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学范文

环境史学范文（精选12篇）

环境史学 第1篇

一、图书

在利用图书时, 我们通常按照如下过程: (1) 首先确认本人附近的图书馆是否有收藏纸质图书。这一般是通过检索图书馆书目数据库来实现。 (2) 其次是检索馆藏电子图书数据库, 如超星数字图书馆、Apabi电子图书库、netlibrary、书生之家、读秀图书搜索、百链云资源等。这些资源通常是由图书馆购买的。由于数据库是不同的商家制作的, 因此有各自的收录范围和特点。在检索利用时要注意这一点。 (3) 利用网络资源, 如新浪共享、爱如生、国学数典等网上资源, Google图书搜索、findbook等搜索引擎, 可以下载到图书的电子版。

如果通过以上途径无法直接获得图书全文, 可以考虑如下途径: (1) 确认所在地附近的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是否收藏。如果是在暨南大学, 可以查询中山大学图书馆、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广东高校图书馆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市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的馆藏书目数据库。 (2) 通过图书馆馆际互借服务获取。检索国家图书馆、CALIS公共目录检索系统 (高校图书馆联合目录) 及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台湾图书馆及全世界各国家图书馆网站的公共目录检索系统 (OPAC) 确认图书的收藏信息, 间接获取。其次可以通过购买方式获得, 如网上书店 (当当、卓越等获取中文新书) 、网上二手书店 (孔夫子网等购买旧书) 、网上购物站点 (Amazon、淘宝等购买外文书) 。

此外, 古籍资源在利用时需要特别注意:纸本资源优先利用本馆资源, 如图书馆古籍阅览室, 馆藏新版古籍, 如四库系列、再造善本、民国史料丛刊等。由于古籍比较珍贵, 一般图书馆是不能外借的, 所以纸质古籍资源的利用仅限于馆内。由于古籍不存在版权问题, 因此古籍数字化建设发展迅速, 越来越多的古籍经过数字化处理放在网络上资源共享。网上古籍资源异常丰富, 如国家图书馆的古籍特藏、CADAL百万册数字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古典文献数据库、基督教古籍数据库、日本公文书馆、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基本古籍库、台湾图书的古籍数位化计划、中研院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等等。通过网络搜索引擎, 还可以获得数以万计的古籍资源。民国年间出版的图书除了图书馆收藏的纸本外, 还可以通过国家图书馆民国图书库、CADAL百万册数字图书馆中民国图书、读秀图书馆搜索等获取图书全文。

二、期刊

在利用期刊论文时, 一般较少利用纸质资源, 利用较多的是电子期刊。中文电子期刊一般查询中国期刊网、重庆维普数据库, 人大复印资料作为补充。这两个中文期刊库有其各自的收录范围, 重复率在40%左右, 但仍不能将国内所有中文期刊收录齐全, 因此还要通过其他间接途径搜集, 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方式是通过文献传递。

外文电子期刊库由于知识产权原因, 一般多属于出版社, 如Wiley-Blackwell等国外知名出版社的电子期刊库, 但期刊种类较少;还有专门的数据库商, 如Springlink、EBSCO等大型出版集团提供检索平台集中多家出版社的电子期刊。当然, 这些资源都必须购买才能使用。外文电子期刊收录年限大多数从1995年开始, 再往前的期刊论文就通过过刊库如JSTOR或者文献传递或免费的网络资源获得。

进行文献传递的前提是必须知道哪家图书馆有收藏, 期刊联合目录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目前国内未见有一个统一的期刊联合目录, 多家单位都在开发, 如上海图书馆的全国报刊索引、中国高等院校文献信息保障中心 (CALIS) 的西文期刊目次数据库、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期刊目次数据库、中科院的全国期刊联合目录等。

网上有很多免费电子期刊, 但多限于外文期刊, 专门术语叫公共获取 (Open Access, 简称OA) , 专门集中OA刊物如DOAJ系统收录了6384份学术期刊, 其中2436份期刊可搜索到文章内容, 大概有550477篇论文 (截至2011年4月12日) 。此外, 开发存取图书馆 (OALIB) 集中了5000多个OA资源数据库, 大部分可以免费下载。了解这些对我们搜集外文期刊论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 通过搜索引擎, 如Google学术搜索、Scirus、读秀学术搜秀、百链云等等资源也可以获得。如果以上途径都不能获取文献, 可直接跟作者本人索取。

三、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除在本单位被收藏外, 一般还在国家指定单位收藏, 如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和国家图书馆。

1. 国内学位论文, 一般通过万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CNKI (清华同方) ———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两个库可以直接获取论文全文,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中文学位论文、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检索、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学位论文检索、CALIS学位论文系统等仅提供摘要信息, 想要获取全文必须付费复制。

2. 港台学位论文。

可通过:台湾图书馆的全国博硕士论文资讯网 (注册账号后即可下载授权的电子版) 、分布式学位论文共建共享计划 (e Thesys) 、CETD中文电子学位论文服务、香港浸会大学DTC项目等检索到, 但部分可下载全文, 台湾部分大学、香港各大学图书馆网站提供学位论文下载服务。

3. 国外学位论文。

历史研究可用的国外网络学位资源数量繁多。通常情况下, 可利用PQDD博硕士论文数据库、Pro Quest学位论文全文库, 这两个库收录了北美地区的大部分高校的学位论文, 但需要购买才可以看到全文;NDLTD (国际学位论文数字图书馆网) 、加拿大学位论文门户网、德国Diss Online方案、澳大利亚数字化学位论文项目 (ADT) 、日本博士论文书目数据库、北欧学位论文Di VA等可以直接从网上下载全文, 各高校自建学位论文检索系统也只能看到摘要。此外还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查找有无免费论文或直接向作者索取。

四、报纸

各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一般都收藏有报纸资源, 且收藏时段比较长, 连续性较强。目前报纸提供电子版多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信息, 对历史研究者来说, 过去的报纸更有价值。目前国内可供检索的报纸数据库有人民日报全文数据库、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报纸数据库。其中最有价值的资源是全国报刊索引 (特别是民国、解放初期资料特别齐全) , 只要能在该库检索到, 就可以通过图书馆文献传递服务获得报纸全文。此外, 还可以通过网上免费站点获取。

在检索和利用电子资源时, 有一类资源是要特别关注的, 那就是目录 (摘要、索引) 类数据库。这类资源通常只提供线索, 不提供全文, 是作为指引性工具出现的。正因为如此, 这类数据库收录范围大, 种类多, 对历史学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对这类资源熟悉和掌握, 可以收集到更多更全面的史料。

中文目录索引必须熟悉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该库浓缩了国内出版发行的各类报刊 (包括港台地区) , 目前该数据库数据已回溯至1833年, 年更新量在50万条左右, 是目前国内唯一揭示中文报刊资源时间跨度最大 (近一个半世纪) , 报道报刊品种最多 (一万六千余种) 的报刊数据库产品。如果需要全文, 可通过文献传递服务获取。

外文目录索引要学会检索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简称SSCI) 。该库为跨50个社会科学学科的1950多种期刊编制了全面索引, 学科范围包括人类学、历史、行业关系、政治学、公共卫生学、社会问题、社会工作、社会学、药物滥用、城市研究和女性研究等等, 收录范围包括最新信息以及从1956年至今的回溯数据;每周平均增加2900条新记录;包括每周新增的大约60000条引用的参考文献;自1992年1月起, 近60%的文献包含英文作者详细摘要。

此外, 还要注意充分利用网上免费资源, 这些资源通过积累会逐渐增多。如国家图书馆网站, 不仅仅是网站, 可以说是一个资料丰富的免费数据库。仅其特色资源栏目下包含有民国图书、数字方志、中国学、甲骨实物、甲骨拓片、碑帖菁华、金石拓片、年画、西夏文献、西夏论著、宋人文集等等栏目。不仅国家图书馆网站如此, 全世界任何一所图书馆的网站都提供多种资源服务。对历史学研究者来说, 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科院、上海社科院等) 、档案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日本公文书馆等) 、纪念馆 (翁同龢纪念馆等) 、研究所或研究中心 (华东师大的冷战研究中心、美国国务院、中研院等) 网站或多或少都会提供很有价值的信息。

不仅如此, 网上还有很多免费的历史类的专题数据库、网站、论坛、学术讨论组等等。如“世界历史人物索引”是美国Alexander Street Press (ASP) 出版社免费向学者提供的索引数据库。内容包括信件、日记、口述史与其他个人叙述等, 是现存关于社会记忆的最完整的档案库, 包括超过70万页经过编辑的精选资料, 涉及400年历史, 提供链接至有效全文、音频与视频文件, 而这些资料现存于世界各地数千个档案馆与其他储存机构。国内免费的网络专题数据库也有很多, 其中以高校自建数据库最多, 如秘籍琳琅———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古文献资源库、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数据库、暨南大学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数据库等。专业的史学论坛如爱如生、国学数典等。

由此可见, 在当今网络资源发展飞速的时代, 资源的搜集和利用也是有章可循的, 掌握了史料搜集的技巧, 就可以使研究的资料更加丰富, 基础更加扎实。

摘要：本文按照文献的出版形式将电子资源划分为图书、期刊、学位论文、报纸等, 针对每个类型的资源特点及其利用过程作了分析, 提出了检索过程中的一些注意事项。

环境史学 第2篇

历史学二级学科介绍：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专业介绍&培养目标：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这两大领域之间，它以史学理论为研究重点，兼及史学史(侧重于研究近现代西方史学和历史哲学流派的历史);在史学理论领域，以广义社会历史理论研究为重点，而不局限于狭义的史学理论;而且坚持把理论探讨与实证的史学研究相结合。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古-1840)、中国近现代史学史(1840-2000)、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外国史学史

该专业研究生去向主要为政府、企业、教学、科研等部门中负责策划、咨询、管理和教学、研究等方面工作。近年来，毕业生主要就业于各地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出版社等。共 13个二级学科招生单位：

天津师范大学(B)、辽宁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安徽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兰州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扬州大学、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河南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

运城中公教育

环境史学 第3篇

关键词 数字环境 历史学 文献资源建设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分类号 G250;G255

Construction and Usage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Resources Based on Digital Environment：Taking the NENU Library as the Example

Chang Beibei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history for the point of penetration， and basing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onal requirements， it chooses the Library of NENU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ture resources of history dominated by “need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puts forward some feasibility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bject librarians and subject services integrate deeply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ary resources.

Keywords Digital environment. History. Construction of literature resources. NENU Library.

文献资源建设作为图书馆的一项主要工作已然得到了学界多年的研究与探讨，但依据具体学科背景和专业文献资源特点进行的研究尚不多见。在数字化技术应用推动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中，文献资源建设与利用不再是盲目的扩充资源数量或规模，而是与学校的学科建设相依存，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业务，使图书馆能够更有效地助力学校的教、学、研。作为一种资源建设的新模式，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已在多个学科上开始了尝试，其中历史学是人文社科领域的一个试点学科，本文以此为契点进行深入探讨。

1 历史学文献资源的特点分析

1.1 包容性

作为人文社科领域的一个代表性学科，历史学同大多数文科专业一样，一切的研究都建立在充分挖掘文献资源的基础之上，与自然科学依赖大量的实验完全不同。可以说，史料是历史学的生命，是史学研究的立足之本，没有史料将寸步难行。

然而，历史是一门包容性的学科，它横向覆盖全世界各个地区和人们社会生活与精神状态的方方面面，纵向则囊括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与发展历程。它还可以与所有的学科产生融合与交叉。就此而言，历史学的文献可谓包括万象，无所不容。

关于史料的分类，已有很多著名的历史学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是无论哪一种说法，都不约而同地体现了史料的广泛性与包容性。例如，荣孟源在《史料和历史科学》一书中将史料大致分为四类：书报类——包括历史记录、历史著作、文献汇编和史部以外的群籍;文件类——政府文件（档案）、团体文件和私人文件;实物类——生产工具、生活资料、武器和刑具、货币、度量衡器、印信、遗迹、模型和雕塑、照相和绘画、语言和文字、碑刻和砖瓦、纪念物;口碑类——回忆录、调查记、群众传说和文艺作品。由此，我们不由叹服历史文献的博与大。

1.2 多维性

历史研究的广博性决定了文献资源多维需求的特点。每个学科内部都有更细致的划分，历史学也不例外。然而，如果说其他学科的细分不太影响整个学科资源建设或利用，那么历史学就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一级学科层面上，历史粗略分为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三大类，这三类文献资源的交集率或重合率非常低，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互不相干，这种现象在其他学科中很少见。若进一步区分，古代史、近现代史、专门史、世界史领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文献需求也是天壤之别。有些学科仅需一个大型的数据库检索平台或几个数据库就能基本满足整个学科的需求，而历史学没有这种统一性，也不可能实现这种统一性。

2 图书馆在历史学资源建设上的悖论

2.1 学科建设的需求与图书馆文献保障能力之间的差距

学科建设的成就是衡量一所现代化大学的重要指标，而学科建设的进展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校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这一点对于历史学而言是致命性的因素。在所有的学科中，历史学的文献需求最为复杂和多样，信息量也最为庞大。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研究主题都会导致资源需求的完全不同。这也对图书馆的历史学文献资源建设提出了一个最棘手的问题。

根据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历史学科馆员对本校历史学学科建设的文献需求调查，几乎所有的二级学科或者具体的研究方向都存在严重的资源匮乏情况。在与多名教师的访谈中，他们对图书馆提出了购买多种文献资源数据库的建议。如中国古典文献数据库（尤其是中国基本古籍库）、港台文献数据库、希腊文献数据库（Thesaurus Linguae Graecae，TLG）、拉丁文献数据库（Thesaurus Linguae Latinae，TLL）、Brill Online在线数据库平台、《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0）》《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申报》全文检索数据库、世界各个国家目前已经数字化的政府档案数据库等都是教师提出的迫切需求。毋庸置疑，这些需求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学科馆员并没有采访所有的教师，只是选取部分教师作为代表进行调查。

nlc202309041516

面对学科建设和学院教师需求甚殷，图书馆经常处于有心无力的困境。由于经费的限制，图书馆根本无法满足学院师生的所有需求。其实，放眼全国乃至全世界，能够完全满足读者需求的图书馆似乎还不存在。

2.2 热门研究与小众研究资源建设的不平衡

目前，高校图书馆在文献资源建设中几乎都存在一种共识：既然无法为学科建设提供零担忧和零缺陷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那么高校图书馆有限的文献购买经费则大部分投到国家重点学科和优势学科上，或者是热门研究领域和研究团队庞大的领域。这样虽然可以保障文献的使用率和经费的优化配置，但会造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畸形发展趋势。

2.3 地方特色文献与普适性文献建设的矛盾

作为某一特定地理方位的名片，区域文化的建设逐渐得到重视，尤其是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同地区对各自特色文化及价值的研究与日俱增，从而需要大量的地方文献作为支持。与此同时，意识到地方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巨大价值，地方特色文献的建设一时间成为各地区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毫无疑问，地方特色文献的建设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对于保存多样化的中华文明意义深远。但是，大部分地方性特色文献都与历史息息相关，如果权衡不好地方文献与普适文献建设之间的关系，很容易出现区域性历史研究突出，而其他更广泛的历史研究无形被削弱的情况。在经费并不充足的情况下，如何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也是图书馆以“服务学科”为宗旨的文献资源建设之重中之重。

3 历史学资源建设与利用的新尝试

史料的各种特性影响着历史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也为历史学文献资源建设增添了诸多困难与障碍。上述的历史学资源建设悖论不是个别高校的问题，而是在所有的高校中普遍存在的;同时，这些悖论不仅仅出现在历史学科领域，在其他学科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唯一的区别在于，历史学是问题最为显著的一个学科。那么，如何突破这些障碍，更有成效地建设历史学科资源保障体系，是摆在所有高校图书馆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已经从多个角度和渠道开始了构建资源建设和利用新模式的尝试性努力，或许可以为其他学科或高校提供一些借鉴。

3.1 资源的取舍——倾听+评估

在浩瀚如海的历史文献面前，没有谁能够将无穷的资源整合到一起，遑论检索与获取。然而，信息化时代发展到今天，数字资源已经大批量出现或正在大批量的生产，即使这些数字化资源在庞大的历史文献中所占比例并不高，但是对于一个图书馆而言，也是非常庞大的。图书馆有限的经费在选取文献资源时如何取舍，购买最合适、最有用、最切合本校历史学科建设的文献资源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命题。

首先，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结合本校历史学科发展的具体情况。历史学研究的分支领域和方向过于庞杂，每个学校都不可能涉猎全部的研究主题。因此，在学科资源建设上，必须摸清本校历史学科研究的范围，优先选择学科研究最急需的资源。那些没有涉猎的领域，相关的文献资源暂可不予考虑。此外，在已有的研究领域中，师资力量也不尽相同。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可以优先考虑研究团队庞大的领域，从而保障有限的资源服务最多的群体，提升资源使用率。

其次，具有历史学专业背景的学科馆员要深入院系和师生中，进行反复的采访、沟通和调查，用心倾听他们的声音，获取最真实的信息反馈;学科馆员再根据具体的反馈，对师生提出的资源进行大量的调查和评估。评判一个数据库的价值，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就是调研国际和国内专业排名处于第一阶梯（前10名或前20名或其他）的大学是否拥有该资源。一般情况下，主要对国内985或211高校，以及部属师范院校进行调研。例如，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在调查中国基本古籍库的时候，发现中国高校（仅限大陆）已有70多家拥有该数据库，国内的主要大学中几乎就东北师范大学未曾收藏;而中国基本古籍库的覆盖范围很广，拥有从先秦到民国的历代典籍及基本文献，可以支持整个中国古代史和部分近代史的研究。根据这些信息，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可以考虑在未来的文献资源建设中购买该数据库。

但是，对于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的研究领域，与其相关的文献资源对比就必须置于更为宽广的国际视野中。例如，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世界古典文明研究在国内首屈一指，国内很多高校都没有涉猎该领域的研究，因此在国内进行资源调研对比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又如，希腊文献数据库国内仅有南开大学开通，而拉丁文献数据库国内尚未有大学使用，这就需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调研。以拉丁文献数据库为例，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塔夫斯大学等著名学府都在使用。

3.2 图书馆与院系共建——世界古典文明文献数据库

在世界范围内，人类文明几千年间流传下来的文献很多都没有数字化，造成文献传播范围狭小和利用率低的弊端。很多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中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被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从文献保护的角度看，这种行为无可厚非，但是却限制了文献价值的发挥。在既保护文献又增强文献使用率方面，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探索出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即图书馆与院系合作，将珍贵文献数字化，建设成为专业性文献数据库。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是国内该领域研究的开拓者，文献的收藏在国内赫赫有名。上世纪60年代开始至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有涵盖英、德、法、意、俄等多种语言的1.7万余册古典文献，成为世界古典文明研究领域亚洲一流、国际知名的专业文献中心。其中，很多文献都是国内孤本，非常珍贵。

为了方便学术研究，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与图书馆就这些文献展开合作共建，通过数字化、编目、建库和检索平台的搭建等一系列工作，最终形成了“世界古典文明文献数据库”，包括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古典学、拜占庭学等学科的原始文献、相关著述以及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nlc202309041516

可以说，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与院系共建学术特色文献数据库的创举非常成功，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自建与推广利用的经验，不仅为未来此类事业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其他高校图书馆或公共图书馆提供了可行的模式。

3.3 资源建设与利用共享理念的践行

在图书馆资源建设与利用方面，共享理念的提出已经有很多年了，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很多图书馆依然固守着“各自为政”的传统和资源的地方性保护措施。事实上，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难理解。很多文献资源，尤其是大型数据库都是图书馆购买而来，没有合作基础的共享实现起来必然不能一帆风顺。然而，数字化时代资源建设与利用的趋势一定会走向共享。在条件不太成熟的环境中，如何为本校的学科资源建设和师生的文献需求寻找共享的机会，是高校图书馆努力尝试的方向。

对历史学科而言，资源的共享迫在眉睫，更是大势所趋。以世界史为例，尤其是世界近现代史，国际关系与各国政府的内政外交构成了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从何入手？各个国家的政府档案和文件奠定了研究的基础。然而，世界上有数百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堆积如山的政府档案。即使将世界近现代史研究集中于世界主要大国或强国，相关的文献资源也不容易获取。一是由于政府档案太庞大，数以万计，数字化程度不高;二是因为世界史的研究波及的地域范围太广，单个学校没有财力将国外已经数字化的原始档案购买齐全。虽然全球的学术期刊数据库不断朝着全面和综合性的目标发展，甚至出现多个数据库共存的大型检索平台，也只能说明学术论文的获取非常方便与快捷。原始档案的重要性在于它拥有最权威的话语权，因此，原始文献的获取与利用是历史学研究的核心，也是历史学科资源建设的重中之重。

在经费使用的局限之下，要做好学科资源建设工作，需要图书馆不断地开拓与创新。日前，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积极合作，通过集中为教师办理国家图书馆的读者卡，为学校教师提供了一条可以远程免费获取更多电子资源的途径。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调查发现，在历史学文献资源方面，国家图书馆的电子资源中不仅包含了中国古典文献的一些数据库，而且还囊括了外国政府的原始档案，如英国海外政策文件、美国国会文献集、美国国家安全档案等。这种远程合作，对于学者而言是一种福音，尝到了资源共享的甜美果实;对于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而言，节省经费的同时也大大推动了学科资源建设，在助力学校科研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4 结语

每个学科都有各自的特点，文献资源的需求也大相径庭。因而，高校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与利用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历史学的专业特点和史料的特性造就了其成为文献资源建设中最复杂的一个学科。尽管如此，图书馆依然需要孜孜不倦地寻求历史学文献资源建设的新突破。其中的一些方法具有通用性，可供其他学科借鉴。未来，更为细化和专业的分学科模式将是资源建设的发展之道，以提升文献资源与学术研究的贴合率，更加有效地促进学校学科建设。

环境史学 第4篇

1. 继承与改造中世纪神学史观

16世纪, 奥古斯丁时期建立的神学统治观点得以巩固和发展, 致使人文主义在德国受到宗教改革中新的神学史观的压制。德国宗教改革时期, “史学的功能不仅在于记载和叙述, 而带有明显的宗教实用主义色彩。”马丁·路德的忠实信徒菲利普·梅兰希顿认为, 每个新的历史学家为捍卫自己的宗教政治目标, 应执行马丁·路德言论中的纲领。研究历史能带来各种益处, 历史是宗教改革活动家出谋划策的工具。于是, 他重新修订《编年史》。该书最终成为路德派在大学中使用的活教材, 他的《世界史》被推崇为当时宣扬新教教义和宗旨的历史著作典范。与梅兰希顿一样, 宗教改革时期的史学家斯莱丹也持史学实用主义观点, 认为“处理战争、和平、条约、联盟、联姻、扩张领土、人民的忠诚、派系及王国其他的事物, 没有什么知识比历史研究更有用”。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马丁·路德并非历史学家, 但充分认识到通过历史研究建立纯洁的宗教信仰的重要性。

2. 宗教改革始终伴随着民族运动

15世纪至16世纪初, 德国经历了一个政治危机时期, 德意志帝国被极大削弱, 许多地区变成邻国战利品。查理五世在位末年, 德意志帝国被瓦解和分割了, 这一切严重伤害了史学家的自尊心。于是在史学中加强了民族主义因素。雅各布·温费林的《直到我们时代的德国简史》一书便是最好的例证。该书痛斥法兰西君主国力图强占领帝国以西领土行为, 并力图证明法国人无权觊觎这些土地。他试图推断查理大帝是德国人, 还大量引用塔西佗和其他古代作家言论, 力证日耳曼部落特利博契人曾沿莱茵河和易北河居住, 是斯特拉斯堡居民祖先。断言阿尔萨斯自古以来是德国的领土。虽然温费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论证不免幼稚, 但体现出该时期史学中的民族主义因素。

二、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派的史学论战

“在德国, 无论是路德派, 还是天主教, 都把历史学作为神学的婢女, 宗教改革为史学增添了新的成分。史学服从于宗教论战的目的。”随着路德派势力日益增大, 其与天主教会的论战也全面打响了。为挖去天主教会的历史根基, 路德派极力证明自己编纂的历史才最真实可靠, 而天主教的历史则是虚构伪造的。罗马教会已不是福音时代的单纯宗教组织, 已变成一个腐化堕落、走入歧途的机构, 在伪造历史和“传说”上树立威信和权威, 维持其存在却没有类似真理的东西。天主教教徒罗伦佐·瓦拉证明“君主坦丁的赠礼”是伪造的, 连天主教会也承认了他的成果, 使路德学派信心百增。

为攻击罗马的历史根基, 路德派新教徒在马提亚·弗拉西阿斯身上找到希望。在6位同事大力协助下, 他编写了不朽著作《马格德堡世纪》13卷, 该书以每100年为1卷, 故称为“世纪”。但该书编写并未超过13个世纪, 重点是在论述教会史上。它否定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所说的世界运动是人造成的论点, 坚信推动历史前进的原动力是上帝而不是人, 把历史看作是上帝意志的记录。该书在历史进程与历史发展动力等方面也看不到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 而且与中世纪神学观点没有太多出入。“它不仅与天主教会, 而且与人文主义唱的也是一台对台戏。”

《马格德堡世纪》收罗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材料, 但整部书毫无批判精神, 收集到的史料也并未完全消化, 全书从头到尾都有主观偏见。例如, 书中猛烈攻击教会, 认为教皇是基督大敌, 教皇控制下的天主教会是伪基督帝国, 据以说明《马格德堡世纪》起源的文件的真实性。《马格德堡世纪》批判天主教会的观点, 袒护君主王公, 得到想从教会手中夺回大权的世俗王公的欢迎与推崇。在编年史问题上《马格德堡世纪》机械地把每个周期毫无意义的限制在一个世纪内, 对人文主义年代记而言无疑是一个倒退。

当人文主义者与新教徒对天主教会进行双重夹击时, 教皇在特伦特会议上提出天主教复兴计划, 其中一个内容便是编纂教会史, 从历史中寻找反攻弹药。为驳斥《马格德堡世纪》的历史真实性, 教皇选定枢机主教巴洛尼阿斯编纂历史。他带领一个由10人组成的班子一直工作到逝世, 编写了一部《教会年代记》, 亦称《教会编年史》。该书与《马格德堡世纪》的编纂方式相近, 它从基督教诞生之日一直写到1198年, 每卷专门撰述一个世纪。巴洛尼阿斯可任意进出意大利藏书丰富的图书馆, 有机会翻阅梵蒂冈无价档案。《编年史》中所收录的资料并不比《马格德堡世纪》少, 时至今日该书仍有很高的史料参考价值。天主教认为, 新教的历史毫无根据和理论原则, 天主教会丝毫不像新教徒说的那般腐化堕落, 它向人们展示以彼得为奠基人的教会的统一性和纯洁性。《教会年代记》对《马格德堡世纪》的观点逐一反驳, 新教徒们正如从前佛拉西阿斯使天主教徒只能采取守势那样。双方不断争夺的结果是路德派处于劣势, 天主教重新坐回到宗教权威宝座。但著史论战并未就此停止, 新教派推选出了以撒·加索棚评论《教会年代记》。加索棚仔细翻阅《教会年代记》各卷后, 发现该著作有大量年代编排、翻译错误, 以及对希腊文的一知半解。他写出一本评论著作《练习》, 该书所采用的错误的评价方式——历史批评练习形式, 加上内容冗长, 无法让读者顺利阅读完, 最终这部著作因缺乏系统性而失败, 天主教声誉并未因此受损。

真正撼动天主教地位的是意大利天主教徒彼耶·保罗·萨皮。他不但精通希腊、拉丁和希伯来等文字, 熟悉寺院法、民法、古典以及历史常识, 对自然科学各个领域均有研究。萨皮厌恶教廷专制、耶稣会阴谋及宗教褊狭, 指出此次宗教会议虽使教会纯洁化, 但却把欧洲分为一个狭隘的教会和孤立的信奉天主教的欧洲;一个以相当自由而自行其是的北欧两个部分。意大利人卡罗·波塔曾称《特伦特宗教会议史》是人类创造的最果敢、最坚强的著作之一。萨皮的组织能力和写作才能得到后世吉本、哈兰、马可黎等人的高度赞扬。

尽管后来天主教会又派出斯福查·帕拉斯维诺反驳《特伦特宗教会议史》, 但没有产生重大影响。这场宗教信仰论战最终以新教的胜利而告终, 但这场论战却是由萨图这位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徒完成的。从某种角度看, 这次胜利更像是人文主义的胜利。这场有关历史的争辩和论战对近代德国史学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论战使人们意识到《马格德堡世纪》与《教会编年史》相互驳斥, “16世纪的德国人与其说是在意什么观点占优势, 不如说更关心占优势一方的论点, 是否有足够的真实历史来支撑”。中世纪的历史编纂要求符合《圣经》旨意, 而在德国, 人们认识到历史必须符合真实, 真实才是真理, 这个真理经过史学论战的锤炼已深入人心。尽管此时的历史学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 但对史学视野、史学方法、研究范式等的创新是不可否认的, 并为后世留下了一些里程碑式著作。

三、宗教改革下的史学发展成就

在宗教改革影响下, 历史学披上了宗教论战面纱, 在新教和天主教史学家相互批判下, 真正的历史学开始在德国形成。德国史学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康拉德·塞尔提斯擅长校订、教学和诗歌, 鲜有历史著作。但1500年再版发行了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 后来又出版了中世纪两篇重要史料, 即洛斯威塔的剧本和《鄂图事业颂》, 弥留之际, 还曾计划写一部涵盖德国世系和人种研究的综合性德国历史著作;历史学家康拉德·倍亭革支持路德的宗教改革, 他对历史的贡献是那部关于铭文的专著《奥格斯堡及其政区内的罗马古代断箭残篇》, 还编撰了有关历代德皇的史著《罗马历代皇帝》, 该书1541年出版发行;迈克尔·卡斯帕·龙多普是路德派拥护者, 他的史著却站在天主教那边, 《德国六年内战史》便是例证;斯多克·鄂特撰写的《近百年史》详细叙述了30年战争时期哈布斯堡王朝统治。

宗教改革越过德国边界后在波兰、波西米亚和匈牙利掀起历史写作狂潮。波兰人马丁·克罗麦用本国语言写了一部卓越的史作《波兰史》;在匈牙利, 路德派牧师卡斯帕·赫尔提把圣经翻译成匈牙利文, 还写了一部《匈牙利史》;由于胡斯的传统, 波西米亚宗教改革是在所有非日耳曼国家中最根深蒂固的, 哈机克编写了一部无批判语言的《波西米亚编年史》;商人巴托斯投入毕生精力以波西米亚文撰写了《布拉格史》;在丹麦, 自从400年前撒克索·格剌马替卡以来, 历史写作一直默默无闻, 直到克立斯兴·彼得生把撒克索的编年史续编到他的年代并校对全书, 该书与1514年出版发行。丹麦保罗·赫尔基孙所著的《斯起比编年史》是16世纪丹麦唯一的一部富有创建的历史著作;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并没有唤醒瑞典文学, 瑞典学术界几乎没有突出的著作, 修道士奥拉那斯·彼得里把路德派引入瑞典后, 写出了瑞典历史上最早的散文历史著作《编年史》。

值得一提的是, 宗教改革后, 在“30年战争”摧残下, 德国17世纪是一个缺乏历史的世纪。

摘要：德国人文主义开始时, 宗教改革已拉开帷幕。1517年马丁·路德在德意志发起宗教改革运动, 将宗教问题放到意识形态领域首位, 促使德国史学中的宗教气氛日益活跃。由此拉开宗教改革派和反宗教改革派以著史作为利剑进行的攻击战。

关键词：德国,史学论战,史学发展

参考文献

[1] (美) 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 (上卷) 第二分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乔志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2]朱兵.论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学研究[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6) .

[3]Donald R Kelly:“Johann Sleidan and the Origins of History as a Profession”[J].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2 (1980) .

[4] (美) 唐纳德·R·凯利.陈恒, 宋立宏, 译.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5] (美) 叶·阿·科斯敏斯基, 中世纪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分析后现代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论文 第5篇

后现代主义这一词语的出现可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斯蒂文.贝斯特与道格拉斯. 凯尔纳认为这一词语早在1870年就有学者使用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传统史学研究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有章可循的方面，其更注重理性和规律，认为历史都是可以被人们认知的。后现代主义史家质疑历史进步论与理性，将研究的视野转向人们的私人和日常生活，从微观层次上挖掘历史。

1 传统史学的背景和特征

19 世纪的西方史学发展异彩纷呈，在众多的历史学流派中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最为显著。客观主义史学称雄西方史坛近百年，20世纪人们提到传统史学时，往往指的是客观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又称兰克史学。以兰克为主的客观主义史学对史料的准确性的要求非常严格，要了解历史的真相只能求助于对历史事件有过准确记载的历史资料。原本历史学的研究突出了时间的顺序与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通过历史的描述，原来关系不大的事件都被巧妙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环环相扣的演变过程。后现代主义史家认为历史是复杂和多样的。

论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转型 第6篇

关键词：史家体例 史文史功

中国传统史学“在清代前期经历了一个总结性的发展之后，在清代后期还有一个发展上的余波，并在二十世纪初年结束了自己的历史”。近当代史学就是传统史学结束后至今的发展历程。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的转型过程中，史学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同时也凸显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推进当代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关于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转型的问题，已有学人进行了研究。他们主要探讨，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型和当代史学发展危机等问题。这些问题仍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本文主要探讨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转型的整体过程，以及当代史学如何深入发展等问题。

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的转型，经历了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笔者在前人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把它们划分为史家、体例、史文、史功等四部分，尝试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的、多角度的探讨。

一、史家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而史家在史学理论体系创建中处于主导地位。这一体系中的史书体例、史文、史学功用等大都是由史家创造的，而在史家培养、生计、视域等方面，传统史学与近当代史学存在较大差异。

中国传统史家的培养方式，从历史主流上来讲就是习经究史。先秦时期，史家多是世代传袭。司马迁、班固等有家学传承的因素。司马迁就讲“司马氏世典周史”。他的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史官，同时也承认自己“受易于杨何”。可见，在西汉时期中国史家的培养是通过学习儒家经典而完成的，以后中国古代史家几乎都是从小习经究史。这与儒家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主流思想有关。

而近当代中国史家培养主要是分科筑基，全面学习。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更加注重向西方学习。到二十世纪初，尤其是在蔡元培主张废经之后，史家培养主流方式就是接受西方式分科教育。笔者以熊铁基先生（1933-）所受教育为例，来看当时的学校授课情况。熊先生是湖南常德人，并在当地接受初等教育。当时常德的初中课表要求、课程设置如下：

该表数据来自，叶荣开等编《常德市志》，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1993年，第625页。

从近代走过来的大多史家从小几乎都是如熊先生一样，接受过这种分科学习的教育。由此可知，传统史家培养与近当代史家成长是有知识结构之别的。传统史家培养主要是习经究史，近当代史家要求接受全面分科教育。两种史家培养类型导致他们主要目的也不一样。

传统史家培养主要目的是成为史官，大多入仕，不少成为权贵的谋士，大都是官史一体。中国史官产生很早，大约萌芽于氏族社会时期。史家身份在先秦时代主要是家族世袭，成为一国的世代史官。此时期比较出名的有晋太史董狐、齐太史、南史氏等。之后出现在史书记载中的史家连绵不绝，多是习经究史以致仕，如司马迁、陈寿、杜佑、司马光、王世贞、钱大昕等史学名家，做官亦为史家。不过也有王符、章学诚等依附权贵成为谋士，是史家成为“史官”的另种抉择。虽然他们没有做官，但是有左右一域某些决策的能力。

近当代史家培养主要方向是职业化，为的是从事史学教学和科研的需要。近当代史家培养还趋向专门化。一些初等、高等教育机构成为史家主要工作场所。这时期著名的历史学者多是就职于高等教育机构，如陈寅恪、顾颉刚、李大钊等。他们教研历史，都是以大学为依托，把这作为自己谋生的一份职业。

由此可见，近当代史家培养与传统史家成长是有区别的。传统史官也可以看成一种谋生方式，但与近当代史家职业化明显不同。传统史家重在保存信史，为国家提供鉴戒；近当代史家主要是教书育人，研究历史和传承学术。

传统史家的视域与近当代史家的也不一样。传统史家需要关注的主要在国内，着眼于中国疆域内。他们主要记载国内历史人物的言行、典章制度、疆域沿革等，有的也附带描述与外国的交往情况，但记载重点在国内。我们翻开二十五史就知道，大篇幅记载是国内的事，极少涉及与国外的交往。此种情况普遍存在于传统史家身上。

近当代史家中大多数都是视域广阔的，具有全球视野，积极与世界各国史家联系，尤其是与欧美国家史家的联系。早期的魏源、王韬、黄遵宪及梁启超等，宣传国外历史，进行国际启蒙教育。之后留学教育更是蓬勃发展，许多史家接受外国教育，与外国史家密切联系，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胡适、陈寅恪、何炳松、傅斯年等。他们具有世界眼光，能够与全球史学发展看齐，视域较传统史家更为开阔。

二、体例

史学编纂的体例就是体裁与义例。传统史学的主要体裁形式有编年体和纪传体。义例表现在历史分期上多以一姓一朝的兴衰为断限。而近当代史学则有重大变化，表现在体裁上主要是章节体、论文体等，义例则是新式历史分期法。邹振环也认为：“晚清中国史学的叙事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在形式上最关键的变化：一是引入章节体的编纂形式；二是运用了西方的历史分期法”。

传统史学体裁以编年、纪传为主，辅之以典志、纪事本末等体裁。刘知幾认为“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班体指班固等编撰《汉书》时所采用的纪传体，苟体指荀悦编写《汉纪》时所使用的编年体。这两种体裁长期流行于传统中国。编年体以《春秋》为典型代表，还有如《左传》《后汉纪》《资治通鉴》等；纪传以《史记》为典型代表，还有如《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这两种体裁代表了传统史学体裁的主流。同时也出现了以杜佑《通典》为代表的典志体和以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为始创的纪事本末体。

近当代史学在体裁上主要运用了章节体。章节体史书编撰形式较早运用在历史教科书中，“在中国的兴起，经历了从最初译介近代西方和日本人编写的章节体史著，到改编日本人编写的章节体史书，再到自主采用章节体形式编撰中国历史的历程，”一直被沿用至今。我们如今出书或写论文等，几乎都是采用这种体裁形式。这是近当代史学体裁的主流，明显是接受了外国史学体裁。近当代史学论文体“据说以《国粹学报》为最早”，后来一般是有论文题目、摘要、关键词、正文、英文摘要等主要部分构成，如今大小期刊的论文多是如此。我们比较熟悉此种论文体，就不再赘述。

在历史分期上，中国传统史学虽然也有通史，如司马迁的《史记》、郑樵的《通志》等，但是这不是传统史学的主流，更多的是在义例上以一姓一朝的兴衰为断限。这与近当代史学新式分期也不同。传统史学多以王朝兴衰为历史划分依据，以一朝一代为单位记载历史。这种记载手法可以详尽一朝一代重大事件，但这主要是反映一姓之天下的变迁。

近当代史学是新式历史分期法，主要体现在用“古”、“中”、“近”、“现”、“当”等词来划分历史及以五种社会形态来书写历史。这两种新式历史分期的义例是近当代史学的主流。西译书籍《万国通鉴》，“首次引入了西方古世代、中世代和近世代的分期法”，而中国史家主要受到日本学者熏染，其中由“罗振玉主持的东文学社出版、樊炳清译桑原骘臧的《东洋史要》影响最大，这部书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来分中国历史”。有很多著名史家如梁启超、夏曾佑、刘师培等均受到日本学者四期说影响。还有就是以五种社会形态来书写历史等。这集中体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身上，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是这方面的典范代表。他们支持或倡导五种社会形态说，只是在历史分期上看法不同。

三、史文

史文就是史学论著的内容。传统史文与近当代的有诸多不同。他们主要体现在史学论著的语言使用、引文及论文格式等方面。

传统史文的语言主体是文言文。这种语言的特征是传承悠久、简洁而优美。传统史家大多都以此种语言撰史，翻开传统史家的著作一看便知。

但这种语言是贵族式的，有其局限性，不利于普及到下层社会，尤其是劳动人民群众当中。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文兴盛起来。吕思勉还出版了《白话本国史》，该书甚至作为北洋政府统治期间的教材使用。以后史文多以白话文为主，并成为近当代史文用语的主流。两种语言表述的差异是传统史文与近当代史文区别的主要标志。文字的背后体现出传统史学与近当代史学关注点的相异。传统史文多反映上层人们生活，尤其是帝王将相的一言一行。而近当代史文可以满足各种人的需求，特别是普通大众的口味。

传统史家论著的引文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删略改等处理，并成为自己文章的一部分。笔者就以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例子作简要说明。梁氏是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转型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本身就带有浓厚传统史学气息，在讲清儒致用对现代思想者有影响时，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说：“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而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也。……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朱维铮根据梁氏所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内容进行校勘，认为“有未标节引号而删略者：‘唯恐其下，原文有‘祚命之不长也六字；‘而为之法原文‘而作‘以；‘非害天下也原文‘下后有‘者字；‘吾谓，原文作‘吾以谓”。在梁氏著作里，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

近当代史家对论著引文是有严格要求的，甚至连标点符号都需要一致，不能对其进行删略改等。这明显受西方科学史学影响。西方近代史学标志之一就是对引文作精确说明。而中国学者在追寻史学科学化的同时，也引入了西方史文论著的引文模式。当今学者发表文章或出版著作依然要对引文进行精确校勘，发现错误需要及时纠正，真正的做到自然科学式的高度精确化。传统史家论著引文要求则明显与近当代史家引文追求不同。传统史家论著引文追寻引文融入到撰文中，对引文是否吻合原文不作太高要求。近当代史家引文要求务必准确一致。

中国古代书籍往往前序后有跋。“序写成于成书时，篇幅较详，多置卷首，也有置于卷末的。跋有两种：一种是书成时附刻于卷末或再版时附刻上的，多直称为跋”。但近当代史家论著和一些学位论文往往有序无跋。他们把跋改成了后记或致谢等。

四、史功

中国传统史学与当代史学在功用上也存在较大差异。传统史学的功能主要是鉴戒。史家根据当时社会需要，进行历史记录或研究，以达到劝诫的目的。而近当代史学功用主流是理性史学：一方面试图求得科学的历史，另一方面想要归纳出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两方面史学研究都明显受到西方近代思潮影响。

中国传统史学主要是鉴戒史学。上面已经论证过传统史家主体是史官，他们多是当时的统治阶层。因此他们时刻关注现实社会，把历史作为现在的过去，认为历史具有鉴戒功能。《尚书》就记载有：“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孟子讲“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们可知在先秦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就主张历史具有鉴戒功能。以后中国古代史学一直贯彻鉴戒思想。司马迁感叹秦王朝灭亡时讲“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刘勰认为“诸侯建帮，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刘知幾论述“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司马光编史重在“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的地方；章学诚坚持“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从以上记载可知我国传统史学主流一直秉承鉴戒思想。历史具有鉴戒功能，可以帮助我们看出个人、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得失。鉴戒是史学的生命，史学离了它，便缺乏活力。

近当代史学一改中国传统鉴戒史学为理性史学，想要求得历史史料的客观，以便归纳出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这种史学潮流影响至今。西方兰克学派主张纯客观的研究历史。傅斯年接受这一主张，认为“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份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不出货”。他们崇尚具体史料考证研究，直至如今这也是史学界的一大潮流。

史学界也有以实证史料为基础，来求得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这种史学以马克思主义史家为主体。他们以马克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对史料的裒辑，探求中国史学发展的普遍规律，乃至人类发展的共相。李大钊认为“史学由个个事实的确定进而求其综合，而当为综合的研究的时项，一方欲把事实结配适宜，把生成发展的经过活现的描述，组之，成之，再现之；于他一方，则欲明事实相互的因果关系，解释生成发展的历程”。可见他坚持史学的最终目的是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以后有范文澜、翦伯赞等都是以归纳出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尤其是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为己任。这在当今大陆史学界仍是主流思潮。近当代理性史学的源头来自西方，而中国理性史学是接受了西方理性史学。然而无论是求得历史史料的客观，还是归纳出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如何与传统鉴戒史学相融合，成为我们当下史学发展的突破口。

五、小结

中国近当代史学的转型，主要是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体系，而忽略中国传统史学的过程。无论是史家培养，还是史体、史文、史功等，都毫不例外。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种族，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地吸收西方及其他国家的先进史学理论，这是必须的；然而，中国传统史学，延绵几千年不绝，自有其独特价值，我们也应该继承它。

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时代，不仅仅是经济、军事等的强大，更需要文化的辉煌。史学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如此。我们需要继承我国固有史学遗产，吸收、融合外国优秀史学理论，创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风格、学术水准的多元动态新史学。

第一、要形成不同层次、分工合作的人才队伍。中国史学的发展，既需要通人，也迫切需要专家。这要求大学及其它研究机构的职业史家和民间史学爱好者能够互动。在今后的时间里，国家急需弥补史家“小学”知识结构的缺失。且如今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史家中要有具备多种语言的学者和具有全球视野的学人。在信息化时代，史家还需要学会运用大数据的能力。此外，也要培养史家具有多种学科交叉研究的能力。

第二、近当代以西方为主体的论著写作模式，需要中国传统编撰体裁来补入。当下僵化的论文写作模式，使史学发展缺乏活力，需要加入中国传统史学体例。在论文写作中，我们要鼓励不同写作模式的出现。

第三、改造当前枯燥、繁琐、乏味、空洞的学术语言。白寿彝先生早就提出要建构历史文学，总结出“准确、凝练、生动”六个字，但近当代一些史家论著的语言缺乏活力。历史著作多是用专业术语写给业内人士看的，给普通大众看的历史学读物较少。史学的繁荣既需要专业著作来体现，也需要有多数人读的通俗读物来衬托。历史学家不只是学术的传承者，还要是历史知识的传播者。面对不同的读者，我们能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丰富的历史知识传播出去，让它们成为大多数人生活中的智慧。

环境史学 第7篇

《述论》 一书在前言部分简要叙述了国内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大略, 并对各时期各阶级对太平天国史料的搜集情况及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成果作出扼要评价。在整体结构方面, 该书框架完整严谨, 体例新颖合理。 第一章“太平天国印书文书的搜集与整理”, 虽所占篇幅不多, 但厘清了印书文书的搜集、整理与出版的历程, 使得读者能够大致了解掌握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基本文献资料。 第二、三、四章则为全书的重点, 分专题评述了太平天国经济史、军事史、外交史、宗教史及太平天国纲领的研究概况, 并分别评介太平天国六王的研究现状。 最后两章则为太平天国史个案研究。 这样点面结合的框架设计使得读者为之耳目一新, 也体现了作者在太平天国史研究方面的扎实功底。

作为一本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总结性学术论著, 《述论》一书内容丰富翔实, 评价客观公正, 语言生动流畅, 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一、内容概括全面, 资料选择得当

在历史研究中, 史料如同水之源, 木之本。 作为一本史学述论, 该书总结与运用了大量相关资料, 不仅使得全书内容更翔实全面, 而且使得立论有据可依, 令人信服。 作者在对太平天国史中最基本的史料———“印书”与“文书”的搜集整理情况进行梳理时, 便介绍了各时期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献, 鲜有遗漏, 另外还进行了简要评价, 使得读者一目了然。 在介绍晚清时人对太平天国文书的搜集情况时, 书中写到张德坚在《贼情汇纂》的“序”中直言:“贼何所恃? 所恃者诡秘不易知耳。 ”这样便使得该书“知己知彼, 以图镇压”的编纂目的清晰可见。 在论述专门史热点问题时, 作者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做到了征求异说, 采摭群言。 例如作者十分重视新时期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些新观点与新方法, 在第四章关于洪秀全的研究综述中, 作者注意到近年来历史人物研究中方兴未艾的新趋势———心态史研究, 并且针对几位学者对于洪秀全个人性格的分析进行了阐述。 当然, 作者在选择一些资料与观点时也会根据其价值大小进行甄别挑选。 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有关《天朝田亩制度》性质的讨论时, 作者认为“文革”发生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 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只是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 反复论证农民战争是中国历史上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 力图从历史的角度证明当时的“运动”, 与学术了无关系, 便对其未做述评。

二、分析深刻透彻, 评价客观允当

《述论》一书除了归纳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学术观点之外, 还通过把握当时的学术语境, 对其进行了深刻分析与客观评价。 作者在总结近30多年来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成果时, 毫不讳言地指出相对于太平天国其他领域的研究, 其对外关系史方面的研究仍显得较薄弱, 并存在相当多的问题。 首先话题比较集中, 有些问题老生常谈, 纠缠于如何定性, 研究视角并没有打开。 其次, 对资料挖掘不够深入, 在具体问题上下工夫不足。 究其原因, 主要是当时记载太平天国对外关系的中文资料十分缺乏。 作者的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治学态度使得该书更具深度。 拜上帝教作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源头, 深刻影响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取向, 甚至每个人的日常行为、生活都会受其支配。然而, 早期学界对于太平天国宗教大多持回避态度, 或者是蜻蜓点水式的一带而过。 上世纪八十年代, 胡绳认为宗教迷信是封建时代农民精神上的沉重负担, 在没有现代无产阶级的领导以前, 农民即使是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也难以完全摆脱这个负担。 他们没有科学的政治语言来表明他们造反的目的与方向, 论证他们革命运动的合理性。 作者通过分析当时学者们所惯用的阶级分析方法, 认为这个观点其实反映了这个时期对太平天国宗教历史作用评价的一个基调, 即无论学者们是否承认宗教在前期对于组织农民、发动革命的积极作用, 然后都要指出宗教的落后性、欺骗性, 最后看似顺理成章地得出企图借助本土宗教或者西方宗教实行“救国救民”的运动是行不通的结论。 除了深刻分析前人观点之外, 作者还对其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比如书中谈及有关韦昌辉家世出身的争议时, 有两位学者采用了当地碑刻的记载论述其为“富农之家”的观点。 对此, 作者在肯定了利用碑刻这一新颖做法的同时, 也指出划分阶级成分, 再以之来确定阶级立场、 政治态度的这种以阶级为纲的政治标准, 在史学研究领域中是一种不正常的反映。

三、布局合理恰当, 语言生动流畅

除了丰富翔实的内容, 客观公正的评价之外, 要使得一本近400页的著作等够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引人入胜, 还需要段落之间的合理布局, 语句之间熟练的衔接过渡及生动形象的描述表达。 历史上的争鸣大多出于对不同史料的不同解读与对同一史料的真伪之争, 作者对于这两种情况的呈现方式并不相同。 前一种, 作者会按照不同的模块对各方观点进行归纳总结, 而后一种, 作者便不作划分, 而是按照一定顺序布局。 例如在个案研究中, 作者这样写道, 罗尔纲先生通过分析《谕李昭寿书》与《忠王亲笔答辞》的笔迹, 认为其均为忠王亲笔, 而年子敏将 《李秀成自述》、《忠王亲笔答辞》、《谕李昭寿书》的照片交由司法部法医研究所鉴定, 得出三者不是同一人手笔的结果, 据此反驳罗尔纲的观点, 罗尔纲先生锲而不舍、不畏艰难, 又根据“永字八法”, 从书法及文风方面来证明《谕李昭寿书》确为忠王真迹。 虽然这些方法与结论仍需斟酌与推敲, 但是作者清晰再现了这一辩论交锋, 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学者坚忍不拔、敢于质疑、打破沙锅纹 (问) 到底的治学精神。 在描述学者发现新史料时, 作者写到 “他毫不掩饰喜悦之情”、“大喜过望, 如入瑯环胜境”。 个案中, 作者称罗尔纲先生如蜜蜂酿蜜, 似春蚕吐丝, 对罗尔纲先生滴水穿石的功力与废寝忘食的付出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这些生动优美的用词, 使得读者身临其境, 感同身受。

四、指明研究方向, 提出更高期望

在《述论》的后记中, 作者提到编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提供一本有关太平天国史的研究生教材。 作为一本研究生教材, 《述论》一书在向研究生叙述各家之言, 学界公允之论的同时, 还指明了许多有关太平天国的可研究方向, 例如与太平天国经济密切相关的社会变迁、民风习俗的研究, 太平天国的对外贸易与当时世界经济的横向比较的研究, 等等。另外, 书中还处处透露着作者对历史研究生在历史研究方面的悉心指导。 在选取资料方面, 书中多次提到可以挖掘利用外文资料, 同时也提出在利用新资料时需要小心谨慎。 比如作者认为地方志的记载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 但不能陷入地方志的泥潭, 还必须辅之以其他一些史料作为佐证。 在人物评价方面, 作者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是基于翔实的史料基础上, 做到有理有据, 而不是偏于情感上的认识或政治上的需要。 在研究方法方面, 作者多次提到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是对历史研究的有力补充, 因此在研究太平天国运动时可以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当然, 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 这本书尚存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在介绍前人搜集整理太平天国印书文书的过程时, 作者对同一位学者的介绍略有重复。 另外, 虽然作者在叙述有关太平天国专门史热点问题的各家之言时, 介绍史景迁、小岛晋治等外国学者的观点, 但该书并未对国外与港台地区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作进一步概述。 但瑕不掩瑜, 总的来说, 作为一本阶段性的总结性著作, 《述论》一书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推动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进步与发展;作为一本工具书, 该书向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梳理罗列了可参考的基本文献资料; 作为一本具有向导性质的研究生教材, 该书既呈现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整体脉络与现有成果, 又向研究生提出宝贵的建议, 指明研究方向。 通过对这本书的学习, 我们认识到虽然学者们筚路蓝缕, 锲而不舍, 使得有关太平天国的许多问题得以厘清或辨明, 但仍存有较大的可研究空间。 这就需要我们学习前一辈孜孜不倦、坚韧不拔、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 以史料为根本, 从新角度、新思路出发, 对太平天国史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历史学习心得 第8篇

要树立信心。学习是一把枷锁, 你不能永远被他囚禁, 你需要追寻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打破这道枷锁, 生命的束缚即是馈赠。有的同学或许会抱怨, 历史知识点碎, 怎么也记不住。可是, 事实是这样的吗?你不过是急流勇退的那个人, 因为你畏惧了, 你退缩了, 一点点的不自信慢慢累积, 就像蚂蚁在大坝上慢慢筑巢, 最终千里之堤, 溃于蚁穴, 考试后鲜红错号的试卷, 似乎就是这一刻的演绎。然而怎样将历史学好呢?

课前预习是重中之重。在课前, 通过看辅导书等办法将要学的只是看熟, 达到几乎能背过的程度, 即使你不理解。因为老师讲课就会解开你的疑惑, 而且这样就像把知识再复习一遍, 试想一下, 别人刚开始接受的东西, 你却已经背过, 这就拉开了差距, 你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 就像一场百米赛跑, 如果接下来的冲刺再发力, 就将别人远远甩在身后。试想一下成为一名胜利者的感觉!

中考对课本知识的掌握程度的考查非常重视。因此, 要想中考路上无敌手, 课本是法宝。复习过程中要仔细看: (1) 抓住书本框架, 背书目录和小标题。我们接受的不是零散的知识点, 而是整体的知识, 背书目录才能建立知识点之间的深入联系, 为知识的迁移和运用奠定基础。考场答题时, 才能做到大跨度和宏观概括, 尽量避免因遗漏观点而失分。 (2) 不放过任何角落。大字小字一起看, 还有批注、插图及其说明等。还要适度设计未列入考试大纲的内容。 (3) 注意整理笔记, 并抄录在课本上。上课一定要认真听讲, 对老师的讲解特别是拓展的内容和板书进行笔记, 我没有单独的历史笔记本, 因为我觉得把笔记记到书里是最好的, 方便和课本知识紧密联系。我把基本参考资料的延伸知识或者精辟见解也都抄录在书中, 翻阅课本时也会一起复习。这样, 在考试中你的历史语言表达将会更加完善和专业, 且涉猎面和跨度也更广, 进而分数更高。

“不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历史知识是细碎的, 这就需要你在平时多积累, 还要多做题, 要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 多做难题、综合题, 培养全面的思维, 这样才能决胜制高点。虽然题海战术不是最好的选择, 但毕竟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如果你觉得自己脑子不是很好使, 记知识没那么快, 或许可以弥补自己的不足。做题可以培养自己的思维, 使答题思路更严谨, 如果做错了题, 要仔细对照自己的答案与标准答案有什么差别, 自己到底错到哪里了, 要深入研究;反之, 如果一带而过, 这样是没有作用的。

要树立自己是学习的主体的学习观念。充分发挥学习的主动性和主体性, 不要一味依赖老师, 应在老师的“教”中主动构建自己的“学”, 取人所长, 为己所用。不论何时都要做好计划, 按自己的计划进行, 不要整天让老师牵着鼻子走。

对于大多数人, 清晨的记忆力是最好的, 我很喜欢早晨早起, 慢跑几公里, 这样可以保持一天的活力, 即使是学习压力大, 晚上睡觉不多, 上课也可以精力充沛。然后坐下来休息, 拿起课本, 平心静气地看书, 熟悉知识点, 特别是对于历史, 这种方法很有效。

对于考试, 要学会看淡, 历史与其他学科不同, 或许这次考试你比别人差很多, 但是不要灰心, 坚定信心, 不断努力, 一步一个脚印, 成功的就是你, 这样分数会上升得很快, 学习不好的学生也有历史出类拔萃的, 这就是历史最大的特点, 差距可以逆转!即使你进步很慢, 但是你毕竟是在一点点地超越自我, 你有憧憬未来的信心和勇气, 相信你泅渡到彼岸, 迎来的会是鲜花和掌声!

在课余时间, 当别人都在闲聊、发呆、打闹时, 不妨拿出你的历史课本, 迅速地翻翻重点, 梦境不会搁浅在流年的彼岸, 不经意间种下的勤劳的种子, 常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关于年鉴学派的史学 第9篇

经济上,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 垄断组织的产生, 金融寡头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干预, 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引起了社会各阶层人们对经济问题的关注。一些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注重对经济问题的研究, 探讨经济对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影响。

方法论上, 机械保守、片面强调考据。实证史学片面强调史料的重要性, 要求历史学家持“客观”、“中立”的态度, 通过客观地描述历史, 让史料本身说话。在这种“史料高于一切”的思想指导下, 历史学家们皓首穷经, 到处搜订原始资料, 以全身心的精力去考订史料。历史学变成了考据学, 历史著作变成了枯燥无味的史料汇编。历史学家们一头扎进档案柜的陈编故纸中, 忘记了现实世界里活生生的人事和现实。

二、年鉴学派的兴起和发展

1、思想理论渊源

早在18世纪, 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就曾力主建立一种全面的、普通人的、分析式的新型历史学。他认为, 历史不仅是政治、军事和外交史, 还应包括经济、人口、技术与习俗等内容。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不仅是君主和伟人, 还有普通人。历史作品不应全是纯粹叙述性的事件史, 而应是有分析、有说明的结构的历史。应该说, 伏尔泰是近代以后向以修昔底德为代表的传统政治史模式提出全面挑战的第一人。他的新史学观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总体史观的“启蒙”作用。19世纪后半期以后, 基佐、米希勒等都向法国传统史学发起了冲击。1912年, 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鲁滨逊发表了《新史学》, 历数了旧史学的种种通病, 倡导建立新史学。“鲁滨逊倡导新史学并不是孤立的事件, 而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 它是当时整个西方史学界共同努力的一个部分。

2、年鉴学派的发展历程

(1) 1929年, 费弗尔和布洛赫于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 年鉴学派因而得名。1929年1月, 法国年鉴学派发行了《社会经济史年报》。在创刊号的卷首, 载有编者费弗尔和布洛克联名写的一篇简短的《告读者》:我们都是历史学家, ‘都有共同的体验, 并得出了共同的结论, 我们都为长期的、从传统分裂状态中产生的弊病而苦恼。目前的状况是, 一方面, 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的文献史料时, 使用着陈旧的方法;另一方面, 从事社会、近代经济研究的人, 正在日渐增加。这两个方面的研究者, 互不理解, 互不通气。现在, 在历史学家之间, 在从事其他研究的专家之间, 存在一种不相往来的闭塞状况。当然, 各行的研究家, 都致力于自己的专业, 在自己的庭院中辛勤劳动, 如果他们能再关心一下邻居的工作, 就十全十美了, 可是却被高墙阻隔了。我们之所以站出来大声疾呼, 就是针对这种可怕的分裂的。

(2) 鼎盛阶段

鼎盛阶段又称布罗代尔时代, 布罗代尔是年鉴学派第二代杰出的学术领袖。二战结束后, 年鉴学派重新改组了杂志, 建立新的研究机构, 经过年鉴学派两代学人的努力, 产生了像布罗代尔这样卓越的历史学家, 将年鉴学派的发展推向鼎盛。战后的年鉴学派的发展使历史学不仅仅受益于其它学科, 同时也深化其它学科的研究。布罗代尔在比较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后认为:“历史学是社会科学中最少结构化的, 因此也是最富弹性、最开放的学科之一”, “历史学对我来说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 它和社会科学融为一体

三、年鉴学派的贡献

1、在史学本体论上, 传统史学宣扬神学史观和英雄史观, 年鉴学派对此做出否定, 并提出了人民史观

整个19世纪, 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称霸于西方史坛。在史学本体论上, 传统史学宣扬英雄史观和神学史观。兰克学派认为, 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不是客观的, 而是神意的体现, 而神意是由精英的思想和行动贯彻的, 因此史学家只关注杰出人物的思想和行动, 将历史等同于伟大人物的传记, 从而妨碍了史学家对史学客体作科学的界定。

2、强调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

跨学科研究是年鉴派的又一明显特点。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是跨学科研究的代表作品, 被誉为“本世纪最宏伟的历史书籍”。同日益多样化发展的世界相比, 传统史学的缺陷还表现在学科的封闭性上。

四、对年鉴学派的评价

1、对年鉴学派学者个人的评价

假如说与年鉴派关系密切的单个的创新都有先例的或同时代的例子, 那么, 融汇这些创新的做法则是前无古人的。费弗尔、布洛赫与布罗代尔个人的贡献还是难以被撇到一边。对年鉴学派第一代学者的评价, 彼得·伯克借用了布罗代尔的两句话:“作为个人, 不管布洛赫还是费弗尔都算不上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法国史学家, 但是加在一起, 他们两人都是。”对年鉴学派第二代学者的评价, 彼得·伯克是这样讲的:20世纪中叶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布罗代尔。今天的巴黎, 为数甚多的最为有趣的史学著作仍在撰写当中。

2、对年鉴学派集体的评价

局限性:

其一, 年鉴派集中关注的只是法国, 同样他们集中关注的只是一个时段, 即从1500至1800年所谓的“近代早期”, 尤其是1600年前后至1789年间法国的“旧制度”时期。他们对中世纪研究的贡献也颇为突出。年鉴派群体极少关注1789年以来的世界。

其二, 他们关注长时段的结构史, 采用计量方法宣称他们是科学的, 否认人类的自由。 (若要用它来总结一个经历不同阶段、包括许多学术强人的运动, 更为不足)

参考文献

[1]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 1929——1989》,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9月

[2]张广智、陈新:《年鉴学派》, 台湾扬志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9年

[3]井上幸治:《年鉴学派成立的基础》, 《国外社会科学》, 1980年第6期

[4]刘莹:《年鉴学派的学术特色》, 历史文化

[5]雍正江:《也谈法国年鉴学派》,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2002年2月

童寯园林史学思想探讨 第10篇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飞速发展, 人类在创造了空前的物质财富的同时, 对生活环境的要求逐步提高。20世纪20年代至今, 在园林历史研究方面, 出现了以童寯、刘敦桢、周维权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园林史的研究者。

童寯 (1900-1983) , 满族, 字伯潜, 建筑学家, 建筑教育家。他设计的作品凝重大方, 富有特色和创新精神。数十年不间断地进行东西方近现代建筑历史理论研究, 对继承和发扬我国建筑文化和借鉴西方建筑理论和技术有重大贡献。他是一位建筑界融贯中西、通释古今的大师。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 进行江南古典园林研究, 是我国近代造园理论研究的开拓者[1]。其最负盛名的园林著述, 当属《江南园林志》和《造园史纲》。

2 《江南园林志》简析

抗日战争前, 著名建筑专家、建筑师、建筑教育家童寯先生有感于“吾国旧式园林, 有减无增”[2], 因此, “以工作余暇, 遍访江南园林”, “虑传统艺术行有澌减之虞, 发愤而为此书”。作者在抗日战争前遍访江南名园, 进行实地考察和测绘摄影, 分析论述, 以多年研究心得, 于1937年写成这本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的图册。因抗战开始, 原稿几乎毁失, 于1963年才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1984年,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再版。

《江南园林志》共分文字和图片两大部分。文字部分共造园、假山、沿革、现况和杂识5章, 从泛论我国传统的造园技术和艺术的一般原则入手, 有重点地介绍了苏、扬、沪、宁、杭、嘉、湖一带著名园林的结构特点、历史沿革、兴衰演变过程及1937年前的概况, 间有品评和议论, 寄托了作者当时的思想感情和艺术观点, 处处流露出其独到和不凡, 并大量引用我国有关园林方面的志乘、野史、笔记、丛谈等文史资料, 收集整理了共340余帧各种园林的版画、图画、照片和平面图。再版时还加进了作者发表于1980年《建筑师》第3期的《随园考》一文。

学术界公认《江南园林志》是近代园林研究最有影响的著作。著名学者黄裳曾评誉到:“为研究中国传统园林艺术开山经典著作”。该书完成后即经建筑营造学社建筑学家刘敦桢介绍出版, 梁思成看后在致童寯信中说“拜读之余, 不胜钦佩”[3]。

3 园林史学思想

3.1 对古典园林保护的担忧

著者在原序中写到:“吾国凡有富宦大贾文人之地, 殆皆私家园林之所荟萃”, 表现了古文人之情趣。园林艺术既是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 又是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时代变迁所产生的矛盾, 如何进行调节, 既能保留文人情趣的传统, 又能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 成为造园艺术的重要主题。

作者以当时的现状, 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如原序中道:“造园之艺, 已随其它国粹渐归淘汰。自水泥推广, 而铺地迭山, 石多假造。自玻璃普遍, 而菱花柳叶, 不入装折。自公园风行, 而宅隙空庭, 但植草地。加以市政更张, 地产增价, 交通日繁, 世变益亟。”其结论则是:“天然人为之摧残, 实无时不促园林之寿命矣。”现今一直提及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园林化城市”, 皆为对先生担忧问题的调和, 也是现代城市与园林文化传统的有效结合。

童先生在70多年前, 见传统国粹之窘境, 于序尾叹道:“吾国旧式园林, 有减无增。著者每入名园, 低回歔欷, 忘饥永日, 不胜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吾人当其衰末之期, 惟有爱护一草一椽, 庶勿使为时代狂澜, 一朝尽捲以去也。”先生多年前的感言, 不仅仅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声音, 而是对后来者的一声忠告。

3.2 对造园艺法的见解

作者以建筑师职业, 不但对造园技法十分熟悉, 好吟咏, 而且能由表及里, 自造园境界进而对诗文书画与园林的关系进行讲述、评论。著者于“造园”开篇即提到:“明末计成著园冶一书, 现身说法, 独辟一蹊, 为吾国造园学中唯一文献, 斯艺乃赖以发扬。造园一事, 见于他书者, 如癸辛杂识、笠翁偶集、浮生六记、履园丛话等, 类皆断锦孤云, 不成系统。”由此即表明, 童寯对造园之法, 不但查阅了众多的典籍, 而且充分吸纳了历代园林艺术家和园林文献作者的观点, 自成一家之言。他指出, 除《园冶》一书能成我国造园学中文献外, 其它相关书籍, 皆因理论不成系统, 而无法与之相比。

童寯认为:“园之妙处, 在虚实互映, 大小对比, 高下相称。”其形象的用图解“園”字的方法, 对园之布局进行诠注:“園之布局, 虽变换无尽, 而其最简单需要, 实全含于‘園’字之内”, “‘□’者围墙也。‘土’者形似屋宇平面, 可代表亭榭。‘口’字居中为池。‘衤’在前似石似树。”如此通俗易懂的对“园”进行描述, 可见先生心中已自成一“園”。

同时又写道:“盖为园有3境界, 评定起难易高下, 亦以此次第焉。第一、疏密得宜;其次、曲折尽致;眼前有景。”为此, 作者先以苏州拙政园为例:“园周及入门处, 回廊曲桥, 紧而不挤。远香堂北, 山池开朗, 展高下之姿, 兼屏障之势。疏中有密, 密中有疏, 驰张启阖, 两得其宜, 即第一境界也”。随后又指出:“如南浔数园, 大而多水, 有一览无余之憾”。

3.3 对花木的重视

“园林之胜, 言者乐道亭台, 以草木名者盖鲜。三卷园冶无花木专篇, 殆亦‘桃李不言, 似通津信’者欤?自来文人为记, 每详于山池楼阁, 而略于花丛树荫”。以此看出, 古时文人, 包括中国第一本园林艺术理论书籍“园冶”, 也对园中花木不甚关注。各类文书游记, 均以描写山池楼阁为重点, 却将极为重要的花木遗漏。

而童寯对园林中花木是非常重视的。在“造园”篇中, 论及造园要素, “一为花木草鱼, 二为屋宇, 三为叠石”, 并强调, “园林无花木则无生气”, 可见, 园林花木之于先生是何等重要。其后说明道:“园林兴造, 高台大榭, 转瞬可成, 乔木参天, 辄需时日。苟非旧园改葺, 则屋宇苍古, 绿阴掩映, 均不可立期”, “眉公论园, 亦曰:‘老树难’”。由此, 不但只说明花木的重要, 还点出了所以然——建筑易成, 而枝繁叶茂、青苔铺路则是难事。如此, 更是体现出先生看重花木之要点。先提及花木为园林的重要要素, 后详细解答之所以.童先生的理念, 为植物景观在园林中标明了重要性。

3.4 对古园的喜好——苍古

童寯对中国古典园林的了解和喜爱, 不仅仅停留外在的表现, 更体现在对古典园林神韵的把握。在“现况”篇中, 作者评价拙政园时写道:“今虽狐鼠穿屋, 藓苔蔽路, 而山池天然, 丹青淡剥, 反觉逸趣横生”, “爱拙政园者, 遂宁保其半老风姿, 不期其重修翻造”。明确的表现了作者自己独到的审美观, 而这正是中国古典园林留给我们的神韵。黄裳先生读到这里, 不禁拍案道:“这些话实在说得太尽情了, 读了未免觉得有些笃旧, 然实有至理”, “今天已经已经成为古建筑修复工作的共识”[4]。

谈及狮子林时, 作者指出 “惜屋宇金碧, 失之工整”, “除大部分假山外, 殆皆新建”, 让其不无感叹。论及无锡诸园, 先生叹道“太湖诸园”, “皆由邑人成自近岁, 续有增补”, “除渔庄外, 多参杂西式, 混以水泥, 殊可惜也”。不难看出, 作者对古园维护后的东、西参杂, 以及水泥新建后的部分, 皆十分的不喜。童寯对园林的欣赏, 已经形成了一种“古趣”, 而且是在七十多年前的时代, 提出了现代文物保护界倡导的“整旧如旧”的思想。

3.5 中国园林的意境与西方园林不同

“王元美语陈眉公云:‘山居之迹于寂也, 市居之迹于喧也, 惟园居在季孟闻耳。’盖人之造园, 初以岩穴本性, 未能全失, 城市山林, 壶中天地, 人世之外, 别辟幻境;妙在善用条件, 模拟自然。惟雅俗之间, 工拙立见。或人力太胜, 或真假悬殊。论者每病中国园林, 过于造作, 不若西洋公园富天然之美。惟吾国园林, 多依人巧天工, 有如绘画之于摄影, 小说之于史实。李笠嗡所云‘未有真境之为所欲为, 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是也。岂中国园林之道, 其造诣为较高耶非耶?然数千年来东西因文化之不同, 哲学观点之悬殊, 加以生活习惯之差异, 吾国旧式园林与诗文书画, 有密切之关系, 而自成一系统, 固不可与另一系统, 作不伦之比拟也。”

先生先引用陈眉公之言, 点出人之所以造园, 是因未全部遗忘最原始的穴居本性, 所以选择另辟空间造之。随后笔锋一转, 借外界评论者对中国古典造园艺术所提出的“诟病”——不若西洋园林天然之美, 指出由于千年来, 东、西文化间的差异, 哲学观点的不同, 生活习惯的迥异, 造成两种不同类型的造园体系。作者结合前人的见解, 以中国园林艺术本身所富含的艺术特色, “未有真境之为所欲为, 能出幻境纵横之上”, “吾国旧式园林与诗文书画, 有密切之关系”, 自然与西方造园艺术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 用两种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影响下, 产生的不同造园体系来比较, 并不是很适合。

4 结语

《江南园林志》作为不可多得的鸿篇巨著, 其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为当时已日渐凋敝的江南园林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图片资料。今天, 当我们用一系列器具测绘这些园林的时候, 却惊讶地发现:童寯当年独自用步测画出的平面图竟然如此精确!当我们拘泥于太多数据和边框时, 我们又发现:童寯所画的园林平面图, 不仅有精确的实地测绘, 更有提炼的抽象思考, 书中的图解模式思考, 犹如《图解思考》一书。童先生之大家思想和精辟理念见解, 当属吾辈深究及学习, 在此, 仅以《江南园林志》细读后的一知半解, 对童寯园林史学思想进行浅析。

摘要：通过对童寯的《江南园林志》的研究, 分析了其中造园艺术的精到之论, 并进行归纳和总结, 论述了其中年时期的园林史学思想, 指出了该著作为江南园林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图片资料, 为当代研究中国古典园林、特别是江南古典园林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具有承上启下, 继往开来之功。

关键词：中国古典园林,童寯,园林史学思想,造园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9.

[2]童寯.江南园林志[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4.

[3]童寯.童寯文集第四卷[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史学大会的山东映像 第11篇

8月23日的开幕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并致辞。国际历史学会主席玛丽亚塔·希耶塔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省委书记姜异康，省委副书记、省长郭树清等出席开幕式。

习近平在贺信中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创办于1900年，每5年举办一届，是国际上影响最大的历史学盛会，被称为历史学界的奥林匹克。本届大会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首次在亚洲国家举办，由国际历史学会主办，中国史学会和山东大学承办。来自世界90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

郭树清指出，公元前481年，孔子编纂的《春秋》成为中国最早的史学著作，开创了中国历史学研究努力实现客观公正的治学传统。鲁国史官左丘明编成的《左传》，发展了《春秋》的编年体，对史学有巨大贡献。

“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郭树清说，“在应对今天的难题时，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都会从历史中寻求智慧和方案。例如，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时，我们会反复研究欧洲、北美和日本的经验；在治理雾霾时，我们会不断重温伦敦、东京、洛杉矶的教训；在抑制腐败过程中，我们会阅读美国“进步运动”的史料和新加坡建设廉洁政府的实践；在解决城市积水和堵车问题时，我们常常想起巴黎宽阔的下水道和香港便捷的公共交通网。”

全球视野下的齐鲁与中国

本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青岛、淄博、泰安、济宁、聊城举办6场卫星会议。

济南市卫星会议结合大会日程中“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和“史前叙事”分会场议题，以“比较视野下的龙山文化与早期文明”为题，从世界早期文明比较研究的角度，探讨龙山文化及中华文明起源相关为题。

齐鲁文化与儒家文明是华夏文明的主要来源及组成部分，在当今的山东大地上留下了丰厚的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其价值及载体有待进一步挖掘与保护。本次会议结合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国家认同与世界遗产”、“足球：全球化进程的一面镜子”、“伦理和历史”等议题，在淄博、济宁、泰安、聊城举办四场卫星会议，分别为“蹴鞠与齐文化”、“儒家文明与当代世界”、“全球视野下的泰山文化”和“大运河与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与保护”，凸显齐鲁文化对中华文明及世界文明的贡献。

此外，青岛将以“城市化与国际化”为主题，研究青岛近代城市化进程，探寻青岛城市的历史文化特色和发展趋势。

以举办地的历史文化特色作为卫星会议的主题，是本届大会的一大创新。其实，大运河、儒家文化、齐鲁文化、泰山文化，随便哪一个都是中华文化的核心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中国的范围，被世界广泛认可。就这一点而言，在山东召开史学大会，其历史文化资源是有目共睹的。

会议期间，8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举行了“促进中国历史学走向世界——《中国历史学30年（1978-2008）》（英文版）首发式暨座谈会”。

《中国历史学30年》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历史学各个方面的成就，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百年历程》是一部世界史学力作。该书初版于1987年，作者是卡尔·埃德曼，2004年经于尔根·科卡和沃尔夫冈·蒙森修订再版，凝聚了两代德国学者的心血。中文版依据该书2004年的英文版，由山东大学课题组组织翻译。

两本书的出版，再次将中国史学界和国际史学界联系到一起。

历史无处不在，遍布红尘，如马蹄回声

1900年，作为世界著名的世博会的一部分，第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巴黎召开。时任大会主席博西尔说：“唯有以史为鉴，才能使各民族更加亲密。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这预示了20世纪世界史学界的大致走向。两年后，远在东方的梁启超创办《新史学》，发出了中国人叩问世界的声音：“今日欧洲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

100多年的国际史学大会历程，恰恰与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吻合。从梁启超到傅斯年、胡适，再到季羡林等当代学人，100多年来，中国人对世界史学大会的关注和向往，构成了我们走向世界的步伐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缺少了中国的史学大会是不完整的”。在创作《鹰与龙》这本书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塞尔日·格鲁金斯基发现，“如果不了解中国这个伟大国家的过去，就无法书写历史，哪怕是美洲的历史都下笔为艰。”史学大会来到中国、山东、济南，是世界拥抱中国的表现。

本届史学大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国际历史学会主席玛丽亚塔·希耶塔拉女士介绍大会形象标识时，朗诵了前苏联诗人叶夫图申科的一首讲述历史的诗：

历史不只是战争、成就及发明，

亦是泥土与花朵盛开的芳香。

你或许认为他只是存于书本上的智慧，

其实他亦是唇上之吻、欢笑、美酒与歌唱。

他无处不在，遍布红尘，如马蹄回声。

今天，我们该以怎样的方式触摸历史？“二战”后70年来，许多历史共识被打破了，《文史哲》主编、著名学者王学典指出，“在2015年前后的世界，历史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焦点问题。目前学术界面临的最尖锐的问题，不是经济学问题、政治学问题、社会学问题，而是历史问题。”

职业史学家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媒体角色的问题，玛丽亚塔·希耶塔拉说：“我们时代的历史将由电影制片人、BBC或CNN来书写吗？电影、文件和互联网上的论坛可能比我们的论文、书籍和其他出版物更能影响历史的形象。经常有记者或媒体人分不清职业和非职业史学家。我们需要与非职业史学家进行更为有效地合作。”

这不仅是史学界的问题，同样也是当今时代的一个共性。打破门类界限的研究，契合了时代发展的脚步，历史走向当代，也走向了未来，伴随人类向前的脚步，迸发出深刻而隽永、饱含悲悯与清新自然的光芒。历史，成为人类仰望星空的望远镜。

每个个体都是“史记”中的“王侯将相”

网络技术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新媒体、大数据时代的历史学研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就是各国历史学家关注的重点议题之一。

互联网数字技术大大提升了史学研究效率，电子化储存和搜索引擎，让青灯孤影、埋首书堆的史学研究多了一份轻松。来自美国、意大利和法国的历史学家们围绕“数字化历史：挑战和可能性”、“新工具、新叙事、新历史”等角度，探讨历史学在网络时代如何发展。

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议题评议人汤马斯·杜布林表示：“这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现在那么多人已经变成了历史资料提供者，他们可以在网络上发布各种的史学材料，他们可以参加在线的网络会谈，用这种方式，共享知识，跟更多的历史学家来进行合作。”

意大利欧洲大学研究院的谢尔根·诺伊莱特提出设想，“美国的数字图书馆，加上中国的数据库，以及其他国家的数据库，可以合作成立一个世界性的图书馆。”

历史进入数字化时代，历史叙事不仅是专家学者们的专利，同时也是每个人的“武器”，个人著史已广泛展开。有时候，个人史反而超越正史，成为大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此之时，我们每个个体都成了“史记”中的“王侯将相”，拥有决定自己的历史的权利，同时，作为个体丰富并改变着大历史。

郑天挺与北大史学 第12篇

一、培养和提携史学人才

1939年6月, 北京大学恢复文科研究所, 以傅斯年为所长, 郑天挺为副所长, 下设宋史工作室和明清史工作室两个断代史研究室, 分别由姚从吾和郑天挺主持。由于傅斯年经常不在, 郑天挺几乎负责整个研究所的全部工作, 十几位研究生生活、学习都由他操心经营, 因此他也深得研究所师生爱戴, 被尊奉为“山长” (旧式书院的负责人) 。当时学生中间曾流传着“正所长是副 (与傅谐音) 所长, 副所长是正 (与郑谐音) 所长”的说法。北大文科研究所原在昆明城内, 随着敌机轰炸越来越频繁, 不久便迁至龙泉镇龙头村, 宝台山的响音寺, 与史语所合在一处。抗战期间, 物资短缺, 物价高涨, 郑天挺和史学系几位教授, 经常从生活费中抽出一部分接济困难学子。

据王玉哲回忆, 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 曾撰文对傅斯年的论点提出商榷意见, 而引来傅斯年不满, 报考北大文科研究时也被阻挠, 后来经郑天挺与汤用彤、罗常培等人极力推荐才被勉强录取。王玉哲入学后跟随唐兰研究古文字学, 不久跟随文科研究所迁至宝台山, 经常与郑天挺等导师谈论学问, 这种清静的类似旧式书院生活, 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1]38。郑天挺当年日记里, 也曾记载着一件关于杨志玖的趣事。1941年2月14日, 杨志玖来向郑天挺汇报论文准备情况, 郑天挺以勤勉、谨慎予以鞭策, 在座的罗常培对杨志玖也有一番耳提面命。与郑天挺的温文尔雅相比, 罗常培言辞要严厉得多。郑天挺当天日记中记道:“研究所设立之始, 本欲在学识外予以人格陶冶。自前年至去年暑假一年中, 确造成一种肃穆、勤敬之学风, 导师不严苛于学生而学生莫不孳孳不息, 此种合家庭学校书院为一之学风, 不可不保持于永久也。”郑天挺很注意营造一种合家庭、书院、学校为一体的学风, 虽无师长辈严词苛责, 研究生也能保持勤奋、庄重的学习态度。

然而由于时局日益紧张, 史语所奉命迁至四川李庄, 图书仪器也将迁离宝台山。郑天挺很为文科研究所诸生培养前景担忧, 甚至一度主张文科研究所可暂时依于史语所, 以便利用史语所丰富的图书。因北大仓促南迁, 来不及托运图书仪器, 而史语所的藏书是最丰富的。1940年, 他在致傅斯年的信中曾谈及此事, 认为北大研究所非追随史语所不可。后来几经斡旋, 文科研究所一分为二, 分置昆明、四川两地, 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李孝定等数名研究生, 跟随史语所入川。1941年6月, 郑天挺与罗常培还特意到四川李庄看望他们, 并为这四位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做准备工作。

1940年6月, 陈寅恪离开昆明, 临行之前嘱托郑天挺, 请其为研究生汪篯出考试题目, 本来陈寅恪为王永兴和汪篯的主任导师, 郑天挺亦以导师名义协助指导, 陈寅恪离开昆明后, 汪篯即由郑天挺继续指导。王永兴和汪篯做学问根底扎实, 勤奋好学, 深得郑天挺赞赏。1942年2月6日, 郑天挺欲将汪篯留在北大, 并专门为此事致函傅斯年征求意见, 他在信函中对汪篯的评价是:“人甚聪明, 根底亦好。但生活不甚有规律, 用功时或至通宵不寐, 不用功时或竟数日不读书, 以故论文尚未作好。弟个人颇觉其将来可有希望, 前言之汤公, 欲俟其毕业后留之北大, 不知兄意云何?”[1]207可见郑天挺对汪篯的才学非常赞赏, 但这次调动颇费周折, 直到1947年, 郑天挺终于将在吉林工作的汪篯调入北大史学系任教。30年以后, 研究所另一名才学出众的研究生王永兴也因郑天挺的帮助, 重新调入北大历史系, 郑天挺对后辈青年才俊的爱护和提携, 由此可见一斑。后来王永兴到南开看望郑天挺, 曾谈及北大文科研究所往事, 这些研究生或在高等学校任教, 或在高级学术研究机构从事研究工作。郑天挺非常高兴地说“我们没出一个废品”, “你现在北大任教并主持敦煌文书研究室, 也不要出一个废品”[1]66。北大文科研究所在抗战时期的这段经历, 虽然条件艰苦, 但师生们发奋苦读, 为学术奋斗的热情却十分高涨, 为传承和发展中国学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维持和发展北大明清史一脉

20世纪30年代, 北大明清史经孟森发扬光大, 为学界公认的明清史研究中心。当时郑天挺在北大中文系任教, 虽以地理学和校勘学为主, 也间接涉及魏晋南北朝史, 但其治学兴趣一直在明清史。郑天挺对孟森仰慕已久, 经常登门造访, 探讨明清史诸问题, 往来频繁。1936年, 郑天清史论文《多尔衮称皇父臆测》, 便曾就正于孟森, 并且深得其奖饰。1938年, 初孟森去世后。郑天挺非常悲痛, 撰写《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 发誓继承孟森未竟事业, 以明清史为终生志向。可以说郑天挺是继孟森之后, 在清史研究领域成就最大的学者, 他的研究从内容到方法都与孟森一脉相承, 被学界誉为“孟森的传人”。自1938年下半年, 郑天挺接替孟森, 正式在北大和西南联大讲授明清史。1939年6月, 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 下设宋史工作室和明清史工作室两个断代史研究室, 郑天挺任文科研究所副所长, 同时主持明清史工作室相关事务, 将很大精力倾注于明清史的研究和教学, 培养出很多杰出人才。王德昭曾说, 郑天挺继孟森之后, 维持北大明清史学的一脉, 而更发扬光大之[1]68, 诚如斯言。

在西南联大时期, 不少学生以明清史为毕业论文方向。仅在1939年, 跟随郑天挺研究明清史的就有何鹏毓和刘文雅两位学生。何鹏毓研究题目是《张居正的政治主张与政绩》, 刘文雅研究方向为《湘军编制与训练》。何鹏毓对研究明清史, 有着浓厚的兴趣, 自北大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继续跟随郑天挺研究明清史, 还曾与郑天挺合开明清史, 在明清史教学和研究上都颇有成就。何炳棣在回忆录中说, 何鹏毓讲授明代内阁, 运用史料之娴熟, 分析宦官与内阁首辅关系之细致生动, 比吴晗的明史课还要出色, 甚至还认为何鹏毓继承了孟森和郑天挺衣钵, 是北大明清史最有成就的青年学者[2]177。抗战时期, 郑天挺的明清史研究, 特别是清史研究成就卓著, 先后发表《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清史语解》等多篇重要文章。1946年, 郑天挺清史专著《清史探微》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 内包括清史论文十二篇, 是其清史研究重要成就, 也代表着北大明清史研究最新成果。

著名清史专家戴逸也是在郑天挺指导下走上研究清史道路的。据戴逸回忆, 郑天挺的明清史是北大最叫座的课程之一, 他的课清晰扼要、条理井然, 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郑天挺曾借给戴逸一部《明元清系通纪》做课外读物, 还鼓励并指导他花很多时间精读《明史》, 逐渐领悟到做学问的基本方法[1]121。郑天挺与商鸿逵的学术往来也是很具代表性的例子。商鸿逵为孟森弟子, 比郑天挺小八岁。20世纪30年代初, 商鸿逵入读北大文科研究所, 跟随孟森研究清史时, 郑天挺任北大秘书长兼文学院副教授, 两人便已相识。1946年, 郑天挺返回北平不久, 听说孟森《明元清系通纪》原稿丢失, 非常遗憾, 希望将孟森遗稿全部整理出版, 在得知商鸿逵已着手整理孟森遗著, 且在生活上对孟森夫人照顾非常到位后, 郑天挺异常兴奋, 积极与商鸿逵商议整理孟森遗著的事。“文革”结束后, 郑天挺积极倡导更好地研究清史和近代史。商鸿逵深受鼓舞, 致信郑天挺表示, 北京大学历史系想编一部《清会要》, 并在信中详细附以编辑《清会要》的动机和内容说明, 郑天挺当即回信表示赞佩和支持。早在1949年以前, 商鸿逵在中法大学任教时便已经为正教授, 然而自调入北大历史系, 仅被聘为副高职称, 30年来历尽周折却未能评为教授, 直到拨乱反正以后, 商鸿逵的职称问题才迎来转机。1980年, 北京大学历史系以及商鸿逵本人邀请郑天挺为商鸿逵申报正高职称的推荐人, 帮其审阅论文并撰写评语。郑天挺去世以后, 他的1982届研究生毕业答辩, 商鸿逵不辞辛劳, 亲赴南开筹划答辩事宜。1983年, 商鸿逵再次担任郑天挺所带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的答辩委员。由此可见, 郑天挺与北京大学以及商鸿逵之间学术渊源之深厚。

除培养和提携史学人才, 维持北大明清史学一脉外, 郑天挺对北大史学的贡献, 还体现在对北大治学风气的继承和弘扬上。北大史学素以重史实、讲证据见长, 郑天挺探微考据、严谨踏实的治学理念, 根植于北大厚重的学术土壤。奉调至南开大学以后, 郑天挺将北大学风带到了南开, 成就了枝繁叶茂的南开史学, 因此南开史学的风气, 在很大程度上, 是北大史学风气的延续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封越健.郑天挺先生学行录[C].中华书局,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