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宫廷的英语教育

清末宫廷的英语教育（精选10篇）

清末宫廷的英语教育 第1篇

一、清末选拔幼童赴美留学的背景

清朝末期开展的留学美国活动, 是与容闳的大力提倡分不开的。容闳是广东省香山人, 1835年入德国传教士在澳门开办的教会学堂就读, 1842年该校更名为马礼逊学校, 迁往香港。1847年, 在该校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的协助下, 容闳到达美国。容闳在美国读完中学后, 考取耶鲁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经过七年的寒窗苦读, 容闳顺利拿到耶鲁大学文凭, 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因此成为中国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一人。容闳胸怀祖国民众疾苦, 在亲身感受到美国的日益强盛和清朝的陈腐落后之后, 容闳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青年能够像他一样在美国接受先进文化和科技教育, 通过掌握先进的技术和本领为国家效力, 他认为如果中国青年能够“汲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 那么需要不了多少年, 中国就绝对可以“一变为少年新中国”。为此, 容闳于1855年回到祖国后便着手推进其倡导的“留学教育计划”。经过多年的奔波呼号, 容闳的思想逐步得到了清末上层官僚的认可。1863年, 曾国藩约请容闳, “亟思一见”。1870年, 容闳正式向曾国藩提出其“留学教育计划”并得到了曾国藩的支持。之后, 曾国藩与李鸿章联合上奏清廷并获批准。以曾国藩和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计划先向美国派120名留学生, 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考虑到语言障碍问题, 清政府决定选派年龄在10到16岁之间的幼童出国留学, 并计划从1872年起每年派出30名, 及至1875年完全派完, 其中留学年限为15年, 经费统一由清廷支付。1872年8月11日, 第一批留美幼童自上海登船出发, 目的地是美国旧金山市。到1875年, 清王朝先后共派出四批共120名官费留学生, 到美国中小学和大学学习英语语言文化和近代科技文化知识[1]。

二、赴美留学幼童英语教育的若干特点

在美国留学期间, 留美幼童受到的英语教育呈现出几个突出的特点。

1.听力口语能力优异。起初, 当留美幼童们怀着兴奋好奇、茫然无措的复杂心情踏上美国的土地时, 由于中文与英语两种语言存在的天然障碍, 他们并不能够随意与生活在周围的美国学生和其他人士进行广泛随意的交流。但是, 相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封闭式、灌输式教育体制, 在美国的小学、中学就读过程中, 留美幼童们接受的是一种内容比较新颖、方式较为活泼的英语教育模式。由于中国人聪明好学、刻苦奋斗的天性, 加之小孩子们特有的那种适应能力和良好的语言环境氛围, 留美幼童们很快提高和丰富了自己的听说语言能力, 也逐渐与很多美国学生成为学习和生活上的好朋友, 显示出了优异的英语语言表达能力和方法技巧。

比如1878年在美国哈特福德高中举办的毕业班学生讲演比赛中, 许多英语演讲的杰出代表就是中国留美幼童的成员, 其中之一包括梁敦彦 (后曾任清政府外务大臣) 。在毕业典礼上, 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北极熊》的演说。在这篇演说中, 他主要围绕俄国在俄罗斯与土耳其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处理事件的方式展开论讲。为了充分表达演讲的主旨与内容, 梁敦彦以其精彩的英语语言驾驭和丰富的内心情感表达, 将俄国人描绘成身着警察制服的小偷, 深藏狐狸一般的狡诈以及如同老虎一般的残忍。“俄国是窃贼!”梁敦彦亢奋激昂、声泪俱下, 提醒听众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迅速遏制住俄国凶狠贪婪的霸权野心, 那么欧洲迟早会陷入其巨大的魔掌之中。在演说中, 梁敦彦遣词造句优雅得体, 段落组织精妙绝伦, 赢得了台下师生雷鸣般的掌声和赞誉。

2.阅读写作能力深厚扎实。留美幼童掌握了基本的听力口语技能后, 他们逐渐迸发了学习英文的巨大热情和探究能力, 其中一个主要的表现就是这些留学生们的阅读和写作的能力提升特别快。在课堂教学和业余时间, 留美幼童阅读了许多西方的文学作品, 从浅显的童话故事到深刻的文学名著, 自然也包括时事新闻、科技知识等等。比如有的留美幼童对西洋的历史掌故、地理知识非常感兴趣, 经常让老师讲解或自己阅读一些欧洲人、美国人旅游和探险的英雄故事, 也能够对当时欧洲、北美的发展历史、局势等有所了解。经过逐步掌握和驾驭英语语言文化、科技知识, 这些留美幼童便开始尝试使用英语进行写作或翻译, 这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英文水准和运用能力, 对后期个人的发展影响巨大。

比如李恩富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中学时, 李恩富进入以语言学习见长的霍普金斯学校。仅仅一年之后, 他的学习成绩就已经位列全班第五名。中学毕业后, 李恩富进入耶鲁大学, 并且在英语语言文字方面的造诣令人惊叹, 比如大学二年级时他就曾在全校英文作文比赛中获得过一等奖。1887年, 他在美国波士顿出版了名为《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的一本书, 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当年作为留美幼童, 他是怎样从中国的一个南方小镇逐步走上赴美留学道路的。这本书的出版, 可以说是华裔作者, 甚至可能是亚裔作者在美国出版的第一本图书, 充分显示出了其扎实的英语语言文字运用功底[2]。

3.自然科学知识比重较大。对于留美幼童这些清末洋务运动中产生、为清王朝自我改良而培植的留学生群体, 按照当初制订的培养计划, 其就读专业大多数倾向于矿业、铁路业、电报业、航海业等自然科学知识、科学技术实务等领域。在英语教育中, 他们除了掌握日常的听说能力和阅读写作能力之外, 也致力于研读西方的科学技术专业书籍, 并且大多数人最终学有所成, 成为中国后续经济军事发展建设的一批先驱人物。

据统计, 在这批留美幼童中, 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有30人, 其中工矿领域负责人9人, 铁路局长6人, 工程师6人;进入海军者有20人, 其中14人为海军将领。这其中就包括素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 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的中国首位杰出爱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另外, 还有41人被分配到包括北洋水师、福建船政、广东水师、大沽鱼雷局、江南制造局在内的海军系统从事技术工程和舰船指挥工作, 并在回国之后的1884年中法海战等战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领略熟知西方先进文化。在美国留学期间, 由于从小学到中学, 幼童们接触到的都是西方的原版教材, 因此不但学到了许多全新的自然科学技术知识, 而且也接触了比较广泛的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文化。受到这些时代先进文化的广泛渗透, 也通过阅读和了解大量西方文化原版著作, 幼童们对中国传统的一些封建礼仪与习俗渐渐不大遵守, 对孔夫子也不那么完全崇拜推崇, 反而对有关人的个性、自由、竞争、科学、民主的内容相当迷恋, 对体育运动和强身健体情有独钟, 充满着好动与活力。对于留美幼童的这些变化, 有着留学经验的容闳并不觉得奇怪, 反倒觉得非常自然, 他认为“此多数青年之学生, ……日受新英国教育之熏熔, 且习与美人交际, ……其一切言行举止, 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故态。……况彼等既离去中国而来此, 终日饱吸自由空气, ……言论思想, 悉与旧教育不睦, 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 对留美幼童的行为表现给了客观中肯的评价, 认为留美幼童浸染西方精神的文化修养能够为中国陈旧腐朽的封建王朝带来一丝清新之气[3]。

5.兼顾中国传统文化知识。除了英文学习之外, 因为当时离开中国的年龄还小, 中文水平很低, 因此按照清廷政府的安排, 留美幼童还要一起学习汉语。在每次学习汉语之前, 幼童们必须按照中国的学校礼节, 首先面朝中国方位向清朝皇帝进行朝拜, 之后再跪拜孔老夫子画像, 并向师长请安。汉语学习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每周必须要写一篇汉语作文, 如果写得不够好或者交了白卷, 就要得到相当严厉的惩罚, 甚至有些汉语先生还会对调皮的幼童狠打屁股。由于在刻苦学习英语的同时, 幼童们还要坚持学习中文, 当时他们的日常学习负担足见一斑。但是, 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 继承和秉持恢宏悠久的中华文化精髓, 这对于远在异国他乡的留美幼童树立祖国利益至上、共谋民众发展的观念尤为重要, 不可或缺。

参考文献

[1]于语和.从《西学东渐记》看容闳的爱国思想[J].东岳论丛, 1995 (6) .

[2]易舟舟.留美幼童李恩富及其新闻名作《中国人必须留下》初探[J].国际新闻界, 2005 (1) .

清末宫廷的英语教育 第2篇

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涉及各个领域，但其“影响在教育方面最强”①。这一影响 不仅表现在教会学校的林立和大批人才的培养，而且还表现在从事教育的传教士组织教育团 体，协调教会教育工作，试图以群体的力量对中国社会施加影响。传教士是中国女子教育的 开创者，他们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塾、第一所女子中学、第一所女子大学，派遣了中国的第 一批女留学生。从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到特殊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教会女 学逐渐在中国形成了一套迥异于中国传统教育的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和办学模式,并直接催 生了清末中国的自办女学,影响了它们的办学体系和模式，也影响了清末中国的社会思潮和 妇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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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督教与清末最早的女子高等教育

19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社会逐渐改变了对西学的看法。洋务事业的 兴办，也刺激了对西式人才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以培养西式人才为己任的教会学校获得 了发展的机会，而内地传教权的获得也为教会教育的扩大提供了条约保护。因此，1877年以 后，教会学校无论从规模还是水平上都有长足的发展，开始进入正规化和世俗化的新阶段。截止到1899年，教会学校的总数已增加到2000所左右，学生总数超过四万；办学层次亦不断 提升，登州文会馆于1879年宣布具有大学水准，成为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随后，上海的圣 约翰书院于1879年、通州的潞河书院于1886年也仿效登州文会馆的作法，宣布提供高等教育，这样就出现了中国的第一批教会大学。虽然这些大学在初期并不招收女生，但它们的出现 无疑使得教会里的一些人士，尤其是女传教士意识到建立女子大学的紧迫性。19世纪80年代 后期，福州女子寄宿学校的女教师伊丽莎白·菲希尔小姐就公开呼吁“如果已经给男孩子大 学教育，那也一定要给女孩子大学教育；如果给男孩子医务训练，那么一定也要给女孩子医 务训练⑦。然而，教会女子大学的筹办进行得并不顺利，迟至1905年，清末的第 一所教会 女子大学，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所女子高等院校——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方告成立。尽管 如此，教会女子大学仍比1919年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大学——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 校早了14年。在该校最初的15年中，毕业于本科四年级学程的学生有31人，毕业于职业科两 年学程的学生共有41人 ⑧。此后，先后成立的教会女子大学有华南文理学院和金 陵女子大 学等。其中金陵女子大学创办于1915年，它得到了北浸礼会、基督会、南北监理会和北长老 会等五个基督教会的资助，还被美国史密斯学院接受为姐妹学校。金陵女子大学创办之初只 有8名学生，到了1925年，入学人数达到137名，超过了任何其他教会大学⑨。该 校的不少 毕业生成为不同领域的杰出人物，为我国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据资料《中国基督 教教育事业》中记载，到1922年时，在教会学校学习的女生，初小为48350人，高小为9409 人，中学为2569人，师范为262人；专门为159人，圣经为1635人，医学为78人，盲童为508 人，总计62970人⑩。

 美国历史学家杰西.格卢.茨（Jessie G.Lutz）在其著作《中国教会大学史》(China and Ch ristian Colleges,1850-1950)一书中将女子高等教育列为基督教传教士对华贡献最大的两 个领域之一。的确，萌蘖于清末的教会女子大学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亮点。如果说 早期的教会女学为清末中国女子挣脱“女子无才便是德”及“三纲五常”等封建桎梏提供了 有利的帮助，那么教会女子大学则为中国近代女性打开了一扇窗口：从这里，她们开始重新 审视自我，开始了解西方社会，开始掌握先进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还是从这里，她们开 始有了自信，进而走上了中国妇女自立自强之路。教会女子大学在新知识女性培养方面的贡 献是巨大的：20世纪上半期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女性，将近三分之一是出自于教会大学；而 同时期的女子出洋留学生中，出身于教会大学的人数更是超过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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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督教与清末最早的女子留学生

清代的中国对外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以武力攫取了进入中国 的通行证，大批西方军人、政客、商人和传教士涌入中国。而同时期的中国人却很少有走出 国门的机会。1847年，在澳门马礼逊学堂的塞缪尔.布郎校长的安排下，容闳、黄宽、黄胜 三人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留学生开始留学美国，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一段人尽皆 知的佳话。对清末女性而言，平常出家门走动尚多束缚，何况走出国门之外。然而，随着基 督教会女校的发展，清末女性不仅有了接触西方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机会，而且终于 也有了出国求学的机缘。1881年，金雅妹在美国北长老会医师麦嘉缔（Dr.Mc Carte）的资 助下赴美国攻读医学，1885年在纽约医院附设的女子医科大学毕业，是我国第一个女留学生，也是中国第一个获得大学毕业证书的女大学生。她于1888年回国，先后在厦门、成都等地 行医，深受群众欢迎。1907年，在天津设立了一所医科学校。1884年福州女子柯金英在福州 教会医院资助下赴美国留学，1894年毕业于费城女子医科大学。回国后主办福州妇幼医院，1898年出席了伦敦世界妇女协会，成为中国出席妇女国际会议的第一位代表。1892年，江西 女子康爱德、湖北女子石美玉被传教士同时带赴美国，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学医；1896年毕 业回国，在江西九江等地行医并培训女医生。我国最早在医学界有名的这四位女性都是在教 会的帮助下完成学业的，而且她们成为中国近代的第一批女留学生，开创了女子留学的先风。她们学成归国后，都是集医生、教育家、社会福利家和宗教活动家于一身的基督徒。她们 不仅为中国早期的医学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有的还担任了中国自办女学堂的教师，对妇女勇敢走出家门、参加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对她们的杰出成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 王秀美研究员给了很精到的评价：金雅妹、何金英、康爱德和石美玉四人，是中国近代医学 的先驱，她们最早赴美国留学，归国后以高深、精湛的技艺展示于众，使社会对女子刮目相 看，横扫了“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和千年陋习，为女子出国留学作了舆论上的宣传和令人赞叹的样板B11。马克思也说过，“妇女解 放的第一个 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B12”。中国女子解放的问题最 终在于中国 的女子要敢于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养成自己独立的精神。“扫除依赖男子之劣根性，各自 努力于学问，以成救国之女豪杰，夫而后中国或有可望也。”B13因此，教会女子学校的毕业生为中国妇女解放迈出了第一步。

由于基督教会学校同西方国家有直接的联系，也常能获得西方国家的宗教和教育机构的赞 助，加上中国的教会学校不仅传授基督教义，同时也教授英语和其他科学、人文知识，因此 教会学校（尤其是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出国留学的机会远多于同期的国立大学的毕业生。就 教会女校而言，情形尤甚。这里以林乐知创办的上海中西女塾为例：中西女塾的毕业生赴美 留学的比例极大，早年毕业的34名学生中，留学美国的超过20人；1916年毕业生考取清华留 美者9人；1920年中国政府公派赴美留学的29名女生中，有13人出自中西女塾B14。至于教 会女子大学的毕业生，她们出洋留学的机会就更多了，如：金陵女子大学最初的四届毕业生 中，赴美留学并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达近三分之二之多B15。而在教会学校之外，至1907年中国才开始有了第一批的官派女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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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会女学与清末妇女解放思潮

诚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女学和向女性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是为了更好地在中国传播基 督教，通过妇女来培养下一代基督徒，并达到他们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影响中国人民的目的。 但是，西方传教士提倡女权、创办女学的种种努力，对改变中国传统的妇女观念，唤醒清末 妇女的觉醒意识和推动近代中国的妇女教育均有不容抹煞的积极作用和促进作用。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妇女地位低下，根本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即便是清末，人 们（包括女性自身）仍要求妇女恪尽各种妇道，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夫为妻纲”、“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象绳索一样束缚着广大妇女的行动和思想。

但是，教会女校一经产生就是作为封建社会的对立物而存在的。林乐知声称其办学的动机是 为了改变“男尊女卑”和禁止女子受教育的封建传统。“教女之法，古者中国有之。后世轻 女重 男，其制不立，遂若读书明理，专为男子之事，与女子无预，识者未尝不难其偏而以西国男 女并教为至善也。”B16摆脱闺门的禁锢，接受近代教育，破除陈年陋习，这一 切使教会女 校的学生逐步走向自强与自立。她们毕业后，成为女教师、女医生、女护士等。作为正规教 育的学生，她们的自身价值受到了社会的承认，具有示范性。而且她们也积极提倡国内的妇 女解放，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向使吾辈皆如西国之女，人人读书，人人晓普通之学，人 人可专 门之业，不特以一家之中大有裨益，即一国有事，亦岂无一报效毫末哉”，B17 女子不仅要 求自身的解放，更认识到自己对国家所负的重任，大大推动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和女子思想的 解放。20世纪初，中国的女性在社会各行各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02年9月，徐志摩在他 的硕士毕业论文《论中国妇女的地位》中写到：不仅许多妇女从事教育和医学，而且许多妇 女进入商业和机器制造业，特别是在广州，那里有不下40家袜厂，全部由妇女经营操作。玉 宏纺织公司一年创利10万美元，经理是谢朝诗女士。B18 

胡适在论及基督教传教士倡导女学的作用时是这样表述的：忽然从西方来了一些传教士，他 们传教以外，还带来了一点新风俗，几个新观点，他们给了我们不少教训，其中最大一点是 教我们把女人也当人看待。B19传教士在宣扬福音的同时，亦强调“上帝造人男 女并重，自 然之正理”，进而从男女并重出发，对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进行了批评，他们发表了大 量的文章，介绍西方的妇女观及妇女参加社会工作的情形，谴责缠足、溺婴和包办婚姻等恶 俗，提倡发展女子教育，鼓吹“女学愈先，国势愈强”，其中以林乐知最为知名。林乐知积 极倡导女学，称自己“寓华四十余年，……无日不以当开之民智启迪华人，而尤不能一日去 之怀者，则惟此振新女学，释放女人，以提拔女人平等之地位，造就女人同具之才能而已”。B20早在戊戌变法前，他就著文批评中国“不令妇女读书，是使全中国大半之 人尽成废物 ”，B21并及时地提出了自己的女学观：女学者，使之读西书，明外事，擅文才，而 后其志气高尚，其见识远大，其位置崇亢，而不肯自卑，其行止洒落，而无黏滞焉。B22为了突出女学之重要，林乐知甚至不惜将它与国家的文明程度和国运之兴衰联系在一起：“ 凡国不先将女人释放提拔而教养之以成其材，决不能有振新之盼望”，并进一步指出，中国 “教育之尤为缺少而不能与西国教育并衡者，则在于不兴女学，女人无学，终不能得真实之 兴盛，西国教化之成为文明，未始不由于振新女学”。B23

真可谓其情也切切，其言也确确。由于清末传教士在中国的身份独特，而他们中不少人在来中国之前曾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 较高的西学素养，来中国后又能潜心学习中国文化，所以往往能开风气之先，以国人所没有 的敏感和视角来抨击时弊，得振聋发聩之效。同时，当时中国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与西方 传教士往来密切，并乐于接受西方的知识和观念，所以能在解放妇女、兴办女学的问题上一 拍即合。康有为上书请禁缠足，指斥男为女纲，实无益人道；谭嗣同厉呵重男轻女为至** 无理之法；梁启超鼓吹女学，“推及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并附和林乐知的 论调，指出“女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故能“不战而屈 人之兵”；B24马君武译《斯宾塞女权篇》，将西方女权学说系统地移入中国。至此，解放妇女、兴办女学的呼吁方才汇成一股强势思潮，渐入人心。

清末的中国女子学校教育，是以基督教会的女子学校为发端，这是毫无争议的事实。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教会学校，从本质上看，是传教士向青年学生灌输基督精神的场所，是服从于基督征服中国这一理想的，因而也带有文化殖民的色彩。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我们也不应该忽略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和文化思潮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譬如本文 所讨论的教会女学，它们就直接影响，并开始改变了清末中国妇女的教育现状，打破了长期 以来束缚中国妇女的思想樊笼，培养了中国近代，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掌握现代知识、自信、自立、自强的职业女性。教会女学对中国妇女的影响，显然已经超出了宗教范围。最后，我们还应该看到，教会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移植到中国的西式学堂，尤 其是在其发展后期，宗教意识开始淡化，其教学内容开始偏重于近代西方自然和社会科学知 识，它们不仅为中国造就了大批的专才，而且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的新式学校，特别是破天 荒地使中国第一次有了女子学校，并为中国近代教育提供了多层面的借鉴。

 注 释：

①（美）费正清.在华传教事业与美国［M］.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13. ②金维新.留美拓荒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4:2.

③B11王秀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女子教育发展［J］.北京大学学报，2001:87,91. ④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57. ⑤李又宁,张玉法.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993. ⑥吕美颐.中国妇女运动［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38.

⑦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264. ⑧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M］.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87:935. ⑨杰西·格卢·茨.曾矩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M］.教育出版社，1988:26. ⑩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M］.教育出版社，1987:15.

B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0. B13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论选集（第1卷）［M］.北京：三联书店，1960:963.

B14B20B21B23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M］.天津：天津人 民出版社，1997:230,258,258,258-259.

B15吴贻芳.金陵女大的四十年［Z］江苏文史资料，(第13辑):1-5. B16林乐知.发刊词［N］.万国公报，1891，（1）. B17金松岑.女子爱国说［N］.女学报，1898，（5）.

B18徐志摩.论中国妇女的地位［J］.中国文化研究,1995,（9）:47-54. B19胡适.人生大策略［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传教士对清末女子教育的影响 第3篇

关键词：传教士；女子教育；清末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1-0015-02

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打开，西方传教士趁势涌入，在中国进行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活动。其中大批传教士致力于中国的女子教育。这些传教士为何会选择中国女子来进行传教，当时中国社会中女子又处于何种地位，传教士对女子教育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一、传教士来华背景

1.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需要。

自从16世纪之后，欧洲逐渐“发现”中国，随着商业贸易的开展，中国给欧洲人留下了幅员辽阔、物资富饶的印象。工业革命与殖民扩张的开展使得欧洲国家渐渐强盛起来，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文化的进步使西方人的精神世界焕然一新。反观中国，由于明清时期“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其在欧洲人眼中变得贫穷落后、野蛮闭塞、虚弱腐败。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也由开始的“中国热”转变成了轻蔑、侮辱。

正是在观念转变的背景之下，西方人开始肆无忌惮的对中国展开侵略。随着鸦片战争的炮火声，一批批传教士涌入中国，他们将地大物博的中国看做传播福音的重要阵地，美国传教士明恩傅曾说：“英语国家的人民所从事的传教事业， 所带给他们的效果必定是和平地征服世界——不是政治上的支配， 而是在商业和制造业， 在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教化、道德、宗教上的支配，并在未来的世代里将在一切生活的领域里取回效益， 其发展将比目前估计更为远大。”[14]由此可见，传教士将中国当成了一个可以“和平征服”的地方，希望通过教义的传播对中国展开文化侵略。

2.选择女子教育的由来。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传教士很快发现，中国男子由于大多受过传统教育，在传教时容易拿起传统礼教的武器加以排斥，加之当时中国人对洋人恨之入骨，直接传教收效甚微。于是他们便将传教的目光转向占据当时一半人口的中国女子。他们认为“传统的中国女性大多没有受过教育，相信神仙菩萨之类，肯定会发现这些神秘的宗教和基督教教义存在想通之处。”[6]不仅如此，一位女传教士曾说：“我们教会的经验是，当妇女和男子一般接受基督教后，这个传教点周围的工作便会取得更大的成功……虽然今天的中国妇女在家庭地位上相对来说处于一种从属地位，但仍可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男子，男子皈依者的数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妇女信徒。”[20]出于长远打算，“争取妇女归主并最后引导全家归主是亟待解决的头等问题。”[16]此外，考虑到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妇女不能随意抛头露面，男传教士进入家庭传教困难重重。为了减小布道阻力，传教士一般多为女性。“妇女对妇女的布道方法，是在妇女中传教的唯一希望。”[19]

二、传教士对晚清女子教育的影响

1.教会女学的出现。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女子所受的教育大多是家庭教育，所接受的思想一直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将女子拒于学校之外的教育传统， 从先秦开始延续到清末。西方教会在华开办女塾，使得中国女子开始接受学校教育。教会在中国办女学，应该首推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会的传教士阿尔德塞女士（Aldersey）于 1844年在宁波开设的女塾。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所教会女学。其后，一些教会女学陆续创办，其中既有中学，也有小学。“据1898年《女学报》统计，当时仅在上海一处便有15所的教会女学堂。1869年（同治8年）全国基督教会女学生有学生576人，到1877年（光绪3年）时增至2064人。到1902年，我国女子受教会学校教育的有4373人。”[1]由此可见教会女学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发展比较迅猛。

在课程设置方面，大致有：讲授基督教教义的课本、圣经、数学、地理、英语等主科。在传播教义的同时，极大程度的宣传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思想。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心理，一些教会女学在创办之初也会开设看护学及工艺家政等专科，以造成“贤妻良母”。[15]

总之，教会女学结束了中国女子无学校教育的落后状态，开创了我国妇女学校教育的先例。使一部分挣扎在封建礼教下受压迫的妇女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教育和影响，为之后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培养了最初人才。为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师资力量，极大程度上的促进了中国自办女学的开展，为我国此后的教育发展以及具体办学提供了借鉴。这些虽然与传教士的初衷不相吻合，但却也应肯定其在客观上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2.促进中国自办女学的开展。

早在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早期改良主义者就主张开办女子学堂，但是并没有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到了维新时期，传教士教会女学的开办极大的刺激了他们办女学的热情。1898年5月31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女子学堂——经正女学堂正式成立。课程上除英语、算术、地理、图画等课外，还设有医学。同时开设《女孝经》、《女四书》、《幼学须知句解》、《内则衍义》、唐诗、古文等。另外还有女红、体操、琴学，可谓中西合璧。

不同于教会女学提倡的男女混校，这所学校男女之别极为森严，且学生“必择良家闺秀”，置奴婢、娼妓于门外。其“贤妻良母主义”的教育方针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封建的禁锢主义。不论如何，这毕竟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校，虽然有很深的封建时代的痕迹，但也增加了不少现代科学知识科目，为近代女子教育奠定了基础。它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是能办教育并能办女子教育的。虽然经正女学堂因为封建统治者的禁闭而最终终结，但从此之后，中国人自办的女学堂逐渐增多，影响了以后几代人的女子教育。据统计，“自光绪27年（1901）至光绪30年（1904），每年都会增设一些女子学堂。其学生人数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光绪32年（1906）为306名，光绪33年（1907）为1853名，光绪34年（1908）为2679名，宣统元年（1909）为12164名。”[18]

3.中国女留学生的出现。

清末的女子大多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平日出门机会尚少，更遑论走出国门之外。然而， 随着教会女学的发展， 晚清女性在传教士的带动引导下不仅有了接触西方科学知识的机会，而且也有了出国求学的机缘。

金雅妹、何金英（音译）、康爱德和石美玉四位是清末最早一批出国留学的女性， 而且都是教会女校的学生。“为女子出国留学作了舆论上的宣传和令人赞叹的样板。”[17]在清末政策的激励下，20世纪初中国女留学生留学风气大盛。1905年，湖南省选派20名女生留学日本，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派遣女子赴外留学。之后，各省竞相效仿。据统计，1907年仅在东京一地的中国女留学生便达100名之多，大多为名门闺秀，可见女子留学风气渐开，发展迅速。女子赴外留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女性史上的一大创举。

4.促进了中国女子传统观念的转变。

进入父权制社会后，男尊女卑的观念便一直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之中。女性自古以来就是男人的附属品，“三从四德”的闺门之教对女性的束缚在清朝发展到了巅峰。“缠足”、“纳妾”、“守贞”、“殉节”等旧传统中的恶习无一不是对女性的摧残。随着教会女学的开展，女子解放的思想也逐渐传开。1895年，“不缠足会”成立，一时间全国纷纷响应，创立分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天足运动。《女界钟》、《中国女报》等刊物的出版，一方面愤怒控诉了妇女遭受的痛苦，抨击了传统男尊女卑的思想，另一方面宣传男女平等，提倡个性解放、婚姻自由。这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女子的觉醒，为之后的妇女解放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传教士对清末女子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们首开先河创办教会女校，翻开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崭新一页，使中国女子教育从无到有。促进中国自办女学的展开，使得女子留学教育蓬勃发展。对传统女性观的动摇则加速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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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王秀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女子教育的发展》，北京大学学报， 2001年。

[18]王燕来：《民国教育统计资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

[19]王海鹏：《近代基督教会在华妇女事业研究（1840—1920）》，山东师范大学，2004年。

[20]《妇女传教工作十年》，载《1898年山东传教士第二次大会记录》，第81—82页。

清末近代学堂的品德教育探析 第4篇

清朝末年, 清政府统治面临严重危机, 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得清政府大肆割地、赔款、开放口岸。为了挽救处于危亡的统治, 在洋务派的积极推动之下, 清政府开始实施新政, 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在教育方面, 清政府采取了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国等举措。1904年, 时任管学大臣的张百熙、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重订学堂章程折》, 提出:“至于立学宗旨, 无论何等学堂, 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 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 练其艺能, 务期他日成材。”[1]77由此可以看出, 他们在提倡新式教育之初, 就较为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 要保证其心术纯正。随后不久, 张百熙制定《学务纲要》, 其中明确规定:京外大小文武各学堂均应遵照朝廷旨意, 选取人才强调“德行道艺”四者并重之意。由此, 德育被开始为清政府所重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 清末学堂开始重视品德教育, 期望培养一批精通西学而又品行较好的人才, 来挽救清政府统治于危亡之中。

二、清末近代学堂品德教育的实践

清末近代学堂德育发展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确立品德教育宗旨, 编写德育教科书;二是德育课程以读经讲经为主;三是加强德育教育考核。结合近代历史文献, 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1. 确立德育教育宗旨, 编写德育教科书。

1906年, 学部上呈《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 提出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确定为教育宗旨的建议。对此, 清政府很快予以昭示:“兹据该部所陈忠君、尊孔与尚公、尚武、尚实五端, 尚为握要。”从清政府确定的教育宗旨来看, 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传统礼教“忠君、尊孔”为核心;二是重在培养“尚公”、“尚武”、“尚实”之人才。这充分反映出清政府在发展教育的过程之中, 通过道德教化稳固统治之目的。此教育宗旨乃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以政府名义发布的教育宗旨, 这迅速成为了清末各级政府兴办学堂的指导思想, 更是对各地学堂的德育教育起到了很好的规范作用。比如北京的顺天中学堂将忠君、尊孔的德育宗旨放到了学堂章程的首页, 江西南昌府官立中学堂将“忠君、尊孔”列于毕业文凭之上[2]40, 上海尚公学堂确定“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 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为德育之宗旨。由这些可以看出, 清末的近代学堂大多将“忠君、尊孔”作为了德育的宗旨。

确定德育教育宗旨之后, 清末各学堂便开始编写关于德育的教科书, 以便于各学堂开展德育教学工作。南洋公学师范学校的沈庆鸿、陈懋治等人编写了《蒙学课本》, 其中近一半内容涉及德育。随后不久, 无锡三等公学堂编写《蒙学读本》第四编, 以《论语》内容为基础, 以培养学生修身能力为本。到《癸卯学制》正式颁行之后, 各种德育教材开始大规模出现, 种类达到了25种之多。这些教材都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 就是以宣传中国古代传统道德为主, 教材中仅有极少一部分内容涉及近代的道德伦理。如在1906年出版的《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中, 其取材于“古人之格言遗事”, 具体内容大多是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道德故事和儒家道德训词, 其将“忠君、尊孔”的德育宗旨体现得淋漓尽致。不仅如此, 这些教材还注意不同年龄学生的道德教育接受能力, 如初等小学第一年使用的教材, 因儿童识字无多, 故教材全是图画, 二年级之时, 教材始用格言。

2. 德育课程以读经讲经为主。

在德育宗旨的指引之下, 清末各学堂开始设立德育课程。在张百熙制定的《学务纲要》中明确指出:“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学务纲要》还强调:“若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 中国必不能立国矣。”[3]195据此判断, 清政府期望各学堂开设的德育课程主要以中国传统的经书阅读为主。《壬寅学制》制定后, 更是明确规定各学堂的德育课程之中必须使用《孝经》、《周礼》、《论语》、《礼仪》等中国传统古典书籍, 并对学习这些书籍的时间进行明确规定, 即每周2至3学时。但《壬寅学制》只是停留在制定层面, 并没有在具体实践中予以实施。随后不久, 清政府正式颁行《癸卯学制》, 其中对德育课程也进行了明确说明, 要求每周1课时摘讲陈宏谋《五种遗规》及有益风化之古诗歌, 每周9课时读讲《周礼》和《春秋左传》。不仅如此, 《癸卯学制》还对德育的教学方法进行了指导, 规定:“讲经者先明章指, 次释文义, 务须平正明显, 切于实用, 勿令学童苦其繁难。”从规定的德育课程内容上看, 《癸卯学制》比《壬寅学制》更为详细地规定了德育课程的内容和实施方法。

清政府还将德育内容加入国文、历史以及音乐等学科, 尽量将德育思想渗透在每一类学科之中。为了加强学堂对学生的道德教化, 避免学生在接受西方教育思想过程中出现思想异化, 清政府还在德育课程中推广《圣谕广训》。《圣谕广训》最初乃为康熙皇帝所创, 以“在图谋清室统治之长治久安, 使全国民众永久驯服效命之设计”为宗旨, 内容涉及16个方面。清末时期, 《圣谕广训》是科举考试中必设的内容。科举制度废除之后, 清政府难以找到合适的方式推广《圣谕广训》。基于此, 清末政府就将《圣谕广训》悬挂于各学堂之中, 并要求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 必须遵从其中的规定。每遇到国家重大的节日, 清政府还要求各学堂组织学生到先师牌位行三拜九叩之礼。当时的《顺天时报》曾有报道:“学部严侍郎现在筹议, 拟行饬各省提学使, 于大中小各学堂内添讲《圣谕广训》。”但由于《圣谕广训》过于教条, 进入学堂德育课程意义并不大, 多数教员只是为了应付清政府而随意给学生朗读《圣谕广训》。而有的学校即便是在德育考试中涉及《圣谕广训》, 因其内容过于教条化, 使得学生只有死记硬背或携带抄袭, 让德育有形式化之嫌。

3. 加强德育考核。

清末时期, 从经费来源的角度, 可以将学堂分为官立学堂、公立学堂以及私立学堂三类, 在这三类学堂中, 管理最为严格的当属官立学堂, 其次为公立学堂, 私立学堂管理相对较为自由一些。比如在当时的顺天中学堂, 其中《管理章程》涉及操场规则、请假规则等13个方面, 而单就请假规则而言, 其条款就达到24条之多。也正是如此, 导致了在官立学堂和公立学堂, 对德育教育的考核颇为严格。如当时的保定中学堂制定了《训育八条》, 要求学生在平时生活与学习中要尊重教员, 与同学相处要相敬相爱, 并强调学生要讲公德, 其中《训育八条》中对此就有明确说明:“公德之不足, 为吾国人普通之缺点。虽一事一物之微, 不可任情徇己, 以期剪除自私自利之积习。”[4]447为了突出德育在教育中的作用, 保定中学堂还将学生平时思想道德方面的表现纳入学生综合评定之中, 凡思想道德不达标者, 一律不准予毕业。还有的学堂利用传统礼仪来考核学生的道德表现, 如永宁中学堂就在《友诫》和《学诫》中明确规定, 要求学生在交友时, 要遵从中国传统的信义, 应对友“辅仁存义”, 不能滥交社会之友[5]18。事实上, 除了学校通过制定学堂章程来加强对学生的德育考试之外, 清政府也从政府层面加强对学生“品行”的考核。1904年, 为了考核学生品行, 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务纲要》, 强调各学堂要尤其重视品行之考核, 并建议各学堂将品行单独设为一门科目, 使用积分之法与其他学科门类一同计分。为了实现品行积分考核之法的良好运用, 清政府在《奏定学务纲要》中对具体考核之法进行了说明, 将品行考核分为言语、行礼、交际、容止、作事以及出游六个项目, 每个项目的评分分为优、良、常、可、劣五个等级, 在课堂上由教员负责评定, 在斋舍由监学负责评定[6]491。

清政府虽有此规定, 但具体到落实层面, 实乃困难重重, 为了真实考核学生的品行状况, 并将其考核结果纳入整个学堂管理体系之中, 当时很多学堂结合《奏定学务纲要》的规定, 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学堂发展实际状况的考核方法。如当时顺天中学堂制定的《学生品行考察簿》就颇有特色。在《学生品行考察簿》中, 以月为单位对学生表现进行评定, 包括感情、气质、意志、智力以及举止五大方面, 由教员按照年级进行考察和记录, 通常每日教员选取三名学生进行考察, 将其品行表现详细记录下来。每逢学期末, 将每月品行考察结果进行综合评估, 确定学生最终的品行考核成绩并告知学生。凡是最终品行成绩不达20分者, 无论其他科目成绩如何, 一律予以辞退。

三、对清末近代学堂德育发展的评价

清末学堂在清政府的主导之下, 采取了一系列德育发展的措施。其根本目的并不在于培养人格健全之人才, 而在于在新式教育的冲击下保持传统的道德伦理的生命力, 从而达到维护统治之目的。从德育的内容来看, 仍受封建“三纲五常”之束缚。从最终实施的结果来看, 往往都过于形式化, 毕竟品行考核实乃太主观。加之清末统治危机的不断严重, 革命思想传播速度加快, 使得清末的德育不仅没有达到教化学生思想之目的, 反而使得各类学潮事件频发。从1902年至1911年之间, 全国一共发生学潮500余次, 涉及全国多个省份的各类学堂, 这是清末道德教化失败的重要体现。

清末学堂在品德教育发展过程中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道德教育理论体系, 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基础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清末近代学堂的德育实践启示我们, 学校的道德教育只有将道德教育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才能切实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 才能培养出适应国家建设的德才兼备的有用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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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教育期刊与教学变革 第5篇

不断涌现的教育期刊

新式学堂产生以后，特别是清末推行新政后，普通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班级授课制建立起来，近代中小学课程体系建立起来，教学方法彻底革新。作为中国第一本专业教育期刊《教育世界》，如何记录、探讨、推动这些开创性变革举措的出台和完善呢？

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民主、自由、个性逐渐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不断涌现的教育期刊《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新教育》等，在整个教学变革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凭借一定策略推动教学变革不断往纵深发展。

清末教育期刊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国第一本教育期刊《教育世界》创刊的动因、由来以及罗振玉、王国维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当时的办刊数量、主体、种类等方面，对清末民初教育期刊群的形成及态势有了一个大致扫描。清末民初教育期刊与教学变革的思想蕴育，教学变革的发生发展总有它的思想动因和理论指导，而且这种观念上的引领又是多种思想元素碰撞交融、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特点，在新旧教育理论交汇冲突、各种教育思潮风云际会的清末民初，显得尤为突出。教育期刊助推教育理论的传播、教育思潮的勃兴、教学目的的变革等方面发挥作用和影响。

教学实验的舆论先声

课程制度演变的视角，探讨了清末民初教育期刊是如何关注、推动中小学课程改造的，它们在现代课程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中作出了贡献。教育期刊与教科书的现代转型，教科书是教学内容的载体，是国家意志、民族精神和学科发展水平的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基本手段。教科书的价值选择、编撰创新、营销推介等方面，再现清末民初教育期刊在中小学教科书的现代转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教育期刊与教学实验的蓬勃开展，教学实验的渐次展开，是清末民初时期一道独特的文化教育景观。教学实验，既探讨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的推陈出新，又促进了教学观念的与时俱进。

由家训看唐代宫廷道德教育 第6篇

一、唐太宗《帝范》的具体内容

唐太宗非常重视培养太子李治,为了能更好地教导李治,在去世的前一年,他编撰了《帝范》一书。全书十二篇,共四卷,另外还有《前序》与《后序》。在《帝范》卷一《君体篇》,他明确规定了君主的个人修养问题。文中反复强调君主应兼容并蓄、胸襟博大,明大义、识大体;在《帝范》卷一《求贤篇》中,他教诲太子为了真正的定国安邦、创业治平、必须求贤用贤;在《帝范》卷二《纳谏篇》中,唐太宗教育李治应重视纳谏,无论谁是纳谏者,有怎样的文章和辩才,只要是有益的言论就可采用;在《帝范》卷三《崇俭篇》,他指出历朝历代的有识之士和明君贤相,为了实现“以之齐家则家齐、以之治国则国治”,需力诫奢侈、并崇尚节俭[2]44。在《帝范》卷四《务农篇》中,唐太宗除了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之外,指出一国之君,凡事应以身作则,为臣下做出标杆和榜样。在《帝范》卷四《崇文篇》,教会臣下和皇子皇孙,应对文治的作用和功能充分认识,强调致用的作用。在《后序》中,他对自己撰写《帝范》的目的再次进行了强调,并对自己的治国得失进行了总结,让李治引以为戒,以便将来能更好地治理国家。

中国帝王家训的发展历程是非常漫长的,尽管唐代之前帝王家训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和完整的体系,琐碎而又零散,但却为唐代的帝王家训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可借鉴的内容。为李世民《帝范》的撰写,提供了丰富的文本资料[3]40。在唐太宗编撰的《帝范》中,针对以往的周公家训,李世民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借鉴方式:有对原话的直接引用,有对具体内容的转化和吸收,也有发展和继承其整体的思想和观念。在整体思想观念和道德教育上,周公的家训对李世民的帝王家训产生了极深的影响,并在广度和深度上,进行了拓展。李世民还非常善于对周公家训的具体内容进行提炼。如周公《诫伯禽》中所提倡的“博文多记而守以浅者,广;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土地博裕而守以险者,安;“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4]92。他将以上内容提炼为《帝范》卷三《崇俭篇》:不以德厚而矜物、不以身尊而骄人,睿智聪明,守之以愚;富贵广大,守之以约”。而唐太宗的《帝范》,对《诫吴王恪书》一书中吴王恪所倡导的父子之道进行了弘扬,既有长幼之别、又有君臣之义、更有父子之爱。他对周公的“桥梓之道”进行了发扬和继承,并以君主和父亲的双重身份,对诸子进行训诫。

二、唐太宗家训的重要思想

一直以来,唐太宗李世民对诸王和皇子的训诫非常重视,对象不同,也会有不同的训诫内容。在《诫吴王恪书》中,李世民教诲其子吴王恪尽为子、为臣之忠心,同时加强自我的修养。他既将为父的一腔深情倾注在孩子身上,同时又对他严格要求。在《戒皇属》中,李世民告诫诸弟在对政务进行处理时,应虚心纳谏、对民力予以珍惜、慎用惩罚,同时严格约束自己。在《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教导诸王和太子,对皇家弟子进行道德教育,劝诫他们要积善行德[5]80。

在《前序》中,唐太宗写到“聚其要言,以为近诫”,这恰恰是他撰写《帝范》之目的。由于李治长期以来,都在宫中生活,所以李世民对此深感担忧、甚至是寝食难安、夜不能寐。为了使皇子接受更好的道德教育,以加强家教,他撰写了《帝范》一文。正文包括十二个方面,即崇文、阅武、务农、赏罚、崇俭、诫盈、去谗、纳谏、审官、求贤、建亲和君体。希望李治成为守业之主,并全面训诫帝王该如何的修身治国。由于李佑发动了叛乱,李世民将其贬为庶民,并在《戒佑手诏》中,严厉训斥他的行为,可谓是宫廷道德教育的典范之作。作为一部理论化和系统化的帝王家训著作,《帝范》着丰富的内容和德育教育思想,堪称帝王家训集大成之作。

三、由《家训》看唐代宫廷道德教育

1.唐代开展宫廷道德教育的背景。帝王家训在唐以前,其发展历程是非常漫长的,隋朝灭亡的教训和历代帝王治理国家的成败,为李世民《帝范》的撰写,提供了一些直接的、可供借鉴的资料。唐朝宫廷斗争日益残酷,所以李世民非常重视培养太子成长中的各种因素,特别是重视道德教育。在李世民的一生中,所经历的宫廷斗争是非常残酷的。在“玄武门政变”中,李世民将其兄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杀死,夺取了政权,并迫使其父李渊让位。而在位期间,为了争夺权力和皇位,诸子之间屡造事端,并且宫廷斗争越演越烈,对当时朝政影响是极其恶劣的。由于亲身经历了诸子的矛盾斗争和宫廷政变,为了能使唐王朝统治长治久安、皇帝能成为守业之君,李世民撰写了《帝范》,并在宫廷内大力开展道德教育。

2.唐代宫廷道德教育的内容。唐代宫廷道德教育的目标,是皇家子弟通过道德等方面的修养,来真正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国家安定和社会和谐的格局。而宫廷道德教育的实质,即是家国同构思想,将家的治乱与国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对儒家基本理念的规范,来普及儒学思想,传播以官为得的要求,构建理想的社会道德。第一,传播儒学。唐太宗的家训,宣扬的是“忠、孝、仁、义、德、信”等道德范畴,彰显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和以个体修身来治理天下的理想追求,可以说是一部道德教育史,驯化皇家贵族实现儒家理想的追求。因为在思想道德领域,儒家思想占据了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所以它既适应了一般民众的习俗和心理,同时也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在唐朝宫廷教育中,对儒家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都有着明确的规定,并以此教育皇子皇孙勉学求名、治家立业和瞻亲养子,在每一个行动中都贯穿儒家思想,所以儒家的经典著作,是宫廷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6]56。第二,建构社会道德。在唐代的宫廷教育中,倡导为了形成良好的风范,应进行个体的社会教化,传播兄弟友爱,子女孝顺父母的风尚,进而对整个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唐代宫廷教育中,基本上都是传承了儒家的道德思想,对孝道尤为重视,以便促进良好的孝亲文化的形成。注重的是以事证理,并与社会生活实际相结合,用简洁的语言,对儒学经义进行阐明。通过例举实例,对经义的重要性予以证明。这样所解释的经义更加具体、形象和生动,与皇宫贵族的生活实际相贴近,以期实现良好的道德教育效果。同时,在宫廷内开展的道德教育,对皇子皇孙的行为进行规范,使家训更容易被接受,实现儒家经典的普及化。第三,为官以德。对官之道进行传授,在家训中对为官的道德原则进行阐述、同时对仕宦哲学进行传授,而这些恰恰曲折地反映了唐代官场的复杂现实。在唐代的宫廷教育中,传输通过政治的和谐,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的思想。唐太宗李世民对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对“吏治”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明确提出了修己、勤政和公正的要求。在为官以德中,蕴含了丰富的道德规范,而在现实操作中,对百姓的利益,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维护作用。

摘要：千古一帝唐太宗,其管理思想超越古今,涉及克己、纳谏、重贤、爱民、赋税制度和行政改革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在树立帝范,开展宫廷道德教育方面,堪称历代皇帝的楷模。由帝王家训,我们可以对唐代的宫廷道德教育窥见一斑。

清末民初教会外语教育的引入与发展 第7篇

一、教会学校英语教育引入阶段

从1807年首位传教士来到中国, 到1840年鸦片战争这几十年的时间, 是我国引入教会学校的时期。这个时期, 因为受到清政府禁教政策的影响, 来我国传教的人数量比较少, 建立的教会学校总计不超过十所。学校普遍开设英语课, 一些学校还运用英语教授算术、历史、地理等西方科学知识, 教会学校把英语教育引进到我国教育体系中来, 培养出懂科学会英语的知识分子。

二、教会学校英语教育初步发展阶段

鸦片战争后, 传教士在炮舰和条约制度的保护下, 一改前期唯唯诺诺的态度, 表现出对华文化不屑一顾的傲慢态度, 教会学校在数量上发生很大变化。从1840年到1860年有40多家学校。学校具有几个特点。第一、规模比较少, 一般不超过十人, 学校教育程度以小学为主, 只学习简单的读写。第二、学生主要是基督教徒的学生和子弟。第三、学校是慈善性质, 学生多为贫苦家庭的孩子和基督教徒子弟, 学校不收学费, 而且根据成绩会补贴书籍、津贴等。

1860-1876年学校数量急剧上升, 新教学校总数超过350所, 有超过6000学生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以英国和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学校为主, 占学生人数和新教学校的90%和93%。60年代后开设的教会学校特点有三个, 第一、每个来华的教会都开办自己学校, 虽然仍旧以小学科目为主, 但学科难度有所提高。第二、招收学生出现变化, 开始招收富有家庭孩子入学, 以扩大基督教在上层社会的影响。第三、开设英语课程, 并收取学费。学生在这里不但学习数学、中国经典以及各种其他学科。除中国经典外, 都用英语教学。

三、教会学校英语教育快速发展阶段

1877年传教士首次代表大会召开到1894年, 是基督教在我国传教事业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从上海英华书院正式运用英语教学后, 传教士就惊奇的发现, 在中国大城市和沿海城市, 英语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 不但如此。将英语、宗教、西方科学相结合的课程能够传播基督教的基本思想, 是培养中国上层社会教徒的最佳方式。传教士大会后, 教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

在传教士大会的方针指引下, 教会学校由中等学校向着高等学校的方向发展, 具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区域比较集中、普及程度不高。开设英语教学的著名教会学校有麦伦中学、南京汇文书院、北京汇文书院、广州岭南学院、上海中西书院、福州英华书院、上海圣约翰书院等, 除北京汇文书院外, 大部分学院集中在上海、福州、广州等通商口岸。第二开设完善的英语课程。教会学校形成高等、中等、初等教育, 大学和中学包括正科和预科两个层次, 设置的学习年限从六年到十二年不等, 主要课程包括英语、国学、宗教、自然科学、数理化等。通过完整的学习, 学生已经具备科学、数学、英语等多方面的技能。第三、教学方式多样化, 教学内容丰富。教会学校在进行英语教学外, 还组织青年会、合唱团、演讲比赛、辩论会等, 营造出和谐的英语氛围, 提高学生英语水平。

四、教会学校英语教育系统定型阶段

自从甲午战争到清朝灭亡的几十年中, 中国社会和教会学校的客观需要推动教会学校不断发展。进入20世纪后, 很多学校扩大教学规模, 增添教学设备, 增设教学课程, 创办多个大学, 包括南京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济南齐鲁大学、北京燕京大学、成都华西协和大学、苏州东吴大学等等。到1911年底基督教新教创办4137所小学, 有96371名学生;高等小学有436所, 学生有22279人;医学院176所, 大学和学院38所, 师范院校40所;神学院143所, 技工学院50所, 学校总数达到空前的5021所, 有13.89万学生。教会学校已经建立起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独立的教学体系, 此体系发展到二十世纪初, 和中国新学制运行后的国立学校教育体系, 共同组成近代时期至关重要的教育力量。

总之, 甲午战争之后, 中国社会出现剧烈转型, 对英语和西学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 传教士清楚认识到办学校要顺应历史发展, 发挥出他们在科学知识和传授英语语言方面的优势, 于是扩大办学规模, 逐渐形成从教会小学、教会中学到教会大学的教学体系。教会学校使用原版英语书进行英语教学的同时, 传授自然科学、数学等多种科学, 开辟出双语教学的道路, 其在发展中取得的经验, 是值得现代教育研究的课题。

摘要：我国是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有着源远流长的外交历史。对外交流的不断进步, 为外语教学的出现和发展提供必要条件。清末民初由教会将英语教育引进到我国, 这个时期是社会动荡、时代交替、东西文化交融的特殊时期, 在这个时期所出现的双语教学实践活动具有学习先进文化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本文主要对清末民初教会外语教育的引入阶段、发展阶段和教育定型阶段进行分析。

关键词：清末民初,教会外语教育,引进,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海萍.从“借学布道”到“教育为本”:清末民初教会大学内部职权体系之变迁[J].世界宗教研究.2012 (05) .

清末宫廷的英语教育 第8篇

一、从产生到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

1903年,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以饱含激情的笔触颂扬了近代湖南人的精神,说:“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灭亡,除是湖南人尽死。”《湖南少年歌》写出了湖湘子弟敢为人先,忧国忧民的特性。

鸦片战争发生后20年,以洋务运动为背景,沿海省份率先步入近代化进程。女学也是最早在那里兴起。1898年5月31日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办的女学堂——经正女塾就是在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出现。湖南的风气开通较晚,甲午战后才姗姗步入近代的门槛,但是,风气一旦开通,湖南就很快就快速前进,教育的办理也一样。湖南的第一所女学堂——民立湖南第一女学堂是在1903年才创办。起步虽晚的湖南女子教育却并未落后在国内其他各省的后面,相反以其快速发展的步伐,甚至还超过国内其他一些省份。第二年就创办了三所女学堂,如湘乡人曾广镛女士(李夫人)建立淑慎女学,长沙县的影珠女学,常德的湖南西路女学。1905年5月周家纯(朱剑凡)创立的后来在全国闻名的周氏女塾(后称为周南女校)。到了1907年,学部奏准在民间设立女子学校后,湖南又新办了女子美术学校、实业学校、毓坤女塾、振湘女学等,据《光绪三十三年分学部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载,湖南的女子学堂数有7所在全国二十四个省、特别区中居11位,职员人数有13人,居10位,教员人数有36人,居9位,学生人数有412人,居10位。(1)1908年,《湖南教育官报》载文称:“查湘省僻在一隅,风气开通较晚。自奉明诏兴学,省城及各州县概设学堂;及奉旨停止科举,而官私各校日异月新,新学出洋踵趾相接,士风丕变,见闻日增。三五年来,省城自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及中学堂、实业高等学堂肄业者,不下数千人。即游学预科之科,三路师范之设,莫不次第成立,粗具规模,而各属响风承流,校舍林立,遍于乡市。向之风气迟开者,今之进化亦较速特。”(2)民国成立后,据1912年第8期《教育杂志》统计,全省有女子小学校59所,学生达3607人。据教育部第五次统计,1916年8月至1917年7月全国女子职业学校学生数为1866人(甲、乙两种合计),其分布情况为江苏207人,福建97人,黑龙江70人,山东91人,浙江136人,云南260人,湖南1005人。(3)而在女子中等师范教育方面,据民国十一学年度(1922-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调查,师范学校女生数最多的省份是山西813人,其次是湖南771人。湖南的女子师范学校高达9所,与江苏并列全国第一位。(4)

二、女子留学教育在全国形成一定影响。

中国的女子留学教育发端于教会女学建立后,中国女子最早出国留学的是被传教士携带出国,在外国受教育,学成后回国的,如康爱德、金雅妹等人。女子留学是伴随变法改革中,以培养人才为目的的留学高潮出现的。随着国内创办女学热潮的兴起,女子留学教育也不断发展起来。中国留学去向主要以日本和欧美为主,根据经费来源之不同,可分为私费和官费两种。20世纪初,中国的女子留学运动主要是留学日本,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所说的:“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当时有识之士分析了泰西列强崛起的原因:“百余年来,泰西列强国势崛起,说者推究其致之之所由,莫不归功于学校。察其学制则于男学之外,尤以女学为重。其学成者不惟宜其家室,且多才多艺,足以与其夫相佐。为理以就其业而于其子又能教导鞠育以使之成人,人种日以强良,既其国之势力亦日兴而未有艾……女子无才便是福之谬说深种入人人之心,而女子遂自安于不学,日就愚拙。或仅取遗经往训片词单句奉以为式,惟酒食末务之是议。其甚者且画眉饰足,矫揉造作,取以供耳目嗜欲之娱乐,视与花鸟玩具相等。道德日丧,种族日敝”,主张向到日本去求学,“日本明治维新以还,国中女学亦复林立,其所造就甚广,巾帼人才云兴霞蔚……日本与中国同洲同种,习俗多同,即其学业亦与中国近而相宜……殆亦以此,他日学成归国,以立业成家,相夫教子以振阴教,以强其种,而强其国,其功岂可复量哉?”(5)其中湖南是这股留日热潮中的著名省份之一,可以说是独步一时。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载,到1904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为2395人,其中湖南籍学生为373人,占全部留日学生人数的11%强。(6)他们对本省的女子留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02年湖南留日学生向政府陈述留学之利:“诚以学堂开办之近十余年,必难整齐完密,仍不如游学外国之为捷径。日本二十年前规模未定,左更右换创造艰难,前事之师为证据,若我国于此时少一游学之人,即他日少一传授之人,内地少一传授之人,即国家少无穷爱国御侮之人,一线生机尽在于此,关系重大无可比拟”,“今日曰振兴学校,送子弟出洋求学,诚今日方针之不可再误者也”,“我湖南之所以自存者,仍在于游学海外以激发其独立之精神”,主张“湖南若能于各处人士,无论志在何种学术,且无论为公款为私款,广为奖励,令其接踵来游,皆为有利无害之事。”(7)1903年,赴日自费留学的陶思曾(陶澍曾孙)夫人郑家佩入东京实践女子学校学习,这是湖南第一个女留学生。(8)1905年,日本东亚女校附设中国女子留学速成师范和速成工艺科之后,请政府开始派官费女留学生。当年,湖南派出20名女生官费赴日,以影珠女学创办人之一许黄萱佑为管理员,这是我国官派留日女生之始。据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四日《顺天时报》载:“顷驻日杨使与中国志士范源廉、杨度氏等十八名共议教育妇女之事,即新由本国招女学生二十名,请实践女学堂督办下田歌子女史以为教督,共受熏陶。”这批女留学生赴日后分为师范、工艺二班,所习课程主要有:教育、日语、历史、心理学、理学、地理、游戏、唱歌、算术、编物、图画、刺绣等。她们积极勤奋,努力钻研,打算“在将来归中国后,以身任教育之事”。当时的湖南留日女生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他们形象新颖,影响良好,为中日人士所注目。为了故国兴邦报民,为了女子扬眉吐气,她们刻苦学习,追求新知,种种表现并不亚于须眉,她们“举止娴雅,志趣高尚”,“对日本人也不畏惧,彬彬有礼”,连日本人士也感到她们“为日本妇女所不及”。(9)湖南的官费女子留日在全国居前列,开风气之先,其反封建的色彩十分浓烈。直接促进了国内女子教育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

民国成立后,湖南学子中又出现了一股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1918年还成立了华法教育会湖南分会、湖南女子留法预备团、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等组织,帮助知识女性出国深造。1919年春起到1920年8月止,全国有女性21人赴法,而湖南就有十人,就连50岁以上的湖南蔡葛健豪老母也赴法求学!可谓勇敢。(10)而非勤工不能俭学者约有18人。她们都是国内女子师范学校或中学校毕业生,而又曾任小学校教师。湖南就有9人,她们见下表:

(上表见《时事新报》1921年1月30日,转录自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一册第144—145页,北京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

当时不仅长沙、湘潭等中心城市有赴外洋者,连溆浦、辰州等偏僻县区都已有人出国留学。清末民初女子留学的勃兴,她们走出国门,远渡重洋,留学国外,丰富了头脑,开阔了眼界,在实践上第一次冲击了“贤妻良母”的女子教育的宗旨,把将女子亦培养成具有全面独立人格的公民,放到了与男子同等的位置上,她们接触社会,参加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为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开辟了道路,孕育了中国最早具有民主革命意识的女性解放意识的知识妇女群体的出现。这对妇女解放运动,乃至整个民主革命运动有着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如出现了“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孙中山语)唐群英,她是妇女参政运动的先驱者,辛亥革命时曾跃马横戈参加北伐,民国建立初期曾为争女权而上书孙中山,大闹参议会。留学热潮,为西方近代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后来向蔡等人还被中共派往苏联学习,成为了共产党的妇女干部,为革命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①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页。

②《升任阁督部堂张札提学司整顿湖南学堂文》,《湖南教育官报》1908年第2期。

③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47页。

④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58-459页。

⑤《论女学之关系》,见《(清末)时事采新汇选》第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713页。

⑥《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⑦《光绪壬寅政艺丛书》,上篇(2),《内政通记》卷6。转引自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之《湖南留学日本师范生上谕中丞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50页。

⑧冯象钦、刘欣森:《湖南教育史》,长沙:岳麓书社2003版,第262页。

⑨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54页。

清末宫廷的英语教育 第9篇

1军国民教育思想产生的社会动因

辩证唯物主义观认为, 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在原因, 即内部矛盾。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外在原因, 即一事物与他事物的互相联系、相互作用。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 对事物的变化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而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重要条件, 二者互相作用、缺一不可。世界上任何一种事物其产生、发展与衰亡都不是偶然的, 都会受着其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制约, 军国民教育思想也不例外, 其产生与发展的历程也有其必然性, 也会受到内在与外在因素的影响。

1.1军国民教育思想产生的外部动因

1.1.1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影响

社会达尔文主义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 创始人是英国著名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斯宾塞, 其代表人物还有赫胥黎、尼采等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前身是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这些人将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借鉴过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生、发展以及一切社会现象。其核心内容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如同生物有机体一样,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无异于自然界中众多物种中的一个分支, 它的现实遭遇和未来的命运不能不受“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规律的支配。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由严复首先传入到中国来的。1898年, 他将赫胥黎的《天演论》翻译问世, 从此, 社会达尔文主义开始在中国得到系统的介绍与传播。《天演论》一书所阐述的主要思想为:世界上任何生物, 包括人类社会, 始终是进化发展的, “生存竞争、优胜劣汰”是动植物界 (包括人类社会) 进化发展的根本原因;人类在“生存竞争”中, “智、德、力”三方面大者强者胜, 弱者小者败;因此, 要想在生存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必须提高自身的实力。[2]1903年, 严复又一译著《群学肄言》出版, 该书主要介绍斯宾塞的社会有机理论, 从此, 社会达尔文主义便比较系统完整地输入到中国。

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学说, 其目的是为帝国主义侵略奴役弱小民族作理论上辩护的, 它所宣扬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观点也无疑是想让被侵略受奴役民族逆来顺受, 接受现实。但它之所以能在被侵略受奴役的近代中国产生巨大的反响, 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宣传的“优胜劣汰”、“人为淘汰”等理论, 从社会意义的角度讲, 具有斗争、进取的精神, 在先进知识分子看来, 这种精神正是医治中国创伤的一剂良药, 因此, 社会达尔文主义便及其自然地得到他们的垂青。

1.1.2他山之石、西方军国主义国家的榜样作用

鸦片战争以来, 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 他们凭借着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 惊醒了沉醉于天朝上国美梦中的满族统治者, 结束了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封闭历史状态, 开启了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也被迫融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体系, 在这样一个整体世界里, 世界各国总是相互联系并互相影响的。

德国的强盛, 尤其是日本, 与中国一衣带水之邻, 区区弹丸小国却能称霸一方, 对中国影响甚大, 一度引起了正在黑暗中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甲午战争惨败后, 统治者和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都在认真寻思, 为什么德国和日本能够在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内由弱小的落后国家一跃而成为强大的先进国家, 他们认为个中原因, 当归结为军事兴国。

梁启超认为, 普鲁士崛起和强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尚武:“十九世纪之中叶, 日尔曼民族, 分国散立, 萎靡不振, 受命拿破仑的蹂躏。既不胜其屈辱, 乃改革兵制, 首创举国皆兵之法……。是以举国之人, 无不受军人之教育, 具军人之资格。……至今仅三十年, 顾乃能摧奥扑法, 伟然雄视于欧洲也?曰:惟尚武故。……我东邻之日本, 其人数仅当我十分之一耳, 然其中剽疾轻死, 日取其所谓武士道大和魂者, 发扬而光大之, ……近且汲汲于体育之事务, 使国民皆具军人之本领, 皆蓄军人之精神。彼日本区区之岛, 兴定仅三十年耳, 顾乃能一战胜我, 取威定霸, 屹然雄立于东洋之上也?曰:惟尚武故。”[3]在梁启超看来, 德国和日本的强大首先当归功于军事兴国, 只有施行全民皆兵, 人人尚武的军国民教育体制, 国富民强才有可能实现, 由此不难看出尚武强兵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研究日本是为了更好地借鉴其经验, 历史上, 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和中国的境遇大体相同, 均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 然而日本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 是与其富国强兵的国策分不开的, 只有“强兵”, 才能使国家的主权得到加强和统一, 只有“富国”, 才能奠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只有这样, 才能摆脱西方列强的奴役, 也只有这样, 才能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相抗衡, 从而跻身于世界强国的行列。[4]正因为如此, 在近代中国掀起了一股留学日本和欧美的狂潮, 其中, 20世纪最初几年留学日本的人数增加最多。1901年仅有274人, 至1905年达到8000人, 1906年增至12000人, 增加几乎数百倍。[5]在所有这些留学生中, 学武备军事的较多, 1903年有200多人, 1904年仅振武、成城两所军校的中国留学生就有451人, 几乎占了总人数的1/5[6]。

这些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西式教育, 对其中的军国民教育体制尤为青睐, 当他们回国走上讲坛后, 日本及欧美的“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想便被他们系统地传授给了国内的学生, 从而使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蔓延开来。总之, 向德国学习, 尤其是对日本尚武强国思想的借鉴与施行, 是军国民教育思想产生的一大外因,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军国民教育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历程。

1.2军国民教育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因

军国民教育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因主要应归结于清末民初中国的基本国情, 即内忧外患的国家政体。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不堪回首的苦难史, “落落何人报大仇, 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 几个男儿非马牛。”这是成于20世纪初年的一首名为“有感”的诗, 也是近代中国历史给人留下的第一感受, 它非常形象地道出了近代中国国事的衰败, 以及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其生活的极度痛楚。鸦片战争以来, 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以来, 古老的华夏民族饱受了西方列强的蹂躏, 由于政府的无能、军队的落后, 中国陷入了一个任人宰割的被动局面, 随着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等, 国家主权丧失、领土支离破碎, 人民流离失所, 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

1.2.1振衰祛弊、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面对这种水深火热的局面, 一大批仁人志士开始觉醒, 并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爱国热忱投入到救国救民的义举中去。他们清醒地认识到, 现今处于这“列强环伺, 虎视鹰瞬”的紧急关头, 要想力挽狂澜, 救民于危亡之中, 只有依靠全体国民的自强自立, 奋发图强, 除此绝无他法。

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探求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中, 很自然地便会联想到被西方列强讥讽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孱弱的身体素质, 在他们看来, 中国之所以落后, 之所以受欺凌, 是因为国人身体的虚弱, 弱民必然弱国, 弱国必定挨打。梁启超描述道:中国的文人“终日伏案闭置, 一室绝无运动, 耗目力而昏眠, 未黄耄而驼背……以文弱为美, 以羸怯为娇贵。翩翩年少弱不禁风, 名曰丈夫, 弱于少女, 弱冠之后又缠绵房事以耗其精力, 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面有死容、病体奄奄”, 中国国民“老弱病残, 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 戢戢如驯羊。”中国“合四万万人, 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形, 呜乎, 其人皆为病夫, 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7]

他认为国民身体素质的下降是直接导致国家衰败的主要原因, 梁启超的描述虽稍带夸张, 但却给世人敲响了弱民必然弱国, 弱国必定挨打的警钟。他还在《新民说·尚武篇》中极力提倡中国仿效斯巴达、德意志、日本等国的尚武教育, 从而自立自强。他在观看了日本人送别出征军人的情景后, 感触颇深, 写下了《祈战死》一文, 充分表达了他对日本“入队之旗, 祈其战死, 从军之计, 祝勿生还”这种举国一致的“好武雄风”的崇敬之情, 日本人的这种武士道精神深深刺激了他, 于是, 他向国人大声疾呼:“生存竞争、优胜劣汰, 吾望我国同胞练其筋骨, 习于勇力, 无奄然颓废也。”[8]

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倡军国民教育的是蔡锷, 1902年 (光绪二十八年) 他在留学日本期间以“奋翮生”的笔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军国民篇》一文, 指出:“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 不独限之从戎者, 凡全国国民皆宜具有之。”[9]蔡锷认为, 灵魂贵文明, 体魄则贵野蛮, 以野蛮之体魄, 复文明其灵魂, 则文明之种族必败。罗马人败于日耳曼蛮族, 汉族则常败于蒙古;德胜法, 日优于欧美, 都是这个原因。蔡锷备极推崇古代斯巴达军事体育教育, 认为斯巴达举国都是强壮之男子, 是他雄霸希腊的原因。[10]于是他极力提倡尚武精神, 认为只要自身强大了, 举国之内人人都具备军人的素质与体魄, 西方列强便不敢欺凌, 也不可能欺凌。

由此可见, 资产阶级维新派所提倡的军国民教育思想, 其出发点主要是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 是在当时客观社会环境条件下提出来的, 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

1.2.2政界要员及其社会名流人士的提倡

在军国民教育思想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 当时的一些主要政界要员与社会名流人士功不可没。康有为1895年《上清帝第二书》中就主张“以民为兵”, 并建议开设“学堂学习布阵、骑击、测量、绘图”, “以强天下势”。[11]这其实也就孕育了军国民教育思想的萌芽, 反映了其变法图强的强烈愿望。

梁启超有感于日本举国一致的武士道精神, 受其启发, 主张塑造中国的武士道精神, 塑造中国魂。在《祈战死》之后, 他又写下了《中国魂安在乎》一文, 在文中, 他以犀利的语言指出日本有日本魂, 而中国却没有中国魂。于是, 他呼吁:“今日所最要者, 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 斯为有魂之国。乎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 则兵之魂也。”[12]在梁启超看来, 兵魂即国魂, 希望中国亦如日本那样凭借武士道精神去教育国民、武装国民、从而拯救祖国, 表达了他以祖国的兴衰为己任、强国强民的强烈愿望。

继蔡锷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军国民篇》后, 同年蒋百里在该报发表的《军国民教育》一文, 提出军人精神教育有爱国心、公德心、名誉心、素质和忍耐力等四大纲。他主张, 军国民教育的实施应通过学校教育, 训练学生行军、射靶、击剑、竞舟、野外演习等能力;通过社会教育, 以社会组织军队化、社会风俗勤苦化和新闻、文学、戏剧、美术等形式, 激发国民的爱国热忱, 达到御侮卫国的目的。

而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则以政治家的气度, 期望军政学各界“发愤为雄, 研究军学, 使四万万同胞均有尚武之精神, 使中华民国富武力之保障。”[13]1919年, 精武体育会成立十周年之际, 他欣然为该会的《精武本纪》作“序”:“盖以振起从来体育之技击术为务, 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 并亲自题写“尚武精神”的条幅。

孙中山为精武体育会题写的“尚武精神“条幅

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也十分重视军国民教育, 他把军国民教育列入民国教育方针五项内容之一, 在全国推行。蔡元培在其《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 针对清末教育宗旨中“忠君”、“尊孔”, 响亮地宣布“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 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 应予以取消。而对“尚公”、“尚武”、“尚实”三项则加以改造, 使其符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 重新表述为公民道德教育, 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 又增添世界观和美感教育, 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14]他从中西比较入手, 指出“西洋人之体操, 军国民主义也”;中国“六艺之射御, 军国民主义也”。[15]认为实施军国民教育不仅有助于御侮自卫, 收复国权, 而且可抑制国内军阀势力的扩张。他说:“夫军国民教育者, 与社会主义橓驰, 在他国已有道消之兆, 然在我国则强邻交迫, 亟图自卫, 而历年丧失之国权, 非凭武力, 势难恢复。且军人革命之后, 难保无军人执政之一时期, 非行举国皆兵之制, 将使军人社会, 永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 而无以平均其势力。则如所谓军国民教育者, 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16]

1901年汪荣祖指出, 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的多次军事失败“原因固然甚多, 但最根本为尚武精神之缺乏。”[17]伍达也指出:“振起尚武精神, 一洗文弱之习, 大之与人种强弱问题, 国家存亡问题皆有直接的影响, 而合诸今日情势, 尤属当务之亟也。”[18]张之江在其《国术言论集》中指出:在不竞争不能生存的二十世纪舞台上, 武化与文化是应该并重的, 试观日本现在的称霸东亚, 德国过去的雄视西欧, ……决不是偶然得来的, 总理说 (孙中山) 政治修明, 武力强盛, 才可和别人竞争这话尤其使我们知道积弱的中国, 提倡武化之不容或缓, 道出了尚武对强国强种的重要性。[19]

由此不难看出, 政界要员或社会名流人士大都主张实施军国民教育, 以达到培养人才、尚武强国的目的, 他们的主张代表了当时为挽救危亡社会较普遍的一种认识, 对社会极具影响。可见, 政界要员与社会名流人士对军国民教育思想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正是他们的积极奔波与宣传, 军国民教育思想才得以产生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蔓延开来。

摘要：文章采用文献资料法等研究方法, 对清末民初军国民教育思想形成的社会动因进行探讨, 结果认为:军国民教育思想产生的外部动因是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启示以及西方军国主义国家的榜样作用;军国民教育思想产生的内部动因是近代中国振衰祛弊、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以及政界要员与社会名流人士的积极倡导。

论清末上海学堂的全英语教学模式 第10篇

一、卜舫济率先提出将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理念

自1850年4月美国传教士上海在老西门方斜路白云观庙址里开办的裨文女塾起, 上海滩就有了西方学堂, 而真正率先把英语当成教学语言的是圣约翰书院。圣约翰书院创建于1870年9月, 是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将原来的两所圣公会学校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合并而成, 在沪西梵皇渡购地兴办, 1870年9月1日开学招入第一期学生。初期设西学、国学和神学三门课程, 使用上海方言作为教学语言。提出采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理念的是圣约翰书院的英语教师、后来成为圣约翰书院院长的美国传教士卜舫济。卜舫济1864年2月22日出生于纽约, 于188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 1886年获得神学院学士学位。当卜舫济还是神学院学生时, 曾在一所业余学校里为中国洗衣工上英语课, 遂萌发到中国传教的愿望。卜舫济于1886年来到上海, 开始了在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传教生涯。为了尽快掌握华语和上海的习俗, 卜舫济曾独自一人住进上海嘉定的农家熟悉生活。1887年, 卜舫济被圣公会临时派到圣约翰书院任教时就提出了要改革教学用语、将英语作为圣约翰书院的教学语言的建议。1888年6月, 年仅24岁的卜舫济出任圣约翰书院院长, 他开始站在世界潮流的前列, 用将中华民族快速融入世界阵容的宏大理想, 在圣约翰书院里大力提倡英语教育, 采取全盘美国化的英语训练方法。卜舫济制定了除国文外, 所有圣约翰书院的教材一律采用英文原版的教材、教师在课堂上用英语教学、学生之间也必须使用英文交流的章程。卜舫济将其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理念归纳为如下几点:一是华人研习英文, 可以增进智慧;二是华人掌握英语, 可以铲除华人排外之成见;三是华人研究英文, 可以增进东西间的了解, 并用以扩张国际贸易;四是研究英文, 可以使华人明白基督教事业, 培养人才, 为社会服务。当然, 卜舫济的这种英语教学理念无疑是站在西方传教者的立场上, 为美国教会谋福祉的, 但此举却在客观上开拓了中华民众理解西方世界的渠道, 促进华人以语言为介质, 以平和心态融入世界大潮之中。卜舫济认为, 当代文明的重心是在西方的英语国家, 因此英语就成为实现中西文明相互交融、传递西方进步思想的重要手段, 而汉语显然不能担此重任。所以英语必须成为进步学校教学的主媒介, 用来直接传播现代科学、数学、欧洲政治经济史、逻辑学、哲学等新型学科与思想[2]159。

二、圣约翰书院的全英语教学模式

自此, 圣约翰书院 (后改名为圣约翰大学) 开始了持之以恒的英语教学运动。其主要表现为:第一, 英语成为圣约翰书院除国文课程之外的所有课程的教学语言。为此, 圣约翰书院又聘请英语语言能力强大的顾斐德来到学校任科学系主任, 使学校所有的科学课程均使用英语讲授。1896年, 圣约翰书院成立了文理、医学和神学三大学部, 全都采用英语教学模式。圣约翰书院的课堂上, 教师采用英语授课, 学生采用英语回答问题, 作业、考试都使用英语, 形成了全方位的英语教学环境。第二, 生活中的英语学习氛围。在课堂以外的任何地方, 圣约翰书院都弥漫着英语氛围, 比如师生之间的相互问候语完全采用英语, 饭厅前学生张贴的失物招领等布告也是英文, 学生表演节目, 演唱歌曲也完全是英文, 使学生每时每刻都沉浸于英语学习之中, 促成了英语听、说、读、写的能力。这种大规模强化英语训练使圣约翰书院学生的英文水平居国内各学校之首, 掌握了高强的英语能力之后, 圣约翰书院的学生不但思想前卫, 毕业后出路宽, 其他方面也占尽优势[3]50。

三、复旦公学的全英语教学模式

复旦公学始建于1905年, 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 后改名为复旦大学, 复旦公学创办于清末的乱世之中, 起名“复旦”, 意在自强不息, 寄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自主办学、教育强国的希望。1903年, 在其办学章程里明确规定:“除备斋本国历史、舆地、数学诸科外, 余皆用西文教授, 以正法”, 明确指出在教学过程中要大力推广英语学习的教学理念。复旦公学校董之一严复, 在1905年的“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指出:“既治西学, 自然用西文西语而得其真。”这表明, 处于近代政治局势动荡之中的复旦公学创办者们, 已充分认识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对于拯救民族危亡的重要性, 在复旦公学里推行全英语式教学, 并不仅仅是强化学生的英语教育, 更是为了让学生掌握精准的英语、特别是科技英语之后, 可能广泛地接触西方文明, 给中华民族的振兴带来希望。在复旦公学的章程里面进一步明晰地指出采用英语教学的科学性:“外国历史、地理上的人名、地名等, 虽以音传, 各函意义。如果译成中文, 佶屈聱牙, 不便记忆”;“西籍浩繁, 非移译所能尽收, 何况泰西科学, 时有新知, 彼已累变, 我尚懵懂”, 所以直接掌握了英语这个语言利器之后, 可以直接阅读西方原著, 直接吸收进步的科学知识。此时的中国教育家们已把全英语教学与强国意识联系在了一起, 将其视为在国家危亡、民族灭绝的关头的救国之策, 可谓意义重大。

三、上海中西女塾的英语教学模式

中国近代的女子学校教育始于教会学校, 那时开办的教会女学, 规模小, 管理松散, 传教士多以教堂为依托, 招收几个无家可归的孤儿, 聚集传教, 辅以简单的读写算知识, 即名之为学校。因为中国人对外来的传教士既有戒心也有敌意, 社会上传说一旦入了洋鬼子的学堂就是背叛祖宗, 学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国, 所以入洋学堂者在家族邻里中倍受歧视。再加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理念的影响, 送女孩子入学读书更是无法理解的事情。宁波女塾是最早在中国本土建立的教会女子学校, 开学当天只收到7名学士, 隔了几天后, 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 学生逃得只剩下一名。鉴于早期女子教会学校招生之困难, 传教士们往往采用物质引诱的方法, 不仅免收学费, 还提供膳食, 甚至还有每天补贴学生五文十文钱的方法来吸引学生入学, 正如冯桂芬在《上海设立同文馆议》中所称:“英法两国设立义学, 广招贫苦童椎, 与以衣食而教之。”因此教会学校早期的招生对象多是穷苦人家的子弟以及无家可归的孤儿、弃儿等, 这些捡来的女童智商低, 教养差, 学习能力低下, 所以既使学习了几年, 也只能充当家政服务人员。因此此时教会女学堂的生源被称之为“离散的, 学生来自最低下层、最无希望的阶层”。

为此, 1892年美国基督教监理会的林乐知在上海公共租界创办了中西女塾, 确立其办学宗旨是面对上流社会的女子。中西女塾采用收费制, 提出“专为中华有力之家而设”的办学宗旨, 目标是培养出“最优秀、最有希望的”人才, 让“中国女孩应当像美国女孩一样快乐而善于交际”进入中西女塾的富家女孩生活在浓郁的宗教教育氛围和全盘西化的校园环境里, 校方特别强调学生的英语熟练能力, 除在课堂上大量使用英语、阅读英文书籍之外, 课下还有英语教员伦乃治组织的“广交会”来提升学生的英语表达与社交能力。学生们在课下进行英语演讲, 表演英语戏剧, 唱英文歌曲, 甚至还可以去上海的大英剧院公开演出英语剧, 形成了中西女塾的英语影响力。在中西女塾的家政课上, 采用美国原版的《礼仪》做教材, 学习西方上流社会女性优雅高贵的大家风范。同时在学校的各种公开活动中, 校长有意地展示学生的英语熟练程度, 让成绩优秀、姿态优雅、英语娴熟的女学生与来宾见面交谈, 更大地提高了中西女塾的感染力, 也使其毕业生可以凭借着熟练的英语直接留学国外, 继续深造。

更有甚者, 有的学堂已完全不使用任何教材, 只是教师凭借口头讲授来传授知识。这是一种更加彻底的全英语教学模式, 在这样的课堂上, 要求学生不但英语词汇丰富, 更要有很好的英语听力和笔录速度, 在这种形势之下, 学生的英语水平都是被迫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其所抄录下来的笔记, 就如同一本英文读物一样, 内容经典, 文字书写准确。因此, 在这种强化的英语学习中, 迅速地成长起来一批英语语言人才, 在国难当头, 以“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迫切局势中, 这些英语人才为沟通中西方文明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陈伯海.上海文化通史[M].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2]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史资料 (教会教育) [M].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