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语言文化范文

民族语言文化范文（精选12篇）

民族语言文化 第1篇

三、构建商业道德体系的途径探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不长,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业道德建设仍在起步阶段。这一个阶段的商业道德建设应重点抓好深入宣传, 正确引导;加强教育, 提高素质;严格他律, 从严管理;因地制宜, 注重实效等四个方面的工作。

1.深入宣传, 正确引导。通过广泛、深入宣传, 使经营者认识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 如果不讲商业道德, 不择手段去牟取利润, 尽管可能获利一时, 但终因商业道德败坏而受到消费者的唾弃。只有树立良好的商业道德, 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赢得消费者, 从而为企业扩展经营, 提高经济效益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2.加强教育, 提高素质。人的道德修养水平的提高, 要靠思想政治教育, 还要靠人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因为, 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 可以使人们从新的思想认识的高度来区别是非真假、善恶和美丑, 从而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因此, 在加强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建设中, 应把商业员工的科学文化教育工作放到重要议事日程, 全面地提高商业队伍的科学文化水平, 从而推动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在商业企业中形成和发展。

3.加大执法, 从严管理。法律具有无上的权威, 它是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建设的强有力后盾。有令必行, 有禁必止, 是政策贯彻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一条, 其他社会监督力量都显得苍白无力。只有加大他律约束力度, 使各项规章制度、工作守则、劳动规程等进一步具体化, 严格执行并辅之以奖惩, 才能不断强化职工的敬业意识, 提高整体职工的商业道德水平。

4.因地制宜, 讲究实效。加强商业道德建设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 同时也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商业道德建设应不图形式, 注重实效。制定商业道德规范要从实际出发。要将人们共同遵守的公共行为制定成企业职工行为规范, 由企业统一修订。这些规范包括工作岗位、公共场所、家庭生活三个方面, 对职工进入企业后在工作中的基本要求、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等做出明确的规定, 这是“五讲、四美、三热爱”在商业企业里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1]宋希仁等:《道德观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7月版

[2]罗国杰等:《思想道德修养》.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8月版

[3]文启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商业职业道德, 《商业与市场经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年

李碧云渭南师范学院

随着经济的日益繁荣, 现代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 广告已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 直接或间接地引导着人们的消费行为。它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前者指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广告, 如政府公告、文化教育团体的声明以及美化公共环境、防止污染、促进公共福利等方面的社会公益性广告;后者指以营利为目的、以推销商品为特点的广告, 即商业广告。本文着重对后者进行探讨。

广告语言的作用。广告是一门艺术, 其构成要素很多, 但语言文字居于首位, 起着桥梁的作用, 将广告所要宣传的产品信息尽可能准确有效地传递给尽可能多的消费者。广告语言作为一种指导消费、传播美好生活观念的手段与途径, 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艺术感染力。它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 也在追求尽可能大的社会效益。

广告语言是语言劝说功能最广泛的运用形式。它把信息价值和移情作用结合起来, 在有限的时间或篇幅里, 力争吸引消费者, 激发兴趣, 说明情由, 鼓动感情, 留下印象, 并采取购买的行动。它不但具有丰富而凝练的知识信息, 而且必须迎合消费者的心理, 符合他们本民族的文化, 体现其深厚的民族情感。因此, 广告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折射, 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文化心理、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 将语言的民族文化特征比较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分析中、西方广告语言, 有利于了解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差异及广告对民族文化的积极的传播作用。

一、中、西方广告语言所折射的文化特性分析

任何一个社会的广告语言都无不带有该社会的文化痕迹。深植于中国人思想意识之中的家族本位及孝道, 是许多广告语言的切入点。家是国人心中生活的宇宙, 具有超常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孝道深受国人推崇。“孔府家酒, 令人想家” (山东孔府家酒) 。“饮酒”、“乡情”、“家”勾起许多优美的诗句、感动的故事, 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气氛。“孩子孝, 爸爸笑” (台湾菲利普电须刀) , 读着它, 人们想到了孝心, 体验着爱心, 自然涌起购买的欲望。然而, 西方文化中“家”的观念较为淡漠, 父母与子女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对待, 奉行个人本位, 以自我为中心, 强调个性与独立。MONDARIZ (英国酒类产品) , 画面上一位年轻人酒后醒来, 吃惊地发现耳朵和身上被别人趁醉穿了很多金属环;广告词“不想喝得太醉, 选择MONDARIZ.”暗示MONDARIZ是一种个性较温和的酒, 即使贪杯也不会大醉。“Just Do It” (耐克体育用品) , 以Just Do It为主题的系列广告和篮球明星乔丹的明星效应, 迅速成为体育用品的第一品牌。Just Do It迎合了青少年的心态:张扬个性, 要做就做, 只要与众不同, 只要行动起来……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统一的思想, 崇尚“自上而下的绝对权威。广告中常以“获得某金奖”、“国有企业”、“部优”、“省优”、“列入国家某计划”、“祖传”等具有“权威”的字眼做后盾, 证明某产品的质量, 而含有“厂家调研”信息的广告数小于百分之一。有些广告更是打着“皇权”的幌子, 迎合不健康的消费心理。而西方人则尊重事实权威, 喜欢以具体的数据证明产品的质量。广告中经常有“经过多次试验”、得出“实验数据”、多次“调查结果”等, 以量化的数据说服消费者, 并以此作为承诺的依据。美国福特汽车广告词:“将这页广告一撕两半, 你会听到噪音, 但比一部71年静悄悄的福特轿车, 以每小时40哩速度前进时, 你在车中听到的声音要高。测音器可以证明这一点。LTO型轿车时速40哩的噪音测定为64分贝, 撕报纸的噪音却是74分贝。”这则广告通过具体的数字给消费者传递信息, 消除了枯燥与单调, 留下一种趣味盎然的感觉, 让人感到愉悦和快乐。

许多与民生相关的商品广告体现了国人重“情”、好团圆、求吉利、望子成龙等心理特点;展示亲情、友情、人情的画面, 加上简短的祝福语, 形成一幅典型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广告。“福气多多, 满意多多” (福满多方便面) 。“宝宝穿的开心, 妈妈选的满意” (舒儿纸尿布) 。“好丽友, 好朋友” (好丽友系列食品) 。有些广告的策划则直接针对国人奉亲养老、礼尚往来及现代社会中人情交易的社会习俗。“今年过节不收礼, 收礼只收脑白金” (脑白金) , 风趣的画面、幽默的语言, 让人难以忘怀。

对吉利数字的偏爱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8即“发”, 是发财致富的吉兆。9意为“久”, 6为“禄、顺”等, 与之排列组合的数字, 千变万化, 使人生出无数喜怒哀乐。广告中常常使用“999”、“888”、“168 (一路发) ”、“828 (发又发) ”、“818 (发实发) ”等, 表示大吉大利, 传递美好的祝愿。而西方文化中对数字的偏爱远远不如中国。

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女性在中国文化里被定位在温柔贤淑、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的框架内, 是阴柔之美的象征。豪放、粗犷则属于具有阳刚之美的男性。“劲酒”的广告画面:男人们端着酒杯, 赞叹“好一个中国劲酒!”, 女人们身着民族服装, 端着茶盘, 温柔地叮咛“劲酒虽好, 可不要贪杯啊!”在西方, 由于女权运动的影响, 性别差异大大减小了。菲力浦?莫里斯公司的Virginia Slims香烟广告。画面里一位现代女性左手夹着一根香烟, 右手提着公文箱, 英姿飒爽, 广告语“A Woman’s Place Is Any Place Her Feet Will Take Her.”, 充分展示了现代女性希望生活自主和独立的特点。

随大流的从众心理在国人的心态中依然根深蒂固, 认为“大家用的一定是好的”, 许多广告大力渲染群体行为, 说服消费者和众人一起购买某产品。电视广告的画面中常可看到男女老少争先恐后地抢购某产品;广告语中常听见“我们都喝……, 今天你喝了吗?”“……深受大家喜爱!”“我们全家天天喝!”等。而西方人比较注重个体, 常以“个性 (individual/individuality) , 个人 (personal) , 独立 (independent/independence) , 隐私 (private/privacy) ”等作为切入点, 有时会以非常明确地针对个人的口吻, 劝说消费者。“In This Age of Technology–Sharing, Whatever Happened to Individuality?” (在这个技术共享的时代, 那么个性呢?) 这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德国的子公司欧宝汽车公司的广告, 主题强调“欧宝汽车卓然出众、与众不同的技术”, 以“个性”为诉求点, 吸引消费者。

中、西方文化里对待“性”的观念有所不同。中国人谈“性”, 犹抱琵琶半遮面;西方文化提倡以“人”为本, 反对禁欲主义, 这一点体现在一些奢侈品广告中, 如化妆品、香水等。

虽然中、西方文化在广告创作中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但为了促使商品走向世界, 应力求寻找二者之间的融合点, 求同存异, 充分展现民族文化的特色,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饮料市场上的巨大成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喝可口可乐, 永远是可口可乐” (Drink Coca Cola Always Coca Cola) 。该品牌的创意既保持了美国民族文化的风格与特色 (红色及品牌名俊朗洒脱的字体象征美国人的热情、奔放) , 又符合中国人趋利避讳的心理特点 (“可口可乐”寓意美好、吉祥如意;红色也是中国人喜欢的颜色) 。

二、广告语言对文化的传播作用

由于现代信息及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 中国市场经济的推进, 人类进入“地球村”时代的到来, 广告对文化的传播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广告语言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改善着生活方式, 更新价值观念, 逐渐接受代表现代文化的新的消费观念与消费习惯。上世纪90年代后, 人们的价值观和消费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生活价值的比重已从物质转移到心理, 透过物质来寻求潜在的精神价值和心理满足。广告语言更加强调民族性, 重视民族文化的特点。“新一代的选择” (百事可乐) 是为广大青少年所熟知的广告语。在饮料市场激烈的竞争中, 百事可乐从年轻人身上发现市场, 定位于新生代, 创造了自己的市场。“味道好极了” (雀巢咖啡) 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感受, 脱口而出, 简单而又意味深远, 朗朗上口。咖啡, 西方生活方式的代名词, 赋予国人无限美好的遐想, 如今也慢慢融入了国人的生活……“把精彩留给自己” (李宁体育用品) , 这恰好迎合了所有人的心态, 谁不希望精彩呢?李宁体育用品走向了世界。“钻石恒久远, 一颗永流传” (戴比尔斯) , 已被喜欢金、银饰品的中国人所接受, 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

只有视民族文化为广告的灵魂和精神, 将其与广告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 才能创造出既符合人们的审美意识又能准确传递产品信息的优秀广告。

参考文献

[1]于根元:广告语言教程[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民族语言文化 第2篇

关键词：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民族语言教育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各民族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独特而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使中华文化呈现多元一体的特色。文化多样化与语言多样化，与生物物种多样化一样，是人类的财富，正是因为有了差异，才会有比较、有鉴别、有借鉴、有发展。然而，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出现语言趋同的趋势和少数民族语言被同化的现象，强势文化遍布各个角落，而弱势文化则越来越无立足之地，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一些少数民族，已经大面积地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这就使得对民族语言和文化进行抢救和保护显得刻不容缓。

语言和文化是不可以分割的，人类文化的多样性，首先依赖于语言的多样性，因此维护文化的多样性，离不开维护语言的多样性。

一、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

民族语言包括书面语言（文字）和口头语言，它们是民族独特文化的表现形式，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一个民族的思想、观念、意识、生产方式等，都要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来提炼、记录和整理。如果没有民族语言，民族文化也就失去了记载，储存和流传的物质条件。如：故事、神话、传说、寓言、诗歌、唱词、谜语、戏剧等各类民族文学艺术作品都要依靠民族语言来表现，其中积存和蕴藏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历史。因此可以说，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最为重要的载体与根基，是民族历史、文化、习俗的活化石和见证。

二、做好民族语言教育工作是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基础

每一种语言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每一种语言都反映出特定的文化现象，揭示该民族文化的内容。只有懂得民族语言才能正确认识这个民族以及由语言反映出来的该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思维特点等文化特征。同时很多民族文化的内容，只能通过本民族语言才能表达和传达，也只有本民族语言才能准确记录。如果不懂得民族语言，而用汉字注音的方式进行记录，结果根本无法还原，也不可能准确，毫无价值。因此，做好民族语言教育工作是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受教育者是本民族语言的传承者，他们对本民族语言的掌握程度，将直接影响到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前途。只有做好民族语言的教育工作，让民族文化以书面的形式进入课堂，才能让学生系统地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发展、生产生活方式、民间文化艺术等人文知识，使学生对本民族的文化形成完整的思维链条。可以说，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的过程也是习得民族文化的过程，学一门语言是学一种文化，教一门语言也是教一种文化。民族语言教育的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通过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所承载的文化的教育保护与传承本民族独特的文化。

三、加强民族语言教育，传承民族优秀文化

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做好这项工作，则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转变观念，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强民族语言教育的具体实施，关键在于政府，如果没有政府的领导和统筹，没有相关政策的保障，是无法实现的。政府部门应该认识到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充分尊重他们的文化，帮助他们保护、发展自己文化与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改善物质生活水平是同等重要的。因此，政府首先要转变教育观念，充分认识民族语言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充分认识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发展的关系，从思想上重视民族语言的保护与传承。其次，对少数民族地区制定一些能推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传承和发展的、可操作性的具体的政策与法规，加大民族语言、文化的教育投资力度，从各项政策、措施、财力上倾斜照顾。

（二）不断提高民族文化传承的自觉意识。汉语文是较先进的语文，是我国的通用文字，毫无疑问，各民族都应该学习好汉语文。但在民族地区，考虑当地的语言环境，充分尊重多数群众的意愿，一定要重视少数民族本民族语言的学习、使用和教育，即使在汉语基础比较好的地方，也绝不能以汉语文代替民族语文。

学校可以通过对民族语言的教授、各种选修课程的设置、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让民族语言和民族优秀文化的价值得以展现，激发他们对自己民族语言的情感，树立对本民族文化保护的意识。这是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根本动力。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由于历史、社会、自然条件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国民族地区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偏低，这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教学质量。建设一支素质优良、双语兼通、热爱本民族语言教育的师资队伍，是提高民族语言教育质量的关键。为此，要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教师的继续教育，加大教师培训经费的投入，为教师创造培训的机会，使教师能够更多地接触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信息，从而使教师队伍的素质不断得到提高。

总之，每一种文化都是人类文化宝库的伟大财富，无论失去哪一种文化对于人类来说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要重视和加强民族语言教育，培养出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的合格人才，才能使灿烂多姿的民族传统文化永放光芒。

参考文献：

俄语语言发展与民族文化 第3篇

关键词：民族；文化；历史；语言

作者简介：赵金红（1992-），女，汉，黑龙江省富锦市人，黑河学院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俄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H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6--01

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承载着它的历史，一个民族的文明与历史尽善尽美地体现在语言之中。俄罗斯民族千年的精神文明及独特的生活方式都体现在俄语之中，表现在它的口语形式和书面形式之中。在文献中记载着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从古俄罗斯的编年史和壮士歌到现代的文学作品，历史文化作为一脉相传的不间断的联系出现在语言之前。

在谈到俄语的崇高性时，乌申斯基说到：“在本民族的语言中，在数千年历史传承和百万个人的精神领域之中，形成了一个民族的思想核心。国家的性质和民族的历史，反映在人的内心世界中，表达在语言上。即便人已逝去，但是其语言，其创造活动仍然是永垂不朽、取之不尽的民族语言宝库。我们从先辈那里继承语言，传递思想。”每一个使用母语的人都应该了解本民族语言的表达手段，善于使用各种语体和确定各种复杂多样的语言结构中的语义关系。

保护自然资源，注重人类健康，已经被当作全国性的头等大事。语言也同样需要得到保护。应该避免俄罗斯标准语受到粗俗词和黑话词语的污染。避免修辞水平的“下降”和语体风格的“中和”。要保护俄语不受外来语的影响，避免用词不当及乱用词语。总之，要避免一切能够导致语言错误和僵化的现象。

传统意义上的言语文化就是在不同的交际条件下，进行有效交流而掌握标准语的程度，包括对标准语的规则、修辞、词汇、语义、语法资源的掌握。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言语文化及言语交流要求具有对民族语言传统负责任的态度，培养对母语的热爱，关心母语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从广义上来讲，这一切构成了言语文化生态学的核心本质。

思维文化和言语行为，培养语言学品味，保护和健全标准语，确定语言丰富和完善的方法途径，提高言语的美学价值，这些都是语言生态学的研究对象。语言生态学要求把标准语看作文化及文化的武器来加以保护。谢尔巴公正地将语体结构遭到破坏的语言与被损坏的乐器相比较。其区别是，乐器损坏了可以很快调好音被修复，而语言修辞结构的修复却要花费几个世纪的时间。值得思考的是所有被遗失的、曲解的，无法理解的语言，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丧失了整个世界，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纽带。

遗憾的是，我们不再追求语言美，就像疏远了美好的事物和已经装修好了的房子，疏远了俄语悦耳动听的美感和传统的礼节仪式。就这样在渐行渐远中我们真的成了不合格的母语语言美及语言文明的保护者吗？当然不是，我们早就破坏了语言规范，任其不健康地发展，而今，对此问题应该加以重视了。在科学生态、人的行为举止及思维生态成为重要的时代标志时，语言生态学，更广义上来讲是文化生态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

语言文化、言语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部分被列入文化生态学。实际上，如果说文化是科学、教育、艺术等领域社会成果的总和，那么这些社会成果都沉淀于语言和词汇之中。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时期及某个文化历史条件下的标准语本身就是那个时代的民族精神发展的见证和文明水平高低的尺度。

应该说，当今时期现代俄语标准语出现了很多新现象，特别是在词汇、熟语、词组、修辞色彩等领域。可以划分出三种对日常言语环境产生影响的当代俄语发展的因素和条件，其中每一点都不是等值的。

首先，标准语的全民化会引起标准规则的经常更新，标准语要摆脱那些不符合民族言语精神的、与全民语言发展相矛盾的一些陈旧特点。

其次，要积极地引导现代有文化的读者多读一些文学作品，这会影响现代标准语，提升语言的知名度，培养读者和作者的语言审美观。

最后，现代报刊政论各种体裁的蓬勃发展，反映时代精神风貌的大众传媒的发展，都是发生在社会中、发生在语言中的积极的进程。值得一提的是社会性口语的各种体裁、种类的发展在俄罗斯民族演说术的传统中寻找基石，在过去和现在的演说术典范中寻找支撑的依据。

在现代标准语中产生了传统书面语和口语表达手段与日常自然口语、城市俗语、社会性及职业方言的相互接近。但是这种我们熟知的标准规则的解放不应该导致标准语的摇摆松动及修辞的下降。作为正常的、不可避免的进步，这种解放为语言表达手段的丰富多样性和言语文化的完善创造了条件。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口语和书面语修辞水平降低、变得更加粗俗。文学艺术语言正向模糊化和新的现代化及地下文化方向发展。科学语言没必要过分复杂化，语言的丰富性并不一定需要术语领域的过多的外来词。报刊语体有时违反规范，废话连篇，态度暧昧，词不达意。单调地为了所谓的丰富篇章而过多地使用行话词，充斥着我们的报刊印刷业。这种有意的语言粗俗化和标准语民族化正常进程没有直接关系，是缺少言语修养的作者言语水平和文化程度不高的表现。这令作家、记者、学者及广大有知识的人、那些关心俄语言语命运、真正关心其发展状况的有识之士们对现代标准语的发展状况非常关注。

语言并不是僵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语言处于不断的动态变化之中，因为语言内的和语言外的一些因素经常会对说话人的言语产生影响。一位俄罗斯语言学家曾经说过，尽管对语言产生影响的因素很多，但是语言变化的速度并不是很快，他仍保留自己的统一性。因此，我们呼吁在自己的言语中少使用行话词，要多关注那些积淀在我们标准语中的固定的词语和结构。

参考文献：

[1]张公瑾.语言的生态环境[J].民族语文，2002（2）.

民族语言文化 第4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语言,语言与文化关系,哈萨克族民歌

长期生活在草原、高山、森林、大漠环境中的哈萨克人以无限丰富的情感、剽悍豁达的气质，融合富饶美丽的大自然的养育，迸发出无穷的智慧，创造了绚丽多彩的草原文化。在广袤无垠的哈萨克草原上，多少世纪以来，处处都不乏杰出的作家、音乐家、科学家，才华横溢的诗人、贤哲和善于用言辞去影响民众生活情绪和力量的演说家。整个草原上这样的人为数不少。近代哈萨克族杰出诗人阿拜·库南拜说：“歌声打开你生命之门, 歌声又送你进入坟墓”。“诗和马是哈萨克的两只翅膀”。这是哈萨克族中流传最广的一句谚语。从出生时的摇篮曲到葬礼上的哀歌，诗歌沐浴了哈萨克人的一生。

一、四畜歌、牧歌与畜牧经济

四畜歌是歌唱马、驼、羊、牛四种牲畜的歌。“绵羊的仔羔，我的小宝贝，老实的小家伙从不在窝里祸害，潘硕阿塔护佑着它，你在哪里哟我的小乖乖？普沙依特，普沙依特！”“动它一根毛也要哭叫，它就向山羊保护神求告，在草地上长大的小家伙，你在哪里哟我的小乖乖？雀列，雀列！”“出门上路，它是我的乘骑，周游四方，它是我的伙伴，是康巴尔塔养育了它，你在哪里哟我的黄骠马？库拉乌，库拉乌！”这四段歌里每段前四句是叙述性的歌词, 歌里洋溢着牧民对牲畜的珍爱之情, 每首歌的最后两句是两声呼唤，它们分别是对绵羊、山羊、马的呼语。马、驼、羊、牛为哈萨克牧民提供了衣食住行之利。牲畜的繁殖也就意味着生活的安定和富足。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亲身的体验让他们了解到牧业生产的丰歉，不仅关系到家族的兴衰，还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发展命运，因此，他们对牲畜的感情是热烈的，牲畜也经常成为他们歌唱的对象。例如下面的歌，“牧人的一位财富之神，硕潘，请阻止住旱涝威胁绵羊安全，请你留神有祸害出现，别让狼嚎搅得羊群不安。”“我的苍天，你有一个美名，我要跟你诉说自己的心愿，我知道你有求必应，若要给就请给绵羊；它那弯角像大镰，它那脖子像木槌，它那尾巴像木盆，就像你给人们的智慧，请你给像智慧一样多的草山。”上面的歌通过祈望牲畜平安、膘肥体壮，牧民渴望从守护神和腾格里那里获得更多优良的牲畜，表达了人们对安定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发展牧业的渴望。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游牧生活的艰辛，在严酷的大自然面前，靠天养畜的有牧经济是多么被动和脆弱。当人们不能摆脱大自然的束缚时，似乎只能寄希望于苍天身上，苍天又是人们所不可触及的。

牧歌，也可称作抒情歌曲，大多是赞颂家乡和生活的，洋溢着哈萨克牧民对家乡和劳动的热爱。《三条河》歌颂了哈萨克地区的名山大川、广阔草原，展示了美丽富饶的家园故土，哈萨克牧歌里还有相当一批以马为主题的歌，以马为题的牧歌歌唱的是劳动创造的热情。由于狩猎区曾经是哈萨克牧区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因此由许多“狩猎之歌”，“猎人之歌”。例如《猎人的心愿》，“精干的小伙爱这三件：追风的马，机警的鹰，飞奔的猎犬；还盼望姑娘也伴随身边，她美如大雁，眼含笑，嘴儿圆。”用轻松的语言唱出了猎人出猎的喜悦。马是哈萨克人民的翅膀。哈萨克族常年生活在山区，迁移不定，素有“马背民族”之称。哈萨克骏马，像伊犁马、阿尔泰马、巴里坤马，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就美其名为“西极”、“天马”。哈萨克人民有极其丰富的牧马、喂马、驯马经验。他们根据马的体型、走速、口齿、长相、产奶多少、性格等给马都有不同的命名。据《哈语牲畜名词术语}) (中国科普出版社新疆维、哈分社出版，哈萨克文版) 一书介绍，骤马的名称就有130余种之多。牧业经济不仅在生活中、语言中有它一定的映象，而且还渗入哈萨克人民的民歌中去了，像哈萨克冬不拉曲中就有《瘸腿野马》、《白驹马》、《黄膘马》、《枣骆马》、《千里马》等曲子，它都是以马喻人，歌颂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的；有的则是描写马的肤色、年龄、步子和马的生活的。曲调动听，形象诱人。这也是哈萨克民间艺术的一大特色。哈萨克族一直从事畜牧业生产，所以，哈萨克人民思想意识中牧业经济的价值观念特别浓厚。

二、情歌、婚嫁歌与婚恋文化

在哈萨克民歌里，情歌是个大类。内容上包括歌唱对爱情的追求，展示炽烈的爱恋缠绵，咏叹离别的愁苦。例如《叶尤盖》述说着思恋的愁苦，“我把马群赶向绿色的山坡，我心头的秘密你总该知道；我彻夜不眠也没心思玩笑，你的身影总在我心头盘绕。我把马群赶到水塘边饮水，我不吃不喝不住地叨念你；回味你那温柔甜蜜的喘息，宛若干渴时畅饮着清泉水。”哈萨克的情歌表现了丰富的爱情生活，内容上歌唱一个姑娘美丽怜人，歌者为之动情的思念歌最为常见。这类歌大多表现了对爱情的向往，歌的情绪显得快活、明朗。例如《柯克阿伊达依》，“白色毡房里的姑娘两眼会笑，那发辫是五天梳完十天编好；姑娘有美丽容貌身段又苗条，配上丝绸的褶裙显得更俊俏。只见一面我就爱上了这姑娘，我心急火燎却跟她搭不上话；见到这美丽的姑娘谁不动情，那炯炯目光能把你的心融化。”哈萨克广泛传唱的情歌大多处于男子之口。因此歌里常有关于少女的比喻和描写，除了把少女比作鲜花、月亮、苹果等之外，还用兔子、鹿、红狐、雁、天鹅等作比。

还有一种歌，内容上通常是述说心上人或自己游牧到了远方，久别后才能重聚，于是歌者的歌因离别而带上离情愁绪，歌者面容憔悴，歌声沉重，悲凉和凄怅不禁流露。“我们的阿吾勒转场到了苹果沟，身不由己只得听从命运的摆布；送去一只歌儿给远方的心上人，歌儿怎能飞出重峦叠嶂的深谷。我们的阿吾勒转到柯尔蔑湖畔，谁都知道柯尔蔑糊有多么遥远。亲爱的人，咱俩也许能平安相聚，有幸熬过严冬就能够见得到春天。”（《赛吾列泰》）。严冬是漫长的，从11月到来年的4、5月，这半年时间里，人们要遇到的风险不可得知。也许一场暴风雪，就会席卷走牧民全部的财产，一旦没有财产，就没有了迎娶新娘的彩礼。因此，过去流传下来的情歌在男欢女爱的歌唱里也带着血和泪：“你我两小无猜一起长大，你被人掠走天道太不公。都因我一无所有实在穷，……”《伊利亚依》，思恋是最痛苦的折磨。这些描写“离别之痛”的情歌的大量产生，是同哈萨克人不安定的游牧生活分不开的。哈萨克人主要从事牧业，长期住在流动的帐篷里，以部落为单位，逐水草而居，中亚大草原茫茫无边，情人自然“相见时难别亦难”，他们只有经受着离别后思恋的折磨，只有在苦思冥想中，通过粗犷的情歌享受那爱情的欢乐。

三、宗教习俗歌与民俗民风

宗教习俗歌是指民间信仰、宗教生活相关的歌，主要包括萨满教巫师的歌，祛病禳灾的歌以及节日歌和祷词祝辞。

萨满教巫师的歌在哈萨克语里用“巴克瑟尔的萨仁”来表示。“萨仁”是曲调的意思。“巴克瑟”在哈萨克语里专指萨满教的巫师。哈萨克民间信仰认为，萨满教巫师是人与神的沟通者，是腾格里赐给人间的，收腾格里的特别钟爱。他们也受到亡灵的喜爱，受亡灵保护。他们是腾格里和亡灵意志的传达者。在人间，他们既是歌手也是巫医和预言者，被认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巴克瑟的歌是由萨满巫师自编自唱的。这种歌从民间音乐和民间口头文学创作中广泛地吸取材料，特别是吸收了大量的神话材料；同时，这些歌往往有丰富的想象，运用语言相当灵活、大胆，它也反过来给民间口头文学创作以很大影响。祛病禳灾的歌主要是指哈萨克的“阿尔包”和“百得克”等歌。“阿尔包”在现代哈萨克语里的意思是吸上、吸进，它的转意识使上当、诱骗。在民间的信仰生活里它是指所谓“具有神秘力量”的咒语，人们相信利用这种“阿尔包”可以祛病禳灾。百得克是另一种驱邪治病的歌。哈萨克语中“百得克”是马的一种疾病，它的另外的意思是“肮脏的话”、“猥辞”。这种歌用于驱除邪恶，为人畜治病，唱歌时要齐呼“滚，滚吧！”祷词祝辞是哈萨克民间歌谣的一部分。在哈萨克民间的现实生活里它有着广泛的作用。例如，每一年每一次响起春雷时，人们要边敲打着毡房，边祈求“白得多，煤少”。意思是祈求全年风调雨顺，牧业丰收。又如，当着新月生起的时候，人们要祝祷：“我仰望新月，我仰望安康，我又看到了往日般的时光，过去的月份承蒙您的恩典，新的月份里还望渥泽恩光。”

哈萨克人长期生活在草原、高山、森林、大漠环境中，他们以无限丰富的情感、剽悍豁达的气质，融合富饶美丽的大自然的养育，迸发出无穷的智慧，创造了绚丽多彩的草原文化。从哈萨克民歌的语言的棱镜中不难看出哈萨克族独特的文化结构层次，并从中了解语言中包含着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以及民族心理文化。

参考文献

[1]、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2]、毕桪.哈萨克民间文学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6

[3]、干志耿, 等.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M].哈尔滨:黑龙江省文物出版社, 1982:116.

[4]、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M].杨庸一, 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6:32.

民族语言文化 第5篇

一、后置词

《老乞大》中“行(上)”表示对象处所，《原本》: 到学里，师傅行受了生文书。吟诗罢，师傅行讲书。《新释》: 师傅根前受了书。“根底”表示对象处所，《原本》《谚解》: 你谁根底学文书来? 《新释》: 我在中国人根前学书来著。明清时期《老乞大》重刊，经历了“根底→根前/上”的过程，受到阿尔泰语法的影响。“上 /上头”表示原因，《原本》《谚解》: 田禾不收，饥荒的上头，生出歹人來。《新释》: 田禾没有收成的上头，就生出这些歹人来了。

“里”表示凭借、工具，《原本》: 水里行不得，舡里载著有。《谚解》: 水里行不得，须用船里载着。经历了从“X + 里”→“用 + X +里”的演变过程。从语法位置上来看，方位词跟阿尔泰语名词后面的附加成分相对应，于是方位词被用来对译蒙语的后置词，这就是《老乞大》中方位词上、上头、里、根底等可以表示多种语法功能的现象。

二、“有”的几种特殊用法

“有”表动词现在时态，《原本》: 这钞里头真假俺高丽人不识有。家里都好吗? 都安乐好有。元代其他白话文献在当时实际口语也使用句末助词“有”，不过在其他版本中这种用法没有继承下来，这可能与汉语“有”的实际用法相差太远。《原本》: 你的师傅是什么人? 是汉儿人有。这段子外路的，不是服地段子有。这是“有”表判断的用法。汉语问人在不在某处，用“在”不用“有”，《老乞大》中多见用“有”者。《原本》《谚解》: 这店里卖毛施布的高丽客人李舍有么? 《新释》:这店里却有卖毛施布的朝鮮客人李舍么? 动词“有”表示人或事物所在的位置处所。

三、语序

对《老乞大》中出现的大量宾语前置和修饰语倒置的现象看作是受阿尔泰语句式影响更适合。汉语是 SVO 型语言，阿尔泰语是SOV 型语言。不可否认汉语自古就有受事主语句，接受 SOV 语序的句子有一定的便利条件，如《原本》: 咱每为父母心尽了，不曾落后。《原本》: 为那上，迟了来。您底似的休多索。

四、“像”义动词后置的比拟式

金元時期，白话文献中出现功能和形式都与前代不同的比拟式“X 也似 +NP/VP”，新兴的比拟式反映了阿尔泰语对汉语语法的渗透，用后置的比拟助词“也似”，前面不用像义动词，《原本》: 这镘刀……风刃也似快。《老乞大》中出现“是 + X 也似 + NP/VP”的混合比拟格式，如: 便是鱼子儿也似匀净好有。

五、副词的异常位置

《原本》《谚解》中有些程度副词不紧挨着被饰成分。如《原本》: 那般时，马每分外吃的饱。此外，“程度副词 + 禁止词”与汉语词序相反。如《原本》: 你底似的休早行，俺听得前头路涩有。《谚解》: 你十分休要早行，我听得前头路濇。《新释》《重刊》: 你们不要十分早行。这与阿尔泰语的程度副词往往紧接着主语后，否定词“不是、没”位于句末等语序有关。《原本》中“一主儿的不是”“自穿的不是”是对阿尔泰语的仿照。

六、处所名词前置，前面不加介词

阿尔泰语表示到某处去、从某处来时是处所名词后加个附加成分，《老乞大》受此影响，前面不加介词，如: “汉儿田地里来”“別处快镘刀借一个去”。

《老乞大》还吸收了阿尔泰语第一人称复数区分包括式和排除式的特点。“咱、咱每/们”为包括式，如: 既是好呵，咱先检了钞，写契。“咱”包括卖主、买主及牙人，是包括式。阿尔泰语中没有生命的事物也可以用复数词尾，这样的用法流行于当时实际语言中，“马每、驴每、头口每、骟马每”屡见于《老乞大》。《原本》和《谚解》中“每/们”可用于动植物乃至无生命的事物之后，现代汉语中一般只能用在指人名词之后，这是来自于对阿尔泰语语法的直译。

民族语言学名词 第6篇

语系 the language family 按谱系分类法（又称发生学分类法）划分出的语言群。同一语系的语言之间都有亲属关系，不同语系的语言之间没有亲属关系。如属于汉藏语系语言的汉语、藏语、羌语、普米语、景颇语等都有亲属关系。

语族 the language group 同一语系下的语言按谱系分类法划分出的二级语群。如汉藏语系按传统观点下分汉语和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壮侗语族。

语支 the language branch 同一语系下的语言按谱系分类法划分出的三级语群。如藏缅语族下分藏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彝缅语支等。

汉藏语系 SinoTibetan family 按谱系分类法划分的一个语系。分为汉语、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壮侗语族。主要分布在亚洲的中国、泰国、缅甸、不丹、尼泊尔、印度、孟加拉、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使用人口15亿左右，约占世界人口的1/4。以下为汉藏语系的语言特点。1. 语音：声调发展不平衡；有些语言声母分清浊，元音分长短、松紧；韵尾发展不平衡，存在从繁到简的趋势，个别语言和方言有复辅音韵尾；一部分语言还保留有复辅音声母。2. 词汇：除藏缅语族有些语言（如嘉戎语、景颇语等）有较多的多音节单纯词外，汉藏语系大多数语言的词主要由单音节的单纯词和多音节的复合词组成。3. 语法：以语序和虚词为表达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语序比较固定，虚词种类较多；有语音交替、增添附加成分、重叠等形态变化；除藏缅语族外，形态均不丰富。汉语、苗瑶语族语言、壮侗语族语言是“主语＋谓语＋宾语”语序，藏缅语族语言是“主语＋宾语＋谓语”。名词做定语时，汉语、藏缅语族语言、苗瑶语族语言是“名词定语＋名词中心语”，而壮侗语族语言是“名词中心语＋名词定语”。形容词做定语时，汉语是“形容词定语＋名词中心语”，而藏缅、壮侗、苗瑶等语族的语言一般是“名词中心语＋形容词定语”。除藏缅语族有些语言（如藏语、景颇语等）量词不太发达外，一般都有丰富的量词。广泛运用各种结构助词和语气助词来表达复杂的语法意义。

藏缅语族 TibetoBurman group 汉藏语系的一个语族。分为藏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彝语支、缅语支等。主要分布在中国、缅甸、不丹、尼泊尔、印度、泰国等国。大多数语言有声调，声母分清浊，单元音韵母丰富，复合元音韵母不发达，有些语言有丰富的复辅音声母，一些语言的元音分松紧。语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语序属宾动式。名词、代词做定语时在中心词前，数词或数量词组做定语时在中心词前。形态变化比汉语和苗瑶语族、壮侗语族丰富。

藏语支 Tibetan branch 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一个语支。包括藏语、门巴语等。在中国，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省；在国外，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也有分布。也有人主张与喜马拉雅地区的部分语言构成藏—喜马拉雅语支。声调发展不平衡，有的方言没有声调；声调与声母的清浊、元音的长短、辅音韵尾的有无等语音要素有密切的关系；动词有丰富的时、体、人称、语态等屈折形态变化；动词有方位和人称的范畴；存在动词和判断动词有类别范畴。

景颇语支 Jingpo branch 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一个语支。包括景颇语、独龙语、格曼语、达让语、阿侬语等。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西藏等省；在国外，分布在缅甸、印度等国。语言特征介于藏语支和缅语支、彝语支之间。双音节的单纯词较多，前一音节往往弱化。韵尾有m、n、η、p、t、k等。有形态变化，但少于藏语支，多于缅、彝语支。量词较少，名词计个体单位时一般不用量词。句尾词相当丰富，通过屈折变化综合体现谓语的式、人称、数、方向等语法意义。

彝语支 Yi branch 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一个语支。包括彝语、哈尼语、傈僳语、拉祜语、纳西语、基诺语、卡卓语、桑孔语、毕苏语、怒苏语、柔若语等。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四省区；在国外，分布在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等国。多数语言声母分清浊；元音分松紧；复元音少；没有塞辅音韵尾。有3~5个声调。以虚词和语序为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语序属宾动式。名词、动词、人称代词作名词的修饰语时在中心词之前，形容词、数量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词之后。量词丰富。有的语言有标志各种句子成分（包括主语、宾语）的助词。单音节的词和词根占优势。

缅语支 Burmese branch 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一个语支。包括缅甸语、载瓦语、阿昌语等。主要分布在缅甸和中国云南省。有复合元音和带辅音尾的韵母。动词有使动范畴形态变化。

羌语支 Qiang branch 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一个语支。包括羌语、普米语、嘉戎语、尔龚语、拉坞戎语、木雅语、贵琼语、扎巴语、却域语、尔苏语、纳木兹语、史兴语、西夏语等。主要分布在中国云南、四川、西藏等省区。有复辅音；辅音韵尾已消失；多数有声调。有丰富的前缀，属“前缀型语言”；叠音词或双声词较多。语法范畴丰富，语法形式主要有前后缀、词根屈折变化、重叠词根等。多数语言有人称、数、时态等语法范畴。动词有趋向、互动、类别等范畴。人称代词有格的变化。有丰富的结构助词。语序属宾动式。

苗瑶语族 MiaoYao group 汉藏语系的一个语族。分为苗语支、瑶语支、畲语支3个语支。大多都有鼻音韵尾，元音不分松紧。有与汉语相同的调类系统。语序属动宾式。形容词做修饰语时居中心语之后，代词、数量词做修饰语时居中心语之前。

苗语支 Miao branch 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一个语支。包括苗语和一部分瑶族说的布努语、巴亨语、炯奈语等。主要分布在中国贵州、云南、湖南、广西等省区。大多没有塞音韵尾，元音不分长短。语序属动宾式。名词、指示词做限制性修饰语时居后。

瑶语支 Yao branch 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一个语支。中国境内自称“勉”的瑶族语言和海南省自称“金门”的苗族语言，以及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的瑶族使用的语言。在中国，主要分布在广西、湖南、云南、广东、贵州和江西等省区。声母分清浊，送气音声母基本上出现在汉语借词中；元音分长短，有鼻音和塞音韵尾；声调有8个。语序属动宾式。名词、代词、状词和数量词组做修饰语时，居中心语之前，形容词做修饰语时，居中心语之后。

畲语支 She branch 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一个语支。分布在中国福建、浙江、广东、江西、安徽等省部分地区。有带鼻冠音的复辅音声母，带塞音韵尾的词基本上借自汉语的客家方言，有8个声调，语序属动宾式。名词、代词、形容词和数量词组做修饰语时，一般居中心语之前。

壮侗语族 ZhuangDong group 汉藏语系的一个语族。分为壮傣语支、侗水语支、黎语支、仡央语支4个语支。在中国，分布在广西、云南、贵州、广东、海南和湖南南部；在国外，泰国、老挝、缅甸、越南北方和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也有分布。除水语和仡央语外，其他语言都是声母少，韵母多。除仡央语支、临高话外，其他各语言的元音都分长短，声调比藏缅语族语言多，比苗瑶语族语言少，一般是6个。语序都属动宾式，数量词做定语时居中心语之前，名词、代词、指示词、形容词、动词做定语时居中心语之后。

壮傣语支 ZhuangDai branch 又称“台语支”。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一个语支。分为西南、中部、北部3个语组。北部组没有送气清塞音；3个语组在词汇上区别明显。语序属动宾式。数量短语做定语时居中心语之前，名词、代词、指示词、形容词、动词做定语时居中心语之后。

侗水语支 DongShui branch 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一个语支。分布在中国贵州﹑广西和湖南等省区。分为北部、中部和南部3个语组。有些元音分长短，有6~9个舒声调和4~6个促声调，语序属动宾式。数量短语做修饰语时居中心语之后。

黎语支 Li branch 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一个语支。主要分布在中国海南省黎族苗族自治州。除黎语外﹐海南省西海岸昌化江出海处沿江两岸8万多居民使用的“村话”也列入此语支。声母简单，韵母复杂，元音分长短，声调数目少。语序都属动宾式。

仡央语支 GeYang branch 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一个语支。包括仡佬语、拉基语、普标语。分布在中国贵州省的遵义、安顺、毕节、黔南、黔东南、贵阳，云南省的文山和广西的隆林等地。有小舌音声母，有些方言有复辅音声母，辅音韵尾只有鼻音韵尾，有4~6个声调。语序都属动宾式。名词的修饰语除数量短语外，一般在名词之后，量词不能单独出现在名词之前。

阿尔泰语系 Altaic family 按谱系分类法划分的一个语系。包括突厥、蒙古、满—通古斯3个语族。主要分布在中国、土耳其、蒙古、俄罗斯、伊朗、阿富汗以及东欧的一些国家。属黏着语。没有声调，但有固定重音。有元音和谐律。名词有格的语法范畴。动词有时、体、态、人称等语法范畴。有后置词。语序属宾动式。修饰语在中心语之前。附加词缀是构词和构形的主要手段。

突厥语族 Turkic group 阿尔泰语系的一个语族。包括维吾尔语、土耳其语、哈萨克语、乌孜别克语等。在中国，主要分布在新疆、甘肃和青海等省区。在国外，主要分布在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土耳其、伊朗等国。属黏着语。有元音和谐与辅音和谐。重音落在多音节词的最后一个音节上。语序属宾动式。

东匈语支 Eastern Huns branch 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一个语支。指历史上属于东匈奴部落联盟、东突厥汗国、回鹘汗国和黠嘎斯部落联盟的突厥族诸语言，包括图佤语、西部裕固语、柯尔克孜语等。多数语言有长元音。大都有辅音交替现象。复合句的结构不发达，连词较少。语序属宾动式。修饰语在中心语之前。

西匈语支 Western Huns branch 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一个语支。指古代分布在西方后来加入西匈奴和西突厥部落联盟的各部落及其后裔使用的语言。分为布尔加尔、乌古斯、克普恰克和卡尔鲁克4个语组。包括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维吾尔语、乌孜别克语等。辅音有清浊对立。复合句比较发达，连词较多。语序属宾动式。

蒙古语族 Mongolian group 阿尔泰语系的一个语族。包括蒙古语、达斡尔语、土族语等9种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蒙古、俄罗斯等国。塞音和塞擦音均是清音，分送气和不送气两套。除蒙古语外，其他语言的元音和谐都不严整，趋于消失。名词有格、人称等语法范畴。形容词有级的语法范畴。语序属宾动式。修饰语在中心语前。

满—通古斯语族 ManchuTungusic group 又称“通古斯语族”。阿尔泰语系的一个语族。主要分布在中国、俄罗斯和蒙古等国。中国境内有满语、锡伯语、赫哲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等5种语言。塞音和塞擦音均是清音，分送气和不送气两套。有元音和谐律。除满语外，其他语言的重音落在第一个音节。形容词有级的语法范畴。语序属宾动型。

满语支 Manchu branch 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一个语支。包括满语、锡伯语和现在只保留在文献中的女真语。主要分布在中国黑龙江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元音不分长短，复元音多。有辅音和谐。动词没有人称范畴。动词的使动态和被动态在语音形式上没有区别，要靠被支配的名词、代词所接的格附加成分来区分。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语序属宾动式。

通古斯语支 Tungusic branch 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一个语支。在中国，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在国外，俄罗斯的东西伯利亚以及蒙古国的巴尔虎地区也有分布。分为埃文基和那乃两个次语支。辅音少，元音多。元音一般分长短。格的数目较多。名词有人称领属和反身领属形式。动词有人称形式。动词使动态和被动态的语音形式不同。语序属宾动式。

南亚语系 AustroAsiatic family 按谱系分类法划分的一个语系。分为孟—高棉语族、蒙（扪）达语族、马六甲语族和尼科巴语族4个语族，约150种语言。分布在南亚和东南亚以及中国的西南部。辅音系统比较整齐，塞音清浊对立。元音较丰富。大多数语言都没有声调。语序属动宾式。形容词在所修饰的名词后面。前缀和中缀较多。

孟—高棉语族 MonKhmer group 南亚语系的一个语族。包括越南语、佤语、德昂语、克木语、高棉语等。主要分布在从印度东北部到柬埔寨和越南等东南亚地区。塞音清浊对立。元音有长短对立。有的语言有萌芽状态的声调。语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语序属动宾式。形容词定语在名词中心语之后。

佤—德昂语支 VaDe’ang branch 原称“佤—崩龙语支”。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在中国，包括佤语、布朗语和德昂语。有清化鼻音。复辅音较多。元音有松紧和长短的对立。用语音变化表示语法意义。前加成分较多，中加、后加成分很少。人称代词分单数、双数和复数。语序属动宾式。词汇以单音节根词为主。合成词的组合形式主要有并列式、支配式和修饰式等。

越芒语族 VietMuong group 南亚语系的一个语族。包括越南语、芒语、京语、巴琉语、莽语、俫语等。主要分布在中国、越南、老挝等国。有声调。音节分主要音节和次要音节两类。语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语序属动宾式。定语在中心语之后，状语在中心语之前。词汇以单音节为主。

南岛语系 Austronesian family 又称“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按谱系分类法划分的一个语系。分为印度尼西亚语族、波利尼西亚语族、美拉尼西亚语族、密克罗尼西亚语族等4个语族。分布地区西自非洲东南的马达加斯加岛，东至智利的复活节岛，北至台湾和夏威夷岛，南至新西兰岛。使用人口超过2.5亿人。属黏着型语言。词根附加成分和词根的重叠是构词和构形的主要手段。常用词大多为多音节。语序属谓主式。

酒广告语言对民族文化的秉承和发展 第7篇

关键词：酒广告语言,民族文化,秉承,发展

广告语言是指广告中所使用的语言, 包括各种广告中所有的语言文字信息, 即广告中的语音、词语、句子、文字、标点符号和文字图形。而民族是一个人类区域聚居的群体概念, 不同民族的聚居群体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形态各不相同。广告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关系如下:广告语言蕴涵或反映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影响并制约广告语言及其表达。广告在传播经济信息的过程中, 从民族的文化中吸取营养, 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 并体现出这个民族特定文化群体的人文特征, 如道德、信仰、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审美情趣、风俗习惯等。本文仅对酒广告语言对民族文化的秉承和发展进行简单论述。

1 体现喜庆热闹、圆满和谐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善良、进取不止的民族, 传统文化中喜庆热闹、圆满和谐的气氛对现代广告语言的影响至深, 中华民族的这一文化特质深深地渗透到酒广告语言中, 人们对健康长寿的祈盼以及对幸福生活的追求等美好愿望都体现在具体的酒广告语言中。

婚庆是我国最盛大、最热闹、最具古老传统的庆贺风俗。在悠久的民族文化和酒文化中, 酒与喜有着天然的联系。商家们也纷纷利用人们追求喜庆热闹的心理, 在酒广告语言上大做文章, 如:

1 习酒是喜酒, 喜事喝习酒。 (习酒) 2中国人的喜酒。 (天意喜酒)

1 则广告采用谐音的方法, 给人一种习酒和喜事密切相关的心理暗示;

2则广告直接用“喜”字做广告语言, 更能给人一种亲切感。遇到其他值得庆贺的事时, 饮酒也是很多人的选择。特定时刻、特定场合人们的心情往往不同, 商家们利用消费者的此种心理创作了如下广告词:

3为成功喝彩。 (洋河大曲)

4共享奥运福, 当然金六福 (金六福酒)

3则广告简单明了, 但功成名就后的满足之情溢于言表;4则广告体现了公共场合分享的感动。

适量饮酒可使人延年益寿, 所以闲来无事时, 人们也拿酒来陶冶性情, 回味其带来的悠远绵长的韵味。有些广告词酒表现了人们对健康长寿和幸福生活的的向往:

5常饮劲酒, 精神抖擞。 (劲酒)

6追风有八珍, 适量更养生。 (追风八珍酒)

两则广告都突出酒的养生作用, 但5则更侧重经常性和精神状态, 6则广告既强调酒的营养丰富, 又温馨提示人们要适量饮用, 这样才可以更好地达到养生的目的。

以上的广告词都和现实生活密切相关, 或着重于喜文化, 或着重于其他事情的庆贺, 或着重于养生之道。把民族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结合起来, 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能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

2吸收诗词精华、提升品位

为了便于朗读, 易于记诵, 我国古代的诗词歌赋通常非常注重押韵。现代广告语言的制作者也继承这种优良传统, 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 形成许多独具特色的广告语言。

有的广告创造者采用“拿来主义”, 直接引用传诵千古的诗词作为广告语言, 既能提升品牌的内涵, 又能弘扬中国文化, 如:

1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2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1则广告直接引用诗句, 既说明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 也突出了杜康酒的悠久历史, 2则广告采用一问一答式来说明酒家所在的方位, 给人淡雅清新之感, 充分表现了该品牌酒的主要特色。这两则广告都在酒文化的意境中宣传产品, 雅而不俗, 耐人寻味。

以上是直接引用, 有的广告创作者根据实际表达的需要, 仿照诗词名句创作出独具特色的广告语言, 也可以达到令人回味无穷的效果, 如:

3举杯邀明月, 对饮小酒仙。 (小酒仙)

4汾酒必喝, 喝酒必汾。 (汾酒)

3则广告仿拟诗句“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 借用李白和酒的不解情缘, 为该品牌造势, 以求吸引更多的消费者;[3]4则广告仿拟“天下大事,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该广告语言在传递信息方面独树一帜, 给消费者眼前一亮的感觉。

3注重礼尚往来、人情观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 礼尚往来、人情观念非常重要, 广告创作者通常利用此特点来创作广告语言。如:

1喝杯青酒, 交个朋友。 (青酒)

2因喜悦而精彩, 因分享而永恒。 (永庆和青稞酒)

3 送长辈, 黄金酒。 (黄金酒)

4 送礼送给至亲人。 (椰岛鹿龟酒)

1则广告语言简单明了, 让人不经意间对青酒产生兴趣;2则广告强调了好心情能使生活更精彩, 和别人分享能使友谊永恒;3则广告强调黄金酒是送长辈的最好礼物;4则广告强调椰岛鹿龟酒是送给最亲人的绝佳礼物。

4 突出民族风情、地域特色

许多品牌的广告语言独具地方特色, 深深地打上了该地区的文化烙印。广告创作者利用此特点创作出充满地域文化特色的广告语, 树立起自己的品牌。如:

1悠悠四百年, 互助青稞酒。 (青稞;头酒)

2赏夏都美丽风景, 品黄河青稞/雪浪/雪域高原啤酒。 (黄河青稞/雪浪/雪域高原啤酒)

3内蒙古一枝花, 沙漠人参苁蓉酒。 (人参苁蓉酒)

4 好山好水出好酒, 金装银装贵州醇。 (贵州醇)

1、2则广告都是青海地区的酒类品牌。1则广告突出互助青稞酒的悠久历史;2则广告说明在品黄河青稞/雪浪/雪域高原系列啤酒的同时还能欣赏夏都西宁的优美风光, 可谓一举两得;3则广告说明此类品牌原料取之不易, 把该品牌比拟为内蒙古的一枝花, 强调该品牌的珍贵;

4 则广告不但说明好山好水自然酿出好酒, 还说明该品牌有金装、银装两个系列。

中国人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 适时在广告表现此类情感往往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4]如:

5 世界因我而不同。 (四特酒)

6 享受尊重, 中国洋河。 (洋河大曲)

5、6则广告都流露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5则广告简洁有力, 却又底气十足, 不仅显示了四特品牌超强的实力, 更显示出该品牌在世界上与众不同又不可或缺的独特地位。6则广告暗示洋河大曲不仅受国人青睐, 在外国也同样受到人们的尊重。

小结

本文论述的酒广告语言虽然形式不同, 风格各异, 但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都不仅仅是文字的堆砌, 更代表了一种品位和思维, 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广告创造者把数千年的民族文化巧妙地融于千变万化的广告语言中, 使得广大消费者产生强烈的心理共鸣, 从而使得他们在不知不觉中理解并乐意接受该商品。广告创作者不仅使商品得以销售, 更继承发展了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

参考文献

[1]邬晓光, 张晓.广告文案写作[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

民族语言文化 第8篇

一、中国古典舞的哲学基础——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 认为人与自然界不是敌对的关系, 而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谓合一, 是指既对立又统一, 即两者相互依存。天人合一思想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 并且伴随着武术、戏曲的发展不断地渗透其中, 最终成为中国古典舞的哲学思想基础。

1.“形者, 神之质;神者, 形之用。”

就古典舞形态而言, 形包括两个部分, 那就是动作的静态和动态。动态是指肢体在空间运动程中的瞬间形态。静态, 则是指动作与动作之间产生短暂并相对静止的定势造型。动态有快慢之分, 静态有高低之分, 在交错变化的空间范围中, 充分展示出肢体运动的艺术形态。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 心存魏阙之下, 神思之谓也。”在艺术美的创造中, 把形作为写神的物质基础, 强调形神的高度统一。在中国古典舞中, 则多强调形是神的外部表现, 神是形的内在实质, 强调以形写神、形神兼备,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受这一文化思想影响的结果。在中国古典舞身韵的训练中, 讲究以神领形, 以形传神, 神的表现是表演者对古典舞作品理解的感情符号。

2.“阴阳”——万物之根

《易传.系辞》中提到:“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日月相推而生明焉”, 认为万物具有永恒的运动属性, 一切运动事物都来自阴阳两种对立势力的此消彼长。这种阴阳对立的关系也体现在中国古典舞舞姿的“子午相”之中。“子午相”是中国古典舞的基础, 子午的意思分别指南北两个方向, 是白天晚上遥相对称的意思, 其实质是与阴阳对立相吻合的。子午相就是要求演员在亮相的时候, 头部、眼睛、上身、下肢的摆放位置既处于不同的方向又能互相映衬, 从而达到圆润的姿态。中国古典舞力求阴阳相济——“阴不离阳, 阳不离阴;阴阳相济, 方为懂劲。”阴阳具现于许多方面, 如刚柔、虚实、动静、开合等, 它们都是要互相协调配合。

二、“和谐文化观”在中国古典舞身体语言中的体现

中国文化不仅重视宇宙与自然和谐, 人与自然和谐, 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以和谐原则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常伦关系, 以及国家、民族的关系, 维护集体利益。追求“合”, 讲求独立, 不对外扩张, 通过道德教化, 协合万邦, 可见“合”文化的价值观明显地体现于中国古典舞之中。

“合”的这种化内涵在古典舞中以“圆”的方式表现出来, 中国古典舞的“圆”是“合”文化在动作审美上的投射。中国古典舞的运动轨迹、造型形态等等是典型的“划圆艺术”, 并贯穿于动作的始终, 主要包括“平圆、立圆、八字圆”三种。例如:“云手”是古典舞身韵的主干动作, 严格要求手臂走圆的路线。“云手”要求双臂揉球状内外转动与手腕的左下右上、左上右下依次自转配合, 即大圆套小圆。“山膀”是古典舞常见的手位动作, 两臂展开伸长与肩平行近似直线线条, 但其要领依然没有离开“圆”的运动轨迹。“山膀”的主要要领是藏肘、折腕、不耸肩, 藏肘是要求肘部不要过于突起, 以免破坏手臂的圆弧形, 折腕就是腕要往里扣, 使直线形手臂呈现“回旋状”, 不耸肩是为了保持两臂自然与肩平行或略低于肩, 最终形成一个大的圆弧形。

三、“化实为虚、象外之象”丰富了中国古典舞的审美意境

中国古典舞的意象与先秦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经历了从玄理、人文之“象”再到文学艺术审美意象的过程。《易传》中有关“观物取象, 立象尽意”的论述, 对中国古典舞意象的生成奠定了基础, 这一观念形成了“尚象”的思维传统与天人文化模式。

1. 中国古典舞意象的表达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意象是一个完整的概念, 不能单独分裂为“意”和“象”。中国古典舞的意象表达特定的情思和想象空间, 以“虚”的方式存在。古典舞创作是在对现实生活的感悟中, 主观的将自然物象与心灵相结合, 通过独特的舞蹈语言与艺术形式表现出来, 具有独特的风格性和审美情趣, 意象古典舞是“实”的具体形象, 它不是客观的描述表象, 而是精神和灵魂的形象再现。从古典舞的肢体形态特征来看, 是以“象外之象”以求得“象”的形态与“意”的蕴含相统一。意象是“意”与“象”的完美结合, 是思想情感与具体物象的完美结合, 是讲自然属性赋予人类生命的一种状态表现。“意”源于内在情感并借助“象”来表达, “象”是“意”的表现手段。中国古典舞含蓄柔美、动静结合、刚柔并济的舞姿形态, 通过身体语言表现人物情感, 创造各具特色、生动鲜明的舞蹈形象。

2.“以虚喻实, 思之则实”的意象形式在古典舞情感中的应用

在古典舞作品中, 有很多意象成为一种较为固定的情感抒发模式, 托明月寄相思、出淤泥而不染、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等等, 这些情感的表达都与某种意象浑然一体。这些意象有着独特的审美特征与文化韵味,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族心理文化的特征, 也成为体现本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象征。例如:古典舞《高山流水》创作者将主观情感灌输到舞蹈想要表现的对象之中, 使客观事物与主观情感融合为一体。舞蹈视角并不是以营造壮阔的场面为目的, 而是让观众把山川变成真正的“人”来观赏。化景物为情思, 传达于观众, 令观众展开充分的想象力, 无高山流水之处, 却看到高山流水之势。舞蹈以男子凝重沉稳的动态造型象征着山之雄伟敦厚, 以女子流畅娇柔的形体韵律象征水之清丽涌流, 可谓“化实为虚”的表现, 并用“象外之象”的写意手法丰富了作品审美意境。

四、结论

当下世界正处于文化交流的新时代, 各国都在积极的传播本国独有文化精神, 中国古典舞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的象征, 应该以独特的身体语言向世界各国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把中国古典舞融入到文化中, 在文化中感知、把握舞蹈艺术的古典情趣与审美意味, 文化到舞蹈, 注重传统、文化的密切相连, 更加注重背后的古典中国文化精神。

参考文献

[1]罗斌.刚柔并济形神兼备:中国古典舞[J].中外文化交流, 1997 (2) .

[2]袁禾.中国舞蹈意象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4.

[3]吴晓邦.《舞论续集》.33.

[4]袁禾.《中国舞蹈意象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4.

[5]于平.《舞蹈形态学》.北京舞蹈学院内部资料.

[6]唐满城.《唐满城舞蹈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 1993.

民族语言文化 第9篇

海德格尔提出的“语言是存在的家”, 表明了语言与存在的不可分割, 二者是表里关系, 语言与存在“同在”。海德格尔通过对“存在”、“语言”的重新界定展开了对主体形而上学的批判, 力图扭转现代文明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整体论观点, 呼吁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变。在中华各民族不断发展过程中, 中华各民族都在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 互相丰富提高。例如:饮食方面, 在新疆地区, 许多汉族人已经习惯了吃和做富有当地民族特色的诸如烤肉, 抓饭, 那仁等饮食。同样的, 当地少数民族也受汉族中原文化的影响改变了过去以肉类为主的饮食习惯, 在家里翻着花样炒各种菜。

1.1 不同民族文化特征对儿童语言的影响

不同民族的语言承载着不同民族文化特征, 哈萨克族儿童在习得母语哈萨克语和第二语言汉语时, 哈汉两种不同文化影响了他们习得哈汉两种语言的内容、结构和速度。

汉文化的传统观念中, 认为“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自有黄金屋”,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所以汉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视对儿童看书习惯的培养, 对说话、唱歌和舞蹈能力方面的重视度不高。而哈萨克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 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是非常有名的, 在家里成年人喜欢边弹冬不拉边以说唱的方式进行“阿肯弹唱”。哈萨克族儿童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长大, 他们自然很喜欢说唱这种方式。哈萨克族父母也非常注重对孩子说唱能力的培养。哈萨克族父母注重对哈萨克族儿童说唱口语表达能力的培养, 而哈萨克族儿童在周围环境接触的汉文化中并没有对口语表达能力给予强烈的肯定态度。所以导致哈萨克族儿童母语习得发展速度要远远大于第二语言的发展速度。

汉族传统文化由于受严格的宗法观念的影响总希望汉族温顺听话, 所以成人喜欢用“乖不乖”“听话”这样一类词来评价儿童。而哈萨克族传统文化是喜欢孩子活泼一点, 能力强。所以哈萨克族成人评价儿童喜欢用“tiantiek” (调皮) , “pelie” (能力强) 这样一类词。所以, 受不同文化的影响, 哈萨克族儿童在习得哈萨克语时较早的习得了像“tiantiek” (调皮) , “pelie” (能力强) 这样一类词, 而他们在习得汉语时较早习得了“乖”“听话”这样一类词。不同的文化习惯导致了哈萨克族儿童在习得哈萨克语和汉语上出现了差异。

1.2 不同的民族文化符号体系对儿童语言习得的影响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不同民族选择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承载不同民族文化。不同的语言形式包括不同的语法规则等。这些不同的语法规则都是不同语言文化的影响下的产物。这些方面的复杂程度对儿童习得不同语言的速度和效度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也就是说儿童习得语言是受语言不同语言的模式结构影响的。

哈萨克族儿童在习得汉语中出现的语法错误比他们习得母语哈萨克语出现的语法错误要少。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 是一种注重“意合”的语言, 语义是构词造句重点考虑的因素, 而对语法的制约较为宽松, 而哈萨克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克普恰克语支, 其形态结构为粘着语类型, 词尾处的形态变化非常丰富, 在构词造句时有严格的语法限制。所以, 这就是哈萨克族儿童习得母语时出现的语法错误比习得汉语出现的语法错误多的主要原因。

1.3 饮食习惯对儿童语言习得的影响

哈萨克族的饮食习惯和汉族的饮食习惯不同, 哈萨克族人传统喜欢吃肉, 喝肉汤, 奶制品也丰富多样。所以, 哈萨克族儿童在习得母语词汇过程当中, 对“yiet” (肉) “sorpa:” (肉汤) “suzbie” (一种特殊的奶制品) 这样一些词汇习得较早。汉民族的饮食习惯以各种菜类为主, 且哈萨克族儿童在外部环境接触的汉族群体较常使用的饮食类词汇又以馒头等为主。所以, 哈萨克族儿童口语当中较早出现的汉语词汇就有“菜”、“白菜”、“馒头”等。而且, 汉族群体相对于哈萨克族群体更爱吃辣子。所以, 哈萨克族儿童习得“辣子”这个词特别的早, 而且在他们的哈萨克语会话当中, 经常会出现用汉语的“辣子”一词而不是哈萨克语“ashde”一词来表达辣的含义。

1.4 不同文化差异对哈萨克族儿童语言习得的影响

哈萨克族儿童习得哈萨克语颜色的词和汉语颜色的词顺序是有所不同的。一般来说, 哈萨克语文化当中对白色是相当崇尚的。哈萨克族文化当中“白”意味着纯洁, 美好。所以, 哈萨克族成人们在和哈萨克族儿童交流时喜欢用哈萨克语的“aq” (白) 来夸赞各种事物。而汉族文化中对红色是极为喜爱的, “红“意味着喜庆。汉族成人的口语中夸赞儿童也多喜欢用“红”。所以, 哈萨克族儿童在习得哈萨克语颜色词时, 最先习得的是“白”, 而他们在习得第二语言汉语时, 最先习得的颜色词是“红”。

1.5 文化差异对汉语词语使用上的干扰

哈萨克族儿童在习得第二语言汉语时会受到母语哈萨克语文化的影响, 未充分了解汉语词语的感情色彩, 而导致不恰当使用汉语句子。例如:哈萨克语当中“ne e”、“qan a”都与“几”和“多少”对应。所以, 哈萨克族儿童在询问不让是老人还是儿童年龄时, 都喜欢用“几岁了?”这往往会引起汉族老人的不悦。这是因为汉语中的“几”是用来询问“十”以内的数字的, 而“多少”没有这个限制, 所以问老人“几岁了”是不对的。

由于哈萨克文化和汉文化在传统风俗习惯上的差异, 导致了哈萨克族儿童在习得哈萨克语和汉语形容词的顺序上也存在差异。如:汉文化中夸小孩子“胖”是很好的赞美之词。因为, 汉文化里, 夸小孩子“胖”的具体含义就是夸小孩子健壮。而哈萨克族文化中, 是忌讳夸赞小孩子“胖”的, 哈萨克族人认为夸赞小孩子“胖”会给小孩子带来不好的运气。所以, 哈萨克族儿童习得哈萨克语“胖”的时间较晚, 但是他们习得汉语“胖”这个词的时间是比较早的。

从哈萨克族儿童习得哈萨克语和第二语言汉语的过程中, 我们也不难发现哈萨克文化和汉文化对哈萨克族儿童语言习得的影响。哈萨克族儿童在接触他们周围的世界时, 不是静止孤立的存在于周围环境的, 而是随着哈萨克语语言环境发展动态发展变化的, 哈萨克族儿童通过不断地发展哈萨克语, 从而最终先进入哈萨克语语言的文化体系, 并伴着第二语言汉语的发展进入汉语的文化体系。哈萨克族儿童在不断地转变过程中, 不仅要掌握哈萨克语和汉语两种语言, 还要传承哈萨克语和汉语两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哈萨克族儿童在先后接触哈萨克语和汉语的时候, 必定会先后接触到哈萨克语和汉语的文化。哈萨克族儿童通过观察和模仿哈萨克族和汉族成人文化交际模式, 渐渐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兼备哈萨克文化和汉文化的交际文化模式。

2 语言与思维

语言中, 既有其内部的原因, 也有其外部的原因, 而其外部原因往往是影响其内部变化的一个主要动因, 如人的认知, 交际, 社会等因素经常会参与到语言的动态演变中, 成为语言演变的主要动力。也就是说, 语言不是处于真空之中, 它总是处在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的交互发展过程中。

从中国现时代发展要求来看, 大力开展中国多民族多文化思维研究不仅是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的要求。也是大力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知识经济的需要。知识的生产, 分配和使用都离不开思维。为此, 必须进一步实施知识创新工程, 建设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这就需要大力加强对中华各民族思维 (尤其是中华各民族创新思维) 的研究。语言是民族的族谱, 当一个民族语言消失, 自然从很大程度上蕴涵这一民族特征的消亡。这已经涉及了哲学的理性思维, 而现在急需的就是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

过去有很多人认为, 在双语或多语环境长大的孩子, 语言能力会表现的相对较弱。而现在很多调查研究证明, 处于两种或多种语言环境下的儿童的语言能力非但不差, 他们的语言能力反而会优于单语儿童。我们通过调查哈萨克族儿童的语言发展, 也发现哈萨克族儿童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了语言能力优势。

第一、哈萨克族双语儿童具有元语言意识上的优势。哈萨克族儿童为了更加清楚的表达, 他们会灵活运用两种语言进行表达。比如, 如果他们遇到受语言词汇的限制, 他们不能第一种语言清楚而丰富的表达他们所要表达的含义时, 他们会选择使用第二种语言的词汇嵌入到第一种语言以便表达到位。这种意识体现出了哈萨克族双语儿童在词汇和句法意识方面的优势, 表现出了哈萨克族双语儿童更高水平的元语言意识。

第二、哈萨克族双语儿童能够灵活使用不同语言。哈萨克族双语儿童能根据说话对象的不同, 语言环境的不同灵活使用不同的语言。哈萨克族儿童能够很自然、迅速、平稳的从第一种语言转化使用第二种语言。这一点很好的证明了哈萨克族双语儿童语言能力优势。随着哈萨克族儿童母语哈萨克语和第二语言汉语掌握的程度的不断提高, 哈萨克族儿童的哈萨克语和汉语之间语码转换的代价越来越少。

第三、哈萨克族儿童母语哈萨克语的发展包含认知技能的发展, 对第二语言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哈萨克族儿童的母语哈萨克语的学习使得哈萨克族儿童获得了一定的语言能力, 这种语言能力有助于第二语言的提高。这种语言能力帮助哈萨克族儿童掌握了普遍语法, 哈萨克族儿童在学习第二种语言时只需要把第二种语言的词汇、句法加到已经掌握的语言规律当中去即可。

综上所述, 只要把握好哈萨克族儿童母语哈萨克语和第二语言汉语的语言习得特征和两种语言相互影响的规律, 就能有效的发挥哈萨克族双语儿童语言能力方面的优势。双语儿童习得汉语过程中出现的语法问题和母语哈萨克语与第二语言汉语相互迁移引发的问题:与汉语单语儿童相比, 新疆地区少数民族双语儿童习得汉语的时间较长, 而且出现的问题有其特殊性是因为新疆地区混合民族家庭比例很低, 不同民族之间很难打破彼此不同宗教、语言、文化带来的障碍建立民汉混合家庭, 同时大多数少数民族家庭在家庭当中尽可能地保留使用本民族语言, 造成新疆少数民族儿童的第二语言汉语环境普遍较差。这使得新疆少数民族儿童第二语言汉语发展缓慢。新疆的主体少数民族语言都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 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 比较大的语言差异造成新疆少数民族儿童出现的语言问题有其特殊性。我们的双语研究对象的汉语水平是非常低的。但即使如此儿童在学习第二语言过程中使用同一形象与两种语言序列发生联系, 加速了儿童对语言和语义的分离, 对双语儿童的元语言意识和语言学习思维能力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然后, 汉语儿童的哈萨克语和汉语之间相互的负迁移带来的问题何时以何种方式能彻底解决仍是一个有待于我们继续探索的课题。

参考文献

[1]范俊军.生态语言学研究评述[J].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5 (2) .

[2]冯广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语言生态问题[J].贵州社会科学, 2008 (2) .

[3]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4]涂纪亮.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5]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6]坎普.反思作为言语力量的哲学-第22届世界哲学大会开幕式关于反思当今哲学主旨演讲[J].世界哲学, 2008 (6) .

民族语言文化 第10篇

一、基诺族的语言

基诺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 自然也就没有自己的成文史, 其历史文化全靠本民族的语言和歌世代相传。基诺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 但由于社会发展和地理环境的因素, 基诺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傣族、汉族交往频繁, 在语言上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傣语和汉语的某些词汇 (2) 。特别是在与傣族毗邻而居地区的基诺族还兼用傣语。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 对“外来词”的借取是多向度的, 主要是从傣语、汉语中借入, 其中尤以傣语为多。50年代以后, 逐渐成为单向度直接从汉语借词。新中国建立后, 基诺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尤其在词汇上受汉语、汉字影响更大, 所以现在一般的基诺人在使用本族母语的同时兼用汉语与汉文。

基诺语言是基诺人表达思维观念, 维系社群关系的工具或纽带。同时又是基诺民族世代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基诺语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具有鲜明的基诺族文化特征和人文内涵, 反映着基诺民族集体的、个体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理想人格、审美崇尚、成员品性等属于基诺文化中“深层结构”的东西, 反映着基诺传统文化特定的文化结构与价值体系, 充分表现出基诺文化的民族性。而所谓基诺文化的民族性, 实质上就是基诺民族与其它的民族在文化内涵、特质方面的根本区别。

关于基诺人语言方面的情况, 盖兴之先生的《基诺语简志》己有详细的介绍, 盖先生的研究认为:基诺语词汇最显著的特点是, 表现具体概念的词语多, 反映抽象概念的词语少。在基诺语汇中有反映红、绿、黄、白、黑、紫等等各种具体颜色的词汇, 却没有表示“颜色”这一抽象概念的词。基诺语的词汇可分为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两类。基本词汇是基诺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词汇, 由表达人的肢体名称、亲属称谓、自然界的事物名称和劳动生活用品名称的名词、表达基本行为的动词、表示事物性质及状态的形容词以及数词、代词、副词等构成。如:头、手、心、父、母、太阳、箐沟、刀、花、谷子、房子、吃、哭、鹿、牛、他、不、五、少等等。一般词汇是基本词汇以外的新词语及俗语。新词语大都是反映现代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方面的词。有三种形成的方式:一是汉语词的音译, 如学校、社会主义、队长、医院等等;二是具有创造或意译的词, 如汽车, 基诺语称“莫嘎罗特”, “莫”基诺语意为:不, “嘎”为: (驱) 赶, “罗”为:石, “特”为:走。全句意译就为“不赶石走” (不必驱赶就会走的石头) ;三是音译后加注释的词, 如傣族用的“ (提线) 天平”, 基诺语称为“鲁比嘎洛阿基”, “鲁比嘎洛”为傣语, 意为“秤”, “阿基”基诺语意为“平 (衡) ”。又如“医生”, 基诺语称为“医生摩雅”, “医生”是汉语的音译, “摩雅”傣语中的医生之意, 显然是用“摩雅”来注释“医生”。基诺语的声调有区别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作用。声调的数目在不同的基诺方言、土语中有6个、7个、8个等不同的情况。但基诺语声调的特征是:声调中喉头和声带紧缩与松弛相对立, 其高升调主要出现在汉语和傣语的借词中, 在民族固有词语中大多用来区别语法意义。

基诺语言不仅帮助基诺族中的人们形成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 同时, 也影响着由基诺语言构筑起来的基诺族传统音乐文化结构的个性和特点。

二、基诺族的思维方式

所谓思维方式也就是指文化创造和文化运用的方式, 比如艺术创造及艺术的社会作用、科学创造及科学理论、知识的传授都各有自己的特殊规律, 因而也各有其相适应的思维 (创造与运用) 方式。从基诺族语言产生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上看, 形象思维和整体把握始终是基诺人语言, 同时, 也是基诺音乐文化创造与运用的主要思维方式, 即:始终离不开或不抛弃以某种具体事物形象来进行思维与音乐文化创造, 进而又通过对这一系列具体事物形象的把握来使音乐文化得以运用, 以一种具体的、感性、整体的方式来把握基诺人周围的生产与生活世界。

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虽然具有明显的区别, 但二者并非绝对对立, 二者之间也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事实上, 在基诺人实际的思维活动中, 二者紧密相关。无论是在基诺语言建构中还是在音乐创作中, 常常是二者各有偏重, 而不偏废。由此而创造的基诺族传统音乐文化成果也并非纯粹的逻辑体系, 而是有理又有情, 既有具体事物又有一定抽象概念的形象体系, 其作用也不是纯粹的以理服人, 而是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

由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 (不抛弃具体) 便使基诺人传统音乐文化的创造与运用自然而然地和整体把握联系起来。所谓整体把握是指:基诺人对事物的认识不是把一个独立完整的事物分割、剖析, 以求构成事物的各种元素与联系, 而是从整体关系即从构成整体的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结、层次、性能、地位等等动态关系中观察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这种观察不需要分析, 不用推理, 而是直接通过观看来感知事物的本质, 进而形成对事物整体的形象化认识。这些在基诺人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形象化认识、经验都以整个的、具体的事物形象出现在基诺人传统的音乐文化中。

三、基诺族的语言、思维方式与音乐

基诺人没有文字记载的本民族典籍, 有关基诺族的历史、迁徙、重大历史事件、生产生活知识、传统习俗等等, 全靠老一辈的回忆, 用唱调的方式一代代口头相传。所以, 基诺人大量的自然、社会知识与经验也都是通过传说故事和民间歌中的具体事物或形象来固定、表现、运用与传承的。形象思维方式的长处就在于明白易懂, 它的结论不是通过一系列抽象推理来得出, 而是通过一系列具体形象事物的排列, 在排列中, 抽象过程就悄悄地展开了, 结论自然而然地就显现在你的面前。然而, 它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严密、科学的概念范畴, 概念含义模糊, 局限于感受性认识, 难以揭示规律。

由此可见, 基诺人在形象思维过程中也运用概念, 尤其是基诺语言, 乃是由一系列具体事物的形象概念联缀、组合而成。但作为基诺语言形象思维成果的基诺传统音乐文化, 却不是一种逻辑体系, 而是一种形象体系, 这种形象体系为了使基诺语言所传达的文化信息得以在基诺族群中广泛地、准确地理解、运用、贯彻, 它要尽可能地避免使用不含具体或不易引起联想与想象的概念。也就是说, 在基诺人语言形象思维最高成果的传统音乐文化体系中的感性形象, 已不是生活中单纯的自然感性和个别物象, 而是具有一定抽象性、概括性的感性形象。这一系列的感性形象又代表了基诺传统音乐文化自身独特的个性与特点, 即:在基诺传统音乐作品中没有抽象的定义和概括的结论, 一切道理都用物、象、形、声的具体来形容、比喻。借助音乐的诱导和感化力量, 来对基诺族社会生活创造及其管理, 而不太愿意使用强硬的、机械性的措施与方法。这样的例子在基诺族传统的音乐作品中俯首皆是, 这里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 都有抽象与概括, 只是运用的材料 (一是运用具体形象, 一是运用概念) 不同而己, 二者并行不悖, 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这里特别强调, 形象思维不等于感性认识, 从认识上来说, 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都有一个从感性基础上提升的问题:抽象思维的结果提升到纯理性;形象思维的结果提升为感性与理性的有机统一。基诺族传统的音乐文化就在这种有机统一中体现了自己的个性与特点。

在基诺人过去的思维过程及其成果中, 感性与理性、具体与抽象并不像现代基诺人那样有较严格的界限, 不仅语言实践中如此, 音乐活动中也同样如此。

四、结语

在基诺族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各种观念形态, 成为独立的文化单元条件不成熟的现实条件下, 它们就只能依附在各式各样的基诺“歌谣”中来传递与发生作用。这种直接依附性的结果, 就使得基诺民族的经济形态、社会组织、婚姻家庭生活与宗教思想等具有了非常强的“音乐化”倾向。即融会了往昔基诺族社会原始哲学思考和科学认识、传统的伦常规范和信仰观念、古老的民俗意识和历史记忆的基诺族音乐文化为生活在现实基诺族社会中的人们, 提供一定的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 使基诺人得到明确的生存背景、生活准则和生活目的。因此基诺族传统音乐文化中的各式“歌谣”, 便成为基诺族中人们的精神支柱和行动指南, 获得知识、价值、理想和希望。通过基诺族音乐形式所传达出来的基诺文化信息, 使得基诺族传统音乐文化变为引导基诺族社会价值、人生价值的一种定向机制, 指导、支配着基诺族中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 并据此对基诺族社会发展及其它社会意识形态产生影响。

摘要：基诺民族是一个仅有本民族语言, 没有本民族文字, 没有文献典籍, 社会发育程度及生产力发展相对较低的民族, 因此就使得基诺族传统的音乐实践活动不仅是基诺族社会个体成员的音乐行为, 而且也是社会集体的、民族的、类的音乐活动, 一代又一代的基诺人通过对自身传统音乐体系的口耳相传, 来使自身在长期狩猎、采集、农耕、建筑、宗教、丧葬、婚姻甚至爱情等实体活动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历史知识、地理知识、生产知识、生活知识、社会知识等得以顺利传递、延续, 为生活在基诺族传统社会中的人们, 提供应对环境改变的心理依托及独特的创造力, 影响人们的思维模式与审美取向, 反映与表达了基诺族对自身、对自然、对社会、对他人的认识过程与状态。

关键词：民族性,语言,思维方式,传统音乐,基诺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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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盖兴之.基诺语简志[M].民族出版社, 1986.

民族语言文化 第11篇

【关键词】民族地区 三语教学 语言接触

语言接触大致分为这样两种情形：一种是指人际交往中两种或多种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碰撞、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这实际上是语言结构表层的接触，也即外部语言接触；另一种是指一个人在使用一种语言（通常为本族语）的同时经常接触并逐渐习得另外一种或多种语言，所习得的语言与其大脑中原有的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这是语言意义深层的接触，也即内部语言接触。毋庸置疑，任何语言都不可能孤立存在，总会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与其他语言接触，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语言接触是语言演变、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课堂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接触环境。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课堂是具有社会性的场所，是学生群体和教师与各种或显性或隐性的课堂事件相遇的社会性场所。师生在课堂社会中通过语言的接触、语言的输入输出进行着交往，课堂是语言充盈流淌的场域，但作为课堂社会交往的媒介，语言并非是中性的。语言充满了社会性，语言蕴涵了各种权利和权威。在言说时要遵守特定的语言规则，维特根斯坦将其称为语言游戏。由此可见，语言接触是课堂交往不可或缺的手段，是课堂场域社会性的集中体现。

一、三语教学的语言特征

1.文化多样性。不同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多样性的文化具有极大的调整、适应和变异的潜质，这种多样性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们丰富了我们的社会生活，还在于为社会的更新和适应性变化提供了资源。课堂则可以被看做是一个社会的缩影，课堂上不同的民族群体表现出的不同的文化特征都是社会相应文化的一种反映，这就造成了课堂上不同群体文化间的融合与冲突。外语进入民族地区课程体系后，外语文化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文化格局，外语课堂上的三种语言及其所承载的三种文化共同构成民族地区外语教育的多元文化生态环境。因此，三语课堂上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不同文化间存在多种形式的交融与碰撞。一方面，教师所代表的传统文化、成人世界的文化与学生所代表的现代文化、儿童世界的文化发生着冲突和碰撞；另一方面，主流文化、民族文化和异域文化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构成民族学生的文化养分，与此同时，三种文化又发生着冲突与碰撞，对其传统的民族文化价值观造成冲击。

需要指出的是，从传统上来讲，民族地区有着相对稳定成熟的母语-二语二元课堂文化生态，两种文化在文化生态中通过文化涵化和模式构建，已经达到了相对均衡稳定的发展阶段，但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开设英语课程的时间较短，条件较差，师生接触英语时间相对较短，水平较差，因此经过涵化的英语文化在模式重构的过程中有所损耗，难以在文化生态中达到制度化的稳定、均衡的水平。

2.语言多样性。语言的起源与生成、结构与形式、单位与组成、使用与演变，都会受到这种或那种文化因素的或深或浅、或多或少的影响。因此，语言不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载体’，它本身就是在文化环境影响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国际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费什曼（Fishman）指出：“当所有的人都说一种语言的时候，世界末日也就要来临了。我们的语言是神圣的，当它消失时，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也就随之而去。” 由此可见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而三语课堂对语言的多样性存在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在三语环境下，师生课堂话语的主要特征就是语言形态的多元化。传统意义上的课堂话语大多由一种或两种语言形态构成，话语形态相对单一，但在三语环境下，师生课堂话语形态打破了以往一元或二元共存的格局，呈现出多元化的形态特征。

3.三语的迁移、混合与冲突。三语课堂上，语言接触因第三语言（外语）的介入，教师授课、师生互动等会在三种语言中进行选择，打破原有的语言形态，因而更为复杂。

迁移——我国民族地区英语学习的语言环境是三种语言相互融合、三种文化相互渗透的语言接触环境。民族学生在以民族语言为母语，汉语为二语，且认知水平参差不齐的基础上习得第三语言（英语）的，三种语言间会产生多种形态的语言迁移模式。奥德林（Odlin）指出，当学习者已掌握两门语言时，这两种语言都会对第三种语言的学习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学习者原有的知识都可能成为迁移的对象。外语学习中的母语迁移机制从认知语言学的投射阈可得到解释：“通常人们是把较为熟悉、具体的概念阈映射到不太熟悉的抽象的概念阈上，这样以便于对后者的理解。” 在第三语言习得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三语习得者甚至高级学习者都会在语音语调上保留母语的口音，二语迁移似乎相对少见；在写作上则会出现以一语为基础的话语特征；在语法上，二语迁移的程度有所不同，主要取决于习得二语时间的长短及水平程度。

混合——广义上混合是指语言接触时，彼此的语言要素在混淆杂合过程中结合起来，而不是被消灭。混合又可分为浅层混合和深层混合（即融合）。语言融合是指语言结构的“化合”，是由一种语言在结构上向另一种语言扩散、渗透，由表层到深层，使该语言从量变到质变从而产生一种新系统的过程，具体体现在语音、词汇和语法层面。浅层混合主要是词汇混杂，不改变原来的成分和结构。深层混合可以发生语义、语法诸方面，可以使原有的成分或结构发生变化。在三语接触中，藏汉、汉英彼此混合，而藏英混合则相对少见。藏族中的藏、汉双语人在彼此交谈时习惯在说藏语时穿插进汉语词，形成一种不伦不类的洋泾滨语。这种词汇混合显然属于浅层混合。藏族学生在学习汉语时，也会出现借用结构而造成混合语法的句子。例如，他们把“买一条肥皂”说成“我肥皂一条买”，把“我立即从教室出来”说成“我立即教室出来”，把“请代向扎西问好”说成“请扎西代问好”。他们不习惯于用前置词，就干脆不用，于是使汉语的“把OV”句式改成了纯“OV’，句式。又如“比”字句，把“我比哥哥小”说成“我哥哥比小”，把“现在比过去好”说成“现在过去比好”，把“我爸爸比叔叔老”说成“我爸爸叔叔比老”。一个前置性的“比”用成了后置词。藏族学生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把本民族的句法融合进了汉语。汉语水平相对较高的藏族学生也常以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为基础和英语的一些成分相混合。如：老师，bye，bye； This morning 我骑bike 来学校等。民族地区的学生由于意识到主流语言及外语在他们生活、学习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因此给予了很高的重视，同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给藏汉、汉英混合提供了温厚的土壤。另外，新生事物的不断涌现在某种程度上使藏语的表达出现断层。当藏语中没有现成的词汇来翻译和表达新事物、新概念时，教师在讲解时会自然倾向于借用原来的语言形式，形成藏汉混合或汉英混合，进而影响学生做出相应的回应。

冲突——三语的和谐共处是民族地区外语课堂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但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民族身份、价值判断等的不同使三语的冲突成为必然。教育背景良好的三语教师较多地使用目标语英语，以实现课堂交际中教师自我价值的最大化。同时，教师也会较多使用在自我概念体系和社会价值体系中居中心地位的语言（即汉语）。这一课堂教学行为与排斥主流语言文化和异域语言文化，极力想突出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化的少数民族学生语言习得心理相冲突，进而造成三种语言的冲突。这实际上是语言表层结构的冲突。其次，三种语言内在结构和所蕴涵文化的差异性及三语习得的不同顺序使民族学生在头脑中形成三种语言相互竞争、冲突的意象图式，构成语言深层结构的冲突。

二、三语环境下语言接触的特征

在三语环境的语言接触中，一种群体语言的结构特征或成分会向另一种语言扩散或渗透，使被渗透的语言得到丰富、发展，具体呈现出以下特征：

1.语言影响方向的双维特性。为了使各自的体系日益庞大，更加繁盛，语言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互通互补。即使是作为优势语言的汉语，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海纳百川”之势吸纳了少数民族的部分语言，使其在汉语中积淀下来。从主体性的维度来审视，温福德（Winford）认为语言接触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两种类型或过程，即借用和施加，两者互为反方向；这两种类型及其关联的主体性类别具有跨接触情形的普遍性。他对这两个过程的界定如下： 借用：在借用情形里，外部的源语成分经由说话人的作用被引入受语之中；对于这些说话人而言，受语是他们的优势语或主要语言，这种情形属于受语主体性（RL agentivity）。

施加：在施加情形里，源语成分被说话人迁移到受语之中；对于这些说话人而言，源语是他们的优势语（通常是第一语言），而受语则是他们不精通或不熟练的语言，这种情形属于源语主体性（SL agentivity）。具体而言，藏族学生将汉语及英语引入藏语属于借用，而将藏语迁移到汉语和英语中则属于施加。三语在接触过程中，三种语言结构都会受到另一方的影响，吸收另一方的语言成分。不过语言影响大小，渗透程度有所不同。一般来说，汉语、英语分别作为主流语言和目标语言对少数民族的语言影响大、渗透深，但受民族语言的影响小、渗透浅。

2.语言接触的文化特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当不同的语言相互接触的时候，不同的文化也随之产生交流。但语言所反映的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别，承载的信息量有丰富与贫乏之别。因此，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承载信息量少的语言向丰富，发达的语言学习的自然倾向。一般而言，承载强势文化的语言对承载弱势文化的语言影响大，渗透深，承载弱势文化的语言对承载强势文化的语言影响小，但不能说没有影响。三语教学环境下的语言接触既呈现出语言接触的普遍规律，又体现了其特殊性，与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价值判断相关联。具体而言，一部分学生能够公正、客观地看待每一种文化存在的价值及本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异域文化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对主流语言、异域语言持接受态度并积极吸收其语言成分来丰富自己的民族语言。当然，这除了民族学生自身的多元文化素质修养之外，还与他们面临的升学、就业要求和重视教育的传统有关。与此同时，另一部分人却滋生了封闭排外、消极的民族心理，他们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极力想突出本民族的语言文化教育，在各种场合尽可能多地使用自己的母语，对语言接触、文化融合产生负面影响。

3.语言借用（borrowing）的多层次性。借用指外来成分被某种语言的使用者并入该语言社团的母语：这个语言社团的母语被保持，但由于增加了外来成分而发生变化。这是语言获得干扰特征的最主要的途径，最常见的干扰成分是词汇成分（非基本词汇特别是其中的文化词）。语言成分的借用在社会因素均等的前提下具有一定的等级或顺序，对此接触语言学家们普遍认可的等级依次是：词汇成分（非基本词）〉句法成分/音系成分〉形态成分，可诠释为：左边的成分蕴含于右边的成分，且借用先于、易于、可能性大于右边的成分。

（1）语音影响。三语接触中的语音影响是随着三种语言程度的提高逐步实现的。当借用某个词时，起先总是拒绝外来的，本族语中没有的语音，只有在借词大量增多，兼用第二、第三语言的人数也增多并且操第二、第三语言的熟练程度加深以后语音才会受影响。语音的表层影响主要表现为个别音位的吸收或减少原有的个别音位，或者合并原有的音位；深层影响主要表现为音韵结构和音变规律的趋同。音韵结构和音变规律一般是不容易受到影响的，只有渗透深人了才有可能发生变化。一般说来，一种语言在借入另一语言词汇的意义的同时也就借入了该词汇的语音，这一点在藏语汉借词中可得到充分体现。

（2）词汇影响。两种语言相互接触的时候，最通常发生的现象是借词。借词实际上不只是社会语言现象，而是相近和相异的社会文化互相接触必然产生的后果。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语言，它不怕同别的语言接触，它向别的语言借用一些它本来所没有，而社会生活的发展要求它非有不可的语汇，与此同时，不可避免的是别的语言也向它借用某些同样需要的语汇。在汉藏英三语环境下，藏语同时受到汉语和英语的影响，借入了大量的汉、英词汇，这些借词极大地丰富了藏语言，并成为藏语词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

藏语在受汉语影响的同时，也在向汉语输出借词，在汉语中也已经形成了一个藏语借词群。如：

英语是号称具有“世界性词汇”的语言，在上百万的英语词语中，有一半以上就源于其他语种，其中亦常见用拉丁字母转写的藏语借词，它们大多也同现代汉语中的藏语借词一样，是藏族地区特有的宗教、政治用语和特产名称。有些词已经按英语音位转写藏文读音输入英语词典中，成为英语词汇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汉英两种语言也相互借用了大量的词语。汉语中的英语借词有俱乐部（club）、维他命（vitamin）、可口可乐（Coca一cola）、克隆（clone）等；英语中的汉语借词有hutong（胡同，tea（茶），mahjong（麻将）等。

（3）句法结构影响。句法结构作为语言中比较稳固的因素，不如词汇、语音活跃，渗透比词汇、语音少得多，因而在语言接触中不易受到影响，需要在长期的语言接触后才会发生。汉语缺乏狭义的形态变化，主要是用词序和虚词来表达各种语法意义，并有一定的语序SVO；而藏语恰恰相反，主要靠形态变化表示语法关系，语序为SOV。汉语受藏语的影响，口语中有些句子常用藏语句式表达。如：时间到了，上课走。（时间到了，咱们上课去。） 另外，“我有说过这样的话吗？”明显是受了英语语法的影响，而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 则是汉语句法结构迁移至英语中的表现。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藏汉英三语人将汉语（他们的第二语言）和英语（他们的第三语言）特征借入藏语（他们的第一语言）的同时，也将藏语特征引入他们不完善学习的汉英变体。但是，他们所借入的汉英特征中词汇干扰要远比结构干扰多，而且就像通常的借用情形一样，词汇特征的借用先于结构特征。另一方面，在他们的汉英变体中，结构干扰要多于词汇干扰。这一点从语言接触的主体性维度可诠释为“施加”，即说话人将他们的优势语（藏语）迁移到他们不精通或不熟练的语言（汉语、英语）中；从语言接触引发的演变的维度可归为托马森（Thomason）提出的“转用引发的干扰（shift-induced interference）”，即语言转用过程中使用者将母语特征带入其目标语（Target Language）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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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语言文化 第12篇

一、貊的民族迁徙及融合

而对于貊族,学界大部分认为它是从蒙古高原迁到东北的[5]16。《说文》认为,貊为北方之种。《孟子·告子篇》注“貉在北方,其气寒, 不生五谷”,《史记·燕世家》“燕北迫蛮貉”,《荀子·强国篇》“秦北与胡貉为邻”,郑笺曰“追貊为雍州之北国”。这些都说明了貊在北方, 地近河北、山西。同时也体现了作为游牧民族的貊,其所居地域不固定,活动区域广,随时迁徙也是必然的。郑笺“:韩侯先祖有功德……赐之蛮服追貉之戎狄,令抚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国。“”追貉为雍州北面之国”,许宪范先生据此认为“自西周末至春秋初期,貉族已散居在北方各地,其大部分居住在河北近燕地域,另一部分则西迁至山西北部的西河一带,同韩族接近之地”[6]35。综上,前人对于貊的原住地的描述已经比较清楚,因为无论是地理位置相当于现在河北的燕,还是相当于现在山西、陕西的雍州,总之貊原来是居住在华北西北部的蒙古高原上的。

对于貊族的迁徙,根据其进入的地域,我们不妨将之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进入蒙古草原阶段;中期进入辽西的大小凌河阶段;晚期进入东北中东部及朝鲜半岛北部阶段。

貊族东迁的时间相当早。在春秋时期,韩貉受戎狄之东进,南部晋国称霸之压力,即开始东迁。正如郑笺所说“:其后,追也貊也为玁狁所逼稍稍东迁……狄貊同时同走,貊导前,而狄踵其后。”蒙文通先生在《古代民族迁徙考》中认为:“猃狁为狄而逼人,则狄之隗姓, 不可解为被逼之追明也,西周末年猃狁东迁而追貉乃东,若以先后迁徙之迹言之,濊之南接辰韩,则方城之韩先走,濊次之,沮又次之, 丽又次之,山戎无终又次之,赤狄又次之,遂南下太行,则又一道也。”作为蒙古草原远古时代的原住民,一部分貊人为了逃避匈奴的追杀辗转逃到了东北;另一部分貊人则很有可能留在了蒙古草原上投降了匈奴[5]18。而作为匈奴在草原上的继承者突厥和蒙古势必会继承貊的民族性及语言。原来的同一个民族——貊,在奔散之后,其语言也就会散落到其民族流向及最后融合的民族语言中。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含有貊民族血统的高句丽的语言与同样含有貊民族血统的突厥和蒙古的语言,其词汇中有很多共同性就会很好理解了[7]1。

貊族中期的迁徙和融合。《诗经·韩奕》“:王锡韩侯,其追其貊, 奄受北国,因以其伯。“”燕师所完”,这一方面说明貊在北部,另一方面说明貊地近燕。林沄先生指出“:这个西周初业已存在而战国时被燕所灭的貊,其所在地不应和汉代以降的文献中貊和濊貊的分布地混为一谈。”[8]58他认为西周时代的貊人分布在大小凌河流域,貊为燕所灭后,一部分被留在原地为燕同化,另一部分则转徙到燕国境外,成为后来文献中的貊和濊貊。

貊族晚期的迁徙和融合。其晚期迁徙实际上是发生在和濊族接触之后。融合后的濊貊族各成员也都发生过迁徙。包括夫余族从槁离国迁出,来到濊貊故地,自称“亡人”;高句丽始祖朱蒙从夫余逃出,来到纥升骨建立高句丽国,其附近有大水貊、小水貊和梁貊等; 包括东濊也被称为濊貊,沃沮也与前面的三个民族大同小异等。这一方面说明貊作为一个民族,已经成为汉代之后的濊貊系的四大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说明貊的出现和迁移比濊貊族系的四大民族还要早得多。

二、貊与周边民族的语言融合

作为移民的貊系民族与土著濊系民族相融合之后,由于土著民族原有的地区差异性,也由于进入各地的移民数量的差异,不是形成一个民族,而是形成了包括夫余、高句丽、濊貊、沃沮等民族的濊貊族系。濊貊族系各族的语言,应该都是由草原民族的语言和原东北亚地区土著民族的语言相混合而成的,因此具有比较强的相似性,对此,史书中有着明确的记载。《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提到高句丽的语言时记载“:东夷旧语以为夫余别种,言语诸事,多与夫余同,其性气衣服有异。”[9]154在提到东沃沮时记载“:其言语与句丽大同,时时小异。”在提到濊时记载“:其耆老自谓与句丽同种……今不耐濊皆其种也。汉末更属句丽。“”言语法俗大抵与句丽同,衣服有异。”[10]130由这些记载我们不难判定,夫余、高句丽、沃沮和濊的语言基本上是相同的。正如张博泉先生在《东北地方史稿》中所指出的, 夫余、高句丽、濊貊、沃沮属于濊貊语族。而由濊貊族系的起源来看, 我们也不难判定,濊貊语族各族的语言,包括高句丽语,基本都是草原移民语言和东北土著民族语言的混合。

高句丽语与蒙古语族的各种语言、突厥语族的各种语言之间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应该就是濊貊族系以及高句丽民族和语言形成过程的真实反映。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通过对高句丽语言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历史文献的记载是完全吻合的。还应该指出的是,高句丽语与蒙古语族、突厥语族的相似程度,甚至超过与其相邻的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的语言的相似度,而就现存文献记载来看,高句丽族自形成至消亡的七八个世纪时间里,与蒙古语族、突厥语族诸民族的交往并不比其与通古斯诸民族的交往更为密切,这说明,早在高句丽民族形成之前的草原貊系民族向东北地区的迁徙,移民的数字可能是比较大的,因此才在后来形成的濊貊语族诸语言,包括高句丽语中,较多地留下了草原民族语言的痕迹。只不过由于年代的久远、文献的残缺,对于貊系民族的移民数量及其在东北濊貊诸民族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却都已经无从考究了。

但是,作为草原移民的貊系民族,很可能较多地进入了后世高句丽、濊两族的分布地域。《后汉书·东夷传》“:句丽一名貊耳。有别种,依小水为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谓貊弓是也。”[11]83高句丽被称为“貊”,而在史书中,濊族一直也被称为濊貊,可能正是进入两地的貊系民族数量比较大、在当地居民人口中所占比例也比较高, 因而“貊”这一族称才能在其族名中体现出来。高句丽早期的统治中心在今辽宁桓仁,后迁都今吉林集安,而濊族的分布在朝鲜江原道一带,笼统地说,迁居东北地区的貊系民族主要分布于今天中国东北的东部地区和朝鲜半岛的北部地区,而这一地域,与高句丽早期疆域是基本吻合的。高句丽政权建立后,逐渐将与高句丽人属于同一族系的濊人、沃沮人融入高句丽族之中,据《三国志·东夷传》记载,三国初期,高句丽3万户,濊人2万户,沃沮人5千户,可见这一民族融合是以高句丽人和濊人为主体的,而这两个民族所兴起的地区,正是进入东北亚的貊系民族的主要分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