中心。

(6) 中储物流中心——中储是西安市较大规模的物流公司, 已形成集仓储、配送、经销、贸易、加工、信息交流、货运代理、铁路公路运输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物流实体, 依托现有中储西安物流公司和其方便的铁路和城市道路运输配送网络, 使其发展成为钢铁、家电产品和纸制品类为主的专业物流中心。2010年以后, 该物流中心将迁至三环以外。

针对西安市城市规划的整体现状, 结合西安市物流企业发展实际, 规划为六个物流中心, 数量适中, 分布科学, 形成东有纺织城纺织品、服装物流中心;西有三桥汽车物流中心、北石桥物流中心;南有韦曲科技物流中心;北有草滩果品物流中心;东北有中储物流中心的合理布局。既避免了物流中心数量太少或布局过于集中造成货运交通流量分布不合理而出现的迂回运输、车辆空驶率高、运输费用增加等现象。一方面又避免了数量太少、服务分散造成的规模经济效益不理想、资源浪费等现象。且六个物流中心除北石桥物流中心外, 其余全都规划在三环外, 尽可能地减少了对城市交通的拥堵和城市建筑美观的影响;另一方面, 充分利用了中储、北石桥等现有的物流基础设施, 如仓储用地和铁路既有线等, 以充分实现物流中心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4.3 十个配送中心

根据西安市现有城市网和物流中心的空间分布情况, 在充分利用现有物流场地和资源的基础上, 在西安二环内外的咸宁路、华清路、友谊路、枣园路、太华北路、大白杨路等处规划10个物流配送中心, 且配送中心在布局时充分考虑到西安目前的路网分布、通行能力和交通管制等因素, 进可能实现货物的高效、准时配送, 让其成为构架在物流中心与生产、流通企业和最终消费者之间便捷的桥梁。

西安要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契机, 按照促进物流资源的优化组合的要求, 遵循现代物流业发展的内在联系和市场经济规律, 合理配置多层次物流结点, 使西安的现代物流业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念主编.物流地理[M].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

[2]西安现代物流产业发展规划.中国经济网.

[3]傅卫平, 原大宁.现代物流系统工程与技术[M].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 (5) .

层次关系 第8篇

关键词：市场导向,绩效,组织层次,先动型市场导向,反应型市场导向

一、问题的提出

自Kohli和Jawoski (1990) 提出“市场导向程度越高, 企业经营绩效越好”[1]这一命题后, 学者们围绕市场导向与绩效的关系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 如理论内涵、市场导向测量、市场导向与其他变量关系等 (万广圣, 2011) [2]。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 市场导向对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结果出现了分歧, 部分学者的研究得出了两者间的正向关系 (如Hooley, 1999;Charles R.等, 2008;Omar Merlo等, 2009) [3], 但也有学者的研究显示这种关系极微弱甚至没有 (Au和Tse, 1995;Bulent Menguc等, 2008) [4,5]。为什么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研究结果?学者们 (如Matsuno和Mentzer, 2000;Yinghong (Susan) Wei等, 2009) 开始从其他角度进行探索, 通过加入中介或调节变量来辅助解释[6,7]。与此同时, 早期从事市场导向研究的学者也开始从市场导向的本质角度进行再次探索, 以期找出问题的症结, 例如, Narver等 (2004) 提出这是对市场导向“过于狭隘的理解”, 认为市场导向包括反应型市场导向和先动型市场导向两种类型, 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反应型市场导向而忽略先动型市场导向, 致使研究结果出现分歧[8]。

实证结果的分歧源于多方面, 例如理论观点的差别、实证样本的情境问题、样本企业类型与行业依赖问题、测量差别等 (万广圣, 2011) [2]。Lings (2002) 认为在不同组织层次上研究市场导向与绩效关系可能出现不同结论, 因为不同的分析层次会影响市场导向与其他变量间的作用[9]。也有学者认为应从宏观 (Felton, etc.) 与微观 (Kohli and Jaworski, etc.) 的分析层次继续深入探索 (Cadogan, 2003) 。本研究将基于Cadogan (2003) 等学者提出的市场导向分析层次, 尝试从不同组织层次视角探索市场导向与绩效之间的关系[10], 分析在企业不同组织层次上实施市场导向的效果是否有所差别。而且, 同时利用区分先动型与反应型的市场导向理论和传统市场导向理论对问题进行比较分析, 探究影响作用是否一致。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设计

(一) 理论基础

在市场导向理论观点中, 初始最具影响力的是行为观市场导向 (Kohli和Jawoski, 1990) 和文化观市场导向 (Narver和Slater, 1990) 。行为观市场导向强调企业对市场信息的收集、传递、处理和反应;文化观市场导向认为“根植于公司文化的哲学观念”, 由顾客导向、竞争者导向和职能间协调构成。本文将上述两种市场导向观点称为传统市场导向, 以区别后续划分类别的市场导向。

之后, 学者们从与市场结构关系方面对市场导向理论内涵进一步发展, 将市场导向划分为市场驱动 (market driven) 和驱动市场 (market driving) (Kumar等, 2000) [11]。Narver, Slater和Mac Lachlan (2004) 对市场导向也进行了区分, 将其划分为反应型市场导向 (responsive market orientation) 和先动型市场导向 (proactive market orientation) 两种类型[8]。反应型市场导向侧重于显示现实需求, 强调企业对市场需求的反应;先动型市场导向关注顾客潜在隐性需求, 对企业捕捉潜在需求和市场机会提出高要求。上述对市场导向进行区分的两种观点不谋而合, 反应型市场导向与市场驱动都强调企业对现实市场的反应, 先动型市场导向与驱动市场则都强调企业要超越现实需求, 发掘市场机会并主导市场。

(二) 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

在市场导向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中, 主要采用传统市场导向观念开展相关研究, 例如Chang et al. (1999) 对芬兰、波兰汽车销售企业, Agarwal et al. (2003) 对国际旅馆, Tsai (2003) 对台湾医疗行业开展的研究[12]。在区分先动型和反应型市场导向基础上开展的实证研究则极少, 如Atuahene-Gima等 (2005) 和张婧等 (2011) 对市场导向类型进行了区分研究[13,14]。众多实证研究结论出现了分歧, 本文认为在不同组织层级上研究市场导向与绩效关系可能会产生不同结果, 故提出如图1所示概念模型。

众多实证研究都支持了市场导向与绩效间的正向相关关系 (Slater和Narver, 1994;Han, Kim和Srivastava, 1998;等) [15,16], 这些研究都采用了传统的市场导向理论观点。在区分市场导向类型的研究中, Atuahene-Gima等 (2005) 发现只有在特定条件下反应型市场导向才对绩效有正向影响, 且两种市场导向企业都需要。Bodlaj (2010) 的研究只发现先动型市场导向对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国内学者张婧等 (2011) 对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 两种类型市场导向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作用均为正向。因此, 提出下列假设:

假设1:企业的传统市场导向对营销绩效有正向影响。

假设2:企业的反应型市场导向对营销绩效有正向影响。

假设3:企业的先动型市场导向对营销绩效有正向影响。

Cadogan (2003) 认为, 不同的部门或者战略业务单位可能具有不同的市场导向程度, 格林利 (1995) 认为应在公司层面上 (宏观层面) 对市场导向进行衡量, 另一些学者认为公司中的每一个员工对公司文化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 主张以员工个人作为分析单位来分析市场导向 (Kenndy, Lask and Goolsby, 2002;Strieter, Celuch and Kasouf, 1999) [17]。按照Narver等学者的文化观市场导向来看, 市场导向本质上是一种文化, Cadogan (2003) 认为可以将它应用在组织内部的各种亚文化上, 例如, 不同层级 (经理和员工) 、不同部门、不同业务类型、不同任务类型等都是一种亚文化。因此, 从不同组织层次视角去研究市场导向问题, 在文化观的基础上是有意义的。

Uncles (2000) 认为对不同层次的市场导向诊断削弱了研究者对各种研究进行对比的能力[18], 但Cadogan (2003) 指出这样同样开辟了一片理论新视野, 因为市场导向中与其他变量的关系系统与分析的层次可能不一致。例如, 格林利 (1995) 对英国公司的研究, Narver和Slater (1994) 对美国公司的研究, 分别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衡量 (公司整体层次和战略业务单位层次) , 但这两个研究得到的实证结果却是不同的。由此可见, 市场导向的分析层次问题会影响到实证结果。通常情况下, 企业中越高层管理者重视市场导向的实施, 企业的绩效就越好。基于上述论述,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企业的传统市场导向对营销绩效的影响受实施的组织层次高低调节, 在越高的组织层次上实施传统市场导向对营销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就越强;在越低的组织层次上实施传统市场导向对营销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就越弱。

假设5:企业的反应型市场导向对营销绩效的影响受实施的组织层次高低调节, 在越高的组织层次上实施反应型市场导向对营销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就越强;在越低的组织层次上实施反应型市场导向对营销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就越弱。

假设6:企业的先动型市场导向对营销绩效的影响受实施的组织层次高低调节, 在越高的组织层次上实施先动型市场导向对营销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就越强;在越低的组织层次上实施先动型市场导向对营销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就越弱。

(三) 变量测量

对传统市场导向的测量, 本研究采用MTKOR量表 (Narver和Slater, 1990) , 包括15个题项, 该量表也是市场导向测量方面权威量表之一。Narver和Slater (2004) 将市场导向划分为先动型和反应型, 并开发包含8题项的MOPRO量表测量先动型市场导向, 10题项的MORTN量表测量反应型市场导向。对营销绩效的测量, 本研究采用Ford和Schellenberg (1982) 所提出的目标法, 用包含7个题项的主观绩效量表测量。上述量表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 分值越高表明越赞同。

此外, 还对可能影响绩效的变量进行控制, 包括公司规模、公司年龄和产业类别。用企业员工人数作为公司规模的代理变量, 公司年龄为成立之日起至问卷回收之日止的年限, 产业类别设为虚拟变量, 区分第二产业企业和第三产业企业。组织层次为调节变量, 表示市场导向在哪一组织层次上实施。在实际测量中, 根据问卷的填答者在企业中职位高低来衡量, 分为高层管理者、中层管理者和基层管理者, 分别赋值, 职位越高赋值越大, 以此区分层级的高低。

(四)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样本设定为长三角及周边地区, 主要为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山东等地。采用便利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方式开展调查, 通过邮寄、上门拜访等形式向企业中不同组织层级管理者发放调查问卷来收集数据。整个调查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调查时间为2011年4月至2011年10月, 共计发放问卷400份, 回收问卷186份, 有效问卷133份。在对数据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 开展了第二次数据收集工作, 自2011年11月至2012年5月, 共计发放问卷200份, 回收问卷97份, 其中有效问卷73份。最终获得206份有效问卷, 问卷数据采用SPSS11.5和AMOS17.0进行处理与分析。

三、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 描述统计

样本企业涵盖制造业和服务业内众多行业, 有效样本企业中46.9%为制造业企业, 53.1%为服务业企业;从人员规模上来看, 小型企业 (员工人数<400人) 占65.9%, 中型企业 (400≤员工人数<1 000) 占12.3%, 大型企业 (员工人数≥1 000) 占21.8%;从经营时间来看, 少于5年占26.8%, 5~10年占30.9%, 10~20年占26.2%, 20年以上占16.1%。

(二) 量表的信度与效度

对传统市场导向测量采用MKTOR量表, 子维度顾客导向、竞争者导向及职能间协调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796 3、0.769 3和0.8157, 均大于0.7, 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对市场导向及子维度量表, 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评价其效度, 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各构面量表具有较好效度。顾客导向量表的拟合优度指标为χ2/df=0.580, RMSEA=0.000, GFI=0.994, NFI=0.989, CFI=1.000, IFI=1.008;竞争者导向量表的拟合优度指标为χ2/df=1.024, RMSEA=0.011, GFI=0.997, NFI=0.995, CFI=1.000, IFI=1.000;职能间协调量表的拟合优度指标为χ2/df=1.392, RMSEA=0.045, GFI=0.991, NFI=0.998, CFI=0.996, IFI=0.996。市场导向总体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930, 表明量表信度好。运用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效度分析, 拟合较好 (χ2/df=0.887, RMSEA=0.000, GFI, NFI, CFI, IFI均大于0.9) 。一阶标准化负载介于0.43~0.85且均显著, 二阶标准化负载介于0.81~0.93且均显著, 因此有较好汇聚效度。此外, MKTOR量表为权威成熟量表, 可以保证良好内容效度。

先动型市场导向量表的Crobanch’sα系数为0.840 8 (>0.7) , 表明量表具有较高信度。运用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 结果显示拟合较为理想 (χ2/df=1.136, RMSEA=0.029, GFI=0.972, NFI=0.957, CFI=0.994, IFI=0.995, 均大于0.9) , 标准化载荷介于0.55~0.76且显著。

反应型市场导向量表的Crobanch’sα系数为0.886 5 (>0.7) , 说明反应型市场导向量表具有较高信度。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测量模型拟合理想 (χ2/df=0.876, RMSEA=0.000, GFI=0.969, NFI=0.965, CFI=1.000, IFI=1.005, 均大于0.9) , 标准化载荷系数介于0.48~0.76且显著。此外, 两个量表为成熟量表, 内容效度良好, 因此先动型和反应型市场量表都具有较高的效度。

营销绩效量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019 (>0.7) , 表明测量指标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删除任一项指标都会降低系数, 说明量表有较高信度。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评价绩效量表效度, 一阶验证因子分析表明模型拟合理想 (χ2/df=1.71, RMSEA=0.061, GFI=0.978, NFI=0.981, CFI=0.991, IFI=0.991, 均大于0.9) , 标准化载荷介于0.53~0.87且显著。此外, 量表改编自成熟量表, 具有良好内容效度, 因此绩效量表有较好效度。

(三) 实证分析

利用回归分析技术, 将公司规模、公司年龄、公司所属产业类别作为控制变量, 将传统市场导向、先动型和反应型市场导向分别作为自变量, 组织层次作为调节变量, 分别与市场导向的交互项逐步引入模型。层级回归统计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

注:*表示p<0.1, **表示p<0.05, ***表示p<0.01。

表1中模型1显示, 控制变量对因变量 (营销绩效) 的解释效率并不显著。模型2显示企业的市场导向对营销绩效有正向影响作用 (β=0.712, p<0.01) , 假设1得到验证。模型3和模型4显示, 市场导向实施的组织层次高低对市场导向与绩效关系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β=0.158, p<0.01) , 也即企业高层越重视市场导向的实施, 对绩效的促进作用就越强, 假设4得到验证。

表2中模型1显示, 控制变量对因变量 (营销绩效) 的解释效率并不显著。模型2显示先动型市场导向 (β=0.670, p<0.01) 对营销绩效有正向影响作用;模型5显示反应型市场导向 (β=0.722, p<0.01) 对营销绩效也有正向影响作用。由此可见, 企业采用先动型市场导向和反应型市场导向对绩效都有促进作用。因此, 假设2和假设3得到验证。模型6显示, 企业可以同时实施先动型市场导向 (β=0.256, p<0.01) 和反应型市场导向 (β=0.518, p<0.01) , 两者对营销绩效都有正向影响。从两种市场导向的影响效果来看, 样本企业结果显示, 反应型市场导向对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强于先动型市场导向。在引入调节变量探究实施的组织层次高低对营销绩效调节效果大小时, 模型4和其他竞争模型分析结果显示, 调节效应在企业实施先动型市场导向 (β=0.121, p<0.1) 时显著, 也即在实施先动型市场导向的企业中, 实施的组织层次越高, 先动型市场导向对绩效的正向影响就越大, 因此, 假设6得到验证, 假设5未得到验证。

注:*表示p<0.1, **表示p<0.05, ***表示p<0.01。

四、结论与启示

(一) 结论

本研究首先对市场导向与营销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其次探索了企业实施市场导向的组织层次高低对市场导向与营销绩效关系的影响。同时, 在区分先动型和反应型市场导向类型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再探究。实证分析结果显示, 传统市场导向、先动型和反应型市场导向对营销绩效都有正向影响, 这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相吻合。调节效应分析显示, 传统市场导向在企业中实施的组织层次越高, 对营销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越强, 也就是企业的高层越重视市场导向的实施, 企业的绩效就会越好。在区分市场导向类型时, 先动型市场导向和反应型市场导向对营销绩效都有正向影响作用, 这也验证了Narver等 (2004) 、张婧等 (2011) 的结论, 但实施的组织层次高低只在采用先动型市场导向的企业中对绩效的影响作用显著。

本研究是对Cadogan (2003) 提出的市场导向分析层次问题的一次重要探索, 研究结果证实了在企业不同组织层次上实施市场导向, 产生的效果会有所差别。而且, 本研究对传统市场导向和区分为先动型、反应型市场导向对绩效影响进行了对比分析, 发现实证结果有所差别, 验证了采用市场导向理论观点的不同会产生不一致的结论。在对不同类型市场导向进行区分开展问题探究时, 还收获了意外发现:第一, 企业在同时实施先动型和反应型市场导向时, 两者对绩效都有正向影响, 但反应型市场导向对绩效影响作用更强;第二, 市场导向实施的组织层次高低的调节效应仅在采用先动型市场导向的企业中有显著效果。上述第一个发现与张婧等 (2011) 提出的先动型市场导向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的观点不一致, 究其原因, 可能由以下两方面原因引起。第一, 研究样本特点所致。本研究样本数据涵盖第二和第三产业, 以长三角地区企业为主, 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而张婧等 (2011) 仅对武汉地区制造业企业进行抽样调查。制造业企业有其特定情况, 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导向更为明显, 可能影响不同类型市场导向与绩效关系。第二, 企业行业环境特点所致。以技术为先导的制造业企业, 要在市场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就必须走在市场需求前面, 要求企业在适应市场的同时能够主导市场, 这就致使先动型市场导向有更好的绩效表现。而在国内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中, 虽强调创新但市场经济仍处于粗放的初级阶段, 企业的竞争仍表现为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因此, 反应型市场导向对绩效影响更为明显也就顺理成章。

(二) 管理启示

本研究的结论对企业实际经营有如下启示:

第一, 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应该重视市场导向的实施, 而不仅仅是营销部门。站在公司战略层面去推进市场导向战略的实施, 开展战略营销活动, 要比仅在营销职能层面实施市场导向效果更为明显。只有高层介入, 公司各部门相互协作, 团队作战, 才能够实现更大的绩效收益。

第二, 我国企业在当前市场环境中开展营销活动, 可以同时实施先动型市场导向和反应型市场导向, 这都利于企业提升绩效。但在实施过程中, 应该根据具体企业状况权衡哪种市场导向为主哪种市场导向为辅。研究结果显示, 就当前市场环境而言, 反应型市场导向对营销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第三, 对实施先动型市场导向的企业而言, 市场导向的实施组织层次越高, 营销绩效越明显。这在很多高新技术企业中较为明显, 如何把握顾客的潜在需求, 在经营过程中走在市场前面, 驱动市场, 成为企业制胜的关键。

(三) 研究不足

层次关系 第9篇

在谈农民的需要层次问题之前, 不妨先谈一下马斯洛的人类需要层次理论。

西方经济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认为, 人类 (在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 对需要 (所表现出来) 的强度 (强烈程度) 并不相等, 大致由低到高分为五种类型: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 尊严的需要, 自我实现的需要。生理需要, 指对食物、水、掩蔽场所、睡眠、性等身体方面的需要。安全需要, 指主要针对身体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需要, 以避免身心受到伤害。归属和爱的需要, 包括情感、归属、被接纳、友谊等需要。尊严的需要, 包括内在的尊重, 如自尊心、自主权、成就感等需要, 以及外在的尊重, 如地位、认同、受重视等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 包括个人成长、发挥个人潜能、实现个人理想的需要。前三个层次为基本需要, 这些需要的满足主要依靠外部条件或因素, 后两个层次为高级需要, 这些需要的满足主要依靠内在的因素。并且马斯洛认为, 人均有这五种需要, 只是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强烈程度不同而已;未被满足的需要是行为的主要激励源, 已获得基本满足的需要不再具有激励作用;这五种需要层次越来越高, 当低层次的需要被合理地满足后, 个体才会追求高层次的需要。

那么, 对农民这一群体又将如何?在这里我们为了讨论方便, 不妨将农民这一群体抽象成一类同质的、无差异的人。

二、 我国农民的需要层次的转变过程

再看一下我国农民的需要层次的转变过程。

1.十一届三中全会, 国家在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并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 创造了和平的、稳定的社会环境, 解决了我国农民的温饱问题。国家也正是满足了当时农民对生理的需要和身体安全的需要这一强烈要求, 从而受到农民的强烈拥护。

2.现阶段, 生理需要和身体安全需要已基本满足, 经济安全的需要还比较缺乏, 先前的“先富论”所追求的主要是物质财富增加, 注重的主要是经济的发展, 同时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 使农民个人成长、个人潜能的发挥极其有限, 诸多因素表明, 将政策和措施仍停留在对农民的生理需要和身体安全需要的满足上, 已不能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因而经济安全的需要已成为当今农民的主要需要。

三、运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对我国农民需要层次的转变过程进行分析的意义

1. 通过分析, 揭示农民的主要需要,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我们运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进行分析, 主要以此来揭示农民的主要需要, 以采取措施加以引导,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 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先前国家提倡的是八仙过海, 各显其能的“先富论”,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打破了“大锅饭”, 使农民能够吃得饱, 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讲, 是将农民的生理需要和身体安全的需要放在突出位置, 社会注重的是物质财富的增长, 形成的社会发展观是经济发展观, 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现阶段, 农民的需要层次由以前生理的需要和身体安全的需要上升为经济安全的需要, 相应取而代之的价值观是一种和谐的、能提高人的自身素质、有利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的观点, 是一种科学的发展观。人们形成的社会发展观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观, 是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协调的、全面的发展观, 经济增长方式是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2.了解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特点及本质要求, 引导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 (1) 根据需要层次的特点, 引导现阶段的农村建设。首先由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本义得出, 主要激励源一经产生, 这种人类的需要被满足的强度就相当迫切, 就如同人饥饿的时候需要觅食一样;再者, 经济安全的需要是主要激励源, 生理的需要和身体安全的需要不再具有激励作用;但它并不可以缺失, 因为如果没有生理的需要和身体安全的需要得以满足, 主要激励源就必然回到原来的起点。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坚持并不断创新家庭承包经营、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建立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 积极探索开展农村合作医疗卫生体制, 创新农村义务教育体制, 加大对农村转移支付力度等等, 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提供安全保障。保持现阶段农村建设的连续性, 同时这种建设又刻不容缓, 这是低层次需要被合理满足的不可缺失性和主要激励源被满足的紧迫性所决定的。 (2) 满足主要激励源, 走“共富”、“效率与公平并重”的道路, 构建和谐的市场体系。从经济发展可持续、健康的动力角度来看, 社会公正状况直接影响着经济的主要拉动力, 就一般情况而言, 经济的拉动力包括出口拉动力、投资拉动力和内需拉动力, 其中内需拉动力的作用要远远高于前两者。现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内需不足,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购买力太低, 市场活力不够, 而扩大内需的根本就是缩小贫富差距, 增加农民收入。根据此理论主要激励源经济安全的需要的本质要求, 走社会共同富裕的道路, 势在必行。现如今, 社会贫富差距过大, 已经成为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不仅影响农业的发展, 更能影响新工业化的建设。一个最明显的证明, 反映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 而我国1995年到2002年, 由0.4上升到0.55, 2003年上升到0.53, 贫富差距之大, 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以前倡导的“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理念, 应让位于“效率与公平并重”或“更注重公平”, 在政策上不再是倾斜于发展工业, 而是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在“共富”、“效率与公平并重”的航标下, 根据经济学原理, 经济安全的需要既然已成为主要激励源, 农民本身就有获得这种需要的迫切性, 同时当农民具备获得这种需要的能力的时候, 从而使农民的这一新的需要成为新的需求, 进而刺激新的供给, 形成新的市场经济体系。这种市场体系是一种和谐的、科学的市场体系。

四、结束语

以上一些看法, 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粗知拙见, 谈不上研究, 但在构建和谐社会, 大力发展新农村经济的今天, 深挖其理论根源, 将不无益。

摘要：文章运用马斯洛的人类需要层次理论, 对我国农民的需要层次的转变过程进行分析, 揭示其现阶段的主要需要, 有助于我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 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科学的发展观,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全国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用书编写委员会.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知识与实务 (中级) .2002

[2].省委宣传部课题组.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河南日报, 2006.4.26

层次关系 第10篇

一、数学教学目标与学生数学基础多元化之间的关系

伴随着招生规模的逐年扩大, 民族院校的生源结构日益多元化, 以西藏民族学院为例, 学生来源由过去的单一型变为现在的两类四种:一类是区内的学生, 又分为区内藏族与汉族两种;另一类是区外汉族学生, 分为文科与理科两种.学生来源的多元化加剧了数学基础的差异性, “一刀切”式的教学目标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前数学教学的形势, 这就要求教师在制定数学教学目标时, 应充分考虑学生在数学基础、认知特点以及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性, 针对不同类别、层次的学生, 教学目标尽可能做到多元化, 并且各有所侧重.多元化的数学教学目标以学习者的数学基础为依据, 能够体现学习者的数学认知特点, 经过努力往往容易实现.这不仅有助于激发不同层次学习者学习数学的兴趣和欲望, 而且使得每名学生都乐于学数学, 并且有所收获.

二、“必需、够用”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1.坚持以“必需、够用”为根本

首先, 在教学内容的选择和讲授方面, 不能过分追求数学知识体系的完整性而忽视学生的接受能力和专业需要.教学内容必须能够满足后续课程学习的基本需求, 数学知识的讲授要循序渐进, 从易到难, 对于重点和难点内容, 教师要结合实际, 选准突破口, 精心设计问题情境, 使学生在不断地探索过程中加深和完善对问题本质的领悟.其次, 实现数学课程与专业的融合.高等数学作为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工具和思想方法.因此, 数学教学要以为专业服务为出发点, 数学教学的内容要足以支撑后续的专业理论体系, 体现数学知识的工具效能.高等数学教学要有意识地从专业出发, 巧设问题情境, 在解决专业问题的过程中巩固和掌握数学内容, 既让学生亲身体验了数学价值的广泛性, 也培养了学生自觉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习惯和能力.最后, 针对大学数学教学对象的日益多元化, 数学教材应适当降低认知起点, 并且在内容的选择组织上, 紧密结合专业当前发展的需要, 使学生“爱学”且“会用”数学, 从而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数学学习需求.

2.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

强调“必需、够用”并不是对数学后续学习的否定, “必需、够用”是后续学习的知识基础, 后续学习是为了保持绝对的“必需、够用”.因此, 在数学教学中, 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 一是过分强调“必需、够用”、为专业服务, 压缩数学课时, 随意删减教学内容.二是为了可持续发展, 就随意拓宽加深教学内容, 而置学生的接受能力于不顾.数学教学既要满足当前学习的数学需求, 也要为后续学习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 保证数学学习的渐进性和连续性.

三、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关系

近几年来, 以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在数学教学改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除了担当认知工具以外, 它还发挥着效能工具、信息获取工具、情景创设工具和交流工具的作用.伴随着计算机技术多元化学习工具功能的发挥, 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得到有力地提升, 主要体现在学生的空间视觉智能、数理逻辑智能得到全面发展.现代教育技术有其突出的特点, 但传统教学手段也有自身独特的优点, 例如, 在教学进程的调控、师生的互动交流以及教师教学艺术的发挥等方面.因此, 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全面考虑不同类别和不同层次学生的数学学习特点, 在发挥传统教学手段的优势的同时, 大胆借鉴和采用现代教学手段, 用于克服传统教学手段的不足, 将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教学手段有机整合, 实现数学教学的直观化、可视化和实验化, 从而不断丰富数学学习的内涵.

四、数学理论与数学应用的关系

高等数学作为一门工具性很强的专业基础课, 它的教学目标更应凸显“应用”这一要求.然而, 当前高等数学教学目标定位比较单一, “知识目标”以外的目标考虑较少, 数学基础知识的教学和数学应用意识和能力培养之间相互脱节成为高校数学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 加强数学应用性环节教学刻不容缓.简而言之, 首先, 教师应将“应用性”目标落实在日常的数学教学中, 结合专业需要, 充分挖掘数学基础知识背后的应用因子, 巧妙的把握问题的切入点, 通过问题情景——数学模型——应用拓展的模式, 实现数学知识的深层次理解.其次, 重视介绍和再现数学知识的形成过程, 并让学生充分实践和体验这些知识是如何应用的, 在具体的实际应用中体验数学的应用价值.最后, 在数学应用性环节教学中, 教师要善于挖掘和积累一些相关素材, 结合高等数学内容, 选编一些应用问题用于数学课堂教学中, 对于培养学生应用数学意识和能力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参考文献

[1]李尚志.培养学生创新素质的探索.大学数学, 2003 (2) .

[2]钟启泉.差生心理与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4) .

层次关系 第11篇

关键词：翻译层次,人工翻译,机器翻译,翻译理论与实践

翻译理论发展历程中, “人”在翻译实践中的主要角色是毋庸置疑的。但利用机械装置来进行语言翻译的想法也由来已久, 时至今日, 大量的机器翻译系统开发投入使用。借助不同的翻译层次观, 我们可以从不同视角审视、评价这两种不同主体的翻译活动, 从而思考翻译理论与人工、机翻译实践模式的相互作用方式。

一、翻译的层次

层次, 在用于描述翻译活动时主要是分类、视角概念。国内外都有涉及这个问题的译论:

1、传统译论层次观

传统层次观将翻译分为内容和风格两个层次, 在文学翻译中, 语言形式本身如修辞格、音韵也得到了关注。所以传统翻译层次说形成了形式层、语义层、风格层的分层状态。翻译实践给予的反馈也促成了这种层次观的产生。

2、语言学基础层次观

以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为基础, 国内学者吴新祥、李宏安提出了语言三层次假说, 构建了纵向五个等级, 横向三个层次的语言系统, 从而借助这个体系检验翻译等值状况。美国语言学家、翻译学家奈达最初定义翻译是“翻译是首先在意义上, 其次在风格上用接受与再现与源于信息最近的自然的对应的信息” (Nida & Tiber, 1969) , 应当归于传统翻译层次观。后期个人理论的发展阶段, 在他的翻译理论体系中纳入了更多的考量因素, 他的翻译层次观大致对应句法、语义、语用三个范畴。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层次观与机器翻译理论同源, 于是在分析机器翻译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时, 讨论将限制在这个层次观范围内。

3、美学基础层次观

刘宓庆先生在《翻译美学基本理论构想》中提出翻译中审美的再现的三种常用手段, 体现了他的翻译层次观。傅雷先生的“神似”说、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以及许渊冲先生的“三美说”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们的美学基础层次观。

4、综合基础层次观

结合翻译美学和语言学, 许钧构建了他的翻译层次观:思维层次、语义层次、美学层次。他借此解释翻译本质并构建翻译标准。

二、翻译层次观与人机翻译实践的关系

1、翻译层次观与人工翻译实践的关系

翻译层次观可以是从实践经验中得出, 同时也可以由语言学等理论推演而来。反观翻译层次观对于翻译活动的作用:第一, 翻译层次观有助于译者定义翻译活动, 探寻翻译活动的本质, 从而有条理地进行翻译, 有利于翻译研究成果的沟通和延续。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层次观将翻译看做语言符号的转换, 尝试在翻译中追求符号的各层次对等, 翻译实践也就从解析语言符号的各层次内涵开始。第二, 翻译层次观为翻译实践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尽管翻译层次观更偏向于描述而非制定规范, 但提供了观察视角, 把翻译实践纳入不同范围进行讨论, 进而推动翻译活动在该范围内产生规范性操作方法。第三, 翻译层次观为翻译实践提供批评标准。和在不同翻译层次, 翻译完成点也不同, 于是层次观构成了评价翻译实践的一个角度。“信达雅”一直是国内备受推崇的翻译标准, 根据许钧先生的翻译层次观分析, 可以认为“信”即是对于源语言与目的语思维层次统一的具化表现, “达”则完成了语义层面的转换, “雅”则要求翻译成果满足审美层面的需求。

2、翻译层次观与机器翻译实践的关系

机器翻译 (MT) , 即基于计算机技术的翻译, 但沿承了最早进行机械翻译尝试的名称。计算机问世后, 科学家们也努力开发它的其他功能, 其中重要之一就是自然语言处理。随着语言学理论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机器翻译又重回成为研究热点。现阶段机器翻译有三个典型翻译方法:基于规则、基于统计和基于实例, 也有许多MT专家认为推动机器翻译发展和系统开发的是混合方法。

翻译层次观与翻译实践的关系体现在研究对MT的定位、MT成果检验以及MT技术更新三个方面。首先, 语言学基础的翻译层次观帮助MT更准确地定位研究价值。在60年代前, 机器翻译被过于理想化。随着语言学的发展, 相应的翻译层次观构建, 人们认识到机器可以通过词典及语言规则的获得完成句法层次的结构映射, 却无法“自主地”完成在语义、语用层次的翻译。由于计算机技术优势, 机器翻译具有较完备的意义机械转换能力, 所以机器翻译在处理文本方面, 比较适合规律性较强、注重意义转换需求的科技文献, 或者在法律、合同等文件的翻译过程中进行辅助。其次, 翻译层次观也有助于客观评价检验机器翻译成果。这同对人工翻译的作用是一样的。MT的技术更新也体现了翻译层次观的作用, 统计方法基于实例的翻译方法提出正是基于对翻译语用层次的追求。具有一定文化内涵的句子本身意义通过一般句法分析和转换处理却达到译文正确标准, 比如汉语的成语翻译, “指桑骂槐”法译为injurier le caroubier en indiquant le mûrier是难以理解的, 而译成injurier de façon détournée, 译者能够主观能动地打破语言形式外壳完成深层次转换, 而机器翻译系统则需要扩充既定知识储备, 即强化词典或者语料库。同时从不同翻译层次出发, 开发或技术上强化具有局限的翻译系统, 如词典的多语种化, 能够一定程度地提升机器翻译效益。反之, 机器翻译实践中遇到的障碍正是人工翻译在最基础层次遇到的的问题, 是否能借鉴人工翻译的解决办法发展人工智能以推动机器翻译进入更高层次, 仍需计算机科学家、语言学家以及翻译家的通力合作。

三、翻译理论与人机翻译实践的关系

翻译层次观源于翻译实践, 概括总结了翻译实践活动。但由于缺乏一定规范性, “科学性”较弱, 难以融入具体的技术支撑, 所以对人工翻译的指导作用强于对机器翻译的指导。可见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并非一一对应这么简单, 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中可能隔着翻译经验 (穆雷, 2012) 。个人认为翻译层次观是广义范畴的翻译理论, 介于翻译经验与纯翻译理论之间, 主要体现了翻译理论对于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 同时也为翻译实践在意义与目的方面提供了新的认识与解释。人机翻译实践之于翻译理论, 检验作用在第一位, 而实践发展有时超前于翻译理论, 例如机器翻译的发展一直依靠计算机语言学, 若要把翻译学建设成一门科学, 则需要更多的理论研究投入在这项“技术”上, 这种相对独立性推动了翻译理论不断的自我完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最终是互为补充互相促进的, 这样的关系才能避免乔治·穆南所说的“囿于经验的实践”和“抽象空泛的理论”。

参考文献

[1]赵铁军.机器翻译原理[M].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0.

[2]杨晓荣.翻译层次评说兼谈翻译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外国语言文学, 2004, 2.

[3]许钧.论翻译的层次[J].现代外语, 1989, 3.

[4]王宏印.翻译学建设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之我见[J].上海科技翻译, 2003, 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