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生态环境脆弱性

西部生态环境脆弱性（精选11篇）

西部生态环境脆弱性 第1篇

1科学规划管理

节约型园林是节约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西北干旱区生态脆弱的特点。节约型园林的建成必须形成规划设计模式、建设模式和维护管理模式,才能有利于节约资源。首先,规划人员要结合当地地形地貌特征,采取因地制宜、适地种树原则合理规划园林位置、面积、树种等。其次,各级部门在审批各项规划时,应杜绝园林的高价设计,高价造绿等问题,同时,还要制止一些不切实际或者不尊重科学的行为。一切从保绿、护园作为目标,拒绝一切不科学的改造。在建设上,以保护稀有树木,防止移种大树古树。最后,建设部门验收时,会加强对节约型园林绿化的审查,发现不合格或者不以保护树林为目标的一律坚决纠正,情节严重者不交付使用。各级园林部门要加强园林保护,在保护的同时,还要坚持走节约、可持续性发展道路。

2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支撑

节约型园林建设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础条件,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坚持因地制宜、生态优先、科学建设的原则,促进城市生态园林可持续建设。西北干旱区具有特殊的气候、地理条件,因此,应大力推广节约型园林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用来保护园林的绿化和植物的多样性。在西部干旱地区,应该结合其自身的生态特点,积极引进耐旱、耐盐碱、耐阴、耐污染的新型树种,利用其优点来产生最大的生态效益。同时,加强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加强自身科研队伍的建设,提高园林工作人员素质,提升科研运用和成果推广能力,运用科学的方法为节约型园林做技术保障。同时,发挥适生地被植物的作用,覆盖裸露地面,避免黄土露天。适生地被植物种类繁多、色彩丰富、适应性强,可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季节条件下生长形成不同的景观效果。在设计绿地时,需要使用各种不同的适生地被植物,可以增加园林景观,使空间和环境资源得到更大限度地利用。同时在实际应用中,加强不同树种之间的搭配,尽可能在满足生态条件基础上,加入体现西部个性的元素,因此,需要因地适宜,对不同的树种进行科学合理地搭配。

3节水生态型园林建设

我国大部分地区严重缺水,尤其在西部生态脆弱地区,水资源非常匮乏,如何在保证园林建设基础上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并提高水资源承载力是节约型园林建设的重要内容。水是生命的源头,也是绿化的生命线。然而随着城市园林建设面积的快速扩大,园林用水量已经呈持续增加趋势,与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形成了竞争,造成了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之间的矛盾。园林建设是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其不应该以水资源的高消耗为代价。目前,我国尤其是西部地区,园林用水普遍来自自来水或者地下水,对自然降水利用效率较低,究其原因主要是园林灌溉技术落后,同时,园林灌溉配套设备缺乏。因此,在西部干旱地区,需要分类处理水资源,分类使用水资源,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园林规划需要注意雨水采集,使用渗透力较强的砖块,有利于雨水渗入地下,将地面雨水引流到地面,加大雨水对地下水的补给。同时,运用节水技术灌溉技术减少水资源消耗:一方面选取合理的喷头器进行定向喷灌,另一方面可对园林植被施用保水剂、抗旱剂等减少水分损失。园林建设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选用树种时应大力提倡选择适合当地的乡土植被,不仅使景观有地域特色,还可以更好地节约用水。尤其是在西部的干旱地区,其水资源相对而言还较为匮乏,需要对其园林建设进行良好地分配,从而达到良好的节水效果。

4结语

节约型园林在西部干旱地区的建设十分关键,其能够有效改善经济建设和生态压力之间的矛盾。在建设节约型园林的过程中,一定要结合实际情况,合理规划、科学管理,同时采用新工艺,做好节水保护工作。

摘要：节约型园林是一种天然的屏障,其不仅能够让西部生态脆弱地区的环境得到全面优化,而且也能绿化环境,使生态环境得到全面恢复。但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会面临很多的建设困境。本文主要针对节约型园林在西部干旱地区的建设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节约型园林,西部干旱区,建设探讨

参考文献

[1]陶慧.解析新疆地区节约型园林的实施方法[J].江西农业.2016(1)

西部生态环境脆弱性 第2篇

岩溶煤矿区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与对策

摘要：以既是岩溶地区又是煤矿地区的重庆市南桐矿区为研究对象,在分析研究区生态环境脆弱性成因的基础上,以行政村为研究单元,选取2大类7小类共29个评价指标,通过层次分析方法计算各指标的相对权重,并在GIS支持下对该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度进行计算和定量评价,划分出极强度脆弱区、强度脆弱区、中度脆弱区和轻度脆弱区4种不同脆弱等级.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比较严重,在90个评价单元中,有43个单元为极强度或强度脆弱,26个评价单元为中度脆弱,21个评价单元为轻度脆弱.整个研究区的`脆弱度为0.537,已经非常接近强度脆弱等级.最后对这类地区的研究和治理提出了对策和建议.作 者：周廷刚 苏迎春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重庆,400715期 刊：人民长江 PKU Journal：YANGTZE RIVER年，卷(期)：,39(24)分类号：X171.1关键词：岩溶煤矿区 生态环境 脆弱度 定量评价 GIS

西部生态环境脆弱性 第3篇

关键词：模糊评价法；生态环境；重庆市

1.研究背景及意义

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和各种非生物的自然因素组成的生态系统的整体，是影响人类生活、生产的各种自然力量或作用的总和。而城市生态环境是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按人的意志经过加工改造而成的适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人工环境[1]。随着城市的发展，各种城市生态问题也逐渐显现，如姜乃力[2]和史爱玲[3]就曾研究过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热岛”、“混浊岛”、“雨岛”效应等。重庆的生态环境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区域的发展，研究其生态环境脆弱成因，形成机制及脆弱性评价有助于因地制宜地利用各项资源及保护全区的生态环境，并可对全区的可持续发展建设提供建设性意见。

2.研究方法及脆弱性评价

模糊评价法是以模糊推理为主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精确与非精确相统一的方法。其适用范围较广，可用于省、区等大范围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AHP评价法是将影响结论的因子进行相互比较进而得出各因子权重的方法。

考虑到生态环境系统具有多元化和复杂性，本文从自然因素和人为干扰因素两方面出发选取降水量，日照时数，森林覆盖率等16个指标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下为统计年鉴中各因子情况：降水量（毫米）从2008到2012年为9853、11989、10447、9928、11044。平均气温从2008到2012年为1860、1900、1870、1770、1830。日照时数（时）从2008到2012年为7038、9439、9106、12702、8120。平均相对湿度（%）从2008到2012年为8200、7980、7760、7400、7170。森林覆盖率（%）从2008到2012年为3400%、3500%、3700%、3900%、4100%。地表径流量（亿立方米）从2008到2012年为57693、45591、46430、51458、47689。地下水量（亿立方米）从2008到2012年为8840、8186、9626、9831、9779。农业有效灌溉面积（万公顷）从2008到2012年为6589、6720、6853、6929、7030。农作物的总播种面积（公顷）从2008到2012年为3215064、3308300、3359387、3413088、3477694。环保投资（亿元）从2008到2012年为12642、28840、30490、27520、23240。生活污水排放量（万吨）从2008到2012年为78086、81385、82933、973556、101676。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万吨）从2008到2012年为67027、65684、45180、33954、30611。工业废气排放量（亿标立方米）从2008到2012年为735073、1258652、1094313、912107、835988。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从2008到2012年为7907、7980、8040、7686、8156。农用化肥施用量（折纯）（万吨）从2008到2012年为8814、9117、9182、9558、9602。总人口（万人）从2008到2012年为325705、327561、330345、332981、334344。

由于各评价因子对生态系统影响程度不同，本文将用层次分析法对各评价因子的重要程度进行区分以确定各评价因子的权重，其次，根据各评价指标分级和隶属函数对各评价因子进行隶属度的计算，而后将评价因子隶属度与其所占权重相乘即可得到其脆弱度。

將表中因子分成环境因子、结构功能、干扰因子三类，结合层次分析法等可得哥因子权重依次是069、022、009。其中环境因子包括降水量、平均气温、日照时数、平均相对湿度，其权重依次是009、016、027、048。结构功能因子有森林覆盖率、地表径流量、地下水量、农业有效灌溉面积、农作物的总播种面积，其权重依次是005、010、020、018、046。干扰因子有环保投资、生活污水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农用化肥施用量、总人口，其权重依次是006、032、021、007、005、011、018。根据隶属等级及隶属度公式可得到各指标每年的等级隶属度，如2008年降水量为9853；介于Ⅳ级的800到Ⅲ级的1000之间，因此其Ⅲ隶属度为（9853-800）/（1000-800）=093而其Ⅳ级隶属度为：007；以此类推可得到各年份各因子隶属度。以隶属度为根基可最终得到各年份各大类因子的脆弱度。

由上可得环境因子、结构功能、干扰因素在2008年的脆弱度依次为043、009、004；在2009年的脆弱度依次为046、013、004；2010年的脆弱度依次为033、012、003；2011年的脆弱度依次为048、016、004；2012年脆弱度依次为036、012、005。

3.总结与建议

重庆市生态环境脆弱度在2008—2012年间波动不大，原因可能是：1.重庆生态环境脆弱度的抵抗力和恢复力较强。2.各评价因子在这五年间变化不大。但是，人为干扰因素脆弱度较差，稳定性较弱，对生态的影响程度较大，主要原因应该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频繁的生产生活活动产生了大量废气废水废物，进而对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针对以上问题，提出意见如下：1.合理利用土地资源。重庆以低山、丘陵为主，耕地条件相对较差，所以重庆应在保持基本农田的同时注重农、林、牧、渔兼并，此外，也要改变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发展绿色有机农业。2.分区生态治理。不同区域生态环境特质和生态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从产生问题的根本性出发，针对主导影响因素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3.实时监测，加大对排污指标的监管，配备净化技术设备4.日常生活中注意环保细节。譬如少使用非降解塑料餐盒，少燃放烟花炮竹，少焚烧秸秆，回收废物等。

参考文献：

[1]赵秀勇，缪秀波.生态足迹分析法在生态持续发展定量研究中的应用[J].农村生态环境，2003，19（2）：58-60.

[2]姜乃力.城市化对大气环境负面影响及其对策[J].辽宁城乡环境科技，1999，19（2）：63～66.

[3]史爱玲，闫庆松.城市化对环境的影响与对策[J].山东环境，1999，88（1）：35～36.

作者简介：郑梦玲（1990.10—），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景观设计。

西部生态环境脆弱性 第4篇

20世纪90年代, Wackernagel、Rees提出利用生态足迹模型来测算各种资源与能源的占用[2]。自生态足迹概念提出后, 国际上开始沿用此模型来分析人类对生态资源的需求和生态资源的承载力情况。在此模型的基础上, 学者们从单纯研究生态环境开始转向研究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崔凯等以1990—2011的数据为基础, 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分析了天津市生态承载力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3];任继周在荒漠—绿洲草地农业系统相关研究中, 提出农业生态环境经济系统耦合问题[4], 有关农业生态环境系统与农业经济系统耦合研究不断开展起来。王润平等从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分析[5,6]出发, 研究了山西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程度;贾凤梅依据2000—2009年的数据, 利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对黑龙江省绥化市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了分析, 最后得出发展农村循环农业可促进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持续协调发展[7];王继军在系统耦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系统耦合过程模型, 并按照贝塔兰菲的一般系统理论对陕西省黄土丘陵纸坊沟流域农业生态—农业经济两系统的互动过程进行了量化分析, 最后得出影响系统演变速度的原因[8,9]。

综上所述, 国内学者对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模式、系统耦合态势的研究多集中在农业经济发展快于农业生态环境且资源相对丰富的中东部地区, 而对农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且资源较匮乏的西部生态脆弱地区的关注较少。西部地区为了发展经济而消耗原本就稀少的能源和资源, 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基于此, 本文选取我国西部典型的生态脆弱省份甘肃省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构建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发展评价体系, 结合2000—2013年的相关数据, 运用耦合理论及其相关模型对甘肃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程度进行测算, 为今后促进西部生态脆弱区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协调发展探寻途径。

1 研究区域概况

甘肃省位于我国西北部、黄河上游, 地处93°28'—108°44'E、32°36'—42°48'N, 面积39万余km2;地形复杂、狭长, 位处高原而且多山, 平均海拔在1000m以上, 相对海拔高度4800m。由于甘肃省位于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区, 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甘肃省的气候类型相对复杂, 包括了除热带以外所有的气候带。复杂的气候类型不仅使甘肃省自然环境具有多样性和脆弱性的特点, 更严重影响了农作物产量, 给农户带来了巨大农业生产风险, 进一步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由于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 20世纪50—80年代, 甘肃局部地区为了扩大耕地面积毁林开荒, 导致属甘肃部分的子午岭林区林线后退12—21km, 森林损失面积24.3×104hm2;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使农田减少, 人均耕地面积也有所减少。甘肃省干旱少雨, 干旱及半干旱地区占全省面积的57%, 水土流失严重。截止2013年, 甘肃省水土流失面积为1545.94万hm2, 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34.1%。同时, 甘肃省也是全国荒漠化面积较大、分布面积较广、危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土地荒漠化面积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45.12%, 目前还有218万hm2的土地有荒漠化趋势。甘肃省天然降雨量少且大部分地区处于干旱地带, 湖泊数量少, 水资源未被合理利用且污染严重, 导致土地沙化、次生盐碱化、地面下沉等生态恶化现象, 因此甘肃省生态环境恶化面临着严峻考验。

2 研究方法

耦合 (coupling) 概念来源于物理学领域, 是指两个及以上系统 (或运动形式) 通过某种途径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根据协同论原理[10], 系统走向有序的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耦合度就是用来度量这种协同作用的, 它能描述系统发展过程中序参量之间协同作用的强弱程度。系统耦合是由两个及以上有相互作用关系的系统, 在各要素条件的作用下, 逐渐结合为一个新的趋向亲和的功能—结构体。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系统耦合度是指农业生态环境系统和农业经济系统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作用, 以其各耦合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程度的大小反映出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因此, 运用“耦合度”模型可很好地分析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系统耦合的协调性状态和发展趋势。

2.1 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具体的函数关系式为:C={ (U1×U2×…×Um) /[Π (Ui+Uj) ]}1/n, i, j≤m, i≠j。本文是对双系统耦合度进行测量和分析, 可直接得到双系统耦合度函数, 其形式为:

式中, U1、U2分别为甘肃省农业生态环境指数与农业经济发展指数。显然, 0≤C≤1, 当C=1时耦合度最大, 当C=0时耦合度最小。然而, 耦合度在有些情况下却不能有效反映出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两系统整体协调性的大小, 没有综合两系统评价指数的协调状况, 尤其是要进行时序比较的情况下, 它不会随着农业生态环境或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而呈阶段性的有序演变[11,12]。因此, 客观评价两系统耦合协调程度还需要在耦合度的基础上定义耦合协调函数, 其形式为:

式中, D为耦合协调度, C为耦合度, T为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 a、b为待定系数。耦合协调度函数模型虽然简单, 但综合了甘肃省农业生态环境指数和农业经济发展指数的协调状况C, 以及两系统所处的发展总体水平T。因此, 在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正向作用下呈现协调发展状态, 且随着其协调区间内D的增加, 两系统充分发挥了互补互动力作用, 最终当D=1时, 两系统达到最佳耦合协调状态。

然而, 仅采用耦合协调度的上述划分方式进行分析研究略显粗略, 其详细划分情况在参考他人研究[11,12,13]的基础上, 结合农业生态环境系统发展指数U1和农业经济系统发展指数U2, 综合D的数值和U1与U2的关系设置为表1, 从而确定两系统的耦合协调状态和趋势。

2.2 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数据的选取

对农业生态环境系统和农业经济系统的合理量化是科学判断与计量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程度的前提, 故对量化两系统发展水平指标的选取十分关键。国内学者关于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相关研究较多。研究省域农业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学者认为, 农业生态环境系统是由农业生态系统和农业经济系统组成的, 在指标的选取上应具备两个系统各方面的特征[13];研究市 (区) 农业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学者提出, 应在研究区域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现状的基础上, 依据科学性和因地制宜的原则来选取有代表性的指标[7];研究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程度的学者将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看作一个复杂的系统, 需要通过多个指标构建一个有机的评价指标体系, 结合所研究地区的实际情况, 选取具有较强独立性和代表性的指标[12]。但目前对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分析尚无统一的指标体系, 因此, 为了合理量化甘肃省农业生态环境情况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证明两系统的耦合关系, 在借鉴王继军等对农业生态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相关研究的基础上[13,14,15,16], 结合甘肃省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经济的实际情况, 采用具有代表性的指标综合考量并结合数据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获取性, 选取19项指标作为甘肃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 (表2) 。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2001—2014年《中国农业年鉴》、《甘肃省统计年鉴》、《甘肃省农村年鉴》、《甘肃发展年鉴》、甘肃国土资源网图集和国土资源公报。

依据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公式的求解需要, 首先需量化两系统发展水平, 而正确的对两系统发展水平的各项指标进行赋权又是关键一步。由于德尔菲法的传统赋权方式主观性较强, 受赋权人偏好影响较大, 故采取熵权法对分别两系统各项指标进行赋权[14], 其相关公式为:

数据标准化处理:

信息熵冗余度:dj=1-ej

计算单指标评价得分:Sij=Wi×X'ij

式中, Xij为第i年第j项评价指标的数值;min{Xj}和max{Xj}分别为所有年份中第j项评价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k=1/lnm, 其中m为评价年数, n为指标数。

3 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度计算结果与分析

3.1 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发展度计算

根据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表3) , 逐级带入式 (1) 和式 (2) 计算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系统耦合发展度数值, 将该系列数值与时间序列拟合, 计算结果见表4。

3.2 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协调结果分析

通过计算可知农业生态系统与农业经济系统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 并推知2000—2013年这一时期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类型。从农业生态环境系统和农业经济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来看, 甘肃省农业生态环境在2000—2013年中虽然呈上升趋势, 但是波动幅度较大, 从2002年开始其综合评价指数超过了农业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2000年, 甘肃省开始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并对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高度重视, 大力推广节水技术和旱作农业。在长期生态环境建设和治理的作用下, 甘肃省农田成灾面积逐年减少, 从2000年的1311000hm2减少到2013年的460300 hm2;森林覆盖面增长率为46%, 人均水库容量也在以平均每年2%的增幅增加。甘肃省农业经济综合评价指数在13年中波动较大, 2002年达到最低, 2006年开始直线上升, 但波动幅度较小, 农业经济发展缓慢。甘肃省是农业大省, 全省有52个国家级贫困县。2006年之前, 甘肃农业总产值上升幅度控制在20—30亿元, 这引起了国家对甘肃省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视, 并出台了许多强农惠农政策;2006年以后甘肃农业总产值以80—200亿元的上升幅度持续上升, 但农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却有减无增。从2008—2013年的农民人均收入来看, 甘肃省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 与同期全国水平相比达2000—4000元的差距。如果按每年平均400元左右的增长速度, 甘肃省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滞后于全国水平10年左右时间, 每年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通过耦合协调度可见 (图1) , 农业生态环境系统和农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程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依据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类型判别标准可以推知2000—2002年甘肃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处于失调衰退区间, 2003—2008年耦合协调度处于过度调和区间, 2009—2013年两系统达到初级协调水平。根据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具体演进变化, 将甘肃省2000—2013年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经济“双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0—2005年。甘肃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正从失调衰退区向过渡调和区过渡, 协调性逐年增强, 但仍属于失调状态, 2000—2001年农业生态环境发展滞后于农业经济发展, 2002—2005年农业经济发展则一直滞后于农业生态环境发展。2000—2001年, 耕地面积减少幅度大于农村人口减少幅度, 森林覆盖率保持在4.8%, 农田成灾面积达100万hm2以上, 占耕地面积的0.04%。这一时期, 农林牧渔总产值从323.03亿元增加到344.61亿元, 农业劳动生产率也有所提升,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农业生态环境的承载力。2003—2005年农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从最高水平的60%递减到58%, 生态环境的受损会制约农业经济发展, 两系统处于失调状态。甘肃省作为西部生态脆弱地区逐步加大了建设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投入, 以增强农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二阶段:2006—2010年。甘肃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 虽仍处于过渡调和区间, 但已从濒临失调过渡到勉强协调。甘肃省经过对农业生态环境的长期建设和治理, 农村人口虽然逐年递减, 但人均耕地面积却逐年上升, 森林覆盖面从6.7%增加到11.3%, 特别是在耕地面积逐年增加的前提下, 成灾面积从1522.2万hm2骤减到663.2万hm2, 旱涝保收面积也从979.48hm2增加到1009 hm2。农林牧渔总产值在5年间平均增长率为15.6%, 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209.6元, 说明生态环境的逐渐改善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并提高了农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虽然这一时期甘肃农业经济发展滞后于农业生态环境, 但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经济“双系统”趋向协调。

第三阶段:2011—2013年。2010—2011年甘肃农业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U1大幅下降, 2013年旱涝保收耕地面积从1009 hm2减少到1005.28 hm2, 水土流失治理率下降了6%。为了保证农业产量的增加, 农田农药施用量也在逐年递增。农业经济综合评价指数U2小幅上升, 农业增加值以平均每年60亿元的增幅上升, 但2011年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滞后于农业生态环境, 一方面是农业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率的提高, 另一方面是自然灾害或人为原因导致农业生态环境受损。2011年以后, 国家启动了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 加强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发展循环农业和生态农业, 在重点生态脆弱区和重要生态区位结合扶贫开发, 实行生态经济“两手抓”。面对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 促进农业生产上新台阶的制约越来越多, 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3年时间农民人均收入仅仅上升了1224.7元。2013年国家在对促进西部地区发展和扶贫开发方面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要抓手, 强调切实保护好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 在治理生态环境的同时发展经济, 使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呈现更好的协调状态, 从初级协调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4 结论

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得出以下结论: (1) 2000—2013年, 甘肃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发展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虽有波动, 但整体呈上升趋势, 两系统协调发展程度经历了三个阶段, 其关系从“轻度失调”提升至“初级协调”。 (2) 2002—2013年甘肃省农业经济发展一直滞后于农业生态环境, 2002年以前农业经济发展制约了农业生态环境的承载力, 生态环境破坏严重;2002年以后甘肃省逐渐开始重视发展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 放慢了农业经济发展速度, 着力于农业生态环境的治理和建设, 政策重心的转变不但提升了地区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 而且间接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增长。 (3) 熵权法赋权结果显示,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的比重对农业生态环境的贡献最大 (0.1869) ,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的增加提高了水资源、耕地资源的合理利用率;在农业经济系统中, 农业增加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的贡献最大 (0.12) 。通过2000—2013年的农业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U2可知, 农林牧渔增加值所占比重的大小与增减幅度决定了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这也表明西部地区农业经济结构仍有较大的调整空间。因此, 甘肃省应加强农业生态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 建立健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 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达到甘肃省农业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摘要：为探求西部生态脆弱区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关联性与协调性, 通过构建双系统发展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 选择西部生态脆弱区典型省份甘肃省为研究对象, 对其2000—2013年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随着对经济与生态环境两者地位认知的转变与针对性的重心调整, 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协调性由起初的失调状态演变为期末的初级协调, 期间农业经济的发展一般滞后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提升, 农业经济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而耦合度与政策在时间上的强相关性表明西部生态脆弱区亟需制定稳定有效的长期性生态保护与促农政策。

南大港湿地生态脆弱性分析 第5篇

南大港湿地生态脆弱性分析

摘要：由于南大港湿地所处的地理位置,受上游和周边的.影响,生态脆弱性突出,主要表现在水源供给保障脆弱性、水质污染脆弱性和人类活动综合影响干扰的脆弱性.通过对南大港湿地生态脆弱性分析,为保护和恢复湿地提供科学依据.作 者：董淑萍 作者单位：河北省沧州市水利勘测设计院,河北,沧州,061001期 刊：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 ISTIC Journal：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S AND WATER SCIENCE & TECHNOLOGY年，卷(期)：,8(5)分类号：X171 X52关键词：湿地 生态脆弱性 水质污染

生态脆弱地区农业结构优化研究 第6篇

关键词：生态脆弱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区位商；优化对策

中图分类号： F12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5）11-0563-05

收稿日期：2015-01-2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41161070）；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编号：2013F2001）。

作者简介：李益敏（1965—），女，云南昆明人，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研究。E-mail：liyimin1965@163.com。产业结构是人类作用于生态环境系统的主要环节，决定着资源消耗的种类和水平，它的组合类型和强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效益、资源利用效率和对环境的胁迫[1]。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一直是区域产业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在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日益加剧的新形势下，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2]。产业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3-4]，不同产业结构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内在活力和增长潜力，并最终引起经济以不同的速度和质量增长[5]。产业结构不合理明显地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6-7]，合理的农业产业结构能实现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保证农村社会经济持续发展[8]，产业结构调整要和区域资源禀赋有机结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加农民收入[9]，是区域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10]。农业结构调整是解决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益差的一项重要举措[11]。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中要结合生态环境建设，发挥区域资源优势[12]，极大地缓解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类活动对环境质量的破坏。区位商是区域经济学中常用的分析区域产业布局和产业优势的指标，是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决策的主要分析方法[13-16]。在全球低碳经济发展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中要综合考虑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的生态化、低碳化[17-20]，从传统的依赖资源耗竭的线性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资源循环发展的经济模式[20]。怒江州作为生态脆弱区，产业发展既要考虑产业的区位商优势、资源禀赋，更要考虑到产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选出既具有区位比较优势又对生态环境影响相对较小的产业作为重点发展的产业，提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策略，为怒江州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研究区概况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的“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辖泸水、福贡、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和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4个国家级贫困县，是一个集“山高、坡陡、谷深，边疆、民族、贫困” 为一体的民族自治州，国土面积1 470 300 hm2，其中，耕地面积50 569 hm2，占国土面积的3.4%，坡度超过25°的陡坡耕地占全部耕地面积的76%；林业用地面积1 224 447 hm2，占国土面积的83.3%，农业人口人均林业用地2.66 hm2；牧草地97 400 hm2，占国土面积的6.6%。怒江长期以来的陡坡垦殖等传统农业发展模式不仅没有带来经济的发展，还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怒江走入了“愈垦愈穷、愈穷愈垦”的恶性循环，严重制约了区域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怒江州被列入《我国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西南山地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区，怒江州的生态环境脆弱性表现为：地形起伏大（坡度>25°的陡坡地占土地总面积的80.64%）、地质结构复杂，水热条件垂直变化明显，土壤瘠薄。怒江州也被列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川滇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艰巨。怒江长期以来的陡坡垦殖等传统农业发展模式不仅没有带来经济的发展，还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目前，需要转变发展思路，走“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实现区域跨越发展。

人均纯收入水平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合理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怒江州人均纯收入水平低，与云南省、全国的差距在扩大（表1），1990年怒江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云南省的79.48%，为全国的62.68%；至2011年，仅为云南省的50.02%、全国的33.85%，不仅说明怒江州是我国经济极度不发达地区，也说明怒江的发展没有和区域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区域资源禀赋有机结合，产业结构尚有调整优化的空间，依托区位优势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是怒江州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2怒江州农业产业结构区位商分析

2.1区位商

区位商（Location Quotient，LQ）又称区域规模优势指数或区域专门化率，是指一个地区某项指标（产业或产品）的产值在该地区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与全国该指标（产业或产品）产值在全国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的比率，是以全国指标（产业或产品）的平均值作为参照系，衡量某一个区域指标（产业或产品）结构与全国平均水平差异的指标。用来衡量某产业在一个地区的规模聚集程度及其在高一层次区域中的集聚规模优势程度，在衡量区域优势产业上排除了区域规模的差异因素，能够真实的代表一个区域的优势和劣势产业以及它们的变动趋势，从而对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作出评价和对策建议。

2.2怒江州农林牧渔业专门化程度评价

与全国比较，怒江州第一产业略有优势，但波动大，其中1995年、2000年、2005年区位商大于1.5，优势明显，第二、第三产业没有优势或优势不明显，但第三产业呈上升趋势，有发展潜力。与云南省比较，怒江州各产业区位商没有优势或优势不明显，第三产业呈明显上升趋势，有发展潜力（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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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农业产业内部，与全国比较，怒江州林业和牧业具有比较优势，特别是林业的区位商大于2.46，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是怒江州具有竞争力的产业。而怒江州农业及渔业的区位商值都小于1，不具优势，竞争力较弱，特别是渔业区位商仅0.02，处于明显的比较劣势。与云南省比较，林业和牧业具有微弱的比较优势，农业、渔业没有比较优势（表3、图1、图2）。怒江农业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林业产值比例小（表4），与怒江州农业人口人均林业用地面积是云南省人均平均水平的5倍的状况极不协调，怒江的林业资源长期处于“大资源、小产业、穷林农”的状态，调整优化空间大。

2.3农业内部不同产业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

通过区位商分析，怒江州农业产业中具有明显优势的产业是林业，具有微弱优势的是牧业，农业、渔业不具备优势。

畜牧业对环境的影响小于种植业，因此林业和畜牧业是怒江州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是生态环境影响系数较小、生态效应较好的产业，应该作为怒江重点扶持发展的产业。怒江州要大力发展具有高原特色的生态林业，提高林业产值，调优畜牧业结构，发展生态畜牧业，把发展林业、畜牧业作为区域经济跨越发展的核心产业，使农民从林业、畜牧业中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

3怒江州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思路

怒江州作为生态脆弱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中要充分挖掘本地区的特色和优势，超前部署，抢占具有低碳生态经济特征的新一轮产业制高点，夯实发展低碳经济的产业基础，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赢得主动[21]。

怒江州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要依托区域资源禀赋，挖掘产业优势，突出特色，从保护“三江并流世界遗产”生态环境的需求出发，将保护生物物种资源、集约发展生态农业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核心要素，结合退耕还林（草）等政策，优化农业内部产业结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前提下的农、林、牧产业的协调互动的生态立体农业模式。使农业发展从传统的依赖资源耗竭的线性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资源循环发展的经济模式。在发展中不断实现由低端平面化向多层次立体化发展，推进怒江州走上特色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3.1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发展农业

怒江州作为一个高山峡谷地区，地形地貌特殊，地质灾害多发，耕地资源相对匮乏，受山高坡陡等地理环境约束，传统农业发展制约因素较多，也是怒江发展的制约因素，产值低，农作物产值仅为29.25 万元/km2，而经济林产值超过46.2 万元/km2[22]，长期的陡坡垦殖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发展，怒江的粮食仅能维持区域人口温饱（表6），还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怒江不可能走现代化的农业发展之路。随着人口增加、城镇扩展，陡坡耕地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怒江州耕地面积将越来越少，需要通过耕地质量保护、农田水利建设等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对区域内的相对集中成片的主要产粮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强管理，发挥规模效益。

3.2发展特色生态林业

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提升林业价值，是怒江立足自身的资源优势，实现跨越发展，减小和其他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最佳途径。结合怒江州政府提出的“生态立州”发展战略和“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发展道路，怒江林业发展必须突出生态特色。怒江经济发展的优势在山，潜力在林，怒江实现区域跨越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林业发展，林业发展空间大，必须把林业产业发展放在怒江州山区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首位，开拓林业新的发展领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怒江林业发展应结合国家还林、天保、防护林体系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农村能源建设及以速生丰产用材林为主的林业产业基地建设六大工程，抓好特色经济林产业、生物医药和林化产业、非木材产业、竹藤与速生丰产林产业、特色森林旅游业和观赏苗木等产业。构建林产品产、供、销服务体系，提高特色林产品的质量、效益、加工增值能力及产业化水平。

3.3发展特色生态畜牧业

怒江州畜牧业在全国具有一定优势，从畜产品结构看，主要以猪、牛、羊为主，与全国比较，羊肉优势较突出，而奶类、禽蛋与全国差距较大（表7）。畜产品结构有待优化，大力提高奶牛和鸡的养殖量，同时发展具有本地特点的优势品种和生态品种。如大力发展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保护名录》的独龙牛、独龙鸡，兰坪的乌骨绵羊、绒毛鸡、高黎贡山猪等高原特色畜禽优良品种，使怒江的畜牧业发展走上优势和特色共存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怒江州自然环境优美，污染企业较少，土壤、水体、草场受污染少，空气洁净，为发展生态特色畜牧业提供了天然的环境基础。当地草甸资源丰富，可以优化怒江州畜禽养殖结构，在稳定生猪生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草食畜牧业，把畜牧业培育成为怒江州农村经济支柱产业。建设一批特色化、产业化、区域化的畜产品产业基地和产业带，促进优势特色畜产品生产向优势区域集中，大力发展“林下特色畜牧业”，着力培植立体循环生态养殖业，倾力打造乌骨鸡、绒毛鸡等林下土鸡品牌，把山地养鸡作为农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来培植。加大草山资源的建设力度，强化天然草场建设，恢复植被，制定并执行天然草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促进天然草场保护和利用，提高草山单位面积的载畜量。结合国家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建设，合理布局还林还草。

3.4构建具有峡谷特色的生态立体农业模式

依托怒江州丰富的林地资源，典型的立体气候特征及多物种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发挥种植业和养殖业的互补优势，充分利用梯次时空组合不同生物种群，发展林下、林间种养殖业，实施“林药、林菜、林草、林禽、林畜” 等多物种共存、多层次配置、多时序交错、多级物质能量循环利用的立体种植、立体养殖、立体种养的生态农业模式，提高能量的循环效率、物质转化率及第二性物质的生产量，通过科学合理布局，推动怒江州立体农业发展，实现农业的集约、高效、持续、安全，获得最大的生态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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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

通过区位商分析，怒江州大农业产业中具有明显优势的产业是林业，具有微弱优势的是牧业。怒江州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要依托区域资源禀赋，挖掘产业优势，结合国家退耕还林等生态保护政策，发展具有高原特色的生态林业，生态畜牧业，发挥种植业和养殖业的互补优势，构建具有峡谷特色的生态立体农业模式，推进怒江州农业高效、合理化、高级化和可持续发展，实现区域社会、经济、生态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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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源西湖湿地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 第7篇

随着人类社会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生态环境的破坏降低了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生态调控能力。生态环境脆弱性指的是某一区域生态环境受到外界活动干扰时发生变化, 并且是向着不利于人类生存和资源持续利用、发展的方向变化, 同时这种改变很难恢复[1]。对某一区域生态环境进行脆弱性评价是识别该区域生态环境状况的有效手段之一, 已经受到国内外许多生态领域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当前, 对湿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进行评价主要包括生态环境敏感度、变异性、适应性等方面, 涉及区域生态演变、生态响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2]。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生态环境, 造成其生态脆弱性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同时, 在不同的时空尺度上, 生态脆弱性的程度也不同[3]。由于每一个研究者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以及研究角度各不相同, 评价方法和标准也没有统一规定。目前, 对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的方法主要有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模糊评价法、指数评价法等[4]。因此, 本文在对洱源西湖湿地生态环境进行脆弱性评价时, 根据区域特点, 采用生态脆弱性指数评价法从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两方面选择8个主要因素作为评价指标, 构建评价指标系统, 对其生态脆弱性进行评价。

2 研究区概况

洱源县位于云南省西北部, 大理白族自治州北部, 在北纬25°41′~26°16′, 东经99°32′~100°20′之间。气候属于北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 春冬多晴, 夏秋多雨。年平均气温13.9℃, 最冷月平均气温6.7℃, 最热月平均气温20℃, 年平均日照2451h, 年平均降水量734mm, 夏秋季占全年降雨量的90%以上[5]。洱源西湖湿地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右所西部的佛钟山脚下, 是一个高原平坝淡水湖, 主要由西湖、江尾、罗平山和螺蛳江组成, 总面积约80hm2, 湖面面积约4hm2, 平均水深4~6m, 最深达12m, 是洱海的重要水源之一。

3 研究方法

3.1 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是造成洱源西湖湿地生态脆弱性的共同原因。因此在建立评价指标时从这两方面的因子入手, 按照景观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并结合当地近年的统计年鉴选择具有代表性、实用性、综合性的8个评价指标[6], 如表1所示。

如表1所示的8个评价指标都是影响洱源西湖湿地生态脆弱性的关键因子, 有4个正向指标和4个逆向指标, 其中X1~X5是主要反映研究区域自然环境状况的成因指标, X6~X8是表现人口、社会经济、环境承受力等方面的结果指标。指标数据均来自于《大理州统计年鉴2013》及中国大理政府网站[7~8], 真实有效。

绿化覆盖率指研究区域内绿化总面积与总土地面积的比值, 表示该区域内的植被覆盖程度。此指标与生态脆弱性呈负相关, 是逆向指标;土层厚度指地面表层土的厚度, 此指标能够反映地表抗水流侵蚀的能力, 与生态脆弱性呈负相关, 是逆向指标;年均降雨量是反映研究区域水资源状况的指标, 与生态脆弱性呈正相关, 是正向指标;年均气温是反映研究区域热量状况的指标, 与生态脆弱性呈正相关, 是正向指标;水域面积此指标反映研究区域水体受外界污染和破坏的难易程度, 与生态脆弱性呈正相关, 是正向指标。人均GDP是反映研究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 与生态脆弱性呈负相关, 是逆向指标。人口密度是研究区域内人口总数与区域总面积的比值, 反映了人口对湿地环境的影响程度, 与生态脆弱性呈正相关, 是正向指标。人均耕地是该区域内耕地面积与人口总数的比值, 反映了当地的耕地资源状况, 与生态脆弱性呈负相关, 是逆向指标。

3.2 数据处理

表1中的数据均来自大理市洱源县政府网站, 数据真实可靠。但是, 这些原始数据的计量方式不统一, 不能直接进行脆弱性指数计算, 需要采用极大值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9], 数值标准化公式如下:

其中, Xi表示指标i的标准值, 表示指标i的初始值, Xi (0) 表示指标i曾出现的最大值。Xi (max) 逆向指标的数值标准化公式为:

不同的评价指标对生态脆弱性的响应强度不同, 因此引入权重值的概念, 利用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值进行生态脆弱性指数计算, 从而使得出的结果更接近真实水平。采用软件yaahp Version 0.4.1对表1的数据进行权重计算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值[10]。如表2所示。

根据表2中的指标权重值, 综合考虑数据特征和指标适用范围, 建立能够比较全面体现环境状况、社会经济状况的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数:

其中, M代表洱源西湖湿地生态脆弱性指数, Xi表示第i个指标的数量值, Yi表示第i个指标的权重值。

3.3 脆弱性评价标准

湿地生态环境的脆弱程度是相对而言的, 没有完全脆弱的或者完全稳定的生态环境。因此, 为了形象地表现生态环境的脆弱性, 人为地制定评价等级。目前, 在湿地生态环境脆弱性等级制定方面还没有统一的标准, 本文综合考虑云南地区、洱源地区的环境、社会经济情况, 制定了适宜于该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脆弱性评价等级。共设置略微脆弱、一般脆弱、比较脆弱、严重脆弱四个级别, 如表3所示。

4 结果分析

将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值代入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数公式中计算得出整个洱源西湖湿地的生态脆弱性指数M=0.5628, 根据表3的评价标准可得知洱源西湖湿地脆弱性为比较脆弱。

如表2中的指标权重值所示, 在影响湿地生态脆弱性的环境因素中绿化覆盖率、土层厚度、水域面积是主导因子。随着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发展, 当地的森林不断遭到破坏, 绿化覆盖率下降。在雨季, 山地遭受雨水冲刷, 水土流失严重, 土层厚度不断降低。同时, 当地农民以农耕为主, 为扩大种植面积不断围湖造田, 致使水域面积减少。在影响湿地生态脆弱性的社会经济因素中人均GDP、人均耕地是主要影响因子。洱源县地理位置比较偏僻, 虽然社会经济发展很快, 但是总体水平还是低于其他地区, 同时该地区属于高原平坝区, 四周环山, 人均耕地仅有1.02亩, 这也是造成围湖造田、砍伐森林的原因之一。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洱源西湖湿地生态环境处于比较脆弱的现状, 对该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刻不容缓。

5 结语

洱源西湖地处洱海源头, 是大理及周边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 在维持生态平衡、物种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已经被国家林业局批准建设为国家湿地公园, 这将推动当地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根据大理市大力发展旅游产业的政策, 建议洱源县政府加大对地梅子、菌类等特色产业的扶持和帮助, 减少水稻、玉米等经济价值不高的产业投入, 一方面增加农民收入, 另一方面还能吸引外地游客以增加旅游业收入, 同时也减少了当地居民对湿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希望本文的脆弱性评价能够为洱源经济发展和湿地保护规划提供借鉴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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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研究进展 第8篇

一、生态脆弱性概述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 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各种问题日益突出, 并切实影响到各区域生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诸多生态环境的研究, 都牵涉到生态脆弱性的评价与表达, 可见生态环境脆弱性研究已经是当前环境资源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 其评价将是制定区域可持续发展规划的重要前提。

生态脆弱性 (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概念最早源于美国学者Clements提出的生态过渡带 (Ecotone) 概念。此后, 国际环境监测活动以及一系列的综合性全球变化研究逐步展开。1989年, 第七届SCOPE (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 大会明确了生态交错区/过渡区的概念, 从此该领域的研究愈加活跃。至今, 国外的生态脆弱性研究已相对成熟, 不仅借助遥感、GIS、GPS技术深入到各类型区域, 如地学、生态、生物等领域, 而且出现了与景观学相结合或针对特殊条件的生态脆弱性评价体系。国内的相关研究相对较晚, 最早为朱震达针对中国荒漠化研究中提出的在中国的北方农牧交错地区存在一条地跨半湿润、半干旱和干旱区域的生态脆弱带。由此关于生态脆弱带的研究在中国逐步展开, 并在生态脆弱性的特征、脆弱生态整治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不同研究领域在生态脆弱性的定义、指标体系、评价方法以及研究人员的专业知识、操作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 因此对其评价结果在较大时空尺度上进行统一量化和应用较为困难。

近年来, 国内出现了一些针对专门领域和区域的生态脆弱性分析, 其中做得较为成熟的是地下水脆弱性研究。由于其目标专一, 以研究地下水的本质脆弱性为主, 同时应用了GIS技术并引入地下水运移模型, 因此研究相对而言较为深入。此外, 针对矿业城市、农业生态系统、南极地区的生态脆弱性评估, 以及建立在景观分析基础上的生态脆弱性研究也相继开展。而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研究及模型建立仍处于探索阶段。

二、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研究现状

借鉴诸多学者对于脆弱性的研究, 笔者认为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是指流域范围生态环境系统易于遭受人类活动、自然灾害威胁、自身环境变化和损失的性质和状态, 受损后难于恢复到原来状态和功能的性质。

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分析并非是纯自然意义的, 很大程度是对人类活动影响下的生态环境脆弱性进行评价, 类似于一种风险评价。其评价方法很多, 如模糊综合评判法、主成分分析法、集合论法、评分叠加法、聚类分析法、综合指数法、层次分析法等, 无论何种方法, 一般分三个步骤分析:1) 选择建立评价指标体系;2) 确定指标体系中各因子权重;3) 利用数学原理分析计算。

目前针对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 以河流流经区域的交错区、敏感区作为研究对象, 如杨建平等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长江黄河源区生态环境脆弱性进行综合评价, 最终得出源区不同点位的脆弱程度, 以此引起大家对源区生态环境的重视。2) 以流域范围内某一方面作为切入点进行探究, 如张春等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洞庭湖区湿地生态脆弱性进行评估, 评价结果基本符合生态现状, 同时也为湿地保护、开发提供依据;龚新梅等针对塔河流域天然草地生态脆弱性进行评价;王明泉等专注于黑河流域水资源的脆弱性评价等, 各位学者运用不同的方法、建立不同的评价体系提出适用于自己研究领域的独到见解;3) 对流域生态环境进行整体评价, 如王丽婧等运用AHP对邛海流域生态环境进行评估, 以求找到影响脆弱性的主次因子, 找到相关的改善途径;姚建等对岷江上游生态环境脆弱性进行聚类分析评价, 指出其生态环境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等。

三、渭河生态环境研究进展

1、目前对渭河的研究

(1) 关于水质评价和污染防治对策:如陈亚萍利用1991～2002年的统计资料, 分析渭河流域13个断面的水体污染过程和控制情况;孙程通过分析渭河干流13个监测断面及其支流的各种水质指标, 指出渭河水质污染程度和特点, 同时分析渭河流域污染负荷分布特征, 计算了渭河流域各地区污染负荷量, 并建立空间与属性数据相统一的地理信息数据库;

(2) 渭河水沙变化规律及原因分析:如延军平教授利用渭河魏家宝站、径河张家山站截止1997年的实测水文资料, 对比分析径、渭河年输沙量、含沙量的变化趋势及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 得出径渭分明的现代特征;刘海江分析渭河水沙来源及其分布情况, 并对不同年代的水沙情况进行了对比, 指出渭河流域90年代水沙的新特点;

(3) 关于渭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王雁林等从流域生态环境现状及未来需求出发, 从生态的角度探讨了渭河流域水资源合理配置与调控模式, 分析了2000年、2010年、2020年水资源合理配置与调控方案, 并论述相应的对策措施;李同升以渭河流域关中段为例, 应用SD方法建立系统线性增长模型、反馈增长模型和调水耦合模型, 对渭河流域水资源一社会经济系统进行时空协同性分析。

2、渭河流域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特征

(1) 环境污染严重, 生态环境质量下降。渭河水20世纪60年代可以淘米洗菜, 70年代可以洗衣灌溉, 如今河道里随处可见的是黑黄色的泛着泡沫, 散发着刺鼻臭味的污水。随着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 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排放量逐年增大。2005年全省COD总排放量35万吨, 渭河流域就有27万吨, 污染量占到全省的四分之三以上。

(2) 流域水量逐年减少, 水土流失现象严重;渭河流域是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长期以来由于人类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 导致地表植被严重破坏, 林线后退和大量弃渣, 人为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增加加快。

(3) 泥沙淤积, 河道滩面上延抬升, “悬河”态势不断加剧, 洪水期间, 黄河倒灌渭河现象仍然存在。由于上游河道水土流失严重, 导致河水含沙量的增大, 下游河床淤积, 渭河河床抬升, 使得渭河河道坡陡变缓, 河槽日渐萎缩, 水流不畅, 河道发生堵塞, 漫堤, 其结果不仅侵害大量良田, 加重了洪水灾害。

四、结论

渭河作为陕西的母亲河,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是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 生态环境受到的影响越来越严重, 许多学者已经针对渭河流域生态环境提出一些定性的对策、建议, 且有些建议已经处于实施阶段, 但是对于定量分析其生态环境脆弱性程度方面还有待加强。今后, 笔者将从量化角度着手, 利用AHP等方法建立渭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体系, 探究其脆弱度的严重性, 并建立具体的生态补偿机制, 为流域生态脆弱性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摘要：作为陕西的母亲河, 渭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 表现出明显的生态脆弱特征, 本文基于诸多学者对渭河流域生态环境的研究, 对比分析其研究中的异同点, 探究生态环境现状, 并提出笔者针对渭河流域生态脆弱性继续探索的一些思路想法。

关键词：渭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

参考文献

[1]KAMALJIT S B, GLADWIN J, SIDDAPPA S.Poverty, Biodiversity and Institutions in Forest-Agriculture Ecotones in the Western Ghats and Eastern Himalaya Ranges of India[J].Agriculture, 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 2007, 121.

[2]朱震达.中国脆弱生态带与土地荒漠化[J].中国沙漠, 1991, 11 (4) .

[3]姚建, 丁晶, 等.岷江上游生态脆弱性评价[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04, (7) .

社会生态系统及脆弱性驱动机制解析 第9篇

1 社会生态系统的内涵

最初的生态研究只关注生态环境本身,但自上世纪后半段,随着全球社会发展的加快,一系列因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逐步引起了人们的反思。人们也逐渐意识到,生态研究不能仅局限于自然生态,除关注生态环境本身外,来自社会方面的影响也同样不容忽视。社会生态系统正是一种基于生态系统、社会间相互影响与制约的新生态研究理念,强调社会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这其中来自社会的因素包括经济、人口、制度、发展等各种人类在社会中的活动,虽然在社会生态系统中,影响生态环境的社会因素众多,且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但社会各类因素对于生态脆弱性的驱动机制,还是有章可循的。

2 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驱动机制

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是生态环境中的固有特性,但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会造成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加剧,进而引发生态系统的各类危害事故,这就是脆弱性驱动。例如目前国内外很多地区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都带来了各类生态负面影响,如温室效应、水土流失、植被破坏、泥石流等。社会不断发展,如果不能处理好社会与生态之间的协调性,那么在社会发展的同时,势必会加剧生态的脆弱性驱动,带来无法弥补的生态问题,同时也制约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1 技术、产业对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驱动机制

从科技进步的角度来看,每次技术进步都会提升社会的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社会的产业结构、布局存在差异,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在当前社会发展阶段,我国各类产业结构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也存在差别。

2.1.1 第一产业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依赖性大,资源为局部开发,自然生态对第一产业的制约性强,总体来看,第一产业对于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驱动强度小、范围小。

2.1.2 第二产业需要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排放大量的废弃物,并消耗许多自然资源,很容易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对于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驱动强度大、范围广,因将其作为协调自然生态因素与社会因素的重点进行管理。

2.1.3 第三产业对于生态环境的依赖性大,但不会排放大量废弃污染物,总体来看,第三产业对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驱动范围大,但强度较弱。

2.2 人口素质对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驱动机制

人口是社会中的个体,人口素质一方面会决定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是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驱动的因素之一。人口素质并不是人口数量,它指的是人们的思想、文化程度、精神面貌、生活方式、环保意识等。高人口素质的地区的社会发展迅速,人们能够快速接受现代文明,加强环保理念,并可借助现代科技加强环保效果。因此提升人口素质,是降低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一项有效途径。

2.3 制度、法律法规对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驱动机制

科学的管理模式与法律法规制度能够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行为起到一定约束,例如某工业单位制度的制定者,在制定相关制度时,没有加入制衡自然生态、社会等方面的考量,只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那么所制定的狭隘性生产管理制度,虽然能够为企业实现暂时性的增产增效,推动社会发展,但从长运角度来看,当地自然生态环境会遭到破坏,随着生态问题的加剧,企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就造成了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驱动。因此为维护社会生态系统,需要从制度、管理方面,强化自然生态与社会的协调。这就需要各企业在制定各类生产制度的同时,意识到自身的生态环境责任,同时相关部门也应强化监督管理,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各企业的行为进行约束。

3 结语

自进入工业文明以来,全球社会发展加快,一系列因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逐步引起了人们的反思。人们也逐渐意识到,生态研究不能仅局限于自然生态,除关注生态环境本身外,来自社会方面的影响也同样不容忽视。综上所述,本文首先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内涵进行概述,在此基础上,分别从社会的产业结构、技术、人口素质、制度、法律法规等方面对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驱动机制进行探讨,希望能为相关人士提供些许参考。

参考文献

[1]余中元,李波,张新时.湖泊流域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演变及调控研究——以滇池为例[J].人文地理,2015(02).

[2]李洁,赵锐锋,谢作轮.甘肃省区域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综合评价[J].经济地理,2015(12).

论生态旅游的脆弱性及其保护 第10篇

生态旅游是指具有吸引生态旅游者前往游览的吸引力因素和明确划定的区域范围, 能使生态旅游活动得以实现, 并能提供各种必要的旅游附属设施、服务及环境保育措施的旅游经营场所。生态旅游应该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旅游, 它更加注重对自然景观的保护。

我国生态旅游的发展离不开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的支持。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在1982年成立的国家级森林公园, 它把旅游开发和生态环境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国家级森林公园。此后, 这样的森林公园越来越多, 到2007年初, 我国已经有了600多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并且自然保护区也越来越多, 到2011年底, 我国已经建成了373个自然保护区。到2005年3月, 加入联合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的自然保护区有26处,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7个。

2 我国生态旅游的脆弱性及原因

我国生态旅游的脆弱性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理解:一是把生态旅游资源脆弱性定义为生态旅游资源本身所具有的容易受到外界 (自然的或非自然的) 破坏, 从而失去其自身的平稳性、坚韧性并最终导致生态旅游资源的消亡, 即易破坏性。二是生态旅游资源本身具有的不适应过度市场开发与需求的性质, 即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有与市场过度需求相矛盾的一面, 也就是不适应性。

首先, 我国生态脆弱区多分布在干旱、高寒等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 受各种自然因素的制约, 生态系统发生发展进程十分缓慢。因此, 原本脆弱的生态系统一旦遭受破坏, 其再建能力就十分有限, 生态恢复周期很长, 甚至不可恢复。

其次, 区域地方政府基于短期收益目的的无则开发与过度开发, 容易使本就脆弱的地域生态旅游进入粗放的发展模式, 同时这些不计划或错误人为理念指导下的生态旅游思路, 加剧着生态和环境破坏的程度。

那么, 具体说来, 有哪些因素可成为生态旅游脆弱性形成的原因呢?

2.1 体制管理因素

当前, 我国生态旅游景区主要是分布在各类型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 所以我国的各生态旅游景区都是由各地的林业、国土、水利、建设、环保等部门来负责的。但是近年来, 由于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行政管理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非“法定“行政管理部门和个人, 他们有权利对相关的生态旅游景区进行行政管理, 给我国的生态旅游景区的管理增加了难度, 再加上我国相关生态旅游管理体制的不健全, 近年来景区管理问题频出, 比如在一些景区由于旅游企业和景区村民没有协调好门票收入分红, 景区村民就擅自关闭核心景点, 严重影响了景区的正常经营秩序等, 如果不对这些问题进行修正, 不仅不利于旅游行业的良性竞争, 还对该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挑战。

2.2 开发监管体系的缺失

旅游资源开发缺乏科学、可持续的开发指导思想, 部分政府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不对将要开发的旅游资源进行过多的研究和规划就进行开采, 尤其是对于一些新的旅游区的开发, 部分开发者在开发的过程中不注重对周围环境的保护, 对周围环境造成很大的损害, 很不利于景区的可持续发展。这都是由于景区开发监管体系的不健全造成的, 此外开发监管体系的缺失还表现在许多地方在开发这一旅游资源时, 管理不善, 执法不力, 不少野生动物遭到乱捕乱杀, 有的宾馆饭店甚至以野生动物作为美食招揽游客, 使不少珍稀品种濒临灭绝。特别是在旅游业发达的地区和旅游旺季, 游客人数超过了自然的承载量的时候, 对环境造成了破坏。在旅游过程里, 一些地区由于对垃圾的处理不合理, 还造成了垃圾污染。

2.3 专业生态旅游人才的缺失

现在所谓的生态旅游发展中, 人才队伍其实就是以传统的旅游业的人员为核心, 缺乏真正的具有生态旅游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生态旅游人才。比如大多数景区的导游, 并没有生态旅游的导游和传统旅游的导游之分, 在对游客的讲解中, 由于导游本身不具备生态旅游的专业知识, 讲解过程也就简单牵强, 甚至胡编乱造, 根本不能满足游客对于生态旅游导游的需求。在景区设计、企业管理、政府管理等过程中, 真正的生态旅游专业人才非常稀缺。

3 可对生态旅游资源保护采取的措施

3.1 加强政府宏观管理

加强政府宏观管理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做起:一是制定出相应的宏观政策, 对生态旅游资源采取强制性的保护措施。二是对那些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产业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 通过经济政策吸引更多的生态旅游企业加盟。三是加强对生态旅游产品的环境影响评价, 从环境政策上鼓励相关企业减少环境污染或破坏。四是为了使生态旅游区更有吸引力, 应该鼓励古老技术, 注重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的融合。五是在社会上加大对生态环境的宣传教育力度, 保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2 适度有序的开发建设, 是生态旅游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

开发生态旅游产业不能只注重经济效益, 应该重视生态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应该意识到适度有序的开发建设, 是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此外, 生态旅游开发要想发展出一条特色的路线, 必须注重在生态旅游中融入更多的当地文化风俗习惯, 使其变成当地生态旅游的一项宝贵的资源。

3.3 普及生态知识, 提倡生态文明

开发生态旅游的目的除了愉悦身心之外, 还应该通过普及生态知识, 提倡生态文明, 使游客懂得自身应该履行的社会义务和责任, 因此生态旅游活动中的宣传和教育活动是必要的, 相关人员应该深刻地意识到自身的使命, 不断地加强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和专业理论学习, 提高管理素质, 建立健全生态管理体制, 保证旅游活动能够合理地进行, 避免各类事故的发生。

3.4 在保持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开展生态旅游

由于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具有易破坏难恢复的特点, 在开发生态旅游区时必须注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经过科学考察和论证, 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 使旅游区 (点) 的游客容量、旅游线路、基础设施以及相关建设与旅游区 (点) 的环境容量、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防止超载旅游和无序开发。另外旅游设施的建设要本着“区内游, 区外住”的原则, 不在景区内建设宾馆等设施。

3.5 培训专业人才, 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近年来, 尽管我国的生态旅游行业取得了一些发展, 但是仍然面临着很多的技术问题, 需要相关专业人才进行不断的研究和克服。应该加强和国外有着很多成功经验的生态旅游机构的合作, 积极吸取别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再结合自身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 建立科学的生态旅游管理模式。另外, 还应该在大专院校开设一些相关的专业和课程, 培训专业人才, 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摘要：生态旅游不应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应与自然和谐相处, 也就是说当代人不能以牺牲旅游资源为代价, 剥夺后代人本应合理地享有同等旅游资源的机会。所以应结合我国各地域生态现状, 采取相应措施, 使旅游者受到生动具体的生态教育。

关键词：生态旅游,脆弱,保护

参考文献

[1]杨金兰.中国生态旅游现状分析[J].旅游纵览, 2014 (2) .

[2]田喜洲.关于生态旅游资源脆弱性的深入分析[J].林业经济问题, 2006 (2) .

西部生态环境脆弱性 第11篇

自20世纪90年代的贺兰山退牧还林搬迁转移工程实施后, 生态移民逐渐成为我国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 特别是在西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被广泛实施。生态移民政策不仅减轻了草场压力, 而且推动了二三产业及城镇化发展, 改善了生态移民的生计条件, 对民族地区的脱贫工作意义十分重大。除积极作用外, 移民战略具有消极方面, 即生态移民返贫、转型失败、福利下降以及返迁等生计脆弱性。

生计脆弱性是指家庭或者个体在其生计活动中, 处于一种因生计资源变化或者面临外力冲击时所具有的不稳定且容易遭受到损失的状态。有些机构采用脆弱性分析方法寻找到能够帮助群体减少或者根除脆弱性的应对策略和适应战略措施。迁移是具有高成本和高风险的生计策略, 关注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生计顺利转型及稳步提升他们的福利水平一直是研究者以及政府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长期关注的焦点问题, 理解他们的生计脆弱性能够为政府制定移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提供很好的参考。

2 转型背景下生态移民生计脆弱性

2.1 生态移民生计资源匮乏

2.1.1 自然资本禀赋薄弱

自然资本指为生计所用, 能够从资源和服务中获得的自然资源储备, 例如耕地、草场、水资源等。各地区均为少数民族迁移人口提供面积不等的耕地以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然而, 许多移民安置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劣、移民区沙漠化、水土流失严重以及生态系统稳定性差等特征。受到水资源瓶颈的制约, 内蒙古的齐日哈图生态移民村面临着巨大的隐患, 水资源匮乏, 环境容量有限, 主要是由于该移民村的上游已经处于地下水严重超采的状态, 再加上该移民村农业生产以耗水型项目为主。

2.1.2 物质资本不丰裕

物质资本包括基础设施以及人们能够利用进行有效生产的工具和设备。基础设施具体包括交通、安全的住房与建筑、足够的水供给与卫生条件、清洁及可负担的能源和通讯。三江源移民安置区城镇基础设施尚不能满足现有居民的生产生活需求, 如玉树县隆宝镇由于通电、通水等基础设施不完善, 并没有承接安置移民转移的能力。有些移民安置区房屋质量极差, 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 有些居民住房有很宽的裂缝, 院墙、棚圈裂缝更宽, 随时有倒塌的可能性。

2.1.3 人力资本发展不足

人力资本是指能够促使人们追求不同生计策略以及达到他们的生计目标的技术、知识、劳动能力和健康身体的总和。“三江源”牧民平均受教育程度不足3年, 成人文盲率高达45%。张娟、马宝龙 (2007) 等在河源移民新村对53户生态移民家庭调查发现, 有37.7%为文盲, 52.8%为小学文化, 初中以上文化的仅占9.5%。农牧民的文化素质低及劳动技能差造成其生计模式转变以后的择业机会寥寥无几, 生计转型十分困难。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职业技能培训, 移民安置区这些公共服务的提供仍然显得无力。从师资力量讲, 移民安置区的教师大多数具有教师和农民的双重身份, 文化素质普遍较低, 旷课现象十分普遍, 教学质量差, 师资力量严重不足, 宁夏红寺堡移民区文盲率达到22.6%。科技教育落后, 管理不到位, 缺乏当地的耕作经验, 有些移民安置区政府缺乏有力的推广和示范措施, 农业技术推广站形同虚设, 在水资源奇缺的移民区大水漫灌现象普遍。由于人力资本严重不足, 从而导致移民大部分缺乏生存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即使向非农产业转移, 也摆脱不了体力劳动的束缚, 严重影响家庭生计的可持续性。

2.1.4 生态移民金融资本匮乏

金融资本主要是指生态移民家庭可以支配以及能够筹措到的现金。其来源主要包括3个方面:自有现金收入、从正规渠道或非正规渠道获得的贷款以及无偿援助。资金的投入渠道狭窄, 使得生态移民投资的规模偏小、水平比较低, 严重影响了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效果。同时, 在资金管理上, 一些地方政府很难保证有限的专款专用。敖敦高娃等 (2009) 对内蒙古镶黄旗实施的生态移民工程调查发现, 该地区将奶牛养殖业作为生态移民最主要的后续产业, 经过几年的运行, 生态移民饲养奶牛头数虽然有所增长, 但是, 由于移民安置区移民家庭生产资金严重缺乏, 进而制约了该地区养殖业的规模生产。大部分生态移民户只有1~2头繁殖奶牛, 养殖规模极小, 效益不佳, 进而难以形成资金积累, 导致移民生计的直接后果是生计的不可持续性。资金的缺少导致移民无法扩大再生产, 没有达到规模生产的可能性, 尤其是那些转移到城镇郊区移民村的牧民, 没有资金从事非农业产业, 比如开饭馆、奶茶馆、修理部等。另外, 由于缺乏资金, 移民, 特别是一些老年移民因为身体状况等原因缺乏从事工作的能力, 因此, 在搬迁后头几年之内完全依靠政府补助和以前在牧区积攒下来的资金来维持日常生活。

2.1.5 生态移民社会资本缺乏

社会资本是指家庭为了实施生计策略而可以利用的各种社会关系, 比如参与社区各种组织, 家庭及亲戚朋友是否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 家庭成员是否有在外打工的, 在风险冲击下是否有来自各种渠道的帮助。从一些文献中发现, 许多生态移民村的移民来自不同区域的乡镇, 移民之间在文化、生计方式、社会网络等各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同时, 由来自不同区域的陌生人口组成的社区尚未而且比较难以建立起亲近及友好关系。另外, 受经济条件制约, 每年参加结婚典礼或其他活动次数迅速减少, 结婚彩礼费用比重比搬迁之前降低近一半。由于社区薄弱的社会资本, 移民对新社区社会文化无法适应, 民族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难以形成凝聚力, 致使一些移民安置区社会治安存在着很大的隐患。一些研究表明, 移民可能造成原有社区网络遭到破坏的问题, 不同农村居民生活在一个社区又会产生新的社会冲突和社会整合等方面的社会风险。

2.2 生态移民生计转型存在诸多风险

生态移民生计转型是否成功是衡量生态移民政策实施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由于生态移民生计资本的薄弱, 进而导致他们可选择的生计策略的单一化, 无法应对生计转型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从诸多实践调查中发现, 出现了“迁移”容易“生存”难的现象, 而且比较普遍。生态移民生计转型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2.1 生态移民缺乏从事工业和第三产业工作的技能

一些当地的企业, 特别是外地人开办的企业一般不愿意接收当地农牧民, 即使那些以接收移民为条件而开办工厂的企业也是如此。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某旗一个移民村附近一家化工厂, 全厂超过2/3的工人为其他地区的农民和城镇居民。

2.2.2 政策和措施对推动移民生计转型方案的失败

一方面, 很大一部分移民缺乏双语基础, 很难与当地居民和政府相关部门直接沟通, 因此很多情况下, 一些政策很难顺利传达到移民那里, 因此, 当地政府对移民生产生活的指导性作用比较差, 导致牧民盲目性的主要原因是对陌生环境认识上的差异, 容易导致随波逐流, 没有带头人。另一方面, 一些移民安置区的政策和措施并不适合移民这一特殊群体生计发展。把分散的农牧民集中起来从事种植业或发展城镇化, 就用水而言, 无论是生产用水, 还是生活用水, 主要抽取地下水。在一个特定区域内, 水源丰富也是相对的, 况且是在一个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气候十分干旱的地区, 过度使用地下水势必会造成新的生态危机。这两方面的缺失造成有些地区的生态移民生计转型失败。如笔者在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一个移民村发现, 在规划设计和实施中大力鼓励移民要建立奶牛养殖村, 但是实践后, 由于牧民缺乏养殖技术和当地奶站的支持, 当牛奶市场价格发生变化时, 移民无利可图, 牧民无法饲养奶牛, 无奈将奶牛当作肉牛销售。张力小和刘杰 (2009) 对玛拉沁新村调研时发现, 由于牧户从沙区搬出来, 大多贫困, 缺乏最基本的投资能力, 而且大阪是北方半干旱区一个普通的县城, 人口少、商贸不发达, 基于此, 除个别有能力的农牧户选择了利用县城的区位进行商贸经营外, 大多迁入的农牧户并没有找到适宜的产业经营。

2.2.3 生计转型面临着诸多困难

首先, 由于生产方式的突然性转变, 很多移民村没有足够的土地让移民从事舍饲圈养的生产, 这样就不能准备充足的饲料。即使在原来的迁出地有田地, 在那里种饲料作物也是要花运费的。生态移民不可避免的问题是随着畜牧业生产技术的变化而产生了更多的剩余劳动力。移居前放牧所需要的劳动, 舍饲时则不需要了, 取而代之的是购买饲料等常用生产资料的费用增加。其次, 产业结构与收入结构单一。转移到村庄的移民主要从事极少量的饲料种植和舍饲生产, 除此之外就是到周边地区从事一些暂时性工作。那些转移到城镇郊区的移民村的牧民由于缺少耕地, 绝大多数牧民从事的是单一的家畜养殖, 比如兔子、鸡、奶牛等。这两种移民的共同特点就是因为缺乏金融资本而只能从事一些资金和人力投入都比较低的单一生产。绝大多数移民的收入中副业收入所占比重大大提高。但是由搬迁前的基本生存型的生计模式转变为搬迁后的冒险型的生计模式, 那些生计资本禀赋十分薄弱的移民生计脆弱性增强, 导致他们陷入暂时性、永久性或者慢性贫困。

生计转型过程中, 往往会造成少数民族的民族语言、文化以及风俗等流失, 同时, 即便将少数民族人口迁移聚居在一起, 生态移民在语言、生活、文化、宗教、习俗等方面仍然难以适应;同时造成部分移民返贫。生态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且移民安置环境容量有限, 安置压力大。

2.2.4 生态移民会造成新的生态环境破坏

一方面, 移民的到来增加了居住地的环境负荷, 对移民村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水资源和耕地的压力。另一方面, 对移民村周边地区草原和耕地造成进一步破坏。正如锡林郭勒盟牧志中所指出的, 锡林郭勒草原遭到破坏的原因之一是:城镇人口增加, 使城镇附近的天然植被被破坏, 出现了以城镇为中心的沙漠化发生圈。由于生态移民, 人口和牲畜向地方城镇集中的倾向有所加强, 可能会加大对城镇周围生态环境的压力。这样, 由于牧民的放牧生产方式转变为通过舍饲圈养牲畜来维持生计, 因此, 饲料地的开发将会导致周边草原的破坏, 另外牧民的生活垃圾也将导致草原的破坏。宜昌市许多乡镇的生态移民搬迁到25度以上的陡坡, 陆地生计活动逐渐减少。移民的土地耕种、建房以及移民社区基础设施的建设都需要占用和消耗大量的土地资源, 随着移民各种需要的增加, 土地的过度开垦导致水土流失严重, 薪柴不足引起生态环境破坏。

3 改善少数民族人口可持续生计的途径

3.1 基于可持续生计视角重新审视生态移民工程

以往实施的生态移民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带有局部性和暂时性的政策, 因此它并不能更好地解决生态保护和农牧民致富之间的矛盾。生态移民工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从整体上来考察生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 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移民, 并不能简单地制定“自上而下”的移民政策, 而是需要更多地通过农牧民参与式方法实施生态移民工程, 充分考虑生态移民顺利实现生计转型问题, 注重移民能力建设, 从而培养他们可持续的生存能力。

可持续生计包括一系列用于指导发展干预的原则, 一个用于生计分析的框架以及一套建立在汲取不同学科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的工具和方法。可持续生计的核心原则包括以人为中心、整体性、动态性、构建优势、宏观与微观关联以及可持续性等。实践活动证明, 可持续生计原则和分析框架结合使用可以指导工作人员找到政府等机构发展干预的切入点和确定干预活动的顺序, 同时也是一种获得被干预地区详细信息的非常好的方式。

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为我们分析、评价和实施生态移民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原则。英国国际发展部等国际机构利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发展项目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而且有很多成功的项目, 带动当地国家级政府参与。因此, 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可以采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来实施, 进而从整体上把握生态移民政策的目标, 即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提供的是一种动态、系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而并不是一时的, 或者停留于某一个阶段, 更不是不同部门掌控不同阶段的资源, 而是一个整体的、统筹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指导现实生态移民工程的框架。本文第三部分利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考察近年来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 生态移民生计资本禀赋在转移后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破坏, 生计策略单一, 处理风险能力十分有限, 导致许多移民的生计脆弱性不断增加, 部分移民在搬迁一年或者几年以后落入贫困或极度贫困群体。这样的生计结果反过来又会进一步破坏移民的生计资本, 即便面临影响较低的的风险, 其脆弱性仍然比较高, 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导致生态移民生计的不可持续性。

3.2 结合统筹城乡发展转移农牧民

既然将农牧民从原有农牧区转移出来, 就不应该考虑使其再继续简单地从事原有的农牧业, 进而避免与迁移地当地居民争抢并不丰裕的土地和草场, 应该逐渐将其转移到城郊地区从事二三产业。基于实践中多数生态移民安置区位置的选择和建设的缺陷, 以及后期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可持续构建的难度和成本, 我们可以考虑将生态移民工程纳入到统筹城乡发展规划中。在实践中, 可以根据不同地区实施的统筹城乡发展规划, 围绕各地区的特色产业、特色经济条件等, 充分构建地区支柱产业, 建设不同等级的城镇, 提高城镇容纳转移人口的能力, 在尊重农牧民意愿的基础上, 通过农牧业产业化转移, 城镇二三产业就业转移等方式, 合理转移农牧民, 优化城乡人口结构和三次产业人员结构。将统筹城乡发展规划作为生态移民政策实施的切入点, 无疑可以综合权衡宏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微观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提高。

3.3 急需一种全新的生态移民安置区可持续发展评价方法

尽管生态移民政策实施前已经做了大量的论证, 包括移民点的选择、补偿标准、移民村的建设以及移民村产业发展等一系列问题, 但仍然带来了许多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并不是用简单的“迁移”数量作为衡量工程或者政府的成绩, 更大的挑战是如何稳定、维持、增强生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能力。因此, 急需寻找科学合理的评估方法对生态移民安置区进行生态移民的生计可持续性评价, 进而解决现存的矛盾以增强生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能力和移民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生态移民工程评价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层面, 通过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对生态移民安置区实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进行总体评价, 进而动态地监测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在微观层面, 通过构建生态移民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体系, 对生态移民安置区移民家庭可持续生计能力展开评估。

4 结论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我们综合考察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提供一种可靠的思路。本文借鉴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了生态移民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并对实施多年的生态移民政策在微观层面的效果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生态移民家庭生计资本禀赋薄弱以及生计转型存在着诸多风险, 生态移民生计结果并不乐观。因此, 在今后的政策实施方面需要考虑, 尝试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来指导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 结合统筹城乡发展规划来实施生态移民政策, 对现存的生态移民安置区宏观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和微观层面的可持续生计进行评估。

摘要：本文从生态移民生计资本、生计转型过程及生计结果等方面分析转型背景下生态移民的生计脆弱性, 并提出改善少数民族人口可持续生计途径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生计转型,生计脆弱性,生态移民,可持续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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