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前景范文（精选5篇）
创作前景 第1篇
一
当历史迈进二十一世纪的门槛, 当人们面对日趋浮泛、庸懒、缺乏激情与想象的精神现场, 我们已看到, 越来越多的作家, 甚至包括人文知识分子, 都在后现代主义的平面化温床上过着虚浮的、失去了任何深度和力度的精神生活。这种缺少独立发现能力的精神征象, 在艺术上的直接表现, 便是本雅明所反复强调的机械复制时代的一些艺术特征———尽管它也不乏一些新异的形式, 但是, 它在本质上却丧失了艺术应有的内在“光韵”。“在对艺术品的机械复制时代凋谢的东西就是艺术品的光韵……, 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了出来, 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 因而, 它就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由于它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去加以欣赏, 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对象以现实的活力。”这种毫无创造的复制行为, 虽然颠覆了传统艺术在个体生命中的特殊地位, 但是, 它却最终使艺术丧失了其特有的“膜拜价值”, 而只留下“展示价值”。 (3) 它在文学上的表现, 是大量的作家不断地采用一些庸懒的写实性话语, 复制着各种欲望化的现实生存景象, 复制着躯体感官的享乐经验, 复制着各种时尚化的生活标签, 使文学与生活的距离不断地缩小, 乃至取消。
面对这一严峻的创作境遇, 要使中国当代文学重新返回正常的精神秩序之中, 我们必须重新倡导一种先锋意味的原创品质, 必须重新建立起一种与现实秩序永不妥协的精神姿态。唯有如此, 才能让文学真正地回到自我, 回到存在, 回到人类的内心生活, 回到被日常生活所遮蔽的精神地带, 用创作主体博大的情怀、深邃的眼光、强劲的想象力, 去探究、体悟、展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 表达人们在存在境域中的真实伤痛, 以及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状态, 从而对人类文明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新的思想给予积极而敏锐的发现与回应。索尔·贝娄就说:“小说, 要想复兴并繁荣, 需要有关于人类的新思想。这些思想又不能独立存在。若仅仅肯定这些思想, 那只能表现作者的好意。因此必须去发现这些思想而绝不能臆造它们。我们见到的必须是有血有肉的思想。假若有许多作家感觉不到这些得不到承认的品质还实际存在, 那么就没有必要继续写小说了。它们仍然存在着, 并且要求得到解放, 得到表现。”[1]努力地去发现并艺术地激活那些长期被忽略、被遮蔽的精神品性, 写出一些真正意义上内涵丰饶而思想独到的作品, 这既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所必须面对的写作目标, 也是这一代人必须严格把持的精神立场。它直接考验并折射着这一代作家对历史的回应能力和他们内在的精神膂力。
从另一个角度说, 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 就是通过语言展示生命内在的生存真相及其可能性的存在景观。由于人对自身认识的不可穷尽性, 以及由人类精神活动所生成的文化体系的繁富性, 这又决定了人类精神活动在整体上永远处在一种变动不居、不断传递的动态性过程中, 即, 处在一种撕裂与弥合相互交替的、永不满足的生存境遇中。由此而导致的直接结果, 不仅仅是社会体制及其内在结构形态的不断更替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攀升, 还有人类对自身生存体系和精神欲求的反复探讨与重新定位, 包括对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人与自我等关系的不断解析和反思。这一高度自觉化的、永无终点的精神行为, 潜示着文学与其它艺术一样, 将拥有永无止境的表达空间。此所谓“周虽旧邦, 其命唯新”, “故夫变者, 古今之公理也。” (梁启超语) 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 文学发展是不可能存在着某些穷尽之途, 开拓与创新永远是一代代作家所必须承担的使命, 也是他们生存的全部理由和历史价值之所在。
必须明确的是, 新世纪以来, 这种历史使命变得更为沉重和艰巨。一方面, 社会生存秩序的不断变化, 以及全球性文化境遇的不断冲突与融汇, 正在以各种尖锐的方式, 反过来作用于人类自身的精神体系, 并对人类业已形成的诸种价值观念和理论体系 (包括哲学、人类学以及社会学) 进行不断的质疑和解构。这使得人们不得不永无止境地去寻找各种新的价值体系和理论框架, 来有效地阐释现代社会中诸多复杂而隐秘的逻辑特征, 营建新的生存秩序和价值体系, 并进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更为科学的判断和更为健全的预设。这种人文科学的不停奔突, 也必然促使人们在审美观念和价值理想上的不断变化, 并最终使文学在对人类命运的承诺上引发变更, 催发文学向新的维度攀升。所以, 阿多诺说:“在一个从本质上是非传统的 (资产阶级的) 社会中, 审美传统是先验的靠不住的。新异的权威性的获得具有历史不可避免性。”[2]面对这种特殊的历史使命, 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注定已无法回避。他们只有通过顽强地探索, 积极地回应这一时代的深切召唤。
另一方面, 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以及全球化社会体系的逐步形成, 我们看到, 在“现代性”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 无论是外在的社会生存秩序 (包括政治势力关系、经济盟约关系、国家与民族和种族的关系、财富阶层的关系) , 还是内在的意识形态体系 (包括不同文化间的对抗与融合、价值信仰体系、伦理道德体系) , 都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了承前启后的急剧变化。这种急剧变化, 也同样预示着一种颠覆性思想的大量滋生, 即, 一种解构性力量的全面蔓延。如果没有种种颠覆性思想的产生, 社会的变革不可能顺利地完成, 文化的发展也会呈现出某种断裂。因此, 我们看到, 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发展格局中 (尤其是后半叶) , 这种自我颠覆式的变更性精神需求, 一直保持着极为强劲的话语姿态。从罗兰·巴特的“作者死了”, 到福柯的“文本死了”;从欧里耶的“结构主义的终结”, 到美国著名的评论家和历史学家查尔斯·詹克斯所宣布的“现代主义的终结”;从著名的经济学家格鲁耶提出的“全球化的终结”, 到德里达所宣布的“人的终结”……这一系列“死亡”与“终结”的理论口号, 似乎已经预示, 一切既定的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 都已无法适应现时性的社会精神需要, 也无法解决客观现实中的内在矛盾, 人类必须重建新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 以适应急剧变化着的人类精神活动征兆。这也同样意味着, 文学在面对人和人的存在境遇时, 不仅有着许多亟待开拓的精神领域和生命空间, 而且还面临更多更复杂的现代性精神命题, 而所有这些领域和空间的开辟, 依然需要一代代作家的不懈探索, 需要他们以更为全面的人文理念、更为科学的现代理论作为手段, 对新的历史境遇中的存在本质以及其表达方式做出更为有效的审美展示。
二
由上述情形可以看出, 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所面临的艰巨使命, 可谓不言自明。这是现代社会赋予他们的双重使命, 也是他们无法推御的历史承诺。因此, 倘若仅仅从纯粹的个人化立场, 试图强调自己与传统完全“断裂”毫无瓜葛的想法, 不仅犯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 而且孤立了中国文学的内在脉络, 并有可能使之成为一个空置的文学现象。实际上, 任何新一代作家的崛起, 从来都包含了对历史的巨大承诺, 只不过这种承诺不是以完全认同的方式, 而是以更多的变革行为来实现的。
当一种长期沿袭的文学创作模式和审美观念发展到极为成熟时, 它往往会成为作家进行新的艺术表达的障碍, 使作家无法超越前人的经典而陷入某种艺术重复的尴尬境地, 同时社会的演进和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不断加深又促动作家要进行更为深入的艺术表达。在这种前提下, 一些具有超前意识的作家就会对既定的文学传统作出反抗, 寻找新的、能更好地切入这个时代精神本质和自我艺术思维的话语方式, 于是就诞生了新的审美倾向的作品。“在新作品来临之前, 现有的体系是完整的。但当新鲜事物介入之后, 体系若还要存在下去, 那么整个的现有体系必须有所修改, 尽管修改是微乎其微的。于是每一件艺术品和整个体系之间的关系、比例、价值便得到了重新的调整;这就意味着旧事物和新事物之间取得了一致。谁要是赞成关于体系, 关于欧洲文学, 关于英国文学的形成的这一概念, 谁就不会认为这种提法是荒谬的, 即在同样程度上过去决定现在, 现在也会修改过去。”这里, 艾略特小心翼翼地用了“修改”这个语汇, 显然是对先锋文学的生命力信心不足。不过, 作为曾写过《荒原》这样先锋品性十足的诗人, 他还是清楚地意识到了自身的文学创作与传统无法割裂的关系, 所以他直言不讳地断言“过去决定现在”。但这种“决定”并不是制约和统摄, 而是包含着“修改” (即反叛) 的成份。诗人“既不能把过去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 不能把它当作像一粒不加选择的大丸药吞下肚去, 又不能完全依赖一两个私下崇拜的作家来塑造自己, 也不能完全依赖一个心爱的时期来塑造自己。”[1]尽管艾略特的阐述有点暖昧, 但他至少点明了任何全新的文学发展都与传统文学存在着各种潜在的联系。
譬如, 现代主义的产生, 正是基于批判现实主义空前繁荣之后所形成的种种艺术圭臬, 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在精神信念上的巨大变化。可以这样说, 没有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成熟, 没有一大批经典的、让人难以超越的现实主义大师, 没有当时发达的精神分析学、人类学以及心理学, 现代主义的产生就失去了所有丰厚的艺术土壤, 它也不可能在艺术上获得如此显耀的成就。现代主义作为二十世纪前期的新式文学, 它反叛的只是以往传统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的片面性理解, 将文学更深地注入到人的生命潜在状态中, 使人性内在的丰富景观在文学中加以全面的展示, 并在这种展示过程中, 改变了人们长期形成的平面化的审美价值观。
如果我们稍稍地考察一下一些优秀作家的内在精神历程, 我们便会发现, 事实上几乎每一位重要的作家都非常注重对传统文学修养的积累, 注重对以往的文学大师和经典作品的细心研磨。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卓越的作家, 也正是基于他们对传统艺术的深入了解, 并从中看到了传统自身的局囿, 以及这种局囿对自己审美理想的羁绊, 从而为自我全新的艺术探索找到了反叛的方向。像以魔幻现实主义大师著称的马尔克斯, 如果没有伍尔芙小说的启迪, 他几乎就无法把握到那种被称为“过去现在时”的时间观念, “如果我在二十岁的时候没有读到《黛洛维夫人》中的这样一段话, 可能今天我就是另一副样子了。……因为它完全改变了我的时间概念。也许, 还使我在一瞬间看到了马贡多毁灭的整个过程, 预测到了它的最终结局。”[2]马尔克斯曾多次历数卡夫卡、海明威、福克纳、康拉德以及遥远的索福克勒斯等等作家对他的重大影响, 但是, “事实上, 我一直尽力使自己不跟别人雷同。我不但没有去模仿我所喜爱的作家, 反而尽力去回避他们的影响”。[3]我以为这正是一个优秀作家重要的内在艺术素质, 他时刻不忘承纳传统艺术的精气, 却只是为了确保自己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
被誉为后现代主义大师的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在一本叫着《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的演讲稿中也明确地显示出这点。在这本很小的书中, 作家历数了古今大量的小说进行详尽的分析, 不仅使我们看到这位后现代作家对传统文学居然如此熟悉, 而且还能从中欣赏到许多令人惊悸的审美发现, 这种发现在我看来是任何一位职业文学批评家都难以做到的, 它足以证明卡尔维诺的创作源头决不是孤立的、与传统无缘的, 而是“历经沧海”之后的独创。他的《如果在冬夜, 一个旅人》、《在树上攀援的男爵》、《马可瓦多》以及《看不见的城市》、《巴黎隐士》等等一系列重要作品之所以显示出极为独特的叙事法则和审美风范, 让人感到荒诞、轻逸而又迅猛、确切, 直指现代人在生存挣扎中的无端困顿和精神信仰的无根状态, 我以为关键就在于他通晓了传统文学的诸多表达方式, 并对它们进行了小心翼翼的回避和独到的变革。
广泛地深入传统之中, 潜心细研传统文学的内在圭臬, 找到并确定自己的突围目标, 这是中国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是否能承担属于自身历史使命的首要前提。不注重对以往传统文学的承纳, 不注重对历史的承诺, 不仅会使他们失去明确的反抗目标, 也会使他们的创作对文学的未来发展失去某种可能性的预测意义。因为任何一种历史的发展都不可能是断裂的, 而是在绵延的基础上以不断超越的方式来完成的。真正富有开拓意味的文学尽管不一定具备经典意义, 但它是对历史选择的一次有效反动, 也是历史发展的某种必然, 它至少潜示着文学发展的新的可能性。
事实上, 很多作家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作家, 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种历史的选择中作出了准确而有效的反叛, 这种反叛恰恰使他们自己成为新一轮文学发展的模式 (或者叫新的传统) 。譬如王尔德之后审恶与审丑的泛滥, 福克纳之后意识流的大流行, 卡夫卡之后变形和夸饰的风靡, 加缪和萨特之后荒诞绝望情绪的铺天盖地等等都是如此。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 历史已经对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 那就是:继承一切传统的合理成份, 全面激活个人的艺术潜能, 对历史与现实作出更为广阔、也更有精神洞见的审美发现。
三
与此同时, 我们还不能不看到另一个极为严峻的现实挑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格调正在大面积地下降, 文学趣味也越来越低俗。记得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就曾经指出, 人类社会经历了神权时代、贵族时代、民主时代, 而现在则到了一个混乱的时代———一切文学规范开始被打破, 万物破碎、中心消解, 仅有低劣的文学和大众的趣味在蔓延。中国也不例外。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一种被“多元”所掩饰的混乱景象, 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同样随处可见。
对此, 曹文轩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的文坛正充斥着“憎恨学派”、“怨毒文学”, “我总觉得这种情感中混杂着卑贱, 混杂着邪恶, 并且永远不可能光明正大。它有委琐、阴鸷、残忍、肮脏、落井下石等下流品质。这种情感产生于一颗不健康、不健全、虚弱而变态的灵魂。它是这些灵魂受到冷落、打击、迫害而感到压抑时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中国当下文学在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之间严重失衡, 只剩下了恶、丑与恨。诅咒人性、夸大人性之恶, 世界别无其它, 唯有怨毒。使坏、算计别人、偷窥、淫乱、暴露癖、贼眉鼠眼、蝇营狗苟、蒜臭味与吐向红地毯的浓痰……说到底, 怨毒是一种小人的仇恨”。在曹文轩看来, 这是一种不能堂而皇之的变态的小恨, 既不是英雄主义的大恨, 更与文学所必须有的大爱没有丝毫关系, “中国当下的文学浸泡在一片怨毒之中。这就是我们对中国文学普遍感到格调不高的原因之所在。”[4]曹文轩的话可能因激愤而有些片面, 但是, 他所陈述的这些现象, 的确是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情形, 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们的创作。他们在暴力、残忍等人性恶的方面所投注的探索热情, 显然要多于对悲悯、关爱等人性善的思考。
面对这种情形, 如何保持一种纯正的文学品质, 在反叛庸俗现实秩序的同时, 时刻修正自身的审美趣味, 超越自身的艺术局限, 重新展示人之所以为人的伟岸与不朽、纯洁与高贵、荣耀与梦想, 同样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也是他们实践历史承诺的一个重要障碍。记得纳博科夫在谈及文学创作时, 曾说过一番颇有意味的话:如果一个人冲进大火里救出了邻居的小孩, 我们应该向他脱帽致敬, 而如果这个人还冒险花了五秒钟寻找并连同小孩一起救出了他心爱的玩具, 那我们就要紧握他的手了。在纳博科夫看来, 一个优秀的作家, 不仅应该密切关注救小孩的过程, 还更应该关注“花五秒钟顺便救出小孩玩具”这一细节。因为这种看似不可思议的细节, 却恰恰表明了一个优秀作家对生活本质的诗性关怀, “这种为琐物而疑虑的才能———置即将来临的危险于不顾, 这些灵魂的低喁, 这些生命书册的脚注, 是意识最高尚的形式, 而且正是这种与常识及其逻辑大相径庭、孩子气十足的思辨状态中, 我们才能预想世界的美妙。”[5]
我非常认同纳氏的这番话。一切文学艺术, 只有发现并展示了那些被日常经验所遮蔽的精神状态, 只有洞悉并呈现了那些被生活常识所规避的内心真相, 它才有可能体现出一个作家独特的审美创造, 也才有可能让我们于不知不觉中猛然看到“预想世界的美妙”。而这种“美妙”的获得, 往往与人们所熟知的生活常识和客观逻辑“大相径庭”, 就像那位“花五秒钟顺便救出小孩玩具”的英雄, 他看似超越了生活的常理, 却激起了我们对生命中“高尚意识”的敬畏, 也激起了我们对各种可能性存在的神往。
激活生命中的“高尚意识”, 让人们发现“预想世界的美妙”, 看到人类存在的各种繁复驳杂的可能性景观, 这应该是一切优秀的文学必须具备的重要品质。而要实现这种重要品质, 作家们除了必须拥有一个精神劳作者的基本素养之外, 我想, 他们还必须确保自己的全部情感和心智真正地置根于话语现场。只有情感的全部在场, 才能使文字浸润在生命的呼吸里, 才能使人们体会到心灵中最为隐秘的律动, 也才能使我们看到人类灵魂的高贵与坚韧。而心智的全部在场, 则可以促动作家成功地穿越各种现实表象的羁绊, 激发创作主体艺术想象的自由伸展, 使作品在独特的创造中闪耀出智慧之光, 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对客观现实亦步亦趋的临摹。
这种情感与心智的在场, 从本质上说, 就是作家必须拥有一种博大的情怀。王彬彬曾经对此进行过探讨, 他认为现在的很多作品之所以“不好不坏、不阴不阳、不死不活、不伦不类”, 其主要原因不是作家缺少才华而是缺少情怀, “一个作家的才华只有通过情怀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情怀虽然不能够产生才华, 但却能哺育、滋养才华。只有当深邃博大的情怀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才华得以表现时, 才华才能得到磅礴的发挥。……才华如果具有天赋的性质, 那它就不会自行消失的。只有当才华失去了情怀的哺育、滋养时, 才会萎缩、干枯。一个本来颇有才华的作家, 如果有一天变得很平庸了, 那应该认为是他丧失了起码的情怀。”[6]我以为, 这也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无法回避的一个挑战。不能有效地提升自己的心智和情感, 不能有效地扩张自己的情怀, 他们在未来的创作之途中, 将很难获得本质性的超越, 也很难在代际意义上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向更健康、更高迈的方向发展。
四
一个民族的文学发展, 总是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作家前赴后继的顽强开拓。这也意味着, 不同代际的作家们, 都将面临着历史和未来的双重承诺, 同时也面临着过去和现在的双重抗争。不同代际的作家们, 不仅要依助自己的艺术优势, 致力于“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 用一种不同的逻辑, 用一种面目一新的认知和检验方式”[7]来对人类命运的发展、生命内在的本性以及话语表达方式进行全面的发掘和突围, 拓展文学发展的新空间, 还要自觉地站在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高度, 不断激活中国文学自身的创造力, 为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增添自身的内在活力。
与此同时, 全球化也已成为当今人类不可逃脱的命运———对某些人而言, 它可能是“幸福的源泉”, 而对另一些人来说, 它可能是“悲惨的祸根”, [8]因为全球化背后所隐含的后殖民主义倾向, 将直接考验着第三世界本土文化的创造力和发展力。只有拥有强劲的创造潜能和内在活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才有可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成为现代世界文化的一元。同理, 只有通过不同代际之间的广泛而密切的交流, 使新一代作家在承传一切优秀文学传统的同时, 又能切实不断地超越前一代作家, 真正写出一些具有中国经验和民族精魂的重要作品, 中国当代文学才会有一个良好的未来。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现实诉求, 审视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的创作前景, 虽然他们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局限, 虽然他们面临着各种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但是, 鉴于这一代作家所拥有的文化素养和创作潜能, 尤其是与后来的七、八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相比, 我们依然持以乐观的态度。不错, 就当今的文学秩序来说, 我们的文坛上已开始出现“四世同堂”的主导性景观———出生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作家们, 正以各不相同的审美追求和艺术理念, 活跃于目前的创作界。但是, 我们也必须承认, 在以女性为主体的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群里, 他们既缺乏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作品来展示自己的实力, 也缺乏一种强劲的后续力量不断超越自我, 开拓新的叙事疆域。而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 则更多地追求一种畅销书式的写作, 他们是消费时代的文化产物, 其叙事之中的精神担当十分薄弱。在这种情形下, 可以预言,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依然是支撑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主要力量。我们甚至可以说, 作为一个代际意义十分重要的创作群体, 他们在整体上所能达到的高度, 将会直接影响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进程。
我们之所以作出这样一种判断, 除了一些外部的客观因素之外, 主要还在于, 这一代作家中的不少人依然保持着清醒而独立的精神品格, 保持着纯正宽厚的伦理情操和稳健沉着的叙事作风。尤其是像余华、苏童、毕飞宇、艾伟、红柯、林白、格非等人, 无论是文化积淀、艺术素养, 还是审美格调、思想情怀, 都显得健全而丰沛, 体现了一个作家良好的思考方式和精神膂力。在他们的作品中, 我们会常常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思想意蕴, 看到令人惊悸的人性深度, 而且不仅仅是人性恶的深度, 也不仅仅是人性的异化、畸变乃至神化的深度。向善和唯美、崇高和悲悯, 同样也是他们着力表现的一种人性深度, 同样也体现了“预想世界的美妙”。这种对人性的深度体察, 表明了他们对生命有着丰富而又多元的认识, 也表明了他们对生活有着自身独特的理解方式和价值立场。他们已将自己的全部心智和情感投入到创作之中。人是一根多么脆弱的芦苇, 他在与自然、社会、历史相遇时, 一切积习的权利都会让他东摇西摆, 甚至拦腰折断。
因此, 我们总是期待着作家们能够投入全部的情感, 深入到生活的潜在部位, 对那些无奈或无助的生命表示倾心体察, 对那些灵魂的温暖和疼痛表示特殊的关注, 使文字能够散发着深厚的人文情怀。温暖, 不是一种廉价的道义标签, 而是发自人性深处的自然吁求。它来自人物内心的深处, 是我们魂牵梦绕的一种诗性向往。而疼痛也是如此。它不是简单的遭遇和不幸, 而是附着在精神上的痛感, 是一种让读者可以在感官上体验到的痛。可能它看起来很不经意, 甚至了无痕迹, 但它袭击的方式就像玻璃划过皮肤一样, 悄无声息却又深入肌理。所幸的是, 在他们的创作中, 我们却能够常常体会到这种宽广而又复杂的生存况味。
当然, 对于这一代作家来说, 要让自己走得更高更远, 克服在人性的“灰色地带”中长久徘徊, 或许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艰难命题。美国学者爱因·兰德曾犀利地指出, 在现代文明中, 道德堕落的最明显的症状是人们对道德问题持一种“只有灰色”的态度。当代社会流行着一种“对道德灰色的崇拜”, 它的文学后果就是“主人公的特点是不具有任何特征———没有德行、没有价值、没有目标、没有性格、没有意义, 但是, 他们在戏剧和小说中占据着英雄的位置, 所有的故事都围绕着他的行为而展开, 即使他什么也不做, 何处也不去。”她还进一步给出明确的忠告:“‘灰色’是‘黑’的前奏。”[9]如果回顾一下朱文、韩东、刁斗、李洱、张者、罗望子等人笔下的众多人物, 品味一下这些人物所体现出来的精神趣味和价值取向, 我们或许会感到, 他们与兰德所说的“道德灰色崇拜”有着太多的相似性。而这, 是否隐含了作家们将会在以后的创作中迈向道德的“黑色地带”?
我们曾反复强调, 作家作为人类精神的劳作者, 必须恢复人类向善的能力, 必须展示人类拥有的悲悯情怀, 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道德问题, 但是, “人的道德和他的智慧是相对应的。实际上, 道德是人心灵中最高尚的力量, 是灵魂之灵魂, 而且必须扎根于所有他要描写的伟大事物的根部。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 总是能看到最高贵的同情, 没有门户之见, 没有残忍, 没有狭隘, 没有愚蠢的以自我为中心。”[10]就作家的主体精神来说, 缺乏这种高尚的道德力量, 不仅仅会导致叙事沉迷于人性的灰色地带而无法写出一些震撼人心的杰作, 甚至会直接影响作家自身的创造力, 导致叙事能力的衰退, 因为“创造完全不是自私的。出于自私的心理进无法创造任何东西的, 不能专注灵感, 不能想像出最好的世界。”[11]真正优秀的作品提供给我们的, 应该是“大手笔”而非“小智慧”, 是独具匠心的创造而非单纯的技能演练。它是作家全部情感和心智在场的证明。让文学沉入到情感和心智之中, 以赤子之心赋予它们以独特的审美质感, 为人类生命中的“高尚意识”作出生动的传达, 并不断地演绎“预想世界的美妙”, 或许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迈向更高台阶的一条有效途径。
创作前景 第2篇
关键词：油画；民族服饰；绘画
民族服饰的款式主要以大度、自由随意以及与大自然和谐呼应为主要风格的。基于此风格，笔者认为可以被广泛地应用于油画创作之中。在新的时代精神下，它们将会被重新进行组合。在现代油画创作时，应该综合现代和传统的眼光来对中国传统服饰元素进行审视，对现代服饰的造型特征以及细节进行分析，拆开中国传统服饰的造型元素，重新进行整合，再注入时尚的气息创作出符合现代审美观点的服装元素。
1 少数民族服饰的基本特点
少数民族服装艺术在为各族群众提供遮体御寒的生活需要之外，还体现了各族人民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情怀。少数民族服装作为一种文化艺术现象，其造型丰富多样，手法精巧绝伦，为人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造型资源和手法借鉴。然而，在当代中国油画艺术中，以西方造型手法为主的艺术霸权同样存在，阻碍了中国当代油画艺术的创新之路。鉴于此，吸收、借鉴少数民族服装艺术造型手法，以本土性、民族性的图像艺术造型及其构图手法来提升中国油画艺术的民族特色和创作质量，增强中国油画艺术创作的艺术表现力、文化冲击力和历史感染力，成为抵御西方霸权话语下文化艺术渗透的可行出路。
经过千百年的历史传承、演变和创新，苗族服饰包含了更为丰富的语汇，蕴含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深厚的文化积淀。
少数民族服饰色彩鲜艳明亮，图案千变万化，绣工简洁粗犷，生动秀丽，富于装饰性。在服饰方面都保留了自己浓厚的民族特点，女子服装非常讲究和精细，造型、色彩、图案方面有其相对固定的规则，用色繁杂，色彩组合方式千变万化，做工精致细腻。每一件服装都是一件艺术品，它的制作要通过少数民族妇女对其造型、色彩的精心设计和一系列复杂的工艺来完成。反映了这个民族的勤劳和心灵手巧。同时也表现出她们对大自然的了解和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看，其都具有鲜明的美学价值和艺术特征。
油画传入中国百年历史，油画家在创作过程中会遇到西方文化和本土元素的水土适应的问题。有些油画家将中国传统京剧艺术融入创作过程中，使中国京剧妆容服饰元素的民族元素在油画创作过程中显现出来，形成独特的表现形式。因此，在创作过程中，想要呈现出以京剧为主要元素的绘画形式，就要对京剧的妆容服饰与油画的渊源进行深入的剖析。同时在实践中，不断地思考京剧妆容服饰元素为油画创作带来特有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效果。
2 少数民族服饰的色彩和谐之美
文化的产物——色彩，是一个民族意识形态在色彩应用过程中的集中体现，中国传统服饰的色彩也具有十分浓烈的中国风格。例如，在中国的夏、商、周时期，对天神十分崇拜，而天神的形象却是黑色的，天神可以支配世间万事万物。因此，人们就认为黑色是支配世间万物的代表色彩，所以皇帝加冕时服装的色彩都是黑色的。到了汉代之后，人们开始崇拜大地母亲，因此服装的色彩转向了黄色，此时以黄为贵，黄色就成了帝王御用的代表色彩。传统服饰色彩主要以“青、红、黑、白、黄”诸色为正色，这主要是受到阴阳五行的影响，这些颜色多为朝廷冠服制所用。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的彩调文化现象。所谓彩调，更多体现的是装饰画面的和谐性。
服饰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史、进步史、审美变化史、民族文化史。服饰是文化也是艺术。少数民族服饰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给人无穷无尽的视觉美感，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物化形式，它又反映出创作者对社会、生活、自然的理解，展示人民对美好生活不懈追求的审美理想。
例如，《苗女》是画家典型的代表作之一，在首届中国油画展上获得中国油画奖。作品刻画了一位苗族姑娘纯朴、大方的形象。整个画面以黑色为背景，借鉴17世纪画家伦勃朗强烈用光的方法渗透到作者的画面中，营造了一种意境幽玄、装束素雅的气氛。色彩上，整个画面基本上以三原色和黑色组合。苗族的生活服饰也基本是由红、黄、蓝以及黑等颜色构成。大面积地运用黑色，使画面更具有沉稳性，由此，显得苗族少女更加典雅、沉静。苗族服饰是中国民族服饰艺术的一大重要的样式，在她们的服饰佩饰上，银饰就成了她们民族服饰上的一大特点。
3 少数民族服饰所表现出的审美价值与艺术价值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在油画中表现少数民族服饰，是完成从少数民族服饰直观审美形式到绘画视觉艺术审美形式的一种转换，这种转换是少数民族服饰在当代油画中的一种重要表意方式。油画合理地汲取少数民族服饰中的形式语言，进而把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的艺术特点，吸收、借鉴到油画创作之中。在油画的创作过程之中，刻画服装的同时，主要是对人物形象和气质进行准确的描绘和表现。既可以从整体上烘托画面气氛，又可以通过描绘人物形象来进一步确定创作的主题和情思，也深刻地传达出人物的内在精神气质。总的来说，通过对少数民族服饰的认真学习和研究，可以了解少数民族人民的勤劳智慧、心灵手巧以及其审美特质。其实，应该说服饰本身就是珍贵而炫目的艺术品，把服饰中的形式因素运用到少数民族人物绘画的创作中来，不但会增添画面中的形式美感还会产生独特的文化意味。所以，在新时代我们应该不断潜心钻研我国少数民族丰富的人文资源和艺术资源，继承其精华，并努力开辟一条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特色的当代油画新道路。
总之，在我国油画多元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在寻求大艺术、大文化的前提下，画家们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认识和挖掘，为21世纪中国油画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艺术资源和传统的文化底蕴。在多种少数民族语境中汇集了他们固有的造型、色彩以及文化内涵。在中国油画发展的道路上，在振兴中国油画大势之下，在丰富中国当代油画创作语言中，少数民族民间文化以一种质朴的艺术形式和鲜活的生命力，在画家汲取的过程中成了画家创作作品中鲜明的个性语言特征。
参考文献：
[1]董可木.少数民族服装的艺术造型手法在当代油画艺术创作中的运用[J].贵州民族研究，2015（3）.
创作前景 第3篇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特点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是相对于汉族文学而言的其他各民族文学的总称。其创作主体主要是各少数民族人民及作家,通过神话、传说、史诗及小说等体裁,以各少数民族人民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及民族性格为基础,来表现各少数民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状态及精神风貌。独特的民间文学、民族风俗、宗教文化、自然风光,使少数民族文学往往从汉族受众完全陌生的视角切入,创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学作品,使少数民族文学在当代文学中绽发出独特深邃的艺术魅力。
1.民族特质的执著坚守与独特表达
独特的地域文化是少数民族创作的基础与源泉,也是少数民族创作中着力表现的艺术内容。我国少数民族除了汉化程度较高的民族外,多集中生活在荒凉边远地区。雪山、草原、盆地、沙漠、戈壁及原始森林等,这些雄奇瑰丽的自然景观及地域风物,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与风土人情,赋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独特的生命力。沈从文古朴纯美的湘西世界、赵银棠纳西族世代而居的滇西风情,无不让读者切实地感受到异域风光与风土人情的神秘深邃与独特美好。这种独特的乡土情结与思想情感表现,以及透过各种文化差异性表现出来的人类共性与普遍性,既是对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的诚挚坚守,更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先天优势。
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及其神秘性与传奇性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独特资源。我国很多少数民族都拥有独特的宗教文化传统,这种宗教传统已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少数民族群众往往从宗教中寻求精神的指向和灵魂的栖所。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少数民族作家也着力表现本民族宗教及文化对民族历史、民族生活产生的复杂影响。而且随着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作家在追求原生态的民族文化奇异性的同时,也开始不断思索这种特殊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出路。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的岁月》、吉狄马加的《初恋的歌》、张承志的《心灵史》等作品,均对少数民族宗教文化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并对宗教文化在本民族历史发展及当代生活中所起作用进行细致全面的美学审视。
浓郁的民族特质还表现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艰苦的自然生存环境、相对简朴的人际交往环境,滋育了少数民族人民质朴、善良、豪放、坚忍、乐天助人的性格特征,这也深深塑造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审美取向。
2.民族历史的忠实继承与积极抒写
一个民族的形成、发展与成熟,自有其悠久历史。这种历史积淀往往是少数民族作家进行创作的主要取材资源。他们以沧桑感伤的笔触将少数民族特定时期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对社会现状和人民苦难进行细致的描述,对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进行揭示,赋予作品深厚的历史感悟和丰富的文化内蕴。阿来《尘埃落定》叙写康巴藏族土司由神秘辉煌走向没落消亡的悲剧历程;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以鄂温克族最后一位女酋长的自述口吻,讲述鄂温克人的百年沧桑与生存现状。这类作品常具有史诗性质,通过色彩斑斓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展现本民族发展的兴衰荣辱,加深广大受众对少数民族历史的理解认同。
“文学只有与人民大众紧密联系,书写他们的喜怒哀乐,描绘他们的精神图景,讲述他们的真实生活,才能拥有生命力,才能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①少数民族文学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一直将少数民族的现实生活作为作品的主体内容。作品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入手,探索着生活的真谛,展示着生活的真善美,并通过作品启发和教育广大受众,引导受众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同时,在本民族与其他民族、历史与时代的沟通交融中,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还表现出强烈的担当精神。这既是本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有力工具,也是民族传统与世界交流的桥梁,在让外界认识本民族的同时,也引导本民族文化不断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的急速行进,时代变迁与各种文化的复杂融合,给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种发展与变革也给少数民族文学的蓬勃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3.民族意识的自觉与超越
某种程度而言,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史也是其民族意识不断觉醒与超越的发展史。在改革开放前,受自然环境、社会制度的制约,各少数民族生活内容相似方式单一,在社会话语权中也处于失语状态。在此情境下,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主体意识相对淡薄。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为取材一般、立意普通,侧重反映不同民族共属的、而非本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及价值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繁荣,在主流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击浸染下,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视野越来越开阔,其文化素养也得到不断提升。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他们对本民族所特有的、相对独立的历史文化内涵并与现实处境不断进行反思。“于是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加以自我认同和确证,开始怀着充当民族文化阐释人和代言人的热望投入到文学创作”。②从《穆斯林葬礼》到《尘埃落定》再到《额尔古纳河右岸》,我们可以看到民族意识的自觉与超越使少数民族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化及世界文化的联系与交流不再停留在一个简单的附庸或者浅层次的表达层面上。在创作中,少数民族文学不断突破传统的写作方法与叙述方式,展现出鲜明的民族特点;在内容上,所表达的民族特质更加鲜明,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反思力度也更加厚重。
近年来,在少数民族创作中所表现出开放包容的世界眼光,这是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意识的深入和自觉追求的结果。他们在与他民族及世界文化的碰撞交流中,不断思量本民族特色、发掘民族内涵,其作品表现出的不再是狭隘的、单一的思想元素,而是以开放眼光、包容心态,在多元化文明中展示自己的独特思考。因此,作品既具有丰满的民族特质,又充溢悠远的人类意识与世界情怀。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面临的困境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有着主流文学无法比拟的优势,也因此取得一定的文学成就。但在其未来发展中,也存在诸多必须认真对待、积极解决的问题。
1.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
少数民族文学长久以来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这也使得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缺少对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坚守,从而陷入文化认同危机的困境当中。不少少数民族作家故意回避自己的民族身份,他们用汉语进行写作,在题材上避免留下少数民族的特征。即便是一些已经在文坛中取得较大成绩的少数民族作家,也会有意无意地使其作品不涉及民族题材,避免在作品中出现民族人物形象。
2.民族文化创造自觉性的缺少
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受汉族文化,长大后还到汉族地区接受高等教育,所以他们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了解还限于浅表层次,缺乏对民族文化的系统深入的体认理解,不具备深厚扎实的民族文化功底。在文学创作中,他们猎奇式的表现本民族风俗习惯,浮光掠影地追求所谓的民族特色,因为没有汲取到本民族文化土壤的丰富养分,作品往往流于肤浅,缺乏对生活本质的精准把握能力、缺乏震撼人心的思想深度。
3.民族性和时代性结合不够密切
身处急遽发展的当代社会,很多少数民族作家有不适应感,反映在作品中则是对时代把握出现偏差,过于流连于本民族的辉煌过去,使作品过多地体现民族历史文化,而忽略对现下状况的关注与思考。在经济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面临各种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冲击,如何深入地把握本民族所经历的各种变革,将民族性与时代性密切结合以求开拓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发展道路,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面临的严峻挑战。
4.少数民族作家自身的素质有待提高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相对闭塞落后,很多少数民族作家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不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所以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往往缺少高层次的思考,其作品在思想深度上还有待提炼。同时,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缺少走出国门、感受世界的机会,他们对当今世界新的文学思潮和文艺理论的接触理解是有限的,因而他们的文学视野还需进一步开拓和深化。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前景
每一种文化在前进过程中都会经历阵痛,但阵痛过后伴随着的可能是成长和发展。尽管少数民族文学在创作中存在着诸多不足,但在时代洪流、文化思潮和文艺理论的不断洗礼,少数民族文学正一步一个脚印地坚实走来,在中国文学界也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未来发展如何?抑或如何发展?
第一,不断加深的民族认同感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深厚基础与原动力。
以世界文学中拉美文学及非洲文学的发展经验为例,该地文学虽然与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不属于同一范畴,但却有很多相似相通、可加借鉴的地方。在题材上,两者同样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以及鲜明的地域特点;在文学群落中,都处于边缘化状态。但拉美文学及非洲文学却在当代世界文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族意识的觉醒。20世纪30年代由塞内加尔诗人桑戈尔等人发起的“黑人性”运动,在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自豪感与责任感的驱使下,非洲文学得到了振兴发展。
再看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近年来的发展历程。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是经历了由封闭到开放,由单一到多元化的过程,其中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意识和认同感也是越来越强,并且能够以包容的态度对本民族文化进行不断的审视与反思。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中取得进一步发展的根基。
第二,优秀创作人才的出现与国家政策的鼓励与支持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推动力。
近年我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创作人才,他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成长,对文化与科技的接受水平较高,更容易在外来文化冲击中,坚守自己的民族特性,也更具有批判思想与世界意识。这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角与理性的思维。而且近年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视,每年都会召开少数民族文学会议。中国作家协会计划每年扶持少数民族文学作品100部,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语言、不同文学门类确定扶持项目;鲁迅文学院也通过和少数民族地区及少数民族集中地区合作,联合举办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支持少数民族作家的成长。各个少数民族地区也纷纷通过各种办法与措施促进本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内蒙古作协提出“草原文化”概念倡兴民族文学;宁夏作协通过举办回族作家笔会、刊发回族作家专号等形式,大力扶持回族文学;延边作协通过各种途径集资设立文学奖项,促进朝鲜族文学的发展。
第三,多元化的文化交流碰撞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提供了创新血液与发展土壤。
我国少数民族作家现代意识与民族意识的不断觉醒与超越,他们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内涵的思考不断深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得到不断的解放,对题材的选择也更加丰富多样。特别是对现实主义题材与生态文明题材的把握,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提供一定路向。当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现代性”是人类无法避免的普遍遭遇。少数民族即使地处偏域,也无法避免现代文明带来的各种浸入,少数民族作家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意味他们必须挣脱原有禁锢,走出对民族性无休止的展示,沉潜到本真生活的深处,关注本民族文化在社会进程中的改善与重建。而在工业文明的强劲影响下,我国生态环境受到愈加严重的破坏与挑战。如何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文学创作中的积极关注点。少数民族受地域的影响,与自然生态有着独特的关系。这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创作题材将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
最后,现代化创作环境与传媒手段也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打开更为畅通的渠道。
相对主流文学而言,未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仍将处于边缘化地位。但无论是与世界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的横向比较,还是对其纵向发展阶段与特点进行梳理,都足以发现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随着当前网络技术的不断推广、博客微信等现代传媒的普遍应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形式上不断超越传统媒介,艺术形式更加丰富多样。因而,可以自信地预见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前景必将更加辉煌灿烂。
摘要：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文学史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更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文章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特点与当下发展困境进行梳理分析,对其未来创作前景进行评估预测,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提出一些积极建议。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民族意识,现代性
参考文献
[1]严秀英:《论当下少数民族的民族性和现代性》,《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2]朝戈金:《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百色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3]白崇人、肖纶:《从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的崛起看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前景》,《民族文学研究》1989年第4期。
[4]才旦:《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民族特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论前景化在唐诗创作中的表现 第4篇
对于文体学基本理论及其对象和研究方法, 中国传统古典文学流派与西方各有偏重。中国传统意义上对文体的认识主要是对体裁及与体裁相关问题的阐发。借助于语言方法研究文体风格的西方文体学则在20世纪前半叶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本文通过运用西方文体观中的前景化理论对唐诗在多个层面上进行解析, 以期突破静止描述、分类的体裁研究方式, 从这一角度来欣赏前景化所带来的美感, 并为唐诗文学价值的解释提供有力的依据。
二、唐诗中语言运用的前景化解析
唐代是中国诗学的盛世, 唐诗的艺术灵魂已经融入整个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 成为泱泱华夏文化传承中的典范与精髓。下面我们就从构成唐诗文本的语音、语法、语义方面的偏离以及平行的角度对唐诗的前景化进行考察。
(一) 语音偏离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主要运用语言的交际功能, 较少受表达的需要刻意考虑语音的节奏或韵律, 而偏离常规的语音前景化在诗作中经常使用。从而在语义表达内容的基础上, 额外产生出作品的音乐美。韵律是我国诗歌中不可缺少的艺术特征。声律是唐代近体诗与古体诗最明显的区别, 平仄的运用不能任意, 讲究平仄交替和句与句之间的“黏对”。例如李白的《送友人》双句句末均用平声韵, 单句不用韵。句式为“二二一”和“二一二”节奏, 文学史是文学体裁和风格的演变史, 其嬗变的外部原因归结于社会历史的发展, 内在程式即是文体风格前景化的演变过程 (马菊玲, 2008) 。唐代近体诗在韵律形式选择上与古体诗的灵活用韵规则相偏离, 造成了在社会历史背景下与之前社会所接受的常规相违背的语音突出现象。这种偏离往往都关联到了作品的整体意义, 从而形成了唐诗诗作区别于其他作品的独特音乐美感。唐诗中也不乏篇幅较长的七古, 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全诗三十六句中九次换韵, 声韵与诗情同步, 相得益彰。近体诗严格的韵律背景化为这一历史阶段的风格, 作者在个人语言艺术形式上的革新成为新的前景化凸现出来, 把作者所要表达的意境美和情感美演绎得淋漓尽致。
(二) 语法偏离
在唐代诗歌中, 偏离语法常规的诗作不难觅得。温庭筠《商山早行》中三、四两句“鸡声茅店月, 人迹板桥霜”历来为人所称道。这两句诗把代表十种状物的十个名词组合到一起, 中间没有任何限定动词的出现, 本来是不符合语法规范的。但这样的组合结构反而保留了名词的具体感, “鸡声”“茅店”“月”凸显了一种空间静与动交织的场景, 使读者自然而然联想到早行所见, “人迹”“板桥”“霜”, 却与上句形成反衬, “莫道君行早, 更有早行人”, 这种组合而成的名词结构句使读者对作者想要表达的“早行”产生出无限的联想与共鸣, 从而传达出特殊的艺术感受。
王维的《山居秋暝》颈联“竹喧归浣女, 莲动下渔舟”, 作者采用因果倒置的方法, 把作为结果出现的“竹喧”和“莲动”提前, 主谓语放在句尾之后又进行倒装, 变“浣女归”为“归浣女”, “渔舟下”为“下渔舟”。经过作者超乎寻常的前置处理, 诗句叙事显得更加真实并富有生活气息;倒装句巧妙设置悬念的办法, 使读者产生出与心理预期相违背的失协感受, 取得了很好的文体变异效果。
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 作者通过改变词语的常规组合方式来表达独特的意蕴并使读者获得一种美的享受。如柳宗元的《江雪》中的“独钓寒江雪”, 作为状语的“寒江雪”被放在谓语之后, 全诗的主题在结尾点明, 这种不符合常规的语言处理向读者传递出了悠远而孤独的境界。
(三) 语义偏离
语义偏离经常出现于修辞语言里。如杜甫《春望》中的“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作者触景生情, 情移于物, 将个人的感怀怅恨之情弥漫于周遭其他的活动和体验当中, 扩大了诗人的情感蕴含, 使读者更能体会到作者的“感时恨别”。相应的手法又如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中的“山形依旧枕寒流”, 作者用“枕”这个动作描写西塞山巍峨耸立下的长江在寒秋中滚滚东流, 拟人的手法赋予了“山形”沉重的意象, 既呼应了上句的“人生几回伤往事”, 又照应了文中诗人触景生情, 怀古感伤的慨叹。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韩愈用“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贬潮阳路八千”的夸张手法写出了作者因一封奏疏而无故获罪的怨愤之情。李白的诗作中大量运用夸张偏离的手法, 如“燕山雪花大如席, 片片吹落轩辕台”,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吟诗作赋北窗里, 万言不及一杯水”, 凡此种种, 都产生了惊人的审美效果。
(四) 平行
平行包括对称、并列、重复以及排比, 通过在形式上对某些特征进行强调而产生前景化的效果。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为紧扣题面, 反复写春、江、花、月、夜五个字, 平行使全诗所表达的诗情画意渲染在这五个字的反复咏叹上, 达到了显著的效果。李白《蜀道难》在全诗的开头、中间和结尾处三次重复“蜀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 从形式和意义上都突出了全诗的主旋律。给读者留下了蜀道艰险的深刻印象。
三、结语
本文运用西方文体观中的前景化理论对唐诗在语言运用和修辞中所体现出来的多样的表现手法进行解析。唐代诗人正是通过创作中对诗歌语言的加工和别出心裁的处理, 达到了前景化的预期效果。彰显出了唐诗艺术创作的张力和艺术广度。
摘要：本文通过运用西方文体观中的前景化理论对唐诗在多个层面上进行解析, 以期突破静止描述、分类的体裁研究方式, 从不同视角来欣赏前景化所带来的艺术美感, 并为唐诗文学价值的解释提供有力的依据。
关键词：前景化,唐诗,文体
参考文献
[1]、钱志熙:《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 北京大学学报, 2004 (9) 。
[2]、申丹:《西方现代文体学百年发展历程》,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0 (1) 。
[3]、张同俊:《文学语言与前景化》,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 2011 (3) 。
[4]、马菊玲:《前景化功能论》,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08 (1) 。
[5]、胡明:《关于唐诗——兼谈近百年来的唐诗研究》, 文学评论, 1999 (2) 。
[6]、刘世生:《文体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创作前景 第5篇
关键词：新诗,尴尬,创作现状,前景
白话新诗发展至八十年代的朦胧诗高峰诗潮以后, 显得沉寂无声, 不成气候。而其间, 诗坛的种种理论自觉, 却数见不鲜。诚然, 这不是五四登高一呼而应者云集的时代, 生存高于一切的年代, 文学难能再充当思想启蒙的先锋军。自九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以后, 国人面对的是一个自己谋求生路的局面, 诗人毫不例外。尘埃落定前, 在这个浮躁的生存环境中, 经济压倒了一切, 同样, 经济意识的膨胀也压倒了文学的优雅。于此时此刻, 叩问诗歌的出路, 无疑显得十分艰难, 也尤为重要。
文学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 要谈文学的处境, 就先得分析社会的经济基础。要谈中国新诗的创作现状, 自然首先要谈诗歌的现实生存环境。古典文学时代, 吟诗作赋的大多为士大夫, 或为干禄之具, 或为消遣之物, 无论其用意如何, 其主流总归不过有闲阶级的附属品。五四前后印刷出版行业盛行以后, 文人开始自由卖文为生或为政治之用, 那也是个热衷文学而文学盛行的年代。而今,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 在这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里, 文人下海, 平民打工, 不同阶层的人都为生计熙熙攘攘奔波, 金钱成了衡量价值大小的主流标准。在经济潮流的冲击下, 诗歌已经由边缘走到了更边缘地带。首先写诗 (纯文学立场的诗歌) 的人越少, 诗歌是寂寞的, 即便有能耐得住寂寞的写诗的人, 也恐抵挡不了生计的压迫。诗人主体的平民化, 即便是从业人士, 也得以金钱来衡量甚至操纵诗歌, 难免与“阳春白雪”隔阂, 而清高不起。由此, 文人当中, 立志从政, 或者从业影视行业、房地产行业等具体经济相关行业者甚众, 社会福利好、经济收益大的行业成了热门, 而真正立志写诗、安贫乐道者寥寥, 生存法则如是, 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 只有先生存着才能谈发展。其次, 是诗歌的接受群体的减少。现代人一方面是生活节奏的加快, 一方面是接受到的媒体轰炸的剧增, 造成了审美的淡漠和疲劳。广告、DM杂志、各种精美的产品的宣传册, 冲刺了大街小巷, 商业文化遍及之地, 大多数人业余即便有点闲暇, 大多也被大众娱乐或者家庭影院所占领, 而费解的严肃的诗歌, 不得不束之高阁。况且, 这是个商业买卖寻求利益的年代, 衡量一个人的分量, 重在物质或权利的占有, 而不是看你口袋揣着本什么书;解救大多数的社会压力的, 是经济的稳当, 而不是一首诗歌。审美鉴赏和审美评论这样的美事, 在诗歌写作主体和话语权为大多数平民, 而平民又为生计所迫的今天, 不得不成为寂寥之事。
而经济压倒一切造成严肃文学严肃诗歌稀缺的同时, 是浮躁的精神状态造成的人文关怀的有限和“泛诗歌”的涌现。严肃的崇高的文学理想, 在不断遭受消解, 在现在的生存环境里来谈, 变得多少有些缺乏现实感, 而纵观这些年的作品, 孤独绝望的悲观情怀甚至发泄愤懑, 才是主题的主题, 是时代文学的主旋律。自五四新文学以降, 文学或为启蒙之用, 或为自由主义作家主张的抒写性灵之用, 或为京派作家供奉人性的“希腊小神庙”所用, 即便海派, 也多精品。渐而是新的文以载道, 文学的意识形态化成为主流。而市场经济以来, 随着文化领域内开放尺度的增大, 文学又获得了相对宽松的表现尺度, 种种个人化的私人书写, 一再以前卫、破除阅读隐私界限的冒进姿态, 充斥文坛, 使得当代文学的审美面貌大为改观, 同时对于严肃文学一再调侃。如李亚伟的《中文系》:“…有时, 一个树桩般的老太婆/来到河埠头———鲁迅的洗手处/搅起些早已沉滞的肥皂泡/让孩子们吃下。一个老头/在讲桌上爆炒《野草》的时候/放些失效的味精/这些要吃透《野草》、《花边》的人/把鲁迅存进银行, 吃他的利息…”这样的调侃, 倒也不伤文雅, 而等到伊沙《车过黄河》:“列车正经过黄河/我正在厕所小便/我知道这不该/我应该坐在窗前/或站在车门旁边/左手插腰/右手作眉檐/眺望像个伟人/至少像个诗人/想点河上的事情/或历史的陈账/那时人们都在眺望/我在厕所里/时间很长/现在这时间属于我/我等了一天一夜/只一泡尿功夫/黄河已经远去”———黄河历来被我们表述为母亲河, 黄河在中国文学史里是一个伟大的意象, 而在伊沙笔下, 已被忽略被反讽, 无疑已经十分明显地显露出先锋诗歌的语言的粗糙和崇高的虚无感。诗歌只是意识的浮标, 诗歌的沉沦, 更是当代人当代诗人审美的沉沦, 是传统价值归属感的破碎, 是现实的无着和荒谬。无论是垃圾派或者下半身写作的诗人, 在他们叫嚣并津津乐道于写作这类耸人听闻的先锋诗歌, 无论怎样的时下效应, 都应该明白这绝不是诗歌的常态, 其品质也不会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如何建立当代的诗歌, 非非主义也做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探索, 遗憾的是, 比较于历史上存在过的各个诗歌流派, 无奈非非的理论探索多, 而实际有影响力的作品寥寥可数。
中国当代诗歌写作, 人文关怀趋向有限的同时, 所谓“诗歌”却以海量出现于各种媒体, 因其多借用诗歌的文体形式来写作, 而其呈现出的写作水准又多达不到纯诗境界, 此处用“泛诗歌”来指称。泛诗歌现象的出现, 其一与网络的普及有关。网络空间, 比如论坛和个人博客, 让普通个人有了抒写自我的空间, 并且很方便点评交流, 由此出现了大量纯粹用以抒写个人思想情感又站在商业和严肃文化立场外的泛诗歌。其二, 泛诗歌现象的出现, 与广告的冲击有关, 因为现在大众普遍文化素质和审美能力的提高, 现在很多广告的广告词, 就有别出生面地使用诗化的语言, 言简意赅, 意味隽永, 耐人听闻, 例如是房地产业, 常在城市的广告墙或者楼盘前, 写着兼具美感和煽情力量的长短句。再如很多城市酒吧等娱乐场所, 也常挂着写满诗句的广告牌, 以增加唯美的诱惑力。其三, 相当多的现代流行歌的歌词, 都写得十分含蓄唯美, 加上句尾的押韵, 这些歌词都堪比诗歌。本来在古代, 词就是用以配乐而歌的, 词人们按词牌来填词, 而近现代歌歌词已从词牌的桎梏里解脱出来, 旋律和歌词都为自由而作, 歌词的写作, 也就不再是填词, 更象是作诗, 而且许多的篇什, 的确如很美的现代诗。诸如此类, 泛诗歌广泛地贴近日常生活, 阅读视听行走之处, 人们都能接触到大量类似诗歌的诗歌, 这类广义的诗歌, 也得以以海量生存于日常生活空间, 甚至模糊了人们对严肃诗歌的审美概念。
中国白话新诗, 从五四前后发展到今天, 大约90年。到了90年后的今天, 不得不说, 出现了泥泞、混乱的局面。真正有大作为的诗歌流派及诗人诗作寥寥无几, 那么是放任自流, 随其颠覆于商业物欲的浮躁状态下, 还是继续任真诚的诗人们在诗歌的边地孤独做荷戢的余勇, 或是任由些作怪的所谓先锋诗派鸠占鹊巢继续驰骋诗坛。按“凡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的古训, 只有有倡导有关怀有举措, 清醒地看到现代新诗的尴尬处境, 于金钱物流横流之际, 遏制欲望, 唤醒理智, 才是严肃文化严肃诗歌的长久之计。要倡导严肃诗歌, 首先要重视严肃诗歌。如今学院派的学者, 大多不从事文学创作, 按现行学术制度, 文学创作与学术职称评定等学术制度似乎无关, 这样导致大范围地文学创作的萎顿, 同时是多低水准的学术文章的大量雷同甚至相互抄袭复制。且看中国的现当代文学, 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 与世界其他国家比较来看, 文学本来就已经够黯淡;国内的学术, 尽管在国土范围内多名家大师, 但得到世界范围认可的, 却并没有多少。这是一个体制转型期, 经济的浮躁, 造成学术态度的普遍浮躁, 传统价值观的破碎, 新价值观的未及完善, 和来不及的人文关怀, 都是正常, 但从长久来看, 也确实到了应该理智节制并宏观调控的时候了。京派代表作家沈从文, 当初并没有接受过很规范的学校教育, 但凭其写作的几部小说, 就能得到名家的推荐和大学的破格录用, 而登上大学教师的讲台。作为一种思路, 按现行国情, 重视严肃诗歌, 就需要给坚持严肃文学立场的诗人们, 以更好的发展空间, 肯定诗人的人品和诗歌的品格, 给坚守者以更好的社会出路。而在学术水准评定上, 坚持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并行的两条腿走路的方法, 给真正有水准有品格的文学作品及学术研究, 以应该得到的肯定。另则, 是对出版发行行业的整顿和规范。事业单位做企业化管理的今天, 很多的报刊杂志传媒机构都转向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 自负盈亏, 以盈利为重。如此, 势必造成金钱买卖干系与文学和学术含金量的大碰撞。这真是一个尴尬的时代, 诸多传媒从业者的经营观念, 加上沽名钓誉之辈对坚守者的挤兑, 种种因素, 那么谁能保证我们依旧怀着文心依旧单纯呢?复次, 在社会环境内, 要倡导严肃诗歌, 就得做好宣传工作, 对严肃诗歌加大宣传力度, 使其在文教机构得到大范围地传播。分清良莠, 培育禾苗, 抑制稗草, 就要求清除鱼龙混杂的局面, 对炒作的文学流派做一定的隔离, 不跟风不盲从, 控制好舆论。事实就是, 禾苗长势好了, 稗草自然被遮盖于下, 稗草的存在是种正常, 也是对禾苗的考验。也只有这样, 对严肃文学予以实在的关怀和举措, 才可能预期未来的繁荣, 而做到真正的百花齐放。
参考文献
[1]胡适.谈新诗[M].北京:中华书局, 1993
[2]邓程.论新诗的出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3]谢冕.谢冕论诗歌[M].江西: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