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科技翻译范文（精选2篇）
明清科技翻译 第1篇
明朝和清朝是充满了骚动的时代, 封建的中华帝国从完全成熟逐渐走向了行将没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 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变革, 影响了文化的发展, 特别是在发达的江南地区。文人作家们感觉到了社会潜在的矛盾和动荡, 在时代的影响下, 他们对社会和价值观念进行了更加深刻和丰富的思考, 造就了我国古典小说戏剧发展的高峰。明清时期小说戏剧的特点是成熟, 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 反封建传统, 突出个性, 反映现实问题, 成为人民生活的重要文化内容。
明清小说戏剧在海外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小说戏剧在亚洲的翻译传播, 开始于十六世纪中叶, 在欧洲则开始于十七世纪。在欧洲, 主要是通过来华传教士、学者、商人和外交官将书籍带回本国, 翻译成本国语言的, 也有部分是在侵略战争中掠夺的。明清小说戏剧在意大利的翻译开始于十九世纪末期, 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经历了一个翻译和研究的高潮。近年来, 意大利学者对明清小说戏剧的翻译和研究更加深入, 研究范围更广, 使这一领域呈现出生机繁荣的景象。下面以几部明清小说戏剧名著为例, 谈谈其在意大利的翻译和研究情况。
二、《水浒传》、《西游记》在意的翻译和介绍
1. 明代著名长篇小说《水浒传》
1883年, 意大利学者阿尔丰索·安德莱奥奇 (Alfonso Andreozzi) 以《佛牙记》 (Il dente di Budda) 为题目, 翻译出版了《水浒传》的一小部分, 即鲁智深的故事, 并于1885年再版。
1956年, 意大利翻译家克拉拉·博维罗 (Clara Bovero) 根据库恩 (Franz Kuhn) 的德译本, 将《水浒传》转译, 题目为《强盗:中国古典小说》, 由都灵艾依纳乌迪出版社 (Einaudi) 出版。
意大利罗马大学东亚史教授, 著名汉学家史华罗 (Paolo Santangelo) 评价《水浒传》是“骑士传奇类最优秀的作品……以义气和正义作为激励书中人物的最高价值取向” (1) 。
2. 明代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
《西游记》在意大利最早的版本是阿德里亚娜·莫迪 (Adriana Motti) 从亚瑟·威利 (Arthur Waley) 1942年的英文版转译的, 只包含小说100章中的30章内容, 名为《猴王》 (Lo scimmiotto) , 于1960年由艾依纳乌迪出版社出版。
之后比较有名的版本是直接从中文翻译的1992年威尼斯Marsilio出版社出版的《猴王梦》 (Il sogno dello Scimmiotto) , 翻译者是前面提到的史华罗;1998年由Rizzoli出版社出版, 由塞拉菲诺·巴尔杜奇 (Serafino Balduzzi) 从法语版转译的《西游记》 (Il viaggio in Occidente) 。2013年, 塞拉菲诺·巴尔杜奇再次分两卷翻译、介绍、评注完整版的《西游记》, 共1850页, 由米兰鲁尼出版社 (Luni) 出版。
三、《红楼梦》的翻译和研究
《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古典长篇小说, 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成书于约清乾隆四十九年 (1784年) 。最早的意大利文版本《红楼梦》 (Il sogno della camera rossa) 于1958年由艾依纳乌迪出版社出版, 也是根据库恩的德译本转译, 是节译, 共50章, 一册, 692页, 译者为克拉拉·博维罗和卡尔拉·皮罗内·里乔 (Carla Pirrone Riccio) 。卷首有意大利著名汉学家马丁·贝内迪克特 (Martin Benedikter) 撰写的序言和库恩译本原序, 书中还附有清代画家改琦画的《红楼梦》人物像27幅, 全书装订精美。
贝内迪克特对我国的唐诗和古典小说有很深的研究, 他于1961年将《唐诗三百首》全集译成意文出版。在《红楼梦》意大利语版前言中, 他评价道:“《红楼梦》是一幅姿色各异的人物的画卷, 这些人物在传统的核心内活动, 以别开生面的方式融入和活跃于环境之中。小说的中心事件感受和酿成于内心世界。富于情趣而又清晰可见的心底波澜取代了在错综复杂的民俗背景上塑造的屡见不鲜的、粗俗的、模式化的人物。内心生活是这部作品最为率真、最为耀眼的重点, 从而保障了它的成功, 赋予从最主要人物到边缘人物以鲜明的心态和面影。” (2)
之后, 意大利女汉学家埃多阿尔达·玛西 (Edoarda Masi) 又从中文翻译《红楼梦》 (Il sogno della camera rossa) , 并加评注, 于1964年在都灵出版, 后于1981年、2008年等多次再版。她在译本的前言中说:“ (《红楼梦》) 整个小说都建立在两个相反的并可互换的层面之上:社会和政治义务及家庭责任构成了一个‘现实’的层面, 另一个层面则是‘非现实’的, 它与世界的虚无所引起的幻灭是联系在一起的……‘大观园’是天堂, 也是地狱。” (3)
史华罗教授对明清文学研究甚深, 对《红楼梦》作了十分有见地的分析。他认为《红楼梦》追求新语言:“作品确立了一种与官方对立的价值体系, 提供了一个评价人的新观念。” (4) “小说至少展现了三个层面的语言:第一个层面是宝玉的内心世界, 它超越了社会常理, 大观园中的生活体现了这一点;第二个层面建立在道教和佛教的道德原则之上;第三个层面则是反映社会现实的普通的语言层面。主人公的反潮流精神体现在对女性世界充满的激情之中, 他原本是一块多余的奇石, 他的本质决定了他的不随波逐流的生活态度。他对女性美的欣赏与普遍存在的对妇女的歧视背道而驰。” (5) 在人物形象上, 史华罗认为《红楼梦》塑造了“一种新型的女性形象……她反映了一种与以往有所不同的理智的美学理想, 她也有文化素养和坚定的信念, 比男性形象并不逊色” (6) 。
四、《聊斋志异》的翻译和研究
清代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比上述三部小说在海外的传播更广, 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拥有外文翻译语种最多的一部小说。《聊斋志异》最全的意文翻译版本是1962年在米兰出版的由路德维克·尼科拉·迪·朱拉 (Ludovico Nicola di Giura) 翻译的《聊斋志异》 (I racconti fantastici di Liao) 。译者本是二十世纪初来华的一个意大利军医, 他也是慈禧太后的私人医生, 在北京生活了30年, 还参与建造了天津方济各会圣心教堂。他非常喜欢《聊斋志异》, 于是把它翻译成很漂亮的意大利文, 到现在还是最全的。很多意大利汉学家都很喜欢《聊斋志异》的故事和蒲松龄奇幻的写作手法, 如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中国语文学教授乔治·卡萨齐 (Giorgio Casacchia) 和史华罗等。
史华罗说蒲松龄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人的欲望的膨胀和人接连不断遭受的挫折与对社会的不满, 具有无限的想象力。蒲松龄受到了传统神奇故事的影响, 描写了许多鬼狐女子和幽灵, 同时把白话小说中的一些成分带入到他的作品之中, 如对话形式, 等等。在蒲松龄的作品中, 80%的狐仙是正面人物。蒲松龄利用奇妙的幻想世界展示了人的欲望和如何实现欲望, 赋予了小说中人物新的精神, 他的作品对社会既有批判性又有建设性, 他呼唤人们叛逆社会, 同时劝导人们追求理想的社会秩序” (7) 。
五、《牡丹亭》的介绍
从明代开始, 除了各类型小说的兴盛之外, 戏剧也呈现出高度繁荣的局面。中国元明的戏剧传统对十七世纪的意大利戏剧高峰, 即两大戏剧家哥尔多尼 (Carlo Goldoni) 和戈戚 (Carlo Gozzi) 的戏剧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明代后期, 一部作品占据了中国古代戏剧史上的独特地位, 这就是汤显祖的《牡丹亭》。《牡丹亭》约写成于1598年, 在中国曾经对情感和爱情崇拜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意大利多位汉学家对汤显祖的文化和历史重要性一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白佐良 (Giuliano Bertuccioli) 在1959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cinese) 中介绍汤显祖的五个剧本, 其中四个起名为《玉茗堂四梦》, 因为是从主角的梦得到启示的。兰乔第 (Lionello Lanciotti) 的《中国文学》 (Letteratura cinese) 指出, 在《牡丹亭》和其他的故事里, 作者肯定了感情需要自由, 一个反对封建主义和守旧传统的现代社会雏形已经出现。埃多阿尔达·玛西在《中国文学百部著作简介》 (Cento trame di capolavori della letteratura cinese) 中说, 汤显祖的戏剧作品是非常细腻的文学作品。《牡丹亭》是明朝戏剧的杰作, 戏剧中集中了爱情故事、红颜和那些才华横溢的人的各种不幸。可惜的是, 到目前为止, 《牡丹亭》还没有完整的意大利文译本。
六、其他明清小说戏剧的翻译研究情况
中国明清小说戏剧杰作灿若繁星, 它们包容了传统文化的精华, 凭借生动可感的形象和故事情节, 不仅走入了中国的千家万户, 还走入了意大利学者的心中。除了上述的几部代表作品之外, 1955年艾依纳乌迪出版社还出版了转译过来的《金瓶梅:十六世纪的中国小说》 (Chin P’ing Mei.Romanzo cinese del secolo XVI) , 后又经1961、1970年等多次再版。同样, 1955年兰乔第翻译并评论了沈复的自传体小说《浮生六记》 (Sei racconti di vita irreale) 。卡萨齐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相继翻译出版了《今古奇观:十七世纪中国短篇小说》 (Nuove e antiche meraviglie.Racconti cinesi del Seicento) 和李渔的《无声戏》等多部作品。白佐良翻译了《龙图公案》 (I casi del giudice Bao) 。还有冯梦龙《喻世明言》中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Il corpetto di perle) 、李渔的《夏宜楼》 (Una Torre per il calore estivo) 、《肉蒲团》 (Il tappeto da preghiera di carne) 、凌濛初的《拍案惊奇》 (Monache e cortigiane) 等都有意大利文的译本。目前, 卡萨齐教授正尝试把全部的《三言二拍》翻译成意大利语。
在研究方面, 意大利学者的相关论文和著作颇丰, 如史华罗的《生态主义与道德主义:明清小说中的自然观》、《明清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心境词语研究》、《冯梦龙<情史类略>与安德烈·勒·夏普兰<爱情论>:对两种不同爱情观的诠释》、《中国之爱情:对中华帝国数百年来文学作品中爱情问题的研究》、《中国的梦:明清小说中的集体想象》;卡萨齐的《中国方言文学翻译》;萨巴蒂尼 (Mario Sabattini) 和史华罗合著的《漆笔:明朝至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小说》, 等等。
七、结语
综观一百多年间明清小说戏剧在意大利的译介研究情况, 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 意大利译者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主要是从德语、法语和英语转译的, 而且绝大多数为节译, 对作品进行了大幅度删减, 从五六十年代以后, 则越来越多地选择从中文直接翻译, 全文译本也逐渐增多, 这大大提高了读者对作品理解的质量和全面性。第二, 虽然近几十年来意大利在翻译出版上已取得了很大进步, 但相对于其他欧美国家, 在意得到介绍传播的小说戏剧作品种类仍然有限, 数量偏少, 较为零散, 缺乏系统性, 很多作品还没有实现零的突破, 如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儒林外史》、大批优秀的戏剧代表作品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意大利文翻译版本出现, 这反映出中国文学作品在意的翻译介绍往往和意大利学者的个人喜好有很大关系, 缺少整体的计划和组织, 中国本土的文学外译人才相当匮乏。第三, 我们看到明清小说戏剧由于其生长的时代背景和自身特色, 还是比较受意大利学者青睐的一个研究领域, 成果较为丰富, 发展前景广阔, 翻译研究者不断涌现, 从早期的贝内迪克特、白佐良、兰乔第到今日的中坚力量史华罗、卡萨齐、玛西等, 以及许多后起之秀, 这都为整个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意大利得到持续、深入的介绍研究, 形成专门的学科和体系, 为创造未来中国文学在意大利传播的更广阔空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要：十四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明清时期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一个繁荣时期, 特别是在小说和戏剧方面, 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经典之作, 影响极为深远, 开启了这些作品在东西方其他国家翻译传播的篇章。在意大利, 一百多年来, 经几代学者、汉学家的不懈努力, 明清小说戏剧代表作品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介绍和研究, 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
关键词：明清小说,戏剧,意大利,翻译研究
参考文献
[1][意]史华罗, 著.王军, 王苏娜, 译.中国之爱情:对中华帝国数百年来文学作品中爱情问题的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12.
[2]马丁·贝内迪克特, 吕同六.红楼梦.意大利语版前言[J].红楼梦学刊, 2000 (3) .
[3]Bertuccioli, Giuliano, Storia della letteatura cinese[M].——Milano, Nuova Accademia, 1959.
[4]Lanciotti, Lionello, Letteratura cinese[M].Milano, Vallardi, 1969.
[5]Masi, Edoarda, Cento trame di capolavori della letteratura cinese[M].Milano, Rizzoli, 1991.
西学东渐之明清时期的翻译影响 第2篇
一、西学东渐背景下清初传教士科技翻译带来的契机
继两汉至唐宋佛经翻译以来,清初科技翻译迎来了第二次翻译高潮。在清朝初期,除了雍正皇帝外,当朝的皇帝均以宽容友好的态度对待欧洲传教士,从而使传教士在中国立足。例如,在康熙帝年间,康熙帝对传教士持信任态度,康熙至乾隆年间,天主教传教士的活动极为活跃,且由于康熙对科学较为热爱,积极鼓励传教士译介西方科学,并鼓励组织他们研究《易经》、测绘地图。当时,在传教士的帮助下,编成了基于西方数学的《数理精蕴》。同时,清初的中国士大夫给予传教士一定的帮助,笔录、作序介绍传教士的著译稿,并对其刻印流传。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此外,士大夫还协助传教士学习汉语,徐光启为传教士平聘请有名教授,在士大夫的帮助下,传教士们积极学习汉语,克服翻译活动的语言障碍,积极开展翻译活动。在上述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众多传教士来到中国,到乾隆二十二年,来华传教士已有500名左右,且70人以上为知名传教士。代表人物有利玛窦、南怀仁、罗雅谷、汤若望等。同时,当时来华的传教士一般都有译著,共翻译成书400多种,130多种为科学类,而利玛窦、南怀仁、罗雅谷、汤若望四人翻译有75部译著。在当时的科技翻译中,主要以天文学为主,同时涉及军事科学、地理、医学、数学、生物、地质等科学。如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了《测量法义》、《几何原本》,与李之藻合译了《圜容较义》、《同文算指》,且自己还撰写了《西琴八曲》、《西字奇迹》、《乾坤体义》等[2]104。利玛窦的文字奥雅渊博,其翻译准确、文字优美。
二、以传教士为代表的科技翻译特点
1.传教士翻译活动的操控性。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译者主体性都较为突出,译者对翻译行为的每一步骤、阶段进行涉及、确定,根据自身的选择标准实现翻译目的。作为科技翻译译者的主体,传教士在翻译中表现出操控性特点,传教士对翻译译本的选择、主体选择等进行操控。在选择翻译内容的过程中,传教士始终以传播宗教为宗旨,由于天文学、数据与神学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在翻译时,传教士多选择这些方面的著述。同时,在对西方科技知识进行翻译介绍时,传教士也将宗教思想融入其中。例如,在利玛窦翻译的《坤舆万国全图》的过程中,就对图中各民族的宗教礼仪进行注明,但是,其并不对阿拉伯人信仰伊斯兰教进行标注,而对天主教的“普世性”道理进行特别出插入,以此凸显天主教的地位[3]71。
2.传教士翻译活动的“为我性”。对于清初传教士而言,他们不远万里历经艰难来到中国,支撑他们的力量便是虔诚的信仰。自1583年利玛窦获准入华传教以来,传教士开始认真观察、分析中国社会,并推出“科学传教”策略,以此借助西方科学的威力提高其宗教地位。在此过程中,传教士认识到官僚阶层影响力,进而将传教客体对象锁定为我国的官僚阶层、知识分子。由于传教士掌握新的、丰富的科技知识,并很快受到一些士大夫的尊敬,且在利玛窦传播西方科学、文明的招引下,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加入天主教。作为朝廷命官,他们的言行举止对当时统治者对天主教的态度产生极大影响,并在士大夫阶层中形成模仿效应。同时,在利玛窦在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的过程中,《几何原本》共15卷,但两人翻译了6卷,此后,徐光启想继续翻译,但利玛窦却一再推诿,利玛窦认为翻译6卷《几何原本》便已达到了在逻辑推理的基础上建立的宗教的目的,因此《几何原本》便无需翻译下去。由此可见传教士翻译活动的为我性。
3.传教士翻译活动的顺应性。传教士翻译活动的顺应性主要表现对中国文化语境的“顺应”。当传教士初来华时,他们便认识到得到当时皇帝、士大夫认可的重要性,因此积极投皇帝与官吏所好,并尊重中国习俗,获取民众好感。传教士通过实践发现西方人的技术与科学是最能引起中国人兴趣的,因此他们顺此需求,积极翻译科技文本,形成科技翻译热潮。传教士利用科技翻译为中西文明对话提供可能。传教士“顺应”中国人以文会友、崇信文字的习惯,在翻译的著述中传播宗教,从而增强民众对宗教的信任,提高宗教威信。
三、传教士科技翻译对西学东进的影响
季羡林先生曾用长河比喻中国文化,他说长河有水少的时候,也有水满的时候,但却从不曾枯竭过[4]83。而不曾枯竭的原因便是不断有新水注入,在中国文化历史发展中,新水主要来自于印度之水、西方之水,且均是靠翻译注入的。季羡林先生所说的印度之水、西方之水也便是梁启超先生曾指出的唐间的佛学传入及明末清初的科技知识传入,这两次传入使中国智识线接触于外国智识线,使中西文化交流、联系。就外来科学而言,从唐朝到明朝均受到过外来科学的影响,但最终也都被中国传统所湮没。但是,清初,由于西方传教士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其向中国输入的是具有较高水准的外来科学,其力量可与中国传统相抗衡,科技翻译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极大影响。
1.促进文化交流的双向平等性。不同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西学东渐”和碰撞,清初的文化交流是平和、平等的。西方传教士将天主教、科技文教传到中国,也将中国作品翻译为西方文字。在向欧洲社会介绍中国的过程中,传教士以介绍中国的儒家学说为重点,译介儒家经典。罗明坚用西班牙文翻译的《明心宝鉴》是现存最早的中国书西译本。利玛窦用拉丁文翻译了中国的四书,殷铎泽、郭纳爵用葡萄牙文翻译了《大学》、《论语》,宋君荣用法文翻译了《易经》、《诗经》、《礼记》等。同时,传教士的科技翻译,使中国学者对科技知识有所认识,开阔了学者的视野,为知识界传入新的知识信息,从而使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学风呈现务实性,促进科技研究。此外,在清初时期的科技翻译中,中国统治者、官吏、士大夫对传教士的态度是尊敬的,人们对科技知识感兴趣,相互的交流学习平和。
2.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徐光启、李之藻推崇西方先进的科技,主张将西方先进成果为我所用。对于科技翻译工作,当时的士大夫认为翻译就是吸取别人的长处,以最快的速度学习西方科技知识,吸收科技成果,以此超越他们。如李之藻曾提出“吏治民生,阴受其蔽”等理论,邓玉涵与王徵合译《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也是以“国家工作之所急需者”为标准[5]63。同时,当时的传教士为了接近民众,对中国各地状况进行考察,注重为社会服务。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对西方笔算进行了系统介绍,为其他学科研究奠定基础。地理、水利、天文等领域的翻译著作中也对注重科技知识的介绍,为实践提供理论基础,并在满足人们需求,改善百姓生活状况的同时加深了人们对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视,进而使中西文化交流更进一步。
3.促进思想界、文艺界的交流。在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注重与各级文人、官员交往,积极介绍西方科技知识,宣扬欧洲的文物和制度。同时,他们还认真学习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习俗,钻研中国文学,为了让更多欧洲人认识、了解中国,他们对儒家经典进行翻译,将其介绍到欧洲,以供来华传教士学习参考。同时,传教士著作对中国文明的介绍,使欧洲思想家们认识了东方文明,对东方文化产生极大兴趣。伏尔泰对中国的理性宗教、道德极为赞赏,传教士所描述的中国人的宗教是具有自然神论特点的,这样,伏尔泰便以中国为支撑点说明自然宗教的古老性、普遍性。此外,在马若瑟所译《赵氏孤儿》剧本的影响下,伏尔泰改编了《中国孤儿》,以此弘扬中国式道德,使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文明有所了解。通过传教士的译介,杜尔哥的重农学说、莱布尼茨的古典思辨哲学等也受到中国文化的极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