垮掉一代范文（精选4篇）
垮掉一代 第1篇
“愤怒的青年” (theAngry Young Man) 是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英国主要由小说家组成的一个文学派别, 不过“愤怒的青年”只是当时流行的一个称呼, 并无十分严格的定义。由于它概括了五、六十年代英国的一群不满社会现实、批判社会的青年作家的特质, 于是就成了他们的总称。直到1956年5月刚出道的剧作家约翰·奥斯本写的话剧《愤怒的回顾》 (Look Back in Angry) 在伦敦的皇宫剧院公演, 引起了激烈的反响, “愤怒的青年”这个称号才流行起来, 成为一群才华各异、但对现实社会态度大抵相同的青年作家的代名词。这是“新闻记者和评论家借用莱斯利·艾伦·保罗所著《愤怒的青年》和奥斯本《愤怒的回顾》的书名, 才使这个不甚确切的名称流传开来。” (王佐良、周压良, 1994:589) 和“垮掉的一代”一样, 这一文学流派也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时, 人们热切地期待着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然而, 人们理想中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战争灾难的结束而出现, 平民青年无法实现自身的理想价值, 无法得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认可, 人们重又感到空虚、迷惘。于是“愤怒的青年”们便拿起笔, 向社会发泄他们绝望的情绪, 表达不满, 展示战后资本主义社会所暴露出来的其他种种尖锐矛盾。
“愤怒的青年”的代表人物有威廉·库珀、金斯利·艾米斯、约翰·韦恩、艾伦·西利托、约翰·奥斯本等。他们是社会转型期的孤独迷惘者, 在愤世嫉俗的同时, 一定会急于与社会发展的步调保持一致, 以便从中获得某种利益, 进入到主流社会。如被喻为二战后英国小说史上“不可多得” (阮伟, 1998:589) 的《幸运的吉姆》中的吉姆·狄克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大学历史课程的讲师, 他属于战后因1945年工党的上台而心中燃烧起希望之火的那一代人的代表, 聪明绝顶的他渴望向上爬并跻身于上流社会, 为了同顶头上司学术权威威尔奇教授作对, 他挖空心思、不择手段, 充分展现了二战后小人物那种迫切出人头地的心理。“垮掉一代”的核心人物有威廉·巴勒斯、艾伦·金斯伯格、杰克·凯鲁亚克等, “垮掉的一代”不像“愤怒的青年”那样有着出人头地的欲望, 他们自诞生之日起就对未来不抱任何幻想。对于“垮掉的一代”来说, 生存的方式比为生存的原因更重要。他们与美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习俗进行了彻底的决裂, 对美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不屑一顾。在冷战后的恐怖高压政治统治下, 他们退缩到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 对政治不闻不问, 摒弃一切传统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他们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具有拓荒精神, 而是一群试图在精神上探索的流浪汉, 失去了生活的目的。他们追求的是“开放的人生是欢畅的没有道德和文化禁忌过多约束的自我表达”, (李斯, 1996:15) 最后注定要迷失在路上。
“垮掉的一代”与“愤怒的青年”的作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抓住了他们各自的时代特征, 表现了他们所在时代所存在的有一定代表性的种种社会矛盾和精神世界的现状, 体现了战争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腐败虚伪带来的“悲剧时代”。在创作手法上都是都把生活方式与艺术风格相结合, 把自己的经历、对时代的感受体现在作品中。由于“愤怒的青年”的成员大部分来自中下层阶级, 所以他们的作品大都取材于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 往往流露出对中下层阶级、劳动人民不幸处境的强烈同情, 小说具有很强的人民性和现实性。同时, 该派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大都是同作家本身那样来自社会中下层的青年知识分子, 是一些我们通常所谓的“小人物”, 其反文化、反英雄形象突兀其中, 如艾米斯的《幸运的吉姆》等。以凯鲁亚克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则融合了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与现代主义, 在创作手法上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他们在艺术上敢于冲破一切传统的羁绊, 大胆创新。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带有鲜明的反传统印迹和裸露坦诚的审美原则, 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新批评和艾略特的非个性化原则针锋相对:主题反异化, 人物形象反英雄, 结构松散, 情节淡化, 艺术上自然主义等。同时, 作品具有后现代多元性特征, 一方面显示现代主义文学的某些特点, 另一方面它们不广征博引而随意写作, 不强调非人格化而主张自我倾诉。其中以凯鲁亚克的“自发性写作”最具代表性, 影响最广泛。袁可嘉在《现代派论·英美诗论》就曾指出:在美国, 垮掉派、黑山派的诗以及黑色幽默派的小说, 一方面显示了现代派的某些特点, 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它们不再托古神话, 而写现世经验;不广征博引, 而随意写作;不强调‘非人格化’, 而主张自我倾诉。他们不讲究写作规范, 反对选材、修改和预先设计, 而以感情迸发、张扬个性为主导。他们要像吸毒、纵情与爵士乐一样解放自我。据说凯鲁亚克在写作《在路上》 (On the Road) 时服用了安非它命, 在亢奋状态中用打字机在一卷长达120英尺 (一说为250英尺) 的打字纸上几乎是不停顿地打出了手稿, 前后约三个星期。这部小说从内容、手法到写作的情况都充分体现了垮掉派的写作宗旨。金斯伯格也告诉人们, 《嚎叫》 (Howl) 的创作也受到凯鲁亚克的“自发性写作”的影响, 而且诗的第二部分就是他在服用毒品之后在迷幻中写出的。
从影响上看, “垮掉的一代”远比“愤怒的青年”广泛持久, 前者的影响不但表现在文学领域, 而且还涉及艺术和影视诸方面, 并且已极大地影响到美国甚至世界各地民众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他们是后现代主义的先驱, 嬉皮士运动的鼻祖, 唤醒了美国民众公开表达全部观点的民主意识, 这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与反战运动中充分体现。在美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不容泯灭的烙印。而由于各种外界和自身的原因, “愤怒的青年”到60年代便几乎销声匿迹了, 其影响不像同时期美国的“垮掉的一代”具有广泛的世界性。
但无论是“垮掉的一代”还是“愤怒的青年”都努力把生活与艺术相结合, 探索适合表达自己心声的方式。他们的探索是否成功、其结果是否都能得到人们的认可,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敢于反抗、敢于探索的精神。不管人们对他们做出怎样的评价, 毫无疑问, 他们是世界文学史上一道不可取代的风景。
参考文献
[1].李斯, 1996.垮掉的一代[M].海口:海南出版社。
[2].聂振斌, 1997.艺术化生存[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3].阮伟, 1998.社会语境中的文本二战后英国小说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王佐良、周压良, 1994.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文楚安, 2002“.垮掉的一代”及其他[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金斯伯格与“垮掉的一代” 第2篇
这次，来敲响我的房门的是一个叫艾伦·金斯伯格(金斯堡)的美国男人，他披散着满头的鬈发，目光炽烈，与一个同性伴侣共同生活至死。他用惊世骇俗的长诗《嚎叫》，以振聋发聩的声音敲响了我的房门，台风一样的震荡伴随而来，房顶上的瓦片噼噼啪啪掉下来，窗外呼呼响着风声。那完全是一种地震的感觉，精神的地震。很长一段日子，我在震荡中时刻感觉到一股冰凉而强大的力量从头顶灌入，然后以液体的形式流向身体各处，我知道，正是金斯伯格绝对自由的品质像高压水龙头在冲刷着我布满尘垢的房子，冲刷着我的五脏六腑。我真切感受到被打击的快乐，被从混沌中唤醒的快乐，任何人不能给予的快乐。这就是精神的魅力。
我开始在我有限的空间里寻找一切与金斯伯格有关的东西，我产生了了解他的巨大兴趣，就像少女时代对爱情的狂热。我的脑海中总是闪过金斯伯格和他的朋友驾车飞驰在美国高速公路上的情景：他的头发在风中飞舞，他双手高扬，在竭力抓住来自身体最深处最真实的东西。
因为金斯伯格，我粗浅了解了美国五十年代的“垮掉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是美国战后的一代，他们成长在一个循环发生战争的世界上，有人曾把他们同以海明威、艾略特等为代表人物的“迷茫的一代”做了对比。循环的战争使“迷茫的一代”脸上布满“一切被剥夺、一切丧失殆尽”的神态，那种带有浪漫情调的失望最终变成了一种幻灭。评论家们指出，被“迷茫的一代”指责为背叛的艾略特在他的诗歌《荒原》中恰恰表达的就是这种“几乎看不到任何目的地的迷茫感，读者在读这首诗时便会感受到事物的内在凝聚力已荡然无存”。“荒原”这个比喻，极为精确地表达了整个“迷茫的一代”的精神困境。然而，“垮掉的一代”却没有迷茫，他们神采奕奕，蔑视一切，他们对道德伦理主流中一些毫无价值的东西一点都不留恋和惋惜，他们本来就是在一切都被摧毁的情势下长大的，他们只醉心于寻欢作乐，他们原本就不想阐述什么大道理，他们体验种种“堕落”的生活，只是出于好奇，而不是出于幻灭。
他们中的一些人历经苦难艰辛脱颖而出，正如凤凰涅*1于烈火，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化—社会思潮的杰出代表，即“垮掉”哲学。他们完成了精神生活与日常生活的贯通，是真正的身体力行者；他们不相信虚构，更不相信空想，而是相信切身体验，相信切身体验所激发的思想，所以，他们的作品以及生活处处散发着浓郁的真实和自由。他们的思想在绝对自由的躯体里得以升华，在美国战后忧伤失望让人窒息的精神“荒原”时代拔地腾空而起，划破了迷茫的天空，给人们以极大震撼的同时也给了人们面对现实的勇气。
艾伦·金斯伯格是“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以其反主流文化的长诗《嚎叫》一举成名，是“嬉皮士”的先驱和“反叛”青年的思想代表。他的创作明显受益于沃尔特·惠特曼，从他的诗歌《我如此热爱老惠特曼》中可感受到他对那位老者及诗歌精神的深厚感情，那种本该高深莫测的感情在金斯伯格身上体现得朴实而直白，就像从肩头上拣下一根落发，在阳光里反复端详。在我的感觉中，金斯伯格与惠特曼的关系更像是一对感情融洽的孙子和爷爷，他们经常在一起嘀咕那些别人听不懂的琐碎，或者牵着手蹒跚走在门前那条弥漫着尘埃和阳光的小路上。我想，对于思想与精神的延续，这应该是最好的方式。
我写诗因为沃尔特·惠特曼曾对世人以允诺表达思想应坦白直率毫无顾忌。
我写诗因为沃尔特·惠特曼不受阻碍的呼吸开创了长句诗歌体。
金斯伯格念念不忘惠特曼就像孙子忘不掉爷爷，惠特曼随时都闪现在金斯伯格的诗句中。但那只是纯粹的精神的师承，毫不影响金斯伯格成为一种崭新风气的先驱，成为耀眼夺目的金斯伯格自己。强大的精神对于软弱的人来说是阴影和压力，而对于金斯伯格这样的强者却成了取之不尽的养料。
金斯伯格追求的是一种既宽泛又绝对的自由，他把自己的生命像一根橡皮筋那样拉开，每一根经络都袒露无遗，每一个毛孔都在张开，他就在这绝对的坦露中寻求最大可能的自由，他把头脑钻进生活的最本质层面，就像大树把根须延伸进大地以探求生长的奥秘。我由此而想到了近日从电视中看到的一位以“妓女作家”自居的女作者九丹，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乌鸦》、《漂泊女人》成为今年的畅销书，她一再强调自己与前几年风靡一时的“美女作家”有着本质的不同，她说如果要她在“妓女作家”与“美女作家”中做一选择，她会毫不犹疑地选择“妓女作家”。九丹的书我没有读过，九丹这人我也没半点了解，从电视中看她是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衣着极为个性化，一身的风尘味，她坐在镜头前，独自面对四位压根儿就不尊重她的男性作家和诗人。当她毫无怯意地把自己的《乌鸦》和钱钟书的《围城》相提并论时受到了四位男性的一致批判甚至嘲讽，而九丹是镇定而冷漠的，她的神情中隐含着无法言诉的思想，还有女性遭到屈辱时独有的那种软软的顽强。我忽然有点理解九丹了，如果“美女作家”表达的是自觉堕落的风月画，而九丹表达(最起码九丹竭力想表达)的却是弱势群体在社会留给她们的惟一出路上挣扎的情形，她极力想让人们听见“漂泊女人”在黑暗里的哭泣，或者说她更想让人们听见的是“漂泊女人”充满了腐烂气味的歌声，那正是新生的序曲。在九丹所有的情感中，我不能肯定别的(表演、哗众取宠等)，但我能肯定其中有着真诚与直率，疲惫与自由，我是指类似“垮掉的一代”的精神成份。“非主流”并不是可怕的，它们永远是“主流”的新鲜血液，如同反传统汇聚成传统的河流而源远流长。
我忽然对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距离产生了疑问，精神一直悬于高处，让人膜拜，那么，精神是怎么产生的呢?如果它是真实的，它靠什么存活?我由此又想到了丛林中的动物，想到了老虎，它肯定不是在吃到一只肥硕的兔子以后闲卧在树下才开始进行精神生活的，它如果时刻等待着高处精神的引导，敏捷的兔子会转瞬即逝。我不禁由动物性中处处闪烁的精神之光联想到人类最初，想到绝对精神的宗教，乃至如今全世界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的文明的陷落。事实上，人类过高估计了自身理性的力量，而过底估计了自身不可避免的动物性的力量，因此物质和精神越走越远。就我而言，我虽然离不开物欲之享乐，但我一直心存鄙视，认为是它们使我变得丧失了高贵品性，而虚幻的精神一直在拯救我。事实上我所指望的精神是一座不可企及的空中楼阁，我从知道它开始就努力地蹦高去接近它，像卡夫卡接近那座虚幻中的城堡。金斯伯格及“垮掉的一代”一开始就知道精神的虚假，他们在真实的生活中树立了最贴切人性的精神之碑。
评《在路上》中垮掉一代的求索历程 第3篇
一.桎梏
二战后的美国, 表面上经济繁荣, 实则贫富差距拉大;政治上麦卡锡主义肆虐;社会保守压抑;种族歧视严重;各种矛盾尖锐。重重桎梏使中下层青年生存艰辛、精神压抑。
《在路上》所反映的桎梏首先是金钱对人的异化。金钱至上的观念渗透于生活的一切层面:事业、爱情、婚姻, 使贫穷阶层的年轻人过着混乱的生活。《在路上》中的小城姑娘李·安野心勃勃, 一心想嫁个阔佬, 穷小子雷米摆出大亨派头, 李·安因此成为雷米的女朋友。雷米为了谋生, 不得不在峡谷的棚户区当特别警察, 贫穷的日子过得不顺心, 李·安“每天都要痛骂他”, [1]80而雷米也怨恨她和其他欺凌他的人。为了改善生活, 身为警察的雷米偷窃棚户区自助餐厅的食物并警告同伴萨尔要跟他一条心:“……警察、李·安这类人, 这世界上一切邪恶的家伙, 都恨不得一口吃掉我们。咱们现在得明白, 谁也不会把任何现成的自救方案扔给我们。他们捞到的够多了, 一只肮脏的手从不会闲着, 连袖子里都塞满了东西。记住, 你别想教训你老兄了, 那不成!”[1]93金钱重压下的恶性生态使恋人间互相伤害, 警察监守自盗、相互防范;同为下层而相互欺骗, 这是怎样一个世界!
其次是工业文明对人生存空间的压缩。工业社会的生存模式使人远离生机勃勃的大自然而禁锢于机器、污染与孤独沉闷中。《在路上》的作者凯鲁亚克在其早期自传体小说《镇与城》中描绘的老马丁一家遭遇破产与战争后从位于马萨诸塞的家乡小镇迁到纽约, “从纽约布鲁克林的地下室里, 老马丁夫妇看到的已经不是郁郁葱葱、流芳溢香的马萨诸塞的森林, 而是被煤烟熏得黑黢黢的纽约工人居住区, 来去匆匆的过客, 喧闹的人群和孤独的个人。”[2]93
此绝非个别现象, 而是带有普遍性。因此战后初期美国工人阶级争取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斗争出现高潮。据张海涛《再说美国》一书所述, 全国列入官方统计的罢工人数, 1945年为350万人, 1946年为460万人。对此, 从1945年11月到1950年期间, 美国政府采取废除集体谈判权、审查“危险分子”、通过反劳工法、审判美共领导等各种手段进行镇压。凯鲁亚克曾提到:“美国警察对人民发动了一场心理战”“他们从发霉的窗户向外窥视, 什么事都探听, 如果罪行不能令他们满意, 他们就会炮制出罪行”。而对外为争霸世界、威慑苏联, 杜鲁门的就职仪式动用了“大量杀人机器, 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摆满了B-29轰炸机、鱼雷快艇、大炮, 以及各种各样满是杀机的战争武器”[3]。社会如同一潭死水、令人窒息, 但普通年轻人看不清原因, 因此, 他们接受了法国存在主义领袖萨特的观点:“世界是荒谬的, 人生是痛苦的”, 必须突围, 寻求解放。
二.突围
萨特主张人通过自由选择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垮掉的一代由此决定我行我素、追求绝对自由, 从沉重的现实中突围。
《在路上》中的知识分子萨尔, 在离婚与大病之后打算离开压抑的生活圈子与贫穷浪子狄安去西部游历。逃离吐着工业浓烟的城市, 抛弃物欲横流的精神荒原, 奔向辽阔的西部, 投入森林河流的怀抱, 多么让人欣喜!同伴狄安虽然出身贫寒、时有劣迹, 但他聪慧热情, 他的智慧“更能给人启发, 也更为完整, 绝不故作斯文、令人乏味。他那越轨的‘劣迹’……是美国式的欢乐对人生持肯定态度时情感的疯狂发泄……犹如西部吹来的狂风, 发自西部草原的一曲赞美诗, 令人感到清新……相比之下, 我在纽约的朋友们却总是以消极对立的态度成天生活在噩梦中, 议论社会现实, 用的是他们自以为是的书本上的或政治、或分析方面的诸种理由。可狄安恰恰相反, 迎着社会现实冲刺, 渴望面包和爱情;他不会因这事或那事而顾虑、担心。”[1]7在社会的牢笼中, 知识分子忧心忡忡但又束手无策;作为底层劳动者的狄安采取自我绝缘、我行我素、追求绝对自由的方式来燃烧生命。而后者这种“洒脱”的生活方式吸引了久困于纽约郁闷空气中的萨尔。
萨尔与狄安一起上路寻找人生的真谛, 在路上, 他们遇到了许多和他们一样的人。他们在高速公路、酒吧、汽车旅馆间留连, 在棉田和葡萄园里劳作, 在偶遇的爱情、性与大麻中沉醉。尽管他们极端的行为方式为主流社会所不齿, 但显然他们绝非行尸走肉、社会垃圾, 因为他们虽然追求极度感官享乐, 但那是因为他们确实曾把它当作自由, 当作忠于自我、追求本性的一部分, 他们“从来与任何暴力、仇恨和残忍无关”。“垮掉一代中即使是最粗俗最虚无的成员”“也几乎无例外关心着信仰问题”。[3]他们讨论尼采、哲学和诗歌;他们在酒吧中聆听爵士乐:“那黑人小号手站在那儿神态怡然……他神奇的嘴唇贴着小号吹口, 浮起一丝笑意, 那么动听、清脆而又舒缓的高音便飘飘而出。在这个静寂孤独的美国之夜, 这乐声真是感人肺腑。”[1]312他们流浪着, 寻找着, “以自己的行为方式表示对五十年代的传统精神状况, 对教育、事业、婚姻的习俗观念, 对中产阶级的唯利观点的憎恶和厌倦。凯鲁亚克把这种行为方式称之为‘一种逃遁……对一切世俗观念的厌倦’。”[4]13一无所有的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来热爱和享受人生、保持精神上的独立, 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对奴役人性的物质欲望的反抗, 正如《在路上》的主人公所言:“因为我很贫穷, 所以我拥有一切。”然而, 这种方式是否真的能实现对现实桎梏的突围?《在路上》书里书外的结局都是幻灭:《在路上》中的萨尔拒绝了狄安、回到纽约的生活圈, 现实中的凯鲁亚克40多岁时回归家庭, 不再与垮掉的一代来往, 46岁时因病去世;《在路上》中的狄安依旧贫困漂泊, 现实中的卡萨迪因吸毒过量于42岁时去世;垮掉一代的其他代表人物金斯堡、斯奈德等人信仰禅宗以求解脱;垮掉一代日渐沉寂。
三.幻灭
在路上看到的大自然美景令人欣喜, 可是生存境况却如同纽约一样让人沮丧:爱情因为现实的重压而无奈分手;事业沦落为卑劣的生存;贫穷和衰老便是此生的归宿。
萨尔在路上遇到墨西哥姑娘特丽, 两人产生了真挚的爱情。特丽不爱自己的丈夫, 她想跟萨尔在一起:“父亲要我明天就去找活干。他说, 他不想看到我到处鬼混, 骂我是傻瓜。萨尔, 我想同你一道去纽约”“可是怎么去呢?”“亲爱的, 我也不知道。”“可我一定得走”。[1]130生活没有着落, 爱情便是奢侈品, 只能各自飘零。狄安的女友玛丽露与狄安分手后“跟着一位夜总会的老板走了……那老板是个胖胖的老头, 手持一卷钞票”, 玛丽露“一下子就钻进了那辆卡迪拉克汽车, 同他们一道走了”。[1]223玛丽露投奔了钞票。
在奥克兰狭窄的街上, “人人都垂头丧气, 像失魂落魄跑龙套的配角演员、不走运的明星。这些人中有已失去任何吸引力、充当大明星替身的演员;小型赛车手;愤世嫉俗的加利福尼亚人, 在这大陆的尽头失意悲哀;英俊、放荡的男人喜欢在女人中间厮混;还有在汽车旅馆出没的金发女郎, 个个眼皮浮肿, 睡眼惺忪;骗子、妓院老板、娼妓、从事按摩的男人、旅馆侍者—形形色色”[1]221, 不论在哪里, 下层青年都是以打短工的方式生存, “成千上万的人为了赚得一个子儿终日奔波, 做着疯狂的梦———掠夺、占有、失去、叹息、死亡……”。[1]138
萨尔在萨斯奎哈纳河谷遇到的一个背纸背包的老人似乎让他看到自己的归宿:老人参加过一战, 如今是一个流浪汉, 靠两条腿走过东部荒原, 冲入每一处的红十字会办公室请求帮助, 有时沿街乞讨。“我们现在一起流浪, 我们沿着仿佛在叹息呜咽的萨斯奎哈纳河谷走了七英里。这是一条令人感到恐怖的河。两岸的峭壁绝岩灌木丛生, 就像披头散发的幽灵, 俯视着无名的水域”。[1]135流浪的老人与呜咽的河流象征着凄凉的人生归宿。
走遍千山万水, 依然找不到希望。因此萨尔抛弃狄安而坐上雷米的卡迪拉克车去听歌剧, 他或者说凯鲁亚克认识到狄安的这种漂泊是徒劳的, “没有一种社会结构, 一种普遍可行的价值体系能为他们提供方向感”, “一切都是徒劳”[5]110, 丝毫无助于改变现状, 他们在路上看到的全都是贫穷和悲伤, 《在路上》揭示了“在异化和非理性的现代封闭社会中, 在路上的运动沦为在任何通向虚无的道路终点间狂躁的来回折腾”[5]110;这漂泊之旅甚至毁灭了他们自己———不论是书中狄安与萨尔的分道扬镳还是书外卡萨迪和凯鲁亚克的英年早逝, 它们都从某个角度证明了垮掉一代自由之路的手段错误和必然失败。
垮掉一代精神求索的失败源于他们看不清形成社会桎梏的根本原因———异化。“异化”源自拉丁文, 有转让、疏远、脱离等意。黑格尔用它说明主体与客体的分裂与对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异化”来阐述资本主义对人性的戕害。马克思提出劳动异化的概念并用它来概括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及劳动本身的关系。他认为, 劳动 (自由自觉的活动) 是人类的本质, 但在私有制条件下却发生了异化, 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资本奴役劳动并进而成为支配一切关系的主宰, 金钱发号施令, 贫穷的劳动者只能臣服, 以金钱多寡为标准形成了一张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的等级森严的网, 这张网不揭掉, 走到哪都没有出路。正是金钱的腐蚀使得个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甚至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被扭曲、分裂和对立。[6]垮掉一代深深体会到这种扭曲和压抑, 他们强烈地想要获得解放、恢复完整的人性, 他们以性解放来反抗一潭死水般的社会, 以肉体裸露来表达抛弃虚伪的决心, 这是这些没有目标的反叛者、没有纲领的革命者在面对高度扭曲的社会时所采取的一种人生姿态, 他们接受了法国存在主义领袖萨特的观点:世界是荒谬的, 人生是痛苦的, 人可以通过自由选择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萨特的观点其实自相矛盾:既然世界荒谬无定则, 人又如何能自由选择?“存在主义将一战前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问题看成是每个人与其他人相互争夺而产生的罪恶, 客观上掩盖了问题的根本, 搞错了方向, 非但不能从现实中突围, ‘反而可能把问题引向悲观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深渊’[2]380”。[6]垮掉一代籍以反抗异化的手段恰恰是异化的产物———性、毒品———这都不是健康自由的人所需要的, 而是被剥夺了自由的生命进行自我麻痹时用的。因此, 他们中很多人开始堕落, 性不再是精神向上奋发的手段, 而成为动物性沉沦的发端, 直至肉体与精神的彻底毁灭。
萨尔最终抛弃狄安也许是因为他意识到“在路上”之追求的徒劳和走向堕落的危险。总之, 极度的失望。这也解释了作者凯鲁亚克40多岁时回归家庭、逐渐疏远垮掉一代之同伴的原因。
“星星将渐渐隐没, 向草原倾泻余辉。除了在孤独中悲惨地衰老下去, 我相信, 没有谁, 没有谁会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怀念狄安·莫里亚蒂。”[1]403对狄安的怀念是萨尔或者说凯鲁亚克本人对“在路上”运动的扬弃, 此行虽败但壮志犹存。他的英年早逝使垮掉一代在其后的走向失去了某些可能性, 但可以确定的是, 垮掉一代中的其他代表人物如金斯堡都归宿于东方禅宗哲学 (凯鲁亚克50年代在世时曾与他一起游历东方、参禅悟道以求解脱) 。诚然, 佛学缘起论、平等观以及佛教独特的修持方式等为现代文明中的危机 (如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严重破坏、人类自身精神家园的荒芜等) 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和启示。但是, 远离尘嚣、归隐山林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带来改变?人们拭目以待。
摘要：垮掉一代的代表作《在路上》揭示出他们“桎梏——突围——幻灭”的人生历程。物质主义、金钱至上的观念, 工业文明对人生存空间的压迫, 以及二战后美国政府对内对外的政治高压等形成重重桎梏。对此垮掉一代以其独特的方式进行突围, 其鄙视物欲、追求精神独立的观念具有一定意义;然而, 由于看不清社会症结之所在, 在路上的求索注定幻灭:或者由于放浪形骸而终致彻底毁灭;或者转向禅宗哲学以在主观世界中求得解脱。
关键词：桎梏,突围,幻灭
参考文献
[1]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M].文楚安, 译.广西:漓江出版社, 1998.
[2]廖星桥.西方现代派文学500题[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380
[3]肖明翰.垮掉一代的精神探索与《在路上》的意义[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1) :64-69
[4]秦小孟.当代美国文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13
[5]Jani sP.Stout.The Journey Narrat ive i n Ameri can Literature:Patterns and Depart ures[M].London:Greenwood Press.1 983:1 1 0.
垮掉一代 第4篇
关键词：垮掉一代 80后 反叛 迷惘
一、疯狂、离经叛道——“垮掉一代”在放纵中追求自我
50年代二战的阴影还没完全消除就开始了猖撅的麦卡锡主义，再加上渴望自由的“垮掉的一代”在思想上受到50、60年代在美国风靡一时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他们的作品中充满着悲观情绪，他们以自身的经历为基础，表达了二战后青年人共有的“时代病”。“疯狂”已经成为他们作品中共同的主题。他们在当时的环境下精神压抑的悲观情绪表露无遗，他们只能在“疯狂”中探索。
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被誉为“垮掉的一代”的《圣经》，它融合了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元成分，带有存在主义的基调，全面的表现“垮掉的一代”不满战后的政府统治却又无力改变，只好放纵自己，不停的“上路”的精神探索。“垮掉的一代”作品大多以个人真实经历为基础，具有强烈的真实感。萨尔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其实是作者本人。《在路上》是遵从自发性写作手法，所以并没有完整意义上的情节，这部小说讲述了萨尔厌倦了现实社会的虚伪，又十分向往狄安那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于是他们驾着偷来的车，离开了灯红酒绿的纽约，为追求自由、试图重新为自我寻求另一条解答生存的道路、横穿美国大陆的经历。
可以肯定的是，“垮掉的一代”对社会的不满和反叛以及他们的作品在大胆揭露美国社会的黑暗面上，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因缺乏正面的理想，他们的不满只能是任自己的感情毫无节制地宣泄。萨尔最常问的问题是“你想在生活中得到些什么？”【1】他一直在问这个他自己也没有答案的问题。他们只能在美国的大地从东到西和从西到东地徒劳往返的奔跑。造成这种茫然迷失的感觉的根源，是对自我身份确认定位的困窘。“在路上”颠沛流离的艰苦旅途暗示着他们内心深处的无奈。他们所追寻的“有意义”的生命包含的也只是急速、紧张、不稳定的行程与疯狂后的空虚。这些转瞬易逝的因素，在寻求浪漫主义情趣的同时，也是一种逃避主义和虚无主义。使追寻本身流于不可解脱的漂泊无定与无家可归的状态，这也就是萨尔所说的“生活在路上”。
二、反抗与妥协——“80后”在迷惘中追求自我
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家加强了对教育的重视，高考似乎成为孩子们唯一的出路。因此，“80后”出生的这一代独生子女，从小便承载着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他们的孤独感与反叛感愈加严重，他们渴望被理解、渴望自由。同“垮掉一代”一样，他们以自身的经历为基础，表达了“80后”共有的“时代病”。“成长中的迷惘”已成为他们作品中共同的主题。他们在当时环境下精神压抑的忧伤与反叛情绪表露无遗，他们只能在“迷惘”中探索。
与“垮掉一代”一样，“80后”作品也大多是以个人真实经历为基础的青春小说。《三重门》以及其他“80后”作品共同的主题就是“迷惘”。《三重门》的很多情节都是韩寒的真实经历，作品中的任务也都是根据真实的人物塑造出来的。林雨翔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其实是作者本人。《三重门》采用的是“自叙体”写作手法，是以第三人称叙述的。该书通过少年林雨翔的视角，向读者揭示了一个真实的高中生的生活。这部作品虽然是以校园生活为背景，但透过校园折射了生活中的很多层面，如家庭关系、人际交往、金钱社会等等，韩寒用嘲讽、调侃、尖刻的语言去揭露，去讽刺，使得整部作品都带有愤世嫉俗的味道和压抑窒息的氛围。
可以肯定的是，“80后” 对社会的不满和反叛以及他们的作品在大胆揭露中国社会的黑暗面上，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80后”所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期，他们的生活与前几代人有了很大不同，他们看待社会的视角和结论已经与前几代人大相径庭。他们不愿接受前代人的人生信条，但又还未形成自己的人生信条，所以他们的不满只能是任自己的感情毫无节制地宣泄，他们陷入了真正的虚无之中。他们抵抗社会、家庭、学校将焦虑的多次转嫁；抵抗应试教育体制对青少年主体性的忽视；抵抗成人独霸的关于青少年的话语权；抵抗束缚他们自由与自由表达的一切，他们想要为自己争取自由，因此他们努力地反抗着。但是，身为孩子的他们却没有能力去改变任何社会制度，这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妥协。反抗与妥协的行为最终导致了这一代人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之中。
三、结束语
“垮掉一代文学”的反叛性是源于美国梦的破灭、二战的阴影以及麦卡锡主义的猖獗，这些因素都导致这一代青年对社会失去信心。因此，他们悲观、反叛，试图在放纵中追求自我。而与“垮掉一代”不同的是，“中国80后文学”的反叛性是源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带给“80后”青年在学业上的压力以及“80后”独生子女与生俱来的孤独感，这些因素导致这一代青年渴望被理解、渴望自由。因此，他们叛逆、忧伤、试图在迷惘中追求自我。虽然“垮掉一代”文学与“中国80后”文学所表达的反叛的主题是一致的，但他们反叛的原因却是截然不同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