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问题范文（精选12篇）
政策问题 第1篇
1 会计政策的原因分析
1.1 利益的共享性
一个公司或企业的会计从业人员通常有义务对自己所负责的利益方传达一些会计信息。各个利益方之间以及他们和企业之间彼此都存在自身的利益, 会计人员为了充分降低操作成本, 尽量平衡各方面的利益, 有些时候会在允许范围内适当放宽会计准则, 给相关企业选择更多的处理方法。
1.2 企业会计实务的复杂多样性
因为企业所处的环境千差万别, 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规模也各不相同, 会计政策相关准则和制度必须得有一定的弹性空间, 这样才能让企业会计信息恰当如实地反映企业的现金流量、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等情况。
1.3 会计计量和财务报告的主观性
财务报告以及会计计量是以货币计量为手段, 通过特殊的处理方法反映会计对象, 提供可靠的相关会计信息的过程, 是人们的主观期望, 这一过程中始终都是人为的操作, 必然存在着一定的主观性因素。
1.4 会计政策产生的客观必然性
会计政策是一个公司或企业揭示会计信息的基础。确认和计量则是会计的核心问题, 经济事务的原始确认以及计量, 经济事务的二次确认和计量都是对相关会计理论、会计原则、会计方法和会计程序的选择与应用。会计环境产生的变化使得企业会计从业人员为了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而寻找更合适的会计政策。会计政策是完成企业目标的方法, 会计政策同时也是贯彻企业经营思想的手段。每个企业都有适合自身的发展目标和战略, 企业会根据自身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来适时地改变自己的经营战略。
2 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的因素
会计政策选择是一个不断优化的动态过程, 其发展同样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影响, 会计环境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1) 社会生产力, 即生产的能力, 也就是指人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能力; (2) 经济基础, 指的是人们常说的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和组织形式, 包括所有制形式、企业组织形式、经济体制、经营方式等; (3) 上层建筑, 也就是政治、文化、教育、法律等。三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共同构成会计的社会环境。会计政策的选择有时是受到某一方面因素的影响, 有时是受到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更多的时候是受到几个方面的综合影响。
2.1 社会生产力的影响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影响着一个国家会计的产生和发展, 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处于不同阶段, 那么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的水平也会有所不同, 会计方法和会计理论水平的高低常常会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的选择范围。
2.2 经济基础的影响
企业组织形式、经营方式、经济管理体制以及所有制形式等因素构成了经济基础。公司组织形式和单位的规模对会计政策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所产生的差异企业会计与一般的合伙会计有很大区别, 企业组织形式的出现使财务信息的披露显得更加重要。经济管理体制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影响着会计政策的选择, 计划经济决定了会计的服务对象是单一的, 对会计从业人员的管制程度也是比较松散的, 而市场经济这决定了会计的服务对象是多元的, 同时对会计从业人员的管制程度也是比较紧密的, 进一步就会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的主观动因和客观可能。此外, 会计目标也常常受到企业和资本提供者之间关系的影响, 会计政策选择的立场也同样受到影响。企业和资本提供者之间的关系包括:投资人和债权人是谁, 数量的多少;投资人、债权人与企业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的程度。是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还是债权人的利益都会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的立场。
2.3 上层建筑的影响
(1) 政治因素。一般来说, 一个国家的会计政策及其选择都会受到该国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影响, 政治变革和政治事件也经常影响会计政策的产生。一个国家的会计政策必然会受到政治方向改变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政治目标和政治观点也常常反映在会计政策的性质上。
(2) 文化因素。文化是一个民族和社会长期积存的精神财富, 它包含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语言文字、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等各方面的因素。一个国家的会计发展, 通常会按照自己相应的道德规范及习惯进行会计处理, 并通过特有的语言文字来描述和传播会计信息, 用特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形成会计思想和理论, 因此, 偏好和动机等文化心理因素一定会影响到会计政策选择。社会文化因素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了人们行为观念的一部分, 指导着会计政策的选择, 社会文化通过制约会计模式的总体特征来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的范围。比如企业对未知因素反应强, 则在会计政策选择时通常会比较保守和稳健;反之, 对未知因素反应强的企业则更倾向于激进而且敢于冒险。
(3) 法律因素。一个国家常常借助政治立法手段对会计政策加以干预, 因为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而且成为各方利益协调和分配的参数之一, 同时也体现了政治制度对不同利益格局的影响。一国的立法将直接影响会计管理体制是松散型还是紧密型, 进一步影响会计指令性的统一制度形式和指导性的准则形式。
(4) 教育水平。教育水平有一般教育水平和专业教育水平之分, 两者的高低都对会计政策选择有重要的影响。会计职业教育水平高, 会计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和业务水平也就相对较高。一般教育水平高, 会计从业人员的素质也会相应地较高, 也一定能在组织的管理会计政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 会计政策选择的原则
3.1 相对独立性与合法性相结合
会计政策选择应该能够保障提供的会计信息具有真实可靠性和可比性。在选择会计政策时就应该在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规定的可供选择的具体处理方法原则之内进行。
3.2 适用性原则
会计政策的适用性是使会计政策更好发挥的重要保证, 企业应该选择与其生产经营特点和理财环境相结合的会计政策, 这样才能适应新的经济环境。
3.3 一贯性原则
企业各期选择的会计政策应该保持连贯性。企业应该妥善处理好稳定的关系, 若要重新选择会计政策, 应按照会计准则和制度的要求进行处理, 并在财务报表中加以说明。
3.4 遵守职业道德
会计从业人员上岗的前提条件就是遵守职业道德, 会计政策在会计信息的生成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因此, 会计从业人员必须遵守职业道德。
4 解决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的对策
4.1 加强法制建设, 完善会计准则
进一步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可以适当考虑加入民事诉讼机制和民事赔偿机制。既能给企业造成一定的经济压力, 也可以使蒙受损失的投资者得到一部分补偿, 避免企业利用会计政策操纵利润。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必须根据我国实际的情况, 实施有效实用的会计法律, 适应经济的发展趋势, 适应会计环境的变化, 减少滞后性的影响, 可以有适度超前的优越性, 减少模糊的描述, 具体清晰地写出条款, 使有关部门都能很好的执行。
4.2 缩小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
想尽办法不断地缩小会计政策选择的可能空间, 特别是在成本和收入的确认上, 明确规范计量的原则, 减少会计报表粉饰的可能性。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 发展不够成熟, 企业对会计政策选择也不够成熟, 很容易导致市场资源的配置不够正确, 造成成本过高, 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更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会计准则制定部门必须不断完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 同时也要慎重地给予企业会计政策选择, 加大对企业的处罚力度, 加大对企业的震慑性, 督促他们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
4.3 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
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育方式和方法加强对会计人员的教育。从不同角度, 采用多种形式对会计人员的教育能够更好地引起会计人员的兴趣,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加强对会计人员的教育, 不断提高会计人员对会计这份工作的判断力, 提高会计从业人员对核算的敏感程度, 使会计从业人员意识到会计政策选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使他们兼顾职业操守, 不违反法律法规。使会计人员能准确地掌握会计知识, 迅速地抓住机遇, 使企业得到健康发展。
4.4 完善公司内部结构
合理的内部结构是会计政策目标能够顺利完成的一份保证。建立完善合理的内部结构有利于改善企业的治理结构。比如:改善董事会的结构, 保证董事会的独立;提高监事会的独立性, 强化监事会的监事力度;加强会计人员的培训, 要求会计人员熟悉和掌握会计流程业务, 了解企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各个部门和人员之间应该是相互帮助、相互配合。相关部门应该实质有效地担负起监督企业正确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重任, 以督促企业必须采用合法合适公平的手段来获取利益, 来促进会计政策选择的健康发展, 使企业使用会计更公平更合法。
4.5 构建会计政策选择的健康环境
要想有效地管制盈余信息就必须构建健康的会计政策选择环境。主要通过构建市场法规和有效地诉讼机制, 完善企业管理结构, 完善会计政策选择标准的制定机制和执行机制, 提高注册会计师的执业水平, 促进发展中介市场和机构投资者等方法和手段来完成会计政策选择健康环境的构建。这样编制的合并报表能够真实地反映母公司和子公司所共同构成的整个企业集团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有效地限制企业在利用母子公司之间的控制关系重组或者合并时, 通过不正当的关联交易活动来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况。这样就有利于盈余管理的良性发展。
5 结语
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的产生早已存在, 直到资本市场发展后才逐渐显现。会计政策选择的正常有效进行离不开多方的共同努力, 不管是制定规范的相关部门、企业内部的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 还是企业外部的监督机构, 都缺一不可。只有在政策制定方, 相关监督机构和政策选择方的共同努力下, 才能使企业在选择会计政策时达到更好的效果, 选择更加适合自己企业的会计政策来服务本企业。
参考文献
[1] (美) 罗斯.瓦茨, 杰罗尔德.齐默尔曼著.实证会计理论[M].陈少华, 等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形势与政策问题 第2篇
受？
四邻安则自家兴。中国和周边国家山水相连、利益攸关。２０１４年，中国将进一步构筑稳定友好繁荣的周边战略依托，打造紧密的周边命运共同体。
1、俄罗斯：发展军力，加大反恐力度，俄罗斯将大力发展军力，推进武装力量装备现代化，并将组建北极部队，进一步强化海上军力。俄还将力推地区一体化进程，提升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今年，随着两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能源、人文领域的合作提升到新水平，中俄关系将保持稳步发展和强化态势。
2、日本：推动修宪，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日本政府今年计划通过修改宪法解释方式解禁集体自卫权，并完成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修改，重新安排两国在同盟中的分工。其目的就是：建立国防军，摆脱战后体制。中日关系充满风险、悬念和不确定性。
3、朝鲜：安定内部，经济核武建设并行，今年，金正恩将继续进行党政军人事调整，致力于内部稳定。此外，朝鲜将继续贯彻经济建设与核武建设并行路线。关于朝核问题和六方会谈，朝鲜将依然坚持固有立场，即只要美国不完全放弃对朝敌视政策且不以行动加以证明，朝鲜半岛无核化就绝无可能，朝鲜就绝不会单方面为重启六方会谈而首先采取行动。
4、印度：政治洗牌，中印关系不受影响，印度各界普遍认识到，印中关系具有地区、全球和战略意义，两国应成为互利伙伴，而非竞争对手。今年，双方将举办友好交流年，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６０周年，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等，并力争在高铁、电力等领域及建立“中国工业园”方面实现突破。
5、中亚：地位提升，借力大国实现发展，今年，中国与中亚各国关系将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在西亚北非局势动荡持续、北约逐渐撤出阿富汗的背景下，中亚安全局势更加严峻。中亚各国将更加倚重中国和上海合作组织，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将进一步强化。
6、东盟：平衡外交，拒绝介入南海纷争，今年，东盟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压力加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东盟发挥区域合作主导作用。南海问题是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间的问题，东盟在双边主权和领土纠纷事项上不可能形成共同立场。即便个别国家在区外因素支持下耍弄伎俩，在南海搅动些许波澜，也绝难左右区域和平合作发展大潮流。
二、你如何理解“亲、诚、惠、容”外交理念？
我们讲“亲”，就是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
我们讲“诚”，就是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就是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关系，继续用自己的真诚付出，赢得周边国家的尊重、信任和支持。
我们讲“惠”，就是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我国发展更好地惠及周边，同时也使我国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
我们讲“容”，就是要倡导包容的思想，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要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更加主动、更加积极地回应周边国家期待，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共创繁荣。
三、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对你影响较大的有哪些方面？
这次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到关键时刻召开的会议，将在政府职能转变、城镇化、金融开放、财政税收、资源定价等领域作出重要决策，就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改革方向及目标
一是关于收入分配及户籍制度改革
出台收入分配改革实施细则，提高个税起征点，增加居民收入；限制垄断性国企高管权力和薪酬的膨胀，缩小贫富差距；由于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分化”，削弱了
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阻碍了农村城市化进程。应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消除在教育就业医疗城乡间的福利差异。实现人口自由流动；
二是关于推进城镇化
农村土地确权政策应先行一步，土地流转速度加快，农民可选择行业，城镇化就起来了。——破除土地财政，不改变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切断地方政府卖地生财动
力机制，人的城镇化就永远赶不上土地的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是关键一环，应推动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放开城市落户限制。
三是关于土地制度改革。
征地遵循“公平补偿”原则，补偿标准将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而动态调整；——土地自由流转，确保农民工权益；——土地私有化，农民最终拥有自己的土地；——扩大农地进入市场流通试点，这将利好地产及其投资产业链。
四是关于财税改革
“营改增”从交通运输和若干现代服务业扩大到电讯、铁路运输和建筑安装业并推广到全国。——启动个税向综合税改革试点，稳步扩大房产税试点——大幅度提高资源税税率和环保收费的标准。——显著提高医疗、社保、环保、新能源等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降低三公消费的比重。
五是关于打破国有企业垄断
打破中央企业垄断，放宽进入市场限制，国企逐步退出，减少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目前国资监管的责任主体不够明确，存在国资管理的“空白点”。应实现政企分开，改变国有资产管理模式；——放宽入行门槛，创造公平的投资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六是关于金融改革
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进一步放松资本账户的管制，放松民资投资海外的限制。——利率市场化将面临最后一步：存款利率市场化。业内认为下一个具体步骤
很有可能是让银行发行大额可转让存单。——进一步规范银行表外业务，让民间金融阳光化和合法化，杜绝吴英事件的再度发生。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掀起飞跃式大发展，带动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科技富裕国家之列。这次会议将带来深刻变革，其意义不亚于35年前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将使中国摆脱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并使中国人民从国民生产中获得益处。
四、三中全会《决定》涵盖15个邻域60个任务，你认为当前改革的首要任
务有哪些？
一是主题全面。这次会议确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这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前6次三中全会有所不同。尽管前6次会议也都与改革有关，但主题仅是某一方面改革。这次则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三是重点明确。《决定》的定位是全面深化改革。与此同时，坚持问题导向原则，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发挥其对其他领域改革的“火车头”牵引作用。15个改
楼市问题与楼市政策 第3篇
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厘定2012年宏观政策的基调时，明确表示房地产调控政策决不动摇；与此同时，一些来自房地产业者、地方政府及金融界的信息，则明显对当前的楼市动向感到忧虑。双方观点出现分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各自关注的角度不同。
中国内地楼市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前，原本即存在了一个不小的泡沫，政策当局正在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希望能把泡沫挤掉。但9月金融海啸爆发，让执政当局别无选择，只能采取尽可能宽松与积极的政策救市。大力拉动内需的结果，虽然实现了连续三年9%以上的高增长，却也使得楼市泡沫不但未破甚至吹得更大。因此自2010年下半年之后，不但货币政策开始再度从紧，还包括针对局部城市限购令等行政措施的出台，希望将飙高的楼价调控到比较合理的水平。在这样的形势下，房地产相关产业与地方政府首当其冲，企业利润及地方财政收入自然大受影响，连金融产业也深受泡沫破灭后产生的冲击。
但中央执政当局的考量可能更为复杂与多面向：（1）经济方面，过度的地产开发，导致大量空屋，是资源的错误配置；（2）社会方面，资产泡沫的形成无疑也拉大了贫富差距，这在负利率情况下尤其严重；（3）资产泡沫也加剧了金融风险，金融风险一旦成为危机，最终还是要由政府以昂贵代价来处理；（4）政治方面，地方政府致力于地产开发，在征地、拆迁上经常招致民怨，过度重视地产开发，也使地方施政在民生部分受到巨大排挤，当然也是许多腐败的源头；（5）除此之外，环境、生态、永续发展，也在这种畸形开发下被严重忽略及牺牲了。总而言之，对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的房地产开发，其实是进入到了一个巨大的误区，不及时矫正，整个国家社会长久将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矫正必然有痛苦，但拖延矫正，长久而言，总的代价更难以估计。该重视的是，如何矫正才是正确及最好的矫正之道。
目前，中国内地的楼市政策主要有宏观及微观两个部分。宏观，指的是从紧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针对的不只是楼价，还有一般物价，所以在这两个价格都还未能回稳下，相对从紧恐怕仍有必要。微观，指的是针对部分楼价上涨过快的城市采取限购令，目的在于防堵非本地居民炒高楼价，用意良佳，可惜是行政手段。
于此，不妨看看同样在近年来饱受楼价上涨困扰的中国香港与新加坡采取了什么对策。
中国香港为了打击投机性甚至是投资性炒房，推出了印花税。印花税是一种交易税，或由买方，或由卖方，或由双方负担；规定购入房屋在很短时间内，例如半年或一年即售出者须付较高税额。
新加坡跟中国香港及中国内地的不少一线城市一样，楼价推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过多的境外购屋行为，因此最近推出了一种有别于中国香港的额外印花税，凡本地人买第一幢房，正常税率；买第二幢或以上物业，额外缴付3%印花税，至于境外人士在当地置业，须额外付10%印花税。
印花税是一种行政成本很低的课税方式，针对“交易”行为，也即是针对“炒作”行为。限购是行政调控，税是价格调控，后者非“一刀切”，较优。新加坡尤其针对境外置业者，还可视情况随时调整税率，故又优于中国香港。
其实，房屋政策(也包括其他产业政策)，租税政策可以提供很多选择（如交易税、增值税、房屋税、赠与税、遗产税等等），很值得我们有关部门认真参考。
企业会计政策相关问题分析 第4篇
1、会计政策的涵义
在新准则实施前我们通常把会计政策定义为:“会计政策是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纳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而在我国2007年1月1日起执行的《企业会计准则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对会计政策有了新的定义:“是指企业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中所采用的原则、基础和会计处理方法。”新定义在会计政策的内涵和外延方面都有了扩展, 即包括会计的基本假设、会计原则、会计记账基础、会计处理方法等。原定义仅包括会计具体处理原则和会计处理方法。
2、会计政策的分类
会计政策涉及内容十分广泛, 包括原则、基础、惯例、方法、规则及程序等。为了进一步研究、认识和运用会计政策, 就需要对会计政策进行分类。按重要程度分类可分为重大会计政策、特殊会计政策和一般会计政策;按反映的内容分类可分为综合性会计政策和具体性会计政策;按揭示的范围分类分为对内会计政策和对外会计政策。
3、会计政策的要素
会计政策的要素主要包括:会计政策的主体、客体、目标、资源、形式。会计政策的主体是指会计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不同, 从而会计政策的主体也不同。会计政策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会计政策客体是指会计政策发挥作用时所指向的对象。会计政策是一项经济措施, 是经济管理的方式。宏观会计政策的目标和微观会计政策的目标都是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会计政策的资源是会计政策运行中可以获得并加以利用的各种支持和条件。充足可靠的资源是会计政策正常运行的基础。会计政策资源实际上是会计政策的环境。会计政策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 由于不同的会计政策目标不同、客体不同, 所以会计政策常常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二、我国企业会计政策制定及变更存在的问题
1、会计政策在目标的选择上, 仍主观强调突出国家利益
由于资本市场不够发达, 国家仍是企业主要的投资者和债权人, 这就使企业会计主要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提供服务。但是, 这种要求忽略了一个事实, 即会计历来就是企业立场, 会计政策的选择不可避免地维护企业利益, 这种主观上的愿望与实际上的结果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从某种程度上说, 违背经营者意愿的会计政策选择有可能加重会计政策选择的不公允性。
2、会计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完善
因此, 会计政策选择的公允性带来了困难。任何政策的选择都应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才可以说是公允。但是, 由《会计法》《企业会计制度》《证券法》《税法》及其他财经法律法规所组成的会计规范体系还存在不协调的现象, 致使会计政策的选择无所适从, 选择的主观性也在所难免。
3、在会计政策选择的规范上, 存在着监管不力的现象
由于缺乏对会计政策选择公允性的具体判断标准, 致使会计师事务所在对会计报表质量进行审计时, 无法准确把握会计政策选择的公允性, 这就弱化了其独立的社会监督作用。
4、在会计政策选择的效果上, 大部分企业没能达到整体优化的目的
由于会计选择主体缺乏职业判断能力, 使企业目标与所选择的会计政策缺乏内在的一致性, 这就抵消了会计政策的作用。由于上述问题, 企业在进行会计政策制定选择时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如: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会计政策可选择性较强, 企业可通过不恰当的计提比例实施盈余管理。
5、企业会计政策变更中的问题
随着国家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和企业经营环境的改变, 企业需要对会计政策做出相应的变更。这些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但会对企业的会计核算产生影响, 同时也会影响到国家的税收;影响到投资者和债权人的财务决策;影响到企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 企业在会计政策变更中要特别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①、牵涉到国家税收的会计政策变更必须征得税务机关的同意。
②、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的详细情况要在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加以说明。
③、会计政策的变更要考虑到企业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
三、我国会计政策制定、选择及变更下存在问题的应对措施
1、进一步完善企业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
进一步完善企业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 充分发挥会计准则对会计政策的选择, 使会计政策日益体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 并得到相关方面的公认。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①建立有多方利益关系人参加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制定机构。要制定由科学完善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 应建立由多方利益关系方参与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制定。
②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制定应具有适当的超前性。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制定既要符合现实经济状况, 同时又要适应经济的发展趋势, 应尽量适应会计环境的变化, 尤其是要考虑到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些新情况。超前地分析和预测未来会计环境的变化, 做到有的放矢, 使制度和准则在相对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
③适当缩小企业会计政策制定选择的空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给企业一定的会计选择空间是必要的。但立足于我国的国情, 在内部、外部监督机制不健全, 审计人员技术水平有限, 会计信息可靠性差, 会计造假现象层出不穷, 尽量减少对同类或相似业务处理方法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 明确各种处理方法的场合和适应原则, 最大限度地降低操纵利润的可能性。
④规范会计政策选择披露、尽快制定会计政策披露规则, 对会计政策披露的内容、方式、时间、格式、范例等予以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
2、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 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保证会计政策制定选择的公允性。针对我国当前公司治理与会计政策选择的现状, 应解决好以下方面的问题:
1) 强化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的监督作用。
2) 改进公司内部激励机制, 进一步探索与上市公司业绩挂钩的股票期权激励机制, 制定较长期的经理人经营绩效的评价标准。
3) 努力完善经理人市场, 重视经理人市场、资产市场与产品市场对经营者的约束所产生的激励效应。
3、健全法制建设, 加大执法力度, 明确利润操纵行为的相关法律责任。
由于我国《会计法》未对随意变更会计政策做出严格的限定, 导致企业钻法律的空子, 利用会计政策变更操纵利润, 而无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可见, 要想用法律制约企业利用会计政策变更操纵必须完善我国会计相关法律, 明确界定随意变更会计政策的行为, 加大会计违法乱纪的执法力度。
4、明晰产权, 发挥产权制度对会计信息生成过程的规范和界定功能
产权的明晰界定, 为会计信息系统目标的实现创造了两个重要条件:一是股东追求资本收益的最大化, 一是各利益相关方与管理当局之间有契约关系。有了这两个条件, 既可允许和鼓励企业根据企业交易费用的高低来选择会计政策, 又可以发挥会计准则的激励约束和资源配置的作用, 使企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减少随意性, 尽可能反映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利益。
5、建立高质量的会计准则
规范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披露的内容, 会计选择变更的披露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如会计政策变更项目的分类不统一, 没有充分披露会计政策变更累计影响数;会计政策变更以及影响数披露不集中, 散落在报告的各部分之中;会计选择变更影响数的表达方式不统一, 有的披露对净利润的影响, 有的是对利润总额的影响;还有一些披露根本就不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对此我们建议进一步细化具体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 对各类会计选择变更的披露要求做出进一步的详细规定, 对于在此处含糊其辞的报表, 要求其予以改正。
6、强化注册会计师社会监督作用
注册会计师在现代经济中扮演着“经济警察”的作用, 投资者必须依据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来判断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是否可信, 从而做出自己的投资决策。但是, 无论是我国还是国外, 一个个重大的上市公司违规事件大都与注册会计师的有着紧密的联系, 注册会计师成了上市公司舞弊的帮凶, 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和诚信度在社会公众的心目中大打折扣。要有效地制约不良的会计选择行为, 加强注册会计师的监督作用是很重要的。
参考文献
[1]、李豫.浅谈会计政策的选择[J].理财杂志, 2004, (10) .
政策问题 第5篇
财政2班卢亚冰201041000190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政策工具。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必须协调配合。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目标，提高宏观调控的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维护我国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利益,必须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关系。
根据财政政策调节国民经济总量和结构中的不同功能可以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按照对总产出的影响可以将货币政策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选择和组合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根据宏观调控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恰当的政策、措施和合理的搭配方式。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两者要在一致的宏观目标下,相互配合与协调。以下主要通过面对两次金融危机，我国政府采取的相关政策来解释两种政策的搭配问题。
（一）受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外贸出口连续下滑，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趋缓，加上国企改组改制、减员增效，失业问题非常严重。为了增加有效需求，解决失业问题，刺激经济增长，中央决定实行以扩大内需确保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为目的的“双松”政策。
1、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1）发行长期建设国债。（2）通过增加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提高“三条保障线”等措施增加了居民消费需求。1999 年以来，我国连续三次较大规模地提高了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基本工资标准，1998-2002 年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两个确保”和城市“低保”的投入，共安排资金1934 亿元。（3）实施灵活的财税政策。
2、稳健的货币政策措施。（1）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2）对国债项目提供配套贷款。（3）积极推进金融调控方式的改革，增加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能力。在经济萧条时，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息率，刺激私人投资，进而刺激消费，使生产和就业增加。中央银行一手下调存款准备金，仅98年一年就下调了5个百分点，从13%降至8%；另一手，降低银行利率，朱总理任内，利率一连降了九次。不仅如此，为刺激消费，1999年起央行又推出消费信贷，鼓励人经济萧条时，政府采用减税和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给个人和企业多留些可支配收入，以刺激消费需求从而增加生产和就业。们购房买车，以刺激消费需求。还加大了出口信贷力度，支持外贸企业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扩大对欧美等国家的出口。
正是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克服经济萧条，实现经济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世界经济增长下降，许多国家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增长7.8%。
（二）源于2007 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在2008 年下半年加速恶化，并迅速演变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相比较亚洲金融危机而言，呈现出范围更广、影响更深、损失更大等特点，其中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亚洲金融危机是我国的竞争对手遭遇危机，而国际金融危机是我国经济依赖程度较高的出口市场遭遇危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压力空前加大。与此同时，经过几年的高速发展以后，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了通货膨胀、产能过剩、结构失衡等问题，客观上也进入了下行区间。在这双重的压力下，我国经济面临着新世纪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为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从2008 年11 月开始，我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1、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1）扩大政府支出规模。根据凯恩斯理论，政府投资主要是通过乘数效应刺激经济增长。扩大政府投资主要是靠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两个方面，政府投资直接形成有效需求和购买力，一方面政府投资以乘数级效应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另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他们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政府投资对于当
前增加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进行4万亿投资，2009年第一季度便开始了大规模投资计划，这些政府投资引导和带动社会投资增长，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2）实施结构性减税措施。由于受金融危机内外因素的影响，我国企业尤其是外向型企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减税让利成为必然的措施。我国自金融危机以来修改各种税法制度和实施了结构性减税方案。（3）增加国债发行规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很重要一点是扩大政府投资，而又不能增加微观主体的税负负担。而这时只能靠发行国债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增加了国债的发行量，并且允许发行地方债券进行融资，增加地方投资。
2、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措施。（1）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中国人民银行于2008 年下半年先后4 次下调了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4 次下调了存款基准利率、5 次下调了贷款基准利率，存款基准利率累计下调189 个基点，贷款基准利率累计下调216 个基点。（2）取消信贷规划。在从紧的货币政策背景下，为有效防控银行信贷扩张冲动，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实施信贷规划，以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规模和节奏（3）加大信贷投放，优化信贷结构。
当前产业调整政策问题研究 第6篇
关键词：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调整政策；稳增长；长期发展
1 研究背景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增长潜力不足。短期内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压力较大，基于此，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稳定投资、促进创业政策，同时配合逐步宽松货币政策等，以期保持短期经济增长速度在一定水平。
纵观经济发展过程，产业结构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结构的主要问题和长期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发挥产业调整政策的功能，拟制过剩产能、控制重复投资，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而在经济发展低潮时，为了保持经济发展速度，最大限度发挥现有产能的潜力，一般不会主动发挥产业调整的功能。
为保持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培育长期经济发展潜力，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应该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都是要着力、持续解决的问题。
在当前经济动力乏力的时期，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的解决、产业调整政策的制定和功能发挥，因为具有不同于一般时期的环境条件，因此有必要进行一些探讨。
2 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问题
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问题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第二产业比重较大、第三产业比重较小且增长速度较小
第二产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比较大，但同时第三产业的发展还显滞后，第三产业的发展滞后和增长速度较低，不仅总体上表现经济结构转型滞后，而且也影响第二产业和其他产业的效益增长。
2.2 产业层次较低且向上发展潜力不足
中国各产业内部，一般聚集于初级资源开发、初级加工，在基础资源和大宗原材料领域产能过剩和重复投资。
产业低水平发展，虽然面临困难，包括供应过剩、价格下降、收入降低、利润增长乏力甚至亏损情况，以及日益突出的环境保护外部约束条件，即使因此不利条件，但是转型依然动力不足。
2.3 产业发展科技创新能力和先进管理不足
产业发展整体上依然存在较为突出的粗放管理、低下的科技创新条件，经济效益不高，人均生产率低下，环境负外部性突出，资本投入产出率低。
3 产业调整政策的必要性问题
经济增长速度降低时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也是有利于产业调整政策发挥功效的时期。
因此，应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发展低潮期，制定适合的产业调整政策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为长期经济增长奠定坚实基础和雄厚发展潜力。
4 目前产业调整政策的几个问题
4.1 产业调整政策充分利用环保政策工具
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累计的环境问题越发突出，由水体、土壤、局部空气污染，转为部分环境改善和区域性空气污染加重两者并存的局面，环境污染产生的影响扩大到了更多的人群。
另外，全球气候变化显著表现和国际社会在减排方面的共同承诺，使得低碳及低碳发展成为经济社会的一项约束条件。
以上两方面环境问题对人类社会发展包括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都产生着显著的影响作用，经济社会的环境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制度。
产业调整政策利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将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约束条件纳入政策框架范围之中，并将环境保护和环境友好做为经济发展的激励目标。
4.2 产业调整政策范畴应进行调整和拓宽
在此，对产业调整政策范畴作一下简单阐释。产业调整政策是在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中，在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条件下，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各产业协同发展为目标的所有方法手段。
基于以上概念理解，产业调整政策应该包括更宽泛的内容。关于投资管理政策也应纳入产业调整政策范畴之中，这样对于投资管理政策的改革也就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指引。
产业结构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简单低水平重复投资问题，虽然现在投资实行目录管理，大部分投资项目简单实行备案制，一些领域实行审核制，但是这些政策措施对降低和消除重复投资以及过剩产能领域里的新增投资，效果有限。
如果能将投资管理制度放到产业调整政策的大框架中，那么投资管理制度对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将更加有效。
4.3 产业调整政策与目前稳定增长措施之间协调问题
目前经济下行压力条件下，产业调整政策仍应着眼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目标，遵循市场规律，坚决发挥市场经济优胜劣汰自然法则，保持产业调整步伐。
经济下行、PPI价格指数降低的有利条件，使得行业中边际成本较高的厂商经济利润下降，这部分生产活动退出市场。那些生
产组织管理好、成本优势大的企业可以在此情况下扩大市场占有率。
5 总结
在经济下行条件下，产业结构调整可以将此作为良好契机，利用产业调整政策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利用多种约束条件，将环境成本负的外部性内化到企业生产成本中，使得企业产品完成体现其成本耗费，管理效益高、技术先进、创新能力强的特点，这样企业相比行业中其他厂商便有了成本优势。
产业调整政策应以鼓励企业创新、组织管理改善、环境友好等为价值取向。产业结构调整也应以此为前进方向。
当前经济下行条件中，稳定增长的措施应以促进创新投资、环境保护投资和促进组织管理改善为出发点。
印度教育“保留政策”问题探析 第7篇
一、印度教育保留政策的历史嬗变
印度的保留政策是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议题。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有人就曾经提出保留政策建议,强调对落后阶级和被剥夺权利的弱势群体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在南部和西北部低级种姓居住集中的各邦,尤其是迈索尔(Mysore)、巴罗达(Baroda)和考哈浦尔(Kolhapur)三个地区都曾试图通过实施这样的政策,提高当地落后阶级人群的素质,促进本地经济和工业的现代化。[2]1918年,迈索尔士邦宣布:所有非婆罗门团体均为“落后阶级”,在大学和各邦机关中为各种姓保留席位、规定名额。这项措施实际上标志着保留制度在印度的开始。[2]
1947年独立之后,印度政府迫切希望通过“纠正历史造成的不均衡”,[2]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民主社会,帮助处于劣势地位的社会种族成员早日加入印度主流社会,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1950年1月26日,印度颁布的新《宪法》规定:“废除不可接触制”(第17条),“维护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在教育、经济方面的权益(第46条)”,保留其在各级人民院中的议席和国家机构及国营企业中的就业请求权(第221,225条);在教育政策方面,宪法还规定:“保护少数群体的文化及受教育的权利(第19,20条)”,规定为SCs保留15%的名额,为STs保留7.5%的名额。1951年《宪法修正案》进一步规定:“保证所有公民享有同等权利(第15条)”,并要求各邦制定特殊的条款,促进在社会和教育上处于不利地位的落后阶级、SCs和STs。[5]为了实施保留政策,印度政府于1955年成立由克·卡拉卡尔(K.Kalaker)领导的“第一个落后阶级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很快就提交了《卡拉卡尔报告》。该报告按照《宪法》精神提出把SCs、STs和OBCs的教育问题放在重要的地位。但在这时期,有关保留政策基本上属于纸上谈兵,没有得到真正落实。相反1963年和1983年印度最高法院两次做出了重要的判决,规定:在任何时候,保留的名额都不能超过50%。[2]
1977年,作为反对党的人民党在人民院选举中以2/3的票数取胜。随后人民党又在10个邦议会选举中赢得胜利。选举胜利为保留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提供了可能性。人民党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一个由曼达尔领导的“第二个落后阶级调查委员会”。很快,该委员会就提出了著名的《曼达尔报告》。[7]报告提出,为落后种姓在中央政府、公营企业和自治机构保留27%的职位,期限为20年。报告还要求,印度医学院(AIIMs)的各系科为SCs保留15%的名额,为STs保留5%的名额;印度理工学院(IITs)、印度商学院(IIMs)和其他中央大学也需要保留相同比例的名额。即使各大学的保留名额招不满,也不能转给其他阶层的人。[7]当然需要指出,这个时期保留政策执行得并不理想,因为《曼达尔报告》提出不久,人民党政府就下台,接任的英·甘地(Indira Gandhi)政府对报告基本持消极态度,致使《曼达尔报告》在国会遭冷漠后基本上就被束之高阁。
进入20世纪80年代,保留政策遇到了从未有过的挑战,由保留政策所引发的社会骚乱也屡屡发生。1989年,V.P.辛格(Vishwanath Pratap Singh)政府再次接受并正式推行《曼达尔方案》;一些邦,如北方邦(Uttar,Pradesh)、泰米尔纳德(Tamil Nadu)邦随之响应,开始为邦属医学、工程以及其他院校,包括部分私立院校规定名额分配。[9]这些政策的出台仿佛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马上引起北部各邦高等种姓学生,甚至高等法院律师协会的普遍反对和抗议,部分地区还爆发了骚乱。对此,虽然V·P·辛格政府有所准备,但骚乱规模之大、势头之猛,大大超出了其原来预想,最后政府被迫倒台。2005年12月21日,印度《统一进步联盟》赢得国会多数席位,并在《曼达尔委员会报告》(Mandal Commission Report)的基础上通过了《第93次宪法修正案》,决定在中央院校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中单独为OBCs增加27%的保留名额,从而使“落后阶级”(包括SCs、STs和OBCs)的名额总体比例达到49.5%。[10]该修正案一经通过,立刻引起了高等种姓阶层的强烈反对。2006年,处在印度高等教育系统顶部的IITs、AIIMs、IIMs和其他高等院校的部分学生上街举行示威集会,抗议政府坚持实施保留政策。[10]目前,保留政策再次成为社会的焦点,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仍然在进行之中。
二、对教育保留政策的两种不同态度
自保留政策提出之日起,该项政策就存有争议,成为印度社会和阶级矛盾的“导火索”和“骚乱温床”。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印度各地因反对实施《曼德尔方案》而爆发市民示威、冲突和骚乱之后,保留政策问题立刻成为社会公众、媒体和学术界普遍关注、辩论的焦点。讨论的问题主要包括:除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外给予“其他落后阶级”保留特殊待遇是否仍然具有合法性?保留政策如何处理教育机会均衡和高质量标准之间的矛盾?围绕这些问题的回答,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和主张,积极支持者有之,抵制者更是无数。对比分析两种对立观点和主张可以进一步加深对印度保留政策的理解和认识。
首先,从赞同保留政策的观点来看,主要力量来自印度统一进步联盟政府、“左派”政党和少数政治精英。他们从提高整个国家国民素质、实现教育公平和机会均等的角度出发,基于贯彻《宪法》规定的“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精神的考虑,坚持认为保留政策是印度的“认肯行动”,它通过给少数弱势民族予以特殊照顾的方式,改变其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上的不利处境。他们反复强调,在印度这样一个种姓制度区分严格的传统等级社会中,给SCs、STs和OBCs特殊的保留政策是非常必要和有效的,因为这样的政策可以保证落后阶级得到更多的社会平等和发展机会。在他们看来,“落后阶级”与其他高等种姓和贵族之间所形成的差距并非落后阶级自身的“过错”(no fault of their own),而是历史文化和社会传统造成的。[12]印度银行顾问、经济学家恩·亚达夫(Narendra Yadav)在其出版的《不可接触制》(Untouchables)一书中曾经为保留政策辩护道:“只有当全体印度人有平等的机会去发展其自身潜能的时候,我们希望成为经济强国的梦想才能实现。”[12]SCs、STa和OBCs是印度的弱势群体和落后阶级,因此印度政府必须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使其具有与其他人展开竞争的能力。如果不能做到这点,印度社会本身就无法依靠自身向其全体民众展示正义和公平。[14]一般来说,政府实施保留政策主要基于3个基本的假设:(1)受惠的群体较之其他没有享受保留政策的群体处于社会的不利地位;(2)原来所规定的“不利者“只是最有效地表述为是直接获益的群体,而非具体到个人和家庭;(3)在所有可行的、基于落后群体的认肯行动政策中,保留政策是一种正确的选择。[15]2006年,《印度时报》的专栏作家安·拉尔(Amrith Lal)针对部分公民担心保留政策可能会引发“劣币驱良币”的问题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写道:“包括SCs名额保留在内的肯定行动政策(保留政策)对实现社会平均主义具有正面的影响……社会发展指标(Social Indicators)显示,在已经实施几十年以种姓为基础保留政策之后,南方和西印度各邦的社会和经济情况已经远远好于印度其他地方。与那些没有实施保留政策的地方相比较,社会所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众具有良好的社会和政治意识,而高等教育对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还认为,保留政策不会危及“优秀价值”(merits)的保持,相反,却赋予广大民众更多实现社会和经济流动的权利。他指出:“如果一个社会将‘享受优质资源’(Portals of Merits)的机会限定在有特权的少数人,特别限定在从出生就被决定享有这种特权的少数人身上,那么它必然是一个退化的社会。”[9]
其次,从反对保留政策的观点来看,主要力量来自那些高种姓中产阶级,其中包括政府文官和雇员、教师、医生、律师以及来自这些人员家庭的学生等。另外,反对的声音还来自那些没有享受到SCs、STs和OBC一样待遇的其他少数种族和宗教群体。[1]他们认为,保留政策并非理想而有效的方法,它使“有价值和有效率的东西都处于危险之中,必须予以废除”。[1]在他们看来,实施保留政策弊大于利,因为保留政策导致种姓矛盾日益加深,一方面,出生低微的阶级成员感到,从保留政策中获得了利益只是落后阶级中的少数人,相反,真正需要帮助的落后群体并没有获益。分配名额为落后阶级中少数人的腐败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出生“高贵”的高等种姓人则认为,不断给落后阶级增加名额,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尽管他们表现很优秀,但却需要与落后阶级展开不对等的竞争,这让他们感到保留政策的不公和威胁。他们批评“保留政策不过是政党出于选举需要而采取的取悦‘落后阶级’选民的政治策略,有损于印度民主社会的发展”。[19]这不但无助于国家的稳定,而且还导致国家竞争力的丧失,是滋生腐败和低效行政的主要原因。这种质疑和批判的声音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变得越来越强大。多数学者认为,在高等教育中实行保留政策正在损害有价值的(merit)或者优秀(excellence)的发展。[12]甚至有学者呼吁:已经需要考虑废除保留政策,建立真正“认肯行动”制度的时候了。具体的步骤应该包括:(1)必须废除或者减少继续制定任何种类的保留政策的措施和诉求;(2)必须逐步废除或减少保留名额比例;(3)有必要加快在农村地区发展良好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地区差别。[15]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对保留政策的不同态度还反映着不同地区和不同党派的不同执政理念。一般来说,代表北方邦高等种姓和富人利益集团的国大党总体上对保留政策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甚至反对。例如国大党领袖尼赫鲁(Nehru)总理就“不赞成对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以外的种姓实行保留”。[9]他在1961年6月给内阁部长们的信中写道:“我不喜欢任何形式的保留,尤其不喜欢在政府职务中的保留。”[9]相反,代表南方中下层利益的印度人民党(联盟)就积极主张实施保留政策。例如在其两次暂短的执政期间,始终积极主张和实施《曼德尔方案》,为落后阶级扩大保留名额等。
三、教育保留政策遇阻的归因分析
保留政策实施60年的实践证明,这项政策对改变印度“落后阶级”社会经济和教育状况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通过保留政策的实施,南部落后阶级人口集中的各邦人口素质整体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然而,这样一个“好”的政策,为何不断受到人们的抨击,并一次次引起社会动荡?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这里有必要作一个简单的分析,以便帮助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理解保留政策。
第一,深刻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根源。印度的种姓制度传统已经有千年的历史,许多印度人头脑中高等和低等种姓区分泾渭分明,保守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在高等种姓阶级中,许多人都认为,SCs,即贱民,是不可接触者;STs,即土著人,同属于落后阶级,处在社会的底层。“贫穷”、“缺少教养”、“教育水平低”几乎是他们的代名词。从理论上讲,高等种姓人同意给予这些落后阶级以特殊的关怀和照顾。但在实践中,一旦他们敏感地感到,自己的权利以及自己后代的优势逐渐被落后种姓所取代时,他们就自然会感到不平,开始阻挠保留政策的实施。尤其是当《曼德尔方案》提出除了SCs、STs之外,为OBCs也增加在最好的医学、理工和商学院校以及其他私立院校的名额,使之比例达到27%时,他们再也不能容忍这种政策,纷纷站出来直接反对保留政策。
第二,保留政策自身的制度性缺陷。保留政策制度设计目的是追求教育公平,确保落后阶级在经济和教育上得到与其他种姓阶级同样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但问题是,其制度设计的前提主要基于种姓群体(Caste-based),而非个体的优良表现(individual merits)。目前有16个邦和2个中央直辖区都采取了这样的做法。这就让人感觉,保留政策本身存在不公,具有明显的“反向歧视”(reversed discrimination)的倾向。事实上,在今天的印度,落后种姓从人数上已经不再属于“少数民族”,人数基本达到70%,[12]如果继续按照“少数民族”政策一律对待,这对于那些非少数民族人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另外在贫穷人口中,高等种姓人口比例也占很高比例(30%)。这些人的教育和经济水平并不比落后阶级高,据国家统计,有25%以上的高等种姓人口是文盲,65%的家庭收入每月在525卢比以下。如果按照种姓实施保留政策,并不能真正解决人口素质低下问题。[25]正因为如此,保留政策的反对者抓住这一缺陷,对其展开猛烈抨击。
第三,保留政策问题越来越政治化,成为政党选举和统治的一种工具。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选举中,无论哪个政党都开始把实行保留政策作为一种吸引落后阶级选民的工具。选举后的执政党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兑现自己的承诺,它们必须继续坚持利用保留政策。因此,保留政策越来越偏离了最初的宗旨,成为各政党,首先是邦执政党争取落后种姓的策略。正如R.达卡(Rina Dhaka)在《印度教徒时报》上撰文指出:“我们都知道这个决定是一种政治暗箱操作,目的在于取悦落后种姓和赢得选票,政治不会产生创造性,这是一个羞耻的决定,它只会降低民族素质。”[26]另外,由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保留政策被频繁使用,从而使种姓之间矛盾日益加深,种姓冲突不断发生,对印度社会稳定构成极大威胁。
结论
对落后阶级和弱势群体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做法。印度也不例外。落后阶级在印度处于社会底层,属于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群体。因此,保留政策符合世界教育政策发展的趋势,有利于提高印度人口的整体素质。在过去的60年里,印度为落后阶级接受良好教育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并取得了初步的效果。然而,由于印度是一个种姓等级制度严格的社会,固有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社会保守势力,尤其是高等种姓阶层实力仍然非常强大,他们不愿真正看到落后阶级与之平起平坐,加之保留政策本身存在某种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从而导致保留政策的社会公平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因此,围绕保留政策实施所展开的斗争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其结果如何还将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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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问题 第8篇
1 福建省贯彻实施财政货币政策的效果分析
从财政货币政策在福建省的实施情况来看, 两种政策协调配合的熨平作用较明显, 有效调节了福建的经济周期波动, 推动了全省经济快速增长。1978年-2009年间, 福建省地区生产总值 (GDP) 由66.37亿元猛增到12236.53亿元, 年均增速达到12.8%, 高于全国同期增速3个百分点;全省人均GDP由273元提高到33840元, 人均GDP从1978年的全国第22位, 前移到2009年的第10位。在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 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也明显增强。1978-2007年间, 福建经济发展先后出现了六次比较明显的周期波动 (见表1) 。1990年以后福建经济发展迅速, 1993-1994年, 1997-1998年GDP增长率两次位居全国第一位。2000年以后, 经济发展进入相对稳定的成熟增长期, 增长速度略有放缓, 但波动幅度很小, 保持着持续快速的增长势头 (见图1) 。第六次周期从2001年的增长8.7%开始, 在连续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持续推动下, 2004年GDP增长提升至11.8%。2004年下半年后, 在“双稳健”财政货币政策的调节下, 2005年GDP增速回落至11.6%, 2006年为14.8%, 2007年增长再攀升到15.2%, 经济增长的势头强劲。2001年至2007年, 福建GDP增长率年平均波动大约只有1.08个百分点, 年平均波动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情况。2008年后,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福建外贸出口下滑较快, 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为了扭转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 国家及时调整了宏观政策方向, 财政政策由年初的“稳健”调整为“积极”, 货币政策由“从紧”调整为“适度宽松”。配合全国政策的实施, 福建省也推出了一系列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政策措施,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009年二季度福建经济增长开始企稳回升, 2009年下半年呈现积极向好的态势, 2009年福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949.53亿元, 同比增长12%。2010年福建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实现地区GDP14357.12, 同比增长13.8%, 增幅保持连续11年来明显高全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态势。综合来看, 在两大政策的协调作用下, 福建经济增长进入相对成熟的稳定期, 提高了人民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预期, 有利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
2 福建省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福建省的协调运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协调配合还存在不少问题, 主要有:
2.1 财政货币政策功能定位不够清晰, 出现政策越位和政策缺位。
从财政货币政策执行的实际情况看, 存在职责不清、相互重叠和互补不到位的情况。一是财政政策货币化。由于财政投融资与银行信贷范围界定不严, 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了追逐市场份额, 力争将自己做大做强, 纷纷向竞争性的商业金融业务渗透。财政资金过多地进入竞争性领域一方面放大了财政资金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 遏制了民间资本的消费和投资, 另一方面使得货币政策的调控难度加大, 破坏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性。二是货币政策财政化。目前国有商业银行承担了诸如助学贷款、下岗失业人员小额贷款等政策性银行业务, 与商业
数据来源:福建省统计局
数据来源: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福建统计年鉴
2.2 财政总体实力不强, 财税收入持续增长的基础不牢固。
近年来,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 福建的财政收入不断增加, 财政实力也得到增强。2009年全省财政总收入达1694.63亿元, 是1978年的112倍, 年平均增长16.57%。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1.3%, 提高到2009年的2.8%, 但与上海、江苏、广东等沿海省 (市) 相比, 仍有不少的差距 (见表2) 。此外, 受经济结构的制约, 福建财政收入增长易受外部经济的影响, 财政收入持续增长的基础不牢固。2009年上半年, 受金融危机影响, 福建省税收收入下降3%, 同比回落了28.8个百分点。虽然到2009年底, 财政收入下滑趋势有所遏制, 但增速仍然下降了7.45个百分点。财税收入增长下滑较快, 一方面的原因是福建总体工业化水平不高, 产业支撑能力不强。2000-2009年, 福建省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从2000年的17.0:43.3:39.7调整到2009年的9.7:49.1:41.3, 非农产业占GDP的比重提高了7.3个百分点, 其中工业比重提高了5.8个百分点。但2009年福建农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还占9.7%, 这一比重在沿海省 (市) 中仍然偏高 (见表2) , 表明福建的工业化水平还不高, 产业发展总体上还处在较低层次阶段。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外贸依存度较高,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净出口拉动。2001-2010年, 福建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7.8%, 其中净出口平均增长18.8%, 高于同期消费增长率 (15.4%) 。经济决定税收, 这种出口高增长带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财税增收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易受国际市场的影响。
2.3 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单一, 利率和资产价格信号作用不明显。
一般来说, 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利率 (货币价格) 、资产价格和银行信贷三个渠道, 经过货币市场、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三个环节, 作用于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个变量影响实体经济, 发挥其调节宏观经济的功能。从福建省实践来看, 银行信贷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占主要地位, 利率和资产价格的作用比较有限。主要原因, 一是因为福建省的投资主体以国有占优, 预算软约束使得国有投资主体对利率的敏感程度要低于非国有投资主体。利率传导渠道不通畅, 表现在利率对投资的效果上:2003-2008年期间, 在从紧货币政策背景下, 福建省固定资产投资没有表现出明显回落的迹象, 特别是进入2007年后, 固定资产投资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二是因为资本市场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不够密切, 资本市场对投资和消费的带动作用不甚明显。2009年, 福建省共有上市公司57家, 占全国上市公司总数3.32%。上市公司通过境内IPO融资、上市公司再融资和其他融资, 当年融资金额仅为62.31亿元。与银行信贷相比, 直接融资对投资和消费的拉动作用不大。在占主导地位的信贷渠道中, 又存在着信贷期限结构趋于中长期化的问题。2010年末, 福建省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余额为8638.26亿元, 占全部贷款余额比重为54%。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单一化和信贷期限结构的中长期化, 延长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时滞, 大大削弱了政策效应的充分发挥。
2.4 货币政策的延伸性欠佳, 县域经济和县域金融发展不平衡。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福建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举足轻重的地位。受自然资源、经济发展基础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福建县域经济发展差距明显, 区域不平衡性问题十分突出。近年来, 伴随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 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逐步向经济发达地区、大中城市和效益好、风险低的垄断性行业集中, 减少了对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的信贷投入。主要表现:一是在经济欠发区地区县域金融机构大规模撤并, 保留下来的多为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受信贷授信制度限制, 金融机构在县域的信贷投放偏少, 欠发达地区县域资金外流现象比较普遍。二是欠发达地区县域金融机构产品单一, 金融机构服务功能弱化。目前, 在城市中金融产品是层出不穷, 日益创新, 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 金融产品单一, 大部分乡镇金融产品只限于存款、取款和贷款与一般的汇兑上。农村金融机构单一、竞争性不强, 造成货币政策传导的中间环节缺失, 支农再贷款和窗口指导缺乏硬约束。
3 强化财政货币政策配合的政策建议
3.1 完善财政货币政策的功能定位和投资范围, 形成政策合力。
一是要强化功能分工。财政政策重点在经济结构, 即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 推动福建省经济结构调整与升级;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促进社会公平与城乡经济均衡发展。货币政策重点在经济总量, 即通过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窗口指导等手段, 实现全省信贷总量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二是要界定投资范围。明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 基础性和公益性项目以财政投资为主, 竞争性项目属于货币政策的范围;既保障财政投融资的效益, 又保障货币政策免受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冲击。三是把握配合着力点。在财政补贴、财政贴息、循环经济、新兴与特色产业发展、农村金融创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强化互补力度, 形成政策合力。
3.2 选择适宜福建经济发展的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模式, 突出支持重点。
一是要抓住福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契机, 争取中央给予海峡西岸经济区和原中央苏区县财政优惠的财政体制安排, 给予一般的转移支付待遇。同时, 要积极争取更多的国债建设专项资金和专项补助资金, 加大对福建急需发展的重点性行业和部门的投入。二是要多渠道融通信贷资金。积极争取各家商业银行总行将海峡西岸经济区列为信贷支持重点区域, 促进信贷资源向福建省倾斜, 保持存贷比继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加强与资金较充裕的外省金融机构合作, 通过银团贷款等方式, 引入省外资金支持我省重大项目建设。三是针对福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 在不同区域财政货币政策应有所侧重。福建区域发展不平衡主要是闽东南地区和闽西北地区的发展不平衡。闽东南地区包括东部沿海的福州、莆田、泉州、漳州4个地级市和厦门经济特区。闽西北地区包括福建西部和北部的龙岩、三明、南平、宁德4个地级市。对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闽东南地区, 加大货币信贷支持力度, 发展壮大中心城市, 培育扶持优势产业。此区域的财政资金可通过贴息担保等转化为信贷资金, 以撬动更多的金融、民间资本参与地方经济建设。对经济基础较弱, 但发展前景较好的闽西北地区, 应重点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辅之于必要的信贷支持, 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对生态保护区、限制开发或禁止开发功能区, 应主要由财政解决其发展问题。通过加大对这些地区的财政投入, 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平性。同时, 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确保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
3.3 创新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微观机制, 拓宽覆盖空间。
一是建立完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建议由省政府牵头, 成立由省财政厅、发改委、人民银行、银监局等部门参与的财政与金融协调机制, 对全省重大项目规划、预算及实施统筹安排、科学调度, 创新“财政+金融十担保十保险”等多方协作方式, 促进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的衔接。二是建立“商业信贷资金先行, 财政贴息担保”支持机制, 促进福建省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重点扶持“平潭综合试验区”建设, 着力支持纺织、鞋业、轻工、建材等传统密集型产业的改造升级和电子信息、石油化工、机械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三是建立“财政资金先行, 商业信贷资金跟进”机制, 重点支持县域经济金融发展。建议省财政与地方按一定比例出资设立担保专项基金, 支持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支持县域中小企业发展。对在农村地区经营的农村金融机构, 财政要通过贴息、保费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给予支持。四是建立“政策性信贷资金先行, 财政保障”机制, 加强基础实施建设。通过省财政保障方式, 进一步提高国家开发银行对福建省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 改善福建的投资和经济发展环境。拓展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 加强政策性信贷功能, 积极支持农村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3.4 疏通财政货币政策传导的渠道, 提高运行效率。
一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要逐步压缩行政管理费用支出比例, 提高企业挖潜改造、科技三项费支出比例, 加大对社会保障、科教文卫的支出力度。从中长期来看, 这些举措有利于增强公众和企业对未来收益的预期, 提高其对政策反应的灵敏度, 进而增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二是加强县域金融体系建设, 延伸货币政策的覆盖面。要优化县域金融机构网点布局, 加快完成邮政储蓄银行、农信社县域网点配置。同时, 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推进信用县、乡、村、户工程建设, 改变目前县域经济发展与金融资源失衡的局面。认真组织开展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 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范围。三是多层次扩大直接融资, 拓宽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围绕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 加大对关联性大、带动作用强的龙头企业、重点企业上市的扶持力度, 扩大主板市场融资规模。加大对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后备公司的扶持力度, 推动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成长性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到中小板、创业板上市。推进企业债券融资, 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直接发行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等债券, 进一步改善企业的财务结构, 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3.5 探索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着力点, 增强福建经济抗冲击能力。
从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来看, 金融危机往往是经济转型的重要契机。后金融危机时期,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应着力于优化产业结构, 转变贸易方式, 扩大内部消费需求, 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增强福建经济抗冲击的能力。一是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促进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要在稳定第二产业发展的同时, 努力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与水平。以信息化带工业化, 以工业化促信息化, 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与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服务业全面发展的格局, 加快实现“福建制造”向“福建创造”的转变。二是要抓住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机遇, 加快外经贸方式转变。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优化出口产品结构, 扶持出口品牌发展,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抓住全球化、一体化的有利时机, 加大对非洲和南美等发展中国家以及南亚、俄罗斯等市场的开拓力度, 拓展新的海外市场, 挖掘新的增长点。三是要改善消费环境, 扩大消费需求。持续实施项目带动和品牌带动, 增加优质投资项目,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为扩大消费奠定基础。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提高农村和城镇居民的保障水平, 消除消费方面的谨慎心理, 稳定消费倾向和支出预期, 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 稳定物价, 培育新的消费热点, 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完善农村消费市场体系, 加快“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设, 提高农村消费比例。
参考文献
[1]晏露蓉.2009年福建经济金融运行分析报告[J].福建金融, 201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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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小平.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基于青海的实践[J].青海金融, 2009 (9) .
[4]改革开放30年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辉煌[EB/OL], 福建省统计局外部信息网:http://www.stats-fj.gov.cn/, 2008, 9, 2.
企业会计政策相关问题的探讨 第9篇
一、会计政策在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中存在的问题
在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将会计政策解释为:“企业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中所采用的原则、基础和会计处理方法”。在会计准则讲解中, 将“原则”理解为按照会计准则规定的, 适合于企业会计核算所采用的具体会计原则;将“基础”理解为为了将会计原则应用于交易或者事项而采用的基础, 主要是计量基础。将会计处理方法理解为在企业会计核算过程中按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等规定采用或者选择的适合于本企业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由于企业会计业务的复杂性, 会计政策的具体实施分布到各相应的会计准则中。综观企业会计准则, 关于会计政策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会计政策外延不够宽泛
会计政策除了包含会计原则、会计基础和会计处理方法以外, 还应该包括会计惯例和会计程序。会计惯例是会计工作者在多年的会计处理过程中积累下来的, 具有科学成分的一些习惯性业务处理方式。企业能否采用会计惯例, 也是构成企业会计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对企业来说, 采用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与费用就是一个会计惯例。企业按期结账, 提供中期会计报告也是会计惯例。会计人员定期轮岗, 参与本单位生产实践活动也是会计惯例。会计人员的内部牵制制度也是会计惯例。诸如此类问题都应属于会计政策问题。
会计程序是指一个企业处理会计业务的先后顺序。由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内容和业务过程的差异性, 企业会计处理过程和流程可能有很大差异。对原始凭证的取得、审核, 记账凭证的填制、审核、登账, 会计报表的编制程序等问题的处理是每个企业会计业务的独特体现, 这些也应构成会计政策。在会计准则中, 将这些内容遗漏掉, 会使得会计政策的构成范围约束力下降, 使得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受到影响。
(二) 会计政策解释不明晰, 相互矛盾
判定企业会计处理是否属于会计政策范畴, 要看其是否涉及会计确认原则、会计计量基础和会计核算方法。如果涉及其中的一项, 那就应当认定为会计政策问题。如果是在某项业务中涉及价值估算和时间长度的确认问题, 则属于会计估计问题。对会计政策变更和对会计估计变更处理不同是我们认定政策和估计区别的核心所在。错误认定, 就会产生不同的会计结论。在会计准则讲解中, 将存货发出的计价方法认定为会计政策, 而将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认定为会计估计, 这种解释令人难以理解。因为这两个会计事项没有本质的差别, 两者的初始计量同属于按历史成本计价, 后续计量也都以历史成本为基础, 它们的会计处理方法也完全一致。因此, 两者同属于会计估计问题。
(三) 会计政策在各准则间的规定不协调
会计政策在指导会计工作的不同准则之间应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否则会使会计处理无所适从。比如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明确规定应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各期利息收入或利息费用, 这就是说计算的顺序是先计算实际利息费用, 推导出折、溢价的摊销额。而从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中给出的算法看, 借款的利息是应先算应付利息, 然后再计算折溢价的摊销, 从而求出实际利息费用。因此, 同为借款费用的会计处理, 在不同的准则中规定了不同的处理方法, 失去了会计政策的协调性。
二、会计政策在企业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会计政策应用的正确性能确保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 有利于会计作用的充分发挥。但在实际工作中, 会计政策的应用还存在一些问题, 如不加以解决, 将使会计作用的发挥大打折扣。
(一) 企业运用会计政策的选择不恰当
1.不考虑企业的具体情况, 随意采用新政策。
有些会计政策的使用是有条件的, 比如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其应用条件是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要有活跃的交易市场, 同时还要求能从该市场获得可靠的价格信息。如果不具备这两个条件, 应采用实际成本进行计量。可是, 有些企业的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虽然有活跃市场, 但由于房屋本身存在特殊性, 使其公允价值计量产生困难。如果采用其他房产的价格作为公允价值, 则不能代表企业房产的真实价值。
2.不注意会计准则的变化, 因循守旧。
在新颁布的会计准则中, 对原有的会计政策进行了调整和改进, 同时也采用了许多新政策。比如对存货发出的计价删除了后进先出法;长期股权投资持股比例达到控制时要采用成本法进行后续计量;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要考虑弃置费用;无形资产的摊销可采用多种摊销方法;商业企业存货的采购费用可计入存货的成本;所得税的会计处理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资产范围和借款范围都进行了扩大;合并报表的合并理论也从母公司理论改为实体理论等。很多企业无视这些变化, 在发生与此有关的业务时, 仍然采用原来的会计政策, 使得会计改革成果无法在会计信息中体现。
3.会计政策选择没能与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相结合。
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应考虑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变化情况, 在会计上做好充分的事先准备。比如存货发出的计价方法有很多, 如果企业存货的周转速度快, 产销两旺, 完全可以采用先进先出法计价;如果企业的生产周期很长, 存货流转速度慢, 那应该采用加权平均法计价。再如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要充分注意会计准则的规定, 流动资产减值后可转回, 而长期资产减值后则不能转回, 计提时要考虑企业未来经济情况的变化后再做决定。忽视企业的实际情况, 不从自身的实际状况出发, 盲目照搬照抄, 这样做所产生的会计信息不能体现企业自身的真实情况, 无法反映本单位的会计特色。
(二) 会计政策应用不准确
要想使会计信息作用得以充分体现, 企业除正确选择会计政策外, 还必须注意准确应用会计政策, 对会计政策的本质应该有一个清楚的理解, 并将其应用在具体业务当中。在实际工作中会计政策应用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会计政策的含义理解不准确。比如公允价值的应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些企业对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价时, 公允价值的选取就按市价计算, 不区分买价或卖价。当具备多重市价时, 没能考虑到某项业务的具体情况及其发生地情况, 也不考虑人为操纵价格情况, 不能对市场价格做出合理调整。对于无市价的公允值确定, 估值技术的采用简单不规范, 使得公允价值的计量属性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使会计信息不着边际。
2.会计政策的实际操作方法不正确。新会计准则对会计业务的处理赋予新的操作方法和计算程序, 一些企业没能注意到这些变化。如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的核算, 在计算投资收益时, 不能简单地以被投资单位的账面损益作为基数, 而应以投资取得时被投资单位净资产公允价值为基数将其账面净损益进行调整, 同时还需调整投资双方顺流交易和逆流交易所产生的未实现交易收益。对这些问题不注意, 仍然沿袭老方法, 那就产生了错误的会计结论。
3.会计政策变更过于随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企业采用的会计政策在每一个会计期间和前后各期应当保持一致, 不得随意变更。在企业实际工作中, 很多企业没能遵守会计政策变更条件的规定, 很随意就变更了会计政策。比如一些企业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 随意确定合并范围, 从需求结果出发确定合并范围。对固定资产的后续计量资本化或费用化的做法前后处理不一;固定资产的确认标准前后期也不统一, 同样的资产却被确认为不同的会计项目。这样执行会计政策, 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三、企业运用会计政策应注意的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经济的大融合, 企业面临的经济环境日益复杂, 会计业务的复杂性和新颖性在不断提高。选取准确恰当的会计政策并加以正确运用, 是摆在每位会计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1.会计政策的选择应考虑企业的具体情况。
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必须与企业的生产实践相结合, 从企业的生产经营实践出发, 选择与企业生产经营思路吻合的会计政策。企业如果是大量大批生产, 那就应该选择品种法计算成本;如果是小批单件生产, 那应该选择分批法计算成本。在选择会计政策时, 还要注意会计政策的运用条件是否具备。公允价值计量、资产组减值、债务重组、所得税会计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会计处理等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企业在运用相关会计政策时, 一定要注意这些条件是否具备, 并注意运用成本效用原则加以衡量。
2.准确理解会计政策的内在含义, 正确运用会计政策。
要想使会计政策真正发挥作用, 除正确选择会计政策外, 还要准确理解会计政策的内在含义和相应的处理程序。会计政策不能拿过来即使用, 在使用前应对其进行仔细研究, 细微之处要认真分析, 不同的原则和不同的要求要严格区分, 这样才能确保会计政策的运行效果。比如对研发费用的会计处理一定要判明属于研究支出还是开发支出;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一定要分清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对职工薪酬的处理就是要弄清职工的界定和薪酬的范围。在会计准则中, 对每项会计政策的选择条件和解决方法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包括使用方法。企业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将所选取的会计政策理解好, 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 科学有序、合情合理地加以运用, 以确保会计信息的正确性。
3.正确处理好会计政策在使用中的创新问题。
对于大多数会计业务, 企业都能够从会计准则中选取合适的会计政策。但在实际工作中, 也会发生一些新业务, 产生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在会计准则中没有规定和说明相应的处理方法, 就需要会计工作者发挥主观能动性, 在认真分析经济活动的内容和实质后, 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自己的经验, 找到合理的、有说服力的解决办法。比如企业对无形资产的确认、对重要性的判断、对多重市价下公允价值的选取、对可弥补亏损的所得税收益确认等都需要会计工作者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法。会计工作者要具有创新精神, 敢于打破原有准则和制度框架限制, 大胆做出科学合理的判断, 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法, 制定先进的会计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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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效应偏差问题分析 第10篇
一、财政政策效应偏差的含义分析
财政政策效应偏差是指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实际效应与预期效应发生了背离。政策效应偏差是一个复杂的政策现象, 对于财政政策现象进行具体分析, 大致可以把财政效应偏差归为两类。一类偏差是政策实施过程中必然发生的自然偏差, 另一类则是政策实施过程中人为因素造成的人为偏差。
自然偏差是指财政政策本身的不完善、不成熟、时滞性以及旧政策的历史惯性和对新财政政策理解、认识不足等原因造成的偏差。人为偏差是指财政政策在人为设计上出现与实际脱离、缺乏可操作性和执行中被人为打折扣等原因造成的偏差。
二、财政政策效应偏差原因分析
任何一项财政政策的实施总有一个时间过程, 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政策出台阶段、政策完善阶段、政策成熟阶段、政策弱化阶段。在这些不同的阶段, 财政政策的实际效果是不同的。一般情况下, 在财政政策出台阶段和政策弱化阶段, 政策效果相对差一些, 而在政策完善阶段和政策成熟阶段, 政策效果相对好一些。因此, 在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就会出现阶段性的政策效应偏差。
这种政策效应的自然偏差现象可能由多种因素引起, 如新出台的政策本身不完善, 旧政策的历史惯性的干扰, 人们对新政策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和理解, 新政策的作用机制尚未有效运转与其他经济政策还没有取得协调或者经济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等。此外, 任何一项财政政策都存在着适应性问题, 任何一项财政政策的制定, 所依据的是一定时期全国经济稳定与发展的总体状态, 它所要解决的是带有共性的问题, 因而国家在制定财政政策是主要提出解决经济稳定与发展的一般措施和目标, 它只是与带有普遍意义的政策问题相对应。同样, 政策制定者对政策效应的考虑, 也只着眼于一般影响和一般后果。然而, 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从全局范围内所认定的政策问题, 在局部地区并不一定都存在, 或者程度有差别, 而且即使是同一政策问题, 从全局或局部来看也有许多不同的形成原因。因此, 一项带有全局性的财政政策在其实施过程中, 就会形成政策实际效果的地区差别。
以上关于财政政策效应自然偏差的论述实际上暗含着三个前提条件:政策设计基本正确、政策工具运用与搭配得当、政策执行主体行为端正。在这些条件严格限定下, 政策效应的偏差完全与人为因素无关。而事实上, 无论是政策目标的选择, 还是政策工具的运用或传导机制的设计, 终归是人的因素在起作用。当人的主观意志与客观实际发生背离时, 政策的效应也会发生偏差。人为因素造成的效应偏差, 其最常见的表现是:设计脱离实际, 期望值过高, 客观上难以实现;工具缺乏或选择不当, 搭配有误, 缺乏可操作性;主体行为偏差, 使政策贯彻受阻。在现实中, 财政政策效应的自然偏差与人为偏差往往是交叉在一起的。这就需要我们进行仔细的研究和分析, 针对不同类型的政策效应偏差, 采取不同的措施。
三、财政政策效应偏差纠正分析
要想纠正财政政策带来的效应偏差, 我们认为要从实施财政决策的民主化和法制化, 强化财政监督和注重财政金融政策的配合三方面着手。
(一) 财政领域的民主化与法制化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
一是确定国家预算收支规模, 实现国家预算效益最大化的目标。二是按国家的方针政策确定公共项目的种类。三是通过立法确定预算收入的筹资方式和制度, 即确定税种、税率、纳税人和合法收费等事项。四是对预算执行实施日常财政监督, 审核国家决算。
财政决策的民主化在于:1.推行政务公开, 实现财政决策目标的民主化。2.建立财政决策系统的民主机制, 实现财政决策过程的民主化。3.重视发挥财政参谋咨询人员在决策中的作用。
财政决策法制化是指以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法规为依据, 本着体现人民意志, 按照反映财政决策过程规律的原则进行决策, 并使财政决策者的权力和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和公众的有效监督。“在公共财政模式中, 法治的精神应该渗透到财政管理的方方面面。”财政决策法制化是实现财政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保证。主要在于:财政决策程序的法制化;财政决策权力的法制化。
(二) 构建完善的财政监督机制, 既要总结我国历史和现
实的经验教训, 又要借鉴市场经济和西方国家经过几百年实践积累起来的成功经验
首先, 要将强化公共财政监督机制作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加强宏观调控和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重要措施摆上议事日程, 就全面强化和完善财政监督机制问题作出总体制度安排。既要进一步加强各级人大对财政的高层权力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直接民主监督, 更要采取有效措施完善以审计和财政部门为主体的经常性专业监督。
其次, 就专业监督而言, 要按照事有专责的分工规律, 就公共财政监督机制的模式作出明确选择:或者强化审计部门的全过程监督, 同时取消财政部门的监督职责;或者将审计部门的监督定位于事后的和再监督性质的审查, 而将公共财政运行全过程监督的责权赋予财政部门。鉴于财政部门有结合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过程进行财政收支全程监督的方便条件, 需要在明确财政部门监督责权的同时, 根据工作需要增加人员编制, 适当提升财政监督机构和派驻部门监督官的规格, 以便有效地履行监督职责。这样, 自然会增加一些行政成本, 但加强监督的政治经济效益肯定会远远超过其成本。
第三, 根据监督模式选择, 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监督法》。明确监督主体的责权和被监督客体的违法违规责任, 使财政监督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实现公共财政监督机制法制化, 增强财政监督的法律权威性, 提高财政效率。
(三) 财政与金融的政策配合, 首先指的是在政府进行宏
观经济调控的过程中,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这两大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问题
通过二者的协调, 既要能有效刺激内需, 促进经济增长, 又要有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 实现国民经济质量的提高。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必须有明确的分工, 合理调整二者在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中的配合关系。一般来说, 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重点是调整结构性要素, 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也是两大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合理分工的基础。然而, 这并不是说财政政策可以放松总量控制, 也不是说货币政策就可以放松结构调整, 而是二者在处理总量与结构问题中的协调配合的优先次序。例如在当前保证经济平稳增长过程中, 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就很值得研究, 尤其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否刺激投融资与保障公共项目后续资金需求, 就是二者配合效果的一个重要例证。
从财政货币政策的结合部来看, 二者的有效配合与债券市场是密不可分的。短期国债历来是货币政策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对象, 作为两大政策工具的主要结合点, 短期国债在我国显然数量严重不足, 这使得现代货币政策手段也流于形式。实际上, 所谓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配合, 在此就是要求财政部门在安排国债发行的时候, 不仅考虑预算状况以及成本约束, 同样也应当把短期国债的货币政策效应考虑进来。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 忽视与财政政策、国债市场的协调, 不仅会损害自己的政策操作基础, 也会间接抵消宏观政策效果, 并在债券市场尚不完善的情况下积累起潜在的金融风险。反过来从财政政策的角度看, 充分考虑货币政策的可能走向, 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 也能够缓解与货币政策短期目标冲突而造成的负面影响。
最后, 从开放经济的角度来看, 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被赋予了更加复杂的内容。特别是当前世界经济危机还在全球蔓延, 中国经济遇到了出口困难, 内需不旺的情况, 制定相应的财政金融政策, 其根本效果怎样, 是对我们的一次空前考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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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公共政策问题的界定 第11篇
关键词：公共政策问题；公共政策问题界定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4-0064-02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总存在着大量引起人民关注的社会现象，其中的一部分构成了社会问题，进而转变为公共政策问题。然而，并非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会成为政策问题，列入作为公共权力代表的政府的议事日程，同时政府也不可能也没必要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因此，如何科学地对政策问题进行界定，在政策制定的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其原因在于一项政策的失败往往更多地来自对错误问题的解决，而非是因为对真正的问题找到了错误的解决方案。
一、公共政策问题与公共政策问题界定
人类社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人类需要在不断解决的过程中求得进步，政府公共政策的社会意义就在于及时、有效地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所以“问题”是任何公共政策的起点。
1．公共问题。社会问题虽然具有了一定的严重性，但只是关系到当事人，尚未直接影响到其他人。当问题超出了当事人，其影响波及到不直接相关的群体时，问题就转化成为了公共问题。由社会问题到公共问题，表明该问题已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并且基于价值观念和切身利益的考虑，公众开始提出以解决该问题为目的公共性诉求。
2．公共政策问题。 关于公共政策问题，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定义。安德森认为，从政策意图的角度看，政策问题可以定义为某种条件或环境。这种条件和环境引起社会上某一部分的需要或不满足，并为此寻求援助或补偿，寻求援助和补偿的活动可以由那些受环境影响的人直接从事，也可由别人以他们的名义进行。邓恩认为，政策问题是还没有实现的，通过公共行动可能追求得到的需要、价值或改进的机会。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政策问题是指多数人认识到的一种客观事实，表现为社会利益的失衡和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的冲突，是社会公共权威部门纳入工作议程并将采取行动加以解决的问题。
二、公共政策问题界定的过程
由于公共政策问题固有的复杂性，使政策问题的界定也变的复杂。在界定公共政策问题的过程中，首先要考虑可能影响界定正确与否的因素，然后是选择界定方法，安排界定步骤。
（一）公共政策问题界定的影响因素
根据公共政策问题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公共政策问题是客观事实与主观认定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从这个角度分析公共政策问题界定的影响因素，其内容应该包括对客观现象有关信息的掌握程度、价值观念的影响、界定方法的选择、政府态度的影响等几个方面。
1．对客观现象有关信息的掌握程度。在政策问题界定的过程中，如果对反映政策问题的有关信息资料掌握得越多越充分。问题的界定就越正确、顺利。反之，在缺乏政策问题的信息资料的请卡下，界定问题将会面临很大的困难。这就要求在我们准备界定一个政策问题的时候，要采取多种方式尽可能充分地掌握有关的信息资料。
2．价值观念的影响。由于一个社会公共问题要转变为公共政策问题，除了客观存在、影响范围广等前提条件外，还必须有人们以个人利益、价值观念为基础的主观认定，所以界定的过程必然会受到价值观念因素的影响。不同的价值观念既有可能使问题的界定在社会与政府之间存在差异 ，也有可能会使在社会与政府各自的范围内产生差异。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问题转化成政策问题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政策问题界定也是一种价值观念的选择。
3．界定方法的选择及有关人员的分析水平。在政策问题界定的过程中，界定方法的选择应用以及有关人员的分析水平将直接影响对问题实质的认识。方法选择不恰当，应用不合适，都会导致政策问题界定的不准确。同时，有关人员的分析水平也会直接关系到对问题的分析。因此，选择恰当的界定方法以及高水平的专业分析人员对政策问题界定非常重要。
4．政府态度。政府作为社会权威部门的代表，对社会公共问题的态度往往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和强大的影响力。一个公共问题能否成为政策问题并得到有效地解决，与政府态度积极与否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政府态度明确、积极，那么将会加快政策问题界定与解决的速度，也将使对问题的社会认识走向统一。
（二）公共政策问题界定的方法
公共政策问题界定是一个议论分析、陈述观点、技术特征明显的过程，其中方法的选择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有关政策问题界定的方法，美国学者威廉·邓恩归纳出九大方法，具体包括边界分析、类别分析、层次分析、类比分析、头脑风暴发法、多面透视分析、假设分析、论证图形化、问题文件法。这里主要介绍类别分析、层次分析 、类比分析、假设分析四种比较常用的方法。
1．类别分析。类别分析是一种澄清概念的技术，这些概念用于对问题情势进行定义和分类。在对问题情势进行感知的过程，分析人员必须把他们的经验分类。即便是对问题情势的最简单描述，也要以通过归纳推理对经验的分类为基础，归纳推理是这样一个过程，即通过感受特定的具体事物或情况，形成一般概念。类别分析基于两个主要程序：逻辑划分和逻辑分类，当我们选择一个类别并将其分解为构成部分时，这一过程成为逻辑划分；与此相反，将情势、物体或人组合成更大的群体或类别的过程，则称之为逻辑分类。
2．层次分析。层次分析是一种查明问题情势的可能原因的技术。层次分析帮助分析者分清三种原因：可能的原因、合理的原因和受控的原因。可能的原因是指那些无论多么遥远，都可能使一种特定的问题情境出现的事件或行动。与此相对照，合理的原因是依据科学研究或直接的经验对一种问题情境的出现产生重要影响的那些原因。受控的原因指的是受政策制定者控制和操纵的原因。层次分析着重于个人分析，而不是团体的相互的影响。因此，层次分析也可能依靠个别的分析者而非群体作为知识源泉，从而预先排除其他可替代的因果解释。
3．类比分析。类比分析是一种通过对不同问题的相同或相似关系的研究，分析政策问题的成因、性质及类别的方法。类比分析也就是调查问题间的相似性，借以帮助政策分析人员依据类比的结果，对政策问题的内涵进行分析，分析人员可以运用人的类比、直接类比、符号类比、幻想类比四种不同的类比形式。类比分析的基本假设是分析人员如果能觉察问题间所存在的相同或相似的关系，将有助于提高分析人员解决问题的能力。
4．假设分析。假设分析是一种用来对有关政策问题的冲突性看法进行创造性综合的技术。它是问题界定中一种最具有综合性的方法，因为它包含了其他的程序的应用，并可以侧重于团体、个人或兼而有之。假设分析的最重要特征是：它是明确地用来处理政策制定者、分析者及其他政策作用者不知如何在定义上达成一致的问题。假设分析包括以下五种程序：⑴ 利害关系人的认定；⑵ 提出假设；⑶ 质疑假设；⑷ 汇集假设；⑸ 综合假设。
由于公共政策问题界定是个主观的过程，因此如何通过技术方法上的努力使得主观的问题确认过程逼近客观的问题存在，是应用界定方法的时候值得我们探索的问题。上述方法在应用时可能会显得过于原则化，这就大大降低了其可操作性，所以如何将界定方法科学地应用于政策问题界定的实践中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二）公共政策问题界定的步骤
在公共政策问题界定的过程中，除了要考虑影响界定的因素、界定方法等方面外，恰当地安排界定步骤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有关公共政策问题界定的具体步骤研究，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我们把政策问题界定的过程简单划分为问题觉察、问题界定、问题陈述三个步骤。
1．问题觉察。问题觉察是指某一问题被发现并引导政策制定者更多关注，采取可能性行动的过程。在问题觉察阶段，也是促使社会形成关于公共问题的共识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存在众多的促使问题被觉察的活动者，同时这也就形成了问题觉察的途径。通常有以下几种途径：① 执政党和政府领导人；② 政府工作人员；③ 调查研究的专业机构及有关人员；④ 其他党派、利益集团、新闻媒介和普通民众；⑤ 危机或特殊事件。
2．问题界定。问题界定是对需要解决的公共政策问题所作的特定解释，也就是用最基本的和普通的词汇揭示政策问题的性质和原因。需要指出的是在选择界定问题的概念体系的时候，政策问题界定者会受其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因此，在问题界定阶段界定者要注意克服自身的不良思想的左右，使对问题的界定更接近于客观事实。
3．问题陈述。问题陈述是运用一些可操作性的语言如数学模型等把实质问题转化为一个详细和特殊的形式问题的过程。这一阶段并不直接描述问题本身，而是将制约政策问题的诸因素的关系用数学关系来表示，用物理对象来模拟。这样做的优点是通过适当的简化与抽象，突出问题的本质规律，有助于对问题的分析和研究。
在公共政策问题界定的实际操作中，并不会出现上述清晰的阶段划分，因为以上各个阶段的工作有时会交叉进行，但是阶段的划分将有助于公共政策问题界定的进行，也会提高界定的科学性。
三、结语
对公共政策问题的界定只是完成了政策制定的初步工作，但是其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意义与地位却不容忽视。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一项政策的失败是由于我们解决了错误的问题，而不是为正确的问题找到了错误的办法，那将是更大的失误。因此，正确的公共政策问题界定是科学决策的前提。正如人们经常所说的那样，成功地提出问题就等于解决了问题的一半。
参考文献：
[1] [美] 威廉·N·邓恩. 公共政策分析导论（第二版）[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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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时滞问题实证分析 第12篇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是宏观经济学中长期争论的主题, 而货币政策效应的时滞是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对于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具有非常特别的现实意义。
时滞通常分为内部时滞 (Inside Time Lag) 和外部时滞 (Outside Time Lag) 。由于内在时滞更多的是政府当局的一个主观变量, 主要决定于政府的工作时滞, 其可控性较强, 因此在对货币政策时滞做实证研究时, 主要研究的是它的外在时滞。货币政策的外部时滞通常较长, 需要通过各种货币传导机制来影响实际变量。
对于货币政策时滞, 西方经济学界通过采用经济计量方法, 研究表明某种货币政策从实施到取得最终效果一般为6个月至2年, 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马克·H·瓦利斯的结论, 他通过模型对美国的货币政策时滞所做的估计结果是4个月至23个月, 其中内部时滞为3个月, 外部时滞为1至20个月[1]。而弗里德曼经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 从货币增长率的变化到名义收入的变化需要6～9个月[1]。
国内关于货币政策时滞大致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2～4个月。如:郭菊娥 (2001) 应用VAR方法分析了中国1993～1999年的季度数据, 得出实际货币供应量对实际GDP的作用时滞为2个月[2]。王志强 (2000) 认为, 货币供应量对GDP的作用效果在1个月后开始产生, 其作用时滞为4个月[3];第二种认为7个月左右。巴曙松 (2000) 对1990～1998年这两个时间段的货币政策对于经济产出效应的时滞进行实证分析, 认为滞后期分别是7个月[4]。第三种认为大约是一年左右或更长。货币专家周骏分析了1988年9月开始实行的紧的货币政策和1989年9月开始实行的松的货币政策, 指出我国实行松或紧的货币政策对整个经济发生作用的时间间隔, 包括中期落后和外在落后, 约为12个月。徐龙炳 (2001) 的实证结论表明, M1以及M2对经济的影响在第4年才达峰值[5]。
从已有的结果来看, 关于我国货币政策时滞的实证分析大多是来自对时间序列变量数据或图表的直观估计, 也有的是用时差相关系数法来进行预测的。直观估计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其可信度不高;而时差相关系数法则属于单方程模型, 它无法反映系统的完全信息, 不能估计政策产生效果的连续作用时间过程。本文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考察货币政策及其各传导机制传导过程中的作用时滞。
2 研究方法与模型
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这两种方法基于系统模型, 较时差相关系数法优越, 能够反映出系统的完全信息, 估计出政策发生作用的连续时间过程[6,7]。
①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是指系统对其某一变量的一个冲击 (Shock) 或新生 (Innovation) 所做出的反映。
考虑一个p阶向量自回归 (VAR) 模型:
其中:Yt是由内生变量组成的k维向量, Ai是系数矩阵, B是常数向量, εt是维误差向量, 其协方差矩阵为Ω.
一般地, 如果向量自回归模型 (1) 是可逆的, 则它能表示成一个向量移动平均模型 (VMA) :
其中:Ψs是系数矩阵, C是常数向量, 它们均可由模型 (1) 中的系数矩阵Ai和常数向量B求出。
根据向量移动平均模型 (2) 我们很容易看出, 系数矩阵Ψs的第i行第j列元素表示, 第i个变量对由变量j产生的单位冲击的s期滞后反映, 即VAR系统中变量i对变量j的s期脉冲响应。当然, 这里有一个假设, 就是系统只受一个变量的冲击, 不受其他变量的冲击。换句话说, 这个假设要求误差向量εt的各分量之间不相关。
但是, 在一般情况下, 上述假设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 误差向量εt不是标准的向量白噪声, 它的各分量之间是相关的, 即误差向量的协方差矩阵Ω不是对角阵。为此, 脉冲响应函数的计算通常是在一个经过变换后的VMA模型中进行的。
由于误差向量的协方差矩阵Ω是正定的, 因此存在一个非奇异阵P使得PP′=Ω, 于是模型 (2) 可以表示为:
经过变换, 原误差向量εt变成标准的向量白噪声ωt. 那么, 系数矩阵ΨsP的第i行第j列元素表示系统中变量i对变量j的一个标准误差的正交化冲击的s期脉冲响应。
由模型 (3) 可以计算出系统中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 比较其不同滞后期的脉冲响应, 可以确定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作用时滞。
②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提供了另一种描述系统动态的不同方法。脉冲响应函数是追踪系统对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效果, 相反, 方差分解则是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 (MSE, Mean Square Error) 分解成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 可以考查任意一个内生变量的预测均方误差的分解。
很容易推导出VAR模型 (1) 的s步预测误差是
它的均方误差 (MSE) 为:
其中, Pj是矩阵P的第j列向量, 括号内的表达式表示第j个正交化新生对s步预测均方误差的贡献。
根据式 (4) , 可以将任意一个内生变量的预测均方误差分解成系统中各变量的随机新生所做的贡献, 然后计算出每一个变量冲击的相对重要性, 即该变量的贡献占总贡献的比例。比较这个相对重要性信息随时间的变化, 就可以估计该变量的作用时滞。
3 实证分析
由于在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中, 股票、汇率、预期起着很重要的传导作用, 因此模型中共引入了五个变量:货币供应量、股票价格、汇率、价格预期和产出。选用广义货币M2 (狭义货币M1+企业、单位、机关、团体和部队的定期存款+居民的储蓄存款+其他存款) 作为货币供应量变量, 选用上海股票市场综合指数月末收盘价作为股票价格变量SZ, 选用人民银行月末公布的人民币/美元价格作为汇率变量EXCR, 选用零售物价指数前3期的平均值作为人们对当期物价的预期变量EXPP, 选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产出变量。数据为月度数据, 期间为1991年1月至2008年6月,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和《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正式建立和公布批发物价指数, 全国消费物价指数也只是从1993年开始, 因此我们采用零售物价指数RPI。一直以来, 国家都公布了零售物价的同期比指数 (即与上一年的同月物价百分比) , 利用这个指数, 构造零售物价的月度定基比指数PRICE, 基期选为1990年1月。
由于我国还没有正式的季度和月度GDP时间序列, 因此, 首先通过季度插值的方法[12]将年度GDP进行季度分解, 再以工业总产值 (1998年7月后为工业增加值) 月度指标为结构权数将季度指标换算成月度GDP指标。
月度数据中或多或少包含有季节变动因素, 这里采用X-12季度调整方法对时间序列变量中的季节因素进行了剔除, 并形成各自的tc序列。
相应地, 可以得到各变量的实际值。为了减少时间序列的波动性, 克服数据中的异方差, 对各实际变量实行对数变换, 记为:
RM2=log ( (M2tc/PRICEtc) ×100%)
RGDP=log ( (GDPtc/PRICEtc) ×100%)
RSZ=log ( (SZtc/PRICEtc) ×100%)
REXCR=log ( (EXCRtc/PRICEtc) ×100%)
EXPP=log{[PRICEtc (-1) +PRICEtc (-2)
+PRICEtc (-3) ]/3×100%}
其中, PRICEtc (-*) 为季节调整后与现期相比滞后*期的零售物价指数。
用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方法分析变量间作用时滞时, 用的是RM2、RSZ、REXCR、EXPP、RGDP五变量间的VAR系统模型, 其中, 滞后阶数由AIC信息准则和SC准则确定为8。利用Eviews4.0软件, 计算结果分别显示于图1、图2和图3。
其中, 图1表示实际产出RGDP对实际货币供应量RM2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 图2从上到下依次表示RSZ、REXCR、EXPP对 RM2的脉冲响应以及RSZ、REXCR、EXPQ预测方差中RM2贡献的百分比;图3从上到下依次表示RGDP对RSZ、REXCR、EXPP的脉冲响应以及RGDP预测方差中RSZ、REXCR、EXPP贡献的百分比。
图1显示实际产出对实际货币供应量冲击的动态响应在35个月后趋于零, 这说明实际货币供应量冲击在长期不影响实际产出。但图1也显示了在短期内实际货币供应量冲击对实际产出有波动性影响, 实际货币供应量发生变化后1个月, 实际产出波动性上升, 在9个月后, 脉冲响应达到最高点 (上升1.42个百分点) , 随后缓慢下降并逐渐趋于长期的平稳状态;实际产出预测方差中实际货币供应量的贡献随着预测期的增加越来越大, 在10个月后达到10.49%, 之后趋于稳定。
图2显示, 股票价格在实际货币供应量变化的冲击下波动性上升, 在9个月后上升到最高点 (上升2.29个百分点) , 然后缓慢下降趋于长期平稳状态;汇率在实际货币供应量变化后缓慢下降, 7个月后逐渐上升, 在18个月后脉冲响应达到最大 (上升0.53个百分点) , 然后缓慢下降趋于长期平稳状态;实际货币供应量的变化首先对价格预期产生了一个负的冲击, 2个月后波动性上升, 在5个月后脉冲响应达到最大 (上升0.11个百分点) , 然后缓慢下降, 逐渐趋于长期平稳状态。
再来看方差分解下各变量对实际产出的作用时滞。显然, 股票价格、汇率的预测方差中实际货币供应量的贡献分别在14个月和18个月后趋于稳定;而价格预期的预测方差中实际货币供应量的贡献随着预测期的增加越来越大, 在4个月后达到最大52.21%, 之后趋于稳定。
图3显示, 实际产出在股票价格变化的冲击下持续上升, 在4个月后上升到最高点 (上升1.78个百分点) , 然后波动性下降, 在15个月达到次高点 (上升0.96个百分点) 后缓慢下降并趋于长期平稳状态;实际产出在汇率变化2个月后波动性上升, 在5个月后脉冲响应达到最大 (上升1.51个百分点) , 然后缓慢下降并逐渐趋于长期平稳状态;实际产出在价格预期变化3个月后上升, 在4个月后脉冲响应达到最大 (上升0.97个百分点) , 然后缓慢下降, 逐渐趋于长期平稳状态。而显然, RGDP预测方差中RSZ、REXCR、EXPP贡献分别在5个月、7个月、6个月后趋于稳定。
4 结论
本文运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对我国货币政策及其传导机制的效应时滞进行了实证研究, 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结论:
①实际货币供应量冲击在长期不影响实际产出, 在短期内实际货币供应量冲击对实际产出有波动性影响。实际货币供应量对实际产出的作用效果在9～10个月后完全发挥。因此, 在利用货币供应量进行经济调控时, 需要对时滞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 否则会造成经济的剧烈波动。我国1988年和1993年的两次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发生, 不能不说是有缺乏正确认识时滞的原因。
②货币政策传导途径中的股票价格途径、汇率途径、预期途径的作用时滞分别大约为13～19个月、23～25个月和9～10个月, 为具体观测各个指标提供了依据。同时为正确制定我国货币政策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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